（卷首）

译《洞麓堂集》（明）尹台 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 《洞麓堂集》别集类第五 明 提要 臣等谨案：《洞麓堂集》十卷，为明代尹台所撰。尹台字崇基，号旧山，永新人，嘉靖乙未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明诗综》称他有《洞山集》，这里却作《洞麓堂集》。考察本集卷首邹元标的序文，称“《洞麓堂稿》，是大宗伯洞山尹公所撰”。距离尹公家乡几里处有一奇洞，峰峦高峻奇特，于是他常在其中游憩；又因图书掩映、烟霞映照，感到十分适意，便用它为堂命名，也用来命名自己的稿本。这样看来，“洞山”是他居住地的名称，“洞麓”是他的堂名，实际是同一部集子。尹台因保护杨继盛一事，成为清议所归。集中如《与罗念庵书》中说：“近世宗奉良知学派的人，议论纷纷，只因金溪人错误理解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又极力论说‘即心即理’的错误，认为即使确有所得，也不过是此心灵觉的妙处，并不是所见到的理。佛教只见到心而没有见到性，陆氏的学说大体也类似这样。”又说，程子一派在当时尚且有失传的情况，如吕氏、游氏逐渐进入禅学；朱子去世以后，勉斋、汉卿仅仅足以自守，未能继续传承，完全失去了朱子学说的宗旨。何王、金、许三人都暗中背离老师的学说，并不只是草庐一人如此。他对姚江学派的攻击非常有力，也可以说是坚定不移了。集中有一篇《祭陆东湖文》，推许他在朝廷中声望很高，对国家功劳很大等等。东湖是陆炳的号，陆炳名列《明史·佞幸传》中，与尹台实在不是同类人。考察史书称，陆炳每年的收入多得无法计算，善于与权贵周旋，对善良之人也毫不吝惜援助；世宗多次制造大狱，陆炳常常设法保全许多人。他降低身份结交士大夫，从未陷害过一个人，所以朝廷士大夫多有称许他的。尹台的借题发挥，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君子议论公义，不论私交，但终究免不了成为白璧上的瑕疵。全书文章六卷，诗四卷。邹元标序说他的诗有数百首，大力追求唐代雅正的体制；奏疏、书信、序、记、铭、状、表等数百篇，出入汉宋之间，阐明推演名理，不屑于写绮丽之语，即使是乡曲间的文字，也一概文辞充溢、过分赞美。现在校阅他的作品，仍然不能说全是虚妄。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校订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洞麓堂集序》《洞麓堂稿》是大宗伯洞山尹公所撰。距离尹公家乡几里处有一个奇洞，峰峦高峻奇特，尹公常在其中从容游赏。图书相互掩映，烟霞流动映照，十分适意，于是便用它命名自己的堂，也用来命名稿本。诗有数百首，大力追摹唐代雅正的风格；奏疏、书信、序、记、铭、状、表等数百篇，出入汉宋，阐明推演名理，不屑于琐细华丽的文辞，真是盛大啊。尹公去世已经很久了，我常和友人甘子开商量说：‘公是一代名硕，他本人如高山大川，是后学的典范；在朝廷任职时多刚劲挺立，与那些佞幸相抗争；保护杨忠愍一事，流传在士人谈论中尤其伟大。虽然没有完成尹公宏大的事业，但足以不朽的，自然在他的文章中，怎么可以任其漫漶而不流传呢？’然而我们两家生活困窘，无法筹立此事，最终没有实现。适逢绣水黄与参使君任吉州观察使，想到他的祖父遂泉公曾是尹公门下的士人，深深追念根本，便捐出俸禄为尹公广泛刊传，并把为尹公同乡后辈的我邹元标托付来撰写卷首。元标曾考察各地的方志，知道吉川的文献在天下首屈一指。自欧阳六一、周益国、高峙以来，历代著名人物姑且不论本朝，以史学著称、光耀馆阁的有近二百人。然而吉水的杨西昌、解缙两位内阁大臣最为著名。解缙如天马行空，自出机杼，不可拘束。杨步武和六一，沉浸于浓郁深厚的文风之中，后来的作者也一个个兴盛起来，有的流传，有的没有流传。禾川自刘文安直到尹公相继兴起，前后相望，大概都是文苑中的杰出人物，也是士林中的表率。刘文安如琼林武库，晚年趋于简约，亲手删定文集不过数卷。尹公的文集比刘文安稍多，舒缓宽博，浩瀚无边，可以和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后世一定会有了解他的人。刘文安任宰相虽然不久，却被称为名相。尹公虽然没有做宰相，但当时逐渐参与朝政，像从门缝中窥见左足一样，已经显露出入阁的迹象。尹公固守我乡古代先辈的家法，宁愿在周南滞留十多年，敦厚行事，详慎宽裕，辗转徘徊而丝毫不降低自己的操守。这就是尹公的文章应当流传的原因；否则，当时以文章著名的人难道会没有别人吗？我还没有读完他的文章，数说当时的事情，就令人怒发冲冠。唉，传扬尹公的人，难道只在这部文集吗？我听先辈说，读书于中秘，任职一官而长期不调，大概是想把艰巨的治理任务交给他，所以先把他投置在寂寞恬淡的地方。只有在寂寞中志向才能安定，只有在恬淡中操守才能坚定。志向安定、操守坚定，那么观察事物的情状就会成熟。出仕时能够肩负天下和大道，退居时也不失为著名的公卿。尹公当时虽然优游于南北之间，但精神情志多依傍于我乡的名德之士以及海内一二位闻名的先生；这些都是所谓处于恬淡寂寞、志向安定、操守坚定的人。尹公在山野水边寻访诸位先生，内心谦下，想着如何使自己更加自谦，所以尹公的造诣直到老年也没有衰退。如今是什么时候了呢？我因尹公而产生无穷感慨，又因尹公而想到我乡先辈的盛况。不要说列朝，即使在嘉靖年间，也有许多见识深远、造诣深厚、堂堂成为人伦冠冕的人。这也是读尹公文集的人应当悚然奋发的地方。万历丁未年季夏月，吉水邹元标尔瞻父撰。●钦定《四库全书》《洞麓堂集》卷一 （明）尹台撰 ○序 《赠梦山先生迁庐陵令序》

译梦山先生因进谏而被贬出京，任龙泉县丞。在任上刚满一个月，邻近县邑便歌颂他的非凡政绩。直指使把这件事上报，天子特意将他升任庐陵县令。于是朝廷中的缙绅大夫士人，都啧啧称颂圣明、任用贤能而弘扬正直。当初先生被贬出京时，门下取得官籍的弟子有二十三人，大家一起谋划为他申辩。先生毅然说：‘我已经因为进言获罪，诸位又宣扬我的过错，岂不是不合相互帮助的本意吗？’到了任命他为庐陵县令时，门人又一起商量说：‘这件事难道可以不说几句吗？’尹台说：‘是啊！有些事情众人认为轻微，但在贤人君子那里却特别重要。难道不正是说先生这次升迁吗？况且和氏之璧，起初献给楚王时反而被刖去双足，后来再次献上才受到重视。秦、赵两国用十座城争夺它，却没有得到；铁石在葛卢山泄露出精华，经莫邪氏锻造才成为宝剑。世上没有识宝的人时，它的精气久而久之跃动显现，天下才惊叹它的优良。事物有时会改变，但能够在屡次湮没之后仍然洁白光耀于世，道理本来就不可一概而论。何况贤人君子施展才用，轻重难道能和众人的品评相提并论吗？所以升迁与否，本来不应当对先生有多大关系，但众人称颂而不能停止，难道不是有缘故吗？’ 况且圣明的君主在上，能干的人得到任用，正直的人也不会被遗漏。先生的正直震动朝廷内外，才能又显著超过众人。假如对世道没有用处，那也就罢了；如果世道不能遗漏先生，那么一旦有机会施展才用，受到天下人的重视，岂只是超过众人通常的举措一倍呢？所以我认为先生这次升迁，独自具备了四种好处：一是君主不因过错责罚他，相关道理见于‘灶’的譬喻。从前卫国有一个堵塞政令的人，近臣有人告诉卫君说：‘我私下常梦见您在灶边。’卫君说：‘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灶下一个人烧火，前面的人就看不见后面的人；如今莫非有人在烧灼君主吗？’于是卫国除去了堵塞政令的人，国家便治理好了。把灶比作君主，是一种不恭敬的譬喻；君主不责罚他的过错而相信他的话，说明君主的明察。二是不因可疑的迹象而怀疑他，道理见于‘夜行’的故事。段产对新城君说：‘夜间行走的人能够完全隐藏吗？不能，就会留下可疑的踪迹。所以我若获罪于君主，就背负了夜行者那样的踪迹。’明主不因任用我而疑心，他的心志才能显现。三是根据谨慎守节来选择臣子，道理见于‘原守’的故事。晋侯攻打原地，得到赵衰，曾说他像饥饿的人一样。不因一壶饭食而徇私，正可以从谨慎守节上观察他的品行。连一壶饭食尚且可以用来选择臣子，何况敢于陈述意见而不怕谴责刑罚的人呢？四是重视任用亲近百姓的官职，道理见于邺县令。魏国有西门豹，魏文侯知道他贤能，便派他任邺县令，说：‘去吧，去成就你的功业。’接近百姓没有比县令更直接的了，魏文侯任用贤者并勉励他。他的功绩使邺地治理良好，至今还被人称颂，这就是文侯重视官职的表现。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用权衡来区别天下士人，量才器使；任用官员一定使他与职位相当，举荐人才一定依据他的才能。懂得这四种好处，就可以任用你了。猪苓、鸡癕之类的药材陈列在店铺里，低洼潮湿的水泽就不会有被丢弃的草木；栋梁、椽桷陈列在屋内，枝叶繁茂的树林中就不会有被屈抑的树木。贤人君子，是国家的器用；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才干所能达到的地方施展，士人与和他们一同进用的人就会受到考察。所以如果得到一个这样的人，他可以倡导十个人；如果失去这样的人，十个人也不能不被一个人败坏。先生只管前去吧！将使如今在位的人，欢然运用权衡来量才器使，并考察他们进用、荐举的根由。凡是正直而有才能的人，都将想到在昌明显赫的朝廷上一同施展，这不正有赖于先生这次任职吗？《赠滦西王大夫参政山西序》滦西王大夫以兵科都给事中的身份出任山西省参政，他将要启行，同僚诸君子请我撰写赠言。史台我说：‘唉！我的话对大夫有什么用呢？虽然如此，我私下听说大夫贤能已经很久了。大夫向古人学习，难道不是深厚积累、默默藏蓄而不显露自己的才学吗？’回答说：‘是。’大夫在县邑任县令、在给事中职位上任言官时，难道不是尽心施惠于百姓，不夸耀自己的才能，努力不懈吗？对于公私大计，难道不是不羡慕激切进言的虚名吗？回答说：‘是。’大夫修养自己的行为，难道不是树立朴素作为表率，遵循含晦而明达的原则，坦荡旷达，不设置沟壑阻隔吗？回答说：‘是。’史台说：‘唉！像这样，大夫的淳厚完备都体现于道了吗？阴阳二气的变化，不能够控制揣测；万物交错杂陈，依凭它而形成类别，是由于虚的作用。灵妙的车舆广泛承载万物，周旋运行没有起点和终点。然而天地四方上下，不揣度法则而各顺其位，是《易》所说的循行。因此君子取法于此：内心保持虚静，充实而不自满，不使德行泛溢于外，这是治学。滋润万物如膏泽，遍及万物而不偏私，像秤权衡一样平正施行，不把持其功用，这是兴政。’ 他看待别人，不以自己的成见从中隔开，果断而不自以为是；我不施加自己所明白的缘故，取舍始终不离本来质朴，这就是敦厚行事。君子修养这三方面，道便没有出入偏离之处了。世上所称的才贤之士，往往执守其中一端，突出地与众人不同而容易被人羡慕；考察他们不知如何行事，也不能以偏激的方式违逆外物，却说‘我没有背离理道的原因’。他们在学问上另求高妙，以为高于实际践履，孤立矫异而难以让后人效法；把这种作风施加到政事上，百姓便大为违逆。这种人对于道，难道曾经进入过一隅吗？世人却仍然夸耀他们，仿佛别人都赶不上。因此我能够详细听闻几位君子之事，就更加认为大夫是难得的人才。有人说，如果大夫确实这样贤能，难道不会在此奋发振作吗？史台说：‘我观察上古有两位这样的人。晏婴身材不及中等，志向思想常常仿佛处在人下，却辅佐齐国而在诸侯中显名，天下都仰慕他的贤能。文子退缩谦下，仿佛不能胜任衣服，说话迟钝，好像话都说不出口，却能辅佐君主成就霸业，从筦库小吏中举荐人才七十人，晋国数代都依赖他。这两位贤者，观察他们当初是否有所谓在时世中奋发振作，并没有。看他们后来所成就的事业，与今世被任用的人相比，差别很大。’ 像大夫这样的贤能，难道不接近这两个人的境界吗？这次前去，如果能引导并延续自己行事、治学的志趣，每天经营施行政务，那么名声显著于当世，必定不只是像先前任职时那样取得一点成效而已。县令已经是最接近百姓的官职了，但所能惠及的不过一个小县；谏臣可以议论天下大事，但也只是言说而已。如今前去参与一省的大政，既比一县扩大十倍百倍，又能使过去所陈述而没有被采用的意见，在朝夕办事中充分显示其作用，那么两位贤人的事业，哪里足以和大夫相比呢？我没有什么才能，恭敬地用这些话作结赠给大夫，并再次列举这几位君子。《赠徐子补贵池令序》

译如今天下接近百姓的官吏，就像县令一样。世人却说：‘县令很难凭一己之力制驭一切，所以他的志向常常被下属左右。即使贤能的人也不能免除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缘故，我知道。衡量毁誉是非的权柄，本来掌握在权势之人手中。因此一个县的百姓得到治理安定，但县令如果不能弯腰曲身承顺权势、低头媚奉贵人，即使有良好政绩，上级也不肯给予他；他向百姓求取财物，搜刮盘剥而不知满足，只要有利于功名机会，即使损伤义理也毫不吝惜。但有的人能够借助权贵来树立自己的资历，恭恭敬敬托身于权势门下，祈求权贵帮助他掩饰错误、成就私利，即使施政不善，上级也不指出来。因此，毁谤往往招致于励志守正的人，循良之吏反而蒙受暗昧不明的过错；赞誉建立在粉饰邪恶之上，暴虐污浊的人反而获得显赫的称号。像这样，希望一个县得到治理，即使贤能的人也确实很难做到。君子说：‘唉，这种说法在世上受到怀疑，已经很久了吗？古语说：“没有人能够左手画方、右手画圆。”所以蛀虫积聚，是因为物体已经腐朽；沸水停止，是因为柴薪被除去。即使有善于毁谤的人，也不能诋毁伊尹、伯夷；即使有善于赞誉的人，也不能替盗跖、庄蹻增添美名。迅疾的骏马驾着坚固的车，遇到羊肠小道也不肯退步，是因为它有能力前进。’ 腐朽的椽木和粗劣的屋梁，即使增添许多支撑，也无法辅助已经弯曲的部分，这是根本已经败坏、力量不能承受的缘故。所以说：‘谁能轻视它的实际材质？深厚流淌的水泽，也不能滋润枯槁之物；盘曲不平的言语，巫者也不会居处。’世上相信事实的人实在太少了。如今我对徐子，难道不能期望他成就这件事吗？九江蔡大夫说：‘可惜啊！您所看到的，难道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徐子的？徐子过去不是曾任淳安县令吗？百姓歌颂他的政绩说：“谁继承了我今天的县令？廉洁而明察，不扰民而能办事，真是振作有为。”徐子不满上级把条令强加于县邑，违背百姓的意愿，多次坚持不肯执行；即使责让之言到来，也不改颜色。因此上级厌恶他，压制排挤他；既无法直接打倒他，便多次在言官面前进谗言，使他的名字从荐举名单中被黜除。如今那些厌恶他的人已被罢免斥退，而徐子的声名才开始更加显著。假使那些人还在位，徐子能够最终摆脱轻视事实的毁谤吗？’尹子说：‘唉！我读过去的记载，私下为古代良史的志向感到悲哀。凭魏文侯那样贤明的人，尚且会私下被近臣的议论迷惑，对邺县令有所疑虑，何况其他人呢？何况其他人呢！那么，想在衰世成就治理声名的人，难道离开援助他的人就无法立身吗？俗谚说：“空手来回奔走，朝着市场一群群前往。”这是说世俗之势不能长久。’ 那些厚利贪慕者，日日在上下之间争逐。然而世上只有不自己置身于毁誉之途的人，才不会被权贵稍微一动就动摇心志；即使有像邺县令那样的政绩，他肯愿意为那些琐屑之人寻找托请借助的门路吗？徐子与我相交十多年，他的志向本来就不是今天那些善于钻营的官吏可以一概而论的。考察他的政绩，又曾经在淳安做出一二件这样的事情，如今终于补任贵池县令，应该不会改变他的操守和志尚。我听说，直木不能做车轮，曲木不能做椽桷。因此善于弹琴的人不会改变琴柱的声音，善于治理的人不会枉曲自己的政令。徐子这次前往，希望更加坚持当初的志向而不懈怠，哪里知道淳安的难处不能变成贵池的容易呢？徐子听了，毅然说：‘尹子了解我，而且这些话足以帮助我治理县邑，何不记录下来留给我？’于是我为他叙述了这些道理。《赠周清夫判庐郡序》明朝拥有天下一百七十年，鸿儒卿士和硕辅大臣奋发建功于当时，前后显扬功名的人才，文采斐然，都可以考察见到。指明这些事情，能够评论他们的才干功效，独自成就一代声名的，大家都称作文襄。文襄难道只是遭逢时会不同吗？还是在成就功业以前便已经具备了条件？他的后继者，难道没有人能使它更加盛大吗？史台说：‘唉，这其中是有原因的！老虎尚未长成，文气已经能够吞食羊，它的脚步已经看得很远了。我观察周尚书，当初刚考中进士时，就自己上疏请求进入中秘书读书；这种志向，难道可以和世上只守着尺寸小利的人相提并论吗？仰慕远大目标的人，不急于眼前；谋求成就大事的人，不因世俗讥笑而毁坏自己的志向。豪杰贤能之人的意度，必定超出庸常情感所能测量的范围；他们所达到的地方，是众人达不到的。因此我认为文襄的功业，不必等到亲眼看见他巡抚三吴时才判断；考察他不轻易自我试用、反而储蓄力量以求成就，不顾流俗之人的讥讽而上疏自我推荐，即使古代名扬一世的人，也不能超过他的趋向和见识。如今他的遗留功业显赫于天下，小民孩童都知道；至于谈到这些功业由何而来，通达之士有时反而没有推究考察。过去我游历留都时，认识尚书的孙子清夫。当时清夫任台幕，我已经感叹两地相距很近，却没有机会询问他们世代交游的情况；清夫对此感到非常惋惜。’ 相处日久之后，我更加知道清夫很能继承、近似他的祖父，也知道他的志向足以和祖父相类。乙未年冬天，清夫服丧期满赴京，我几次同他议论，便感慨地扼腕想道：先尚书的事业，不会大半败坏在我这里吧？大丈夫不能自己树立一番事业，却怯懦地依循世代的恩泽，自己没有一点才能可以在世上论长短，我对此早晚都感到惭愧。不久清夫改任北幕，果然上书请求补授一个低级官职到外地，以求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没有得到答复。到了今年秋天，才有任庐郡判官的命令。有人说：清夫请求补授外地的低级官职，难道不是近于故意矫饰激励吗？史台说：不，不是这样。鄙陋之人崇尚苟同，通达之士以随波逐流为耻；所以迎合世俗、求取顺从，是可耻的，故意违背众人而显得激烈，也同样可耻。像清夫这样，难道不能说是以随众为耻而特立独行吗？人情喜欢自我夸耀、自以为多才，于是有人依仗前代有名之人的声望，有人以世代的俸禄仕途为荣，有人在内朝任职便想长久固守、不愿外调，有人畏缩不前、惶惶自守，有人料定自己必将外调，便希望以显荣高秩求取利益。谁肯像清夫这样，被众人所依仗、所艳羡的东西都不能动摇，也抛弃长久固守、自求安逸和荣利的打算，毅然背负自己想要显明的志向，去抵达权要之人的面前呢？这份志向，难道和文襄请求入中秘书读书的志向不同吗？清夫前往庐郡，路过三吴，观察具区、松柳等堤坝泄水的遗迹，询问当地父老耆宿流传的说法，便知道前代贤人的志向施行于政事，竟然如此宏大而详备。这样一来，即使筹划天下大事也没有什么困难，何况辅佐治理一个郡呢？清夫启程时，同郡的缙绅士人都有赠言，而我因为详细了解他的为人，所以特意为他作这篇序。《赠无锡训周君序》

译古今人成就才材各不相同，他们的功效都可以指明叙述。有人议论其中的原因，必定说是时势；但又有人说，是由命数造成的。说由时势造成的，可以拿山中的树木作比喻。山中的树木本来郁郁葱葱，是优美的木材；时势一变便枯槁，不能留下良材，那么它盛极而突然衰败，不是时势造成的吗？人才的成就，在古代容易、在今天困难，也是因为时势的盛况不能再恢复。说由命数造成的，可以拿年成的丰歉作比喻。同一片土地、同样的耕作力量，谷物收成却常常不同，计算起来不过是年份丰歉的差别罢了。因而世道的气数如果达到三代政治隆盛之时，各种早熟晚熟的谷物都丰收，便不是每日耕耘所能期望的了。唉！这不是糊涂了吗？这种说法难道不同于我所见所闻吗？树木不因山地而成材，谷物不只取决于年份，播种和栽培都在于人。人的教育，就像谷物和树木的播种栽培。即使土地肥沃，不栽培也不会生长；即使年成丰收，不播种也不会成熟。从前三代圣王教育人才，专心谨慎，就像农夫对待谷物、山虞和场夫对待树木一样。他们按时播种栽培，只怕生成成长的艰难，所以为人才设置学校，使其根基有所依托；设置老师启发教导，使其成长茂盛有所成就。师道确立，教化便受到尊重；学校建立，文教便完备。圣王播种栽培天下人才，所用的制度本来就是这样周密详备。后世造就人才，大多不像古代，难道是上天偏偏使人才匮乏吗？栽培没有良法，土地凭什么显出美好？播种不尽力，时令凭什么显现成果？制度不加修治，却想使人才一两个达到古代的水平，难啊！如今天下建立学校、兴办师教，效法三代的盛况，使豪杰英才布列在人才之中，却反而常常感叹不能得到任用。如果不推究根本，只责怪时势和命数相违，也就是没有察知教育的道理罢了。我听前代正人说，尊崇教育没有比尊重老师更重要的。因此君主不把臣子当作臣子看待的情况有两种：当他做老师时，便不把他当作臣下。三代君主如此尊重老师，所以政治教化崇高厚重，教育更加彰明流行。本来就是老师引导启发所产生的功效。如今学校遍布天下，却很少听说有求得老师来引导启发士人的。难道不是因为上级任用得轻率，所以他们自己建立的事业也相应轻视而怠慢放弃吗？教育不受尊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逐渐形成的。那么我对周君担任无锡训导这件事，怎么能不教他自我尊重的方法呢？假如周君的才能能够充分达到他的极限，即使事情功业难以实现，也不会耗损他的成就。如今不过是一个学官而已，难道还担心不能胜任职守吗？世上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老师的重要，所以教育松弛，学校也难以振兴。发展到最后，老师甚至失去了作为老师的本质。像这样去引导启发，士人还能依靠什么呢？如今君前往无锡，谨慎地不要顺从时俗而使自己失去应有的器量。无锡是东南的首县，它的山川盛大之气，不只是财赋物产丰富而已。专门说到名贤伟辅，大概往往有前后相承的足迹。然而士人沉溺于当地习俗，争相追求浮华而屏弃实际，一天天浸染散漫，不知止境。到了极点，不能得到老师端正的引导，只会任凭这种风气流行，士人更加相互仿效，便全都随波而去。所以说：职位虽小而责任重大，品秩虽低而事务崇高，说的就是学校教师的官职。土地肥美，善于栽培；时令丰足，善于播种；无锡本来就是造就人才的美好地方。又处在如今太平盛明的时代，正如丰年收获、种植兴盛。去吧，君子谨慎掌握播种栽培人才的方法，哪里还担心无锡不能拥有三代的人才呢？《赠前村王子令建平序》前村王子已经接受任命为建平县令，有人说：‘建平凭什么配得上王子呢？’王子积蓄深厚而不枯竭，长期经受磨炼而有经验，近来又屡屡被时运排斥。建平地方狭小而山石险峻，如果让王子任职，难道不会埋没他最终施展的功绩吗？王子说：‘唉，你过分看重我了！我没有什么能胜任建平的才能。我听说聪明的人处理政事容易看清，但我的明察还不能达到清晰；勇敢的人处理政事容易推行，但我的勇气还不能振作；敏捷的人处理政事容易通达，但我的敏捷还不能果断。政事依靠这三点才能建立，我连一点都不能完全做到，怎么能说有治理建平的才能呢？’尹子说：‘唉，这正是王子把政事看得透彻啊！按你所说的充分推演，天下的政事就没有难办的了。明察的人过于深入观察，所以探测事物、窥见细微，有时超过明晰的程度，便会钩取细节而使事理受到伤害；勇敢的人果断实行，所以振兴弊病、扶起衰败，有时超过振作的程度，便会暴躁急迫而败坏事务；敏捷的人迅速通达，所以处理事务、追求功效，有时超过果断的程度，便会张扬浮躁而损害功业。若政事依照这种方式推行，谁能与他相处呢？所以说：过分精细地察看会使人眼花，这就是所谓明察过度；威势隆盛会使人折服，这就是所谓勇力过度；过分决断会造成失误，这就是所谓敏捷过度。’ 古代君子知道这一点，所以明察而能照见幽隐，却装作不聪明、仿佛愚钝，害怕观察过于深入而过分清晰；勇力可以胜过万物，却安然处之，仿佛怯懦，害怕行动过于果断而过分振作；才思敏捷超过众人，却拘谨得好像不能裁断，害怕通达过快而过分决断。因此他们施行政事时，安详持守，人们不敢欺骗他；从容施行，人们不敢阻挠他；循序谋划，人们不敢蒙蔽他。所以有所不用的才能，也有所不施展的能力，而天下可以使用的才力便无穷无尽。这三方面都属于不过度的类型。王子在这三方面已经深入修养，所以不以过分清晰为明察，却能使事物没有遗漏在照察之外；不以过分振作为勇敢，却能使事务没有遗漏在举措之外；不以过分决断为敏捷，却能使职务没有遗漏在治理之外。所谓观察过深、行动果断、通达迅速，虽然看起来似乎有所不及，然而三者不过度这一点，我相信王子一定具备。如此一来，王子不使用的用处、不能施展的才能，谁能够穷尽呢？王子去吧！持守这些道理来处理政事，天下没有难办的事情，何况只是一个建平县呢？我不能增加王子的政绩，只是高兴地说明他所深深进益的地方，以勉励他取得成就，所以写下这篇赠序。《送石阳陈子令政和序》

