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园集卷十二　　　　　宋　吕南公　撰书

译《灌园集》卷十二　宋·吕南公撰书 上提刑郎中书【代人作】我听说，君子的道路，在退处方面有所见识，而始终没有求进的心意，那么即使天下广大，也不会牵涉到自己。如果内心还没有忘记有用于世的境界，那么一个人的进退行止尚且不得不借助别人，又哪里还谈得上天下呢？我曾经读书，看到唐尧、虞舜盛世之时，世道已经隆盛，治理的器具已经完备；上位者勤勉努力，以成就功业、任用人才为务，而百揆、四岳也都已经处在善位，适宜共同辅佐。可是巢父、许由一类人，正傲然地树立异论，于是背过身去窥视、掩住耳朵不听，快步奔走而逃避，以为这件事可笑而且可羞。推求这些人的心意，大概是把箕山、颍水看作无穷的快乐罢了。难道他们曾经考虑过被众人举荐、参与政事吗？士人只要认识自己的愿望，不必同众人完全一致，所以各项功绩都兴盛起来；这必然与人们敬重、答应、试用、任命、罢黜和安置的关系有关，那么下位者的推举，难道不比上位者的咨询更重要吗？况且共兜那样没有才德的人，尚且不能立即决定弃斥；即使凭舜、禹那样贤圣的才能，如果不是由于众人赞同，也未必能够从群臣中排除他。何况那些碌碌无为的普通职官呢？举荐和知遇之所以有轻重，竟然如此。世道衰落、道术隐没，读书人少有勤勉修养，却盛行轻佻浮薄的习气；人人都知道奔向做官的道路，却不思考别人将怎样评价自己。而自己果然不被人信任，求取的人不以为意，回应的人也不以信任相待，所以举荐知遇的风气从此寂寞无闻了。士人如果不幸出现在寂寞无闻之后，他的行为如果止息不前，又能怎么办呢？如果能够遂行退藏的志向，就嫌它没有处在中道；如果想要专心于适用，就一定会遇到进用者的帮助难以容纳、借助也不能停止的情形，不过是端正自己等待别人罢了。如今处在下位的人，道路正相互倾轧，形势又十分惊险。职位同言论相违，事情同力量相违；正因为相违，这才是文书考察责问使人惴惴不安的原因，哪里有空闲去盼望知己之人来举荐扬名呢？即便如此，仍有一番道理：各自占据自己的分位，选择适宜之处而自我庆幸，这就可以了。做官而希望通达，只要能在俸禄名册上有个名分，没有人不惦记。假使如今做官而达到愿望的人全都是俊秀良善之士，那就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万一不是这样，那么失去本来应当相称的标准，而被荐举的人难道还不是各自庆幸于分位所宜吗？一个人确实合宜，称誉他的人有两个，众人还未必同意；一个人并不合宜，称誉他的人有四个，众人便已经信服。我又哪里知道这样的人究竟合宜还是不合宜呢？姑且只是根据时世共同占据的看法来说罢了。我没有什么才德，年轻时错误地把志向放在求进上，所以学习进士之业，在荐举和考试之间曲折往来十年；大概四次参加礼部考试，才终于取得成功，列名其中。在选科中掌管法令、巡行山川，在众人之中，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究竟如何。我过去所履历的名籍和如今所任领的职务，究竟成效如何？正想着端正自己来等待评定。幸而出乎意料，前任太守张公、现任太守刘公以及运使徐公，都曾在甄别荐举时为我说话。我自认为孱弱浅陋，没有什么足以被进用的地方，却在这里得到帮助，起初惊骇，继而喜悦，中间又自行疑惑、反复审视：以我的立身行事，真的不足以任用吗？那么三位公为何爱惜我而不至于判断失误？以三位公的贤能，既然安排不容有失，那么如今像执事这样重要的宪司官员，为什么偏偏还没有怜悯我呢？这就是我自己疑惑的地方。伏望执事才干极为宏大，德行极为明达，正当朝廷咨询谋划、讲求治理之道的时候，想着网罗人才、量才任用，仿效《尧典》《舜典》的光辉；亲自承受朝廷的委任，出来振举使者的权力，以光照江表。您的神思所通达之处、精心所察知之处，十郡的休戚、优劣，大概没有不在掌握之中的。像我这样鄙陋的人，必定也会有适当的处置；如果蒙您从始至终加以提携，使我得以成就，那哪里只是使我不被退藏之士取笑？一定还将使我奋发尽力于各项职务，适合自己的分位，使三位公也都免受判断失误的讥议。冒昧陈述内心，唯请您据实处置。上运使郎中书【代人作】我凭借低下的才干，轻率地跟随诸生参加课试以后，幸而得以充任一官，在远方守着属吏的职位；而且正好处在明公考察治理之下。自己认为没有成就，恐怕不能胜任职事，反而劳烦执事将我放逐斥退，却不知道大人君子的恩惠顾念周到，连我的细微之处都加以存恤，容纳我的愚陋而把这件事置之不议，已经是厚重的恩赐；有时又承蒙您写信教诲，把您认为我不能做到的事告诉我，同时又以您的见闻来责问我，召我到身边请教。唉，这是盛大的德行啊！我虽然不足以辱没您的询问，但区区之心也因此受到感动。大概士人处在这个世上，只要还没有处于顽钝不灵之人的最末一类，便差不多没有不关心行事的；年少时学习，长大后又接受考验，谁会不愿意呢？然而受制于当今的法则，形势有所限制：上位者将要大有作为，希望使下位者各得其宜；下位者喜悦于所遇的机会，也想着有所作为来伸展于上位者面前，可是有时却不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职位和声望有等级分别，而尊卑之间相距遥远；这样一来，所幸能够使言论相互符合、事权彼此配合的机会，也已经很少了。如今以我这样的荒疏庸陋，没有什么可与之相比，虽然也有所怀抱，但志向思虑广阔深沉，哪里能在明公意料之外得到什么，却在这里过分承蒙您的询问？我又将怎样答复呢？这也不过是借着今天想要陈述的事情，选取我鄙陋心中认为尤其足以备用的人才，来表达下僚的忠诚，使这番举荐不至于徒然辱及明公，并希望高明能够明察我所隐伏的心意。如今南城县知县、著作佐郎叶谊，端正敦厚、俊秀明达，具有大器之才。他任官以来所表现的才能，或许还没有显著多久，但事业和趣致超然出众，没有流俗之风。他到任以来，事务日益简约，政务日益优善；不事察访而能周详，不施严厉而能肃整。乡里的奸邪势力和祸害之徒，听到命令便沮丧消散；那些蒙蔽欺诈、悖逆盗窃之徒，把怒气隐藏在讼事的机关中，想要以犯死罪为代价而不肯回头的，起初只要听到公堂上得到的命令，往往一句话便能使曲直明白解决，手舞足蹈地道谢退去，甚至不等候刑罚公平裁定。至于施加训诫，也从来没有不以仁义为根本的，同时没有犹豫顾忌的想法。正当他有所宽严进退时，即使对方有挟泰山、疾雷般的气势，也不能丝毫动摇、夺取他的主意。南城原本事务繁杂，向来有难以治理的声名；但我考察那里，士民和政事治理都尽善，近几十年来，未见有人能够与叶君相比。只是往年苏秘丞缄以及近来离任的吴秘丞审礼，都有能够治理此县的声誉，不过各自仍有短处：苏君喜好土木兴造，所以有时流于烦琐苛细；吴君的政绩，却独独没有完全合乎治理之理。赋税和徭役，是民政中最优先的两件事，而他在这两方面却如此缺失。像叶君这样的治理，则不会有这种问题，这大概就是当今时人所称道的治理了。

