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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澹庵文集》　别集类三【宋】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澹庵文集》六卷，为宋代胡铨所撰。胡铨字邦衡，庐陵人。建炎二年进士甲科。绍兴五年，因推荐授任枢密院编修官，上抗疏斥责和议，被贬为吉阳军。孝宗即位后，特地下诏召回，提拔任用，历任权知中书舍人、兼国子祭酒、权知兵部侍郎，后来以资政殿学士身份退休，去世后谥号忠简。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胡铨向萧楚明学习《春秋》，所以文集中嘉言正论，大多依据《春秋》的义例，对南渡后的重大政务多有补救。史书只说他在高宗时请求诛杀秦桧；如今考察集中《贺金国启》一篇，才知道他在孝宗朝召回以后，又曾请求诛杀汤思退。又据《孝宗本纪》记载，隆兴元年三月，金国派书信来索取四州，朝廷没有答复；八月又送书信到尚书省和中书省。如今考察文集中的《玉音问答》一篇，知道答复金人的书信，孝宗已经在五月三日同胡铨商定，迟至八月仍未派出，必定是汤思退从中阻挠。当时的形势，可以由此考见；史书文字的疏漏，幸赖这部文集还保存了大略。胡铨本传说他的文集共一百卷，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文五卷、诗一卷，大概是散佚之后的遗存。然而《书录解题》记载胡铨文集七十八卷，《宋志》记载胡铨文集七十卷，可见在当时已经不是一百卷的旧貌了。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澹庵文集》原序 已故澹庵先生、资政殿学士、忠简胡公，是中兴时期的人物，没有谁能同他相比。绍兴戊午年，高宗皇帝因为显仁皇太后尚未归来，不得已打算以大事小，降低尊严同金人讲和。先生上书竭力争辩，甚至请求斩杀宰相，朝廷上下大为震惊。金人听说后，悬赏千金征求他的奏书，三天便得到了。金国君臣因此丧失气势，知道中国还有人才。金人奉送皇太后归来，从此边境战马二十年不再南下。过去鲁仲连不肯让秦国称帝，秦军听说后退却五十里。后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是说客夸大的言辞。用今天来衡量古代，古代的事似乎夸大了；用今天来观察今天，今天的事难道也夸大了吗？相信亲眼所见的，怀疑耳闻的，古今都是一样的。我们宋朝边疆得以安定，不是凭百万军队，而是凭先生的一封书信。后世听到这件事的人，怎么知道不会像今天的人听说鲁仲连的事一样？也许也会认为这是夸大的，未可知。假如后世的人亲眼见到先生的事，那么谁还会认为这是夸大的呢？今天的事情究竟夸大不夸大、可信不可信，并不必争论。使后世的人不再怀疑古人，大概就是先生吧？今天的人不相信古人，古人有什么可忧患的？后世的人不相信今天的人，将来一定会有时日使他们完全相信。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应当想起那个人。唉！先生的功业影响多么深远啊！先生的功业影响多么深远啊！先生的文章像他的为人一样：议论宏大而深远，记叙和序文古雅而驯厚，代拟诏令典雅而充实，记载事情简约而详尽。他所作的诗，大概是因为触犯并斥责当时的宰相，被贬置于岭海之间，忧愁使猿猴悲苦、骨骸酸楚，饥饿使蛟龙血流、牙齿染红，风中呻吟、雨里叹息，波涛奇诡，有些情状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的。本应郁结在心中，他却反而使诗篇更加昌盛；与李白、杜甫在夜郎、夔州等地所作的诗相比，更加宏伟奇特。至于骚体辞章，深广苍茫而峭拔险峻，雕琢刻画而曲折屈曲，探取上天的幽深，泄露神灵的秘密，枯槁瘦削却不衰败，悲痛忧惧却不怨恨。自宋玉以后，不必再论；自屈原以来，只此一人而已。这几方面中的任何一项，得到它的一项，尚且足以流行于当世并流传后世，何况集中具备了全部呢？多么盛大啊！多么盛大啊！先生去世后二十年，他的儿子澥以及族子涣、族孙秘搜集先生的诗文七十卷，题名为《澹庵文集》，想刻板流传，却因贫困不能实现。杨万里赴任中都，乘船经过池阳，太守蔡必胜侯来相见，因而问及家集，慨然请求把它刻印出来，命郡文学周南、董振和学录何巨源校勘。书尚未刻成，蔡侯调任山阳太守，雷侯孝友、颜侯棫接着完成了这件事。唉！先生的功业覆盖中国，声名震动边疆，文章成为学者的典范。学者得到他片言半简，尚且把它视为珍宝；想要看见他的全部著作，哪里能够得到呢？如今三位侯君唯独能够把它刻印流传，使学者感到幸运。先生的这部集子，经过一百年才开始完成；使学者得到它，如今却在一天之内全部看到了。三位侯君的用心，难道不能称为贤明吗？蔡侯首先发起这件事，难道不能称为尤其贤明吗？我曾经向先生学习，先生说：“阐明六经而文章未必符合六经的，有这种人；不阐明六经而文章却必定符合六经的，没有这种人。”先生文章的来源，大概是深远的吧？而我杨万里哪里足以知道呢？先生是庐陵人，名铨，字邦衡，澹庵是他的自号。至于他的世系、历任官职和事迹，则由丞相益国周公写在神道碑上。庆元五年己未八月二十八日，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学士致仕、门人杨万里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 《澹庵文集》卷一　宋胡铨撰　制诏 御试策一道 我听说，治理之道以天为本，天道又以民为本，所以观察听取民众的意愿和服从、违背，不急于依靠算数、占候，而只察看民情，以至诚持守此道，没有远方不能达到。古代先哲君王，没有不遵循这一道理的。朕承受宗庙社稷的托付，处在动乱危急之后，怀有父母兄弟的忧患，处在离心分裂、力量单薄之时，想到必须安抚百姓来感动上天，希望或者能够悔过来平定祸乱。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朕日夜都在思考这件事。因此，虽然府库空虚，军费加倍增长，赋税却更加减轻；外患尚未平息，盗贼仍然很多，追捕差役却有期限。选择地方长官来厚待百姓、休养民力，责成按察官来制止贪婪暴虐。凡是为了百姓而下达的命令，十件中常有六七件。凡是说要聚集百姓所希望的、去除百姓所厌恶的事情，朕没有听到而不忧恤的，也没有忧恤了却不实行的。然而迎接亲属的使者接连在道路上，而敌人的情况还没有真正弄清；保卫国家的谋划专心放在军队上，而军势还没有壮大。亲自崇尚纯朴节俭来敦厚根本，但奢侈的习气尚未改悔；扩大公正来显示教训，但徇私欺罔的风气仍占上风。刑罚和奖赏不足以振作偷惰的风气，宣传告谕不足以改变狂妄悖逆的心。田地尚未安定，旱灾蝗灾危害年成，难道是朕德行不够，不能感动上天的听察？还是政令不合适，百姓把它当作祸害呢？为什么精神和意志不能奏效，而祸乱又难以平定呢？朕想要使亲族归来，使疆场安定，清除寇盗，改善风俗，使百姓安居乐业，并且不断迎接和平，应该修治什么才能达到这些目标？诸位大夫跋涉艰险来响应详尽征召，确实辛苦了。你们一定有最重要的话想向朕陈说，应当全部说出，不要隐瞒。至于夸耀空洞的文章而对实际没有补益，责怪过去而对今天没有帮助的，不是朕想听的。你们应当把朕尚未听闻而又切合时势的事情说出来，朕将亲自阅览。臣听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听取民意，国家将要灭亡时听信天命。汤、武听取民意，所以兴盛得迅速；桀、纣听信天命，所以灭亡得突然。当桀、纣尚未灭亡时，自称已经有天命，说：“我的出生难道不是有天命在上天吗？”他们把天命当作真正可以依靠的东西，安然自得地认为子孙称帝称王、万世相传的基业已经稳固。等到他们灭亡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这些力量足以战胜夏，于是成汤兴起；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这些力量足以战胜商，于是武王兴起。汤、武听取民意却反而兴盛，并不是民众使他们兴盛，而是修治人事来响应天意，所以兴盛；桀、纣听信天命却反而灭亡，并不是上天使他们灭亡，而是依仗天命、虐待人民，所以灭亡。兴亡的端由，明鉴就在民众而不在上天，这是很容易明白的。然而中等才能的君主和庸劣的君主常常反其道而行，这就是忠臣义士深深悲哀天下祸乱相继、而世上的君主不能醒悟的原因。陛下在干戈锋镝之中起兵，正逢天下困顿、无力应付的时期，外有动乱、内有争斗，小人掌握朝政，边境有战事的忧患，中原有刚被羁绊的新降战马，百姓陷入无知的习俗之中，民众忧愁而盗贼兴起，祸患在宫墙内部酝酿，王室摇摇欲坠，几乎像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在这种时候，可以说祸乱极其严重了。臣愚昧地认为，陛下正应当焦虑劳心、卧薪尝胆，到了听取民意的时候。但陛下考问我们几十条，大体上都拿天意来衡量，开头就说：“我听说治理之道以天为本，天道以民为本。”又说：“难道是朕德行不够，不能感动上天吗？”又说：“为什么精神不能奏效，而祸乱难以平定呢？”这些话似乎都是在听取天意，这正是臣深感疑惑、愿意为陛下直言而不加隐讳的原因。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我听说治理之道以天为本，天道以民为本，所以观察听取民众的意愿和服从、违背，不急于依靠算数、占候，而只察看民情，以至诚持守此道，没有远方不能达到。”古代先哲君王没有不遵循这一道理的。臣由此看见陛下听取天意而不听取民意的弊病。臣胡铨考察《春秋》所记祸乱的原因和祖宗已经发生过的事例，为陛下陈说。解释《春秋》的人说：“春季先记天王，再记春王，是上承接天所做的事，向下用来端正自己的作为。”这是汉代儒者傅会附会的说法。臣认为不对。臣听说圣人作《春秋》，尊崇一王的法则，为万代树立训诫，从未明白说到天。天道难以测知，如果说得太深，就会让人认为它渺茫昏暗、无法探究，从而忽视上天；如果说得太浅，天下后世就会沉溺于阴阳灾异之说，被天意蒙蔽。圣人把变化推究到天道常理与人事相杂的方面来记载，直到变化显现为祸败，有时在几十年以后才应验，严重时甚至不久便接连应验。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上天才降下灾异来谴责告诫；人还不知道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警戒恐惧；仍然不改变悔过，覆亡失败就到来了。如果没有相应的事情，灾变不会凭空产生。如果能够痛切地自我警惕恐惧，谨慎修养行为，祸灾就会消除阻塞，祸患也可以转为福祉。这是《春秋》的大体原则。由此可知天意爱护君主，希望阻止他的祸乱。除非是极端失道的时代，上天总是希望扶持并保全君主。这就是古代先哲君王保持至诚，而不急于依靠算数占候的原因。他们确实知道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非常可怕。我们国家自从平定江南以来，太祖感念天下分裂、生民受苦，流泪悲悯，思考布施恩德来抚养百姓。当时有见识的人知道天命，已经牢固确立而不可动摇了。比如选择一名法官这样的细小事情，太祖选用王济时说：“不要有冤枉滥刑，以致招来天灾。”任用一名宪台官这样的细小事情，真宗选任各道提点刑狱时说：“一个人受到冤屈，就会发生灾异。” 一个人受到冤屈，按理说似乎还不至于造成危害；可是祖宗却警惕地想到，害怕招来天罚，这就清楚表明人民不可忽视，造物主也不可欺骗。陛下初登大位时，传檄文四处发布，天下没有不一致响应的。臣愚昧，虽然不知道天意，却以人事来验证，知道天意本来已经有所归向。近来圣心渐渐松懈，逐渐不能坚持到底，国势萎靡不振，百姓忧愁困苦而无所依靠。天意究竟向着谁、背着谁，恐怕有不可测知的变化，怎能不令人寒心。臣希望陛下保持至诚，以《春秋》为戒而谨慎奉行，以祖宗为鉴而努力实行，不要因为草野之人的话就停止，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圣策说：“朕承受宗庙社稷的托付，处在动乱危急之后，怀有父母兄弟的忧患，处在离心分裂、力量单薄之时，想到必须安抚百姓来感动上天，希望或者能够悔过来平定祸乱。”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朕日夜都在思考这件事。这又是陛下听取天意而不听取民意的弊病。唉！陛下说到这些，难道也知道有宗庙社稷的托付吗？也知道有父母兄弟的忧患吗？知道有宗庙社稷的托付，那么应当同谁来承担这个托付？知道有父母兄弟的忧患，那么应当同谁来分担这个忧患？

译承担这个托付、分担这个忧患，如果有一项所用的人不合适，那么天下的大势就再也无法挽救了。臣听说，天下这个重大器物，取得它极难，败坏它却很容易。没有不是祖宗历尽辛苦艰难才建立起来的，也没有不是子孙顽劣放纵、奢侈傲慢而覆灭的。百年建立起来，却在一天之内覆亡，于是使祖宗艰难创立的事业，连同祖宗的社稷事业一起毁灭成为废墟。所以圣人作《春秋》，对于乱君亡国，痛切地用王法加以约束。谨按昭公二十二年，记载“王室乱”，刘子、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地。当时刚刚发生景王之难，王猛年幼而继承大位，刘子、单子凭平庸的才能辅佐幼君，社稷危急得像赘疣一样，王室怎么能不乱？王室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乱，又迁徙到皇地，动乱危急也就更加严重了。最后天王迁徙避开子朝的灾难，到昭公一世结束时，才仅仅恢复成周。到了黄池之会，天下奔溃，而圣人独自反复记载此事，是看重社稷。陛下凭着单薄幼弱的资质，独自平定许多灾难，危险如同王猛；左右大臣凭借奸佞的才能辅佐国家大计，平庸如同刘子、单子。臣恐怕王室的灾难又会比子朝之难更加严重。怎么知道江都的巡幸不会变成狄泉那样的胁迫呢？这说明陛下只知道在动乱危急之后承受宗庙社稷的托付，却不知道荆卿为何会在肘腋之间突然发动。希望陛下思考太祖取得天下的艰难，及早谋划；以《春秋》中王室的祸患为鉴，谨慎守护。不要因为在离心分裂、力量单薄之时怀有父母兄弟的忧患，就因此松懈离散。谨按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如楚”；二十九年，记载“公在楚”，又记载“公至自楚”。我私下推究，“公如晋”“如齐”“如京师”都没有记载“在”，唯独对楚国记载“在”，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国是虎狼之国。襄公到楚国去，既然不同寻常，过了一年还没有回来，祸患将要不可预测。所以记载“在楚”，大概是臣子痛惜国君失去所在之地。如今两宫在沙漠巡幸，和到楚国的危险相比，哪一个更危险呢？况且两宫暴露在穹庐之中已经三年了，那么陛下怀有父母兄弟的忧患，臣愚昧，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替陛下谋划的人，难道唯独不想到“在楚”的事情吗？臣希望陛下慎重选择贤能的辅佐，果断决策，忧劳自身，如同宣王振作精神、综合考察；如同孝宣帝铲除祸乱；如同光武帝刚明果断；如同宪宗恢复国土、洗刷耻辱；如同勾践以《春秋》为戒而谨慎奉行，以祖宗为鉴而努力实行。不要因为草野之人的话就停止，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陛下在中间的策问中又说：府库空虚，军费加倍增长，而赋税更加减轻；外患尚未平息，盗寇仍然很多，而追捕差役有期限。选择地方长官来厚待百姓、休养民力，责成按察官来制止贪婪暴虐。凡是为了百姓而下达的命令，十件中常有六七件。凡是说聚集百姓所希望的、除去百姓所厌恶的，朕没有听到而不忧恤的，也没有忧恤了却不实行的。这又是陛下听取天意而不听取民意的弊病。臣听说治理天下，正如医治疾病。天下尚未患病时，府库空虚、军费加倍增长，这是病在血脉；外患尚未平息、盗寇仍然很多，这是病在肠胃。外来的邪气已经侵犯正气。选择地方长官来厚待百姓、休养民力，就像用汤液醪醴引导病人、帮助真气；责成按察官制止贪婪暴虐，就像使用砭石和药剂来攻治强盛的邪气。假如人的血脉患病，肠胃又患病，而用汤液醪醴来引导治疗时又失去节度，那么病情会更加严重。病情已经严重了，投以砭石和药剂又不是良医所为，只会加速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所以正当天下患病之时，府库已经枯竭，外患已经炽盛，盗寇已经很多，却用不贤能的守令来治理，用无才干的按察官来扰乱，这就如同疾病已经深入，却给病人投服野葛，难道不是危险吗？臣请求逐条说明其中的弊病。臣听说府库空虚、军费加倍增长，是因为士兵冗多而坐食，是因为军队长期在外而耗费财物，是因为生产的人少而供养的人多。这三项是如今最大的弊病。自古以来，军队没有战事就不能让它聚集，聚集起来就不能让它无事而吃粮，这是形势决定的。过去汉代的兵制，有轮番服役的士卒，却没有屯田的军队，京师也不过是南北期门、羽林之兵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就都用虎符调发郡县的军队，事情结束便立即解散；因此士兵虽然不懂农业，天下却不困乏，军队和兵甲从未无故聚集。唐代制度设置十六卫，没有战事时就努力耕作、积储粮食，不但能够供给自己，还能扩大县官的储备；所以它的军队虽然聚集在京师，天下也不困乏，因为从未无事而坐食。我朝沿用近代养兵的办法，内外每名士兵，每年衣粮供给大约五六十缗。太祖取得周代的军队时，内外只有二万而已。到乾德年间，内外也只有十万士兵。太宗完全拥有天下后，增加兵员最多时，也不过三十多万。真宗处在全盛时期，才开始有五十多万而已。当时军队数目并不多，尚且担心损耗和调度困难，命令裁汰疲弱冗员；周莹不奉行减兵诏令，太宗就发怒将他罢免。向敏中上奏说军队名额渐渐增多，太宗反复诘问责难他，确实知道军队无事就不能让它聚集，聚集后就不能让它无事而坐食。臣所以说，士兵冗多而坐食，是如今最大的弊病。按照兵法，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按一天计算费用已经如此，何况如今长久拖延、年复一年，战争接连不断而不能解除，百人依靠县官供粮，却都带着千人的名额。大致看起来虽然几百人为一队，归根结底却同几十万军队没有不同，长期坐食而没有丝毫功绩，那么农民的力量怎么能不枯竭？负责运送粮饷的士卒怎么能不疲惫？谨按庄公八年，春季军队驻扎在郎，夏季军队会同齐军包围郕，秋季军队返回。《春秋》记载用兵，从来没有经历三个季节才返回的，唯独这里记春、记夏、记秋，是厌恶庄公无故劳师发动包围郕的战役，最后郕投降齐国，而鲁军没有功劳，到了秋天才回来，所以记载“师还”，是厌恶夏季已经无功，秋季才撤军，暴露滞留得太久。

译此后二十八年，发生了向他国买粮的举动，那场祸患正是以包围郕的战役为根基。如今征发徭役长期持续，动辄连年不断，同《春秋》中经历三个季节才返回相比，难道不是更加严重吗？这样看来府库枯竭、军费增长，实在不足为怪。臣所以说：“军队长期在外而耗费财物，是如今最大的弊病。”士兵冗多而坐食，军队长期在外而耗费财物，再加上生产的人少、供养的人多，收入少而支出多。陛下虽然减轻赋税，但州县实际追征的科派却很重。为什么呢？费用既然匮乏，势必不得不向百姓征取。臣先前所说追捕差役有期限，而外患尚未平息、盗寇仍然很多，其弊病在于朝廷过错多，百姓怨恨多。假使朝廷没有过错，百姓没有怨恨，那么外患和盗寇又凭什么兴兵作乱呢？古代的奸雄，如陈涉、吴广在秦末起事，赤眉、黄巾在汉末起事，苏峻扰乱晋朝，安禄山、史思明扰乱唐朝，本来都是大盗和凶恶首领，窥伺朝廷的过失，拿来作为借口，利用百姓的怨恨，打着义的旗号起兵，终于接连兴起，劫持郡县的命令，杀害守相，挺身作乱。如今圣明强盛的朝廷，难道会有大的过失吗？臣私下听到长者的叹息，有人说近亲外戚干预权力，奸臣窃取权柄，刑罚赏赐不能必然实行，小人不能全部铲除，纲纪不能充分张立，这难道不是过失逐渐形成的征兆吗？为什么呢？自古以来扰乱天下国家，大多从近亲外戚干预权力开始。比如汉代的诸吕、窦氏、霍氏，唐代的武氏、韦氏、张氏，暗中玩弄朝廷权柄，一旦失败便被诛灭全族，国家也随之破败。如今却让皇亲掌领枢密权柄，让外戚统率禁卫军；汉代南北军的祸患，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如果不稍加收敛，就会增加朝廷的过失，助长奸雄的胆量。大乱之后，怎么适宜再这样做呢？晋代赵王伦、石勒之类的人，心里窥伺君主，口头责骂宰相，实际上都是奸雄窥伺朝廷过失后才行动。倘若再遇上饥馑，加上灾荒，百姓忧愁困苦、无所依靠，奸人便会乘隙奋起，血流千里；这就是外患所以没有平息、盗寇所以仍然很多的原因。即使追捕差役有期限，又凭什么挽救这种乱局呢？谨按昭公十一年，楚子在申地诱骗蔡侯般并将其杀死。蔡般是弑逆的贼人，本来是王法必然诛杀的对象。《春秋》反而厌恶楚灵王，为什么呢？回答说：讨伐蔡般可以，但诱骗之后再讨伐，这是匹夫的卑贱行为，是《春秋》极其厌恶的。前些日子下诏招纳叛逃者，许诺他们不死，这些人都放下武器请求活命，认为陛下向他们显示了极大的信用。然而表面上显示信用，暗中却加以刑罚，这是诱骗后再讨伐。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怎么可以把天子的诏书当作诱骗人的鱼饵呢？臣恐怕一旦失去极大的信用，后来招降就会令人悔恨。从今以后，上下彼此猜忌如同仇敌，聚集在一起一有机会，便互相残杀，只以先下手的人为强者罢了。盗寇没有平息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臣先前所说选择守令来厚待百姓，而守令大多不贤，是因为朝廷轻视守令；责成按察官制止贪暴，而按察官大多没有才干，是因为朝廷轻视按察官。守令一旦不贤，郡县就遭受祸害；按察官一旦无能，守令就敢于作奸。所以选择守令，关键在于选择按察官，这是祖宗的成法。太祖、太宗尤其重视守令。太宗曾亲自选任各州长吏，又亲笔写下历任官员的警戒语说：“公务、刑政、惠爱百姓、奉行法令、铲除奸邪，这样才可以记作劳绩。”于是回头对钱若水说：“朕在暑天写这些，难道不劳累吗？”这就是说任用官员、选择人才，是为了使百姓安定。唉！太宗不怕盛暑，亲自写札赐给即将赴任的守令；而现在却只是到吏部接受注拟，这是朝廷轻视守令。朝廷轻视守令，守令就轻视郡县。郡县职务一旦被轻视，治理养民的方法就全部废弃。假使重要而靠近的州县用人不当，他们害怕朝廷耳目就在附近，尚且畏惧而不敢放肆；至于偏远地方的百姓，即使让盗跖做他们的守令，让梼杌、饕餮做他们的县令，这些百姓即使成百上千地聚集呼喊、聚众责骂，朝廷也不知道他们受到的祸害，难道不是很严重吗？臣听说太祖任命钱文敏主管泸州时，告诫他说：“近来听说郭思济聚敛财物、违法乱纪，仗恃地方偏远，以为朝廷不知道。你到任后要替朕审问他。”泸州距离京师四千多里，而郭思济违法，朝廷已经全部知道。如今稍微偏远的州县，其守令的过失朝廷竟听不到，那么像泸州这样遥远的地方，陛下必定不能知道了。他们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做盗贼呢？既然如此，能够依靠来纠察弊病的，仍然只有按察官。如果按察官又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臣听说太祖设置按察官职，是作为朝廷的耳目，有的由圣上亲自选拔，有的由荐举充任；既然入选艰难，任用也就格外重要。凡是宽纵一个按察官，就是败坏一道的事情；一道不能治理，就是使数百万军民遭受灾殃。太宗即位以来，振作精神求治，诏令转运使考核职务的废置兴举，又派使者察访官吏的贪污清廉。像刘文质考察荐举部内官吏，就得到选用升迁的宠遇；像王德裔所辖地区治理不好，就受到贬黜削职的惩罚。奖赏惩罚如此严厉，按察官就能振作威势；按察官振作威势，守令就能振作职守。如今守令不能尽职，是按察官没有选得合适。过去派遣使者抚慰晓谕各道，天下都期待他们的风采，以为此行将带来很大的恩惠。最后却弄得厨传骚扰不安，贿赂公开流行，严重的甚至向郡县索取子女，带着家属乘车同行。虽然官员以抚慰晓谕为名，百姓却有供役的痛苦。在守令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祸害。偏远地方的百姓，如果不幸遇到不贤的守宰，终年抱着冤屈，伸长脖子等待使者出行，想借此洗雪愤恨；而按察官又没有才干，这就使他们终身怀冤而没有地方申诉。百姓怎么能不多有怨恨而容易动乱呢？这就是奸雄暗中发动的原因。谨按《春秋》闵公元年，齐国仲孙来到鲁国，圣人赞许他并称字，重视他奉命出使、能够顺应事宜，以安定邻国的危难。闵公刚即位时，叔牙、庆父策划酿成鲁国祸乱，闵公初立，国家危急得像赘疣，齐国人只需折断马鞭就可以取得鲁国。在这种时候，鲁国的轻重全在齐国掌握；仲孙却能够劝说他的国君致力于安定鲁国的灾难，最终使闵公没有失去国家，鲁国百姓因此安定。这全都是他的力量。《春秋》记载仲孙到来，是赞赏他出使而安定百姓、保存鲁国。

译如今两河、淮甸经历战乱之后，难道不比鲁国的灾难更加严重吗？可是按察官出行，却没有听说有人像仲孙那样把致力于安定鲁国的灾难作为自己的心意。按照《春秋》的法则责求他们，他们就是罪人。因此臣说：守令不能尽职，是按察官没有选得合适。守令既然不能尽职，按察官又失职，这样一来，陛下为了百姓而下达的命令，虽然十件中常有六七件，能够被贯彻的却十件中常有八九件被堵塞。于是陛下有怜恤百姓的诏令，却没有恩惠到达百姓。州县只知道有守牧的命令，听不到天子的诏书。近三年来，边防用兵，凡是各种征敛，不问各地有没有相应物产，只是一味严令督责。靠近海边的州军按惯例征取枪杆，处在山地的州县按惯例购买鹅翎。有司既不辨别当地有无，州县有时又很少能够分条上奏。官府取得一件物品，百姓却要花费数倍。再如前些日子的劝诱一事，监司向郡里责成办理，郡里向县里责成办理，县里发文到乡，以军需紧急为名，催逼得如同星火；稍有不送到就加以械系，苦楚使人人都怕死，谁还敢有异议？名义上是劝诱，实际上却是暴力征敛。监司、郡守只求完成上供来取悦朝廷，于是忽略而不知反省；宰相、大臣只求满足用度来取悦陛下，即使知道也不敢说。上下彼此防范，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这样，陛下怜恤百姓的诏令虽然多于孝文帝，而天下枯竭损耗却比孝武帝时更加严重。损伤和气、招致怨恨，过错将归于谁呢？臣听说咸平年间，商议改元时，赦书中有很多蠲免，有人说三司一定会以恩惠太广为由提出意见。真宗责备说：“不合理而损害百姓的事情，朝廷不能实行。假如赦令已经施行，一定要使善良百姓受到恩赐。”当时正是中午，雷声震响。皇帝悲悯地说：“难道是赦令给予百姓的恩惠太少吗？上天用雷震来责问朕吗？”唉！祖宗因为赦令不能遍及百姓，害怕招来天罚；那么陛下的命令大多被堵塞，实际上正违背天意。这种危害恐怕不能认为是小事。希望陛下以《春秋》为戒而谨慎奉行，以祖宗为鉴而努力实行。不要因为草野之人的话就停止，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陛下在中间的策问中又想到：迎接亲属的使者接连在道路上，而敌情还没有真正弄清；保卫国家的谋划专心放在军队上，而军势还没有壮大。亲自崇尚纯朴节俭来敦厚根本，但奢侈的习气尚未改悔；扩大公正来显示教训，但徇私欺罔的风气仍占上风。刑罚不足以振作偷惰的风气，布告不足以改变狂妄悖逆的心。田地尚未安定，蝗灾旱灾危害年成。难道是朕德行不够，不能感动上天吗？还是政令不合适，百姓把它当作祸害呢？为什么精神和意志不能奏效，而祸乱又难以平定呢？这又显现出陛下听取天意而不听取民意的弊病。臣认为，陛下亲自崇尚纯朴节俭而骄奢习气尚未改变，是因为陛下未必真的纯朴节俭；扩大公正而徇私欺罔仍占上风，是因为大公未必真正能够扩大。奖赏惩罚不足以振作偷惰，是因为大权已经下移；布告不足以改变狂妄悖逆，是危乱的征兆。田地尚未安定而旱灾蝗灾危害年成，是因为百姓失去生计，怨恨和灾异一同兴起。至于派遣迎亲使者而敌情尚未真正弄清，臣私下有话要说。臣听说庆历年间，契丹在边境聚集军队，派遣使者萧英、刘六符前来聘问。当时使者来得不是时候，军队又压迫边境，朝廷内外都愤怒怨恨。仁宗皇帝命宰相选择出使答聘的人，选中了左正言富弼。富弼只用几句话就挫败刘六符的谋划，最终使敌国君主的计谋受挫。自景德以来，北方已经太平八十多年了，难道只是富弼一人的力量吗？当时宰相是晏殊，参政是范仲淹，枢密是杜衍、韩琦，谏官是余靖、欧阳修，都是天下所仰望、北国所畏惧的人物。契丹知道朝廷有人，所以富弼的谋划得以实行，敌人的计谋不能得逞。如今朝廷之上，有像晏殊那样的宰相吗？有像范仲淹那样的参政吗？有像韩琦、杜衍那样的枢密吗？有像余靖、欧阳修那样的谏官吗？臣知道陛下必定没有这样的人物，却想求得敌情真实可信，这是臣最大的疑惑。臣听说猛虎之所以被百兽畏惧，是因为有爪牙。假如丢掉爪牙，那么孤独的小猪、幼犊都能扑击吞噬它。把这比作国家没有强劲的军队，即使微小的盗寇也会成为强敌。所以《春秋》虽然厌恶穷兵黩武的祸害，但对于平时不养兵、临时才准备军需，也同样深深厌恶。谨按僖公二十六年，齐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公子遂到楚国请求援军，鲁公凭借楚军攻打齐国，夺取了谷地。解释《春秋》的人说：“请求援军是用重大的言辞，借重军队。”臣认为圣人的意思不只是重视军队，大概还在于厌恶鲁国没有防备。齐国成为鲁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从献公之战，齐国在宋国战败，而鲁国没有援救，当时齐孝公已经怀有刻骨的怨恨。到僖公二十六年春，齐国侵犯我国西部边境，怨恨已经结下。替鲁国谋划的人，正应当早晚预先防备，常常像盗寇即将到来一样；鲁国却安然熟睡，养成腹心肋下的毒疽，报复很快到来，齐人于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最后竟向楚国请求援军来夺取谷地，借助荆蛮攻打中原国家，这是最大的不应该。如今金国的势力大为扩张，危害比齐国更严重，而军队平时没有得到训练，甚至比鲁国更糟；议论者却想借助高丽的军队，这同向楚国请求援军来攻打谷地有什么不同呢？这说明陛下只知道军势尚未壮大，却不知道军队和将领尚未训练成熟。这正是臣替陛下痛哭流涕的地方。建国初年，剑南、交广各自僭越称帝，荆南、江广不来进贡，西戎、北狄也没有完全归服。太祖把心思放在将帅身上，命李汉超等镇守关南，命郭进抵御并州的寇敌，命姚内斌镇守庆州。他认为既然得到了名将，如果不优厚地通达他们的心意，就不能取得他们的死力，因此允许他们收取所辖各郡关卡征税和酒曲专卖的利益，不仅用来供养犒劳士卒，也使他们的家产富足。又担心这些费用仍然不足，便允许他们设法接回留在京师的家属，并加以优厚抚慰，使将帅心中不再有私人的忧虑，只专心致力于边境事务。又担心他们上奏陈述的事情不能尽皆涉及机要，特许他们入朝亲自陈说；到了殿上，赐座，又厚加赏赐遣送回去。因此边臣大多财物丰厚，能够供养、招募死士，使他们充当间谍，完全了解蕃夷的情况，常常因此取得防守的胜利。三十年间没有西北的忧患，平定西蜀，收复湖湘，攻下岭表，取得胜利。