译如今所谓建立名誉的人，几乎没有不从文学和功业两方面着手的。这两者虽然不是古代圣贤急切追求的东西，但归根到底都以道德传统为根本，达到极致，足以流传光明广大的事业；在世俗所夸耀的方面，功业尤其显著伟大。文学的根本在六艺，又推求诸子百家意义的不同；有些道理历经数代仍不能贯通，当时也没有人能穷究其学说，功业之士便诋毁文学，说它没有用处。因此，考察综合天人之理，贯通古今，他们就把它看作玄虚宽泛而没有条理；援引事物、联系同类，洞察幽深细微，他们就把它看作荒诞错误、背离经典；援引《诗经》《尚书》的比喻，广泛通晓往古，他们就把它看作搜集记载、近于背诵；文辞洋洋洒洒，铺陈华美、发挥精微，他们就把它看作过分修饰而怀疑不合史实。文学的困难，大体不超过这些方面；他们这样诋毁它，难道不是因为取舍趋向不同吗？但我的意思是，文学与功业彼此成就、互相辅助，不能互相诋毁。因此谈论功业的人，如果不考察训诰典籍，就无法广泛观察才能技艺的施用；讨论文学的人，如果不概括政事事务，就无法深刻明白著述的宗旨。二者相会，才能照耀今日、弘扬后世；名誉的推重称颂就很难实现了。所以说：‘用有花纹的丝织物装饰有花纹的丝织物，谁能知道它的美？用白色丝帛装饰白色丝帛，谁能知道它的纯洁？’ 如今四方已经长久安宁，具有功业才能的人没有事务可以施展，所以文学之士得以显露自己的长处；而作者以比兴寄托情志，于是我郡石阳陈子希望追踵仰慕前人的踪迹，凭借文学成就建立声名，卓然出于士人之上已有十多年。因此一时的名卿士大夫即使不靠推荐引见，也知道石阳子的文学完备。然而他最终屈身参加进士科，时俗之人不免讥笑，反而说：像石阳子这样勤勉从事文学，尚且郁郁不得中进士，何况其他人呢？文学本来未必能直接用于实际事务，但石阳子内心傲然，不为外物动摇，直到以俸禄奉养父母为由请求补授外任，得到政和县令一职而离去。唉！我观察石阳子，难道只是专心局限于文学长处的人吗？对于文学和功业彼此成就、互相辅助的方法，他大概年年磨炼、月月成就，已经达到极深的程度，只是功业没有机会显现罢了。即使世俗情态贬低他，也可以说是见识狭窄、轻率品评天下士人。况且进士，是文学的成就，也是功业由此开始的途径。然而往往有并非如此的人，关键在于他自己所树立的事业罢了。这就像以黑色礼服作为文饰，并不比遵行进退周旋的礼节更高贵。如今有人穿着玄端服却不依礼行事，人们是取他的服饰华美而尊重他呢，还是尊重遵行礼节而未必穿玄端服的人呢？石阳子家乡有杨文贞公，文学和功业盛极一代，但本来并不是从进士途径出身。天下听说过他这个人，难道没有人赞叹、歌颂、思念、仰慕他吗？石阳子前往政和，必定会坚持这个志向，自我表彰立志，磨炼奋发。就像竹箭要取得坚劲，必须经过揉磨轧制；又像车轮车轴要达到长远功效，必须经过加工锻造。这样，文学和功业彼此成就、互相辅助，我不知道它的止境在哪里。《赠■〈艹伯〉庄方大夫序》皇上登上帝位的第六年，已经重新修建显陵，于是提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州下辖一县四处，不久又设置留守师，统领二卫。到了今年夏天，皇帝巡视陵墓后返回京城，下诏命三位大臣率领文武百官，奉送太后的梓宫南下祔葬。于是抚按大臣商议，承天是皇陵南面的重要地区，各项供应应办事务繁多；军民混杂，郡府和卫所不能兼辖，又没有专门设置守巡使，很不方便，便上奏设立荆西道，分别设置守、巡使各一人，请求下令使他们专门负责此事。皇帝批准了。于是冢卿选择适宜任职的人，■〈艹伯〉庄方大夫便由江西佥事升任湖广省参议，前往分守该地。这时我正完成出使北方、回报使命的差事，取道南昌，藩司、臬司诸位大夫见到我，交给我一份文书说：‘方大夫即将出发，不能没有太史的赠文。’我说：‘唉，困难啊！如今承天的事务，如果不是大夫这样的才能，谁能完成？不过，不到那个地方，就不知道它的艰难；不陈述古代而推求今天，也不知道艰难的原因；不知道艰难的原因，即使有才能，也无法协调办事。承天近来我奉使时曾经周遍观察过。那里原来是郢地，是楚国世代称霸的地方。过去楚国正当强盛时，土地广达六千里，黔、巫、江、汉一带都包括为内地，于是楚国把六千里土地的赋税全部集中起来，船只会聚、车辆奔驰，可以说国家的物资聚集到极点了。’ 然而熊蚡一旦奢侈，冒犯国人使百姓不能忍受，最终招致干溪之辱。楚国几代不能振兴，为什么呢？是因为土地所能成就的很少而浅薄，四方土地狭窄局促，不能向远方发展。因此连绵的山岭横亘，却不能发展田陌的利益；长江汉水水势强劲而冲决，不能蓄积沟渠隧道的水流。高原多为坚硬的赤土，蚕桑生产少有成效；低洼水泽旁流外泄，鱼稻产量很少丰厚。又向北扼守樊、邓，向西连接陕、蜀，向南安抚辰、沅，向东抵御沔、湘；舟车往来交会之处，形成市场，而它们所需的食物，必定要仰赖外地供应。所以楚国从建国至今，很少听说它富饶，难道不是因为土地所产不能周备，百姓没有办法供养上级吗？如今天下车轨统一，上级开始考虑国家事业，才听说陵墓山丘是根本所在，于是把整个疆域的事务放在首位，恩德施加得极其勤厚。然而自从寝园重新修建以来，将作工程把赋役责任推给官吏，十多年没有安宁。近来甚至逐家搜查、逐户计算，百姓没有一个男丁不被征发，连服役和差徭都牵连到他们的妻子儿女。还没有转过脚跟，皇帝的属车、仪仗、梓宫和随卫前后临幸停驻，未超过一百天。如今潜殿、孝城的工程又接连不断，没有止息。我过去经过那里，看见承天周围数千里，赤地绵延没有边际；里巷店铺中，只有女子相互以斗、釜计量粮食出售，割舍自身肌肤般的亲爱之物来救济他人。有些人扶持羸弱、依靠饥饿度日，早晚忧虑眼前片刻的需要，附近却不知道从哪里施加救济。可是上下不过几步之地，住舍之间聚集了数万名役夫，骡、马、牛、骆驼等牲畜成千上万，往来交错于道路上，每天不下数十百批；百姓、奴隶、军士和杂役奔走不息，驰骋往返多次，都需要供给应付。即使是丰收年景，也会因饥饿而进食、因劳苦而不能休息。俗谚说：‘一匹马要十个人骑，鞍辔还怎么施用？’这是说当权者办事的困难，更说明百姓疲惫而急迫的困难。所以说：难啊！承天的事务对于大夫来说太重大了，您去吧！事情依靠百姓而兴起，功业依靠百姓而成就。因此百姓急迫了，如果能够宽解他们的急迫，那么即使事情纷至沓来也没有什么限度；百姓疲惫了，如果能够使他们恢复疲惫，那么即使功业完成也无需计较多少。这样以后，大夫的才能才可以完全施展，百姓也会说大概稍稍得到痊愈了吧？大夫起初脱去布衣担任御史，因显著的声名和刚介的节操而闻名，屡次被贬谪，又起用至今的官职。这次出行，我知道大夫想要推行施舍、惠及百姓的志向了。所以我不敢歌颂，只把这些话告诉您。《送东沔康子令漳浦序》

译我尹子在留都时，有两位朋友：一位是政和县令石阳陈子，另一位是如今的漳浦县令东沔康子。两人都是西昌人，也都以文学著名。康子的志向仍然勤勉追求。古人说：‘当初，陈子前往政和时，尹子赠给他的话说：“文学和政事是彼此帮助、共同成就的。因此一定要推究道德施用的根本，达到它的极致，使光明广大的事业流传下来。士人修养它来建立事业，就能把自己寄托于无穷。”’康子拿来阅读，感叹说：‘《诗经》有话说：“不要丢弃你的辅佐，不要使你的负载输失。”如今我诵读这篇文章，才知道那些在一次科举中争较得失的人，是多么可耻。’今年春天，康子再次参加宗伯主持的考试而没有成功，却被选为漳浦县令出任。他问我说：‘难道不能说一句话来帮助我吗？’尹子说：‘唉！我对陈子所说的话，既然没有违背你的志向，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虽然如此，我姑且拿你仰慕古人的志向来加以辨正。过去鲁国叔孙氏称说士人有三种不朽：最上等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我常常批评这种说法，认为它还说得不够。叔孙氏难道是认为如果不能立德，功业和言论便会有所不足吗？’ 建立功业和著立言论，难道不是从道德中产生的吗？那么古人中，功业如大禹，言论如周公、孔子，假使他们的道德没有达到极致，能够使这两方面长久立于世间吗？即使几位圣人的道德已经如此深厚，而功业和言论没有遇到适当的时代、不适用于现实，即使不能立于天下，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古人的事情在这些方面已经完备了。政事和文学，说到它们的极致，不超出叔孙氏所说的次序；但要考察它们的根本，仍在于道德的推行和作用，几位圣人也不能违背这一点。因此文学，是言论所遵循的轨道；把它贯通到政事中，如果有所阻塞，那么辞章即使华美，也只是不能察知事理要义的空文。政事，是功业所乘载的车；用文学来衡量它，如果有所乖悖，那么法术即使深刻，也只是不能合乎训诰谋猷之常道的权术。古代君子秉持大道、守护道德，树立自己本来具有的根基，又不断追求达到最高境界。他的文学，是把自己所树立的道德彰明于言辞之中，所以并没有刻意追求言辞，但一经发表，天下便把它当作训诫。他的政事，是把自己所树立的道德成就在功业之中，所以并没有刻意追求功业，但施行之后，天下便从中获利。这是凭什么达到的呢？因为他所树立的本有之德，根本已经牢固，所以文学与政事能够相互成就、相互辅助而没有穷尽。康子这次前往，还需要借助我的话来帮助吗？虽然如此，我已经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你了。从前人们称道康子，是因为他的文学才华；如今他离开这里到漳浦任职，怎么知道康子不会又因政事而受到称誉呢？至于康子自己所树立的事业，以及我仰慕康子的原因，并不专在这一点，所以赠给康子时，竟忘了自己是在重复这些话。康子回来拜访我。石阳子问：“他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进步了吗？如果是这样，我希望能得到一些话来回应我。” 益庵吴翁七十寿序 寿命能够长久，有三种原因：最上等的是根本在于人的出身，其次是取决于所处的时代，再其次是取决于自身的修养。所谓“世”，说的是人的出身。树木中有坚贞坚固的，草木中有茂盛刚劲的，它们贯穿四时而不改变枝干、交换叶子，难道不是因为它们的本性有别于所出之处吗？因此，它们成长起来后，便独自显得不同于众物。所谓“时”，说的是所遭遇的环境。年岁之间没有受到风雨、日、星、霜、电等气候的侵害，各种生物的生长就会畅茂。即使偶有小小的伤害，也很快就会减少。所以，时运没有败坏，万物就可以长久，这大概是由所遭遇的环境促成的吧？所谓“修”，说的是自身造成的结果。上天对待万物，在它们坚固时，有时扶植它们；在它们倾覆时，有时使它们倒下。这并不是上天偏私地保存或毁坏它们，而是万物自身造成的结果。然而，上天也不得不如此。因此，说那种并非自身造成却能成就其事的，是由于天；而导致必然结果的原因，则在于万物自身的修养。人能够长寿或短命，也有违背或符合这三种道理的情况。上古的人大多长寿，简册中记载得很少。偶尔见到的一两个长寿者，也都不是后代所称的高寿之人所能相比的。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大概都是他们的祖先有大功德施及百姓；或者时代淳厚，而自身修养又凝聚完备。因此，他们由天所成就的条件很充分，而他们自身造成的原因也可以推知。如今，朝菌不知道早晚，冥灵和大椿直到春秋更替，寿数几乎无法计算。人的寿命本来就取决于出身条件的不同，不也像万物各有类别一样吗？《传》说：“尧、舜的百姓仁厚而长寿，桀、纣的百姓鄙陋而短命。政治教化有仁厚和鄙陋之别，就像年成有丰收和歉收一样。百姓的长寿和短命由此而来，就像万物随着年成而变化一样。”说寿命与所遭遇的时代无关，可以吗？人的出身成就了其根本，时代决定了其遭遇，而人自身的修养没有达到要求，这就像某种本来属于长久坚固一类的植物，虽然遇上了丰硕的年成，却没有扎根立柢、壅土培育、肥沃灌溉的条件，最终也会很快折断、阻塞而枯萎。难道不是它自身造成的吗？我用这三种说法观察人的寿命长短，很少有不能得到验证的。如今考察歙县吴氏益庵翁，更加相信吴氏的先祖姬姓。泰伯的德行已经极其高尚，延陵季子札秉持谦让、尊崇仁德，发扬他们的风尚恩泽，大概百世也不会泯灭。吴氏宗族在溪南繁衍，直到益庵翁，上下三千多年，和顺之气纵横充盈，既富裕又能行善，因此兴盛宏大。这样说来，他家族的出身根本实在太久远了。翁生于元黓执徐之岁，在敬皇帝出震之二年。自童年到壮年，接受浸润教养已有十八年。经历乂安之治，直到如今，蒙受今上中兴、兴建礼乐、建立治道的教化，没有四方兵革之事来扰乱他的心，没有繁重赋税、徭役、流放、征发和争夺等骚扰来扰乱他的志向，也没有暴虐的官员和凶悍的吏卒专擅横行、肆意妄为，施行流毒的暴政，使他奉公守顺的常道受到挫折。因此，时代足以使他安定职业、生活富裕，保持性情和谐，使他终享天年，这就是仁厚长寿的际遇。至于他善于赈济财物来周济贫困，放宽利息而把义看得急切，所到之处，缙绅大夫往往忘记权势和身份的差别，托付交往、结为友好，车子常常车毂相撞，马匹肩并着肩。若不是修养从未懈怠，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那么，翁在这三方面，大概差不多已经全备了吧？翁今年十一月十三日，正是周满七十岁的生日。他的儿子良爵因友人烟溪程子来拜访我，说要为父亲祝寿。我早就听说翁的贤德了，如今还要凭什么来祝寿呢？翁难道不也会说：“自身的修养难道可以停止吗？”从前有位在位的君子，九十岁时作诫文来自我训勉，并告诫国人说：“不要因为我年老而抛弃我。”这正是他所以成为睿圣之人的原因。翁若能敬重并实行这番道理，就会更加修养自身以达到长寿的实绩，他的寿命难道还会有边际吗？回去吧！良爵，你还有什么话会超过这些吗？就是这样。赠周彦敏任桂阳令序

译宁州人周彦敏任铜陵县令三年，铜陵百姓喜欢并仰慕他，就像幼儿安稳地依偎在襁褓和乳汁中一样。然而铜陵背靠大江，陆路通往吴、楚、黔、蜀交界之地，舟车往来十分便利。彦敏到那里任官，致力于节俭，爱惜百姓。显贵和权要乘驿车往来，有时事情不合他们的心意，便把怒怨表现在脸色和神态上。于是彦敏多次向大吏申诉，请求辞去职务。大吏想到彦敏贤能，又担心他不能在铜陵善始善终，于是上疏请求调他到简静偏僻的地方任职。这样，他便改任郴州桂阳。有人说：“桂阳适合彦敏发挥才干吗？”彦敏是宁州人，桂阳的风俗近似宁州，而铜陵却与之相反。因此，桂阳崇山环绕，道路阻隔，不同于江陆交通的便利；地方偏僻而自成治理体系，也不同于舟车交错往来的地方。他这次去那里，只要把从宁州所习得的治理方法拿来施行，就足够了。有人说：“桂阳是湖南边远的郡县，当地土著本来就少。各处坊市、墟场、村井的聚落中，善于施展才智、称雄一方的人，大多是外来的居民，而且住在江右的占十分之九。它的疆域南面连接宜州、韶州，北面牵连衡州、桂州，连绵数百里，山谷险峻幽深，交错相连，所以附近地方有时不得安宁，不守法的百姓往往藏身其中，在林木间呼喊，在荒莽中啸叫，无法搜捕剿除。舟车汇聚的地方，怎么能和外来百姓争相聚族相比？江陵的交通要冲，怎么能和盗贼掠夺、纠结潜伏相比？所以说，桂阳难治。”彦敏听了，似乎有些疑虑，像是被这话阻挠了。史台听说后笑着说：“彦敏难道忘了从前在铜陵吗？彦敏治理铜陵，只是按照铜陵的情况治理罢了，何曾询问其他县邑的风俗来一概相比呢？他施行政务，本来就是自然而然地顺应当地条件，何曾因为困难而畏惧，勉强修行自己所不能做到的事呢？即使十户人家的店铺，也承受不了完全不同的习俗，何况哪里知道桂阳会像宁州呢？古代善于治理百姓的人，用善良对待暴徒和盗窃者，使行旅之人乐于走在道路上；又哪里认为盗贼不能教化、外来百姓不能变成土著呢？只不过铜陵百姓喜欢他，而显贵权要有时怨恨并发怒，这一点在桂阳也难免罢了。彦敏去吧！对于百姓的喜爱，就同他们一起喜爱；对于显贵权要的怨恨和愤怒，则不要同他们一样。我知道治理桂阳一定会很容易了！” 赠尹汝信赴南宁司谳序 南宁是百越的边远郡县，地处炎、交、黎岭诸地交会之处，西南盘踞着海嶲山地，百姓杂处着夷人和獠人，盗贼常常出没，彼此纠集聚合，难以追究查问；当地风俗喜好鬼神而轻视法令，大小事情互相侵害，混乱溃散而没有纲纪。治理这片土地的官吏，大多难以充分施展自己的志向，因此开始有人考虑采用严刑来折服并使他们畏惧。然而，形势越急迫就越容易混乱，官吏看到他们的意向已经如此，即使具有凶悍强干的才能，有时也不敢彻底施展。我的宗族朋友尹汝信，恰好任这个郡的司谳。司谳是掌管刑狱的官，要履行他的职责，难道能不使用刑罚吗？唉！官吏失去治理的正道已经很久了。刑罚是治理的辅助，不是依靠它来治理的根本。明知治理困难，却不想返回根本，反而只依靠刑罚来发挥作用，那么难道只有南宁不能治理吗？即使齐、鲁那样容易治理的地方，也将无从施行。司谳是掌刑的官，要履行他的职责，难道能不知道刑罚的根本吗？从前先王命令士人制定刑法，就说：“把德行播种于百姓之中，施用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刑罚。”以播种德行为根本，而最终希望达到没有刑罚，所以百姓远离罪恶而归于治理，非常容易。这就是先王以仁德覆盖天下的原因。后世议论治理的人却不同，子产是《春秋》时代贤良伟大的大夫，他首先在国中铸造刑书，后来告诉子太叔治理政事的道理，说：“火势猛烈，百姓远远看见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被烧死；水性柔弱，百姓轻视玩弄它，所以被淹死的人很多。”这大概是把刑罚当作刚硬的手段来制服百姓，只想让百姓知道畏惧而苟且免罪罢了。这样看来，先王播种德行的意旨，岂不是隐微不彰了吗？刑罚尚未制定时，要援引法令来纠正它；等到罪行已经发生，就通过审判使它与法令相合，即使皋陶也不得不这样做。然而，法令只求一定能够纠正罪行，却不能使百姓不犯法；法律和审判只求一定能够定罪，却不能使百姓对狱讼没有怨恨。审判哪里是所谓“以达到没有刑罚”呢？所以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够省察刑罚的根本；如今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不遗漏已经犯罪的末节。”这是说，应该使百姓不犯法，却很难做到。孔子又说：“古代审理案件的人，寻求使人活下来的理由；如今审理案件的人，寻求杀人的理由。”这是说，使百姓不因狱讼而产生怨恨，是很难的。唉！汝信此去一定要谨慎啊！执法审理案件，一旦判词写成并使人入狱，就不能再放出来；在入狱和出狱之间，百姓的生死就已经判定了。所以说：“刑罚一旦定成，就不可改变。”君子在这件事上必须尽心，刑罚实在不能不慎重。稍有细微的疏忽，即使是在一个闹市中，也不能补救到完全不发生混乱，更何况是远在岭外万里的边远郡县呢？汝信曾与我一同游学成均，非常熟悉刑罚的根本；你素来厚重谨慎，足以坚持这一点。如今前往南宁，正应当有这样的赠言。徐先生升任乳源教谕序

译有华美外表却没有实际成果的人，士人以蒙受这种名声为耻。士人本来把才艺看作外在的华美；但如果才艺虽周全而实际德行匮乏，就如同穿着锦绣却背着柴薪，能有多久不破裂呢？所以士人不遵循实际德行，即使有华美外表也没有可观之处。如今天下谈论才艺之华美，一定说浙江士人；谈浙江士人的盛况，一定说浙西，远远不提浙东。我认为士人自己相互评比也是如此，但我独不赞同这种看法。所谓盛大，不就是因为士人出产得多吗？而且浙西士人又往往能够凭借才艺之华美取得功名，那么称其盛大，本来也是应该的。虽然如此，这也终究只是外在方面罢了。浙西士人大多知耻，争相在外在事业上表现，所以才艺周全而实际德行却少有缺失，同浙东相比，实在相差很远。明朝兴起一百七十年间，金华几位士人独自文雅有才，在一代中以名业著称，浙东士人谁能超过他们？这不正是外表华美而实际充实、才艺足以由德行显明的实证吗？我同浙江士人交游，已经认为西郡士人贤能，尤其以严州人为最。严州士人我接触得不算多，但所交往的一两个人，大多重实际而抑华饰，卓然不同于其他郡的士人。我们县的学官、郡师迟斋先生，出身于严州世代名门，凭借所见所闻形成自己的才艺；既然毫不懈怠，足以自我显扬，却又谦退而不稍事炫耀，可以说是外表华美而实际充实，没有失去当地风尚之美的人。因此，如今他任永新六年，士人没有不喜欢并仰慕他的。自从他把实际德行放在才艺之前，时间久了，士人的风气也稍有改变。现在他升任韶州乳源教谕，士人前往送行，唯恐赶不上，请我写话来引导他们的志向。先生也希望我能有所告诫。我听说韶州过去因石乳的优良而闻名天下，乳源县也因此得名。后来有位治理韶州的官员，乳泉已经枯竭却忽然重新涌出，百姓甚至歌唱此事，把它视为祥瑞。最无知的物体尚且能够因感受到良好的政治而在枯竭后重新涌出，何况士人受教化影响，是很容易成就的呢？韶州过去以盛产士人而在历代居于前列，实际上是因为有人振兴培育士人；如今有时寥寥无几，那么乳源不如从前振兴，也就可知了。假如有人在这里施行教化，能够造就士人，使它恢复往日的盛况，那么同乳泉重新涌出相比，这种祥瑞难道不是更大吗？先生这次去，一定要试试看。我听说古人论乳石时说：“乳石材料的优劣很容易看出。它流动而平滑，表面平整；质地细密而有纹理，光泽清润而明亮。它从土中出来时是这样，才是品质最美的。”士人由外在才艺来观察实际德行，在同类事物中难道不能有这样的象征吗？先生教导乳源士人，如果确实能发现这类人才并使他们奋发而起，收敛外在华饰而归于实际德行，那么才艺的成就将在当时奋发显现，超过乳泉重新涌出千百倍了。《诗经》说：人们只知道其中一点，却没有人知道其他方面。这里是用乳石来比喻士人一类的情形。先生出发吧！我将期待乳源的士人，或许能够赶上浙西士人吧？那么，一定要靠先生这次前往才能实现了。请努力吧！” 赠古峰徐先生序 从前唐代阳城任国子司业，告诉诸生说：“凡是求学的人，之所以学习，是为了学会忠和孝。”我诵读这句话，没有一次不赞叹阳子贤能的。唉！自汉代以后，教导人的人有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吗？夏、商、周三代的教育，一定从人伦开始。人伦，就是君臣、父子的道理，其中忠孝最为先要。因此，施教者所教、求学者所学，如果不把忠孝放在首位，却想达到大道，就如同抛弃谷粟来谋求食物、抛弃麻丝来寻找衣服，一定没有多少希望。阳子的学问，我没有能够考察了解，但看他如此教导人，他的贤能就可以知道了。或者正是因为他的话切近而容易接受，所以只要一受到感动和晓喻，便能使人信服；众人不到一天就改变志向，回去侍奉父母的有几百人，那么阳子的贤能又怎么样呢？虽然如此，我不能不对他所处的时代感到遗憾。那几百人能够信服阳子的教导，翻然改变过去的志向来侍奉父母，难道不都可以成为贤人吗？假如当时真能任用他们，就会把孝推广为忠，辅佐君主匡正治理之道，一定会有值得称道的功业。然而最终没有听到他们的声誉，难道不是因为被当时任用的贤者太少吗？世上不知道贤人应当任用，那么良好的教导又有什么用呢？还是阳子的教化尚未完全施行，便忽然有道州之行了呢？那些学生到宫阙请求挽留阳子的人很多，最终却不能稍稍延缓阳子南行的脚步，那么这几百人难道还希望其中一两个人能够得到任用吗？所以阳子善于教导人的作用没有施于政治教化，君子大概会为他所处的时代感到遗憾。此后，掌管教导人的责任者，能够接近这个道理的，大概很少了。近来我们永新县学有四明宋先生名佳，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本人，但听说他很贤能，大概是以忠孝为根本，又没有失去当时所接受的教化；受命出任地方官时，便能振作气节而有声誉，施行德政而恩泽四方，在乡邦间被称为善士，这样的人实在不少。士人的习气也因此发生了改变，难道不是听闻阳子的风范而受到激发吗？如今本县司训古峰徐先生立身并教导他人，独能不违背这一道理，实在值得称道。古峰先生曾有《徐孝子名章》，记载他的从祖徐倅镇守虔州时，正遇大盗围城，能够舍生尽力，始终不懈，虔州人至今还祭祀他。古峰常以忠孝一门自许，说：“只要不损毁先人的美好声誉，这就够了，其他还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他在撰写文章、应答事务之间，也常常及时应对。唉！这可以说是仰慕并推崇阳子的人了吧？后来宋先生若有作品，也应当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替换古峰先生的。古峰先生研习举子之学，不愧于取得一第；进一步考察时事，推演论说，见识足以担当一郡一邑的选任，绰绰有余；只是长期在师生之间从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他安处其中，从没有一点怨恨愤懑和不平，他内心所存的志向也就可知了。如今他前往崇仁任教谕，我知道他的教化会更加容易施行。崇仁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亲身实践道德的君子，近世草庐吴文正公以大儒身份倡导失传已久的学问，他的流泽在乡里还没有泯灭。古峰将用自己所树立的道理去教导那里的人，使士人彼此以忠孝之道相勉励；这就如同冰必然寒冷、火必然炎热一样，相比阳子所感化晓谕的人，他们应当更加信服而没有难以成为崇仁宋先生那样的困难吧？《诗经》说：“正因为他自身具有这些品德，所以才像他。”这种道德，正是古峰已经具有的，所以我知道他此次前往一定会成为那样的人。姑且写下这篇序，以等待结果。荼陵太守曾君政绩序