译成为贤能官吏的人，大多只不过因为能够奉行法律、遵循命令罢了。然而，只是奉法循令，果真足以完全说明我叶君的才德吗？凡是法令中涉及百姓的部分，威势可以使他们有所畏惧，而仁爱却不能仅从外表看出；事情可以用心处理明白，而政绩却不能只靠言辞说得好。如今他坐在公堂之上，处理众多事务，声音平和，神情从容，终日不显露喜怒，而治理之道井然有序，使境内风俗欢欣荣耀、感戴依赖，如同倚靠父母。若不是用内心施行政教来感化百姓，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按照官吏资格，他应当调任蜀地，既然已经接受诏敕，郡中的士民便一起惊动起来，联名上书向太守申诉，并且希望太守飞章上奏，请求让他任满本职，以使编户百姓得到满足。有些人却认为他从来没有阿谀逢迎、顺从权势的行为，于是加以阻挠，到现在叹息的人仍没有停止。听说这个地方的人，无论富贵贫贱、老少长幼，全都拍着大腿惆怅惋惜，譬如严冬大寒之时，正烤暖了席子，痛快地饮酒，忽然有人要夺走他的衣服，砸碎他的座席，打翻他的酒食，谁能不战栗忧惧呢？白昼的阳光和夜间的滴漏，长短都随天时而定，从来没有可以拖延而又仓促返回的情形；如今百姓的感情却被牵系在他们所爱戴的人身上。既然我所奉行的法令即将实行，我反而担心他马上离去，以至于留下嫌恨。时光从不为我停留，唉，究竟修养了什么德行，才能得到这样的爱戴呢？我确实不聪明，所到之处也没有完全遍及天下，但我所见所闻中，实在没有比这里更值得称道的了。况且人才本来就难以得到，而君子的器量和才能，必定会在事变艰难之处显现出来。如今南城的贤能人才出现在这里，谁应当奖赏他呢？伏望明公地位和职责正当振作、将大有作为之时，您的公正忠诚所达到之处，为朝野所矜重佩服；您大概将要收罗提拔贤能之人，宣扬、培养、引导他们，以备辅佐熙明朝廷的光辉。像叶谊这样的贤才，应当列入省中登记考察，并且不要让他处在众人之后。这样做不只是增益明公的德望，也足以使您在太平时代受到歌咏。说到福禄祥瑞，古人有句话说：“得到方圆千里的土地，不如得到一个贤人。”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明公恩赐，实在厚重而丰盛。若要谋求在您身边尽忠报效，没有比称举贤才更合适的事情了，所以我特意先以此事作为举荐。即使我所陈述的事情，有些涉及明公已经听闻的内容，对于我的忠心也没有妨害。伏望明察。给傅亨甫的信 十七老丈秘书阁下：恭敬地听说您的车马从北方来到。离开国都三年，终于成就功名，获得财货和官职，跋涉奔波而平安无恙，回来拜见双亲，愿白发双亲长寿万年。乡井、亲朋，无论愚者还是智者，没有不欢呼夸赞、赞叹称颂，迎接拜见、捧持拥戴的，正如朱买臣显露绶带、季子腰佩金印的那一年。想来您的心中，也应当十分欣慰。我在老丈门下，知道事情的始末，自以为最为深切。近来听说此事，喜悦和感慨一并产生。我私下想起往昔庆历、皇祐年间，世道和仕路尚称安定，朝廷大臣把选拔文人为首要事务，平民中起用优秀人才，后来因而做到宰辅；其次有的做到列卿，即使最为不幸，也还不至于失去俸禄以奉养父母。在那个时候，旴江之滨，有辞章学问的领袖、声名震动天下的李泰伯，而陈汉郎和老丈是与他同类而稍次的人，志气高昂显赫，掩盖压倒了浮夸博杂的舆论，使人敬佩畏服，大多因此显达。但期望虽有，天时却不与人相合，众人全都陷入冷落寂寞。泰伯晚年才得到征召，不久也郁郁而死。汉郎来不及脱去布衣便早逝，唯独老丈还活着，却穷困憔悴到无与伦比，艰难危苦千姿百态，几乎不能自救。等到年过五十，又羁留在万里之外、干戈戎马交集的地方，辛勤劳苦，暴露在风霜之中，才得到一个命令，补任海上的小吏。这难道足以算作老丈的福气吗？黑头便做到公卿，秀发便成为御史；回头看去，令人诚恳感慨。雄健的文章、优美的诗篇堆满箱笥，流传在众人的吟诵口中。曾经这样劳心劳力，却实在没有得到相应的成效。那么，如今众人之所以欢呼夸赞、赞叹称颂，只是看见老丈一旦显露光彩，却不知道您平日胸中的蕴藏。孔子编录《诗经》，从《淇澳》《缁衣》中有所取法；孟轲谈《春秋》，屡屡称道那里的善处。他们不能得到最卓异的内容，便次取、再次取，凡是可以收录的都收录，只是不把它看作已经充尽罢了。老丈的贤能，年轻时不能充分施展志向，直到晚年才穿上绿衣，起初还要跟随奔走在后；与汉郎相比，已经完全胜过他；看同泰伯，则稍稍超过他。若拿您同宰辅、列卿相比，大概仍会感到不足。士人怀抱出众的才略，却遭遇不优如此，虽说也是世道与他不相容，但这正是我感慨叹息的原因。河湟、关陕的旧事，我常常从纸上披阅看见，只恨不能像太史公那样周游纵览旧都遗迹，以快慰心目。老丈在那里留连已久，想来没有不熟悉并能指画说明的。初冬寄信，希望不久能够前往拜谒高堂，向您询问世事变化。近来只愿您自加珍重，不再详述。某再拜。

译给傅商容的信 三十四丈秘书阁下：季夏极为炎热，恭敬地祝愿您的起居一切安康。过去在城东，有幸到行馆参拜，承蒙您过分接纳引见，甚至不拘年辈而相交；您拿出所著《易图》给我看，口头讲说，亲手指示，不厌其烦地多次说明。我虽然愚钝，不能完全领会您著述的宗旨，但对您的德行美意恭敬钦仰，与亨甫相比，感慨更不止百端。年终奔走到洪都，仲春才回到旧山，到现在又困于许多变故，应酬无力，因而也不能寄一封短信前去问候，倾慕和惭愧交相煎迫，至今不止。秘书的风操和情谊高峻清洁，必须到古人中去寻找；流俗卑下污浊，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大概都不值得计较。我也没有超脱流俗，眼下还同它一起随波逐流；不过在其中考察检点自己，还能商量订正文章和品行，不被众人的好恶蒙蔽，这就是我的一点长处。天下的人，不论古今，都把能够成为贤能之人作为对儒者的期望，儒者也把自己的学说说得高大；但如果一定要真正履行，等到考察他的实际行为，像普通市人那样的人却很少。