译江南全部取得东南地区，虽然是各位将领的功劳，实际上也是太祖驾驭将领的力量。如今的将士、偏将和副将，他们的勇猛挺拔有谁比得上李汉超？才略有谁比得上姚内斌？镇定厚重有谁比得上马仁瑀？运筹帷幄、决胜敌军有谁比得上韩令坤？如今陛下驾驭各位将领，有谁比得上太祖？然而陛下给他们的权力、授予他们的显贵官阶、赐给他们的丰厚赏赐，恩典已经超过先朝好几等了。这就是陛下选择将领不如太祖，而恩礼却超过太祖，正好足以开启诸将的骄傲之心，增长奸臣的不满。假如收复两河、迎回二圣，陛下还能用什么来加赏他们呢？战胜的军队，勇气和智慧增加百倍；败亡的士卒，终身都不能恢复。战胜的根本在于士气。如今的士卒还没有交战，士气已经衰竭，这是天下的忧患。过去六国相争时，秦人出兵崤山以东，打开关门等待敌人，六国的军队都迟疑徘徊而不敢前进。然而长平战败后，廉颇仍能收拾残余力量，向北击败栗腹，向西抗拒强秦，振作精神、磨砺意志，并不屈服。当时秦军包围邯郸，魏安釐王派新任将军到赵国去，他竟然想尊秦为帝；鲁仲连却慷慨流泪，认为不能这样做。他并不是吝惜尊秦为帝的虚名，而是痛惜天下大势有不可为之处。可是议论的人却说，应当尊奉仇敌，不能稍微触犯他们的意旨。陛下为什么不把鲁仲连抗拒秦国的事告诉他们呢？这样说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军势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呢？《春秋》究竟为什么撰作？是因为天下没有王而作的。周室衰微，天下不知道有王，陪臣掌握国政，家臣僭越大夫的地位，圣人对此忧虑，所以撰作《春秋》，代替王行赏罚。称“天子”、称“王”、称“天王”，都是最尊大的称号。《春秋》和周官司服所称的“天王”，都是因为君主继位之初，君主之道尚未彰明，人心尚未安定，正处在危疑的关头，大奸臣正在伺机而动，是非常时期，所以用“大威武”来防备这种情况。所谓“天王”，就是在需要以强大的威武防御天下的时候使用的称号，所以说是非常之时。那么为什么又有时称“天子”、称“王”呢？回答说：《春秋》所记的王者，威权已经丧失，大政大法都被诸侯擅自推行，他们依仗强大、凭借人多，彼此轮番吞并占据，这是根本和枝末都极其衰弱的时代，是名分极其混乱的时候。若不是有像《易经》九四爻所说的那样刚健而远超常人的才干，就不足以震慑这种衰弱的局面；若不是有像唐太宗那样以严酷手段穷追猛讨的战争，就不足以平息这种混乱。所以孔子在《春秋》中凡是有出于王者所为的，都写作“天王”，意思是说，在这样的时代，王者的行为应当受到重大的诛罚和奖赏，不能沿用平常的原则，希望后世兴起的王者懂得随机应变。当时吴、楚的君主都像鸱鸟一样睥睨、像老虎一样蹲踞，僭越名号而自称为王。蛮族各部酋长接连占据中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仅凭文辞上的告诫还能够治理吗？称霸的诸侯和暴虐的国家彼此吞噬，伯、子等诸侯能够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几个，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仅凭诛罚奖赏的命令还能够治理吗？所以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周朝在东方复兴吧！”所谓东周，也只能保存礼制文物罢了，并不是拨乱反正的办法。所以《春秋》写“天王”，是要在大乱之后重新确定赏罚。如果事情不是王者所为，只按诸侯的称号记载，只写“王”，这是礼制的常规。写作“天子”，是因为天子极其尊贵，并且以亲爱之情对待诸侯。庄王不称“天王”，是因为他宠信弑君叛逆的人，不配当“天王”这一最尊大的称号，所以去掉“天”字，以加重对他的讥刺。加重对庄王的讥刺，鲁桓公的罪过也就显明了。《春秋》所记大逆之事，对外从州吁开始，对内从鲁桓公开始，圣人这样揭示他们的罪恶。如果说天下已经混乱，那么跟从恶行的人多，趋向善行的人少；如果对善行不加奖赏，就是奖赏不足以劝善；如果对大奸大恶不加诛罚，就是刑罚不足以惩恶。赏罚不能实行，却想兴衰拨乱，是绝不可能的。陛下即位之初，正处在《春秋》所说的危疑关头，正是以“天王”之名临御臣下的时候；可是国家的大权却全都被权臣窃取操弄，太阿倒持，要挽救就很困难了。这就是说，陛下遇到的是《春秋》那样的乱世，却没有实行《春秋》那样的赏罚，凭什么驾驭群雄、平定大乱呢？我私下观察太祖、太宗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大体只在赏罚两件事。当时奖赏非常少，刑罚却非常严。澶渊之战时，李继隆有奋勇作战、击破敌军的功劳，只加授开府的品阶罢了。我曾经奇怪，真宗为什么赏赐这样微薄？其中深意是认为：既然杀了敌将却不能击破敌军，这就是将领应当受到责备的地方。既然受托统领将帅，却只奖赏内臣，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这就是赏赐微薄的第一个原因。又因为自古以来宦官领兵，没有不造成祸乱的；例如太宗朝内侍王继恩出兵平定蜀地叛乱，虽有大功，也只接受宣政使的职衔，谨慎遵守先帝的法令而不敢违背，这就是赏赐微薄的第二个原因。至于用刑罚驾驭军队，却从来没有不严厉的。比如主将战死，就要降职罢黜；副将如王继勋之类要处死，亲兵如荆罕儒之类也要诛杀。威令如此严明，人人都拼死效力以求奖赏。所以太祖的用兵之法，罪行在所不赦；《春秋》的用兵之法，在驾驭军队方面尤其严厉。城濮之战，楚军大败，得臣因此而死，史书写道：“杀其大夫得臣”，罪责在得臣。鄢陵之战，楚军又遭大败，子反因此而死，史书写道：“杀其大夫公子反”，罪责在子反。这两个人都是因为违反军纪、丧失军队而死，不能逃脱重刑，这才可以看出夷狄之法。用兵时刑罚和奖赏一向严厉，而中原一向宽松，这大概就是成公、襄公以后夷狄常常得志，而中原屡屡受吴、楚控制的原因。如今军势没有振作起来，出兵行动却常常遭到败北，这就是有《春秋》之乱，却没有《春秋》之赏罚。我所以说，赏罚不足以振作懒惰怠慢，就是国家大权下移了。假如大权一旦下移，那么陛下就只能徒然拥有一个空名器而已，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诏告不能改变狂妄悖逆呢？可是我愚昧，不知道所谓狂妄悖逆的人究竟是谁。难道是指前些日子诋毁、触犯权臣的人吗？难道是指左右近臣和受宠幸的人吗？如果是这样，陛下难道不能果断地把他们除掉吗？我私下推测，陛下之所以不能除掉他们，是因为把权力推给权臣所造成的弊端。自古以来，把政事委托给臣下被认为是盛德美事，但有时因此而得到治理，有时因此而导致混乱。汉高祖委任群臣贤杰，天下便得到治理；到后来把权力推给王凤、王音，直到王莽，天下便乱了。光武帝委任二十八将而取得天下，天下便得到治理；到后来把权力推给外戚，直到董氏、吕氏、袁氏兄弟，天下便乱了。

译魏国委任荀彧，国家便得到治理；后来委任司马懿，天下便乱了。唐文皇驾驭英豪而取得天下，国家便得到治理；后来唐明皇把政事推给李林甫、杨国忠，天下便乱了。开始因把权力委托给臣下而天下大治，最终也因把权力委托给臣下而天下大乱，这种弊端为什么会如此呢？在委托权力的时候，提拔十个人，皇帝有九个人听从权臣的意见，这样一来，十分之九的恩惠就出自权臣之手了。如此数年之间，皇帝身边前后左右的人就全都成了权臣的党羽。若贬黜削夺十个人的官职，皇帝有九个人听从权臣的意见，这样一来，十分之九的威势也出自权臣之手了。如此数年之间，朝廷内外、远近各处就没有人敢违抗权臣，因此忠义之士离心离德，上下之间的形势也孤立了。前些日子将相大臣任意诛杀，冤枉牵连无辜，陛下竟不能稍微举手干预，这难道不是把权力推给臣下的弊端吗？唐明皇天宝年间的祸乱离今天还不远，这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如今天下的大局几乎全都败坏了，只是祖宗的恩德还没有泯灭，人心还没有厌弃朝廷。譬如一个病弱的人，已经奄奄一息，只有血气还没有断绝罢了。假如人心一旦离散，就是血气也将断绝，天下便再无可说了。可是陛下把田地不能安定、旱灾蝗灾危害年成当作忧患，这正是百姓失去生计、人心将要离散、血气将要断绝的时候。我谨按《春秋》所记灾异显现，常常与人事相符合。灾异显现在上天，祸乱变化就降临于下界，就像铁和炭的高低变化一样，所显示的效验是可以相信的。《春秋》凡是记载“虫”的地方，都是说旱灾蝗灾伤害庄稼。然而记载虫灾总共九次，哀公在十几个月之间却三次被记载，说明灾害非常严重。之所以说严重，是因为痛恨它对百姓造成的严重祸害。考察当时十三年之间，率领军队讨伐某国、侵入某地、攻取某处、在某地交战，比其他国君时期尤其严重，战争到了这种地步，百姓已经被摧残；百姓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成了战争的血肉。黄池之会由夷狄主持盟约，中原天下一天天走向灭亡。后来又暴力增加田赋，民怨积聚成灾，年年大旱蝗灾，百姓有粮食难以为继的痛苦。圣人在不到一年中三次记载虫灾，正是因为虫害伤害了百姓。由此可知，旱灾蝗灾的祸患，实际上是由战争和怨恨毒害积聚之后产生的。近年以来，北方敌寇横行，战争不断，未曾有一年不发生战事，百姓日益困顿，四方夷狄日益强盛，天下人不知道活着的乐趣，已经有好几年了。创伤遍地的日子里，肝脑涂地，坟墓被挖掘，连无罪的枯骨也受到牵连；这些肉腐血流的惨状，不知涉及亿万生灵的性命，陛下却不能亲眼看见。士卒死在边地之外，妻子哭丈夫，母亲哭儿子，寡妇和弱子抱着灵车，在千里之外遥望、哀哭、申诉冤屈；道路上悲声不断，街巷中哭泣不绝，怨恨悲痛直冲上天，陛下却不能亲耳听到。陛下看不见自己所看不见的，听不见自己所听不见的，却把百姓驱赶到万死之地，最终没有得到丝毫好处。毁谤积累起来足以销蚀骨骼，冤屈积累起来足以伤害和气，阴邪之气发生而灾祸兴起，又有什么可奇怪的，田地不能安定、旱灾蝗灾危害年成呢？如今两河、淮甸一带，千里之内成为赤地，飞蝗遮天蔽日，公卿大臣熟视无策，却请求举行驱逐蝗虫的行动。唉！即使蝗虫真的可以驱逐，也不过是把心腹的疾病转移到四肢，不知道又要把这种痛苦加到其他地方的百姓身上。臣听说天禧年间，真宗因为连续两年旱灾蝗灾、秋季庄稼没有成熟，感慨而忧虑，确实担心政令有缺失、违背了天意，于是下诏削减盐茶法令中严苛的禁条，以此惩戒旱蝗的灾变。按如今政令的缺失和违背，难道只是盐茶一两件事吗？臣知道旱灾蝗灾造成的祸害，实际上是上天对陛下发出的重大警告。然而议论的人还说，天灾流行是由于历数和气运的安排，并不是政令不恰当的过错。唉！天下有善事就归功于自己，天下有祸患就归罪于上天，这不是圣贤的用心。愿陛下稍微减少诛讨，稍微停止征发，训练军队、充实粮食，养成我们的锐气，保全中原的力量，以消除蝗灾旱灾；不要因为精神和努力暂时没有见效就懈怠荒废，不要因为害怕祸乱难以平定就停止志向；要以《春秋》为戒，谨慎地坚持下去，以祖宗为鉴，努力实行。不要因为这是草野之人的话就把它搁置不理，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陛下中间的防备〔原文有疑〕，臣因此又想到：陛下想要重新恢复亲族，安定疆场，清除寇盗，整顿良好风俗，使百姓安居乐业，勤勉地迎接太平，应该怎样修治，才可以达到这些目标呢？臣由此看出，陛下确实想要兴衰拨乱，使天下从疾病中振作起来。我私下看到，陛下一开始就怀有父母兄弟的忧虑，中间又想到迎接亲人的使者，到这里又谈到恢复亲族。这说明陛下痛切地想到二圣的车驾暴露在外，却还没有迎回两宫的办法。汉高祖能够从楚军那里迎回太公，难道只是侯生努力的结果吗？我曾推测汉高帝胜过项王的地方有五点：论兵力强盛、力量雄厚，楚国不如汉；论任用三杰，楚国不如汉；论驾驭诸将，楚国不如汉；论关中粮仓粮食充足，楚国不如汉；论关中的险要形势，楚国不如汉。这五点都是项王所不如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拘禁太公呢？如今在衰败疲敝之后，没有汉朝的兵力，没有汉朝驾驭将领的能力，没有汉朝的三杰，没有汉朝的粮仓，又丢弃上都，舍弃两河，也没有关中的险要形势，却想求得亲族归来，即使派一千一百个侯生那样的人前往，臣也知道他们不能有所作为。所以臣曾经说过，想要恢复亲族，没有比恢复两河更好的办法。得不到两河，亲族就不能恢复。如今陛下把安定疆场作为忧念，就是想要恢复两河。两河一旦失去，天下的轻重形势就系于此地。唐神尧从晋阳起兵，凭一支军队取得天下；他的子孙却不能凭天下取得河北，可见其中的困难。晋国在《春秋》时代很强大，曾经驱使诸侯；到秦国聚集精锐军队进攻晋国，才取得韩地，于是使天下形势转折。等到韩信联合齐国并据有齐地，所以蒯通知道汉、楚的轻重关键在韩信。宋武帝号称英雄，取得蜀地和关中，几乎完全拥有旧日疆域的十分之八，却不能让一个人渡过黄河窥探边境。由此可见，两河之地，王者得不到它就不能成为王，霸者得不到它就不能称霸，贼寇得到它，天下就不得安宁。臣所以说，得不到两河，亲族就不能恢复。咸平年间，真宗和王济极力讨论边防之事，王济说：“现在敌人竟敢这样侵犯，大概是谋划政事、身居要位的大臣没有一个比得上古人。而且国家所依仗的特别只有一条黄河，这实在是急于求贤的时候。不然，臣恐怕北方戎人要在黄河岸边饮马了。”唉！王济的话确实切中了今天的病根。臣认为，要恢复亲族并收复两河，也确实是陛下急于求贤的时候，应当以王济的话为鉴。然而如今最大的忧患，是亲族尚未恢复、疆场尚未安定、寇盗尚未清除；而臣认为最大的忧患，是风俗已经败坏。

译风俗，是天下的筋络。譬如人的身体所依靠来维持血气的，只有筋络。风俗一旦败坏，筋络也就断绝了。汉、唐灭亡，它们的弊病都在于风俗大坏。所以臣曾经评论，东汉灭亡和李唐灭亡大体相似。东汉末年，宦官和童昏之人扰乱政事，毒害百姓，豪杰占据郡县而起兵，天下于是分裂为三国。唐朝末年，宦官在内部蛀蚀，藩镇在外部崩溃，天下于是分裂成五代。然而三国时代的士人，他们的好恶和取舍还有可观之处。上天厌弃汉朝的德行，刘氏仍然拥有空名器，最终也还是以禅让取代而结束。五代的乱世中，那些臣子都凶狠顽劣、鄙陋无耻，残害君主和亲人，专门做枭雄之事。难道上天在东汉末年独独多降生君子，而在唐末只产生小人吗？实在是风俗逐渐熏染造成的。中原的动乱和灭亡，自古以来更替发生，也是天下的常事。大概没有永远不灭亡的国家。然而在国家灭亡的时候，有人推究变化归于上天，有人从人事预先知道祸患，有人守持节义而死，有人守卫社稷而死，有人因愤恨国家破亡而奋不顾身，甚至家族一同毁灭；也有知道形势先兆的人，辞去官职离开，不踏入祸患之中。我国长期教养天下，士大夫接受君主和父亲的恩赐，也已经很久了。一旦国家有难，从公卿佩剑着履的人，到天子手下的百官，究竟有多少人？从王畿直到郡县，居有职位的人究竟有多少？能够预先知道祸患并发言的是谁？为名节而死的是谁？为社稷而死的是谁？推究天变而知道国家将亡的又是谁？为国而死的又是谁？知道先兆而辞官离去的又是谁？当晋室南渡时，士人还聚集在新亭，为国家的衰败悲伤，面对山河流泪。周朝东迁时，还有人不顾织布之事，而忧虑宗周的覆亡。如今两宫流离，这不只是东迁的耻辱；陛下仓皇远行，也不只是南渡时的危急。还有谁会面对江山哭泣、忧虑宗周覆亡呢？自从晋朝风俗败坏，天下横遭溃乱，百姓任人宰割，差不多二百多年了。以晋朝为鉴察看今天，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从前田横是齐国的豪杰，耻于向北面向汉称臣，于是自杀。他的五百多名门客都为他而死，没有一个向汉投降。诸葛诞是魏室的一个叛臣，等到他失败后，他所豢养的三百名死士被处死，都说：“为诸葛公而死，没有遗憾。”如今的士大夫受到国家深厚的恩德，难道只比齐国士卒受到田横的恩德、死士接受诸葛诞的供养多一点吗？可是他们却忍受耻辱、含着污垢，眼看君主和父亲遭受侮辱，竟然甘心如此。唉！即使不为田横的门客感到惭愧，难道唯独不为诸葛诞的奴仆感到惭愧吗？所以臣说，如今最大的忧患，是风俗败坏。风俗一旦败坏，筋络也将断绝。愿陛下以《春秋》为戒，谨慎地坚持下去；以祖宗为鉴，努力实行；不要因为这是草野之人的话就把它搁置不理，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虽然如此，陛下访问臣等的几十条意见，都是当今最大的弊病，臣已经极力陈述了，而圣旨还说：“你们这些士大夫历经艰险来应诏求言，确实辛劳了。你们一定有最切要的话想向朕陈述，就全部说出来，不要隐瞒。”如果只是夸耀空洞的文章而对实际没有补益，只责怪过去而对今天没有帮助，就不是朕想听的。要把朕没有听到过而又切合时务的话说出来，朕将亲自阅览。臣又由此看出，陛下确实有意寻求逆耳之言，以挽救天下的弊病。然而臣观察陛下寻求逆耳之言，虽然似乎十分迫切，但在朝廷上的士人一定不敢毫无顾忌地把话说尽。为什么呢？臣听说，鹊巢倾覆，凤凰就不会到来；正直的人遭受祸害，忠臣就会闭口不言。前些日子从东南来的人，在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说陛下即位以来，在十天到一个月之间杀害直言之士总共有三人，有这件事吗？难道这是道路上的人妄加议论吗？假如事情确如他们所说，那么损伤威势、败坏德行，危害就不浅了。我谨按《春秋》记载，陈国杀死大夫泄冶，解说的人认为泄冶因直谏而被杀，这是国家的大恶。当时大概是宣公九年，而宣公十年就发生了征舒之祸，宣公十一年楚庄王进入陈国，不到一年陈国便发生大乱。唉！杀害直言之士，祸患竟达到这种地步。然而泄冶被杀，权力不在陈灵公，而在夏征舒。前些日子义士被杀，权力不在陛下，而在左右近臣。专擅杀人的祸患，是《春秋》所说的大恶；何况专擅杀害直言之士，罪恶又更加严重。这就是楚庄王进入陈国时能够借讨伐恶人的名义诛杀夏征舒的原因。北方国家乘此间隙，可能也会借讨伐恶人的名义，沿袭进入陈国的旧路而来。所以臣由此推测，在朝廷中的士人不敢把话全部说尽，不敢毫无顾忌地直言。然而臣仍然敢竭尽愚诚，是私下想到陛下诏令臣等不要夸耀空话，而要陈述实际事务；那么陛下知道前日滥杀无辜是错误并加以改正，就是陛下乐于听到自己的过错。臣如果不说，就是辜负陛下；说了而陛下不听，就是陛下辜负臣。臣还听说，太平兴国年间，有个平民用黑色袋子装着奏书进献，言辞狂妄，太宗看了没有治罪，便对宰相说：“近来下诏允许进言，所以即使言语狂悖，也不加罪。” 到了淳化年间，武程上疏，言辞狂妄而见识浅陋，李昉请求加以贬黜削职来惩罚他。太宗因此责问道：“什么时候可以因为进言而治罪人呢！”唉！太宗像这样乐于听取直言，而大臣还请求贬黜直言之士，幸而太宗没有听从。假如太宗不喜欢直言，李昉的请求又获准了，那么武程就成了砧板上的肉了。如今臣反复陈述千万言，罪过比黑袋奏书还大；臣的身份疏远卑贱，又比武程更甚。臣有狂妄浅陋的议论，即使陛下乐于听取正直的意见，也还担心遭到忌恨。假使君主一旦厌恶直言，大臣中又有像李昉这样的人从旁挑拨陷害，那么臣的言论也就危险了。幸望陛下以祖宗为鉴，扩大太宗接纳谏言的气度；大臣体察陛下的心意，不要存有像李昉那样厌恶直言的心，那么那些畏惧躲避而不敢进言的人，反而是臣私下感到惭愧的。臣所以说：愿陛下以《春秋》为戒，谨慎地坚持；以祖宗为鉴，努力实行；不要因为这是草野之人的话就把它搁置不理，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谨此答复。《澹庵文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澹庵文集》卷二。宋代胡铨撰写，奏疏。上给高宗的密奏。绍兴八年十一月某日，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臣胡铨谨慎斋戒沐浴，写下奏书，冒死百拜进献给皇帝陛下。臣谨按，王伦本来只是一个轻薄邪僻的小人，是市井中的无赖；因为宰相没有见识，竟推举他出使敌国。他专门从事欺诈荒诞之事，欺骗蒙蔽圣听，突然得到显要官职，天下人都咬牙切齿、唾骂不已。如今无缘无故招来敌国使者，以向江南颁布诏谕为名，这是想让我们成为臣妾，也是想让我们成为刘豫那样的人。刘豫向北方的狄人称臣，面向南方称王，自以为子孙可以世代做帝王，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基业；可是敌人一旦改变主意，就把他揪住捆绑起来，父子都成了囚犯。商朝灭亡的鉴戒并不遥远，而王伦又想让陛下仿效他。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处的君位是祖宗的君位，怎么能把祖宗的天下变成仇敌的天下，把祖宗的君位变成仇敌藩臣的君位？陛下一旦屈膝，祖宗宗庙社稷的神灵全都被玷污在草野之中，祖宗数百年来养育的赤子全都要成为异族衣襟之下的人，朝廷的宰执全都要成为陪臣，天下士大夫都应当撕裂冠帽、毁掉衣带，改穿异族服装。将来敌人贪得无厌的要求，怎么知道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再以无礼之事加于我们呢？即使三尺高的孩子最没有知识，指着仇人让他下拜，也会愤怒不平。如今敌国就是仇敌，堂堂天朝却带领众人向仇敌下拜，这是连儿童都感到羞耻的事，陛下却忍心这样做吗？王伦的主张竟说：“我只要屈膝一次，梓宫就可以送回，太后就可以恢复尊位，渊圣就可以归来，中原就可以取得。”唉！自从发生变故以来，主张和议的人谁没有用这些话来诱骗陛下呢？但最终没有一件得到验证，敌人的真情和伪诈已经可以知道了。陛下还不觉悟，耗尽百姓的膏血也不顾惜，忘记国家的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把天下都交给敌人做臣属，竟然甘心如此。即使假定他们确实可以和谈，王伦所说的事情全部能够实现，天下后世又会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呢？何况北方人变化诈伪层出不穷，而王伦又用奸邪来帮助他们，梓宫决不可能送回，太后决不可能恢复尊位，渊圣决不可能归来，中原决不可能取得。这一膝一旦屈下，就再也不能伸直，国家形势衰落，也再不能振兴，真令人痛哭流涕、长声叹息。从前陛下辗转航行海道，危急得像堆叠的鸟卵，当时尚且不肯向北方敌人北面称臣，何况现在国势稍有振作，将领们都锐气十足，士卒都想着奋勇作战；只说不久前北方狄人横行、伪刘豫入侵，我们本来已经在襄阳击败他们，在淮上击败他们，在涡口击败他们，在淮阴击败他们，比起当日渡海逃难的危急，已经强得不知多少万倍了。假如迫不得已而终于用兵，难道我们就会立刻处在敌人之下吗？如今无缘无故反而使万乘之尊屈膝，向穹庐行拜礼，三军将士还没有作战，士气就已经消散了。这就是鲁仲连在道义上不肯让秦国称帝的原因，并不是吝惜让秦国称帝的虚名，而是痛惜天下大势已经到了不可这样做的地步。如今内有百官，外有军民，众口一词，都想吃王伦的肉，诽谤议论汹涌不止，陛下却听不到；我只担心一旦发生变化，祸患将不可测。臣私下认为，不杀王伦，国家的存亡就很难预料了。不过，王伦还不值得说。秦桧作为心腹大臣，竟然也这样做；陛下有尧舜般的资质，秦桧不能把陛下引导成唐虞时代的君主，却想把陛下引导成石晋那样的君主。近来礼部侍郎曾开等人引用古代义理来驳斥他，秦桧却厉声说：“侍郎知道旧例，我难道独独不知道吗？”秦桧坚持错误、刚愎自用，已经由此清楚可见。可是他又提出建议，让台谏官和侍从共同议论是否可行；这明明是害怕天下人的议论，事后又让台谏官和侍从共同分担毁谤。有识之士都认为朝廷没有人，真可惜啊！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了。”管仲不过是霸主的辅佐罢了，尚且能够把左衽之地变成衣冠之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驱使衣冠礼俗归入穿左衽衣服的地方；那么秦桧不只是陛下的罪人，实在也是管仲的罪人了。孙近附和秦桧的主张，于是得到参知政事的职位。天下人盼望治理国家，像饥渴一样迫切，而孙近在中书省陪坐吃饭，对任何事情都含糊不能作决定。秦桧说：“敌人可以讲和。”孙近也说：“可以和。”秦桧说：“天子应当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臣曾经到政事堂，三次提出问题，孙近都不回答，只说：“已经让台谏官和侍从议论了。”唉！参与辅佐大政，却只是这样徒然占据职位，假如敌人的骑兵长驱直入，难道还能抵御外侮吗？臣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可以杀。臣充任枢密院属官，按道义不能和秦桧等人共同戴天，区区心愿，是希望把这三人的头砍下来挂在藁街，然后拘留敌国使者，责备他们无礼，再从容兴兵问罪；这样三军将士不用作战，士气自然就会增加一倍。不然，臣只有奔赴东海而死罢了，难道能够留在小朝廷里苟且求活吗？上给孝宗的密奏。隆兴二年八月某日，右奉议郎、试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国子祭酒、侍读、兵部侍郎、充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巡边制置使、措置控扼海道防检人船、节制兵马大使臣胡铨奉诏陈言：政事的缺失和急务，从靖康年间开始，直到今天已经四十一年，三次遭遇大变，都是因为和议。由此敌人不可与之和谈，已经明明白白。身居高位而见识浅陋的人，众口一词，固执得不可改变。他们不是不知道和议的危害，却争相主张和谈，是因为有三种心态：一是偷懒怯懦，二是苟且求安，三是依附权势。偷懒怯懦的人不知道怎样立国，苟且求安的人不知道提防鸩毒，依附权势的人希望得到美官。小人的情状，全都在这里了。今天的和议，如果成功，有十件值得吊唁的事；如果不成功，也有十件值得庆贺的事。请允许臣为陛下极力陈述。什么叫值得吊唁的十件事？真宗皇帝时，宰相李沆对王旦说：“我死之后，您一定会做宰相，不要同敌人讲和。我听说，外有敌国外患就会使人奋发；没有敌国外患，国家常常灭亡。如果同敌人和好，从此中原一定会多事。”王旦很不以为然，后来终于和敌人议和，天下因此困乏消耗，王旦才后悔没有采纳文靖的话，这是值得吊唁的第一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中原那些歌咏叹息、思念归来的百姓，日夜伸长脖子盼望陛下拯救他们于溺水和火灾之中，不亚于赤子盼望慈爱的父母。一旦同他们和好，中原人就会绝望，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是值得吊唁的第二件事。海州、泗州是今天的藩篱和咽喉；敌人取得海、泗，就会砍断我们的藩篱来窥伺内地，扼住我们的咽喉来控制我们的命脉，那么两淮决不可保。两淮不可保，大江就决不可守；大江不可守，江浙就决不可安，这是值得吊唁的第三件事。绍兴戊午年和议达成后，秦桧建议派路允迪等二三位大臣分别前往南京等州交割归还的土地；敌人突然背盟，劫持路允迪等人，于是下达亲征诏书。敌人又请求和谈，反复变诈到了这种地步，秦桧仍然没有觉悟，仍像起初一样奉承他们，侍奉得更加谨慎，送的贿赂更加丰厚，最终发生了完颜亮的变乱，惊动京城。太上皇曾谋划入海，行朝居民逃散一空；前车之覆并不遥远，却忽然不加戒备，臣恐怕后车又要翻覆，这是值得吊唁的第四件事。绍兴年间的和议，起初明明议定决不交还归正人，口头上的血迹还没有干，便把前议全部改变，凡是归正人一概遣送回去，如程师回、赵良嗣等人，聚集全族数百人，几乎成为萧墙之内的忧患。如今如果一定要把全部归正人都索要回去交给敌人，就会使心怀二意的人发生变乱；如果不交还，敌人又决不肯罢休。但这样一来，反侧之心就会成为肘腋之患；敌人决不肯罢休，就一定会另外挑起事端，最终出现完颜亮那样的阴谋，不知道将怎样应付，这是值得吊唁的第五件事。自从秦桧主持国政二十年间，竭尽百姓的膏血来供养仇敌，到今天府库已经没有十天半月的储备，千村万落，百姓生计萧条，又加上蝗灾水灾；从此如果再和敌人讲和，侵蚀国家、祸害百姓，大概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这是值得吊唁的第六件事。今天的忧患是，军费已经很大，养兵之外又增加岁币；即使按十年计算，费用也大约有数千亿。除岁币之外，还有私下会见的费用；私下会见之外，又有庆贺正旦和生日的使者；庆贺正旦和生日之外，又有普通使者。一个使者还没有离开，另一个使者又来了，百姓疲于奔命，国库因接送迎来送往而枯竭，使中原贫瘠而使敌人肥厚，陛下为什么还要顾忌而这样做呢？听说敌人送来傲慢的文书，想要写上御名，想去掉国号中的“大”字，想使用再拜。议论的人认为这只是繁琐的文书礼节和小节，不必计较；臣私下认为，这些议论的人应该杀。四境多有堡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楚庄王问鼎，是义士深感羞耻的事；“献纳”两个字，富弼曾以死力争。如今北方寇敌横行，和四境多有堡垒相比哪个更可耻？国号中“大”字的有无和九鼎的轻重相比哪个更重要？“献纳”两个字和“再拜”相比哪个更重要？臣子却想让君主和父亲屈服自己来顺从敌人，那么就是认为四境多垒不值得羞辱，问鼎不必感到羞耻，“献纳”不必争执，这是值得吊唁的第八件事。臣恐怕再拜不停，必然会发展到称臣；称臣不停，必然会发展到请求投降；请求投降不停，必然会发展到献出土地；献出土地不停，必然会发展到衔璧投降；衔璧不停，必然会发展到抬着棺材；抬着棺材不停，必然会发展到像晋帝那样穿青衣给敌人行酒，然后他们才满意，这是值得吊唁的第九件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想做一个普通百姓还能够得到吗？这是值得吊唁的第十件事。我私下观察今天的形势，和议决不可能成功。假如陛下独断乾纲，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人，断绝请求和谈的议论，以此鼓舞战士；下达哀痛诏书，以此收拢民心，天下大概还可以有所作为。这样一来，也有十件值得庆贺的事：省下数千亿的岁币，是第一件；专心整治武备，使粮食充足、兵力充足，是第二件；没有在文书上署名的耻辱，是第三件；没有删去国号中“大”字的耻辱，是第四件；没有再拜屈服，是第五件；没有称臣的愤怒，是第六件；没有请求投降的祸患，是第七件；没有献出土地的悲哀，是第八件；没有衔璧、抬棺材投降的酷辱，是第九件；没有穿青衣给敌人行酒的冤屈，是第十件。舍弃十件可吊唁的事而取得十件可庆贺的事，利害分明，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陛下却还没有觉悟。《春秋左氏传》说，没有勇气的人就是妇人，今天满朝的士人都是妇人了。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对，请赐臣流放、窜逐、诛杀，以此作为臣子越位犯分的警戒。上给孝宗论述撰写祝贺金国文书的奏章。隆兴二年七月某日，臣胡铨奉诏撰写《大金国贺冬至启》，其中使用“再拜”、使用“献纳”、书写御名，这三件都是重大事情。二十多年过去了，臣下竟没有人能够纠正其中的错误。如今臣年过六十，官职超过三品，收拢岭峤海岛间遗留的尸骨，来担任陛下侍从中的尊贵职务，如果又因循旧例而照样写错，救正这件事也来不及了，恐怕天下后世会说陛下是怎样的君主，会说臣是怎样的人。三王时代的君臣都贤明，到今天史官还把他们称为美谈。昨天宰相汤思退在中书堂召集讨论，臣始终坐在那里，以三件事来陈说，而汤思退茫然不答。臣私下认为，汤思退又是一个秦桧。汤思退不罢免，国体就会衰弱。臣的手可以砍断，臣的笔却不能动摇；臣的头可以砍掉，臣的笔却不能夺去；臣的字不能照他们的要求书写。这样或许可以让远方夷人知道中原还有人，也是强国的一种办法。臣谨备具奏章上报，请求对外把臣的奏章公布在朝堂，使奸邪之夫、谄佞之子不敢肆意作恶；对内把臣的奏章公布在史馆，使天下后世有所知晓。然后把臣流放到海岛，作为臣子敢于进言的警戒。冒犯天威，臣不胜战栗。