译士人从政，是为了施行自己的学问。因此，不学习道理而从政，古代士人是没有这样的。学习道理却不能在政务上有所长进，一定是他的学问没有达到。我的朋友泰和曾君明卿，坚定地寻求古代士人所修习的道术，勤勉地奉行它的方法。他在家学习道理，治理心性、探究义理，得到于自身，默默深厚，似乎看不出他与政务有什么分别。等到出任官职而治理繁剧的县邑时，政绩声誉极为显著，奏章上达下行，从前有名的良吏很少有人超过他。如今任荼陵太守，仅仅两年，政绩更加茂盛通达，百姓也更加感动信服。按察使上疏称说他的贤能，以至于环绕楚地的数十个郡都称他为第一。荼陵的士大夫歌颂他的节操和美政，不能忘怀，于是相继把其中最突出的政绩分条编次，歌咏传布。司训张君名金拿来给我看。我说，曾君的志向，绝不是专心想让自己的政事在当代显扬；只是他的施政不同于如今的吏治，独自远远超过那些以政绩美名相传的人。若说这不是根本源自他学习道理所得，就说不过去了。看荼陵士大夫列举叙述的事情，如勤勉务农、兴办学校、均平赋税、缓征钱粮、教训百姓、督导学习、整治士业、宽缓刑罚、审理诉讼并惩治奸盗、储备粮仓以赈济饥荒、修筑堤坝以防患等，都文雅而有条理，显著体现了治政的大事。至于他推诚待人、端正自身而率先示范，开阔坦荡地同百姓有共同的好恶，这更是他从学习道理中所得的根本，几乎无法否认。《传》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 难道是凭借强力教导百姓，使他们和乐安定吗？《传》又说：“百姓所喜欢的，就喜欢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这就是所谓百姓的父母。曾君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吧？我承蒙曾君深厚的情谊，然而实际上还不足以真正了解曾君。因为司训张君的请求，姑且用这些话来回复曾君。如果认为我的话恰好说中了你的施政，希望你幸而把能够补益我的地方告诉我。寿阆中太守何公五十序 阆中太守何公起初任御史，巡察京城时，我正在参加进士考试，寄居在旅店，还没有租宅居住。旅店主人对我说：“我住在这里做百姓，看见御史巡察京城的多了，却没有一个比得上何公治理政务。何公不是苛察，而是善于考核；不摆出矫饰高傲的样子，别人却不敢谄媚；他不在私宅中督查柴米盐粮，而事务也没有因此败坏废弛，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众人所执掌的事务，以完成他在职位上应当施行的职责，这难道不是很难吗？”我从心里记住了这些话。后来我见何公多次上疏议论天下事务，揭发大臣的不法行为，都确凿地击中关键，因此得罪时势而被外放，直到遭受谴责贬谪也不后悔，这才知道何公志向独特而伟岸，孤立挺拔、奋发刚强，一世间的外物都不足以动摇他。几年后他升任我郡太守，当时御史台正上疏请求减少朝觐、允许回乡，我有幸见到何公，希望能够实现自己长期的愿望。等到相见时，直指使者正巡视所属各部，会面交谈仓促，无法从容尽意。我的仰慕，就像饮水过河只能解渴却不能得到满足，难免又想涉水登岸以追随他。如今三月二十一日，正是何公五十岁、重新开始一个寿数阶段的日子，于是我们的县令沈侯珠嘱托我前往致贺。我想到自己仰慕并效法何公已经很久，如今要用言辞祝寿，难道可以只说几句颂扬的话就算了吗？人的一生以活到一百岁为通常的期限；按何公所修养的德行计算，他应当超过百岁，五十岁有什么值得祝寿的呢？“五”是五数中的中数，成于十，则以中数成就百姓的应验。古代君子制定政事，思考寻求百姓的中和状态来施行，依据道理考核它，用数理交错参验它，反复比照而不失误，然后治理之道才能产生。因此，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取法于它们；其中的数都以中为要，极于五。所以《河图》以五居中，乘而推演其数；五十，则是《洛书》以五居中，确定位置而纵横排列。十五个数用来成就变化、产生治道，一切都由此加以标记。因此，五十是天地中数所成就的数字，是治道达到极致的准则。何公的年岁恰好符合这一点，百姓难道不会把它看作数理的征兆，想到何公的治道已经有所成就，希望他的利益恩泽使我们百姓永远受益吗？京城是天下的枢纽，四海九州岛的百姓聚集其中，要使他们性情归于统一而达到中和，实在困难。何公巡察京城，本来不久就会使人称誉并思念他；既然声誉已经如此显著，那么他施政所余下的利益恩泽流到我郡百姓身上，大概就像堤坝决口而水流渗出一样。或者我还有疑问：天下号称难治的地方，就数我郡，难道这里的百姓不也是百姓吗？可是治理这片土地的官吏大多仍然觉得困难，为什么呢？九县地域广大，风气各异而习尚乖戾；百姓大多文雅聪慧，喜欢争斗而贪利，残酷却不以为耻。因此，那些君子粉饰聪明、夸耀意气，就标榜名节来抬高自己；那些小人则凶暴、欺诈、逞强，依靠争斗和攻讦来求胜，这种风俗非常不淳厚。所以京城混合了四海九州岛的百姓，让他们居住其中，就像用鼎调和各种食物一样，辨别类别而交错调配，只有易牙那样的人才能胜任。我郡九县的人聚集并入郡城，也像把山野的毛菜、水中的腌菜、蛰虫之类混杂陈列在祭器上。考察人的本性而辨别其中的善良，不是炎帝、岐伯那样的人很难做到。因而，要寻求百姓的中和而任用他们，关键在于顺应风俗来促成变化。《易经》说：“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了吧？”《尚书·洪范》说：“强硬而不可亲近的，以刚制胜；和柔而可亲近的，以柔制胜；沉潜内敛的，以刚制胜；高明外露的，以柔制胜。”这就是《河图》《洛书》中“五”的运用，也是圣人形成道理、施行治理的方法。何公给我们百姓的利益恩泽，假如一定依靠这些道理，那么所谓数理预先显示的征兆已经应验了。我没有才能，恭敬地用这些话为何公祝寿，也借此回复我们的县令沈侯，不知道他认为如何？太宰罗整庵先生寿荣录序

译上之二十三年，太宰整庵先生罗公寿数已经达到八十岁，守臣把此事上报，皇帝下诏特意采用礼卿议定的礼仪，命江西抚按大吏前往罗公府第，宣读慰问，赐给他少牢和秬卣；按月供给、按年追加的待遇，也比从前更加优厚，以表示宠爱。于是，内至朝廷的公卿大臣，外至监司和各州县的长官，以及乡里的荐绅大夫、宗族亲戚和学校中仰慕推崇他的人，都纷纷称颂罗公高寿而德行深厚，所以获得皇帝如此优厚盛大的恩典，实在不是无缘无故的。又可以相信这是天与人相互协调、上下之间没有间隔的征验。凡是为罗公得到这些荣耀而欣喜祝愿的人，不只是把它看作一人一家私下的庆贺，还一起把它写入文章、歌咏传播，洋洋然引类铺陈，观览的人大概还不会停止。罗公的次子太守君珝已经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谨慎收藏，题名为《寿荣》，于是同长兄礼舍君琰商议，一起刊刻流传。他请人写信托我作序。我从幼年起就仰慕罗公道德的风范，私下想象并仰慕他的行事已经很久了。长大后游历四方，听说天下士人私下谈论罗公，必定把他比拟为古代夷、契一类的人物，说假如唐、虞、三代的治理能够重新出现，如今治理教化的开端，大概就要依靠这样的人。这就是他平日积累的声望达到如此程度的原因。过了几年，我才得到《困知记》来读，感叹说：“圣人之学失传的统绪，除了依从这里，我还要从哪里做起呢？”六经中的精微言论，经过宋代几位大儒阐明我们的道统，几乎已经没有隐藏不明之处。如今佛、道二氏近似真理而混淆正道的教说，又使已经熄灭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其中最炽烈的，是达磨、慧能一派所建立的自性顿悟宗说，谈论道理的人纷纷一起趋从，却不知道那是幻妄。这难道不是为了在人前标新立异、喜好新奇，不求之于正理，反而结党于偏邪淫靡的学说来攻击毁坏自身的过错吗？只有罗公见识明达、涵养深厚，所以凡是儒学与禅学相同和不同的宗旨，他必定从始至终在毫厘细微之间彻底探究，勇敢辨析、竭力阻止，完全不回避天下人的愤怒和讥讽。这种捍卫圣道的功劳，难道不是像举起日月一样昭然显著、施行于世吗？罗公对于我们这些人，可以说是启发先觉者走出迷途、辅翼圣学建立巨大屏障的人了。至于他辞去召命和端揆之职，安乐地遵循本性常道，举止成为万物的轨范，言论足为后世法则，则高出百世之上，而对百世之后仍有教化；后世有作为的人，也清澈高洁，没有谁能超过他。古代有人确立道统，使百姓的生命得到宏大保全，直到老死而没有穷尽，君子便把这看作长寿。然而如果不是上天赐予他年寿，他的道也无法长久成就。德行的光辉照耀四方，流传美好的声誉而不停止，君子便把这看作荣耀。然而如果不是皇上赐予他所喜爱的恩典，他的德行就没有办法在下民中得到教化。罗公的道德确实流传于天下，既没有愧对这番话，而且功业在我们这些后学之中，又如此鲜明而不可磨灭。那么，今天他所达到的长寿、所获得的荣耀，说是天与人相互协调、上下之间没有间隔，难道不对吗？长久的道德教化能够成就事业，喜爱德行便赐予福祉；凡是圣王尊重高龄、推崇贤能，本来就是要以此教化天下、显示最高的训则。若论罗公的长寿和荣耀，只把它当作一人一家的私下庆贺，难道不是近于毁弃天下共同爱好的美德吗？因此，这部《寿荣录》流传天下，而太守君将它刊刻传播的心愿，可以同成就永不匮乏的孝道相比。我因忧病而受牵累，仍不能像先前几位君子那样亲自拜访罗公，以完成平生的愿望；如今完成这部录文，难道不会感慨长久思念，心神飞动于三顾云亭之间吗？不过幸而借太守君的嘱托，使我的不肖姓名得以错误地列在简册编次之中，这对我来说也并非不是心中快意的事。贺野航李君修复通祠落成序

译自从夏、商、周三代的宗子制度败坏，世代相传的家族便不再闻名于天下。秦国吞并诸侯，毁灭记载氏族的书籍，于是人人各自成为一个姓氏，没有人能够追溯自己的出身，长幼伦次也不再以亲疏排列，服丧关系失去亲亲之情，党族相互维系的势力分裂而无法重新合拢。有不可夺取的宗族，才有不可毁坏的家族；有不可毁坏的家族，才有不可解散的人心。这就是三代以仁义立国的治理所以形成，而后世不能达到的原因。然而宗子制度，大概同封建制度始终相伴。秦朝破坏这种制度，经过数千百年也没有恢复它的势力，这就是事实。后世君子想要推明先王的制度，挽救已经毁坏的事物，凡是能够因时改变礼制，使它不失去情理和文饰的适宜，难道不应当返回人心，顺着实际情况委曲设法吗？因此，伊川创立始祖祭祀，是为百世不迁的宗族作打算；每年有固定的祭祀，由大宗之后主持。考亭制定祠堂制度，是为五世以后迁出的宗族作打算；神主有固定的依托，由小宗之后主持。凡是士人、庶民没有家庙的人，都依照这些制度修行孝道、举行祭享，这种礼制虽然是古代没有的，却是根据义理创制的，难道不是吗？只是如今世家大族往往遵循伊川始祖祭祀的制度，又同时采用考亭祠堂的办法；考察其中的义理，已经渐渐远离本意，更何况聚集全族力量，奢侈竞相修建一座祠堂，甚至在椽头、题额、桷木等方面僭越仿拟王侯。观察礼器、数目和等级的升降，其中能够合乎礼制的很少。如今这种务求外在、彼此争先的过错，相比于离开根本、抛弃始祖的过失，又能掩盖多少呢？可是喜好议论的人却不责怪这种情况，反而只责备始祖祭祀，怀疑它近于僭越禘祫之礼，又说祠堂的兴建不是没有寝庙的人所能做的。唉！这难道不是没有追溯儒家先贤创制此礼的原因，对于所谓因时改变礼制、顺应实际情况委曲设法的道理，或许还没有深入考察吗？伊川的始祖祭祀，没听说必须专设一座庙；考亭祠堂中的神主，也只列四代亲属。它同如今各族奢侈兴建一座祠堂、祠堂重点供奉始祖的做法，确实有不同，但我仍然有所取法，取的是它足以守护族训、家法和已经败坏的宗法，使族党相互维系的势力因此逐渐形成效用；这本来不是曲解学问、拘泥言说的人能够理解的。礼制已经失去，就退而求其次；称得上知礼的君子，难道反而要讥笑这种做法吗？我们县城近郊的西面，有一个大家族叫李氏，先世大概出自唐代西平王李晟，谱系记载还很近。李氏家族原来有通祠，用来奉祀始祖和四代亲属；后来不慎遭遇火灾，于是我的姻亲野航君李良治同众人谋议，大家都说：“这样做，费用很难承担。”李君说：“唉，我的先人曾经有志于此，如今我怎么能因为力量不足就推辞呢？”于是打开拿出自己的私藏，召集工匠，估量材料，日夜勤劳地亲自督办。凡是一尺椽木、一块砖瓦的费用，壮丁和工匠的劳力，没有一样向众人索取。正堂前后各建若干楹，左右两侧以翼房相对，室内矗立着祠堂，外面环绕着墙垣，厨房、仓库、斋室、浴室按规矩陈列排列，所花费用相当不少。仲冬之月，择定吉日告成，全族登堂，仪容整齐有序，肃穆得仿佛看见祖先享用祭品而降临。于是他的几位兄长中贤能的人，共同称赞庆贺；听说也感叹李君办成此事的艰难。《礼记》说：“君子将要营建宫室，宗庙放在首位。”这是说有俸禄的人应当重视根本、优先处理根本事务，所以兴建的次序应当如此。哪里有像李君这样首先勤劳、专心出力，不经营自己的私宅，却只对这件事急切不已的呢？世上那些建造高大屋宇、装饰华美门庭，奢侈逾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却看到先世神灵栖息之处没有屋宇，竟然一点也不因此触动内心的人，难道只是乡里没有见识的豪强吗？像李君这样的作为，难道不是远远贤于常人吗？虽然如此，我还有话要告诫。祭祀先祖的忠诚，哪里比得上奉行先祖志业的孝顺？肯出力建造房屋来继承先人的志向，哪里比得上践行善行来承继先人的德行更为根本呢？古人制定法度维系家庭，使长幼次序和服丧亲属关系彼此守持而不混乱，作为治理之道，一定从孝敬开始。李君洒脱而仰慕义理，他的贤能已经远远超过常人；几位兄长又以文学儒业相互振作、彼此显耀，那么他们朝夕所探究和切磋的，一定在于这些根本，而不在于其他。我错误地承受了姻亲深厚的情谊，用这些话来赞助你，不能不涉及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至于它合于古礼而又不违背今日实际的地方，我已经把其中的道理全部说清楚了。武陵精舍诗序

译我年轻时读《桃花源记》，私下觉得奇怪：那些隐居避乱的人竟然能够找到一块好地方而安居其中。到了他们的子孙，历经世代，空旷安然地生活，经过数百年都不与喧嚣的世俗接触，这是多么奇异啊！好事之人于是夸张地编造神仙荒诞之说，画史和著书的人也往往任意把它表现于文章和图画中，不再把它当作人间的事情了。这难道不是因为时代久远而传说失真吗？不久前我奉使从长沙进入武陵，途中多是高峻山岭、曲折溪流，其中夹杂着肥美田地和高大树木，时而曲折绵延，迷失了出口和道路，幽深的样子仿佛晋人所记载的地方，这种景象并非一次遇到。这样以后，我才知道这里确实是天下山水幽深奇异、诡秘闭藏之处的汇聚地。到了郡中询问桃花源所在，才知道它向西距离这里不下二百里；山水深远，无法探究，追问秦人的踪迹，大概早已不为世人所知，差不多过了一千年，而那座山仍有名为“秦人洞”的地方。自从天下战争平息，西南夷人罗、施、莋、都等地域都纳入中夏的车书范围，彼此相连、混合归一，从前所谓桃花源如今已经成为四方会合的交通要道。当地百姓即使想像秦人那样隐藏起来，也无法做到。因为从秦到晋，那里土地交通本来就不如今天；后来几次发生动乱，而它偏僻险阻，又不是英雄必定争夺的地方，所以秦人能够在那里长久安居，也就很合宜了。而如今那里寂寥无闻，难道也是形势所必然导致的吗？我又想到风俗逐渐衰微，当地士人喜好逃避而不受污染，百姓乐于耕种，温厚安然，不羡慕世俗，这难道还近似秦人遗留下来的风气吗？只是我不知道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如今少司马高吾公，以年高德劭、阅历深厚的名望，在尚未到悬车退休之年时，便优游于山林溪谷，像是要终身如此，天下士人都仰望他；这大概就像鸿鸟翩然振翅，飞翔于九天之上。高吾公的儿子梓吾，继承父业治理繁剧的郡县，声名流布而显著，胸怀轻快高远、超绝世俗的志向；他博大宏伟的积累，正如水流奔涌，尚未止息。他曾亲手拿着一幅图给人看，说：“这就是我建造武陵精舍的图样，图上还有我尊人静芳乐止诸亭。”我行走四方，这幅图总是随身携带；每次展开观看，没有一次不感慨而兴起思念。于是把景物概括为六景，士大夫都作诗歌来吟咏叙述。我的姻亲朋友周子宪常常承蒙高君交往，把所谓六景诗拿给我看。我看了那些诗，图中的景象便灿然呈现了。虽然如此，我不能不对那片土地有所感慨。武陵之“武”，以止息战争为意义。汉代以前，西南夷人的地域还没有归入中原，唐蒙奉使出行，经过冉駹直到滇地，于是大规模征发士卒修治道路；武陵郡因此成为内地，其功绩直到今天仍让人受益。后来马援平定五溪诸夷，行迹往往记载了这些事情。如今世上的武力竞争非常衰微，近来交南进贡，也只是依靠上天的神灵，才使他们接受羁縻控制，幸而没有造成骚扰。如今北方猖獗，环绕三晋数千里土地的百姓，尸横遍野、肝脑涂地。镇守边疆、抵御外侮的臣子，却没有人举起一面军旗奋发自强。议论者惋惜如今人才空乏，想在八方之外广泛搜求人才。高吾公英明的谋略和伟大的才略，承载天下人的期望已经很久了；而君才智谋略不懈，刚刚到了强仕之年。《诗经》不是说过：“方叔是元老，能够使他的谋略壮大。”高吾公正是当之无愧的人。如今正当精力强盛，经营四方，难道不是君应当自行承担的责任吗？由此看来，静芳乐止诸亭哪里足以成为高吾公的重大事业？又哪里值得他不能忘记一座精舍呢？想来这也不是君子用来使武陵显扬的办法。君出发吧！如今若把唐蒙、马援的功绩移植到燕然、狼居胥一带，将使桃花源的旧地不再有秦人避世的踪迹。那么，我想高吾公的壮大谋略和君的经营事业，正可以寄托在这件事上；还是把这些话回去告诉高吾公吧？也请高吾公亲自试一试自己的力量究竟怎样。我因周君的请求，姑且写下这些话来验证此事。寿师相徐公六十序

译今年夏天，皇上欣然采纳台臣的奏议，廓清政治根本，斥退、断绝那些因宠幸而依附、违法乱纪的人，并先后依照宪章常法加以整治。于是阴暗的气氛被洗涤，郁塞昏昧之处变得明朗，天下和美协调的气象蒸腾充盈，向四方通达。当时，师相存翁先生徐公实际参与谋划，以长官百僚，宣扬施行选用人才之道，来承受并发扬天子的美好命令。于是近自公卿文武官吏士人，远至黎民百姓，以及海外夷族，没有不交相注目、踮足远望，期待治理教化即将成就的。有人说：名世的大贤如今掌持大政、执掌权柄，他必将大力辅佐君王，使天下百姓长久安宁。伊尹、傅说那样的宏伟功业，或许幸而可以在今日看到了吧？这一年秋九月十三日，是徐公六十岁生日，南太仆卿徐君纲、少卿郑君本立写信送到台署说：“公担任首辅，已经大大快慰了海内人士的心。我们承蒙长期接受您的教诲，难道不该说几句话来祝公长寿吗？”台署答道：“可以。二位任古代仆臣的职务，大概就是掌管天子的车驾吧，请允许我用驾车作比喻来回答。驾驭六匹马，调齐缰绳；两旁的骖马响应车毂，驾着大车前进，就能一天行驶千里。为什么呢？因为驾车得到了合适的人，而驾车的责任又专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天下不只是像一辆大车。君主若不亲自劳心选择宰相，把驾车的职责交给他，却想让大车横行奔驰四方，行到道路的尽头，又不受马嚼子和车辕牵制的祸患，若不是得到贤能之人善于驾驭并专心掌持，难道可以希望做到吗？公自从考中上等进士，历任显要职务，进入宰相幕府十多年，不能说不是得志并施展抱负的极致。然而天下士人常常感到不足，不能满足，叹息公没有迅速主持中枢政务，所以皇上仰慕治理而只是徒然辛劳，德泽很少流布；事情违背志愿而受阻，谋划又被交游关系所蒙蔽，那么想要取得太平治理的功绩，又从何而来呢？如今奸邪的萌芽被堵塞，群多的枉曲之人被摈弃，贤能之士被拔擢，众多正直之人升用，上天大概是要借公来改变治理、革新教化，使天下长久享有无穷的恩泽，新的开端难道不就在今天吗？十日与十二地支相配，数到六十便穷尽，穷尽就一定回到根本，所以六个癸年轮转至亥而接受承续，才形成天地循环始终的一次变化。公出生在这一年，恰逢敬皇帝守成守文的盛世，治理教化屡次更张，都是因人而施行；以过去推测未来，难道不能由此推知天数吗？考察我朝兴起以来，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三次六十甲子的纪年，首尾相接；但每次所遇，都必须有贤臣辅佐。从前圣祖在元朝最后一个癸年结束时，开国名臣辅佐创业，功业遍及海内，光明显赫，没有人可以与之争胜。那时驾车的人充分发挥车坚马良的优势，在平坦大道上奔驰，不劳烦鞭策，便能迅速行驶千里。太祖初年，三杨奋发有为；弘治末年，刘、谢协力尽忠。车的材料和马的力量虽然似乎比前代稍有松弛，但由于驾车者有良好的驾驭技术，所以终于能够长久行进而不倾覆。此后驾车者虽出于同一轨道，大车车厢宽大坚实，正应该有所等待，等待公以及公出生的年月。公的出生既符合盛大的天数而降生，那么预示公成就事业的征兆，必定会显著树立功绩，震动世间。六十甲子周而复始、穷尽后又兴盛的明显验证，难道不正是应验在公身上吗？台署推知上天将公与此相合，把国家太平的重任托付给公，公难道能够推辞吗？车快速奔驰时，黑马和白马步调闲适；缓缓驱驰时，车铃与马铃彼此协调；左右转折回旋，都从容合乎尺度，车辆顺畅、马匹调和，奔驰九阪如同弹丸跳跃。这就是驾车者独有的最高技艺，不能向别人传授。公内心神明朗彻，外表虚怀宽裕，大概已经进入良好驾驭的境界了。用来驾驭天下这样的大车，难道只是更换原先的车轮和车辕而已吗？能够察见细微、通达远方，是智慧深厚；相信下情并通达上情，是诚信深厚；爱好贤人如同甘美饮食，说明施行仁政的愿望不会穷尽；憎恶奸邪如同患苦病痛，说明施行义政的愿望有所节制。这四者是驾驭世道的衡轭，掌车的人不能在一天半日之间废弃它们。公难道会有其中一项不具备吗？上天生公，是想让我国国家在亿万年中得到重任和依托，因而也借此预卜公的寿命与福祉。不把它推及宗社长久无疆的福运，又从哪里来考察呢？《诗经》说：“保佑这位天子生下仲山甫。”公的出生确实有其由来，难道不是有缘故而非偶然吗？快乐的君子啊，愿您长寿无穷。上天本来就要让公成为国家的根基，又把长寿、安康、保全、安宁的福祉厚厚地施给公，使之没有穷尽。二位听了说：“确实如此，这样就可以撰述祝公长寿的话了！”于是便拜手写下这些话，交给来使。《栢泉胡公督抚奏议序》