农夫商人和鄙陋之人，眼睛不识字，耳朵里没有储存仁义之辞，但能安守自己的职业，贪心不至于成为贪官，羡慕也不敢偷窃，即使十分劳苦，也不依靠侥幸。而平民书生以士君子自称，从年轻到老死，胸中始终纷扰不安，离不开贪利、矜名；他们舍弃性命、触犯礼法来追逐这些东西，一个羡慕十个，十个羡慕百个，百个羡慕千个，千个羡慕万个，万个羡慕亿个，亿个甚至羡慕句股之学；晚上竭尽桀骜之力，未必能打破一只虱子，却自以为可以扭转天命；才智未必足以保全自己的脚，却自以为能够穷尽神妙。那些读周公、孔子之书的人，对于六经中的话没有一句能够亲身实行，张口却立即辱骂老子、庄子。他们辱骂时，颇像是不落入别人的短处；等到考察其实际行为，才知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八个字，千万人中没有一两个人能够实行。这就是所谓小孩子玩弄影子，却不知道反被影子玩弄。一句话辱骂老子、庄子，尚且属于毁谤，何况终身讥笑他们呢？年轻时追求仕进，直到头发将白仍不得志，也可以由此推知自身的困穷了。可是他们却撑着衰弱的身体，扶着疲惫的步伐，一步喘五口气，走五步歇三次，还要奔走长途，希望或许能够接近利禄名声；这是当今世人共同的欲望。对于未必能够得到的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自以为必定能得到的，谁肯舍弃呢？秘书曾三次被推荐参加科举，及第后补任大县之吏，却因一次被冤枉诬陷，正在盛年便拂衣归来，躺卧林野，不再动仕进之念。亲友诚恳劝说，诏令反复开导，他一概如同没有听见。衣服饮食粗朴素淡，不仅像屠夫酒贩家的俗子，却安然视之如八珍美味、华贵重锦；鱼、鳖、兔、獐、狗等，即使接连进献、轮番奉给，他也轻视而忽略，接受或拒绝都不因此改变。考究经书，评论史事，每天创作清雅诗篇，偶然写来便胜过他人，却不追逐时名；这些都是千万人中不容易见到的品格。而秘书却认为，士人本来就应当如此，流俗之人哪里能够理解呢？夷齐若没有经过仲尼的评定，也不过是困顿笨拙的饥饿之人罢了。李仲元得到扬子的赏识，世人却反而更加怀疑。近来吴孝宗能够写出出众的文章，当地人却啧啧称奇，说他是怪人。直到信都公用诗歌褒奖他，讥笑者才收敛了口吻。士人的蕴藏含蓄，只求名实相副；外界的声誉却不顾实际，只是一味追逐名声，所以世俗才会如此纷纷扰扰。秘书的风操情谊，难道是因为向世俗有所求才这样的吗？我之所以反复叹息感慨，只是有感于古人罢了。亨甫刚刚慰问远归之人，想来早晚相聚吟诗谈笑，一定十分快乐。漳浦三郎很久没有消息，不知是否曾向您请教并得到回复？我坐在山间，也只是随意消磨日子。早就听说东岩幽静有名，却还没有去过。初冬想去一趟，也可借此登门拜谒。您门内外的起居，完全希望多加珍爱。谨奉手书，不再详述。

译答复傅济道的信 昨天许秀才经过，接连收到兄长仲夏时的两封信，恭敬地听说您任官之下各方面平安顺遂，太夫人长寿康健，实在不胜延颈跂足的思念。您所示的古体、律体和杂诗一轴，文辞意趣都很好；如《白云村》一篇，尤其有作者的气象，比起今天的赋和讽，胜过从前太多了。如果又屡屡精进而不停步，那么古人难道一定是独自能够做到的吗？听说您解释《周易》以及《论语》《孟子》的文章非常好，我虽没有能够借来阅读，但从您答复徐生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分别以来您的道学造诣。即便如此，如果济道用这些学问来迎合时俗，以求达到施及天下的功业，那是可以的；但如果果真认为儒者的功业就在于此，我恐怕并不如此。古人建立巨大功勋、声名显赫的并不少，只是不一定都能解说经书；善于解经的人，也未必能使当世得到利益，汉代以来的学士便可以考察。大概古人所谓的学问，并不是汉代以来所谓的学问。孔子所翻解的经书，不过是讲天与人罢了；其言语虽然有详略，但总的说来可以用心领会、考察义理，并没有虚荒诞幻、穿凿到孔子之外的内容。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之所以服膺不舍，最终却没有把传注当作必要之事，实在不是因为不明白而把希望留给后人。谁知道后来解释得越多，义理反而越昏暗，像在泥淖中洗涤土块一样的人，反而被称为第一难能之事，而且争相从事的人接踵而来呢？一部经书传授几代，也就足够了；最终又有一种注释，那也已经很足够了。贤者即使没有见到这些，也应当自己明白；愚者即使把它们全部读完，仍然不能明白。这样看来，汉代以来的经师，只是用口耳之学扰乱学人的性灵罢了。如果他们的话全都确当，后人何必再说？如果我们的道没有失落于圣贤，何必专门把解说经书作为成效？这首先是作传者的过错。如今的人有心智可以通达义理，和古人一样；后世的人也同今天的人一样。今天我不完全相信古人所说的话，那么后人不完全相信我所说的话，也就可以知道了。不求努力实行、使自身真诚，却用唇舌和纸札彼此争胜，这是争相著述者的过错。我曾用一个譬喻说明解经之家：正如水乡的渔户，正当垂下钓线、张开渔网而有所收获时，便洋洋得意，仿佛别人都不如自己，却不想自古以来惯于捕鱼的人屡屡都能得到这些。等到提着渔获到市场上，只求能够卖掉罢了，不计较别人认为贵还是便宜。所以有人把古人的旧说当作自己的新创，有人把各家共同辨析过的内容当作自己的独得，呼喊叫嚷、炫耀惊诧，委曲逢迎以求声誉，想用这些来压服人心，反而暴露自己的见识浅陋，实在可怜。从前宋咸注解《周易》，自以为天下无比；等到欧阳永叔拿郭京的说法来对照他，评论者才笑说宋咸是盗取。翁虽不笑的人也说：“即使宋咸不是盗取，郭京又怎么知道郭京不是盗取古人的呢？”这样看来，宋咸、郭京所负的，不过是没有改变王安石、韩愈的解释，却白白在世上取得了盗取的名声。士人如果真想学习经书，就应当采用先儒的学说，同时发明自己的神明，表现在实行和才能上即可。先儒即使有短处，何必竭力毁谤？自己即使有长处，何必压过别人？难道没有听说传注能够带来益处吗？如果有，益处应当不小，因为传注的书已经很多了。嘉祐年间，诏令搜求遗书；那些解经家的学派名称还在而书籍已经亡佚的，每部经书都有几十家；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现存解经之书，每部经书也有几十家。没有完全见过古人的书，却贸然以为只有自己独有所得，这种欺诬谁能抵挡？