译上给孝宗论述兵法的奏书。起居郎胡铨进献前代故事说：“隋文帝接受周朝禅让后，命令贺若弼平定江南，擒获陈叔宝。在此以前，贺若弼请求沿江防守的士兵换防时一定集中在历阳，陈人以为大军到来；后来知道只是防守士兵换防，士众又散开，此后便不再防备。等到这时，贺若弼率领大军渡过长江，陈人没有察觉，于是平定了陈国。臣听说兵法说：‘用兵出于诡诈的途径’，又说‘用兵凭奇计取胜’。什么叫诡？变诈百出、用计谋取得敌人，叫作诡；贺若弼请求沿江防守士兵换防时一定集中在历阳，就是这样。什么叫奇？出乎敌人意料，使人无法测度，叫作奇；贺若弼率大军渡江而陈人没有察觉，就是这样。中原走正道，夷狄走诡道；中原凭正道取胜，夷狄凭奇计取胜。走正道的常常不能得志，走诡道的常常得志；凭正道取胜的常常少，凭奇计取胜的常常多。这就是自古至今中原被夷狄凌辱的原因。建炎戊申年，敌人请求和谈，声称要率领百万大军在河北用兵，起初没有窥伺维扬的意图。宰相黄潜善、汪伯彦真的以为敌人不会袭击我们；不久敌人率精兵一万人直捣扬州，而汪、黄安坐中书省，仍不知道敌军已经到来。一旦六飞的车驾仓皇奔逃，几乎没有逃脱虎口。自靖康以来到今天，共四十年，敌人没有一次不是使用诡道，没有一次不是凭奇计取胜，而我们始终没有觉悟。前车翻覆，后车应当引以为戒；前事的失败，就是后事的老师。臣私下听到道路上的传言，敌人以和谈来款待、麻痹我们，暗中调动军队窥伺；有人说他们大量制造战船，从海道进攻；有人说他们实际运送粮食到边塞下，再从间道而来。这些话未必可信，但贺若弼让沿江防守的士兵换防时一定集中在历阳，已经是前事的验证。他们国家的谋划，怎么知道不会出于此呢？而陛下前些日子果断下诏，说和议决不可能成功，有识之士都受到鼓舞，认为陛下圣明神武、深谋远虑，洞察夷狄的情势，像蓍草和龟甲一样能够预知吉凶。近来边臣派遣兵官孙造往返于边境之间，疲于奔命，最终也不能探得敌人的真正意图；他们延误日期、违背约定，也可以由此看出。臣愿陛下坚守前日和议不可成功的诏令，努力修治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像越国谋划灭吴那样，那么社稷幸甚，百姓幸甚。” 辞免宝文阁待制的奏状。右臣恭敬地依据三月二十二日尚书省札子：三省共同接受圣旨，任命臣为宝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臣听到命令，震惊不安，不知所措。臣受杖驾之恩，在人中本来不算什么人物，太上皇在万死一生之中保全了臣，陛下又在众多官员之上提拔了臣；臣得以依靠日月末端的余光，到今天已经十年了。臣不是木石，难道没有犬马恋主的感情吗？可是突然请求退职，实在是因为年岁逼近桑榆之年，难以勉强任事，所以屡次冒犯圣听。蒙受特别允许，臣得以保全此生，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陛下又以优美的官职宠幸臣，以丰厚的祠禄优待臣，既使臣退行时荣耀，又使臣老年时体面。这样待遇老臣，超过常人不知多少万倍，臣的荣幸已经足够了，还能再有什么希望呢？然而臣遭受灾祸忧患将近三十年，常人不能承受这种忧苦；圣上的慈爱格外深厚，亲自大力提拔臣，使臣全家能够温饱，这全都出于天地父母般的恩德。臣常常害怕福气太过而灾祸发生，尽情陈述诚恳请求，想要保全晚年的名节；如今又有这种冒受恩宠的事情，臣恐怕必定会很快跌倒。伏望皇帝陛下察知臣曲折隐秘的真心，怜悯臣孤立无援的处境，收回已经下达的任命，只让臣守本官退休，或许可以安守愚昧的本分。所有这些恩命，臣不敢接受。谨此录写奏报上闻，恭候敕旨。辞免兵部侍郎的奏状。臣接到尚书省的札子，得知六月二十六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任命臣为兵部侍郎，立即到任供职。臣听到命令后震惊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臣自念资质品行浅陋，天性见识愚钝，却冒居卿列，又主持成均，每每深感名不副实的惭愧，免不了受到“首濡”的讥诮。虽屡次蒙受圣训，得到“正直诚信”的褒奖，然而自己惭愧迂腐疏阔，未有丝毫补益。居常心怀恐惧，忧虑过失罪责不断积累。如今骤然承受越级升迁的任命，更加有超越本分的恐惧。陛下励精图治，侧身求贤，只有文治方面的明达，确实上与尧舜相齐；而武职的选任，也应当暗合孙武、吴起之道。像臣这样的人，是什么人，竟能滥受任用提拔？伏望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改授给当时的俊杰，如此或许有利于军队保持正固，也稍稍安置臣愚钝的本分。谨录此表奏闻，伏候敕旨。辞免宗正少卿、请求赐予罢黜的奏状 臣被放逐到岭海地区，差不多三十年了。太上皇把臣从鲸波中的百般艰险里救出，陛下又在万死一生之际把臣从虎口中提拔出来。一年之内官职升迁九次，七十岁时又六次担任要职。正当敌骑肆虐、成为我国百姓祸患的时候，九重宫阙有不能安睡的忧虑，万民怀着与敌人不共戴天的冤仇。台谏官痛哭陈词，忠贞鲠直之士抚胸饮恨。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臣还有什么脸面？所以才敢屡次冒昧进献狂直之言，触犯圣上威严。身体宁可濒临九死，内心实在有愧于三闾大夫屈原。臣正俯伏在刑具旁等待斧钺诛戮，哪里敢自以为能够逃脱雷霆之怒？如今还承受优厚俸禄，仍窃居美好官职。虽蒙圣明曲意赐予保全，但作为臣子，实在难以安心于自己愚钝的本分。希望天子的慈爱，特赐臣再次放逐岭海，以作为人臣不忠的戒鉴。谨录此表奏闻，伏候敕旨。表

译遗表 有生就必然有死，有什么值得动心的？只是没有机会报答恩德，实在死不瞑目。说起这些便气郁难平，思念宫阙而神驰不已。臣私下想，铨自幼孤苦，却很早就登上显贵仕途，不懂得避忌，终于自取倾覆。太上皇在万死一生之中赦免臣，陛下又把臣提拔到九卿六部的行列，臣曾有什么补报？只是徒然积累罪过罢了。臣长久违离朝廷，原已准备在田野间终老；屡次升任清闲的真祠官，又蒙受秘殿崇贵的职位。陛下收回臣的节制职任，使臣得以满足愚愿，又准许臣挂冠退职，以优待臣的老年。臣身处草野，平生虽自我发誓要报国，然而病已深入膏肓，只恨不能死得其所。如今勉强支撑着喘息，再尽最后的忠诚。伏愿皇帝陛下舍弃私意而听从众人，安定百姓，和协众人；发扬秦穆公襄助复仇的义举，借鉴周公《无逸》之书。任用忠直之士，不要亲近奸佞便辟之人；守护祖宗的法度，不要听信纷纷变更的言论。更加坚定最初的志向，努力建立丰功伟业，使胡越混同为一家，使国家基业壮盛于万世。臣已经不能再瞻望九重宫阙，马上就要归于九泉。司马相如草拟封禅之文以献谀，这实在是臣不敢做的；张巡即使死后成为厉鬼也要杀贼，臣至死也不会忘记报国。经筵上的御音问答 隆兴元年癸未五月三日晚，我在后殿内阁侍奉皇上。皇上忽然拿出给金人的答书草稿给我看，说：“里面有不妥当的地方，你应当仔细说出来。”我回答：“这是出自天子的亲笔，小臣哪里敢妄加议论。”皇上随即赐给我金凤笺，又把御用的玉管笔、龙脑墨、凤咮砚赐给我，还赐给我花藤席，命我坐在身旁起草、修改书信。皇上说：“朕这样礼待你，恩意已经非常深厚了。金人无礼，书信中务必要得体，应当既不谄媚，也不僭越。”不久我把改好的书稿进呈，皇上亲自读了几遍，又亲手改了几个字。皇上说：“你的才识学问，可以说超过朕了。”又说：“应当封缄呈给太上皇。”当时天将黑了，皇上叫内侍兰香点燃两支金花烛，又叫玉梅取扇。皇上对我说：“今晚很热，寝宫狭窄，不如中书省，你所住的地方凉快。”我回答：“中书省固然有凉快的地方，但臣年老多病的身体，必须选择暖和之处才能睡着。幸好臣住处有两棵槐树，整夜可以不扇扇子，只是恐怕台阶下的蟋蟀聒噪扰人，令人厌烦。”皇上叫内侍厨司满头准备花办酒。皇上坐在中间的御用七宝交椅上，背后设绣龙曲屏风，又命人把青玉团椅赐给我，让我在面向东的一侧就坐。皇上对宦官王隆说：“胡侍读年老，难道可以没有椅子坐吗？”于是王隆入内取来通朱螺钿屏风。皇上对我说：“这原是朕从前在普安邸时太上皇赐给我的东西。”皇上用玉荷杯，我用金鸭杯。第一杯酒，皇上亲自取酒，命潘妃唱《贺新郎》。皇上又命兰香拿着他所用的玉荷杯，亲自斟酒看着我说：“《贺新郎》这首词，是朕自己庆贺得到你这位贤臣；用玉荷杯斟酒，是表示朕饮食用器都与你相同。这杯酒应当喝满。”我便拜谢，皇上亲手扶住我说：“朕和你是老君臣、一家人，千万不要拘泥于虚礼。”《贺新郎》中有“相见了”和“重午”等句。皇上对我说：“再过不了几天就是重午了。”词中又有“荆江旧俗今如故”的话。皇上亲手拍着我的背说：“你流落海岛二十多年，能够没有像屈原那样葬身鱼腹，实在是祖宗和天地有意留下你来辅佐朕。”我忽然流泪回答：“小臣三次被迁谪到岭海，能够逃出虎口，哪里料到今天还能重见天日。”皇上也擦着眼泪说：“你获罪已经很久了，可以说是无辜的，天下人都知道，不必多说。” 于是我就坐下来，吃了两味菜和八宝羹。皇上对我说：“这味道极好，里面有蚌肉，还可以下饭。”我回答：“臣从前在新州时天天吃海味，在这里却只是间或吃到。”皇上说：“这是前些日子琼州知州张英臣进献的。”我进言说：“酒已经饮过，菜也吃遍了，恩情深厚，情意融洽；况且天气炎热，不敢长久侍奉圣颜。”皇上回答：“今晚的宴会，正是朕和你相聚的方便机会，希望不要多作推辞。”皇上又说：“天气太热，朕已经脱去绣纱袍子了，你也可以穿便服。”我于是换上青纱夹深衣侍奉。谈到书法，我说：“前辈说凡人写字，能够显出他的为人；现在看来确实如此。”皇上说：“朕在东宫时，只学习徽宗的字，后来又学习太上皇的字。”我回答：“这两种书法的格调都远远超越前代圣贤。”皇上问我：“你写的字，宛如你的为人。”我回答：“臣幼年学习唐代颜真卿的书法，如今自成一家，哪里值得挂在陛下口边谈论。”皇上说：“前些日子朕在德寿宫阁上侍奉太上皇，整理书画，因而得到你绍兴戊午年所上封事的真本。太上皇与朕玩味了很久，赞赏你的言辞意旨精确恳切，笔法老练成熟，英姿风骨和忠义气概凛然飞动。” 太上皇把它亲自收藏起来，说：‘可以作为后代的典范。’但后来被秦桧批改涂污，朕便请太上皇命工匠逐行裁去污损之处，重新装裱。我回答：“小臣一生所学习的书法多半就是这样，哪里料到这篇奏章至今还收藏在圣贤的箱笥之中；而且臣三次遭受贬逐，活着尚且不能保全自己，独赖太上皇和陛下如同两重天一般的力量，使臣晚年又能够入宫侍奉，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了。”不久皇上问我：“朕无事时，常想你被贬时心里是怎样想的？”我回答：“只是准备怀着一片至诚之心前去，自然会有许多好处。”第二杯酒时，我手执酒尊站在皇上面前说：“臣是岭海中残存的一生，能够误蒙陛下知遇；天子下诏使臣还乡，已经足够了；又赐臣收录任用，已经是宠幸了；如今竟又赐给臣百世难忘的恩德，实在是小臣万世的幸运。前一杯已经错误地劳烦天子亲手赐酒；但礼节有施有报，小臣本不应以草野之言上扰圣聪。刚才亲自听到陛下说君臣相聚一堂，所以斗胆不避万死，捧起玉杯：一是祝陛下万岁长寿，二是感谢陛下赐予百世之恩，三是表示小臣犬马般的报答。”于是我手执酒尊拜了两拜，斟酒。皇上再三命我免拜，也微微作了一揖。

译潘妃拿着玉荷杯唱《万年欢》，这首词是仁宗亲自创作的。皇上饮完酒，亲自拿着酒尊坐下对我说：“礼节有施有报，正是你刚才所说的。”我再三推辞躲避，皇上也再三劝勉。于是皇上亲自唱了一曲《喜迁莺》来斟酒，并对我说：“梅雨刚刚停歇，可惜没有下雨。”我恭敬作揖，饮完酒，各自就坐。皇上对我说：“朕昨天咳嗽得厉害，声音稍微有些嘶哑。朕平日在宫中不随便作歌，这只是侍奉太上皇宴饮时，被太上皇命令唱‘今夕与卿相会’，朕心里非常高兴，所以作此歌助兴，你幸好不要嫌弃。”我回答：“如今太上皇退居清闲，陛下统御天下，正应当勉励志向，恢复国土；不过这样的欢乐也应当有适当的时候。”皇上回答：“你刚才片刻之间也没有忘记君主，真是忠臣；即使汉代的董仲舒、汲黯，唐代的房玄龄、魏征，也不过如此。”又吃了两味鼎中菜：煮羊羔和胡椒醋子鱼。皇上对我说：“子鱼味道很美，朕每天调制一条，可以吃两天饭；因为这种鱼若用好材料调和，可以数日没有饥饿腐坏之忧。”我回答：“陛下贵为天子，却如此节俭，真是尧舜再生。”皇上说：“朕这样做并不是勉强，而是天性如此。”于是举起所穿的淡黄色铺茸绣凤汗衫给我看，说：“朕这件领汗衫已经穿了两年，现在计算起来还可以再穿几年。” 皇上又举起所穿的黑色罗鞋，对我说：“朕这双鞋原是皇后做给太上皇穿的，只是太上皇觉得稍短，朕穿着正合适，所以到现在已经穿了三个月。朕从前侍奉太上皇时，看见太上皇吃饭不过吃一二百钱的食物；朕在那时本来就已经有节俭的志向了。那时秦桧正专权，他家里人一顿吃一二百千钱的东西才够过一天。太上皇每次安排宫中宴会，只用一二十千；秦桧家一次反而要用数百千。太上皇和朕一件汗衫穿一两年，秦桧家的人一件汗衫只穿几天就丢掉，所以朕日夜咬牙叹息。”皇上又对我说：“太上皇近来赐给朕一领真红罗销金团龙汗衫，太上皇亲笔写了一张批语给朕说：‘这领汗衫是我穿过的，已经十八年了，只是颜色还好，现在赐给你，你应当记住。’朕把这领汗衫收藏得非常谨慎，不轻易穿它；只有前往德寿宫、朔望临朝和举行大祭祀时，才用它衬在衮衣里面。这是太上皇平生所喜爱穿的衣服，也是太上皇赐给朕的。”于是命贵妃取出这领汗衫给我看。我进言说：“陛下天性恭敬节俭，真是太上皇的贤子，也是小臣的贤君。” 第二杯酒时，皇上再三命令潘妃取来玉龙盏，又命兰香取来明州鰕鯆，特意命潘妃劝我饮酒。我再三推辞而不能推脱。皇上对妃子说：“胡侍读能饮酒，可以斟满，唱一曲《聚明良》。”皇上拍掌大笑说：“这首词很好，正合朕的心意。”皇上又对我说：“这个妃子很贤惠。朕虽以恩宠待她，却不像对待其他妇人那样；只看她唱歌劝酒这件事就可以知道。”皇上又命妃子斟酒，自己饮完后，对我说：“你可以斟一杯酒回敬妃子。”我说：“内外之事有别。小臣今夕蒙受这样的恩典，即使让我杀身报答陛下，也是理所当然；但若要让我斟酒回敬妃子，却不可以。臣恐怕明日朝臣会议论臣的不是。”皇上于是拱手回答：“朕知道你这片忠直之心，上通神明。这是朕说错了。”我于是又取酒，拜了两拜劝皇上饮。皇上欣然把酒喝满。又亲自取酒，亲手斟给我。皇上说：“饮酒之后不能不吃东西。”我回答：“臣从前在海外时口渴得厉害，只能嚼几片鹧鸪沉香小片，再用清茶咽下。不但齿颊间香辣，而且酒后的口渴顿时就醒解了。”于是用玉匣装了几片鹧鸪沉香小片。皇上对我说：“这种香是太上皇去年冬天亲自合制的。”皇上亲自嚼了一片，其余全部赐给我，共七饼。我便嚼了一片。皇上又叫兰香取茶进来，我也蒙赐一杯。又吃了两味菜：胡椒醋羊头、珍珠粉，以及炕羊、炮饭。皇上说：“炕羊很美味。”吃完后，皇上移步到明远亭。皇上面向东坐在坐板上，我站着侍奉。皇上再三命我坐下，我便面向西在坐板旁侧坐。又要茶，于是用龙涎香盏送来两盏。我拜谢赐茶，饮了一盏，其余便推辞说：“夜已经三更，恐怕圣上身体疲倦。”皇上说：“还可以。”这时皇上命王先进入池中，取藕和莲实，剥好后放在玳瑁盘中，浮水送上。皇上又要酒，再次斟满饮下，我也饮满一杯。皇上问我：“你从前在海南时，写的诗一定很多。”我回答：“臣从前住在岭海，每天大概作诗十几首。初任福州佥判时，因为以诗词唱和获罪，所以迁到新州；住在新州后，又因为这件事获谴，于是再迁到吉阳军。诗词能够给人带来祸患，竟然厉害到这种程度。”如今既然蒙受重新录用，我静静想起二十年前的事情，不禁为之落泪。皇上回答：“桑田变成大海，大海变成桑田。古往今来，宇宙之间，有多少变化更易。这件事不只是你落泪，朕也不知擦过多少次眼泪了。世事如此不同，实在无可奈何。”我又奏道：“臣从前被贬到新州时，兄长胡锋在家，生母曾氏在堂；臣只带着妻子刘氏住在任所。臣的长子胡泳出生于绍兴戊午年冬天的姑苏，次子胡澥出生于戊辰年夏天的新州，次子胡浃出生于甲戌年的吉阳军。甲戌年春正月八日，臣的生母曾氏在家中去世，而臣却不知道；直到五月四日才收到家里的消息。臣只有早晚捶胸顿足、痛哭流泪，恨自己不能立即死去，与母亲在黄泉相见。”我说到这里不觉流下眼泪。皇上也神情悲伤地拭泪说：“朕从前侍奉太上皇时，听到徽宗的讣告，太上皇因此几天不吃饭。生离死别，上下之人的心情是一样的。”我又奏道：“夜已经四更，玉体应该疲倦了。”皇上说：“还没有，王先还没有回来。”我奏道：“鸡已经叫了。”皇上说：“朕若是和宦官、女子纵情饮酒直到天亮，那当然不可以；朕和胡侍读相聚，即使通宵达旦，又有什么妨害呢？”

译皇上又和我一起凭栏杆而立，说：“月色洁白，清风徐来，河水明亮，云彩淡薄；这样的欢乐，只有朕和你共同享有。”不久听到天竺寺的钟声，池边柳树中的乌鸦也喧噪起来。皇上说：“果然天亮了。”我于是拜了两拜谢恩，皇上握着我的手说：“昨晚的欢乐，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回答：“小臣一定图谋报答陛下，而且以后还会有侍宴的日子。”于是侍奉皇上入内，到了候春门，我作揖告退，回到中书省；远远望见正门已经打开，百官全都聚集在那里等待上朝。梅溪王十朋问我：“从哪里来？”我便大笑，握住他的手说：“老夫昨夜整夜没有睡，今天是从天上回来；这段奇事，兄长难道能不知道吗？”于是立即盥洗，换上朝服入朝觐见。后跋 我半生流落岭海，晚年遇到圣明天子，在一年之内总共九次升迁官职；在一个月之内，总共三次拜受二千石官职的任命，十次拜受升迁品秩的诏命。至于隆兴癸未年夏天蒙受侍宴之恩，更是古今无比。我已经老了，风中之烛，令人忧惧，所以谨亲笔写在后面，作为后人的凭证。唉！天子的谆谆言语，后代子孙应当永远珍藏，不要使我的志向坠落。淳熙丁酉七夕，澹庵老人胡铨题跋此文，给儿子胡泳、胡澥、胡浃以及侄孙女婿周铎看。又说：“《经筵玉音问答》，是我在隆兴癸未年侍宴时记录下来的。” 又跋 原来有我当时亲自抄写的一小册草稿，被潇侄取走，日后千万不可落到别姓人手中。又有一卷正本，是吏员抄写的，反而比我亲笔抄写的少有缺失。天子的谆谆言语，后人可以凭此取信，所以又以吏员抄写的本子精心删改润色，亲手抄录收藏在家中，使后来的阅读者有所校订。过去司马文正公不喜欢后人珍藏祖宗的画像，却喜欢后人珍藏祖宗的字迹，认为字迹就是心中的图画，也是手法；看见他的字迹，就像看见他亲手所写。我身后的人如果能以文正公的心为自己的心，也就是贤良的人了。中元日，胡铨又题跋。当时祭祀祖先分食祭肉，因喜雨后天气清凉，祭祀结束后写下此文。《澹庵文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澹庵文集》卷三　宋·胡铨撰 诗 题《崖州洗兵亭》一带清澈的水波，六月里也清凉。洗兵哪里用得着挽引天河之水？哥舒翰自愧身经百战、箭上都贯满鲜血；杜子美应当歌咏苔藓覆卧的长枪。玉垒山的尘埃已经清净，闲来擂鼓；玳瑁筵席上的人情美好，细细传递酒杯。澹庵临水而立，徒然惆怅。洛水女神凌波而行的景象，我从未曾见过。次韵雷州朱彧秀才之作，当时将要渡海。什么人放眼看顾远行的马车？幸亏有新诗为我指引方向。层层螺髻般的山峰映着晚照，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倚着晴日的山岚。鲁仲连蹈海的事迹只是空话，鲁叟乘桴浮海也不过是徒然谈论。哪里比得上澹庵乘兴前往，面对千重银山般的波涛，酒意微醺。和林和靖先生咏梅诗韵 感伤时事而洒下的眼泪，什么时候才能流干？回头看自己的身影孤苦伶仃，独自站立实在艰难。只怕自己的踪迹孤单，无人相对；谁怜惜梅族冷落，禁不起寒冷？不应让它一世供人断肠生愁。只愿深夜三更秉烛看雨，走过花边就更好。还嫌杜子美借来银鞍，增添了这番清愁。在风亭中稍稍站立，梦刚刚醒残。一步步凌空而立，面对广寒宫。映入眼中的两株梅花明亮清莹，仿佛清水可捧。闲适情怀只是一味淡淡相看。清晨萦绕着祥瑞的雾气，黏附着初生的湿润；晴光映照着高云，露水还没有干。临风三嗅梅花，思绪无穷。蕊宫在遥远的夜色中，酒意刚刚生起。清瘦吟咏、幽静赏玩，也自有余韵妍丽。再向高人独乐园看去，洁白无瑕，不应经过露水洗濯；不染污垢，怎会相信会受尘埃昏暗？春风自然认得明妃的面容，夜雨能够洗清吏部尚书的魂魄。插在胆瓶中看起来更好，凛然如明净的水奉献给雷公酒尊。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是早梅开放的时候；它牵引清风，巧妙地钓起诗兴。还未分辨霜雪凌侵、禁受不住的瘦小花朵，渐渐看见春天进入，却无奈愁苦缠绕枝头。到了傍晚更加奇特，可怜没有伴侣；夜里更为明亮，不可私藏独赏。冷落时便须凭借酒意取暖，从今以后还没有消尽邹律吹奏的暖风。纷纷开放的红花紫花，不要彼此猜疑。自古以来诗人都酷爱梅花：黑色车盖下折花，令人怜惜老杜；黄梅时节的雨，又使人想起方回。一生能够耐受严寒，正是上天怜惜；世上众人都趋炎附势，只有我独自前来。桃李争夺春光，而人已经老大，赶紧吟诗沉醉，不要停下酒杯。

译和张庆符题写我所作《清江引图》的诗 痛饮从来另有一番心肠，酒意酣畅时落笔横扫沧浪。如今却害怕风波险恶，不要画清江，画一幅醉乡吧。什么人半醉之中眼前昏花，画出了江南烟雨中的村庄？满世的庾尘也遮挡不住，姑且用醉后的墨迹洗涤乾坤。次韵张伯麟庆符 回头看去，浑然如同一场梦；每每想起吴越，心意清朗通达。云间另有山岭，千层碧色；日落时西湖映着一抹红霞。上竺山留下的题字陈迹仍在，孤山游赏的故人却已经空无踪影。不要把诗句招来幽人的思绪，我们这一辈正是因为诗才坐困穷愁。答友人 穿着野服站在竹林之间，情怀淡泊。细细焚烧沉水香，打开《黄庭经》。秋风忽然吹起，世态人情变得冷淡。山色仿佛因惭愧而显得更青，正如君子对我的青眼。除夕次韵庆符 白发无端苦苦来寻我，十年辜负了花阴下的醉意。可怜孤鹤远远漂浮在海上，并不羡慕昏鸦长久伴随树林。醉卧天边的烟雨之夜，梦魂萦绕江南的风雪襟怀。遥举一杯祝愿慈母长寿，清风般的心志不改变往日。我戏作水墨画四幅，张庆符作诗，于是依用他的诗韵。姑熟先生正在设法消除饥饿，馋得流口水，吃着饼；画作确实知道诗意，必定在困穷中才能精工。能够忍受困穷的人，还有谁像您呢？崎岖奔波之中我已经羁留江湖，像我这样弯腰曲背的人，世上恐怕再没有了。绘画也要在困穷中才达到妙境，两种困穷相遇，真值得叹息！平生笑东坡夸赞四幅画，只爱丹青而没有求道的眼光，哪里比得上淡墨自然流出？将要下雪时，水天云气已是傍晚。先生一见便倾倒，回头看污浊尘世，连秋毫都显得微小；不必再羡慕钓鱼翁，自己已经超然游于汉代云表。乾道三年九月宴会结束后 晚年培植德行，听任和鸾之声零落。恩泽深厚，满园菊花如金；团金凤花也已凋残。秋天将过半，木樨香气传得很远。傍晚刚有寒意，准备把艾草制成的候朝佩绶，惭愧地拿芦芽换下钓竿。早早向君王请求归去，北上的道路正险，还要在马鞍上作战。万古云霄之中有一只凤凰鸾鸟，归来时蓬莱仙岛月光团团。平生忠义之心早已许给国家，要使奸雄想到便胆寒。玉露清声伴随銮驾仪仗，金鸡衔着赦书从长竿上降下。天颜催促赐饮黄花酒，笑着指着这位老翁说他还能骑马据鞍。哭赵公鼎 以身离开国家，所以求得一死；抗疏冒犯圣颜，如今却独自艰难。阁下特意写下三姓之名，在海南只见到两位老者；还剩一抔孤坟，寄托在琼岛。千古高名，如泰山般屹立；天地只因吝惜一位老人，中原什么时候才能收复三关？辞朝 不踏上金堤新筑的沙地，却来寻找寂寞的紫云人家。一整个春天，花间有弦管之声，鸟儿也在歌唱；半夜里笙歌响起，水底的青蛙也仿佛应和。荣枯得失顺应时势，仍像竹柏一样不改；出仕或退藏自有时机，哪里会像匏瓜那样悬挂无用？独自清醒时正渴望杯中之物，淡薄的茅柴酒也胜过茶。家训【有序】淳熙庚子四月某日，诏令加授资政殿学士，准许退休。这月十五日，我把这件事告诉祖先，并告知各位姻亲。晚年能到这样的地步，难道不是值得高兴吗？前些年在经筵侍奉时，曾听到皇上的话说：“祖宗创立门户的艰难，没有不是因为子孙不肖而败坏的。朕如今保守太祖的国家，也就像你的子孙后日保守你的家门一样。”我对此有所感触，斐然成章，纵情写成一篇古体律诗，用来训诫我的子孙，希望世世代代的子孙都努力。悲哀啊，做儒生的人，努力求学而不知疲倦；读书读得眼睛将要昏暗，拿笔写字写得手上生茧。没有衣服，孩子哭喊寒冷；断了粮食，妻子哭诉饥饿。文思苦苦搜求，形体长久枯瘦羸弱；俯仰之间多有艰难困顿，常常受到胯下之辱。十次应举才中一次进士，两鬓已经白如丝。大丈夫老了又困顿，富贵还有什么用？可怜正当少壮时，却恰好处在贫贱之中。深深的朱门宅院里，住着乳臭未干的孩子；相貌如同妇人，肌肤光滑油润。襁褓之中便承袭世代爵位，家门承受勋戚资荫。前庭排列着受宠的仆从，出入时互相追随；每月用千金置办俸食，万钱供他赏赐支用。后堂拥着美丽姬妾，早晚一同嬉笑玩乐；珠翠错落，艳丽光辉浸润着脂粉。连妆饰鹰犬、绘画屏障都要用蔷薇等华美之物。青春交付给杯中酒，白日消磨在棋盘上；守着俸禄偿还酒债，堆积黄金挑选蛾眉美人。早晨跟赌徒饮酒，傍晚赴娼楼约会；遇见人便夸说门第，所喜欢的只是珍奇玩物。任意以弦歌宴饮自娱，用丝绸锦绮装饰仪容；田园一天天被削减，门户一天天倾颓。除了声色游戏之外，既没有多余的产业，也没有一点知识。帝王是什么东西？孔子、孟子究竟是谁？呸，这些骄矜的子弟，对世间有什么益处？难道不想想他们的祖父，也曾是寒士，历尽悲辛苦难才被擢用做官，积累极少的钱财建立家业；原本期望你长久富贵，哪里料到家业竟会迅速衰败？儒生反而坚韧耐苦，贵游子弟却多半流离败落；兴亡都只在一瞬间，何必叹息悲伤？我家宗族二百年相承的，只有礼义和诗书。我很早便在京城做官，声名已经传遍四方；在枢密院封缄上书，披露琅玕般的肝胆；只知道尊奉天王，哪里肯向夷狄称臣？新州的席子还没有坐暖，珠崖便早已穷困羁留；动不动就作贾谊痛哭，徒然发出梁鸿式的叹息；手持符节打算学苏武，披发歌骚效法楚国忠魂。龙飞之年得见大人，忽然下诏把我从衡阳迁回。皇帝说：“你胡铨长久无事地滞留，能够活着回来，是上天在帮助你；正直诚信，是时人所推重的。更应当勉励最初的志向，作为朕所倚重的辅弼。”一个月便升迁十次，取官职像拔胡须一样容易；在螭陛下执掌记言，坐在龙帷中的讲幄；起草诏书时赐给莲花形火炬，升爵时手持金杯；巡视边境便开设府署，御笔亲自标记旗帜；精兵三十万，指顾之间便可劳师出动；敌人听到名声已经连夜逃遁，奏报功绩，安定边疆。归来时笳鼓争鸣，行虎拜礼登上龙墀；诏令加授端明殿学士，赐给江边宅第。我自喜可以安逸养老，主上却又勤于思念；专门礼遇我这样的白屋之士，实在令人悲惭，不是我所应得的。四个儿子又一同登上殿来，手捧笏板，腰间的带子下垂；父子前后拜见，兄弟之间和乐欢愉。这确实是积善所致，皇上的玉音再三褒奖询问。资政殿学士是尊贵隆盛的职位，我所得官职并非出于私情；我的地位等同于公卿宰相，而年纪也将近耆颐。立身要守忠孝之门，传家要守清白的家规；只愿后代贤能，努力勤勉地支撑家业。举杯吸饮明月，敞开衣襟迎来凉风；醉后写下的墨迹虽有些欹斜，这就是写给你们的训诫。孙辈传给后世。《澹庵文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澹庵文集》卷四　宋·胡铨撰　记