译古代的大臣兴办事务、制定谋略，用来安抚平定一时的祸患，施行到后世而功劳没有遗失，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和谋术特别不同吗？他们以忠诚果断、自我担当的志向为主，所以面对利害不会迷乱；以面对平险都持守如一的节操来施行，所以经历成败也不会改变。由此推论，他们发布政令，百姓无需告诫便会服从；陈述谋议，还未施行，上下便已信任。比如宋代张忠定公镇守蜀中、范文正公经略西夏，都是因为他们的志节平日已经确定，所以举措规模、言论风采在一代中格外显著，他们的功劳恩泽也因此盛大流传而长久，不会随事情变化而湮灭。如今考察少司马柏泉胡公督抚我江西，难道可以说他没有继承并发扬二公所建立的事业吗？我偶然读到公的各篇奏疏，详细考察他前后的行事，知道公忠诚果断、自我担当的志向，面对平险持守如一的节操，确实可以与宋代二公相提并论。我们江西之地能够免除被杀戮、焚烧、驱赶、掠夺的苦难，因而振作并引发他温暖抚恤的气息，公的功劳难道是偶然成功、幸而遇到机会所能相比的吗？公从在滁州做诸生时起，穷究推求六艺，阐发百家学说，深沉而多有幽深思考，只是自处安静，仿佛没有什么才能。滁州当地人，大概很少能窥见他的深浅。后来考中进士，更加精研理学；对于法制、名律、兵事、财计等琐碎事务，仿佛认为不值得挂意。等到督理山西学政，亲眼看见边患艰难险恶，才开始奋发陈述时弊，分条列出若干可行之事，上疏报告；但忌恨他的人厌恶并避讳这些言论，于是借改任参议藩司政务之机，罗织文辞来排挤他。公退居田庐十八年，他的名声反而暗中更加振作。于是朝廷交相推荐推举，逐渐起用他来处理秦、越事务；过了很久，督抚江西的任命终于到了。公开始持旄节进入江西境内时，江西各郡县因盗贼蹂躏而惊恐，百姓不敢指望有安宁的居所。当时抚州、建昌最为危急，公立即赶往抚州，巡视建昌，指挥军队大举攻击贼寇，解除了两郡的危难，才开始正式赴任。随后急忙派兵四处出击，所到之处取得奇功，于是议定建立三营，使东西两营互为掎角，中营随时予以接应。又议定更换文武将吏，区别他们的功劳和罪过；议定恢复民兵，仿照古代保甲法令，使百姓彼此守望；议定留下京库的赋税，以补助军需难以筹集的困难。不久，皇上全部批准施行。于是核查军队实情，检阅选拔训练，表彰忠节，征召有才武之人，督促有关部门依次整顿实行。不到一年，盗贼被安抚，百姓得到治理。公说：“还不行，闽、广的首领若不消灭，江西难道会有安宁的时候吗？” 于是大规模聚集从两面夹攻的军队，亲自率领军队依次进攻建昌，又派偏师从汀州、漳州出发，从小路绕到贼巢后方，向他们进攻。从此两省都捕获了盗贼党羽，接连数郡全部扫平，江西才真正安定，再没有侦察和警报传来。至于教养、防卫、赈济、借贷、免税、抚恤等政务，连续详列在各篇奏牍之中，本来就不是轻易更换几个人便能数说完的。世人常说，儒者文章多而实际少；要抵御天下的大患，非豪杰之士不能参与。公难道不是勤勉谨慎的儒者吗？考察宋代二公在未担任实际职务时，与公在滁州做诸生一样，勤奋求学，不涉及其他政务，为什么后来所成就的事业竟能与古人隔世相合？不仅是志节相同而已；不知道古今所称的豪杰之士，名声流传于史册，他们的功效与公相比究竟谁多谁少呢？有人说公议论山西之事，既不免遭忌恨者构陷，近来在江西也有因疑惑而诽谤控诉他的人。唉，这些事情哪里足以认识公光明磊落、毫无瑕疵的内心呢？张忠定公能使蜀中百姓百世思念他，却不能使讹言在一天之内完全禁止；范文正公能使西夏人无论大小都畏服，却不能使二府都喜悦、诸将都和睦。总之，他们的清白光明显著于天地之间，公与宋代二公的行事，无论贤愚都可以清楚指认。那些迅疾浮夸的言辞，难道只是把一两条考校性的说法拿来使用吗？还是说，公在出仕与退隐之间，孜孜不倦地研习理学，始终没有懈怠，比张公的平易、范公的中和专一勤勉还要超过许多。读他的文章，就可以想到他的根本了。《送司谏周君擢任湖广叅议序》

译湖广横跨如今南方诸省，土地延绵数千里，与其他大藩所辖之地相比不止相当于两倍。它东面汇聚洞庭湖水，引纳江水、汉水，茫茫浩荡直到无边无际；郡县像串珠一样点缀其中，漂浮在水面，时常不能没有防备舟船的警戒。西面与黔、粤相接，荒郊之外，长山深谷连绵遥远，无法探测穷尽。衡州、永州各郡县，又是群山簪聚之地，夷獠杂居，时常出没无常，奸民往往互相勾结，藏匿起来作乱。麻阳首先发生的祸乱，震动辰州、靖州等地，毒害波及三省。直到耗费数十万军队，连续多年，才仅仅把他们驱逐消灭。其他大小变乱扰动，耳目所能看见、听闻、记载的，几乎难以再换几个人来数说。议论政事的人说，如今巡抚治理的大吏，其责任本来就崇高重大；至于藩司、臬司，承担守土巡察的寄托，坐镇专制一方，都是郡县所禀承的对象，他们治理百姓尤其贴近而重要，怎么可以不慎重选择其人呢？南礼科给事中慎斋周君，长期任职谏垣，曾上疏罢除浮华淫靡的弊害，指斥奸邪贪污，往往切中要害，朝廷内外大概都称赞他能干。上天嘉奖他的才干，提升为湖广叅议。他所掌管的地方正是衡州、永州诸县，这些郡县的士大夫没有不因得到周君而庆幸的。于是他的同僚杨君朝明等人都来拜访我，说请我作赠序，是因为我和周君担任同一职务、属于同一系统，有彼此协助、共同成事的情谊。藩司、臬司都是县郡的表率，但二者职务各有首先和重要之处，不能用同一标准推论。藩司、臬司以守土为职责，那么凡有所行动，都应在事情尚未显露时加以控制，在尚未混乱时谨慎防范；辨别夷民而列入防守体系，区别良民与暴民而树立风俗，这些事情本来不能只依靠法律。与宪臬官掌握法律、坚持正道，手持符节简册和兵权，趁着已经形成的混乱加以裁治相比，或许还是有所不同。周君所辖四郡广大，夷民与汉民杂处千里，加上我前面概括说过的事务，又有湖广各地守巡官所独有的差异。听说古代的记载说，礼是在事情发生以前禁止，法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施行。孔子说治理国家要用礼，因为上位者喜好礼，百姓就容易役使。儒者所说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的道理，难道可以一日离开吗？礼并不是专门依靠仪文制度的繁细来治理百姓，把他们荒唐、暴戾、愚昧、鄙陋的习俗一概强行扭转，而是与他们共同从事于雍容揖让之间，这才是礼的最高境界。不强行改变他们的常态，不违拂他们的习俗，以忠信的积累为根本，通过经常可行的制度施行，使他们产生恭敬谦让而革除暴慢，使敦厚形成而凶恶狡诈得到教化，希望百姓不彼此兴起作乱，这不就是礼所取得的成效吗？如果礼教不先行，只依靠法律束缚控制，百姓每天都会忘掉自己的羞耻心。既然暴戾放纵、任性妄为，怎么会安于遵循正道而不去盗窃抢夺？横暴悖逆之事无从知晓，祸患由此而来；想使他们改掉旧习、趋善去恶，恐怕教化就没有途径进入了。周君在礼部任官多年，以简朴约束自己，以恭敬退让对待人。京城的文武官吏士人，以及各勋功世禄之家，没有谁敢僭越奢侈、干犯陵辱、放纵自己而超出礼法范围。前后主持礼制的官员，依靠周君振兴纲纪、整饬秩序、区别尊卑，大力发扬天子笃行礼教的风气，他所宣扬流布的补益非常广大。我接任这个职位还不到一年，感叹不能与君长久切磋。周君此行，始终遵循礼法，就可以使上下之间没有遗漏的正道。因此，各部门都依礼行事，品级格式就会明确，官府常规就会有序；各种政务都依礼行事，章程就会公布，办事的守则就会确定。用来振兴法律的曲直，严肃纲纪法度，天下本来就可以掌握在手中，何况只是四郡千里之地呢？《奉贺大司马李公考绩受褒序》

译古人所称的豪杰之士，与普通百姓不同，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智慧特别超越常人吗？他们存有远大志向，又以诚信辅佐志向，所以能够触及天下最艰难的事情，天下的重任也没有什么不能承担的。三代的名臣辅佐，他们的行事被记载在典籍中，本来没有听说他们只凭才智就一定能成就事业；只是因为志向与诚信贯通于常态和变故、平安和险难之中，出入各种事务而丝毫不被动摇迷惑，所以能够支撑倾覆、托举重大事业，谋划艰难、排除祸患而没有差错，持守原则供后世观看。后世那些建立功名的人，往往只是趁着时机而侥幸有所成就，怎么能同日而语呢？这大概就是孔子思念虞舜、周文王之际，深深感叹这样的人难以得到的原因吧？我看如今的大司马克斋李公，大概可以说不愧为这类人的同伴。只是奇怪海内士大夫往往只称赞公的才智超过常人，却没有人能够推究认识公由志向和诚信积蓄而成的深微之处，这样能说是了解公吗？公从小孝顺友爱，天性如此；在乡党宗族中诚实谨慎，没有其他奇异之处。还不到二十岁便开始做官，却以迎合贵人为可耻，久而久之，逐渐变得棱角分明、与人相互抵牾，因此触怒他人而遭祸，长期被贬谪滞留十五六年，才重新起用，历任藩司、臬司，升入台省，人们渐渐盼望他被大用。没过多久，又触犯了执掌权柄的大臣而遭其恼怒，被夺去官职，回到乡里；又经过十年讲习学业、追求志向，潇洒自在，过着隐逸生活。后来倭夷肆虐作乱，淮阳议定开府治军，才以旗节到家中征召公。这时吴、楚、闽、越之间的街市已经被屠戮殆尽，淮阳二郡孤立无援；长江以北百姓困于盗寇和徭役，军队缺乏训练，前后两次更换大吏，多年没有取得一点功效。公正当重新开始、草创局面的日子，独自挺立，谋划方略、坚持守计，众人都惊讶其难以维持。等看到公到任，才发现他镇定安静，仿佛无事；对于所辖郡县，只禁止滥杀扰民，停止烦琐苛刻的政令而已，百姓既然有了依靠，便不再恐惧。不久贼寇进入境内，公出外巡视，指挥营垒和将士，各项需要仿佛早已准备妥当；他在海边曲折地带来回周旋，奔走作战，前后几个月，斩首贼寇四千多人，贼寇尸体横陈原野，多得无法计数，但百姓竟像不知道有军队一样，这又是多么神奇啊！议论者称，自从有倭患以来，这样的胜绩大概从未见过。天子念及公的劳苦，召他入朝辅佐中枢；但二郡思念公，常常像不能忍受一朝一夕，于是创建祠堂、树立石碑，宣告公的功德永不泯灭。不久南郡突然发生营卒之变，任事者惊恐而失去主意，公从容筹划，诛杀首倡作乱的二十多人，朝廷内外于是安定。恰逢公已经被召往北方，重臣更换之后反而败坏了政绩，朝廷议论请求选派公出任军队统帅。公到任后坦然平和，不预先设置机谋和防备，只重新申明什伍之法，制定分队编制的规矩，禁止克扣，减少徭役刑罚，实行数项措施，士卒于是安定服从，仰慕他的风气，仿佛私下以往日叫嚣不驯的行为为羞耻。过了很久，把散布妖言的人在市场上处死，又杀掉数名触犯纲纪者，家户、街巷、郊野道路于是都禁止再听到喧哗吵闹声。公屡次兴办事业、建立大功，不动声色，终于使一时局势安定到收兵息战的程度，说这不是才智的施展，难道可以吗？但谁知道公平素积蓄的东西，早已有所预备呢？志向不因危难变故而改变，所以面对利害不选择趋近或逃避；诚信不因狡猾暴戾而迁移，所以反复无常的人自然会循规蹈矩而接受教化。这就是公的功业能够流传无穷、遗留保全安康之福而不竭的原因。此时公治理南都戍务已经三年，主管功绩的官员上报其最优成绩，赞美公的美德，于是隆重举行褒奖崇敬的典礼。南少司马霍公率领属官来请求我写文祝贺，因为我跟随公很久，真正了解公，一定更深。唉，我哪里足以了解公呢？但曾听公评论士人品格说：“士人如果把追求富贵的志向换成建立功名，那么功名不愁不能显著；如果把追求功名的志向换成追求道德，那么道德不愁不能修成。”这句话说明志向应当由诚信来辅助。公这样教导我，我又能以什么来帮助公呢？《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快乐的君子，万寿无穷。”我没有什么才德，只愿祝公长寿不衰。这样一来，上天一定会厚厚赐给公无穷的寿命，使公长久为国家建立养育百姓的根基，或许可以慰藉天下仰望公的心，其他话又何必多说。《送司谏杨昆南君之江西按察副使序》

译古今之人不能相及，世人常有这种说法。我本来就认为这种说法不是通达的见解。古代的人也是今天的人，那么今天的士人往往自己谦称不如古人，这是为什么呢？上天降生人才，本来没有古今的差别。今天的士人有时不如古人，难道是才能的罪过吗？所以才能与诚信相合，正是古人的独到之处，只是今天的士人不肯努力罢了。农夫耕治田地，使用耒耜；但庄稼有时丰收、有时歉收，难道能归罪于耒耜吗？驾船的人行驶江河，使用缆绳和船桨；但船载的货物有时到达、有时不到，难道能归罪于缆绳和船桨吗？人从上天接受才能，用来经营筹划各种道理、周遍施行一切事务，不就像农夫凭借耒耜、驾船者借助缆绳船桨一样吗？只是事情能否成功、能否到达，差别辽阔，不能相提并论，难道不是才能与诚信未能都相合所造成的吗？我看汉初朝廷中的臣子，大多质朴少文，行事专一诚实，仿佛没有什么可供表述的地方；然而自三代以后，谈论治理功绩，最终没有超过他们的。宋代中叶，才能贤能而卓越的人相继出现，名声显赫地著于简册，看起来汉代诸臣似乎无法与之相比；但平心考察治理成效的完成，能够稍稍不逊于汉代臣子的，实在很少。议论很多而声名仪容盛大，推想起来，大概是才能没有完全出于诚信吧？明朝兴起以后，治理教化远远超过古代，开始连汉代的事迹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和引用的；但自弘德以来，风俗习尚渐渐流于偏正，我恐怕不能避免宋代中叶的弊病。听说君子要想在天下兴起长久安定的教化，如果没有才能与诚信相合的人出来扭转阻塞、疏通溃散的局势，古代的治理大概很难企及吧？我上下求索，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与之相似的人。南吏科给事中杨昆，南君大概就是那位穿着古朴粗陋衣服、戴着古式头巾的人了。君是我在南宫考校的士人，因此我得以熟悉他的行事。他从小笃实行善，诚恳厚实；从家庭内廷推及乡党，人们称赞他没有异议。他修养自身以及治理各家的功夫，已经丝毫不愧于古人了。等到我与他一同任职陪都将近六年，朝夕相处，考察人才，讨论政体，辨别善恶以明确表彰和贬斥，审察利害以筹划因革，每天访问、每月求索，细微处都衡量，极小处都考校，光明显著，没有一件不是出于诚信。因此，他对于细微的举措都能详加参酌，对于显著的褒贬都能公开陈述，无不合乎天心、符合人意；他的奏章表露出来，明白而精纯，文章论述也由此建立。君子的才能既然通晓事物变化，没有不周遍的地方；他的诚信又能推及人情，没有不协调的地方。这样的人有作为就一定成功，试行他所说的事情，都足以使人信服喜悦。今年夏天，诏令提升君为江西按察副使，这是近年少有的显著升迁。正当仕途荣耀之时，君想让有职位的人见到君的贤能，于是他的同僚、上虞人张君鱼台来请托。君来索取我的话，作为赠送给君的文章。君平素积蓄的才能和诚信，即使把君列在汉代诸臣之间，本来应当不愧于汲黯、鲍宣一类的人；与谷永、杜钦之辈俯仰迎合世俗相比，他们文章辞采虽有，却不合于真实志向。君大概正为此忧惧，恐怕受到玷污罢了。君出发吧，将来入朝执掌鼎轴，担任左右辅弼的重任，千万不要承袭宋代那种议论声容的盛大铺张，以虚浮的美名损害实际政务，使天下最终受到它的祸患啊！不过君前往江西，对于那里尤其有可依赖之处。近来一两个显贵大臣在当权之时声势显赫，所到之处震动人心，乡党中能够自我修养的人已经很少，前辈长厚正直忠亮的遗风也因此受到熏染而发生变化。君将以法律纠正一向的表率标准，振作、矫正其中的弊病和磨损，切实修养廉洁操守，清楚地照耀并规范四方。十三郡的士人和百姓长期受到浸染熏陶，听到君的风范，难道不会彼此悔恨警惕，想要改变那些还未消尽的弊习吗？我庆幸乡里和省中的士人，将会从他们偷安败坏的地方得到很大的福益。因二位君子的请求，于是连同私下的感慨一并说出。《赠通叅徐君考绩北上序》

译古今评论士人，什么时候不以他的器量见识、才干方术为根本呢？然而能够兼备这些方面的人很少。因此，深厚而不夸耀的人，有时被批评为综合治理难以周全；多智善谋的人，仍被讥评为沉着决断而不够果断。已经很久了，士人难以被看见全部的才德。想要差不多达到古人的境界吗？不学习，本来就没有办法达到。过去孔子评论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不贪、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最终一定要用礼乐来文饰完善，才可以称为成人。所以以四人的贤能，他们最终若没有在学习上达到深厚的境界，尚且不能成就完整的人格，何况低于他们的人呢？后世难道少有卓越奇特的士人吗？只是常常赶不上古人，原因就在于学习和不学习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我在天下寻求朋友几十年，观察今天的士人，他们往往自己惭愧说不及我，唯独认为廓原徐君是难得的人。大概他的器量、见识、才干、方术已经高出常人一等，而学问又足以成就它们，这就是他大大超拔于流俗的原因吧？君起初凭借《易》学在浙西受到起用，浙西有很多士人跟随他游学；他教育别人以及成就自身，从未不把古人作为一定可以达到的目标。用广博深厚的学问浸润它，使接受能力扩大，宏大宽厚足以承载；用磨炼砥砺它，使操守坚定，刚毅足以持守。因此，器量能够广泛容纳而不狭隘，见识能够经达长远而不受蒙蔽，才能能够推处理众多事务的繁杂而不使其出口受到拘束，方术能够顺应万物的变化而施行不困。难道这不是君在学问上善于成就自身的结果吗？过去我在南宫考校士人时得到君的文章，读后感叹它充实厚重而不逼迫，疏通通达而又能辨析。我私下已经预料到他的器量见识伟大了。于是放眼看他所驰骋的领域，旷达无所拘束；旁观他所采集取用的材料，总括有序而不杂乱。他的才干方术超过常人，难道不也大概可以从文章中看出吗？等到他出任司常郡，治理政事合乎法度、德行；唐太史曾间或对我说：“凡是担任这个郡的官员，从未见过有能赶得上徐君的。”他侍奉上级恭敬，却不因此屈挠自己的操守；听取下情明察，又不遗漏防范之处；加上廉洁公正，足以成为施政措施的根本。他当时与人谈论学问，连续不断，确实没有穷尽。太史一向谨慎地称许他人，在他所见的人中，从未见过像徐君这样受他重视的；后来各部使者交相推荐他的贤能，大都与太史所说相同，实在足以观察并相信。等到他被召入谏垣，众人正庆幸君将得到大用，恰好因触犯隐微的文法而被降职外放，君安然自若，内心丝毫不为之动摇。跌倒后又重新起身，通达与困厄、特殊待遇，都处之泰然如平常。如今他从禄丞升任符卿，改任留守纳言之省的副职，前后历任下大夫品秩将近五年。后来在君之后，许多人升任显要、掌握当权职位，晋升枢密要职，穿着金印绯袍，大概不下数人。君虽暂时收敛锋芒而在其后，本来安静自守，从未在议论考校中置身其中。如今任期考核期满，应当上报，于是计算同僚长官的意见。月川刘君来询问，说：“凭君的贤能，假使立即担任宰相重任，那么所建立的功业难道会落后于古人吗？”像我这样昏昧的人，又有什么话可以回答并增益君呢？不过，我曾听君子说过：人的器量、见识、才干、方术，得自上天的各有独自盛长之处；顺着这些去实践造就自身，如果不学习，本来就不能没有抵牾。器量见识若不以学问精炼，就不足以探究先兆细微之处，如汉代霍子孟、宋代寇平仲就是这样。才干方术若不以学问滋养，就不足以成就顺应时势的大业，如唐代李文饶、宋代吕垣就是这样。古时筑于傅岩的刑徒，后来辅佐商朝中兴，他的事业本来始终奋发于经典学问；后来以诸侯身份成为周朝卿士，仍勤勉不懈地在本国自我警戒，直到年老还不厌倦勤劳。因此诗人歌咏他的德行仪表，把它比作圭璧、金锡的美好；而追究他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若不是学习问难、互相切磋、琢磨修治的功夫，就无法达到。古人能够坐而日进于此道，后世不能企及，大概不正是因为这个吗？徐君的志向，我看出他不想违背古人。现在前往以后，希望更加笃实地达到学问的境界，到老也不懈怠于高远精进；将来大力施行启发劝导、交相修养的功业，彰显端庄谦抑、明睿圣哲的德行，大概将由此逐步达到吧。《送浙宪长蔡公序》

译士君子想要在世上有所建立，本来很难侥幸取得。不考察古人的行事踪迹，就无法从前人那里扩充才干方术；不经历四方事物人情的变化，就无法为后来裁处应变。这就是仕途与学问相互成就的原因，也是豪杰之士终身勤勉不敢自我懈怠的原因。我行走天下，托身结交当时的贤大夫君子很多，称得上奇伟卓越的杰出人物，大概还有不少。然而能够用这两方面周全自身，在治理之道上施行不竭、成就事务，却又恭敬谨慎，仿佛害怕自己的建立不能达到，这样的人为什么如此寥寥而难以多见呢？浮华文辞的技艺一旦修饰起来，就把古人的行事抛弃为糟粕，所以才干方术无法推展；虚浮诡诈的习气一旦形成，就把四方人情轻视为刍狗，所以治理应变无法分析精微。仕途与学问不能互相发挥作用，万事赶不上古人，其后果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我的藩伯敬轩蔡公，大概不同于这类人吧？考察他成就功业的原因，关键在于对这两条道路勤勉不懈，因而名声与实际日益增进，上下都有其缘由。公起初在中秘读书时，我恰好在翰林任职，充任司局事务官；我看见公列在同辈中，谨慎诚实地约束操守。我虽未多次跟随公交游，内心却暗自仰慕，因而特别留心知道他的学问不追逐浮华文辞，而文章有经达长远、寄托重大事务的思想；他的行为不迎合虚浮诡诈，器量足以承受重大负担和艰难任务。当时同进士的士人都啧啧称叹，说难以赶上公；公自己却暗中安然，仿佛没有什么超过常人的地方，因而以所到之处自得。后来任政司马数年，历任广右宪臬，升任我江藩的政务官。他以儒者的行为整饬吏治，推求事物人情来通达政务要旨，所到之处都明显建立了政绩。近年岭南盗贼正与闽地寇贼联合作乱，抢掠三省各郡县，十分猖獗；我江藩遭受他们的荼毒，是百年以来从未听闻的灾难。岭北一道尤其成为盗贼出入的要害，形势渐渐呈现鱼烂土崩的趋势。公辅佐如今的中丞吴尧山公，尽心办理剿抚各项事务，宣扬威势与恩德，不怕勤劳困苦和特别艰险，终于使盗贼面向内地叩头，改变心志接受教化，四方因此大为安宁。公的功劳资历显著，朝廷内外都称赞他能干。朝廷议论于是任命公总理浙江藩司的宪政。此时南安守林君舜道、赣州守黄君扆，感念公镇守当地满一年，凶恶首领被驯服压制，郡县长吏都能相信并施展自己的志向和事务，大小祸患全都消除。他们如今与公分别，实在不能不深切怀念。我性情刚直拙朴，不能随同世俗，自从归耕田亩以来，已经很久不与当权者交往。虽然有幸早就认识公而深感惭愧，却哪里能替二位君子说出与事实相称的话呢？因此把我内心私下的感慨说出来，大致为公概括如下：如今公卿大夫仰承美好的德行，本应都洗涤整饬自身，争相用才干和品行来表现自己，希望不辜负当年所受的任用使命。但有时所追求的与所任用的相违，往往声名与实际不能完全相称，这是为什么呢？浮华文辞的议论在上位者中倡导，学问就少有切近实际的功夫，所以很多言论令人担忧会背离正道；虚浮诡诈的习气在下位者中形成，仕进就缺少遵循实际的成效，所以整饬志向容易变成追求侥幸的名声。这两者，是天下共同的弊病。士大夫所崇尚的不同，国家治理的好坏常常因此而变化，难道是小事吗？浙东是南方首要的藩镇，士绅先生以学问相互切磋已经成为风气，其弊病与其他地方相比应当稍轻。公这次前往，难道不会对此有所留意吗？降低自己的德行而辅助教化，使人每天迁善而自己不知道，本来就是前代所期望于执掌法度之士的。何况公的贤能是今天天下士大夫所推重信服的，振兴当地的仕途与学问，改变海内人心趋向浙东的风气，又有什么困难呢？明天子擢升任命公，意图一定不只是专门办理法律条文、听取诉讼而已。本人没有才德，姑且用愚拙的话再说给二位君子听，请你们拿这些话向公质正。倘若不被认为是鲁莽而迂阔，尚且可以使四方以此为法，那么对于世道人心岂不是很小的补益吗？《赠虔中丞吴公北上大理卿序》

