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淡然轩集》，明代余继登撰。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淡然轩集》。别集类第五。明。提要。臣等恭谨查考：《淡然轩集》八卷，明代余继登撰。余继登字世用，交河人，万历丁丑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号文恪。这部集子分为奏疏二卷、序记三卷、志铭及杂文二卷、诗一卷。余继登去世后，他的朋友冯琦选编并刊刻了此书。余继登在神宗朝任职时，因灾异屡次出现，上疏极力陈述一切征求财物、开采矿产而危害百姓的弊端，又请求神宗亲自祭祀郊庙、册立元子、停止矿税、撤回中使。当时将要讨伐播州杨应龙，他又请求停止四川矿税，以资助军粮。后来再次上奏说：“近来天地人三者都不和，怨恨毒害凝聚不散，臣子不能感动君父，所以天地人都以非常的变故来警醒陛下，不可安然置之不理。”诸如此类，言语都切中当时的弊病。他的奏疏全都载在这部集中。至于诗文，多是应酬之作，未免有所删削；但大体平实端正、淳厚质朴，没有万历年间轻佻浅薄的习气，也还不失典范。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淡然轩集》卷一。明代余继登撰。奏疏。修史疏一。为纂修正史一事，臣认为正史的体例，纪、表、传、志都必须齐备。纪和志用来记载国家的政令典章，只要考察朝廷的档案，就可以供史臣编纂。列传用来记载一代人物，必须广泛访求天下各地的资料，才能符合众人的公论。臣恭敬地承蒙皇上先前批准辅臣陈于陛的请求，下诏命儒臣纂修本朝正史，以垂示后世并启迪保佑后人；又批准辅臣王锡爵等人的建议，下令各郡国购买搜求天下典籍，以备修史之用，皇上的恩德旨意十分盛大。臣以庸愚之才，滥居副总裁末位。自二十二年八月开局以来，每天同诸位大臣在馆中翻阅内府秘录，搜求旧日事实，准备依次辑成志、表、帝纪等书，此外没有什么可再议的。只是自开国至今二百多年间，祖宗道德教化的隆盛、国家人才的兴盛，顺应时运而兴起，前后辉映，其中应当列入列传的人多得不可胜数。然而，人数一多，势必分散；时间一久，事情就容易湮没。如果完全凭借秘录加以搜括，那么已经记载的只是大略，未记载的详细事实便会遗漏。若想兼采野史记录的见闻，又会使许多疑事被广泛流传，而未必都是确实可信的事情。如果不是见闻广博，怎么能公正地记述呢？伏乞下诏礼部，发文给直隶及各省提学官，再转行所属各府、州、县地方：凡有辅佐功大、名望显著、德行事业彰明的人，首先辑录。此外，凡有立朝大节、平生卓异行为、显著得为人们所熟知者，不论官职高低，一并搜集。至于名儒、良吏、孝子、贞妇，以及隐逸、方伎之流，凡可以备载的人，逐一查访；有的详细记录其家谱，有的广泛询问乡里舆论，务必明确开列当时的行为事实，编成书册，送交礼部备考。若有人生前不被当时社会所承认，死后也没有声誉流传，不许徇私滥加褒扬，以致混淆公论。应规定期限，列入考核成绩，使臣等得以凭借这些材料依次编纂修订，不至于拖延岁月，白白耗费俸禄。奉圣旨：礼部知道。修史疏二。

译为恭敬履行职掌，谨陈修史中一两件尚未定夺的事项，伏候圣上裁决，以彰明大公，以光大典。臣认为，一个时代有了史书，就应搜集旧日事实，完备地记载在册，以明示后世，垂示法则和警戒。史书不是一个人的私书，而是天下的公论；不是一时的著述，而是万世的公论。因此，在是非真伪之间，儿子不能偏私自己的父亲，臣子不能偏私自己的君主，这样之后才可以说是公正。如今诸臣奉命纂修正史，首先编纂帝纪，已经将要起草完成了。臣就帝纪一事私下认为，有些帝王不可不另立一纪，有些则不必另立帝纪。不可不另立一纪的，是建文君；不必另立帝纪的，是恭穆献皇帝。建文年号应当恢复，诸臣已经详细陈述过，皇上也已经批准实行了。然而，如果把他的事迹附载在太祖高皇帝本纪末尾，终究还是不妥。臣曾考阅实录，思考成祖把建文五年改作三十五年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即位之初想以儿子继承父亲为名，不愿以叔父继承侄子为名，所以采取了这一权宜做法，并不是有明诏要废除建文年号。后来修史的人没有理解圣祖的用意，于是建文元年以后只写年份而删去年号，也删去了他的事迹，所以这几年间只记载靖难之事，却不记载所平定的“难”究竟是什么，仿佛有意曲意避讳。如今幸而已经恢复了建文年号，似乎应当搜集旧档、采集传闻，详细记载当时所任用的人和所施行的事，另立少帝本纪；是非都明白记载，不加隐瞒，那么靖难之兵就有了正当名义，圣祖的心意也更加明白。圣祖自己都不避讳、也不必避讳的事情，臣子却偏要强行替他避讳，这并不是奉承圣祖。况且事情必须有事实根据，正直之道不能被曲解。如今野史所记已经有很多失实之处，如果不趁现在明确为他立纪，使后世怀着长久积累的愤懑，相信流传的可疑之语，那么史臣失职还不足为惜，圣祖又将如何呢？臣认为，不可不另立一纪的，就是此事。至于献皇帝积累德行仁爱，深厚地生育出神圣之君，终于为万世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根基。然而，他的祥瑞发端，也不过如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四祖而已。四祖都不立帝纪，却单独为献皇帝立纪，岂只是臣子心中不安，皇上的心中也一定不安。岂只是皇上，恐怕献皇帝在天之灵，也会局促不安。何况名义上是献皇帝本纪，所记的却是弘治、正德年间的纪年；名义上称帝，所载的却是藩王之事，皇上认为这在义理和体例上合适吗？还是不合适呢？况且自古以来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不止一人。试考史书，从未见过为他的祖父作帝纪的。那些祖父并不是不能立纪，而是不愿因私情损害公论。臣私下认为，四祖的事只宜附见于太祖高皇帝本纪之前，献皇帝的事只宜附见于世宗肃皇帝本纪之前；或者另立一种体例，也应当与列圣帝纪有所区别，这样才可以使名分和事实不混乱，体例不混淆。否则，献皇帝的子孙臣民想立纪就立纪，那么天下后世的公论又该怎么办？臣实在不忍让万世之后有人非议圣朝；认为献皇帝不必另立帝纪的原因就在这里。以上这些都不是臣下敢于擅自决定的，伏乞下诏辅臣会同总裁及纂修诸臣商议妥当，再请圣上裁决，命令执笔修史的臣子有所遵循。这样天下后世歌颂皇上的至公无私，如同天地一样，真正高出寻常万万倍，而正史也会因此更加光彩。捐出俸禄以资助赈济疏。臣等近日接到邸报，看到九卿大臣请求辞去俸禄以资助赈灾，承蒙皇上俯允其奏，并且明谕五品以下官员不许辞俸。臣等私下想，臣子在朝廷任职，如果按照诏令领取俸禄，固然有厚有薄；但到了共同忧虑、共同挂念的时候，哪里还分什么官位高低？何况从能力所不及来说，四品以上官员的俸禄虽然丰厚，难道能够救济数州数郡的百姓吗？从能力所能及来说，五品以下官员的收入虽然微薄，也可以救活一个男子或一个女子的性命。正逢这样的严重灾害之日，又处在极度匮乏之时，皇上忧虑百姓而废寝忘食，宫中也怜悯旱灾，都已经捐助钱财。凡是臣工，怎敢安享平常俸禄？况且臣等任职宫禁近处，既未曾历任郡邑，亲眼见到百姓的艰难情状，绘制郑监门那样的图画；官居闲曹，又不能亲自办理职事，努力勤劳，效法富弼治理青州的办法。臣等多年执经侍讲，却没有机会启发辅佐君心；多年待诏，也只是优游闲处，有什么补益？即使天下无事，尚且应当减去俸禄，难道非要等到时局困顿才可以白吃俸禄吗？因此不自量力，愿捐出俸薪来帮助一点微薄之力。伏乞圣慈下诏有关部门，准照在京堂上官的办法，一体辞俸捐助，那么臣等的愚诚便无愧，卑微的职责也稍稍安心了。奉圣旨：准许捐俸。户部知道。捐出俸禄资助工程疏。如今遇到皇宫重新修建，工程浩大，阁部诸臣都上疏捐出俸禄以资助工程。臣位列闲散部门，长久以来承受岁俸，在无事之日尚且深以白食俸禄为惭愧，难道兴办工程之时反而敢安坐享用平常俸禄吗？即使与大臣的俸禄相比，或许有厚薄之别，但推究臣子的心意，哪里分什么彼此？臣愿依照惯例捐出一年俸禄，略微资助工程费用。臣的仕途没有定数，哪里敢预想多年以后的事情？俸禄收入有固定数目，私下想略尽微薄之力。伏乞圣慈特地下诏户部，将应发给臣的俸银扣除解送工部收存使用，以表明臣子不敢安享平常俸禄、忘却办事效劳的心意。奉圣旨：户部知道。火灾疏一。

译为遭逢灾害而修身反省，恭请圣上亲临经筵，并陈述愚忠以备采纳，以挽回天意事。近日干清宫发生火灾，臣恭敬地看到皇上明白下发亲笔手札，想到自己的过失罪咎还没有反省尽，深深引过自责。皇上警戒恐惧、悔悟自责的心，极其真诚恳切。几年来臣下希望从皇上那里得到、却不能一定得到的事情，苍天借助灾变来使皇上受到感动了。皇上英明果断，具有尧舜的资质，近来却不喜欢正直的言论，似乎还没有充分扩大舍弃己见而听从他人的度量，只是圣心偶然还没有觉悟罢了。一旦彻底醒悟、警惕觉察，就一定不敢再固守‘不可违抗’的成见，忽视难以测度的天意；这正是舍弃旧图、谋求更新的大好时机。古人说过：‘台谏官不敢说的话，讲臣可以说。’臣在讲筵任职，白白消耗国家俸禄，平时既不能启发辅佐君心，遇到灾变又不能陈述真情，不只是辜负皇上，也辜负上天。所以冒昧地略尽自己的愚见。臣是讲臣，还记得刚开始供职时，皇上常常亲临经筵，不论寒暑从不间断；每天亲临讲筵，即使风雨也不免除。于是臣私下思量，凭皇上至神至圣的资质，难道只是二三个儒臣片刻的讲诵，就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吗？而皇上如此留心求学，难道不是认为亲近宦官宫妾不如从容接见贤士大夫，居处秘殿深宫不如身处宽广厅堂、面对细竹席那样收敛自持？沉溺于醉饱和浓美食物不如品味圣贤义理的深长滋味，喜欢声色和谄媚之言不如听取格言法语的针砭劝诫吗？所以自古以来，君主每天勤于讲读，志气就日益清明，处理事情都能恰当；每天懈怠讲读，志气就日益败坏，处理事情多有失当。皇上为什么不反躬自省，把现在和过去一同观察呢？从前讲读时，天刚亮就临朝的是陛下，如今一年也不来一次了。君主象征太阳，太阳一天不照临，人们尚且惊骇诧异；十天看不见太阳，人们就会抬头向东眺望，忧郁无聊之情无法忍受。臣子作为人臣，一年到头不能见一次天颜，那么仰望天日的心情，将会是什么样呢？这还只是小事。下面见不到上面，那么臣下与上面沟通不得不依靠奏章，而奏章又有时得不到执行；上面不接触下面，那么上面与下面沟通不得不依靠批答，而批答又有时不下达。如果有掌握权柄的奸臣从中作梗，内外闭塞，国事将如何处理？我知道皇上亲自临御，必定不会有这种事情。假如圣子神孙中有人的刚明稍稍不如皇上，却把今天的情形作为惯例，那么权力不从旁边落下，政权就会下移。这难道是皇上要为后世制定的法则吗？难道凭皇上的明圣，还考虑不到这些吗？从前讲读时，遇到旱灾亲自步行祈祷的是陛下，如今却一次也不亲临郊坛了。君主不亲自郊祀，已经不是古人明敬上天的本意。难道亲眼看见天意谴怒，以至焚毁宫殿、震惊圣驾，视旱灾为最急迫之事，却仍然一次也不亲往郊坛，深切陈述自怨自艾的诚意来祈求上天保佑，只停留在派官员恭敬代行吗？难道代行者的恭敬，就能谢罪于上天、平息天怒吗？未必可以。此时还不亲自郊祀，以后就更没有希望亲自郊祀了。从前讲读时，遇到时享就斋居的是陛下，如今却一次也不进入宗庙。臣私下推想，正当遭受灾害时，皇上所盼望九庙神灵保佑的心，难道不是非常急切吗？九庙神灵在冥冥中默默保佑皇上的力量，难道不是非常强盛吗？如今幸而平安无事，却吝惜近在咫尺的劳苦，不亲自到祖先面前表达一番报谢之意。这样岂只是皇上心中不能安宁，列祖在宗庙中的神灵也不能不对皇上有所期望。从前讲读时，皇上推心置腹地把事情交给大臣，坦荡胸怀地任用群臣；如今却不是这样了。心中有所主张，辅臣不能申述自己的意见；心意有所改变，九卿也无法挽救其后果。臣下进言，便怀疑是皇上的私人；怀疑是皇上的党羽。大臣因此空缺职位，普通官员也因此另行推选。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上下隔绝得如此严重的情形。皇上已经养育、任用士人二十四年了！难道生在当今的士人全都怀有私心、结党营私，没有一个值得信任、可以倚靠的吗？这也是皇上太轻视士人了。国家的事情，就像人的身体，血脉有一处不能畅通，就必然有阻塞、麻痹的祸患。如今皇上怀疑臣下，臣下也怀疑皇上，甚至使心腹大臣惶惑而不敢决断，使耳目手足之臣徘徊不前而不知所措。陛下将和谁一起治理天下呢？这不是表示上下同体的情谊、形成上下和谐相交的风气。过去讲读时，皇上起用进言的臣子，宽容直谏之士；如今却不是这样。言官进言，皇上既恼怒他们所说的话而公开斥责；他们不进言，又恼怒他们不进言而一概斥责。负责此事的人斥责，不负责此事的人也斥责。被任用的人已经被斥退，被斥退的人又不许重新任用。所以近两个月来没有人敢进言。他们的内心难道真认为朝廷没有任何缺失，可以彼此相安而不必说话吗？不过是害怕陛下积累的怒气，不敢说罢了。不说话当然是最容易办到的事，但这对人臣有利，却不是社稷的福分。如今正是修身反省之日，正是应该不避讳言的时候，臣恐怕在朝诸臣都争着发泄愤懑、表达忠诚而进言；他们的话未必全都恰当，措辞也未必全都委婉。皇上如果又厌烦他们的琐屑，恼怒他们的激切，那么谏诤之道从此就会完全堵塞，陛下的善念也会受到阻碍。只希望陛下辨别言论是为公还是为私，再决定采纳或不采纳；也借此辨别人品是为公还是为私，再决定任用或罢黜，不可把所有言论一概当作无用，也不可一概看待进言之人。过去讲读时，皇上也曾惩罚一两个宦官，但处罚不过是远远遣走，并不株连他人；如今又怎样呢？疑心一旦产生，看身边的人全都像是可恼怒的；怒气一旦发作，看身边的人全都像是可以施刑。鞭打杖责的惨状充斥眼前，拘捕征索的使者遍布道路。这些人难道不想委曲承顺，稍稍得到皇上的欢心吗？他们违逆圣意而遭受严厉谴责，是因为畏惧威势。用威势使人畏惧，越是做不到，越显得难以忍受；用情理宽待他们，自然没有什么不能达到的，也自然会显出可以宽恕。只希望皇上施行大德，赦免小过，惩治有罪之人，释放无辜者，使人不再害怕死亡，谁不会感恩呢？本来应当处死却得以生存，感恩一定更加深厚。这样一来，身边亲近的大臣都会竭力护卫皇上、衷心爱戴皇上，皇上得到的爱戴将超过皇上自爱。

译陛下又有什么可畏惧而不这样做呢？这些都是施政时偶然的过失，而根源都在于圣明的志意尚未澄清，根本都由于圣学长久荒废。因此臣恳切地认为，勤于讲读是修身反省的首要事务。但臣不只是口头说说，只希望皇上实行，而且赶快实行。听到了就能够实行，实行了又能够赶快实行，这才是真正能够悔悟。人的情形是刚开始醒悟、刚开始后悔时，都能奋发努力；时间一久便渐渐懈怠，免不了忽视遗忘。所以臣希望陛下赶快实行。过去秦穆公是称霸之君，汉武帝是欲望很多的君主，而《秦誓》和《轮台诏》都载入经史，成为后世的美谈。皇上如果不认为臣的话迂腐，而努力实行，那么天下万世歌颂明天子时，您将可以与禹、汤并称，并且远远高出秦穆公、汉武帝之上。火灾疏二。为感念时局而尽忠，陈述导致灾害的原因，伏乞圣上明察，改变方针以消除天变。近日干清宫发生火灾，圣德谦逊，引咎自责，群臣仰体圣心，已经充分陈述修身反省的要点，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臣充任讲幄之臣，执经侍奉陛下，每次看到经书所记，古代帝王即使正处于太平无事之日，也战战兢兢、警惕自励，常常像是上天没有亲近之情、百姓没有归心一样，为什么会如此凛然戒惧呢？因为他们知道，君主是上天的儿子；君主虽然尊贵，却常常应当敬畏上天。上天又是百姓的上天；百姓虽然卑微，却常常能够感动上天。所以说：‘小心谨慎，恭敬地侍奉上帝。’又说：‘上天所看的是从百姓那里看，上天所听的是从百姓那里听。’今年举行执珪璧祭祀上帝的礼仪，陛下却没有亲自参加；上天把大位授给陛下，而您一年年空缺不亲临，只推说是在调养身体。果真是在调养身体，明明在上的上天必然知道；否则，难道上天不会发怒吗？前后进言的诸位臣子，都是上天生出的贤才，供当世使用，陛下却一概认为他们怀有私心而斥退，甚至加以禁锢。恐怕其中有忠肝义胆、忧虑治理和国家安危的士人，郁闷而无处申诉，不免仰天叹息。每年的定额逐年增加，哪一样不是取自百姓的力量？有关官员请求减免，却不能得到允许，只好加重征敛来充足数额，用严刑逼迫百姓。那些穷困的百姓，卖妻卖子却无处申诉，不免仰天叹息。身边近臣只要稍微违逆圣意，动不动就加以鞭打杖责；鞭打杖责还不停止，必然导致死亡。他们将要死亡之时无处申诉，也不免仰天叹息。惩罚奸邪、制裁恶人，法律当然不能废弃；但那些被株连、被牵连的人，在拷问之下被迫诬认罪行而无处申诉，也不免仰天叹息。上天把天下臣民交给陛下，于是监察四方，每天听到叹息愁苦的声音，难道上天不会发怒吗？上天发怒，陛下却不把它当作警戒来谈论；上天有时又以敌国外患来谴责告诫，陛下仍不觉悟；后来又以水灾、旱灾、盗贼来谴责告诫，陛下还是不觉悟。于是把紫宸、太微这些皇上万万年深居静养、优游安逸的地方，一旦交付在猛烈火焰之中；上天的愤怒也极其强烈，而它仁爱怜悯之心也极其深切。伏愿陛下敬畏上天的愤怒，体察上天仁爱的心意，警惕地思考，彻底地悔悟，赶快下达罪己诏，深切陈述过去的过失，改变旧弦、解开罗网，与天下人重新开始。这样不用等到第二天早晨，臣民就会欢腾，帝天也会喜悦，天地上下彼此交泰，和气蒸腾，就能把灾变转为祥瑞；这件事很容易，功效也会很快。如今宫殿已经毁坏，马上就要重新修建，陛下如果不趁此时收拢人心，却急于耗费百姓的财物、劳苦百姓的力量，恐怕容易动荡的形势一旦形成，难以测度的上天又会降下更加可怕的灾祸。皇上圣明神武，本来应当自己明白；但臣仍敢喋喋不休地进言，也是因为讲诵陈说本来就是臣的职掌。因火灾自陈的奏疏。为因灾反省罪过，自陈没有尽职，请求赐予罢免斥退，以挽回天变。近日上天震怒，宫殿被焚毁。皇上亲自引咎，臣僚各自陈述自己尸位旷职的过失。何况像臣这样鄙陋浅薄的人，屡次承受宠幸荣誉。任讲官八年，任清要官二十年。虽然跟随诸臣之后，多次上奏劝皇上讲读的章疏，但皇上的听闻越来越高远，清明的恩光离臣越来越远。臣执经等待，志在尽一点微薄之力；却倚着坐席而不能进言，对国家又有什么补益？况且臣的品行才能浅薄，不堪充任词林之首；学术又空疏，哪里能指望总裁史局？平日白吃俸禄，实在惭愧；身着赤绂，实在玷污官班。深知自己的才能已经无法前进，也料定自己请求退职已经太晚。希望皇上赐予罢免，以此警戒疏懒庸劣之人。这样不只是深深承受皇恩，也可以稍稍报答上天的谴责。奉圣旨：余继登仍照旧供职。吏部知道。患病疏一。为患病不能供职，请求施恩放还，以便调养治疗。臣不过是一个草野之人，承蒙皇上选入词林，升任侍讲，直到担任现在的官职，已有二十一年了。臣虽然极其愚陋，也曾想竭尽微薄之力，仰答天地的仁德，这是臣的志愿。因为臣七八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兄长也先亡，无人抚养，饮食失节，因此一生多病。壮年时还可以勉强支撑，四十岁以后病体便日益衰弱。每次请医生诊视，他们都说臣气血两虚，病不在四肢躯体之间，应当早些退居调养，否则病势会加深。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所以这些年来每逢疾病、疮疡，只要登记请假、服药痊愈便又出任，不敢说要离职。今年春天又患内伤，饮食减少，臣仍然忽略，以为幸好不会有事。到了三月三十日，忽然头晕目眩而疼痛，手足酸软，痰涎堵塞胸膈，两肋像被刀割一样疼痛，于是再次请医生诊视，他们都说这是元气长期虚弱，痰火纠结，表里全是邪气，接触到哪里哪里就有病。如今想要一边补益、一边攻治，却没有这样的良药，只有辞去职事归田，从容调养元气，或许万分之一能够好转。臣这才悔恨自己过于自信，没有早听良医的话，以至于狼狈到这种地步。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人患病疼痛时就呼喊上天、呼喊父母，臣早已失去父母，陛下就是臣的上天，所以不得不在陛下面前悲哀呼告。何况臣任职讲筵之中，那不是养病的地方；辅佐掌管国家礼仪，那也不是适合养病的官职。假如臣躺在床褥上呻吟，却仍然白白耗费俸禄，那么臣心中更加不安，病势也会更加深重，危亡转眼就可看见。伏望天恩怜悯，广施好生之德，立即放臣生还故里，使臣早日接受医药；倘若能延长臣一天的性命，就是皇上多赐臣一天的恩德。奉圣旨：余继登是日讲官，着令在任调理并供职。吏部知道。患病疏二。

译为病势更加深重，调养没有效果，再次恳求天恩放臣还乡以延残喘。臣先前因病请求归还，奉圣旨说：‘余继登是日讲官，着令在任调理并供职。吏部知道。’臣恭敬地看到这道诏令，感激至极而流泪，立即勉强振作自己，请医生治病服药，比平时加倍，希望一定痊愈。哪里知道脾胃长期虚弱，药物难以调理；服药既然频繁，脾胃更加虚弱，起初尚且不能运化汤粥，如今连药剂也不能运化了。臣这才叹息：想要勉强振作，是心意；能不能振作，却是命运。不得已再次到君父面前乞求怜悯。臣资质虽然愚蠢，性情却并不懒惰；自从入仕直到今天二十多年，从未请假一天，也从未以生病为由请假一天，躲在乡里偷安。难道是因为如今官阶渐高、职任渐大，又有修史等事务，反而想借生病求得安逸吗？这哪里是人情呢？况且臣领取正三品俸禄，已经将近二年二个月；如果还能勉强支撑，本想再熬些岁月，或许能够得到皇上的宠命，为祖父增添光荣。作为人臣，谁没有这样的心愿？可是臣也不能再等待了。这难道又是人情所愿吗？陛下应当能够体谅臣的病苦了。臣伏在枕上气结难言，千恳万求，只希望皇上慈悲怜悯，早日赐臣生还罢了。臣即使不能报答陛下，也愿臣的子子孙孙永远祝颂圣上长寿无疆。奉圣旨：‘余继登着遵照前旨调理并供职。吏部知道。’ 恭敬慰问疏。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臣等恭敬地听闻仁圣懿安康静皇太后崩逝，大小臣民无不悲哀痛哭，心情如同失去母亲。何况皇上极其孝顺，发自内心地联合天下万国，使太后享受长乐宫的欢娱已经二十多年了；一旦失去奉养，皇上的悲痛又该是什么样呢？恭敬地想到，皇上一身是宗社和臣民的主宰，所负责任极其重大。又何况正处于静养之时，怎么适宜过分悲伤呢？伏望皇上仰遵遗诏，稍稍抑制圣情，以慰藉天下人的心，也成就天子的孝道。臣等内心的恳切之情无以言表。奉圣旨：看了奏章，慰问之意知道了。礼部知道。自陈疏。为供职没有成绩，请求赐予罢黜，以警戒尸位旷职。臣不过是一个草野之人，在礼部任职，时病时起，庸庸碌碌，没有什么长处或短处，已经一年多了。近来因为科场之事，臣部仪制司郎中张世才受到科臣指责。虽然科臣忠厚，奏疏中明说左右堂官没有知情，算是为臣开脱；但臣作为堂官，难道可以完全推脱说：‘这是尚书、郎中的事情，与自己完全无关吗？’当时臣不敢发言，是害怕涉嫌包庇，而且认为是非应听凭部院裁决，处分应听凭朝廷决定。如今张世才已经承蒙圣恩，略加调任和处罚。如果唯独臣厚着脸皮以无罪无事自居，难道符合人臣进取困难、退避容易的道义吗？别人或许可以宽恕臣，但臣自己不能宽恕自己。况且同属一个部门却不参与其事，同办一件事却不承受其处罚，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伏望皇上扩大天地般的度量，宽缓雷霆般的威怒，将臣特赐罢免，以作为贪图俸禄、尸位旷职、不善于调停者的警戒。另选贤能之人来辅佐国家礼仪。臣即使逃身田野、在林泉间养病，也都是皇上极大的恩典，是微臣深厚的幸运。奉圣旨：余继登仍照旧供职。吏部知道。谢赐羊、酒、钞锭疏。为恭敬谢受天恩事。万历二十六年四月某日，臣承蒙圣恩，因为三年考核期满，皇上特派御前答应牌子李虎，携带原封钞二千贯、羊一只、酒十瓶，送到臣的私宅。臣谨焚香面向宫阙叩头，恭敬领受完毕。臣想到自己不过是读章句的平庸儒生、草野中的卑微士人，遇到圣明君主，得以忝列词林，执经侍讲，哪里有滋润君心的益处；充任卿佐之员，又深以掌管礼仪的职责为惭愧，白白耗费俸禄而没有献出一条良策，转眼之间已经惊觉三年过去。自从遭受幽闭黜退，哪里敢期望明主恩典？如今却承受圣慈，特加宠赐，发出内廷的金钱纸钞，劳烦中使传递颁赐；醇酒分自玉府珍藏，肥羊取自太官饲养。儒臣士绅因此增添光彩，蓬门也生出光辉。臣岂敢不竭尽驽钝之力，仰以报答天地般的深厚仁恩？奉圣旨：看了奏章，谢意知道了。礼部知道。复议谥法疏。

译为遇事陈述意见，恳请圣上明察采纳，以彰明公论，确定国家大是大非。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移送礼科抄出的京畿道监察御史乔璧星奏疏说：臣不才，在西台任职已经十三年，闭口不言，并不是不能悠闲等待升迁，只是臣是以进言为职责的言官，若贪恋俸禄、等待次序，臣实在以此为耻。近来一两件时事触动了臣的正义之心，便冒昧不顾自己的浅陋，恭敬地为皇上陈述，请试着垂听。一是议论谥法。谥号用来改变人的称名，是最为重大的典礼。二百年来，清正的舆论都认可谥法，因此有死后一百年才得到谥号的，有死后数十年才得到谥号的，也有幸运得到谥号后来又数次被夺去的，《皇明臣谥类钞》可以作为明鉴。近来人心不如古人，毁誉失实，德行文采都确实配得上盛名的人，难道有十分之九吗？然而也有依附江陵而得到谥号的，有在礼部任职时过失很多却得到谥号的，近来还有行为勉强可取、内心却十分艰险的人得到谥号的，又有谥号与本人并不相符的。诸如此类，数也数不清。总之，美丑混淆，褒贬错乱，凭什么教化天下、劝勉后人呢？臣认为应当下诏礼部：除去年代久远、舆论早已定论者不必另行议论之外，将近二十年来获得谥号的诸臣编造名册，送交九卿、科道衙门，让他们对天发誓秉公评议，逐一评定：某人应当得到谥号，某人应当夺去谥号，某人的谥号应当改定，某人遗漏谥号应当补给；各自详细列出实际事迹，封缄送还礼部汇总奏报，恭候皇上裁夺。务必使真正纯洁清白之士都得到华衮般的荣誉，使怀有罪恶、弄虚作假的人不能实现欺世盗名的计划；既可以诛罚过去的奸雄，又可以劝勉将来的生者，这是鼓舞世道人心的一项重大契机。臣愚昧地认为，谥法中应当议论的事项就是这样。于是奉圣旨：‘该部看过以后奏报。’钦此。又据礼科署科事左给事中罗栋等奏称：为遵循职掌、采纳公论，举出遗漏谥号的名臣，以彰显幽隐、昭示激励和劝勉之事。臣等认为，公正的谥议确定后，国家典章才会尊重；众议平定后，对臣子的鉴别才会明白。我国家磨炼臣工，用意极其深远。活着时有高低，官品和爵位可以用来驾驭宠幸；死后也有高下，品行可以用谥号来更换名字。爵位有时会终止，而谥号的影响没有终止之时，所以谥号极其重要。爵位尚且可以用奸计取得，谥号却不可用奸计取得，所以谥号最为公正。谥号是一个人行为的遗迹，功行大的人得到大名，功行小的人得到小名。不只是为了彰明过去，也将用来劝勉后人。根据《大明会典》中的一条规定，大臣应当得到谥号而被遗漏的，不论年代远近，都允许科道官秉公举荐。最近京畿道御史乔璧星条议谥法，大概是有感于时事，触及时弊，看到更换名号的典礼十分重要，所以不嫌精细详尽；追慕前代贤人，看到盖棺定论的重要，也不怕广泛搜求。皇上下令礼部议论，群臣从下方参订，便不会混淆是非；圣上从上面独自裁断，褒贬也没有私心，正取决于这一次行动。只是议论谥号关系到礼制，科道官的职责所在，怎么敢不发言？台臣议举近代的人，臣等请求连远代的人也一并举出。谨据故老的传说和史书的记载，有功勋最为卓著、品格最为高尚、事迹昭著而人人传颂的两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伍文定，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毛伯温。伍文定年轻时喜欢谈论军事，长大后多有奇特节操；宸濠发动叛乱时，他首先倡义登阵，于是攻陷其巢穴，挺身奋战，很快消灭了叛军。战斗没有超过一个时辰，首恶便被擒获；社稷几乎倾危而重新安定。伍文定的功劳，万世之后仍然可以凭借。毛伯温声名著于西台，名望留在全楚；交趾作乱之时，他尚有余勇可用，深入险阻之地，威势所震慑之处，于是改变了交趾人的狡诈心态。军队没有经过血战，酋长就请求投降，荒远地区已经离心又重新归附。毛伯温的威名，四方外族也畏惧他。考察他们当年，伍文定与王守仁确实共同经历生死，毛伯温与韩雍可以相提并论。如今王守仁得到文成的谥号，韩雍得到襄毅的谥号，而这两位大臣默默无闻，直到今天仍未补给谥号。臣私下认为，能够抵御敌人、保卫国家、身披甲胄建立功劳的谥法，应当赶快议定。有学问十分纯正、出处十分明确、事迹昭彰而人人熟知的两人：吏部左侍郎张元祯，南京刑部右侍郎吴悌。张元祯见识洞达本源，承接濂洛关闽的正统学脉，动辄能形成自己的义理体系，陈述禹、汤、文、武的治国谋略；他一向深受孝庙知遇，却唯独不合宰臣之意。入仕将近五十年，在朝任职仅九年，士大夫仰慕他的风采，把他比作祥麟瑞凤，这不是虚誉。吴悌承接陆象山一系，追溯学术源流到立大，研习涑水之《易》，善于根据时势把握进退；他由循良之吏转为在西台抗节的御史，避开权贵而闲居乡里。入仕三十多年，闲居二十多年，士君子评论他的气度风貌，把他比作高山耸立、深渊澄清，这并不过分。考察他们当年，张元祯与罗伦彼此规劝切磋，吴悌与罗洪先精于静修。如今罗伦得到文庄谥号，洪先得到文恭谥号，而这两位大臣也默默无闻，至今尚未补给谥号。臣私下认为，勤学好问、远避不义的谥法，应当赶快议定。其他如都御史鲁穆，内心玄远旷达，守持羔羊般的节操，长久不变；兵部尚书郭宗皋，敦厚而崇尚风节，性情如姜桂，年老而更加刚烈；佥都御史杨继宗，天性植根于忠孝，尤其严格遵守‘四知’之家的家法；大理寺卿夏时，以正学修成恬淡的品格，因而超然仰慕林逋隐居孤山的高尚踪迹。刑部尚书李迁历经仕途四十年，家中却没有多余的财物。礼部侍郎田一儁在词林任职二十年，世人却没有一句非议。大理寺卿陈恪清廉修身，超越世俗；尚宝司卿孟秋高洁出众。中允郭希颜因忠诚进谏而牺牲生命；庶吉士邹智因直言而被贬官；御史刘台坚持维护风纪；中允张元忭没有辱没科举声名。以上诸臣，合乎规定而应当得到谥号的，或许可以依照惯例议定补给；不合规定而不能得到谥号的，或许也可以破格议给。似乎也不应吝惜。明朝兴起以来二百四十年，四海统一，天下如此广大，而臣等举荐的人却很少；贤才众多，人才如此兴盛，而臣等举荐的人却很少。难道是因为要求太高，故意以偏狭浅陋的心思，吝惜名贤获得华衮般荣誉吗？也是因为臣等见识有限，不敢凭揣摩疑似的意见，轻易对国家命名的典礼作决定。大体说来，了解人物实在困难，确定谥号更是难上加难。把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品行概括在一两个字之中，又使一时的议论流传到千百世之后，怎么能不慎重呢？否则，就会刚刚议定赐予谥号，转眼又议论夺去。

译如果等到吴时来已经去世以后再议论这件事，虽然能使人痛快，却也会损伤国家体统。不如从今天起慎重办理，这才是妥当的。皇上的度量同天地一样广大，圣明同日月一样昭著，伏乞下令礼部，把我们所听见、看见而已经确实的事项，以及还没有搜集完备的资料，仍按照台臣的意见，编列成册，分送九卿、科道等官，广泛征询意见。一定要等群议完全协调，如权衡尺度那样分明；众人的意见都调和一致，如咸、淡、甘、苦协调相同，然后再议覆上奏，请求施行。这样，功德已经湮没的，忽然能够在千古之后显现踪迹；声名已经消灭的，也能在九原之下重新焕发光彩。这岂只是使往日的诸臣荣耀，实际上也是对今日诸臣的劝勉，对于世道人心未必没有关系。于是奉圣旨：谥法是国家用来激励和劝诫的大典，用以彰明前贤，激励后进，确定万世的公论。所奏之事着礼部秉公议论，查访事实具奏，听凭裁决。另有谥号美恶不合其人的，查明后一并改正施行。钦此。礼部恭敬遵行，将圣旨通抄送到本部，再送司查案呈报。查得朝廷制定谥法，是为了补助刑赏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来历已经很久了。古人严厉惩罚恶人，所以给恶人定谥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也不能改动。后来便有善恶都给予谥号的做法，优点和缺点都不加掩饰，例如郑羲谥号为文灵，萧瑀谥号为贞褊，并不是只给善人谥号而不给恶人谥号。善人以善行定善谥，恶人以恶行定恶谥，所以人们不敢借国家公典来谋求私恩。流弊延续到今天，贤者才得到谥号，不肖者反而不再给予谥号，于是人们心存侥幸，竞相钻营求取，以致改定谥号的典制不足以成为砥砺世人的凭借。如今两位大臣先后上奏，有的明白指说某人，有的含蓄指说某人；有的主张给予谥号，有的主张剥夺谥号，无非是集中众人意见、公布公论的意思。只是用一两个字概括一个人的一生，用一两个人来评判四海之人的品行，听闻见识不广，善恶美丑容易混淆；有偏爱自己所喜欢的人，喜爱他却不知道他的恶处；有偏恶自己所厌恶的人，厌恶他却不知道他的优点；又有内心没有定见，随着人们的言论来评长论短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主见，各人都争着发言，如果不把这些全交付公论，怎么能够调和众人的意见？应当依照两位大臣所奏，恭候命令下达，允许我们把万历元年至今凡是已经获得谥号的诸臣全部查出，开列成文册，分送九卿、詹翰、科道诸臣，让他们虚心详细议论。至于应当有谥号而还没有谥号的人，除了科臣罗栋疏中列出的姓名已经开具分送以外，其余人众难以全部查考的，如果诸臣确实有真知灼见，也不妨明白列出：如说某人应当得谥，就明确写明他的行为怎样公正，心地怎样纯洁；如说某人不应当得谥，也要明确写明他的行为怎样乖谬，心术怎样奸邪；只许指陈事实、逐条开列，不要拘泥于对偶文辞，不要使用浮泛言词，不要因为私人的喜爱而过分褒奖，也不要因为私人的厌恶而过分贬议，不要像矮子看戏那样随声附和。等各项意见送到本部后，汇集起来具奏：某官应当给予谥号，就明确注明这是某官所议；应当剥夺谥号的也同样办理。总请圣明裁决。倘若所议不当，日后被人指摘而查有实据，就把原来议论的官员一并议处。这样，给予一人谥号，众人都知道荣耀；剥夺一人谥号，众人都知道羞辱；贤与奸不会在身后混淆，劝善惩恶也可以有益于将来。再按规定，议定谥号是本部的职掌，汇集上奏则是言官条陈之事。伏奉明旨，着礼部秉公议论，查访事实具奏，听凭裁决。可是汇集上奏就不必议论，议论就不能专门汇集上奏；应当汇集的、应当议论的，究竟应当依从哪一项？谥号的给予和剥夺关系重大，容易引起嫌怨，更乞圣明斟酌确定，先下令让我们遵奉施行。奉圣旨：依照拟定办理。下令九卿等官虚心详细议论，应当有谥号的准许补给谥号；已经有谥号的，如果确实群议不一致，才允许改正并追夺，不得过分苛求，以免损伤朝廷赐予谥号的典制。至于议定谥号并汇集上奏，这是你们礼部的职掌，以后仍照旧办理。请求补任礼部尚书疏一 为礼部尚书长期空缺，恳请圣明赶快选用人选，以重视国家礼制之事。臣认为，国家设置六卿，分掌各曹而共同治理，任何一卿都不可缺少；而礼部所主管的，是朝廷的典礼、藩府的封号、各司的文书往来、四方夷狄的朝贡，从最重大、最重要的事情，直到最繁杂、最琐细的事务，没有一天没有。一天缺少人，便一天荒废事务，不是暂代其职的人所能独自胜任的。自本部尚书范谦于二十五年十月病故以来，至今将近九个月了。朝廷推举人选上请，还没有蒙受点用；然而尚有署理部务的左侍郎刘楚先和臣二人办理，尚且勉强支撑，已经十分困难。如今刘楚先又奉钦依回籍闲住，只剩臣一人在部。臣见识既庸常愚钝，才干又短浅，而且多年来疾病缠身，气血耗损，又恰逢每日撰写讲章恭进御览，即使勉强驱策自己，也难免顾此失彼。臣如今若不早日进言，坐等部务废弛，到那时陛下即使要治臣的罪也已经晚了。况且朝廷推举的诸臣，无论在朝或在野，都是资历深、声望重的贤者。伏乞皇上想到礼曹不是可以长期缺官的地方，宗伯也不是可以长期空缺的官职，钦点一员掌管部务，使各司有带头率领的人，整顿各项事务，使典礼能够依次举行。请求补任礼部尚书疏二

译为部务繁重，暂代办理不合适，再次恳请圣明选用正卿，以重视典礼之事。臣私下认为，国家有礼，就像墙有栋梁；礼部有尚书，就像衣服有衣领。不树立栋梁，就没有约束，礼制便无法建立；不振举衣领，就没有提挈，礼制便不能推行。所以自古以来的帝王以及我朝祖宗，即使最圣明、最神武，也没有能够废除秩宗这一官职的，实在是因为重视它。如今本部缺少尚书将近一年了，臣当初署理印务时，就已经上疏请求，尚未蒙批发。臣私下以为皇上自有圣明裁决，不应当等待臣下烦扰冒渎，然而两次会推以来，至今仍未得到钦命，臣实在惶恐。臣至为愚钝浅陋，平素声望轻微，又从去年三月患病到六月，气血耗伤，形容憔悴。声望轻微，则上下之间有不能信服之处；疾病长久，则精神有所不及，一天天拖延下去，渐渐恐怕会使部务荒废停滞。况且查考旧例，礼部尚书从来没有兼任讲读的，不是不想兼任，而是因为有章奏的查核覆议、文书的裁决，事务极其繁多重大，势必不能兼顾。尚书尚且不能兼办讲读之事，臣现在充任讲读官，当日撰写讲章进呈御览，难道反而能够兼摄尚书的事务吗？所以署理印务可以暂时为之，却绝对不能长久如此。况且四方夷狄的使臣，因进贺入贡而到来的，一年四时接踵而来；远方之人不知道圣意究竟如何，只看见终年终岁尚书缺位而不补，便会妄自认为堂堂天朝竟没有一个人足以担任宗伯，把这种话传遍四方，岂不是辱没朝廷而使天下士大夫蒙羞吗？伏乞天恩赶快点用尚书主管部务，使各司官员有倡导率领的人，事务没有废弛的弊端，朝廷收到会通协调的功效，愚臣也免受旷职失责的罪过。考察自陈疏 为自己陈述不称职，请求赐予罢免斥退，以重视考察官吏的典制。万历二十七年，又到了大规模考察群吏的时候。臣充任卿贰，按例应当自陈。臣想到自己出身草野，贫寒卑贱，幸遇圣明，供职讲帷，按资历升到今天，官职分量早已超过自己的能力。臣私下自省，学术空疏，才识短浅，不能辅佐礼部，何况能够代人任事吗？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疾病缠身，气血耗损，形容憔悴，手脚沉重迟缓，这是人人都看见的。臣不称职，无法逃过众人的耳目，何况能逃过日月照临吗？臣实在是旷职最严重，幽黜最为适宜。伏乞天恩，特赐罢免，以彰明臣愚昧而使官职荒废的罪过，以显示清明朝廷考察官吏的公正。臣立即归老林泉，苟延残喘，也都是皇上的恩德。奉圣旨：余继登直讲，署理礼学，向来成绩优良，着照旧供职，不准辞职。吏部知道。答复雷火疏

译为巡视之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内府抄出的兵科等衙门左给事中等官桂有根等的题奏。臣等今天黎明一同前往慈庆宫查看工程，接到燕山前卫指挥佥事于大朝的手本，禀报说本月二十八日晚间下雨，太庙内有雷击中槐树，火光直冒出来，本监的人员用水将火浇灭等情。文书送到臣这里后，臣等亲自到被雷击中的树下查看，树上确有燃烧的痕迹，地下也有数块灰烬和木块。臣等奉命巡视皇城，禁垣以内的事情都应当上奏。臣私下想到，今年春天各处大多缺雨，麦收过早枯槁；我皇上竭诚祈祷雨泽，皇意深厚，百官万民没有不感激称颂圣德的。然而近日阴云聚散无常，甘雨将要普降却没有普遍降下；昨晚电光闪烁，雷声迅猛猛烈，又击破太庙内一株大树，其中还起了火。那么雷霆震动九庙之灵，必然使其惊惧不安；我皇上惊闻之时，也必定会有所警惕而深切忧念。只是雷火起于玄冥之中，臣等哪里敢用恍惚不实的说法烦扰圣听？臣曾从古籍中看到，有这样的说法：阴阳调和，然后雨泽下降；天人相互感应，然后阴阳调和。皇上临御以来，敬天法祖，哪里有一件事没有做到极致？如今雨旸失时，雷霆迅疾，难道可以只归之于气数偶然，而不思考通过修身省察来挽回吗？臣认为，庆赏和刑威，总都关系到上天的心意，而匹夫匹妇也都属于上天鉴察的对象。我皇上聪明睿智，倘若能利用处理万机事务的空暇，肃穆深思，寻求整肃纲纪、任用众多正直之士、休养天下百姓的办法，那么圣明向上感通上天，天意自然会使雨旸适时，年谷顺利成熟；国家长久有道的根本，正在这里。伏惟圣上裁察。于是奉圣旨：太庙雷火击树，是上天以仁爱之心表示警告，朕心深深警惕，已经派官员前往告祭、奉安以及办理修省等事，立即选择日期，拟定仪式上奏。礼部知道。钦此。礼部恭敬遵行，将抄件送到本部，再送司查案呈报。臣想到我们是掌管典礼的大臣，奉职没有成效，不能使神人与人和谐，以致雷火示警，祖庙震动，惊动圣心而使圣上戒惧，罪过在我们这些人，哪里还敢逃避？除祭告奉安之事另行选择日期具题外，其应当办理的修省事宜，现依照惯例题请，恭候命令下达后，严令各衙门大小臣工痛切修省。自本月十三日起，各人穿青衣、系角带在本衙门办事，停止刑罚，禁止屠宰，全部实行三日。本部仍向南京发文。礼部令南京传谕各司，各自修治职务，共同谋求消除灾异。臣等私下认为，修省有形式也有实际，而消除灾祸要靠实际，不靠形式。穿青衣办事、停止刑罚、禁止屠宰，是修省的形式。请允许臣为皇上陈述修省的实际。《易经》说：“雷从地上出来而振奋，豫卦；先王因此制作音乐，崇尚德行，以盛大地祭祀上帝，使祖先配享。”所以天子主持天地和宗庙的祭祀，这是礼制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皇上不亲自到郊外和宗庙祭祀，已经积有多年了。平常总是派人代行，以深居九重、静养摄政为理由；是否确实静养摄政，臣下无法知道，但祖先在上鉴临，必定知道实情。如果确实总是静养而总是派人代祭，或许还没有什么不可。否则，祖先之神难道不希望陛下亲自前往吗？应当请这次圣驾亲临太庙祭告，以慰藉安抚祖先的神灵，这就是修省的实际。祖宗的心愿，是希望圣子神孙宗族本支繁盛，所以定下十六岁成婚的期限，一直遵行至今，不敢超过。如今皇长子睿龄十八岁，已经超过期限了。选婚之事，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已经告诉祖先，后来派官等候旨意，日子很久仍未得到答复。祖宗之神难道不希望陛下办理吗？伏乞特意派遣中使选择淑女，以便预备演习礼仪，举行吉祥婚典，这又是修省的实际。天下，是祖宗历经百战辛苦经营的天下。人民，是祖宗二百多年培养、休养生息的人民。百姓安定，天下才安定；天下安定，祖宗的心才安宁。近来奸民妄图窥伺朝廷，时常进献矿税，皇上告诫他们不要扰民，但这些人不能不扰民。并不是他们乐意扰民，而是不扰民就没有利可图，而且还恐怕遭到隐瞒欺骗的诛罚。如今海内萧条，百姓穷困到骨髓，像捶骨吸髓一样榨取，哪里能够长久忍受？可是抚按官说了不听，科道官说了不听，大小诸臣说了不听，各自上疏说了不听，联合上疏说了也不听。甚至还引用祖宗制度来驳斥人们的意见。祖宗时期难道没有矿课吗？但有矿才开采，没有矿就停止，不因此劳累百姓。难道没有税课吗？但税有固定的处所，课有规定的数额，不许琐细牵连民间日常使用的物品，过去的文书都可以查考。若听信无赖小人，违背士大夫的公论，使祖宗的人民受到惊扰而不得安宁，使祖宗的天下危险而不得安稳，祖宗之神难道能不对陛下失望吗？如今三春大旱，四海饥荒，皇上焦虑劳苦地祈祷，而甘霖还没有丰厚降下，震怒的雷霆却先行震响；上天与祖宗的意思，已经可以知道了。伏乞颁布明诏，让大臣条陈救济百姓的办法，上奏请圣上裁决。稍稍施布宽大的恩典，用来缓解民间的困苦，明确显示我皇上遇到灾异便思考过失、敬畏上天和祖宗的心意，安定百姓、安定天下的心愿，这也是修省的实际。雷霆，是怒气的象征；火，是战争的象征。下方百姓有怨恨，上天便在上方发怒；按照道理推究形势，必定会有穷苦百姓在水边聚众弄兵。民心既已离散，联络收拢十分困难；祸乱已经显现，收拾局面也不容易。此时如果还懈怠地遵循修省的繁文形式，想靠它应对变乱、挽回天意，难道能够做到吗？奉圣旨：这份奏疏中关系到朕自身的事情，朕已经知道了。祭告奉安，暂且派官员恭敬代行。你们大小臣工都要谨慎修治各自的职务，以实心匡正、救济当前的艰难，共同谋求消除灾异、挽回天意，不得徒然装饰虚文。皇长子婚礼疏一

译为册立、冠礼、婚礼等大礼超过期限，尚未奉到允准的旨意，恭敬竭尽诚意，再次申述恳请。臣等因皇长子年已长成，按例应当举行冠礼、婚礼大典，于二十四年十一月依照职掌、按照旧例上疏请求。臣等伏地等候旨意，不敢喧扰激切。到超过三个月后，才敢于二十五年二月再次申述前请。至今等候旨意，又超过一个月了。如果事情可以不办，臣等即使愚昧至极，哪里敢仰面烦扰圣听？只是礼制有不能不举行的，时机也有不能再拖延的，这些都是皇上明知的。皇上神圣，对于国家典故无不阅览，难道也曾见祖宗时期皇长子十六岁还不行冠礼的吗？难道有不选择婚配的吗？臣等职掌典礼，如果再次缄默不言，倘若皇上责问臣等为什么不恳切请求，以致造成超过时限的罪过，臣等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自我解脱。因此不避烦琐，斋戒沐浴后上疏请求。伏乞皇上在处理万机的空暇，稍稍赐予阅览，或特意降下圣旨，或将前疏批发下来，令臣等遵奉选择日期举行，上可以慰藉九庙神灵的期望，下可以顺应四海臣民的心意。臣等对于这番恳切祈请，实在感激迫切至极。奏疏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皇长子婚礼疏二 为仰遵明谕，俯循职掌，恳请圣明早日选择淑女，以便举行婚礼。臣等于本年五月十六日拜见圣谕，内阁传达说：“览阅你们所奏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皇长子说到冠礼、婚礼，这是祖宗的礼制，也是天伦亲情，朕难道不想早日传令办理吗？只是想到皇长子平素禀赋清弱，所以迟缓，是正要培养得丰厚充实，实在是爱护看重他的意思。今年春天到夏天，朕多次召见皇长子和诸皇子，询问考察他们学习的功课，见皇长子的气质比去年逐渐充实，而且临摹书法、作对句都有不少进步，朕非常嘉悦。皇长子想先举行三加冠礼，然后再办理册立、选婚。朕考虑如今还没有正式确定名位封号便举行加冠礼，冠服不便，先前已经下过旨。况且二宫不久就将落成，等到焕然一新之后举行这项大典，或许嘉礼有所依据，天下也有所传闻，便于臣民共同瞻仰。至于束发之冠，须等选定婚礼仪式的日期后，冠巾与婚笄一同举行，这也是旧制。把这些告诉你们知道。钦此。”臣等庄重诵读圣旨，无不举手加额，踊跃赞叹佩服。仰头看见我皇上天性至爱的深情，睿智思虑周详。庆贺宫殿落成已经临近，大礼的举行也有日期了。臣等伏思，册立、冠礼、婚礼是最宏大重要的典礼，各项仪章还可以从容准备，唯独选婚这一项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民间女子年近十五岁，大多已经婚配；如果只在都城遴选，未必合适，必须广泛到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寻求，派遣官员往返，动辄要经过数月；学习婚礼的仪节又要经历很长时间。到现在才谋划，尚且担心拖延；倘若不预先选定，一旦两宫落成，误了吉期，皇上责问掌管典礼的臣子为什么不早些请求，臣等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自我解释。因此竭尽诚意，斋戒沐浴后上疏请求。伏乞圣慈允准，赶快派遣官员选择，务必得到贤淑之女，以光大典礼。至于所需的冠服、仪仗等物，也乞敕令各有关衙门提前制造办理。等两宫完工以后，正好使九重宫阙显出壮丽的新貌，并且三项礼典一同举行，用来慰藉四海臣民的期望；这样，主持国本的人得到合适配偶，国家根本永远稳固，和气全都聚集在宫闱，欢喜歌颂之声交相传遍海内，这对于宗庙社稷来说是无边的福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奉圣旨：知道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皇长子婚礼疏三 为选婚之事奉到旨意却未蒙准许施行，仰面恳请圣慈早日派遣官员，以求得淑德之女，以光大典礼。先前臣等于七月上疏，题为“仰遵明谕，俯循职掌，恳乞圣明早选淑女，以备举行婚礼事”，奉圣旨：“知道了。”钦此。臣等私下想到，这是出于慈父的命令，也是大君的旨意；皇上既然知道礼制必不可再迟，时机必不可再缓，自然会特意降旨，不必等臣下喋喋不休地请求。可是将近三个月了，还没有蒙传示。皇上处理万机虽然繁忙，必不至于遗忘到这种程度，莫非因为典礼重大，必须等臣下再三恳请然后举行，以表示慎重之意吗？二宫落成、举行这项大典，圣谕已经宣布，明白如日星。近来见工科都给事中韩学信上疏题为“大工繁巨，工程不宜延缓，恳乞立限责成，以图节省，以肃禁近事”。工部覆奏后奉圣旨：“着内外总理、提督等官赶紧催促，不得故意延缓，冒费钱粮。”钦此。臣私下料想，负责工程的诸臣既然奉有严旨，谁敢不早晚办事，仰承圣心？这样看来，大工程的完成已经可以按日计算，而选婚之事却还没有派遣官员。从现在到春天，还有多少时间？臣恐怕形势将要来不及了。臣继登自知诚意不足以感动君主，言语不能够感动上天，所以两次请求选用尚书，希望借助有德有望的大臣，来发挥辅佐襄助的力量。然而拖延日久，会推没有期限；如果有所等待便自我推诿，有所推诿便不发言，这是臣下不忠的罪过，臣不敢如此。所以敢于竭尽愚诚，仰求天听。我们这些掌管典礼的臣子，是以实际施行为职责，不只是以进言为职责；因此不只是希望皇上知道这件事，更希望皇上实际施行。伏乞恩命早日准行，广泛寻求淑女，用来准备美满婚配，使宫殿焕然一新的日子、圣驾重新临御的时候，便首先举行册立、冠礼、婚礼等各项大吉礼，那么宫闱的喜事便在同一时期汇聚，臣民的欢声也会传遍四海。臣等对于这番激切惶恐、叩首恳求，实在难以尽述。奏疏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皇长子婚礼疏四

译为恭敬接受圣谕之事。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臣等在文华门接到传出的圣谕：“朕想到，册立太子、分封东宫以及诸亲王，这是祖宗训示章程中的大典，嫡庶长幼既已确定，自有次序。因为皇长子禀赋清弱，气体尚未充实，况且皇后年纪尚在幼冲之时，又屡次遭遇不测的大难，所以不得已暂缓少候，并没有其他扰乱、危害家国的意思。前些日子大行皇妣的丧服已经期满，虽然三殿尚未有，二宫却不久就要落成。皇长子的年龄已经超过期限，身体也已经充实，你们有关部门应当马上把选婚旧仪拟具进呈；册立和加冠礼稍等二宫落成之日举行。朕又想到，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都已经长大，如果再稍微等待，恐怕又要多费一番事情，不如也在二宫完工之日一并加冠、分封，或许可以免去烦扰。其中皇三子、皇五子年岁稍长，等到分封之日，可以让他们出阁讲书，亲近儒臣，早晚接受训诲，以便启蒙。礼部知道。钦此。”臣等随即查阅《大明会典》《大明集礼》等书，只记载皇太子纳采、问名以后的各项仪式，却没有记载选婚的旧仪。臣私下认为，纳采等六礼，等选定淑女以后，允许臣等开列说明上奏请旨。现在先把选婚应办理的事项酌情议定并列出，恭候圣上裁决。逐项开列如下：一，请颁发一道圣谕，晓谕官民人等，凡有女子年十四至十六岁、容貌端庄、性情资质纯美的，允许报名到官府，等待选择。一，交付钦天监选择日期，派遣官员办理选婚的吉期。一，提前派官员把皇长子选婚之事告祭奉先殿，令翰林院撰写告文，令光禄寺依照仪式准备祭品。一，请钦遣司礼监官员二名，发给敕书二道，以便办理此事。一，本部遵奉圣谕，在京城内外官民之家张榜公布，先把淑女的姓名报官等待选择；再咨文都察院，由都察院转行直隶八府以及河南、山东、南京、凤阳、淮安、徐州等地的地方官，预先将淑女报官，等待依次派遣官员选择。一，各地选中的淑女，令其父母陪送到京，所在地有司发给应付的路费。一，各官将名单送到之日，本部照例题请，钦命司礼监官员前往诸王馆选择。一，在诸王馆选中的女子，恭候命令下达，查明各人父母的身家是否有违碍，具文揭报本部，转送司礼监查照；仍行文钦天监选择吉日，拟具题本，送入宫中恭请钦定选择。等候钦定命令下达后施行；同时通知各有关衙门提前准备婚礼所需的物料。奉圣旨：“选取淑女，着在直隶八府以及南京、河南、山东搜选，凤阳、淮安、徐州免予搜选。” 皇长子婚礼疏五 为恭敬接受圣谕之事。先前臣等开列皇长子选婚的事项，上请后奉圣旨：“选取淑女，着在直隶八府以及南京、河南、山东搜选，凤阳、淮安、徐州免予搜选。”钦此。已经出榜晓谕，并通行各有关衙门恭敬遵行。如今据钦天监手本开称：“择定本年十二月十三日卯时，派遣官员祭告奉先殿；十六日午时，派遣官员前往选择。”等情送来。关于原来奉钦依应当钦遣司礼监官员二名的事情，伏乞钦定，发给敕书二道，分别前往各有关地方选择。因为这是恭敬接受圣谕的事务，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圣旨。奉旨：“搜选淑女，着在京城内外及直隶八府派官搜选；南京、河南、山东停止书写敕书给他们。” 皇长子婚礼疏六 为恭敬接受圣谕之事。先前臣等于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题请钦遣司礼监官员搜选淑女。奉圣旨：搜选淑女，着在京城内外及直隶八府派官搜选；南京、河南、山东停止书写敕书给他们。钦此。臣等恭敬遵行，立即通行晓谕，咨文都察院转行五城御史及直隶八府，令他们对官民之家逐一用心访查，以符合皇上慎重办理大礼的心意。如今据中兵马等司开报各淑女的姓名，造册送到本部。料想八府淑女也应当陆续报官。伏乞钦命司礼监官员二名，先从京城开始，然后到直隶八府，分头前往选择。因为这是恭敬接受圣谕的事务，臣等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圣旨。奉旨：京城淑女暂且等待，等直隶八府报名送到之日一并派官搜选。皇长子婚礼疏七 为恭敬接受圣谕之事。先前臣等于本年二月初八日题请钦遣司礼监官员，先行搜选五城报到的淑女，再到直隶八府等处办理。奉圣旨：京城淑女暂且等待，等直隶八府报名送到之日一并派官搜选。钦此。已经发文给各府，令将报名在官的淑女造册开报送来，以便题请派遣官员前往选择。随后据真定府于本年三月初五日呈报淑女一十八名，顺德府于本月初七日呈报淑女二十四名，大名府于本月初九日呈报淑女三十七名，顺天府于本月十四日呈报淑女一百四十七名，保定府于本月二十一日呈报淑女一百七名，永平府于本月二十二日呈报淑女十五名，河间府于本月三十日呈报淑女二十八名，广平府于四月初十日呈报淑女三十一名。各份文册都已经送到本部，因此相应题请。伏乞钦遣司礼监官员领敕前来，把五城及直隶八府报名的淑女一并选择，务必得到贤淑之女，以光大典礼。因为这是恭敬接受圣谕的事务，臣等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圣旨，但没有得到答复。皇长子婚礼疏八

译为选婚一事等候旨意已久，仍未得到答复，恳请圣明早日派遣官员，以彰明重大信约，消除群臣疑虑。臣等因淑女已经报名在本部，两次上题请求派遣官员，都没有奉到明旨，大小臣工不能没有疑惑，很多人向臣等表示，想要各自上疏催请。臣等想到我皇上正因忧虑旱灾而祈祷，焦思劳心至于动火；如果再有奏章纷纷而来，难免烦扰，不如由臣等遵循职掌，虔诚申述恳请。臣等相信皇上至圣至明，知道时机不能再迟、礼制不能再缓，一定会果断允准施行。况且我祖宗的家法，是十五岁选婚，十六岁成婚，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人到十六岁，情感欲念日渐萌发，防范约束也日渐困难；因此既要保养爱护其身体，又要委婉体察其情感，所以制定这一固定制度，使圣子神孙万世遵行而不逾越。皇长子睿龄如今已经十八岁，超过期限也两年了。皇上天性至爱，与列圣相同，难道可以只深深爱护他，却不深切体察他的需要吗？况且人主办事，不仅要仰法前代，也应当顾虑后世。如今诸皇子已经逐渐长大，按次序也应当成婚。不知到了期限，是否仍将按照十六岁成婚的旧制？还是像今天这样，到了十八岁仍然拖延？如果想依照旧制，恐怕实际情况会难以有所不同；如果像今天这样，势必又难以完全相同。不知皇上在清静的夜晚、燕居闲暇之时，也曾想到这些吗？如今士庶之家，看见儿子长大成人，即使贫困至极的人家，也还想着借贷钱财，以实现成家室的愿望，谋求子孙延续，这是父母共同的心情。难道我皇上看见皇长子的身体一天天充实，却不想早日为他得到佳妇，以实现《关雎》所象征的婚姻愿望，繁衍《麟趾》所象征的祥瑞吗？况且现在搜选到合适的人，还必须按照旧制演习礼仪，不经过数月不能熟练。等到熟练时，两宫已经告成了；这时如果再拖延，岂不是耽误明谕中册立、冠礼、婚礼三礼一同举行的期限？臣等掌管典礼，哪里能够逃避罪责？而且登记在册的淑女，既不敢选定婚配，又没有期限，不能没有低声仰望等待之心。如今连日风尘阴霾，雨泽想要下降却没有下降，天心想要回转却还没有回转，都是恩泽壅塞的征象。伏望皇上从内心作出决断，特派中使，及时选定，上可以完成国家吉庆的典礼，下可以消除臣民猜疑的心情。臣等对于这番恳切祈请，实在难以尽述。二十七年闰四月十七日上疏，二十日传奉圣谕：昨天礼部奏报京城以及直隶八府报到的淑女，京城的着司礼监太监宋坤负责，八府的着司礼监监官邵从仁负责办理。该部知道。皇长子婚礼疏九 为遵循明谕、依照职掌，恳请申令督理各项工程的大臣早日完成大工程，以便举行大礼。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臣等在文华门接到传出的圣谕：“朕想到，册立太子、分封东宫以及诸亲王，这是祖宗训示章程中的大典，嫡庶长幼既已确定，自有次序。因为皇长子禀赋清弱，气体尚未充实，况且皇后年纪尚在幼冲之时，又屡次遭遇不测的大难，所以不得已暂缓少候，并没有其他扰乱、危害国家的意思。前些日子大行皇妣的丧服已经期满，虽然三殿尚未有，二宫却不久就要落成。皇长子的年龄已经超过期限，身体也已经充实，你们有关部门应当马上把选婚旧仪拟具进呈；册立和加冠礼稍等二宫落成之日举行。朕又想到，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都已经长大，如果再稍微等待，恐怕又要多费一番事情，不如也在二宫完工之日一并加冠、分封，或许可以免去烦扰。其中皇三子、皇五子年岁稍长，等到分封之日，可以让他们出阁讲书，亲近儒臣，早晚接受训诲，以便启蒙。礼部知道。钦此。”臣等恭敬解释圣旨：关于二宫落成说“不日”，并不是说可以按年月等待；关于皇长子说“年龄已经超过期限”，也不是说还可以按年月等待。可是自从奉到圣谕以后又过去一年了，淑女的选择也已经钦定。臣等每次随诸臣察看工程，看见两宫虽然已有进展，仍然需要修饰。如今天气渐渐寒冷，如果再拖延，又要等到明年春天，那么二宫的落成岂只是“不日”而已；皇长子的年龄也会更加超过期限，又怎样能够安慰皇上明旨所说的“少候”之意呢？伏乞严令负责工程的诸臣赶紧督理，催促营造，使工程早一天完成，皇上便早一天重新临御，早一天举行册立礼，以培植宗社的安定；早一天举行婚配礼，以繁衍宗族本支的祥庆。况且诸皇子早日得到分封，各自具备冠服，随皇长子在前面趋拜，这是宫闱极其欢乐盛大的事情，也是普天下臣民共同欢喜的至愿。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辞去尚书职务疏

译为所受恩命非同寻常，自量难以胜任，恳请圣慈俯允辞免，以安守愚昧的本分，以重视国家礼制。本月初十日，吏部题奏“南北大僚多有空缺，会推后等待旨意已经很久，恳请圣明赶快点用，以保全国体，以谋求治安”之事，奉圣旨：“陈蕖升任户部尚书，余继登升任礼部尚书，赵焕改任南京吏部尚书，郝杰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给他们书写敕书；叶向高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臧惟一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尚未点用的，另行推举。”钦此。臣继登既感激，又惶恐不安。臣想到自己是穷乡僻壤的下层士人，根基薄弱，胸襟浅陋；学术本来空疏，性情资质又迂拙。承蒙皇上提拔置于讲帷，已经十一年了，空怀着效忠君王的心，却毫无启发辅益的功效，尸位素餐有什么补益，白白享受俸禄实在惭愧。没有想到我皇上把两年不轻易授人的宗伯之职，竟然举荐交给臣，难道是认为臣还可以驱策，希望臣能发挥铅刀一割的微薄作用吗？臣近年以来，气血因为多病而日益耗损，精神也因久病而日益衰弱。只是因为暂代部务，从未敢请求退职，勉强支撑眼前事务，已经担心不能支持下去。如今冒然升居崇高的官阶，更加难以胜任。况且一同被推举的诸臣，论资历都在臣之前，论声望也都重于臣，唯独臣凭着寡陋昏昧的才干得到此职，能够安心吗？而且宗伯位列高班，主管南省礼典；如今上天降灾、地震，人事变异、物类妖异，接连不断地报告而来，人与神都怨恨悲痛，礼乐废坏，风俗浅薄邪恶，教化日渐衰败，这是怎样的时势，怎么可以让不肖之臣承担三礼的职责呢？臣听说德行浅薄而官位高的人危险，力量微小而责任重大的人会倒下。与其已经陷入危险、已经倒下以后，再向陛下请求惩处有罪之身，哪里比得上知道适可而止、知道满足，早日亲自在君父面前控制自己而辞退呢？伏乞皇上俯察臣的愚诚，收回已经作出的任命，使臣仍任旧职，勉力效命奔走，这样上可以不损伤陛下知人善任的明察，下也可以实现愚臣一向审慎自知的愿望。臣对于这番恳切仰祈，实在难以尽述。奉圣旨：“你器度厚重，学问醇正，在讲帷有成绩；选任掌管国家礼制的职务，出自朕的本意，应当遵从成命供职，不准辞职。”吏部知道。《淡然轩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淡然轩集》卷二 （明）余继登撰 疏 请求朝贺疏 适逢中秋，正是皇上的圣寿之期，恭请圣驾临幸，以表达臣子祝颂如山、微薄而诚挚的心意。臣等私下认为，君主的尊贵，就如同上天。上天覆盖养育万物，所以万物没有一天不希望仰望上天；君主覆盖治理群臣百官，所以群臣百官没有一天不希望见到君主。自从皇上深居宫中以来，不但通常临朝的礼制已经成为废置的仪式，就连万寿节朝贺也都传旨免除。然而既然说是静养，那么保养圣体最为重要，臣等不敢因为礼仪文饰而轻易使皇上的起居受到劳扰。自从我皇上登楼接受俘虏以来，大小臣工仰望圣体，见其充和安泰；远远听到圣音，清越悠远，没有不欢喜赞颂的，都认为静养的成效竟然如此。由此看来，可以希望皇上按时临御宫门，恢复临朝视事的旧典了。可是因为时令渐渐暑热，又暂时停止了。如今圣寿之期正值中秋时节，不热也不冷，极为清明爽朗。天下各司以及四方夷狄前来朝贺的使臣，跋山涉水而来，都希望快快看到天颜，在朝廷上拜舞祝颂。伏望皇上届时驾临文华殿，接受群臣朝见，使他们得以实现仰望圣颜、祝颂皇上的私愿；这样对圣体并不会造成过分劳累，却可以使郡国以及蛮貊之地无不欢呼歌咏，称颂皇上励精图治之志如同太阳正在升起，祝愿皇上的寿命像山冈陵阜一样长久，与上天同样久远。年终汇奏灾异疏