译《庐陵先师孔子庙记》吉州庐陵，古代称为大县。唐贞元年间，辖地三百多里，户数超过二万。到了熙宁、元丰年间，户籍号称【缺】万；直到今天，已经不止增加五倍。县治正当刺史治所，凡事难以专断，繁杂的言论也容易产生。又恰逢此时兴起的法令纷然交错，百姓疲惫不堪，日夜梳理也理不完；官吏被公文埋没，直到头发斑白也不能舒展志气，政务尚且不能办好，哪里还有闲暇顾及教育？县中原有先圣孔子庙，每年上丁日举行释菜礼，府中官吏按规定趋行执事，却只是正眼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圣像而已。设置官职，难道本来就是为了这样吗？如今县令王君久于政事，他治理政务的关键在于勤勉，刚强练达而周密。往日那些狡黠的官吏被束缚得不能施展手脚，不到一个月，烦言渐渐传来；他便笑着说：“他们人多嘴杂，我势单力薄；我只知道推行我的政令罢了。”于是更加痛下决心清扫整治，办理的都是公家的事务。对小民一一整治，直到鳏夫和饥民也得到救济；他还认为没有达到目标，便长叹着把学校完全更新。庙庭中凡是不能遮蔽风雨的宫室，都亲自雕饰修缮；孔子像和图绘高大突兀，光彩温暖地照耀其中。庐陵有了学校，就可以责备士人不来求学。贾谊说过：“移风易俗，使天下人改变心意而归向正道。”这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他的话确实值得玩味。所谓庸俗的官吏，不过是说：审理案件、修筑城防没有得到实情，刀具和匣笥没有按照次序归入骨库，摊派征敛没有按时完成，遮迣、干掫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这些就是他们急切关注的事情。劝导学习、培养士人，是二千石官员的职责。县令在这方面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便认为可以没有学校；没有学校也没有妨害，只要苟且敷衍就行。唉，这大概是不知道教育是政务的根源；培植根源，枝末才会得到治理。诉讼、刑罚、征敛，都是枝末。百姓的本性并不是本来就恶，他们中间强壮有力的人成为凶顽暴徒，强悍的人成为盗贼，难道全是百姓的罪过吗？上级长官不劝学，父母官不懂得劝学；等到百姓缺少廉耻，一旦陷入陷阱，便突然用刑法绳治他们，这可以说是极大的不仁了。如果确实能够尊崇老师、推重贤者，使百姓知道方向，那么他们有羞耻心，就可以使他们不打官司；他们知道自爱，就可以使他们自我约束而不越界；他们知道爱戴上级，就可以使钱财不用催促也能交纳办理；我们无所贪求而百姓兴起廉洁之心，就可以使他们即使受到奖赏也不偷窃。这样一来，前面所说的审狱、修城、刀箧、口率、箕敛、遮迣、干掫，即使暂且停止也可以；反过来，即使每天鞭打百姓来求得治理，也不可能成功。郡太守李公锐意培养士人，找到梅池万锷来担任老师；县令听到他击拍板、建鼓唱和，也跟着响应。于是市井田野之间，往往有樵夫谈论王道；将要听到弦歌之声，郑重准备祭祀礼器，厌弃军马、公文和刑杖，即使自己的居室还像荒凉之所，也能使百姓改变心意而归向正道，这就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万锷是我的同年进士。我赞赏他的用意不苟且，便嘱托我为此作记。于是写下贾生的话来告诫他。县令是成都人王昌，属于故岐公的世系；他的家族大概承继了申鲜虞的传统，因而受到牵连而居留。

译《周濂溪先生祠堂记》舂陵太守直阁向公写信给我说：绍兴初年，我曾经任职于此地。壬子年春天，我因受到诸司诬陷毁谤而获罪，罢职后寄居丰城僧舍。这年秋天，文定胡公从给事中任上免职归来，也住在这里，我得以早晚向他请教。有一天他对我说：濂溪先生是舂陵人，有没有他的遗事？我回答说没有听说。后来读《河南语录》，见到程氏学术源流出自濂溪，才知道先生的学问极其高明，于是传阅《通书》，体味其中自己尚不了解的地方。如今有幸再次代理太守，任事三天，拜谒先圣完毕，便对儒官和生徒说：先生是天下后世的表率和仰望所在，《诚说》明明在这里，后学却不知道尊崇仰慕，这是极大的典礼缺失，请求建立祠堂和讲堂。后来三元阁上的人都回答说好。夏四月辛卯日，绘画工程开始，全郡乡里受到教化，一致请求我为它作记。我认为近来兴法纷乱，刺史、郡守全都被公文埋没，甚至有难以完成教化、只能发出素王之叹的情形，哪里还有闲暇教化百姓？向公到任首先尊贤崇雅，又恳切地以诚实为言，这是盛大的德行，我岂敢固执地推辞。何况伯兄承蒙他的知遇，难道还有什么可推辞的？我私下听说韩愈说过：诚，是不欺骗的名称。程颐说：诚是道理的真实；不诚便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也就是说言语没有实际内容。这个学说始于《易》，完成于《礼》。考察《曲礼》，鬼神之事以诚为本；考察《檀弓》，慎重办理丧葬以诚为本；考察《特牲》婚礼，以诚为本；考察《月令》，工师以诚为本；考察《学记》，教学以诚为本；考察《乐记》，礼乐经义以诚为本；考察《祭统》，祭祀享礼以诚为本；考察《中庸》，侍奉父母以诚为本；考察《大学》，治理天下国家以诚为本。这九方面有一项不诚，最终就不能达到极致。即使尧舜的诚，荀卿还认为是虚伪，难道尧舜真的虚伪吗？所以说，达到极致的诚是很难的。《礼》所说的至诚有五种表现：能够充分实现本性，能够感化万物，能够像神一样预知，始终不息，能够知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这些全都是真实道理的极致；不欺骗别人，所以能充分实现本性；不欺骗万物，所以能感化万物；不欺骗神明，所以能如神明般预知；不欺骗自己，所以能永不停息；不欺骗天地，所以能知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通书》的写作，大概就是希望学习者达到这个境界罢了。其中说：“本性不过是刚、柔、善、恶、中，能够充分实现本性。”又说：“一发动便会变化，变化便能感化万物，这是能够感化。”又说：“寂静而不动，是诚；受到感应而通达，也是诚，能够如神。”又说：“君子勤勉不懈地实行诚，就是永不停息。” 又说：“乾坤相交感应，化育而生万物，这是知道天地化育万物。”知道这五点，就知道《礼》所说的诚了。《易》《礼》和《通书》，最终旨趣是相同的。有人说：《通书》叙述乾、损、益、动时说‘在诚中不息’；叙述家人、睽、复、无妄时说‘没有虚妄就是真诚’。这些卦都包含诚，而《汉书》却又认为《易》只有乾卦说诚。诚，是上天的道。那么《通书》说得不对吗？回答说：不是。你难道没有看见一六之说吗？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水，一和六合在一起，水才可以显现。诚就能明，明也就是诚；诚与明合在一起，道才可以显现。古人或许就是以诚来配一。只说诚而止于天，就如同只知道一而不知道六。考察《诚说》：乾元，是诚的根源；元亨，是诚的通达；利贞，是诚的复归。乾卦的四种德性都是诚，那么坤、屯、临、随、无妄、革等卦也有四德，难道不能称为诚吗？元亨是诚的通达，那么大有、蛊、升、鼎，难道不是诚的通达吗？利贞是诚的复归，那么需、同人、大畜、离、咸、遯、大壮、明夷、家人、蹇、解、渐、兑、涣、中孚、小过、既济，难道不是诚的复归吗？由此推论，就清楚了《易》并不只是乾卦讲诚。唯独乾卦说诚，只是端正根本的方法罢了。所以说：乾元，是诚的根源。它的意义多么精微啊！向公往年掌管风宪，在湖湘整顿官吏、爱护百姓，百姓至今还思念他。因为不向权势屈服，他被贬落三十年，而所涵养的刚正之气也更加宏大。如今又观察濂溪的卦象，致力于务实去伪，难道只是空谈而已吗？他必定要通过先生的书来阐明《易》，符合《曲礼》所说的诚，以严格整肃威仪，符合《檀弓》所说的诚，使百姓送葬时没有遗憾；符合《特牲》所说的诚，使百姓婚姻合乎礼；符合《月令》所说的诚，使百姓制作器物而不粗劣；符合《学记》所说的诚，使民风转移、习俗改变；符合《乐记》所说的诚，使百姓奉行礼经而没有虚伪；符合《祭统》所说的诚，使百姓祭祀时想到敬意；符合《中庸》所说的诚，使百姓奉养父母时想到孝；符合《大学》所说的诚，使我们的政术没有偏颇欺罔，没有一件事不使用诚。由此不断充实发展，我知道向公日后登上坛场辅佐皇帝，使皇帝的德业超过尧舜，那么充分实现本性、能够感化、预知如神、永不停息而长久、知道天地化育万物等境界，都应当与《通书》的旨趣相合；面对濂溪先生，他也就没有什么惭愧了。濂溪先生名敦颐，姓周。绍兴二十九年五月某日记。

译《二友堂记》皇上正虚席以待贤才，从垂钓筑台之间起用福唐的左史李弥逊，准备重用他。边地告急，发生饥荒，而庐陵尤其严重，于是诏令李公出任郡守，以抚恤救治疲困的百姓。李公到任后，像梳理污垢、搔除瘙痒一样整顿政务，使郡中百姓获得苏息。后来他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寻求能够慰藉疲惫烦闷之心的事物，于是察看庐陵城的偏僻处所，发现古松茂盛地相对而立，便在松树下疏引竹子，建了一座轩，题名为「二友」，并自称松竹的主人，命郡人胡铨为此作记。我说：「公在山林中住了十三年，走遍了穷尽的山崖和奇异的深谷，以猿猴为家畜，以鱼龙为宫室。对于林木已经看得太多、听得太多而厌倦的人，难道会少见这两种东西吗？这里大概另有道理。孔子说：『花言巧语、伪善面色，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能够牧养小民、惠及鳏寡的人，一定是刚毅不屈的士人。刚强，就不会被欲望夺去本心，所以说：『枨也是有欲望的，怎么能说刚强呢？』《尚书》又说『刚强而不虐待人』；只有不虐待人，才是没有欲望，只有没有欲望，才可以说是刚强。只有刚强，所以才能实行仁德。公独独取法于松竹，难道不是因为它们的德性全在于刚强吗？」公在公牍稍有闲暇时，每天都在轩中吟咏，看到竹子修长交错，清风吹拂人体，清凉的阴影洗涤心虑，便想到怎样才能大大庇护百姓，使他们得到洗涤和清除困苦；看到松树孤高挺拔、凌越霜雪，显出不可侵犯的神色，便想到怎样才能把百姓的利弊上陈朝廷，同当权的要人争辩可否而不屈服；看到它们幽深的姿态和坚劲的质地，像鸾鸟与鸿鹄相对挺立而不受燕雀侵扰，便想到怎样才能打击奸邪、尊崇贤能，使君子有所依靠、小人有所畏惧。最终风雨调和、寒暑应时，万物各得其所，威令迅速推行，恩泽广泛流布，仁德遍及曲桑之地，义气高过偃柏。不满一年，百姓和睦、年成丰收，这难道是花言巧语、伪善作态而四肢仿佛没有骨头的人所能做到的吗？至于心志高远、身处偏僻之地，环境与意趣相合，万事都不能进入胸中，听松风如钟声，汲取寒塘中的竹露，超然于万物之外，便有濠水、濮水之间的情趣。回头看那官帽官服，所谓九万里高飞，风已经在它下面了。因此，松竹可以作为朋友，却不可以使它屈服。不过，公将要成为天朝的仪表，本来就不能屈身使自己卑下；如果能卓然独立，面对重大节义而不可改变，把天下安置在泰山般的安稳之中，那么岂止是不愧为二友，实际上也将成为山林中蛰伏之龙的朋友。《获麟记》讲说《公羊传》的人认为，箫韶奏起，凤凰便来到；《春秋》完成，麒麟便被招致。王沿也说：「王道完成，才会招来上天的祥瑞。」这意思是说，凤凰来朝、起舞，自然而然地到来。西狩时捕获麒麟，是因狩猎而捕获它。麒麟如果真是作为祥瑞而来，就应当像凤凰一样在朝廷庭院中仪态翩翩，不应当被捕获而来。所谓获，就是得到。《春秋》不说「麒麟来了」，却说「捕获了麒麟」，是要显示穷搜远讨、搜原涤薮、任意残害天物的情形：即使是麒麟这样的祥兽，也不能免于被捕获；由此便可知道当时的时代了。凤凰来朝，难道也是这样被捕获的吗？难道《春秋》时代也同舜的时代一样吗？假使像舜的时代，即使不演奏箫韶，凤凰也会自己到来；像《春秋》这样的时代，即使每天演奏《韶濩》，凤凰也会远离。麒麟是自己出现的吗？自从凤凰来朝以后，舜的政治日益兴盛；自从捕获麒麟以后，孔子便去世，周王室也随即灭亡。那么麒麟不属于《春秋》时代的祥瑞，应当已经明明白白了。《永兴观记》我年轻时就听说大臯渡有一座名叫永兴观的道观，清幽洒脱，很有道山的情趣。每当到城门附近，经过它的门前，我一定要进去游览。住持王道贵君与我谈话，往往像是深知道术的人；从此我们常相往来，成为方外之友。绍兴壬戌年，我被贬到岭表，流徙海上，经过十三年，才被调回内地合江；又过了五年，才获准自由行动，回乡归田游览宜春。经过安成，到达螺川，渡过大臯渡，首先来到永兴观，拜见王君，举酒叙旧。王君灿然一笑，对我说：「自从上次分别，不知经历了多少寒暑；世事如浮云般变幻消灭，数也数不清，而我们两人白发相对却依然如故，难道是偶然的吗？请把这件事写下来，并一并记载此观兴建和毁坏的始末，以便寄托于不朽。」我被他的话感动，长叹三声，于是为他作了这篇记。现在说这座观的起源：先由胡紫槩君开辟山场，继而由刘居明君主持，把瓦砾废墟变成坛场宫宇；一百多年间，钟鼓之声响亮。己酉年冬，金人长驱直入江左，城邑房屋空无一人，此观也被焚成灰烬。有个陈中陵君，披开丛生的荆棘，削平荒草，使土木建筑焕然一新，各项废弃的设施都得到兴办；不到十年，陈君便羽化而去。于是王君奋然大兴胜事，又有乡里热心公益的刘迁、吴鉴、吴昌、刘通出力相助，终于建成玉清之居，突兀新奇地呈现在世间。同郡的曾仁剰又出力召集工匠，捏塑神像；随后又建了三座门，门旁站立着虎贲武士，十分雄伟，远近的人聚集观看，都赞叹不已。至于殿宇的盛大，形势高隆峻拔而崔巍险峻，高耸巍峨而险峭重叠，长长的楣梁曲折绵延，椽子交结繁密，多么雄伟啊！楼观的盛大，高高隆起、宏阔铺展，飞檐重重，远望深邃曲折的通道和庭院，幽远得看不到尽头，多么奇诡啊！廊庑的盛大，道路楼阁如云气蔓延，隐约高峻而郁然深广，超过狭窄简陋的百版之制，可以与八都的特殊规模相匹敌，多么壮观啊！雕刻装饰的盛大，栏槛上显露着文采，栏楯和椽头饰以彩绘，光彩赫然、灿烂辉煌，倒垂的荷花彼此交错，多么华丽啊！至于三层台阶、重重门户，雕刻的门齿和斫削的台基，高低的台地嶙峋不平，栈道险峻陡峭，即使古代的馺娑骀荡、焘奡桔桀、枍栺承光、暌罛庨豁等建筑，也不足以比拟它的繁丽。树林中排列着梓树，郁然高耸，仿佛紫宫；在幽深馆舍中摹拟日月运行，楼阁高耸，直插霓虹而挺立；即使疏通龙首以对抗宫殿、建造直达天际的高阙，也不足以比拟它的奇异。朱红的斗拱仿佛浮在云中，雕饰的鸾鸟像在雾中飞翔；面对它，仿佛高峻的山岳突起而险绝，又仿佛春风舒展彩虹直垂天际；即使在鼎门外标举高峻的楼阙、超越太清之上而上升，也不足以比拟它的高峻。云中的鸟雀踢踏屋脊而昂首，彩羽在西清殿上铺展雕镂；即使是束厢中盘曲的龙、环绕宫阙仿佛要飞翔的凤凰，也不足以超过它的飘逸。蚩尤在庐舍前呵斥，虎贲军列阵森严，神灵在前面显露，荣耀的耕父倒伏在楯轩之上。即使是巨灵神鼓起肌肉、高举手掌、伸开双足，像西京那样诡奇；河神惊视跳跃，手掌托着华山、脚踏衰山，像河东那样荒诞，也不足以施展它的怪异。这就是此观的大致情形。不过，我听说道家一流，安泊于无为，淡泊自守，以清静虚无为根本。如今却反而建成这样纷华盛丽的观宇，岂不是违背广成子的道术吗？王君说：「是的，这确实是董梧所说的锄头，我怎敢听见了却不把它当作药石来接受呢！」绍兴壬戌年七月初一记。序

译《遯斋集》序 我的乡人周召，带着他上书论说朝廷得失的奏疏来到行在，因此在一时之间以刚强正直著称。有一天他对我说，准备买书回去建一座书斋，以遯退自处，并且用「遯」来命名书斋。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易经》有「遯」卦，在卦象上属于大过；《春秋》不记载它，因为遯退并不是圣贤愿意采取的办法，大概就像《诗经》的《考槃》：贤者不得志，退居穷困之处而作此诗。你以一个普通草野之士的身份，只因一句话说得好，朝廷便加以选择；如果等到礼部考试，便和卫国那些当时不得志的贤者不同了，却想要遯退，这是错误的。不过，这本来是自己的事情。众人正在热衷于钻营求进，只有你独自脱下鞋子、离开尘世车马，装作沐猴而不肯入仕，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请让我根据《考槃》的意义，来说明你遯退的决意。《考槃》写贤者居住在山涧曲岸，能够自得其乐。诗章说「永远发誓不忘」「永远发誓不过去」「永远发誓不告诉」。郑玄说，「不忘」是不忘君主；「不过」是不进入君主的朝廷；「不告」是不把善道告诉君主。欧阳修说，「不忘」是不忘隐居的快乐；「不过」是独自享乐而不到别处去；「不告」是不把这种快乐告诉别人。伊川先生说，「不忘」是不忘君主；「不过」是伤感于不能经过君主的朝廷；「不告」是不能把善道告诉君主。按照郑玄的说法，流弊便会成为一边行走一边吟咏、在道路上取笑世事、内心郁结而独自恼怒的人；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流弊便会成为如枯木寒炭一般，既不出仕也不回头的人；按照伊川先生的说法，流弊便会成为借隐居来沽名钓誉，身在山林而心向宫阙的人。这三种快乐，你将归依哪一种？你要阐明它，悠然自得，不涉及赶不上别人，不流露怨恨，也不涉及诽谤；如果这样便合乎《易经》所说的嘉美亨通之道，那就好了。反过来，君子也许不会取法。跋 题跋：郑亨仲枢密送邢晦的诗 绍兴丁巳年，郑公和我同任编修官。绍兴戊午年夏，在枢密院又一同主持省试，事情办完后代理都司，郑公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升任中执法。冬天，金人以伪诏授予我，想迫使我屈服，向无隄的车舆下拜接受；我听从了他们。郑公和我竭力争辩，认为不可，言辞颇为激切。皇上震怒，下诏剥夺我的爵位，流放昭州。郑公奋然说：「我曾经和他同僚，决不能让邦衡独自被斥退。」半夜，他和谏议大夫李谊、宜言，吏部尚书晏敦复、景初，户部侍郎李弥逊、似之，向子諲、伯恭，礼部侍郎曾开、大猷、张九成、子韶一起到便殿进见，请求援救。皇上的威怒稍稍平息。右相秦桧、参知政事孙近被郑公的义气所激，也立即入朝进见，请求依从郑公等台谏侍从的意见。皇上赐可，我得以释放，改为贬任广州监盐仓。郑公又以大义折服秦桧，于是朝廷有了酌量给予我录用机会的请求，任命我为福唐幕府签书。辛酉年到任。壬戌年秋，福建帅臣程迈中因为流言蜚语，我又被投置岭表。己巳年春，新州张棣承受广州帅臣王鈇的意旨，弹劾我，要求把我迁往海外。不久，郑公从泗州宣抚任上被遣离，迁往桂阳，又迁往封州，也同样是因为王鈇的诬陷。乙亥年夏，郑公病重不起，我当时住在海岛，惭愧不能效法栾布和敞脂为他收葬，以报答公的恩德，遗恨千古。丙子年夏，我承蒙恩典迁往衡州。戊寅年冬，郑公的女婿、郴州司户邢晦德昭罢官，经过雁峰，拿出郑公的遗墨给我看。我读着它，潸然流泪。适逢我有悼念亡妻的悲痛，不能继续唱和原韵，便把过去所作的《楚词》写在后面：上是替天下悲痛，下是哭悼自己的私情。山峰高耸啊，江水深沉；怀念您高尚的风范啊，眼泪渐渐沾湿我的衣襟。再也没有您这样的人了啊，青规黄阁；反而让粗劣的瓦器得到任用，让黄钟般的贤才遭到排斥。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啊，我将同谁一道归去？说起当今文章之道没有得到应有的际遇啊，没有谁比我更加悲痛。恭敬地观看您的遗墨，风雅之道都具备于其中。那些外表像羊、内里却披着虎皮的人啊，额头上已经渗出羞惭的汗水。《跋醉乡图》我已经画成《醉乡图》，有人说：「醉乡无法形容，图画又能画出什么呢？」我笑着回答：「你若不是无功乡的人，怎么知道无功乡呢？」吉州僧人契崇到澹庵拜访我，请求我写一句话作为赠别，我因此把这句话送给他，足以让他带回去，作为衣钵相传中的一笑。契崇法师虽然是佛门中人，却专门把诗律当作佛事，似乎也有意在醉乡附近择地为邻。绍兴【缺】年五月癸巳。《澹庵文集》第四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澹庵文集》第五卷，宋胡铨撰，墓志铭 《清节萧先生墓志铭》江左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名叫萧子荆，讳楚，号三顾隐客。他的父亲仲舒去世后，他跟随外甥罗括学习，刻苦攻读二十年，并不急于求仕。绍兴年间，因母亲的命令，他参加螺川的荐举考试，没有考中礼部试，程留在太学。当时正考校声律，他却独自专心研究《春秋》，尤其深入探究其中幽微的义理。淮海孙氏、伊川程氏，都凭借《春秋》三传教授学生，常有上千人。先生前去质疑，回来叹息说：「他们的学说终究不免把文字相互作为经义来辨析，众人却推重他们、认为他们正确，将要成为名家；我反而要向他们北面行弟子礼，而母亲年老。」又因为蔡氏方君图，于是慨然引身而退，归入林下。他在给冯澥的信中说，蔡氏欺骗国家，将成为宋代的王莽，并发誓不再出仕。冯澥得到这封信后很惊讶，如今才证明他并非狂妄。他曾游历巴峡、瓯粤，气概更加豪放。他寄寓在诗文中的内容，往往钩章棘句，文字艰深；即使平常谈论也清苦严峻，但各种讥刺切责都不是苟且写成的。自汉、唐以来，专门研究《春秋》的家派将近千家，大都偏执于《左传》等传，而先生逐渐以经义教授弟子一百多人，能够传授《春秋》大义的才有三四人。像贤良方正赵旸和冯澥，就是这样的人。冯澥以忠直鲠正闻名天下。起初王氏创立新学，废弃《麟书》，士人竞相献媚求进，没有什么大略。靖康改元时，冯澥忽然将此事告诉丞相吴敏，吴敏上奏，皇帝下诏准许，又恢复设置学官来讨论。先生出仕较晚，把自己所学传授给我，前后将近十年；后来偶然考中甲科，成为《春秋》科第一名，回去拜见先生。先生说：「求学的人不只是为了取得一科的功名就停止。身体可以被杀害，学问却不能受辱，不要使我的《春秋》蒙受祸患。」当时先生有一位朋友因被诬陷而被关进大理寺狱，先生冒着盛暑前往营救，终于使他不再含冤，人人都称道先生的义行。先生性情嫉恶如仇到了极点，遇到不平便高声斥责，屡次如此也毫不顾惜。见到善人善事，则谈论不止。晚年依附明德江陈公，又同先父兄弟成为方外友；因为多次被免去本来可以得到的官职，他也不屑就任。大臣曾约定推荐他入朝，估量不能强迫他，也就作罢。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先生因病去世。床上清风满堂，枕边放着文稿和鞋子，只有几串茶横斜在那里。享年六十七岁，择定十一月庚申葬于永乐赤冈原野。吉地门人服丧到灵前，并挽诗悼念，于是用「清节」作为先生的谥名。唉！士人处境困穷时，节义才会显现；可惜他没有生在孔子以前，不能和叔肸一同死去，实在令人叹息。起初先生壮年尚未娶妻，有人以没有后嗣来劝他，先生说：「唉！舜虽然圣明，也不能掩盖瞽瞍的罪恶。颜渊、孟轲没有子嗣，而祭祀礼典经过百代仍更加严肃。像司马迁、扬雄、班孟坚这些人，难道是因为有后代才显名的吗？」他始终没有娶妻。先生的文集有一百多卷，内容多有阐发《易》《春秋》以及阴阳、卜筮、占相之学，也涉及医方、氏族、星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以及驳论王氏之学，远至佛教、老子和外国的学说。后来先生将要大行于世，在临终前没有避讳，对亲近的江君预先交代后事说：「胡铨替我作铭，我怎敢以才疏学浅推辞。」我哭泣着为他作铭说：古人树立言论，不靠子孙来流传；有过错的人对此也会肃然起敬，流传千万年。《监察御史萧公墓志铭》崇宁年间，有人怀疑故宰相张氏私自铸钱，案件发生在姑苏，牵连数十上百家族被拘系，过了一个冬天仍未判决，死者填满监狱。大观改元，皇帝下诏命监察御史再次前往，依法审理此案。萧公拜手接受诏命，辞别皇帝时，有人暗中劝告他，说办事时若违背当权者的意旨，恐怕会牵连灾祸。公起身说：「宰相的富贵可以直接拿到，我难道独独忍心蒙蔽自己的良心吗？」当时人心危惧惊骇，举步都不敢放开，往往责怪负责审理的官员不能尽其正直。萧公到达后，一天之内便查得冤屈的状辞，上报朝廷；案件清理后，张氏得以不死，只流放海外。萧公因审理此案，朝廷认为案情原先不实，削除名籍，流窜到遥远险恶之地。他却笑着说：「因为这件事被贬斥，死了也不会朽灭。」所以萧公去世至今已经很久，仍然凛然如有生气。唉！难道不是真正有操守的大丈夫吗？公姓萧，字宗甫，原是长沙人。上代到了五代乱世，迁居庐陵。曾祖父良辅，追赠尚书工部员外郎。祖父定基，曾任侍御史，追赠刑部侍郎。父亲汝奭，曾任通直郎，退休。公刚成年便学习《大学》，共六年，声望压倒一时。元丰五年考中进士，任越州山阴县主簿，调任舒州望江县令，改任宣义郎，知筠州高安县。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广施恩泽，赐给他五品官服；他被任命为康州知州却没有赴任，改任燕、越、楚、昭成四宫教授，又奉差负责拨发江西岁贡。后来多次升迁为承议郎，提举淮南西路常平等事；朝廷召他担任将作少监，前往京城应召，他以出使之事进谏，极力指出花言巧语和谗毁邪说的危害。当时人们正因忌讳而不敢谈论这些事，李公首先揭开这个问题，天子深受触动并醒悟，当天就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他正直敢言，因此获得了直声。御史台同僚的职位长期空缺而没有补任，从这以后，三院以上的官员共十人全部配备齐全。李公奉诏为御史台撰写《崇宁备官记》碑文，用来记载人才得到任用的盛况。被罢黜后过了一年多，他获得自行行动的便利；又过了两年，朝廷召他回来并恢复他的官籍，任开封府尹户曹参军；又过了两个月，任命他为吏部副郎。六曹每年考核比较官员，选出三人为上等，李公名列最高等。适逢北方使者在元旦前来朝贺，李公以少奉常的身份负责陪伴使者，随行到了磁地，便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病愈后，朝廷又以吏部副郎的职位起用他；李公因通直君年事已高，竭力请求调任外地以便奉养，于是出任蕲州刺史。不久，他的官阶被贬为宣德郎。李公掌管选官事务时，曹吏有时犯了过失，他没有追究并严厉斥责他们；到了这时，执掌国政的人还记恨他以前敢于反对自己，便揭发他明知情形却故意纵容，因此把他的官阶贬低。李公五十六岁时，于政和二年四月甲子日，以原任官职去世。这一年十月己酉，葬在本郡吉水县石牛潭的原野。起初娶何氏女，追赠蓬乐县君；再娶王氏女，封为孺人。有四个儿子，名叫宏、宥、宗、寅，都喜爱学习；有一个女儿，嫁给陈氏，女婿名达，参加乡贡考试成为进士。公下葬时，不敢立碑。皇帝即位后，屡次下诏追录。他日后因为直言获罪，那些人的遗孤哭着说：「先君带着遗恨埋在九泉之下已经三十年了，如今可以得到伸张。」绍兴戊午年，门人左中大夫辛炳拿着行状来到行在，请我撰写墓志铭。我推辞说不能胜任，他便删取我的话，叫人刻在墓上。铭文说：「执掌法律的官员权力重大，宰相和执政官却责怪负责刑狱的人；即使尧在位，也没有办法枉曲正直。腐败之人扰乱权力，与世俗相争，减宣、阿洪因执法而获罪，主父偃也被杀。真正正义的萧公，是国家掌管正直之人；美善的审问不偏不倚，宁可使我被流放诛杀，也姑且成就我所认为的是非。仁人舍弃身躯，刻下这篇铭诗，以使无德之人惭愧。」 《宋大理寺丞补授河南参议弟从周墓志》

译君姓胡，讳镐，号文冈，字从周，是胡铨叔伯家的弟弟。靖康丙午年，因通晓《春秋》，在中国学乡试通榜中列第十七名；绍兴乙丑年，登刘牵榜进士第，调任新淦县尉。县令一向贪婪鄙陋，又不谦逊，经常严厉责罚胡镐，胡镐不与他争辩。任期结束时，部使者弹劾县令的过错，下文檄令县尉把县令拘留。胡镐说：「即使是上公的禁令，怎么能说这是为了满足我长期以来的愿望呢？」于是催促他启程，先前已经出境，回来复命。学士向子諲听说后叹道：「胡县尉竟然能够成为这样的长者。」胡铨上封事，批评高宗处理北方敌寇的事情不当，言辞十分切直，因此被贬到海外，退居二十年。后来因张忠献张浚推荐，当权者才开始相继荐举他。改任秩级后，授诸王宫教授；枢密刘珙赞许他的恬静退让，认为应当把他安置在中秘之职。恰逢刘珙出镇，事情没有实现。后来升任大理寺主簿，过了一年请求外任，补授湖南参议官，最终官至朝列大夫，赐绯鱼袋。胡铨与胡镐同祖，祖父讳恺，追赠承务郎；父亲讳汝明，追赠宣教郎；母亲任氏、罗氏，都追赠安人。胡镐兄弟四人，胡镐排行第二。先娶陈氏，封宜人；继娶刘氏，封孺人。生五个儿子：汲、涛、泗、沔、澣。孙男十一人：棫、杜出于汲；栩、櫄、橒、杬、桂、梗、樻出于涛；棨、檵出于沔。澣所生的诸子另列。现在择定本月十七日，奉胡镐的灵柩葬于白莲堂祖坟右侧。胡铨大略记下这些，准备作为墓志。」 《先兄民师配安人陈氏墓志铭》安人姓陈，是先兄处士府君宗古、字民师的妻子。考察她的世系：陈氏出自妫姓。夏禹把商均封在虞城，商均的第三十二世孙阏父任周朝陶正，周武王把长女大姬嫁给他，生下满，封在陈地，赐姓妫，以奉祀舜。满的第十一世孙敬仲逃奔齐国，以国名为姓；后来食采于田，又成为田氏。齐王建的第十五世孙有三人：升、桓、轸。桓一支称王氏，轸受封颍川侯，称陈氏。传到陈婴，共十八世。从陈婴到陈霸先，共二十五世，陈霸先就是陈武帝。此后子孙散失，有一人名晖，从金陵迁到江西，于是成为吉州泰和人。他有两个儿子，名承进、承逸，世代没有显名。到了本朝建炎戊申年，名千龄者才考中进士，距离承逸已经七代；以陈武帝庙为始祖，安人就是他的后代。父亲讳时彦，字周辅，政和、宣和年间实行三舍法时，精通二戴《礼记》，在学校中很有声望。当时府君也参加舍选，父亲赞许他的才华，便把安人嫁给他。安人的母亲是本县曾氏，出自提举公安强南之家族，敦厚贤淑；因此安人承受了母亲的德性，侍奉父母很孝顺。到了成年出嫁，胡氏家族庞大，长幼大都遵守礼法；她已经能够把侍奉父母的方式用来侍奉婆母。当时公公已经去世，只剩婆母欧阳夫人。夫人出自欧阳文忠公的家族，性情安静和顺、慈爱仁惠。安人每天侍奉在她身旁，听说媳妇应当孝敬婆母，耳濡目染，逐渐熟悉一年四时的伏腊、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日常行事，一切以夫人为准，所以安人作为媳妇很孝顺。夫人共有八个儿子，教育训诫都有法度。元丰年间，贡士府君没有活到中第，夫人早晚训导督促，无论贤愚都不区别，对儿媳的训诫也是如此。她曾对府君兄弟说：「你们年少失去父亲，我家文忠公也是这样；能够靠自己成就事业本来就很难，难道一定要等父亲训导吗？」当时人人称赞她贤明。安人熟悉地听到这些话，便磨炼子弟，使他们成就才业，说：「我的婆母就是这样。」所以庐陵有许多贤母，难道不应当勉励吗？府君去世后，家中子弟一旦脱离平民身份，于是从曾祖以下三人考中科第，稍稍伸展了夫人的志愿，也显示出安人教子的功效。箕进入太学，三十多年间每年回来省亲一次，安人常对箕说：「修养自身、谨慎行事，这也是孝顺；我从来没有把利禄作为对你的期望，你何必这样奔波呢？」所以箕后来长期参加监试，终于升入太学舍选。丁酉年，孙子楷、模联名获得荐书，父子将要一同参加礼部试，但安人已经去世了。后来看到两个孙子都被推荐，众人都把功劳归于贤祖母，因此说安人为母亲时重义，为人慈爱。安人的妯娌有七人，她排行第六，同叔姒萧氏尤其亲厚。壮年时遭逢战乱，她们到萧氏家避难。安人病重时，府君前往探视，到了那里生死道路已被阻断，便留下照料。萧氏最终病死。办完丧事后，绿林盗贼横行，府君从偏僻小路回去。萧氏的两个儿子在那里留了很久，后来两个小的也来了。安人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孩子，萧氏也来归居，彼此相待与平日没有不同。从此共同居住四十年，没有一点嫌隙。等到她的儿子和女儿长大成人，完成婚嫁，家业更加富裕，便筑室相邻而居，感情依依不舍，没有一天分离。族人都称道她们的情义，所以安人与妯娌相处越久，彼此越加敬重。安人因为儿子列入仕籍，得到郊祀恩典，封为太孺人。太上皇庆祝七十寿辰，又加封为太安人。儿子五人：箕公、武符、籍、篆、籍，现任宣教郎，知龙兴府新建县。女儿二人：长女嫁孟处约，次女嫁倪求己；倪求己考中进士，现任迪功郎、新任永州司户参军。孙男十二人：楷、模、格、椐、槔、楀、槮、标、柅、榛、欀、棁。孙女十四人：长女嫁刘德行，次女许配倪升卿，次女嫁邓执圭，这些都是士族，其余尚且年幼。安人每逢时节坐在堂上，儿子、孙子、儿媳、孙媳和女儿依次向她祝寿，在堂下行拜礼；她面容和悦，神色愉快，人们称她为寿母。起初籍考中科第时，安人告诫他能够脱离县尉、主簿之类的卑职，正是我的心愿。当时陈福公主持国政，任命籍为章贡教授；任期届满后又升任关内之职，后来又任命为宜春教授，他都迎接母亲一同赴任，这全是安人精诚所致。安人去世，确实是淳熙四年十一月己酉。安人在家极其和善平易，管理童仆从未厉声疾色，不使用鞭打，而家事反而更加井然。子弟偶有违逆，她便慈爱训诫，甚至整天不吃饭，以至于家人因此放松鞭打。奴婢离去后又回来，她仍像从前一样对待；有些人直到老死也不忍离开。自从战乱离散以来，她总共八次迁居，所到之处都有恩惠情意，乡里敬重她的德行；至于抚恤孤儿、保护寡妇，始终没有改变。我近来听侄孙昌龄说：府君仁慈宽厚，农夫缴纳租米时，有很多米受潮，拿量器的人为难他。府君说：「米虽然受潮，仍然可以吃。」人们推许他是长者，安人在家庭内助益很大。我曾说，我们宗族同堂同年被荐举的有人，但像楷、模这样同胞兄弟同年被荐举的还没有过，这又可见积善的报应。戊戌年夏四月，箕率领各位弟弟把安人的行状送来，请我撰写墓志，并说：「先母平日仁慈孝顺、慈祥和善，这些都可以用来规范世人、劝励风俗，却一同湮没而无人知晓。如今若没有事实便不说，说出来就一定真实；以后如果果真如同叔父的愿望，请求写一句话使她不朽。」他托请我时哭着说：「我受我哥哥的教诲很多，按道义怎么能推辞呢？」铭文说：