译近几年中，闽、广沿海各郡屡遭岛夷祸乱的屠戮；因此山林草野中侥幸乘乱而起的百姓，往往暗中发动、互相煽动，聚集党徒，四处盗窃抢掠。我们的江西夹在两个藩省之间，偏僻边远、与邻境相接的地方，百姓危急得像风中树枝上的鸟巢，连鸟卵和雏鸟都无法自行保全。南安、赣州二郡遭受屠杀、掠夺、焚烧、荡平的苦难，几乎周围数百里没有安宁之年，所以二郡百姓只能勉强依靠虔台来维持朝夕安危；四省八郡所重重寄托、禀承的，也无不把虔台视为巨大的屏障。朝廷议论担忧重镇难得其人，凡是推举选择，必定慎重举荐才智出众、可以作为一代表率的贤者来充任。可是前后担任此职的人，竭尽谋略以尽忠，有的却苦于事机屡屡违逆，虽然出奇制胜、筹划有效，却很少看见前后功劳最终完成。自此一职损害了它的声望，这大概是我耳目所及的几位官员。何况如今事情日益棘手，形势又与往日不同；掌持旄钺而专制一方，比过去独掌权柄而不受阻挠更有条件，能够自行奋发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样的施政者难道还可以与从前同日而语吗？大中丞尧山吴公，是浙江名郡中特别杰出的人才。起初以御史身份历任各大藩省按察使，所到之处都建立巍巍功绩；入朝辅佐大理寺时，从容参与平反案件的议论，博大宏厚，持守职责而无所亏损，人们本来早已把他当作宰辅来期待了。自从被选派来到这个镇守之地，公考核军队实力，储备粮饷；扩大间谍侦察，严密侦察防范；申明什伍制度以明确法令；严格守望以整饬防备。由此杜绝收支中虚浮淫滥的弊病，封闭疆域，断绝窥伺侦探的苗头；威势加强，施恩流布于反叛者及其援助者。他宣扬礼义教化来训导顽民，发布文告来安抚叛乱者，又常常超出政令束缚的通常范围。因此盗贼畏惧，奸邪屏退；远方仰慕，近处归附。四省八郡的百姓，仿佛刚从汤火中出来又洗浴于清凉深潭，仿佛远行在林莽中而抵达通都大邑的宽阔道路，仿佛辞去枕戈待旦、席不暇暖的危险，转而从事礼器祭祀、衣冠揖让的生活。因此铲除奸猾，招抚收编顽固阻拒者；仁德所感，诚信所凝结，使狡猾暴戾者输诚，凶恶阴险者献忠，没有大小之人不被驯服。古代所谓神武而不杀，威势不必施加到斧钺刑罚之上，大概本来就是遵循这条道路，难道不是这样吗？如今圣天子即位之初，崇尚提升贤俊，排列功劳次序，想到公长期劳苦于军法军务，诏令大廷尉催促召公入朝。诏意仿佛说：“刑罚中最大的莫过于用兵，公能够慎重对待最大的刑罚，因此命你掌持天下的公平，使百姓触犯法令而受到刑罚时，不至于有一个人遭受冤屈。”他的成效大概已经清楚显著，可以考核看见了吧？如今在抚治公所辖之地，从虔州直到四省各郡偏僻边远的地方，人们纷纷奔走，载尸而来？祝祷、歌咏、诵颂，悲伤得像襁褓中的幼儿失去了慈母和乳汁，无论老幼都纷纷如此。即使任命他们为长吏，又凭什么排遣他们对公婉转深切的爱慕呢？南安守吴君炳、赣州守黄君扆，大概就是那些盼望公车驾远去而触动思念、眷恋祖道而含悲叹的人。因为我曾隶属太史，又承蒙与公交往很久，熟悉知道公的行事，所以他们不远数百里，派使者来请求我写几句话，帮助公此行。我因愚昧鲁莽而被时俗摈弃，闭门反省过失，完全不敢与人通信。当权的君子因二位郡守的请求，急切诚恳地来到我这里；即使想无话可说来答复他们，能做到吗？我曾听过前代的训诫：兵是用来禁止隐匿的罪恶，刑是用来追究奸邪的，都是圣人不得已制定的制度。所以这两种政术，若不是仁者，便没有人能够使用。恩泽穷乏会因罗网过密而受伤，仁政松弛会因法令严峻而生病。圣天子想兴起至仁的教化，因此希望没有刑罚、停止刑杀，审问案件时想要与上古三代同样的风气。我所希望的，是公共同掌理这些细微事务，只求在比附法律条文时能够审慎而克制自己。公出发吧，推广一方安定百姓、使人归附的仁德，以扩大四海公平宽缓的仁政；这样的功业恩泽，其大小难道仅能与一时铲除、招抚的功绩相比较吗？《贺中丞吴公晋秩少司马留总虔镇序》

译大臣兴办事业、建立功业，能够凭才智显著成就，并施行而遗留给百姓长久安宁的人，考察这样的人，大概自古以来就很难得到吧？难的不是才智，而是才智一旦施展，必须完全出于诚信，丝毫不因利害、顺逆的艰难而改变。羿善于射箭，他的技巧和力量本来就超过常人数倍；但假使精神在心神与眼目交会之际被夺，志意又分散在持弓发箭之间，那么即使有一百个羿，也不能射中一次。王良、造父驾车，是古今称道的绝技。他们协调车马、掌握进退的节奏，顺着缰绳，运用驾驭的收放；如果所执掌的一件事受到其他事情牵累扰乱，那么专心精力无法达到，倾覆危险的祸患立即就会发生，还能凭这种技艺传遍天下、名留后世吗？所以诚信所达到的境界，不可以用占卜推测来求得；而才智志向的施展，必定由诚信引导。不是这样的人，本来就没有人能与之共同成事。一种技艺尚且不能违背这个道理，何况兴办事业、谋划百姓长久安宁，怎么可以忽视呢？不知道专心所从事的事情，却想最终协调一致而成就功业，能做到吗？这就是我面对中丞尧山公抚定虔州盗寇的功绩，之所以深深感叹其难能可贵的原因。我私下相信公所积蓄的诚信很深厚，所以能够不因利害顺逆的变化而动摇，足以担当天下的大事。自从虔州开镇以来，上下数百十年间，凡是凭才智承担一时期待、出任这一职务的人很多。此后历代相承，只有阳明王公一人鲜有匹敌。难道真是才智果然相差很远吗？还是因为他的忠诚平日积累深厚，有不是常人所能赶得上的地方？所以才智一经施展，便充沛流行而不会穷尽。这难道不是王公独有的长处吗？如今考察尧山公的事迹，与阳明公相提并论，可以说志趣虽异而道理相同。他的才智表现在功业上的地方，确实能够给百姓留下长久的安宁，这一切都是他的至诚无法掩盖的结果。虔镇所辖的各郡，土地交错连接四省，而且大多处在岭海江河险滩之间；长山深谷、穷林险竹交相遮蔽，百姓无法招来役使。悬崖曲径、盘曲山陇和偏僻村落彼此阻隔，赋税无法督促征集。因此，逼迫他们就像乱丝越理越乱，放任他们又像湿柴自行散解；这地方难以驯服控制，已经很久了。兵威没有振作以前，就无法使心怀反侧的人畏惧；礼义教化没有逐渐施行以后，就无法使离心叛意归于一致。自从王公离开镇所超过五十年，过去那些改变态度、归顺人心、登记入籍并被称为良善的人，如今不知已经有多少改变了志向。他留下的余孽四处流散、滋蔓增长，却没有人能够铲除拔掉，几乎到处都有，无法一一记载。因此采取剿灭办法，就会因地势险要而使谋议受到阻碍，担心出兵反而丧失威势；采取安抚办法，则会因人情乖违而使谋略迷乱，害怕毁坏防守而招致侮辱。难道不是因为任事者积累的忠诚太少，所以遇到变乱祸患便动摇迷惑，才智的施展也往往因此不能奏效吗？尧山公刚开始到任镇守时，就考虑到盗贼不能只靠安抚，若没有威势便无法使惩罚彰明。于是首先把罪状公开张贴在朝廷榜示上，列出三处巢穴和负隅顽抗的情形，表示一定消灭他们，绝不宽赦。他储备粮饷，陈列军队，一战就覆灭了贼寇的部众，斩首割耳六千多人。随后乘着破竹般的胜势，驱使从两面夹攻的军队，凶恶首领授首，叛逆众人丧胆。两处巢穴的逃散党徒因此叩头，哀求怜悯，希望得到片刻活命；消息传扬开来，万物百姓都欣然吐气。公考虑到武力不能无休止地使用，特意颁布大赦命令，派郡中大吏巡行所属地区，收集那些被朋友胁迫而从贼的人，以什伍编制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他怜悯弱小，抚恤孤苦，设立学校，兴办教育；所有众多百姓，都视为自己的赤子，对公几乎没有不如慈母般依恋的。于是数十年的深重祸患，不到一个早晨便一并清除，人人称颂公的才智非同寻常。却不知道在开始兴办这些事情的日子里，利害顺逆的计策纷纷陈列、交相汇集，能够不改变原有操守的，究竟有几个人？只要稍有动摇，事情的功业就会出现差异。他施展才智所凭借的东西，除了忠诚，谁能做到？听说天子深切思念公的功劳，已经极力加以褒奖赏赐，不久便以大廷尉的身份召他入朝。但议政大臣说，公的盛大功绩刚刚建立，不能因为更换任期而使已经成就的事业中断，于是下诏晋升公为少司马，仍然留在虔中镇守。于是我郡郡守袁侯某，庆幸百姓得到庇护有所依靠，不能没有言辞来述说公的美德。于是和几位县邑长官一同来向我征求文字。我有幸借着公的恩泽，得以守着先人的破旧居所，哪里忍心草率推辞而掩盖公的大恩呢？我听说，盗贼也是人，古代难道没有用德行感化异类、教化那些难以制服之人的事吗？如今议论治理虔地的办法，不过剿灭和安抚两条道路，即使是公，难道能改变这两条道路吗？只是施行的方式各不相同，关键在于至诚有深有浅罢了。因此，具有斩蛟击蛇般的勇气，盗贼即使不剿灭也会自行畏惧；怀有渡虎化鳄般的仁心，盗贼即使不安抚也会自行服从。至诚积累所产生的效果，不能掩盖而必然会达到；这就是公办事立制的根本。正因为如此，才智才会超越常人，功业才会宏伟高大，不是一般人所能赶上的。我将用什么来称颂公呢？我曾私下听过前代正人君子的道理：功业显著在于忠诚的积累，忠诚坚定在于心志的虚静。因此，把千万人共同的才智用于施政，而不只依靠一己之才，就可以广泛采用众人的谋虑而不会穷尽；把千百世的功业作为建设目标，而不拘泥于一时的成效，就可以使宏伟事业振兴于无穷。古代大臣之所以能够感通皇天、使纯正的天命得到保佑，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而一切都由至诚产生。使一方安宁，继承阳明镇守虔中的美好声誉，正是公的功绩所寄托的地方。起初我没有什么才能，无法副合邦侯的嘱托，只能姑且申述这些话，用来恭敬地代替盲人吟诵献辞罢了。送少司马吴公赴南都序

译自古以来，名闻天下而任事的大臣，困难不在于建立功业，而在于遇到知遇自己的君主。因此，有明圣的君主，就一定能辅佐贤能之才而扩大功业，使光明盛大的事业得到辅翼而成就，难道不是由君主上面的作用造成的吗？考察臣子的才干，信任他的忠诚，那么谗言邪说在旁鼓噪也不会使君主迷惑；重用臣子办事，衡量他的劳绩，那么把艰难危险交给他也不会使他忧惧。这正是明圣之主能够充分发挥贤才作用，使功业不断兴盛的原因。周朝盛时，管叔、蔡叔挟持三监，散布流言，却不能夺去周公分陕治理的使命；周公居东时考察他的忠诚，所以没有人能够离间他。晋国的卫率侯邦保卫王室，最终成为卿士，辅佐天子整顿政事；因为重视他的劳绩，所以人们都知道应当受到劝勉。到了末世衰败之时，十月因为无罪而遭怨恨谗毁，喧嚣不止，使忠诚的人无处表明自己的心志；北山因为从事劳作而诉说辛苦疲惫，使劳苦的人无处休息身体。在那种时候，还想让功业有所建立，难道不是很困难吗？我对少司马尧山吴公，庆幸他遇到的知遇格外隆盛，私下拍掌为天下庆贺。公手持旄节斧钺镇守虔中，到今天大概已有六年了。起初因忠诚和功绩受到先帝选拔任用，后来因劳苦功勋长久积累，受到今上丰厚的宠赐。近来公因避忌言论所累，上疏请求休退，诏令解除公在虔中的事务，入朝辅佐陪都枢政；这又仿佛是体念他任职长久，想让他休息一段时间，以便晋升而充分发挥作用。与成周周公分陕辅政的托付相比，可以说是旷世相合，难道不是吗？公最初任县令时便振起声誉，历任朝廷内外的重要官职，超过两纪，卓然负有海内的巨大声望。他的仕宦经历我不能全部考核叙述，只说在我们虔中所立的功劳，以近几十年亲眼见闻和记忆所及，几乎没有能够与他匹敌的人。近来阳明先生的功烈，士大夫都能诵说了。衡量今天的形势和人情，与过去相比不知哪一种更难，但劳绩的多少却更加清楚明显。公所建立的功业如此显著，为什么还免不了议论者的喧哗呢？公尚未到镇之前，每天都有岛夷在外部作乱，势力正盛；没有消灭的几处巢穴又在内部猖獗，党羽更加炽盛，局势渐趋紧急。先帝在众多同僚中考察公，选自其他镇所，把安定和攘除的大计交给他。公奋勇忘身，把平定东南的功绩作为自己的责任，以壮烈节操和雄伟气概击破凶徒的胆气、夺去叛逆的魂魄，如同振动枯槁。于是前军旗帜刚刚摇动，后面俘虏便随车载来；先剿除香寮最凶恶的党徒，接着剪除大田的贼臣余孽；出兵救援闽、广，倭奴很久以来都不敢再留下踪迹。剿平远■〈▯比〉、始兴之后，在漳湖二源交界处展开大规模鏖战，残余凶徒和旧日首领被斩首肢解，几乎没有留下同党。最后整顿军队向下推进，恶首终于被消灭并擒获审讯，抬来的首级多得无法计数，像闪电般廓清、雷霆般扫荡，尽情实现了一时一心犁平贼寇的快意。所筑营垒累计有数百处多，阳明过去奏疏中列举的数字，陈述时已经认为很多了，公还超过了它；他的功绩多么伟大啊！公大概禀有卓异绝伦的才能，同时又持守恭敬廉慎的节操，平日行事谨慎守规，到了面对敌人、谋划战事时，奇异诡变的策略迅速迭出，掌握其中的变化如有神鬼相助。因此所向无不摧毁，在人情和形势艰难之处，始终坚定，心中没有一点疑虑和隔阂。这难道不是依靠两位圣君如日月般的明察，怎么能够使他的忠绩劳勋最终这样真实显著呢？于是使士人的舆论都认为公正确，声名在当时清楚彰显，功业恩泽遗留千百世，光辉长存；古代名闻天下而任事的杰出人物，也未必有谁能超过他。公所得到的知遇如此显赫盛大，怎么样啊？假使大小官员都知道臣节不能不振作、思考并努力仿效，那么公的行事即使是中等才智的常人，也还可以在当时效尽微薄之力，何况那些奇异卓绝、不同凡俗的人才呢？世道人心受到感化而奋发的契机，未必不是由公兴起的；这就是我低头恭敬地为天下庆贺的原因。如今公启程已有日期，明圣的君主在上，公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志向，可以预料功业将同名位一同进展，辅佐最高政权，使众多百姓获得的福祉没有止境。我这个耕田陇亩的粗人，日夜所祈祷祝愿的，就是我邦家教化昌盛；朝廷中有像公这样的贤臣，又何必担心宏大的事业不能不断上升呢？送郡司理郑侯赴刑曹序

译大江以西有十三个郡，像棋子一样分布在江、山、湖泊、沼泽之间，各地土壤和风俗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只有我们吉郡偏偏被称为难以治理，这是为什么呢？政教不能统一，风俗就不可能没有乖违；风俗不能协调，诉讼案件就不可能不繁多。因此其中的君子矜持意气，崇尚名声，有的执着于自己的见闻，力求胜过别人；其中的小人巧用手段，深文周纳，有的拿法律条文和比附来炫耀奸诈。贤者和不肖者各自施展有利于私人的长处，在攻取争胜的道路上相互揉杂、接连不断，于是政教日益混乱，风俗也因此大坏，渐渐败坏到这种程度，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所以自从国家设置郡以来，只有我们吉郡特别设置两名司理，其中的原因是可以考察推知的。近年省中官员多次下议，台臣于是援引各郡惯例和成例加以裁减。明白事理的人常常担心郡中案件和供词日益积累，长久不能治理；如果不是得到刚强明察、能够任事、才智远超常人的人，便不足以办理。我们长乐修斋郑侯到任以后，人们认为这里的困难比从前加倍了。侯却不局促拘泥，不只把审理案牍作为治理重点，而特别把政教和风俗习惯放在首位。事情如果妨害政教，即使有权势者纠缠也不躲避；情势如果损害风俗，即使年代久远也追究，不因此拖延。他的要旨归结为尊崇教化的根本、杜绝奸邪的萌芽，只求百姓不触犯法令罢了。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吗？”又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够减少刑罚产生的根本；如今懂得法律的人，只是不遗漏已经犯罪的末节。”侯大概对此有所体察吧？所以他在郡中三年，重要而简要的事务，所查考的文书不必反复检验便自然清明；法令没有扰民，却自然振作起来；百姓敬畏而又亲爱，像敬爱慈父、畏惧严师一样。士大夫也有了可以观察仿效的榜样，抛弃矜持和自高，形成向往之心的，大概也有吧。过去两名司理所治理的事务，侯一人兼而治之，宽裕从容，仿佛还有余力。他施展刚强明察、能够任事的才干，即使才智比常人高出几等，但根本在于能够先认识事物的根本，所以他的成就并非靠侥幸取功、炫耀声名、只求一时见效的人所能相比。我自从回到田陇耕作，已经很久不再与当权诸公交往问候了。侯去年因公事来到敝邑，轻快地到田舍来拜访我；临行时我举着火炬，在船中与他尽情交谈，滔滔不绝，直到半夜才告别。他这样勤勉地询问治理政事，即使跋涉劳苦，也没有稍感疲倦吗？侯大概真正懂得排斥自己的成见，把喜欢询问、不自以为是看作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不是深通治道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能有几个呢？难怪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交口称颂，想到侯有一天离开郡中，便会产生郁闷不舍的感情。如今接到召令，补任刑曹；郡中别驾、东莞麦侯因为侯曾经错误地取法于我，便派人送来礼物，请我写话，嘱托我赞叹侯的贤能并不只限于刑狱一事。如果让他充分研究施政之道，随着所到之处不断进步，辅佐重大的政务，纲举目张、维系四方，应该没有什么职务是不能胜任的。铨选宰辅之所以以此安排，或许也在于考察侯是否懂得治理狱讼的根本，能否参与辅助彰明刑法的教化；这正是古代所谓善于审理案件、远胜于播种德行事业的开端，难道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如今天下的法网很严密。奸险之臣操持它来在上面建立威势，奸猾之吏倚仗它在下面任意搜刮，哪里能得到像侯这样深深推究根本的人十几个，使他们分布在天下各郡，和百姓一同重新开始呢？侯要出发了，乘轻车走在熟悉通达的道路上，驾大船漂行在久经游历的河流上，到哪里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呢？希望侯更加扩大虚心接纳的胸怀，增长喜爱询问的资质；以警惕偏离正道来控制不要自喜的情绪，那么平日所积累的政务学问一经施展，便可以充沛地用于天下。只为刑司写一篇颂美之文，哪里值得向侯夸说呢？送陈侯擢赴刑曹序

译士君子想在一时建立功业、施行政绩，以此显明自己的成效，本来就不能凭空做到。因此，在开始时有所不做，操守坚定，才能充分施展才干；在后来有一定要做的事情，志向果断，事情才能成功。古代能够奋发建立功业而不被湮没的人，没有不是以此作为功绩根本的。任用人才来成就辅佐之功，大概也不会越出这条道路来选择吧？所以晋国举荐赵衰，是从他接受馈送饮食这件不肯做的事以及有所作为的方面来认识他的，这一点可以看出；因此辅佐晋文公渡过危难的功劳得以建立。齐国任用管仲，是从他射中衣带钩这件事来考察他一定会做什么以及他能够做什么，由此可以推知；所以成就霸业的功绩得以显著。我曾感叹古今人物不能相及，确实纵观当世的杰出人才，在考察自己、观察别人之间，能够知道应当先重视什么、而不错误地偏离自己的向往，实在很少。何况还能勤苦不懈地实现自己建立功业的实际作为吗？德行修养显现在外，而细微之处无人辨察，所以不为之守持；这会使才能想要施展而受到阻碍，好比从细小沟渠引水。勇气表现在容易之处，而困难之处却不肯用力，所以一定要做的志向受到阻碍，事情想要成功也难，好比在泥沼中累筑堤基。士人不能实现自己想要建立的事业，以及国家不能取得得到人才、任用贤者的成效，其逐渐形成的原因，大概不是一朝一夕。如今我对邑长锦江陈侯，相信他的贤能高出众人一等，因为他能够守持不做某些事的操守，又用必做之事的志向振作自己，不把他同当今的杰出人才一概而论。近来我留在省中时，县里的人告诉我，侯刚下车到任，就询问百姓的疾苦，谨慎细密地持守检点，不轻易用一个皱眉或微笑来施舍给人；平日生活淡泊朴素，自己享用的东西，即使是少量菜蔬，也从不向市侩询问。士大夫按礼节祭祀以及各种惯例的酬答，在众人感情上并不拘谨的地方，侯却严厉坚持，丝毫不肯随和迁就；他的耿介严正如此，但又不愿故意做出样子来博取名声。我因此知道侯有不做某些事的操守。到任一个多月，便取前任县令吴贞山陆侯遗留下来的县中条约，订正刊刻，附上法律的意义和百姓事务中迫切重要的事项，列入教令，让父老依次讲解施行，直到今天仍是全县最便利的制度。境内有两个极其猖獗的大盗，积累十多年没有除掉，侯一到便立即捕获捆绑，在市上公开示众。官吏隐藏奸邪，像山中的蛀虫一样造成弊害纷乱；积年累月总赋税中的胥吏污垢油腻，更难以清理，侯逐条揭举，从根本上铲除，前后清刷，不留痕迹。侯年纪很轻，但周密考虑事情，已经是年长成熟的人也赶不上的。我又因此知道侯对于必做之事有坚定的志向，大概奋发果断，没有什么能够阻挠他。去年冬天我到怒重，有人诬陷我，于是回到田间卧病，不能多次到侯那里谈论县中风俗，侯当时却屈尊驾车来访。侯说话直率，遵循正道，并不认为古代的道理不可以施行；面对大吏办事时，正直挺立，不稍退缩，明确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以随波逐流、迁就时俗为耻。对于民间存在的祸患，他一定极尽忧心筹划，却不把揭发隐伏之事当作能耐。在抚恤整治与征收科派之间调剂安排，使事情办成而百姓不受扰乱。他在县中四年，始终如此，从未有过一次改变。最初看来，侯大概懂得在这两方面审慎选择，提出应先重视的事情并努力实行；他的行事难道不能说是操守坚定、志向果断、光明显著，能够亲自显出他的功业吗？如今政事已经成就，正值庆贺太平清明之时，幸而遇到奸邪退屏、正直上升，天子耳目之官一定会把侯列为首选。等到比部的檄文下达，众人怏怏不乐，因愿望落空而失意；侯却温和而欣喜，并不自我张扬夸大功劳，人们更加认为他贤能。我听说古代君子，做官的道路不以官职来选择他，因为他所看重的确实另有所在。何况百姓的性命寄托在刑司，一旦判罪失当，百姓便手足无措；这种感应和影响达到极点，足以牵动上下各方面的回应。因此圣王一定谨慎选拔掌管刑法的臣子，对他们的任用超过其他托付。持守不做某些事的操守，财货来到也不能使他改变；听到并振作必做之事的志向，威势和财富也不能使他的判断动摇。用这种态度预先治理狱讼、阐明刑法的根本，天下哪里还会有冤屈积滞呢？侯出发吧！谨慎坚持这些，不能懈怠，哪里只是能够胜任刑司而已呢？由此晋升而任大官，彰明辅佐宏大教化，本来就可以充分施行而无不适宜。我虽然年老衰弱，还希望扶杖走在田陇之间，远远听到侯的名声和功业成就。泰和康氏族谱序