今天解经的人极多，大概与介甫的书以及皇祐以来按题分韵之类没有什么不同。早先王补之解说《论语》，众人非常钦佩仰慕；不久大家又都说：“这是从介甫那里得到的。”那么，做王补之这样的人，哪里比得上静坐熟睡，听介甫亲自讲说呢？介甫从来没有不公开讲说的，因此天下士人如果已经心服介甫，何必还要各自徒劳地开口争鸣呢？我实在奇怪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为什么不思考。有人说：“他们不是不知道可以不做，而是不这样做便无法迎合世俗。已经显达的人用它来显示自己的可贵，尚未显达的人用它来希求被人看重。”唉！如果是这样，疑惑就更深了。如今天下人对待介甫，不过像对待周公、孔子一样。周公极其显贵，却作《六典》；孔子极其困穷，却翻解六经；然而当时没有人仿效他们来创作，也没有人仿效他们来翻解。即使有人传述、解释经文，也都不这样做，这难道妨害他们服膺周公、孔子吗？如果认为只是为了求利求显达，那就不必再自称深知道德性命之学了。济道还不到三十岁便得到官职，在仕途上凭才敏为上级所知，地位虽处在平常低位，势头却有利于进取。如今所作的书，只是用来投合当权的大官，求取教授、直讲的职位罢了。如果您的盛大志向原本不是为了这个，那么我们儒者的功业就应当重新认真思考。济道难道不相信我的话吗？请约定从今以后十年，远至十五、二十年之间，看看今天这些解经书是否全都流传不绝；如果果真如此，我甘愿饮墨受罪。萧统所编的文章，错误多而正确少，像王俭、任昉的作品，只是用来污损人的耳目。济道读后加以选择，老氏关于师资的论说，可以作为譬喻。新诗若有续作，不吝寄给我，幸甚，幸甚。钦定四库全书 《灌园集》卷十三　宋·吕南公撰写的书信

译请见张太守书 平民以侥幸求进而扰乱礼制的情况，已经存在很久了。在古代政治清明的时候，道德彰明，上下尊卑的分别端正；尊贵的人必受尊敬，卑贱的人必居卑位，没有容许轻慢冒犯的地方。士人尚未受命做官时，有学校用来考察才干，有舆论用来品评品行；可以献身仕途、担任官职后，才能以宾客身份接受乡老的礼遇。那时礼制十分严肃，意义十分完备。人即使想用小步越过自己的界限，也根本做不到。到了后世，这种道理渐渐隐没，于是凭口舌为生的人家，挟持放纵邪僻、欺凌傲慢的机巧，混迹于群体争斗、喧闹动荡之中，招揽权势而伤害势力，迎纳安逸而排斥危险，使在位的君臣全都以宾客、老师、辅弼、宰相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而在位的君臣仓促之间也没有办法堵住他们的冒犯。于是，卑下者向尊贵者抗礼，便由此开始了。人的心中大概有对所得不满足、又妄想求取更多的念头，所以衰败的风俗日益加深，众人相互趋向这种错误；一旦进入侥幸求进的道路，便毫无忌惮。按照今天的习俗，凡有毫毛、丝粟般一点所得的人，就急忙装出得意的样子，迫不及待地要让别人来求取自己，甚至亲自洗拭打扮，还一定说：“古人本来就有穿着粗布衣服而与公卿交往的。”况且官命即使值得等待，我哪里能够让自己困滞在这里呢？至于本来没有才智的人，也喧嚣地游走在公卿门下，说：“只是时机遇合罢了，礼制哪里值得遵守？” 更严重的，便是假借、窃取文辞，沽名钓誉，乞求援助，成群结队地前往拜访求见。地位高的有天子宰相，低的有道使、州侯；他们的门没有不能登上的，庭院没有不能分坐的，礼制没有不能抗拒的。他们歪戴高冠，斜拖衣裳，手持名刺、怀揣书信，十人中有九人都是这一流，侥幸希望上面的人不加考察选择；而上面的人果然也没有空闲考察选择，只说：“不过是个士人罢了。周公尚且以礼貌相待，如今何必吝惜呢？”于是平民更加不谦逊，平时或参见，或直接登门，一旦不能满足愿望，大的便酿成怨谤，小的便藏下愤恨；至于愿望得到满足，却从来没有掂量过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唉，这就是所谓儒者吗？难道说儒者果真可以靠侥幸来扰乱上下的礼制吗？评论古代的贤人，大概没有比孟子更贤的了；但孟子却说：“不合礼制不以臣礼相见，就不敢去拜见诸侯。” 孟子对于诸侯，虽然有时也会相见，但没有不是由于义理、合乎礼制而出行的。如今只有贤能如孟子的人，才可以承担这种礼遇，但果真如此吗？其实未必。先王的治理，大概从来都是先因为贤能、尊贵、德行成就，然后才以宾客之礼相待。难道是轻视士人而不尊重他们吗？如今只举一郡之地，不论土地广狭，称为进士的人动辄达到数百。数百人中，不敢希望上位者以礼相待的很少。若说数百人个个贤能、个个都可以作为宾客，我终究不能相信。事情既然如此，所以知道其中荒谬的人常常感到悲痛而发出叹息。然而也只是叹息罢了。想要立即纠正这种风气并夺回旧礼，难道容易吗？既然不容易，也就只有不愿意做和不敢做罢了。往年陈烈居住在南闽，因为对世途的浇薄感到愤怒，便一切亲身实行三代的礼制，希望以此近于革除、纠正弊端。然而陈烈一开口、一举步，嘲笑辱骂之声便像风雨一样骤然传来。想要在卑贱者已经抗礼之后，纠正悠久而已经混乱的礼制，难道不是危险吗？古人有话说：“千人所指，即使没有病也会死。”如今平民塞满天下，已经互相把侥幸求进作为老师；而居于人上者又很少有空闲考察选择，那么那些屡屡叹息的人，既不是真的不愿意，也不是真的不敢，他们究竟应当如何处置呢？我也是平民士人，对于古今的变化，既庆幸自己有所了解，又为之叹息。可是如今我也还不能摆脱在郎中主管谒见事务之前求见的行迹，难道这就是所谓“不敢”吗？士人只有没有衣食忧患，才可以安然行事，这当然是所愿。只是我仍不想触犯众人、激起他们的愤怒。如今饥寒相逼，只能凭文学去向别人求借，难道还敢触犯众人、使自己陷入危险吗？所以即使是我的不敢，也正是郎中应该哀怜体恤的地方。郎中凭文学取得富贵，声望、光彩和势力足以作为衰败风俗的表率，教令、刑政足以弹压治理所管辖的地方；如今还降低身分，屈居州侯之尊，以礼貌对待诸生，难道也不愿意在礼制和文饰已经受到冒犯的时候过分吝惜礼节吗？这正是我希望您哀怜体恤我的原因。我年轻时疏懒愚钝，不善于学习；长大后又被贫穷束缚，却还跟随在道德文章之后，姑且得到一点所见，也希望有所成就。郎中不肯引进我，我本来没有什么可以诽谤怨恨的；即使肯引进我，我也还会仔细衡量自己的才能。伏望高明稍加体察我这微小处境；即使只因此让我与侥幸求进之徒有所区别，也已经是我的幸运了。