译妇德贵在顺从，这是妇道的才能；坤德贵在厚重，这是母道的亨通。美善啊，安人既顺从又厚重，婆母称她孝顺，儿媳和子女称她慈爱；母亲、宾客和祭祀，她必亲自办理，祭祀的牲牢酒醴黍稷都周备，亲族婚姻也和睦相处。我们敬畏您在身边，为什么不与丈夫一同归去？请先为您修好坟墓，为什么不能与您同葬？唉！这实在令人悲伤。这是为宋代已故迪功郎、代理袁州分宜县知县李公的夫人胡氏撰写的墓志铭。孺人是庐陵胡氏，胡铨伯父处士胡登臣的女儿，嫁给李氏，成为曲江别驾李蕡公的长媳。前任权知袁州分宜县李尚仁的妻子，是胡铨伯父的继室，出自欧阳文忠公的家族。孺人与罗氏姊妹，以及如今任衡州教授的兄长份，都是欧阳氏的外甥，同母异父，却十分友爱。成年后嫁到分宜，拜见公婆之后，公婆都说她贤能。大户人家严厉管束婢女，把她们看作子弟，唯独因为孺人恬静谨慎而予以嘉许。不是我亲自尝过的糜粥药物，她从不服用。她天性慈祥安静柔和，家中的是非从不传入分宜耳中。她一向廉洁贞正，清白而令人敬畏。曾经随丈夫任职封阳、兴宁，那些地方是鱼盐丰饶之地，但分宜任内没有听到贪污聚敛的声誉。长兄游学太学，孺人闭门督促，使他完成学业。不久他考中进士，回家拜谢庆贺，说：「嫂嫂对我有恩。」小姑死在岭表，她竭力为她安排安葬。等到公婆归来，以及丈夫再娶妻室，都是孺人侄女辈的事情。婆母缺乏再嫁的资财，她竭力资助，甚至出卖自己的首饰，也不吝惜。住在兴宁时，分宜偶然奉檄外出，孺人听说婆母病了，当天就带着孩子冒着雾气先行回去。婆母因而高兴，病也痊愈；孺人却因此得了虚弱的疾病，接连多年。绍兴辛亥年秋，她哭悼婆母，悲哀使病情更加严重。不久因哀毁过度去世；此时婆母去世才五个月，实际是第二年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三十九岁。择定癸丑年十二月甲申，葬于白茅坑的原野。两个儿子名叫说、谟，都读书。起初李家有族中孩子年幼而无所依靠，孺人把他当作儿子抚养，辛劳到如今，孺人去世时，他像亲生子一样悲痛。孺人是胡铨伯父的女儿。分宜拿着行状来催请我撰写墓志。胡铨听从兄长教授的话，于是铭曰：末世风俗浇薄，婆母慈爱而媳妇傲慢；自从我嫁来之后，婆母严正，媳妇孝顺；可怜那位卿大夫的丈夫，因而把这种安静和美看作家门的好景。婆母不是亲生母亲，儿子也能遵奉她的教导；愿此铭文装饰黄泉之土，上天也可以责问并要求报答这种德行。祭文 《祭张魏公文》建炎戊申年，皇帝驻跸维扬。公任春官的副长官，在文昌殿详细评定试卷；众多士子在庭中应试，公看到我的策论，认为我像刘蕡一样应当擢置第一，执政者不满，便把我降列第五。公惊惧待罪，别人替公担忧，公说：「这有什么妨害？」后来苗刘之变发生，高宗退避，上皇出奔；如果没有公抵挡艰难，国运实在危险，而复辟的功劳，千年只有一人。富平之战，如同雁门的奇险，时势和岁月更替，人们都仰望公。后来皇上赐环，召公回到福建，百官都以公为师。当时正是绍兴改元之初，夏国有盗贼杨么子，群盗互相纠合，号称百万人；湖北骚乱，家家门前都有红巾，令人忧惧得不敢面见天子。岳飞受命掌兵，公出任视师，才过三个月，一鼓作气便平定贼寇，妖氛廓清；凯旋回到建康，公手持砥石迎接、主持军政，辨别贤能与不肖，黑白分明，群小便寻找机会攻击。流言上达皇帝，皇帝因此产生疑心，积蓄怒气没有发作。后来郦琼叛乱淮南，局势危急，弹劾公的奏章交相而来，陷害之人又在文辞上深加罗织，公最终只因出任七闽帅臣而获罪，席子还没有坐暖，便再次踏入危机，流徙漂泊，半生在岭峤之间，饮冰食蘖，以生命殉守道义。辛巳年秋，强敌骑兵长驱直入，肆意横行，饮马长江，低头俯视中原，以为宋朝必定灭亡，百官纷纷逃到车驾之下，满朝汹汹，人人失色。皇帝急诏起用公，于是公从长沙接受任命，统领军队；敌人胆寒，不战而败，完颜亮被杀，一夜之间敌军逃遁。淮城高峻，万家井邑相望，那里有几万户人家，如果没有公，几乎就要灭亡。新皇帝即位，首先请求恢复失地，统率各军，形势如破竹。符离之战中，公以威声震慑敌军，阻止溃败之军争功；军队虽然崩溃，公独自坚卧不动，父子含泪告别，旁观者都落泪，敌军不敢进逼，于是再次保全淮南。皇帝命公回朝，重新位居众望所归的高位，再次进入宰辅之列；只过了四个朔望，百种谋略还没有施行一种，谗言纷纷而来，公一旦跌落便再不能起，群小飞扬跋扈直冲云天，为什么不留下这位老成之臣呢？公忽然去世时，皇帝曾对我说：「我忧虑魏公，天天向上天祈祷，希望公长寿显贵。」他一旦遭受谤毁，最终竟至废弃而死。有人说皇帝没有怀念他，但皇帝的话还在耳边。百姓没有福禄，国家失去元龟，我是替天下悲痛，不是哭悼自己的私情。公曾对人说：「平生相知的人，只有邦衡和子韶，始终没有改变。」子韶已经去世，只有我还在这里；我贪恋俸禄而不肯离开，额头上实在有惭愧之汗。恭敬地派家奴带着生刍前去致祭，抬头遥望云天，眼泪鼻涕沾湿衣襟。唉，愿您享用这祭品。《祭吕尚书文》唉！上天啊，为什么帮助夏桀行暴虐，却不帮助尧行善呢？奸邪之人执掌权柄，逆臣把持政局，逞现夏桀般的骄横，上天为什么不降下惩罚？忠臣义士帮助尧行善，上天为什么偏要夺去他们的生命？这就是行善未必得福、作恶未必遭祸，是造物主的道理茫然难明。唉，我公也可以说是不幸至极，这就是我痛苦呼天的原因。上天啊，悲痛啊！岁在豕韦之年，夏国有盗贼，脱离周鼎所象征的权威，窥视长江而饮马；繁冠之人蓄养威势而骄横，掌握旄钺却贪天之功、窃取权柄。淮城高峻，实为敌人襄据之地；公怒气充满胸中，认为大为不可，急忙前往统领军队。天子命我出征，这难道不同于让麒麟统领群狼吗？凭区区一筐土，怎能在狂澜已经倾泻之后挽回大势？战机溃败，变乱在肘腋之间发生，气势不能压过泰山，身体于是涂满原野。即使拉断弓弦、割断舌头，也无法伸张桥柱之冤；只能咬牙切齿、咬穿牙龈，更加激烈地痛骂敌人，如睢阳守城者一般。上天啊，悲痛啊！我隐居山林时，只有公知晓我；我来到京城，公首先为我品评题荐，使粗劣之器得到与黄钟相比的赏识，也使价值千金的享用能够补偿鞋底的锥刺。贤人君子正欣然信赖公，把公看作掌握命运的人；如今山崩海竭，他们将依靠什么？上天啊，悲痛啊！

译公的幼子刚出生不过一周岁，便失去了父亲，呱呱哭泣而不能成为父亲的儿子；边疆战事正紧，公拂剑出门，出于义节不再回顾。讣告一次次传来，转眼便成千古之隔；谁不是碌碌然只求保全妻儿？唯独公无暇抚养自己的孤儿。谁不想保全性命、死在家中席蓐之间？唯独公不能保全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兰桂般的贤者反而早夭，而萧艾般的小人却繁盛？为什么奸邪软弱之人安享富贵长寿，而刚正方直的人反而遭受上天的困厄、崎岖不平？难道颜回与盗跖果真不能相互比较，苍天本来就不可理解吗？上天啊，悲痛啊！唉，我公又将怎样做呢？是行走，还是停留？是昏昧，还是明察？难道形体已经忘却生死，却没有忘记君主吗？还是魂魄不死，暂且把淮河之上当作家乡吗？难道只是孤独地处在幽冥，郁积千古的愤恨吗？还是要上诉天帝，发泄心中不平的冤屈吗？难道要显赫地显示威灵，享受万世的血食吗？还是要聚集兵众驱使鬼神，把叛逆的敌人磔裂吗？难道要化作长虹，吞灭这些鲸鲵般的敌人吗？还是要奋发成为猛烈的闪电霹雳，震荡敌人的巢穴吗？不然，就长久雄踞八公山，使草木都成为神灵，击破苻坚的百万大军吗？幽冥茫茫，听见了没有？上天啊，悲痛啊！哭声像急雷劈裂山岳，眼泪像海水倾注、河流决堤。又将怎样做呢？又将怎样做呢？悲痛啊！《祭萧清节先生文》汉朝遭逢王莽之祸，鲍宣以忠节而死；蔡氏将要使君图先生的道统穷困，火也不能侵害美玉，阴暗中也没有光明。元祐以来，新学混乱沉溺，堆砌花叶般的辞藻，圣人之道因而熄灭。上天还没有使文章之道灭亡，便启用先生；正如唐代得到韩愈，正论因此兴盛，庄子、屈原、班固、司马迁，以及孟郊、贾岛、张籍、皇甫湜的文章，先生都采集而无所遗漏。把篇章文集视作刍狗，经过一百八十年剥去浮华、归于实质。到了崇宁、大观年间，众人安于苟且嬉游，只有您独自警醒而高翔，如同以秦为鉴、以宋为龟鉴；轩车官服本来可以来临，您却把它们像脱鞋一样抛弃。城下订立盟约，中原血流成河；那些柔媚的人腰颈被斩断，只有您孤高的操守在严寒岁月中显现。为了他们不清理禄米、制造玉屑般的虚饰，我作为您的仆从，过去曾依靠洙泗之墙，向您北面学习遗留下来的经义；您针砭膏肓、剥除积弊，使我食其果实、灌溉根本，我怎敢忘记所受的恩赐？上天不肯留下您，麒麟被捕而锄商；茂陵有遗稿，若雷电取走它们，今后我将同谁一道归去？我把眼泪洒在黄土之上，唉，悲哀啊，愿您享用祭品。《祭颜知叙文》唉，公啊！您实在是兖国公颜渊的后裔。箪食瓢饮，公的自身正像颜渊；短命，颜渊的命短，而公享年七十；没有尺寸之地来施展志向，但公曾经参与大政，事业显赫于天下，与颜渊所得到的相比，也已经很多了，还遗憾什么呢？如今凡是为公忧愁的人，是因为灵柩远行万里，死后无家可归；临死的话没有儿子可以托付。这才是可悲的地方。不过，处处青山都可以埋葬尸骨，旅途中的灵柩并不可悲；有兄弟和孙子可以承继家业，没有儿子也不可悲。那么现在这些忧愁的事情，都不是我胡铨所悲伤的。我们同乡，又曾同朝为官，有一日相识的情谊；我奉命来治理此地，又得以早晚承接您的容颜、聆听您的言谈。一生中像公这样相知的人，大概很少。一日不见，您便去世了，唉，实在可悲！还能再说什么呢？还能再说什么呢？我绕着黄肠题凑的棺椁洒下碎屑般的祭物，眼泪沾湿衣裳。这是上为天下悲痛，下为自己的私情哭悼。传

译《罗孝逸先生传》罗无竞，字谦中，祖先是长沙人。遭逢马氏之乱，家迁居庐陵。曾祖父罗晟，祖父罗亮，父亲罗允，都因乐于行善而闻名州里。谦中面容清秀，仪态丰美，幼年聪颖明悟，游学南昌，前后有好几年。在科场中颇有声望；三舍法施行后，岁时考核，他的学业和品行都超过诸生。他厌恶士风日益浅薄，便归家闭门不出。适逢熙河发生战事，他上书陈述利害，特受褒奖，授迪功郎。亲友强劝他出仕，他才开始担任建宁主簿。他爱护百姓，唯恐有所伤害。御史束湿下令，鲁人贪财没有止境。谦中接连列举他的过错，束湿因此怀恨，想寻找机会中伤他，却找不到丝毫破绽；后来县令终于因贪赃败露。此前谦中曾代理县尉，乡民因斗殴被捕，县令认定他们是盗贼，下檄文命县尉捆绑押送。人抓到后，谦中把实情移送县里，县令便派人暗示说，只要顺从我的意思，就可以越级升官。谦中笑道：“难道要杀人来做自己的阶梯，我忍心这样吗？”于是把实情报告郡守，几十人得以不死。汀州有凶恶盗贼，人数几千，声势震慑建宁；想逃亡的人便谋划自保。谦中说：“城邑无论大小，都应召集吏民，关门依据祸福利害做好守备，盗贼就不能进入境内。”他离任时，百姓遮道挽留。过了一年，父亲去世，他悲伤过度，母亲也承受不住悲痛，他不得已勉强进食。服丧期满后不再出仕，自号遯翁。他收藏书籍上万卷，广泛搜集其中的资料；和故人吟咏饮酒，整天如此，家中没有其他多余产业。建炎年间，金人渡过长江，聚集在洛府。谦中长叹说：“我难道只能像墨庄那样吗？”盗贼经过他的居所，说：“这是儒者先贤的家，告诫大家不要侵犯。”从此他避乱迁徙，最终得以回归，众人都以方正义理成全他。有一天他忽然得病，侍奉母亲时已不能排解忧虑，眼泪一行行流下来，对家人说：“我不能终身奉养母亲了。”随即去世，享年五十三岁。门生私下给他谥号“孝逸先生”。他娶朱氏为妻，儿子是良弼、良佐。谦中喜欢作诗，高雅处切合《诗经》的风雅，平易处往往近似鲍照、谢灵运。他天性安静平和，从未主动求取援引，但推荐他的人却接连上奏。待人和厚，泛泛应酬而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他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兄长，像友爱兄弟一样对待弟弟；弟弟因义而死，遗孤当时还在襁褓中，他抚养照料了几年后孩子夭折，于是让良佐作为弟弟的后嗣，并且嫁出弟弟的女儿。姑母、妹妹中生活困窘贫穷的，他终身供给饮食，死后又备礼安葬。子孙都在学习上有所成就。绍兴初年，选士恢复诗赋考试，良弼在乡试中名列第一。不久皇帝举行大享合宫之礼，因母亲年届九十而施恩，封她为太孺人。人们说，谦中上奉双亲、下抚子女，都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他有诗文集数卷，经解数卷，注释《青衿集》三卷，都在家中流传。先父宣教一向同公交情深厚，曾对我们兄弟说：“谦中有好儿子。”我的老师清节先生萧子荆也是谦中的朋友，也这样说。因此我们兄弟很乐意同良弼交游。我考中进士后，在山中读书十年，良弼没有一次不来；他来了，也没有一次不是整天同我谈论文章。后来我被召入朝，大臣推荐我参加直言极谏等科，朋友们在其中有所帮助，良弼出力最多，我难道敢忘记他吗？近来得到给事中李仲谦所写的公墓志铭，又根据自己听闻的事加以补充，写成公的传记，私下评论其大概说：为了亲人而出仕，近似毛义；用诙谐来违逆时俗，近似东方朔；退隐以求守志，近似陶渊明。就是这样。太史公说：“《易经》的《蛊卦》说：‘整治父亲留下的弊乱，心意在于承继父亲的事业。’又说：‘不侍奉王侯，以自己的事业为高尚。’一个卦中有两种告诫，圣人的深意全都具备了。”崇宁、观以来，直到政和、宣和之间，童贯、蔡京、方腊、君实、图书、门客等势力如沸汤一般，人们争相趋附。早晨还在朝廷做下级官吏，晚上就站在权门两根门柱之间的人，在朝廷上肩挨着肩，却不知道其中的祸害。到了靖康之变，凡是那些党羽亲属，老人幼儿不是被割断脖子死在刀锯之下，就是死于兵乱，尸骨相枕于道路，甚至有人头颅漂流万里。那时谦中正卷起白水帘，倚着青山几案。到这时才知道公的高尚，然而他仍然被牵绊在名县属吏的位置上，这是天命不可违背。进取而不违背义理，便合乎‘承继父亲事业’的意义；知道时势不可作为而停止，便合乎‘以高尚之事自守’的告诫。称他为‘孝逸’，并没有欺骗我。” 《澹庵文集》第五卷。钦定《四库全书》。《澹庵文集》第六卷，宋胡铨撰写的书信。

译答谭思顺书。先前承蒙您写信教诲，援引河伯、海若的问答，又引用孟子“观看大海后，别的水便难以称水；游学圣人之门后，别的言论便难以称言”的说法，以及“端正人心”的论述，反复写了几百字。我读了三遍，感慨不已，知道您对我的期望实在深厚。先前因为正逢家中有私事和亲属之忧，没有立即作答，拖延至今。言辞如果得不到回应，即使孔子也不能在互乡施行教化，何况您的学识远非互乡人可比，而且又这样诚恳地对待我呢？我怎么能默默不答就算了呢？自古以来以江海比喻圣人之道的很多，但都没有说尽江海的极致，为什么？因为他们未曾真正认识大海。我曾经漂浮在海上，起初自以为世上知道大海极致的人，大概没有谁比得上我胡铨。如今海这个巨大容器，南边连接炎热荒远之地，北边洒向璇极，东边延伸到蒙汜，西边迫近月窟；苍茫的沧溟和渤澥，波涛粘连天空而浩荡无边，水势深广、波光闪烁，浮在空中看不见岸，水势漫过高陵，广阔无际，水流倾泻而铺展，冲击沙石，荡漾苍穹，水光映日；云气崩散，雨点如屑，巨浪翻卷如雪。它的形状有如天上的车毂胶结扭转而猛烈激荡，忽然又像大地车舆挺立固定而车辐崩裂；飞流溅起水沫，冲击得人的脊背和大腿都战栗。这其中的水虫千奇百怪、形态万状，无法一一计数。其中的鸟兽形态诡异、各不相同，也无法逐一追问。海船像凌空而起的山，船帆像垂挂天际的云；千寻高的船，载重万斛的船，大而宽的巨舰，像般若船、像防船，像吴地的艅艎、艂艭，像楚地的艨艟、飞鹘；千艘万舵，船首船尾相接，轻捷如鸿雁受惊，倏忽如鸥鸟沉没。顺着暴风一天便可疾行数千里，海面涌动不见边岸，风浪折断桅杆、撞毁船只，船身忽然像鸟一样飞逝，唉，真令人害怕啊！水怪则有海童拦路，马衔挡在路中，河伯、罔象忽隐忽现；海市蜃楼突然升起，高耸万仞直摩云天，排开空中的天地，昏暗一片，光色斗然变幻。有吞舟大鳄，峌嵲独游，长鳍直梢云端，巨鳍仿佛刺入天空，张开大口，长牙森然如剑，突兀如高峻岛屿；又有巨鳌绵延千里，劈开洪涛，支撑北斗，使五岳都仿佛鼓舞起来。穷尽世间万物，也不足以说尽它的变化。即使尽览班彪的记述、木华的《海赋》、郦道元的《水经注》、卢肇的论说、韩愈的碑文，那些雄奇的文辞和卓越的见识，也没有谁能够说出它大概的形貌。确实，观看大海后，别的水便难以称水吗？知道海水之难以相比，便知道圣人门下的言论难以相比，也是同样的道理。水源深厚，水流必定洪大，这是必然的道理。有德行的人必定有言论，这也是必然的道理。难以称为水的，并不是水本身难，而是它的渊源广大难以相比；难以称为言的，并不是言辞本身难，而是德行盛大难以相比。德行如水，言论如漂浮在水面的物体。水大，物体便浮得高；水大到什么程度，物体便能浮到相应的高度。德行盛大，那么他的言论也必定深远，这是同样的道理。从前孔子的道大德博，他传世立教并不是有意追求言辞，却没有人的言论能够超过他。门下弟子能够领会他微妙言辞和深奥旨意的很少。只有颜回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悦的；至于子夏、子贡，可以同他们谈论《诗》；冉雍、言偃，也都达到了一定程度；对于漆雕开，孔子便称许他；对于曾皙，孔子便同他交往，这些人也差不多了。然而子夏的学问流传下来成为田子方，田子方又流传下来成为庄周。庄周的书喜欢称道子方的为人，那么子夏虽可同他谈论《诗》，但他的弊病在于荒诞。子贡的辩才常常被圣人驳斥；到他回答原宪的问题时，甚至终身以此为耻，那么子贡虽可同他谈论《诗》，但他的弊病在于浮躁。子游学习礼，到了讨论本末时，子夏认为他有过失，那么子游虽说得正确，但他的弊病在于失实。至于宰予擅长说辞，圣人还讥讽他，说子我有失。颛孙师论述极为恩义，已经很好了，但子游、曾参都指责他不仁，圣人也怀疑他忠信不足。有若强记博闻、喜好古道，能够阐明孝悌之善，却在众弟子提问时茫然不能回答。这几个人都号称登堂入室，却比不上颜回。能够得到圣人言论的真意，不是很难吗？齐国太史子与的话说得好：“直到今天以后，我才知道泰山是多么高，沧海是多么大。可惜先生的道德没有更多地施加于百姓啊！”他确实懂得圣人之道。我的学问艰苦而自身又日益困窘，哪里够资格同您谈论圣人之道？您却不认为我可鄙，甚至援引古人来启发我的浅陋，言辞义理高远，这大概不是我这样的人所应当承受的。然而我私下有一点疑问，可惜您不以抵达大海为目标，却把自己比作河伯而停步。沿着河流向下走，只要不停止，即使速度有快有慢，也一定能够到达大海。所以求学者必须慎重选择道路；如果走曲学和异端的道路，却想探究圣人的言论，确实正如韩愈所说，是“乘着断港绝潢而希望抵达大海”。因此想要探究圣人的言论，必须从韩子开始。士人本来就会因遇到知己而舒展，您不要认为我是在絮叨而不专一。答陈汉臣书。胡铨敬白：解元陈君，昨天承蒙您惠赐长信，我斋戒后恭敬诵读，觉得气格不像海外人的文章，因此请问您师友传承的来由。您回答说一向跟随张庆符学习，于是我知道您确实有师承，并非像那些平庸而没有规范的人。我先前在吉阳时，曾同伯麟、庆符交往，得到庆符的诗文一百多篇。庆符在辛未年春天从吉阳脱离罪网，北归途中滞留琼州多年。甲戌年春正月，他忽然沿赣江再次来到吉阳，我同他相处了几个月，十分欢快。分别三年后，我承蒙恩典迁往衡州，心想到了琼州就能同他握手叙旧，倾诉三年来的悲苦。刚放下行李便打听庆符是否安好，听说他寄居村落，距城三四十里，病得不能出门，我因此惆怅了很久。两天前偶然在直殿李侯那里得到两张书信，接着又得到您的信；重新想起庆符却无法相见，见到同庆符有往来的人，就仿佛见到了庆符。何况您亲自受教于他，而您的文章又有几分像我的庆符呢？韩愈见到李师锡就像见到李元宾，大概就是这种情形。看到您的姓名和庆符的声誉，恍惚如在梦中。诵读您的书信，仿佛见到庆符的风范，知道您师友之间的传授并非苟且。您说我懂得天命、守持道义、不违背孔孟之道，我哪里敢当这样的评价？我不过勉强接近这种境界，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万分之一；我只是高兴您学习庆符，而您的文章又有些像我的庆符，所以这样说罢了。您可要努力，今后或许还会在这方面有更深的成就吧？我将面向南方斟酒，庆贺庆符门下得到人才。您要努力啊。

译给侄子维宁的遗书。古代的君子，学习希望每天增长，善行希望每天增加，德行希望每天进步，身体希望每天强健，行动希望每天勤勉，内心希望每天安宁，道义希望每天彰明。还认为这样不够，每天都要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看到自己没有看到的，一天也不让自身懈怠。他珍惜光阴到这种程度，才算可以。然而还认为不够，就一定时时温习，没有一刻不温习；一定时时敏捷，没有一刻不敏捷；一定时时符合中道，没有一刻不符合中道。他珍惜时间到这种程度，才可以停止。然而还认为不够，于是说：“夜晚，是白天剩余的时间。我一定要接续白天的光阴：灯一定亲自点，柴一定燃烧，油膏一定点着，烛一定手持，蜡一定浸润，萤火一定照明，月光一定借用，雪光一定反射，光亮一定从缝隙中取得，明处一定借助，黑暗时就默记。”唉，这已经到极点了！然而君子又说：“整夜不睡，一定要像孔子；鸡鸣即起，一定要像大舜；坐着等待，也一定要像周公。”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算停止呢？范甯说：“君子的求学，到终身才停止。” 答温彦侄书。叔叔胡铨告白：秋日清爽，想来你和各位小辈都康健，收到你的信很是欣慰。老人我昨天承蒙你赠送临别佳句，如同南朝想要亲近我，正向北国听闻我的声名，骨头已经发寒，实在不敢当。我谨慎收藏十篇，以免忘记。前些日子听说侄媳身体不适，尚未痊愈，实在令人忧虑。叔叔这里一切粗安，只因侍立参与修史，没有空闲问候你；虽然心中忽然驰念，也不像这样便能无动于衷。闲暇时尽力办好职事，愿你多加珍重。叔叔胡铨告白：承蒙你寄来佳作，写得仿佛已经听到恩泽的波涛，喝着新煎的茶，又看见皇恩从鸡竿传下，意味都很美妙，实在难以甘心说它不好。唐代工部诗人私下仿效，也还可以说像艳丽的绣鞍；但似乎仍觉得有所不足，为什么呢？近来太学中有几位俊秀来拜访，谈到我侄儿便赞不绝口，董子羽也在其中，同样称道不止。一次科举及第，难道只会玷污你吗？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快备好鞍马，来这里一趟，我正盼望着，正盼望着。颂。后芗山颂。啊，美好啊！芗城高耸入云，仿佛可以触摸九霄；看那高大的山岳，也同样巍峨。德行便能感降神灵，除此之外无须再说。把这篇颂文刻下，它将与山一样永不磨灭。月中桂颂。月中的桂树多么美丽，曾君将要折取桂枝，也就是将要高中。桂枝高高，花朵明亮灿烂，红色花蕊披散开来。少陵的诗写道：“桂枝高高，果实累累。”鹫峰寺的桂树在秋季过半的夜晚开放，桂枝高高，影子亭亭。仰望天空攀折桂枝，我想起了少陵。疏。莲花寺修造疏。如来焚烧也都已经烧尽了，只剩下一群僧人曾听闻佛的教诲。如今看到这种情形，谁来铲除堂前一丈高的杂草？到处都是荆棘丛生，风卷走屋顶上三重茅草，燕雀也难以安居。要想看见烟气从青瓦上升起，除非用鲜血染红青蚨。且不要笑火中的莲花，也应该想到雨中的泥佛。莲花寺重修造疏。清凉宝山是眷属万人常在之处，金色世界是龙天八部共同居住之地。正如月亮停留在虚空中，徒然说佛必须依靠塔庙。然而真正的智慧没有固定方所，就能使一尘灭除幻缘；只要有缘，三界众生便能瞻仰。如今如来恰好全部焚毁，僧众仍在，所以应当行礼。因此我收拾这些灰烬，再加以庄严。焚烧他们的房屋、烧毁他们的经书，已经是遭受他人毒手；皈依佛、皈依法，更愿拯救我衰败的风教。一切见闻此事的人，都请共同回向功德。修治值夏街疏。修养内心不如修治道路；道路平坦，心也就平安。安居必须想到安宁，行走的人走得稳，自然居住也安稳。愿借助众人的力量，共同开辟平坦道路。泰霄观修殿疏。父亲砍柴，儿子却不能承担搬运，这是鲁国史书所责备的事情；父亲坐在屋里，儿子却不肯修筑堂屋，这是《周书》所告诫的事情。每每悲痛低矮的房屋长久亵渎高真的神灵，更何况前代留下的规模由来已久，更应由后代遵循实行，怎么可以不恭敬承继？要知道有木材便能建成高天般的殿宇，何必等待玉真公主？如果想看见钱财流满土地，难道要借助穿银衣的道人？自然会有勇于担当的人来办成这件事。青原山抄题买田疏。常常缺少芳美的饭食，多次错过进餐时间；手持钵盂，脸上现出菜色，往往到了斋饭之后，听见钟声又哪里曾有食物？螺蛳化成炊食，动不动锅里就生出鱼来；哪里敢对着白米饭流口水，只能在梦中想着黄粱美梦。想到饱餐不知何时，便走遍十方请求施舍，希望寄托于人的心地，广泛开辟福田。倘若种下的德行不深，行仁义便不能成熟；只愿各位檀越大发慈悲，少者不要嫌弃贫女的一文钱，多者也不要吝惜给孤独者的施舍。广泛布施，我要深耕细作，使居住的人都有积蓄的粮仓；铲除杂草，披荆斩棘，使世间不剩一寸荒草。放眼青原境内，全都变成白望；田庄里的稻子长出麞牙，黍米多得像燕颔；饱餐少陵翻匙的雪白饭食，享用涪翁使人眼花的云霞般美食。一定会有勇于担当的人办成这件事。一犁春雨之后，还能剩下钱去买坝里的黑牡丹；万顷良田并不容易得到，却要在吃饭时咬碎铁