译自从百姓产生以来，凡是对世间施加大功德的人，他的子孙必定享有开国、承继家业的报偿，这是三代实行封建制度的共同情形。至于传承世代久远而不坠绝，则是先王兴行宗法制度来维系它，使其不至倾覆。因此先有封建制度，后来才有诸侯、大夫，宗法制度也才有了安排施行的依据。封建制度既然毁坏，诸侯、大夫各自失去世代守护的身份，宗法想不废弃，能够吗？因此，没有诸侯大夫嫡长支系的继承，就没有百世不迁的大宗；没有大宗，所以合族时不能统摄同宗。没有诸侯大夫庶支继承祖父的支系，就没有五世更迁的小宗；没有小宗，所以分支时不能辨别差异。伦理缺失，义理悖乱，亲疏关系改变，昭穆次序混乱，其后果在后世已经可以推知。因此说：封建制度毁坏而宗法制度废弃，天下便没有世家了。先王用来统摄人心、端正伦理、厚重风俗的工具既然无所寄托，后代君子痛惜它的弊端而想挽救，认为从今天的治理出发，想改变古代的道路，没有什么比彰明谱牒、用它来引导人心更接近可行的了。谱牒这种东西，寄托于空文而寓含实际行事，其要旨在于统摄同宗、辨别异支，返本溯源，以挽救宗法制度的弊端。如果有圣人出现，修明通权达变、适合民情的方法，使人人知道亲爱亲族、尊敬长者，从而达到天下太平，那么这条道路本来就全都具备在谱牒之中了。但世人有时忽视它，把谱牒当作繁复文饰，争相在末节上装饰；冒认并非自己的祖先来欺骗先人，考察并非真正承受的姓氏来欺骗后代；更严重的还牵强援引不相称的事例，编纂附会而少有根据，彼此相继追逐浮夸荒诞，却安然平静而不觉得奇怪。这样一来，谱牒之道将要被世俗教化撕裂，何况还想靠它挽救宗法的弊端吗？唉！这种迷惑已经存在很久，难以说明白了。我们郡中的世家懂得重视谱牒，大概从宋代欧阳公首先倡导开始；他的方法传播天下成为格式，后来程氏等有作为的人也不能再有所增加。因此，考察上溯百世，就推求大宗统摄同宗的关系；从新的起点考察五世，就参照小宗辨别支派的关系。由此可以统摄人心、端正伦理、厚重风俗。大户名门仿效实行而不懈怠，用来辅助世间教化，作用难道微小吗？泰和康氏，谱系出自周太保召康公的后裔，子孙以先祖的爵位和谥号作为姓氏，大概在三代旧制时就已经被称为世家了。五代之际，有一位名立极的人，从金陵任官来到泰和，留下两个儿子延庆、延恩居住。两人选择土地、考察卜筮，延庆居住在县里的爵誉，延恩居住在县里的雷冈。传了几代，两个家族互有迁徙，但都没有离开先世的旧址。上下六七百年之间，名人显士接连在当时奋发振作，几乎无法一一数尽。世代经历丧乱，谱牒荡然毁灭，没有流传下来。两个家族于是各自依据附近的资料，知道彼此的世系源远，却不能合并为一。到了我朝明代，文教推行四方，雷冈有郡丞仲恭，爵誉有处士存吾，都急切修订先代谱牒，辑录续编以留给后人。但只是沿袭旧本相承，没有深入追溯远祖，考察每个人的具体出自，所以两个家族的谱仍像从前一样分开。近年人们争相仰慕古学，两个家族的优秀子弟文质彬彬，在学校中奋发求学，都痛惜谱牒没有治理修整，无法用来倡导教化。于是两家有人同本族老人长者谋议，齐心增修谱牒，开始推求泰和始祖，尊为百世不迁的大宗。各房支分派别，则按世代分别续写记载，并依照小宗五世一迁的法则排列次序，参看前代正人君子的谱牒义例，大概相合了。康氏的先世，在百姓中积累了大功德；他们的子孙享受那些遗留下来的报偿，延续数千百年而不衰，大概是上天所赐福的缘故。上天所赐的福，世代都因其人建立德行的美善而延续，确实有隔着百世仍然产生感应的情况。人能够不自行蒙蔽上天赋予的本性，所以能够承受上天的美好命运，时间越久也不会坠落断绝。我听说召康公告诫周王说：“有可以凭藉的人，有可以辅翼的人，有孝行，有德行。”周公想勉励召康公最终留下来，也说：“你能够敬慎德行，彰明我所选拔的贤俊之民。” 以孝和德作为凭藉与辅翼，敬慎并彰明它，用来修治自身以及自己的邦家，这就是康公能够不蒙蔽上天所赐福泽、使它流传子孙百世的原因。康氏的优秀子弟，恭敬地思念先人的德行，难道也不思考怎样使它不断振兴吗？孟子说：“幼小的孩子，没有不知道亲爱父母、尊敬兄长的，所以由亲亲长长之道可以推广到天下。”确实，如果人人都充分具备本性中的善良能力，纯然顺应天性而不自我蒙蔽，像幼儿刚刚有知觉那样，那么亲爱亲族、尊敬长者，达到天下太平的道路就都具备了。康氏先人的德行用来辅佐邦家、彰明贤俊之民而启发后人的地方，难道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吗？只要诚心思念而不忘记，那么对世间施行大功德，积累而得到上天的福祚，使遗德传承久远而不坠绝，大概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自身没有真实的德行，哪里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呢？教化从自身真实的德行中产生，古人所谓一个普通人尚且能够感化乡里，何况最初本来就是一人自身所形成的家族呢？我想把康氏先祖康公的道理进献给康氏诸位士人，所以趁他们请我作序，便提出这个道理，特别写在篇首。《洞麓堂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洞麓堂集》卷二 （明）尹台撰 序 赠黄子体行序

译从前孔子怜悯世上的求学者向外寻求，却不想着返求自身；他断然把二者并列说明，却没有人知道这对自己有什么危害，因此为此慨叹而惋惜。他说：“古代的求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求学者是为了别人。”这句话已经说得深切而明白了。不过，拿它概括今天的求学者，难道不是相距更加遥远吗？所谓为了别人，本来确实就是向外求取。可是考察他们的志向，利禄还不足以打动他们。看看今天的求学者，他们的弊病难道只是向外求取、忘记自己吗？他们之所以背离道义、违逆德行，终身不知道回头，难道只是“为了别人”这一点对他们的危害吗？利禄一进入他们心中，他们从开始求学到壮年老年，所期望的不过是获得仕进的阶梯罢了。父兄所教导的，子弟所学习的，没有能够超出这一点的；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呢？因此他们一旦做官，就脱掉并抛弃原来的学问，把圣贤关于性命、道德的教训看得像弁冕和髦饰一样，轻视地认为全都不是自己的东西。那么所谓为了别人而向外求取，果真足以说尽今天求学者的弊病吗？儒者大概为此感到悲伤，于是又提出一种说法：“古代做官是为了别人，今天做官是为了自己。”做官本来出自学习，做官而为了别人，显然说明学习并不专门用来求取自身。然而他们仍把古代看作如此，我却不知道今天做官的人所说的“为了自己”究竟是什么。我反复思考其中的意义，没有一次不为此长叹流泪。唉！如果真想改变今天求学者的志向，使他们坚定地遵从古代，以求接近成就“为己”的事业，那么除非有豪杰之士奋然兴起，亲自革新这种风气，以先天下人为己任来教导并使人向往，否则实在太难了。我听说乡里的先生君子中有一位一峰罗先生，他为己之学的方法经过长期积累而成就；他自立的实际操守，可以说刚强宏大而不屈服。他教人急切地警惕仰慕外在名利的习气，并深切斥责把利禄作为志向的错误。如今他的言语文字还存在，足以诵读，但沿着他的道路实行的人大概很少。大概是为人之学和为己之仕这两种习气胶着于人、深入人心，所以他的教化无法振兴，确有其原因。我在京师见到南城黄子体行，质朴刚毅而不华饰，接近于有志为己之学的人；他的志向急切，不愿把世人所争相追逐的东西当作修养身心的尊尚。如今像这样的人士大概很少。偶然问起他的家世，才知道他的先父大公松崖太守曾经游学于罗先生门下，大概他的学问有所承受。没过多久，他被提升为茶陵县丞，要求我写话相赠。我自顾没有什么可以增益体行，久久不能满足他的请求。如今我归来将近两年，询问茶陵人，他们称赞体行不绝于口，说：他的操行并不炫耀名声，而上级信任他；他处理政务不曲意顺从近臣和下属，而下属都恭敬地服从他。唉！可以说是善于推行罗先生的学问了。做官与求学遵循同一道理，做官与求学属于同一事业，二者本来相互成就而不相悖。茶陵如今由曾明卿氏任知县，我作为本邦朋友中的一员，特别写下这些来勉励体行。长官同僚每天所讲习和实行的事情，难道不也是想着发扬平素的学业吗？一定要把罗先生的学问相互切磋磨炼，努力彼此增益。如果不能这样，那么所取得的进步难道可以到此为止吗？体行如果有所心得，希望时时告诉我，不要忘记彼此增益的道理，这就可以了。小水李氏族谱序 我们永新的各大姓中，只有李氏族人最为繁盛。他们的支派分散迁徙到不止一个地方，但都称是唐西平忠武王李晟的后裔。小水这一支，大概出自泰和同陂；同陂这一支出自袁州宜春的白芒。宜春的祖先袁州刺史李游，实际上是西平王的孙子，因为任官而留居当地。他的子孙散布在各郡各邑，世代相继有人做官，声名显著。小水李氏与其他显贵仕宦之家相比虽然有所不及，但上溯过去、考察今天，代代都有闻名之人不断出现；诗书礼义的恩泽，如同水流远播，似乎还没有停止。难道不是西平王丰功茂德的庇护吗？这难道不是当时的功德足以使后世子孙无穷无尽地享受报偿吗？上天对李氏并不是私下独独厚待，只是李氏的族谱，各族都已经完备，于是小水的贤士廷兰担心年代久远而使自己的世系独自散失，便同众人谋议，依据过去的谱牒加以修订，请我写话作序。我听说李氏的先祖，从虞舜时的咎繇因官职开始形成氏族；后来有人因为食用李子而免于灾难，于是改姓李。那么我想告诉李氏族人，请用李树来作比喻，可以吗？百姓最初形成家族，本来就像在园圃中栽种李树一样。它们在园圃里一起栽种的时候，本来长势相同；如果培土灌溉有所不同，那么烈日一晒，不久就有一半枯焦了。那些没有枯焦的，经受狂风摇动，又不久就有一半折断了。有的既没有枯焦，也没有折断，但在丛生的荆棘杂草中，稀稀落落如同被枯木败草遮蔽；繁密茂盛、似乎要蓬勃兴起、挺拔成长的，即使一百株一千株中也不过一两株罢了。后来蓬勃兴起的，叶子肥沃润泽，烈日曝晒也不枯焦；挺拔成长的，枝条远离繁乱，狂风摇动也不折断。这难道是上天独独偏爱它们吗？是因为它们根本旺盛而不可夺取，外物不能摧残它们。因此春天的气息通达、花朵开放，便繁盛地铺展开来；夏天的精气凝聚成果实，便累累地垂挂下来。把它投入土地中种植，移到园圃里栽培，没有不这样的。然而假使栽培确实良好，却有斧头不断砍伐，就无法逃避被砍；蚂蚁和蛴螬不断啃咬，也无法阻止它们腐蚀。我没有见过枝叶能够肥沃繁茂，而花果却能够真正铺展垂挂的。因此，世代簪缨的大家族，承受前代积累的深厚根基，显贵之人的培土灌溉又已经达到，那么所谓根本旺盛而不可夺取，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样，即使废弃迁徙也不损害常理，即使遭逢乱世也不改变旧有根本，枝条就会繁多、叶子就会肥沃，远离狂风烈日的祸患。世代久远而支派更加兴盛，后裔分布而声誉更加广大，就会像花朵铺展、果实垂挂，承接春夏而不受损害，长久持续下去。李氏能够有今天，难道不是西平王丰功茂德积累流传的结果，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不过，我因此不能不替李氏思考并告诫一番。三代圣王拯救百姓、匡正世道，功德宏大而久远。可是他们的子孙虽然称为神明的后裔，却不能修敬祖先、承继善业的道路，以至于家业倾覆，无法继续守护祖先的事业。这难道是功德不足以庇护他们吗？为什么后代如此难以长久依靠呢？败坏法度、毁弃礼义，是砍伐家族的斧头；背弃义理、放纵欲望，是侵蚀自身的蚂蚁蛴螬。只要有其中一种情况，就没有不跌落毁坏、自己使自己失败的。君王失去这些，尚且不能拥有天下，何况故家大族的后人呢？唉！做李氏后裔的人，难道还不谨慎畏惧、懂得戒惧吗？廷兰是我先祖太史的外弟，敦厚而努力继承先德，足以树立李氏的表率。他请我作序，所以我用这些话告诫李氏族人。他本来不会嫌弃我的言辞严厉。赠都御史任公抚治郧阳序

译太史公说：“中国的山川向东北流去，它的源头在陇、蜀，末端沉入勃海、碣石。”我根据这句话推究天下形势险要之处，太史公确实善于观察啊！凡是想建立国家、控制形势，成就长久安定牢固的局面，大概都不能不考察这一点。为什么呢？形势险要处的得失，关系着国家形势的轻重；能否掌握并守护它，取决于人。守住它并加以修治，这就在人罢了。成化初年，秦、蜀之间多次报告发生动乱，奸人凭险阻攻掠，往往从深林峭壁、荒原长谷之中突然出没，而且都依靠郧地来长期据守险要，使征讨的军队苦于应付。于是谋划政事的大臣趁贼乱平定之时，开始议论升郧为府，设置抚治都御史前往督临。三省六郡，纵横延伸二千余里之间，军民都隶属于他的统摄；传递符信、飞驰檄文，一切听从他的部署，征调发遣没有人敢于怠慢。从此几十年来，盗贼没有多次扰乱，即使发动骚动，剿灭处置也非常容易。这难道不是已经掌握形势险要的明显成效吗？我曾因此考察，凡设置郧阳，并不只是要使它成为一方高大雄壮的重镇；从它所管辖的范围看，实际上是天下最大的形势险要之处。所以它的山川从汧、陇进入黄河、华山之间，表里连接秦、晋，像羽翼一样辅卫神京，蜿蜒延伸直到碣石才终止，这不就是太史公所说的中国山川首尾吗？向西分开岷山、嶓山，江水、汉水都从这里发源，曲折延伸进入中州；这又兴起桐柏等山，使河水、淮水汇合流注，也就是它的支流末端。这样看来，北面扼守蓝峣、大散，经营商洛来保卫南阳，本来就是秦、楚的门户，也是汴、宋的屏障。向西牵引褒斜、骆谷，悬空栈道层叠楼阁，整个蜀地的咽喉，确实寄托在这里。南面控制荆、襄，处在千里水道的上游，是古今谋划夺取、竭力争夺的地方，又近在它的胸襟之下。向东连接信阳，截断英、六的边隘，在江淮之间形成夹角，遮蔽中原；由此掌握枢纽、运转车毂，按照缓急发出指令，天下大势大概已经掌握十之六七了。这难道只是三省六郡所应当隶属、受其统摄的地方吗？不过，观察土地、控制地形，根据形势建立政令，归根到底一件也不能废弃。所谓“守护并修治它，存亡取决于人”，如今百官各守职分，天下安定，正当全盛之势，就像豪门大族，墙垣城郭完备，门闩锁钥牢固，从厅堂到内室，没有人敢轻忽懈怠、窥伺亵渎其旁边。总要使门户内外、老幼都安乐，饮食睡眠不失常态，然后家业才能振兴，祸患变化才能抵御。近来川、陕发生大饥荒，汉中、南阳的流亡者遍布郊野，江南各郡征收和征调军旅赋税日益繁重，所到之处村落都变得萧条了。建立国家的形势如此，当事者难道能够不忧虑吗？形势本身只有一个，但所看重、所施行的方面不同：过去的形势着重在守护地形要害，用来遏制动乱；如今的形势着重在修养人和，以保全治理的善政。谋划国家的人，只需审察形势所重所轻，以此施行政令罢了。任公的智慧足以认识事务，仁德足以团结众人，才能足以通达变化，信用足以结交下属。他在京兆的声望已经非常显著。天子让他出任这一职务，三省六郡的百姓，或许从此就能得到安定和依靠了吧？而且不只是如此，他掌握枢纽、运转车毂，按照缓急发出指令，天下将仰赖他而没有祸患。这难道不是公平日积蓄的才能吗？我有幸跟随几位君子之后，多年来承蒙公的教诲；我们的情谊并不是一朝一夕宴饮游乐所形成的相互亲爱。因此这次赠送给公的话，必定选择公所希望听到的内容，详细说给公听。送李君之训婺源序 从前我先祖太史所从事的，是士人的学校。李先生民牧和他的堂弟先生民望，都在那里接受学习。先生对李氏诸位父老说：“这两个孩子将来大概都能通达吧？兄长品行笃实，弟弟才华茂盛，将来出仕应对世事，一定会有所表现。”后来民望没有几年，果然登第，成为著名御史，显名于当时；而民牧却一直困顿在诸生之中，多次参加有司考试而一次也没有考中。过了很久，才以贡生身份出仕。然而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人，都仍然认为先君的话确实说中了，并不是过分赞许。于是民牧贡入京师，接连参加宗伯、大宰主持的考试，名列前茅；到了廷试，学士先生和各位翰林亲自拿着他的试卷，交相传阅说：“这难道不是优秀的进士吗？士人困顿在所经过的道路上，大概就是这样。”这年冬天十月，铨选司任命他为徽州婺源的训导。于是先生想要我写一句话为他送别；我当时刚刚加冠，在学官中游学，默默无闻，还没有得到什么认可。民牧一见到我所写的课文，就愤然感叹我不如同舍的先生，有人甚至笑他。民牧愤怒地说：“这个人如果不能先于各位先生登第，我的眼睛早已昏暗超过一年了。”我乡试中举，最后有幸随使命入京朝见，巡视省亲回来；民牧在官署中向我作揖，互相慰问劳苦，说：“我当初的话说得直，怎么样？民牧了解我，难道不正像先父了解民牧一样吗？”可是先父的话应验在民望身上，到底没有应验在民牧身上；而我却侥幸应验了民牧的话。我们三个人，难道可以在同一种占卜考察的工具下预先得到相同的判断，而应验与否却各不相同吗？不是命运，又是什么呢？所以我曾经把命运在万物中的推行比作风在江河上奔驰激荡。人遇到它，便以为是得失、顺逆、利钝；这本来就像船桨借助风力而有逆顺一样。那些根据才干品行来占定名位的人，只是适合某个人，却未必适合他的命运，这能说是一成不变吗？百尺长的舵，在弯曲的水湾被胶住；如云的帆，在奔涌的波涛中也不能前进。看看那些扬帆击舷，转眼之间行驶千里的船，它们所遭遇的逆顺相差太远了。船桨是否能够顺利航行，难道能完全凭自身的力量吗？即使我们三个人有先后不同、遭遇各异，也可以看出来了。民望在先朝时因论事而遭受杖责、贬谪；等到皇上召用他，便在御史台振举风纪，收敛自己未能施展的才华，以彰显孝德的光辉。这好比高大的楼船巨舰，在风涛中颠簸前进，保全全部货物，只在平静水流中停泊。这是船的器用之善，不能再超过的了。我凭着脆弱的小船、轻薄的芦苇，在十洲三岛之间逆流回旋十几年；所谓蓬莱仙境明明就在近处，却被风吹离，谁知道这种经历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派上用场呢？民牧虽然较晚才得到成就，但把他比作渡海的木筏、明堂的栋梁、需要千围才能合抱的巨大木材，世间不是一般力量所能取得；若没有这样的人便无法登用，这正是他的职责所在，本来就不能轻视和看低。即使我们两人最终都达到极高的位置，看到最后还有超过我们的，民牧，前进吧！婺源是朱子兴盛发祥的地方，士人由此奋发兴起，承受遗留下来的教化，以才干品行闻名天下的人，并不少。民牧又用笃实诚信来倡导教化，怎么知道不会有闻名当世的人从这一类人中奋发而出呢？如果这样，那么民牧所成就和造就的，恐怕不只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些；先君的话也确实完全应验了。或许将在这里得到验证吧？只是惭愧我长久辜负民牧的知遇，不能在遥远而宏大的事业上自立，民牧又将怎样来帮助我呢？希望我们能够因教学而相互促进，不要忘记我对你的勉励；那么我虽然不敏，也一定会有所回报。赠送镇山先生提学福建序

译我自二十岁起，便有幸同镇山先生交游，到如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其间我们一同参加诸生考试，先后考中进士。参加诸生考试时，所在州县不同；考中进士后，任职也不同。然而我们志趣相投，并不因这些差异而改变；有时因离任而分开，有时又离去而重逢，远则几乎五六年，近也不少于三四年。彼此最为疏远的一次，是辛丑年在京师分别，直到戊申年才在吴下重新见面。不过每次相见聚会，从来没有不欣喜赞叹镇山的德行更加丰厚、才识更加精进的。他那样卓然自立，成为当时的名人，所取得的成就绝非一日所能达到。因此我私下评论镇山平生的操守，大约经历了三种变化；考察他最终达到的境界，是可以说一说的。过去镇山正值少年，便在学校序列中声名鹊起。后来我有幸与他交友，见他精华敏捷地流露，英气果敢地奋发洋溢，仿佛三军盛大，朝气如海潮怒涌，又如八月潮水上涨，使众流都为之逆转翻腾。他在议论中张扬锋芒，在文章中纵横驰骋，专攻要害、捣击空虚，所向无前，像推倒山岳、奔涌荒野的洪水，汹涌决裂，谁能阻止？那些见识浅薄、听闻寡陋的人，一旦接受他的指引，很少有不惊惧惶恐、自以为无能而退的，瞪大眼睛，忽然觉得自己原有的立足之处全都失去了。后来他沿着仕进之路迂回前行，出任县令，入朝辅佐繁剧的官署，在磨炼中蓄养才干，在陶冶中更新智慧；能够探究曲折、通达幽微，迎合事理而立即切中，明察过去、剖析未来，没有什么考虑不到的。他又广泛通晓百家典籍的记载，以六艺之文校正自己的真实信念；积累推演既然丰厚，著述便畅达充沛。所以海内的高雅士流纷纷前来，踮足倾身，希望同他交往：修饰言辞的人仰慕他的文辞，谋划建功的人钦佩他的见识，他确实足以震动一时。后来我在吴下会见并承接他的教益，看到他所达到的境界，才知道镇山早已把先前称许他的那些东西藏在内心很久了。因此，他收敛才华而显得幽晦，遵循德行而谦逊；涵养辨析之才、韬藏见识，默默成就自己，其中有独到之处。所以他从自身取用时，安静自守，仿佛没有什么可以凭恃；同人相处时，和顺宽厚，仿佛没有谁不可以同他共事。他在人我、事物和伦理之间虚怀融通，专心致志，仿佛只在从事某件事情而无暇顾及外界。古人说过：求道之人日益减损，求学之人日益增益。学问达到求道的境界，就能够减损自己所增加的东西；凡是世人所矜夸羡慕的，统统不足以进入他的内心而取用。即使修养实践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他还将始终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这难道不是镇山所要穷究的境界吗？而我哪里足以窥见它呢？如今他出任福建提学，长久培养众多士子，推移风气、成就教化之道，要求他这样做，难道还会留下什么未尽之事吗？从前程伯子得到颜氏默识之学，门人杨中立独自承受了其中的微妙指示，载道南行，于是开创了豫章、延平一带隐密而深远的学术源流。到了文公，学术教化更为宏大昌盛。如今福建本来就是几位君子讲论学问、研习学业的地方。近来镇山奔走四方，热切寻求朋友，也是想继承发扬几位君子的事业，以此教导世人。如今他出行为本地众多士子的老师，我正是因此勉励他们。哪里只是给宋人戴上章甫之冠，命令鲁国的儒者，使他们在宾射礼上举杯劝饮罢了？难道会有人不欣悦而愿意追随吗？镇山，去吧！如果如今福建士人的风气受到转移，教化欣然兴起，爱慕几位君子的学问，舍弃外在的增益而返求于内心，渐渐不违背圣人之道，那么我就可以从镇山此行预见结果了。希望你还追念从前的友谊，明白教学能够相互促进，不要忘记我们共同的志趣和相互勉励。赠送司训刘士贤序 古语说，观察一个士人，必须到他的乡里去看。我从小年幼时，寄身于乡里亲戚姻亲之间，得以像兄长一样敬事刘氏两位贤者。其中一位是前宁武县令舜卿，另一位就是现任高邮学训的士贤。舜卿性情刚强，质朴果断，任官事上都谨慎洁白，诚实自守，没有别的心思，坚持朴实正直来要求自己，直到被免职也不后悔。士贤温和恭敬，慈厚宽仁，考虑事情详尽明达，曲折处也能恰当地处理临事的利便，清白严正而不苟且。近看他们居家时没有不同，到了治理州县时也是这样。两人都没有涉足污浊世俗的末流，可以说是笃实行持的君子吧？我最初还是诸生时，士贤已经在学校中声名显著了。他所专治的经学又是《春秋》，以此为业的人尤其少。人们都说他高中科第本来毫不困难，即使士贤自己也心里轻视这件事。可是如今蹉跎数十年，超过艾年才仅仅获得一次贡生资格而出仕，接受今天这个官职，大概正是孔子所说的“命”吧？但士贤竟能始终安然接受，悠然自得、欣喜自若，仿佛不知道其中有什么违逆。这难道不是笃行有根本吗？我听说，学官的职权虽然微薄，职责却尊重；俸禄虽然微薄，责任却很重。如今天下治理不好，是由于士人的道路偏差；士人道路偏差，是由于教育没有树立。学官若想以抗拒流俗的表率来匹配其崇高职位，以自身作为模范来承担其厚重责任，就一定要从自身取得这些东西。把剽窃拼凑当作奇特，把铺陈泛滥当作文采丰博而不合事实，这是偏差。傲慢懒散、自抬身价，谄媚屈从、自我贬低，仪态不合规范，这是偏差。轻薄狡猾扰乱智慧，诡诈多变扰乱谋略，才华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是偏差。这三种东西沉积充塞在士人身上，他们却日渐安于其中吗？从他们与师友交往的情形，不必考察搜寻就可以知道。然而只要有其中一种，都足以损伤民众教化、蛀蚀国家纲纪。如今士人本来常常践行这些，却没有人以为可耻。高邮是大州，那里的百姓擅长贸易和机巧逐利而轻视义理，士人也因此败坏了自己的嗜好和崇尚。三种偏差纠缠浸润于内心，谁来制止它们呢？士贤，你要谨慎啊！以笃行的根本作为抗拒流俗的表率，以自身作为模范，那么所谓职位尊崇、责任厚重，或许可以有所振作吧？过去我曾和舜卿商议兴办乡社教育，以此改善乡里中蒙昧士人的风气，关键在于引导必须有根本，这样一定可以使人心回转改变。如今高邮难道与我乡里人的性情不同吗？想要教育推行，只有把这条道路推行下去罢了。将来你在高邮教育有成，请告诉舜卿，再把它施行于我乡社之中，那么一乡的蒙昧士人难道不会明显有所启发吗？这就是我对你们二位殷切勤恳的期望。送河南提学副使徐君孔霖序