译请见蔡太守书 郎中阁下：古人把默默无闻、没有见识的人称为民；在百姓之中，又把那些学问、才智足以侍奉上位者的人命名为士。这样，士作为人的名位品第就不同于众人了。他们被选取时，有俊秀人才进用的次序；任用时，有中等、下等的等级和阶梯。升迁他们，考察他们，责求他们，使德行日益进步、道术日益充实，于是由士人成为大夫，由大夫成为卿、成为公，尊贵在这里达到极点，而根本却开始于士。谁会有轻视、鄙贱他们的道理呢？这就是周代以前之所以有治理的原因。世道渐渐衰落，教育不再是应有的教育，培养也不再是应有的培养，人人各自谋求，而道理不遵循，义理不由此而行，于是天下以士为名的人大多名不副实。贤能者以同不肖者为伍为羞，不肖者又诬蔑贤能者说他们不堪任用。感到羞耻的人未必显达，诬蔑别人的人却未必隐晦。于是混杂而行、杂居相处，口舌喧腾，上位者开始怀疑士人而厌恶他们。这就是秦以来之所以发生乱象的原因。人才各有长短，事情要等待贤能之人才能成功，这是有见识的人共同知道的。但士人有被尊重和被轻贱，世道有被称为治理和被称为混乱，难道也只是君主和师长的过错吗？那些学习成为士人的人本来也有罪。自己不足以成为士人，却又不肯做百姓，已经不止一两个人；治理人的官吏却有十人、百人抱持这种态度来求取时机，那么到哪里去而不暴露自己的底细呢？底细已经暴露了，却还偷偷借助声名光彩，希求侥幸得到际遇，喧嚣炫耀，互相伤害。唉，这罪过应当归给谁呢？士这个名号既然不足以令人相信，于是又改称为秀才，大概是指其中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可是秀才这个名号更加不足以完全信任，像水波流转、山坡下落一样，日益久远。到了近世，凡是曾经拿笔吟哦、摹写文句的人，自己列名于公府，都称为进士；在民间题名，都称为秀才。戴着高冠，穿着华服，秦地、楚地一概如此，谁能辨别呢？也不过说是儒者罢了。金子不可能完全没有沙，铁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矿，何必仔细审察究问，姑且听任如此罢了。成千上万的人，各自兼有周代、汉代贤人的名号，却终于不能免除秦人所怀疑、厌恶的情形；这果真还有什么可以辨别的吗？主管官吏只按照言论考察，又没有空闲详细核验品行，于是取舍不过偶然罢了。地方君长和大夫的势力本来足以详细考察言论和行为，却反而说这不是我的职分。他们的穷达有命，而进退取决于主管官吏，本来就不是我的职分。因此，君师的职责和学士的名号一起丧失了实际内容；即使还有不曾丧失的，也已经像清晨天空中的星宿一样稀少。近来郎中以仁厚端正平允镇抚这个邦国，任期已经第二次满了，而我这个不值一文的身躯，幸而还在您的照临之下，能够随同诸生列在末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千百人〕 我本想拜见堂阶，参与听闻议论，用来警醒自己、弥补欠缺，但始终不敢前往，难道只是因为要显得与众不同吗？这里地位平常而又孤立，尤其没有办法阻止混杂之人的诬陷，因此士人的实际，有时未能得到上位者的信任；何况在不一定会被审察的日子里，纷纷前往太守门下求见，又能弥补什么呢？即使不去，又有谁会追问呢？这就是我这个贫贱之人把姓名再三烦扰主管谒见事务者的原因。即便如此，凭郎中的贤德、过听之后所能接受的内容以及明察所能达到的地方，本来不需要等到一天结束，便已能够参照观察而完全明白了。况且您已经镇抚两年之久，郡县人才的长处短处，怎么能够隐藏逃脱？只是现在您不办理进退取舍罢了。考察言论、详察行为，未必会完全没有用意。若从古代的道理说，不以臣礼相待，便不去拜见诸侯，并不是罪过；若按照后世沿袭的习俗说，众人都走在前面，唯独一人落后，便免不了受到非议。既然要顺从习俗而认识地方长官的面目，又有什么畏惧而不这样做呢？这就是我这个贫贱之人今天贸然烦扰主管谒见事务者的原因。至于我究竟应该做民，还是应该做士，名分和实际应当如何相称，虽然不敢有所期望，仍希望郎中命令执事之人以疑惑与否加以判定，赐我一见。我谨伏在旌麾门下，等待命令。

译请见叶太守书 如今的公卿大夫，没有不接待士人的；但士人中却有人不愿意置身其中，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所接待的并不出于至诚，而所接待的人又不足以承担士人的实际名分吗？听说自李唐以来，平民拜访达官贵人，身份极其卑下，恭敬却极其周到：失意之人登门，不敢期望一定能见到；有幸见到，也不敢屡屡前往；得到一句应答、获得开口求助的机会，还要再投递文章表示感谢，屈抑到如此地步。然而士人并不畏惧，也从未以此为羞，因为卑下者有真实才德，而尊贵者以诚意相待。偏远地方的寒士，徒步穿着破衣进入京师，至多不过十年，必定凭借文章取得功名，终于享有富贵；关键只在于他的才德究竟如何罢了。羁旅中的卑恭和终身奉行的志向，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呢？如今朝廷内有二府、百官，地方外有牧守、使副，下至一命小吏，大多门中设有宾客次舍，接待等候谨慎整饬；白衣、朱紫之人结伴按例进见，只要递上名刺，没有不得相见的，即使屡次前往也不拒绝。只是他们彼此相交没有恳切悲悯的诚意，也不过是纷纷徒劳罢了。以儒者自称，行为却不如市井之人；称为才俊，笔下言语却同俗子一样。献上诗书、递上名刺，若不合对方心意，便把这看作苦海；万一略有相似之处，对方又会说：“怎么知道不是假借窃取而来的呢？” 他们以这样的态度接待士人，所以有人不愿意置身其中。古人认为十户人家的小邑中必定有忠信之人；如今郡国广大，进士动辄达到成百上千，难道竟没有一个鲁国那样的人吗？只是当权者不加考察选择，白白不吝惜礼貌来获得接待士人的名声，那么士人究竟有没有真实才德，又凭什么能够辨明？像澹台灭明、徐孺子、司马相如、王褒这一类人，也不过只能幽居郁闷、自我怜惜罢了。郎中凭才学起家而取得官位，郎中的官位承担着古代侯伯的职责，已经十分尊贵；如今恰好屈居此地，在治理事务的闲暇中，只有接待士人的声名与您分庭抗礼的人，已有几十、上百。高明的鉴识认为可以任用、并以至诚相待的，又有几人呢？难道不过是泛泛地按照职位接待，以实行谦厚的美德吗？伏望您的盛大心意不止于此。我没有才能，却以做世俗的儒者为羞；犬马之齿已经三十五岁。我曾经愤怒叹息士人无法取得别人的信任，虚伪地彼此拜跪往来，并不认为那是荣幸。