译菱角。附录：长短句。浣溪纱。春天匆匆归去，无法挽留。百年人生都仿佛散落的晚霞，举杯姑且听一曲《浣溪沙》。只觉得双鬓暗暗增添了白发，却不知道一季花已经全部落尽。东风冷得像昨夜一样。些。转调定风波〔和答海南统领陈康时〕。自古以来，将军自有真正的本领，举杯看剑，坐间便生出春意。那些纷扰的披甲鳞介之徒，哪里值得一举扫除？谈笑之间头戴纶巾、手摇羽扇，已成为新的典范。试问天山何时才能平定？我等着听高雅的歌声和长啸，使胡尘归于寂静。若说汾阳王郭子仪是人中豪杰，据说如今也有谪居人间的仙人。菩萨蛮〔辛未年七夕戏答张庆符〕。银河上的牛郎织女年年渡河，相逢还未尽兴便又忧虑分别。北斗星仿佛将要落下，二人盈盈相隔一水之间。美人偷偷拜月，苦苦怨恨匆匆离别。这份心意愿上天怜惜，愿今夜长得像一年那么久。减字木兰花〔庆符奉赦自便，已经脱身到达东界，又被郡中派人追回，于是生了男孩。庆符说：“我曾梦见舅父，知道这是吉梦。”我曾占算庆符应当生女孩，并以此同主人打赌。庆符来催促，所以词中把这些事情都写了进去〕。梦见渭阳，真是好梦；瓦器竟变成璋玉，实在奇妙！难道因为被追回，连汤饼之宴也成了冤家，叫得来吗？不给我分利市，却要我开酒樽，真是颠倒！试问坡翁，这件事怎样才能落到我身上呢？醉落魄〔辛未年九月望日和答庆符〕。人生百年已经过了大半，深秋仍在天涯南方。幽深的情怀已经被黄花搅乱，更恨银蟾故意向愁人照得满怀清光。招来诗酒和癫狂的伙伴，羽觞一到手，便决定不计酒数。放声高歌，伸开两腿席地而坐，头巾也姑且高高戴起。酒将醒时，兴致还在卢仝的茶碗之中。醉落魄〔和答陈景卫在望湖楼寄来的怀念〕。千山竞相呈现秀色，西湖美好，正当春天；又有谁知道梅花和白雪已经飘零？长久收藏的洁白梅花，收取香气也只是徒然，怎能和你携手同赏？相隔天涯万里，情意难以排遣，眉峰怎会只因伤春而皱起？这一点愁绪我不相信花朵能够绣成。若说是相思，只怕连上天也会因此消瘦。鹧鸪天〔癸酉年在吉阳，用黄庭坚的韵〕。梦中萦绕着松江，白色的属玉鸟飞翔；秋风一起，莼菜鲜美，鲈鱼也肥。不因为入海求取诗句，纵然被流放万里，难道也不应该归去吗？戴青色箬笠，穿绿色蓑衣，斜风细雨中，也一定要归去。崖州险恶如同风浪中的大海，但海里的风浪也有平定的时候。鹧鸪天〔和陈景卫怀念西湖〕。一想起西湖，便觉得它太过清瘦；十年没有到那里，却曾在梦中走过。山色空蒙，晚烟霏霏；湖光淡荡，雾气迷濛。芳草延伸到远方，暮云铺展天际；雨后空濛的青翠映入帘中，格外明亮。梦醒片刻，仍难以保存济世的愿望。这一切错误，都是自己造成的。朝中措〔在黄守的宴席上，用欧阳修的韵〕。崖州有什么呢？水天相接，人在浪花之中。月岛上传来一声声响，横笛伴着云帆驶向万里，雄风也似乎多情。太守的宾客众多，犹如三千珠履；歌声钟声响遍二肆。等到皇帝所在的京城下诏召我归去，我便立即回去；在海南，长久思念文翁。采桑子〔甲戌年和陈景卫的韵〕。山峰浮在海上，像远处的青螺；极目远眺归鸿，倚着东风，看层层云朵仿佛要荡入胸中。拨弄琴弦细细弹奏《清江引》，一洗愁容；树梢上的黄封酒，足以使贤者圣人每天都沉醉其中。临江仙〔和陈景卫怀念梅花〕。

译我同梅花真是知心朋友，分别以来常常害怕因循拖延；几年不见，岭头青梅依然鲜活。蝴蝶般的梦中魂魄，梦终究不是真的。徒然的花蕊和浮花，空自满眼；愁眉无法舒展，长久紧皱。梅花啊，你还像不受拘束的人，在月边有清风相伴，虽相隔千里，也淡淡地彼此亲近。如梦令。谁还记得新州？人已经老了，多少次面对斜阳芳草？伏雨将要放晴时，梅雨偏偏又来烦恼。不要烦恼，不要烦恼，几颗荔枝能使人好过吗？玉楼春〔赠李都监的侍儿，当晚她歌唱《六么》〕。十年来遥望不断，隔着宽阔的鲸波；万里之外相逢，只听见哀怨的歌声呜咽。发髻如春雾，翠色重重；眉黛如秋山，被烟雨轻轻抹过。小槽中刚刚滴出的美酒像珍珠般滑润，足以断送一生，花样十八。醉中扶她登上木床，酒醒梦回，只能空对明月。清平乐〔和曾检法咏海棠〕。深深的花院里，雨肆虐，风贪暴，遍地只缺少一个吹洞箫、摇羽扇的人，谁来领略春风的面貌？愁绪必须靠诗酒来排遣，少陵为何懒得吟咏？不是因为梅花牵动兴致，只是怕它来恼人。乱春心〔王安石的梅花诗说：“少陵为你牵动诗兴，难道是无心吟咏海棠吗？”所以这样说〕。青玉案〔乙酉年重阳日，在葛守的宴席上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适宜霜降的花已经开尽，秋光也已衰老，感叹节物，愁绪有多少？尘世中很难遇到能放声大笑的时刻。满林风雨，满江烟水，飒飒清风令人惊醒。玉堂金马，又何必谈论？且在酒樽前拼取一醉，醉倒如玉山倾颓。内寝中香气清幽，官事已经办完；紫色茱萸、黄色菊花，黑色罗衣、红色衣袖，花与人都正美好。《澹庵文集》第六卷。钦定《四库全书》。《澹庵文集》附录。本传。胡忠简公胡铨，字邦衡，是庐陵值夏人。他从小就因学识通达而特别知名，曾跟随乡里的先生萧楚学习《春秋》，完全领会了其中的旨意。宋建炎二年，高宗在维扬召试士人，询问治国之道，胡铨回答说：根本在于天道，根本也在于百姓。公上万言书说：“商汤、周武王因依靠百姓而兴盛，夏桀、商纣因违背天意而灭亡。如今陛下在兵戈锋镝之间起兵，外有动乱，内有纷争，而大臣们所陈数十条意见，全都把事情归于天命，不听取百姓。”文辞多切直，宋高宗认为他不同寻常。将要在众士人中选取第一名时，嫉妒他的人把他调到第五名，授任抚州军事判官，但他尚未赴任。适逢隆祐太后为躲避战乱前往赣州，金人追赶她，胡铨招募百姓为兵，按照军法整顿队伍，转任承直郎，擢升为吉州军事判官。因父亲去世回家服丧。绍兴五年，督府张浚征召他，他没有赴任。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荐举他，皇帝赐他入对，授任编修官。绍兴八年，宰相秦桧主张议和，金国使者以传达诏谕江南为名，中外人心汹汹。胡铨上抗疏说：“臣谨考察王伦，本是一个亲近邪佞的小人，是市井中的无赖。近来因为宰相没有见识，竟推举他出使敌国；他专门从事欺诈荒诞之事，欺骗蒙蔽皇上的听闻，突然得到显贵官职，天下人都咬牙切齿、唾骂不已。如今无缘无故招引敌国使者，以传诏晓谕江南为名，这是想让我们做臣妾，也是想让我们成为刘豫那样的伪臣。刘豫向北国称臣，面向南方称王，自以为这是使子孙世代做帝王、万世不变的事业；一旦敌人改变主意，便把他揪住捆绑起来，父子都成了囚徒。前车之鉴并不遥远，王伦又想让陛下效仿他。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处的君位是祖宗的君位，为什么要把祖宗的天下变成强敌的天下，把祖宗的君位变成强敌藩臣的君位？陛下一旦屈膝，祖宗宗庙社稷的神灵全都被污辱于草莽之间，祖宗数百年来的百姓全都要成为左衽之民，朝廷的宰相执政全都要成为陪臣，天下士大夫都应当撕裂冠帽、毁掉衣裳，改穿异族服饰。将来敌人贪得无厌的要求，怎么知道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无礼地对待我们呢？即使三尺童子也是最没有见识的，若指着

译仇人让他下拜，也会愤怒不平。如今北方敌人就是仇敌，堂堂大国却一起向仇敌下拜，连儿童都感到羞耻，陛下难道忍心这样做吗？王伦的主张却说：‘我若屈膝，梓宫可以归还，太后可以复归，渊圣可以回来，中原可以取得。’唉，自从发生变故以来，主张和议的人谁不是用这套话来诱骗陛下？然而最终没有一件应验，敌人的真情和假意已经可以看清了。陛下还不醒悟，竭尽百姓的膏血却不顾惜，忘掉国家的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辱，把天下都奉送给敌人，难道心甘情愿吗？即使假定他们确实可以议和，完全如同王伦所说，天下后世会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何况北方人变诈百出，王伦又以奸邪助成其事。梓宫绝不可能归还，太后绝不可能复回，渊圣绝不可能归来，中原绝不可能取得。而这一膝一旦屈下，就再也无法伸直；国势衰微，也再不能振兴，实在值得痛哭流涕、长声叹息。先前陛下辗转海道逃难，危险如同累卵，当时尚且不忍向北面向敌人称臣，何况如今国势稍有增强，诸将都锐气十足，士卒都想着奋勇作战。近来北方敌人横行，伪刘豫入侵，我们本来已经在襄阳、淮上、涡口、淮阴击败过他们。和过去渡海逃难的危险相比，已经强过万万倍。假如不得已而用兵，我们难道会突然落到敌人之下吗？如今无缘无故反而向敌人称臣，想使万乘之尊屈身，在穹庐前下拜，三军将士尚未交战士气已经消散。这就是鲁仲连之所以不肯尊秦为帝，并不是吝惜尊秦这一虚名，而是痛惜天下大势有不可为之处。如今内有百官，外有军民，众口一词，都想吃王伦的肉；诽谤议论汹涌不止，陛下却听不到，恐怕一旦发生变故，祸患就不可预测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臣私下认为，不斩王伦，国家的存亡就还无法预料。即使如此，王伦还不值得一提。秦桧身为皇帝的心腹大臣，却也参与此事；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秦桧不能使陛下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反而想引导陛下成为石敬瑭。近来礼部侍郎曾开引用古代义理驳斥他，秦桧竟厉声责问：“侍郎知道旧例，难道只有我不知道吗？”由此可见秦桧坚持错误、拒绝劝谏。他又提议让台谏官和侍从大臣共同议论是否可行，这其实是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便让台谏侍从共同分担诽谤。有识之士都认为朝廷没有人才，真是可惜啊！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向左了。”管仲不过是霸主的辅佐，尚且能够改变左衽之地，使之穿上中原衣裳。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驱使衣冠之俗变成左衽之乡，那么秦桧不仅是陛下的罪人，实在也是管仲的罪人。孙近附和秦桧的议论，于是得到参知政事之职。天下人盼望太平，像饥渴的人盼望饮食一样，而孙近在中书省伴食，完全不敢对事情表示可否。秦桧说：“可以同敌人议和。”孙近也说：“可以议和。”秦桧说：“天子应当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臣曾到政事堂，三次发问，孙近都不回答，只说：“已经命令台谏和侍从议论了。” 唉，参与辅佐大政，却只是这样徒然占据职位；如果敌人的骑兵长驱直入，他还能抵御敌人、解除祸患吗？臣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可以斩首。臣充任枢密院属官，按义理不能同秦桧等人共同戴天而活。这片微薄的心愿，是希望把三人的头砍下来挂在藁街，然后拘留敌国使者，责备他们无礼，再慢慢兴起问罪之师；这样三军将士即使不战，士气也会自然倍增。否则臣只有投赴东海而死罢了，难道能留在这个小朝廷里苟且求生吗？奏书上呈后，秦桧认为公狂妄悖逆，鼓动众人，将他削除名籍，编管昭州。台谏官中有许多人营救他，秦桧迫于舆论，于是改派公监理广州盐仓。第二年改任签书威武军判官。绍兴十二年，谏官罗汝楫弹劾公粉饰错误、横加议论，诏令削除名籍，编管新州。绍兴十八年，新州守张棣告发公诽谤怨望，移谪吉阳军。绍兴

译二十六年，秦桧死，公移居衡州。起初吴师古刻印公的奏疏，金人悬赏千金求取。陈刚中用启文送给他，并大加称誉；王廷珪也作诗相赠。有人把这件事告知秦桧，吴师古流放袁州，王廷珪流放辰州，陈刚中贬到安远县，死在那里。孝宗即位，公恢复奉议郎，任饶州知州。皇帝召见他，他谈到修养德行、结纳百姓、训练军队、观察敌方破绽。

译皇帝说：“早就听说你正直诚实。”授任吏部郎官，升任秘书少监，又擢升为起居郎。公上奏说：“臣充任左右史以来，私下看见史官失职的地方不止一处，其中尤其严重的有四点。从前唐太宗想查看国史，褚遂良认为不可以，担心史官有所忌讳回避，不敢直书；既然如此，起居注就不必呈给皇帝了。唐代制度是皇帝临朝，左右史分列两旁，善恶都必须记录。许敬宗、李义府掌权时，却改立在殿东南角，于是君主的一言一行都无法听到，旧制应当恢复。左右史侍奉天子身边，本来不应有前殿、后殿的分别；如今只在后殿侍奉，前殿却不参与，这道理究竟在哪里？所以前殿也应当站立值班。从前唐文宗对魏謩说：‘事情有不恰当的地方，不要顾虑，尽管论奏。’因此本朝左右史都允许直接上前奏事。皇祐年间，唐介论说文彦博，皇帝发怒，当时蔡襄修撰起居注，直接上前论说营救，何曾预先通知阁门、一定等待班次呢？所以奏事应当直接上前。”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兼任侍讲、国史院编修官，公请求迁都建康。大意说：“汉高祖进入关中，光武帝守住信都；人与人争斗，如果不扼住对方的喉咙、拍击对方的后背，就不能取得全胜。如今的天下形势，淮河以北正是天下的喉咙和后背，建康就是可以扼住喉咙、拍击后背的地方。如果进军占据建康，向下俯临中原，这就是汉高祖、光武帝兴王建国的谋略。”张浚、王十朋收复宿州，李显忠与邵宏渊发生争执，军队大败溃散。王十朋自劾，皇帝十分愤怒。公上疏希望不要因为小的挫折而自我沮丧。不久因灾异求言，公应诏上书，大略列举《春秋》所载灾异，以说明政令缺失以及上下情意不相通的情况，各有十条；又说尧舜使四方都能看见、使四方都能听见，即使有共工、鲧这样的奸邪，也不能堵塞言路。秦二世把赵高当作心腹，刘邦、项羽横行天下，他却听不到。汉成帝杀王章，王氏夺取政权，他也听不到。汉灵帝杀何武、陈蕃，天下大乱，他也听不到。梁武帝信任朱异，侯景攻破关隘，他也听不到。隋炀帝信任虞世基，李密称帝，他也听不到。唐明皇贬逐张九龄，安禄山、史思明酿成祸乱，他也听不到。过去陛下召臣以及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十朋一同入朝，如今张焘、辛次膺、王十朋相继离去，王大宝也将离去，只有臣一人还在罢了。若因忌讳直言而想堵塞灾异的根源，臣知道这是一定做不到的。” 公又说，从前周世宗被刘旻打败，斩杀失职违令的将领何徽等七十人，军威大振，最终击败刘旻，夺取淮南，平定三关。一天之内杀七十名将领，难道还会有将领可用吗？而周世宗最终仍能恢复国土，难道不是因为庸弱怯懦的人被除去，勇敢的人才得以出现吗？近来宿州战败，死在敌人手中的士卒遍布原野，诸将却用金钱贿赂权贵来为自己开脱。天变已经如此明显，只有陛下赏罚严明，才能回应天变。如今朝廷大臣把闭口不言看作贤能，把逢迎讨好看作忠诚，终于导致兴元之行，这正是所谓一句话可以亡国。皇帝说：“若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些话。”金人前来求和，公说：“金人知道陛下锐意恢复，所以用甜言蜜语来宽慰欺骗我们，希望陛下坚决不要谈和。”皇帝在边事上倚重张浚，而王之望、尹穑专门主张议和，于是排斥张浚；胡铨在朝廷上责斥他们。不久兼任权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皇帝下诏询问廷臣是否可以同敌人议和，当时主和者一半，持两可态度者一半，说不可和的只有公一人，于是公上疏陈述情形。公说，京师失守，是从耿南仲主和开始，结果二圣播迁；从何㮚主和开始，维扬失守；从汪伯彦、黄潜善主和开始，发生完颜亮之变；又从秦桧主和开始…… 议论的人便说：“对外虽然议和，对内并不忘记作战。”这是权臣误国的话。一旦沉溺于议和而不能振作自己，还能作战吗？授任宗正少卿，公请求外任，没有获准。此前金国将领带着泗州以及一百名军士投降，诏令把他们一并授为节度使。公说：“接受投降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六朝七次得到河南之地，不久都失去了。梁武帝时，侯景以河南来投降，不久便攻陷台城。宣和、政和年间，郭药师从燕云来降，不久便成为中国的祸患。如今金国三名将领归附，只提高他们的爵禄、优待他们的部曲，以此维系中原人心，还可以；如果把他们安置在近地，万一包藏祸心，暗中成为内应，后来将悔之莫及，希望不要把兵权交给他们，把他们的部众迁到湖广，以断绝后患。”绍兴二年，兼任国子祭酒，不久降为权兵部侍郎。皇帝因灾异下诏命廷臣谈论政务缺失和急务，公认为赈济灾民是急务，议和是政务缺失。他的奏书说：自靖康至今，共四十年，发生三次大变，都同和议有关；由此可见敌人不能同他们议和。身居高位而见识鄙陋的人，众口一词，固执得不可改变；他们并非不知道议和的祸害，却争着主张议和，原因有三种：一是偷安怯懦，二是苟且求安，三是依附权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偷安怯懦，是不知道如何立国；苟且求安，是不懂得防备鸩毒；依附权贵，是希望得到显贵官职。小人的情状全都表现在这里了。今天的和议，如果成功，有十件值得吊唁的事；如果不成功，也有十件值得庆贺的事，请让我为陛下详尽地说出来。什么叫十件值得吊唁的事？宋真宗时，宰相李沆对王旦说：‘我死以后，您一定会做宰相，千万不要同敌人议和。我听说，外无敌国外患的国家，常常会灭亡。如果同敌人议和，从此中原必然多事。’王旦很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后来果然议和，天下空虚耗损，王旦才后悔没有听文靖先生的话，这是第一件值得吊唁的事。中原那些歌吟思归的人，日夜伸长脖子盼望，盼着陛下救他们于水火，正如婴儿盼望慈爱的父母；一旦同敌人议和，中原人便彻底绝望，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是第二件值得吊唁的事。海州、泗州如今是藩篱和咽喉；敌人得到海、泗二州，就会破坏我们的藩篱，窥伺我国内部，扼住我们的咽喉，控制我们的命运。这样两淮必定无法保全；两淮不能保全，长江就必定无法守住；长江守不住，江浙就必定不得安宁，这是第三件值得吊唁的事。绍兴戊午年和议达成后，秦桧建议派二三名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别前往南京等州交割归还的土地；一旦敌人背盟，便劫持路允迪等人，于是下诏亲征。敌人又请求议和，他们反复变诈到了这种地步，秦桧仍不醒悟，像当初一样奉承他们，侍奉得更加谨慎，送的贿赂更加丰厚，最终发生完颜亮之变，惊动京城，太上皇谋划入海，行朝居民逃得一空。前车之覆并不遥远，若忽然忘记戒备，臣恐怕后车又会倾覆，这就是第四件值得吊唁的事。

译绍兴年间议和，起初已经议定不把归正人交还，盟誓的血迹尚未干，前面的议定却全部改变了，凡归正人一律遣送回去，如程师回、赵良嗣等人，合族数百人，几乎成为萧墙之忧。如今若一定要把所有归正人都搜集起来交给敌人，内部就会发生变乱；若不交，敌人决不会罢休。既然如此，内部发生变乱，肘腋之患就会加深；敌人决不罢休，就必然另起衅端。突然发生完颜亮那样的阴谋，不知将怎样应对？这是可悲的第五件事。自秦桧执政二十年间，竭尽百姓的膏血来供养仇敌，到如今府库连十天的储备也没有，千村万落，生计萧条。又加上蝗灾水涝，从此再次议和，损害国家、祸害百姓，恐怕会更加严重。这是可悲的第六件事。如今的祸患，军费已经很大，养兵以外，又增加岁币；即使少算一些，以十年计算，费用也不下数千亿。岁币以外，又有私人会见的费用；私人会见以外，又有贺正旦、贺生辰的使者；贺正旦、生辰以外，又有泛使。一批使者尚未离开，另一批使者又来了，百姓疲于奔命，国库因迎送而枯竭，这是使中国贫瘠而使敌人肥富。陛下为什么还要顾忌而这样做？这是可悲的第七件事。我私下听说敌人得寸进尺，想在国书上书写皇帝的名字，想删去国号上的大字，想让我国行再拜礼。议论的人认为这只是繁琐的文书和细小的礼节，不必计较。我私下认为这些议论的人都该杀。四郊多有敌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楚子询问九鼎的轻重，是义士深感羞耻的事。富弼为了“献纳”二字，曾以死力争。如今强敌横行，与四郊多垒相比哪一种更耻辱？国号大字的有无，与九鼎轻重相比哪一种更重要？“献纳”二字，与再拜之礼相比哪一种更重大？臣子想让君父屈己顺从敌人，那就是认为多垒不足以为辱，问鼎不必感到羞耻，献纳也不必争辩。这是可悲的第八件事。我担心再拜不停，必然发展到称臣；称臣不停，必然发展到请降；请降不停，必然发展到献纳土地；献纳土地不停，必然发展到口衔玉璧；衔璧不停，必然发展到用车载着棺材；载棺不停，必然发展到像晋帝那样穿青衣为敌人行酒，这样他们才会满意。这是可悲的第九件事。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想做一个普通百姓，难道还可能吗？这是可悲的第十件事。我私下观察今日的形势，和议决不会成功。倘若陛下独断乾纲，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人，断绝请和的议论，以此鼓舞战士；下达哀痛的诏书，以收拢民心，天下或许还有可以作为的希望。这样做，就也有十件值得庆贺的事：省下数千亿岁币，这是第一件；专心整治武备，使粮食和军队充足，这是第二件；没有在国书上书写皇帝名号的耻辱，这是第三件；没有删去国号大字的屈辱，这是第四件；没有行再拜礼的屈辱，这是第五件；没有称臣的愤恨，这是第六件；没有请降的祸患，这是第七件；没有献纳土地的悲痛，这是第八件；没有衔璧、载棺的酷辱，这是第九件；没有穿青衣为敌人行酒的冤屈，这是第十件。除去十件可悲的事而趋就十件可庆的事，利害分明，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然而陛下却没有觉悟。《春秋左氏传》说没有勇气的人就是妇人，今天满朝的士大夫都是妇人。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请下令把我流放、窜逐、诛杀，作为臣子越位犯分的警戒。自符离之战失败以后，朝廷舆论急于与金人议和，已经把唐、邓、海、泗四州抛给金人；金人又想得到商、秦二地，索取岁币，扣留使者魏杞，分兵进攻淮河。于是任命公处理浙西、淮东、海道的事务。当时金兵号称八十万，刘宝放弃楚州，王彦放弃昭关，濠州、滁州都陷落，只有高邮守臣陈敏抗拒敌军。李宝在射阳湖，先请求密诏，以求自保，却拥兵不救。公上奏弹劾说：“臣奉诏令范荣守备淮河，李宝守备长江，遇到缓急相互援助。如今李宝眼看陈敏而不救，如果射阳失守，大事就完了。” 李宝害怕了，这才出兵与陈敏形成犄角之势。当时下着大雪，河水都结了冰，公先拿铁锤敲破冰层，士卒都奋力作战，金人于是退兵。乾道初年，公以集英殿修撰出任漳州知州，改任全州知州。入朝奏事，被留下任工部侍郎。公说：“陛下曾经答应臣发誓不与金人议和，为什么中途改变？又曾对臣说决定迁驾建康，为什么中途停止？”皇上说：“因为百姓生活艰难，暂且缓一缓。”公说：“少康凭一旅之众就恢复了禹的事业，陛下富有四海，登基九年，国耻还没有雪除。况且四方遭受水旱灾害，请命令有关官署赶快预作准备。”后来历任敷文阁直学士。曾经在宫中宴见时说：“当初在经筵任职的臣子共有七人，如今只有臣还在。臣老了，希望请求退职回乡。”皇上问：“你现在打算回哪里？”回答说：“臣是庐陵人，过去在岭海讲授、传习诸经，想完成这部书。”皇上特赐犀带来宠荣他。公回乡后，进呈所著《易》《春秋》《周礼》《礼记》解，诏令收藏在秘书省。屡次升任朝奉郎，进封开国伯，又进封郡侯。淳熙六年，召他赴行在，他辞谢而未获准，于是勉强支撑病体改任朝议大夫。过了很久，以资政殿学士身份退休。第二年去世，临终口授遗表，其中有“死后做厉鬼杀贼”的话。遗表呈上后，特赠通议大夫。他曾给自己的庵取名为“澹”，取自贾谊“澹若深渊”的意思，有《澹庵集》一百卷。孙槼、孙榘都做到尚书。

译《宋史》本传。胡铨，字邦衡，庐陵人。建炎二年，高宗在淮海防御士卒，胡铨根据皇帝亲笔题问治国之道，认为上天的根本在于百姓，回答说：“商汤、周武听从百姓而兴盛，夏桀、商纣听从天命而灭亡。如今陛下在刀兵锋镝之间起兵，外有祸乱、内有纷争，而防臣数十条，都是把问题归之于天，不听取百姓的意见。”又说如今的宰相不是晏殊，枢密、参政也不是韩琦、杜衍、范仲淹，写了万余字的策论。高宗看后很惊异，准备让他在众士中居首，有人忌惮他的直率，便把他置于第五名，授任抚州军事判官，他没有赴任。隆祐太后为躲避兵乱到赣州，金人追逼而来，胡铨凭漕运司的檄文代理本州幕职，招募乡丁协助官军防守，按功赏升为承直郎；父亲去世后服丧，跟随乡先生萧楚学习《春秋》。绍兴五年，张浚开设督府，征召他任湖北仓属，他没有赴任。诏令他赴都堂审察，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推荐他，赐他入对，授任枢密院编修官。绍兴八年，宰臣秦桧决定倡导与金和议，金使以宣谕江南为名义，朝廷内外一片骚动。胡铨上抗疏说：“臣谨按，王伦本是一个亲狎奸邪的小人，是市井中的无赖。前些时候由于宰相没有识人之明，竟推举他出使敌国。他专门从事欺诈妄诞，欺骗蒙蔽皇上的听闻，突然得到优厚官职，天下人都咬牙切齿、唾骂不已。如今无缘无故招来敌国使者，以宣谕江南为名，这是想使我们成为臣妾，想让我们成为刘豫那样的臣属。刘豫臣服北方狄族，面向南方称王，自以为建立了使子孙万世为帝王、不可动摇的基业；一旦敌人改变主意，就把他揪住捆绑起来，父子都成为囚徒。前车之鉴并不遥远，而王伦又想让陛下仿效他。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居的位子是祖宗的位子，为什么要把祖宗的天下变成仇敌的天下，把祖宗的位子变成仇敌藩臣的位子？陛下一旦屈膝，祖宗宗庙社稷的神灵都会被污辱在草莽之中，祖宗数百年来的百姓都将成为左衽之民，朝廷宰执都将成为陪臣，天下士大夫都应当撕裂冠冕、毁掉礼服，改穿异族服装。将来敌人的无厌之求，怎么知道不会像对刘豫那样对我们施加无礼？即使三尺高的孩子也最没有见识，但如果指着仇人让他下拜，他也会愤怒不已；如今北方敌人就是仇敌，堂堂大国相率向仇敌下拜，连儿童都感到羞耻，陛下难道忍心这样做吗？”王伦的主张却说：“我只要屈膝一次，梓宫就可以送回，太后就可以复归，渊圣就可以回来，中原就可以得到。”唉！自从变故以来，主张和议的人，谁不是用这些话来诱骗陛下呢？然而最终一件也没有应验，敌人的真情假意已经可以看清，而陛下还没有醒悟，竭尽百姓的膏血却不顾惜，忘记国家的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把天下都奉送给敌人作臣属，还甘心如此。即使敌人确实可以和好，完全如同王伦所说，天下后世将怎样评价陛下这样的君主？何况北方人诡诈多变，而王伦又以奸邪来帮助他们。梓宫决不可能送回，太后决不可能复归，渊圣决不可能回来，中原决不可能得到；而这一膝一旦屈下，就不可能再伸直，国势衰败，也不可能再振作，实在令人痛哭流涕，长声叹息。从前陛下辗转海道逃难，危险得像堆叠的鸡蛋，当时尚且不忍面向北方称臣，何况如今国势稍有发展，将领都锐气十足，士卒都想着奋战？就如前些时候北方敌人横行，伪刘豫入侵，我们曾在襄阳击败他们，在淮河之上击败他们，在涡口击败他们，在淮阴击败他们。与过去渡海逃难的危险相比，形势已经好得多了。倘若不得已而用兵，难道我们就会立即处在敌人之下吗？如今无缘无故反而向敌人称臣，想使万乘之尊屈服，向穹庐行拜礼，三军将士还未交战，士气就已经消尽了。这就是鲁仲连不肯尊秦王为帝的原因，并不是吝惜尊秦的虚名，而是珍惜天下大势，认为此事不可为。如今内有百官，外有军民，众口一词，都想吃王伦的肉，诽谤议论喧嚣不止，陛下却听不到。我正担心一旦发生变故，灾祸将不可预测。臣私下认为，不杀王伦，国家的存亡就还不能确定。不过，王伦还不值得说。秦桧作为皇帝的心腹大臣也这样做，陛下有尧舜的资质，秦桧不能使陛下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圣君，反而想引导陛下成为石晋。近来礼部侍郎曾开等人援引古代义理来驳斥他，秦桧竟厉声责问说：‘侍郎知道旧例，难道只有我不知道吗？’由此可见秦桧坚持错误、刚愎拒谏。可是他又提出，让台谏和侍从大臣共同议论可行与否，这大概是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便让台谏、侍从共同分担毁谤。有识之士都认为朝廷无人，实在可惜！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恐怕就要披散头发，衣襟向左了。’管仲只是霸主的辅佐，尚且能够使穿左衽的地区变成穿衣裳礼服的地方。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却反而把衣冠礼俗驱逐出去，使国家成为左衽之乡。那么秦桧不仅是陛下的罪人，实际上也是管仲的罪人。孙近传达秦桧主和的意见，于是得到参知政事的职位。天下人盼望太平如同饥渴，而孙近在中书省陪坐吃饭，面对秦桧却什么事都不敢表示可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他说：‘敌人可以和，孙近也说可以和。’秦桧说：‘天子应当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臣曾到政事堂，连续三次发问，孙近都不回答，只说：‘已经命令台谏、侍从议论了。’唉，参赞大政只知道占据职位，像这样，如果敌骑长驱直入，还能抵御外侮吗？臣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都可以杀。臣充任枢密院属官，在道义上不能与秦桧等人共戴一天。我区区的心愿，是砍下三人的头悬挂在藁街，然后扣留敌使，责问他们无礼，再慢慢兴师问罪；这样三军将士即使不交战，士气也自然会加倍。不这样做，臣只有投身东海而死罢了，难道能留在这个小朝廷中苟且求生吗？奏书上呈后，秦桧以胡铨狂妄凶悖、煽动众人劫持为由，下诏削除名籍、编管昭州。又降诏向朝廷内外公布，给事中、舍人、台谏和许多朝臣都出面营救。秦桧迫于舆论，于是改命胡铨监理广州盐仓。第二年改任签书威武军判官。绍兴十二年，谏官罗汝楫弹劾胡铨掩饰过错、横加议论，诏令削除名籍、编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张棣揭发胡铨与宾客酬唱诗文、毁谤朝廷、心怀怨望，于是转徙贬谪吉阳军。二十六年，秦桧去世，胡铨量移衡州。胡铨最初上书时，宜兴进士吴师古把它刻印传播。