译为汇奏灾异之事，祠祭清吏司案呈：节录奉本部送来的礼科抄件，巡抚宁夏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时宁上题说：宁夏卫于本年正月初五日丑二刻发生地震并有声响，从西北方震动而起，向东南方过去。又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尹应元等上题说：登州府文登县于本年正月初八日未时发生地震，从东南方起，向西北方落；二十一日寅时地震并有声响，房屋摇动，从西北方起，向东南方落。福山县、莱阳县也在正月初八日午、未时之间发生地震，房屋摇动。又据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徐兆魁上题说：漳州府于本年正月十六日，药局内不知因何响震一声，局内火药一万零八百斤全都随着声响燃烧殆尽。局中有一口枯井，已经很久不用，井上有两块大石盖压，也被震飞三百余步：一块落在韭菜巷陈举人的书房，长三尺半，厚八寸；一块落在吴儒士家，长四尺，厚一尺。药局被震毁，负责看守药物的三人尸体飞到局外，四周居民的房屋五十六间全部倒塌，压死男女连同前面三人共二十九人，受伤者更多。又据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兼管备倭、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思忠上题说：海州参将营中军潘一元督造鸟铳等器械，本年二月十四日辰时正在炉中打造，有一杆鸟铳发出巨响，一直到午时才停止。锦州大福堡于本年三月初九日戌时，城门上东西两根桅杆顶端起火，过了很久才熄灭。又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玠等上题说：宁远兴水县堡镇远台于本年三月初九日夜一更时分，本台三根桅杆顶端起火，一齐发出声响；初十日午时，孤山台、新石嘴台的桅杆也起火并一齐发出声响；沙河堡、狄家台、椵木冲堡、黄土台都在初九日酉时左右桅杆上起火，并听到声响。又据南京守备等衙门、司礼监太监等官邢隆等上题说：金川门马草场于本年三月十五日卯时大雨雷电交作，马草堆上突然起火，将经手的马草一堆，共计五 万斤，全部烧毁。又据巡抚甘肃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田乐上题说：西宁道古浪地方，本年五月初六日戌时，本城东门楼的大钟连续鸣响三阵，每阵约有十多声。又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尹应元等上题说：兖州府委派千户高镇远等监造军器，有铁匠李彦弘等在炉内打造神枪，已于本年五月十七日入炉煅烧，到了当天未时，炉内轰然作响，取出用锤打造后，炉子仍鸣响了两刻钟才停止。六月十一日未时，省城发生地震，从东南方起，向西北方过去。又据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魏允贞等上题说：平阳府临汾县于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时发生地震，从西北方来，向东南方去，声音很轻。河津县于五月二十五日未时发生地震，从西北方起，向东南方去，有声响。蒲州于六月十五日寅时发生地震；浮山县于七月初一日未时发生地震，声音像雷一样，从东北方来，向西南方去，但官民房屋都没有摇动。又据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颐上题说：喜峰路于本年六月十七日午时，喜董四十一号台上层东角被雷震响一声，火光大作，将军械房掀散，火药、火箭全部喷出，炸倒墙垛，但木料都没有烧毁。又据提督军务、巡抚浙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刘元霖上题说：绍兴府萧山县明月坊居民贾大经家，在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初更时分，灶前以及水阁的板面上透出鲜血，高约一尺，洒开的血迹有十几处，凝结在板面和地下的约有一二升；又在中堂香火前的地板上也流出一片血，楼板上还透出三四处血，洒开的血点无数，凝结在楼板上的约有二三升，一刻钟后才停止。又据总理河道、提督军务、兼管漕运、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杨一魁等上题说：砀山县于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因黄河水上涨，县治被淹，士民都躲避到堤上。又据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房守士等上题说：大同镇神机库于本年九月初九日辰时，忽然从库内发出如雷的响声，把库顶五间房屋击碎，砖瓦乱飞，墙壁一同翻裂倒塌；黑气升上天空，从辰时一直到巳时才散去，没有火光，也没有烟臭。将磁缸一百个、其中盛放的火药九千一百五十一斤三两、药线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一根全部震飞烧化，什么也没有剩下。本库竹篓中盛放的硫黄一千八百七十四斤十二两，却丝毫没有移动。全城房屋摇动震塌，邻近官民房屋一百二十六间倒塌，震死宗室充荧一人，以及远近军民史景鹤等九人，震伤男女王保等二十五人。库内地基陷裂。又据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颐等上题说：喜峰路琵琶稍六十四号台忽然在本年十月十六日午时降下大雪，突然从西北楼角刮起猛烈旋风，响声震动地面，立即把旗杆刮断；楼内上层四处冒出火光，随后左右邻台一同前来救援也来不及，烧毁了本楼的火药、火箭，枪炮、铅弹等器械尚在，军兵和人口全都没有受伤，事情就是这样。节录奉圣旨：礼部知道。该部知道。钦此。钦遵。陆续抄送到部，送交本司存案，等待归入卷宗。现在按照年终惯例，应当一并分类奏报，案呈送到本部，臣等谨此呈报。

译臣等深切考虑，调和神人与天地，是宗伯的职责；如今尚书之职一整年都缺人，臣等没有消除灾异的办法。灾异发生，正明显显示我们失职的罪过，岂敢不思考罪责、反省自身，努力自我策励？又想到皇上是上天的宗子，上天对于皇上的仁爱最为深厚，而皇上对于上天的感应又最快速。然而，分类奏报灾异的章疏每年都上，告诫训谕的圣旨每年都下。今年四方所报告的阴阳二气错乱的情状，比往年几乎更加严重，难道皇上用来感格上天的方法，不在于切实修身反省，而只在于修饰性的虚文吗？《尚书》说：“上天所看见的，是通过我的百姓所看见的；上天所听见的，是通过我的百姓所听见的。” 上天高远，但它的视听都寄托在百姓身上。百姓是弱小却不可忽视的。如今近则从京畿，远则到各郡国，百姓有的苦于征调，有的苦于催征榷税，有的苦于织造，有的苦于开采之类的事务，都想把实情仰诉给皇上却找不到办法，只能仰望上天申诉罢了。上天不说话，所以降下这些变异来告诫陛下。人的情绪忧愁困苦到了极点，就会郁结而无所聊赖；无所聊赖的百姓，容易被煽动而难以安定。从前汉臣徐乐说，百姓困苦而君主不怜惜，下层怨恨而上层不知道，这是拥有国家的人最大的警戒。如今百姓已经苦到了极点，又加上旱■〈叹，目代口〉之灾，十户中有九户空虚。万一有些揭竿斩木的人趁机起事，形势一旦容易发动，一声呼喊就会百姓响应，实在令人寒心。因此臣等每次接到奏报，寝食都不得安宁。如果还想修举旧有的故事，懈怠地用空话来挽回天意，岂不是太困难了吗？伏望皇上敬畏上天的震怒，畏惧上天的威严，敕令大小臣工，以爱护百姓的实心作为顺应上天的实事。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要明白地知道它，明确地兴办它；凡是不利于百姓的事情，要明白地知道它，明确地革除它。下级不要过分怀疑上级有所顾忌而不敢说，上级也不要过分怀疑下级有所压下搁置而不来报告。推究《大学》所说“入悖出悖”的旨意，不要倡导施加夺取的风气；体会“有子民足，君足”的话，深入察究其中相互关联的意义。正当新年的开端，应当共同怀有宽缓体恤之心，使四海九州各自安居乡里，不再有叹息忧愁的声音；这样人心欢悦，天意感通，若还不能把灾祸转化为祥瑞，臣等甘愿承受欺罔之罪。每年上奏的那些繁琐套话，都是皇上所厌闻的，所以臣等不敢再烦扰圣听，恭敬地进献天人与人相互感应的说法，只希望圣明留意。奉圣旨：今年灾异接连不断，朕阅览了汇总奏报，仰承上天仁爱的心意，深感惊惧警惕。你们各衙门大小臣工，都要痛切地修身反省，尽心尽力履行职务，以祈求时令调和、百姓安宁，不要从事虚文。请求停止矿税疏

译由于播州首领杨应龙的叛乱越来越猖獗，四川地方残破，令人担忧，恳请圣明安慰民心，宽缓民力，以帮助筹措军粮，保卫地方。臣等昨日接到驿站邸报，见四川巡按御史赵标报告说：六月二十一日，杨应龙带兵八万人，攻陷綦江县城，游击等官全都被杀，事情就是这样。臣等不胜惊骇。杨应龙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丑，虽已多年肆虐，却不敢远离巢穴；如今竟突然亲自率领苗蛮深入内地，甚至攻打屠杀县城，杀戮将士，这一定是四川的小民给他带路、充当内应，所以他才敢依仗羽翼而疯狂放肆、毫无顾忌。这些小民都是陛下的赤子，不被朝廷任用来讨伐逆贼，反而被贼人利用，难道他们是乐于跟从叛逆吗？实在是四川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采伐木材，有砍伐之苦、拖运之苦；开采矿产，有供应之苦、赔累之苦；征收榷税，有搜刮之苦、侵夺之苦。皇上认为不忍再向百姓加派，姑且从土地中取得矿产，却不知道人固然爱惜财物，土地也珍爱宝藏；矿砂不足，就不得不向百姓求取足数，所以每年进纳的矿银中十分之七都是小民的脂膏，其中还不包括差遣官员私自装入囊中的部分；这就是势必造成的结果。皇上认为不忍向百姓加派，姑且从商贾那里取用，却不知道商贾往来不通，财货就不能流通；物价沸腾，百姓就会困顿衰敝。京师尚且如此，何况偏远地方？这也是势必造成的结果。愚昧的百姓哪里知道这些，既然已经丧失了安乐生存的心愿，走投无路，便说不如跟从贼人，或许还可以延续朝夕的性命罢了。杨酋本性强悍，再加上无所聊赖的百姓，他的势力就会日益强盛。四川百姓早已怨恨，又何况依附于正在扩张势力的贼寇，他们所受的毒害就会日益加深。如今陛下听到綦江残破、重庆危急，一定不会坐视不救。救急不能只靠虚张声势、恐吓敌人，形势上必然需要军队；出动军队又必然需要军饷。如今到哪里征兵呢？想从贵州调兵，可贵州已经战败受创；想从陕西调兵，可强敌积累的怨恨一日也没有忘记报复，秋高马肥，防御正是紧要之时，顾此失彼，恐怕不是周全的办法；想从广西、云南、湖广诸省调兵，可那里兵政废弛已久，各处都没有兵，若驱使乌合之众去救燃眉之急，从来没有能够成功的。想等东征的军队，却因刘綎所率领的士卒一半多姓杨，恐怕都是逆贼同族；况且刘綎不能禁止他们沿途生事，却想依靠他们成就大事，连刘綎自己也知道不可行，所以以生病为由请辞，并非出于自愿。又到哪里取得军饷呢？想从官府库藏中发放，可买办所需的款项成千上万，连应当按年发放的经费，十分之九都还没有发下。想从本省取得，可府库空虚，乡里萧条，公家和私人都没有余存，上下全都困顿。想从邻省取得，可各处都在开矿，各处都在抽税，百姓的生活处处憔悴，民心处处悲愁。正在思乱的百姓，又加上重征赋税的骚扰，这就是替杨酋驱赶百姓。因此我皇上当天责令枢臣发兵，天天责令计臣转运军饷，天天授予督抚之臣临机处置的权力；可是没有米却要做饭，难以指望解除饥饿；徒手搏斗，也难以赶赴战场。这也是圣明所洞察的。军队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军饷也不是神灵输送来的，全都是百姓力量所造成的。当前的计策，不如收拾我方的人心，解散贼人的党羽，停止四川的矿税，召回原先派遣的官员和百姓，使那些开山凿石的人全都成为拿干戈作战的士卒，把赔偿矿税、缴纳税款的余钱都用来补助喂马练兵的费用。宽赦我方无知的百姓，赦免那些被胁迫从贼者的罪诛，那么群情就会得到安慰，士气也会欢腾。既然为转祸为福而高兴，又庆幸获得重生，人人或许会自己奋战，家家都与贼人为敌，也许可以稍稍等待一些时日，以待大军集结吗？否则，恐怕眼前的祸患就不止綦江一处了。而且古代抵御敌寇的人，常常明明不足却向敌人显示有余，所以虞诩增加灶数，檀道济计算沙堆。如今敌人不惜金帛来结交中原的人，他们往来道路、潜伏都城的人不知有多少；而我方今天因为匮乏而开矿，明天又因为匮乏而抽税，敌人听说后，将会认为中国果真如此空虚贫乏，难道不会更加产生轻侮之心，更加放纵侵犯的意图吗？况且皇上正要捐出数十百万军饷来救援这一带的倒悬之急，又为什么吝惜数万的矿税呢？何况皇上曾经想到贵州正在用兵，免除它的榷税；如今四川屠戮的惨状、危亡的情形，难道只有贵州才知道吗？圣上的慈爱一定会因此动念。臣等是书生，不懂军事，因为君主忧愁就是臣子的耻辱，所以冒昧献上这样的愚见。伏望俯察地方之事，幸甚，臣民幸甚。答复杨止庵关于停止矿税的疏

译由于文体日益败坏，士人的习气渐渐改变，恳请敕谕儒臣申明祖制，尊奉圣谕，排斥邪说，以维系世道人心。仪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来的礼科抄件。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杨时乔上题说：臣听说，世道安泰，人心端正，就崇尚实行；世道衰败，人心邪僻，就崇尚空谈。因此孔子以致知和躬行相结合，先实行而后发言，以学问阐明道理，并没有别的奇异新说。杨朱、墨翟仰慕孔子，把孔子当作儒者的老师，却不懂仁义的道理，提出兼爱的说法。孟子认为这种制造心术邪说、妨害政治、败坏政事的言论，等同于洪水猛兽，于是加以排斥。不过这种学说的祸害还在外部，不涉及内心和自身，看起来浅近，排斥它并不困难。《家语》说先子与孔子同时，未必确实；其中的说法以人的身体中玄牝作为窍门，以致虚守静、专气致柔作为功夫。后来流变为烧炼、采取、飞升、符术，这就是老氏所说的外道。汉代以后佛教兴起，其学说以戒律、轮回、因果、慈悲、福田利益为主；后来又把人的虚灵之心当作窍门，讲究单传直指、见性成佛，称作上乘，不修善、不作恶，以无障碍、无人我之相作为功夫。看看前面所说的戒律和各种法则，释氏把它们称为外道。自从这两种学说兴起，人们反而转向内心求取；养生的人得到这些道理，用来收摄心神、调养身心，但实际上没有修养自身、存养本心以及治理家国天下的功效，这与孔子的学说不同。宋儒所说的“用它来养生、治病还可以，若把它当作道则不可以”，正是这个意思。若把它当作道，那么所作所为似是而非，越接近道理，反而越严重地扰乱真实的道理。汉、唐、宋历代君臣迷惑于飞升、烧炼、采取等说法，以及轮回、因果、福报等说法，最终以至于丧身亡国，这些危害还比较浅显，只能迷惑平庸之人。自从单传直指之说传入之后，首先受其迷惑并深信不疑的，反而是贤能聪慧、才智高明的人。不过还幸好，学习老氏的称为老氏之学，学习禅宗的称为释氏之学，不与儒学混作一途；而且还推尊孔子在二氏之上，不敢说孔子与二氏相敌，也不敢借用孔子的语言来文饰他们的学说。到宋代张九成参究释宗杲的禅法，才开始有人想改头换面，把这种学说说成儒家之学。后来有参究宗杲门徒得光禅师之学的人，忽然悟到此心无所不通，于是认为一悟便可进入圣人境界，不必等待修养实践的层次和次序，最称为简易、径直、快捷。宋儒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对此忧虑，才开始极力排斥它。程颐表彰《六经》《四书》，朱熹为之作注。传注之学，从孔子传授《周易》的彖辞、象辞开始，朱子效法这一做法，随着原文章句，解释原字，阐明其中旨趣，并不是另外创立一种意思。如今却有人驱使圣人的言论来迁就自己的意思。洪武皇帝太祖首先把传注颁发到学校，训导士人；成祖文皇帝又首先汇集《经书大全》，作为传注的辅助，使士人除这些书之外便不敢说、不敢做。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涉及老氏或禅学的，立即不予录取。即使有供奉释、老的宫观和其中之人，也只能居于方外，令他们在山林中焚香修行，不参与名教之事。因此二百几十多年间，议论正当，道德统一，风俗淳美，纲纪严肃。士人发而为文章，以及科举考试的文字，都浑厚正大，可以说是盛况了。正德、嘉靖年间，才开始有人由养生之说悟入二氏之学，竟像前面所说的改头换面、说成儒家之学。不过他们还说自己不敢直接把孔子认作释、老，也未曾把他们的学说掺入文章。近几年来，才开始有人直接把释、老之说当作孔子之说，又把禅学、老学置于孔子之上，直接掺入文章，像科举考试的文字一样。他们又认为传注支离破碎，只把讲学当作求学；聚集众人、招收门徒，就是不讲修养实践的层次，以认识之心为道，把血气、心思和智识当作不必亲身实践、遵循义理的依据，一切都归于禅学和老学。后来的学生都不以经书作为根本，内心没有主宰，对外发表的言论不归于禅、老，便归于《庄子》《列子》。于是诸子之学和史书文章的体制也随之败坏了。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各位士人从幼年求学时便诵读传注，先入为主、逐渐熏陶的内容还算正当，尚且没有偏差。若从今以后开始不学习传注，那么再过几十年，内在的心灵将空虚，外在表现为文章、行为和政事的，也都会空虚，文字同样空虚；流弊发展下去，将有难以言说的后果。历年来，礼臣题奏覆议科道、部、寺诸臣的奏疏，多次整顿文章体制、端正士人习气，蒙圣上降旨敕令改正，由此可见遵循祖制、尊崇圣训的深意。昨天是丁酉年，今年是戊戌年，乡试、会试诸臣在试录前后的序文中，都说到这个意思，想要尊崇孔子、排斥邪说，但还没有看见士子全都欣然信从。于是新奇异说正在兴起，喜欢新鲜、爱好奇异的人很多，也是因为清理根本、澄清源流的道理还没有得到讲明。我认为，清理根本、澄清源流，就是让先进者成为后学传授学习的老师，让世代教化成为使百姓兴起而实行善行的关键。现在不论其他地方，单说如今南京所称的先进、世教，其中有一件很令人感慨的事，那就是原任参政罗汝芳。罗汝芳是我的同乡前辈，聪明善辩，才思焕发，世人称为才士；性情气度温和宽厚，与人相处没有抵触，世人称为长者。他很早便讲学，拜颜钧为师；他的志向和行为与颜钧相似，世人称其为讲理学、讲养生的人。他又拜方士胡清虚为师，谈论烧炼、采取和飞升；拜僧人玄觉为师，谈论因果和福报，尤其精通单传直指之说。他宣称人人都可以明见本心本性而成佛，以大乘之道讲慈悲，不计较、不受障碍，不执著于自我和他人的形相，把这些当作圣学。方士和禅僧都尊奉他为老师。我曾经仰慕他的风度，而且他很会养生治病。后来听说他任宁国知府时，召集诸生聚会作文讲学；百姓来打官司，他就让他们在公堂上盘腿趺坐，收敛双目观照内心，学习佛法，以慈悲为善。一时间士人喜欢他，僧道徒众也归附他；他不吝惜府库财物，里甲供应粮饷并赠送财物，所以归附者像集市一样多。等到府库亏空，推官李惟观征收里甲钱财代为赔偿，巡抚、巡按谢登之等便上疏弹劾议论。各种政务和法纪全都宽纵，吏员、书吏相互勾结作奸，给百姓造成祸害。当时我的同乡、亲自监考的生员戴珍任南陵县丞，初次任官便被访察，戴珍用金带、银箱相送，他立即接受并穿戴使用。戴珍一直感激他，每每对我说起此事。我心中和同乡人都鄙薄他。后来罗汝芳任东昌知府、参政，在云南把印信放在公堂上，任由吏员、书吏、门役共同使用票牌，混乱发放，因而产生各种弊端；他带着文书进京时，科道官接连上章弹劾他。等他回来，又请托上官；先后任知府的沈子木、林烃、许孚远，以及前任县令黄道年，都因他请托频繁而厌烦他。

译他游历南京时，受到诸位大臣的尊敬礼遇，曾经通过私人关系求托尚书传希挚；每次见到士大夫，便说三十三天可以凭借指箕请来神仙，称作吕纯阳，说吕纯阳自终南山寄信到来。他的儿子跟随炼丹师，死在广州；他自己说，那天左右侍从想见神仙，他便把神仙请了出来。当时名贤如任通政的周世选、任主事的李三才，都亲耳听到过这些话。晚年又与藩府官员饮食交游，因而得到“甘草”的称誉。他游历扬州，在歌舞声乐之地往来，他的门徒称这叫“圣之和”。江省抚、按官向参议徐用检访求地方人才，徐用检与他讲学并以心相交，于是把这件事作为声色之交报告给参议王问。我跟随他谈论玄理，他便把这件事作为有民事诉讼的报告。儒臣罗洪先写信批评他，邓元锡痛哭着规劝他。罗洪先在世时，江省《名贤录》甚至因为他不公正而不把他收入其中。忽然世间有人把他刻录为理学之臣；这既不符合他的实际行为，所谓他的学说也只是借用孔子关于仁孝、心性的话，实际上专门讲烧炼、采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证入圣人境界，竟敢把禅学置于孔子之上。追究他的归宿，不过是杨朱、墨子那种偏私自我和兼爱，老氏所谓和光同尘，释氏所谓慈悲而不执著于形相；又轻视施舍而喜好夺取，违背道义以求声誉，正是孔子、孟子深深排斥的东西。只不过在养生方面有些可以取用之处罢了。如今天下人喜欢谈养生，因为他们把养生本身就当作圣学；这种学说任性自在、随意方便，功夫简易直接，不需要经过孔子所说的修德、改过、迁善等工夫，只要讲一番便自认为在孔子之上，所以世上有人跟从它。近来南京有人尊称他为老师，为他建立祠堂祭祀，以祖述、效法圣贤为名，写成文章并刻印流传。南京的士大夫有的居住在那里，有的在那里做官，其中有学问、有品行的人很多，必定不会被这种学说误导。只是恐怕这种说法一旦兴起，后来的人不知道其危害，门户一开，标榜一立，就会任凭情欲行事、把享乐当作追求，把个人意见当作操守，把贿赂请托当作通达，把结党同恶、攻击异己当作辅助仁德，把行为、情谊和礼节当作泥土草芥，把清议公论当作妄言。宋儒所说的，本来是以谋利之心求学，后来求学的人也以谋利之心向往它；彼此以势利相互推重，士人习气逐渐改变，文章体制更加败坏，渐渐流入清谈，日后就难以挽救维持了。有见识的人都对此忧惧，而主持这种学说的人却不顾这些。我地位极其卑微，平日对天发誓，不敢轻易说一句话、议论一个人。如今谈到世人所谓的理学，是因为这件事大大关系到忠厚风俗；我只是为世道人心考虑，私下依附“不直，则道不见”的道理，把这些说出来而已。我的话微不足道，不足以取信于人。过去在南京任兵部左侍郎的许孚远、任大理寺少卿的李三才、任寺丞的张鸣冈，都是贤者，可以向他们询问。此前抚按、科道诸臣弹劾的奏疏，在省署和宫禁近侍机构任职的人可以查阅。于是我又冒昧陈述如下：孔子的教化本来与老氏、释氏旨趣不同，请如今诸臣讲学，唯独遵循孔子作为准则，文章唯独遵循传注。若是养生之学，就说是老氏；若是佛教，就说是释氏。至于唐宋名臣贤哲裴休、富弼、刘器之、张九成等人，虽然谈禅，却不与儒学混杂，也可以作为效法的对象。这样，孔子与释、老各自分明而不相混合，圣祖尊崇圣训、排斥邪说的原有制度就可以恢复。天下人都知道崇尚亲身实践，不崇尚空洞言论，世道人心便可以由此维系。只在圣明之主下敕礼部，重申说明一番罢了。若臣的言论鄙陋妄诞，臣无可逃罪，也不敢为自己宽恕。于是奉圣旨：礼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录出来送到礼部，交司呈送到部。查得南京通政使杨时乔所上的奏疏，大意在于维系世道、端正人心，而他所说的清理根本、澄清源流，重点在于排斥邪说。他所指的邪说首领，就是原任参政罗汝芳。罗汝芳在万历五年于都城之外讲学，被科道官弹劾，我皇上剥夺了他的官职，命他退休离去。没有想到他的门徒把他视为圣人，尊奉在孔子之上，不等待奏请，便擅自在南京都会之地建立祠堂，招集门徒，大张着嘴肆意高谈阔论。所以杨时乔有所感触，写下了这篇奏疏。如今罗汝芳已经死去，没有什么可以再议论的了，但奏疏中排斥邪说、尊崇正道的言论关系到世道，臣等敢于把他的主张说完，惟请陛下裁夺。臣私下认为，尧、舜在上，契任司徒，他们用来教导百姓的，不过是人伦罢了。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庠序学校的教化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孔子是万世帝王的老师，他用来告诫君主的，不过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普遍常道，知、仁、勇三种普遍的德性，以及修养自身、治理人民、治理天下国家的常道；都是实际的道理和实际的实行，本来没有其他奇异的东西。周代末年，杨朱、墨子的学说开始充斥天下，孟轲忧虑而加以排斥。唐代崇尚佛教和老氏之学，韩愈忧虑而加以排斥。宋代有单传直指、一悟便可进入圣人境界的说法，程颐、朱熹等儒者忧虑而加以排斥。太祖效法古代帝王，兴起正道、实现治理，既设置太学在京师施教，又设置乡学在天下施教；又担心学者被异说迷惑、无所适从，便把经书集注颁发到学校，使他们讲习。成祖又选取诸儒有益于圣经的论说，编纂为《大全》，用来辅助圣经。因此在成化、弘治以前，学者各自遵守老师的学说，没有诡异的言论；做官的人各自遵守为官箴言，没有诡异的行为；他们的心志已经确定，邪恶虚伪之说很难迷惑他们。正德末年，才开始有人倡导异端之学，大体上是利用佛氏隐微的言论来愚弄迷惑人的耳目；厌倦寻常、喜爱新奇的人很多都前往跟从。一进入他们的门下，便彼此宣扬、彼此推举扶持；想要名声便得到名声，想要利益便得到利益。因此无论聪明还是愚笨、贤能还是不肖，都纷纷如影随形地跟从；他们所到之处聚集成百上千的人，高谈玄妙空泛的议论，说“我们的学说直截简便，不必烦琐地修养”，说“我们的道广大无碍”。他们公然说传注支离破碎，说经书是糟粕，说亲身实践是迂腐，说人伦和事物的道理是虚幻妄诞，说纲纪法度是束缚，说礼义廉耻是虚伪；只要彻底明白此心，那么到市场上夺取金钱、搂抱未婚女子、放荡越轨，都说是顺从本性，认为没有什么妨害，反而背离正道、扰乱德行、败坏风俗、伤害教化。这正是古人必定要排斥的东西，而新学的年轻人却更加相信、跟从、崇尚，有的混杂在讲义中，有的明显写入文章，名叫“新说”。劝告他们不听，从禁也禁不住，于是使太祖、成祖所表彰的学说，几乎被伪学废弃。在圣明当政的时代，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大祸害？况且如今天下军力日益削弱，财用日益匮乏，百姓日益贫困，法纪日益松弛，政事日益废弛，正需要真正能够任事的大臣来振作整顿、维持局面；可是这些人习惯于邪僻谬妄，败坏人的心术，将来一旦遇到世事，若不是用空话搪塞责任，就是用虚浮文章欺骗皇上，想让他们修明政务、建立事业、承担重任并取得长远成就，怎么可能呢？

译臣等主管教化，每每深切忧虑；详细看过杨时乔的奏疏，佩服他有见识，敢于这样覆奏请求，恭候圣命下达后，容臣等移文南京礼部、工部。请二部查明杨时乔所指擅自建立祠堂的地点，立即拆毁，不得耽误。然后再移文都察院，由都察院转行直隶提学御史以及各处巡按，遍行各地提学官。地方上凡有罢职闲居的官员、山人、方士、学佛者、学仙者，听任他们在山林幽静空寂之处各自修习其业；若有人在交通便利的大城市中聚集门徒达到几十人，立即驱逐。凡未经抚按官具题而擅自建立书院、祠堂的，立即禁止约束；并且禁止坊间刻印的那些离经叛道的新说书籍，不许出售。士子作文，务必以太祖、成祖颁示的集注、大全为主，并参考《蒙引》《存疑》等书，各自阐明义理，不得夹杂禅机。提学官考取学校文章，务必选取不违背经义、纯正典雅的作品。童生、儒生仍然采用新说的，不准进入学校成为生员；仍然采用新说的，直接黜退革除。至于乡试、会试的文章，也通知一体遵行。若有人仍像从前一样不遵守，容臣部和有关科道官指明事实加以弹劾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异说逐渐平息，圣学自然明白，士人的心志既然确定，士人的习气自然端正，国家将来或许可以收到得到人才的成效。陕西山异奏疏。由于边镇孤悬在外，灾异征兆异常，恳请圣明预先告诫文武边臣修身反省、加强戒备，以保卫疆场、消弭天灾。事情由祠祭清吏司查案呈报，奉本部送来批准陕西等处巡抚、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贾待问的咨文，称：陕西巡按监察御史吴楷会同拟定文稿，据临巩兵备道副使荆州俊呈报，据临洮府呈报，本月二十日，据狄道县申报，本月十八日，城东五里、地名毛家坡、官路北面的山，高二百余丈，在午时崩裂了一半，长达一里；山下冲成一条沟，山南原有居民耕地，忽然涌出大小山五座，约高二十余丈，等等情形，呈报到了府中。知府王曰然当即亲自到达那里，拘集当地百姓询问缘由。有本地居民吐露说：山崩以前，每天夜里山下四处都有火光，里面有如雷鸣般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听到像鼓乐一样的声音；这样持续了十几夜，到十八日终于发生了这场变故。由于这属于异常灾异，按理应当把缘由呈报到兵备道，因此转呈到我这里。我一看到这些，不胜惊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 山本来主宰静止和运动，尚且不应当发生这样的事，何况竟然崩裂呢？又何况高处的山陷入地下，低洼之处却涌出成为山呢？考察典籍，沙鹿出现曾预示变乱，应验在韩国的战事；山陵和深谷发生变迁，《诗经》哀悯西周的衰败，这些都是罪过的征兆。如今圣明在上，本应祥瑞不断出现，却反而有这样的罪过征兆，实在令人惶恐畏惧。况且临洮是什么地方？它紧邻边疆，番民杂居，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五谷很少能够种植；加上灾害接连发生，百姓不堪忍受，正额钱粮大多拖欠，如今又没有集市却要征税，没有矿洞却要包办采矿，民情汹涌，纷纷逃窜。像这样的异常灾异，造成的祸患一定不浅。会同拟定的文稿送到我这里后，我查案得知，此前已经有该道呈报此事前来会同题奏。现在根据前面的缘由，我与陕西巡按监察御史吴楷共同议论认为：灾变不会无缘无故发生，灾祸必定有所应验。洮镇北面连接松山，西面冲向边塞，近来听说敌人窥伺边境，谋划难以测度。从前虽然仰仗天威，扫平松山，取得大胜，但和、双二处都遭受挫败，敌人每每怀有报复之心；经过这次大创伤，积蓄的怨愤必定更深。他们的王前来，难道真的是来送佛僧吗？善后之计应当及早谋划，看到灾异尤其应当反省警惧。除臣等痛切自我反省，以及严格命令各有关将领、官吏更加加强戒备之外，伏请下敕兵部议处，请皇上以圣谕再次告诫大小边臣，恭谨奉行，或许可以消除灾害。这种变化是在无形中发生的，却能使边疆防务极其牢固。再次恳请圣明挂念边地的灾民，特意停止矿税以使遗民得以苏息，不要把他们驱赶出去而资助敌人；这尤其是我们这些臣下最大的愿望。为此，除具题奏外，按理应移文咨请查照施行等情，送到本部后转送司里备案呈报。本部臣等不胜惊愕，这种灾变的应验，恐怕不只是陕西一隅；消除灾患的方法，恐怕也不只在边防一事。臣等考察往日文献，只有唐垂拱二年，新丰县露台乡忽然涌出一座山，高二十多丈；这种灾异的咎应载在史册，是我皇上所明知的。有人说，天气不调和，就会使寒暑侵害人；人体之气不调和，就会生赘疣；地气不调和，就会出现土堆山丘。如今星辰运行失度，水旱降下灾害，迅雷震击，火光时常出现，太白星白天出现，甚至横贯天空，这正是天气不调和到了极点。开山采矿，裂地取砂，使大地孕育万物的元气泄尽无余，使造化含蓄蕴藏的精气流散消耗而不能收藏。以至于大地不能固守地脉而山崩，金气不能生成水而河流枯竭，大地不能安定四维而发生地震，这正是地气不调和到了极点。民间已经穷困，又加上必定无法停止的搜刮；国库已经空虚，又责令它供给必定无法供出的珍宝。那些只知谋利的小人聚集在剥削百姓之中，使张牙舞爪的徒役横尸于险峻山岩之间，使流离失所的百姓在道路上悲号；民命危如累卵，世局纷乱如同乱丝。东边的军队还没有出动，创伤未愈的西蜀又遭受兵刃；都城中的奸细暗中潜伏，京畿附近的盗贼公然横行。有识之士寒心，忠言又逆耳，朝廷内外隔绝得太厉害，上下之间不能沟通，这正是人气不调和到了极点。乖戾之气凝聚而不能消散，怨毒积结而形成实体，难怪赘疣、土堆山丘会突然突起。山高而在上，地卑而在下；山忽然崩塌而成为沟壑，地忽然隆起而成为山丘，山陵与深谷变迁，高低位置互换，这是阴气凌驾阳气、邪气侵犯正气、下位反叛上位的征象。推究事理、衡量形势，必将有草野中的奸雄乘着百姓的怨恨，砍木为兵、揭竿而起，与国家为难。天下不过是幸而暂时无事；一旦有事，那么积藏怒气、蓄积怨愤的百姓就容易被煽动，土崩瓦解的形势立即形成。这些都是群臣屡次进言的，只是陛下没有垂听。群臣都是陛下的儿子；臣子的诚心不能感动君父，所以说得越多，陛下听得越厌烦。陛下是上天的儿子，上天用这种非常的变异来感悟陛下，难道还可以安然不把它放在心上吗？汉朝臣子董仲舒曾说：“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上天就先降下灾害。”先用灾害来谴责告诫，如果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现怪异来使人警惧，如果仍不知道改变，那么伤败就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上天的心意是仁爱，希望人君能够制止乱局。伏愿陛下体察这种仁爱之心，切实畏惧伤败，赶快筹划社稷大计，早日建立国家的根本；忍痛割舍难以割舍的欲望，察辨逢迎谄谀的奸邪；免除无定额的征敛，停止流毒四方的使者；扩大转圜宽宥的尺度，充实台谏官员，使臣民的情意能够上达，开通被堵塞的道路。然后下令群臣，共同加强修身反省，使各人守正奉公，竭尽忠诚报答君主，安定百姓、厚待下民，积储粮饷、训练军队；宁可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预先筹谋，不要到多事之日才仓促奔忙。这样或许可以预先取悦人心，挽回天意。如果仍然懈怠，把天变看作不值得畏惧，把人言看作不值得珍惜，恐怕天怒人离，变故层出不穷，到那时后悔已经晚了，收拾起来也非常困难。不要怪罪我们这些臣子今天没有进言。

译皇长子大礼公疏 阳气的时令已经回转，普天之下都在庆贺，仰请圣上慈恩，明白宣布大礼的吉日，以便遵照举行。臣等近年来屡次承受谕旨，有的说“皇长子的年龄已经超过应行之期，身体也已长成”，有的说“选择吉日举行冠巾礼和婚笄礼”，有的说“册立礼和加冠礼稍候二宫落成之日举行”，有的说“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都已长大，一并加冠分封，或许可以免去烦扰”。臣等恭敬地揣摩圣上的言语，仰测圣意，必定是认为今年夏秋之间二宫可以落成。没想到工程浩大，尚有一两处修饰没有完工，而大工程又暂停了。如今一阳来复，年岁将要更新，臣等考察祖制，衡量明谕，有万万不能再拖延的理由。自祖宗以来举行婚礼，必定在春季；而想要举行冠礼、婚礼以端正开端，必须先行册立礼以端正名分。从现在到春天还有多少时间，而诏命尚未颁发，仪式章程尚未预先准备，实在恐怕临时发生延误，这不是仰体圣怀、光明彰显美好典章的做法。何况淑女的选定已经数月，皇长子聪睿的年龄明年春天就十九岁；臣等知道我皇上天性至为慈爱，对于成家立室的愿望，必定更加深切。臣等蒙受国家厚恩，按义理难以沉默，不敢不请求；又不敢接连上章、累牍烦扰天听，所以冒昧联合陈词请求。伏愿明白敕令有关部门选择吉期，明白敕令各有关衙门制作册宝、冠服、仪仗等物，等到元旦以后，首先举行册立礼，随后举行冠礼、婚礼，并举行诸皇子分封、加冠之礼。诸礼一同举行，百福纷纷降临，这是宗庙社稷的大庆，也是朝廷内外臣民的大愿。黑龙王庙复命疏 为恭敬接受圣谕，先前礼部以金山黑龙王庙祈雨应验为由，请求加封庙号，给潭水命名并立碑记功，请求题奏派遣官员前往潭地察看碑基。奉圣旨：这件事着侍郎余继登、吕鸣珂前去。谨此。臣等遵旨，于二十六日早晨辞别君主向西而行。一路上阴云四合，细雨绵绵。等到抵达祠庙下面，天气已经放晴。附近祠庙的村民听说臣等来到，都扶老携幼，拥挤排列在道路两旁，向臣等欢呼说道：“今年春天没有下雨，麦子已经将要枯死，谷种还没有播下，百姓已经没有活路了。幸亏皇上慈悲为民，虔诚祈祷，至诚感动神灵，及时降雨回应祈求。十多天以来，麦子全都吐穗，谷子全都播种，有望获得秋收。百姓感戴皇上的仁恩，如同天高地厚，实在有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激。”臣等私下欣喜，我皇上一念为民的真心，竟能感动神灵和百姓到这种地步。推而广之，只要保持这种心意，即使达到尧舜那样光明盛大的治理也不难。进入庙中，看见真人张国祥率领朝天宫道士正在庙中举行谢雨斋醮。臣等恭敬地到龙神面前，起身察看祠宇，只见正殿三楹，建在山顶，庙宇整齐庄严，规制精巧华丽。一问才知道，这是万历十三年我皇上临幸以后重修的。臣等于是同张国祥上下察看，庙前到庙门之间有一段空地，深一丈五尺，宽五丈三尺。庙门外右边是向下的台阶，门左边有一段空地，只有深一丈二尺八寸，不足以立碑建亭。再下一层有三座碑亭并列，其中一块碑是成化二十二年二月宪宗纯皇帝御制碑，碑身高四尺二寸，宽二尺一寸，下面的石座共四层，总高四尺九寸。左边一块碑是万历十四年三月皇上为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所制的祷雨龙潭灵应碑，碑身高六尺五寸，宽二尺六寸，石座高二尺三寸，宽三尺五寸。右边一块碑也是同一时期我皇上御制的祷雨灵应碑，碑身和碑座都与左边一块相同。三座碑亭每边一丈五尺。再下一层，左边是龙潭，右边是一段空地，深三丈，宽二丈八尺；在这里立碑建亭，正好与皇上先前在上一层所立的碑亭相对。况且龙王庙在上面，龙潭在旁边，足以仰承我皇上记述功德的意旨。从这里再下一层就是大门，门外不远就是潭水汇聚的地方。向南去又都是僧舍佛殿，距离庙和潭稍远，不适合做碑基。臣等谨慎地详细叙述所察看的情况，据实开奏，伏望皇上裁断。如果前面的地方适合立碑，请敕令工部招募工匠凿石，选择吉日建立。奉圣旨：工部知道了。册立疏

译阳春时节已经临近，恭请早日宣布册立、冠礼、婚礼的日期，以便举行。臣等供职礼曹，如今典礼之大，没有超过册立、冠礼、婚礼的。册立是公开的典礼，既然是公开典礼，就应该公开陈说。因此臣等先前随九卿、科道官员联合上疏请求，不敢琐碎烦扰天听，伏候诏命，已经又过了一个多月。因为这属于本部职掌，怎敢沉默而耽误大典，谨敢披沥心腹上奏请求，唯望陛下垂听。礼，是圣王依据人情制定的。礼中有应当举行的事情，圣人也不能违背；时势人情有应当体察的地方，慈父尤其应当挂念自己的儿子。如今皇长子，亲属关系上是皇上的长子，册立关系到社稷的根本；婚礼是人伦的开始，冠礼是成人的开始。三项礼典，皇上在一年以前已经明白谕示，而臣等不能在一年以后顺从办理，这还可以称为人臣吗？况且臣等在本部，每年都看见宗室中有应当封爵、应当婚配的人，按条例请求，臣等按条例覆奏，皇上没有不准许的。既然不吝惜向宗室子弟推施恩典，难道反而不早向皇长子推施恩典吗？臣等知道决不会这样。几年来，君父已经作出的命令没有颁布，臣子的恳切请求屡屡被阻止。幸而去年颁发了宽厚的诏令，想在举行冠礼、婚礼时先举行册立礼，圣见高明，圣裁允当，坚定如金石，明亮如日月星辰。九庙神灵、天下万民，盼望这件事已经很久了。如今大典临近的话，虽已向户部申说，但选择吉期的旨意还没有向礼部明白宣布。臣等私下认为，天下有大根本，愿皇上早日确定它；国家有大典礼，愿皇上早日举行它；朝廷有大信用，愿皇上早日兑现它。不要再推托说“姑且等两宫建成”。皇上所居之处就是紫宸，发布号令、施行仁政，没有什么不可以；既然不必等三殿，又为什么一定要等两宫？如果明年春天三项礼典已经举行，等两宫落成之日，皇上重新临御时，佳儿佳妇在面前趋拜，难道不是宫闱中更加极大的欢乐吗？臣等在二十六年题奏命令各有关衙门筹办钱粮，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完备；倘若有所拖延，难道不会耽误吉礼吗？伏望皇上特地下达明白的诏令，命臣等衙门早日选择吉期，务必赶在春和之时举行这一盛典，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火灾修省疏

译禁地频频发生火灾，上天震怒尚未平息，恳请圣明痛切地加强修身反省，以切实做到消除灾患。十一月二十七日，尚宝司等衙门遭受火灾，一时之间焚烧殆尽。臣等不胜惊惧，私下认为我皇上敬畏上天，必定会遇到灾害便感到恐惧，侧身修省，以仰答上天的仁爱。可是伏候数日，还没有看到传示，难道是认为这是寻常之事，不足以触动圣心吗？人君侍奉上天，如同子女侍奉父母；父母的怒气，大则发出声音，小则表现在脸色上，子女都应当敬畏谨慎地承受。哪有在两宫、三殿之后，余威仍在震动、余怒尚未平息，对这种谴告反而安然不当回事的呢？臣等认为灾异是可怕的；如果面对灾异却不知道害怕，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伏乞赶快下达明谕，告诫大小臣工共同加强修身反省；凡是可以收拾人心、挽回天意的事情，望皇上俯赐施行，那么宗庙社稷和天下生灵就不胜幸运了。臣等考察传记，火神叫作郁攸，意思是火气不能郁积；火气郁积就必定燃烧，正如民情不能郁结，民情郁结就会图谋作乱。皇上多年累月不接见群臣，下面的情意想要上达，只能凭借章奏；可是章奏又有时不能下发，上面的情意想要下通，也只能凭借批答；可是批答又有时不能下达。即使皇上圣明神武，谁敢擅自扣留不办呢？然而积久了便产生玩忽，玩忽又产生奸弊；万一有像炀灶之夫那样的人，酿成釜鬵沸腾的局势，那么君臣之间的情意，难道不会有郁结而未能畅通的吗？皇上开采矿山，是不忍心增加赋税；小民的心里，难道会有意把负担遗留给小民吗？如今姑且不论供给的费用、奔走的劳苦，单是使百姓失去农业生产，就已经如此；即使炼银不能得到银子，便发展到卖砂；卖砂还不停止，又发展到包银。日复一日，使富人变穷，使穷人死亡。他们贫苦无聊的情状，想要仰面向皇上申诉却无法做到，难道不会有郁结而未能畅通的吗？有店铺就有货物，有货物就有税，这是皇上想从富商那里略取一些，并不是想从贫民那里取税。可是一个官员出来，跟随他的竟有数百人；这数百人又各自带着几十人。奸民追逐利益如同苍蝇聚集腥味、同类相引，呼朋结党，遍布天下，没有一天没有抽税的人，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可以征税的货物。如今商贾不能通行，百物价格飞涨，贫民无处寻找食物，只能束手待毙。在当前水旱灾害频仍之时，怎么承受得了这些？那些小民不堪忍受的情状，想要仰面向皇上申诉却无法做到，难道又不会有郁结而未能畅通的吗？巡抚，是天子派去抚慰治理一方的人。巡按，就是代替巡行一方的天子，弹劾镇压奸邪、整肃清理吏治的人。议论到矿税，动不动就受到诘责，这还只是诘责而已。至于百姓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叹息愁苦的声音，所依靠的只是有守令在。可是只要稍微触犯群小，就会被诬陷上奏；皇上不察明有无，就把他们牵连逮捕、囚禁起来。各位臣子竭力营救，皇上不听；小民前来申诉，皇上也不听。皇上的威势如雷霆，逮捕就逮捕，拘系就拘系了。然而逮捕并不符合他们的罪行，拘系也不能使他们心服。他们的情状，难道不会有郁结而未能畅通的吗？行取的各位臣子，都对地方有功，是皇上认为有才而召到朝廷来的。可是既然认为有用而召来，又不用他们，反而把他们拘留。各位臣子上疏请求，奏疏却被扣留而不答复。他们既没有管理民社的职司，也没有任官守职的寄托；米贵如珠，柴贵如桂，进退都陷入困境。即使按人臣的道义，迟早都听命于皇上，但体谅他们一片效忠的热忱，难道不会有郁结而未能畅通的吗？一个普通妇女含冤，尚且足以触动天意；万人郁结的怨气，不用火也会自行燃烧。所以能够疏通这种郁结的，只在我皇上而已。伏望皇上明白觉悟，果断地改变谋略。对于臣下章疏是否可行，一一批示发出，不要再留在宫中不发，以免滋长众人的疑惑。对于细小的矿脉，逐渐封闭；对于琐碎的税货，一概停止免除。对于官民不遵奉明旨、惹事害人的人，如打死平民、打死生员者，按法律诛杀。假给抚按官以便宜行事的权力，不要轻易损害他们的体面。以托付重任的态度对待守令，不要轻易把他们折辱摧折；及时考核选用行取诸臣，使各人吐露胸中的奇才，共同渡过艰难时期。这样人心既然畅通，上天的意旨必定回转；如果不能转祸为福，臣等愿伏受欺罔之罪。告病疏一 久病突然发作，不能供职，恳请天恩怜悯，准许我退休，以延续残余的生命。臣近年来多病，病愈久便愈衰弱，愈衰弱便愈多病。自今年六月患上痰嗽，延请医生诊治，服寒凉药无效，服温热药无效，服发散药也无效。然而仍抱病处理政务，不敢有一天偷安。臣病容憔悴狼狈的情状，都是同僚、所属官员和满朝诸臣共同看见的。自十一月十七日起终于支持不住，才登记请假调养。医官钱藩等都说，从来痰嗽没有拖到半年以后还不好的；如今病根已经很深，不是短时间服药能够见效的。现在痰涎壅盛，昼夜不能睡卧，以至脾虚不能消化粥食，喉咙嘶哑不能发声。自卧病以来，已经两次昏厥眩晕了。虽然只剩一息尚存，但肌肉已经全部消瘦。我伏在枕上私下想，礼曹不是养病的地方，尚书也不是卧病在床的官职。况且如今大礼临近，必须有年富力强的人才能周旋办理。臣的病已经很重，臣的力量已经耗尽了。伏乞圣慈体谅臣是真病真情，毫无虚假，特准退休回籍，安心医治。倘若能够多延续一天生命，都是我皇上天地般的大恩。奉圣旨：卿只是偶然患病，准许暂时请假调养，痊愈后立即出来供职。吏部知道。告病疏二

译痼疾难以痊愈，治疗也没有效果，仰望恳求天恩慈悲怜悯，早日放我生还故乡。先前臣因患病请求休致，奉圣旨说：“卿只是偶然患病，准许暂时请假调养，痊愈后立即出来供职，吏部知道。”谨此。臣病困到了极点，皇上仍不肯骤然弃置臣，赐给臣暂假，希望臣能够出来供职。臣伏在枕上诵读圣旨，感激得流泪，发誓一定粉身碎骨来报答皇上深厚的恩德。这十多天以来，广泛访求各位医生，特别用心调治。由于臣自六月以来没有一天不服汤药，药物又不对症，脾胃长久受伤，如今汤药到了口中，随即就吐出来。病人如果还能接受药物，或许还有希望痊愈；如今连药物也不能接受了。这就是臣的病不知何时能好，臣的生命却有终尽之期。仰想我皇上仁德如天，不忍使一个百姓、一件事物失去其所，何况臣从前侍奉讲读，难道忍心独让臣呻吟困顿，坐毙在旅舍的床褥之间吗？伏乞皇上敞开天地般的仁心，怜悯准许臣回籍调养，使臣能够稍微保全一息，不至于在道路上死亡。臣即使死了，也应当在地下报答皇上。臣不胜千万分哀恳。奉圣旨说：“卿的小病容易痊愈，应当好好调理，痊愈后立即出来供职，不准。” 辞吏部知道辞印务疏 天恩极其深重，而臣的病极其危重，恳请圣慈准许臣辞去印务，以便专心调养。此前臣因患病再次上疏请求休致，奉圣旨说：“卿的小病容易痊愈，应当好好调理，痊愈后立即出来供职，不准辞职。”吏部知道。谨此。臣伏在枕上叩头，感激得流泪。想到皇上的恩德如同天地，而臣愚钝之身的病情却越来越热、越来越深，药物不能下咽，粥食不能消化，瘦得骨头如柴，性命危急如同晨露。在呻吟痛苦之中，臣私下想到，臣卧病一天，就荒废一天的职务；患病日久，荒废的日子就越多。如今新春将近，大礼正在眼前，臣的病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够勉强支撑？忧愁恐惧，使病势更加增重。伏乞圣明垂怜，准许臣辞去印务，得以专心调治。倘若万一稍有痊愈，当遵旨出来供职，不敢辜负恩德。奉圣旨说：“卿偶然患病尚未痊愈，应更加用心调养，印务不必辞去，稍有好转便出来供职。”吏部知道。告病疏四 久病调治仍未痊愈，病势渐渐沉重，哀切恳请圣慈，赐准退休回乡。臣在二十七年十二月间上疏请求回籍养病，并请求辞去印务调养，都没有蒙受我皇上的允准；皇上还谕令臣更加用心调养，稍有好转便出来供职。臣即使像犬马，也知道眷恋主人；臣安心静养，又已经一个月了。药物摆满面前，入口就吐，医生围绕察看，却没有办法可施；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粥食一天比一天减少。这是臣在典礼事务上不能尽职，无力挽回局面；陛下只是宽免了臣的罪罚，而上天实际上已经降下了惩罚。如今已经没有痊愈的希望，不得不忍着将死之身，在君父面前哀鸣。臣听说古代君主对待臣下，壮年便使用他的力量，年老便让他安逸，患病便体恤他的私情。臣的病已经很重，唯有陛下怜悯爱惜臣了。臣报答君主的心，岂敢不自我勉励；可是奔走办事的力量，实在已经支撑不住。假如臣的力量还能够驱驰，在如今多事之时，哪里敢说离去？如今臣的病势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即使留下臣，也不过是在床褥间呻吟，白白耗费俸禄罢了，究竟有什么益处？伏乞天恩，准许臣回籍养病，另选才贤代替臣的职任，协助办理典礼；不要因为臣这个疾病废弃之身而长久耽误吉庆大典。这样臣活着当效法祝颂的诚意，死后也当图报衔结之恩。臣心气郁结，魂魄惊悸，言语杂乱无章，极其恐惧恳求。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告病疏五 患病日久，职务日益荒废，忧虑恐惧交相逼迫，病势渐渐危重困顿，恳请天恩早日放我生还。臣在今年正月二十四日，因为久病调治不愈，具疏请求休致，没有蒙受我皇上批发。臣私下自伤，犬马般的忠诚不能上达天听，本来就是如此。然而上天虽然极高，凡人的疾病痛苦和忧愁苦楚，没有不呼喊上天申诉的，因为万物都被上天覆盖，除了上天没有可以申诉的地方。假如臣还能够勉强支持，哪里敢琐碎烦扰天听？只是臣的病根已经成为痼疾，难以立即痊愈；瘦骨已经枯竭，难以重新长肉；呻吟于床褥之间，荒废职务，这都不是做人臣所应当有的样子。因此既有性命之忧，又有官守之虑，内心烦躁灼热，痰火壅塞，饮食没有食欲，眩晕时常发作，所以才敢再次把真实病情仰面向皇上申诉。查得前些年原任本部尚书于慎行、罗万化，都因患病请求归乡，也都蒙我皇上允准。于慎行虽稍稍延续残喘，罗万化却死在道路上。如今臣的病体实在与二位臣子相同，而狼狈危急的情势更超过他们。伏乞圣慈准照二臣先例，放臣归回田里，使臣能够完成狐死首丘、归葬故里的愿望。臣如今即使活着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陛下，愿生生世世发誓竭尽粉身碎骨之力来报答。臣不胜战栗，恐惧失措，仰望上天祈求恳请到了极点。奉圣旨：卿的疾病不妨在任上调理，痊愈后立即出来供职，不准辞职。吏部知道。辞俸疏 为遵照条例辞去俸禄，以便调理。昨天臣因久病请求休致，奉圣旨说：“卿的疾病不妨在任上调理，痊愈后立即出来供职，不准辞职。”吏部知道。谨此。臣伏在枕上捧读，感激得流泪。皇恩深重，性命反而轻微，臣岂敢爱惜犬马般的躯体，不竭尽微薄力量来报答？但臣查得《大明会典》内有一条：“凡内外文武官员患病三个月以上，俸粮从满三个月之日起停止发放。”臣自万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登记请假，计算到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已经满三个月，而臣的身体仍瘦骨嶙峋，不能下床。伏乞敕令有关部门，将臣的俸粮按例停止发放，使臣稍微避免白领俸禄的恐惧，安心努力接受医药，万一还能盼望痊愈。臣琐碎烦扰天威，不胜惶恐战栗。奉圣旨说：“卿的疾病应当安心调理，痊愈后供职，俸禄不必辞去。”有关部门知道。告病疏

译病体万分难以支撑，哀切恳请圣慈怜悯，准许退休，以保全余生。臣在万历二十七年冬天患病，多次上疏请求恩准回籍调养，都没有蒙受我皇上的允准。臣感激天恩，按义理不忍冷淡对待；今年四月初三日扶病入朝，初四日谢恩，勉强进入本部办理事务。然而气血耗损，痰嗽如初，肌肤全都消瘦，精神大为减退；走稍远就必须有人搀扶，坐稍久便觉得疲惫不支。这是满朝大小臣工共同看见、共同怜悯的，臣哪里能完全欺骗众人，又敢欺骗陛下呢？到了今年五月十四日，忽然患上泄泻，直到现在服药也没有效果。而臣二十七岁的儿子又夭折了，骨肉之情，难道不令人痛心吗？瘦弱的病体，哪里承受得住这种摧残剥折？因此神思恍惚，声音失常，困顿卧在床帐之中，时常感到昏沉。礼曹如今正处在事务繁多的时期，而臣却病卧私室，不能率领司官，以致各种事务拖延，偶尔还有差错；这样臣的罪过更加重大，臣的痛苦也更加深重。伏望皇上怜悯臣确实久病，容许臣退休回籍，另选名流协助办理国家礼典，那么臣活着可以保全残余生命，死后也将永垂不朽。臣若不是病到了极点、情势逼迫，哪里敢轻易烦扰天听？唯愿皇上俯赐允准，臣不胜恐惧战栗，伏在枕上叩头，千祈万恳到了极点。奉圣旨：看了奏疏，知道卿是因悲伤而致病，应当宽心调理，痊愈后立即出来供职，不准辞职。吏部知道。《淡然轩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淡然轩集》卷三 （明）余继登撰 ○序 《送查绍亭叅藩山东序》我刚刚束发成年时，海宁的绍亭查公已经入仕，成为著名的司理。我私下以为，凭他的才干，本来应该很快显达，谁知迟延徘徊了二十多年，才以宪大夫的身份负责天津的军务。又过了两年，才升任参藩政，督理东方漕运。才德之士受到压抑阻滞，不能顺利升到高位，就不能没有些许失望，往往把官职当作旅舍，每天盼望有人接替自己离去。查公沉沦压抑已久，第二次出仕时，仅仅按次序升迁，没有超越通常的调任。但他能屈能伸，越受压抑越发奋进。他治理天津时，正处在南北舟船往来的要冲，又遇到水旱成灾；他精心谋划，为一方百姓谋求便利，核减裁省驿传费用，优厚抚恤贫困人家，奖励提拔良吏，禁止制止放纵怠惰、妨害生计、掘坟作奸的徒众，每天都战战兢兢地办理。即使治理自己的家事，也没有超过这种用心。因此两年之间，他褒扬廉洁、惩治贪顽，整顿弊端、维持风化，使下属县的长官推行他的意旨，各自履行职责，而没有受到各种牵累纠缠的祸患。查公将要赴任，我依依不舍，不忍离开，便到我这里请求我写几句话。我私下考察山东以东，古代是齐国的土地，地域连接京畿，山东的粮食由汶水、济水转运到京师，形势十分便利。因此国家看待齐地，就像看待外部府库一样。齐国原本是大国，正如史书所说车轴相撞、人肩相摩，是何等繁盛啊！当时，南面支援楚国，北面支援燕国，西面支援三晋；军费开支年年都有，却仍然在天下号称富强。如今临菑、琅琊依旧，山海鱼盐的利益也没有改变；但计算每年输送给官府的费用，还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而家家户户很少有储藏，百姓都说凋敝，怎么能得到所谓像古代那样家家富裕、人人丰足呢？农民拼尽性命耕作，仍然不能缴足一年的定额，还要烦劳使者拿着簿册去绳法责罚他们。近年灾荒严重，捐出内帑来救济百姓的急难，但仍有一两个不安分的人哀叫着以时局困窘为借口，呼啸着经过集市，抢掠富人的粮食。这怎么能称作外府呢？督促赋税的人，主旨在于使赋税足额；赋税不充足，就被认为失职。然而为了收足数额，横加榨取百姓，使他们颠沛倒毙于沟壑，像逃亡到水泽中的盗贼。这里的忧患就不只是没有赋税的祸患了。赋税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鼌错所说，它产生于土地，随着时令增长，最后聚集于百姓的劳力。保存百姓的力量，不违背农时，使人怀有乐于生存的心，那么乡野就没有贫民，国家就没有拖欠的赋税。因此催征赋税和抚养百姓，表面上形势似乎相互抵触，实际上在根本上互相需要。我独自感到奇怪的是，汉武帝天天从事征伐，使天下空虚；当时群臣不能减轻徭役、减免赋税，让天下休养生息，反而迎合皇上意旨，主张把天下的盐铁都收归官营，颁布告缗令，最终加重困苦百姓；到最后皇上没有得到利益，百姓却无法生存，直到今天仍令人因此忧愤非难。所以治理赋税是有方法的：横征暴敛，搜刮到了极端而没有常法，是错误的；细碎搜取、加倍计算，竭泽而渔，是拙劣的；催逼期限、频繁聚会催缴，急迫得如同追捕逃亡者，使贫民借债，使商贾从中谋利，是错误的筹划。驱使游荡懒惰的百姓，开垦能够生长粮食的土地，开发山林水泽的利益，恰当地安排征收和聚集，不过如此而已。古人说过：“只知道取就是取，却不知道给予也是取。”能够懂得给予就是取的人，可以使百姓富裕，可以使国家富裕，可以掌握大权而调节天下的元气；这些都是查公一向擅长的事情。查公镇守安庆时，叛逆士卒声称作乱，大宦官肆意施虐，呼吸之间成败便可立见；查公却不怕秘密谋划、公开申诉，以熄灭他们的气焰、挫折他们的威势。这种镇定的才干、刚毅的气概，早已远远超过常人；那么在太平无事之时，从容运筹，调停均衡，节制各方，又有什么困难呢？《赠林大夫丹台三载考绩序》

译如今考核士人的人，轻率地说：“我选取人才只看才干罢了，不必完全用规矩尺度去约束他们。”我私下认为不对。才，就是材料，是将要拿来适用的。不合乎尺度规范，凭什么适用？不能适用，凭什么称为才？这个道理不明白，才的名声就会变成敏捷、便利，才的流弊就会成为夸张放诞、放荡强悍。近世以来，士人的性情稍有不同，往往沉溺于这种末流，喜欢这些名目，轻视常道而争相诡诈，破坏官场常规而放纵自己的胸臆，说：“我是非同寻常的才，怎么可以用尺度规范来约束呢？”假如确实可以把敏捷、便利、夸诞、放荡强悍称为才，那么古代所说的宣扬仁慈、慈惠和顺、明察诚信、笃实诚恳，又凭什么称为才呢？孔子又为什么感叹这些品德难得，而如今反而越来越多呢？所以，宣慈、惠和、明允、笃诚，是才的本质；齐给、便利，是才的末端；夸诞、荡悍，是才的害处。我曾经坚持这个说法来告诉志同道合的人，只有曾直卿认为正确。不久直卿主持考试，最先举荐的正是漳南林君。林君的文章，本来就温厚醇正、典雅，是遵守先民尺度规范的文章。我说直卿能够得到人才，连直卿自己也惊叹林君的才干。没过多久，林君按次序出任深州的主考官。直卿说，州牧的职责，统率属官如同太守，亲自接近百姓如同县令。初次做官便主持一州事务很难；京畿各郡是部使者纷纷往来的地方，彼此情势不同，爱憎之情各异，是非容易混淆，毁誉也突然改变。初次做官便主持京畿以内的州，尤其困难。我说，直卿是认为林君难以胜任吗？凭林君的才干，难道有什么难处不能夸饰他的言辞，以迎合世俗的耳目吗？他只是轻视这种做法而不肯做罢了。既然不肯越过尺度规范写文章，又怎么肯越过尺度规范处理政务？用尺度规范来治理，有什么困难？深州人杜君荣，是我同年的朋友，他对我说：林君刚到任办事，察看民间风俗，询问百姓疾苦，搜查积久的弊病，节省供给费用，停止妨害百姓的法令。施行一个多月以后，吏员抱着文书接受成命，不敢另说长短，百姓也不再害怕吏员。正逢年成饥荒，林君巡行在田间小路，打开粮仓赈济百姓，放宽征税，免除徭役，解除禁令，减轻刑罚，一心让百姓休养生息。施行一年以后，百姓安居田里，没有忧愁叹息的声音，也没有流离转徙的念头，争相互相告诫，捐弃个人的小怨，不要因此烦扰林君。诉讼文书在公堂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办。林君于是召集文学弟子，同他们讲说经术，剖析疑义，使他们不违背所学，回归正道。又在每月初一让各位父老分别讲解礼义，指出教化百姓的简易方法，编成册子颁布下去，使他们回去各自教诲子弟，以此改变乡里的风俗。施行三年，百姓受到教化，安于本业，诉讼案件减少停止。击鼓鸣梆之声不再响起，读书的年轻人文质彬彬，质朴中具有文采，被乡里推荐的人数比往昔增加了一倍。于是部使者上疏报告林君的治理情况，主管功劳和爵禄的官员奏报他的政绩最优，按令甲可以给他的尊长封赠与他官职相应的官号。玺书下达以后，恰逢他的尊长前来探视；他让尊长看自己穿着完整的法服，陈列诏书，戴着扃鞲为尊长祝寿，气氛融洽欢乐。我偶然把杜君的话告诉直卿，因而共同感叹林君的治理，大体在于平正法令，救济困乏，清理狱讼，兴办教化；这些都是有关官员应守的尺度规范，并没有其他奇特之处。只是林君按次序推行，期望符合民心便停止，终于使事务办成，百姓安定，自己的名声尊贵，尊长也显赫。那些与他同时任职的官吏，把才名积蓄在自己身上的人，他们精神驰骋，难道不想压过林君而出人头地吗？可是他们一旦失败而受辱，难道只是因为性情不同吗？他们也不过窥见世俗的一点门径，以夸耀自许的方式做官，凭借小小的治理才干，或者喜欢意气用事、敢于冒进，往往一时得意便离去；因此不能胜过苟且求成之心，依靠粉饰伎俩，希望获得一时快意，终于到了这种地步。那些只凭耳朵听来的议论来判断的人，仍然为此扼腕惋惜他们的才干；如果把这种东西当作才，才难道不是成为人的祸害吗？国家又怎么能依靠这种人呢？才，就是要拿来使用的。过去成化、弘治年间，禁令和法网宽疏，任官的人能够宽舒地施展自己的志向，而不专门追求名声；每天看似所得不足，长年累月却有余，百姓因此处于太平和谐之中，天下富足。如今所谓能吏越来越多，奸邪的行为也日益兴起，法网一天比一天严密，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贫困。以至于劳烦皇上亲自拿着三尺法令申明号令，而宣慈、惠和、明允、笃诚的人，仍然不能与齐给、便利、夸诞、荡悍的人比较高下，这就是“才”的名声造成的误导。像林君这样治理有成绩，又以优等受到褒奖显扬，他所带来的教化影响多么广大啊！恰逢杜君来征求文章，便用这些话来祝贺，并依次把前面的言论归结在这里。《送宪大夫彭秀南擢浙江大叅序》

译秀南彭公在天津担任兵备将近三年，因为治理政绩最为突出，被提升为浙江参政，赴任的日子已经确定。郡县各位大夫都受教并习惯于公的训导，又惋惜他即将离开，便派使者来请求我写赠言。我私下认为，天津处在京师附近，是咽喉要地。如今倭夷猖獗，侵入朝鲜，攻破其国，赶走其名义上的国王。朝鲜不能支撑，倭夷将乘着虚假的汛期进犯天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京师就会受到惊扰。公治理天津已久，所筹划的各项事务，如救济百姓饥荒、清理狱讼、查究奸邪、整饬武备，以及一切发布命令、推行政令的事情，全都是惠及百姓的实际措施。因此几年来，即使旱灾、蝗灾接连发生，百姓连粗粮都不能充分得到，沟壑中却少有饿殍；芦苇丛中没有盗警，兵器已经整备，士卒也没有喧哗。在这种时候，假使公在上面掌握筹划，各位大夫接受并执行他的谋划，遵照命令办事，那么百姓就乐意当兵，士兵也乐意出力，沧州、瀛州之间便会隐然成为坚固的藩篱。可是为什么要把公调到浙江去呢？浙江和天津，地位有轻重，形势有缓急，主持爵禄任用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要让公放下重要的地方而趋向次要的地方，舍弃紧急的地方而前往缓慢的地方吗？后来我又想到，皇上像苍天一样覆盖天下，哪里会只知道南北的分别？即使从轻重缓急来说，人情往往难以重视重要的，容易防备轻微的；难以处理紧急的，容易忽略缓慢的；难以处理的就会谋划防备，便没有祸患，容易处理的便不加考虑，轻微的便不加谋划。正是不考虑、不谋划，才最值得忧虑。公虽然离开了天津，但整顿振作的措施和基础仍然存在。天子又深切地想到要地的紧急形势，特意任用有文武才干的大臣，广泛招募士卒，精心训练，坐镇防守。即使有倭患，仓促之间也足以依靠。浙江过去曾遭受倭寇侵扰，残杀尤其惨重。当地人虽然勇猛强悍，能够奋勇赴敌而不顾性命，然而强壮的人都应募北上，剩下的壮年、老年和幼童从未见过敌寇；想让他们一听到战斗的声音便跺脚冲向刀刃、决死在阵前，实在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从未训练过他们，便没有办法振作他们的士气。公担任监司，能够施布恩惠和信义，查核户籍、军籍和编伍文书，赢得士卒的心。如今借调公到南方，是想让公把已经试验成功的办法施行于南方吗？何况我方所重视的，敌人或许会避开；我方所轻视的，敌人或许会窥伺；我方所急于防备的，敌人或许会躲避；我方所认为缓慢的，敌人或许会乘虚而入。公在天津防备敌人最急于进攻的地方，那么要地就更显重要，公也更显重要；公在浙江防备敌人认为可以缓慢处理的地方，那么轻要之地也会变得重要。轻要之地变得重要，重要之地就更加重要了。不过，我的私下忧虑和过度谋划，想要倚重公的地方，不在倭寇，而在盗贼。倭寇如同豺狼，豺狼窥伺墙垣，只要有墙便可以扼制；战船既已备好，倭寇来去飘忽，也难以继续前进。只是如今海内空虚耗损，家家很少有储藏，一年收成不好，十家之中有九家空着肚子等候食物；既然等候食物却没有食物可得，等着饿死的人便不能安坐不动。而一旦等着饿死，就会转而成为盗贼。百姓全都变成了盗贼，锄头和农具全都化作刀枪。一个人张狂起事，千百人便像蚂蚁聚集。万一有心存侥幸的人乘机利用他们，这就是奸雄借以兴起的资本，也是动乱的开端。推究浙江与三辅有什么不同？正是古人所说的，虽然还没有形成动乱的形势，却已经出现了动乱的萌芽；这是无法预料的忧患。我的考虑确实过分，冒昧把它拿来向公质问。希望公凭参政的重任，南下消除越地百姓滋生的乱萌；随后又凭中丞的节制权，北上消除三辅百姓滋生的乱萌，那么南北就可以长久无事了。公有这样的打算吗？我将计算日子等待您的消息。《饶阳令闵君考绩荣封叙》