因此我再三到京师，经过郡国不下十多处，从来没有拿名刺轻率地试探朱门，实在担心对方未必考察选择自己，却白白劳苦，取得没有尽头的羞辱。如今却愿意求见郎中，难道没有缘故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一个郡的众多士人，凭太守的尊贵地位，却降低身分屈就于平民诸生，与他们交往；如果他的内心还耿耿于怀，担忧所得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也会成为众多士人的羞耻。我于是没有隐藏自己，试着把一卷杂体诗献到您的案几之前。它虽然不足以称为盛大的著作，却可以略略观察我的实际才学。如果您赐我一见，并且能够照察我并非假借窃取而来，那么岂不只是郎中不愧于鲁侯，也可以使敝郡近于有十户人家的小邑了。谨在旌麾门外站立，等待命令，实在惶恐至极。请见郑太守书 我过去在科举场中，十多年间，曾见过五位太守县令；只要有人居于这个职位，我都递交名刺、登门求见，并不是我有意谄媚，而是认为既然由此可以得到官职，那么资历和条件大概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后来日渐失去依托，只能估量自己的希望、揣测众人的心意，很觉得自己将因无用而被期待放弃；而我年纪也渐渐大了，心气日益衰耗，自料没有才能，各种诵读的技艺也不值得再争，于是换下冠裳，洗涤笔砚，离去到田野耕作，并不是发狂，而是认为求取进身不得，就应当退处，没有必要在纷纷求见拜访中犹豫回顾。庄稼一年四季都有时令蔬菜，是人们每天所等待的；但如果存养过度，味道便坚硬浓重，不足以打动人。狐狸、豹子、狸、狗一类野兽，如果一旦失去退藏的计策，也难免遭受人的祸害。把根扎深，把果实培育好，安居其所，那么天的四时、地的山林，都以自然之理守护它，谁能诋毁我呢？这就是不肖的我之所以远远引退、自我处置的原因，本来认为世人匆忙浮薄，必定不会把我列入考虑。不料邦君身居高位，天意使您这位明公贤能，又使您的听闻采择广远，竟然也顾及寒微之人。昨天南城县令告诉我，明公曾赐给他一些言论上的余论，并且还有没有能够登门拜访的遗憾，所以我伏在旌麾之前拜谒，恭敬地感谢您的恩德；但我因背柴劳作而生病，很久没有承受您的教诲，内心在田舍中自责，这种惭愧并非一朝一夕而已。以郡太守的尊贵与一个平民的卑微相比，蚁丘和高山都不足以比拟它们之间的悬殊；而我竟然承蒙您的关怀、顾念和记录，实在出乎意料。我的辞章、剩余话语，孤僻耿直而又笨拙的行为，哪里值得玷污长者的门墙呢？我私下想到，浩渺九州之中，您就是这里的两重天；两县共同仰望戴奉，都承受您的恩泽，长久以来三年间没有受到不幸。如今正赶上明公解下官符、任期将满的日子，而我恰好来到这里，希望能够略展敬意；虽不敢一定求得相见，仍俯伏等待您的使者决定我的进退。

译上书给知郡郎中 我是本郡的诸生，贫贱而无能，因此善于处在困穷之中。困穷已经很久了，而就性情见识而言，我尤其忌惮身处纷纷扰扰之间。曾经有人说，天下有最大的快乐，独独在于无所事事。假使使人们都知道，脚踏土地生活的人都懂得安静的喜悦，而不妄动，那么宰相可以由平常的才能担任，百官和各部门也可以得到安闲的乐趣。古今人处世之所以多烦恼而少安逸，正是因为不重视不妄动。事情没有无理的，万物也常各有自己的分限。安守我的分限，遵循道理来应对，使一切事情起初都不在我身上，那么上者自然居上，下者自然居下，还有什么需要求取的呢？道理如果确实出于此，而有时到了不得不行动的地步，也仍然可以避开妄动之名。近来，郎中屈尊驾临敝郡，已经形成简约肃整、仁厚明察的政绩，又优礼士人。戴儒冠的人，没有不进来拜见公堂、远望您的鞋履的；而我这个不肖之人，却仍不愿意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显得与众不同吗？我是认为自己的分限正处在寒微低下的位置，实在不足以妄自冒犯威尊，也只可以在自己所安之处避免妄动罢了。况且守护一方的贤能侯长，在治理方法上有美善之处，已经足以胜任称颂、委任、注重的职责；那么平民和举子有什么事情，非要彼此勉励，成群结队地在他面前弯腰曲背、跪拜恭敬呢？弯腰曲背、跪拜恭敬，难道果真是贤太守所喜欢的吗？四坊、二县、十六乡的人，没有不安定游息、安然休息的，各自都没有纷扰的忧虑。譬如黄发儿童和吃奶的婴儿，正逢清静的夜晚，即使住在有妖歌华烛的地方，也会在保姆怀抱的襁褓中舒适愉快地默默睡去。可是身为平民，反而要想背离这种状态，立即起身奔走于纷纷扰扰之中吗？我困穷的行迹之所以到晚年才来求见主管谒见事务者，总是想借此表达鄙陋昧然的见解，安守寒微低下的分限，希望近于无所事事的快乐，如此而已。唉，事情的变化有时出于意料之外，而道理不能因此不遵循。遵循它并顺应它，自然就有些私欲不能容纳。近来我从北方回来，起初寄居在县城外，却错误地被大夫怜悯收留、抚恤，认为我必有成就，以至于不断扶持借助；郡佐等各部门也曾接纳我前往拜谒。我默默思量，已经对自己的反常感到惊异。从前忠诚谋划的朋友于是因此对我说：如今事业不能专门隐伏不出，与其如此，哪里如同去拜见邦侯，也希望得到教诲和恩赐呢？天下人的取舍，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原因只在贤与不贤是否被人知晓罢了。大夫、州佐处在邦侯身边，他们彼此乐于交往的情意也非常深厚，而且共同贤能的声名，早已盛大光明。大夫、州佐常常肯不弃绝我，怎么知道郎中的执事之人也不会有不同的取舍呢？况且郎中果真肯降下教诲吗？这就是我不怀疑自己妄自行动、而有今天前来的原因。谨将浅陋的心意写出呈上，也借此为自己不敢显得与众不同作解释。伏望怜悯体察我冒犯尘污之处；面对尊严，我实在惶恐战栗至极。请见韩签判书 寺丞阁下：如今天下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权势罢了。其次才以德行评论，但向着权势的人最多。从上面的王公，到下面的一命之吏，权力在手，门庭便像炽热的炭火一样；权力一去，门前便可以张网捕雀。这是不必学习就会、不必占卜就会自行显现的事。儒生学士平日放言高论，如果不是德行胜过自己，没有人肯用一句话向别人屈服。等到真正行动起来，却常常乖谬背理；观察当时的事情，只要有丝毫可以希求的地方，便顾不上那个人究竟如何。如今偏偏要问众人，这是为什么？青袍紫服之人，纵横交错于道路上；早晨还同他并肩而行，晚上便同他并驾联辔。德行即使像渊、骞那样深厚，也还不急于向他致敬；第二天他调任而占据能够临制、庇护人的职位，便扬起衣襟前往求见，废寝忘食地赶去。即使有不这样做的人，也很少。对于天下人，我终究不能把自己说成同众人一样，正因为贫困的缘故，行迹还没有使自己的心意满足。即便如此，我仍有自己的立足之处。寺丞凭文雅才学进身，官职已经脱离选曹，地位已经成为辅佐军府的职位；如今的权势虽还不能说完全配得上盛大德行，但众人的钦佩拥戴，已经使他们在公堂上恭敬趋承，在宾客帷帐中不愁没有跪拜之徒，而我也像野鸭群一样前来。寺丞如果不赐予我怜悯察看，我又算什么人呢？我这点私心，只想到这些，谨先把它告诉主管谒见事务者，轻率冒犯清静之地，实在惭愧，实在惭愧。钦定四库全书 《灌园集》卷十四　宋·吕南公撰写的书信