译金人悬赏千金征求他的书。胡铨被贬广州时，朝士陈刚中写启事向他道贺；被贬新州时，同郡人王廷珪作诗为他送行，这些人都被人揭发。吴师古流放袁州，王廷珪流放辰州，陈刚中贬为防州安远县知县，最终死在那里。三十一年，胡铨获得自便居住的许可。孝宗即位，恢复他奉议郎的官职，任饶州知州。召见奏对时，他说应当修养德行、团结百姓、训练军队、观察敌人的间隙。皇上说：‘久闻你正直诚实。’于是授任吏部郎官。隆兴元年，升任秘书少监，提拔为起居郎。他论说史官失职有四点：第一，起居注不必进呈，使君主有不看史书的好处；第二，唐代制度中两名史官站在螭头之下，如今却站在殿东南角，皇帝的言语行动从未能听见；第三，两名史官站在后殿而前殿不站，请在前后殿都分日侍立；第四，史官应当直接上前奏事，阁门却以事先没有呈牒、今日没有班次为理由，请从今以后直接上前奏事不必预先通知阁门，也不必受有无班次的限制。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兼任侍讲、国史院编修官，因讲解《礼记》说：‘君主以礼为重，礼以名分为重，名分以名器为重。希望陛下不要轻易把名器授予他人。’又进言请求迁都建康，说汉高祖进入关中、光武帝守信都，大体上同人争斗，不能扼住他的咽喉、抚摸他的后背，就不能取得完全胜利。如今的大势，淮河以北是天下的咽喉和后背；建康正是扼住它、抚摸它的地方。如果进驻建康，向下俯临中原，这就是汉高祖、光武帝兴起王业的计策。诏令讨论巡幸之事，谏官请求推迟日期。于是任命张浚巡视军队，谋求恢复国土。侍御史王十朋赞成这件事。收复宿州后，大将李显忠私吞缴获的金帛，又与邵宏渊发生争执，军队大败。王十朋自我弹劾，皇上非常愤怒。胡铨上疏，希望皇上不要因为小的挫败而自我沮丧。当时发生旱灾、蝗灾和星变，皇帝下诏询问政事的缺失。胡铨应诏上书数千言，始终依据《春秋》记载灾异的法则，说政令缺失有十项，上下情意不相通也有十项。又说：尧舜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即使有共工、鲧这样的坏人，也不能堵塞信息。秦二世把赵高当作心腹，刘邦、项羽横行天下，他却听不到；汉成帝杀王章，王氏取代汉室，他却听不到；汉灵帝杀何武、陈蕃，天下横溃，他却听不到；梁武帝信任朱异，侯景攻破城门，他却听不到；隋炀帝信任虞世基，李密称帝，他却听不到；唐明皇驱逐张九龄，安禄山、史思明酿成祸乱，他却听不到。陛下即位以来，号召逐客，和臣同时被召来的有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十朋。如今张焘已经离去，辛次膺已经离去，王大宝也将离去，只有臣还在罢了。忌讳别人进言，却想堵塞灾异的根源，臣知道这是必定做不到的。胡铨又说：从前周世宗被刘旻打败，杀掉败将何徽等七十人，军威大振，果然击败刘旻，取得淮南，平定三关。一天杀掉七十名将领，难道还会有将领可以任用吗？可是周世宗最终仍能恢复国土，不是因为去掉庸弱之人，勇敢之人就出来了吗？近来宿州战败，士卒死在敌军手下，尸体遍野，而败军将领却用所得金帛贿赂权贵来为自己开脱。上天显现灾变，已经清楚明白，陛下不能不赏罚严明来回应天意。他论说纳谏道：如今朝廷大臣把闭口沉默当作贤能，把迎合取悦当作忠诚，终于导致皇帝巡幸兴元。所谓一句话可以亡国，皇上说：‘若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些话。’这就是金人请求议和，胡铨说：金人知道陛下锐意恢复国土，所以用甜言蜜语来款待、欺骗我们，希望陛下绝口不要说“和”字。皇上把边防事务完全倚重张浚，而王之望、尹穑专门主张议和并排斥张浚。胡铨在朝廷上责备他们，兼任权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张浚的儿子张栻被赐金紫，胡铨封还诏书上奏，认为不应这样对待功臣的儿子。张浚平素与胡铨交厚，并不介意。十一月，诏令以和戎为事派遣使者，在朝廷广泛询问，侍从、台谏中参与议论的共有十四人，主张和议的占一半，表示可否的占一半，说不可和的只有胡铨一人。于是胡铨独自上奏一篇议论说：京师失守，是从耿南仲主张和议开始的；二圣流离播迁，是从何焕主张和议开始的；维扬失守，是从汪伯彦、黄潜善主张和议开始的；完颜亮发动变乱，是从秦桧主张和议开始的。议论的人却说：‘对外虽然议和，内部并不忘记作战，这正是过去权臣误国的说法。’一旦沉溺于和议，自己都不能振作，还能作战吗？授任宗正少卿，请求外任，没有得到允许。此前，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投降，萧琦率一百名士兵投降，诏令都任命为节度使。胡铨说：‘接受降将，自古就是难事。六朝七次取得河南之地，不久便全都丧失。梁武帝时，侯景带着河南来投奔，不久就攻陷台城。宣政年间，郭药师从燕云来投降，不久就成为中国的祸患。如今金人的三名大将归附，应当提高他们的爵禄，优待他们的部属，以此维系中原人的人心，这很好。然而若把他们安置在近地，万一包藏祸心，或作为内应，后来将会后悔莫及。希望不要把兵权交给他们，把他们的部众迁到湖广，以断绝后患。’第二年，兼任国子祭酒，不久授任权兵部侍郎。八月，皇上因灾异避居别殿、减少膳食，诏令朝臣陈述政事缺失和急务。胡铨认为赈济灾民是急务，议和是政事的缺失。他论议和的奏书说：“自靖康以来到现在，共四十年，三次遭逢大变，都发生在和议之后。由此可见，金人不能与之议和，已经明白无疑。身居高位的鄙陋之人，众口一词，固执得不可改变。他们并非不知道和议的危害，却争着说应当议和，这是因为有三种说法：一是偷懒怯弱，二是苟且求安，三是依附权势。偷懒怯弱，就不知道如何立国；苟且求安，就不戒备鸩毒；依附权势，就希望得到美官。小人的情状，都表现在这里了。今天的和议，如果成功，就有十件可悲的事；如果不成功，也有十件可庆贺的事。请允许臣为陛下把它们全部说清楚。什么叫十件可悲的事？真宗皇帝时，宰相李沆对王旦说：‘我死以后，您一定会做宰相，千万不要同敌人讲和。我听说，外面没有敌国外患，国家就常常会灭亡。如果同敌人议和，从此中国必然多事。’王旦很不以为然，后来终于议和，天下财力耗尽，王旦才后悔没有听文靖的话。这是第一件可悲的事。中原那些吟咏哀叹、思念归宋的人，日日夜夜伸长脖颈盼望，盼陛下拯救他们于溺水和火灾之中，不亚于婴儿盼望慈父慈母。一旦同敌人议和，中原人就绝望了，事后后悔也来不及。这是第二件可悲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海州、泗州是如今的藩篱和咽喉。敌人得到海州、泗州，就会摧毁我们的藩篱，窥伺我们的内地，扼住我们的咽喉，控制我们的命脉，那么两淮就决不可保；两淮不能保，大江就决不可守；大江不能守，江浙就决不可安。这是第三件可悲的事。绍兴戊午年和议达成后，秦桧建议派遣路允迪等二三名大臣分别前往南京等州交割归还的土地；一旦敌人背盟，劫持路允迪等人，于是下诏亲征；敌人又请求议和，他们反复多变、诡诈如此。秦桧仍不醒悟，像起初那样奉承敌人，侍奉得更加谨慎，贿赂得更加丰厚，最终发生完颜亮之变，惊动京城。太上皇谋划想要入海，行朝的居民逃得一空，前车之覆并不遥远，却忽然不加戒备，臣恐怕后来的车子又要翻覆。这是第四件可悲的事。绍兴年间议和，起初决定不把归正人交给敌人，盟誓的血迹尚未干，前面的议定就全部改变了，凡归正人一律遣还，如程师回、赵良嗣等人，合族数百人，几乎成为萧墙之忧。如今如果一定要把所有归正人搜集起来交给敌人，内部就会发生变乱；如果不交，敌人决不会罢休。这样一来，内部发生变乱，肘腋之患就会加深；敌人决不罢休，就必然另起衅端。突然发生完颜亮那样的阴谋，不知道怎样应对，这是第五件可悲的事。自秦桧执政二十年间，竭尽百姓的膏血来供养仇敌，到如今府库连十天的储备也没有，千村万落，生计萧条。又加上蝗灾水涝，从此再次议和，损害国家、祸害百姓，恐怕会更加严重，这是第六件可悲的事。如今的祸患，军费已经很大，养兵以外，又增加岁币；即使少算一些，以十年计算，费用也不下数千亿。岁币之外，又有私人会见的费用；私人会见之外，又有贺正旦、贺生辰的使者；贺正旦、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批使者尚未离开，另一批使者又来了，百姓疲于奔命，国库因迎送而枯竭，这是使中国贫瘠而使敌人肥富。陛下为什么还要顾忌而这样做？这就是第七件可悲的事。私下听说敌人送来傲慢的国书，想在上面书写皇帝的名字，想删去国号上的大字，想让我国行再拜礼。议论的人认为这只是繁琐的文书和细小的礼节，不必计较，臣私下认为这些议论的人都该杀。四郊多有敌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楚子询问九鼎的轻重，是义士深感羞耻的事；富弼为了‘献纳’二字，曾以死力争。如今强敌横行，与四郊多垒相比哪一种更耻辱？国号大字的有无，与九鼎轻重相比哪一种更重要？‘献纳’二字，与再拜之礼相比哪一种更重大？臣子想让君父屈己顺从敌人，那就是认为多垒不足以为辱，问鼎不必感到羞耻，献纳也不必争辩。这是第八件可悲的事。我担心再拜不停，必然发展到称臣；称臣不停，必然发展到请降；请降不停，必然发展到献纳土地；献纳土地不停，必然发展到口衔玉璧；衔璧不停，必然发展到用车载着棺材；载棺不停，必然发展到像晋帝那样穿青衣为敌人行酒，这样他们才会满意。这是第九件可悲的事。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想做一个普通百姓，难道还可能吗？这是第十件可悲的事。我私下观察今日的形势，和议决不会成功。倘若陛下独断乾纲，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人，断绝请和的议论，以此鼓舞战士；下达哀痛的诏书，以收拢民心，天下或许还有可以作为的希望。这样做，也有十件可庆贺的事：省下数千亿岁币，这是第一件；专心整治武备，使粮食和军队充足，这是第二件；没有在国书上书写皇帝名号的耻辱，这是第三件；没有删去国号大字的屈辱，这是第四件；没有行再拜礼的屈辱，这是第五件；没有称臣的愤恨，这是第六件；没有请降的祸患，这是第七件；没有献纳土地的悲痛，这是第八件；没有衔璧、载棺的酷辱，这是第九件；没有穿青衣为敌人行酒的冤屈，这是第十件。除去十件可悲的事而趋就十件可庆贺的事，利害分明，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知道，然而陛下却没有觉悟。《春秋左氏传》说没有勇气的人就是妇人，今天满朝的士大夫都是妇人。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请下令把我流放、窜逐、诛杀，作为臣子越位犯分的警戒。符离之战失败以后，朝廷舆论急于与金人议和，已经把唐、邓、海、泗四州抛给金人。金人又想得到商、秦二地，索取岁币，扣留使者魏杞，分兵进攻淮河，于是以本职处理浙西、淮东、海道事务。当时金使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所率的军队号称八十万，刘宝放弃楚州，王彦放弃昭关，濠州、滁州都陷落，只有高邮守臣陈敏在射阳湖抗拒敌军；大将李宝预先请求密诏，以求自保，却拥兵不救。胡铨弹劾他说：‘臣奉诏令范荣守备淮河，李宝守备长江，遇到缓急相互援助。如今李宝眼看陈敏而不救，如果射阳失守，大事就完了。’李宝害怕了，这才出兵与陈敏形成犄角之势。当时大雪，河水都结了冰，胡铨先拿铁锤敲冰，士卒都奋力作战，金人于是退兵。过了很久，胡铨提举太平兴国宫。乾道初年，以集英殿修撰出任漳州知州，改任泉州知州，催促他入朝奏事，留下任工部侍郎。入对时他说：‘少康凭一旅之众恢复禹的功业，如今陛下富有四海，兵力不只一旅，但登基九年，恢复禹业的成效还没有显著。’ 又说：‘四方多有水旱灾害，左右近臣却不把实情告诉皇上，这是谋划国家的人的过错，应当命令有关官署赶快预先准备。’请求退休。乾道七年，授任宝文阁待制，留在经筵，要求离职，以敷文阁直学士身份任外祠官。辞别皇帝时，仍以归还陵寝、恢复旧疆为言。皇上说：‘这是我的志向；而且你现在准备回哪里？’胡铨说：‘回庐陵。臣从前在岭海，曾讲授、传习诸经，想完成这部书。’皇上特赐通天犀带来宠荣他。胡铨回乡后，进呈所著《易》《春秋》《周礼》《礼记》解，诏令收藏在秘书省。不久恢复原官，升为龙图阁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改任提举玉龙万寿宫；晋升端明殿学士，提举六年，召回经筵。胡铨称病坚决辞谢。乾道七年，以资政殿学士身份退休，去世，谥号忠简。有《澹庵集》一百卷流传于世。孙槼、孙榘都做到尚书。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铨神道碑。

译周武王穿一次戎衣就平定天下，这是顺应天命、顺应人心的举动。义士尚且有人非难他，孔子、孟子为什么取法于此？是为了替万世筹划。绍兴年间与金人议和，高宗皇帝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两宫尚未归来，太后年事已高，所以他与大臣决定采用权宜之计。朝廷内外议论虽然喧嚣，却没有人敢在皇帝面前直陈。只有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数百言，援引大义加以申说。大意是说，王伦诱使北方使者前来，想把我们变成刘豫；秦桧是皇帝的心腹大臣，却引导陛下成为石晋的后代。孙近随后参与政事，希望把三人的头悬在藁街，扣留北方使者，兴师问罪。当时是绍兴八年十一月辛亥，有诏说胡铨的奏书凶悖、劫持人心，削除他的名籍，流放昭州，并降诏向朝廷内外公布。当天，秦桧、孙近惶恐待罪。第二天秦桧又请求收回责罚的命令，未获允许，便请求从轻处理。十二月，王伦也再次上章自我弹劾，六曹长官、两名给事中舍人以及台谏官，从晏景初以下，多有人出面营救。于是改任胡铨监理广州都盐仓。第二年正月，宰执又上奏说胡铨的奏书专门诋毁他们，先前和议没有协调成功，不敢坚持请求，以免群情疑惑；如今议和已经决定，应当稍加甄别叙用。乙酉日，于是改任签书威武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绍兴十一年六月赴任。十二年七月，谏议大夫罗汝楫弹劾公一再倡导先前的主张，欺骗众人的听闻，于是又削除他的名籍，勒令停职，编管新州。十八年十一月，郡守张棣上奏说公与宾客唱和酬答，毁谤朝廷、心怀怨望，于是转徙吉阳军。当时大臣独揽国柄，小人希望观察风向、迎合权势，必定想置公于死地，幸赖天子独自保全了他。二十五年冬，秦丞相去世，公才得以归来。某私下认为，臣子冒犯君主、直言逆耳，上面触怒皇帝，下面遭权臣切齿痛恨，有的被杀，有的被斥退，这样的人数也数不清；但从未有九重宫阙特别下诏说明，又有三府官员矫饰情势，多次请求禁近大臣援引义理加以救止，不到四十天，贬谪命令竟三次改变，像朝廷这样处理得盛大的，前所未有。当时，一个胡编修的名声震动天下，勇敢的人佩服他，怯懦的人也受到激励。朝士陈刚中用言论为他饯行，甚至说到屈膝请和、朝廷中没有人张大肝胆议论政事。枢密院中有人被贬为安远县知县而死，也没有遗憾。同乡王廷珪曾作‘奸谀胆落’的诗，因此被流放夜郎，反而以此为荣耀。下至武夫悍卒，远方边地的人，没有不传诵他的书、乐于谈论他的姓氏、争相希望见到他的。即使北方人也因此知道中国不可轻视。大概是天理通过公得以保存，人心的愤怒通过公得以发泄。扶助世道、垂范后世，这不是圣朝的伯夷吗？如果孔子、孟子还在，一定会把他的事迹郑重地写入史册！胡氏本来是金陵人，五代时迁居庐陵。公字邦衡。曾祖父胡连，祖母康氏、刘氏。祖父胡恺，赠承务郎，祖母张氏，封孺人。父亲胡载，很有气节，参加一次有司考试没有中选，便弃官而去，赠太中大夫。母亲陈氏，是张氏所生。曾祖母、祖母陈氏、张氏都赠淑人。公年幼时就与众不同，记忆力强，博览群书。二十岁时参加太学考试，文章不加修饰便写成。建炎二年，在行在所参加廷对，考官起初准备让他在士人中居首，有人害怕他的切直，便把他置于第五名。授左文林郎、抚州军事判官，没有赴任。隆祐太后躲避敌军，到了赣州，敌军随即追来。公凭发运司的檄文代理本州事务，招募官军和乡丁，率领乡丁协助官军抵御敌军。按功赏循次升为承直郎，就地代理判官。不久父亲去世，服丧期满，与兄长胡铸跟随乡先生萧楚讲习《春秋》，从此没有求取仕进的意思。绍兴五年，张忠献公统督各路军马，征召他任湖北常平茶盐司干办公事；因亲属关系需要回避，改任河南提刑司干办，两职都没有赴任。召他赴都堂审察。绍兴七年，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推荐他。四月，赐他入对，改任左通直郎，留在枢密院任属官。过了两年，赴福州；才一年，就越过山岭。又过六年，渡海后遇到守臣张棣，张棣驱使公徒步前往，又唆使属吏侵扰公，公不为所动，属吏无法肆意施加毒害。到了珠崖后，公著书立说，安然自得，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士人拿着经书跟随他学习，成绩很可观。参加贡举的人接连赴南宫考试。后来公回到朝廷，又请求让五名海岛士人进入省试，朝廷答应不限制他们的年龄并推恩。从此海岛上很有一些人做了官。过了七年，才量移衡州。又过了几年，才允许他自便居住。三十二年，孝宗即位，恢复他左奉议郎的官职，任饶州知州。十二月入朝奏对，请求修养德行、团结民心、训练军队、观察敌人的衅隙。皇上说：‘久闻你正直诚实。’授任吏部尚书左郎官。隆兴元年正月，升任秘书少监。四月，提拔为起居郎，兼侍讲、国史编修官。他论说起居注不应进呈，前殿、后殿都应侍立，遇到应当直接上前奏事时不必向阁门申报，也不应受班次阻隔。又请求迁都金陵。当时督府北伐，收复宿州，大将李显忠、邵宏渊败退回来，他劝皇上不要因为小的挫败而自我沮丧。七月，发生旱灾、蝗灾和星变，皇帝要求直言。公请求不要向佛教、道教祈求福佑，而应亲自实行周宣王的旧例，惩罚那些贪婪残暴的监司、守令。他论说纳谏道：‘如今朝廷大臣把闭口沉默当作贤能，把迎合取悦当作忠诚，反而说台谏议论政事是在卖弄正直，这是唐德宗怀疑姜公辅时说过的话。这样逐渐发展下去，就会导致皇帝巡幸兴元，正是所谓一句话可以亡国。’皇上说：‘如果不是你，我就听不到这些话。’金人再次请求和议，公说：‘敌人知道陛下锐意恢复，所以用甜言蜜语和诡计来欺骗我们，希望陛下绝口不要说“和”字。’皇上感叹他的忠直。侍郎王之望、侍御史尹穑都主张和议，排斥张忠献公。公在朝廷上责备他们，听到的人都称快。兼任权中书舍人，特意升任同修国史。公虽与张忠献交好，等到张忠献之子张栻被赐金紫时，却认为不应这样对待功臣的儿子，封还诏书上奏。太上皇后把“教旨”改称为“圣旨”，公上奏说：‘《易》说“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如今却把二者合为一体，将怎样对待太上皇帝呢？’皇上说：‘奉养亲人的过错，朕自己承担。’十一月，诏令讨论与金和戎的利弊，派遣使者的可否、礼文的先后、土地的取舍，大体上询问禁近大臣。有人劝公随从众议，公奋然说：‘古代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译于是上奏说：‘京师失守，是从耿南仲主张和议开始的；靖康年间流离播迁，是从何焕主张和议开始的；维扬失守，是从汪伯彦、黄潜善主张和议开始的；完颜亮发动变乱，是从秦桧主张和议开始的。议论的人却说“对外虽然议和，内部不忘作战”，这又是过去权臣误国的说法。一旦沉溺于和议，将士离心离德，还能作战吗？’执政大臣读后脸色大变。宫中宦官推行金字牌赏赐，超过旧制，公索取成法准备弹劾他。不久他与宗正少卿何俌互换官职，公还没有走出尚书省，属吏报告说新舍人到了，公斥责道：‘叫你取成法，为什么这么迟？’属吏害怕，从怀中取出成法，公急忙据此具奏，于是封好印信，骑马离去。皇上不久察觉到有人中伤他的原因，公请求外任，皇上不听，仍让他以侍讲身份在夜间入对。皇上说：‘敌人急于求和，形势很明显。’公请求让张浚全力负责恢复大业，一定可以成功，于是再次请求离职。皇上说：‘你的正直诚实，天下都知道；暂且留在经筵，事情无论大小都来告诉朕。’隆兴二年二月，兼任权国子祭酒。六月，授权兵部侍郎。八月，皇上因灾异避居别殿、减少膳食，诏令朝臣陈述政事缺失和急务，公认为赈济抚恤是第一要务，议和是政事的缺失。于是七十七名太学生一同上书，请求再次任用陈康伯为宰相，把胡铨作为心腹大臣，并晋升兼任侍读。金人提出的国书在礼节上没有谈妥，有人说末节不必计较，公说：‘富弼曾以死力争“献纳”二字，如今想让君父对仇敌说卑下的言辞，我比富弼更加惭愧。’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十一月，因为边事改卜郊祀日期，公说不可的地方有十项，而且大臣主张和议更加坚定，公竭力争辩。以本职处理浙西、淮东、海道事务，命令一下就催促他出发。当时金人深入境内，号称八十万，淮东各郡县望风退避，高邮守臣陈敏在射阳湖抗拒敌军，而大将李宝驻军江阴，不肯援助陈敏。公檄令李宝出兵，李宝曾请求密诏，是为了自保；公弹劾说：‘臣奉诏，令范荣守备淮河，李宝守备长江，遇到缓急相互援助。如今李宝眼看陈敏而不救，如果射阳失守，大事就完了。’李宝害怕了，与陈敏形成犄角之势，击退敌军。当时大雪，河水冻结，公亲自凿冰使船只通过，军队因此奋力作战。起初，公与尹穑一同出使浙东，把家属安置在京城。公出使江淮，那是敌军占据的地方，便带着家属向北行进，实际上是为了安定众人的心。谏官却把这些事一并指为罪过。闰十一月，公与尹穑一同被罢免。过了一段时间，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乾道五年冬天，皇上对谏臣单时说：“我想得到像节谊这样的人才。”单时奏报了胡公在中兴初年率领乡兵阻击敌军的事，皇上素来了解胡公。陈、虞两位丞相又举荐他，于是授任集英殿修撰，起用为漳州知州，尚未赴任。乾道六年春，改任泉州知州，催促他入朝奏事。皇上说：“我常常想念你的正直诚实，如今朕恢复中原的志向已经决定了。”胡公说：“陛下曾想迁驾金陵，为什么中途停止了？”皇上说：“因为百姓生活不容易，只是暂且等待罢了。”于是留他任在京宫观，兼任侍讲。闰五月，授权工部侍郎，因论述以前修史的功劳，官阶升一级。十一月，正式授任侍郎。胡公说：“当初元祐年间经筵的七位大臣，如今只有我还在，希望允许我辞官归田。”皇上说：“你的忠孝之节感动神明，暂且留任，等着看朕恢复中原。”皇上曾说要和他一同乘车到大梁，有人忌恨胡公敢于直言，便摘取细小过失和杂事，朝廷士大夫一同攻击胡公，希望他不能独自留任。胡公自认为年过七十，于是请求退休。诏令授任宝文阁待制，在外任宫观官。乾道七年三月，过了没有几天，皇上特意留他任提举祐神观，侍讲仍照旧。皇上说：“你的大节值得嘉许，朕不忍心让你离去。” 不久，胡公奉诏举荐适合任刑狱、钱谷以及有智谋才干的官吏各二人。言官又说胡公所举荐的人不合适，于是降他的官秩二等。胡公知道自己不被容纳，竭力请求退职。进升为敷文阁直学士，再任提举兴国宫，特许他辞别皇帝。胡公奏道：“希望陛下任用贤能、斥退奸邪，治理财赋、训练军队，救济鳏夫、抚恤孤儿，一定要报国仇，一定要归还陵寝，一定要恢复旧疆。”皇上说：“这也是朕的志愿。”又问：“你如今要回哪里？”胡公说：“臣先前在岭海，曾讲解传授诸经，如今回庐陵，将完成这部书。”皇上特意赐给他通天犀带以示宠爱。胡公回去以后，皇上催促他进献所著之书，于是他进呈《易》《春秋》及二《礼》的解说，诏令收藏在秘书省。不久恢复原来的官职。淳熙二年，皇上不断思念胡公，告诉大臣让他升职。起初拟议只稍稍升迁，皇上特意升了十等，于是任为龙图阁学士，这是此前没有过的。太上皇庆贺七十岁寿辰时，只有胡公因为前朝科举甲科出身而升任朝奉郎，任宫观期满后又请求致仕，皇上命他仍旧任职。近臣有人说，秦桧执政时被贬斥的官员，后来都恢复了被贬去的年数，只有胡某任议郎，将近四十年从未自行陈述，诏令特意给他加四官，于是转任朝散大夫。淳熙三年冬天，胡公第三次请求致仕，皇上以优厚诏书不准许。四年秋，任期届满，特命他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五年夏天，皇上因为胡公连续多年请求致仕，又想到当年说要同胡公一起到大梁的话，便告诉大臣设法留住胡公，并仍升任端明殿学士。六年冬天，三省再次奏报胡公任宫观期满，皇上说：“胡铨虽然年老却没有衰退，前些日子离开朝廷时还说将来要随朕到中原，朕曾认为他的话很壮烈，可以召他回来任经筵官。”胡公称病极力辞谢，于是陈述时政的五件弊病，并说：“刘珙、张栻将要去世了，他们的话非常忠诚；李椿、郑鉴离开朝廷，他们的议论都有补益。陛下为什么不顾念他们呢？又何必以老臣为重呢？”皇上知道胡公不能前来。七年春，越级转任朝议大夫，再次领取兴国宫的俸禄。胡公称病很重。四月，加授资政殿学士，退休。五月庚辰，去世。遗表中仍然希望死后成为厉鬼杀敌。追赠通议大夫，授予他的三个后代官职。享年七十九岁。起初封为庐陵县开国男，后来加封至本郡开国侯，食邑由三百户逐渐增加到一千五百户，实封一百户。这年冬十月丙午，葬在本县儒行乡松山原祖坟的右边。因他的儿子升朝任官遇到郊祀恩典，追赠通奉大夫。

译胡公娶刘氏，她是中散大夫、湖南提刑公事刘敏材的女儿，死在胡公之前，追赠淑人。五个儿子：胡泳，承务郎，监江淮总领所惠民局，兼任行宫杂卖场，淳熙初年死于任所；胡澥，现在任奉议郎，原为沿海制置司干办公事，赐绯鱼袋，能够继承家业。胡浃，承务郎；胡瀳，承奉郎；胡冲，尚未授官便夭折。五个女儿：一人嫁从事郎、道州司法参军严万全；一人嫁唐叶昌嗣；一人嫁上饶人方自厚；一人嫁通直郎、签书昭信军节度判官防公事、赐绯鱼袋的王宗孟；一人嫁将仕郎王蒇。孙子十五人：胡槻，承事郎，奏请任命为广南西路转运司主管文字；胡筑，文林郎，监泉州市舶务；胡杙，承奉郎；胡桯，任防；胡榗、胡梴；胡枅、胡机；胡棿、胡槚；胡枃、胡桦；胡檖、胡▯；胡椅。孙女七人。只是胡公忘却自身而为国效力，首先倡导正直的议论，人们已经知道敬畏他。他平日持论刚直，看见权贵有不善的趋向、有不正的行为，便立即怒发冲冠，仿佛要扼住对方的咽喉，完全不顾忌躲避。士大夫因此认为胡公特立独行，不能亲近。其实他忠厚恭谨宽和，勤勉不倦地乐于行善，常想把求学明道、爱护百姓的实践施行到各种政务中。胡公既然没有在朝廷受到重用，曾三次任二千石官，却又没有来得及把仁政施行到地方。所以胡公的刚直虽然非常显著，越发显露，而他的仁爱之心却很少有人知道。从前苏文忠公作《刚说》，说孔子用刚毅与巧言来辨别仁与不仁，深刻批驳了过于刚硬便会折断的说法。从胡公来看，这些话确实有事实作证明啊。胡公天性孝顺友爱，在海南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悲痛得昏厥，水浆不入口，一夜之间须发全白。轮到任子受禄时，他先让给兄长的儿子；每逢节令便召集宗族，恩意周全，收养救济贫弱之人，不计较家中有无。和朋友交往，情谊和礼文两方面都做到极尽。田间老人、乡野百姓、打柴儿童、放牧人，他也都以礼相待，得到他们的欢心。自身生活俭朴，除非宴请宾客或祭祀，从不食用两种以上的肉食。偶尔受到皇帝赏赐，能够辞谢的便辞谢，不能辞谢的便拿来周济他人。除了祖先留下的田产外，没有增添一寸土地，知情的人都感叹佩服。胡公聪明过人，又能坚忍勤苦。对圣人经典、贤者传记，昼夜反复思考；对古文奇字，竭力研究，写成文章，雄浑深沉、典雅刚健，清新华美。一下笔常常就是几百字，尤其用心于《诗经》《离骚》，用典深远，措辞奇崛。后辈带着文章来投赠，他大多用依韵作诗酬答，多至百韵、数十篇，越写越精工。书法端正遒劲，又兼通篆书、隶书；碑刻一经刻出，人们争相传观玩赏。胡公精通礼学，并且能够亲身实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一定遵守古代训典。释教、道教等异端一概摒弃。亲友之间的庆贺、吊问以及寒暑问候从未间断，从壮年到老年，始终如一。在新兴建有名室，题名为“澹”，晚年号澹庵老人，于是用它为文集命名，共一百卷。又著有《易拾遗》十卷、《书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礼记解》三十卷、《经筵二礼讲义》一卷、《奏议》三卷、《学礼编》三卷、《诗话》二卷、《活国本草》三卷。胡公去世后，他的儿子拿着门人、今任秘书监的杨公万里所撰行状来请求我作铭文。我从年轻时就仰慕胡公的名声；隆兴初年，先后进入中书、门下两省，中间在郊外居住时跟随他游学近几十年，后来又轮值宿于玉堂。凡是胡公的文章和德行，我都亲身受到熏陶，作铭怎敢推辞？只是想到他的官品虽然还没有达到可以获得谥号的程度，但他的名节如此卓异，难道要埋没在乡野隐德之下吗？幸而我跟随执政大臣之后，正应当承担这项责任。等到我主持宰相事务，才奉到明确诏令，谥胡公为“忠简”；郡学又把胡公配享六一先生，因而哀荣两全。为胡公作铭，已有话可说了。铭文说：黄河流入中原，地势低下而水流倾斜；只有高高耸立、抵挡水势的东西，水流才分开。长江经过三峡，急流被狭窄的山峡束缚；水流骤然冲过灩滪堆，流势才减弱。上天正使金人骄横，皇帝只是想到亲自处理这件事极其艰难；有君主而没有臣子，满朝臣子争论不休，这样的波澜谁来阻挡？句句都是胡公的正直议论，他独自面对鼎镬、刀锯，把它们看得如同无物。岭海道路崎岖，他不认为那是平坦之途；想要杀害胡公的人相互勾结，那些奸邪之徒却只知逢迎附和。天子仁慈圣明，胡公终于没有遭遇灾祸。晚年位列正朝，平素的志向始终不变；不是受困于梁山，便是受制于时势。富贵长寿，不过百年之内；孤忠大节，却能千古长存。懦弱的人因此站立起来，何其清正啊！伯夷、孔子、孟子一定会多次称道胡公吧？他足以成为后人的老师。宋故资政殿学士、朝议大夫致仕、庐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行状。曾祖胡琏，没有出仕。曾祖母夫人康氏、刘氏。祖父胡恺，追赠承务郎。祖母张氏，封孺人。父亲胡载，屡次追赠至太中大夫。母亲陈氏、张氏所生母亲曾氏，都追赠淑人。胡公姓胡，讳铨，字邦衡，他的祖先是金陵人，五代时为躲避战乱迁居庐陵。祖父胡恺未出仕便去世，追赠承务郎；父亲胡载屡次追赠至太中大夫；母亲是陈氏、张氏所生，继母曾氏，二人都追赠淑人，都是因为胡公而获得；只有祖母张氏因享年百岁而封为孺人。太中大夫胡载性情慷慨，因为参加有司考试没有受到任用，便弃官离去。胡公从小就才智超群、世所罕见，记忆阅览能力很强，有人拿古书来询问，他一定说出“这是某书某卷的内容”，查验后果然正确。二十八岁时，在太学考试中文章纯正，不加修饰，博士十分惊异。建炎二年，皇上在维扬策试士人，起初把胡公擢为第一名，有人嫉恨他的直率，最终把他列为第五名，授任文林郎、抚州军事判官，尚未赴任。昭慈圣献皇太后在防州躲避敌军，敌兵接踵而来，胡公募集百姓编成军队，与抚州太守张循的军队会合，阻挡敌军正面冲击，敌军退去；论功升任承直郎，代理吉州军事判官。当时群盗四处蜂起，守臣张中彦下檄文命胡公督率别将赵之仪捕捉盗贼。侦察者请求夜袭，胡公不同意，说：“盗贼掠夺百姓，若从将领的意见行事，恐怕会把百姓和盗贼一同烧毁。”到天明时盗贼逃走，被掠去的百姓得以释放。不久，遭逢太中大夫父亲的丧事。服丧期满后，他与兄长蓬山居士胡铸在乡里的洞岩修筑精舍，跟随名儒萧楚学习、谋划古学，深究治乱安危的根源；有人劝他出仕，他不回答。