译闵君任饶阳令的第二年，加上此前任上高令的时间，任期满三年，应当上报政绩。主管爵禄任用的官员上报闵君的治理成绩，认为应当列入中等以上的奖赏，便依照令甲下发玺书嘉奖他，并按照他的官职，赠给他的两位尊长及其配偶。玺书下达到饶阳后，饶阳士人请同年王君来请求我写赠言。我私下想，士人尚未得到机遇时，没有谁不自我期许：怎么会低头接受任命文书，却不能取得显著功绩，积累多年的劳苦来荣耀自己的父母呢？然而如今有资质而恰逢时代、能够施展才干的人有多少呢？甚至有人身着青紫官服，经过多年，却连父母都没有沾上封赠一命的荣耀，这就是做官的困难。治理官府本来困难，而县令尤其困难；县令困难，京畿的县令更困难。京畿靠近皇帝车驾，部使者比郡国多出数倍，有才能的人容易传扬声名，没有才能的人也容易遭受诟骂。姑且不说没有才能的人，只说与贤者共事而我处在他们的名次之中，那么没有才能的人会嫉妒与贤者共事；我处在贤者之上，贤者也会嫉妒我。贤者嫉妒，便表面赞同而暗中破坏；没有才能的人嫉妒，便虚浮地羡慕，却设法破坏上级的意旨。如果上级不向着我，他们就借上级不向着我为由公开毁坏我的功绩；如果上级向着我，他们又借上级向着我为由含蓄地毁坏我的名声。这还只是同僚之间的情形，姑且再说上级的情形。上级有想要立即办理的事情，而我偶然稍微迟缓一些，他们就指责我废弃、阻格政令；上级有想要缓办的事情，而我偶然稍微急切一些，他们就指责我违废法令。他们认为应缓办的，我或许认为应急办；他们认为应急办的，我或许认为应缓办；而我用应对这一方的办法去应对另一方，用应对另一方的办法去应对这一方，那么同一件事，双方的喜怒就会不同。百姓认为急办有利，上级或许让它缓办；百姓认为缓办有利，上级或许让它急办；我或者顺从上级而违背百姓，或者顺从百姓而违背上级，那么同一件事，上下的毁誉就会不同。细小的文书和条文，动辄彼此牵连；想在三年之间取得下属信服、获得上级信任，送走旧任、处理当前事务，一点也不出差错，从而保全自己的名声，实在困难。所以说，京畿的县令尤其困难。我不知道闵君治理上高时的情形，只是王君向我详细说了闵君治理饶阳的情况。闵君治理饶阳，调和刚柔，没有一点偏颇，主持政务完全以至诚为根本；把百姓放在自己之前，把实际功效放在名声之前。在饶阳任职两年，妻子儿女没有搬进官舍，吃粗食、穿洗旧的衣服，清冷得像寄居旅舍。百姓有陷入法律罗网的，他常常委婉体恤他们，不得已才依法办理。即使依法关押，实际情状也常常超出法律条文所能包容的范围；甚至对那些长期关押在狱中的人，他也每年供给米粮使其生活。唯独对胥吏和差役中谋求奸利的人，他便追究到底，丝毫不宽纵；细到文书、笔札这样的微小事情，也每天规定期限并加以查核，不让他们有机会剥削百姓。县里有三位功臣留下的田租定额，过去因此比百姓的赋税轻。狡猾的百姓利用税轻这一点，擅自侵占其利益，已经有好几代了。等到均田令施行，百姓的赋税稍微宽减，又有人想把这些田租偷偷并入民田之中，千方百计经营，甚至抱着文牍跑到宫阙之下。闵君坚持不可，分别说明两者所以不同的理由，最终使他们不能得逞。县里原本地势低湿，积水时田地成为泥泞洼地，水退后泥洼地又成为肥田。田地没有固定额数，豪强往往私自占有肥田，隐瞒赋税，却把赋税负担转嫁给贫困的零散小民。闵君廉察得知实情，大规模搜查隐藏的田地，共查得若干顷。县里常因水患，最终把养济院迁到学宫左边，又把演武场迁到县城数里之外；此前几任县令都废置不讲。闵君感叹说：‘这怎么能称作文治之地，却忘记武备呢？’于是捐出每月俸禄，选择附近的好地方重新安置；又利用空闲时间邀请有学问的士人，替他们剖析疑难，在农闲时考校骑射，用来显示威势、消除祸乱萌芽。王君叙述闵君的治理事迹并不详尽，大致就是这样。县里原本偏僻，没有行旅往来，所以闵君在境外没有可以借助来谋求资源、猎取声誉的交游。他的精神和心力，全都专注于使百姓便利的事情。又因为那些善于钻营做官的人把这些事情看作不值得做，所以百姓享受他的利益，而其他人不会嫉恨他的名声；他身处实际功效之中，上级也不怀疑他是在弄虚作假。闵君凭借岁月积累取得上等政绩，有关部门恩宠施及他的亲属，这是世人认为困难而公却轻易做到的事情，难道不可以称为荣耀和幸运吗？汉代政治崇尚综合考核，官吏治理蒸蒸日上、十分兴盛。然而它所尊崇宠遇的，不是赵京兆一类的人，而是颍川、渤海那样的官吏。他们本来就敦厚根本、崇尚实际，尊重礼法、使风俗厚重，并没有别的奇异之处。皇上怜悯百姓，压制矫饰贪暴的官吏，严厉惩治贪墨者，其意旨仍然近似汉代的法律。闵君既然因为尽职而符合皇上的心意，那么要在京畿县令中广泛获得荣耀和恩施，就不会再有什么困难，也应当不会再有人为难您。以后华美的官服和恩宠诏书，实在不可限量。王君说：‘确实如此！’请我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日后凭据。《邑侯马瑞河交相奖誉叙》

译本县自清宇林侯以后，曾经很久没有县令，甚至超过三个时令，只得由邻县的副职掌印处理政事。大概几年的温养教化，也抵不过三个时令的搜刮削弱。后来终于得到马侯，由赵博士推荐来任本县县令。赵地和本县同属京畿，马侯本来就熟知本县土地贫瘠、百姓贫困、赋税沉重而差役繁多。又正逢大旱之后、搜刮之余，百姓嗷嗷待哺，早晨还不知道晚上是否有饭吃。马侯刚到任，便询问百姓的疾苦，竭尽心思寻求便利百姓的办法，于是分条提出十八项建议，上报郡守、监司以及各位直接巡察使者。其中赞同十九份，不赞同十一份。我听说后感叹不已。这十八项建议，难道说对百姓不便利吗？百姓明明认为便利。县令治理一县，只要有利于百姓，专断施行也是可以的。何况已经讨论确定，再次议论；议论之后又请示，请示之后又施行，竟然还会有不赞同的，这怎么解释呢？如果一定要等恩惠从上游传下来，县令不能提出建议，那么县令只要默默无事就可以了吗？又怎么能称作县令呢？最终，不赞同的意见还没有赞同的多，未满半年，嘉奖马侯的檄文便接连到达。于是各位士绅以及父老子弟来请求我写赠言。我私下认为，智者不会为了获得声誉而违逆上级，志士也不会为了追逐名声而轻率试行。马侯谋划的是解除百姓的困苦，而不是计较上级是否赞同，这是县令的职责，并不是为了博取高尚的名声。不羡慕高名的人，不会喜欢听谄媚的话。我怎么敢用阿谀之词进言？我听圣人说过，办事一定要凭借权衡，成功则在于决断。权衡是事情的根本，决断是事情的关键。权衡专一的人能够控制局面，谋划确定的人很难被迷惑。姑且说县令：县令就像大将树立旗鼓来号令众人，左右进退都听从他的指挥，不敢越过他的命令。所以下令能够实行，政事就能治理；否则就会废弛。即便如此，这件事也很难说。县令一人坐在堂上，而能言善辩、工于机巧的人窥测我的好恶，设法以奇巧的说法迎合我。想兴利而谈论利益的人进言，想除害而谈论祸害的人进言，想把利害一概报请停止、宣称无须有所作为的人也进言。人情的变化，没有办法穷究。所以，能够掌握利害的权柄，命令就能施行；即使科条繁杂、文书众多，也能不沉溺于争辩、不陷入辞藻，命令就能施行。不要早晨弹瑟、晚上又改弹笙，不要议事时显得果断，临事时却首鼠两端，命令才能施行。不要同明白事理的人谋划，却让不明白的人把事情败坏；命令才能施行。言论正确而人品不端，就采用他的言论而贬抑其人；言论公正而内心自私，就审察他的内心，同时贬抑他的言论；命令才能施行。对于擅自行动而不顾法度、果断打击而毫不避讳、为自身谋利却给百姓结怨的人，必须一概不赦，命令才能施行。树木丛聚，借人的力量来显神奇；人一离去，十天便会枯萎。老虎借狐狸来显示威势，威势一旦施行，百兽就会畏惧。因此，威势在内部得到扶持，即使不发怒，百姓也会畏惧；能够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即使不劳苦，也能成功。所以说：达到治理有常规，以有利于百姓为根本；从事政务有常道，以命令能够施行为最高原则。至于上级知道还是不知道，与此没有关系。这是勤劳之人的特殊操守，也是贤者最大的愿望。我又听说：把该说的话全部说尽而不谦让，是忠诚；听取意见而不三心二意，是明察。忠诚就不会隐藏实情，明察就不会拒绝外来事物。马侯倘若不认为我的话是过度谋划，能够由此在世上讨论功名，那么您将来所达到的成就，实在不是我所能估量的。《本县三位县丞邢晋川交相奖誉叙》

译如今做官的，从县令以下，像县丞、主簿以及幕僚等人，一旦出现，便被认为是琐碎冗余、对实用没有帮助；归功、奖赏能干者，十件中只有一两件，而严厉谴责、苛刻责备却十件中常有八九件。他们看见上级凌辱折损自己，廉洁的人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只能庸庸碌碌地奉行职务；卑劣的人只希望早晚没有事情发生，只为自己的钱袋打算。这不但上级轻视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把自己看成无关紧要的冗员，怎么能够胜任职责并感到愉快呢？唉，人的才干品行难道会因官职品秩而改变，竟以地位高低来分别贤愚吗？博平邢君接受任命文书担任本县主簿后，我在他的住所认识了他。邢君说：‘我有先人的破旧房屋，足以遮蔽风雨；还有不丰厚的薄田，努力耕种其中，足以终老。我一定不敢把做官当作谋利的途径，以此玷污自己。’我对他说：‘人的才品各有一定限度，不能勉强求得；而可以自己安定的，是自己的心。内心不受玷污，那么是非、毁誉、荣辱、得失都不能扰乱它。坚持这一点走下去，即使面对盘根错节、重大困难的事务，也没有什么值得为难的。何况只是担任一个职务、尽一份官职的职责呢？’邢君到任后精勤尽职，廉洁公平而不苛刻，能够不辜负自己的话。主簿是因河道而设置的官职，主管河道而不主管民政；但署衙不在县城，而在县城所属的别镇。镇子离县城很远，是船只往来的地方，商人和百姓杂居于此，于是有人放弃本业不管，却去处理里巷百姓的争讼。镇上有税收要运送到郡里，每年数百金，全都由主簿负责征收和输送。在缓急之间，难免有人想从中染指，所以主簿往往不肯治理河道而荒废自己的职务；一旦离任，便会被豪强奸徒抓住短处加以败坏。唉，这难道是官职本身的罪过吗？邢君到任后，一概谢绝民政事务，说自有主管的人。他只是日夜巡视河道，带领徒役匆匆忙忙地修补河岸，查看裂隙的堤岸并加以整治。每逢秋夏交替之时，他便住在河上，督促人们拿着畚箕和铁锹，尽力与河水抗争。河水即使突然暴涨，也不至于淹没庄稼、堵塞漕运道路。邢君又完全了解输税的苦处，说：‘古代征税，只在店铺征收而不向货物征税；如今有拥有货物而征税的，也有没有货物却征税的，甚至有既没有货物也没有其人的，却仍然要征税的。我没有力量替商人请求免除，难道忍心这样剥削他们吗？’所以近年来店铺空虚，逃亡迁徙的人还没有完全离去，是邢君的恩惠。邢君所做的事情，大多像这样精勤、廉洁而公平。时间一久，部使者嘉奖他的檄文接连到达，嘉奖中有很多美好的言辞，大致都如前面所说的那些事。县里各位君子想跟随我取文前往祝贺。我想到古人说过：‘奖赏杰出者，惩罚不肖者，舍弃这两点便没有办法治理天下。’ 然而如今赏罚的权力掌握在部使者手中。部使者在过去曾微服行走于民间，考察官吏治理的得失，把耳目所见都由自己承担；后来渐渐把这件事交给监司和郡守。监司、郡守厌倦于侦察考核，又渐渐把它交给私下访查的奸民。耳目由部使者自己承担，便是部使者治理；交给监司、郡守，便是监司、郡守治理；交给奸民，便是奸民治理。部使者治理，是非分明，百无一失；监司、郡守治理，十件中也许有五件不出差错；奸民治理，则是非混淆，根本无法知道真相。奸民掌握上级的权力，就会斜眼窥伺县令，暗中窥探、表面控制，对县丞、主簿和幕僚更是蔑视。小民看见他们容易使人陷入危险，只要有一件事不合意，便会群起喧闹。廉洁之风接近于堂下卑微，法度也日益削弱。既然已经设置这种官职，让各种事务有所依赖办理，而形势却使上级轻视他们、下属也轻视他们，甚至使他们不敢自重，那么怎么能不借助一次奖赏，表明他们得到上级的认可，使人不敢轻慢看待他们，也不敢想着轻易超越他们呢？各位君子所以来祝贺邢君，大概就在这里吧？至于邢君的内心，本来就不把做官当作谋利的途径，那又何必把名声当作利益呢？《赠学士陆敬承先生视留篆序》高皇帝在金陵定都，仿照古代弘文馆和丽正门的遗意，设置翰林院，延聘天下名儒，如青田、龙泉诸位君子，每天侍奉在左右，共同开辟创业初期的道路。诸位君子遇到好的时代和明主，也各自贡献自己的志向，辅翼宏大的事业，建立丰功伟业，留下美名。所以即使皇帝后来在北方统治天下，经过一百几十年，留院的长官没有什么事务可做，几乎像隐居的老人一样，但天下人仍把他们看作鼎、彝、钟、吕那样的重器，尊崇敬重而不敢企及。这难道不是因为地位凭借人物而显得重要，而且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吗？我往年与宫谕陆君一起在留都主持考试，按照旧例在瀛洲署设宴；登堂四望，恍惚觉得几位君子正在面前相互揖让，自己几乎可以遇见他们。陆君说：‘如今天下各司之间，空旷幽静，没有比留院最清闲的了。我若能长期主管这个署，我的心情一定非常舒适。’我随口回答：‘您自己享受这种舒适，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我们不乐意您有这样的舒适。’陆君问：‘为什么？’我说：‘您见识明达、内心深厚，博闻强辩。与您高谈宏论，评论古今，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没有什么不能探究其意旨，能让听您谈论的人空手而来、满载而归。所以我们把您看作朋友、老师，像蓍草、蔡草一样可以占卜吉凶，怎么能让您有一天向南方谋求安逸而自得其乐呢？’ 又过了一年，陆君晋升为学士，掌管翰林院印信南下，主管留院事务，最终果然如同往年所说。那种空旷幽静的部门，我们都不愿意任职，您却终究不能被世间舍弃；难道是您自己想享受这种清闲，而主管爵禄任用的人又不能违背您的愿望吗？还是因为您以前上书没有得到答复，近来又有所陈述，却仍未受到充分尊重和采纳，所以想退隐南下，把自己处在似进似退之间呢？您要去了，不要因为守着空印信，便只管坐在私室中吟咏躺卧、自得其乐；也不要只顾寻访六朝遗迹，踏着空旷之地饮酒吟诗，把悠闲当作快乐。天下的变故常常突然到来，天下的功业也常常苦于仓促办理；藏蓄智慧、积存谋略，如果计划本来就有所等待，那么到了关键时刻应对变化，才会有余力。往日青田、龙泉诸位君子隐居田间时，世人疑惑他们没有被任用，但他们内心未尝不想治理天下，把功名留在史册上。皇上圣明，哪里难以迈步追随高皇帝？如今皇上正安静深居、专心调养，来不及阅览您的奏疏罢了。如果有一天在清闲安适的时候，取出您前后陈述的意见加以整理研究，忽然其中有诏书召您，安排您处在启发君主、辅佐政务的位置上，您拿出过去尚未施用的才略来救济艰难、安定倾危，与青田、龙泉诸位君子比较功绩、争论功烈，功业应当就从留院开始了。您在戊子年举荐的江右士人某君某，以及辛卯年举荐的南畿士人某君某，前来索求赠言。我不敢在文辞上有所推辞，姑且把先前与您谈过的话稍加编次，写下来交给他们。《贺刘谏议母胡太孺人贞节序》

译我任礼曹副职，主管褒扬海内妇女中守节刚烈的人，用来敦厚人伦、激励世道、使风俗淳厚并维系教化。如今国家的道德教化传播浸润已经很久，姑且不说各郡国每年上报的贞女节妇，前后相望；就是京城之内荐绅之家，近几个月也有两位幽居闺中的女子守持美好节操。一位是冯太史的母亲刘孺人，一位是刘谏议的母亲胡孺人。刘孺人另有序文。胡孺人幼年受到女训教育，十五岁嫁给赠君，过了三年生下谏议君。二十九岁时，赠君去世。孺人当时并不难以一死殉夫，但想到谏议君孤苦无依，便悲痛地说：‘死很容易，谁来抚养这个孩子，使刘氏不绝的血脉得以延续，并在地下报答我的丈夫呢？’于是辞去美丽妆饰，刻苦生活，日夜督促谏议君学习。等到谏议君成为进士，入中秘书读书，直到如今做台使者，便将孺人的事迹具疏上报朝廷，朝廷交给有关部门审核，部门复核后与所奏相同，得到批准的旨意，表彰她的住宅乡里。孺人更加叹息说：‘我这个未亡人起初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能够达到这一步，是上天的恩赐。我承受上天的幸运来报答丈夫，也就够了，怎么忍心把它看作自己的名声呢？’听到这话的人更加认为她贤德。孺人后来嫁给李君苍泉，将要召集乡里人来祝贺，于是向我索求赠言。我认为妇女守节本来困难，在士大夫家庭中尤其困难。乡村农妇、野外女子生活淡泊而安于清苦，内心没有第二种考虑；士大夫家庭的闺房中，耳目常常接触华丽奢靡的事物，内心也受到熏染，一旦独自守在空闺之中，母子彼此相依为命，漫长岁月过去，历经几十年仍能坚定冷静，没有盛衰变化的感伤，不是心志坚如金石的人，很难轻易做到，所以说困难。孺人的大嫂身居尊贵官位之家，享有显赫荣华，唯独孺人家门单薄、子息幼弱，经历百般艰难才有今天。人们看见她年老后安享俸禄供养，晚年获得荣耀名声，没有不艳羡的，哪里知道其中的极度艰难和痛苦，并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呢？天与人之间，彼此相互报答。上天报答孺人的，只有谏议君；孺人借以报答国家的，也只有谏议君。孺人亲自承担了教育子女的责任，她从小到大在家庭中反复训诲的内容，除了一个‘贞’字，大概没有别的了。始终专一而不改变，不因生死而改变志向，这是妇女的贞；纯正专一而不改变，不因利害而改变操守，这是臣子的贞。谏议君有幸成为近臣，出入宫禁，对天下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进言；又正值有很多事情可以进言的时候，上至皇帝职责，下至民生利弊，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说的，说了就没有不说尽的。不要故意激烈抗争来显示高尚，也不要回避禁忌来显示能干，而要使自己不辜负敢于进言的名声，使天下真正受益于进言。这样做既能成就孺人的美好志愿，也能履行报答皇上的职责。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使孺人光荣显耀的事情，又有超出贞节之外的内容了。《送冯用韫学士奉诏归省序》万历癸巳年秋天，冯君用韫晋升为宫詹学士，主管翰林院印信，逐渐得到重用。适逢他的尊父仰芹先生以河南参政的身份入京祝贺万寿，回来后便以疾病为由请求致仕。用韫听说后，立即上疏请求回去省亲。皇上嘉许他的心意，准假五月回家休息，又加赐金币，让他乘驿传车回去。我到用韫那里，问：‘您为什么要回去呢？’他说：‘家父回去了，我怎么能不回去？’我说：‘令尊为什么要回去呢？’他说：‘病了，怎么能不回去？’我说：‘令尊能够从二千里之外望着宫阙而奔赴京城，辞别皇帝后前往河南，近来还曾一两次举杯饮酒，看见他的饮食、谈笑都与往日没有不同，这明明没有病。难道是因为您家世代做官，如今又是父亲为参政，儿子为翰林长官，德行、功业、声誉都受到世人注目和艳羡，所以借鉴满盈之器的戒诫，采取知足止步的打算吗？’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满盈好比器皿，器皿有可以用斗、升计量的，拿斗升往里面注入便会满，满了就足，足了就停止；不停就会溢出。江海广大，有利于万物，万物得到它便滋长生存，所以众水归向它，百川灌注它，看不见它停止，也看不见它盈满。人的器量也正是这样。先生像江海，亲近他便可接近他，他不设城府，内心全部显露出来；慢慢观察他，就会发现他的胸襟浩瀚深沉，储藏没有穷尽，资用也没有尽头。天下无事时，即使中等才能的人也可以自我效力；天下有事时，不是卓越出众的人才，便难以应付突然发生的变故。如今饥荒接连到来，紧急军书交相奔驰，不能说天下无事。令尊既然身负奇才，就应当竭尽智慧和力量，排除困难、解决纷争，建立一点功劳来报答历代积累的宠荣。为什么在五十五岁时，怀抱十次中还没有一次施展的谋略，却谦卑地把自己寄托在知足止步的说法上，突然求取安逸来满足自己的私愿呢？世间只需要人才，而人才施用于世，各有不同的轻重。才干不能担当大任的人，退隐反而被世人看重；只知进取而不知退处，就会败坏名声。才干可以担当大任的人，进取才被世人看重；只知退处而不知进取，就不会建立功业。令尊果真是才智已经用尽而退隐吗？还是有才智却不尽力施展，只是姑且以退隐来取得名声呢？不带着自己的才干进取以成就功业，却带着自己的才干退隐以成就名声，难道是因为他所看重的在这里，而所轻视的在那里吗？况且令尊进取，您便立即想要回去，便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作为您的名声；而国家对于您父子二人都能得到实际的任用；令尊退隐，您的归去正好可以借此取得名声，而您父子二人独自享有荣耀的名声。那荣耀名声不能盈满，正如俸禄官位一样。想要避开俸禄官位，却反而去追求荣耀名声；与其退隐而取得名声、只有名声却没有功业，哪里比得上进取而取得俸禄官位，既有名声又有功业呢？用韫说：‘您只了解其中一方面。射穿杨柳，百发百中，尚且贵在善于收敛锋芒。我二十岁刚入朝廷，一步就做到身着紫色官服的显贵官职；即使令尊不回去，我还担心弓弦松弛、箭头弯曲，何况令尊真的有病呢？’我说：‘所谓弓弦松弛、箭头弯曲，是从末后衰败的形势来说的。您虽然已经有显著功绩，却一直处在清闲的部门，摆弄柔弱的笔杆，所说的都是空话而没有实际用途；如今才逐渐掌握实权。这正是调弓整箭的时候，怎么就担心弓弦已经松弛、箭头已经弯曲呢？况且上天不容易生出的是才干，人世间不容易得到的是时机。没有功业，才干便无从施展；没有时机，便无法建立功业。才干如同锋利的刀刃，不试用就会变钝；时机如同缝隙间奔驰的骏马，一旦过去便不再回来。您去吧，不要认为少壮可以永远保持，不要认为岁月可以任意消磨。奉诏前往，奉诏回来，等您日后功成名就，然后退身归去，为令尊举百岁寿觞，成为文坛的盛事，自然会有记述它的人，不需要我再说了。’ 《奉赠梦翁李老先生荣升南少司马序》

译梦池李公长期抚治畿南，朝廷大臣认为公是有名望的贤者，多次推荐他，多次都被搁置。戊戌年冬天，才晋升为少司马，辅佐留都枢务，赴任日期已经临近。真定徐令、藁城钱令认为我是公属下的士人，便带着公的治理方略来请求我写赠言。我反复思考公的政事，感叹公很难使皇上的英明完全得到施展。蓟、保、晋三镇是京师的屏障，自从开放互市以来，只有蓟镇仍然苦于没有安宁。晋地没有遭受兵祸，保镇更加没有祸患；没有祸患便没有防备，没有防备便没有兵力。公认为敌人可能突然到来，而军队不能突然整顿，防备也不能仓促办成，所以刚到镇上就选拔将领、训练士卒，补充车乘、整饬器械，裁减浮冗，修理亭障，在长期废弛的基础上经营整顿，振作积弱的形势，这是公的困难之处。赵、魏六郡，百姓很少有储藏，遭遇旱灾、粮食困难，很容易流徙转为盗贼；放纵他们就会发生动乱，逼迫他们反而会更加动乱。公于是告谕各位长吏，察看疾苦，减少劳役，打开仓廪，勤于赈济抚恤，不惊扰百姓，慢慢谋划安排，于是芦苇丛中没有盗警，田野乡里都安定，这又是公的困难之处。宦官奉命开采矿产，公告诫他们不要扰民，却不能禁止；上疏攻击他们，也不能成功；想引身避开，也做不到。公难以坐视他们横行，也难以凭势力直接制止他们，只能一会儿约束、一会儿放任，曲折周旋，既不让他们高兴，也不让他们发怒，最终使他们看不出我方留下的痕迹，而百姓却承受了公的恩惠，这又是公的困难之处。边疆大臣守御三韩之间，战争接连不断，羽书频繁到来；正调兵前往朝鲜，又调兵前往天津。军队本来就是公一向训练的，但训练充足时兵力才够，分散使用便不够。自从海上戒严，敌人将要生出异心，公把足够的兵力分出一部分防备倭寇，把不足的兵力留下来自己防守，每天整顿军事实力，每天筹办军需物资，用道义激励出征的人，用恩惠安抚留守的人，使出征者没有怨言，留守者没有忧虑，这又是公的困难之处。贫苦百姓连粗粮都没有，军队兴起后运输和各种供应又都要从他们那里取得，百姓嗷嗷待哺，所在之处都想着作乱。公亲自走遍郡县，抚慰安定百姓，减少随从，削减供应费用；没有到达时，完全听不到公到来的消息，到了以后，恩德意旨流布开来，温暖胜过给人披上棉衣，百姓这才欢快地庆幸公到来。所以即使百姓力量耗尽而承受不了劳役，财力耗尽而承受不了征求，满怀叹息愁苦，最终也没有喧呼起事，这是公的力量，也是公的困难之处。当公的奏疏上报时，违背了皇上的意旨，众人都以为公将获罪离去；但皇上了解公、信任公，推心置腹而不改变，委任公而不怀疑。晋升公为副都御史，又再次晋升为现在的官职，浮泛的言论不能动摇他，谗言也不能中伤他。大概因为海上的气氛尚未平定，京畿是重要地区，一天也不能没有公，所以一定留用公。海寇刚刚平定，才晋升公的品秩来酬报公的劳绩，所以说这是皇上的英明。有人说，既然知道公不适合让他南下，就应该把他放在闲散之地。我认为不是这样。天下发生变化，如果从外部开始，即使发展到猖獗的程度，也有地域阻隔，防御起来容易；如果从内部开始，即使极其微小，也容易聚众呼应，削平起来困难。在变化尚未发生以前防备它，就能从容安闲，谋划也容易；等到变化已经发生才防备，就会仓促错乱，形势便困难。如今倭寇虽然离去，属国虽然安定，但奸人以利益之事迷惑皇上听闻的，纷纷从四面出现。这正是范文子所说的内部忧患，不能认为天下无事。留都作为根本之地，长江上下全都成为盗贼出没的区域，几年来用于防倭的谋划，大致已经可以看见了。有见识的人对此存在隐忧。公既然亲自承担过这种困难，又在多事之日艰难支撑，一定能够把困难谋划在容易之时，把计划制定在事情发生之前。任用公的用意，是在这里吗？如果是这样，就更加令人佩服皇上的英明了。《赠刘斗墟叙》

译世上在当时做官的人，谁不想使自己显达有为，用来荣耀自己的父母？这是人情中必然不能没有的愿望。然而豪杰之士有时并不这样，因为不能放纵自己，便无暇顾及自身；法度不能动摇，便无暇顾及荣耀父母。我们县的县侯斗墟刘公，就是这样的人。公任合州知州时，正遇到采伐木材的差役，公以完成事务为主，却担心扰害百姓。最终百姓没有受到扰害，事情也办成了。恰好有嫉妒公的人进谗言。公的属官直指使者，见到直指使者后说明没有扰民的情形，一点也没有退让谢罪。直指使者非常愤怒，说：‘什么样的知州，竟然如此强硬！’立即把他扰民的事上报。皇上震怒，逮捕公押赴诏狱。公毅然接受逮捕。缇骑最终希望索取贿赂，稍稍折辱公。公说：‘知州正因为没有贿赂才被逮捕，既然逮捕就逮捕吧。我本来就没有贿赂。’恰好合州百姓有几千几百人跟随公攀援号哭，争着凑集钱财作为路费，公全部推却不接受。负责逮捕的人受到感动，便善待公。等到狱案审理完毕，事实与直指使者所说不相符，公获释，只被削减三秩。后来起用为黄安令，又任本县县令。始终以爱护百姓、使百姓得利为治理原则。一次巡视时，本县有人丢失了马，便说是本县人偷买的，还指称他们与盗贼相通。但本县人实际并没有买马。某县令派人逮捕本县人，又急切索取贿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本县人拿出全部财产贿赂他，仍不能满足他的欲望。计无可施，便上吊而死。某县令怒气还没有消，又逮捕拘系他的儿子，并想逮捕儿子的家属。公说：‘买马没有证据，却不断株连，这是把我们的百姓当作鱼肉来宰割。难道不顾父母的意思吗？’便坚持不交出人。某县令更加愤怒，编造污蔑之词中伤公。有人说：‘某个豪强有权有势，能够毁誉他人。公将要任期届满，难道就不能忍受一个人，借此向前任求得宠信吗？’公说：‘我只知道有我的百姓，终究不能因为一条人命而毁坏我的操守。’最终还是不交出人。两位巡按监司没有被流言迷惑，却也没有人肯推荐公。过了很久，邻州抓获买马的人，同时又抓获盗贼，事情才真相大白。等到本县派去的人依法受到论处，台使者更加知道公受了冤屈，佩服公坚持争辩，便公开上疏推荐公。公于是得以考核为最优，追封他的先父大夫，官职按照公的官职。我的儿子说：‘当公抗拒直指使者时，考虑的不是自身安危；后来自身却因触怒豪强县令而显达。谋划时也没有考虑官职；后来却因为被逮捕而显耀父母。有些事情因失败而成功，因毁谤而成就声誉，大多如此。’总而言之，公并没有存心谋求这些。公的心，只是真诚地为百姓罢了。曾舜征赠给公的话说得好：‘我们平时常常拍掌谈论，认为天下的事情只要用真心去做，没有不见成效的。’ 即使未必见效，真心终究不能被改变。正因为是真心，所以不能被改变；如果可以被改变，那就是受到是非毁誉影响的心，而不是真心了。我听说公在合州时，州里失火，火势挨家挨户蔓延。公径直赶到火灾处，祷告说：‘百姓无知，请不要把灾祸归罪于百姓，罪责在我这个知州。知州应当承担灾祸。’百姓害怕火烧到公，争着拉公离开。公坚决不走，说：‘想要救我，就应当救火；百姓们争着呼喊救火。’上天于是使风向反转，大火才熄灭。甲午年，郡县大旱，粮价飞涨，人心惶惶。公穿布衣、吃粗食，在郊外举行祈祷。恰好有人说：‘某地有龙神，是洪武初年逆流沿河而来的，神灵最为显验，有祈祷就一定回应。’公便写文书恭敬地请它。将要到达郊外时，公在郊外迎接，跟随祈祷的有几百人。众人看见一条蛇盘伏在道路旁，便一同拿东西打它。公认为这是神，制止他们不要打，并命左右把水盛在大盆里，祷告说：‘如果果真是神，就进入这盆水中，让我能够以礼奉事您。’祷告完，蛇蜿蜒进入水中，四处看去，抬水的人没有惊恐的样子。到了郊坛，把它放在神座前；过了一会儿，蛇又蜿蜒缠绕在神身上，占据神的双肩，向下俯视众人，过了一阵才离去。于是下起大雨，远近都得到充分滋润，到了本县境内便停止，境外仍然像原来一样干旱。唉！公的真诚竟然能够感通神灵，上天感应而降下风雨，却不能感动人心，只能让蛇忽而伏下、忽而起来。难道人能够胜过上天吗？最终上天报答善人，并不是上天最终被人胜过，而是真心产生了效验。公如今晋升工曹，进入留都。我私下认为，天下最严重的弊病、最难以追究去向的钱财，没有比工役之事更严重的了。民间的膏脂，百份中拿出十份进入官府，官府中又有五份，最终只有三份进入工役；百姓拿出、官府收入的情况，公都十分熟悉。至于从官府支出而进入工役的钱财，我不知道公将用什么办法节省缩减它。公要出发了，我不能与本县父老子弟一起攀援挽留公，只能特意表述公做官的大概情形，作为百姓颂诵之词；不敢增饰一句。《送马瑞河邑侯升任沾益守叙》

译本县县令瑞河马公治理我们县已经历两次考核了。考察三辅地区的政绩，没有谁比马公更出色。凡是往来本境、询问民谣风俗的人，没有不知道马公贤能的。两台各位使者，不论是下达褒奖他的檄文，还是公开上奏推荐他，没有一年中断的。然而同时任职的官吏，大多按照资历次序得到升迁离任，唯独马公郁郁不得调动。有对此感到疑惑的人，间或来问我。我说：“他不得调动本来就应该如此。做官崇尚机巧，而马公却质朴笨拙，这怎么能得到调动呢？”来问的人请我说明具体情形。我说：“机巧的官吏把严酷当作能干，专门用刑罚约束下属，而马公依循和乐仁厚之道，每天温和地教养百姓，从不随意对人施加鞭笞。机巧的官吏急于办理文书、赶赴期限，却把民间疾苦放在一边；马公孜孜不倦地为百姓兴利除害，往来田间小路，疏通沟渠，努力多储积粮食以防备灾年，扩大赈济借贷的本钱。机巧的官吏搜刮百姓来储备财物，以装点供应官府的需要，或作为送给境外的馈赠，广泛结交以求博取声誉；唯独马公拿出俸禄余资修建学宫，置办学田，修路建桥，建立长久的利益。机巧的官吏往往表面上虚伪地爱护属下，暗中却抓住他们的罪过，希望把过失转移出去以自我解脱；马公一概以至诚驾驭下属，属吏致力于成全事情、使人平安；有不合上意的地方，他尤其谨慎地从中调护。机巧的官吏观察上级的意向，发现有可以迎合其欲望的地方，便不惜使下属贫困来肥厚上级；马公却屡屡触犯当权者，宁可忍受甘愿接受责备，也不忍心加重盘剥、苛刻索取来搜刮微小利益。机巧的官吏有时虚假增加户口，取得异乎寻常的政绩；马公再次审定编户时，总是核实并使户数逐渐减少，削减贫弱人户也不怕损失户数。机巧的官吏把法令文书放在教化之前；马公按乡里划为社，每社设置三老，召集乡里的子弟加以训诲，表彰贞节、彰显隐德，向百姓指示行善的道路。马公的政绩不能一一说完，总的说来，都是世人厌弃而不肯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所谓笨拙了。”来问的人说：“照您这样说，他确实笨拙；然而机巧的人劳苦，笨拙的人安逸，劳苦的人没有功劳，安逸的人反而有所成就，笨拙的人最终胜过了机巧的人。”过了很久，马公因积累的劳绩升任沾益守。于是来问的人惊诧，我说：“这才是笨拙胜过机巧的验证。”我说：“不，以马公的贤能，上等也不能被征召为台谏官，次等也不能进入郎署，只得到一个州，而且还是万里之外蛮夷杂处的地方，这不免被机巧的官吏讥笑，哪里谈得上胜负呢？”来问的人说：“并不像您说的这样。沾益是荒远的边地，不像京畿处在天子脚下。向北遥望长安，君门相隔遥远，吏治的得失，不像三辅的郡县那样早晨发布命令、晚上就能上达天听。部使者两年才得以替换，文书制度又疏漏宽松，不像京畿之内有巡按直指手持斧钺四处巡行，耳目众多、见闻广泛。况且那里是财货出产之地，钱袋很难满足；部落容易受到欺凌，百姓心中愤懑，往往起来抵抗官吏，却被说成夷人的性情容易激动、难以安定，于是动辄采取斩杀、拘绑的办法。其实夷人并不是容易激动，而是使百姓不能安居其所，才形成了容易激动的势头。主管爵禄的人考虑认为，使用勇悍的官吏不如使用良吏。马公长期以循良著称，所以推选他担任州牧，使当地安定下来罢了。况且沾益比起建昌，就像东西相邻的两家一样，对马公来说实在是便利之地，怎么能说笨拙的仕途不如机巧的呢？而且我听说：机巧的人依靠人，笨拙的人依靠天。人不能胜过天，那么机巧就不能胜过笨拙，所以笨拙的人反而胜出。唉！仕宦之路就像车毂转动一样，究竟是机巧变成笨拙，还是笨拙变成机巧？我不敢知道。然而我偶然查看地图，见沾益以南有一处地方叫交河，是因盘江、蜡溪合流而得名。天地这么大，称为交河的地方没有几个。马公当年从交河起家，如今主管的州又得到交河这个名称，那么马公对于我们县，就会像朱氏对桐乡一样，恋恋不忘。而造物者也许又像是顺应马公的心意，选择这个地方交给马公治理，使他看到名称便想到旧地，以治理交河的办法来治理沾益。这样看来，上天安排马公，也未免太巧了。马公将要赴任，我们县的士绅前来请求我写赠言，于是我把这些话以及来问者的说法加以论述编次，归结起来交给马公，以此送别他。赠大中丞见泉魏老先生六载考绩序。

译魏公见泉自从出任山西巡抚以来，已经两次考满了。这是近来担任巡抚的大臣中从未有过的。朝臣因为公的声名德望，屡次在朝廷推举公可以担任大廷尉、辅佐都察院事务，或担任南北卿贰，却都没有得到答复。公想到他的尊亲被封为中丞，而自己年过八十，便上疏请求回乡奉养，情意恳切、言辞悲苦；即使比不上令伯的表章，也已经屡次如此，却仍没有得到答复。有人于是说，公一向奉行正直之道，屡次抗疏议论政事，皇上心中恼怒公，所以借此把公羁留。我说：不是这样。公从西台失意后重新起用，多次升迁直到今天的官职，皇上是了解公的；既然了解而任用，又任用而羁留，必定不是这个原因。大概公所上奏的事情符合制度却没有得到答复，自有羁留公的原因，并非皇上的本意。然而这样做若从替公谋划来说，就未必知道其中缘故；若从替山西百姓谋划来说，却是好事。山西原本是边镇，过去曾被敌人蹂躏；自从实行贡市以来，放下武器、停止烽火，只依赖和议，士卒战马日渐凋残，城墙日渐毁坏，运输财物日渐削减以供馈赠，将吏日渐偷安以等待升迁，彼此相仿，前后相袭，仿佛本来就该如此，安然不知奇怪。自从公镇守此地，贪墨官吏听到风声便解下印绶离去；否则就改变心意，跟随公走正道；再不然，公已经公开上疏弹劾他们了。公以自身作法则，监司又以公为法则来统率长官县令，长官县令奉行公的意旨，各自治理郡县，各自询问百姓疾苦，各自努力节俭，务求重视根本、崇尚实际，兴起废弛、振兴弊坏。民间有安乐和悦的生活，田野中没有愁苦的声音，这是公对山西所作的贡献。虽然烽烟没有发生，公防备边疆却更加周密，每天整治将吏并训练他们，选出不能任职的人加以调换，替换羸弱的士卒战马，修理朽坏的器械，修缮城堡、墩台、墙垣中应当创建或修理的部分。于是镇中开始有将领，将领开始有军队，军队开始有骑兵和器械，重要地点开始有城池，边地开始有墩堡；墙垣在无事时可以作为经营桑土的规划，有事时足以作为防守御敌的准备，这也是公对山西所作的贡献。世上的伪儒荒谬地创作邪僻言论，以猎取奇名、炫耀世人，彼此习染、互相煽动，从南到北，使新学的士生日渐惶惑沉溺。公为此创立三祠，祭祀各地的先哲，召集士人于其中，亲自加以论说，刻在石上，向他们说明敦厚人伦、崇尚实际的正确，崇尚虚浮、追逐诡奇的错误，又恳切地告诫他们的子弟，使子弟回去告诫父兄，务必使邪说平息，学术归正，教化兴盛，风俗淳厚，在潜移默化中引导而不留下痕迹；这也是公对山西所作的贡献。公刚直疾恶如仇，见掌管军饷的官员有以收支财物干扰公议的，便不难按照踪迹查究、记录上奏；即使怨恨都归于自己而不避权势，即使遭到反咬也不推辞，使这件事成为后来覆车的前鉴。脂膏之财不肯让贪官侵吞，金钱能够沾润边防戍卒，这也是公对山西所作的贡献。山西全境的赋税，名义上说是公用经费，实际上都成了私人积蓄。公认为费用只有一个用途：用于公事就是公用，用于私事就是私用，所以不拿来馈赠使客，而拿来整饬武备；不拿来充作问候馈遗，而拿来充实军需。实际上这样树立了镇戍藩篱的坚固防线，暗中也减少了国库征发的需要，这也是公对山西所作的贡献。我曾大略观察天下人才，士人中十分之一清廉，五十人中有一个正直，百人中有一个兼具清廉正直。然而有才的人未必清廉，清廉的人未必正直；即使清廉，有时也会发展到与世隔绝，即使正直，有时也会发展到凌辱他人，这又像险峻的山崖和飞瀑清泉一样，毫无实际用处。公的清廉操守、正直节义，是世人共同信服的；而且为国为民的念头发自真诚，所以所到之处都能尽职，不只是以刚厉自居；即使上疏称病、闭门等待命令，一切政务也没有废弛，从进入山西直到今天，经营谋划始终没有改变，这又是别人所不能赶上的地方。公在山西任职已久，很多人替公感到不平，而山西人爱恋公，如同孩子仰慕慈母，唯恐失去公，所以说从替山西人考虑便是好事。我不善于谄媚别人，公也不是接受谄媚的人；因山西藩司、臬司诸位君子的请求，我只选取公巡抚山西的大略写成这样。皇上正在振作精神治理政事，与众人一起更新政治，那些被压抑在外任的官员渐渐得到升进。如今司功之臣列举公的政绩，必定将褒奖公的劳绩、增加官阶，并用驿站文书召公回朝，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公在外任时，虽然能约束自身，却不能约束自己的恩泽不下达百姓；回到朝廷以后，进谏的意见有皇上不必听从的，所说的话有不必实行的，至于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不知公将有什么转移调剂的办法，我姑且等待看公今后的作为。赠斗墟刘侯考最迁秩叙

译古今谈论吏治的，没有比汉代更盛的。然而看班固史书所记载的循吏，如黄次公、朱仲卿这一类，也寥寥只有几个人罢了。他们都把爱护百姓、使百姓获利和施行教化作为要务，像慈母一样温和抚育，并没有其他奇特之处。当时其他官吏，有的奉行职责、尽守节操，严格执行法律治理政事，以摧折豪强、果断处置著名，使豪强两脚重叠而不敢触犯，难道不是称职而令人痛快吗？但他们却不能同前面几个人比较政绩、并列其中。由此可知，做官所崇尚的，在于前者而不在于后者。如今风俗日益趋于苟且，官吏日益争相玩弄法令；即使让百姓有所奔赴而后才行动，有所畏惧而不得不行动，也不是太平的根本，也不是父母官对待百姓的情谊。我们县的刘侯，聪敏而通晓事理，揭发奸邪、查出隐伏，能够抓住事物的关键、疏导其中的空隙，常常有余裕的才力却不全部施用。他的才能一概以仁爱教化为根本，用来使愚昧百姓平安。当他刚到任时，有人说县吏舞弄文法，能够上下其手出入人罪；狡猾的差役与县吏勾结，隐没应征的税款使自己肥厚，却向善良百姓索取赔偿；奸民用诡诈手段逃避、隐匿田租；游民不能养活自己，有的偷窃以求侥幸度过朝夕；轻薄的恶少没有市籍，不经商贩、不从事劳作，却穿着鲜美衣服偷窃食物，不难聚集党羽抢劫；还有旁门邪道的徒众，成百上千聚集在一起，用来欺骗迷惑愚昧的民众。刘侯说：“凭我的力量除去这些，就像扫除灶台上的尘土一样容易。”只是百姓是听从教化而不是听从命令的；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应当让百姓看见恩德而不是看见刑罚。于是他每次到学宫，都与博士坐在堂上，召集各位弟子考察品德、询问学业，亲自加以督责勉励，间或询问百姓的疾苦以及吏治的得失。有人把所知全部说出以相互匡正，他不认为这是冒犯，总是道歉说自己有所不及，以后应当自行改正；不因脸色态度而拒绝别人，唯恐再也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诸生中有通晓经学、品行端正的，他欣然奖赏扶助，像是自己亲自培养出来的一样，以此劝导其他人。他把全县的村落聚居地划为社，共十八社，推举年长而有德行的人担任社长，取高皇帝《谕俗》六言并推演其意义，让本社聚集的百姓接受训诲。即使穷乡僻处，他也不时亲自到社中，亲自讲说，劝勉人们行善、防止奸邪、节省费用、增长财富。又在乡里设置里正和父老，让他们公平裁决诉讼。有争讼的人，就让双方各自到父老那里接受裁判。父老处理案件，听取双方陈述后认为公平，便听任他们作出裁决。起初双方用修饰过的言辞互相攻击，后来内心后悔、愿意自我反省改过的，大多置之不问。因此善良的人爱戴信服他，顽劣的人惊惧而愿意改变。过去只知道谋利，如今知道还有理义了。过去只知道歪曲法律，如今知道羞耻了。富裕的人，渐渐能够拿出粮食救济本乡的贫困者了。大股盗贼被捕获，其余的也逐渐收敛而改变想法了。那些宣扬邪道、用来恐吓或迎合人心的人，民俗也将信将疑、开始加以辨别了。唉！这都是箱笼、刀笔小吏所做的事情，他们却战战兢兢地奉行。即使弟子和老师之间，尚且倚着席子不谈论这些，而刘侯独自把礼义当作文书，把教化当作目标，恰好使百姓因行为合宜而振作起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这难道不应当同黄次公、朱仲卿诸位君子相提并论吗？诸位君子遇到汉代盛世，都增加官阶、赏赐黄金，有的入朝成为公卿侯爵。如今刘侯也因考核成绩优异而追赠他的先大夫，按照他的官阶加以赠封，又新近升任南水部郎，逐渐尊贵显达，不能说没有遇合。县中两所学校的教官以及诸位弟子前来请求我写赠言。刘侯种种善政难以全部叙述，这里只特别表彰他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的事情。赠郡丞杜充庵考绩叙 郡丞主管郡国的盗贼事务，凡是盗贼出没以及拦路抢劫、以此谋取奸利的人，都可以督促郡县负责盗贼事务的属官按时察访。大概是辅佐郡守禁止奸邪、消除祸乱萌芽，使一方安定。大郡国又设置阃帅一人，率领属下以威慑不守法纪的人，防备非常事变，用来补助郡守、郡丞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我们瀛州本来就是京畿附近的大郡，楚充庵杜公任本郡郡丞已经三年了。将要具列政绩、向朝廷奏报考核成绩，而阃帅时公率领各位武官，请求写些能够使他的行程增光的话，便让不才这个郡中人替他作文。不才私下感叹，古代平息盗贼容易，如今平息盗贼困难。汉神爵年间，渤海盗贼兴起，朝廷命龚少卿治理，传檄停止捕盗官吏，凡是拿着锄头、钩子的都当作良民，不得追问。等到盗贼解散，又借给他们仓中的粮食，用来安慰、安置和养育他们，于是盗贼全都平定，诉讼案件减少而停止。后来掌权的人以严酷苛刻为务，制定捕盗条例：盗贼兴起而没有被发觉，或者发觉后捕获人数没有达到规定等级的，都以失职论罪，并且连累郡守，向上一直连累到监司。那个时候，即使想停止捕盗官吏，难道不会担心放纵盗寇吗？掌持文法的人，难道不会以违背诏书的罪名追究后果吗？幸好不要再用文法束缚了。主管钱粮的人，能够听任打开粮仓借出粮食吗？即使下令允许打开粮仓，又到哪里去取得粮食呢？所以说困难。杜公治理过四个大县，所到之处都以廉洁公平取得成效，不以勇猛强悍来炫耀、取悦听闻和观看的人。他考中进士十多年后，才因积累劳绩升任郡丞；杜公也没有狭隘怨望之心，毫不失望，反而更加修明廉洁公平的政务，制定条文教令在民间颁行，晓谕百姓劝善防奸的意义。下属官吏敬畏地仰首画诺，奉行约束，没有人敢借巡行之名游荡，或恣意惊扰百姓。百姓也敬畏而服从他的教化，即使有不守法的人，早晨发生事情，官吏晚上就能将其捕获。近年来年年有灾荒，小民安于饥寒，没有作奸犯科来抵抗法网。齐、鲁、晋、魏、中山之间，百姓遭受旱灾，所在之处蜂拥而起，却没有人敢偷偷进入本郡作盗抢劫，这是因为他们一向被杜公的恩威所慑服。唉！假如授予杜公便宜行事的权力，治理渤海又有什么困难呢？渤海政事成功后，汉主亲自召见龚少卿；杜公若任晋地水衡都尉，职位亲近，也可以用来显示褒奖。皇上多次颁下施恩的诏书，拿出内库财物分发赈济贫困瘦弱者，又担心饥民离乡成为盗贼、使百姓遭受祸患，恳切地严格告诫有关官吏，不要使祸患滋长蔓延。他这样关注吏治和百姓的艰难，哪里只是像汉宣帝呢？杜公因考核成绩优异前往朝廷，如果考功官查阅考绩文书，见到公精勤尽职，必定会有显著升擢来酬答前功，同时要求公取得后来的成效。从前王生教龚少卿，皇上询问治理情况时，不可以有所陈说，应当只作停止捕盗的回答。他说：“皇上的德政，当时官吏百姓富足充实，安居田里，所以回答只应到这里为止。如今郡中没有积蓄，即使年成稍微丰收，百姓还只能吃一半的豆子；一遇水旱灾害，不迁徙就会死亡。饥寒迫切于自身，即使慈父也不能保有自己的儿子，这是杜公明明知道的。万一陛见时得到皇上清楚询问，就应当极力陈说百姓疾苦的情状，不要只是像王生那样安排回答。” 贺崔友泉荣荐叙

译我的同年易宪副君选曾经谈到他所在县的县令崔公多么贤能，说：“公才识全面而明朗，没有什么隐微之处不能明察，遇到事务往往能够果断处理；但只有对百姓有利的事才去做，对百姓无利的事不苟且改变；只有对事情便利的办法才采用，对事情不便利的办法不轻易改变。用法令的威严约束胥吏，却不一概用来整齐平民；用恩惠宽待孤苦寡妇，却不施及奸邪之徒；用和蔼的神色笑容以礼待诸生，却不借此笼络左右。”我曾一两次在长安旅舍会见崔公，听到他的言论、观看他的风采，知道君选的话并没有错。自从公治理县邑以来，他的政绩完全载入推荐他的奏章，每年都有。过了很久，公因积累劳绩升任郡丞，分署治理我们县的别镇。不到两个月，巡按侍御陈公就公开上疏推荐他，大概仍然是因为他在肃宁时的政绩。镇中诸位君子将要举杯祝贺公，便命我撰写祝词。我说：“公先前主管治理百姓，如今主管治理河道。治理百姓，常常苦于百姓不足；治理河道，常常苦于河水有余。百姓不足就会困穷而造成祸害，河水有余就会泛滥而造成祸害。所以治理百姓应当抚慰爱护，总不要使他们走到困穷的地步；治理河道应当筑堤防护，总不要使河水达到泛滥的程度。至于顺应它们的本性，这一点是相同的。” 公既然治理百姓已经取得成效，那么治理河道又有什么困难呢？有人说：“可以煮整头牛的大鼎，不能拿来腌一只鸡。郡丞相比县令，职位确实尊贵；然而县令的职责繁多，郡丞的职责专一。职责繁多，就可以在职责范围内游刃有余；职责专一，就不能越出职责之外。凭公的才能，却让公受束缚于治理河道一件事，其他事情都不能参与，这就像捆住孟贲的手而观看他搏斗，束缚骐骥的脚而观看它奔跑，使公没有机会自行表现出来。”我听说徐州、沛郡、淮水、泗水之间河水横流，城邑因此崩坏，百姓都成了水中的鱼。督治河道的人惶惶不安，没有办法可想。倘若晋升公的官阶，让公主管这件事，使公能够显露非凡才能，公一定会有良策奇谋，成就宣房宫那样的治水功业，把功绩记载于太常，这又不只是疏导一带河流、被部使者推荐赞扬而已。我恭敬地用这些话答复诸位君子的请求，同时等待将来的事实来验证。《淡然轩集》第三卷。●钦定《四库全书》。《淡然轩集》第四卷。（明）余继登撰。○序。为陆年伯七十寿辰作序。当初我余继登读中秘书时，海内执经求学、彼此敬重学业的同门兄弟，共有三十一人。又过了十四年，到万历庚寅年，诸位兄弟中列在交戟门内任职的，才有六人。这六人中，父母俱健、能够称“具庆”的，又只有三人。这三人是宫谕陆敬承、冯用韫和少司成杨贞复。杨贞复家在东粤，路途遥远，所以杨伯氏不能常来；只有陆、冯两位伯氏能够来。陆伯氏来，是为了就近奉养；冯伯氏来，是因为任官。小子私下原以为，陆伯氏读书做儒生而没有走仕途，却因敬承的封赠而成为封君，这样的人一定任性放纵，形骸之外无所顾忌。冯伯氏少年登第，几年便做到臬大夫，任大夫已经十多年，这样的人一定会因身份体貌而自我矜持，显出严峻的样子。后来我随同各位兄弟行子弟礼，拜见两位伯氏。见陆伯氏时，他容貌非常庄重，诸位兄弟也因他的庄重而感到敬畏。问话便答应，回答时便起身，敬酒三爵、祝寿三揖后退下，俨然以宾客之礼相待。等见到冯伯氏，却欣喜得像旧交，和蔼得像父子家人，举起酒杯畅饮，任性谈说，大略忘了身份界限，而且还能使诸位兄弟也大略忘掉身份界限。我退下后私下感叹，认为两位伯氏都是长寿的征兆。为什么呢？依我私下观察如今的人，没有一个不以功名为志向。然而有得到功名的，也有得不到的；得到的便操持戒惧、战战兢兢，战战兢兢的形态常常瞪眼傲视、夸耀于众人耳目之前；得不到的便失意不平，不平之气发作，便表现为乖张诡异、傲慢而不可控制。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如此吗？只是遭遇因时而异，性情随遭遇迁移，迎合别人所适宜的，却不使自己适合自己的适宜之处，所以情态不同；总的说来，都是损伤和气，并不是长生、安身、快乐心意的道路。陆伯氏以安静作为自己的性情，从做儒生到成为封君贵人，从少年到壮年、老年，有所得也有无所得，却始终无所偏适。若不是安静便不会无所偏适，正因为安静，所以没有少年时代失意的情怀，没有傲慢而不可控制的姿态，也没有封君贵人的气势。冯伯氏以活动作为自己的性情，时而升迁、时而沉落，沉落后又重新升起，心中没有什么得不到，却也没有偏适。若不是活动便不会无所偏适，正因为活动，所以内心忘掉得失，对外忘掉界限。两位伯氏的性情不同，却都是使自己适合自己的适宜之处。能使自己适合自己的适宜之处，性情就得到安顿；性情得到安顿，天性就完整；天性完整，便和乐舒畅，通达而不失喜悦，日夜没有隔阂，和万物相处如同春天。所以说，他们都是长寿的征兆。今年陆伯氏年满七十岁，敬承将备办船只迎接他到长安寓所奉养，门下诸士也将托敬承为伯氏祝寿，敬承所举荐的武闱士子若干人也在其中。有人来请我写几句话，我这个小子知道什么呢？姑且叙述长者往昔的作为，重复说明长寿的征兆。至于冯伯氏，只比我大五岁，还没有到称寿的时候，便请等到他九十岁成为卿士时，我小子再作《抑》诗为他祝寿。贺御史大夫带川刘公八十寿叙。

译庄皇帝即位第四年，东西两边的敌人约期大举深入，京师戒严，皇上下诏特意在通州设立制府。从家中起用前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带川刘公，统率各路入援的兵马。公到达后，明确号令，重申约束，营垒旗帜、军队的精神气象全都改变了。敌人侦察到我军已有防备，徘徊一阵便退去。各路援兵解散，公也请求退职回乡了。公归乡二十二年，到今万历辛卯年，公年满八十岁。同乡的荐绅先生将要备办羔羊和雁来祝贺，并交给我余继登一张纸，让我撰写祝寿的文章。我年少头发刚开始干枯时，公已经在疆场效力，以功名闻于世。如今我的头发也将斑白，私下妄想着公大概已经老了。到了戊子年夏天，我因出使经过公的家乡，前往问候公的起居，见公牙齿、头发、形体、精神都和壮年男子没有不同。又听乡里人说，公每逢年节，常常骑马驰逐，角射、射杀狐兔作为娱乐。于是感叹卓越非凡的人才，是造物者特别厚待的人，他们的精神意气与常人不同。常人的精神意气通常不足，非常之人的精神意气通常有余。因为不足而希望达到有余，所以运用时常常显出不足；只有有余，才会随其所用而都用出余力，不显出不足。公一生历任十七职，国家治理军务时，边疆每逢艰苦便借重公防守边疆，倭寇为患便借重公剿灭倭寇。公的节旄所指，东边到辽海、渔阳，西北到上谷、云中，再向西到榆林，南边到浙西、七闽以及粤地东西，大小战役数百次。公亲自擂鼓，站立在箭矢和砾石之间；有时亲自穿戴铠甲头盔，身先士卒；有时以少数攻击多数，以弱兵抵抗正盛的敌人；有时弯弓横戈断后，掩护大军；即使有人股战心惊、面色失常，公的精神却更加健旺，意气更加从容。公多次遭受流言非议，有时功劳反被说成过错，但公全不介意，也从未说一句为自己辩明的话；一听到诏令，便欣然上路。考察公经历的地方，无论南北山川、风气燥湿各不相同，还是奔驰于刀箭之中、出没于摇撼的波涛之间，以及处在是非、毁誉、成败、利钝之中，常人无法承受那种纷扰忧劳的状态，而公处之泰然，不因此损伤和气，也不因此损害自己的生命。这样看来，公的精神意气就像橐籥一样，难道不是造物者特别厚待他，把他造成为国家的屏障吗？肃皇帝最了解公，多次特意简拔公，两次在公服丧期间起用公，授予兵权，所以嘉靖末年，公的功勋最多。自从西方敌人请求入关通好以来，边境无事，世上没有任用公的机会，公也不求世上任用自己。如今敌人背弃盟约，残杀内地百姓，天子忧惧地向西顾望，重新燃起抚髀叹息、思求良将的心意，广泛搜罗才俊，希望他们宣扬国威、安定巩固边疆。我认为寻求未经考验的臣子，不如寻求已经考验过的臣子；任用新进之臣，不如任用老臣。秦国攻伐楚国，不是靠信而取得成功，而是靠王翦取得成功；汉朝困扰于先零羌人，朝廷诸臣没有超过赵充国的。公的功劳在边疆，名声在天下，如今的敌国本来就已经耳闻公名、心中畏惧了。皇上倘若让公恢复旧任，使公能够施展他的余力，一战成功，班师奏凯，续写王朝功业，在塞外树立威望，这正是公鹰扬奋发的时候，边患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诗人歌颂君子的长寿无期，却先说邦家根基。常人的精神意气不足，所以不得不收敛起来以保养自身；非凡之人的精神意气不只是本来有余，还常常运用余力建功立业，使国家安定，个人与名声都安泰，这才是大臣的长寿，也是诗人所说的无期之寿。我不擅长作词，恭敬地用这些话为公祝寿，并答复荐绅先生们的请求。寿甘母吴太孺人序。甘侍御维藩，是我在礼闱考取的士子。侍御起初任县令，任满三年，得以封赠他的母亲吴氏为太孺人。又过五年，入朝任侍御史。再过三年，太孺人年满六十岁。当时侍御正在北方巡按两关，南方办理楚王事务，忙碌得来不及按时回家为太孺人祝寿，只能独自心中怦怦，怀有《陟屺》《循陔》所表达的思母之情。今年辛卯，太孺人六十加一岁，侍御正奉命巡按吴地，得以顺路回到家中，在母亲膝下举杯祝寿。侍御君在京城做官的同门朋友，都想托侍御为母亲祝寿，来向我索取文章。我想，人子对母亲，只要可以亲自尽力，没有不愿意做的。然而如果实在没有可尽力之处，又怎么办呢？因为子女对父母的愿望，不过是希望父母得福、长寿。天下人的寿考福禄，要看父母自身的德行。所以福寿本来就是父母自己所拥有的，子女又哪里用得上自己的力量呢？做子女的对于父母的福寿，完全没有可以出力的地方，于是不得不战战兢兢地立身行道，希望以荣誉声名奉养父母。因此子女用声名使父母荣耀，也用声名为父母祝寿。从前隽不疑任京兆尹，每次巡视县邑，有冤案得到平反，母亲就高兴；没有平反，母亲就发怒，不肯吃饭。京兆尹想成就母亲的名声，所以治理政事不残酷。如今距离汉代已经很久远了，但隽不疑母亲的贤德，人们仍然能够讲述。这就是用声名使父母荣耀。鲁侯为大夫、庶士举行宴饮，于是诗人歌咏宴饮欢乐并为母亲祝寿。如今距离鲁国又更加久远了，但鲁国为母亲祝寿的名声仍未衰减。这就是用声名为父母祝寿。曼倩担任京兆尹时，虽然平反的案件很多，却不能超出京兆的范围；鲁侯虽主管一国，然而土地不超过几个郡，他所适宜、所教化的大夫士人也有限，但两位母亲却借此声名流传，当时荣耀，后世也受惠。如今侍御所巡按的辖区，从燕、赵直到吴、楚，大郡有几十个；他亲自平反的案件有多少？藩司、臬司的官吏，郡县长官，都听命而画诺，他所教化和施惠的人有多少？那些受到他的教化、获得平反、感戴恩德而颂扬太孺人的人，又有多少？太孺人身不出闺阁，名声却传到九重，德行载入诏制，天下一半的人都举手加额，祝她长寿千万年。这是侍御能够对太孺人尽力的地方，与古代两位母亲相比，不知怎么样。可是我私下认为，曼倩是贤者，只是史书没有记载他母亲的年岁；鲁侯的母亲确实长寿，但诗中所称颂的大多是美好的言辞，并没有事实。侍御才华出众，如今将要渐渐得到任用，他遵循慈母的训诫，施恩泽于百姓的事业，也将一天比一天更加盛大。太孺人步履强健，每天都能看见儿子广泛施行孝道、为家庭增添光彩，没有终止的时候；即使把这些事写入史册、传播到歌颂中，也恐怕是古代那两位母亲所不能兼有的。侍御回家后，应当整肃衣冠，奉上酒杯祝寿；请把我的话为太孺人诵读。太孺人将欣然举起侍御的酒杯，也将面向北方举起两三位君子的酒杯。一昆李封君七十寿叙。

译从前我分校礼闱，得到永春李开芳伯东氏的制义文章，读来温厚醇正、典雅，很喜爱他的文章。等见到本人，发现他温和而大雅，远远看去便知道是君子。文士的文章，毕竟只是文章；考察其本人能够如同文章的，百人中没有一个，因此我更加看重他的为人。伯东任度支时，精勤尽职。司农的胥役把各仓库看作外府，年节时私自取用其中余粮，数目没有定额。伯东不愿用百姓的脂膏填满无底的沟壑，便节制而不给他们。三年积下的盈余将近几万石，他留存下来交给后任，不惜使自己成为众人怨恨的集中对象，名声却日益增长；我因此更加看重他的为官。后来我同伯东交往久了，了解了他的家世，才感叹伯东砥砺品行并不只是天性如此，大多是得到他的尊人一昆先生教诲的缘故。先生博学，擅长文章，因为通晓经学而长期等待铨选，却能够断绝做官进取的念头，只与弟弟少昆先生每天侍奉母亲太夫人，早晚问安，和乐自得。先生家境向来富裕，设置义田来供养族人；至于亲戚邻里中贫寒需要衣服、饥饿需要食物、困穷需要周济的，都来找先生，先生便根据缓急资助他们，面色从不吝惜。至于自身奉养，则简约淡泊、朴素无华；除了结社饮酒赋诗之外，没有其他纷华享受。天道会减损有余、增益不足，而人往往凭借有余的资财，来求得填补自己的不足。先生辛勤从事笔砚文章，即使取得一项官职，也不足以偿还当初的志愿；但他看重双亲而轻视功名，便立即放弃不去任职。华丽衣服、美味饮食，尽情享受声色之乐，也是富人的常态。先生却对自身节俭、对他人厚重，上天把有余的资财供给先生，而先生安然处在不足的境地，所以如今伯东在郎署中有声望。先生因伯东显贵，戴上光彩的冠服，成为受封的封君，而太夫人仍然健康无恙。次子在乡试中举，将要和伯东接踵而行；兄弟二人在庭闱之间争相显耀，使家庭充满宴饮欢乐，福禄和顺通达，这都是上天用来增益先生的东西，只是先生自己不知道。去年秋天，伯东从乡里来，说先生今年年满七十岁。我完全了解先生一生，然后才知道伯东之所以能够做官，是因为先生的教诲；伯东也因此懂得先生是在为自己求得长寿。所谓人的长生，并不是能把生命续接得更长，而是说使他享尽自己生命的定数。太仓的粮食年年不断运入，数量很多；然而不积聚，就不会充盈。假如人人都像伯东一样，三年便积到一万石，又哪里会有穷尽的时候？财赋是国家的命脉。人的精神，也是生命所赋予的命脉，但其限度是有限的；拿有限的东西去追随无穷，便会一天比一天消耗、一天比一天减损，气血流通也会有不周遍的地方。先生既然把节俭的道理用来修养自身，又把节俭的道理教给子女。大概他深知有余与不足的道理：形体不劳累，怎么会衰败？精神不妄用，怎么会枯竭？看今天的结果，就知道上天正在用这些事情使先生长寿。老子说：“把道修养于家庭，德行就会有余。”由此说来，先生的寿命本来就不可估量。请允许我把这些话作为礼物交给伯东，借以助先生举起一杯寿酒。王母张太孺人八十寿叙。此前，直隶按臣上奏说，他所辖地区有文安县孝子王某，出生才一个月，父亲某便离家出走，再没有回来。孝子长大懂事后，常常自我伤感地说：“天下难道有无父亲的人吗？我不难为父亲殉死，只是又怎能没有办法奉养我的母亲呢？”娶妻才几个月，就辞别母亲前去寻找父亲的踪迹，过了八年，贫穷得没有资财，困顿了好几次。幸亏得到上天保佑，没有陷入死亡，感应到奇异的梦境，才和父亲一起回来。如今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应当表彰他来激励浅薄的风俗。天子认为他说得对，便为他表彰闾门，于是孝子的名声大为显扬。孝子有六个成年儿子，最小的叫赠观城公。观城公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个考中进士；这两位进士，就是如今的户部郎中应霖和尉氏县令应期。户部君主管度支，长期受到大司农认为有才干的赏识，推选他主管辽左军饷。户部君面有难色，我对他说：“是觉得辽左困难吗？”他说：“臣子的职责，事情不能因为困难而回避，我对辽左有什么可推辞的？只是辽东边地距离我的家乡很远，势必不能奉养母亲一同前往。我的母亲老了，我怎么能没有登屺山思念母亲的感情呢？”我非常佩服他的孝心，于是知道他有太孺人这样一位母亲。户部君前往辽地的第二年，即万历辛卯年，太孺人年满八十岁。太孺人有女婿御史中丞蒲汀姜君，他对我说：“自从不才做王氏的女婿，和户部君兄弟同窗学习十多年，太孺人一直把我当儿子养育。如今幸而能够顺路回来登堂祝寿，冒昧请求您写一篇文章。”我于是询问太孺人的闺门仪范和品行。姜君说：“太孺人的性情勤劳节俭，又极其孝顺，侍奉公婆以及继婆婆，都很能得到她们的欢心。”我于是感叹，妇人的德行，难在勤俭吗？不，难在孝顺；妇人的孝，难在侍奉公婆吗？不，难在侍奉继婆婆。像伯奇那样的儿子、像闵损那样的贤人，都不能得到继母的欢心，而太孺人却能极好地得到继婆婆的欢心，这就是太孺人的孝。过去万石君行为驯谨孝顺，他的子孙也都孝顺，因此在郡国以孝闻名。王氏自孝子以来，便以孝道作为子孙的表率；太孺人遵循他的教诲来侍奉尊长，户部君兄弟也都受到孝道的感化。孝道可以上通神明，得到神明保佑，家族就会因此昌盛，个人也会因此安宁。所以太孺人活到八十岁，能够坐看子孙成就，而形体精神一点也没有衰退，并不是偶然得到的幸运。上天生下户部君兄弟，使他们立身扬名，来报答孝子；生育太孺人，并教导户部君兄弟，又使他们长寿健康，使自己能够亲身享受他们的荣华来报答太孺人。这就是说，太孺人的身体是上天保佑的，连司命之神也不能限制她的寿命。世上谈论母亲德行的人，有的不过纺一匹布、吝惜一升粮食，便斤斤计较地夸耀她的勤俭，妄想以此求得长寿；拿这种事来同太孺人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这就是大小之别。太孺人祝寿时，户部君兄弟各自从任职处拿出俸禄余钱，买来甘美酥脆的食物和精美绮罗进献；伯、季诸子在膝下的，也率领孙子、曾孙在堂上舞彩衣，进献百岁寿酒。又恰逢中丞君经过乡里，手执酒杯来到子弟们的行列中，这场面多么光彩壮观啊！如果本县父老子弟望着宅第感叹说：“上天这样报答孝子”，那么太孺人的寿诞所起的感化作用就大了。封给谏双桥刘翁及其配偶范太孺人一同长寿的序。