译请见蔡签判书 那些士大夫和读书人，能够安于自己一向所履行的道路，不把别人知不知道自己放在心上，也不屑于同上下之人交往，这本来就足以在众人中获得贤者的声名。至于既不倡导，也不追随，随着事情一起沉浮，内心不伤害真实本性，外表又不违背世俗，这也不失为有才能的贤者。考察二者所趋向的方向，可以说大相径庭。然而，他们各自所存的心志，都没有违背道。所以，安于本分而不屑求知于人的，足以立身而不害人；自爱本性而又不违背世俗的，足以实行礼义而不至于自轻。从前听说，常夷甫在汝隂时，闭门静居，郡邑中的官吏和工匠，如果不是赶紧到他门前拜访，他便不肯出门相见。而王深甫却不同，凡是在汝隂任职的人，没有不纷纷前去拜见的，上至太守、侯爵，下至▯征之吏，刚来就替他们出城迎接，刚离去就替他们出城送行，把这当作常规。这两个人，都是天下所谓的道德君子，但处身行事却不一定相同到这种地步。况且读书人的行为，只要是内心和行迹所经历的事情，不属于罪法范围，那么到哪里不是合宜的呢？然而看见如今世上那些替人奔走造访的人，常常得到“才具杰出”的称誉；而喜欢静居的人，有时却被说成没有才能，甚至引以为分外可悲。唉，士人的出仕与退处，本来就免不了受到悠悠众口的议论吗？我曾经考察过这件事，天下的公论，终究还不可以完全抹杀。只是因为内在的德行还没有充实，所以有所作为时，别人也不相信我。若是内在德性充沛饱满，不需要依赖外在声势，那么把它施行出来，谁敢妄加议论？即便如此，道德君子不可能人人都期望自己声名显赫，那么日后自然会显得可贵；而纷纷奔走却没有才能的人，则日后自然会显得卑贱，这都是事情的常理。如此还有什么可悲的呢？像我这样没有才德的人，上面没有达到必然可贵的地步，下面也不应当自暴自弃而甘居已然卑贱的地位。当初因为冻饿的急迫，不能立即在山野田地的旷荡之中求得自己的志向，于是也投身科举场屋，以接近卑微失意的处境。这样虽然不能与世俗完全不同，但我所以自爱之处仍然存在，因此常希望处在常夷甫与王深甫二人的中间，既安于本分，又能随俗相同，而不作苟且之事。事情容得下我，就只做自己分内的事，也算希望不至于被轻视；事情容不下我，就不勉强自己。这就是我所以仍存行礼之心的原因。自从寄食以来，大概已有六年了。贫贱之人的姓名，虽然不足以进入士大夫的耳目，但郡县中的仁人，往往还会怜悯我、赐予哀矜。我每每想到奔走拜访并不合宜，又加上劳烦善于讥刺的人，那么身迹出入官府，终究不是我所适宜的。只是任职者中多有贤人时，公开提携人才，而草野之人得到接引，也许偶尔会有机会。伏望阁下才德兼备，在当时获得称誉；寒微晚进的诸生本来应当归附于您。如今您的地位和声望实际上已辅佐军府，才智又施及枌社，邻近地区将要蒙受福泽，那么像我这样微末的一介书生，虽然还不能称为贤者，也不应当因为自己只是纷纷来访者中的后来者而自我嫌弃，不思进身拜见，以感谢穷乡僻壤的幸运。至于怜悯、提携之事，若也在您的意愿之中，我哪里敢奢望呢？谨将内心私情陈述出来，冒昧烦扰门人，等待您决定我进退的命令。尘污清高尊贵的门庭，不胜惭愧恐惧。请见曾签判书 寺丞阁下，书生把拜访有职位的人当作自己的事务，这种承袭旧习已经很久了。他们所说的话无不说：“敬慕贤人君子。”所以我这次前来，不敢落后。然而，他们的内心未必同言语相合。因为人不可能全都贤能，也不可能全都不肖，却把他们的衣饰混同为同一类，九成九都是那些前来拜访的儒生。他国的人到赵国做官，尚且未必立即熟悉赵国士人的才德品行，何况又远到秦、蜀、楚、越做官，他们不可能立即熟悉当地士人，自然可以知道了。他们起初并不了解来人的声名、行迹和乡里，却都以“敬慕”作为说辞；来人到了，他们也只是浮泛地接待罢了。来拜就回拜，询问就回答，离去就送行，次数多了便表示感谢。这就是有职位的人接待书生，却常常夹杂猜疑的原因。若有职位的人确实贤能，而敬慕他们的人也都确实贤能，那又何至于讨论这些呢？只是其中有不肖而虚伪的人，于是他们趋奉的心思也不过是侥幸求取利益罢了。这样一来，前来拜访的人自然一天比一天被轻视、被看低。后来有知耻的人，便不愿再这样做；而不知羞耻的人，却满不在乎，从不反省，还指责那些愿意前往的人。若那人有才，便说：“这是他故意傲慢。”若那人没有才，便说：“这是他没有能力。”斥骂不停，而有职位的人也就更加显得疏远简慢了。一个平民去拜访上级官员，既不是古代隆盛的礼法，也还要遭受对方的疏远简慢，这有什么值得希望的呢？然而这样做的人从来不少，是因为侥幸求取利益的风气正在振荡流行。我也是这个地方的书生，曾经承袭这种拜访的旧习，也免不了受到斥骂。只是我颇知礼义的分寸，所以安于此而不求逃避，行动时也不忘记反省后悔。近来寺丞您屈身辅佐军府，盛有贤能的声誉，那么攀援随众，本来就应当不落人后。但我直到今天才前往，也是不敢贸然行动，以免招来猜疑。出身富贵而能自我约束、勤俭自持，胸怀、负载着文学才华，却能安坐而洞察人情真伪，这正是寺丞超过常人的地方，也是众人不敢忘记敬慕您的原因。我难道只是因为不敏而敢忘记这一点吗？实在担心阁下还没有赐予体察思量，却把我当作侥幸求进的一类人；那样即使能够到您的座旁，也不是我的光荣，反而使我满怀悔恨而无从洗雪。谨先陈述这些话，等待您的命令。伏望在屏门之外不吝赐予指示顾念。