译古代求学的人，他们所学习的果真就是今天的学问吗？上位者用来培育成就士人的方法，所施行的果真就是今天的教育吗？士人不以三代之道要求自身，已经很久了。世上的豪杰君子对此忧伤怜悯，想要改变它，但始终不能使它改变。教育失去根本，却想让士人以三代之道相互勉励，就像让人倒退着行走，却要他走在道路前面。因此，追逐外在而更加遗忘内心，趋求名声而实际更加昏乱。古道如今不能改变，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古代的学问以义为本，今天的学问以利为本；古代的教育在于成就德行，今天的教育在于成就技艺。行路之人都能指点谈说这些，至于说到根本所在，天下却没有谁能够辨明。所以我曾感叹：如今即使真的使士人都改变他们所学的，使在上位者都改变他们所施的教育，仍然不能因此进步到三代之道。为什么呢？因为根本还没有明白。我听先正说过，求学没有比尊崇志向更重要的，施教没有比阐明方法更重大的。用这个来考察根本并正确地寻求它，那么义与利、德与艺彼此不相同，哪里只是黑白一般分明呢？尊崇志向、阐明方法，初学之士都能说出来；但求学者、施教者反过来在自身寻求其实际，于是诵读它却不知道选择什么，教导人却不知道以什么为准则，从儿童到白发老人全都是这样。根本全部丧失，难道不是逐渐积累造成的吗？如今天下的提学官，大概是专门负责教育士人的；士人在学校中所学各不相同，若不是提学官，就没有人能够振作并统一他们。既然如此，担任提学官，也很难说是容易称职吧？想用古道改变今天的习俗，使士人知道以三代的事业相互勉励，如果不先辨明根本和方法，想要开辟正确的道路，能够做到吗？如今河南提学副使徐君孔霖，是我十几年前在南宫校试时，有幸读到他的文章，并在众人中认识到他的贤能的人。如今孔霖所建立的声望，已经确实为天下所信服，士人无论贤愚，没有不把他看作豪杰君子的。那么所谓尊崇志向、阐明方法，孔霖大概已经学会并能够选择实行，也能够教导别人而足以成为他们的准则了。他前往履行这一职任，难道不能用古道改变今天的习俗吗？河南处于天地中央，是三代曾经多次建都的地方，王者的教化流传了一千数百年而没有泯灭。士人生长在那里，气质灵秀、性情端正，要共同兴起三代的教育学术是很容易的。孔霖取尊崇志向的学问，自己选择它来成就教育；施行阐明方法的教育，以率先修养来进一步激励学业。那么所谓记载说“教学相长”，能够明察并致力于根本，而可以做人师的，不就是孔霖吗？志同道合的君子看重孔霖此行，说我不能没有几句话。我知道诸位君子对孔霖的期望，是希望他一定用古道改变今日，不被流俗迷惑而自我沉溺。所以姑且举出辨明根本的道理，来同他相互质证。即使我知道孔霖已经达到的境界，我仍然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诫他。赠送太守沧溪黄公序 如果有可以施行于古代、而如今也能实行的事情，那么政令之所以要因时制宜，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有可以在内部治理、而后推广到外部的事情，那么法令之所以要揆度形势，也是这个道理。政令不因时制宜，所以命令违逆事理，百姓疑惑；法令不揆度形势，所以法网虽然严密，奸邪却更加无法胜治。这两者对于治理的弊病，难道真是政令和法令本身的过错吗？天下有不能仅靠政令统一治理的事，若从自身寻求而能够端正自己，就不必等政令加于民众，而引导他们自然没有不顺从的。也有不能仅靠法令制止的事，若协调人与人而使其顺从，就不必等禁令施及，而人们自然没有敢于触犯的。所以说：政令，是在未制定之前先立根本；法令，是在详细显示之后才发挥作用；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值得同他讨论政令法令的根本。如今看来，我郡太守沧溪公治理政务，成效大概已经明明白白，可以考察取信。公刚到郡任时，文书积压满几案，却没有见他每日安排期限、每十天督促一次。有人说：“公大概是不愿意在政务上过分操心吧？”然而懈怠堕落的人没有不振作起来的。监狱中奸邪充斥墙壁，却没有见他先捆住头、后缚住尾那样逐一拘捕。有人说：“公大概是不愿意在法律上过分琐细吧？”然而藏匿潜伏的人没有不受到惩罚的。因此不到一年，盗贼平息，奸邪屏除，赋税平定而诉讼也减少，百姓不知道公是怎样治理郡政的，公自己也忘了郡中为什么能够治理好。只是公宽厚仁慈而有制度，敏捷明辨而不苛刻；处身清白，淡泊得仿佛很少参与外物，却不以过分严明暴露来彰显自己；守官谨慎，惶惶然仿佛害怕失去自己所遵循的依据，却不以钩稽察访来炫耀自己。因此他推行政令和缓而不使人感到逼迫，损益随着时势，和顺地施行，于是政务平易而人们容易遵循，振作的速度快而没有停滞。法令的伸缩顺应时势，持守得当以使人安定，于是法令简明而人们容易信服。他的涵养深厚，所以取用时浑厚至极而不可穷尽；他的立身坚定，所以建立的事业坚固长久而不可动摇。这难道是偶然试行、侥幸袭取而得到的吗？因为他作为根本的条件都具备。我们郡地处江岭交界，风俗庞杂，民性强悍，自古就以难以驯服著称。在此以前，长官任满将代任时，主持政务的人必定慎重选择各司中的贤良，不敢轻忽。因此前后著名的太守很多，并非其他郡所能相比。然而就我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情形而言，数十年来没有能赶上公贤能的。这不就是所谓根本素来具备吗？这一年春天，公守郡已经满三年，按旧例应当到京师报告考核最优的政绩。于是郡中士人百姓害怕公立即离开本地，联合上书请求于二台以及各藩臬、太史。于是公果然上疏请求留任，不能成行，人人欣喜庆幸，仿佛久患重病的人忽然苏醒，又像洒去焦热而获得清凉。这是因为我们邑的长官冯侯符蒙受公长期的成全教诲，认为我错误地自称曾了解公，便请我写文来表达自己的私情。我只想说，冯侯治理本邑谨慎勤勉，确实能够不辜负公的教导。邑人有幸获得安宁福祉，全都知道这是公所赐。公如今留在郡中，虽然知道不能长久滞留岁月，但只要驾起那辆已经熟悉驾驭的车，轻快地奔驰在早已熟悉的道路上，使车轮沿着轨道前进，不失王良、造父的步调和车辙，那么像冯侯这样的官吏身在我邑，各邑分布的官员都沿着这条道路而不出差错，他们的政令足以适合百姓，法令足以使众人信服，上下相互成就，就不只是车铃和鸾铃和鸣、六匹马齐头并进而已，还可以共同取得古代循良官吏的功绩，这有什么困难呢？我们郡各县都得到治理，难道不能差不多达到往昔文献所称道记载的境界吗？所以因冯侯的请求，举出我曾经了解并确信的事情，歌颂公而按次序写成这些话。虽然如此，我哪里敢自称真正了解公呢？赠送太守松溪都君序

译镇江丹徒县令王仲行，是我在礼闱中校阅过的士人。他写信来询问，并大力称颂其郡太守都松溪君的贤能，说：“我王仲行做官时不懂得方法，害怕治理县邑没有办法逃避官场常法的谴责。因此早起晚思，寻求使政务不至于昏乱、符合事理的方法，却长久以来越来越茫然，始终没有找到。退下来拿着文书考察事务，到太守公的官署询问处理事务的要领，忽然就像启发蒙昧、振醒聋者，明亮清楚，视听所接触的都与内心相合。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考察往事来认识未来，太守公训诫各县的话实在宏大丰富。我惭愧还没有完全将它施行于政事，虽然如此，怎敢不思量并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以求不辜负太守公的德行声望呢？”又说：“太守公仁爱我们属县，把我们亲近看待，有父子般的爱护；指导我县政务并希望它成功，有老师传授教导般的恩情。扶助它的开始，希望成就它的结局；灌溉它的根部，希望享用它的果实。因此勤勉地互相帮助而默默启发我们，即使更换仆役来计数，也无法全部说尽。”古代有祈祝的文辞，大多出自怀着感激、想要报答受恩者的心。像仲行这样的请求，正属于这一类。今年秋天八月某日，正是太守公悬桑的日子。幸望先生惠赐一言，使仲行能够捧着献到宾客宴席和几案之间，也借此稍稍寄托自己申述引荐的心意，或许在义理上并不违背吧？我手里拿着他的信，说：“这不是很好吗！”古代的义理并不能全部施行于今天，长久以来，只有仲行能够做到，这就可以看出都君的政绩了。大概太守治理一郡，靠自己的仪范来率领各县官吏。因此郡统辖各县，就像一家联结着众多房屋。太守看待郡如同看待家庭，那么从正堂到各序舍，不可以有一处不辨明。郡总领各县的政务，就像身体统摄各个器官。太守看待郡政如同看待身体，那么从头到脚，不可以有一处不顺畅。把郡县合为一家，所以大小事务没有不被举措；把太守县令贯通为一身，所以伸缩进退没有不能除去的困难。所谓上下相交而心志相同，沿着这条道路推行下去，将治理天下也没有什么困难，何况一郡一县的事情呢？然而我看如今那些以谋利为务的人，只要自己满足，哪里还会顾恤所治理的官吏？所以郡看待县，就随意抛弃它，如同砍毁墙垣，拆尽地基，却看不见建设者的劳苦；太守看待属吏，就像扼住捆紧的湿柴，榨尽他们的力量，却看不见任用者的艰难。正因为这样，政令与官吏相互宣通的情意背离，治理教化相互成就的效果微弱，想要天下差不多达到大治，能够做到吗？都君镇守着这个如同股肱的郡，惠爱教化流行于江南一带。近年倭寇侵扰遍地，农民的产业被掠夺毁散，君所管辖的县邑没有不遭受其毒害的。然而井里虽然空虚，百姓仍重新聚集；房屋虽然化为灰烬，又重新修复。君于是调和政令，安闲和悦地施行；使政务平易，和顺地推行。百姓仿佛忘记了灾祸之日，又接连遭受灾难。这难道不是因为各县官吏能够接受君的意旨，反复讲求并施行，不失次序，所以成效容易取得，百姓也容易恢复吗？这难道只是各县从中获利吗？丹徒隶属于郡，行事轨道朝夕都在太守眼前，最容易得到仿效，因此仲行怀着感激报答之心格外深厚；由丹徒一县，便可以考察各县的成效。所以说，可以由此看出郡守的政绩。我听说古代盛世，上下交往不以截然严厉的礼节取代欢然相悦的情谊，因此志意相通而没有阻塞，情爱凝结而不会解散。这正是《诗经》中祈祝辞所以用来教导人的原因。然而如今谁能举实行它呢？古代的义理无人施行，仲行却独自能够做到。我因此乐意为这件事作序，使它流传后世。宋国簿黄四如先生文集序

译宋国簿黄四如先生，名仲元，是福建莆田人，也是今天江西佥事文炳的九世祖。佥事奉尊长木斋公之命，在浙江重新校刻他的文章，我得以读到。序文说：“唐人有言，文章如果不是对这条道理有深厚体会，即使突然得到机遇也不能有所成就。自秦代以后，作者世代相继，哪里数得清？但要寻找真正仰慕道而达到深处的人，大概已经远远少见了。凡是能写文章的人，往往凭借自己的长处，在一时之间奋发纵横地铺陈著述，本来就是希望后世了解自己。然而没过多久，姓名便湮没无闻，像飞霞、惊电一闪而过，再也没有人记念，难道不是因为文章没有涉及道在教化中的意义，能够有所补益、流传的地方很少，所以人们不赞美、不珍爱、不传布它吗？”“福建的文章，在唐代以前没有著名的人。自从欧阳行周凭借文辞崛起，在建中、贞元年间，当时的名流如昌黎、陇西一类人，都交游称扬并大力推重他。后来为他的文集作序的人，大概都说他的文章大大振兴、光耀了闽越之乡，不知道还有其他人。这样看来，行周确实是福建文章的开创者吗？可是我诵读他的著作，实在没有听到其中有什么关于道的内容。”“行周以后，福建的文章逐渐文采斐然，盛行于天下，我不再一一论述。宋代绍兴、靖康年间，龟山杨中立开始以程氏之学倡导于闽南，人们听到他的风气便向往仰慕，希望大概能够一变而达到至道。” 此后艾轩林光朝在莆田兴起，龟山的学问便向东传播。艾轩之学传了一两代以后，又有网山林亦、乐轩陈藻；他们在师友之间相互切磋砥砺，所重视的并不是急切追逐言语文字。然而世人称说艾轩的文章，上可以逼近《檀弓》《谷梁传》，下也不失为能够与昌黎并驾齐驱；网山的一言一句，都想阐明周公的志意；乐轩笃信并守持圣道，不因困穷困厄而动摇志向，他的文章也旷达开阔，没有怨恨不平的思绪。大概三位君子立志于道，他们所趋向的相同，所以文章不同于那些只凭辞藻技艺炫耀的人。”“如今考察四如先生讲学明道，他出仕或退处、始终进退的节操没有一点改变，在世道混乱、万物变迁之后仍然如此，可以说毅然自立，无愧于三位君子的同类。因此他的文章，论述事务、考察事物，类似艾轩的深刻奇异；考察古训、说明今事，类似网山的博大通达；在流离困苦中更加坚信自己的操守，艰难而坚定，志向不可夺取，类似乐轩的浩然自得。论者说先生上承三位君子的传授，确实是懂得言语之意的人吗？先生的学问得到他父亲独公的家传，而精微的言语、深奥的旨意，又多出自瓜山潘柄、复斋陈毖；由此向上追溯考亭，完全包括朱子学说的旨归，所以他对于道，大概就像水之寒、火之热一样自然确定。” 饥渴时吃饭饮水，正是人的需要；他的文章之所以优美而流传，难道应当只从文辞上寻求吗？如果只是凭借文辞，那么福建自欧阳行周以后，作者应当不止几位君子，何况像先生这样不懈努力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难道会少吗？我听说先生处在乱世，凡是想要穷究的事业，因困顿而未能完成的本来很多。他有一篇《梦笔记》，反复探讨史家的义例，对获麟以后的作者慨然有所感触。志向多么宏大啊！可以继承河汾之学而兴起了。有人怀疑先生自述生平，似乎念念不忘于那些细微而隐晦、能够显扬善行的事情。孟子著书，尚且不遗漏辞金、吊丧这类浅近小事。考察先生之道，如果不推究那些细微而隐晦的地方，后世拿什么作为法式呢？所以自述生平本来不能没有。我为先生叙述文章，特意详细说到这些，害怕见识浅薄的人只从文辞上寻求先生。唉！由我的话来考察先生所处的时代，希望大概不至于错误地评论古人吧。封御史马蕙坡先生七十序

译先王奉养老人的政令施行以后，百姓没有不知道从孝敬上兴起的。老人能够得到奉养，是因为上位者以厚礼敬养老人总是做到极致。因此从家庭推及乡里，再进而到天子的学校，对年长者加以尊敬，没有不相同的，这就是教化逐渐积累而长久形成的结果。大概使耳目心志得到适意和顺，使出游行走、出入往来的爱好都得到满足。凡老人在家中受奉养，不只是陈设鼎俎尊豆、置备冠巾杖履，子弟就不懈怠罢了；他们行走时，子弟不敢与之并行同样的步式，停留休息时，不敢占据与之相同的位置。凡老人在乡里受奉养，也不只是献酬升降的礼仪、徒御歌舞的节度不毁坏邻里关系罢了；在东西两庠举行飨礼、在东西两序供给饮食，并不是没有厨宰准备的食物，但一定由尊者亲自袒臂切割，以表明所重视的不在牲畜食物；并不是没有百官供给的物品，但一定亲自拿着酱料进献，拿着酒爵劝饮，以表明所崇尚的不在器物。至于老人在天子的学校中受到奉养，细致装饰还包括在深燕之礼中穿着缟玄之衣，隆重铺陈礼文，还包括考问其德行、向其请教并授予几杖、奉送糜粥等礼数。先王认为这些只是有关部门的常规礼节，却谨慎周备到如此地步。因此老人都欣喜，得以享尽天年，孝敬的教化也由此日益兴盛，其政治的盛大可以由此推知。后世奉养老人的政令不再修明，老人不能从上位者那里得到依靠，也就不得不选择行为来奉养自身；年轻人没有可以观察学习的对象来通达孝敬之道，于是奉养老人不得不竭尽自己的力量来置办。由此，乡里的士大夫奉养老人，有些情形是普通百姓所羡慕而无法企及的。我考察如今的封君马蕙坡先生，看他自己选择怎样奉养自身，以及他的令子通政君能够怎样奉养先生，不仅是当今少见，即使同三代善于养老的时代比较，完整达到这种程度的，也实在不会常常见到。我因此想把这些事张扬出来，使它成为天下人的训诫和劝勉。我听说先生年少丧父而放下学业，曾经遗憾先世的儒业没有发扬光大，于是整饬自身、磨砺品行，希望依靠所闻六艺的要旨，努力履行修养实践。大概他持守自身刚强，所以别人知道敬畏；他自我警惕、待人接物仁厚，所以救济施舍困穷困厄之人，必定竭尽心中所愿。至于他在通政君年少时教导他，早晚只以德义勉励，直到通政君成就大名、登上显贵官职，由此看他，古人所称一乡一国的长者，其操守和施行也可以大致推知。先生生长在钱塘繁盛华美的地方，每天同诗书、章缝之士和名俊才子游玩，又徜徉于湖山烟月之间，本来也足以娱乐身心、顺遂自己的爱好。年过指使之年，荣幸地接受章服光华的恩宠，通政君在身边侍奉。在这样的奉养之下，他同海内那些素有财富的君子一起，探寻奇景、吟咏胜迹，从容优游于京城社交之中，留下太平盛朝的雅事。与从前那些高龄老人只在家乡和乡里严格行事的人相比，名声和实际相互比较，究竟怎样呢？古代国学中的平民老人，在天子的学校中受到奉养，虽然尊礼已经达到极高程度，但增加飨献之礼，有时会勉强他们做筋力难以承受的事情；至于馈食劝饮，也未必都是衰老迟钝、疲倦困乏的人所喜爱的。何况五学轮流考察，年年也不一定举行一次，那么老人本来就不都能常常参与这种典礼。如今先生把这些盛大的乐事欣然取得，傲然自得，却又不与时俗争竞，充分发挥其中的功效，足以成为天下的榜样。为人父亲而能成就儿子的名声，通政君的善行，又凭借官职的荣显来奉养父亲；与传记中所称能够承继亲人志向的人相比，其优劣可以辨明。唉，古今之人为什么竟不能相及呢？因此我深深仰慕敬重先生的贤德，认为他所选择的奉养方式足以补助近世养老政令的缺失，对治理教化有帮助，而不只是可以考察通政君的孝行罢了。今年六月二十有六日，正是先生悬桑的早晨，通政君多次来访，请我感叹先王的政令如今废坏不修的很多，但最严重的莫过于学校养老的政令失修。如今学士文儒往往很少谈及此事，孝敬之风应当更加衰微，所以借先生的事情略加论述。将来如果有人施行先王失坠的政令，从卿士大夫的父兄中寻求国中的老人，那么先生一定会被推为首位吧？《诗经》说：“他的德行没有差失，长寿永不被忘。”既然举出先生所选择的自我奉养之道，已经足以成为福寿的根基，使长久享有不衰老的福祉，难道还要等众人祈祷祝愿以后才能获得吗？所以我把其他内容一并略去，只用这些话回复通政君。赠送宪副西谷李君序

译大丈夫应当树立羽旌，扬威于荒沙广漠之外，为国家建立万里之外的奇功。这对于身处卑微、怀有慷慨功名志向的士人来说，没有谁不希望有幸出仕，以自己的才能自我表现。何况已经佩带冠缨、垂着绶带，承受经营四方的重任，难道有不想勉力奋发、相互竞争的吗？然而我看如今凡是被称为慷慨功名之士的人，平日没有担任实际职务时，故意表现出高傲放纵、激烈攻讦的气势，用在谋议上，并不是不足以震动众人的听闻。他们将会认为韩信、彭越、英布、卫青一类人物又重新出现，所建立的功业一定没有太大差别。扼住狂敌的脖颈，剥去【字有残缺】皮衣鞭打他的脊背，大概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成功了。可是有的人一旦接受事权的托付，面对极小的利害，只有像毛发那么微小的差别，便立即改变计划、改换想法，突然想要顺从自身、谋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所接受的任务最终没有能够免除灾祸，没有不怨怒忧愁叹息，把当初托付任务给他的人指作设置陷阱的人。甚至还发出讥笑嘲讽来宣泄自己的愤恨不平之情，像这一类人，大概很多。事情本来有难以成功的，除了我们这样的人还有谁应当承担它？平日没有其他祸患，只是沿袭旧常来敷衍官守，骑马带着随从，在文书案牍和计簿之间谈笑，这种庸碌而没有长处短处可言的人，难道还需要慷慨功名之士来效法吗？那些慷慨功名之士，面对利害一定不肯牺牲自己来谋求自身利益，所以能够毅然承担困难而不怨恨；这样看来，大丈夫做事的气概不是大体可以推知了吗？我的朋友河南宪副李西谷君，大概正是确实符合这一点的人。君同我交游十几年，近来又因文章相知，到如今我才更加详细地知道他的事实。平日他恭谨谦逊，不发表高傲放纵、激烈攻讦的言论，所以他慷慨功名的志向，没有人能够一一测知。然而他历任几个藩臬大官，与他共同任事的人都推许他的志气、才略和谋划，认为足以为国家建立非凡功勋，不愧为大丈夫的行事。近年敌人多次窥伺边郡，震惊官吏百姓；近来三辅诸臣根据檄文重用官吏，督率精兵守卫三河、训练军队，李君如今统领这件事，已经两年了。他奔驰在山谷、弓矢石块交集之间，劳苦百倍于常人，却从未见过他流露愤怒怨恨不平的神色；凡是自己应当做的都尽力去做，不因功名成败而改变志向；职责上应该承受的，不因任务难易而选择是否去做。从前敌人入侵，大概多次穿过白羊各关塞的入口进入，所以如今谈到险要关口的防守，必定先说白羊。李君两年间历经各处险地，如今秋天截击阻遏白羊的功劳尤其伟大。我听说谋划边疆防务的人，不怕没有三军的勇猛。也不怕没有重关的险固，所担忧的是没有能够任事、承担守卫的人罢了。如今西北万里边塞，都是敌人践踏过的地方，没有一块空闲之地。如果全都能得到李君这样的人来制服，敌人哪里能够飞越边远关塞，放纵自己的长处来侵凌突袭呢？这难道不足以激励如今那些慷慨功名之士吗？李君已经完成任务，将要回去；他的同年太仆少卿何君、光禄丞刘君等认为我不能没有一句话作为赠言。我了解李君独自最深、时间也最久，所以特意表彰记述他的实际作为。果真看李君能够在今日毅然承担困难之事，那么将来建立国家奇功、不违背大丈夫事业的人，一定就在他身上，而不在别人身上。为太宰三渠先生王公六十寿作序