译双桥刘翁，家世代以儒业为生。刘翁年轻时以儒学闻名，参加考试总是顺利，后来却屡屡失利。刘翁更加闭门苦读，发愤诵习，不顾谋生之事。范孺人操持家务来帮助他，直到早晚饭食都难以供应，也始终安于清贫，不因而停止学业。刘翁性情正直，凡是侍奉父母、交往朋友，都一概出于至诚。他有若干亩田，靠它供应稀粥。庚戌年发生大蝗灾，蝗虫所过之处连一穗粮食也不留下，刘翁整好衣冠向蝗虫祭祀，蝗虫便飞走了，没有造成灾害。他的至诚能够感动同类，就像这样。刘翁有个儿子，就是如今的左给谏济沧君，读父亲的书，聪慧颖悟过人。刘翁抚摸着他说：“造物主若要让我显达，就不会让我到今天还未显达；到了今天仍未显达，是命运如此。我有儿子能够完成我的志愿，我还苦苦用功做什么呢？”适逢庄皇帝登基，下诏规定博士弟子中年高而有品行义理的人，赐给冠服。郡里便以刘翁应诏，郡守、上级长官按照制度为他送来章服。刘翁脱离博士弟子名籍后，便一心督促给谏君学习，范孺人也每天从旁劝勉他。给谏君终于考中进士，入内阁读中秘书，在谏官中有了声望。辛卯年主持东方的考试，士子们便借机到省中探望他的两位尊亲，依依留在子弟住所，不忍离去。刘翁和范孺人察觉后，催促他说：“你已经从诸生中崭露头角，历任清贵显要、掌管耳目的职位，官职又以谏为名，应当每天把天下的事情作为要务，向主上分别明白地陈说，希望可以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何必还要以老人家为念呢？况且两位老人身体健康、吃饭也好，而我们家仰望长安，就像长安近在屋檐下。你只管前往，我当趁着春日和暖，去长安宅第奉养他们。”给谏君于是回来复命，今年春季中旬便备好板舆，到官邸迎接刘翁和范孺人。恰逢给谏君任满一考，考核成绩优异，便按照他的官职封赠父亲，母亲范氏封为太孺人。当时刘翁七十二岁，范孺人也同岁。乡里在朝廷做官的诸位大夫想请给谏君代为祝寿，我便撰写了这篇祝寿的文章。我想，士人正低头参加考试，没有不想使自己显达有功的。自己无法显达，便希望从儿子那里得到显达，这种经历世间已久。因此，父母能够享受到儿子的报答，百人中不过一人。人情长期受到压抑而不能实现愿望，一旦从儿子那里得到满足，有的人便倚仗势力欺凌乡人，有的人便聚敛财物来自我享乐。不这样做，也不以这两种行为连累后代的，又百人中不过一人。做父母而不能享受儿子的报答，做儿子的对天命无可奈何；享受了儿子的报答却反过来连累儿子，做儿子的对父母也无可奈何。刘翁和范孺人头发都白了，却一同享受荣耀，亲眼见到儿子成就功名，亲自看到皇帝的封赠诏词，身上穿着法定的官服；平生因仰望而不能得到的东西，都由儿子为他们取得，因此心中常常有所自我抑制。郡中的大夫以宾客之礼接待刘翁，他却推辞不去学宫。有时有人前来拜访求见，他仍带着诸生的身份，按照礼节躲避，战战兢兢，仿佛害怕得罪乡里的人，给给谏君留下牵累。给谏君把俸禄收入全部拿出来，供给父母美味甘食；刘翁却斥退甘美食物中多余的部分，并周济乡里居民的居处和衣服用度，极力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比做诸生时没有增加什么。这是造物主吝惜刘翁早年的丰盛，使他晚年居于俭约；刘翁以俭约处在丰盛之中，也仍然保持俭约。老子论俭约，说这是厚重地积累德行，并把它的归宿概括为长生久视之道。刘翁大概是领会了老子的旨意吧？老子又说：德行修养落实在自身，德才是真实的；修养落实在乡里，德便能长久；修养落实在国家，德便能丰厚。刘翁修身以及治理乡里的情形，大体已经可以看见了。希望他再拿出德行的余绪教导给谏君，使给谏君不要因为害怕给父母带来忧患而回避德行与怨谤，也不要因为回避德行与怨谤，便讳言直谏，倡导匡正众人的风气，纠正群体邪曲的道路，使那些佩服给谏才能的人，都来传诵家庭之中的教诲。这样，刘翁的德行在修身方面虽俭约，在治理国家方面却丰厚，他所获得的长寿也就意义重大了。李母程太宜人八十寿序。

译纳言李君有一位母亲，名叫程太宜人。李君任县令时，她封为太孺人；后来李君任纳言，她又晋封为如今的封号。封赠三年后，到了万历辛卯年，太宜人七十九岁。与纳言君交游的诸位大夫，想举杯祝她百岁长寿，便把文章交给我，请我撰写祝寿之辞。我与太宜人同乡，对她在闺门内的美好德行知道得相当详细，大概有四点符合长寿的道理。太宜人嫁给赠参议公时，来不及侍奉公婆，只能侍奉祖母臧孺人。当时臧孺人年事已高，参议公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年幼，参议公又是诸生，专心学习经书，不问家中的生计，家内事务全靠太宜人办理。太宜人亲自勤劳纺织，操持汲水舂米之事，对上奉养祖母，对下供养家人，对外帮助参议公求学，对内抚养他的弟弟妹妹，完成他们的婚嫁，很得臧孺人的欢心。臧孺人曾握着她的手说：“真是孝顺的媳妇啊！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只愿你将来有一个像你这样孝顺的媳妇。”妇女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重要的，孝是一切顺遂的根本，也是福气的基础，这样的人应当长寿。参议公博学能文，一参加考试便在学校中取得廪生资格；然而多次向上级官府应试，多次失利，心中不能没有稍许失望。太宜人常用时运命数的道理来宽解他。参议公从未停止学业，最终凭明经科贡入朝廷，这是太宜人的力量。做妻子的，每天只希望丈夫和儿子显达有成罢了，哪里会去计算时运有利还是不利呢？太宜人甘于隐约清贫，没有怨恨失望，安于命运而乐于生活，不让外物扰乱自己的和气，所以天性得以保全，精神没有衰退，这又是应当长寿的原因。太宜人以仁慈为本性，能够体恤穷困、赈济急难，即使下至奴仆，也不轻易鞭打，大错不至于笞打，小错不至于责骂。纳言君刚开始任职时，她就反复告诫他说：“你未做官时，看见官吏专门表现得严酷峻急，常常在县里非难他们，恨不得亲自去做。如今你竟然自己这样做了；即使援引法律、求得合乎法度，也不要让人再像过去那样在县里非难你。”纳言君遵照她的教诲，两次治理繁难的县邑，严明却不残酷。两县百姓听说后，也无不举手加额，称颂太宜人的仁德，祝愿太宜人长寿。仁慈是生命的道理，受到众人歌颂和欢舞，上天一定会顺从它，这又是应当长寿的原因。太宜人生来端庄稳重，幼年学习女红，不轻易嬉笑言语，因此做媳妇时可以成为母亲的表率。如今年老了，每天只静坐在一室之中，性情更加简朴淡泊，没有一点纷华；即使家人，也不敢穿艳丽的衣服、带着喧闹的神色来见她。古人说过：“端庄谨慎、凝重安静的人，上天会赐福给她。”上天难道会每天琐琐屑屑地寻找端庄谨慎、凝重安静的人来赐福吗？天下的道理是，阳以主动为主，阴以静止为主；顺应它就吉利，违背它就凶险。太宜人的端庄稳重，是静的体现。安静便能持守常道，这又是应当长寿的原因。所以说，她有四点符合长寿的道理。如今她年满八十，耳目聪明，手脚强健，不用拄杖，也不用人扶，远远望去便知道是长寿的征象。诸位大夫说：“果真如您所说，这些都是太宜人自己造成的长寿。难道纳言君就没有为太宜人的长寿做些什么吗？”我说：“有。正当纳言君因治理有成绩而被征召时，本应入朝任台谏，恰逢有人从中阻挠，于是只得到郎署任职，过了一年才晋升到现在的官职。纳言这个官职确实尊贵重要，但主要是宣达圣德、通达民情，遵循旧例办事，心中的抱负受到约束，又有什么奇特之处可以施展呢？而且官职迁转通常不越出本部门，有人替他感到怏怏不平，他反而十分高兴。我偶然问他原因，他说：‘我曾读《靡盬》诗，感叹做臣子的不能像做儿子那样侍奉父母。假如我得以担任台谏，东西南北都听凭主上任用，我想顺从母亲的心意并履行自己的职责，又哪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奉养母亲呢？’ 如今我的官职不离开长安，长安与我的家乡隔着一条水势浩荡的河流，过不了几天便能到达。我想念母亲，就奉迎她北上；母亲想念家乡，我就奉送她南下，母亲感到非常舒适。母亲心里舒适，就是我的愿望满足了。官职的冷暖，又何必计较呢？’我听到纳言君说了这些话，这就是他为太宜人所做的长寿之事。母亲和儿子想聚居一处，是人的真情；为了做官而违背亲意，是形势所迫。不是出于真情，却强行压抑真情来使儿子如此；做儿子的也不是出于真情，却强行压抑自己来顺从父母，于是便有了《循陔》诗中的思念，也有了《陟屺》诗中的怀念。就像泽中的野鸡被关在篱笆里，精神虽然保全了，却不能自在舒展。纳言君母子之间难道会有这种情况吗？既用俸禄奉养母亲，又用自己的志愿奉养母亲，所以说这是纳言君为太宜人所做的长寿之事。太宜人自己造成长寿，是不违背事理；纳言君为太宜人造成长寿，是不违背亲情。由此说来，太宜人的寿命，不是我所能估量的。恭贺李母程太宜人八十寿序。

译凡是人情中受到恩德，便想着报答；想到报答，祝愿便不会停止；祝愿不停，便希望得到那些未必能够得到的福分。人们想用这种方式报答自己的上天，报答别人的人也想用这种方式报答别人的上天。母亲，是儿子的上天。《诗经》说：“想要报答这恩德，昊天广大无极。”恩德没有极限，报答恩德的心也没有极限。所以儿子即使再愚昧，没有不希望父母长寿千万年的。人的寿命以百岁为限，他们不可能活到千万年，这一点也很明白；但儿子一定这样希望父母，是因为心愿没有穷尽。报答别人的人也是如此。所以诗人歌颂鲁侯说：“万岁千秋，长寿而无灾害。”既然感念鲁侯的恩德，也就是祝愿鲁侯长寿罢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到寿命呢？母亲也像是希望她的母亲万寿无灾，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想报答作为自己上天的母亲。我的友人纳言李公在齐地任县令，又承担校订文章的事务，所得到的齐、鲁两地名士，往往都考中进士。李公又常常把从慈母教诲中所得的道理教给他们。他们做官以后，李公对这些士人像老师一样教导，实际上又像对待子弟一样抚养。因此诸位士人看待李公，既把他当老师，也把他当父亲；看待李公的母亲程太宜人，也像看待自己的祖母一样。今年春二月，太宜人年满八十时，李公门下的士人于君泰寰正在西台任侍御史，而何君干室正好因大计来到京城。于是两位君子想为太宜人筹划万年长寿之福，经过我这里，请我撰写文章。我想，两位君子都精通文章，为什么不亲自写几句话来表达祝愿和希望之心，却反而让我代为发言呢？又想到鲁侯受到大夫和众士的尊敬，感念恩德、想要报答的人，尤其是大夫和众士；可是祝寿母亲的颂辞，不出自大夫和众士，而出自诗人的口中，难道是因为诗人的文辞能够彰显美德，足以供后世采择，并流传无穷吗？所以诗中虽没有具体说鲁侯的母亲如何长寿，但过了一千多年，鲁国寿母的名声仍借此而不朽。惭愧我这浅陋之人哪里能够胜任，只是想到太宜人设帨诞生的日子，有声望显达的人称门下士与诸位子孙齐集堂上，捧杯祝愿长寿，并歌颂万年，那么李氏寿母的名声，就应当借二三位君子的文章流传百千万年，与鲁国寿母一同享受宴饮欢乐的美名。我去年春天曾跟随诸位大夫之后登堂向太宜人敬酒，详细叙述过太宜人的母仪、内则与长寿之理相合的地方，所以这里不再一一论说，只论述两位君子感念恩德、想要报答并加以祝愿希望的心意，以此列在诸位祝酒者之前。恭贺姜母刘太孺人七十寿序。世人所说的吉祥善事，没有超过富贵、长寿和高寿的，所以人情对于这些没有不希求的。然而一旦有所希求，就属于非分之望。只有儿子把这些希望寄托在父母身上，世人却不议论这种非分，仿佛说这是必然到来的真情，不容停止。可是，父母对儿子为什么也要这样期望呢？儿子幸而成才，父母天天希望他成为达官贵人，他果真显贵了；天天希望他富厚，使自己生活滋润；又天天希望自己长寿安宁。长久享受儿子的报答，看见世上富贵显赫的人，便禁不住艳羡，又把这些愿望全都责望于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做到，父母便忧闷不已，如同农夫盼望丰收一样。由此，不肖的人大多沉溺其中，即使贤能的人也不能不降低自己的志向，迁就亲人所欲，以求奉献一日的欢娱；这就是教育的失误和风俗的败坏。我与蒲汀姜君同在朝廷任职，在交戟之内相识，知道他有母亲刘太孺人，也知道太孺人的母仪十分完备。姜君没有其他兄弟，是独子。妇人的感情，没有不怜爱独子的；溺爱独子，便容易疏于教导，但太孺人兼用慈爱和劳苦来辅助义方之训。姜君已经脱去布衣、出任官职，太孺人还时时以约束自己、便利百姓的道理磨炼他的志向和节操，不让他沉溺于世俗，渐渐陷入富贵利达之中。她不贪恋纷华，以此表明心意，并劝勉他廉洁。因此二十年来，姜君虽有俸禄收入，供给柔滑甘美的食物，却没有增加滋味。姜君因任御史而晋升到现在的官职，封赠的恩宠和荣耀更加盛大，但太孺人并不经常穿翟褕礼服。她唯独听到姜君任县令时，能够以爱护百姓、使百姓获利为施政之道，便高兴；听到姜君任御史，惠民之政所到之处声名显赫，便高兴；听到姜君任廷尉，辅佐法律施行，平反了许多案件，便高兴；听到姜君囊中空空，不带黄金回来为她祝寿，便更加高兴。人们看见太孺人年过七十，头发不但没有更加苍白，反而更加有光泽；面容不但没有更加消瘦，反而更加丰润，便以为这是姜君用俸禄奉养所造成的，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能用职务奉养母亲。姜君不只是用俸禄奉养，而是用职务奉养，因此能够守住自己的荣誉和厚禄来奉养太孺人；也因此能够顺遂太孺人的心愿，使她安闲自在地生活在荣名厚禄之中，带着恬静愉快一直享受到高寿。曼倩由于母亲而成为良吏，母亲也因曼倩而显达；孟博由于母亲而成为贤人，范母也因孟博而显达。拿太孺人相比，又有什么惭愧呢？这些都是没有爵位却享有荣耀、没有俸禄却享有富足、没有专求长寿却自然长寿的人，何况太孺人又把富贵、长寿、高寿兼备得如此充分呢？天地之间，像她这样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了。我不擅长文辞，也不能谈论长寿的道理，只是姑且因诸位大夫的请求而冒昧作此文。我想，太孺人自己造成的长寿，以及姜君能够为太孺人造成的长寿，大概就是这样。为邢槐窓年伯七十寿辰祝寿。

译我考中进士时，与文安邢公照同榜，因此认识了公照的尊父槐窓先生。先生家世代在乡里用戴氏《礼》授徒，乡里学习礼学的人都出自先生门下。先生天资醇厚精粹，文章典雅丰赡，自以为取得科第就像从寄托之处取来一样容易。可是他的门生多凭资历际遇而显达，公照也考中甲第，任行人，而先生仍旧守着博士弟子的名籍。这难道不能说是命运吗？公照任行人满三年，按惯例可以让父亲得到封赠荣耀，先生却不接受，仍旧守着原来的事业。过了很久，先生才凭明经科任博士，又以博士中的优等出任定陶令。任定陶令还未满一月，恰逢有意见不能接受，便自行免官回乡。郡守、监司共同挽留他，他最终离去而不回头。当时公照正以度支郎的身份在宁武督运军饷，听说先生归来，以为或许另有疾病，也借口有病回家侍奉饮食，但先生其实并没有病。他又时时催促公照出仕。公照出仕后的第二年，先生年满七十，恰逢公照考核成绩优异，便按公照的官职晋封先生。与公照交情深厚的人想写文章祝贺先生，而先生的门生、大理少卿姜君来请求我撰文。我私下听说古人有言：‘人的本性是长寿的；所谓本性，就是生命。’ 人生来具备耳、目、心、思、口、身体，也就各有耳、目、心、思、口、身体的作用。比如耳朵听得清，眼睛看得明，心思能够聪明地谋划，嘴能够说话，四肢能够灵活便利，这些都是人的本性。然而愚笨的人不能运用它们，聪明的人能够运用，而且还把它们运用到极致。不能运用的人，长寿也没有什么可贵；把它们运用到极致的人，反而会自行耗损寿命。只有处在运用与不运用之间的人，才能通达生命之理，使寿命得以延长。耳朵听不清，眼睛看不明，心思不能思虑，嘴不能说话，四肢不能便利活动，这样的人与木石有什么不同？世人又何必依赖这种人来办事呢？所以长寿对他没有什么可贵。聪明人耳目聪敏而驰逐不息，心意思虑经营奔忙，大多足以实现自己的欲望。欲望没有边际，运用也没有边际，迷惑而不醒悟，被事务驱使而不停息，直到智慧耗尽、力气竭尽，未老先衰，然后才照见自己的形体、羞惭自己的容貌，生出叹息悲嗟的念头。譬如大酒器，斟酒太多便很快喝尽，这就是自行耗损寿命。先生的才华傲视一世，即使没有得到时运的际遇，也不愿借助公照的显贵来求取机会，因为他的志向将要有所施展。最终，他教导士人，士人便服从；治理百姓，百姓便安宁；他穷究经学的功用，也差不多可以由此看见一斑了。漫长的仕途道路，哪里有尽头？浓艳显赫的荣华，也不过如此。所以他在上面没有遇到龃龉，在内心没有受到屈抑，却能在一天之内飘然辞官，如同丢弃腐鼠一样；这种事也只能对庸俗之人说说罢了。听力不发挥到极致，才会有余下的听觉；视力不发挥到极致，才会有余下的明察；心思、口舌和身体不发挥到极致，才会有余下的闲暇。如今称说七十岁的人，古人认为十分稀少。先生头发没有更加短少，反而更有光泽；形体没有更加消瘦，反而更加健壮。这不是因为另外增加了什么，而是因为他能够充足地享受本有的生命限度。然而先生把能运用的才能用于自身，把不极力运用的余力寄托给公照和门下诸士，使他们扩大自己的作用。用于自身的才能可以不过度，而寄托给别人的力量却没有不充分发挥的。因此，先生以不过度的运用来延长自身的寿命，又以无所不尽的运用来延长天下人的寿命。先生严肃端正，我不敢用阿谀之辞进献，谨恭敬地论述先生使自己长寿的道理如此，写在诸位祝酒者之前。诚斋许公的母亲邱太夫人九十寿序。邱太夫人，是宪大夫诚斋许公的母亲。许公任侍御史时，真心守正道，刚直不屈。我心中仰慕他，但还不了解他的全部才能。近来读到许公的陈情疏，才知道太夫人的贤德和许公的孝心。太夫人生了三个儿子，许公排行第二，承继仲父为后。过了很久，嗣父生了一个儿子，许公教导培养他，使他终于成人成才。许公还是诸生时，嗣父也因许公任县令考核优异，按许公的官职封赠他。嗣母封为孺人，而太夫人始终没有得到一项封命。后来许公的兄长和弟弟先后去世，太夫人失去了可以依靠奉养的人。许公于是上疏说明情况，请求辞官侍奉太夫人。皇上怜悯而答应了他，许公得以重新成为太夫人的儿子。恰逢许公接受新的任命，负责天津一带的军事，于是准备板舆到官舍迎接太夫人，而太夫人的寿数恰好满九■〈缺字〉。襄郡伯陈公以及作为许公下属的各位长官，想趁此时祝寿，便命我撰写祝酒之辞。我想，人情趋向利益，便会感念恩德；感念恩德，便会祝愿；祝愿，便希望长久安宁。所以儿子希望父母长寿，受人恩德的人希望恩人的父母长寿，这种心意哪里有尽头？然而寿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实在由上天掌管。上天降福在于德行，而考察、听取人的表现则在于人自身。世上谁不各自爱自己的儿子？但太夫人却不以自己的贤子承继别人为难，这颗心上天已经明察了。上天把许公赐给太夫人，太夫人却让他做了别人的儿子。上天最终还是想把许公赐给太夫人，于是又替许公的嗣父生了儿子。许公的嗣父本来无子而后来有了儿子，于是太夫人虽然失去了许公，却又重新拥有了许公。既然上天已经给她一个贤能的儿子，就一定会给她长寿高龄，让她享受儿子的报答，这就是天道。何况许公从任县令到历任藩司、臬司，所到之处都有惠爱，给百姓施以德惠；百姓感戴恩德、想要报答他的，没有不举手向天，祝愿许公长寿百年，祝愿太夫人长寿千年的。上天的报答没有不长久的，人们的愿望也没有不实现的。如今太夫人九十高龄，听说她从关中来，经历遥远道路，冒着风吹日晒出行，常常早睡、常常晚起，却没有疲倦的容色，也没有为难的神情。大概上天所厚待的人，元气旺盛、精神完足，长寿的征象已经在这里显现，不可以用寻常计算寿命的方法来限制她。我考察古代奉养母亲的人，汉代有隽曼倩。曼倩任京兆尹，每次巡视县邑回来，他的母亲总要问他救活了多少人；如果平反了许多案件，母亲便欢笑而增加饭量，否则母亲便生气而因此不吃饭。那位隽母确实贤明，不过喜怒表现为不同的情绪，增食和不食也有不同的尺度。虽然这是用来教训儿子，却不免扰乱他的和气。许公清廉，使顽劣者归正，使淫邪者受到禁止；铲除奸邪、清理弊害，常常寓于威严之中，而德政总是先于刑法实行；出外便整饬政务，入内便侍奉饮食。太夫人听说这些事情，应当满面欣喜，每天都增加饭匙，又怎会不感到适意呢？这又是许公感动他人而上达于天，从而为太夫人增寿的事情。太夫人安坐着接受皇帝诏命的隆重封赐，享有期颐之寿，前程还长着呢。我是许公门下之士，不敢用修饰之辞进献，只直截了当地叙述太夫人必得长寿的道理，以答复诸位大夫的请求，也把这些话拿给许公验证。宁封君六十寿序。

译古人说过：“水的本性是清澈的，泥土使它混浊，所以不能保持清澈；人的本性是长寿的，外物使它混乱，所以不能保持长寿。”人的生命有尽头，而外物没有尽头。贫穷时想着富裕，卑贱时想着显贵，富贵了又想着长久；想不到便忧愁，得到了又担心失去。于是彼此冲突、互相摩擦，以至于耳朵不能听，眼睛不能看，筋骨沉滞，六脏百骸郁结失调，这就是外物扰乱生命的危害。因此，迷惑的人抛弃生命去追逐外物，贤能的人节制外物而珍重生命。所谓节制外物，不是能够离开外物，而是能够不被外物扰乱；后泉先生就是这样。先生年轻时从事农耕，除了务农没有其他劳作。有闲暇便同乡野老人、农夫以酒相欢，自己以此为乐。他有儿子考中甲第，任职禁近之地，历任水部大夫，而他的生活仍不改变。又两次承受皇帝恩纶，官位与儿子相等，成为尊贵之人，却不以此为荣耀。俸禄收入足以每天准备甘脆食物，供给绸缎麻布，但蔬食素衣仍与过去没有改变。儿子借道回乡，来问候寒暖，依依留在膝下，他便责备儿子，不愿因私人的恩情耽误朝廷的行程。两辆安车准备好，空着子弟住所等待他，他默然不答，以此表示不如田野生活的安逸快乐。世上那些心思游荡、欲念淫邪、艳羡希求而又得不到的人，在他看来不过是泥土、浮云，或者是骈拇枝指；这些东西一件也没有进入他的心灵，那么还有什么能够扰乱他呢？唉！万物纷纷彰显，都是为了损害生命这个根本；一切生命不断生长，也都是为了便利生命这个根本。所以精神不被扰乱就旺盛，精气不被扰乱就凝聚，元气不被扰乱就充足，耳目不被扰乱就聪明，筋骨不被扰乱就坚强，六脏不被扰乱就完备而存全。如今甲子年已经过去，而他的志虑、步履与少壮时没有不同，这就是节制外物的功效和珍重生命的效果，并没有别的法术。从此以后，即使达到耄耋、期颐之年，也仍然是可以预期的。我不佞在先生满六■〈缺字〉时，适逢令郎为先生祝寿，便登堂敬述先生使自己长寿的道理，把这篇文章交给祝酒的人。《淡然轩集》卷四。钦定《四库全书》。《淡然轩集》卷五。（明）余继登撰。杂著。《恩命录》序。纳言李君说起他的先父旧川公的贤德，说：“先父博学，擅长文章，每次考试总是名列诸生之首。诸生中研究博士家学说的人，都推尊先父为盟主。先父性情严肃庄重，督促我李光求学；一句话不合，立即便有责骂，因此我低头接受教诲，战战兢兢，不敢比常人稍稍落后。先父命运多舛，多次向上级官府应试，多次不能中选，晚年才凭明经科被推荐到朝廷。他叹息着对我说：‘我辛苦经营诗书学业，希望得到一次机会，以此在世上谈论功名；如今已经不可能了，你要努力把握时机。’我已经考中乡试，却在春官考试和博学科第中都未能取中，而先父已经来不及看见了，我因此更加惴惴不安。想到可以报答先父的事情，只有遵循并努力实行庭训。我两次出任艰难的县邑，后来又迁任到今天，天子没有因为我任职无能而责罚，八年之间两次承受恩命，这些全都是先父遗留下来的教诲。古人为了使父母显贵而出仕，三釜之禄也视为荣耀。我既来不及用微薄俸禄奉养先父，也来不及在先父在世时求得一道封命、穿上章服使他自身荣耀；我所能依靠来使先父获得宠荣的，只有如今这道天子的诏词。现在将把它交付雕版刻印，使它光明昭著，传给后代，只希望先生写一篇文章，替它开个头。” 我私下听说，古代的制度是父亲因儿子而显贵，儿子却不能使父亲因自己而显贵。即使有才思瑰奇、品行高尚的人，不能凭资质恰逢时运，也会默默无闻、蒙昧暗淡，名声不能彰显。在那时，做儿子的报答父母，也只能到用俸禄奉养为止；不幸仕途未及父母，俸禄也未及奉养，便终身怀抱风木之悲。如今的制度规定，凡是获得一命以上官职且能够胜任其官的人，任满一考，都可以凭自己的显贵使生身父母显贵。因此，除非是非常不肖的人，没有谁不努力砥砺自己，希望有幸得到君主的一句话，从而实现自己的私愿。如今做儿子的未做官时用粗茶淡饭奉养父母，做官后用俸禄奉养；来不及用俸禄奉养，便用荣誉和名声奉养。世间议论的人却浅陋地认为名声不是贤者首先看重的。过去孔子谈孝，不超出以扬名来显耀父母；追究扬名显亲的根本，则说是立身行道。能够行道，然后才能立身；立身之后名声才能传播；名声传播之后父母才能显耀。名声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在上位的人掌握着这种权力，却不轻易授予他人；在下位的人借助上位者的权力，也不能靠侥幸取得。因此，凡是做父亲的，谁不想借儿子的显贵来增加自己的显贵，只是感情上有时未必能实现这种名声罢了。凡是做儿子的，谁不想借助上位者所看重的东西来使父母更加尊贵，只是有时未必能够实现这样的心愿。纳言君任郎官，便把父亲封为郎官；任大夫，便把父亲封为大夫。旧川公本人还未离开山林泉石之间，却已经看到皇帝诏词对他的褒奖。我使君主爱惜人才、感到生不同时的遗憾，声名照耀海内四方，光彩装饰幽深的墓门。做父亲的不能指望得到的东西，旧川公却从儿子那里得到了；做儿子不能指望得到的东西，纳言君却能够替旧川公取得。这不就是孔氏所说的显扬吗？做儿子的感情本来是无穷无尽的，然而自身没有可以施展的力量，不能不有所凭借。寿命要凭借上天，俸禄与名声要凭借君主。来自上天的东西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来自君主的东西却可以凭努力取得。力量达不到的，只能无可奈何；力量可以取得的，愿意与您共同勉力追求。双亲同寿、荣获封赠诗序。

译洛阳孙子源考中进士，十四年间由县令入朝任廷尉平，又任冬官尚书郎，而他的两位尊亲仍然健在无恙。子源又得以凭自己的显贵使两位尊亲显贵，封赠如同他的官职。子源已经有淮上的差事，将要回乡修习向父母问安、省视的礼仪。与子源交游的人，大多作歌诗来赞美他，托子源把诗歌献给祝酒者。我得到这些诗读起来，短歌长句，瑟瑟然、累累然，有的散如霏霏的玉屑，有的杂如繁密的弦音，铿锵作响仿佛出自金石；又各有不同的声调，纷纷表现真实情意，经过深思、按节拍写成声响，彰扬美好德行的光辉，并表达同享长寿的祝愿。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语言产生于情感，真情产生于爱；有爱意才会喜悦。爱心不真切，却想作歌来表达，文章即使工整，也不是真情。没有真情，便没有喜悦；没有真情和喜悦的言语，孝子不会用来侍奉父母，忠贞之士也不会用来赠送朋友。可见言辞是很难写的。子源是洛阳人，请我谈谈洛阳的事情。以贾生那样的才华，又遇到贤明的君主，最终却郁郁不得志，只能作《吊屈赋》《鵩鸟赋》，自身尚且承受不住幽忧、拂抑的悲苦，哪里能够使父母欢娱呢？苏季子系着金印，带着车马骑从，扬扬得意地经过乡里，气势显赫，可以说是得志了。然而他起初本来就没有受到亲人的礼遇，所以他说：“贫贱时，亲戚便轻视我。”他的内心难道还存有希望吗？由此谈来，假使当时有人传播歌诗来夸耀歌颂他，父子之间也未必真正融洽快乐。子源的尊亲原本以儒业为生，便用儒学督促教诲子源，不像苏氏的父亲那样喜爱生计而轻视经术。子源二十岁时考中乡试，他的才能难道比不上贾生吗？但他不敢以才华自负，心中常常有所自我谦抑。他两次任县令，都以廉洁公平著称；任廷尉平时，辅佐长官平反了许多案件，持守自身如同持守美玉，恪守职责如同守护瓶子。子源牢记家庭训诫，仍然如此，他尊亲的品德行为也就可知了。江海能够处于低下之处，所以百川归入；人能够谦下，所以百福归来。因此今年已经将近七十岁，双亲头发都白了，却一同享受荣耀，亲自享受子源的报答没有尽头。古人说：“美好的心意能够延长寿命。”说的就是这个。即使河、洛处在天地中央，那里的人生来淳朴，也应当长寿；但拿他们同子源的尊亲相比，恐怕也没有几个能够稍稍相等。因此，能使听闻他们名声的人爱他们如父母，仰慕他们如芝兰；爱慕还不足以表达，便作诗歌咏唱；歌咏还不足以表达，又用长篇言辞铺陈。忽然纵笔抒发，句句出于真情，这就是所谓语言产生于情感、情感产生于爱吗？子源要出发了，回去后让两位尊亲坐在堂上，打开匣子，取出诸位大夫所作的一阕诗歌，奉上一杯酒；人生的快乐事情，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我既不能助子源举杯祝寿，也不能作歌诗列入诸位大夫的诗篇，只好叙述自己欣喜仰慕的心意，像这样写在卷首。《楚客吟稿》真迹跋。赠侍御华景先生性情酷爱书籍，博览典籍，没有不读的，尤其专心研究《骚》《雅》的文学，以及锺繇、王羲之的书法；即使片言只字，也务求合乎规矩法度。近来先生从邓州辞官归来，更加与诸位大夫饮酒吟咏、自得其乐，诗篇日益丰富。先生去世三十多年后，他的小儿子京兆质卿才从蠹虫侵蚀的残余中搜检出这些作品，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使它们流传不朽。期间他把一册寄给我；当时我和质卿在秘馆读书，见质卿擅长作诗，又能写数尺大的字，私下叹服。以为质卿已经很有才能，今天看到这次刻本，才知道质卿的才能全是先生家庭教诲的余泽。质卿有个儿子，刚刚换牙，就能写骈偶语句；写字又矫健而不俗，那么张氏在诗歌和书法方面，也像裘氏、冶氏一样世代专擅其业了。先生的诗歌声调如同他的笔法，诸位君子已经有定评，我不敢再多说，只恭敬地在末简缀写几句话如此。《交河县志》后序。

译万历戊子年，我因出使的事务经过乡里，县令马公拿他所编的县志给我看，希望和我共同订正完成。我多次翻阅，见它搜罗古今资料，无论细小还是重大都不遗漏，编纂者的用心实在辛苦。只是年代已经久远，文献无从查考，凭两三位君子的见闻搜集两百年的典故，父老的传闻不免有疑误，于是我略作删繁就简，希望近于古史残缺而不强作考补的宗旨。全书编列为七帙，分为二卷，准备交付雕版。县令已经写过序，又命我作序。大概我阅读县志而感触时事，产生了三种杞人般的忧虑。我听长老们说：弘治、正德以前，风俗崇尚敦厚朴实，士人以质朴的品行为高；田野里没有懒惰的农夫，市场上没有淫靡的工匠；商贾没有华美奢靡的供奉，下级不敢冒犯上级，年轻人不敢僭越年长者。如今怎么样了呢？穿华美衣服、偷食美食，即使诵读孔氏之法的人也还是这样，更不用说商贾了；商人放弃本业去游荡求食，农民放弃本业去经商，轻薄纤巧的享乐、声伎歌舞的娱乐，即使没有一担粮食的人也还这样，更不用说豪富之家了。一句话不合意，便不难奋力伸颈争斗；一时生出愤怒，便不难置自身安危于不顾。贪婪嫉妒、喜好斗气，即使诗礼之家也还是这样，更不用说市井之人。严重的，儿子欺凌父亲，弟弟欺凌兄长，小人欺凌君子，富人欺凌穷人，年轻人欺凌年长者；风俗到了毫无礼义的地步，人们却安然不以为怪，反而相互仿效。世道的变化如江河奔流，已经无法挽回。这个县的田地按每亩计税，而邻县的田地有的要缴本县三倍的税，所以本县一亩田的负担相当于邻县三亩，有的则相当于邻县两亩。按田亩征赋，按赋额征收，贫民不得不卖田；本县没有富人，也不得不把田卖掉。大致比较本县和邻县的富户，以本县田地计算，本地人占十四成，寄籍者占十六成；以肥田计算，本地人占十二成，寄籍者占十八成；以赋役计算，寄籍者占十一成，本地人占十九成。邻县的豪富天天拿出余财，把本县的肥田买尽；本县的肥田也一天比一天落入邻县豪富之手，正如百川流入闾尾，再也不能回来。本县和邻县各类人口日益繁多，夏日的生计越来越艰难；一些雄心渐炽、游手好闲的少年不经营家庭产业，三五人结成一伙，游荡追逐，有时聚饮喧呼取乐；那些持邪道以迎合、恐吓他人，使人相信他们的说法而不相信法度，忍心背弃公义却不忍背弃师门的人，也越来越多。各类人等同游手好闲者结合，党羽便壮大；游手好闲者又同邪道之徒结合，党羽就更加壮大。所以■〈氏鸟〉张之雄不是因救济死者而是因作奸犯科；盗贼不再在乡村盗窃而转到城市，忽然如鸟群散去，忽然又如乌鸦聚合。追问他们，便人多嘴杂、无法追究；不追问，祸患又会渐渐滋长。这样下去能够长久吗？最终必将像河堤决口、鱼肉腐烂一样，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我说这三句话，是因为明智的人能看见尚未形成的祸患，所以能独自预见它；有见识的人多能制定消除祸患的办法，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加以平息，这并不是受惊鸟雀才有的机警。现在看侯的政绩，例如兴办学校、阐明教化来引导百姓；均平田亩、平衡赋役来惠及百姓；减免课税以使商民流通；严格实行保甲以禁止奸民。这些措施平易近人，没有显赫夸张、矫饰虔敬的奇特之处，大都是人们看起来认为不值得做的事；但沿着这条道路施行，却能使百姓安于本业，使民间没有忧愁叹息之声。究其最终效果，必将默默地潜移风俗，使风俗发生彻底变化，让百姓不可能参与作乱。骤然施行并不算急，循序推行也不算缓；早晨下令，晚上便见成效，但人们说不出它的好处。施行一时，百世都将受益，但人们又不能辨认其开端。我又想到：这种方法实行，百姓便能安定；不实行，百姓便不得安定。我执政时，法令能够实行；即使我不再执政，利害关系也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排列分明，清楚如同眉毛。若有人能追寻其源头而恢复旧法，那么这套法令的实行，是厚待百姓而不是沽名，是周密筹划眼前事务而又深谋久远。这番心意，难道只是为了成为一县废缺已久的典章，作为供人观赏的美事吗？家大人节俭经营生计，家政已有一定的规矩，却仍然查考钥匙的掌管，登记财物的出入，留给后人，作为长远谋划。侯的心意，或许也是如此吧？古人说过：“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后面的事情应当以它为鉴。”我没有什么才德，却冒昧揣测作者的心意，随意在篇末缀上几句话，用来告诫后来主持政务的人。《寿萱图》叙

译世上最艰难、最辛苦的人，没有比母亲更甚的了。男子可以经营四方，使妻子儿女有衣穿、有饭吃；妇人把丈夫视为上天，不幸与丈夫白头偕老的愿望未能实现，又没有世代积累的产业和丹穴之利，那么她所能依靠来抚养这些幼小孤儿的，除了织布纺纱之外，便没有别的劳作了。即使勤劳，也不能保证儿子一定能成才；儿子成才了，又不能保证亲眼看到他的成就、亲身享受他的报答。所以说是最艰难、最辛苦的。儿女对于母亲，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只有居家时积累学问，做官时奉行公事，小心谨慎，不敢越过规矩，希望求得些许俸禄和微小荣誉，来供养母亲一日的欢心。既然能够使母亲称心，又只有叩头向天祈祷，希望母亲长寿、康健、安宁，或许能够常常享受俸禄供养，永远享有荣耀罢了。我与崔侍御德严交往，知道他母亲太孺人的贤德。像太孺人这样的人，正是所谓最艰难、最辛苦的人。太孺人侍奉封君十分谨慎，封君从五十岁起就多病，病了两年最终不起。当时侍御才二十岁，又有四个弟弟、两个女儿，其中有的尚在龆年、龀年、孩提之年，众多幼儿都环绕膝下。封君性情本来豪放，不经营家人的生计，而药物饮食的费用又使家产减少了十分之三。当时太孺人本想以身殉封君，但回头看见那些幼儿环绕膝下哭喊，便又想到：如果没有我这个未亡人，谁来抚养他们？于是擦干眼泪，改变念头，忍受艰苦、吞咽苦楚，日夜坐到织机前，织机轧轧不停，一面督促侍御读书，一面哺养那些孤儿。又过了几年，德严成为博士弟子，直到考中进士，出任渭南县令。入朝任侍御时，他任渭南县令期间考核为最优，因而使太孺人得到如今的封号，诸子女也得以及时完成婚嫁。两个弟弟又在学校中取得声誉，太孺人高兴的程度就可以想见了。她说：“我起初的希望没有想到能达到今天，这样总可以借此报答我的丈夫了。”然而织机旁的劳苦仍同从前一样。过去是为了供给衣食，现在是为了施舍救济，难道她是怀有文伯母亲那样的忧思吗？还是因为已经显贵，仍没有忘记过去艰苦的习惯呢？所以说她贤德。太孺人今年六十三岁，诸位大夫绘图为她祝寿，德严拿来给我看。图中间画着萱草，两旁用松、竹、桂树陪衬。萱草具有母亲的含义，是比喻太孺人；松比喻她的操守，竹比喻她的节义；桂树有子孙的含义，是比喻侍御兄弟。我既然跟随诸位大夫之后，参加祝酒，于是略述太孺人应当长寿的原因如此，又作四首歌来助兴劝酒。萱草歌说：旭日升起，照耀扶桑；您家高大的厅堂中，萱草披着翠绿的衣裳，萱草开花，仿佛用黄金装扮。挺立着一根孤茎，格外秀美，在群芳中独自出众。太阳映照萱草，光彩耀眼；愿萱草长久承受阳光，寿命无边。松树歌说：北堂有松，为什么这样孤独？苍劲的色泽挺拔高耸，实在奇特绝伦。新近承受雨露，往昔经历冰雪。鬼神护佑，盘曲的根扎得深；霹雳经过，霜雪侵蚀的树皮裂开。您没有看见吗？五大夫松长久遭受摧残，三贞女在寒烟中仍不熄灭。竹子歌说：有竹，有竹啊，枝叶修长美好；儿孙兴盛，根系孤独地盘绕。声音萧瑟，正逢秋风急；影子凄清，夜月寒冷。五色丹书引来彩凤，千尺翠竹如青鸾起舞。看那一片森森竹林，节操刚劲；愿它年年报来平安。桂树歌说：有一丛桂树，甘露零落；枝条分成五支，排列在萱草庭院。说到采摘它的果实，果实香气浓郁；斟酒把它献上，愿太孺人长享高寿。《吴氏荣恩录》叙 南川吴君博览并综合诸家学说，书无所不读，喜爱研习古文辞章，遣词造句哪怕一个字也不沿袭今人的口吻，因此在文坛上很有声望，却也因此不利于考取南宫。过了很久，才出任边郡副职。文人大多看不起吏事，但吴君能够尽心辅佐政务，治理取得非同寻常的成效。两位台使者交相推荐他，任满一考，于是按照惯例得以追赠他的尊亲，官阶同于他本人。吴君将所得的制诰交给刻工刊刻，题名为《吴氏荣恩录》，来向我请序。我认为，君主不凭空把名誉赐给人，凡有所赐予，都是恩惠；臣子得到君主所赐的名誉来成就自己的名誉，都是荣耀。然而作为臣子，不应把名誉本身当作荣耀；作为人子，却不能不把名誉当作使父母荣耀的事情。为什么？做臣子若以名誉为荣耀，便会产生求名之心；有了求名之心，便会做求名之事。凡是做事只为求名，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何况名誉不可以侥幸取得，即使可以侥幸取得，又有什么可荣耀的呢？如果作为人子不能以俸禄惠及父母，就不能不以名誉使父母荣耀。那些做官时战战兢兢、洁身自守、修治事业，一分一寸都不敢越过界限的人，不只是因为这是臣子的义理应当如此，也是希望求得天子的恩命，以此为父母增添光荣。所以，一个人若想使父母获得荣耀，就一定不肯使自身受辱；一个家庭中多有使父母荣耀的子弟，世上便会多有奉公守职的臣子。这两方面的道理是相互成就的。吴君不过是郡守的副职，郡守副职而能向上求得荣典，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个，而吴君却得到它，仿佛手中早已有了凭证。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没有求取名誉的心。心里不求名誉，做事就不会趋近求名；不趋近求名而名誉自行随之而来，所以足以称为荣耀。唉！如今的吏治，弊病在于粉饰名声；而粉饰名声最严重的，莫过于边疆的官吏。他们往往把虚假的事情粉饰成真的，以此博取天子深厚的恩典和特殊的荣宠，仿佛从寄存之物中取用。唉！人谁没有良心？那些人自己不知道，便把这种荣宠当作真正的荣耀；难道不是吗？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便把儿子的荣耀当作自己的荣耀；难道不是吗？但假使做臣子、做人子都能像吴君这样，那么世人面对荣誉和名声，就应当无愧了。《梓刻文昌戒言》小引 易叅伯君在晋中选刻《文昌化书》，用来教化晋地百姓。我看其中九十七篇教化故事，有的似乎确有其事，有的似乎并无其事。似乎有其事的可以相信，似乎没有其事的便值得怀疑。想要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却使读者一半说有、一半说无，半信半疑，这不是用来施教的办法。如果说姑且借神道来设教，以感动愚昧百姓，使他们共同走上大道，那么为什么不选取其中确实存在的事情、合乎可信道理的内容，明白地告诫人们，使人猛然觉醒，豁然改变风俗呢？我有空时从其中选取五章，请临令常君交给刻工刊刻。我与常君曾随从臾李叅幕，在我镇南面创建文昌祠，如今又刊刻传播这部书，也是因为我地士人的风气日益浇薄，习俗崇尚轻薄邪恶，仰头有愧于神明的训言，低头又多遭鬼神责备，希望借此开导他们。唉！人人各有一颗心，每颗心又各有主宰。我和常君不过姑且尽到自己的心意罢了，至于是非取舍、是否遵从，各人在自己，我们哪里能够知道呢？《广嗣一助》小引

译淡然子说：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这是天地的仁，也是天地的本心。人得到天地的本心作为自己的本心，所以心就是仁，仁就是人。孟子说：“仁就是人，仁是人的本心。”人若能守护这颗本心，使整个胸中充满恻隐之仁，那么生生不息的根本道理便完全具备了，正如谷物有种子、水果有果核，没有不能生长的。只是如果不能克制嗜欲私心，损害他人来使自己肥厚，残害他人来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么仁心就会丧失，生机就会被束缚毁灭，正如种子已经腐烂、果核已经坏掉，即使当天培土浇灌使它生长，也不可能了。我看稗官小说，见古代有人以仁心作为本质，生育子嗣的祥瑞往往随之应验。他们偶然生出一个仁念，何曾有意求取报答？这也可以验证：心就是仁，仁就能产生生机，其中的规律没有差错。因此记录几十条事例，刊刻传播，作为人人求广衍子嗣的一点帮助。《秋塘遗草》小引 我的长兄秋塘，聪明颖悟，才华超群，下笔成文，言语精妙天下，善于谈笑戏谑，总能使满座宾客倾倒。席间没有长兄，众人便因此不欢乐，他就是这样豪放不羁。他最终也正因这种性情而败落。我出生得晚，来不及记得长兄的容貌和行事，只是从乡里的先生那里听说，情形仍历历如在眼前。一天我拜访马君汝调，谈到长兄，汝调拿出他家收藏的长兄五言近体诗三首、七言近体诗四首、小令二首。我读了两遍，不觉潸然泪下。唉！凭长兄的才华，既不能登上文石之阶，在世上谈论功业；又不能修治著述，使声誉流传无穷，反而让自己沦落而死。大概是不能善用自己的才华，反被才华所驱使，也实在可悲。我因此想搜求他的其他作品，校订编纂，但二十多年没有得到一个字。长久以来恐怕散失，于是从书箱中取出这些作品，抄写后交给刻工刊刻。看见文豹一斑的人，便知道它比狸猫大，所以写下几句话作为引子，揭出端绪，让我后世的子孙知道曾有长兄这样的人。《应天府乡试录》后序 万历十九年秋八月，又到了在乡里考试士人的时候。皇上命令谕德臣可教前往考试应天府的士子，又命我继登停止讲席事务，作为他的副手。事情办完后，应当登记上奏，我理当有所言说，写在册子末尾。我私下想到，臣可教对诸位士子的训诫已经十分恳切，我即使再说，又能增加什么呢？既然如此，那么请允许我用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来同诸位士子相互告诫，可以吗？诸位士子诵习、效法孔子，孔子谈侍奉君主的道理有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话莫过于不要欺骗君主。然而不欺骗也实在很难。为什么？臣子接受的事务和职任各不相同，从辅佐教化、调和元气，到施展才干、办理政事，能够像治理自己的家一样谋划国事，不吝惜自己的心力；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家，不吝惜自己的力量，这叫作忠，历代君主都愿意任用这样的人。至于在辅佐教化、调和元气以及施展才干、办理政事之间，没有一件事不能向君主说，没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君主知道，这才叫不欺骗；不是德性纯一、没有二心的人做不到，所以说难。臣曾认为，上天生人，才质各有局限，不能勉强达到；但人可以自己安定守持的，是心中本来具有的东西。臣子没有二心，是天道所规定的。无论君臣之间的名分和义理如何，臣子必定不忍欺骗君主；如果一面担任君主的爵位、享受君主的俸禄，却不能竭尽自身、做到公而无私，只用一颗心谋划国家利害，又用另一颗心谋划自身利害，这就是有二心。有两颗心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一体，大概也很难侍奉君主。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荣自身、肥妻子的念头横在心中，分割了为国谋划的心。皇上勤勉求治，多次下诏要求务实，希望同大小臣工同德同心，共同达到太平之路，皇上的德意十分盛大。但若说当今世上没有一个欺骗君主的臣子，我哪里敢过分诬蔑天下士大夫？若说当今世上所有臣子都不欺骗君主，我又哪里敢过分相信天下士大夫？做臣子、做人子的，如果竟以欺骗之名来为自己辩护，文章上的欺罔就会开启君主不信任臣子的端绪。既然不能在下位积累诚信来感动、使君主信任，反而让君主不信任臣子，这就是起初自己怀有二心，最终使君臣都怀有二心。君臣各怀二心，其祸患有不可穷尽的地方；有这样的臣子，罪过就更加重大。诸位士子如今正低头接受教诲，看见古代臣子中有敢于欺骗蒙蔽君主的人，难道不握腕痛恨并非难他们吗？他们会说：“我只是不会这样做。”听到当今臣子中有专门欺骗蒙蔽君主的人，难道不也握腕痛恨并非难他们吗？他们会说：“我只是不会这样做。”诸位士子如今离开乡里的幽僻之处，随同计偕而行；将来登上朝廷，面对大庭，成为天子的使者，也将亲身处理政务。你们务必使内心精诚清白，不要粉饰丑恶，不要假装行善，不要让天下人再有理由因为你们不是正人而非难你们。留都丰镐，是旧日京城；它的山川灵秀，是这片土地本来具有的，不需要我来说。都城人士受到《棫朴》所说的教化而融洽，文章华美，是天下的先导，这些是诸位士子的长处，也不需要我来说。所以我只把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向诸位士子申明告诫。我并不是敢说诸位士子唯独缺少这些，只是担心你们刚开始涉世，志向和趋向不坚定，荣自身、肥妻子的念头或许会改变你们一贯的操守。这样一来，见到利益必然沉溺，见到便利必然争夺，这就是欺骗的开端。所以我先提出未必会发生的情况，用来坚定你们的志向、引导你们的趋向罢了。皇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臣下有隐瞒实情、粉饰外貌、欺罔君上、谋求私利的，即使远在数千里之外，也仿佛亲眼看见。三尺法令时时加以警戒，臣工一时之间洗心改念，凛然想到改变旧有的弦辙，这些都是诸位士子明白知道的。即使万分之一地侥幸逃过法律文书的追究，活着回到乡里，父老子弟仍会指着他说：“这个人，就是做臣子却欺骗君主的人。”贤良之士羞于同他交友，孝顺的子弟羞于以他为亲；即使顶着这副面目苟活于世，所受的辱骂也只会更加厉害。我宁愿死，也不愿诸位士子有这样的行为。我的才华品行最差，经学造诣最浅，又身处闲散部门，没有什么长处或短处，欺骗与否又有什么值得别人看见的呢？我只是战战兢兢地守住“不欺骗”的训诫，时时自我检点约束，尚且还能勉强前行。时贤位列执经讲授者的末席，何况诸位士子的才力是我的十倍！如果你们能够任官尽职，抛开智巧，挺立不屈，保持纯白而不受污染，行为不毁坏原则，操守不改变，一心一意做到不欺骗来报答皇上，圣明的君主自然会了解你们，不必担忧不能任用你们。我在词垣任职已久，今后的出处进退哪里敢预先决定？但姑且同诸位士子约定：从今天开始，倘若我像如今这样做官，却有人沉溺于欲望、涉入欺骗而触犯清议，诸位士子不要再来见我。我虽然没有才德，却愿意同诸位士子共同谋求做到这一点。《武举录》后序

译我继登奉命前往考试士人，在留都曾诵说臣子不欺骗君主的道理，用它同诸位士子结盟。如今皇上不认为我不肖，又命令副左庶子臣琦主持考试各郡国的武才之士。我想到如今西夏有叛人诱引敌人，内部纷争，战争连续三个时节仍未停止；东南山海险要之地，祸患又潜伏在朝鲜，正考虑同大国结仇。皇上深知边疆多事，准许司马的请求扩大武举名额，希望得到沉着雄健、富有智谋方略的人，分布在军队之间，取得扫荡平定的功效。皇上的德意十分盛大，但我是一个浅陋的儒生，哪里有方略可以训诫诸位士子？请让我把在留都同士子所结的盟约拿来同诸位士子结盟。我听说舅犯说过：“繁文礼仪，君子不厌弃忠信；战阵之中，不能厌弃诈伪。”这句话一说出，使用欺诈的说法便流行起来，披甲戴盔的武士于是把欺骗当作不必忌讳的事。我私下认为，忠信和诈伪，是不能同时存在、不能同时使用的两种东西。如果诈伪可以用于战阵，那么战阵之中便没有忠信的用处，怀忠守信的君子难道只能用于行礼，而不能用于用兵吗？又凭什么说“师贞吉”呢？有人又说：“欺诈是欺诈敌人，不是欺诈百姓。”欺诈存在于心中，不在于对象是敌人还是百姓。如果对敌人可以欺诈，对百姓可以不欺诈；遇到百姓就不欺诈，遇到敌人就欺诈，那么就是一个人的心中忽而虚伪、忽而忠诚，两者同时存在、同时使用，这必定是说不通的。我不愿诸位士子听到这种说法。我曾说，人的内心所产生的欺骗最难控制，而在追求功名时尤其难以控制。然而功名也有区别：功是实，名是虚；实功难以成就，虚名却容易取得。难以成就，所以人们想用虚假来成就它；容易取得，所以人们往往用虚假来取得它。诸位士子试看看天下草创之初，那些如熊虎般勇猛的士人，必定是没有二心的臣子。他们难道只是因为法网不可欺骗，便因此战战兢兢吗？那些乘时而起、辅佐时运的豪杰，志向本来就是以功劳取得名声，不愿用名声冒充功劳。这样的人即使有机会欺骗，也不会欺骗。太平日久，刚毅之气消磨成软弱安逸，软弱安逸的习气又变成诡诈。有人说不粉饰名声就无法显现功劳，不显现功劳就无法谋取利益，于是有智巧之人把名声当成功劳。把名声当成功劳有三种：有的事情本来略有成效，却用虚假加以夸大，称之为功劳；有的事情实际上并未发生，却用虚假加以装饰，称之为功劳；有的事情已经败坏，却用虚假加以掩盖，也称之为功劳。这三种人都能得到利益而离去，所以开始做这种事的人把它当作试探，久而习惯这种事的人便认为理所当然。起初受骗的人不能察觉，后来知道受骗的人又不能追问。我没有到过边疆，凭什么能完全了解边事？姑且凭心意同诸位士子推测一下。自古以来，难道真有斩首、俘获敌人数十、数百，而我方士卒战马的损失还不到十分之一的战事吗？难道真有敌军数万人闯入边地，已经十天了，我方却不能射出一箭加以抵抗，敌军最终自行退兵而去、没有掳掠的事情吗？难道只有这些吗？当初正值议和通商时，本来就说要趁空闲修整防备。如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各项修备能比往昔增加吗？兵籍、伍符并没有比过去减少，司农按凭证、名册发放粮饷也从未缺少。为什么一有缓急就总说要招募士兵？难道军队已经空虚到这种地步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内帑每年输送的钱财又从哪里进出呢？从上面看下面，下面有时可以欺骗上面；从下面看下面，下面必定不能欺骗下面。诸位士子应当明白事实不是这样。怀着这样的心，想要响应皇上拍髀忧边的心愿，在疆场上效力，建立天山、瀚海那样的功勋，怎么可能做到呢？欺骗并不是愚人能够做的，能行欺骗的必定是聪明人。聪明才智用来决定胜负，就没有不能取胜的；用来判断敌情，就没有不能识破的。可是他们不用心思智虑来战胜敌人，反而用来欺骗皇上，这是我不能理解的。更不用说圣明天子明察万里之外，根本容不得欺骗；即使皇上想到边臣辛苦暴露、建立功劳，误以为应当因此重重任用、赐符延续世禄，也会被世人讥笑，自己留下无穷惭愧。诸位士子手执鞭弭而来，其中十六人都是世代将门之后。他们的先世都是人们所称道的豪杰，是辅佐时运、以功劳取得名声的人，所以名声直到今天仍未衰落，子孙也世代享受他们的报偿。这不是享受他们的名声，而是享受他们的功劳。诗人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他们开始建立了敏捷勇武的功业。”所以我希望诸位士子反复思考这句话。况且天下无事时，功劳或许可以用名声来图饰；天下有事时，功劳必定不能靠名声建立。如今叛人占据坚城而不投降，怎么能欺骗说“已经攻下”了？东边的军队覆没而没有回来，怎么能欺骗说“并未覆没”呢？这必定不行。唉！爪牙之士，是皇上倚仗来巩固边防、消除祸患、安定四方的人。如今却一旦东西奔走、惶惶不安，好像没有可以寄托希望的地方，那么三年举行一次武举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实在以此为耻。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机关算计的智巧精工，而战守的方略却疏忽了；这就是欺骗造成的流弊。如今天下积弱已经到了极点，之所以重视武才之士，是希望他们能够转弱为强。强弱在于气势，振奋气势在于内心。若能以一颗心鼓舞士卒，士卒又以一颗心自我振奋，那么激流的力量可以冲走石头，射石的箭可以没入箭羽，若说不能抵御敌人、建立功绩，我不相信。诸位士子千万不要欺骗！希望你们宣扬国力、效尽忠诚，解除皇上两方面的忧虑，我私下对此有很深的期望。《汾阳县儒学记》

译万历二十三年，中丞魏公抚治山西的第二年，请求改汾州为府，设置汾阳县作为属县，迁州学为府学，同时汾阳依照制度建学设官，诏令批准。于是中丞公发文命令冀南道分巡参政麻君督同知白象、知县蔡成已，在县城东关巽方勘察，得到一块地，宽八十丈，长为宽的四倍。选择日期召集工匠，整治材料，准备器具。中间建大成殿五楹，左右两庑各二十楹，南面两角房各四楹，北面两角房各三楹，大成门三楹。外面建名宦祠、乡贤祠各三楹，再外面建棂星门，牌坊一座，门外东西牌坊各一座。右边建明伦堂五楹，堂上建尊经阁，东西斋房各七楹，居仁门、由义门各一座，仪门一座，东西号房各十楹，儒学门三楹。后面左边建敬一亭三楹，右边建启圣祠三楹。再后面建教谕、训导住宅各十六楹，前面建泮池。城墙两边相对的地方建青云坊一座。费用取自抚院酒税以及修建府署后的剩余银两，劳役取自民壮，百姓没有负担。核算物料与价格、工役与工钱，价格没有溢出，工期没有虚耗。工程始于二十四年七月，到第二年三月完工，耗费金钱二千四百有余。工程结束后，麻君奉中丞公之命请我写记。我既记下年月，又向诸位士子重申说：学校是用来阐明人伦的，从三代到现在从未改变。并不是不想改变，而是穷究事理、尽明人性，这是根本；教化百姓、形成风俗，这是要务，不能改变。子夏在西河终老，难道不是汾地人所尊敬侍奉的吗？他以文学见称于圣门，而他所说的学习，不过是父子、君臣、朋友之间的道理。后来竟有高谈性命、妄称顿悟的人，他们流弊发展到把人伦说成幻景，把敦厚人伦说成鄙俗之事；这是学术的大蛀虫，也是两观之诛必定不能赦免的人。汾地士人出生在贤圣之乡，学习贤圣的教诲，天性淳朴，必定不会被邪说迷惑志向，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但我不担心他们志向受到迷惑，却担心他们没有坚定的志向。以子夏这样的贤人，尚且不能避免入门听闻圣道时感到喜悦，出门看见纷华时又感到喜悦，何况后世的人呢？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到三十岁才有所立，四十岁才不再迷惑；不迷惑以后才算志向坚定。志向有所建立，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不惑。这难道是很快便能实现、立即见效的吗？读书人聚集在学校，诵读孔子、孟子的著作，谁没有志向想成为孔子、孟子那样的人？可是纷华靡丽的事物一接触他们，他们便软弱疲惫、没有操守了，这就是志向不坚定的缘故。所以说：“隐居以求其志。”所谓求志，不过是求得坚定自己的志向。诸位士子正处在隐居求学的时候，学习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了。立志于道德和立志于功名，原本不是两个志向。道德看似虚位，功名属于实际功用；若功名用于正道，功名也就是道德。孔子思念东周，颜子询问治理国家，何曾厌弃功名？他们所厌弃的，是世上那些把一切都用来追求功名的人。我自从登记为官籍以来，静观追求功名的人，有的趋附权势，有的趋附名声，有的早晨依附权势、晚上依附名声，有的暗中依附权势、表面追逐名声。这些人百般机巧、百般聪慧，自以为一定能够得到，最终有的得到、有的得不到，总归被世人指点嘲笑。只有志向坚定的人不是这样：眼中没有权势，心中没有名声；清廉却不说贫穷，勤劳却不说辛苦，忠诚却不说自己已经效力，公正却不说自己已经有功。世人有的相信、有的怀疑，有人巧加排挤，想要迎合宦官；他有时沉落，有时升迁，有时与人龃龉而不得通达。但他独自坚持自己的志向，一意前行而不改变，正如中丞公一样。诸位士子观察他训导士人以及任官做事的情形，就可以看出他的志向了。读书人既然已经低头接受教育，便不同于普通百姓，怎么能因为志向没有预先坚定，最终随时势上下起伏，像水中的波浪、风中的草一样摇摆，转来转去而没有一点独立操守呢？这是读书人的耻辱，也是教化不明的结果。我错误地主持三礼事务，职责在于掌管教化；我痛恨邪说扰乱士人，又看到士人没有真心一意为国家谋划、忧虑的，所以想同诸位士子共同谋划此事。《诗经》说：“看待百姓不轻薄，君子应当以此为准则、以此为效法。”我没有才德，不足以供人观看效法；诸位士子若能思考并效法，就有中丞公在前面了。中丞名叫允贞，是大名府南乐人；麻君名叫溶，是宁国府宣城人；以及所有参与这次工程的人，按法规都应一并写在后面。《忻州城记》

译忻州古代称为阳曲，外面控制云谷，里面屏蔽全晋，是最重要的险要之地。但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河流山岭作为阻隔，有警报时只能凭城防守；城墙仅用土筑成，容易溃坏。到了嘉靖末年，敌人没有一年不来，忻州父老子弟时常苦于敌人的践踏，地方萧条，难以支撑。议论此事的人多次想用砖石包砌城墙，但百姓已经因灾害而满目疮痍，不能承担劳役；官府又没有现成的钱，议论总是被搁置。等到和议达成，又因循拖延了二十多年，郊外没有堡垒，州城没有城墙，城墙也没有防守器械，只凭残破的墙垣和破旧的铠甲等待互市，却不防备变故。万历丙申年，巡抚中丞魏公巡视各部到忻州，慨然长叹，立即命主管者测量城墙厚薄、高低，估算经费，凡事都准备完毕。又同督府王公联名上疏奏闻，得到批准，于是先拨出酒税数千金作为经费；部使者、治兵使者以及郡守以下官员又各自搜集赎金，若大盈库的粮银也拿来协助；借用戍卒的粮食，借用月饷的费用，全部从公物中支出给付，不向上增加科征，也不让下民担忧赔累。工程始于某年某月，完工于某年某月；城高四丈二尺，石基八尺，周长一千九百六十丈，城楼、望楼、女墙，没有不壮丽的。参加劳役的兵卒和民壮有三千人，耗费金钱二万六千七百有余。工程完毕后，署理宁武道事务的叅伯易君备述始末，请我记载这件事。自从我登记为官籍以来，看见镇守边疆的大臣没有一年不报告修筑工程的功劳，没有一个不因修筑工程受赏；但真正足以称为固若金汤、足以提供保障的，屈指可数。为什么粉饰名声如此容易，真正整顿防备却如此困难呢？中丞公诚心任事，以虚名邀功为耻；他的下属官吏也诚心响应，不敢用虚文搪塞责任。自从抚治山西以来，他每天寻找防务漏洞，每天思考补救，所修缮的墩堡、亭障，到处都是这样，哪里只是忻州城一处，难道忻州百姓只是依赖这座城吗？敌人遵守约束，边地百姓放下武器、背起农具，谁不认为可以庆幸无事？唯独魏公仍凛然设置险要、巩固边防，仿佛敌人早晚就要到来，难道是他故意过分谋划吗？众人的见识常在事情发生之后，忠臣的思虑常在事情发生之前；平时无事不知道防备，事情到了才来不及防备，这就始终没有防备。有了防备便没有祸患，与祸患到了才没有防备相比，功效相差万倍。魏公难道敢自称已经振兴吏治、抚慰士民、训练军队、安定疆场，因此可以不依靠城防而固守，便取得博大的安静声誉，把艰难留给后人吗？城中原有白鹤观，创建于唐开元年间。每年二月望日，群鹤飞来停留，因此得名，这在元遗山的记文中有所记载。兵乱以后，群鹤不再到来，已经超过三百年；城建成后，群鹤却按期重新聚集。观上有中丞公记述此异事的诗，其中有“胎禽候月，雉堞连云”的句子。鸟类飞禽能够先得天地之气，于是忻州百姓获得安稳睡眠、宽衣缓带的安乐，这已经是一个征兆了。这座城因而成为祥瑞，应当同和龙、白鹿一样相符，难道只能用来命名这座道观吗？古代出现祥瑞，即使不必全部详述，而一切工程营造，无论大小，都必须登载于国史。我跟随史官之后，理当完备地记录下来。这次工程，专门管理的是太原府同知贾一敬，分管的是忻州同知邱允升、太原右卫经历柴贡，总管的是太原府知府赵彦、忻州知州张尧行，按法规都应一并记载。《鄢陵令何君德政碑记》