译绍兴五年，忠献魏国张公浚统督各路军队，征召胡公任荆湖北路常平茶盐司干办公事；此前他任荆湖南路提刑司干办公事，多次赴都堂接受审察。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荐他，皇上在便殿赐对。胡公论述持守胜利、采纳谏言、防御寇盗和营田等事。皇上问：“营田最初是什么情况？”胡公回答：“田制已经久远了，三代称为井田，春秋时晋国称为爰田，秦国商君称为辕田，汉代晁错称为屯田，赵过称为代田，充国称为营田。真宗采用耿望的计策，于是治理屯田；仁宗采用欧阳修的建议，于是建立营田。法令没有弊病，弊病在执行官吏。如今招募百姓营田，官府给他们牛和农具，借给他们种子；然而湖南是土牛产地，若买牛运出本乡，牛就没有完整的了；发下优良种子，官府要承担费用；若强行由官吏经手，百姓实际上得不到实惠。”皇上说：“好。”应当改正这些问题。胡公改任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绍兴七年十一月，宰相秦桧决定屈服求和。等到与金人议和，王伦诱使金国使者前来，金人拿着伪诏来责备礼节，态度非常蛮横，朝廷内外人心汹汹，只有胡公上密封奏章，大意说：“臣谨按，王伦本是一个亲近邪佞的小人，是市井无赖；宰相没有识人之明，竟推举他出使敌国。他诱使敌使前来，以宣读诏谕江南为名，实际上是想使我们成为臣妾，也是想让我们成为刘豫那样的国家。” 豫臣刘豫在北方夷狄之地面南称王，自以为拥有让子孙世世代代做帝王的事业；谁知一旦敌人改变主意，便把他揪住捆绑起来，父子都成了俘虏。商朝的鉴戒并不遥远，王伦却又想让陛下重蹈他的覆辙。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居的皇位是祖宗的皇位，为什么要把祖宗的天下变成仇敌的天下，把祖宗的皇位变成仇敌藩臣的席位？陛下一旦屈膝，宗庙社稷就会全被荒草玷污，百姓也都会成为左衽之人，官吏全都成为陪臣。将来敌人无休止地提出要求，怎么知道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对待我们呢？即使是三尺高的儿童，也最为无知；若指着他所仇恨的人叫他下拜，他都会勃然大怒。如今堂堂天朝，竟相互带领着向仇敌下拜，连儿童都感到羞耻的事，陛下难道忍心去做吗？王伦的主张却说：“我只要屈膝一次，梓宫就可以送回，太后就可以复归，渊圣皇帝就可以回来，中原就可以收复。”唉！自从发生变故以来，主张和议的人，谁不是用这些话来防止陛下反对？然而最终没有一件得到验证，敌人的真情假意已经可以看清了。陛下却还没有觉悟，竭尽百姓的膏血也不顾惜，忘掉国家的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辱，把整个天下都奉为臣属，反而甘心如此。即使假定与他们确实可以和好，一切都像王伦所说的那样，天下后世将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何况敌人变诈多端，王伦又用奸邪手段助成此事，梓宫一定不能送回，太后一定不能复归，渊圣皇帝一定不能回来，中原一定不能收复。这一跪膝下拜，就再也不能伸直；国势衰微，也再不能振兴。这真是值得痛哭流涕、长声叹息的事。先前陛下辗转渡过海道，处境危急得像堆叠起来的鸡蛋，当时尚且不肯面向北方向敌人称臣，何况如今国势稍有扩张，诸将都锐气十足，士卒也都想着奋勇作战。就拿不久前敌人横行、伪豫入侵来说，我们本来就曾经击败过他们：在襄阳击败过他们，在淮上击败过他们，在涡口击败过他们；淮阳一战，与蹈海的危急相比，也已经相差万万。假如迫不得已而用兵，我们难道会仓促地处在敌人之下吗？如今无缘无故地向敌人称臣，想要使天子的尊严屈服，降低万乘之尊去行穹庐之拜，三军将士还没有交战，士气就已经消失了。这就是鲁仲连之所以在道义上不肯让秦国称帝，并不是吝惜秦国称帝的虚名，而是痛惜天下的大势有不能这样做的道理。如今朝廷内的百官、朝廷外的军民，众口一词，都想吃王伦的肉；诽谤议论汹涌而起，陛下却听不见。我正担心一旦发生变故，祸患将会无法预料。臣私下认为，不杀王伦，国家的存亡就还不能确定。即便如此，王伦还不值得一提；秦桧身为心腹大臣，竟然也参与了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管仲不过是成就霸业者的辅佐，尚且能够把左衽之地改变成衣冠之国。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驱使衣冠之俗变成左衽之乡；这样说来，秦桧不仅是陛下的罪人，实际上也是管仲的罪人。孙近依附迎合秦桧，因此这项议论竟得以使他参与知政事。秦桧说：“敌人可以讲和。”孙近也说：“可以和。”秦桧说：“天子应当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唉！参与辅佐大政，充任官位竟到了这种地步，假如仇敌的骑兵长驱直入，能够击退敌军、抵御侮辱吗？臣认为秦桧、孙近也都可以杀。我的微小心愿，是希望砍下这三个人的头，悬挂在藁街，然后拘留敌使，责备他们无礼，再慢慢兴起问罪之师；这样三军将士即使不交战，士气也会自然加倍。不这样做，臣也只有奔赴东海去死罢了，难道能留在这个小朝廷里求活吗？奏章上报后，臣被削除名籍，编管昭州。当时侍御史郑刚中、谏议大夫李谊、吏部尚书晏敦复、给事中勾龙如渊、户部侍郎李弥逊、向子諲、礼部侍郎张九成，都入朝面对皇帝进言，援引事理为他求救。秦桧迫于公议，也假意装作替臣营救，于是改为贬任广州都盐仓监官，后来又改任签书威武军判官事。于是寺丞陈刚中写信祝贺臣说：“屈膝请求和好，才知道朝廷防御侮辱竟然没有办法；大胆直言论事，令人欣喜枢密庭中有人能够谋划长远。”又说：“凡是我知道的，没有不说出来的，愿意请求赐予上方之剑。既然不被采用，便姑且乘坐下泽车离去。”陈刚中因这件事被贬为知防州安远县，死在那里。三十年，御史中丞罗汝楫弹劾臣，以奉议郎身份被削除名籍，贬谪新州。同郡人王庭珪作诗为臣送行，其中有“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这样的句子，被欧阳识告发，王庭珪因此获罪，贬到辰州。新州太守张棣告发臣讥讽皇上，又把臣贬到吉阳军。当时有一位观察使某人上书，请求代替臣前往服刑，没有得到答复。张棣挑选了一名牙校游崇送臣上路。走到半途，来到大江边，游崇拔剑上前，臣神色不变，慢慢说道：“逮捕文书说，送某人到吉阳军就有赏赐，你难道不爱惜赏赐吗？”游崇笑着停了下来。到了朱崖，有人告诉臣说朝廷还会有后续命令，家人因此悲痛号哭，而臣正在著书，神情安然自若。吉阳的士人中有许多人拿着经书来拜臣为师、接受学业，凡是经过【原文“经坯冶”疑有讹误】的，都成为优秀之士。当初，吉阳的贡士从来没有参加过礼部试，臣勉励他们前去应试；等到他们在朝廷任职后，臣便请求广西曾五次参加礼部试的人，乞求不限制年齿并给予推恩。从此以后，出仕做官的人接连不断。

译听到母亲曾氏去世的消息，他悲恸得几乎气绝，三天不喝一勺水、不吃一粒米，须发全白，看见的人都流泪。在此以前，秦桧把丞相赵鼎、参政李光和胡公的姓名大书在格天阁上，求取进身的人争相把胡公当作阶梯。监察御史田如鼇上书请求斩胡公，秦桧把他贬到地处；李光因给胡公写信获罪，再次被贬到儋耳。武运通判方畴，因为写信议论婚姻之事，于是被下到若卢。绍兴二十六年，秦桧死后，胡公量移衡州。三十一年正月，胡公和忠献公一同奉命可以自便。当时忠献公被贬在零陵，胡公从衡州前去拜访他，住在读易堂。忠献公从容地对胡公说：“秦太师专权二十年，只成就了一个邦衡。如今皇上即位，首先恢复你的官职，任命你为饶州知州，又召你到行在，当天就赐对。”皇上面色温和地说：“早就听说你正直诚实。”胡公首先论述治理国家要依靠礼，又论述当今的事情在于修养德行以凝聚民心，巩固边防，训练军队、选拔将领以等待敌人的破绽。皇上赞赏并采纳，任命他为吏部郎，升为秘书少监，又升为起居郎。他论述史官失职，有人主张记注不必进呈，使史官没有忌讳；史官应当站立在御座之前，这样才差不多能够把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如今史官只在后殿站立而不在前殿站立，请求前后两殿都站立；左右史奏事，请允许直接上前，不必预先向阁门禀报，也不必受有无班次的限制，皇上答应了。从此史官的职掌全部恢复旧制，知道了祖宗的旧制。胡公请求迁都建康，说汉高祖进入关中、光武帝守信都，大抵同人交战时，如果不扼住对方的咽喉、拍击对方的背部，就不能取得全胜。如今的形势，淮河以北就是天下的咽喉和后背，建康就是扼住咽喉、拍击后背的地方。如果进据建康，向下俯临中原，这就是汉高祖、光武帝兴王的计策。何况如今西北想归附的人正如汉代的诸侯，汉朝如果不迁驾，凭什么系住他们的心？诏令讨论巡幸之事，言官请求放宽日期，于是此事停止。隆兴元年六月，忠献张公从建康入朝奏报恢复中原的计策，侍御史王十朋竭力赞成。于是忠献公统率军队进讨金人，攻克宿州后，大将李显忠想要金帛，又同邵宏渊有私怨，于是再次被敌军击败。皇上十分忧虑，王十朋也自行弹劾，皇上更加愤怒。胡公说：“近来淮上的失败，大概是上天借此磨炼陛下的志向，使陛下震动心志、坚忍性情，增加原来所不能做到的能力。希望陛下更加坚定志向，不要因为小的失败而自我沮丧，搜集车辆、补充士卒，以期亲自成就大业。” 当时宿州军队的赏罚迟迟不能决定，胡公说：“宿州失败后，误国的将领用厚礼贿赂权贵，四处游说为自己解脱，安然处在好的地方，既不诛杀也不惩罚；祸乱的苗头已经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希望不要忽视。”兼任侍讲和国史院编修官，因讲解《礼记》进呈《序篇》，大意说：“君主把礼看得重要，礼把名分看得重要，名分把名器看得重要。希望陛下辨明名分，谨慎对待名号，守护名器，不要轻易把它授予别人。”七月，皇上因旱灾、蝗灾和星象变异下诏询问政治上的缺失。胡公请求不要向佛、老教派祈求福佑，而应亲自实行周宣王忧虑旱灾的诚意；告诫监司、守令中有贪婪残暴者，必须惩罚，这才是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胡公又借论纳谏说：“如今朝廷士大夫把闭口不言看作贤能，把逢迎取悦看作忠诚。道路上相互传说，近来台谏议论政事，朝廷说他们是在出卖直臣，不知是否确有其事？所谓出卖直臣的话，是唐德宗说的。德宗猜忌，认为姜公辅是在出卖直臣，说出这句话后，忠臣都闭口不言，终于导致兴元之变。这就是所谓一句话可以丧失国家。希望陛下以唐德宗为戒，以太祖皇帝想要拜受直言为法。”皇上说：“不是你，我听不到这些话。”九月，金人要求更换大臣，皇上想答应他们。胡公奏道：“金人知道陛下锐意恢复中原，发书请求和议，不是用甜言蜜语诱骗我们，就是用诡计拖延我们罢了。希望陛下鉴戒前车覆辙，更加修整防守，更加扩张军队。”皇上说：“朕有两条原则，决定了就不会改变：一是中原归附的人绝不能遣返，二是夷夏的名分绝不能混乱。”又说：“边境的事情依靠张魏公。”胡公答道：“陛下这样至诚，还忧虑什么北方敌人？希望坚持不懈，绝口不要再说‘和’字。”皇上说：“你这样忠直，朕非常高兴。”兼任权中书舍人，胡公谦让给右史马骐。皇上说：“没有什么人可以替代你。”胡公又说恐怕不能胜任驳正政事的职务，皇上说：“贵在能够处理得当。”于是他就任，升为兼同修国史。有诏令说，中人李绰等人常常掌管传发军书而没有差错，各自升进名次。胡公不奉诏，李绰等哭泣申诉。皇上说：“胡铨不肯在经筵讲《礼记》，却能做到喜爱一个人而知道他的缺点，憎恶一个人而知道他的优点。”胡公说：“喜爱一个人而知道他的缺点，就一定要抛弃他而不迟疑；憎恶一个人而知道他的优点，就一定要任用他而不改变。”皇上称好。圣寿明慈皇后改称‘教院’为‘圣院’，胡公说：“《易经》说：‘大哉乾元，至哉坤元。’” 这是因为天地的地位不能并列，所以用“大哉”和“至哉”加以区别。陛下虽然奉养亲人、尽到孝心，但把光尧与寿圣并列称为“圣院”很难。皇上赞赏并采纳，对枢密洪遵说：“奉养亲人的过错，朕应当自己承担。”张栻被召来应对，皇上赐给他三品服。胡公说：“君子以德来爱护别人，如今赐给张栻服饰，并不是用德来爱护他。”他的父亲张浚绝不肯让人轻易接受，张栻也有所操守，绝不肯无故接受，恐怕有人会因此议论张浚并非完全的张浚。十一月，皇上把与戎人和议的利弊、派遣使者是否可行、礼文的先后、土地疆域的取舍，交给廷臣共同议论。胡公议论说：“国家同金人讲和，覆车的旧辙清楚可见。京都失守，是从耿南仲主张和议开始的；二圣播迁，是从何?主张和议开始的；同维扬和议而失守，是汪伯彦、黄潜善主张和议；完颜亮之变，是秦桧主张和议。国家遭受戎狄的祸患，哪一次不是因为和议呢？议论的人却说：‘表面上同他们和好，暗中做好防备；外表虽然和好，内心却不忘作战。’这又是从前权臣欺骗君主、误害国家的话。一旦沉溺于和议，上下都苟且求生，将士离心离德，终身不能振作，又怎么能够作战呢？”

译大臣们听到这些话，彼此相看而变色，于是更加忌恨胡公，并且想夺去魏公的兵权。胡公又阻止了他们的议论，于是被授任宗正少卿。胡公请求外任，皇上不准许。他曾轮值宿于玉堂，皇上问：“金人急切地想和议，听说他们的形势非常窘迫。”胡公回答：“近来有从淮甸来的人说，金人听说陛下全力任用张浚，所以急切求和。臣希望陛下委任张浚而不要疑虑，这样恢复中原一定可以实现。”皇上说：“好。”胡公又重申先前的请求，皇上说：“你长久住在瘴气之地，却完全没有染上瘴气的脸色，这是上天保佑正直诚实的人，你不应当离去。”兼任国子祭酒。胡公趁机说，往年睿谋曾想迁驾建康，只是没有实现。皇上说：“澶渊之战时，当时有人劝皇帝到蜀地和江南去，只有寇莱公坚决主战。”胡公说：“如今张魏公就是陛下的寇莱公，希望早日决定计策。”皇上说：“好。”又说：“你的正直诚实，四海没有不知道的，不能说离去，暂且留在经筵。事情无论大小，都来告诉朕。”胡公说：“晋朝开运末年，有个叫陈友的人杀了李璘的父亲。宋朝初年，李璘在路上遇到陈友，亲手杀了他，却自己说审讯后查明他确实有罪；太祖认为这很壮烈，便释放了李璘。臣希望陛下坚定恢复国仇的志向，不要忘记太祖的教训。” 皇上在讲筵上对胡公说：“你的学术，士人非常佩服。”于是谈到如今的文士，像苏轼、黄庭坚这样的人还有谁？胡公回答：“没有见到这样的人。”皇上又问，诗人像张耒、陈师道这样的人还有谁？胡公回答：“太上皇在位时，像陈与义、吕本忠，都是以师法诗道著称的人。”皇上说：“像韩驹、徐俯都有诗名，你可以广泛访求这样的人。”胡公退朝后便举荐王廷珪、朱熹、杨万里、周必正、弟弟胡镐、侄子胡昌龄等人。授任兵部侍郎。胡公说：“接受敌人投降，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六朝七次取得河南土地，不久便全都丧失。梁武帝时，侯景带着河南来投降，不久就攻陷台城；宣政年间，郭药师从燕云来投降，不久就成为中原的祸患。如今敌方三名大将归附，应提高他们的爵禄，优待他们的部曲，以此系住中原人的心，这当然很好。然而如果把他们安置在近处，万一包藏祸心，或者成为内应，日后将后悔莫及。希望不要让他们掌握兵权，把他们的部众迁到湖广耕种，以断绝后患。”当时有国学生在宫阙下献书，请求任用福国陈公康。伯及胡公作为秦桧心腹的人共有七十七人。淳熙二年八月，皇上因为灾异多次出现，避开正殿、减少膳食，下诏让廷臣各自陈述政治缺失和紧急事务。胡公说：“大禹时有九年的水灾，国家却没有人因饥饿而死亡，是因为防备事先已经完备。如今数路发生水灾，不到一个时辰，百姓已经流离饿死，实在是毫无防备。希望诏令遭水灾的地方广泛施行赈济，使百姓得到实际好处，不至于流离迁徙，这是首先应办的事。陛下又命令分条陈述政治缺失，臣认为如今的缺失，哪有比和议更严重的？因此极力陈述和议令人痛哭、长叹的地方。”胡公说：“从靖康至今，凡四十年，敌人从来没有不使用诡诈手段，而我们始终没有醒悟。”私下听说道路上的传言，敌人用和议拖延我们，实际上暗中调兵等待袭击。有人说敌人多造戈船，准备从海道进攻；有人说他们实际上把粮食运到边塞，暗中等待时机。希望陛下坚守和议不能成功的诏令，努力整顿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像越国谋划灭吴那样，那么国家社稷就万幸了。升任兼侍读。因进读《宝训》读到“吃完饭就练习射箭”，奏道：“四夷容易用武力制服，却难以用信用结交。希望陛下谨慎遵守这句话。”皇上说：“文治武功怎么可以偏废？”又读到真宗对李宗谔说：“听说你非常孝顺，能够保全宗族。朕守护二圣的基业，也如同你守护门户一样。” 胡公奏道：“唐代柳玭说：‘积累起来像登天一样艰难，覆亡坠落却像燎烧毛发一样容易。’祖宗的基业确实不容易守住。”皇上称好。胡公说：“我私下听说金人有一封傲慢的书信，想议论书信礼节有所增减。议论的人说末节不必计较，臣私下认为这种议论者该杀。四郊多有营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楚子问鼎，是义士的羞耻。所以‘献纳’二字，富弼以死相争。如今敌人横行，与四郊多垒相比，哪一种更羞辱？国号大小，与楚子问鼎相比，哪一种更严重？‘献纳’二字，与再次下拜相比，哪一个更重要？臣子们争着让君父屈己顺从敌人，这就等于说四郊多垒不值得羞辱，问鼎不值得羞耻，献纳二字也不值得争辩。臣希望断绝和议，以鼓舞战士。《左氏传》说没有勇气的是妇人，臣却认为今天满朝士大夫都是妇人。十一月，因为边境有事，诏令改在北郊举行祭祀，采用来年正阳之月、大雩之日。胡公考察礼经和本朝旧例，陈述不可行的理由十条。宰相汤思退、参政王之望等坚决主张和议，于是罢免张魏公的兵权。胡公又极力争辩，因此大臣们都不高兴，便任命他为措置浙西道、淮东海道使。诏令催促他出发，以两天为期限。胡公立即辞行说：“臣希望陛下先断绝和议。” 皇上说：“要把能由我们自己做到的事情全部做到。”当时金兵来到边境，号称八十万，声势震动京城，从维扬到海陵接连数郡都望风弃城。高邮太守陈敏在射阳与敌军对峙，湖水军统帅李宝驻扎江阴，皇上诏令李宝分条陈述水军及扼守要害的办法。白海海公派胡公传檄李宝发兵援救陈敏，李宝不肯出兵。胡公奏道：“臣奉诏命令范荣防备淮河，命李宝防备长江，紧急时彼此接应。如今李宝逗留不进、违抗诏令，坐视陈敏孤军作战，臣恐怕射阳一旦失守，大势就去了。”皇上把这件事交给李宝办理，胡公又写信严厉责备他，李宝这才发兵渡过淮河，与陈敏形成犄角之势。敌人一夜之间退去。当时天降大雪，河水全都结冰，船只车辆不能前进。胡公先派军士敲击冰层，士卒都奋勇前进。不久诏令罢兵，当时的宰相也被斥退而死，胡公被任命为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加集英殿修撰，任漳州知州，改任泉州。入朝拜见皇上时，胡公说郡县中危害百姓最大的有三件事。皇上说：“我常常想念你的正直诚实，朕恢复中原的志向已经决定了。如今金人不停地营造土木工程，旱灾又接连发生，机会不可错过。”胡公回答：“陛下曾答应臣发誓不与敌人讲和，为什么中途改变？又曾对臣说决定迁驾建康，为什么中途停止？”

译皇上说：“因为百姓生活不容易，暂且等待。”又说：“朝廷中大半是腐儒，你不能离去。”一天，秘书郎张渊在回答皇上关于选用德才问题时，因为有几个人不肯曲意附和，便说：“还只有胡铨一个人。”于是授任在京宫观，兼任侍讲。胡公论述，古代没有不通过讲学而兴盛的，也没有不废弃学术而灭亡的；精锐军队百万，不如道德的威力；穿着铠甲、训练精熟的士卒三千，也敌不过忠信的武士。陛下的心意正应在这里，皇上称好。授任权工部侍郎，因为修史书完成，转任承议郎。因入见皇上时说：“近来已经掌握了契丹的要领，请陛下看看朕的施政安排。”胡公说：“少康凭一旅之众恢复了禹的功业，如今陛下拥有四海，不只一旅之众；可是即位九年，恢复禹业的成效还没有显著。”又说：“四方水旱灾害很多，前些时候乙酉年，在修门之外，一斗米可以换一个妇女，小孩只能换半个，左右近臣却不把这件事告诉皇上，这是谋划国事者的过错。应当命令有关部门赶快预先做好准备。”不久命他任工部，他推辞了。诏书说：“汲黯在汉朝，使淮南的谋反计划停止；随何出仕晋国，使盗贼逃到秦境，你难道还要辞谢吗？”赐给他对衣、金带，封为庐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命令参政周必大起草诏书，皇上亲笔诏札送还胡公，命他收藏在家中。胡公曾经入内赴宴，皇上接见他时，他说：“当初元祐年间经筵的大臣有七人，如今只有臣一人还在。臣已经老了，希望请求辞官归田。”皇上说：“你的忠孝有实质内容，暂且留住，等着看朕恢复中原，册立皇太子。”胡公请求告诫太子的宾客僚属，早晚劝导讲习。皇上说：“三代长久而且兴盛，是因为辅导太子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末世国家国运不能长久，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三四年，都是因为辅导太子没有得到合适的人。”胡公回答：“确实如同圣明的训示。”胡公竭力请求致仕，于是授任宝文阁待制，任外地宫观官。他出了都城城门，又有诏令把他留下，改任右神观兼侍读。胡公辞谢而未获准，请求讲完经筵后再次提出先前的请求。皇上说：“你的大节值得嘉许，朕不忍心让你离去。”于是谈到采纳谏言。胡公说：“听从谏言，是君主的高尚境界。陛下登上大位以来，虚心接受意见，朝廷内外都很和谐，人人都说恢复中原指日可待。然而事情没有不是有开始而少有能够坚持到底的。光武帝杀刘洎，最终坚持到底确实很难。”诏令举荐适合任刑狱、钱谷以及有智谋才干的官吏各二人。胡公以张敦实、昌永、周必达、李发、刘之柄应诏举荐。言官说举荐李发、刘之柄不合适。胡公因此被降官秩二等。他三次请求离去，皇上不得已答应了。授任敷文阁直学士，任外地宫观官。临行时向皇上说：“希望陛下规划恢复中原的长远大计，任用贤能、铲除邪恶，治理财赋、训练军队，怜悯寡妇、救济孤儿，然后向朝廷内外宣布：一定要报国家的大仇，一定要归还陵寝，一定要恢复旧疆，以符合太上皇的托付。”皇上说：“这是朕的志愿。”又问：“你现在要回哪里？”回答：“庐陵。”皇上又赐给他通天犀带。胡公又说：“臣在岭海没有什么可以用心的事情，妄自钻研经学三十年，粗略能够训释传注。”皇上说：“你可以把书进呈上来。”胡公回去后，诏令催促他进呈，于是上表进献《易》《春秋》《周礼》《礼记》的解说，命令收藏在秘书省。恢复奉议郎，任龙图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诏书中有“亲身投身东海，只有鲁仲连不愿让秦国称帝，名声重如泰山；如果没有鲁仲连，凭什么使赵国强盛”的话。光尧天圣七十庆寿时，因深厚恩典升任朝奉郎，进封开国伯，增加食邑三百户。胡公又请求致仕，皇上以优厚诏书不准许。授任端明殿学士，明堂合祭礼完成后，又增加食邑三百户，实封一百户。淳熙六年十一月，召他赴行在，胡公推辞；又竭力请求致仕，仍不准许。公于是称病，请求退职，改任朝议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不久又说病情沉重，并极力陈述当时的五件弊病。皇上察知公的志向不可改变，于是加授资政殿学士，让他以此官职退休。第二年夏季五月，病势加重，庚辰日去世，来不及料理家事，只命几个儿子口授遗表，其中有“死后化作厉鬼来杀贼”的话。奏报皇上后，特赠通议大夫，享年七十九岁。几个孤子占卜，决定在这一年十月丙午日，葬于庐陵县儒行乡松山原祖承务府君墓茔的右边。公的德行光明而崇高，外国人都敬畏他。丞相洪公恰好讲述其先祖忠宣公在敌境中的事情说：皇太后写信送回来，说：“胡铨的封事，这里有。”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人，越发产生了恐惧之心。公对于财利从不苟且取用。当初，钦祖服祥祭完毕，以及册立隆兴皇后时，公因职务参与办理这些事，都得到赐予的金帛。他两次推辞，直到获准辞却才停止。出使海道时，每天赐给他黄金十镒。回朝以后，有人劝他用这些钱置办产业，他却全都用来周济婚姻和防备贫困。对君主的赏赐尚且如此，所以终其一生，九畴中的一畴也没有增加一亩田产。他精通礼学，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依照礼法办理，仿佛迂叟一般。对于佛教、道教的梵呗，以及焚纸作钱等事，一概革除。四季仲月祭祀祖先，设置醴酒，分割祭肉，宾客坐席常有百人。州里的老人，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亲自作揖相迎。大家投壶赋诗，间以琴棋，往往直到天明。公亲睦宗族，厚待亲属，凡有庆贺或吊慰，必定亲自前往，即使寒暑风雨也不因此回车。居住在新兴时，他曾给自己的书室取名为“澹”，大概取自贾谊“澹若深渊”的意思。晚年自号“澹庵老人”。公平日无事时，总是低心拱手，说话唯恐伤害别人。唯独谈论国事时，气势刚劲、神色严正，贯日袭月，奋勇直前，不畏惧，不忧惧，不惭愧，也不屈从。大节光明显著，小节严整谨慎；举止容貌、言语辞令，无不使见到他的人肃然起敬。他身材修长，像玉树挺立；远远望去如山岳，走近接触却如春风。他写文章，气势奔放迅疾，幽深纷繁而缠结，隐藏的篇章和奇异的文字，旁搜远采。初读的人，往往张口结舌，难以言语；慢慢综合考察其中的经纬条理，顺着文脉读下去，似乎放纵而实际庄重，仿佛险峻而实际平易。与韩愈的碑文、柳宗元的骚体辞章相媲美，在中兴以来的作者中，能与他并列的没有几个。他的楷书、隶书，向上取法颜真卿、蔡襄，笔势如铁弯曲、石头突出。省察他的作品，他一日只吃一顿饭，不重吃肉；一篇制作要十年，而豆区的饥民却已有暴尸道路、无棺收殓的。他退省自己的囊橐，常常空空如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太中公不把德行拿到私下交易，这正是德行的树立，而公实在以他为准则。蓬山已经去世，公为他的儿子撰写了墓志。

译癸巳年，我因公的任用关系而接触到这些材料，才知道他的孝友只求恭敬，忠义只求坚贞；这样杰出茂盛的君子，哪里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就的。公著有《澹庵文集》一百卷、《周易拾遗》十卷、《书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礼记解》三十卷、《经筵二礼议义》一卷、《奏议》三卷、《学礼编》三卷、《诗话》二卷、《活国本草》三卷。公娶刘氏，赠淑人。刘氏先于公去世，是中散大夫、荆湖南路提刑、狱敏才的女儿。儿子五人：泳，承务郎，监江东淮西总领军马钱粮所太平惠民局，兼行宫杂卖场，淳熙二年死于任所；参政周公哀悼他，为他撰写铭文。澥，承事郎，监潭州南岳庙。浃、瀳，都是承务郎。冲，尚未授官。女儿五人：分别嫁给南昌严万全、福唐叶昌嗣、上饶方自厚、承务郎赣州兴国县丞王宗孟、将仕郎。王蒇有孙子六人：槼、▯、桯、杙、杋、榗；孙女四人，长女名叫相孙，早夭，其余都还年幼。万里与公同郡，曾经跟随公学习。公将要下葬时，万里因为身在岭表，不能在场澥修筑墓室，于是写信寄行二千里，请公的侄孙、承务郎致仕昌龄把公的言行述写下来，托付万里编次，准备请参政周公撰写墓铭。万里恭敬而悲痛地哭泣着写下这些，谨此陈述。淳熙七年九月某日，门人朝奉郎、提举广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杨万里陈述。跋《林黄中书忠简胡公遗事》林侍郎黄中，字宽大。他所写的《澹庵先生遗事》，有些是万里撰写行状时没有听说过的，哪里只是我没有听说过，就连他的子孙也没有听说过。当时王之望、尹穑得志，他们的威势能够陷害张魏公，却不能不在先生的一次诘问下受挫；他们的辩说能够助长敌人的声势来胁迫皇上，却不能不因公的一次答辩而受阻。这难道不能称为大丈夫吗？跋《忠简胡公先生谏草》澹庵先生的孙子槻寄给我看先生的谏草，共十一行，末章说：“臣不忍看见敌人进入宫门”等话，悲痛深入骨髓。万里读到这里，不知不觉眼泪滂沱而下。当时和议与战事交杂进行，时局如此，国策又屡次确定而屡次动摇，国势将要怯弱却又重新振作。仲尼说：“百姓直到今天还在享受他的恩惠。” 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这十二纸书信，全都是紫岩先生、魏国忠献公亲笔写给澹庵先生、忠简胡公的。绍兴末年，紫岩被贬居住在永州，澹庵被贬居住在衡州，两位先生都已经六十岁了。这些书信往来，没有一句不是互相勉励研习天人之学，没有一个念头不是彼此忧虑国家的祸患。万里当时任零陵县丞，一天之内同时得到两位老师的书信。如今我这个如犬马般的年纪已经七十六岁，早晚都害怕自己将归附于小人一边。再次看到这些书信，拜了两拜，读了三遍，只觉得两位先生忽然神采洋溢，仿佛就在书信之上，又仿佛就在我的身旁。《诚斋诗话》我州的诗人泸溪先生，是安福人王民瞻，名叫庭珪。他二十岁时以贡生身份进入京师太学，已经有了诗名。他有一首绝句说：“江水磨成寒冷的铜镜面，钓鱼的人在蓼花湾。回头贪看新月升起，不觉间竹竿已经顺流漂下了沙滩。”绍兴年间，奸相秦桧极力主张与金人议和。我乡的先生胡邦衡，名叫铨，当时任编修官，上书请求斩杀秦桧，被贬到新州。民瞻作诗送行：“一封奏书早朝送上九重宫门，当天清都的虎豹守卫正闲着。百官都动容观看奏议，[防人]回头面对朝班感到惭愧。名声高过北斗星辰之上，身躯却落在南州瘴气弥漫的海边。不必等到百年之后公论确定，汉庭就会召回贾谊。大厦本来就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的，却要凭一己之力支撑将倾的大厦。痴儿不明白国家的事情，男子汉就应当成为天下的奇才。”当时奸邪谄媚之徒全都吓破了胆，他一生的忠义只有内心知道。只要能够在新州吃饱饭，所到之处的江山就足以[防持]。有个叫欧阳安永的人用流言上告他，于是被除去名籍，流放到辰州。孝宗即位后，召他任国子监簿；他以年老请求辞职，朝廷任命他为直敷文阁、宫观官。《澹庵文集》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