译古今评论大臣的才干品德，那些在传记中显赫著名的人，果真都是因为名声、德行、功业显著吗？名声、德行、功业并不是诚然足以轻弃简策，关键在于其根本实际所由产生，本来另有更优先、更重要的东西存在。秦穆公显扬霸业于西土，《春秋》并不夸大他的贤能；直到殽之战军队再次受辱，才开始知道悔恨创伤，蹇叔的劝谏使他突然想到黄发老人的良策，认为那些喋喋不休的巧言只足以危害人的国家，所以改变任用的方法，最终看到了后续谋略没有过失。这种智慧和鉴识，难道不是大大高出常人几个等级吗？所以孔子编述四代的书，记录誓辞等文献直到篇简终了；曾氏特意引用它来证明《大学》终篇的意义，可见深深体会其中的旨趣，并不因它是霸者之辞而鄙弃贬黜它。那么后世评论大臣才品的人，把什么放在最先最重的位置，大概可以由此考察鉴别其得失了。我从年轻时入翰林，跟随各位前辈，后来考核采录言论，议论考察政事，凡是出自流俗所推崇的东西，没有不是以名声、德行、功业相互比较；所以用辞藻议论来衡量当时事务，振扬光耀历代声闻，最终对于国家的实际用途没有补益。那些喋喋不休的巧言，容易感动人的听觉，连霸者尚且厌弃斥责它；如今世人有的在辞艺、谋略、辩说上孜孜不倦，希望侥幸求得名声、德行、功业的成就，难道不会远远背离孔子、曾氏的教训吗？” 因此我历来考察当今卿辅大臣，唯独认为太宰三渠先生王公最为难得，他所蓄积保存的德行远远超出流俗的推许评议。所以远望他的仪表，开阔得像平夷之地；窥察他的胸襟气度，冲和得仿佛没有边际。贤者自然而然愿意亲近他，并不是因为有所结交才不能自解；不肖之人暗中想着掩藏自己的真实情状，没有什么威严，却没有人敢同他轻狎。词章才艺广博而充溢，受到逼迫便自然流出，其丰富不能隐藏；谋略辩才藏在沉默之中，事情成功或受挫都能守持，其锋锐不可包容约束。因此我每次见公，从来没有不茫然自失、跌倒般仰慕伏拜而不能停止的。唉！《秦誓》中所思念的“忠诚专一而无奇技，宽厚和乐而有容人之量”的贤臣，除了公还有谁能够当得起？公难道是当今大臣才品足以概括评论的人吗？起初公解任宫中谕职回到西方，我恰好请假退居多年，友人罗公赞、达夫多次谈到公的为人，那时我还不知道应当怎样侍奉公。后来我错误地跟随公出入宫府禁林，前后十几年，侍奉公而承受教诲已经很久，于是越发深知公的智慧；看见公处理政事已经很详尽，于是越发相信公的贤能。大概《秦誓》推重任用贤能所得的效果，说真正这样做，能够使国家、家族和百姓长久获得无穷的利益，公真是这样的人啊！丙辰年春天，公以宫保、大宗伯、学士的秩位，偕同二三位首臣，在西内值宿时恰逢小病，请求告假。皇上念及公劳苦，于是改授南太宰使他得到闲逸，同时仍照旧兼领两个秩位。那年冬天，我也辞去翰林职务，出任公在铨省的辅佐。公不计年辈，提拔我为知己，早晚同我相处，互相评定人物，考察议论过去所说的事情，简直像是从自己口中说出，甚至还超过了。公引导我并疏浚我，希望疏通我的道路使我通达；公灌溉我并为我培土，希望看到我结成果实。我用什么来报答公深厚的恩德呢？我已经滥竽获得考绩，告别公离去。第二年正月十日，是公满六十岁的生日，我远隔在外，不能带一杯酒来献上祝颂公的寿辰。于是四曹长二杨子守鲁等人说我应当预先写几句话，以引导表达众人的心意。我听说古代纯正的臣子，即使自身承担天下的重任，也不把微小的自我当作有意经营，所以名声、德行各不相同而志向相同，功业所成也不必全都相似，但他们宽厚有容的气度、忠诚专一的诚心，本来经过千百世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因此家国天下都仰望他们的年寿，希望他们辅佐国运长久，哪里只是为一个人私下祝寿罢了？所以《尚书》说“上天赐予长寿和平，保全安定有殷”，《南山》诗歌唱“君子万寿无期”，必定是在歌诵他作为国家根基的意义，并不是虚浮地从祈祝中取义。公在朝廷任职四十年，始终履行职责而不懈怠，已经足以比美《秦誓》所称的贤臣；一位大臣惠及家国天下的广大功效，难道将不能像《诗》《书》所歌咏记述的那样，使一代左右都显出盛美吗？平和公正而使人进用，正可以匹配功业；长寿高龄而成为国家根基，这件事本来不只是我们几个僚属愿意在文章中效法祈祝而已。上天如果希望我国亿万年灵长的国运远久延续而不匮乏，那么公的寿命一定超过殷周那些高龄辅佐之臣，成为吉兆。国家的荣耀和怀念，也还应当庆贺一人；对于公来说，似乎没有可以推辞这一责任的理由，请允许我用这些话表达天下共同的祝愿。为大司成东廓先生七十寿作序

译古代的君子，盛大的德行必定有显著名声，无法掩蔽。因此教化之风所到之处，自然而然可以传及久远，不只是当时的人知道、歌诵、仰慕，后世也都把他的行为作为最高准则。孟子称赞伯夷的清正、柳下惠的和顺，他们奋发于百世之前，百世之后听到的人没有不受到激励而兴起的。他们如果不是德行明白显著，凭什么能够彰显于久远，使人如此感动追随呢？所以贤人君子成就德行，即使考察其幽微之处，即使是古代具有高明智慧、卓绝见识的人，也不足以推究到底；但至于那些在行为上显明、无法掩蔽的地方，即使小民和儿童也都能看见、传述并加以验证。大概他的真实志向积累保存于内心，不因顺逆变化而使平坦与险阻改变，因此德行日益驯熟、盛大、光明，久而久之取得天下人的信服，成为后世的仪范，正是因为具备这些条件。夷、惠之所以成为百世之师，能够使鄙陋浅薄、寡见怯弱的人，闲暇时都受到潜移默化，难道真只是强行压制才造成的吗？我们郡的大司成东廓先生，年轻时凭高才震动一世，后来考中南宫，进入词垣任职，节操品行和文章才华，使海内豪杰之士没有不倾心折服的，都认为无人能够赶上。不久以后，他听到阳明先生讲论学问，欣然改变，仿佛心中独自有所获得，前往跟随他交游，最终把他的道理推行昭示于天下。先生的门人学生遍布四方，凡是尊奉先生的人，同阳明先生时代众多士人的情形没有不同。我过去侍奉先生最为深久，揣想他的气度言论，取来早晚勉励砥砺自己，却常常感叹先生的伟大实在难以成就。古代的人以及那些无法传授下来的东西，已经远去了。六经的训诫、二氏的旨意，推究其根本源流，细微之处的相差，如果不能以毫厘来探究其底蕴，岂止相差千里？根本不同，末梢就不可能相同；纷纷歧异的众多学说，想要不背离圣人之道，实在太少了。偏执的不足以谈论中道，狭隘的不足以显示广大；如果不是先生的伟大，想要改变他们的偏颇、平正他们的狭隘，努力折衷异同所归，使圣人的学问彼此不相抵牾，让人知道自己不能停止求学，又有谁能做到呢？只是先生成就德行的行为，并不专凭某一种善行来成名，所以小民和儿童一经看见听到，都知道相信仰慕；而那些高志卓识的人想要超出个人的私见，因此稍稍接触先生的伟大，最终没有不茫然自失的。时间长了，果然看见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先生。因此考索古代源流，不足以仿效他的博大；剖析幽深险奥，不足以探取他的奇异；控制揣摩无边无际的境界，不足以举出他的崇高；穷尽挖掘深渊泉源，也不足以达到他的深厚。这样以后才知道先生的伟大，是积累起来而没有什么能够增加，是发露出来而不能自行停止其成就德行的行为；确实不是靠习学勉励就能达到，也不是靠测度揣想就能窥见、求得的。先生在今年正月某日满七十岁。南都的缙绅大夫中，旧日曾游学于先生门下的人，都殷切地想表达自己的心愿，为先生祝寿。先生把我看作乡里后辈中特别喜爱的人，我应当有所言说。我看万物所承受的恩泽，既然广大，就没有不能凭借自身而长久存在的，不必从外面求取什么才算充足。因此，日月的光辉遍照八方，才能长久照耀而不停息；江河的水流浸润九州，才能长久流行而不枯竭。贤人君子本来成就德行以达到广大境界，与日月盛大而光明、江河丰沛而流长没有不同。即使追求长久，也尚且不凭借年数，哪里是我们可以用言语祈祝的呢？只是先生这样的人，大概是上天独自造就的。我愚昧不能了解，只能取用小民儿童都看得见、说得出的事勉强加以命名，这确实远远不是高明智慧、卓绝见识者所能推究的。不过，概括先生成就的德行，把它放在伯夷、柳下惠之间，由此相信古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百世师表的道理，大概正在这里。那些浅薄、宽纵、怯懦的人，尚且能够被高远的境界所感发，何况我们若寻求先生的行事，自己改过向善，举而实行，难道会有早晚之分吗？谨以这些话前来为先生祝寿。《吴江沈氏族谱序》吴江沈氏贡士沈伟，是我主持南畿考试时所校阅的士子。他为人好古而笃实修身，自兄弟之间便互相师友，有超然出众、超越流俗之处，所以吴地人士一向多称赞他。前些时候他完成太学学业，曾拿着其兄沈位所编纂的族谱来请我作序，恰逢我久病，未能答应。今秋，沈位随诸生参加京兆考试，拜访我再次请求。我读了这部族谱，赞赏他的志向不违背世俗正道，大概吴地世家中很少有能及他的。于是我进一步对他说：‘你对于编谱已经掌握了其中的数理，但是否也听说过族谱的意义呢？谱，就是普遍的意思。普遍贯通我们一心，用来协调家族，把它提出来加以训导，记载在谱牒中，希望其中的义理能够推行于天下，这就是编谱的由来。所以推究我们共同的根本，从自己的始祖上溯，由一人延及千万人，都由此考察并联系起来。推求我们共同的来源，则千万人同出于一人，按世代排列于谱中。把它著录下来传给无穷后世，是将最初的共同聚合与后来的分异联系起来，使年代久远而不失伦理次序，并由此阐述其中的义例。凡此都是从我们一心出发加以协调并推广，由家族施行到天下，不能疏远远者而忽视近者。’‘从前先王之世，宗子法在家族中确立秩序，天下没有不按宗族姓氏相亲相比的。宗族的名籍收藏在国家，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出自何处的。这样，上面所说的显示根本、广泛施教，也没有一件不是伦理教化周遍通达的。因此，小大相亲，上下相固，孝悌的教化容易施行，仁爱谦让的风气足以兴起流行。大概先王把天下视为公有的心意，推及自身并施用于政事，就是这样；百姓信服跟从，如同流水，推行什么没有不顺利，引导什么没有不效法，这当然是有缘由的。’‘后世宗子法败坏，所以基层没有统一系统，不能把众人按家族来联系。氏族名籍不考订修治，所以上面没有依据和掌握的凭借，不能在国家层面收拢其涣散的势力。于是上面施行的政令，一概采取法术来束缚控制，先王把天下视为公有的心意，几乎不被消灭殆尽吗？’‘因此世上的君子忧虑这种情况，想按照姓氏编成族谱，以挽救它的弊病。所以族谱用来上溯世系，宗子法便可以借此在家族中重新申明；族谱用来排列世代，氏族名籍便可以在国家层面辨明；族谱用来彰明伦理教化和义例，孝悌、仁让的风气便可以逐渐在天下兴起流行。所以说，谱就是普。普遍贯通我们一心，以协调家族，那么记载在谱牒中的训导，长久以后仍能推行而不废，先王把天下视为公有的心意，或许还能略见一二吧！’ ‘沈位编纂这部族谱，上溯世系则正直而不虚妄，考订世代则质实而不浮薄；论述并阐明义例，又有慨然于世道、怜悯世俗的思想。他又常常感慨先王宗子法的衰落，推究其根本，想把这种主张见之于政治治理，并不认为它迂阔难行，他大概是可以同我一起探究这个道理的人吧。’ 《赠大司空砺峰康公序》

译三代之时，君上供养士人，已经周全了；然而任用他们时，通常也不过分。要求士人自己成就才能，已经完备；然而他们接受君上的职务委任时，通常专心一职，不转移到其他方面。难道只有当时的情形才是士人所能建立功业的吗？兔罝中的猎人，也可以成为公侯的屏障，最终并未被废弃；林中的椓杙、执钥、秉翟之人，并非没有公卿大夫的才器，却终身甘愿从事卑贱低伏的事业，并不推辞。先王的教化深入人心而影响长远，所以士人想施展才能，以符合君上供养他们的实际意旨，就不会随俗变化；君上任用他们不过分，也会考虑士人自身所能建立的事业，不会使他们在前进途中陨落。双方彼此成就，都是后世不能相比的。我朝供养士人，学校已经遍设，师法三代的制度。国家选取并考核人才，衡量才能、试验实务，不重视沾沾自喜的虚名；按资历积累、排列功劳，必定看重默默无闻的实际。君上不过分要求士人，士人也没有必要施展向外驰骋的志向。即使有一两个破格选拔的人，也只是从成百上千的同类中脱颖而出者，本来就是为天下非同寻常的人才准备的。这难道不是三代所应当有的制度吗？我高皇帝并立豪杰英才，却唯独特别尊崇翰林的选拔，并从民间拔擢人才，使他们卓然跻身禁近之列。即使是平素亲信、受到显著知遇和优厚眷顾的大臣，恩典礼遇也几乎没有超过他们的。历代圣君遵循这项制度，所以每隔几年选拔一次，把进士中的优秀者收置在馆阁，授给他们中秘府的典籍，希望借此督促他们勤学，扩大他们的才能。宠遇屡加到这种程度，士人承受这样的待遇，如果不能以非凡的功绩报答君上，怎么能同他们相比呢？难道不算臣列吗？又何况有些人依靠君上的任用，只求敷衍塞责，把苟且简略当作托词，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傲慢推脱、厌恶回避，认为翰林本来只以侍从和文墨为职，其他官府事务的考核督办并不适合他们，最终竟不肯接受。这难道不是选择便利而遂意，抬高虚华的仕途而轻视实际职责，大大辜负君上隆重选拔的恩典吗？我的朋友闽中莆田砺峰康公，和我同榜中进士，一同在翰林馆读书，后来又共同掌管史职，先后升为学士，主持院务，直到如今一同在这都城任官，交往将近三十年。彼此相处既亲密，交情也长久。康公由少宗伯晋升为大司空，分掌南六曹中的事务。有人说他所掌省务纷杂琐碎，因此很不像翰林出身者所曾掌管的事务；可是康公只是退让谢绝，说自己不能胜任，从未有一点不满在心。唉！儒者之道，古人尚且以一件事不能奏效为耻，何况国家的大政，如水土、工程、虞衡等事务的整饬修治，关梁、屯卫等事务的稽察设置，全都由司空掌管。士人想考察儒者的实际功效，除了这些事务还有什么可以奋发筹划的呢？康公学习六艺百家，其精微要旨无不综合掌握；施展出来写成文章，纵横经纬而宏大精密，有深远无穷的思考。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得宽裕有余呢？大司空这一官职，在唐虞时代大概兼有大禹、伯益的职责，所以到汉代仍然尊贵显赫。三公中德高望重的老臣，这确实是儒者最荣耀的职位；若不是康公，还有谁能配得上它呢？康公长久受翰林培养，出来接受君上任命，使他的才华充分施展，平生的志气应当就在今日实现；我相信康公在天下人面前充分显露的声名，必定就是这些实际功效。我碌碌无能，惭愧跟在康公之后，学业没有更加长进，志向也没有成就，所以私下羡慕康公承担这个职务，足以振兴儒者的声望，功业施行之后将成为我们同道的光荣。我不敢附和流俗之人的议论，只私下以〔缺字〕来向公致意。诗经不是说过：‘放在左边，放在左边，没有不合宜的；放在右边，放在右边，没有不具备的。’康公大概确实足以辨明这些道理。《乐只君子》，上天任命他；《乐只君子》，辅佐天子治理国家。我难道不应当以此特别寄厚望于康公吗？《赠侍御毅所黄君屯政考绩序》

译儒者说，三代的政制中，后世一定不能实行的，难道只有井田制吗？我私下感叹这种说法过分了。井田制度经历六七位圣人，世代相承地敬慎修治，没有人敢破坏它的功效；相关记载明明白白地流传了一千多年，谁说后世一定不能实行呢？只是它的制度废毁已久，若不是开创天下的君主以一代之力作全面变革，便不足以讨论它能否重新建立。怎么知道这一点？从近代屯田的事情可以知道。屯田大约起始于中世以来，最初因为征伐四夷，士卒众多而粮饷接济不上，所以分散军队设置屯田，让他们从敌地取得土地，耕种自食并相互守望。这大概是边地驿站所放弃遗留的利益，希望借此在中原取得成功，并不是夺取我百姓所有的土地来求得丰厚利益。后来天下遭逢乱世，内地田地大量荒废不耕，于是英雄往往据此作为创立事业的资本，这才逐渐违背了最初的宗旨。总的说来，登记田地、编列户籍、丈量亩数并平均授予土地，暗中施行把士兵安置在农民中、寓兵于农的办法，大概也依稀保留了井田制的遗意。然而实际试行的人屡次取得成效，采用它的功效难道不能普遍看见、推行开来吗？三代圣人把天下视为公有，为周济万民而制定制度，划分井田疆界，使每个平民都有世代相传的产业，扶养百姓；君上不把一丝一毫的私利掺杂其中。拿它同战乱纷扰之际经营屯田相比，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于是事业刚刚兴起、功效尚在建立之时，百姓没有人敢稍微议论它不便利；最终推行日久、施利增多，沿袭这种制度便不可改变。为什么呢？开创事业的君主以一代之力作全面变革，只要志向确定，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事情既已成功，百姓又有谁不守它？假如当时有人用屯田的办法兴办井田，百姓难道不会像流水一样趋附跟从吗？于是说它一定不能实行，实在是荒谬。虽然如此，政事本来是因人而建立的；屯田制度虽然不能同三代把天下视为公有的制度相比，但后世每逢得到合适的人来治理，事情的成效都清清楚楚地载在典籍中。假使士兵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以减轻百姓运输供给的困苦，那么即使它没有直接增加百姓的实际利益，也本来就是大大有利于百姓的事。从前我高皇帝经历艰难、百战而后建立国家，深思使国运长久的谋略，不能有一天废止军队而又使军队粮食充足，势必不能不涉及百姓；因此修治屯田这种近便易行的办法。大业刚刚平定之时，难道不知道百姓苦于战争，早晚都无暇顾及固定产业吗？田地不授给士兵，危困的百姓哪里会有休息肩负的时候？大概是治理天下荒废的田地，使它们供养不可不养的军队，所以屯田一兴办，谋划便终于使百姓的赋税得以宽缓而不至于匮乏。推究到三代制定井田、厚待百姓的心意，终究不能看作有不同；既然如此，便应当把这种心意贯彻到一切政事中。这样的政事，难道不是大小任职办事的臣子所应当认真自勉、想着恭敬承受圣德谋略而不懈怠的吗？如今边地屯田的政务，旧有文书大多湮没，无法考查；豪强大户擅自侵占、搜刮，又有谁相互稽察禁止？军国所需日益令人忧惧，于是边吏常常告急，每年向内库索取金钱成为常例，核计增加的请求达到从前的数倍。户部计臣多次上奏，天子赫然震动，想要振兴整顿，沿途不断派出使者，却始终没有人提出良策加以补助。这不正是所谓得到合适的人来建立政事很难吗？南京及京畿附近的屯田，最有名的是稽查核验、没有遗漏的户籍，征收和分配大概接近开国初年的制度。然而议论者说，屯田利益中没有比体恤军士更大的。军士得不到抚恤，又有谁来耕种治理田地？何况屯田的根本正在于使军队充足吗？侍御毅所黄君考察整治屯田政务三年，恰逢连续多年东南大水，靠江的屯田多被淹没，赋税却没有得到减免。过去屯军治理田业，必定先在农时播种，然后才搜阅操练，所以训练唯恐妨害耕种时节；近来的做法或许稍有改变，于是官吏军士渐渐因此荒废职守。黄君尽心谋划，务求去除弊害而保存利益，多次上疏请求免除冲决坍塌田地的赋税，赈济蝗灾旱灾，铲除浮滥弊蠹和专擅之事，于是督促完成最重要的事务。大概他从来都是先体察军士的疾苦，然后才顾及屯田赋税的积存。如今黄君将要上报考绩第一，天曹同僚诸君子都来拜访我，请我写文章赠给黄君。古人说，任事在于懂得权变；如果有人能够推究昔日先王的用心来施行政令，那么政事未必真的有古今之别。我因屯田同井田的关系而感触，不能不为边地屯田政务忧虑。如果确实得到黄君这样的人，前往尽心讲求修治，去除弊害、保存利益，使边地百姓的愿望大为满足，那么还担心它不能像京畿屯田一样振兴吗？黄君宽厚平和而有志向，刚强果断却不自以为是；他考察屯田所施行的美政，不容易用更换仆役的次数来数清。假如由此加以重任，让他试办其他艰难事务，那么即使是三代尚未实行的良法，也自然可以取其意旨类推充实。因此我借屯田特意谈到井田，是把世人所说难以兴办的事类比于容易实行的事，也想说明古今并没有不同的治理之道。黄君不会认为我的话迂腐偏僻吧？那么希望你进一步推行于尚未奏效的地方。《寿大司寇卢公七十序》

译古今评论大臣的才能品德，难道不是把质朴的品行作为根本、放在首位吗？看《诗》《书》所称道的三代名德辅臣，他们的才略、谋划、功绩、事业，并非不光明显耀当世；然而这些人大多畏慎自持，厚重谦让而不夸耀，这又是多么深远的志向和思虑啊！到了春秋列国的贤卿大夫，往往能够远考先代正臣，询问寻求前代贤哲，认真思考而不违背他们的行事。这大概仍是三代敦厚风俗的遗留，足以成为邦国的仪法。所以秦穆公悔恨崤山之败，感念蹇叔忠诚专一而无奇技、宽厚有容的风范，把安定利乐子孙百姓的重任托付给他们，最终长久依赖他们。孔子很有感于这番话，把它取来列在《尚书》篇末。而记述《大学》的人，推重任用人才、明鉴要务的勤勉，并不断加以推演阐述；那么古今训示大臣的道理，其首要之处大概可以概括地看到了。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朝廷选任公卿，必定尊重选用名望高、德行厚的人；即使比不上《诗》《书》所称之人，但看后世执掌权柄的人，夸耀自己的才略功绩，同众多士人争竞一技之长，难道不是重视彼此相左、乖违的一面吗？我以此考察今日的大臣，从来没有不敬仰并羡慕南大司寇后屏卢公的为人，也私下感叹他的品德难能可贵。卢公以进士起家，由行人擢升给事中，历任通政、都御史，入朝拜为大廷尉，辅佐司空政务，后来总掌陪台风纪；从政三十多年，直到今日，官声政绩显扬，名声遍布中外，已经非常光显了。可是他始终不猎奇炫异，自始至终保持同一德行，步履勤谨，仿佛没有才能的人。等到他接受艰难重大的任命、治理繁杂剧烈的事务时，施展才干却宽裕有余，但不把才略摆在他人之上；列举他的政绩，件件都确实取得成效，却不以功业来显扬自己的才能声名。他评论列举善恶，指责贤能与不肖，正直而忠厚，从未因为偏私攻讦而徇情，所以天下人称颂卢公，大概说他是卓然深厚的长者。他的胸襟深沉厚重，如高山大川，没人能测知其深浅；即使忽然把危险重大的事情交给他，也能使局面镇定，不受惊扰。他的功效默默引导而持久，必定能够使浇薄的风气回转改变。卢公确实不愧为古代大臣的风范，他大概就是《秦誓》所说的‘忠诚专一而无奇技，宽厚有容’的人吧？今年四月二十三日，是卢公满七十岁的生日。同僚少司寇吉阳何公说，卢公将上疏请求退休，志在归老，于是索要我的文章为他祝寿。我认为卢公的质朴品行很像石丞相的孝友醇谨；他胸襟博大、能容纳万物，出入军旅、刑狱等职务，没有不受到优厚称誉的地方，又像文潞公那样德行深厚、处事深沉周密。石、文二公在汉、宋之时，也曾因年老请求离职，而当时朝廷慰勉他们，任用并未衰减。如今皇上兴修教化治理，选用辅佐的老成之臣，像卢公这样的人，应该召回朝廷参与政省，使他默默辅佐大治事业取得成功。左右大臣难道肯听任卢公离去，不替他赞助挽留，使他无法成行吗？虽然如此，中世士大夫能够在进退从容之际完全保持君臣之义的人，本来就不多。卢公如金声玉振，巍然为一时人物，是卿士群臣中的声望所在；而他的高寿、福禄直到如今仍同荣誉美名相伴，没有缺损，大概这是上天用来彰显国家治业昌盛的方式，其功效不只是体现在卢公一身。过去《诗》《书》所称的大臣，本来就有告老而同僚挽留他们，希望他们继续承担端正天下、保国安民之事的。也有年过九十仍担任周朝卿士的人，还作《抑》诗警戒自省，并且诚恳地在朝廷上告诫说：‘不要因为我年老昏耄就抛弃我。’既然如此，我想用最大的意义为卢公祝寿，还有什么比进献这条道理更好呢？即使卢公想把自己置于古代大臣之列，又哪里值得急切告老求闲来令人羡慕？不如想着沿着这条道路勤勉不倦，更加奋勉而不使功业穷尽吧？所以我特意用这些话代替祝词，其他世俗的祝寿话就略去了。《洞麓堂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洞麓堂集》卷三 （明）尹台撰 《送邑侯朱及泉先生之任我永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