译侍御陈君曾经谈到鄢陵县令何君的贤能，他说：“我巡视中州时，正逢大灾荒，百姓相互吞食，死人的尸体也被拿来买卖。皇上忧虑百姓，特意从内帑发钱赈济，可是有关官吏还有人从中营私，使自己肥厚。唯独鄢陵所积存的粮食多达一万余石，何君又遍行境内，察看百姓中贫困空乏的，便打开粮仓煮粥给他们吃；粮食不够，就接着用内帑的钱，再接着用自己的俸禄，再接着劝导富户分粮。他终日终夜勤劳不懈，仿佛看见自家的亲属子弟处在危亡边缘一样。这一年河南各地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可见，而鄢陵没有野外暴尸，这是何君的力量。”我心里记住这件事，认为这个人一定是有才智、能干实事的人。过了一年，何君以考核优异入朝任西台御史。等到同他会面，只见他容貌不过分恭敬，言语不过分修饰，是一位诚恳真实的君子。退下后我私下感叹：天下的事情，只有真诚的人才能办成；自恃才智的人反而不能参与其中。那些自负有所长的人，必定要有所粉饰来显现自己：上面喜爱听觉，他就粉饰听闻；上面喜爱视觉，他就粉饰所见；心中没有不粉饰的地方，也就没有不用心机的地方。本来不如真诚的人不自负、不自饰，一心办理民事，对百姓更有益。古人说救荒没有奇策，意思是所谓奇策不能用来救荒；救荒的人用实际心意去做，本来就不需要什么奇策，这说的正是何君。又过了一年，鄢陵的士大夫、父老、子弟列举何君的政绩，请求我作文刻在石上，使其流传不朽。他们所说的救荒大意同陈君所说一样；其他方面还说何君天性廉洁，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奢华，即使鸡、猪、蔬菜这样细小的东西，也都自己蓄养、自己种植，不因口腹之欲劳烦百姓。诉讼者来到公堂，他先加以解释劝说而遣去；第二次来，便再次申明劝说；反复劝说仍不改变，之后才依法惩处，怜悯他们因为无知而触犯法网。他把每年赋税的数额张榜公布，使百姓都知道；在公堂设置匦箱，让百姓自行缴纳，担心奸猾的差役从中渔利而百姓受害。审理案件时停用严酷的刑法，给属吏判定较轻、较平的处分；那些故意深文周纳、巧言诬陷的人，往往斥退不用，害怕奸吏损害官府法令。北面的溱水、洧水，南面的颍水，把县城当作泄水的沟壑，百姓苦于不能耕种；何君督促百姓修筑堤防，亲自走在簸箕铁锹之间，最终把低洼积水之地变成良田；又借给他们种子和农具，使他们按时耕作。他说，水患不加阻挡，桑麻就不能在田野生长；田野荒芜，百姓就会成为野草。新建学校，周济贫困士人，设置乡塾，彰明教化，勤恳救助孤儿寡妇，表彰节妇孝子；他说这是师帅的职责，是端正风俗教化根源、为百姓指示道路的事情。这些种种约束自己、使百姓富足的政务，都是有才智的人认为不值得做、不肯去做的，而何君却尽心尽力去做，也是因为县令的职责本来就应当如此。把这种是非当作德行，那时百姓也安于此事，并没有看出什么德行来。何君离任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个县不能没有何君，于是思念他不止，便想把何君往日施政的事迹记下来，作为后来人的借鉴。民心是极其神妙的，用虚伪来感动它，百姓也会用虚伪来回应；这种虚伪的回应看似有所感动，但事情过去就像消失了一样，实在不如以真诚托付事业于百姓，才能使百姓长久不忘。有人拿着食物对小孩子说：“你对我好，我就喂你。”小孩子一定答应。等吃过以后再想让他对自己好，就办不到了。父母每天哺乳喂养孩子，孩子从未认为这是恩德；等到离开父母怀抱，身体受到疾病、疼痛、瘙痒的切身刺激，才开始呼唤父母、思念父母，因为除了父母再没有可以呼唤的人了，这才是思念到了极点。鄢陵对于何君，不正是这样吗？如今官吏治理地方的弊病，在于不真诚。比如积谷本是良法，实际从百姓那里收取的是金钱，向上级报告时却说是粮食；据上报的账目看，处处都有粮食，等到发放时却没有粮食。下级明明知道，却不敢说；上级明明知道，却不肯说。这样一方把它当作有利可图，另一方也照样如此；前任以此获利，后任也照样获利。直到百姓饿得要死，即使有金钱也买不到粮食，只能眼看着他们流离失所、跌倒困顿，却没有办法救济他们，为什么不拿何君的事来看看呢？陈君巡按各地时，一年中拨出三万一千锾金作为郡县购粮的本钱，这确实是诚心爱护百姓的人，所以我对何君的实际政绩再三称赞，也再三推荐他。真诚可以感动人，也可以带动人。何君将要出巡郡国，假如用这种心意来考察各位官吏，某人是否真诚，便可以看清了。把鼓舞寄托在激励褒扬之中，人们将会洗心革面，以符合您的意旨。恩惠所及范围广大，哪里只是施加于鄢陵百姓呢？何君某，曹州人，己丑进士；陈君某，唐山县人，丁丑进士。《光禄寺续题名记》

译光禄寺旧有题名碑，是前任光禄卿、吴郡章公所设置的。年代久远，碑上的题名已经写满了。如今光禄卿、维扬李公磨治石碑，续刻题名，并来请我写记。我想，光禄寺所掌管的事务，从郊庙的飨祀、王室的膳食，直到群臣的廪食、朝廷使者的宴饮赏赐，既重大而繁重，也烦琐而细密。人情通常谨慎对待重大事务，却忽略烦琐细小的事务；人们又认为清贵之卿不应亲自处理细事，动辄推托说：“自有主管的人。”却不知道最难追究、最无法追究、最容易形成弊端的地方，正是在最烦琐、最细小的事务之中。既然我已经做了长官和副长官，却凭着清贵自我放纵，使民脂民膏天天从弊端中流失而无人省察，那么所谓职责守职究竟是为了什么？听说有位蔚公，在光禄寺三十年，没有一件事推诿自己，没有一件物品私自占有；有弊端必定核查，有人责问便一定引咎自责。当时称贤的声名直到今天仍在。唉！从前来看，有不肯做到蔚公那样的人，也有不能做到蔚公那样的人，屈指可数却已经如此，这只是认真履行职责罢了。过去屠蒯对晋侯说：“滋味用来运行气，气用来充实志。”那些君主调和天地元气、调剂万物的人，只有具备这种志向；志由气充实，气由滋味运行。味道的作用多么重大啊！人的养生全系于此。所以《周礼》说，膳夫供养王后和世子，进献食物和饮料，都有固定的品级，而其制度全由太宰掌管。又说天子每天进食，膳夫先授予祭祀的食物并尝食，天子才进食。天子的玉食有什么不足，太宰为什么还要替他制定制度？身边的近臣和宠幸之人，难道会说人手不足吗？膳夫却仍要主管膳食，替天子尝食。古人用来防微杜渐的用意深远啊。这一职掌渐渐废弛，大官的膳食便很容易被说成可以用金钱代替，于是有人认为金钱可以筹集，尚且胜过膳食无法筹集。这是没有通晓古人用意的说法。王室进献的食物，必定要有人主管；不是外臣主管，就是内臣主管。内臣爱护君主不如外臣，他们只会顺从君主的欲望，哪里敢替君主节制？他们迎合君主的欲望，又哪里肯替君主节制？没有人节制，只一味满足欲望，欲望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如果确实能够举用《周礼》的典制，修复膳夫的职责，确定食物品级的制度，阐明尝食的意义；甘美、滑润、浓厚、鲜美的食物不放纵君主的欲望，饮食、醉酒、饱食都一定合乎适宜，那么就是用外物来调养人的性情，而不是用人的性情去供养外物；不使内心郁结，不扰乱平和之气，君主的心志就会清明，身体就会强健稳固。这样一来，执持玉圭祭祀上帝，洁净虔诚地亲祭祖先，在明堂接见群臣并宴饮赏赐，清庙、明堂的颂歌兴起，《鳬鹥》《既醉》的德化流行，和气薰蒸，天下大治。这种功效难道只是认真履行光禄寺职责所能相比的吗？李公慷慨而有大节，当初巡按畿辅时，凭正直之道取得君主的知遇。再次起用直到今天，主管盐梅等调和政务所需的事务，这正是他平素所蓄积的才能。这次举措，难道也有调和鼎鼐、辅佐政务的志向吗？至于赏善罚恶、惩戒劝勉的说法，前记已经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论述。只就其中重大的意义来说，以此期望李公，也同时寄望于共事的各位君子。《林天廸榷税清源记》我当年被推荐参加乡试，出自大宗伯文恪公林先生门下。先生的长子天廸，擅长文章，明白古今事理，任户部大夫，声名十分显著。甲午年发生大灾荒，司农向皇帝报告财用困乏，皇帝下诏让朝廷大臣提出对策。天廸奉诏陈述便利之策，娓娓说了一千多字。天子认为他说得明辨有理，命他到清源主持榷税。过了一年，清源的商人都愿意在市场上贮藏货物，税收超过了往年的数额。恰逢任期届满，他便又作图作歌来歌颂此事，并谋划刻在石碑上，作为后来的借鉴。他的老师认为我擅长文章，便请门人江选部来托我记述此事。我想，清源是海岱之间的都会，五方之人辐辏汇集，也是各种货物聚集的地方。俗话说：“翡翠兴盛，贞姬便会迷惑。”士大夫处在钱财货物汇集之地，实在难以说清其中的情形。况且当地风俗轻薄机巧，并不像愚昧百姓那样可以欺骗。那些掮客和侦察之徒，暗中投机侵吞，绝不是一个人的耳目所能察及。负责在这里征收榷税的人，且不说贪墨之徒，即使自己保持清白，而关市征税的各人各自为政，纵然自身清廉，又能对国计有何补益？所以苛敛钱财而败坏名声，微薄薪俸却招来诽谤，历来都是如此。天廸用了什么办法，竟能在清源取得这样的成效？江先生说：“鄙人哪里知道，只是顺着他们的利益去做，便成了有德之人。他们熙熙攘攘都是为利来，既然为利而来，必然也会因不利而离去；这样就被认为是给他们带来祸害了。如果欢迎他们到来，便被认为是给他们带来利益，他们自然就会高兴，人的情感本来就是如此。”使君主持清源榷税时，刚一到任，就向众人宣布：“我之所以来这里，务必要给你们带来利益。过去清源的榷税额才四万，如今已经是过去的两倍；货物流通却萧条，又是过去的十倍。每年收入有增有减，如果一定要按账册足额征收，人们就会纷纷离去；皮都不存在了，毛还能附着在哪里呢？”如今我和你们约定：“关口不得擅自闯入，货物不得违规出境，法定税额以外不得另行征收。”他又向众人宣布：“廉洁的商人按五成征收，贪婪的商人按三成征收；贪婪滋生奸诈，奸诈滋生弊端。与其等弊端形成后再惩治，哪里比得上在尚未发生时就禁止呢？”从今以后，擅闯关口的定罪不赦免，违规出境的按情节轻重处罚。众人听后面露喜色，又相互告诫说：“使君真是神明之君啊，我们不要再自取罪戾了！”于是远近商人都推挽而来，哪怕极其细小的钱财，也没有人敢作奸犯科。送礼的文书还没有到门，竹筐礼物还没有到境内，称赞使君公平的人，仿佛出自同一张口。我熟悉天廸，却不知道他主持清源榷税能做到这样。刘劭说：“清廉节操一流的人不能弘大宽恕，大抵不廉洁的人嗜好利益，不公平的人嗜好名声。清廉的人凭名声取誉，常常把自己看作平民，却把别人看作盗跖。到最后，百姓便无所措手足，所以不公平造成的危害胜过不廉洁。”天廸出身世代享禄之家，不担心他不廉洁，只担心他不公平。如今他能够做到公平了。我和天廸交游时，见他含毫濡墨，写出文采斐然的诗文，心想他不过是个文士罢了。如今才知道他又是能干的官吏。人们常说文人不熟悉吏事，把筹算交给他，便不懂得纵横处理。现在拿天廸来看，难道不是这样吗？《金龙四大王灵应记》

译万历戊子年，我奉命暂代职务，恭敬地到周藩办事。四月二十六日，我和大行林公寅宾辞别皇帝，向南出发。五月二十一日抵达大梁，举行册封礼。二十三日向北返回。此前经过封丘时，封丘的瘟疫非常严重，市场空荡无人。我不忍心再经过那里，便取道陈桥回去。这天傍晚，看见一只孤舟停泊在野外岸边，抬轿人指着它说：“这里就是渡口。”我上船，催促船夫解缆，船夫懒散地应道：“天晚了，请等到明天。”我再次催促，却没有人回答。仆人告诉我：“河边向来盗贼很多，这个野渡不是停船的地方。”我说：“可以找一户百姓家，我就寄宿在那里。”不久天色渐暗，近在咫尺也分辨不出东西，几里之内没有人家，左右的人更加惴惴不安。我宽慰他们说：“盗贼不过是图谋财物罢了。我只有一件行李，本来就不是出外做官游历的人，在汴州才两天，又没有接受馈赠，那些差役自然知道，哪里用得着担心盗贼呢？”于是就在船中假寐。第二天清早船已经开动，听见波涛震撼船身，船与水相抗，发出轰响，声音渐渐猛烈，像千群衔枚疾行的铁骑，又像万章松树在狂风中怒吼而形成的波涛，又像雷霆震响、山岩崩裂。我感到奇怪，问仆人：“是起风了吗？”他说：“一点风也没有。”“是逆流吗？”他说：“是顺流而下。”我更加惊异，问：“已经渡过了吗？”他说：“还没有。”我几次询问，回答都和先前一样，这时船已经驶向险处。我惊讶地问为什么，仆人含着泪走上前来说：“事情办不成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船已经搁浅，舵也折断了，仿佛斩断了船上的各种系泊器具，全都沉入波中。”我想到船航行所依靠的是舵，在急流中舵折了，还凭什么渡过去？仆人想说话，却吞吞吐吐了三次。我追问他，他说：“船夫想请您向神祈祷，却不敢说。”我笑道：“孔子不是说过吗？‘我祈祷已经很久了。’我平生对神有惭愧，正应该把我投入浊流；否则神和我有什么仇怨，和鱼鳖又有什么亲近呢？”左右的人都哭了，眼泪沾湿了衣襟。我又笑道：“你们不要害怕，我替你们祈祷。”于是穿戴好衣冠，准备面向神祈祷。船夫说：“这里自有神，不必面向远处祈祷。”便带我到神像所在之处。神像只有一尺多高，像武夫的形貌，容貌却十分文雅。我拜了两拜，祷告说：“我这个小子因为出使的事情已经办完，经过河道回去，遇到神明发怒，船搁浅不能渡过，这是我这个小子的罪过。然而因为我这个小子的缘故，使龙节受到震惊，岂只是惩罚我这个小子，也是神明自己的惩罚。请神明设法使这件事有利于我。”祷告完，坐在船中，想起杜子美曾有诗说：“苍茫之中不知道神明的意思，难道是特意为我今天安排的吗？”于是反省自己内心的缘由，想到得罪神明的事情，只有想到汴州时，曾戏作两首绝句：“驱车经过夷门，怀古而三次叹息。可怜那空置左边座位等待宾客的人，只有窃取兵符的计策。”又说：“朱亥确实是勇士，侠义之气迫近秋云。为什么把铁椎藏在袖中，却不去击杀秦国将军？难道是因为言语冒犯而遭到这两位侠士的愤怒吗？”如果确实如此，神明也无法替我辩解了。我又想到，神明是聪明正直而依附于人的，所以不会无缘无故加害人。于是召来船夫商量。来了一个船夫，年纪七十多岁，和他说话，他耳聋得厉害，无法分辨。我说：“再叫一个人来。”船夫说：“还有一个人在河中拖船。”我非常惊讶，问其他船夫在哪里。他说：“船夫共有十二人，祥符县令拘调走了四五人，有一人染疫，有一人患病，年老的还有一个壮健有力的人，就是拖船的那个人。”我命他上船，对他说：“你在河中用力划船吗？” 他正在河中，为什么那个人却叩头叹息说：“我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但也不敢坐着等死。”我问：“这里有没有别的小船，可以借来渡过吗？”他说：“有，但很远，恐怕来不及等。”我说：“我都不能等，难道还能飞过去吗？只管去把它取来。”那人便浮水登岸而去。当时巡按中州的是同年王公世扬，他派来护送差役，也在船中，害怕得厉害，面对我哭得十分悲伤。我安慰他说：“这是命。哭能够渡过去，我就哭；哭不能渡过去，哭又有什么用？”那人擦着眼泪离开了。我独自坐了一会儿，船忽然震动，座几乎倾倒。我以为船破了，害怕起来，回头问左右：“是谁在操船？”他们说：“年老的、患病的，力气不足以掌舵。”我又问：“是谁在使船前进？”他们说：“船在走吗？”我说：“在走了。”我起身一看，船果然向陈桥驶去，仿佛有人在前面牵引，先前的水声也不再听见了。船中的老人跪着对我说：“刚才向大王祈祷，大王有灵，船如今果然不用操纵就自行开动了。”我问：“大王是什么神？”他说：“金龙四大王。”我知道这个地方过去有这座祠，却不知道它的灵验竟到了这种程度。这时没有人操船，船只是自行前进，虽然开动了却很慢。离岸不到半里，中间却隔着一片洲，洲长约八九里。太阳将到正午，先前派去的船夫驾着小船赶来，我登上小船，波浪顿时平息，水面平静如掌，在水流中央划桨前行，也是一种奇观。不一会儿抵达岸边，岸旁停着一艘大船，旁边系着一只小船，正是宪副赵公耀事先吩咐准备的。赵公派来的差役说，早已在这里停船等候渡人，为什么反而从上游开来了呢？后来追问缘故，原来是祥符的抬轿人命令把船停在那里，以省去陆路行走的劳苦，船夫不敢违抗。我既然望见陈桥便出发，于是想起尚未出都门时，常常想到黄河的险要；临行时一两个相识的人说，黄河在夏秋交界时确实险而难渡。如今实际渡河却没有遇到困难，心里颇为轻视它。等到回程，竟被几个抬轿人耽误，差点葬身鱼腹。天下的事情，危险不在于困难，危急也不在于事情重大，大多就是这样。我惶恐而自失了很久。经过乡里以后，便在山上采石，在祠堂下面刻写这件事，以记载神明的护佑，也用来告诫后人，使他们知道容易的事情不可忽视，小事情不可轻视。《新建天津葛沽镇兵营记》

译万历壬辰年，倭寇进入朝鲜，攻破其国，赶走其国王，杀戮掳掠百姓，占据城邑，暗中呈现内乱的势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天津是咽喉要地，倭寇乘着汛期扬帆而来，祸患首先会在天津发生；天津一旦遭受祸患，京畿内地便会惊恐骚扰。大司马竭尽心力谋划，广泛采纳众议，于是征调近卫兵屯驻海上，又上奏派遣大将和京卿各一人，招募内地年轻子弟中可以当兵的人，得到数千人，训练他们以增强军势。当时倭寇已有一百几十年没有侵犯东北，那里没有设置营垒，过去的守兵全都废置在盐碱荒地；又正值盛夏炎热、多雨连日，众人没有栖息之所，疫病时常发生，人心大为不安。巡按侍御刘公上疏说明这种情况，于是得以遣散各卫兵，只留下招募的三千多人，由偏帅统领，以防备意外。于是巡抚大中丞刘公、备兵副宪梁公、郡守刘公吸取过去的教训，考虑将来的事情，商议在天津附近创建营堡，屯驻这些募兵，并推选本县县令刘君，让他负责办理此事。县令于是从天津向东，往来海边，察看地势，周密巡视审度，在所谓葛沽的地方找到一块土地：向东到海、向西到天津，大约各五十里；土地位置适中，地势又高而开阔。县令正着手谋划制度、起草命令，每天核算工程，把任务交给各位佐吏，于是大致划定地基，准备畚箕和筑墙的器具；所需财用取自抚院扣存民兵工食费用后剩余的钱，不因此烦扰有关官府。工程役夫从前来应募的饥民中征用，也不因此烦扰乡里。工程始于癸巳年仲春，到季夏完工。中间是帅府，左右两翼是兵营，稍高处是中军厅事，四周环绕长堤，堤外环绕潮水；又设有演武场、阅兵台，箭垛、旗墩像棋子一样分布、像星星一样罗列，巍然成为天津的辅翼、海疆的重要重镇。工程完毕后，县令奉中丞公之命，让我继续登载其年月。我私下感叹，各位大夫这项工程有许多好处：可以赈济饥民，可以节省费用，可以谋求眼前的安定，可以免除日后的骚扰，可以作为长远的计划，可以抵御外患，也可以消除内患。滨海百姓年年频遭灾害，以至于没有生计，春夏之交尤其严重。如今悬定工价招募他们，使他们以一天的劳作换取一天的工钱，再用一天的工钱充作一天的食粮；等到工程结束，麦子已经成熟，所以花费数千金，却救活了数百人的性命。因此说可以赈济饥民。凡是由征发差役而来的劳力，五个人抵不上一个；由平常招募来的劳力，三个人抵不上一个。只有贫民所剩的是力气，所急需的是食物；急于得到食物，必然不会懈怠使用力气。他们凭借力气来换取食物，我凭借食物来获得工程劳力，既不耽误日子，工程也不超过规定时间，所以说可以节省费用。而且新招募的士兵，不是贫穷而没有资财的人，就是豪强而有力量的人，可以突然聚集，却不能突然遣散。不能突然遣散，却想让他们散去，既不能突然遣散，又不能让他们长期聚集，这是眼前的忧患。由将帅训练他们，用营寨聚集他们，那么即使还没有看到聚集的利益，也没有遣散的祸害，所以说可以谋求目前的安定。如今倭夷还潜伏在海岛，不能预料它一定会来，也不能预料它一定不会来。它如果不来，聚集军队做什么？万一来了，军队还得重新聚集。与其遣散后再聚集，不如聚集而不遣散。因为遣散后再聚集，是没有训练就造成骚扰；聚集而不遣散，是没有骚扰而得到训练，所以说可以免除日后的骚扰。营寨没有建成，安置他们就困难；营寨建成后，供给他们又困难。如今既然已经选定海滨高敞之地，建立屯营来安顿他们的居处，为什么不再选择海滨空旷之地，划作屯田，给他们安排产业？让他们有时耕种，有时打猎捕鱼，有时操练，他们能够自给，或许就不必烦劳官府供给粮饷。官府不必供给粮饷，或许就能使他们长期发挥作用。起初是招募来的士兵，逐渐可以成为当地居民，所以说可以作为长远的计划。普通人出力保卫国家，必定不如保卫自己的家。假如让屯营的士卒各有固定产业，逐渐扩建房屋，蓄养妻子儿女，编成什伍，结成婚姻关系；平时彼此亲近，发生变故时彼此救助。一旦倭寇到来，他们将携家人与敌人作战，亲自奋战，不只是为了报答上级的恩德，也将是为了保全家室、保护亲戚。这和那些乌合之众相比，后者谈到敌人便心怯，望见敌人便脸色惊惧，其功效相差万倍，所以说可以抵御外患。如今饥寒困穷的盗贼到处很多。假如奸人乘机在民间兴兵作乱，那么一人发难呼喊，千人立刻就会聚集。到那时想借用现有的军队，事情紧急而来不及使用；想重新招募士兵，事情迟缓又赶不上使用。哪里比得上在附近聚集几千名训练有素的士卒？将领与士卒彼此熟悉，士卒之间也彼此熟悉。需要使用时立即调发，不需要使用时立即遣散，仍然足以应付缓急、震慑奸邪吗？所以说可以防备内患。唉，古代建立防备，常常在事情发生以前；如今建立防备，常常在事情发生以后。防备在事情发生以后，确实对事情没有益处；然而在事情发生以前的将来，就是事情发生以后的先前。事情还没有发生却不能防备，事情已经过去又不知道防备，那要到什么时候才防备呢？有了防备而暂时无用，难道不胜过有事时需要使用却没有防备吗？如今这项工程，正是建立防备的方法，但也很困难。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往往创始时困难，而善始善终却容易失败。大概有了事情便会有扰乱，人也容易改变想法；所以前人如果不把后人的心情当作自己的心情，就会因为事情不在自己任内而推诿；下属如果不把上级的心情当作自己的心情，就会因为事情在自己任内而玩忽；后人如果又不把前人的心情当作自己的心情，就会因为事情不是由自己开始而败坏它。这样一来，功业怎么能够建立？又怎么能建立而不废弃呢？我因此记述此事的始末，并抒发一点愚见，来告诫后来继任的人。中丞公名东星，山西沁水人；副宪公名云龙，广东琼山人；郡守公名敏寛，山西安邑人；县侯名冠南，江西庐陵人。分派办理此事的有县丞秦应光、魏鳌，典史刘守学，千户宋璞，百户韩继业、王守成、吴承勲、法得，一并记载。《饶阳令杨公遗爱记》

译饶阳正处在滹沱河的要冲，滹沱河很容易泛滥；一旦泛滥，东西两岸水流所向便没有定准，势必冲毁百姓房屋，淹没庄稼，百姓深受其苦。嘉靖丙申年，大梁人杨公任饶阳县令，慨然叹道：“河流可以防，就防治河流；河流不能防，我难道不防护县城和百姓居处吗？”有人说：“公事不能同百姓商量开始，泽门的讥讽，您独独没有听说吗？”杨公说：“大人办事，只要劳累百姓而能使百姓得利，就应当去做；劳累在一时，利益在百世，就更应赶快去做，所付出的劳力是一样的。由我来做，事情可以用一半的劳力取得加倍的功效；后人怎样做却不可知。眼看百姓的祸害而不能除去，自己又不肯承担劳苦，反而把它留给后人，那么县令的职责究竟是干什么的？”于是按次序兴工，先在城壕内外筑堤，随后又在城郭门外筑堤，蜿蜒八里，堤面宽一丈，高度比沟涧高十分之五。堤筑成后，又督促百姓在堤上杂种树木，数量以千计。杨公按时役使百姓，均分劳力而不急于求成，因此百姓没有怨言。杨公的作为当时也没有人因此把它当作恩德。那时百姓所认为的恩德以及在舆人歌诵中传播的事，屈指可数。丁酉年，饶阳不下雨，从春天一直到夏天，庄稼全都枯槁。杨公斋戒沐浴，步行到方台龙祠祈祷；祈祷完，大雨骤至，枯槁的庄稼复活，当年因此获得丰收。戊申年秋天，大蝗虫把成熟的庄稼吃掉，庄稼立即全部毁尽。杨公告诫百姓捕捉蝗虫，并打开粮仓用粮食交换；发出的粮食才六百，蝗灾便消灭了，没有造成灾害。饶阳原来编有群长等费用，作为所取用的财源；杨公节约自己的供给，斥退并停止使用这些费用，每年节省的日常费用总共数百缗。饶阳有十九社，社长依仗赋役从中谋取奸利。杨公查清他们的罪状，召集各社长，按田地征赋，按丁口派役，按赋役登记造册，按册征收。各社长缩手缩脚，再没有地方施展奸诈。饶阳百姓过去食用商人贩来的盐，富商凭借资财结交权贵，又依仗权贵势力撼动官府；官府把盐分给百姓，抬高盐价并催逼缴纳期限，百姓大受困苦。杨公于是教百姓煎煮盐碱地出产的卤水制盐。盐制成后，便向监司说明此事，每年缴纳盐课，停止让商人经营。县里有些无赖不务正业，家中人制造事端，又不能靠吃糠咽菜生活，往往作奸犯科。杨公命每户设置户长，户长可以察看本户的人；本户有人没有固定产业，户长就报告并惩治那人；如果有这种人而户长不报告，就惩治户长。百姓没有游荡求食的人，盗贼也销声匿迹。杨公的政绩不能全部叙述，单是这些事情，难道不称得上便利吗？然而政治用来移风易俗，利益在眼前；治理堤防河流，利益却在几十年以后。眼前的事情成为恩德，恩德显著；几十年以后才显现的恩德，显现得很迟。百姓一旦享受到他的恩惠，就会想着歌颂他的德行；显现得迟，就看不到利益，因此也看不到恩德。杨公离开饶阳十多年后，年成不好，百姓相聚砍伐堤上的树木作为柴薪，吃树皮。这才想起杨公说：“没有杨公，我们到哪里取得资粮呢？”又过了二十年，河水大幅泛滥，水流冲啮堤岸，县中百姓日夜挑着畚箕、拿着铁锹，聚集在堤上，以人力同洪水抗争，县城才没有受损。这才深深思念杨公说：“没有杨公，我们岂不都成了鱼吗？”于是才想到建立祠堂祭祀杨公，报答杨公的恩德；大家一起募集钱财，置办木料，月月积累、年年积累，估计费用已经备齐，便把杨公治理饶阳的事迹以及为他建祠的缘由写下来。如今县令闵公，闵公说：“对百姓有功就应当祭祀，这是后任县令的职责。”于是勤恳劝说父老，我替你们完成这件事。第二年，杨公的儿子、如今的侍御廉峰公担任畿内督学使者，百姓更加高兴。普通百姓说：“当初杨公为我们的百姓归来时，我们本来就祈求上天报答杨公，杨公果然有了这样的儿子。”有德行的人说：“我们有子弟，杨公过去曾教导他们；杨公如今有了儿子，他的后代世世代代都会对我们县有很大的造福。”原来杨公先前治理饶阳时，常常召集生员，教诲他们性命之学，曾经在学宫悬挂一副对联，勉励他们以参赞天地、体认圣贤为期；对达不到要求的人，又作《惜阴歌》来激励他们。嘉靖乙未年，肃皇帝南巡，经过真定，当地主管者认为杨公有才干，便发布檄文让杨公主管各项供应。宫中权贵索取常例以外的东西，不能得到，便大肆辱骂杨公；杨公神色严正地拒绝了他们。杨公料想会得罪权贵，有人也许会用其他事情陷害他，于是拂袖归乡。县中百姓躺在车辕下挽留他，无法留住，杨公说：“我是为了你们这些百姓才归去，回去也没有什么遗憾。”所以县里人这样说，似乎是把侍御公当作一县私有的人，却不知道侍御公并不是一县私有的。没过多久，侍御公巡按各部经过饶阳，饶阳那些过去曾侍奉过杨公的父老，争相到堤下迎接侍御公，希望看见他的面容，指着堤说：“这是先公修筑的吗？”又指着堤上的林木说：“这是先公种植的吗？”大概他们无法用言辞称颂杨公，只能用这些话来称颂他，说着便泪流满面，侍御公也哭了。这些事是我的同年王君这样告诉我的。唉，杨公为百姓所树立的德行，如今才显现出来，也正如西门公修筑的渠道一样。从前邺地苦于河患，西门豹发动百姓修治渠道，引河水灌溉田地而削弱水势；百姓苦于修渠的劳烦，却看不到它的利益。百年以后，水患消除，利益兴盛，百姓因此富足，才感念并思念他，说：“这是贤君留下的法度，不可更改。” 鄙人有句话说：“顺着他们的利益去做，就成了有德之人。”饶阳百姓对于杨公，和这个情形有什么不同呢？然而西门豹治理邺地靠的是权术，杨公治理饶阳靠的是真实的心意。史书没有记载西门豹有贤能的子孙，而侍御公能够继承杨公的事业，并且更加扩大光大它，那么杨公实际上就胜过西门豹了。谁说古今不能相互接续呢？无奈如今治理百姓的官员，多数不让百姓得利而只使自己得利；即使知道让百姓得利，大多也不能考虑长远，只图谋眼前的利益，他们的内心也认为有眼前利益就有眼前名声。那种身后才能得到的名声，对我有什么利益，何必去做呢？所以池塘、沟渠等事务，缺漏而不讲求；反而琐琐屑屑地专事卓异诡奇、炫耀声名的行为，百姓又依靠什么来获得长远的安定呢？又怎么能奇怪离任之后思念他们的人寥寥无几呢？像杨公这样不把名声据为己有，名声和恩泽却流传无穷，难道不正可以概见当今也有毅然实行古代正道的人吗？古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我因闵侯的请求，搜集饶阳百姓不忘杨公的事迹，刻在坚贞的石碑上，用来告诫后来的君子。杨公名东山，闵侯名宗舜，王君名命。《重修河间府管河厅公署记》

译运河从山东进入河间府境内，曲折向北，直到天津，上下大约数百里，是储存物资的地方，是灌输朝贡物品的通道，也是官员车马往来的地方，来往络绎不绝，处在重要的冲要位置。过去由一名郡倅专门负责此事，但河间府距离河道很远，不便亲临巡视，所以又在府城东南一百二十里的交河县属镇泊头另设分署，因为那里临近河道，而且上下行走河道的里程大致相等。有人说这是水利分司，后来分司迁往张秋，于是设置府署，这些都没有可靠考证。厅事大堂朝南，前面是仪门；门外转向东边是鼓楼，鼓楼便是大门。门前是董家店巷，巷下就是大河。按道理合宜，按地势也便利。隆庆戊辰年，大同张公认为大门稍远，不便整肃迎接宾客，于是购买民居扩大旧址，在仪门外另设大门，在大门北面设置寅宾馆，鼓楼之门便成为虚设。到万历戊寅年，凤翔袁公又认为天下公署没有把门建得不临街道而设在楼内的，于是又购买鼓楼以南的民居，另建大门，在门外竖立棹楔，鼓楼于是被堵塞。到万历丁酉年，浙衢赵公认为厅署地基长久以来逐渐低洼，淫雨之后积水无处排泄，墙垣房屋日渐坍坏，想要拆除重建，于是拿出修缮宅舍的年度费用，并向部使者黄康两公请示，又得到河滩公费若干，估计共有三百金；测量地基，购买土地，召集工匠，整治材料，中间建正厅三间，后面建后堂三间，左右建胥役房，前面建仪门，门右建土地祠，左边稍向南建寅宾馆，朝西；再往前是大门，门左边是州县馆，转向东边，把棹楔移到临街处，匾额题为“畿辅河防堂”。大门西面稍后方，前后建房三所，前面是门；再向西是书房，前后也有三所。有的修缮旧房，有的拆旧建新；劳力由众人承担，费用由公家支出。工程始于丁酉年六月，到第二年五月完工。工程落成后，赵公备述始末，请人写文以记载年月。我私下感叹，近来的做官之人把奔走逢迎当作能耐，把收受箱箧和舞弄刀笔当作事务，虚度年岁、消磨时日，连本职工作都废弃不讲，更何况官署呢？赵公估计，如果从现在起作为准则，材料器物还没有大幅损坏，尚且可以节省十分之五；如果不趁现在做，保存下来的就会更少。如果由我来作为准则，工程劳力还没有大肆耗费，尚且可以节省十分之五；如果留给后人作为准则，耗费就会更多。所以他不被众议迷惑，不避开众人的喧闹，竭尽全力去做，最终工程完成而没有扰民；自己承担劳苦，把安逸留给后人。让别人享受安逸，赵公又能得到什么利益呢？赵公的先人中丞公，以精勤尽职而成为当世著名的卿相。赵公熟悉家庭训诫，所以任官所到之处，都不敢自我闲暇、自我安逸；这就是其中一件事。观察他治理居所和治理河道的作为，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假使世上的做官者都把官署看作自己的家，把官府事务看作家中事务，像赵公这样，那么天下大概就可以治理好了！《淡然轩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淡然轩集》卷六 （明）余继登撰 ○志铭 明通奉大夫、光禄寺卿少洲冯公墓志铭。

译庄皇帝壬申年三月二十一日，光禄寺卿、致仕少洲冯公去世。他的儿子子临等人在这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把冯公安葬在尧山的山原。过了十五年，冯公的次孙琦任太史，才带着冯公次子海浮先生所撰的行状来请求我写墓志铭。我辞谢说自己不才，但又不忍违背太史的请求，于是依据行状为他作志并铭。行状说，冯氏的先世是青州临朐人，高祖思忠迁居辽东，后来又从辽东回到青州，到冯公的父亲宪副公时才开始如此。宪副公有五个儿子，四人考中科第，都凭文章政事在当时享有声名，于是东海冯氏便在天下有了声望。冯公名惟讷，字汝言，别号少洲。正德癸酉年，宪副公任萧县令，冯公出生于萧县。冯公天生奇异资质，风采神情秀美清朗。长大后，开明敏捷而沉着坚毅，辨析领悟超群，名声在齐鲁之间兴起。第一次参加考试便获得廪生资格。嘉靖甲午年乡试中被荐举，戊戌年考中进士。庚子年授任宜兴县令。宜兴有很多大奸猾之徒，操纵官吏的短处长处，善于拖欠赋税，有拖欠数十年的。冯公到任后，刺探这些奸猾之徒的情况，集中打击他们，按账册拘捕拖欠赋税的人，拖欠的赋税大量收齐，以数万计缴入郡中。郡守大为惊异，说这个县令才刚到弱冠年纪，却胜过老吏。县中众人都惴惴不安，再也没有人敢因为冯公年轻而轻视他。冯公曾督率诸生到江阴应试，巡江使者某人趁机巡行县境来到县城，表面上恼怒冯公没有等候，暗中却另有所图；冯公假装没有听见，也不回应。使者更加恼怒，便捏造其他事情陷害冯公，把他调任魏县县令。适逢边境警报接连而来，烽火直达郊外，关中和京畿南部震恐。冯公从长远考虑，调拨经费修筑城墙，建设双井镇来防备。没过多久，升任蒲州知守。魏县人拥住车子，使他不能出发；冯公于是制定新的牧马法，才得以离开。蒲州是大州，宗室众多而纷乱，难以治理，冯公治理得从容宽缓。曾经选拔博士弟子，让他们执经问难，为他们剖析疑义，士人争相奋发勤勉，在乡试中被举荐的人数是过去的三倍。乙巳年，升任扬州丞，代理知守事务。扬州处在交通要道，依赖冯公治理；但冯公不久因母亲去世而归乡。服丧期满，补任松江，升任南京户部员外郎、郎中。壬子年因父亲去世服丧，又补任北驾部，出任陕西佥事，分巡陇右，兼督学政。在镇五年，武备、文教等各方面都谨慎整治，边境没有发生事故。升任河南右参议，分守河北。壬戌年，升任浙江提学副使。冯公想到两浙士人的风气是全国的先导，广泛颁布条教，显示崇尚质朴、重视文教的意旨，士人的习气因此欣然改变，全都归于正道。癸亥年，升任山西右参政，随即在本省升任按察使。冯公掌管司法后，一概以刚强明断裁决，官吏百姓见到他，交谈之间稍加推究，他便都能查出隐藏的情状，令人凛然，不敢接受私情。三晋人称他为神君。丙寅年，升任陕西右布政使。秦中有许多豪强，奔驰于乡里，垄断屯田的利益，使户籍文册无法核查。冯公于是依法查办豪强，大规模搜查被隐匿的田地，查出一万多顷。事情上报后，皇帝赐给他白金和彩绢。戊辰年，转任江西左布政使。藩司总管钱粮，每天收入以巨万计，官吏弊端丛生。冯公制定抽查名册、核验收取的办法，额外一丝一毫的余剩都没有，积久的弊端顿时革除。江西每年输送各种瓷器以及其他费用很多，都应当由百姓承担，又有官吏借机作奸，公私都困顿耗损。冯公于是议定命令，让百姓每亩缴纳一钱以供各项事务；对于那些篡改簿书、盗窃财物的人，则一概按罪行轻重受刑，远近都称便。辛未年入朝觐见皇帝，精细考核下属官吏的才能与否，不偏袒，也不含糊。天官郎极力称赞他说：“各地长官考核并陈述政事，明确而有主见、不留两可的，只有冯伯一人。”这一年各地长官被罢职的超过一半，冯公的声名更加显著，士大夫都希望以宰辅之位期待他；然而冯公请求退休的志向坚定，无法挽回。奏疏呈上后，天子很惋惜他，特地晋升他为光禄寺卿，准许他以原官致仕。回乡后，他才开始建造房屋、开垦田地，静心远离喧嚣，为终老作打算。然而上天不肯留下他，未满一年便去世了。公天性孝顺友爱，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都奉养太夫人同行；即使在匆忙中连夜归来，也一定先在门外慢慢等候，问过母亲的睡眠和饮食后才退下。他奔赴丧事时，赤脚走了数千里，因悲伤过度而身体柴毁，超过礼制。兄弟之间，彼此以师友相待，友爱深厚。教育几个孤儿，如同教育亲生子女。至于宗族亲戚、乡里朋友有急难，也都按时周济他们，使人人都得到他的欢心。他的交游遍及天下，所交都是当代知名人士，彼此考察德行、询问学业，各自取长补短。但他性情庄重严肃，不能以私事求他。做官三十多年，除图书诗卷外没有多余财物，没有疆外私交，也没有束修之馈。督学浙江时，大学士袁公派官员送信致谢，他却拒绝收发，其介守如此。他幼年接受家庭教诲，以廉洁公正作为治事准则，所到之处，官吏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在魏地有德政碑，在蒲地、陇右都有去思碑；在江右，士大夫都赞叹佩服，说是二百年来未曾见过的人物。至于百姓，又人人在家中为他画像，饮食时必定祝祷。他虽然精通吏治，雅志却如儒生；平生嗜好读书，没有什么不读的，每逢政务闲暇便手不释卷，广泛涉猎而深入思考，积累宏博而取舍精约，发而为文章，温厚醇正、典雅有致。古体诗以建安为准则，近体诗则取法天宝、大历之间的诗风。著有《风雅广逸》《楚辞旁注》《选诗约注》《汉魏六朝诗纪》《文献通考纂要》《唐音翼》《杜律删注》《冯光禄诗集》等若干卷，流传于世。公的祖父讳振，父亲就是宪副公，讳裕，都因公的显贵而屡次追赠为通奉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祖母李氏、母亲伏氏，也都屡次追赠为夫人。嫡配熊氏，是四川右布政使佑的孙女，屡次追赠为夫人，先于公去世；继室魏氏，是肥乡县令升的孙女，屡次封为夫人。儿子三人：长子临，是县学廪生，娶李氏为妻，李氏是光禄卿用敬的女儿；次子蒙，是县学生员，早逝，娶张氏为妻，张氏是凌川县主簿鉴的女儿；继娶刘氏，刘氏是衡府引礼仲进的女儿；次子节，是府学生员，娶刘氏为妻，刘氏是学生员生儒的女儿；继娶赵氏，赵氏是天佑的女儿。女儿二人：长女嫁给汉中府同知李尹耕的儿子；一本次女嫁给卫辉府知府李用和的儿子延绶。儿子临是熊氏所生，其余都是庶出。孙子二人：长孙珣，是临的儿子，为县学生员，娶张氏为妻，张氏是学生员灿的女儿；次孙玮，是蒙的儿子，已聘娶学生员周杜的女儿。

译孙女四人：长孙女是临的女儿，嫁给开封府知府宋伯华的儿子、县学生员绳武；其余年幼，都是蒙的女儿。曾孙一人铨，曾孙女一人，都是珣的子女。史登说：建立功业、著述立言，是古今最美好的事业，是有志之士、杰出人物竭尽全力思考并努力趋赴的目标。然而，追逐世俗的士人，往往不顾才质有限；无论官职高低，都一定希望卓异诡奇；无论事业工拙，都一定希望炫耀表露，甚至强行役使自己的心力，争夺兼具各种才能的胜利，勤苦不已，结果用力一天比一天劳顿，所到之处却一天比一天困窘。公很年轻便通晓仕进之途，按资历逐级升迁，几十年后才做到藩司长官，却在一旦之间抛弃官职，像脱掉鞋子一样毫不留恋。他成年后便致力于文章辞藻，文才凌厉足以与作者相抗，而性情冲淡高雅、和平宽厚，丝毫没有一味追求奇异、争强好胜的气息。世人共同艳羡的东西，一点也没有进入他的内心，所以他操守自然而不勉强，施展才华也总显得绰绰有余。不追求声名，声名却自然跟随我；不致力争胜，人们却自然归附我，可以说是有道之人了。这样的人，正应当为他作铭。铭文说：乡里为他建祠，通衢为他立碑，这是至高德行所感化的实证，也是公德行的粗略表现。风雅文章既已更加精美，于是把它作为楷模展示，这是使其不朽的谋划，也是公德行的余韵。他生时与道相伴，死后随化而逝。在尧山的废墟上，有一条墓道，令人叹息。经过这里的人都会趋前说：这是明光禄大夫。庆府右长史棘亭王公墓志铭 棘亭王公以庆府右长史致仕还乡，回乡两年后去世；去世三十年后，他的儿子、大理左丞世扬拿着侍御马公所作的行状，拜访继登，请我为公墓道上的石碑作铭。继登是公故乡的后学，又曾与大理君一同侍奉轩前，情谊深厚，不敢推辞，谨依据行状为公作志并铭刻。行状称：王氏的祖先本是山右人，先世有一个名贵的人，从山右迁居广平李排营村，于是成为广平人。贵生柔，柔生玘，玘生友，友生臣。臣攻读文章，有远大志向，最终以诸生身份抱志而死。娶张氏，生有两个儿子，次子就是公，讳允武，字殿邦，别号棘亭。公生来聪敏，才质过人，长大后更加奋发读父亲的书，写文章俊秀明朗，富有奇气。入学后，每次考试总在同辈中名列第一；他性情庄重严肃，不与众同学交往，即使是同辈也都安然服从，十分敬服他。但他多次应试都未能中选，晚年才凭明经科进入太学。嘉靖庚戌年参加吏部铨选，被授为江西南康府通判。南康土地向来贫瘠，民俗又善于拖欠赋税。每当郡中催征赋税的官吏到来，狡猾的人便凑集钱财上前祝寿；官吏一旦收了贿赂，就闭口不敢再追问，因此赋税常常拖欠，多的甚至达到八年。公廉洁正直，不接受私下请托。到任办事后，那些先前送过钱的人在门下徘徊，不敢进来。公便召集各个欠税户，按照事情缓急规定缴纳日期，然后遣散他们；那些狡黠之人战战兢兢地依次缴纳赋税，没有一个敢超过期限的。部使者惊异于他的才能，上疏报告朝廷，朝廷下玺书褒奖他。适逢郡守职位空缺，便让公代理郡守事务。当时粤西的狼兵进入内地，前往剿倭的军队所过之处横暴异常，百姓深受其害，按次序将要到达南康，郡人非常恐惧。公预先发布檄文，对他们的首领说：‘朝廷让你们剿灭倭寇，你们为什么反而自己成了倭寇？现在我和你们约定：粮饷供应不及时，罪责在有关官吏；粮饷已经按时供应，而你们仍像从前一样横暴，罪责只在你们。三尺法具在，我自会施行我的法律。’首领早已听说过公的名声，收到檄文后很害怕，便约束部下。公也命属县准备接待和防备，狼兵最终经过南康，没有人敢放纵侵扰。郡城濒临湖泊，是盗贼出没之地。旧有巡逻船若干艘，按年修缮，费用由郡里承担，劳役由主管者承担。守备某人藏匿修缮费用，却把修缮责任推给郡里，公坚持认为不可。某人非常恼怒，便向巡抚都御史诬陷公。都御史发怒，以公办事违抗命令为由，停发公的一个月俸禄。公从容地列举旧例以及某人侵吞隐匿费

译用的情状，上报都御史。都御史内心惭愧，最终反而褒奖公的政绩，称其为江右第一。饶州万年县令某人因削减机兵的月粮，被机兵告发；审理者收受贿赂，反而袒护县令，并重重惩罚那些告状的人。众兵愤怒，于是歃血为盟发动叛乱。饶州郡戒严。当时直指徐公正巡视所属地区到达饶州，仓促之间无计可施。恰好公因其他事务来到，徐公高兴地说：‘王别驾来了，这件事大概有救了！’立即命公停止其他事务，前去安抚乱兵。乱兵听说公来了，也互相告诫不要妄动，说：‘王公来治理我们，我们这些人应当不会有祸患了。’先前的审理者来拜访公，想请公替他设法，公没有答应。等到惩办了叛乱首领，县令也依法论罪，众人的心才安定下来。直指更加惊异于公的才干，便让公代理万年县事务。公进一步严格约束，核查并省去一切烦琐费用；盐、米等细小供应，也都由南康统一供给。壮兵某人控告其队长，牵连的人很多，公体察其中冤屈，为他们据理争辩。御史最终推翻了原来的判决。万年百姓编歌颂扬公，详细情况见翰林编修浮梁金公所撰《去思碑》。公治理万年共六个月，因考核政绩赴京。百姓挽留而不能成功，便共同绘制公的画像，祭祀祝祷。公已经以政绩最优闻名，朝廷又起用并调任他到景德镇主管陶务。公更加孤立自守，一心把额外进贡的奇巧器物一概禁绝，不许用来贿赂权贵。一年便节省工费数千、数百缗。景德镇人感戴公，如同感戴父母。浮梁县尉某人巡察到镇上时，放纵巡逻差卒向百姓抢掠，百姓愤怒不堪，击鼓喧闹包围县尉，准备将他处死。县尉害怕，逃进公署躲藏。公替县尉安抚百姓，百姓才解散离去。庚申年，公升任两淮盐运司副使。公每天都研究盐政的利弊，选择那些有利于通商、惠及百姓、便利国家的办法，辅佐长官逐项实行。有人劝公为自己谋取钱财，公严厉地辞谢，那人惭愧退去。都御史鄢某因为严嵩的关系而成为私人，掌管天下盐政，因大肆受贿而闻名，盐政于是败坏混乱。淮商黄某聚集数万金钱，准备到边境迎接他；公查明实情，立即依法处置。淮扬盐赋天下第一，都御史把这里看作自己的外府，等到来此却一无所得，十分怨恨。恰逢公升任庆府右长史，他仍未消除怨恨，便唆使亲厚的御史窥伺公的过失；没有找到过错，最终却以公年老为由削去官职，令其致仕。当时公才五十七岁。公回乡后闭门谢客，穿布袍、吃粗菜，与寒士没有不同。又过了一年，壬戌年秋七月三十日因病去世。公生于弘治甲子年十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九岁。原配都氏，嘉靖某年随公游学太学，死于旅舍，追赠宜人。继室赵氏，能够以勤俭辅助公保持廉洁，如今封为太宜人。儿子二人：长子对扬，娶胡氏，都氏所生；次子某，就是大理君，娶某氏，封孺人。女儿一人万秀，嫁给医官庞朴，赵氏所生。孙子四人：三省、三乐、三槐、三聘，都是本县诸生。孙女二人。古人说：‘廉吏是可以做到的，却又是难以做到的。’廉洁的人往往任性好强、性情亢厉，不能容忍别人，难以与人共同治理事务。那些不是这样的人，又没有能力判断是非，甚至耗损废弛公务，这怎么可以称为廉吏呢？公历任官职所到之处，除正常俸禄之外，一丝一毫也不拿来玷污自己。不是宾客来访，从不饮酒吃肉；随从破旧简陋，也不加以整治。郡人看见他的前导，不必询问就知道是公。难道不是廉洁吗？但他不以压倒别人为务，常常能够谦抑自处；对人的过失加以遮掩，并且极力调解保护。由于他廉洁公平，人们不忍心欺骗他，所以能够只用片言便消弭兵民的变乱。这不是靠口舌争辩就能做到的。他在任时享有郡中的祭祀，死后又享有乡里的祭祀，确实是有缘由的。唉，像公这样的人，难道是廉洁而且能够做得到的廉吏吗？这正应当为他作铭。铭文说：廉于钱财，有时却被认为才干不足。公的才干宏大，可以剖断裁决事务；像郤谷那样，门户自然洞开。廉洁自守，有时又被认为以此自矜。公却温恭谦和，仿佛柔弱而质朴，以醇厚之德使人受

译到感染。世人争相贪婪，以贪婪趋附权势，而公独自廉洁，因廉洁而显得严正。所以他终身做官而仕途沉滞，公的官位虽不能显达，却不能使公的声名沉没于世。公生有贤哲的后代，成为当时的廉吏，以继承公的志向。我们搜集公的遗迹，把它铭刻在坚贞的石碑上，放入幽深的墓穴，使子孙承受凭藉，世世代代保持清白。

译明代资德大夫、南京兵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晋庵戴公，以及他的配偶田夫人、穆夫人合葬墓的墓志铭。万历丙戌年秋，前资德大夫、南京兵部尚书晋庵戴公在家中去世。守臣上报，天子为之哀悼惋惜，下诏命太宰办理追赠，宗伯主持祭祀，司空子办理安葬。于是追赠太子少保，祭祀二坛，派官员依照法令营造墓葬。戴公的儿子太仆丞绍科等人，准备在戊子年四月二十日举行安葬，把纳言李公所作的行状送来，请求撰写墓志和铭文。根据行状，公讳才，字子需，别号晋庵。他的祖先是景州人，五世祖荣在文皇帝时，以富民身份迁徙充实沧州，于是成为沧州人。荣生庆，庆生宣，宣生臣，都因公的显贵而追赠资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宣的妻子冯氏、臣的妻子萧氏，都封为夫人。戴氏自迁居以来，世代孝顺兄弟和睦、勤于农事，在乡里积德，而祥瑞从公开始显现。公生来聪颖异常，沉静稳重，刚从师学习，便端庄持重如同成年人。十二岁时在郡中应试，郡守姚江吴公非常惊异，说：‘这是宰辅之才。’声名很快传扬开来。嘉靖癸卯年乡试中举，次年甲辰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己酉年擢升户科给事中。庚戌年秋，京师戒严，当时事变仓促，军需匮乏，大司农请求把各种加派都加到各道赋税上。公直言抗议：‘如今畿辅、山西、陕西各郡连年苦于募兵、买马，已经十分劳费；现在又商议增加马匹。江南各郡常常提前缴纳料银，又预先缴纳机兵、民快一年的费用，这些都是眼前的权宜之计，如今却又商议增加赋税，这是竭泽而渔，只会使百姓更加困苦。’部议最终被搁置，没有实行。后来公巡视光禄寺，纠察核查隐藏的弊蠹，分条提出四件事上奏，每年为太官省下金钱十二。壬子年转任史科右给事中，癸丑年转任本科左给事中，因母丧归家服丧。服丧期满后补任工科左给事中，不久升任兵科都给事中。公因倭夷猖獗，福建、广东用兵没有一年停止，便上疏陈述三件事：一是迅速剿灭，二是慎重防守，三是驾驭客兵。每一条都切中要害，交给有关部门执行。公在谏官任上，不以像鹰击一般纠察细微过错来博取高名；但多次援引事例论说是非，耻于趋奉迎合、承顺上意。过了很久，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公也没有丝毫懈怠，巡行各郡国，专心治理政务，一年多后因父丧归家。服丧期满，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甘肃刚刚经历战事，连可供出动的车辆骑兵都没有，骑在亭障上的瘦弱士卒甚至连半菽粮食也得不到。公到任后，抚恤他们的创伤，像哺育婴儿一样供养他们，首先请求拨发库帑军饷，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然后依次选拔整顿士兵将领，训练击刺技艺，修整烽火台。敌人一来就遭到创伤而退去；红柳林、枪竿岭的捷报，是甘镇从前从未有过的。敌人屡次失利而远去后，公便利用这段时间兴建学校、彰明教化、赈济贫困、减少刑罚，各种措施都用来安抚甘肃。公巡抚甘肃五年间，斩首、俘获敌人数十、数百人，修筑墩台城墙以千百计，招抚归降者若干，夺获羊马器械无数。公又因积累功劳晋升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五郡。父老和各族夷人都躺在车辙前、攀住车子挽留；有人作歌，有人诵诗，有人感动落泪，有人为公画像并祭祀祝祷。唉，这些足以说明公是什么样的人了。公刚到陕西，便遇到秋防战事，立即移驻镇原州，储备草料粮食，守卫要害。等到任期将满，防务已经撤除，套部敌兵忽然进入延绥，杀死总兵郭江，俘虏副总兵时銮而去。科臣列举失事情状，言辞牵连到公。敌人出入定边、瓦楂等道路，并不是公所管辖的地方，言者只是误将公牵连进去。公没有为自己辩明。诏令公回京接受核查。第二年隆庆丁卯年，公的事情完全查明，仍以原官巡抚河南。三月入朝任大理卿。己巳年升任刑部右侍郎，不久转为左侍郎。公两次任法官，执法公平平允，所制定的买休、卖休等法律被著录为法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庚午年八月，宣大总镇的臣属根据间谍报告，说东西各部番人将大举入侵，京师戒严。庄皇帝命大司马修整战守器具，下诏各镇整顿兵马等待援助。于是起用前都御史带川刘公镇守通州，提督援兵；改任公为户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督理粮饷事务。公说敌情难以预测，征发军需贵在预先准备，请求命密云等处主管财计的官员尽心筹划，进一步扩大储备，使应援的兵马能够就地领取供应；这与用车载运辎重、追赶军队而使军队疲劳相比，功效相差一倍。后来敌人侦知我方已有防备，很快便解散退去。但天子更加器重公，于是当年冬天升任公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公第三次到陕西，对当地利弊更加熟悉。某位将帅勇猛，某位官吏贤能，便立即上章推荐；某位将帅贪婪残暴，某位将帅软弱怯懦、不任事，某位官吏贪墨，便立即弹劾罢免；某项费用冗余，便立即节省；某项军饷应当增加，便立即增加；某处屯田、盐法可以补助军需，便立即商议；某条道路为番众窥伺，便立即发布檄文命镇兵防御；某些城墙、护城设施、墩台可以修浚，便立即按时修治。其中最重要的是永安堡。堡在靖虏以北、中卫以南，有一处名叫裴家川的地方，肥沃田地可达万顷，百姓苦于贫乏，不能在那里耕作。公考察、筹划地形，筑墙建堡，上疏朝廷，请求更改这里的名称，并请固原守备某人负责督率军队屯田，兼任苑马寺少卿；又请佥事某人移驻靖虏，整顿兵力和粮饷。这样一来，秦地、陇地之间便巍然形成了一座重镇。恰逢俺酋请求开关纳贡互市，庄皇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回复准许。河套的吉能是俺酋的支属，也援引先例请求互市，朝廷下令群臣商议。公说：‘东西两方各自为雄长，授予官职应当一视同仁，通贡则应随俺酋一同进入为宜。若要互市，陕西是重要边镇，既不能把他们招入内地；甘肃番、回开市已经很久，也不宜让强敌混入，以增加祸乱的根源。只有延绥、宁夏二镇较为接近边境，然而对越境出入的禁令很严，也不宜因互市而开启争端。互市只可以在宣大实行，不可一概施行于陕西。’皇帝下旨严厉责备公，公最终仍主张在延绥、宁夏开设两个互市，并上疏请求将延绥互市改设在红山闇门之外，恢复宁夏清水营旧厂，以防意外；请求拨给桩朋马价，作为互市本钱；派列卒环绕市场，以震慑众人。所以远方之人爱戴公如同爱冬日阳光，又畏惧公如同畏惧愤怒的雷霆，直到公任职期间，没有人敢在市场上喧哗闹事。天子也以酬答功劳的典礼，晋升公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任总督。

译两年之中，又有一次增加俸禄，并六次赏赐白金、文绮。今上念公长期劳苦于边事，便命公以原官掌管南京都察院事务；还未到任，又改任南京刑部，继而改任南京兵部，参与机务。公考察江防的缓急，整顿兵卒，部署方略。巡盐御史某人上奏，要求把浦子口五卫改归御史节制。公说：‘南畿各卫分列为六营，用来屏藩根本；统领由内外守备负责，巡视由科道负责，这种制度实行已久。一旦改归御史管辖，使堂堂六军降同郡县编伍，并非建立此制度的本意。’此事于是搁置。公熟悉掌故，能够把持大体，刚正严厉、操守高洁，当时朝廷正倚重他，但公因继母刘夫人去世而归家服丧。行状说：‘当公争论互市时，有人劝公只开设四处市场，依照贵人的指示延后奖赏便可立即得到；公正色说：市场的利弊，我已经筹划熟虑了。顺从下属而欺骗君上，只为自身谋利而不考虑国家，这样的臣子留着还有什么用？’于是谢绝了那个人。公离任后，镇中喜欢惹事的人最终开设了甘肃的市场，使番部彼此交恶，给国家制造了一处边患；十多年后，公的话果然成为正确的预见。唉，天下有任事的臣子，也有喜欢惹事的臣子。喜欢惹事的人机敏圆滑、志气锐利，只看见利益而看不见祸害，所以常常试行暴躁急迫的措施，最终得到一分利益却造成百倍祸害。任事的人老成持重，仔细比较利害，每逢要发动行动总要反复顾虑，所以往往利益多而祸害少。像公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谓任事之臣吗？公长期居家，督抚、台省官员纷纷上章推荐他，前后有六七位公卿。大多说公有经世济民的长才，不应长久弃置在山林，而公却以年老为由，无意于世事。往年西方人内乱，皇上为西方边事忧虑，没有不想起公的建议和功效的，可惜公已经去世了！公身材高大，挺立如山，远远望见便知是正人君子。平时温恭谦和，使人受到和气感染；到了主持大事、裁决重大议论时，却如天运转动、星辰回旋，意志不可动摇。公天性极其孝顺，居丧时因悲伤过度而身体柴毁，超过礼制。他甘于恬淡俭朴，嗜好和欲望很少；做官四十年，自我供养十分俭约，终身没有世俗的声色之好。闭门自守、涵养德重，没有一句话去干扰守令牧守的权力，也没有一纸书信奔走长安。沿途舆论都称道他。此前，太仆君念公年老，打算回去侍奉他的饮食，公写信阻止他说：‘努力修治你的职事，老人吃饭很好，身体无恙，不要挂念。’一天公坐在斋室中，房里无人，忽然铺设几案焚香，默默有所祷告，不久便喊来四匹缣帛作为犒赏，左右惊讶进入询问缘故，公没有回答。又有某姓人梦见公乘肩舆出行，羽旄、鼓吹和随从极其盛大。第二天公便去世了。临终更换席褥时，只说：‘活着没有给官府带来益处，死后不要请求抚恤，如此而已。’这时是万历丙戌年九月二十五日。公生于正德甲戌年十一月十三日，享年七十三岁。配偶田氏辅佐公，起初是诸生，侍奉公婆，得到他们的欢心；她提灯陪公夜读，等到公显贵后，亲身接受诏命，却更加勤俭，只喜欢施舍给内外姻亲以及奴仆，没有不感戴她恩德的人，详细事迹见维扬陈公尧志的行状中。她先于公三十五年去世，死于嘉靖壬子年十二月初三日，生于正德甲戌年八月初一日，享年三十九岁，屡次追赠为夫人。继室穆氏，端庄稳重而温婉柔顺，侍奉继婆刘氏，能够预先体察她的心意并顺承她的意志，把太仆君当作亲生子抚养。公奔走王事而没有后顾之忧，也是因为她的内在德行深厚。她先于公十四年去世，死于万历癸酉年九月三十日，生于嘉靖甲午年五月十六日，享年四十岁，屡次封为夫人。两位夫人去世时都还埋在浅土中，现在将把她们附葬在公城东祖坟旁边，与公合葬，这也是官府营造的墓地。儿子二人：长子就是太仆君，娶常氏，追赠孺人；继娶张氏，封孺人，田氏所生；次子绍庭，娶刘氏，穆氏所生。女儿四人，田氏所生的嫁给生员张继周、吏部主事王显仁；侧室张氏所生的嫁给举人张惟曜、儒士马惟断。孙子三人：世懋、世愈是科氏所生，世悳是庭氏所生。孙女三人，都是科氏所生。铭文说：古代的大臣，谋划不先考虑自身，行动不迎合他人，只把国家社稷作为考虑，以使百姓安宁，大概就是这样。嘉靖、隆庆年间，像戴公这样的人，差不多属于古代大臣一类。英武的戴公，内在质地与外在文采兼备。从卑微的谏垣官职，直到出任一方长官，柔弱者他不欺凌，刚强者他也不屈服。上帝说：‘来吧！远方之人不能安定，践踏我的边疆。你应当替我安抚他们，你要遏止乱略，以保全安定西土。’公八年征战在外，勤勉奉公、不顾自身，四方之人都来归附；对于那些番戎，没有不率领部众服从的。皇帝因此大加赏赐，念及公平定戎乱的功劳。唉！生时显达而有功，死后追赠崇荣，并不是因私情而给公恩惠，实在是他的德行能够善终。公的贤配，德行相称、美好相当，先于公归天。她以自身庇护如蚁群般的子孙；东城的原野上，坟墓郁郁葱葱，将庇荫你的子孙百千万代。明行人司行人、赠承德郎、兵部主事芹泉冯公暨配蒋太安人墓志铭。

译芹泉冯公讳惟重，字汝威，是贵州副使闾山公的次子。冯氏的先祖是青州临朐人。洪武初年，有个叫思忠的人迁徙充实辽东广宁，于是成为广宁人。闾山公显贵后，想到生下的儿子应当安置在齐鲁礼义之乡，何况家族本来就是齐地人，便带着五个成年儿子重新回到临朐，在郡城择地居住，安家于此。公生来聪明，十岁便能写文章，有俊秀的声誉。当初居住辽东时，已经是广宁诸生；迁家后，又成为郡中的诸生。郡中诸生听到公的名声，争相前来请教，公为每个人剖析疑难，没有一个不满意而去。闾山公任官留都，公随父南下，在青溪讲学。当时的名公如许石城、邢雉山等与公交游的人，都谦逊称谢，认为自己比不上公。公的名声更加日益显著。嘉靖甲午年乡试中举，回家侍奉父母。燕地时期，广宁苦于兵乱，闾山公顾念祖先坟墓，吃饭时叹息，对几个儿子说：‘谁能替我去巡视祭扫呢？’公请求前往，在烽火交错中艰难跋涉，一个多月才到达，最终砍除荆棘藤蔓，修筑围墙、树立墓碑后回来。戊戌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恰逢肃皇帝南巡，选派公前往湖湘传达诏令。湖湘暑湿，盛夏瘴热，公日夜奔驰，风雨劳顿，丝毫没有休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丈〕 到了庐陵便病倒，背上生了疽。同年张公、董公来探视病情，说公应当赶快回去接受医药治疗，不要突然发生不可挽回的事情，以免使父母忧伤。公毅然说：‘假使臣不能完成使命，反而因跌倒困顿而废弃，天子的成命，即使死也无法偿还责任；如果因为思念故乡坟墓而损害死守职分的道义，只会更加给我的父母留下忧愁。’病情已经危急，他仍然想着安排公差事务，于是死在庐陵。行状称，公面颊丰润，身材修长，望之庄严；虽然整肃峻拔、严于自持，不失分寸，但天性真率坦荡，并不故意采取孤高峭拔的行为。他精于诗歌，擅长书法，才华凌驾一世，却常常有意谦抑自己。这些都不应当早死，他为什么突然死去呢？公去世后，蒋太安人因守节而显扬。蒋太安人是已故清河县令蒋公的女儿。当初，蒋公读到公的文章，十分惊异；见到公行步周正、转身灵便，更加高兴，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好女婿，于是把太安人嫁给公。婚后一个多月，闾山公将要南迁，唯独对太安人感到为难，说：‘我正打算回故乡，怎么能让新妇长期离开自己的乡土呢？’太安人却毫无难色，赶紧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于是回乡的计划便决定了。公出外服役时，太安人留守官邸；后来生下如今的宪副君子履，派使者飞驰报信，但公还未到家便去世了。太安人听到讣告，悲痛号哭后昏死过去，苏醒后回头看见宪副公瘦弱地躺在襁褓中，又大哭说：‘唉，死去倒容易，活着的人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呢？安慰死者，我就替死者抚养孩子；使活着的人让死者仿佛复生，使活着的人无愧，以此表明我的志向罢了。’于是勉强进食饮水，带着宪副君回去。闾山公是廉吏，家中没有多余财产；而公出使时，又谢绝一切馈赠。等到丧事归来，打开行囊中的财物，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太安人便拿出簪钗耳饰等收藏来办理安葬，事情甚至亲自操持，用来供给稀粥；每天抚摸宪副君而哭泣。他稍长大后，便送他跟随老师学习；回来后，太安人亲自操作织机纺织，陪伴他在一盏昏暗的灯下夜读，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宪副君考中进士，太安人高兴而又哭泣，告诫他说：‘你的祖父和父亲都因清廉节操而显扬，我和你几乎不能维持生计，最终你们两代都能做官，都是你祖父、父亲留下的德行。你不要在做官时忘记我们几乎不能维持生计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你祖父、父亲的所作所为。’宪副君哭泣着接受教诲，所以从方城县令入朝任职方司官员，出任云中兵备时，都兢兢业业以廉洁公正治理，这正是太安人的教诲。太安人性情简朴庄重，自幼不追求繁华；既成为未亡人，衣服饮食更加自我节制。她与家人说话，从来没有不称说先君而接着哭泣的。宪副君上书朝廷，陈述母亲守节的事迹，皇帝下诏表彰她的门第。众人正庆贺她获得美名，太安人却独自哭泣说：‘夫子不幸，我忍心承受这一切而得到这样的名声，我是什么心情？难道要把夫子的不幸当作我的名声吗？’宪副君任职方官时，得以按其官职追赠父亲，并追赠母亲为太宜人；如今又领取封赠诰命和礼服进献，太安人穿上礼服，面向宫阙谢恩，此后便推辞不再穿用。等到孙子琦任太史，出使经过乡里，便跟随宪副君在堂下行礼起身，率领孙辈上前祝寿，太安人高兴地举杯一次，随后却神色悲惨、不再欢喜，说：‘可惜啊，不能让你父亲看见这一幕。’说着便哭泣，四十年如一日，正是黄鹄失伴的悲痛。公生于弘治十七年正月七日，卒于嘉靖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六岁。太安人生于弘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万历十年十月五日，享年八十一岁。父亲就是闾山公裕，祖父振，都因公的显贵而追赠布政使；母亲都封为夫人。儿子就是如今的整饬易州兵备、山西按察司副使子履，娶宋氏，封恭人。女儿二人，一人嫁给石太守继芳，一人嫁给石茂才茂元。孙子二人：长孙琦，任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娶姜氏，封孺人；次孙珂，已聘李氏。孙女三人，分别许配张元豸、迟一梧、蒋弘胤。曾孙女一人，都还年幼。宪副君因太安人去世，第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启掘公的墓穴，与太安人合葬；他拿着太守宋公所作的行状来请求铭文。我说：当公盛年时，兄弟四人都凭文章科第在海内享有盛名，唯独公没有充分施展才用便去世了。死去数十年后，公的儿子宪副君以才名受到众人推重，即将掌握兵权、建立旌旗，在世间谋求功名；而公的孙子太史氏正执经于■〈施，冉代也〉厦，负有成为宰辅的期望。这是公的兄弟们从未有过的。有人说太安人寿命有余，所以能够辛苦持家、建立门户、抚养子孙。大概上天对太安人的报答就是如此。唉，太安人多出的寿命，正是上天补偿公寿命不足的地方。这便作铭。铭文说：若说上天有知，那么公却死了；若说上天无知，那么太安人却没有死。公既然死去，太安人本可以不必死；太安人没有早死，公也就可以放心死去。唉！公有儿子，儿子又有儿子，使公的事业昌盛，延续百千万代。公啊，太安人虽已死去，却因她的德行而如同不死。明奉政大夫、宁国府同知中里崔公墓志铭。

译中里崔公讳良贵，字德卿，是安平人。安平原是博陵之地，古代博陵崔氏很有声望。明朝兴起后，居住在县城以西黄城里的崔氏，被称为黄城崔氏。八世祖有文明，生冈，冈任岢岚学正；冈生征，征生翱，翱生辅，辅生儒，儒生仲诚，号河滨，就是公的父亲。崔氏自学正以来，世代都有隐而不显的德行，受到乡里的推重。县令等地方长官有时请他到学宫作宾客，直到公这一代。公生来聪颖秀异，年少时跟随伯父学习，就能立志勤奋诵读。伯父高兴地说：‘这是我家日行千里的骏马。’十四岁补为县学诸生。学官李君很惊异于他的才能，想到他贫困，几次退还他的馈赠，并且按时资助他的生活。县令王公有一位相交甚好的闽人吴生，以博学著称；吴生来探望县令，县令为他修建校舍，让他主持讲席，选取诸生中成绩优异、通晓经术的人到那里受业，公也在其中。公的学业日益进步，每次考试总在同辈中名列第一，却屡次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困阻。于是奋发说：‘士人哪有不博览穷究群书而能够取得高第的呢？’从此闭门专心研究经学，同时旁及诸子、史书、百家之学，直到卑微官职的掌故、星历之学，没有不窥探的。嘉靖甲子年乡试中举，两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未考中。当时公的祖父母、父母都年事已高，而公又贫困到不能置办甘美的饮食，于是叹息说：‘等待黄河水清，人还能活多久呢？’便向吏部铨选机关投递文书，得到永寿县教谕一职。永寿是山地县，民俗轻视文章学艺，前任教谕大多倚着座席不讲学，学生们也偷懒怠惰。公到任后召集学生，陈说敦促学习的道理；那些抱着经书来求学的人，文质彬彬，学业开始兴盛。后来公代理武功县事务，恰逢有修筑城墙的工程，公便核量工程、规定工期，公平安排工料，土石等物料一个月便备齐，城墙按期建成，没有违背原定计划。又制定婚姻礼仪，社会风俗豁然大变。适逢督学曾公经过武功，考察诸生讲说经义，没有人能让他满意。公从旁代为讲说，十分详尽。曾公高兴地说：‘讲解经书不应当像这样吗？’于是命公主持正学书院。公更加把奖掖人才作为志向，每天排列学生的课程和品行，磨砺他们的德行学业。曾公一向器重公，时常倚重公办理校文事务，因而成全的人才很多。所以当时在丽正书院学习的人，都争相自我洗濯奋进，号称人才众多。庚午年，公分校留都，选拔录取的士子又特别多。公的才名更加兴起，于是当年冬天升任国子监助教。不久因病请假归乡。恢复任职后，恰逢今上临幸国学，公获赐金织衣。公在太学任职数年，能够以精勤尽责完成职务。丁丑年升任户部四川司主事，负责监督草场。草场每年申报缴纳的数额很多，商人便把那里变成滋生弊端的地方，往往勾结狡猾的胥吏共同作奸。主管者有时不知道，即使知道，又受到宦官替他们说情阻挠，不能追究。公到任办事，首先淘汰违法乱纪的胥役，堵塞各种弊端的漏洞。那些来请托的人拿着名帖，却不敢进门；各商人战战兢兢，不敢虚报货物来谋取利益。因此怨声四起，甚至编造流言恐吓公。公说：‘我只求不耽误自己的职守，哪里还能顾虑自身的私利呢？’直到事情办完，始终一意坚持如初。司农卿认为公廉洁而难以请托，便私下推举公去征收清源关税。公出发后，怨恨公的人仍不肯罢休，唆使本乡某给事中上疏，说公先前监督草场时有受贿的迹象。朝廷下诏核实后上报，核查者说崔某确实是因为严格执法而受到商人怨恨，给事中所指没有事实；但公仍被调任外地，得到卫辉府通判、主管赋税的职位。公更加自我奋勉、严加约束，过去公认的常例，一律谢绝。文书所涉各县田地事务，都一概听凭至公处理；大力搜查隐藏的逃税田产，郡人震慑服从。公代理辉县事务时，正值旱灾，便尽心祈祷，为百姓请求生路，甘霖每每随即降下，人们认为这是至诚所感。又过了两年，升任宁国府同知，恰逢知府出缺，便由公代理府政。他把一切公费都逐项登记，丝毫不装入私囊。癸未年入京考核官吏，负责评定下属官员的贤能与否、酌定去留，连极细微之处都没有差错。大吏某人因私怨想要置某县令于死地，公坚持认为不可，那个县令终于凭此保全了名节。邻郡有一位大侠某人，前后任二千石的官员都不能制服他，操江吕都御史下檄令公办理此事，公立即使他伏法。公虽然依据法律办事，但审理案件公平宽恕，当时都称没有冤枉。部使者认为公有才能，各司审理的案件有判决不当的，便改交公处理，公一一为之洗雪，不顾忌任何人。当时长江以南称为贤能郡丞的，首推公；与公共事的人，也都把代理郡丞视为畏惧之事。乙酉年秋，公入朝庆贺万寿圣节，又任满一考，正应当上报政绩，恰逢生病，滞留在京城门前。代理公职的人在丙戌年考核官吏时，搜罗其他事情诬陷公。掌管爵禄的官员一向知道公贤能，只削去公两级官秩，公于是拂袖归乡，从此无意于仕途。当公生病时，我到旅舍探望他，公说：“我的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离开人世罢了。”我对公说：“您的心地光明磊落，声名历来已久，众人正信任仰望您，您为什么突然谋划归去呢？”公说：“命运如此，又能怎么办呢？” 原来公精通命数，不久便如他所说去世了。人的成败、顺逆，难道不都是命吗？公生于嘉靖丁酉年八月十二日，卒于万历庚寅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四岁。父亲河滨翁仲诚，因公显贵加封承德郎、户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母亲王氏封太安人，妻子王氏封安人。儿子二人：长子敏，是增广生，娶庠生王嘉臣的女儿；次子敬，是附学生，娶庠生彭居安的女儿。孙子三人：广旭、广昕、广旦，都是敏所生；孙女三人：两个是敏所生，一个是敬所生。公天性孝顺友爱，俸禄收入虽少，却常常倾尽钱囊周济兄弟；自己则饮食没有两种以上的菜肴，家中没有侍妾。归乡以后，公每天卧在床褥上，却仍时常督促两个儿子学习，有时召来亲善的故旧，与他们相对饮酒，作诗自娱。从年轻到老年，手里从未放下书卷。著有《仕余稿》《中里遗草》。当公家境尚能维持饮食时，曾在乡里教授，四方士人都来同他交游，后来其中许多人出仕成为显官。为公作行状的太常王公，也是其中之一。公的两个儿子准备在公去世的第二年某月某日安葬公，公的儿子某人住在某处，并依据公临终的嘱托，请我为他写墓志铭。我同公一起参加乡试，对公了解颇深，谨依据行状为他撰写墓志，并系以铭文：铭曰：处身如愚，怀抱璞玉而居；处世似迂，选择合宜之地而行。家业不一定丰厚，但志向不可越轨；仕途不一定显赫，但品行不可污损。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儒，难道不与世间那些夸张谄媚的人不同吗？明赠中宪大夫、大理寺右少卿青岗傅公墓志铭。

译万历癸巳年春，少司寇仁泉傅公拿他先父中宪公的行状，请我为他撰写墓志并作铭。中宪公生二十五年后去世，去世时仍是处士。去世数十年后，才因司寇公显贵，屡次追赠为中宪大夫、大理寺右少卿，所以称为中宪公。司寇公任侍御史时，督察畿辅学政，恰逢当权者想仿照永嘉旧事淘汰天下士人，命令十分严厉，但公不为所动，仍照常考试士子。因此各郡国的督学使者都以公为榜样；即使有一两个献媚者想迎合旨意、求取宠荣，也羞惭畏缩而不敢放肆。我心中十分赞赏他，如今既有这个使命，怎敢推辞？据行状，傅氏的先祖在唐朝末年，有一位名枢的人任临江教授，开始迁居清江石头。传到第七代生雱，宋政和八年中进士，任工部侍郎，充任和金通问使，授朝奉郎、尚书考功员外郎。又传五代生棻，建炎年间任高安丞，于是落籍易俗乡珠湖。世代多有文学之士，郡志中都有记载。又传十三代生伟，伟生洪，洪生孔川，孔川生崇圣，崇圣生字为青岗翁，娶漆氏，生下公。公名舜，字汝华，别号绍岗。公幼年聪颖，族伯郡丞公曾经用对句试他，他立即应声作对，言语总是惊人，郡丞公大为惊异。等到入塾从师学习章句，便奋发求学，读书到半夜也不睡。父母因为公禀赋孱弱，常常怜惜并劝诫他，不想让他勉强完成学业。恰逢漆孺人多病，生病时公日夜侍奉汤药、照料起居，必待她安稳后才停止，因此中断了学业。后来县里征发徭役，轮到青岗公，公听说后说：“我小时候幸亏懂得一些算术，若在我这一代还要劳烦父亲，我还依靠什么呢？”于是挺身代父前往，负责向吴城转运粮物。当时族叔敖朋服役因病回家，公又兼管他的差事。服役结束后，公解开钱囊，把多余的钱分给大家，没有私自藏下。他的品行就是如此。从伯父早死，三个儿子年幼，不能掌管财物和田产，便把这些交给仆人。仆人中有狡猾的，藏起田产簿籍，偷偷把田卖掉，田虽卖了，赋税仍在。公查明情况，揭发其奸谋，仆人于是畏惧服罪。公又重新核对他们的产业并登记造册，众仆便收敛脚步，不敢放肆。三个孤儿能够成人，全靠公的力量。公在家中的品行修养严谨，侍奉叔父、伯父及兄弟恭敬谨慎，孝友之情深厚真挚。年轻时负有奇才，也不惜亲身替人排解纠纷、解除困难。舅父漆翁是位长者，却被同宗之人欺凌陷害。公说：“我在这里，别人都敢把我的舅父当作鱼肉，难道能坐视不管吗？”于是前往调解，众人一向知道公会曲意听取他的请求，事情便得到解决。听说族人、乡人中有贫困匮乏的，公总是向中宪公请求，按照事情的缓急分别周济他们。有人借钱生息，公就估量其能力所能偿还的数目，借给他，从未以没有钱为借口推辞。凡是借钱给人的，公又少取利息，放宽收回期限，因此众人都归向他。司寇公说：“我出生得晚，不幸没有亲眼看见公的行事，我从传闻中所得知的，也只有这些而已。”语气中仿佛特别为此自我悲伤。唉！看见豹子的一斑就能知道全豹，单凭前面所说公在乡里的德行，也足以了解公了。公卧病三个月不起，便握着刘恭人的手，把两位老人和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她，然后去世。当时是嘉靖己丑年秋八月。公生于弘治乙丑年四月十八日，妻刘氏，因守节被旌表；又因司寇公显贵，屡次加封为太恭人。根据已有墓志的儿子一人，就是司寇公，万历乙丑年进士，历任刑部右侍郎；娶廖处士启熙的女儿，封孺人，追赠恭人；继娶胡通判汝融的女儿，封恭人。女儿一人贞仲，嫁给来苏刘孟仲，其守贞如柏舟，不愧为母亲的女儿。孙子四人：铉，是县学生，娶庠生吴一性的女儿；钊，是县学生，娶吴汝振的女儿，后又娶胡显楚的女儿；钶，娶文通判似韩的女儿；釴，是国子生，娶刘廷用的女儿，后又娶吴知府一惺的女儿。公是已故大宗伯文端公的孙子。孙女三人：菊贞，嫁给敖训导镗的庠生儿子；浅常贞，嫁给王佥宪许之的庠生儿子；淑，都是廖氏所生。金贞，许配给陈侍御邦科的某个儿子，是胡氏所生。曾孙庆，是铉的儿子；甘，是钶的儿子，聘陈主事良材的女儿。曾孙女洁贞。史氏说：“书中记载傅说这位老人，是当时的及时雨，对百姓的生存有很大功劳；珠湖的傅氏，难道是他的后裔吗？为什么经过一千多年，世代都有闻名之人呢？”以中宪公的贤能，假如资质恰逢时代，必定会有显著的表现。即使他在世时间不长，考察他的品行和义行，也可以流传后世。太恭人抚养五个月大的孤儿，终于使他成人，又能诵述先人的义行来训诫教导他，使他遵守遗留下来的规范，在当代建立功名；先人六十年前积下的德，六十年后得到报偿，仿佛早有凭证。在乡里修养德行，德性才会长久，人怎能不努力修德呢？万历己丑年九月，择地把公安葬在烟霞祖坟。此前太恭人去世时，司寇公上疏请求朝廷，获准一并赐祭。到了这时，司寇公请假归乡，才想要完备表彰幽冥之人的典礼，于是开始撰写墓志并作铭。铭曰：“人们又说：只有义能使人终其年寿；如果这话可信，公为什么早夭而死？人们又说：只有德能惠及后世；如果这话不可信，公却使他的后嗣昌盛。唉！寿数是自身所寄托的，后嗣是自身所庇护的。即使享尽寿数而不能惠及后世，哪里比得上有贤能的后嗣呢？公的后嗣，成为当时的名臣，朝廷三次降下恩宠诏命。以盛大的葬礼装饰公的墓穴，这就是公没有真正死去的证明，又何必一定要在公自身身上求取呢？” 明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丰溪闵君墓志铭。

译大概在正德、嘉靖年间，我郡以仕宦显名于当时的，任原闵氏最为著名。自我取得出身资格以后，已经来不及见到闵氏中那些显贵的人，唯独在众人中认识丰溪君。君仪表容貌闲雅，进退举止都不失分寸。以前我询问他，才知道他是水东先生的儿子。心中私下想到，古人说世代享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守礼法，难道并非如此吗？后来君调任留都，又因病辞官居家，转眼数年，便传来了君的讣告。奇怪啊！我虽然不深知君，但按照我所见到的情形，君之外的人难道竟会很快如此吗？又过了一年，君的儿子鉴介同年友人张选部带着行状来请我写铭。按行状，闵氏先祖是上海人，由上海迁居任丘，从宗礼开始。宗礼生彝，彝生琦，琦生定，定生槐、楷。楷任南京礼部尚书，琦、定都追赠尚书。琦娶王氏，定娶卞氏，都追赠太夫人。槐中弘治乙丑年进士，任按察副使，因儿子煦显贵，追赠通议大夫、兵部侍郎，妻颜氏，封太淑人。煦就是水东先生，即君的父亲，历任资政大夫、刑部尚书，妻李夫人。君生于嘉靖壬寅年五月十四日，名升，字思充，别号丰溪。君天生明朗聪慧，刚开始从外傅学习，就勤奋诵读，众人都认为他将成为大器。恰逢水东先生巡抚山西时，因斩首、捕虏有功，诏令晋升一级，并给予世袭赏赐，于是把这项恩荫给了君。当时君才十四岁。君虽获得恩荫，却没有停止诵读学习，广泛阅读典籍，尤其擅长书法，受到当时人的推重。隆庆辛未年，授任后军都督府都事。五府之中只有后府号称事务繁重，君出身名门，熟悉古今事务，凡门卫的关防、符验的稽查发放、文书的审核，都像平日熟习的一样，每天以精力辅佐长官，事务没有停滞。壬申年，督运军饷到边地，顺便省视两位老人。万历甲戌年，晋升右军都督府经历。听说母亲李夫人生病，便以自己有病为由免职归家，每天侍奉饮食，尝试汤药，超过一年。夫人去世后，悲哀憔悴得形销骨立，丧葬都合乎礼制。服丧期满，正当赴阙，想到水东先生年事已高，依恋不忍离开父亲的居所，于是上疏请求留下终养，早晚陪伴父亲、照料其起居，又过了三年，水东先生去世。先生病重时，君每夜向天祈祷，愿以自身代替父亲；等到父亲去世，悲哀憔悴如同母亲去世时，当时人都敬服他的孝行。壬午年服丧期满，重新授任后军都督府。大概因为君先前辅佐后府颇有声誉，所以掌管爵禄的人把府中的文书事务交给他。君更加致力于整治奸弊、剔除积弊，长期积累的问题全都清理了。君虽一心尽职，然而想到先父的遗体尚未正式安葬，便从宫阙下上书请求。皇上嘉奖他有边功，依制度给予抚恤典礼。于是君请求恩典归乡，启开李夫人的墓穴，与父亲合葬。丙戌年正月，晋升宗人府经历；四月，晋升南京刑部广东司员外郎。第二年丁亥，晋升四川司郎中。南京各曹多被称为清闲部门，只有掌管审判的官署经常审理案件，有时还要办理爰书。君所接受审理的案件，全都依法办理，不以自己的喜怒决定轻重，不因人的爱憎而改变罪名或判决，时人称赞他明察公允。南方土地低湿，入夏后瘴热严重。君是久居南方的北方人，为湿热所侵，于是因病请求退休。庚寅年春，病又发作，忽然召见鉴等人，对他们说：“我一生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谦逊谨慎、清廉勤勉，没有辱没先人罢了。你们要努力，不要败坏家声。”几个儿子对他的话感到奇怪，但认为君正值壮年，平素又健康，料想不服药也能痊愈，没想到君竟然去世了。就是这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距离出生共四十九岁。娶谢氏，是都御史淮的女儿，追赠孺人，先于君去世。继娶李氏，是参政玳的女儿，封孺人。儿子五人：铨，是官生，娶冯氏，为知县治的孙女，早卒；鉴，是廪生，娶屈氏，为都给事中伸的孙女，后娶王氏，为监生良翰的女儿；钦，娶韩氏，为同知垲的女儿。这三人都是谢孺人所生。铣，聘田氏，为参政乐的女儿，是李孺人所生。銮，是侧室李氏所生。女儿三人：长女嫁给通判胡思恭的儿子、庠生守寅；次女嫁给举人于登龙的儿子知章，都是谢孺人所生；次女许配给前兵部尚书郭公干的孙子茂然，是李孺人所生。孙子二人：洛、济，都是铨所生。行状称君恬淡少欲，年轻时不接近声妓，同人宴饮也从未沉溺酣醉。对族人中贫困的，能按缓急周济；有人发生纠纷，总替他们调解。因此他去世时，远近亲疏没有不悲悼惋惜的。唉！凭君的才华品行，难道不能自致青云，而所得却仅仅如此，这如何解释天道呢？然而鉴很有才华，几个儿子也都出众，那么上天对君的报答还没有结束。鉴等准备在壬辰年二月某日，把君安葬在敕建祖坟旁边，我为他记述大略，并系以铭曰：“俸禄是为了世代延续吗？” 君于是出仕。仕途是为了超过俸禄吗？看君所任职位不能与才干相称，为什么就止于此呢？寿命不能与德行相匹配，为什么竟早早去世呢？公侯之后应当恢复祖先的基业，难道不在君身上，而在君的儿子们身上吗？” 茂才槐征王生墓志铭。

译王生去世后，他的父亲鹤程君写信急切地来找我，希望设法使王生不朽。王生啊，唉！唉！我正希望凭借王生使他不朽，王生却反过来希望凭借我使他不朽吗？悲哀啊！每当我想象王生平日的情形，泪水便不断交集于眼前，笔停在纸上，不能落下。悲哀啊！悲哀啊！造物者为什么生下王生？又为什么让他死去呢？王生的先祖是饶阳的著姓，世代载有德行直到今天。他的先祖中有名叫让的人，在路上拾到遗金，带着它到集市，大声在里巷中寻找，最终找到失主，把金子归还给他，人们都佩服他的义行。祖父文学，嘉靖庚子年中乡荐，任延津县令，清廉正直、严明方正，有惠民政绩，延津人把他供奉在学宫中。官至太仆丞。父亲就是鹤程君，嘉靖甲子年与我一同中乡试，刚毅而有他父亲的风范。王生幼年时，祖父太仆公惊异地说：“这孩子神情雅正明朗，应当是后来俊秀的人才。”因此取名亮芳，字槐征，大概取王氏槐堂的意思。万历戊寅年，鹤程为王生向我求婚，我答应把次女许配给他，订婚时王生才八岁。丙戌年，我的女儿嫁给王生，王生也时常到我家来，说话有所选择，走路有所取舍，内心纯粹、情趣高雅，有古代贤人的规矩。相处久了，我发现即使在仓促之间，也从未见他有疾言遽色，心中十分惊异。戊子年参加有司考试，成为博士弟子。庚寅年，鹤程派他来向贞复杨先生求学，从此常住在我的官舍。每次从杨先生那里回来，总是满怀所得的样子，每天坐在小屋里，手捧一册书，口中诵读不止。我曾对他说：“流水不会腐臭，门轴不会腐朽，久坐久视都能伤害人，不是用来疏通形神、导引和气的方法。”王生点头称是，但也只是在饱食后到庭院中散步便停止。他就是这样沉静。王生家境富裕，但自奉十分简朴，饮食清淡而不兼有多种滋味，衣服不穿重叠的丝帛，一切声色享受都不放在心上，质朴任性自然，没有丝毫矫饰。他天性至孝，母亲李氏卧病一年多，王生每天侍奉起居，奉送汤药，寒暑都没有疲倦的神色。母亲去世后，他早晚哭泣祭奠，号哭跳踊，几次哭昏过去；寒冷时仍睡在草垫上，不停呕血，思念到了极点，甚至默默向母亲祈祷，希望在梦中相见，并把自己关在静室中等待。听说此事的人都为他的心志悲伤。王生资质聪敏，作文多有奇特的气势，但平日居处恭谨，神情仿佛总有意自处于人下；待人以礼，对奴仆也有恩德，即使同宗中最为桀骜的人，也会因见到他而内心惭愧、折服。俗话说：“天道是善待善人的。”按照王生的行事，他难道不是所谓的善人吗？可是他平素强健无病，一场病便去世了，终于无法救治。用药所生的三个儿子相继夭折，如今留下的只有两个柔弱的女儿。唉！既促使他早死，又断绝了他的后代。上天这样的报应，究竟如何呢？痛苦啊！痛苦啊！王生生于隆庆辛未年五月十五日，卒于万历壬辰年十月六日，享年只有二十一岁。去世那天，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没有不流泪的。即使村妇和女道士，也有倚着棺材哭泣的。唉！由此就可以知道王生是什么样的人了。鹤程准备在癸巳年三月十五日把王生葬在祖坟旁边，于是记述大略并系以铭。铭曰：说仁德不会匮乏，而祖父是贤良的官吏；说才华一定会得到施展，而王生是国家的栋梁。难道是造物者嫉妒完美吗？为什么大命突然降临而终止！唉！忽然来到人世，仿佛寄居；忽然离去，仿佛被抛弃。幽深寂静的黄泉，千秋万代永远封闭。使他不至于灭亡的，是太史为他撰写的墓志。潼川守桥南胡公及其配偶周宜人合葬墓志铭。

译潼川守桥南胡公于嘉靖戊午年在任上去世，十年后的隆庆丁卯年，他的儿子应辰中乡试。到十五年后的万历壬申年，才在冯家冈选择墓地，办成安葬之事。第二年癸未，应辰中进士，任户部主事，任满考核后追赠公为奉直大夫，追赠周氏为宜人。不久应辰由户部升任四川按察司副使，便亲自拿着参伯吴公明卿所作的行状，请我为公和宜人的墓志作铭。宪副君是我在礼部试中取中的士子，按情理不能推辞。按行状，公名希瑗，字子翼，别号桥南。他的先世有一位有功业的人，元朝时任襄阳守，落籍通城白马乡。后来由通城迁居大冶，从寿二开始。寿二生道贵，道贵生守高，守高生文瓒，文瓒生玉堂，玉堂生远，这就是公的父亲东泉公。胡氏世代以务农为业，到了东泉公才开始学习儒业，以儒学成名。东泉公娶孙氏，生下公。公生来容貌俊美，仪表丰盛、聪颖奇异，才华秀发。等到入塾从师，每天记诵常有数百字。县里有宜山令周公，见到他便惊异，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周宜人。周公有知人之鉴，公因此高兴而自负，更加用力于学习，作文富有奇特气势。补为县学诸生，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同辈第一，声名大振。嘉靖丁酉年中乡试，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没有考中，离开后游学太学。天下的名士同公交好，都自认为比不上他；即使公自视，也不在那些名士之下。回乡后更加奋发，周宜人又从旁劝勉他，于是深入白雉山中，带着弟弟常州公希寅和宜人的弟弟宪副公大烈，以经学相互传授，不分寒暑。等到两位公先后考中，公仍未中。壬子年应当赴京参加计偕，东泉公对他说：“你考不上直到今天，到了今天仍考不上，这是命运。你如果不能等待自己的命运，又怎么能等待我的年寿呢？”公跪下接受教诲。第二年癸丑又没有考中，于是向铨曹投递文书，被授任四川巴州知州。公准备好冠服，打算迎接两位老人到官舍奉养。等回到家，东泉公已经先去世了。公大为悲痛，说：“我之所以忍耐着求取一个官职，是为了什么？父亲却不能等到这一天。”号哭而昏厥，苏醒后又悲痛欲绝，因哀毁而形销骨立，人们都敬服他的孝行。服丧期满，补任四川潼川州。潼川地处交通要冲而土地贫瘠，百姓十分贫困，又苦于供应往来官员。公说：“我怎么能使我的百姓更加贫瘠，来满足过往使客呢？” 于是厨房供应、驿传费用和廪饩全都一概节省缩减，百姓非常便利。当地风俗本来喜欢打官司，官吏借着诉讼文书谋取奸利。公把双方当事人列在庭上，往往从供词中得到隐藏的实情，是非立即判定；官吏抱着案卷接受已定的结果，无法从中上下其手。狡猾的百姓怀揣诉状，在公门前徘徊，不敢进来打官司。公又为此清理弊端。州中有盐井，盐有税课。富人擅自占有盐井而隐瞒税课，贫人的盐井早已废弃，无法缴纳税课，税款年年拖欠。公在里中设置一名里长，让他按里核查盐井，再按井征收税课，拖欠的税课于是得以收齐。当时重建三座宫殿，采木使者规定的期限非常严格。有人打算砍伐孔庙前生长数百年的大树来完成差事，公坚持不答应。他选择有才干、能办事的胥吏主持采木工程，孔庙的大树没有被毁，而所取得的木材比邻县都先完成。某御史罢官居家，势力很大，他的豪奴仗势欺凌乡里，扰乱守牧官员的权力。公查出其中最为狡猾的，依法惩办，毫不宽贷，众奴于是收敛。公在潼川一年多，他的善政无法一一叙述，大致就是这样。两位巡按使者交相荐举他的贤能，正准备大用他，公却病了。病了三个月便去世。去世那天，州人停止营业，满街哭泣流泪，送灵柩回乡。这足以说明公是什么样的人了。周氏本是世代做官的家族，宜人的祖父、父亲都在当时任官。她嫁给公时，陪嫁财物相当丰厚，但宜人却淡泊朴素，不事奢华，仿佛平素就处在贫约之中。她性情柔和仁惠，处在众妯娌之间，下至奴仆，不论尊卑老少，都能使各人得到恰当的对待。公赴春官考试、游学成均、在山中读书时，宜人洁净酒食、精心肴馔来奉养公的两位老人，能够顺从体贴他们的心意，如同公亲自在身旁一样。就连公也说：“我有这样的妻子，就像我仍在两位老人身边。”公一心专注本业，不因家庭拖累而分散心思，其中宜人的功劳很多。宜人既亲自承担儿媳的职责，又亲自哺乳、抚养所生的子女，劳累积久而成病，病情遂发。于是公打算置办副室，公不答应，只是广泛延请医者、备办药物，但宜人最终没有起身。她比公早三年去世。公生于正德癸酉年，卒于嘉靖戊午年，享年四十六岁。宜人生于正德丙子年，卒于嘉靖乙卯年，享年四十岁。儿子五人：宾，是廪生，娶尹氏，后娶曹氏；汪氏所生的廪生早卒。定，娶许氏。宸就是宪副君，如今改名应辰，娶袁氏，封安人。寀，是廪生，娶黄氏。女儿四人：一人嫁尹榛，其余夭折。孙子四人：允淳，是定所生；允忠；允悫，是寀所生；同祖，是应辰所生。孙女十人：向露、刘子桢、吴正经、尹士翘、向日鸣、萧世聘，李胜荐，是她们的女婿，其余还年幼。铭曰：有学问，却时运不肯等待；有俸禄，却父母不能等待；有仕途，却身体不能等待。唉！胡公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能等待吗？还是将有所等待呢？有了贤子，家业昌盛，先人的德行因此发扬光大。三十年后，夫妻两方的美玉一同安葬。唉！这就是胡公所作所为而有所等待的事吗？南京刑部尚书行庵陈公墓志铭。

译大司寇陈公名其学，字某，别号行庵，是登州蓬莱人。陈氏的先祖原是宁国宣城人，他的五世祖靖献公陈迪，在建文年间任太子少保、礼部尚书。靖难之兵兴起后，他坚守气节不屈，与妻管夫人以及六个儿子、七个孙子同日遇害。幼子珠出生才五个月，乳母芮氏暗中把他藏在沟中，才得以幸免。到八岁时，被仇家告发，文皇帝特意赦免其死罪，下诏戍守抚宁，不久迁往登州，于是成为登州人。又传三代生鼎，就是公的父亲大竹公。弘治乙丑年中进士，任给事中，因上疏弹劾权宦被关进诏狱。嘉靖初年，因言官身份起用，历任应天府尹，廉洁耿介、刚正不阿，所到之处都有声誉。因公显贵，追赠都御史。母亲某氏，追赠夫人。公天生有异乎常人的资质，博闻强记，作文切合事理，扫除浮靡的文风。嘉靖某年中乡试，甲辰年中进士，授任行人。其他士人有的广泛结交以修饰名声，公独自沉静自守，闭门不事奔走拜谒。太宰许公松皋曾对人说：“这个人刚强正直，很有他父亲的气节风范。”丁未年选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弹劾纠察不避权贵。缇帅陆炳仗势作威，放纵各校尉乘驿道骚扰，路上的人只能侧目而视。他又自行制定钱法，禁止民间钱币流通，百姓因此停市。还让他的亲信徐某结交京山侯元，专擅盐利来扰乱盐政，没人敢说话。公列举他们的罪状，立即上疏攻击，皇帝下诏把徐某投入狱中，并责令陆炳、京山侯元各自对答说明。事情虽然后来得到宽解，但权奸从此凛然敬畏他。戊申年巡按两淮盐法。两淮盐利天下第一，弊端百出。公查明其中关键，列举四件事上报，全都得到批准。公在维扬任职，职责以内的事没有不实行的，职责以外的事也没有不奏报的。例如请求增修通泰的堰坝，清理淮河以南的税收，降低余盐的价格，禁止江、滁一带的私盐贩卖，种种都是当时切实有效的政事。总兵李某纵容群盗，他便上疏；奉御王某骚扰驿递，他便上疏；关于吕梁二洪的纤夫，他上疏指出额设过滥；关于河漕二位大臣，他上疏指出迁转不当。诏令都予以准许。庚戌年升任陕西按察司佥事，镇守庆阳，又升任榆林参议。敌人畏惧公的威名，收敛兵力不敢放纵。公也严格加强防备。五年秋防期间，边境没有发生事故，修缮的边堡使两镇都赖以安定。某年升任兵备肃州副使。当时哈密各部夷人倡乱，公亲自披挂铠甲，出嘉峪关三百里，直抵敦煌，防备他们猖獗，边关因此依靠他而无忧。升任本省参政，镇守花马池，经历三次秋防，没有发生敌人饮马侵扰之事，公使敌人畏服到这种程度。不久升任山西按察使，晋升左佥都御史，巡抚大同。这一年恰逢俺答、乌绅入侵，左卫公督率将军刘汉等亲自冒着箭石，同时制定方略，斩首、俘获很多敌人，敌军于是逃走。癸亥年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恰逢北方军队侵入中部、洛川等地，公督率参将孟鸾大败敌军，斩首一百多人。此前韩藩刚建立时，岁禄只有六万，但宗室日益繁多，逐渐增加到十二万，年度额定收入连一半都不够，积欠达到六十万。到这时，奉国将军融燸等一百四十人来到会城大声喧闹，公不为所动，慢慢下檄令藩司借用帑金四万七千分发给他们。又上疏请求留下没收赃物所得、罚没盐钞和年例课税等银两，用来救济他们的急难，并把情况一一列明，得到圣旨，全部依照公所议行，同时把融燸废为庶人。后来融燸不接受诏令，追捕他的人将要逮捕他时，他又抓住平凉知府祈天叙并殴打，百姓惊恐不安，纷纷说诸王子反叛；最终能够不动声色地平息叛乱并依法处置，全靠公的力量。某年以本官总督南京粮储，公分条上奏三件事，都切中漕运事务；至于请求本色、折色兼收，百姓尤其认为便利。不久升任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军务；又因考绩升任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仍照旧总督。敌军大举侵入花马池等地，号称二十万人，公率军抵御，斩杀、俘获三百七十多人。恰逢另一部偏将有士卒、马匹损失，供词牵连到公，公回京等待调查；事情查明无罪后，立即以原官总督宣大各项军务。正好丘富等入侵宏赐堡，公督率总兵赵某迎战并击败他们，斩首一百七十八人。议论者认为公久历边疆，于是诏令他办理京营军政，又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公因积劳成疾，三次上疏请求罢政，皇上怜悯他的劳苦，特许他退休。公从藩臬官做到总督，始终没有离开边塞，前后擒获敌人九百多人，招降二千三百多人，夺获马、牛和器械很多，修完墩台二千四百多座，修缮营垒、城墙共八十四里又五万四千多丈；加一品俸，荫封子侄各一人，赐给金币九次。声威传到敌国，名声闻于海隅；但退归乡里后，闭口不谈兵事，门巷冷落，除了督促耕作、督促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声色享受，仿佛从未显贵过。耕作所得有余，他便倡议族人创建大忠祠来祭祀靖献京兆两位公；再有余力，就购买学田来周济士人。他清廉有操守，乡人望见他的居所都以他为法。两台使者每年都荐举他的贤能，从未有空缺；天子嘉奖他，发给每月米粮，特意赐予恩赏，并下诏慰问。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十日，因病在正寝去世，距出生之年，享年八十多岁。妻王氏，封夫人，先于公去世。儿子一人，庚午年中举人，任真定府枣强县知县，娶梁氏，封孺人。孙子九人：梦琛，是官生，娶王氏；梦玮，是庠生，娶郭氏；梦璁、梦珍、梦琦、梦琎、梦珑、梦璟、梦珩，都学习儒业。孙女四人，所嫁所娶都是名门。先前王夫人去世时，诏令司空营办葬事。公的讣告传来，天子哀悼惋惜。俞宗伯请求圣旨，依照成例合葬并赐祭，仍追赠谥号恭靖，丧葬荣典自始至终都更加隆重。人登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启开王夫人的墓穴，办理丧事，并亲手把公的行状交给我，请我为他撰写墓志。我与公平素并不相识，但高山在前，早已深切仰慕，于是恭敬地广泛询问故老，博采旧闻，只记述其中重要的事情，并系以铭。铭曰：英武的靖献公，壮烈的气节凌驾云天；以死自誓，百口同遭屠戮。上天留下他的后裔，皇帝怜悯他的遗孤；两次迁徙到海上，以此准备执戈卫国。

译公侯的后代，必定恢复祖先的根本；又过了三代，陈氏宗族终于发出叹息。京兆公正直啊，舍弃生命而不改变；司寇公继承他，更加弘扬美好的谋略。伟大的司寇公，踏着正道前进；守持高洁仿佛笨拙，刚正不阿仿佛迂腐。高高戴着獬豸冠，触犯那些城狐社鼠；风采随着白简而生，勇气足以压倒青蒲。任藩司、臬司时，奔驰往来；声望高，分守陕西，功劳显著于防御胡人；俘获敌人、押解俘讯，使玁狁得以清除；一个月内三次获胜，王师的愤怒因此得以舒缓。高大的城墙巍然耸立，边疆安宁；公不谈自己的劳苦，收敛锋芒仿佛没有功劳。皇帝念及他的功绩，晋升他掌理军政枢要，又位列八座，在留都任职。人们期待他执掌中枢，公却立志悬车退休；归卧东山，拿什么来自娱？早晨耕作，晚上读书，左边图籍，右边书卷。醇厚的源泉已经枯竭，只有薄酒还可以饮用。哪些边臣能够像他这样，终身不处在肥美富贵之地？哪些人能像公这样？家中没有多余财产；世代做官的人中，谁能像公这样不苦苦搜刮百姓？谁能像公这样？在乡里施行德行，堪为先民的规范、后世的楷模。贤哲凋零，天子为之哀叹；改定谥号，营造墓穴，皇恩广泛施加。寂静的玄堂，安放公的遗体。史官撰写铭文，用它比拟钟镈，以彰明丰功，以使浅薄之人受到敦励。叶梦林及其配偶常氏合葬墓志铭。嘉靖初年，德郡洞庵叶先生以进士身份成为著名谏议，而我县中水常先生也以进士身份任侍御史。两位先生同榜中举，同朝为官，彼此相处极为融洽。谏议有个儿子梦林公，就是如今的阳城令，是位恭敬孝顺的父亲之子。他生来聪颖奇异，十四岁就补为博士弟子，颇有声誉，谏议最为疼爱他。当时侍御史的长女也因温婉贞静而受到亲族推重，谏议便为梦林公下聘，这就是常孺人。公本是名门子弟，却一向雅正自持，亲自从事士人的学业。听说常家富有资财，心里并不认为这是好事。等常孺人嫁来，穿戴使用都很简朴，不事奢华，公才高兴地说：“这才真是我的妻子。”公性情沉稳厚重，居家没有懒散的样子，与常孺人相敬如宾。侍奉谏议及其母张氏，竭尽孝养之道。遇到他们生病，夫妻一同调制汤药、清洗便器，有时还共同向天祈祷，愿以自身代替他们，因此危重的病往往转安。等两位老人先后去世，夫妻持丧都极为悲痛，收殓安葬合乎礼制，人们都敬服他们的孝行。公有一个哥哥、四个庶弟，哥哥去世后留下两个孤侄；公谨慎地侍奉寡嫂，抚养两个孤侄如同亲生，根据各人的资质使他们成人。公与各位弟弟极其友爱，每逢节日时令便聚会，饮食谈笑，整日欢洽，将这种聚会命名为“天伦”。常孺人准备酒食，丰俭适宜；又处在众妯娌之间，使人人都心生欢喜，没有人在背后说她的坏话。公处身庄重，待人恭敬谨慎，心中常有意自处于人下，所以与万物相处都没有抵触。即使对下至奴仆的人，也不加呵斥，说：“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子。”公长期被有司困顿，而阳城令兄弟参加考试总能顺利，公便上前对他们说：“立身行道、扬名声使父母显耀，是孝道中最大的事情。我们叶氏从上世以来凭功名显达，到我这里中途衰落，这是命运。孩子们要努力，你们应当接续祖先的事业。”说完便辞去，让他们参加举子业；家中掌管钥匙、钱粮和纲纪事务的事，全都交给常孺人。公独自端坐一室，翻阅古今典籍，遇到格言美训，就抄写张贴在墙上，时间一久，墙壁全都贴满了。常孺人也乐于听闻古代孝妇、贞女的事迹，以此修养自己。等阳城令中进士，公高兴地说：“这终于实现我的志愿了。”晚年性情冲和旷达，仰慕陶靖节的为人，他所作的《梦林漫稿》也略有相似之处。阳城令奉行庭训治理县邑，多有惠爱百姓之政，任满一考将近，又将获得恩命，可惜等到公时公已经来不及看到了。病情将要恶化时，公握着常孺人的手，仿佛是在永远诀别。孺人先已抱病，公去世后，她悲痛尤其深重，过了三天也去世了。公生于嘉靖三年五月二十日，卒于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孺人生于嘉靖三年六月十五日，卒于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两人享年都为七十二岁。儿子敬愿，即阳城令，是万历壬辰进士，娶曾氏为妻，曾氏是陕西苑马寺少卿鉴的女儿；继娶石氏，石氏是黄州知事岱的女儿；又娶程氏，程氏是江西右布政使珤的女儿；又娶堵氏，堵氏是处士一松的女儿。敬思是廪生，娶王氏，王氏是武安簿宷的女儿。女儿三人：一人嫁庠生张近思，一人嫁赵守基，一人嫁鸿胪序班丁庚。曾孙女五人：敬愿所生一人，许配给庠生赵见熊；敬思所生四人：长女嫁庠生李之盛，次女嫁瞿胤荣，其余两人尚幼。敬愿等将于万历二十五年某月某日把公夫妇合葬在州南祖坟旁边，带着方伯静泉程公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铭。程公是嘉靖壬辰进士，年高德厚，海内无双，他所说的应当不会虚妄。我谨依据行状记下大略，并为之作铭说：父亲任大谏，出入青琐宫门，后来在名都任高第宰官。公幼年便读父亲的书，生活富足却行为俭约，安恬而愉悦；内在品行谨慎完备，被称为醇厚的儒者。又有贤淑的配偶，是名门美丽的女子，彼此相敬如宾，到老也不改变。活着同室而居，死后也一同前往。墓穴幽深茂盛，风水气象特殊；两块美玉一同收藏，使他们安稳地居处。我把铭文刻在石上，言辞并非谄媚，用来昭明美德、阐发幽隐，作为世人的楷模。嘉议大夫、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临江李公墓志铭。

译临江李公去世的第二年，他的儿子重光等人拿着公的弟弟西江公所写的行状来对我说：先大夫做官将近三十年，他的政绩和操守众所周知，最终却因一篇微小的文章受到吏部议论牵连，以至于不能享受恤死的典礼，使地下的亡灵获得光荣。希望先生为他撰写墓志并铭文。先大夫即使死了也应当不朽，我有幸与公的兄弟交往，不敢推辞。公名采菲，字君采，别号临江。他的祖先是江西新喻人，永乐年间有一人充任沈阳中屯卫戍卒，于是便在河间定居。高祖荣，荣生琼，琼生平定知州锐。琼、锐都因公的伯父参戎公显贵，获赠昭勇将军、都指挥佥事。琼的妻子是张氏，锐的妻子是高氏、董氏，都封为淑人。锐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参戎公某，次子涵就是公的父亲。公生来聪敏，十岁就能写文章，童年便成为弟子员，第二年在学校领取廪米。嘉靖辛酉年乡试考取第八名，与他的祖父锐先后在辛酉年同列榜上，又是同榜中人，众人都认为奇异。乙丑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丙寅年册封德藩。隆庆丁卯年，携带庄皇帝即位诏书前往留都、江右以及广东东西部。戊辰年今上为太子，又携诏书到京畿以南、山以西，车轮几乎走遍天下，对于馈赠一概不接受。事情办完后遭逢母亲丧事，庚午年服丧期满，选任四川道监察御史。辛未年清理关中的军籍。万历甲戌年巡按西域，所到之处都以风纪严正著称，在广东尤其表彰节义、兴办学校，并不只是使用威严。丁丑年掌管河南道考核外地官吏，淘汰斥退极为精确。后来升任陕西副使，分巡河西。河西地邻敌境，公所采取的安定边疆、巩固边防的办法十分周密。戊寅年升任山西行太仆寺卿，兼任整饬宁武兵备。过了一年因父亲丧事回乡，公离任时，两地百姓都拦路哭泣挽留，他如此深得人心。壬午年起任甘肃行太仆寺卿，不久升任山西布政司参政，分守冀南道。过了四天改任冀北道。当时议和之事拖延已久，边防事务疲敝，公积聚草料军饷，精简士卒车辆，常常像是在防备意外的缓急之事；他从容愉悦，边境却平安无事，多次承受赏赐的金帛。乙酉年因长期劳绩升任按察使，处理政务如同过去。丙戌年升任本省右布政使。戊子年晋升左布政使。己丑年因考核成绩最好，获得追赠祖父、父亲如同自己的官职，祖母、母亲都封为夫人。就在这一年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公在山西很久，对于百姓疾苦、长官贤能或不肖、边关隘塞、夷人的情势向背，了解得如同烛照、数计一般，所以各项措施没有不恰当的。凡是机宜与民情相合的事情，他都能处理妥当。此前矿工张守清在乡里聚众逞强，公担心他们日久变得蛮横强悍，便把这些人编成什伍。适逢大宦官祭祀五台山时向张守清有所要求，张守清心中不满，回去后向皇上进言，说守清作奸。皇上偶然把这件事告诉辅臣，听到的人便趁机弹劾公放纵盗寇、祸害百姓，诏令公回京。公回去后，接任者把守清捕入狱中，控告他的事情没有事实根据，守清最终死在狱中。又过了两年，巡视边境的人再次说公巡抚山西时曾用公帑充作私人馈赠，因此定罪，使公丢了官职。巡抚大臣掌握兵权，力量足以制伏强敌，难道反而不能对付一个矿工吗？只是巡抚大臣的职责在于安抚，既然已经安抚了他却又杀掉他，这是喜欢惹事的臣子才会做的，公不会这样做。至于把境外交往和束修馈赠说成公的罪过，那么这种罪名就更加轻微了。大概事情有不得不做的时候，罪名也有想要强加的时候；形势有必然发展到的结果，而诽谤却没有人替他分担，公也只好安然承受罢了。公居家时，只教人耕作、读书，以饮酒吟咏自我遣兴，仿佛从未做过显达的官。又过了几年便去世了，这一天是乙未年八月二十四日。距他生于嘉靖癸未年三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三岁。配偶赵氏，屡次获封夫人。儿子四人：重光，娶段氏为妻，是诸生；承光，女儿重庆，是庠生，娶伏氏，伏氏是安阳簿士毅的女儿；重熙，是庠生，娶王氏，王氏是万泉令荩臣的女儿；重华，是庠生，娶朱氏，朱氏是庐州司理世禄的女儿。重华先于公去世。孙子一人道基，是重光所生。孙女八人。重光等将于丙申年某月某日把公葬在新择的墓道上。我已经记下大略，又稍微把这些事写入铭文。铭文说：李氏的祖先，出自江右，向北迁到瀛地，于是成为显贵的世族。李氏从军籍起家，后来在文业上兴盛。是谁使他兴盛？是平定君。平定有儿子，仍然奋发于武功；威武的参戎，勇猛如咆哮的虎。到了公兄弟这一代，更加振兴宗族。高科及第接连相承，公就是其中的翘楚。初任官职在太行，宣布传达君王命令。等到主管恵文，能够使政务平定。清理秦地边防，巡按粤地。绣衣斧钺所指之处，如春雨般滋润、如秋霜般严肃。丁丑年春天考核官吏，公核查群官的品行，众人承受其裁定，于是成为怨恨集中的对象，也成为灾祸的阶梯。一纸命令将公调出，分巡河西，延安、鄜州一带，都在那里巡视安抚；粮饷充盈于仓库，士兵在军伍中奋发。后来调任宁武，便以太仆卿的身份整顿兵备，兵备整饬，牧政也有成效。又起用公担任仆卿，驻在张掖；世间需要公这样的才干，于是晋升为参政、按察使，担任两冀的职务。公很适合这些职务，两冀百姓都依靠公安抚。为了酬谢公的功劳，提升公的官位，使公位列宪台之长，仍在朔方任官，最终把晋地交给公治理，以安慰晋地百姓。人们称公为右辖、左辖，朝廷多次重新颁赐诏命。公三年承受宣抚之任，被称为百姓的父母官，升为中丞，保全治理西部土地。人们的期望正寄托在公身上，烦琐的流言却又兴起。有人把公比作市场上的老虎、藩篱上的苍蝇。公说：唉，只能归去了。以微小的罪名离任，臣的愿望已经满足了。于是从容闲适，乐于山林泉石之间。临终时仍欣喜安详，享尽天年。公生得英姿挺拔，身材高大如玉树临风。人们说他将位至台鼎，只需依次升迁便可达到。巡抚大臣地位尊贵，却未能完全施展公的才干。正期待着对他的功绩作出评定，忽然便归返黄泉。幽深美好的墓地，坐落在瀛地原野。我把铭文刻在公的墓石上，等待了解公的人来评说。明太子太保平江伯、赠少保、谥号武靖的万峰陈公墓志铭。

译万峰陈公去世的第二年，他的儿子胤征和长孙启嗣，拿着太原守徐君维楫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铭。行状说：陈氏的先祖，出自有虞氏；自从胡公受封于陈，便以国名为姓。陈公的儿子入居齐国，于是成为山东的雄族。六朝时有人迁入金陵，又成为金陵人。后来又从金陵迁到濡须坞，另择葬地于神龙乡大蜀山南面，所以又成为合肥人。始祖瑄因功封奉天翊运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平江伯，死后追赠平江侯，谥恭襄。传到第五代太保兼太子太傅、追赠太傅、谥武襄公圭，就是公的父亲。娶张夫人，生下公。公生来英俊豪迈、不同凡俗；武襄镇守粤地时，公便随侍军中，熟悉军事以及地理险易，声望逐渐兴起。嘉靖乙卯年，承袭祖父爵位。丙辰年，任后军都督府佥书。戊午年，统领禁兵，入宫侍值。庚申年，任总兵官，镇守两广。当时逆贼张琏伪造年号，所到之处攻城屠邑，杀戮掳掠十分惨烈，三省骚动不安。公会同提督张都御史臬，调发汉兵、达兵以及各土官首领的军队十多万人，约同江西、南赣、福建三位巡抚的军队形成夹击之势，亲自披挂甲胄，抵达贼巢，前后擒获、斩杀张琏等一万四千三百八十人，俘获贼属一千九百人，夺回被掳的男女八百八十人，招降一万五千多人，获得伪造的飞龙传国之宝一件，以及大量器械、马匹、牛只。捷报每年总共上报十二次，肃皇帝嘉奖他，赐给白金、文绮，晋升太子太保，荫封一子为锦衣卫百户。公用兵注重明确号令、严明法纪，使人不敢触犯。有土兵强行买取百姓财物的，立即割下他的耳朵，在土官首领面前示众；直到斩杀他的士兵以谢罪才停止。贼寇平定后，议论者认为接近贼寇的百姓表面顺从、暗中反抗，不除掉他们就无法妥善处理后事，公坚持不可，这个议案才停止。公总共保全使数万人活了下来。当时倭寇势力非常猖獗，各将领遇到倭寇往往不战而溃，公此前擒杀的倭寇达到七百七十多人。倭寇畏惧他。等到军队行进翻越山岭时，有倭寇先占据山岭，众人认为这是残余小寇，战胜他们也不算英武，战败又会损害威望。公说：我率领大军荡平大寇，难道反而要躲避小丑而不进攻吗？于是指挥军队前进，距离山岭一舍时停下，命令各军吃干粮准备接战。倭寇侦知是公的军队，连夜逃走。隆庆庚午年，任左军都督府佥书。不久提督神机营。当时营制刚刚确定，公请求设置协理，建立备兵所，规划安排十分周详。不久又任总兵官，提督漕运，镇守淮安。万历甲戌年，方公镇守粤地讨伐贼寇时，深入山谷，受到瘴气侵袭，于是患上痹疾，每次发作都严重到不能上朝，于是请假调养；又过了十年，因病在正寝去世，这一天是戊戌年八月二十七日。距他生于嘉靖壬辰年三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七岁。讣告传来，天子为他停止上朝，主持丧事；下葬时赐祭十五坛，追赠少保，谥号武靖，这些大概都是完备的典礼。公性情孝顺，每次退朝后，一定先到张太夫人处问候起居，然后才回自己的房间。凡是皇帝赏赐以及岁禄、租税收入，全都送入太夫人的房中，自己没有私藏。对待弟妹和亲族，恩义深厚周到，等待公供养而生活的人达到数百人。原配崔夫人，是驸马都尉、京山侯元的女儿；继室柴夫人，是太医院吏目英的女儿。儿子十四人：胤兆，任勋卫，娶张氏，张氏是英国公溶的女儿；继娶吴氏，吴氏是恭顺侯继爵的女儿，崔夫人所生。胤征，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娶李氏，李氏是安国公伟的女儿；胤嘉娶孙氏，孙氏是恩荣官清的女儿；胤芳娶柳氏，柳氏是安远侯震的女儿，这三人都是柴夫人所生。胤望、胤暐、胤美、胤光、胤大、胤丰、胤隆、胤禧、胤祉、胤吉，都为侧室所生。女儿十一人：分别嫁给宁晋伯刘应元、锦衣卫百户徐维扬、成山伯勋卫王允廉、锦衣卫千户黄时谦、锦衣卫百户王椿、顺天府生员王懋赏，以及应当承袭真人爵位的张显祖；其余尚未出嫁。其余女儿尚未出嫁。孙子五人：启嗣承袭平江伯爵位，是启奕的儿子；启善、启庆、启德是胤征的儿子。孙女十四人。孙女婿有新宁伯勋卫谭懋勋、武定侯勋卫郭应麒、锦衣卫千户蒋绍周、庆都伯之子杜惟孝、宁远伯的孙子李懋忠，其余尚幼。胤征等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公归葬应天府，在钦赐的大宁山祖坟旁边，并让崔夫人与公合葬。我为他叙述大略，并以铭文结尾。铭文说：陈氏从恭襄公起兴于江东，开拓土地、建立平江伯爵，世世代代相承，成为显扬宗族的人。公继承了这份功业，使它更加隆盛；武略英勇，如同螭龙与熊罴。入朝掌管禁军，出外统领军队；创伤倭寇、消灭盗贼，建立显赫功勋。捷报飞快奏报，合乎皇帝心意。三次获得丰厚赏赐，以酬答他的功劳。让公负责漕运，辅佐司农，统领大河巨舰在秋风中航行。千仓万库，没有不充实的。公所到之处，都能安定治理。蛮地烟雾瘴雨，使他的身体疲惫。十年抱病，安享天命，优游而返归真境，归于太空。天子听闻此事，为之哀痛，追赠、赐赗并改定谥号，恩典自始至终不绝。大宁所赐墓地，地势高隆。官府与军营共同营建墓地。同史臣执笔记载，铭刻公的墓宫，千秋万代无穷无尽。明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南滨陈君墓志铭。

译陈君名登云，字从龙，别号南滨，是顺德府唐山县人。万历丙子年乡试中举，第二年丁丑年考中进士，与我同榜。起初我在人群中认识君，见他议论慷慨，有刚烈大丈夫的气概，以为这只是少年人的英气罢了。后来慢慢探究他的内心，才发现他对古今成败的道理都洞察分明，提笔便能洋洋洒洒写出数千字，立即完成。问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君说：我年轻时患痞病，百般治疗都没有效果，使父亲忧虑。我私下想到，痞就是闭塞，能使闭塞通达，只有穷究事理才行吧？于是闭门每天从各种典籍中发掘义理来读，再没有别的念头。大约两年后，病就像消失了一样，于是才有今天。’我笑着说：本来没听说读书能够治病，你既然用它调治自身，如今渐渐出仕做官，可以用它来治理别人吗？君也笑着说：这正是我的志向，我发誓一定不辜负它。’我赞许他的言语。戊寅年授任鄢陵令。君到鄢陵后，看到百姓受豪强欺凌，法律条文被奸吏玩弄，冗余费用没有节制，赋役不均，田野荒芜，学校破败，河水成灾，流亡者遍布道路。他叹息说：这是一个县的病症。首先罢黜积年服役的数十人，捕捉所谓五虎并依法处置；亲自巡视田野，把境内田地分为三等，按照等级确定赋役；把按大班逐月坐催改为会集收银，每年节省的钱数以若干计；命令诉讼者可以开垦田地来赎罪。每年开垦一百多顷田地，便修建房屋，置办器具、耕牛和种子，以招回恢复生产的人。来的人多了以后，又教他们种植桑树、榆树，以增加他们的生计。洪沟、青泥等河流被扶沟县堵塞，每年泛滥成灾；他便极力向部使者争取，最终命令邻近州县不得堵塞、激冲河道，河患顿时平息。他拿出俸禄余钱并捐出赎金，修建新学宫，供应学田；除了兴利除弊之外，一心把教化作为要务。详情见《绘德吟仁编》和《政事纪略》中。癸未年授任监察御史。君任御史后，先巡按辽东，接着巡按山西，后来巡按中州。巡按辽东时，正逢大阅兵，皇上停止派遣大臣，把事情交给君办理。君尽心核查，分条上奏安边十件事，其中专门上疏的，是讨论赏赐军功的典制。大意说：首功的赏赐发放不及时，贫困士兵不能空着肚子等待，不得不把功牌卖给富人。富人凭借财力冒领军功，累积升迁，很多人竟贵至参将、游击。这样的人力气不能抵御敌人，智慧不能谋划战胜敌人，却冒滥名器，混淆体统，役使占用军士，糜费俸禄供给，边镇的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在山西和中州任职时，正赶上年成大饥荒。山西人还把树皮、草根掺土当作食物；中州则出现父亲吃儿子、丈夫吃妻子的情况，把人肉拿到市场上交易，把雁粪当作粮食。君忧心忡忡地为此请求免除赋税、请求赈济，请求放宽山泽禁令，请求借用留都的储粮。天子亲手拿着他的奏疏，悲悯之心被触动，于是拨出帑金数十万，连宫闱和寮宷也都捐出资财、俸禄来帮助。君又从自己所经办的赎金中清理出一万三千，作为各郡县购粮的本钱，直到今天仍使河南人受益。大概辽东冒领军功，就像人患痼疾，牢固得不可改变；而山西和中州则好比人患身体瘦弱的疾病，奄奄一息等待死亡，若不赶紧扶助元气，就不能复生。所以君先处理最紧要的事情。至于约束自己、率领属下、激浊扬清，君的风采和操守本来就有余力，不能一一记述。君任职西台，前后侍奉经筵，监督会试，主持考核京畿官吏；壮志和正气如霜肃风行，遇到触犯原则的事必定进言，既然进言就一定说尽。例如上疏议论陆冢宰、罗宗伯、徐冏卿、胡都谏、郑戚畹等许多人，对于别人不肯说、不敢说的事，君毫不避忌。我说君在朝廷立身，以正直忠厚为根本，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君说：你没看见我的帽子吗？触犯邪恶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若事情关系到国家社稷，祸患潜伏在隐微之处，我明明知道却不说，那么我的痞病就会复发而死。难道一定要在机关陷阱之间、刀斧之下才能杀死人吗？君独立行事、专守自己的志向，大多就是这样。信阳王太史一向不认识君，看到他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奏疏，感叹赞赏说，这是隆庆、万历以来名臣奏章中的第一篇。忌恨君的人争相想要向君泄愤，但皇上英明圣德，最终没有加给君丝毫谴责。君任职将满九年，推举为少京兆、廷尉丞，都没有得到批准。君料想不能被世所容，便以请假为名弹劾自己，归乡而去。君居住的地方正当交通要道，来往行旅仰慕君的名声，多有人前来拜访。君虽然抱病，仍喜欢整肃衣冠接待客人；每当谈及时政，遇到认为不可的事情，便愤怒得难以自持，甚至强行起身坐在床榻上，絮絮不休，因此病情更加严重。我曾写信劝诫他，说既然已经退隐，就应当闭门谢客，不应再过问政治的治乱和官员的黜陟。君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却不能照做。病重时仍口占一诗：一死有什么值得吝惜，始终心怀世道忧患；诽谤总是从正直而起，做官的羞耻却要从曲意逢迎中求得。于是索要竹叶茶，喝了一半，把另一半洒在地上，说：天下的事情全都交付在这杯茶中了。随即去世，这一天是万历丁酉年六月二十五日。距他生于嘉靖庚戌年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八岁而已。君对整顿吏治十分严格，对体恤百姓隐忧十分厚重；急于尊崇节义，勇于打击奸雄。假使能让他充分施展才能，那么他敢作敢当的才干、不屈不挠的气节，一定会大有建树。然而他的志向没有实现，最终郁郁而死。大概君年轻时，痞病在自身，通达或闭塞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闭塞能够通达，君的病也就好了。君出仕后，痞病在世道，通达或闭塞的权力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闭塞最终不能通达，君也因病而死。柱石王君所写的行状说：君把忧国忧民作为职责，至死方休，确实如此啊！君性情孝顺友爱，听到父亲去世的讣告，三天水浆不入口，哭泣得几乎失明。侍奉太孺人，能够在她表达意愿之前便顺承她的心意。陈氏的先祖本是柏乡人，姓张；他的姑母嫁给陈氏后没有儿子，便把太公收为儿子，于是太公跟从现在的姓氏。君取得仕籍后，向太公请求归还张姓宗族，太公因为受到陈氏父亲的恩德而不答应，君不敢再说，于是修建一座祠堂，置办祭田二百亩，选择近亲两人主持祭祀，又划出肥田一百亩供养张氏族人，以报答陈氏；又置办田地三百亩，交付工本、耕牛和一百两银子，以报答张氏。给祠堂题匾为“景范”，大概是仰慕文正公并想效法他。至于他所设置的义仓、学田、义冢等各种厚重的施予，数不胜数。唉，君难道只是一个一味直言的人吗？君的父亲志大，封文林郎、鄢陵县知县；母亲施氏，封太孺人；配偶张氏，封孺人。

译儿子二人：诰，是廪生，娶柏乡魏上舍大用的女儿，也是司马槐川公的孙女；诏，娶内丘庠生乔国英的女儿。女儿二人，都早夭。孙女一人，许配给南宫周太守友程的某个儿子。诰等将于己亥年某月某日把君葬在泜水北岸，带着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谨拭泪记下其中大略，并作铭说：英姿勃勃的陈君，雄才超过众人；性情刚强正直，内心坦荡空明。志向如鹰鹯般凌厉，政绩如鸾凤般美善。鸾凤是什么？就是给困穷百姓加以恩惠，把他们的疾苦看作切身之痛。像冬日般温暖慈爱，像哺乳般称得上仁厚。鹰鹯是什么？就是整顿澄清，手执缰绳驾驭。凡有车轮就要埋葬腐败，凡有器物都不可让奸邪忌惮而失去作用。白简奏章激起风声，乌台树立旗帜。世人崇尚圆滑逢迎，反而疑心君过于刻薄。读了君的奏疏，谁能不变色动容？太史已有评语，可以称为后世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上面贪婪残暴，下面百姓困苦憔悴；要抚慰、要安定，全都依赖君。小民已有户籍编册，又有什么可惭愧的遗爱？正道将要施行时，君的痞病便痊愈；正道将要废弃时，君的生命便不能延续。对于别人又有什么可责怪的？进退行止都由上天决定。自从君归返之后，时政一天比一天败坏；假使君还在，也只是徒然增加他的痞病。唉，陈君，可以死而无憾了！陕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云田寗公墓志铭。寗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元桂拿着大司马怀棘王公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和公同年考中进士，又一同在朝廷做官。公年纪比我小，却忽然去世了。我反复阅读公的行状，不禁泪流满面。公名化龙，字文明，别号云田，是保定新安人。祖父志本、父亲节，都因公显贵而追赠、封为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祖母龎氏、母亲吴氏，都封为淑人。公五岁时才会说话。等到接受外傅教育，便一心求学。十一岁能写文章，十四岁补为弟子员，十八岁在学校领取廪米。万历丙子年乡试中举，丁丑年考中进士。戊寅年授任中书舍人。己卯年册封周藩。辛巳年因考核成绩优异，封赠他的两位尊长。壬午年升任工部都水司员外郎，负责慈宁宫、养心殿等工程，早晚勤勉办事，获得御膳、醴酒的赏赐。不久又因大庆恩典，按照他的官职加封两位尊长。甲申年督理京城街道，同年便负责荆州税务。公到荆州后，主要在于禁止奸邪、节省费用，疏通商业、惠及百姓。等到接替者到任，赋税没有超过定额，行囊中没有私人物品。荆州人士作诗歌颂他。丁亥年督修胡良、巨马二桥，每天与宦官相处，调停事务、节省开支，不激烈也不随从。工程完毕后，赐白金、文绮，晋升虞衡司郎中，加俸一级。公主持虞衡司时，凡事规划安排，都认真落实，成为大司空所倚重办事的人，声望非常显著。己丑年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负责赤城兵备。赤城紧邻边疆，青巴图、安图等部落环绕在外，史车二夷居于其中，是边疆重地。公明确约束，严明号令，惩治偷懒怠惰的习气，清除虚耗的弊病。凡是所经营治理的事情，都为长远大计作了周密安排。他认为龙门是重要关隘，独石相隔遥远，一个副将难以兼顾控制，便向部使者报告，增加一名参将，分守其地。庚寅年史车二部逃出塞外，议论者纷纷，于是更换各位将领官吏，便调公到潼关。公脸色言辞没有丝毫显露怨意，即使等待接替者到来，仍每天督率将士，严整军队保卫边境，仿佛敌寇已经来临。不久，史车首领率部进犯龙门，公督率游击杭大才在唐子冲与其交战，擒获首领的女儿和其所俘掳的人，斩杀俘获很多，详情见督抚奏疏中。公到了潼关，考虑到潼关占据黄河上游，控制三省，是秦地的咽喉，便利用空闲时间开山筑壕、填谷修路，训练士兵、积聚粮饷，使关防更加雄固，盗贼也屏息不敢妄动。壬辰年升任山西布政司右参政，管理屯田粮务，核查拖欠负担。任满三年，升任陕西按察使。正赶上考核官吏，他把官员的优劣一概按照至公之道裁定，并向神明盟誓，发誓不因爱憎而毁誉他人。戊戌年升任山西右布政使。己亥年升任陕西左布政使，以便回家省亲。回到家中后疾病发作，于是去世。当时是己亥年四月四日。距他生于嘉靖己酉年十二月一日，享年五十一岁而已。公谨慎勤勉，所到之处都以精勤尽职著称。历任藩司、按察司，未曾离开秦、晋二地，熟悉当地民风、吏治弊端、边防事务和敌情。假如他没有去世，本来应当执掌中丞之节，给当地百姓带来大治理；但公已经不能做到了，真是可惜。原配王氏，屡次追赠淑人；继室杨氏，屡次封为淑人。儿子元桂，是生员，娶杨氏。元材早夭。女儿二人：一人嫁给户部尚书高公耀的某个儿子，另一人早夭。元桂将于这一年十二月某日把公葬在县城西面三台原，启开王淑人的墓穴，与公合葬。我为他记下大略，并作铭说：官位并非不通达，只是施展尚未完成。寿命没有符合上天的安排，未能成为公的长寿。为什么赋予他如此优良的才德，又为什么突然折损他的生命？为什么让他厚积德业，却只得到如此短促的承受？三台原上，草木郁郁，灵秀聚集，用来安妥公的魂神，也用来昌盛公的后代。明交河簿秋潭孔先生墓志铭。

译先生名宏绵，字某，别号秋潭，是宣圣第七十三代孙。父亲是廪生承布，母亲姓氏不详。正德己卯年十二月初七日生下先生。刚开始接受外傅教育时，就庄重得像成年人。稍稍长大后，一心攻读举子业，平时从未见他有轻薄猥亵的神态，声望十分显著。但多次应试都不顺利，后来才以明经贡入京师，游学太学。太学中的士人都敬重先生，很多人乐意同他交往。隆庆壬申年，向铨曹投递文书，被授任我县县簿。县簿是为河运而设置的，分署在县城东五十里的泊头镇，靠近河运。因而除了河运事务以外，一切钱粮、刑名事务都不得参与。过去的官员认为这是闲职，往往把民间琐事拿来审讯，责令百姓缴纳赎金。又因为镇上过去还有商贾贸易，每年缴纳郡税数百金，都由县簿司征收；而征收时通常还要多取余金作为惯例，但这本来不是他的职权。先生到任后，只把河务作为职责：春天勤于修筑，秋天谨慎防护堤坝；闲暇时便闭门静修，不越权谋取私利。各类浅夫原有的例行钱，他全都谢绝。人们佩服他的清廉。县志说他器度清雅，内在品行修洁，不接受百姓诉状以外的请托，不取商货，不受常例钱，大体都是实录。然而他性情端正方直，不能做出圆滑逢迎的姿态。县令某人喜欢别人奉承自己，认为先生傲慢怨恨，便在大计考核中将他罢职。一时士人百姓哗然，都替他感到不平。先生归乡后，年纪越来越大，家境也越来越贫困，甚至不能维持一日三餐。我每次向在东部做官的人谈到他的廉洁，偶尔也有人接济他，但并不多。可是先生身处困境而心境通达，仍然每天亲手拿着一部书，直到终身如此。先生卒于万历戊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八十岁。配偶王氏，继室颜氏，再继室王氏。儿子闻博，娶张氏；闻贯，娶某氏，都先于先生去世。女儿一人，嫁给岁贡生王云鹏。孙子贞宪，娶孟氏；贞惠，是生员，娶任氏；贞悫，娶孟氏。曾孙男子一人尚宾，尚年幼。贞宪等将于先生去世的第二年四月某日，把先生葬在祖坟旁边，带着先生的遗言到京城请求我作铭。我读了他的著述而为之悲伤，记下大概，又作铭说：潭水清澈而洁净，秋日的潭水清澈而寒冽。唉，先生的名号正是先生节操的真实写照。世人善于钻营做官，先生却守拙自持。先生是洙泗圣学的后裔，他的流派自然与众不同。唉，水可以饮用，蔬菜可以咀嚼，先生的名声却不可磨灭。抚治郧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蒲汀姜公墓志铭。

译中丞姜公名璧，字完卿，别号蒲汀，是顺天文安人。姜氏世代以孝敬兄长、努力耕田为乡里的美德，乡中长老都说，这一族的后代将来一定会有兴盛之人。公出生后温顺谨慎，长大后笃志求学，凭借三礼学问起家，考中隆庆庚午年乡试。第二年辛未年考中进士，就在这一年任乐安县令。万历丁丑年入朝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戊寅年出任两淮盐法巡按。复命后因父亲丧事回乡。癸未年服丧期满，出任中州巡按，因病回乡。丙戌年起用为原官，巡视京营军政，又巡视京畿，兼掌河南道事务，考核群吏。公在西台前后十三年，开始升任大理右丞，不久转任左丞，又晋升左右少卿。辛卯年春，晋升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壬辰年秋，有人说公升迁过快，诏令改调公到留都。公因为太夫人年老，不再出任。又过了三年，因病在正寝去世。这一天是万历丙申年七月三十日，距他生于嘉靖庚子年二月一日，享年五十七岁。起初，乐安有个大侠王彦飞，在乡里聚众横行，手持红白丸药为人报仇，因一点小怨便杀人，其他县令都不敢过问。备兵使者巡视县境，搜捕他，却不能抓到。公到任后，召集各位贼曹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收受贿赂、放纵奸人，罪当处死；如果能把王彦飞捆来赎罪，就可以宽免你们的罪。众人害怕，愿意自我效力，便共同设宴饮酒。王彦飞喝醉后，公埋伏的勇士迅速将他捆住。公估计已经抓到了王彦飞，又担心有人在道路上劫夺，预先命令县尉率巡逻士卒迎头拦截。劫夺者突然遇到县尉，全都惊惧逃走。于是把彦飞押到公堂，罪状审理完备后，立即让他死在狱中；又发布教令遣散他的同党，全部不再追问。众人都战战兢兢。公在县任职五年，威严恩惠大为显著，详情见去思碑中。他巡按淮河一带时，主要致力于杜绝弊端，请求清除积弊。依仗请托谋取非法利益的富商，没有一人能容留私情。奸商张国用、刘威等人分别按罪轻罪重伏法。当时淮扬发生饥荒，奸民趁机争相私铸钱币，钱法受到严重阻碍，商贩无法流通，百姓哀号，几乎酿成大乱。公发文命有关部门禁止私铸，又迅速发放一万多金钱、数千石仓粮赈济百姓。事情刚刚上报，因而保全救活了很多人。当时黄河水流入淮河，淮河大面积泛滥。总河大臣与巡抚互相牵制，而负责治河的有关官员通常把事情交给副职。又有人主张停止修缮范公旧堤，另开支河。公上疏说：副职权力轻，不如专门任用郡守、县令。大臣之间事权不统一，难以责成成功。应当撤销总河一职，把治河事务归巡抚主管，这样才方便。并且河口外高内低，开支河就会引来倒流的潮水，开辟私贩的道路；不如修复范公废弃的堤坝，使内水不流出、外水不流入，既不损害盐灶之地，也不伤害内部耕种的田地。奏疏共数百字，都是切实可行的意见。部议覆奏同意公的主张，后来事情办成，获得白金赏赐。中州宗室人数最多，但禄米最为不足。有人说应当开设宗学，以救济贫困宗室，便交给有关部门议论。强悍的宗室木壶樒等人认为这是宗正木坴木挈的罪过，便聚集党羽群起攻击他，因而聚众声称要作乱，人心汹汹。公当时正在路上，听说后立即奔驰进入大梁，捕获谋主袁东鲁等数人，命令武卒列队戒备，以防非常。起初上疏陈述事情原委，皇上下诏惩处首恶而释放其党徒，中州才安定下来。公曾说：治理大奸猾，应当缓慢，急迫就会使谋划泄露而容易逃脱；平定大众，应当迅速，迟缓就会使党羽巩固而难以安定。这真是名言。河南赎金每年的定额是四千，后来逐渐增加一倍。公说：这是百姓的膏脂，不是刑罚严厉，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最终上疏请求恢复原来的定额。睢州、陈州东连曹州、徐州，西接亳州、颍州，所以原来设置兵巡道来弹压盗贼，后来却撤掉了。到这时有人议论恢复，公说：增加官员就会增加费用；如果改由清军道兼管屯田和盐务，再把屯盐道移驻睢陈，那么事务会专一而费用会节省。这个议案虽然停止了，但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公说得对。公主持大计时，上疏提出五件事：一是重视当务之急，二是精确考核，三是禁止军营馈赠，四是惩治贪污残酷，五是慎重委任署理。虽然没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见，但他不因私情毁誉，不迎合请托，当时人都佩服他的公正。公开府郧阳时，正值骚乱之后，推诚布公，宽和地治理，就像解开乱绳一样，而不愿像捆湿柴那样强行操弄。地方正依赖公来安抚平定，公却因流言中伤而被召回。公回去后，仍有人追查他的踪迹。有人谈到公抚治郧阳时的事情，说所有赎金都储存起来等待充作军饷，议论的人这才停止。公的事情既已澄清，又想到太夫人年事已高，坚决不再出仕，实在是想在膝下承欢，让母亲安享余年。可是公去世时，太夫人还健在。公去世后，太夫人悲伤他，过了一个多月也去世了。唉，实在令人痛惜！公仪表丰伟，容貌高大，胡须长而张扬；因为外表严厉而令人敬畏，但内心没有城府，以和气待人，自然使人感到亲近，和他的外貌并不相同。公曾经诵读程颐的话：“拾取长处短处来希求正直的名声，是有所不能的。”大概他终身都把这句话作为准则。父亲师吕封，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嫡母董氏，赠封为太孺人；母亲刘氏，封为太孺人。妻子王氏，就是撰写公行状的王少参梦岩的妹妹。儿子四人：绳武，国子生，娶王氏；扬武，廪生，娶王氏，二人都是按察使缄的孙女；经武，娶马氏，是参政允登的女儿；允武，聘娶宪副杨应的女儿。中女侧室张氏所生，女儿五人：一人嫁给井郡丞济，生子拱极，是国子生；一人嫁给王大尹惟几，生子升，是举人；一人嫁给郭都事可桢，生子茂勋，是庠生；一人嫁给纪宪副诫，孙子于彝是生员，以上均为王氏所生；一人许配给缄，孙子元翰。张氏所生孙子五人：长孙铨，是绳武所生，聘娶纪诫的曾孙女；次孙镐、镛，是扬武所生，镐聘娶杜佥宪允继的女儿；次孙镗、铎，是经武所生。孙女五人，都还年幼。绳武一辈将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把公安葬在祖坟。我为公追述生平，并系上铭文说：古人谈论治理，奉行职守、遵循事理，何必像鹰击长空那样才称得上豸史？夸张逞强的人死守职位，以深文巧诋陷害他人；刚烈之士为名声而死，还沾沾自喜。公任县令时，百姓把他视为父母，而且父母就在近旁；后来执掌简牍于西台，开府治理南纪。他所到之处，处事轻简平易，务求把握大体；不争强，也不急躁；不随俗，也不诡诈；不曾枉曲法律来放纵那些奸宄之徒，也不曾替人洗垢求瘢。公不凌辱别人，别人却反而毁谤公。人们毁谤公，是因为公的时运不好；公厚道而安于俭朴，竟遭到这样的对待，又能责怪别人什么呢？上天本来就是如此。郁郁葱葱的佳城，公将在那里安息。太史已经作铭，公也就不会死去了。赠怀远将军后泉王君墓志铭

译王君后泉去世的第二年，他的儿子国正大略叙述父亲的生平，请求在墓道的石碑上撰写铭文。国正既是我的同乡，又是我在武闱所录取的士子，我不能推辞。查阅行状，君讳宗威，字子重，后泉是他的别号。他的祖先是吴地常熟人，有一位名叫忠的人曾跟随高皇帝征战，因功升任正千户，后来编入河间沈阳中屯卫前所。忠生瑁，瑁生铨，铨生大海，大海生机，机生椿，椿生燡。燡娶张氏，生二子，长子就是君。自君的高祖以下，世代承袭这一职务，都有能干的声誉，但家产渐渐衰落。君禀性刚正，任事将近四十年，家产日益减少，而他的操守始终坚定不变。他性情孝顺友爱，刚满二十岁便失去父亲，侍奉母亲极尽和颜悦色、奉养周到之能事，乡里都称赞他。他年少丧父，因而中止学业，常以此为恨，于是督促儿子求学。国正终于在辛卯乡试中考取第一名，壬辰年考中武进士，被授予指挥同知，任乌龙沟把总。君到儿子住所接受奉养，因病回家，最终在正寝去世。临终那天，他只说：“我家世代清贫，如今有儿子幸而成材，你们应当以清白持守自身，不要辜负国家的恩德。”没有谈及其他事情。那是万历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距离他出生于嘉靖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共享年六十六岁。君起初被授为武德将军，因儿子显贵而晋封怀远将军。妻子崔氏，继妻黄氏。儿子二人：长子就是国正，现任旧州守备，娶程氏；次子国祚，娶刘氏。女儿一人，嫁给千户曹世勋，都是黄氏所生。孙子五人：绍元、维元、纶元、绪元、胤元；孙女一人。国正将于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把君安葬在祖坟旁边，我为他记述大略，并为之三叹。士大夫博览群书，能以文章著名的人，往往把武人看作粗鄙之人的极致；然而他们常常被利益蒙蔽理智，官职因贿赂而败坏，以至辱及自身和子孙的，也不在少数。君虽然不识字，却能在贫苦中自守，生活俭朴，并且使后代得以昌盛，难道只有武夫应当如此吗？即使文士也应深感惭愧。这理应铭刻。铭文说：世上的武官，借口办事而贪婪；贪婪的人欲望没有止境，把逐利看得像甘甜一样，只能使世代相传的官秩败坏在贪婪之中。君的户侯之职，承自先世；任官时遵守法令，不敢有丝毫懈怠。传到君这里，更加勉力自守，以清白的操守开启后代，使世代事业越传越远、越发振兴。美好的君子，千万不要厌弃贫穷；贤明的后嗣杰出挺立，坚持清白的操守；怀远将军的封赠荣耀，正是安于贫穷所得到的回报。我把这篇铭文刻在君的墓石上，是为了告诫那些贪婪的人。明锦衣卫户侯连山王公墓志铭。连山王公去世后，他的儿子朝英等人带着乡进士胡君所撰的行状来请求铭文。查阅行状，王氏的祖先原是应天江宁人，有一位名叫政的人在高皇帝时屡立战功，升至宣府左卫正千户，于是成为宣府人。政生顺，顺生谦，谦生凤，凤生琳，都世袭爵职。琳生纪，纪生铎，就是公的父亲。母亲孙氏，生三个儿子，公是最小的一个。公讳元春，字文明，别号连山。公天生聪慧，聪敏好学，成为博士弟子；文章多有奇特气势，在学校中声名很大。王氏世代以武职显赫，但公的父亲隐身商界，经营产业、囤积货物，随时势逐利，在商人中最为富裕。嘉靖年间，连年苦于兵乱，国库告竭，大司农筹划命令富民出粮来资助军费，却没有人响应。公父慨然说：“国家正在用兵，我认为有力量的人应当投身军旅，富有的人应当捐输财物，这样以后事情才可以办成。”于是捐出资财来补助军费。过了很久，他越发厌恶商贾之道，带着公前往京师，缴纳粮食而取得锦衣卫户侯之职；公也进入太学，得以结交天下知名人士，彼此共同研习学业，声名更加显著。然而由于命运多舛，多次应试都没有成功。锦衣公去世后，二哥鸿胪公主持家政，公更加能够竭力求学。不久鸿胪公也去世了，公只得亲自支撑门户，学业颇受耽误。恰逢恭妃生下皇长子，因普遍施恩，授公为锦衣卫百户。公叹息说：“读书人本来有志向，如今算是完了，难道不是命吗！”从此才停止学业，广泛阅读稗官小说，学习音律，有时还同乡里的先生结社作诗来自娱，以消解自己卓异雄奇的才气。行状又称，公侍奉双亲孝顺，能够以和颜悦色奉养；父母生病时亲自侍奉汤药，替他们祈祷，整夜不合眼，衣带也不解。父母去世后哀伤过度，身体消瘦憔悴，人们都称赞他。公后来日益富裕，却不骄矜夸耀；凭借权势而获得的荣耀，他乐于用来行善，多次散去积蓄，周济贫困的朋友和疏远的兄弟；有人服药见效，他便按药方制成药剂施给他们。每当看见野外有暴露的尸骨，他就立即为之建立义冢，埋葬腐尸，掩埋遗骨；听说民间天花流行成灾，就修建神祠祈求福佑。他救济人的急难、解救人的困苦，很像豪侠之士。但他以法度约束自身，稍有逾越规矩，便整夜不能安睡；他的谨慎畏惧又到了这种程度。公一向强健，偶然患痰病，医治无效，于是去世。当时是万历戊戌年正月二十五日，距离他出生于嘉靖己亥年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岁。妻子杨氏，封为安人；先于公去世。儿子三人：长子朝英，是保安州廪生，娶胡氏，为举人守让的妹妹；继妻都氏。次子朝携，娶潘氏，是举人大纶的女儿；继妻周氏。长子朝治，任丞万金。女儿中有朝彦，嫁给景氏，是四川副使嵩的女儿，都是杨安人所生。女儿二人：长女嫁给游击李同的儿子，继妻杨氏所生；次女许配给总兵董一元的儿子用贤，是侧室戴氏所生。孙子五人，长孙道正，其余都还年幼。朝英等人将于当年七月十三日启掘安人的墓穴，与公合葬。我为他们记述大略，并系上铭文说：公年幼时学习儒业，志向在于参加科举；后来完成太学学业，才华卓异，能辅相君王；承受上天的宠命，接受金吾的任命。有志向却没有完成，便以诗酒自娱；富有却不以此自我逞强，在乡里行德施善。不合礼法的事不去做，选择合宜的道路而行。公的嗣子能够读父亲的书，想来公所享受的善报，正在这里吧？郁郁葱葱的佳城，在帝城一角；千百年后，公将在这里安妥居处。封工部主事龙川公墓志铭

译受封为工部主事的龙川先生，姓易，讳经，字济甫，世代是河间肃宁人。先生的祖父晟、父亲琚，都隐居不显，但世代都有质朴的品行，人们称他们为长者。琚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先生。先生天性孝顺友爱，稍稍长成之后，双亲年老，两个弟弟年幼，家境更加贫寒，家中大小事务全都依靠先生办理。先生又从事儒业，想到没有其他办法供养家人，于是开办乡塾，严肃地执行规章，教诲乡里的学生，靠学生交纳的束脩来供给甘美食物和稀粥。又多次遇到灾荒，连粗粮有时也接济不上，甚至减损张安人的衣服首饰来帮助家用。先生仍然早晚手持一部书，和诸生相互切磋，神色安然。先生博学强记，写文章完全取法濂洛关闽之学说，从来不愿猎取奇异来迎合时俗，所以每次参加有司考试总不能录取。即使没有考中，先生的志向却更加锐利，学习也更加努力。等到先生的儿子登瀛考中进士，任虞部郎，迎接父亲到官舍奉养，而先生仍保留博士弟子的身份，学习旧业，勤勉不懈，说：“我不愿意因为儿子的显贵而使自己显贵。”又过了一年，先生患风疾，手足稍有残废，才长叹说：“难道我的困厄终于到了这种地步吗？我又能拿自己的命运怎么办呢！”于是停止学业。接受如今的封赠后，他每天告诫虞部君说：“我承受国家恩德，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你要努力。我天性甘于贫穷，不要因为你父亲的缘故败坏官场的常法。”虞部君谨慎地奉行父命，所以小心守持法度，多年如一日。先生与张安人相敬如宾。先生生病时，安人每天侍奉汤药，一点也不懈怠。万历甲申年冬天，安人去世，先生心情忽然郁郁不乐；等到回去料理安人的安葬，事情还不到几个月，先生也卧病不起了。当时是乙酉年十月十六日，距离他出生于正德辛巳年六月初一，享年六十五岁。先生有四个儿子：长子登云早逝；次子就是虞部君登瀛；次子登高，是武学生；次子登仕，是县学诸生。孙子七人：知、简、能、亨、健、通。曾孙女二人。先生去世的第二年，登瀛等人将于二月十九日启掘张安人的墓穴，与先生合葬，并带着行状来请求铭文。行状称先生真率坦荡，和人交往温厚融洽，没有高岸严峻的姿态；行为清白，不做不义之事。他从少年到壮年，曾经一次拒绝奔赴妇女之约，两次拒绝寡妇的求合，独自守持鲁男子那样的操行，乡人至今还传诵此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唉！先生大概是有不为人知的德行吧？他的子孙本来就应当兴盛昌大。这理应铭刻。铭文说：先生从容自得，行为与道义相随。外貌看似清瘦，内心却十分充实。神采清明而醇厚，洞察幽深，能条理分明地扫除世俗。世人所喜爱的乐声，即使是竽，他也不贬低；面对可以娱乐的美色，他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守持专一，看似迂拙；坚守贞正，仿佛愚钝。啊！这难道不是先民流传的美好法则，也是世间醇厚的儒者吗？凤翔县令王君墓志铭

译王君讳命，字钦甫，别号鹤程，是真定饶阳人。嘉靖甲子年，他和我一起参加乡试，但当时还不相识。万历丁丑年，我在中秘书读书，才在长安认识君，见他胸怀壮志、慷慨激昂，有刚烈丈夫的风范。第二年，君请求把我的次女嫁给他的儿子王生亮芳，我因为路途遥远，没有答应。同年刘君两峰等人多方说合，甚至躺在我的寓所里逼迫我，我不得已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从此我和君见面更加频繁，也更加了解他的为人。君意气自负，豪迈自许，仿佛目空一切。我对他说：“君子知道天下没有可以凌驾其上的人，处于人下时，就应当依礼自谦，尊重别人。”我这样规劝他，他开始不以为然，后来才折服。君善于饮酒，喝起来像长鲸吸水，几十杯大白酒可以站着一口气喝尽。我对他说：“这是腐烂肠胃的药，怎么可以常喝呢？”时间久了，君也不再豪饮。君家境颇为富裕，但自己的生活供奉很简朴，淡泊而且吝惜，不肯拿钱施舍给别人。我对他说：“减少有余来补足不足，是上天的道理。”施行这道理会带来福报，君对我的话深有感触，渐渐减少财产来周济乡人。像君这样的人，可以和仁者并列了。丙戌年春天，我的女儿嫁给君的儿子王生亮芳。不久，君派王生来到我的官舍，跟随贞复杨先生学习。王生聪明沉静，每天独自端坐在一间屋里，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嗜好。我笑着对君说：“这是千里马，不应当像你一样长期困滞在科举道路上。”戊子年，王生入太学成为博士弟子。过了一年，君的继妻李孺人去世，君娶赵氏女子为妾。赵氏聪慧而善于献媚，既然迷惑了君，便倚仗宠爱肆无忌惮，暗中偷取君所藏的金钱，贿赂各个奴仆。时间久了，内外奴仆无不听命于赵氏。王生害怕伤害父亲的心，不敢把这事告诉君，只趁机说：“古人说朽木不能做柱子，卑贱的人不能做主父，为什么不立继子呢？”君点头同意，随即把这话告诉了赵氏。赵氏大为恼怒怨恨，开始厚赂各个奴仆制作厌胜符咒，符咒无效后，就买来毒药放进食物中，想毒死王生和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吃得少，只是生病卧床而没有死；王生吃得多，病势便加重，不能说话，但还能在床褥之间叩头并指着嘴请求饮水。赵氏禁止给他水喝，他于是死去。王生死后，君仍未醒悟。赵氏得意于阴谋得逞，更加厚重地行贿，暗中把别人家满月的孩子抱来充作儿子，君仍未醒悟。君的弟弟顺庵君把事情全部告诉君，君仍未醒悟。等到赵氏死后，先前的事情全部暴露，查验所藏金钱也全都荡然无存，君这才醒悟，但悔恨已经来不及了。在此以前，君所举的三个孙子相继夭折，到这时便没有后嗣了。君才华很高却一直未被录取，也无意做官，恰逢有人说只有积德才能生育子嗣，只有做官才能积德，君欣然向铨曹投递文书，被任命为凤翔县令。于是搜查家中，把剩余的金钱装入袋中带去赴任。到任以后，一心奉行节约爱民，尽量减少各项供应，不因自己的需要烦扰百姓。直指使者巡行部内到达凤翔，君只准备了廪饩，还自己说明县民非常贫困，县令不能加赋来修饰厨传，直指使者便要罢免他。直指使者大为惊骇，随后考察君的政绩，对守巡官说：“这是古代那样的县令，我们应当共同保护扶助他，使他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君因此更加放开手脚，充满信心。县里的驿马，每每被往来人员加倍役使，有时还加倍索取费用，折辱驿卒。君于是把账册放在座右，按照文书发给马匹，最终没有人敢多索取一匹马。每年节省的钱总共有若干金。郡县每年的公宴，旧例都依靠里甲办理，奸猾的胥吏借机从中侵吞。君核减当年各项差役，全部让他们回归农事；再核算费用，按实发给工钱，依照公平市价办理，百姓又节省了若干金。公用器具的一切出入，主管者不敢过问，常常造成赔累。君向郡守说明后，亲自掌管账册，按册支出，按册收入，整年没有损失一件物品，又节省了若干金。至于驿站粮饷中新增加的摊派、丁力中新增加的摊派，也全都免除了。两造到齐后，君只判定是非曲直，不科罚赎金。薪俸收入另行储存。每天询问百姓中耕田却没有牛和种子、织布却没有织机、贫穷不能婚嫁、拖欠官租而长期被拘押无力偿还的人，都按贫困程度给予周济，使他们各自安居于自己的生业。县中有尼姑以妖邪淫乱败坏风俗，君便把她驱逐出境；同时询问地方风俗，表彰贞节，礼敬士大夫，兴办新学校来端正引导百姓的道路。县里的审编旧例必定要历时整月，完成后仍不断有人来告发，已经成为常态。君带着粮食亲自走遍各郊区，按照百姓聚集的地方依次审理，八天便完成了，百姓没有花费一文钱，无不欢喜地佩服他的公正。郡东雍水汇入之处，每逢暴涨，行旅便被阻断；君拿出袋中金钱置办材料，召集工匠，早晚亲自督促，不到两个月石桥便建成了，详情见《创桥碑》中。总之，君把百姓看作子女，稍有疾苦便想着替他们搔痒、抚慰；把官府事务看作家事，没有一项有利之事不兴办，没有一项有害之事不革除；对自身生活很菲薄，却为百姓劳苦；对下属宽厚，对上级供奉俭省，大概三年如同一天。关西一带谈到清廉能干的官吏，必定把君列为上等。戊戌年入京接受考核时，连骑乘的马匹都是从自己家中备办的，身边只有几个萧条简朴的仆役而已。后来君的官秩被降一级，陕西的藩司、臬司和士人都惊愕不已，服役的人为他号哭。我去拜访君，询问其中缘故，君说：“我不能善于侍奉上官，负罪实在很多，只是大人长者有时会体察我。原先恤刑使者发文书责令办理衣服，费用要五十多金。我误以为使者奉命体恤百姓，不是来剥削百姓的，所以没有准备应付，不料他并没有体谅我。如今文书还在，我已经上疏向朝廷说明，这样一来双方都要失败了。然而我宁愿别人伤害我，也不伤害别人；我实在因为困窘贫乏而得以归去，已经是幸运了。”我听后高兴地说：“君的心地如此，应当会有好儿子。”君回去以后，终究不能排遣胸中的郁结，心情闷闷不乐，疾病便发作了。我听说后写遗书安慰君说：“君不要把功名放在心上。利益恩泽施及别人叫作功，声名流传后世叫作名，这两样君已经从凤翔百姓那里得到了，不必耿耿于怀。”等书信送到时，君的病已经很重了，到八月六日便去世，距离他出生于嘉靖癸巳年，享年六十六岁。耳闻此事，真令人悲伤！我听说君家中正在吃饭时，滹沱河水大涨，水淹没了城池，城墙只剩下几版没有被水浸没，饶阳百姓惊慌失措，无计可施。

译有个妇人在市中呼喊说：“一定要在王春元祭祀的时候。”饶阳有两个王春元，问她说的是谁，她指着君说：“就是他。”君听说后，杀牲写文，在登城遥望处举行祭祀，祭祀完毕水便退落，始终没有酿成灾害。有人问那妇人其中缘故，她说：“他是渠东的斗星。”第二天再去询问那妇人，她茫然无知，再也记不得这件事了，人们都觉得奇异。又，君治理凤翔时，秋季禾苗正茂盛，忽然出现一种像蚕而稍小的虫子，颜色纯黑，沿着禾苗吞食，到四境全都如此。百姓奔走来告诉君，请求君全力救助；君立即写文率众向神祈祷，第二天早晨虫迹就像被扫除一样，最终也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凤翔士民为此绘图歌颂。君曾因治理县邑劳累过度，患成重病，医药都无效；夜里梦见梓潼神告诉他说：“服用补心丹就会痊愈。”醒来后把梦告诉医生，医生说不是对症的药，便停止了。后来又梦见同样的情景，便调制服下，病就痊愈了。唉！精神诚笃足以感动神明，却不能免于被一个妇人迷惑；确实能够感通昆虫，却不能胜过一个使者的过失，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君的父亲是文学，嘉靖庚子年中乡荐，任延津县令时有惠政，百姓至今还祭祀他。母亲胡孺人；嫡妻李氏，继妻李氏。儿子一人，就是我的女婿亮芳，娶我的次女。女儿二人：一人嫁给翟县簿的儿子、生员复初；一人嫁给李县簿的儿子、生员一翰。她们都先于君去世。孙子三人，也都先于君夭折；孙女二人。君患病时，侄子亮芬每天侍奉汤药。现在将于当年十月十八日安葬君，易参伯带着行状来请求铭文。我擦去眼泪，记述大略，并系上铭文说：君的先父曾任延津县令，大有惠泽，遍及延津百姓；他的庙貌庄严，崇祀正重新兴盛。君世代承继学业，家声更加振兴；行为务求修洁，内心秉持真纯，树立高尚而独特的品格。杰出士人之列，初任官便治理疲弊之邑，广布深厚仁德；家中没有悬鱼那样的清贫象征，田野却有野雉驯服。早晚劳苦憔悴，百姓使你忘记自身；百姓依靠你，如同仰慕慈爱的父母。那进谗害你的人，竟遭逢自己的祸患。西施不再美丽，隋侯之珠也不再珍贵，只使清廉的循吏抱着未竟的志愿沉沦。唉！人世如石火，富贵如轻尘且有尽头，谁能享有千年春光？君如今已经逝去，却无愧于苍天。甘棠树下留下的爱民遗泽，寄托在这块坚贞的美石上。我把铭文刻在君的墓石上，告诫那些进谗诬陷的人。赠观城县知县友溪王公及其配偶张孺人志铭。赠观城王公于嘉靖四十一年去世。去世二十多年后，才因次子应霖考核成绩优异而追赠为现在的官职；又过了十多年，公的配偶张孺人去世。当时应霖已经入朝任户部郎中，幼子应期也因进士身份任尉氏县令。于是二子商议在某年某月某日启掘公的墓穴，与孺人合葬，并带着公的女婿都御史姜公所撰行状，请求作志铭。查阅行状：王氏原是文安的旧族，世代居住在县城西面的孙存铺。七世祖敬贤生彦礼。彦礼入赘相公庄某氏，于是迁家居住在那里。彦礼生珣，珣生原，原以孝行著称，另有传记。原生甫全，就是公的父亲。公生于正德九年某月某日，讳宗宝，字国重，别号友溪。公性情端正谨慎，幼年便像成年人一样，不随意说笑。长大后面色苍老、胡须修长，望去便知是长者。家境颇为富裕，但自己的生活十分简淡，唯独喜欢施舍行乐善，这出于天性。宗族中很多人靠他才得以举火生活。壬子年发生饥荒，他拿出一百多石粮食赈济乡人；庚申年再次发生饥荒，又像上次一样赈济。县令为他在门上表彰“阴德”。有个名叫徐宗尧的学博，是清廉谨慎的士人，因升迁离任时，甚至没有盘缠，托请公借给他子钱二十金，公最终还替他偿还了利息。公乐于施行德行，大多如此。庚戌年敌军进入京畿附近，县令温君想修缮城墙城壕作为防守的计划，便发文让公主管此事。公估算工期，核计工程和费用，每天巡视各处筑城工程，对不听从的人便鞭打惩罚。三尹某因劳役而产生贪图侵吞之意，公坚持不许。工程完成后，费用大为节省，劳役也没有误期，人们没有不思念他的。大家都害怕他的坚决，也佩服他的才干。公曾对人说：“自从我的先世以品行义举著名以来，几代之中都没有显达的人。我看几个儿子的才干，他们将要兴盛我的宗族吗？”于是替他们选择良师，督促他们学习。当时都御史还困居诸生之中，公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说：“世上哪有像先生这样而长期困顿不得志的人呢？”便请他和几个儿子同席研习，时时资助他的费用，最终把女儿嫁给了他。张孺人一向熟习妇德教诫，贞静而有妇德。到了成年嫁给公，侍奉婆婆赵氏和继婆婆刘氏，能够顺从承意而没有违逆，都得到她们的欢心。公想要施舍，有时手头不足，她不惜斥卖首饰来帮助公实现心愿。即使几个儿子出外从师，孺人也确实从旁鼓励。公去世后，孺人教诲几个儿子说：“不要因为你们父亲去世就荒废学业，所有家务我会竭力承担。你们若能稍稍立身成才，我将借你们的手在地下报答你们的父亲。”几个儿子跪下接受教诲，争相磨炼自己，兄弟都考中了高等。有人做了清廉能干的官，使生者和死者都蒙受荣光，享有俸禄奉养，全是孺人的力量。孺人患病时，次子恰好因督运粮饷经过家乡，便率领兄弟以及孙子、曾孙男女环列在床前，照看汤药，亲自为她含殓的人有几十个。唉，这种积德的报应，也实在少见啊！公的生卒年月已在前文具载，享年五十二岁。孺人生于正德十三年某月某日，卒于万历二十二年某月某日，享年八十三岁。儿子四人：应云，冠带把总官，娶赵氏；应霖，庚辰进士，任户部山东司郎中，娶纪氏，继娶时氏；应期，己丑进士，任河南尉氏县知县，娶罗氏；应兆，武生，娶邢氏。女儿四人：长女嫁给省祭官裴松；次女嫁给姜公璧，就是撰写行状的姜公，未中进士，后任巡抚郧阳右佥都御史；次女嫁给武生纪铢；次女嫁给本县廪生张邦治。孙子七人：体干，任军门效劳官；体恒；体升，是武生。应云所生的笏，是国子生；策，是县学庠生。应霖所生的箴，是县学庠生；应期所生的简；应兆所生的〔原文缺名〕。孙女十人。曾孙男六人，曾孙女十二人，聘娶情况不再详细叙述。铭文说：相公庄的王氏，在乡里施行德行；他们的修养既好，福祚于是长久。妇人长寿康宁，子孙繁盛昌大；灿烂的龙章，彰显幽冥中的光彩。幽深的墓室郁郁然美好，夫妻将在这里一同安藏。太史作下志铭，直到永世也不会被忘记。封承德郎户部主事方公墓志铭

译受封为承德郎、户部主事的方公去世后，他的儿子佥宪君方端已把公安葬在县南原祖坟旁边。等到进京时，便亲手拿着一篇行状交给他的同年朋友登，说：“端生性愚直，不善于迎合世俗，反而常常触犯世俗。两次任职于偏远荒僻之地，又因为奉行严命，没有时间安居在官舍，以至于父母年老不能奉养，去世也不能诀别。端还算是孝子吗？还算是个人吗？幸望您为父亲作志、作铭，或许可以使他不朽，也稍稍缓解我这个人子终身的遗憾。”我怜悯他的心志，答应了他。行状称：“固始的方氏，来源已经很久远了。唐末从固始迁到闽地莆田，入本朝后又从闽地返回固始的，是他的祖先指挥使胜。传了五代，到贡士、赠户部郎中完。完有三个儿子：进士、都转运使仲；举人伸；诸生，也就是公的父亲。母亲范孺人梦见一位身穿金甲的神人缓缓来到她的房中，红光随之而来，醒后便生下公。公讳志充，字某，别号某，因为儿子方端显贵而获封现在的官职。公幼年丧父，跟随伯父都转运公学习，每天能记诵数百字；用联句试他，出口应答无穷，声音仿佛直达九天：‘归北雁啼残午夜，度南鹃月印中天’，‘风雨信凤翔千仞，帝王征’，‘兄弟奏埙箎，君臣作征角’，都不是儿童所能说出的话。他的聪颖就是这样。都转运公大为惊异，说：“你的父亲本来应当考中，只因夭折而未能实现；完成他的志愿，难道就在这个孩子身上吗？”公更加自负，闭门苦读，片刻也没有闲暇，成为弟子员，在学校中很有声誉。然而他写文章自出己见，不愿局限于经生的说法，而且性情激烈，这也是天性如此。他读史读到秦丞相桧时，便伸手指斥大骂，说：“如果我处在武穆的时代，一定会拥兵长驱，收复两京，迎还二帝，怎么肯低头班师，受贼臣的控制？”偶然督学使者考《武穆论》，他便奋笔写道：“秦桧是宋朝的贼臣，是上天的顺子；武穆是宋朝的忠臣，是上天的逆子。”他的议论大多如此，因此多次向有司上呈，却多次未能中第。晚年才在县学取得廪生资格，公虽然没有考中，却更加畅达直抒。别人有过错，他一定当面斥责；遇到不平之事，又不能忍受。有个詹某是群盗的首领，县人害怕而躲避他，公直接向县令说明，请求依法查办。贾禄等若干人按法律本不应重判，却被吏员故意加重罪名，无法自行申辩，公替他们昭雪，最终从轻处理。县中有旧军户已经绝户而军籍仍存，每年都苦于被勾取征发，公陈述其危害，于是得以减少名额。河北百姓中有人请求把河以北的粮赋改向河以南缴纳，巡抚主持讨论此事，公上了十道奏疏极力说明不可，相关议案于是被搁置。公本来性情豪放，但内在操行醇厚完备；侍奉守寡的母亲，以和颜悦色奉养，直到母亲九十岁始终如一。他推让靠近城郭的田地；对于弟弟、姐妹中已经出嫁但贫困的，以及早夭的，他活着时供养，死后替他们安葬，抚养他们留下的孤儿并教导成人。族人有贫穷不能自食的，就拿出粮食周济，年年如此。公不自己经营生财，而是拿出本金生息，选择善于经商的人，让他们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再时时收取利息来供给施舍。曾经用双倍价钱买下处境危困的贡士，后来那人病危去世，公供给棺材，又迎入旧居为他停灵。公身体强健，能够投掷石块、跳跃越远；曾遇盗贼发动抢掠，便奋力拿长矛召集众人追赶，盗贼惊骇逃走。公一生之中，乡里再没有人敢发动盗窃，乡人感激他的恩德，甚至为他建立生祠祭祀。部使发文书嘉奖他，前后没有一年空缺。乙卯年，公以明经资格等待次序，准备到京师贡举；当时端任行人，恰逢大庆恩典应当加赠封号，但这不是公本人的志愿，不愿接受。有人劝说他，他才接受封赠，叹息说：“大丈夫不能凭借适逢世道而在当时建立功名，反而要因儿子而获得荣耀，这种荣耀也是耻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他的立志就是如此。唉，凭公这样的志向，假如能出入宫禁，在谏诤中以死尽职又有什么困难？否则，假如处在疆场一线，马革裹尸，也是他平素所蓄积的志愿；再否则，假如主管百姓社稷的政务，也一定能抑制豪强、扶助弱者，使百姓安居田里，不再有叹息愁苦之声。可是他竟然默默无闻、浑浑噩噩地老去，这样活着是为了什么？又为什么受到压抑？佥宪君承习家庭教诲，做官时爱惜名节，即使历经百般挫折也不改变。古人说“是父是子”，确实没有说错。公生于正德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卒于万历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九岁。妻子熊孺人，有妇德，详见另志。儿子二人：靖，任鸿胪寺序班；次子端，就是佥宪君，现已起官广东。孙子四人：一魁，是靖所生；一元、一宁、一清，都是端所生；一元为县学诸生。铭文说：文章如豹，力量如虎；睥睨一世，凌驾千古。壮志没有伸展，胸中意气没有吐尽。可叹一生所成，竟然只是这样。幸有次子，扩展他的事业，慷慨激昂，以同庸俗之徒为伍为耻。上天大概将因此厚厚地降福于公。南原的佳城，封土高耸如斧；千秋万■〈礻冀〉，都将在此处。后世若有了解公的人，看到这些话吧。《淡然轩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淡然轩集》卷七 （明）余继登撰 ○志铭、墓表、墓碑、行状、传、述、赞、议、策问。封安人易母张氏墓志铭

译张安人，是受封为工部主事的龙川易公的配偶，也是工部主事易君选的母亲。安人生性沉静端庄稳重，不随意说笑，从小便像成年人一样。除了女红以外没有其他嗜好，父母都认为她非同寻常，便为她选择佳婿，于是嫁给了受封的易公。易家本是仕宦之家，封公又每天专心读完、背习博士的学说，不过问家人的生计，家境越来越困窘，大小事务全都依靠安人办理。安人亲自纺织，操持汲水舂米等家务，勉力奉养公婆，下至两个叔叔和妯娌，还拿出出嫁时的衣服首饰来帮助家中度过灾年，以至于两天并作一天吃饭，也没有吝惜的神色，人人都为难以做到。她两次辅助封公办理公婆的丧事，含殓收敛都合乎礼法。封公多次参加有司考试，多次未被录取，有时不胜愤懑，安人的脸色反而更加恭敬，心意更加温和；她慢慢指着君选说：“你低头接受学业，终年苦读，最终却困厄到这种地步，完成你父亲的志愿，难道就在这个孩子身上吗？”于是日夜在旁督促君选学习，每逢夜里点灯读书，她都和他一起勤苦。君选终于考中进士，接受现在的官职，把安人迎到官舍。不久天子因大庆普施恩典，安人得以封为现在的称号。君选于是置办礼服，增加縠纻等衣料，但安人并不经常穿用，仍然粗食布衣，与过去没有不同，看见她的人不知道她是贵人。她唯独天性喜欢施舍。君选显贵后，各项俸禄收入都放在安人的袋中，以顺遂她的心意。赈济贫困、抚恤孤儿，她常常唯恐来不及。安人一向强健无病；此前封公患痿病，安人早晚供奉汤药，侍奉起居，直到眼睛一刻也不合，始终没有怨色。亲戚党友中有人来请求借贷，她又为每个人准备饮食，给足路费，使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最终因此劳顿不支。此时君选正在办理大石窝的差役，忽然心中悸动，急忙收拾行装回家。回家的当天安人便发病，君选为她寻访医药、到神祠祈祷，请求以自己的生命代替她，她最终还是没有起死回生。君选哭得极其悲哀，数日水浆不进；每次哭泣便昏厥，醒来后又继续哭。过了很久才收住眼泪，说：“登瀛不孝，上天降下丧母之痛，先安人已经去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她潜藏的德行之光不可泯灭，恭敬地把这些事托付给您。”于是口述始末，娓娓说了几百句话；志文不可能全部记载，只记下值得叙述的部分。安人生于嘉靖壬午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享年六十三岁。儿子四人：登云早逝，娶王斗的女儿；登瀛就是君选，丁丑进士，娶胡忠的女儿；登高是武学生，娶饶阳庠生李希曾的女儿；登仕是县学庠生，娶饶阳庠生刘郊的女儿。孙子六人：知，聘娶饶阳庠生郭周南的女儿；简，聘娶县学庠生赵天柱的女儿；能、亨、健、通，孙女〔原文疑误，按上下文似为孙子名录〕。有一人嫁给扬仲举，另一人尚且年幼；连同知、能，都是登云所生；简、健是登瀛所生；亨、通是登高所生。君选将于安人去世的第二年，即乙酉年三月二十五日，把安人安葬在城东郭祖坟旁，派人来催促我作铭。唉，风俗日益浇薄，世上有从寒微出身而兴起家业的人，不是置办财产来炫耀乡里，就是倚仗权势报复个人嫌怨。那些喜好施行德行却因此败亡家业的人，即便是男子，也不是常有的事；而安人奉养公婆、顺从丈夫，又周济世人的急难，直到为此耗尽生命。唉，这真是仁厚啊，理应铭刻。铭文说：儿子做了天子的臣子，自身沐浴皇恩，理应拥有组绶和紃带。这些组绶和紃带，并不是为了装饰自身，而是用来帮助我施行仁德。安人的仁德，不分亲疏，没有一项施舍不公平。施舍给予一律平等，自身却安于贫困。啊，安人！明代敕封安人方母熊氏墓志铭

译宪大夫方君拿着他母亲熊安人的行状交给史登，说：“悲痛啊！端奉母亲之命，离开亲人出来做官。母亲身体健康、没有忧患时，端却在贵竹任职，才一年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时，端连汤药、含殓都来不及亲自料理，他还称得上是人子吗？悲痛啊！母亲虽然去世了，但她的苦心和贞行却有不能随之消灭的地方，希望得到您的文章，把它记载下来并铭刻。”所谓“志”，就是记载。记载闺中的美德，用来阐明前人的功业，并把教训留给后世，这是史家的职责，我哪里敢推辞？行状记载：方氏从固始嫁到莆田，又从莆田迁回固始。祖先中有景泰癸酉年考中乡试、官至宁州知州、名兴的人；有戊辰年考中进士、官至都转运使、名仕的人；还有考中乡试、名仲的人，世代簪缨不断，成为固始著名的姓族。熊安人的娘家，也以科举功名和节义在当时相称。安人的父亲名杰，是县里的生员，博学能文，受到督学使者器重。他娶宁生家的安人为妻。安人生来温婉娴静而有慧性，幼年就端庄稳重，不喜欢嬉戏；见弟弟妹妹嬉闹，总是严肃地责备他们。弟妹们敬畏她，侍奉她如同侍奉宁孺人。稍稍长大，父亲把《内则》教给她，她总是牢记不忘。父亲认为她非同寻常，便对宁氏说：“这是我的才女，应当替她选择一个女婿。” 熊安人的父亲当时在乡里任教授，跟随他求学的人很多，封主事公也拿着经书列在弟子中，每天诵读常常数百字，聪颖过人。熊安人私下对宁氏说：“要寻找好女婿，没有比方氏这个儿子更有才的了。”宁氏上前询问，知道那人是主事公，便说：“您平常总想使这个女儿嫁给奇才贵人，为什么反而要嫁给方氏的儿子呢？”方氏的母亲早年守寡，家里又贫穷，实在不行。熊安人说：“哪有像方家儿子这样有才而长期贫贱的人呢？”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主事公。主事公回家告诉母亲范孺人。范氏说：“人人各有匹配，我们是寡妇之家，家徒四壁；熊家是有名望的门第，不是我们可以相配的。”熊安人听了笑道：“我看中的是他的才，不是他的贫穷；贫穷又有什么妨碍？”范氏不能备办完整的六礼，只拿出两支钗作聘礼，于是便下定礼迎娶。熊安人十五岁时嫁给主事公。一心甘于贫困，亲自操持家务来帮助解决缓急，早晚供奉饮食，侍奉范孺人十分恭谨。夜里点着灯勤做女红，陪主事公读书。主事公就在这一年成为生员，更加用力求学。安人又鼓励他，前后七次参加有司考试，七次都落榜。到四十岁才在学校领取廪米。那时主事公的伯父、叔父都已考中进士，曾经推荐他参加乡试的人也先后去世，主事公认为自己成为家门的负累，渐渐荒废学业，便蓄养姬妾，丰厚地供养自己，以排遣胸中的郁闷不平。安人不忍心使他伤意，说：“只要有侍女替您梳洗，酒浆不缺，丈夫的爱就是我的爱。”她在言语和神色间没有丝毫怨意，退居独处一室，每天督促两个儿子读书。她常教导他们说：“你们不能完成你们父亲的志愿，就是大大辜负了你们外祖父熊氏，也使我对方氏无所期待了。”两个儿子跪下接受教诲，争相磨炼自己。宪大夫于是于万历丙子年被乡里推荐，丁丑年考中进士，任行人。于是封主事公为行人。后来又晋升为现在的封号，母亲得以称为安人。安人接受封号后，心志反而更加谦抑，终身没有柔滑奢靡的供奉，也没有锦绣绮罗的衣服，她天性勤俭就是如此。宪大夫在两京做官时，每次都奉养安人随行；等升任贵竹官职，眷恋母亲，舍不得离开。安人以大义督责他，催促他出发，等到他动身时安人却去世了，于是没能来得及诀别，这就是宪大夫终身抱恨的原因。余子说：“我曾读《诗经》，对《柏舟》诗中的妇人很有感触。‘凭着那不可改变的心，操守不可选择’，不知道她为什么遭逢时世的忧患，而她发而为诗歌的，不过是用古人自我勉励罢了。圣人认为这是贞静的极致，所以把它列在《变风》的开头，用来昭示天下后世做妇人的人。” 安人不是《柏舟》中的妇人，却有她那样的苦难；她用自身教训儿子，以人事侍奉丈夫，四十年不专求丈夫一人的宠爱，却没有达到怨恨的地步。《诗经》说：“我思念古人，实在合乎我的心意。”如果不是从小学习《内则》，内心有所感悟，能够这样吗？这足以成为风教了。安人生于正德己卯二月四日，卒于万历己丑四月十日，享年七十岁。儿子二人：靖，是太学生，娶某氏；端就是宪大夫，任贵州按察司佥事，娶易氏，封安人。孙子二人：一甲，是靖的儿子，娶某氏；一元，是端的儿子，县学生员，娶某氏。孙女三人：长女嫁给傅寿官的儿子某人，次女嫁给彭鸿胪的儿子、国学生某人，次女嫁给李方伯的孙子、国学生某人，都是某人所生。宪大夫将于去世次年正月某日，把她葬在县城外南面的墓地，陪葬在她姑母范孺人的墓旁。铭文说：“多么芬芳的声誉，是妇德和顺的彰显；多么昌盛的后嗣，是母亲美好德行的结果。啊，安人，嫁到方家，夫妻和谐，如鸣佩玉；彼此不嫉妒，彼此不伤害，还有什么不美好？草木郁郁的高冈，寂静幽暗的墓室，等待你的丈夫百年之后，或许能够与你同穴安葬。” 明封太孺人刘母张氏墓志铭

译刘母张太孺人在家中去世，她的儿子大理丞刘士行听到消息，捶胸大哭说：“天啊！我竟不能同母亲永远诀别吗？亲自为母亲含殓、穿衣、铺设殓具等事也不能做到吗？”于是设灵位哭泣，伏地不能起身。当大理君任御史巡按各郡国时，常能趁方便回家探望两位老人，最后竟眷恋母亲的居所，不忍离去。太孺人责备他说：“我和你父亲身穿章服，安享俸禄供养，哪怕一丝一毫都是皇上的恩典。你不能及时用一点实际功劳报答君主，却反而留恋不舍，做儿女姿态，究竟是为了什么？况且我们两个老人身体健康，又有你五个兄弟在家，一个用和颜悦色奉养我们，一个做官以名位奉养我们。你快走吧！”大理君跪下接受教诲，于是北上，只是不时派人问候起居。等听说太孺人病重，便闭门拟写请假奏疏，而讣告已经传来了。太孺人病危时，命几个儿子把她抬到庭院中，查看衣被，又叫几个儿媳进来，分别给她们留下训诫。不久，她呼唤大理君说：“儿啊！我让你成全了忠，却让你不能成全孝了！”意思仿佛后悔催促他出行，所以士行听到后更加深深自伤。等他奔丧回来，便倚着棺材长声号哭，像是不想活了。封公劝解他说：“古代的孝子，哀毁却不损害性命。” “你不考虑下葬的事情，却过分摧残自己，难道不想想我们老人吗？”大理君这才稍稍吃些稀粥，依次筹办丧事，并派人送来行状，请我撰写墓志。行状说：张氏是东明的著姓，父亲某人，娶某氏，生下太孺人。太孺人生来简朴稳重，父母怜爱她，替她选择了好婚配。出嫁后，她侍奉封公的公婆谨慎和顺，很得他们欢心。当时刘家人口渐多，家境渐渐衰落，太孺人想到公婆年老，怎么能让他们为柴米等琐事操心？于是亲自劳动，预先计算人口分发食物，艰难周转，毫不遗余力。等几个儿子知道求学上进，便帮助封公督促教导他们，勉励勤奋的，鞭打不守规矩的，不只以温和溺爱表示慈爱。有时她夜里点灯纺织，陪伴丈夫读书，常说：“自从我做了你家的媳妇，看见你们家喜欢施行德行，按理说将来必定有显达的人，你们要努力啊！”隆庆庚午年，大理君考中乡试，她的喜悦由此可知。万历丁丑年，大理君考中进士，授任长洲县令，奉太孺人同行。有人用俸禄余钱买来珍馐美味，她总是推却不吃，说：“我的性情喜欢粗茶淡饭，不习惯这种滋味。”稍微想给她买绫罗绸缎，她就阻止说：“我的身体穿布衣素服就安适，不习惯这样的衣服。” 当时大理君上任不久，就因能干而声名大振。太孺人便对他说：“我这个老人远道来，只是看看你的治理情况。你能治理好这个官职，我还有什么忧虑？我应该走了，你不要因为饮食起居的缘故，长久使我扰乱你的政务。”大理君无法强留，她于是回到吴中。锦绣衣被之类，天下亲戚听说太孺人回来，以为一定有奇异的服饰玩物，争相前来观看；谁知她仍穿着出发时的衣服，于是众人都相互叹服。大理君以清白自我要求，身处富贵而不以此润饰自己，本来是家教有来由，实际上也是慈母训导的力量。壬午年冬，大理君作为计吏进长安，恰逢三年考核列为优等，得以按自己的官职封赠父亲。太孺人接受现在的封号，于是把制词和法服装入匣中，经过乡里时只拿来祝寿。太孺人每举杯一次，便把法服封存入箱中，不再穿用。她亲自掌管钥匙，督促奴仆劳作，和从前没有不同。有人说太孺人如今是贵人，为什么还要长久亲自劳苦？她回答说：“你没听过文伯母亲的话吗？况且我乐在其中，并不知道劳苦。”大理君拜为御史后，南下巡按淮扬，西行巡按晋地。太孺人每每告诫他说：“御史奉天子三尺法，不怕没有威严，只怕威严过度。威严过度，伤害的人一定很多。” “从前隽母听说儿子平反了许多案件，就高兴得不立即发怒、不吃饭。你可要有意使我成为不必怀疑的母亲吗？那我就为你增加饭菜了。”大理君唯唯应诺，接受命令，所以他所到之处都辅助法律施行，因而获得美名。监察官们便把太孺人看作自己的母亲。太孺人相信鬼神报应的说法，不吝惜施舍，每天焚香拜天三次，有空就诵念佛号作为常课，大概几十年从不懈怠。到了晚年，她长寿安乐，子孙众多，有人认为这是侍奉神灵的报应；然而从前面的事情看，本来不在这里。太孺人生于正德己卯某月某日，卒于万历癸巳某月某日，享年七十五岁。儿子六人：怀恩，娶陈氏，继娶李氏；怀惠，娶某氏，继娶李氏；怀恕就是大理君，娶张氏，赠孺人，继娶赵氏封孺人贺氏；怀志，娶王氏，继娶苗氏；怀愚，娶孙氏，继娶李氏；怀慈，娶王氏，继娶盛氏。女儿三人，分别嫁给本县人唐惟精、韩进国、郝九皋。孙子十三人，分别为某人所生；孙女若干人，曾孙若干人。大理君将于某年某月某日把太孺人葬在某处，我为她记载大略，并系以铭文说：我听说，记载富贵并不与骄奢相约，但骄奢却会随之而来。可叹太孺人，身处尊贵如同寄居，身处富足如同污腻。她已经具备《内则》所说的妇德，于是使贤能的儿子一行出仕做官，只以母亲的仪范为准则。她的德行比之敬姜和隽母也没有愧色。草木茂盛的高原，是芳灵幽闭之处。太史作铭，用来彰显她的美德。明陕西临洮府通判、赠承德郎户部河南司主事平村陈公及其配偶李太安人合葬墓表。

译大名守陈君任大名知府几个月后，有人说太安人已经去世，谣言传到京城，掌管爵禄的官员已经推选别姓的人来代替陈君，实际上太安人并没有事。陈君听说后非常不高兴，认为这不是吉祥的征兆，便想辞官回去侍奉太安人。掌爵禄的官员很快发觉这是误传，于是上奏谢罪并慰留陈君。太安人听说后，也派人对陈君说：“你不要回来，我将亲自到你那里，看看你治理郡府的情况。”太守君听说太安人来了，高兴地准备好板舆迎接她；出门办理郡中政务，回家奉上饮食，欢乐相处。又过了几个月，太安人病发，最终死在魏地。唉！那人的话本来是讹传，竟然真的应验了吗？难道不是命数吗？太守扶着灵柩回来后，准备打开赠户部主事平村公的墓穴，与太安人合葬，并派使者告诉我，请我为墓道上的石碑作表文。考察平村公的先世，是山西屯留人，父亲名仓，祖父名甫，曾祖名骧，世代都载有德行，为乡人所信服仰慕。公生来资质不凡，刚开始跟随老师学习，就端庄稳重如同成人，不与群童为伍。乡里有位名叫李公明远的人，女儿心中很看重他，珍爱女儿，不轻易许配给人；听说陈氏子弟贤能，便把女儿嫁给他，这就是太安人。太安人做陈家的媳妇，以温婉娴静的态度侍奉公婆，得到他们的欢心。平村公读书喜欢深沉思考，常亲手拿着一部书，放下帷帐专心钻研，不过问家人的生计，内外家务全靠太安人办理。太安人白天总管家务，晚上点灯纺线，帮助丈夫夜读，成为常事。平村公作文以穷究义理为根本，不剽窃摹拟来追逐时尚，早年就以文章称雄乡里，然而每次被上级考选都不顺利。太安人常用守义安命的道理宽慰他。平村公八次应试，八次都没有考中，但学业从未停止，这是太安人不断鼓励和尽力支持的结果。很久以后，他凭明经科被选用，授任陕西巩昌府通判。太安人跟随他向西赴任，公为官清廉，太安人便亲自劳作来帮助他保持清廉。公性情严峻刚直，每天询问百姓的疾苦，以向上级献媚取宠为可耻。治理巩昌三年，最终因为不肯取悦上官而被调任临洮。临洮是边郡，郡中同各番部以茶马进行贸易，商人往往用利益诱惑郡中监司，监司收受贿赂后便闭口不言，不敢评论是非。听说公到任，畏惧他的廉直，不敢把金钱送进来，便又诱使奸猾小吏共同谋划。公查知实情后，把他们全部依法处置，于是小吏人人惶恐，就连番夷也都咬着手指称他为神明般的长官。然而公在临洮任职，对待上官仍像在巩昌一样没有增加礼数，因此前后辅佐郡政七年也没有得到调任。公叹息着对太安人说：“我大概要回去了，你能跟我一起隐居吗？”太安人当天就做了隐居服，极力赞成公退归故里，百姓争相攀住车辕挽留他，却不能留住。公回去以后闭门自守，修养德行，对登门请托和求见的人一概谢绝。穿布袍、吃粗食，他和太安人都以此为乐，只是早晚督促几个儿子读书。太守君于是于丁卯年考中乡试，丁丑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在司农署试任，听说父亲病重，急忙带着转运粮饷的事务回去探望。回来后，公站起来责备他说：“怎么刚开始接受官职，就因为顾念家里而分散公事上的心力？”命令他带着家属上任。出发后，还没来得及接受官印，公便去世了。等服丧期满，太守君被授任户部主事。任满三年，才追赠公与他相同的官职。太安人也受封为如今的称号。陈君任户部官时，太安人没有前往大名；后来仍未前往，过了很久才因谣言而前往，去后不久就去世了。讹言真奇怪，或许正是有人暗中启发，使太安人得以在儿子的官舍终老，使太守君能够亲自为她含殓吧？我与陈君同出于少宗伯富顺李先生门下，熟悉他的为人和操守，他不迎合义理，也不苟且容人。我每每肃然起敬，严肃地尊重他。等他任大名知府时，我正好因出使往来于他的辖境，他接待来人不求早到，告诫厨役和驿传不要增加装饰。这种清廉、方正、质朴、正直，难道比平村公差吗？平村公困顿而他的儿子显达，只是时运有利有不利罢了。陈君任魏地知府时，魏地正遭遇大灾荒，饿死者横陈道路。太安人当时常告诫陈君开仓发粟赈济饥民，掩埋他们的尸骨。魏地人感念太安人，如同感念慈母。等她去世时，都像失去母亲一样号哭。唉！假如平村公还在，他教训太守君所说的，也不过如此。大概太安人熟悉平村公做官时的所作所为，所以还能遵循并实行他的遗训，来帮助成就太守君的治理吧？这些都是她最重要的事，所以我因陈君的请求为她表彰说：“这是明代循良之吏陈公夫妇之墓。”至于美好的言语、细小的德行、生卒年月和世系，墓志中已经详细记载，可以不再论述。明处士张君及其配偶叶氏合葬墓表。

译嘉靖丙午年，蜀地内江的张处士汝茂去世。过了四十四年，到万历己丑年，他的妻子叶氏也去世了。处士有个孙子叫应庆，参加春官考试没有中，便投递文书给铨曹，得到饶阳教官的职位。听到叶氏的讣告，按情理不能回来亲自料理丧事，便设灵位哭祭。后来他拿着堂兄、给谏张应登所写的行状，来到我这里，请我为墓道上的石碑作表。考察张氏从楚亭迁到内江，几代都有文才和学业，家境富裕而且乐于施行德行，乡人都称道他们。文习生旻，旻生自简，自简生洪粹。洪粹有三个儿子，长子俊早逝，次子杰就是处士汝茂，字云。小儿子继承张氏产业，到文习时家业兴盛，到洪粹时中道衰落，于是逐渐从事小额贸易，在江油平夷经商，便定居平夷。当时处士已经显露才华，应当拜师求学，但平夷本是偏僻之地，没有求学的地方，于是纳粮取得什邡功曹的职位。处士性情刚直，不能低头侍奉上官；上官稍有苛责，他就奋然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怎么能像牛马一样奔走服役呢？”于是弃官而去，重新经商。他率领商人凿山取铅，引水成溪，以便运输铅和木材，直到今天人们还依赖这项工程。处士又想到夷地偏僻，风俗鄙陋，以财产争强称雄，不学习诗书，不能用来教诲子孙，于是又从平夷回到内江。内江原有的家业已经被乡里的豪强占有，处士想重新取回，便准备酒席召集各豪强，说明自己的要求。豪强们故意刁难他说：“如果你能加倍给我们价钱，就可以取回。”处士说：“好。”立即加倍拿出钱来，豪强们面面相觑，惊愕得无法回应，于是原有家业得以完整收回。恰逢弟弟张位贫穷，不能养活自己，处士便把收回的产业分给他。处士有两个儿子，全、念；念还年幼，于是督促全读书。全补为生员后，处士得了重病不起，握着全的手诀别说：“你的母亲有大丈夫的志气，能够治理这个家，你也能自立，我就没有遗憾了，只是你的弟弟还小罢了。”处士去世后，全专心办理举子业，不问家人的生计；而处士先前积存的财物，又因之前加倍付价收回产业而耗空，家中很快空虚。叶氏努力掌管家务，以精细节俭经营生活，自己享用很少；但逢年过节、宾客祭祀，却务求丰盛厚重；婚嫁丧葬只求礼数完备，至于妯娌、姻亲和宗族中有人有急难，便毫不吝惜倾囊相助。她对待儿子和孙子严厉，却对奴仆有恩。念去世后，她又收养他的遗孤，抚养成人。家中儿媳、孙子、曾孙大约几十人，没有一个不小心谨慎、完全遵循勤俭原则的，这都是叶氏的教导。此前处士在平夷时，曾在山间修建大士庙，庙建成后，夜里梦见大士送给他一群鲤鱼。到了这时，孙子应庆参加有司考试，叶氏又梦见大士庙中的一条鲤鱼化成龙冲上云霄而去。醒来后她高兴地说：“这大概应在庆孙身上吧？”这一年，应庆果然考中乡试。戊子年，应庆将要随计吏赴京，叶氏举杯为他送行，嘱咐他早日得到一官半职，以安慰我们老人。那时叶氏已经超过九十岁，但身体健康，善于饮酒。应庆出发后，到了己丑年正月初一，子孙仍然献上椒酒祝寿，一同欢娱。到了夜里，她突然发病，过了五天便去世了。当初处士在平夷经商时，曾撕毁债券，放弃债务，平夷人感念他。因此处士去世后，平夷人相继跋涉千里，匍匐前来参加丧事。等叶氏去世，平夷人的子孙也同样前来。唉！如果不是人家富裕而仁义随之相附，怎么能这样呢？世人说鬼神报应，往往都是空虚没有事实；可是大士的梦却像影子和回声一样毫不差错，这又该怎样解释？再看处士夫妇的士行和妇德，张氏之所以振兴而拥有众多贤能子孙，原因正在这里，而不在梦兆。于是我为他们表彰说：“这是明代处士张君及其配偶叶氏之墓，使张氏后人有所观感、有所砥砺，不致坠失先人的德行。”家世和生卒年月，墓志中已经完备，此处不再详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明通议大夫户部左侍郎及公墓表。

译往昔嘉靖年间，我们县大概有一位户部左侍郎及公。公名宦，字士显，别号二河。我还是儿童时，还记得县里各位父老和子弟啧啧称赞公是长者，如同差役们传诵司马君实一样。自公去世将近四十年了。近来我与公的次子户部君同在朝廷任职，见到公昔日交游的那些缙绅先生，询问后得知公有儿子，人人都津津乐道地讲述公的功德，希望与他交往。户部君却又私下感叹父亲的长者风范，说公并不只是对乡里施德而已。万历戊子年，我因出使经过乡里，恰逢户部君已经辞官。回来后他对我说起此事，我于是感叹公身后封赠的典礼缺失而未完备，便凭我掌管的纪载，交给我一份行状，请我为墓道上的石碑作表。我接受行状读它，里面记载的都是我小时候所听闻的以及缙绅们所称述的事情，一一符合事实，没有差错。行状说：及氏是交河的著姓，世代以来都孝顺友爱、努力务农，含蓄自守而不炫耀。从齐东丞善开始进入仕籍，由齐东往下传了四代才生公。公生来聪敏机警，交给塾师授读，一两遍看过就能背诵。入学领取廪米后，更加努力学习，不问生计，声名日益增长。正德癸酉年考中乡试，第二年甲戌年考中进士。恰逢选拔进士中才华优异的人进入省台，公也在其中。授任兵科给事中。公虽还没有试任治理百姓，却明白熟悉当时政务的关键。他分条上奏的各项意见，都援引事实判断是非，切中利弊。都御史宁杲讨贼无功，害怕严厉谴责，便把平民冒充贼人，想借此冒功。公上疏弹劾，使他被罢免。敌人入侵边境，边将某人损失过多，公上疏陈述情况，因而谈到抵御敌人的办法，关键在选将练兵，罢免那些凭借资历的将领，堵塞侥幸求进的道路，洋洋数百言，受到当时舆论赞许。嘉靖改元，言官请求派朝廷大臣核查各边镇侵吞盗用钱粮的人，已经得到批准。不久诏令停止派使者到宣府、大同两镇，众议哗然，认为两镇侵吞冒领尤其严重，不应废止诏令而助长奸恶，以致损害太平政治，应当选拔有才干声望的大臣赶快前往查办。于是共同推选公与侍御俞君集前往。公先后上疏弹劾朔州总兵张輗，指出他因盐税亏欠缴纳数额太多，故意暗中毁坏永宁盐场价值一百一十余万的物资，使小民的脂膏化为灰烬；又指出大同镇守太监马锡、监仓刘景、前总兵朱振侵吞费用不可计数，都御史杨志学曲解法律、徇私袒护，耗损边防财计。于是张輗等被交给御史逮捕审问，籍没朱振等人的财产用来偿还赃款，请托之事不能通行，声威震动朝廷内外。然而公最终因此不能长久留在宫禁中任职，以兵科左给事中的身份出任宁国府知府。宁国的风俗向来浮薄诡诈，公以仁爱和利益教化百姓，凡事一概出于至诚，百姓不忍欺骗他。此前，应天巡抚、副都御史吴廷举说：“高淳过去苦于养马，如今又代养蒙城的马三百多匹；宣城五县没有高淳养马的苦处，却每年侵占高淳荡田的收益，应当平均徭役来缓解百姓困苦。”吴廷举的意见得到俞允后，五县豪强何隆等聚集两万多人，大声喧闹。公亲自承担这件事，向他们说明祸福，又赶快把情况报告都御史。御史发文檄告谕，众人才解散。如果没有公，众人的怒气就难以预料，流祸也不会停止。最终养马之议得以确定，正隆等人受到诛治，诸臣受到惩罚；公也调任怀庆知府。然而宁国人感念公，甚至家家立祠祭祀他。公到怀庆后，因父亲丧事回乡，起复后补任凤阳。公治理这两个郡，都像治理宁国一样。壬辰年，升任浙江按察司副使。当时海盗劫掠沿海各郡县，官军抵御多次失利，只有公发檄文指挥杨淮，并命令各处捕盗，捕斩八十多人。恰逢有人替俘获的海盗说情，公坚持不许，那人十分怨恨，便唆使御史谢君兰列举各路纵容海盗的情况，把公也牵连进去。诏令公解职听候核查。很久以后，核查者说公确实有斩获功劳，御史所指没有事实，于是起用公为陕西副使。不久任本省参政，因母亲丧事回乡。服丧期满，补任湖广参政，历任山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公勤于履行职责，却不善于博取名声；厚待救济百姓，却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入仕三十多年，曾两次遭受流言，按资历逐级升迁，没有超出通常的调任。乙巳年，才入朝任光禄卿。不久以副都御史身份提督操江。长江一带盗贼聚集，常常伤害行旅，公所筹划的各项事务，都是整顿防备、消除祸患的要计；又广泛招募射手，分发教材给官健儿，并时常亲自督促训练。江淮戍卒大多善射，是从公开始的。丁未年，晋升户部右侍郎，不久转为左侍郎。适逢边地用兵，各年军饷和军事费用，以及祈祷、营造等每年耗费巨大的开支，一概取用内帑，国家财政不能供应。公辅佐长官，综合核算，平均节制盈亏，使各项支出都有适当限度，属官们都依靠他办理事务。公在户部任职很久，天子器重他，正准备重用，公却因病请求归乡。奏疏上了两次，才获准。回去后四天便去世。讣告传来，诏令按惯例赐予葬祭。公虽然公正廉洁，不能用私事干扰他，但性情敦厚，笃厚地对待故旧；身为九卿，仍然步行走在乡里，对乡里的卑微贫贱者也同样礼待。居家生活节俭，俸禄收入分给宗族亲党。去世那天，家中没有余财。唉！这正是公能够永远保持声誉、死后也不被世人遗忘的原因。世俗的弊病是，士人有的从卑污之地崛起、登上显贵之位，往往欺凌乡人，甚至把他们当作鱼肉，以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以使别人贫困来肥养自己；最后尸骨尚未寒，仇恨就已产生，子孙不能聚居一处的，比比皆是。听到公这样的风范，难道不会惭愧吗？所以我作此墓表告诫乡人，希望后来的士人中继承公业而兴起的人，都能有所取法效法并自我砥砺。公的家世、生卒年月，已由少宗伯孙公在墓志中详载。长子万言，任大兴主簿；次子万祺，任南京户部主事；幼子万祥，在诸生中很有声望，将继承公而出仕。孙子十人：谦、讷、朴，都是县学生员；让、慎、恪、检、桢、橹、枢。曾孙六人：受益、昌运、传芳、景运、承芳、翊运。玄孙逸运、森、森未艾。这些都是墓志没有记载的，所以特别列出，以见上天这样报答施恩于善人。冯仰芹墓表

译我起初与现在的少宗伯冯公用韫一起在中书省读书，听说他的父亲仰芹公才华足以超越世人，傲视天下。当时冯公以副宪身份侍养蒋太安人，住在家里。我私下妄自猜想，这人一定意气高傲，难以接近。等冯公再次起用进入京城，我在他儿子的住所拜见仰芹公，竟一见如故。相处久了，饮酒投契，彼此推心置腹，于是结为忘年之交。从此公出任按察使、布政使，我们不常见面，但每次相遇必定饮酒，每次饮酒必定欢畅。最后，公以河南参政身份入京祝贺万寿，到了京城便已经决定退归的志向了。我于是陪他饮酒，从容说道：“天下正需要人才，难道能让公留下吗？”公才笑着说：“盈满而溢出，是天道；我害怕自己太盈满。”不久便以疾病为由免职归乡。当时少宗伯正在以宫詹、翰林长官身份陪侍皇帝讲学，上疏请求回乡探望，皇帝准假五个月。少宗伯回乡那天，置办酒席，陪父亲与宾客、各位故友饮酒，心情十分舒畅，不想离开。又两次上疏请求留下侍养，皇帝不准。又见父亲身体健康、善于饮酒，便北上了，只是时常派人问候父亲是否安好。过了一年，听说父亲戒酒，心里怦怦不安。又过几个月，听说父亲卧病，便立即上疏请求归省，皇帝准许了。临行前又为父亲请求封赠，皇帝再次答允，这真是非常特殊的恩典。少宗伯乘驿传车日夜奔驰，五天抵达家中，而皇帝的恩命也在这一天到达。少宗伯在榻前探望父亲，转述皇上的恩德，父子相对感动流泪。公当时病已沉重，却仍像平时一样谈笑。又过三天便去世了。这是万历丙申年八月十八日，享年五十八岁。公天资纵横，无所不能。写文章不需费力思索，数千上百字提笔便成。他还没有学习做官时，第一次任固安县令；固安是京畿附近的大县，事务繁多、案件复杂，他迎着难题便能解决，眼中没有留下的文书，庭上没有拖延的诉讼。诉讼者来不及把话说尽，狡猾的吏员也不敢借机作奸。治理县邑有空闲时，他喜欢延请接见士大夫，询问百姓的疾苦，有时召集诸生讨论分析疑难义理。只是有人因私事请求，他从不宽纵，时间久了也没有人敢以私事干扰他。他穿轻暖的皮衣，宽缓地束着衣带，温和如儒生；但胸中有如布置兵甲，连精通韬略的人都不敢企望。他治理固安时向来苦于盗贼，捕盗又苦于没有兵力。公说：“做盗贼并不难，做兵士又有什么难？”于是登记良家子弟，悬赏命令他们捕盗，因此盗贼一出现就能被捕获。稍有不能捕获的，或逃到邻县；公在任期间，县中始终没有击鼓报警的事。他任大同佥宪时，正赶上敌人新近归附，由公主持互市事务，收放进退都掌握得当，行动符合机宜。每年犒赏若不合规定，就责问主管的人；符合定额便停止，超过定额，即使敌人百般索取，也一概不答应。敌人的首领曾带着皮衣和马来。比试射箭时，公连续发箭、连续命中，把他们带来的皮衣和马全都赢了，敌人又惊又惭。公又慢慢拿出自己所负担的物品，设法还给他们，敌人又大喜过望。因此公任职几年，先后任少参、副宪，敌人始终畏服，不敢妄动。滹沱河、易水之间是畿南重镇，长期没有警报，士卒被消耗去供人役使，屯田和运输耗费巨大，以至于被过往使臣称为弊病。公在那里负责军务，节省费用、裁减冗员，整顿兵籍、清理军饷，士卒才有了尺籍伍符，军队比各军独为强壮，镇守之地也更加雄盛。公平生不离酒杯，对天下大事似乎毫不在意，但排解危难、应付突发事件、决断疑难、扭转危局，都能在关键时刻果断决定。公在大同时，有奸吏利用新旧马匹标准的差异，克扣军饷以肥私囊，全军都穿戴甲胄，在管军饷的官员门前喧闹。公听说后呵斥着仪仗进入，回头说：“这罪过在奸吏，我替你们惩治他就够了。”立即依法处置奸吏，拿出新标准的马匹供应军队，军队才安定下来。他在秦州时，盗贼在山谷间聚集呼啸，人数有几百。公说：“这个势头不制止，将来就无法制止。”先飞檄晓谕他们，又派兵跟在后面，盗贼大为惊惧，便解散了。前一年辛卯年，彗星出现，造谣的人说易州有王气上升，那里将有人起兵而受到诛伐，众人争相恐慌骚动。有一天哗然说：“军队到了！”大家都跑出去，无法禁阻。司空郎项公害怕了，去向公询问计策，公不回答，只叫人拿酒来饮。吏民见公并无异常，便互相转告，逃跑的人才开始回来。束鹿有人散布妖言聚集群众，人数将近一千。官吏索贿不成，便欺骗县令说：“这些人聚集谋反。”县令害怕，请求发兵前往讨伐。公说：“何至于这样做呢？”便发檄文逮捕首领，遣散其余徒众各自回乡务农，最终没有劳烦军队。奸民有人上疏说易州矿产金子的利益，奏章下发给两台。两台发檄文让公议论，公说：“产生财富自有正道，从来没有靠地下取给的。况且开采而挖不到，耗费就很大；挖到了，危害就更大。何况凿山开谷，不能不伤害地脉，而陵寝就在附近，谁敢承担这个责任？”事情于是停止。公从县令做到大官，所到之处都务求履行职责；唯独在家不问生计，乐于施行德行，这是出于天性。他在临淄参加诸生考试时，雪夜归来，有个姓侯的学生迷路，掉进山谷，在那里呼喊众人救援，众人仿佛没有听见；公独自把他救出来，让他骑自己的马，自己徒步扶着马走，使这个学生得以不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长安的周老妇人醉酒后把所卖的珍珠遗落在公的住所，第二天公召她回来，把珍珠还给她。年成饥荒时，公拿出所藏粮食救济贫民，说：“我不能让道路上没有饥民，难道还不能让粮仓里没有多余粮食吗？”他严格约束仆役，不让他们在乡里横行，但有时也宽恕他们力所不能及的过失。他有一条十分珍爱的玉绦环，做官时被人撞碎了；又有一匹所蓄的良马，每天能走几百里，却被士卒弄死了，他都置之不问。他的胸襟气量就是如此。公心胸坦荡、气度开阔，如同溪流和山谷，探寻不到踪迹，取用也没有穷尽。取财时仿佛只是偶然所得，过失则仿佛自然消散。做官七年便做到宪大夫，并不算升迁很快；因无罪被弹劾，不因此恼怒；顷刻之间平定变故，谈笑之间解决问题，不把它当作功劳；在形势紧迫时勇于退身，不贪恋官位。能圆通也能方正，能劳苦也能安逸，不固守某一种长处，因此别人也无法执着于某一点来给公定名。孔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至于龙，我不知道它能乘风云上天。公大概就像龙吧？”世上的人，往往勉强发挥自己所不能达到的才能，以求满足内心的欲望；等到竞争不过别人之后才后悔自己不能胜任，就已经晚了。

译只有豪杰之士，曾经把自己有余的才能施展出来，而把尚未充分施展的部分留给后人。公的父亲芹泉公，任行人而去世，一百件事情还没有试行一件；而我认为尚未施展的部分在公身上，公本来已经有所发挥了。然而也只试行了十件中的一件，剩下的未尽之处又留给了少宗伯公。少宗伯公凭借非凡才华在翰林院声名远播，又以正学获得明主知遇；他将公未能充分施展的才能用来造福百姓，其成就将不可估量。公名子履，字礼甫，家世和仕历始末，行状、墓志中已有详细记载，这里不再论述。谨叙其大概，刻在贞石上说：“这是明代庆历年间才华宏大的大夫仰芹冯公之墓，留待后世想知道公的人考察。” 勅封太孺人崔母刘氏墓表 御史崔君性情豪爽，不同流俗，任职西台时，侃侃而谈，自负才干，弹劾别人从不回避。他的母亲刘孺人挂念他，御史于是自己思量：做官却荒废职守，和尽职尽责却使父母忧虑，二者没有一样是可以的，于是借口有病辞官回家。回家三年后，孺人催促他出仕，御史不得已勉强重新起复。刚起复，孺人便病了，病情渐渐危重，又让她的长子赶快叫御史回来。当时御史已经接到任职中州的命令，听说后内心动摇，立即入朝辞行，准备赶往南方。恰逢有事情应当上疏进言，他被留了三天。等到回去时，太孺人已经先去世了，终于没能见最后一面诀别。御史抚着棺材大哭，昏死后苏醒，说：“我竟然因为一个官职，使母亲抱有终身的遗恨！”悲痛啊！御史兄弟办完丧葬事宜，便拿着行状来请求为她墓上作表。按照行状，孺人本来姓马，先世因跟随外祖一族而改姓，所以称刘。但刘、马两姓都是长垣的名门大族。孺人刚学习女红时，就爱惜竹筐箱笼，遗下的丝线碎缕，没有不拾取收藏的。她天生端庄稳重，而智慧见识超过常人，家中事务有不能处理的，立即就能决断。她父亲喜爱地抚摸她说：“假如你是男儿，我就没有忧虑了。”十八岁时，嫁给崔封君。封君的祖父母、父母都健在，他的长嫂李氏又早早去世。孺人作为次媳主持家政，遵守妇道，恭敬谨慎，从不违背礼法。祖姑和婆婆呼唤她，她从未不在身旁。孺人侍奉婆婆时，即使小叔、小姑也不敢对她轻慢侮辱。早晚所需的淘米、洗涤和浆洗之物，必定准备齐全，而且必定洁净。她挑灯陪封君夜读，从来没有稍感疲倦。封君进入县学成为诸生后，有朋友来请教课业，她从没有不为他们准备饭食而等候的。崔家人口众多，她低身操持养育，满足每个人各自的需要，使他们没有留下怨言。遇到荒年，甚至亲自劳作来供给食用，有时还脱下簪子耳饰接济家用，别人都不知道。封君每逢不能忍受不平之事，她总从旁调解，不让怒气积留。侍奉舅姑患病时，她废寝忘食，汤药不是亲自尝过就不端进去。等到舅姑相继去世，她因过度哀毁而成病，仍强撑病体办理丧事，以至患上感动、摇颤、眩晕的病症，终身没有痊愈。婆婆遗下的子女以及嫂氏遗下的女儿，她抚养成人并安排婚嫁，简直和亲生的一样。看长子、次子应当经商，便让他们经商；御史应当读书，便让他读书。经商的孩子不考查收入，读书的孩子却按时督促课业，一点也不放纵。御史以壬午年乡试中举，癸未年考中进士。孺人说：“他能够完成父亲的志愿，这就已经令人高兴，后来的情形更不用说了。” 御史任平阳司理时，像在平阳一样奉养孺人；每当谈到审理案件，她总以应当怜悯而得到实情来告诫他，劝他不要任性用情，这就是隽母的训诫，但并不加以严厉。司理跟随部使者巡按辖区，十九次中有一次留在外面。孺人独自在家掌管钥匙，不让外面的言语传入，也不让里面的话传出去。御史入朝任现职后，又巡按郡国，孺人再次告诫他要询问百姓的疾苦，给他们利益和养息，察看官吏的好坏而加以奖惩，不要只顾自己树立威望，成为众人所憎恨鄙视的人。孺人仁慈，亲戚有急难时从不吝惜施舍，而且常常帮助封君拿出盈余借给乡里人，不收取利息。她从小勤劳，到显贵以后仍然每天料理米盐等琐碎事务。有人劝她应当享受安逸，她说：“我自己就喜欢做这些，并不觉得劳苦。”她性情简淡，无论冠帔华服，都不肯穿来打扮自己；即使是高髻长衣这种时俗妆束，也不敢穿着去见人。她当时常根据善恶判断人的成败，相信天道报应在人身上不会有差错，所以常常诵读“天长人长”的话来训诫子孙，即使毫发锱铢也不许亏负别人，仿佛说：“违逆他人、触犯上天，只怕那会成为自己造下的罪孽。”总之，孺人做媳妇时，亲自承担子媳的事务，所以能让封君享受安逸；她做母亲时，内心兼有慈爱和劳苦之念，所以能使御史获得声名。封君的祖父曾感叹说：“有这样的媳妇，我们家大概要兴盛了吧？”从今天来看，孺人确实对崔家有很大的造就。行状所记共有几千上百字，这里只表述她的大概如此。墓表说：“这是崔氏贤母刘孺人的墓，作为后世妇女的榜样。”御史名叫景荣，其他家世、生卒年月，墓志已经全部记载，这里可以不再写了。明朝敕封承德郎、吏部验封司主事近山成公墓碑。

译魏地有一位积德行善的君子，就是封为吏部主事的近山公，姓成，名宦，字缙甫，近山是他的别号。近山隐居于市井之间，却称作吏部公，是因为他的儿子宪副君显贵。宪副君在万历乙酉年把父亲安葬后，又过了一年，才请我为墓道石碑撰写铭文。我和宪副君同年乡试中举，颇为了解他的父亲，哪里敢推辞？考察成氏的先世，是山西泽州人，祖先成朴开始迁居长垣，后来子孙的姓氏讹误成了程。成公命宪副君向朝廷请求，于是又恢复为成姓。成朴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叫磊；磊有八个儿子，最小的叫岱，这就是成公的父亲。凝所公有大志，嗜好饮酒，不问生产经营。有人欠他债，大家习惯于备办酒食相聚。凝所公每次喝酒就醉，醉后便放声长歌，不追问别人所欠的钱，习以为常，因此家业越来越衰落。于是督促三个儿子读书。这三个儿子就是成公、伯官和季宰。成公起初读书没有成就，离开学校学习经商，在齐、鲁、陈、杞、宋、赵之间经商。每次经商都能卖出货物，家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弟弟们读书的费用，全都依靠成公办理，而成公一点也不吝惜。后来又接连遇到水灾，家业漂没，盘缠也用尽了。然而成公为人洒脱，不侵犯别人，重视诺言，四方商人都信任归附于他。成公很快谋划出便利的办法；市场上争夺利益的人，只要得到成公一句话，争端立即就能解决。他交游的道路日益拓展，财物也渐渐丰厚。成公既然逐渐富有，又两次受到封赠，于是更加厌弃轻视什一税的利润，买田置产来致富，让人耕种其中，估计有余力时就更多地在乡里施行善德。他察看亲友和各党中贫穷的人，按次序供给衣食；有人去世，就为其提供棺材。他又喜欢修建桥梁、修葺神祠。于是渌河有了桥，姑妇有了庙，其他修路、塑像的事情，也没有一天停止过。不过他自身生活俭朴，除了岁时伏腊和宾客宴饮之外，没有任何华美衣服、精美饮食的享受，始终淡泊如常。宪副君说，嘉靖乙卯年秋天，成公收取济宁的债务，恰好这时季弟推荐贤能的文书送到，成公便取出所收的债券烧掉。等到宪副君在甲子年乡试中举，又把家中收藏的债券全部烧毁。两地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的义行。接受大的就不取小的，这是上天的道理。世上很多人凭借子弟的势力使自己肥裕而使别人贫瘠，像成公这样折毁债券、放弃债务，才差不多是懂得天道的人了。宪副君又说，成公侍奉双亲孝顺，和兄弟相处友爱；侍奉凝所公和母亲文继陈时，得到一点佳味，必定亲自到膝前跪着进献；自己吃粗茶淡饭也甘心，而柔滑精美的食物从未不备。每逢遭遇大丧，亲自操办，不使伯、季两兄弟劳累，棺木、殓服、含殓之物没有一样不合乎礼制。他到都城奉养双亲，不到一个月，听说陈氏生病，便冒着暑热兼程赶回。回来时陈氏已经病重，她问成公：“从前母亲脱下的簪子耳饰，钱放在哪里？”原来陈氏曾经典当过簪子耳饰，让成公出钱赎回；有些放贷的人常常不按时支付利息，成公便代她偿还利息，说：“利息都在这里，请拿去周转。”陈氏家族中的人陈笑向他点头赞许。从父成佐因醉酒冒犯县尉，县尉发怒要鞭打他；成公当时还是少年，便到县尉那里说：“伯父年老，不能承受鞭打，请让我代他受罚。”县尉认为他说得壮烈，便释放了成佐。后来成佐和凝所公在墙边争吵，众人无法调解，成公前往哭泣着劝解，成佐醒悟，于是兄弟和好如初。诸生李某放纵任性，多次使季弟窘迫，成公前去和他争辩，李某最终不能再欺压季弟，只好作罢。伯父卧病时，成公正患痿病，仍勉强起身探问病情，等到料理丧事，一点也不疲倦。唉，成公敦厚地处理伦常、和睦宗族，大概是天性如此吧？为什么年轻时就能这样，年老后反而更加笃厚呢？宪副君又说：有个叫王某的，以掌握禁方迷惑人，说能把药物变成黄金，唯独成公不为所动。过了很久，方术没有卖出去，王某客死他乡。宪副君任南阳令时，南阳豪强杨某多次作奸谋利，抗拒法令毫不畏惧。县令法令严明，他暗中送一千金给成公祝寿，成公大怒，准备逮捕这个豪强；杨某害怕逃走，直到宪副君任期内始终不敢回南阳。有个商人把若干黄金寄存在成公那里，托他到别处经商，约定回来时偿还。等商人回来，封存的标记完好如初，商人感叹佩服而离去。宪副君两次任县令，后来入朝任天官郎，又出任藩臬官，成公常常告诫他说：“你做一个清白的官吏，我就有余荣，不会因为你贫穷而怨恨你。”宪副君遵守父亲的庭训，所到任所做官，都战战兢兢地守持羔羊般纯洁、素丝般清白的节操。古语说：“明明白白追求财利，只怕不够，是平民百姓的事情。”成公见到利益就像受到惊吓，视不义之物如污秽；即使怀有独自坚持操守的志向，尚且有人认为难以做到，何况经商的人呢？县学博士高公品行高尚，邀请成公参加乡社，成公坚决推辞不去。郡守、县令等长官驾车鸣驺前来，都希望与他交好，成公却恭敬退让，谈话不涉及私事；只是听说有人被列入罪籍，偶尔替他脱罪，而别人并不知道。冯丞侮辱诸生，诸生向使者告发他的违法行为，使者想罢免冯丞，成公说：“罢免冯丞，诸生又该怎么办呢？”使者醒悟，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成公性情仁厚，即使是奴仆和小民，他也不斥责；有人蛮横冒犯他，他也像没有听见一样放过，唯独当面斥责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乡里无赖甚至不敢见他，有的人还因此改过自新。等到成公去世，竟有人为他设灵位哭祭。唉，难道他就是古人所称的王彦方一类的人吗？宪副君任北平备兵时，经过乡里，谋划请假侍奉父亲，成公说：“疆场事务重大，我将以此观察你的才能。”催促他北上。第二年，成公忽然梦见县大夫召他饮酒，又梦见田间的佣工有人来拜见他，车马仪仗十分盛大。到了晚上，脚上生了疮，竟然不起。临近换衣去世之时，他整理衣襟端坐，几个儿子围着哭泣，请他留下遗命。他说：“人生不过是梦境罢了，我已经得到其中美好的部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是万历甲申年十一月十三日。他生于正德丁丑年七月十二日，享年六十八岁。原配朱氏，赠安人；继室王氏，封安人。两人都有妇德。朱安人先于成公四十年去世，死于嘉靖乙巳年，享年二十八岁。儿子三人：长子就是宪副君逊，朱氏所生，娶赵守才之女，封安人，已去世；后娶武尚严之女，封安人。次子蘧，是廪生，娶灵寿教谕侯华之女；三子道，是己卯科举人，娶省祭官陈守时之女。都为王氏所生。女儿二人：一人嫁给李■〈木祭〉，一人嫁给陈光范。孙子六人：逊氏所生的，其德，是县学学生，娶生员陈应瑞之女；

译其行，是县学学生，娶稷山尹殷炼之女；其节，聘娶举人李檖之女；其业，聘娶户部主事夏濳之女。蘧氏所生的，其学，聘娶河南学宪李化龙之女；道氏所生的，其功。孙女三人：一人许配给沂水尹宋炣的某个儿子；逊氏所生的一人嫁给生员苏民慕的儿子延祚；蘧氏所生的一人许配给稷山尹殷炼的某个儿子。道氏所生的曾孙男一人，名士彦，聘娶生员李和行之女；曾孙女一人，许配给生员苏延祜的儿子。都为其德所生。听说古今善于施展陶朱公经商之术的人，推崇陶朱公；他能聚财也能散财，变化不拘，所以值得称述。成公亲自经营生计，有时困顿，有时兴起，却能够不向别人索取，并把财物分散给贫困的族人乡党，这一点哪里比陶朱公差？只是陶朱公衰老后，听任子孙经营产业，不过能使利息累积到数万罢了。宪副君正为国家建立宏大事业，其他儿子和孙子，有的等待诏命乘公交车入仕，有的入籍为博士，在文艺界声誉赫赫，渐渐将被任用，后来的俸禄没有尽头；这也是把利息留给子孙，而他们所成就的事业却更加宏远。铭文说：商人掌握利益权衡，所做的事情微小；成公经商却清廉，清廉经商胜过五倍；囤积货物等待时机，产业一天比一天滋长；成公富有却不外溢，处世厚重、居家务实，成为乡里的表率；无论处在困窘还是屯积之时，内在品行都醇厚，年纪越老越加敦厚；喜爱施行他的德行，却不显露有德的神色；乡人经过他的居所都肃然起敬，自从成公开创祥瑞，子孙就会昌盛，没有谁能与之相比；皇帝的褒奖光彩显耀，他亲身享受了善报；仁义由此得到验证。在魏博之间，有一座高大的坟丘，称作成公的墓道。明朝封文林郎、河南彰德府安阳县知县北冈刘公墓碑。新城刘给谏在谏官任上刚正不阿，遇到皇上有弊政、下面有私党，总是不难加以纠举和整治，因此声名很大。我认为我们燕赵士人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后来得到约斋傅公所作的封君刘公行状，读过之后才知道，刘君之所以成为著名的谏官，大概是家庭教育的力量。行状说，公名宗伋，字子中，别号北冈。他的曾祖王父名英，英生大贤，大贤生钺，娶王氏，生了三个男孩，公是长子。刘氏世代以务农致富，成为乡里的富户，但从来没有以读书为业的人。公出生时，聪慧奇异，超出常人；刚开始让他跟随外傅学习，能够作文后便才气奇异，压倒同辈。因多次显露才华，屡次参加有司考试却没有考中，他忽然愤慨说：“雕琢辞章的小技，壮士不应从事。”于是放弃科举，改学武艺。他通晓孙武、吴起的兵法，骑射本领超过常人。曾参加武举考试，步射、骑射九箭都射中靶心。因为所作策论中有违背时宜的话，最终没有被录取。公更加愤慨说：“竟因语言文字而弃置壮士，世事也就可知了。”又放弃武举。听说房山有异人研究黄老之学，于是前往跟从他，询问修心炼性的宗旨。他常常盘腿坐在上方山、云居山的寺院里，虽然不荒废家务，修行功夫也从不停止。当时给谏君已经在学校中有声望，公高兴地拿出所收藏的书全部给他，又让他跟随天下各地的名家交游，考察品德、请教学业，以弥补自己的不足。隆庆改元，给谏君因庄皇帝登极的恩典，到京城参加贡试。丙子年考中顺天乡试，丙戌年考中进士。公非常高兴，说：“我没有做到的，我知道我的儿子一定能做到。”给谏被任命为安阳令，想奉父亲前往，公坚决不去。过了很久，他才骑着跛马进入邺地，向田父野老询问县令的政绩如何。得知他清廉贤能的情况后，才到官舍安慰他说：“你这样治理安阳，就没有辜负君主和父亲，也没有辜负所学了。”安阳每年征派赋役，过去总是对权势显要放宽，对小民加倍；给谏君审查其中弊端，全部加以更正。公听说后更加高兴，说：“做百姓的父母官，就是要铲除豪强、使百姓获利，并不是要让百姓畏惧豪强、使百姓受害。你能够这样做，我还有什么忧虑？我应当离开了，你不要长久混杂在你父亲身边。”于是回到家中。安阳令任满三年，朝廷依照他的官职封赠公。壬辰年，给谏因政绩考核优异入朝任给谏。给谏怜悯时事多艰，愤恨言官没有尽到职分，多次上疏议论政事。才几个月，因田孺人去世服丧回乡，服丧期满后又起用进入吏部，代理科务，更加发愤。别人不能说、不敢说的话，他都极力直言而不退让。有人说：“挺直的树木先被砍伐，你难道不担心给父亲带来忧患吗？”给谏说：“这是家父的意思。” “我如果不说，就是荒废我的职守，那还怎么行？”他见到家父时，恰逢有位给事官心中有所偏袒，拿奏疏指责正直之人为邪。给谏愤怒地说：“邪与正混淆，是国家治乱的关键。”于是极力揭露那人背公营私的情状，因此触怒执政者。不久，执政者所做的各种违法之事被大肆揭发，执政者都感到害怕。幸赖皇上圣明，只把他的官阶降了几级，调到外地任职。他路过省城，公亲自迎接并对他说：“你没有愧对谏官的职责，真是我的儿子。什么官都可以做，不要因为顾念你父亲而挂怀。”人们因此更加佩服公。唉，忠臣烈士，什么时候没有呢？只是他们的父亲如果不是刘公，往往会被顾念家庭的私情牵累，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像公这样真正能够做父亲的，所以说刘君成为著名谏官，全是家庭教育的力量。公相貌魁伟，胡须修长，童颜鹤发，在乡里饮酒时坐在宾客上席，望去俨然像仙人。他性情刚直，常常当面斥责人，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见到强横有势力的人，务必用气势压过对方，超过对方；对于善良柔弱的人，则友善相待，有时拿出钱财周济他们的困乏，有时调和药物救治他们的疾苦。晚年敬奉神明，尊崇祭祀玄帝和关真君。他认为人如果内心有愧，就等于对神明有愧。他的志向操守就是如此。公的生卒年月和世系，行状中已经记载详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谨摘录他一生的大概，书写在墓碑上，并系以铭文：“新昌城，督亢里，叹息刘公，生在这里；慷慨仰慕正义，是古代杰出之士；有志向却未能实现，直到老年而死。公虽死而精神不死，就在他的儿子身上。” 寿官槐庵霍公行状

译同年好友霍君云程出任卫源太守，才两个月，他的祖父槐庵公就在家中去世。公的长子赠南京比部郎美资，比公早九年去世。太守君是嫡长孙，继承父亲的重任，听到讣告后赤脚赶回，准备在当年四月二十六日办完安葬事宜。于是亲手叙述祖父一生，请能立言的君子为墓碑作铭，并请史某为他撰写行状。考察霍氏，春秋时是姬姓之国，后来以国名为姓。西汉时两位司马最为显赫，后世子孙散居三晋，已无法详细考察。迁居井陉的这一支，从鳌开始。鳌生友刚，友刚生英，英生尚德，尚德生朝用，因输送粮食而获得爵位。朝用有三个儿子，原配部氏生岳，继娶杨氏生岱。等到昆岱，字邦镇，就是槐庵公。公刚两岁，父亲朝用去世，母亲杨氏年纪尚轻便守寡，孤弱地抚养前妻的遗孤，带着两个幼儿，天天哇哇哭泣，忍受寒冷，吞食苦菜，早晨舂米，夜晚纺织，竭力维持门户。公稍稍长大，她让他跟随外傅学习，又为他娶张氏，生下比部公。但公的事业仍未有成，于是叹息说：“人生的荣显进取自有命运，怎么能低头读书，让柴米等日常劳作使我的母亲辛苦呢？”便离开读书，借贷本钱经商，在清源一带做生意，囤积货物，随时势变化而经营，每次交易都能卖出并获得三倍利润，家用更加宽裕。上奉养杨孺人，下资助比部公读书。比部公成为诸生后颇有声望，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当时太守君虽然还是婴儿，已经显露出突出的才华。公非常高兴，对张孺人说：“显扬亲人、建立名声，不在我这一身，大概在我的子孙身上吧？”于是更加拿出余财在乡里施行善德。族人寳因无罪被官府拘系，贫穷不能自我申辩，公替他出钱疏通，最终得到从轻处理。又有族人某人偷了公的财物逃走，公好像不知道一样，不追问。乡里蔡强、孙定等人，有的借公的粮食，有的欠公的租税，公估量他们不能偿还，便把他们都召来，当众折毁债券烧掉，说：“各位尽管吃用，我不再向你们追讨。”乡里有贫穷而不能安葬，或没有子孙可以负责安葬的人，公便设立义冢，供给棺材安葬他们。经公出资安葬的，有高万、岳宗仁等，共有若干人。公外出游行时，看见一个披散头发从面前经过的人，仔细一看说：“你不是郝氏的儿子吗？这是要去做什么？”便追赶他，等出了城，那人已经吊在树林中。公急忙把他解救下来，安慰后送他离去。县城西面正处于晋地交通要道，每到秋季河水上涨，行旅就受阻。公说：“这里如果不修堤防，难道要等它变成沼泽吗？” 他立即拿出一百多石粮食、五万钱，招募工人修筑长堤，长一百几十丈，使行人得到便利。公喜爱施行德行，大多如此。万历改元，因恩诏授予他高年爵一级，县大夫前来采访问候。士人议论尊敬公，乡社的活动公不常去，每天只督促孙子们学习，或者逗弄曾孙来自娱。晚年喜爱下棋，有客人来访，就和客人对弈，尽日尽夜用力。曾说：“下棋的作用很大，动静没有固定形态，强弱没有固定态势，得失没有固定局面。善于下棋的人以奇制胜；智慧不足以应对权变、勇气不足以决断的人，难以和他谈论棋道。”唉，公难道只是精于下棋吗？他是通晓其中的道理啊。公性情俭朴，只侍奉母亲杨孺人，时时买鲜肉肥美食物；母亲食用有余，除非招待宾客，否则不另外准备，自己吃鸡肉、酒和蔬食就感到安适，淡泊如常。每当太守君外出做官，公便多给他金钱，说：“用来帮助你保持廉洁。”太守君小心遵奉父亲的意旨，所到之处都以清白著称。太守君从南方入朝报告政绩，南方许多名公听说公的品行，大多写诗歌称颂他，借太守君之便为公祝寿。太守君回来祝寿，见公年老，想留下侍奉饮食。恰好遇到出任卫源的命令，公说：“你年纪轻轻，仕途越进步，报答国家就越困难。” “我这个老人还健在，饭量也好，怎么能因为老人而耽误国家的事务呢？赶快出发，不要停留。”太守君跪下请教治理卫源的办法，公说：“你难道不记得孔子到卫国时对冉子所说的话吗？把这句话带去实行，就是你报效国家的办法。”太守君于是出发了。公庭院中原有一株古槐，树围有五围那么粗，枝叶繁茂。公喜爱它，常常在树下休息，因而自号槐庵。有一天来到树下，回头看着长叹说：“树尚且如此，我大概已经老了。”当时公没有疾病，众人没有觉得这话异常。不久他便发病，病情时好时坏，好了又复发。子孙请来医药，他却推辞不肯服用。病情危急那天，他不谈私事，只叮嘱子孙不要荒废耕作和读书，不要忘记忠孝，又告诫他们谨慎，不要厚葬。那是万历庚寅年正月二十八日，距他出生于正德壬申年四月十四日，享年七十九岁。娶张氏，治家勤俭严整而合乎礼法，死于隆庆乙巳年。继娶梁氏。儿子四人：长子就是美资，是廪生，因儿子鹏显贵，赠南京刑部署郎中事主事，娶李氏，封孺人。美中是寿官，娶许氏。美才是武生，娶郝氏。美珠娶郝氏，后娶王氏。孙子七人，孙女五人。美资所生的鹏，就是太守君，万历丁丑年进士，任河南卫辉知府，娶李氏，赠孺人；继娶康氏，封孺人。■〈明鸟〉是武生，娶梁氏，继娶卢氏。女一人，嫁给徽州府同知于翰。儿子是县学生克念。美中所生的鹤、鹗，都是诸生。鹤娶吴氏，鹗娶李氏，继娶毕氏。女三人，分别嫁给于第、卢志、吴邦祥。美才所生的鹭，娶高氏之女；一女出嫁许氏。美珠所生的鹊，娶卢氏；鹇尚未婚。孙子二人：鹏所生的是仲熊；鹭所生的是伯龙。曾孙女七人：一人嫁给李教明，一人嫁给高维岳，一人嫁给武之柱，其余尚年幼。太史公说过：“天道报答施惠善人。”这种报应的道理极其微妙难明，然而往往确实存在。杨孺人守持节操，抚养孤儿，只是孤苦一人，施德还没有广及家族。至于槐庵公亲自实行仁义，到死都不厌倦，然而积累的功德有限，德行没有超出市井范围；上天却报答他以众多子孙，而且使他们显贵。何况太守君正当盛年，适逢时代，恩惠利益施加到海内呢！由此说来，太守君正使霍氏再世昌盛，霍氏的福泽还没有止尽。明朝通议大夫、巡抚顺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凤山王公行状。

译大中丞王公去世后，他的嗣子继先将请求能立言的君子为父亲作铭，并让我为父亲撰写行状。我和公同年乡试中举，颇为了解公，怎敢以文才不足推辞？公名致祥，字德征，别号凤山。他的先祖是山西忻州人，祖父王斌戍守上谷，于是入籍龙门卫。传了几代到王镇，以勇武闻名，跟随昌平侯出征边塞，冲入敌阵首先登上，用斩首、俘虏敌人的功劳，屡次升任指挥佥事，官阶为明威将军。又传两代生永，永有三个儿子，次子是司勋公王懋，懋生磁州同知王金，就是公的父亲。因公显贵，追封为文林郎、兵科都给事中。娶张氏，封太孺人。生四个儿子，公是幼子。因感应异梦而生，所以命名为祥。公生来奇异，幼年聪颖。两岁时就能诵读书籍，七岁能写文章，十二岁补为弟子员，二十岁乡试中举。这是嘉靖甲子年。辛未年考中进士，壬申年授任凤阳府推官。每次审理案件，必定把原告、被告双方都带到庭上，推究真实情状，不仅凭借鞭打来判定。判词写成后亲自掌握，吏员抱着案卷接受处理，没有不战战兢兢、畏惧服从的。全椒人罗鉴家中井里有四具尸体，没人知道死因，案件先后换了五任主审，拖了将近四十年，因罗织罪名而被依法治罪的人很多。公一审讯便为他们洗清冤屈，江北都称他为神明。在郡中五年，他所平反的案件大多如此。万历丁丑年征召入朝任兵科给事中。当时俺答已经款塞，边臣没有办法通过擒获敌人来取得功劳，反而争相把修筑工程当作功劳。上面急于完成工程以博取名声，下面虚假应付以逃避罪责。刚修好就上报，刚上报又毁坏；甚至有尚未上报就毁坏，毁坏后又重新上报的。兵器铠甲变成了畚箕铁锹，士卒疲于劳役。公上疏陈述这些情况，请求告诫边臣不要敷衍塞责、不要贪图功劳、不要荒废操练、不要削减粮饷，洋洋数百言，皇上赞许并采纳。戊寅年升任工科右给事中，己卯年奉敕巡视蓟辽等处边务，对于边吏是否称职、边备是修整还是废弛，没有不精细核查的。所举发的各项事情，都符合舆论民情，详情在公的奏疏中。庚辰年升任本科左给事中，出使册封宣宁藩府，顺便经过家乡，为两位尊亲祝寿，依依不舍，不忍离开家舍。恰逢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两位尊亲催促他说：“这难道是你居家休息的时候吗？”公不得已才赴任。公既已遍历边关，熟知其中真实和虚假，任职期间凡是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话都切中要害。壬午年因父亲丧事回乡，甲申年服丧期满后又补任兵科，大概因为公熟悉边务。公再次进入兵科，首先上疏劝止内操，极力陈述四件值得忧虑的事，大意说：宫禁居处严密，不应让受过刑的宦官每天操练兵器、习学战斗；万一悍勇之人失去控制，惊扰皇帝车舆，又将如何面对高庙、太后？这也不是端正爱好、崇尚的办法。奏疏虽然被搁置，但不久内操就停止了，公对此出过力。恰逢张都御史请求停止互市以节省巨大费用，公上疏说：“中国既然允许与他们讲和，就必须允许互市；既然允许互市，就必须给付价钱。这是羁縻的办法，并不是像普通市场交易那样彼此斤斤计较锱铢。如今通市已经十五年了，突然无故停止，不顾今天的利益而预先忧虑后天的祸害，以尚未发生的祸害而抛弃今天已经见效的利益，从计策上说并不便利。”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其他如议论增加西河粮饷、商议剖析土司争端、讨论内殿叙功过滥、商议思顺抚慰和征剿的适宜办法等，奏疏文字很多，这里不全部记载。丙戌年升任太仆寺少卿，戊子年春升任本寺卿，禁止奸弊、剔除积弊，太仆寺政务清肃。这年秋天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整饬蓟州边备，巡抚顺天。公想到蓟州、昌平是京畿重镇，内可卫护京师，外可控制强敌，便尽心经营，事事都作了防备。长昂伯晕大等入侵石门，公立即发兵截击，打伤他们的首领；史夷挐出赖等人在慕田峪杀害官军，公立即发兵奋力攻击，斩杀俘获很多。因此北山潜伏的敌寇每天窥伺，却不敢放肆。闲暇时便估量工程、计算费用，修缮完好那些残缺废坏之处。统计他镇守期间，修筑新旧边墙一万四千六百余丈，墩台四十余座，累计节省工价及各种费用六千五百余两。辛卯年考核政绩，因母亲年老、自己有病，陈述情况请求退休；主管官员看重公长期积累的功劳，迟迟不肯上报。恰逢有人进言，公更加竭力请求离职，于是加授右副都御史的官衔退休。公离任后，总督府都御史蹇公巡视，右通政穆公先后上疏称赞公文武兼备、节省费用、筹划边防，有抚慰百姓、保障边境的功绩，诏令赏银三十两、纻丝二表里。当时西部战事刚刚平定，东部军队又将出动，有识之士正想把锁钥重任交给公，公却在癸巳年正月生病。病了几个月便去世。我从易医官那里听说：“公镇守时患有奇病，每天早晨坐在公堂上筹划各项事务，等退堂用饭后，独自坐在一间小斋里，看见四面墙上都是奇神异鬼，跳跃伏卧，形态万状。公默默想：这间静室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这就是我的病了。” 到了午时，听见漏刻报时便叫人送茶，茶送来后病就痊愈。申时又坐在公堂上筹划各项事务，到傍晚回去睡觉。半夜立即寒战发抖，随后就出汗，出汗后又恢复。大概十二时辰中，只有巳、亥两个时辰发病，其余时间行动和平常一样。病了一年而别人都没有察觉。”这种病也没有人能够说出病名。我问易医官，这是什么病？他说：“病在肝、心二经，这是神魂不能相交的缘故。”大概公一生小心周详、谨慎慎重，思虑过度，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我曾写信劝公除去机心，减少烦恼思虑，以保养自然和气，并使后代繁盛。公不以此为忤，反而有知己之感。等到公勇于退隐，我以为他可以安心延年了，谁知不到三年便去世，原来还是先前的疾病造成的。可惜啊！公生于嘉靖甲辰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寅时，卒于万历癸巳年五月六日巳时，享年五十岁。先娶刘氏，是礼官志诚的女儿，赠孺人。继娶马氏，是大同府通判宗孝的女儿，封孺人。公没有儿子，以二哥遂平令之子继先为嗣。继先娶张氏，是监察御史濂的孙女、宜兴县丞廷松的女儿。女儿一人，尚未婚配。公去世后，继先上疏向朝廷报告，天子念及他有守卫边疆的功劳，诏令按旧例赐祭并安葬。

译继先将于甲午年某月某日把公安葬在宣城北柳河川祖坟旁边，并整理公的生平事迹，我为他撰写行状，大略就是这样。继先又说，公侍奉父母孝顺，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禀告父母；饮食衣物，时时请示父母所需要的东西，务必使他们心情欢悦。和伯父、叔父同灶生活，一生和乐融洽，没有人说过什么离间的话。治理家族时严格按照礼法训导侄辈，自己生活俭朴，却乐于周济施舍。这些都是善行，可是为什么偏偏使他的寿命短促，后代又不够繁盛呢？公病危时，嘱咐太孺人的两位兄长办理继嗣之事，还勉强举起三杯酒，忽然呼唤身边人催促收拾行装，好像将要奉召赴任，随即闭眼去世。唉，真是奇异啊！以上一并记载。沈库部传 库部沈公名某，字邦重，别号鹅山，学者称他为鹅山先生。他的先祖是浙江德清人，后来入籍武功，成为京城人。公天生聪慧，才智远超常人，八岁能写文章，文章多有奇特的构思。十三岁成为府学廪生，名声震动京城。当时的学士先生中，号称有知人之明的，没有不把他视为国士的。嘉靖丁酉年乡试考取第六名，甲辰年参加礼部会试。关西王怀野先生读到他的文章，大为惊异，准备取他为第一名。等到批阅正式试卷时，前后文字不相符合，按惯例不能录取。原来嫉妒公的人在糊名时故意弄乱他的字号，以此压制他。王先生抱着试卷扼腕叹息了很久，最后只得把瞿文懿公取为第一名。当时公虽然没有中举，但声名极盛，反而比中举者更受重视。到了癸丑年，公考中进士，最终又成为文懿公的门生。文懿公一见到公，就向同年进士们称赞他说：“这是名士，我惭愧没有先取中他，他不应当列在弟子之中。”这一年秋天，授任夏县令。到任后就在门屏上悬挂一副对联，以清廉节操自我激励。县城处在省会通往各地的要道，过去命令百姓养马来供应传送，往来官员常常虐待驱赶马匹，马死了就责令百姓赔偿；百姓赔不起，就租用百姓的马，或者强行从百姓那里赊取马匹费用，使事情更加烦扰，百姓也更加不安。公说：“官府的马就应当由官府饲养，怎么能让我的百姓疲于奔命来满足过往使客呢？”于是改为由官府养马，每年为百姓节省财物数千。各县赎罪罚金每年收入大多用金钱缴纳，公说：“金钱容易被侵吞，不如积存粮食方便。”两位巡抚都赞同他的意见，把这一办法下达到各地，依照实行。后来年成歉收，各地都有粮食，救活的饥民总共有几万人。有奸商想替宗室请求把解州盐课迁到内地，众人都知道这不对，却没有人敢抗拒。两位巡抚征求公的意见，公说：“这是想借宗室的权势来扰乱国家的赋税。”于是极力陈述这样做不便的情形，此事最终搁置。乙卯年冬天，山西发生大地震，城郭以及官民房屋几乎全部毁坏。奸人趁机散布谣言，百姓天天惊恐迷乱，无法安定。公惩办散布谣言的人，安抚受惊的百姓，人心稍稍安定后，才开始集合工匠、估量材料，根据缓急安排先后修葺，百姓感觉不到劳苦。夏县得以恢复为完整的县邑。当时严相贪污各地考察官吏的馈赠，借着馈送礼物的名义大量索取来肥润自己，唯独公不受沾染。他出行时行李萧条，只有一担轻装，没人知道这正是“觐京行”诗句所写的情景，听说的人都称赞他。公治理县邑，多次因政绩优良被推荐，也多次得到上报。过了很久才入朝任武库司主事，夏县人彼此拦车挽留也不能成功，于是共同祭祀祝祷他。武库的职责在于收发物资，是弊端最多、最难核查的地方。甚至有人把私下获得的奇货余利当作牟利之道。公尽心竭力，察究其中隐情，剔除弊病。大司马正倚重公，公却去世了。公入仕仅五年，享年四十三岁。公去世十五年后，长公沈涵考中进士；又过五年，授任侍御史，出巡云谷、秦、闽等地，声名卓著。又过几年，升任归德知府，数月后自行称病辞职归乡。归乡十多年后，都城人士列举公的品行事迹，呈给督学使者；使者交给有关官署核查，确如所说，于是择定吉日，在学宫祭祀公。又过一年，史某为公作传。史氏说：沈公以文章和政事著称，这是世人所看到的显著方面。我考察乡评之后，才知道公敦厚守伦、亲睦宗族，折断契券、放弃债务，实在是一位谨慎笃行的君子。只是公晚年才登第而早早去世，未能完成他的事业；他所建立的功业虽足以称述，也不过只是显露出一斑罢了。长公戴着惠文冠，威名行于郡国，不能说没有际遇。可是他正当壮年便闲居，十次应试仅有一次，年岁渐渐老去，仍未被任用；他的不足，难道是天道造成的吗？然而，假使当长公任侍御史时，就在宫墙之内以俎豆祭祀公，即使说事情还没有形成势头，又有谁会相信呢？如今公长期退居山林，已经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依凭了，但舆论称颂公的人却众口一词；这足以认识公了。古人说过：“名声不会凭空树立，士人也不会无缘无故依附。”从沈公身上看，这话确实可信。唉！士人怎么可以不致力于修养德行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濵石唐先生传》

译古人看重品行，所以士人生逢那个时代，都会专心把孝悌作为要务。洗涤众多器皿，不过是小事，郎中令却亲自去做；兄弟之间互相谦让封地，甚至违背诏令、逃避疾病也不顾。如今研究博士之学的人却不是这样：谈论经术而追求高远旷达，学习浮华而轻视根本；一旦在当世不得志，便把失意不平之气发泄出来，简直想把自身和世间一概抛弃。若对他们谈家庭、父子、兄弟的常道，他们就习以为是妇女儿童的事情，鄙视并讥笑它。然而古人所看重的恰恰在这些，而不在那些。幸而有像濵石唐先生这样品行真淳的人，怎么可以不为他立传呢？先生名乔选，字彰能，是闽地莆田人。他天生资质非凡，长大后博闻强记，精通文辞，是弟子中的上等人才，每次考试总在同辈中名列第一。先生虽以文章闻名闽中，却不以文章自负；他严守规范，自我约束，淳厚谨慎，无人能比。侍奉父亲榕原公和母亲黄孺人，百般劳苦而不知疲倦，只求使他们欢心。榕原公晚年眼睛患病，先生早晚侍奉饮食，扶持他持杖穿履；父亲呼唤他时，他从未不在身边。这样过了十多年，他竟忘了自己的疾病，简直把先生当作自己的眼睛。长兄某早逝，他恭谨地侍奉嫂子朱氏，抚养侄子，待遇如同亲生；祖先遗留下来的肥沃田地，全都推让给侄子。嫂子和侄子相继去世后，他又抚养侄子的遗孤建。建父子能够最终成人立业，靠的都是先生的力量。先生在家庭中的品行醇厚完备，大多就是这样。嘉靖丁酉年，先生参加乡试，宪大夫刘公得到他的文章，大为惊异，拟定他为第一名。恰逢直指使认为他的文章不是出自自己门下，想把他稍稍排在后面。刘公坚持说不可以，并说：“不把他列为第一，就还给我这篇文章。”最终带着文章离开。先生虽没有考中省试第一，名声却日益显扬，反而比省试第一更受重视。各位大夫争相登门拜访先生，愿意同他结交，有的还请他来担任弟子之师。先生教人必先讲德行，然后才与他们辨析经义；一时间来求学的人，不论文学修养如何，大多都成了砥砺品行之士。先生曾寄居在郑宪副家中，有个富家子弟犯法应当获罪，带着金钱私下送给先生，请求先生替他设法。先生惊讶地说：“我难道有什么失德的行为吗？你怎么会做到这种地步！”那人惭愧害怕，逃走了，听说此事的人更加敬重先生。先生十次向主管官署求进，都没有成功。恰逢伯子今宪副君在乡试中中举，先生对他说：“假使我应试成功，也不会落在你这个年轻人之后。你要努力，我将要隐居了。”于是辞去博士学籍，改号为“涧松”，更加修整自身、端正规范，以此教诲自己的子弟，并率领乡里之人。大概先生去世十三年后，宪副君考中进士；又过一年，获追赠先生为承德郎、户部主事；再过四年，晋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宪副君做官所到之处，都奉行三尺法，不论廉洁者还是顽劣者，不论贞节者还是淫乱者，没有人敢越过法度一寸一尺，这些都是先生庭训的结果。我与宪副君一同参加南宫会试，对先生的事迹知道得很详细，所以叙述他一生的大概，作《濵石先生传》，用来彰明先民的行事，以此警醒世风日益浇薄的人。至于家世、生卒年月，另见志书中，这里不再详载。《大父处士公述》大父处士公名信，他的祖先是越人。永乐年间，有位祖先士贤向北到燕地做官，开始把户籍登记在河间交河，家住县城东五十里、名叫泊头镇的地方。士贤生珉，珉生诚，诚有三个儿子，大父是嫡长子。大父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唯独大父隐居经商；经商而廉洁，名声远近皆闻。大父脸上麻子很多，人们因此称他为麻子。听到他的名声的人，无不争着来同他交易。大父好客，客人到来，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人们更加亲近他，家产日益丰裕。然而他对自己的生活很俭朴，穿布衣、吃粗食，不追求奢华，只是天性喜欢施舍。看见别人挨饿，就像自己挨饿一样；看见别人受冻，就像自己受冻一样。饮食、钱财、布帛，只要见到需要的人便立即施舍，甚至常常解下自己的衣服给别人穿。他施舍不知疲倦，施舍之后也不求别人感恩。有一位指挥某人，因为等待候补袭任官职而留在都城门下，长久以来资财用尽，只得卖掉衣物行装来作路费。走到镇上时，贫穷得不能继续前行。大父见了怜悯他说：“哪有人像这样贫困卑贱呢？”便把他招来，给他饭吃，给他衣穿，资助路费送他离开，也不问他是哪一家的人。过了几年，有位高官带着侍从来到门前，大父惊讶，以为来错了地方。等那人进门，向大父行拜礼，大父愕然迎拜说：“您不认识我吗？” 大父一时说不出话来。那人说：“我就是从前您救济的贫困之人，如今做了指挥使，转运经过这里，特来为往日的施舍道谢。”他把丰盛的礼物陈列在庭院中。大父推辞道谢，不敢接受，只准备酒食款待他，又优厚地犒劳他的随从；饮宴直到傍晚，始终不能使他收下一件礼物，那人叹息而去，最终也没有问他是哪一家的人。他施舍而不求回报，大多都是这样。大父有两个儿子，长子恩博学多才，擅长文章，名声震动一时，却因命运不济，多次考试不能登第，只以选贡生身份任东昌幕僚；任职五年，始终清贫，几乎耗尽父亲的产业，最终死在任所，留下儿子继登，才八岁。三十年后，继登做了太史，才起身叹息说：“我幸而承受大父遗留下来的庇荫，做官以史官为名，主管记载善人君子，以此流传后世、树立教化；可是偏偏让先人的德行暗淡无闻，不能彰显，难道不可悲吗？”只恨自己出生太晚，赶不上大父在世的时候；又早年丧父，来不及向先父详细询问大父的事迹，只是从乡里的长者那里听来，略述其百中之一如此；又不敢增饰一句，以免诬蔑祖先。谨将所听闻的事编次为《处士公述》，用来传给我的子孙，使他们知道有所考察，并受到感动而取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大中丞汤公小像赞》容貌高大，仪态恭谨；姿态如金玉般美好，身穿朱衣、系着赤芾。端坐时从容舒缓，意趣奇伟而行为高雅。随着时势变化而应变，虽然顺应时势，却不诡诈逢迎。使三吴安定，使三楚得到治理。他离任之后，人们都思念他；了解他的人仍说，他的功业尚未完全施展。唉！可叹啊！《程太常像赞》黄金般的服饰灿烂如朱，衣服光彩夺目；走路从容不迫。您难道是外表丰厚而内心空虚的人吗？还是日夜不懈怠，丝毫不越轨的人呢？还是在将作任职八年，功成之后却不居功的人呢？还是任九年京卿，长期滞留在三署，处世像迂阔之人那样的吗？世人争逐名声，您却不趋附；世人争逐机巧，您却独自守拙。唉！这就是聚所先生吗？我将要把您作为楷模吗？《春秋议》

译根据礼部公文，兵科给事中王士昌上题，题为“《麟经》分解歧义太多，圣学几乎晦暗，恳请圣明赶快加以厘正，用来规范后学，光大同文盛治”，将公文移送本院。要求词局专门研究《春秋》，精心考订校勘；一切传注，应令后学如何遵守？其中牵强附会、引用不合经旨的，应当删削革除哪些？主司命题是否应当拟定等事项，送到本院。根据此事议定：《春秋》一书，圣人把劝善惩恶垂示万年，在一个字中严明褒贬。即使孔门高弟，也没有人能够赞助说明其文辞，难道后世庸俗儒生反而可以改变它的说法吗？何况国家既然以明经取士，自然应当依据经文命题，主司不应因为题目有限，舍弃圣经而另外命制传题、合题，使士子为难。士子也不应因为题目而立意，背离圣经，姑且学习传题、合题，以迎合主司。况且传是解释经的，不是经本身；既然不是经，就不能作为经文，也就不应作为题目。何况合题的意义，不过是把文句拼合、牵强拼合。拼合成题，已经不是作者立言的本意；牵强拼合成题，更加失去作者的心意。甚至搜罗隐僻之处，杜撰新奇怪异的说法，使治经者把泛滥琐碎的功夫用在这些地方，妨害正业；典文的人也会因为似是而非的义理而失去真正的人才。即使在当时，众人都说没有根据，流传到后世，人们又会怎么说呢？应当从今以后考试士子只以圣经为主，把传题、合题全部禁止革除，以彰明圣世文章表率的本意。有人或许说，组织文辞、比附事例本来就是《春秋》的教法，传题、合题沿用已久，不能突然革除。至于近来穿凿附会的做法，例如与传文句子只有影子般相似、实际并不相涉，却把传文两句摘取一句来配成两股或四股；传文原本是正面说法，却捏造增加反面说法来配成一股；本来论说《春秋》前后发生的事情，却强行引用《春秋》时代的事情来配合；隐藏两篇传文中的一股，却暗中从两部传中各取一股来拼合；两股都没有胡传依据，却从《左氏》及其他说法中拼合。像这些做法，都应当严加禁止，使主司不能在经文之外任意逞其臆见，使士人能够专心研究经文，这对于经学并非没有补益。至于考试题目是否应当拟定一节，恐怕涉及具体事务，我不敢轻率议论。《倭事议》臣下处理国家事务，应当汇集众人的见闻，斟酌敌人的情形，不能只相信一个人的话，只坚持一个人的看法。如今关于东封之事，请虚心思考：倭人既然接受册封，为什么没有派使者来谢恩？册封使者刚刚回来，为什么倭人又突然渡海而来？沈清正曾说已经杀了清正，为什么又说清正带兵在釜山？曾说已经焚毁，为什么又说在那里屯聚？倭人受封以后，朝鲜同倭人一样都是我国的属国；即使朝鲜失礼，为什么不请示天朝，却突然兴师问罪？同样是这片海域，我国册封使者往来为何困难，倭众往来为何容易？同样是倭人，如今来为何容易，过去撤退为何困难？既然屯驻釜山，又占据梁山，却不掳掠、不杀戮，究竟想做什么？这样看来，沈游击的话不可信，已经昭然若揭。还应当再想：倭人能够再次来犯，我军却不能再次出兵，这不仅会有始无终，使小国失去希望，而且会自行显示虚弱，使远方之人产生轻视中国之心，不是良策。因此应当赶快谋求桑榆之功，及早作好门户防备。除各镇边防军不可调动、各省海防军不可调动、各处矿防军不可调动之外，其余能够援救的军队、能够统兵的将领，应先调六千人或一万人，分为两支，每支选择谋略和勇力兼备的正、副将统领，储备半年粮食前往声援；总设监司一人，考察他们的勤惰并禁止他们骚扰百姓。还应当明确告诉朝鲜使臣：“天朝已经答应发兵了。你们可以回去告诉国王，赶快集合精锐，聚集粮饷，约定半年以后，就在你国就地筹粮，以训练你国的将士。”这样朝鲜听到我国不放弃它，一定会奋发努力，唯恐落后；倭众听到我国不放弃朝鲜，也应当疑惧而不敢前进。以后倭人如果恭顺，还可以预先杜绝他们将来窥伺的念头；倭人如果果真猖狂，也可以稍稍防备他们眼前侵凌的祸患。若说少量出兵不足以重创倭人，那么作战虽不足，守备却有余，何况还可以陆续征调军队，等待进发。不这样做，军队不是一时能够调发，粮食不是一时能够办妥，朝鲜也不是一时能够抵达；日复一日，动辄推诿说要会议、要勘察，事情缓慢时任其拖延，事情紧急时又责怪别人，内外离心，早晚改变主意。万一骄横的倭人窥见我国没有谋略，乘其不备，像蚕食一样逐步推进，那么朝鲜疆土会日益缩小，兵力会更加衰弱；完全仰仗中国来威服四方，使军队留驻在无用之地，财力耗尽于无穷的支出，突然发生意外，祸患从内部而起，那么萧墙之内的忧患就更大了。《东征议》朝廷的典制中，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实行赏罚，应当明确功劳和罪过。如今东征之战，在经理杨镐看来，正在上报为功劳；在赞书丁应泰看来，却弹劾为罪过。事情关系军情，地域又隔着外国，既然难以从远处推测，怎么可以凭主观臆断发言？若要使众人心服，必须详细核查事实。应当派遣一名有才干、有魄力的科臣前往，会同监军、司道等官，调取各项文册，逐一查清：原有兵员多少，现有多少，损失多少；原有马匹多少，现有多少，倒毙损失多少；阵亡多少，病死多少；陆续运到的粮料多少，用去多少，现存多少；陆续解送到的金钱多少，花费多少，现存多少；攻战有无功劳，斩获有无冒充欺诈；将吏有无逗留延误，功次有无侵夺，粮草有无冒领破坏，饷银有无侵吞欺骗；议和有无实际踪迹，军机有无失误。亲自到达当地，亲眼见到实情，真伪便逃不过耳目，也难以掩饰；众人既共同证明他究竟是谁，他哪里敢独自粉饰自己的过错？功罪明确之后，赏罚必须确当、公平，不冤枉无罪者，也不放纵有罪者。赏一个人，使千万人知道应当勉励；罚一个人，使千万人知道应当惩戒。这样对内可以鼓舞边臣的士气，对外可以震慑倭众的心。谨此议奏。《东事议》

译功劳有疑问时应从重认定，罪过有疑问时应从轻处理，这是用来慰劳安抚将士的辛劳、振扬朝廷威严的，圣意已经确定。然而，既然必须特意派科臣查勘，也正因为功罪明确之后才能议定轻重，并且要让掌握功罪尺度、操持轻重权力的人在上位，而不在下位。据督臣、抚臣两篇奏疏，科臣徐观澜已经回来了。那篇咒骂文字本来是咒骂丁应泰的，与科臣无关，为什么突然回来呢？而且咒骂文字没有在赞画首次上奏时揭发，却在会同查勘之日揭发；科臣没有在久居王京时回来，却在即将查勘时回来。这其中必定有缘故，只是事情发生在外国，势难从远处判断。科臣虽然回来了，想来距离并不远，似乎应当仍命科臣在他驻留之处，会同总督、经理、监军等官，各自秉持公心，不要固执偏见，迅速查明，具奏朝廷。至于有功者应当从优叙用，有罪者应当以功劳赎罪，就应当静听皇上裁处分辨，不要再徒增议论，耽误时日；这样人心自然服从，国体不受轻慢，士马也能早日解散，避免招致其他祸患，朝鲜便能早日安全而无所顾虑。《朝鲜撤兵议》臣私下认为，臣下处理国家事务，必须确实了解情况，然后议论才恰当；必须亲自见到事情，然后了解才真实。何况军事极其重大，更不是可以在昏暗不明中决定的。如今督臣、经理在朝鲜已经多年，对于倭人是否再次来犯、军队是否应当撤退，他们既然亲自见过，了解也真实，自然应当究明利害的归宿，剖析可行与不可行之处，为明主清楚说明。若只是提出问题的头绪而让皇上自行决断，把责任推给九卿会议，使将来无事时便罢了，一旦有事就说：“这是皇上裁决的，我有什么罪？”又说：“这是某人会议决定的，自然有人承担责任，我没有罪。”预先谋划、巧作计较，只求免除日后的责罚，这种人只是善于为自身谋划，并不是忠于为国家谋划的人。古人说：“军事难以从远处估量，听说百遍不如亲眼一见。”所以臣愚以为撤兵一事，只应由外部的督臣决定，朝廷内部由枢臣决定，不应交给九卿决定。至于供应军饷，臣愚以为这更是绝对不可行的。自从东事兴兵以来，京畿和齐鲁的百姓，每年增加数十万饷银，剥削得骨髓都尽了，正如剜肉补疮；即使奉有皇帝明诏停止征收，有关官吏尚且还有不奉行的，百姓的苦难已经到了极点。又加上旱灾、虫灾，简直是助长灾祸，民间哀号不已，没有食物可得，树皮草根一时都吃尽了，百姓流离转徙、相继死亡，惨状令人不忍见闻。即使皇上发放粮食赈济，使百姓稍稍得到喘息，但直到如今村庄无人、房屋没有炊烟，面对这样的景象，皇上认为还可以增加征收来供给外国吗？何况多年以来，朝鲜百姓死于倭寇的已经超过一半；用剩下的一半人耕种全国的田地，自然会有多余粮食，何必烦劳中国士兵留下戍守？他们无事可做，且戍守且屯田，也足以自给，又何必烦劳中国像汉代赵充国那样派一万人屯驻湟中而坐困先零？班超请求兵力护卫西域，却不需要中国提供一斗粮食，便使各国全都归服；难道他不是臣子吗？为什么古今竟不能相及？如果一定要榨取贫民的膏血，转运到藩篱之外，恐怕财力耗尽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力量疲竭也应付不了后续祸患；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所以臣愚以为，这绝对不可行。谨此议奏。《策问》

译问：古人说天地生财，数量只有这么多，不在官府就在百姓手中。如今民间贫困，国库空虚，这些财物究竟是在官府手中，还是在百姓手中？既不在官府，也不在百姓，又将在哪里呢？如果在官府手中，就应当把它散发出去；如果在百姓手中，就应当把它征收上来。既不在官府，也不在百姓，不知大司农又打算怎么办？朝廷如同漏水的容器，经不起每年的支出，却不得不散发；百姓之家如同悬挂的磬，经不起每年的收入负担，却不得不征敛。征收的不能超出旧例之外，散发的却天天听说增加在旧例之中。无事时已经拨发国库金钱作为粮草之用，有事时又请求国库金钱作为招募费用。既然需要粮草，就说明已有军队和马匹，那么临战时为什么还要烦劳招募？等到招募时，便说明平时没有军队和马匹，那么平时又做什么？缺少粮草，于是由下级请求上级发放，那么上级一定会清查核实吗？若由下级办理，就一定不会核查。年复一年，长此以往怎么能有尽头？汉代文学诸生议论盐铁均输，所持观点很正；那么理财的策略，也应当是诸位生员留意的事情。请各自陈述见解，毫无保留地作答。问：古代四民各自安于本业，不改变职业，所以道德专一，风俗相同。末世则有三种游惰之民，可以指明来说。对于这三种游民，荀子称他们是道德的贼、祸乱的开端。至于孟子深深排斥、竭力抨击的，却又不在三游，而在杨墨。难道迷惑世人、欺骗百姓，三游的危害浅，而杨墨的危害深吗？汉朝兴起后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似乎是对的。可是前面所说的各家，果真全部被罢黜了吗？汉晋以后佛教逐渐兴盛，与三游、杨墨相比，它的危害又哪一个较浅、哪一个较深呢？唐代的韩子，宋代的程子、朱子，有的公开大力攻击，亲身承担祸患；有的细密辨析，推究流弊的极致。这还算是能够捍卫先圣之道，以异端学说排斥它。到了今天却不是这样了。研究佛氏的人高高举起他的学说，想骑到我们儒学之上；从事儒术的人却轻视自己的学问，甘愿处在佛氏之下。难道在圣学大为彰明、天下如此广大的时代，竟没有像孟子、荀子、韩愈、程子、朱子那样的人吗？又将怎样让后世看待今天呢？尊崇正道、排斥邪说，是士君子的责任，具体事务则在师儒。诸位士人将要成为士子的老师了。要挽回已经倾倒的潮流，开辟已经荒芜的道路，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请进一步详细说明，以考察你们所学。周礼说，大司徒用十二种荒政聚集百姓；又有廪人发布命令，按年景的丰歉发放粮食，他为百姓筹划得十分周详。大略也可以说一说吗？如今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旱灾害，百姓便转徙死亡、流离失所，严重的甚至人相互吞食。难道是荒政还没有施行，廪人的职责也还有未完备之处吗？还是另有其他缘故？天灾流行，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汉代有臣子矫制发仓赈济饥民；如今即使有这样的人，还有粮食可以发放吗？宋代有臣子任青州知州，使五十万流民得以活命，也没有听说要烦劳内库。如今一有赈济，动辄请求国库金钱，难道古人的办法不能用于今天，除了请求赈济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幸亏皇上有如上天覆盖万物一样的仁德，不吝惜钱财，运送粮食来救活沟壑中的瘦弱百姓，消弭潢池之乱。然而有人说，饥饿以后才请求，请求以后才赈济；空着肚子的百姓不能忍耐片刻，不要等到死亡才沾受皇上的恩德。所以救济灾荒不如预先防备灾荒；预备灾荒的方法，没有比古代常平仓法、义仓法、社仓法更好的了。这几种办法如今也可以施行吗？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办法？诸位士人来到这里，对饥民的情状也已经亲耳听到、亲眼见到了。如今想使天下百姓，在丰年终身饱足，在灾年免于死亡，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请斟酌作答。考察古代，衡量今天，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详细写在文章中，以考察你们救济时弊的谋略。《淡然轩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淡然轩集》卷八 （明）余继登撰 ○诗 送邢小槐户部 寒蝉哀吟，落叶带来秋凉，秋天忽然已经过去。鸿雁纷纷向南飞，游子怀念故乡的房屋。为什么我的老朋友，正整顿行装、告别上路？回想从前我们深情结交，与你彼此相知。敞开心怀显露真情，慷慨之意总是有余。用什么来比喻我们的深厚情谊？就像那一对并飞的野鸭。天风从蘋草末梢吹起，我们同心却将走向不同方向。一只野鸭奋力振翅，翱翔飞向天边；另一只野鸭悲伤同伴离群，仰头相互鸣叫。难道没有满杯美酒，可以留你片刻吗？面对这情景却无法饮下，眼泪流下沾湿我的衣襟。知道相逢必定有时，怎奈此后音信稀疏。相隔千里也如同近邻，这句话怎样才能成为现实？愿你多多进食，努力施展宏图：对上报答天子，对下慰藉离乡之情。独自饮酒 在花下倒满新酿的酒，明月前来与我相对。醉后忘了花影重重，却疑心月影已经破碎。为户侯米坤泉七十岁祝寿；米家两个儿子，长子伯举为武进士，次子仲举为进士。秦地、陇地推重您为名门望族，燕京之中您统领佽非。家境贫寒，是因为喜爱宾客；官位不高，是因为懂得知足和退让。如今谁能与您同样旷达？长寿在古代也很稀少。仙郎是文武兼备的俊彦，晚年景象自然光辉灿烂。为少司徒王见峯公七十岁祝寿。王公原本因奉养双亲而在家居住。葵藿本来总是倾向太阳，桑榆晚景更加思慕亲人。只因为怀着寸草报春晖的心意，早早请求像老莱子那样侍奉双亲。长久安静生活，已经忘却簪绂；心情恬淡，喜爱戴角巾。您曾在朝廷上谦让德行，乡里全都归向仁德。参伯夸赞您有难得的弟弟，中丞又有贤能的后人。没有营求，精神自然旺盛；不争竞，性情更加淳厚。骏誉推重三达，鹤龄才刚满七十。不要说如今已经白发，便就此厌弃红尘。世事多有新的变化，君王仍会忆念旧臣。应当知道虚设的鼎席，正等候您乘蒲轮归朝。辅佐君主的心仍然壮盛，匡正时局的道术更加振作。从东山高卧中起身，曳着鞋履登上星辰之地。在瀛洲亭对雨 五月酷热难耐，瀛洲亭中也是如此。千林之间忽然下过一场雨，两道水流看去如飞瀑。浮萍翠绿，茎梗没有停息；荷叶上的水珠也不固定成圆。新生的凉意充满座席，庭院里的草全都惹人怜爱。短歌送廉庵到狄道任职 少年时我就同你交好，你的气概凌越青云，胸中藏有六甲之术，著书足以比拟五千言。壮年时我仰慕你的义气，与你结为姻亲；你的志向未能实现，坎坷遭遇难以一一陈说。近日在燕市同你共醉，知道你的磊落依然如此。晚年才授得狄道县丞一官，向西而去，距离故乡数千里。前年敌骑进入临洮，杀气惨淡，战阵上的云气高耸；鬼火磷磷遍布原野，直到今天谈起此事的人仍然魂魄惊消。唯独你听说后气概更加豪迈，壮志直欲凌驾云霄。请求系带出征，难道肯让终军专美于前？大将之才，或许也不必逊于嫖姚将军。送你出行，饮你的酒；大丈夫的金印必须悬在肘边。马头上的黑色车盖姑且闪耀，腰下的吴钩正在铮铮作响。饮你的酒，赠你的诗；一句诗便是一杯酒，你不要推辞。遥远的金城究竟在哪里？你一天天走远，我们只能遥相思念。相思时只望关山明月，仿佛仍像在长安与你对酒之时。读史（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