译代人请求纳拜书 我听说，天下之所以有道，是因为它所行的事情不违背义。君子之所以不同于小人，是因为他依循义行事，而不等待教导督率。礼产生于义，义出于道，所以先王用义来要求君子，用礼来约束小人。所谓天下公认的尊贵，难道一定都是体察大道、穷究事理的人吗？言论贤明，足以超过别人；地位高贵，足以临制下属；年长，足以先于自己——即使普通人也没有不知道这些人值得尊敬的，谁说自己身为学者反而不知道呢？那么，先王之所以说这些话，正是为了那些需要教导的人而发。自从世道衰败，天下的人有的不能明白先王的用意，往往放纵自身而不遵循礼义，抛弃一日而不加以实行。有国家的人以此为耻，所以用刑法来维持它：小人违背礼法，便在刑罚上遭祸；自称君子却有不依循义的时候，他自我反省应当怎样呢？伏望郎中清明端厚，贤德已经充盛，名列郎官，爵位也已尊崇，年过知命，按年龄计算已经高于我。仅这三项，在当今就理应首先受到尊敬；如今您所任职务又处在郡守的尊位，做下属的应当怎样才合乎义呢？自然没有不恭敬致礼的。然而我因为服丧的艰难，伏居室内，得以厕身士人之间，虽然远远望见您的车履而行拜礼，但执事者仍持谦让之礼，没有立即听从我的请求。我心中对此感到恐惧。私下认为如今仁人居于上位，朝廷中的公卿都是应时而生的杰出人物，正要修明道德教化，恢复古代的治理；郎中承受这种流风而任职，也一定会最终顾念平民，然而却过分谦让，必定屈尊礼数，来治理一个部门中的鄙陋之人。万一您闭门拒绝、不肯接纳，使我不能履行义，终于列入那些等待教导督率的小人之中，想来并不是郎中的本意。伏望俯顺我的卑微愿望，赐予准许接纳；并且使先王之道在天下重新彰明，这也是贤明执事者的职责，难道只是为了我吗？谨陈述诚恳的话，伏身等候于宾客之次，希望得到您的命令。

译与王梦锡书 我在城中低微居处，事务纷杂，因此很久没有问候乡里的朋友；但时时打听往来消息，大体知道您清健安宁，借此自慰。我们这些人幸而能够以道义相互存问，不能因为书信次数稀少，便把勤懒分别开来。以我不肖的奉承依托寄居在这里，本来就是您应当加以体谅的。近来在季源那里见到梦锡新作的一卷，读来庄重，令人敬爱，不敢稍有减损，仿佛面对万乘圣君，真是达到极高境界了。文章的高妙，实在如此。我曾对季源说，如今同辈之中，寻求像梦锡这样能识见、能领悟义理的人，并不少；但至于思致清拔，每次遣词设色便超过常人，我还没有见过像梦锡这样的。我不敏而从事文章已经很久，尧舜以来作者的文辞，我都能够依次考察，大体知道它们怎样建立、又怎样取得成就。譬如湖商海贾，虽然未必独自占有天下的财富，但天下珍奇怪异、伟大罕见的东西，没有不熟悉其品类、成色，并且判断其中光泽价值的；像梦锡这样的作品，确实不容易得到。可贵，可贵。考察古今文人论述作品气质各不相同的原因，大体只是才华高下不同；才华很高的人，道理也更加充足；才华低下的人，道理即使不足，也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因为才华低下，气势就弱；气势弱，文辞就艰涩。写文章而出于艰涩软弱，即使道理没有失误，人们也很少喜欢读；人们不读了，又有谁来衡量他的议论呢？梦锡才华高，所以我这样私下珍爱、裁量他的文章，希望他谨慎地把才华用于道，并且以充实为目标。近来读《观义解神怪记》，其中叙述详尽，合上书思考，不敢立即认为全无根据；但从其中加以评论，终究免不了觉得奇诡。过去有人记述王辅嗣注《易》的事情，说他结茅草为人，给它取名为郑玄，专门因为郑玄注解的错误而鞭打它；后来郑玄显形，愤怒地责备辅嗣，辅嗣害怕了，便毁掉茅草人。这件事也很怪。世间的事变接连不断，有些本来就出于怪异，人们常常当面遇到也安然不以为异；可是到了文士叙述时，便动辄受到检点责备。韩退之作《罗池碑》，直到今天好事者还以为是在讥刺陆希声；陆希声在《易》尾记一梦，学士们便指着它取笑。况且罗池的事情难道值得惊异吗？希声的梦也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假使希声不记这个梦，对他的《易传》精妙又有什么妨害呢？可是世俗的议论终究不肯这样看，因为新记中所叙述的事情，比罗池之事怪异数倍。这怎么能使人安然无言呢？我见到梦锡这篇文章后，外面便有纷纷议论；偶尔把我的忧虑告诉他们，他们一定反问说：“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么当今善于解说《孟子》的，难道不是王介甫最好吗？学者多称赞他，为什么不赞同介甫，却单单赞同梦锡呢？” 天下的道理，不容易用口舌穷究辨正。替梦锡考虑，暂且毁掉这篇记，也不算坏事。因为从处世方面说，梦锡的势位不幸还没有显达，所以不愿意在未显达的时候，从众人口中得到喜好怪异的名声。假如欧阳介甫有这篇记，也许人们就不议论了。然而守教法的人又会说，欧阳介甫一定不会把这种文章传播出去。人言可畏，希望梦锡自己想一想。如今我决定劝梦锡毁掉它，便得罪了穷究义理的人；不劝梦锡毁掉它，又得罪了恪守教法的人。劝也得罪，不劝也得罪。至于梦锡，则更在于他思考还是不思考罢了。又看《言道颂》，我私下也认为不必作。为什么呢？道本来不需要等待许多言语才显明。孟子以后，有荀子、扬雄、王安石、韩愈，四五个人都只是空言罢了。论天下治理太平的情形，不过是汉文帝、唐太宗两朝而已。当时都没有孟子、荀子、扬雄、王安石、韩愈那样的贤人，而道德教化同样兴盛。况且这四五个人本来不幸在当时没有地位，于是只能处在寂寞之中；但他们既然同样不幸没有地位，那么孟子说的道理也没有超过孔子，扬雄说的道理也没有超过孟子，不过是重复而已。孟子说守护仁义，荀子、扬雄、王安石、韩愈难道何曾不守护仁义吗？所以圣贤如果不幸没有地位，便只是重复空言，千百人和一两个人并没有区别。孔子在世时，儒教已经完备；即使经过秦火，也仍不妨碍传承。因为教化之道出于人心，不是简牍的多少所能决定高下的。我曾认为，这四五个人即使有，也不过恰好没有害处罢了。假如他们完全不产生，像有扬雄而没有孟子、有孟子而没有荀子，也都自然没有妨害。况且孔子的话都在那里，难道一定要等待后人才能明白吗？如今梦锡所作的颂文竟然如此，我实在不敢赞同。众人正惊骇于颂序所说的内容，认为太过怪异，这一点我也不敢赞同。经书和教法中所说的事，多有推尊上天、援引神灵之事；而且考察当时的事迹，哪里会真有与上帝相互授受的情形？“上天于是赐给周王勇气和智慧”，“上帝对文王说话”，“文王升降于上帝左右”，难道这些话是说文王真的与上帝接触了脚吗？韩退之称赞李白、杜甫的诗，也有“天公呼六丁”之类的话，大概只是文章奇特变化时的用法。我不敢随众人这样责怪梦锡。饶处士墓铭说：“时节宴集，一定让文甥坐在众宾之上。”这句话恰好足以彰显处士的失德。世间本来有尊卑亲疏的次序，怎么可以因文章而把它扰乱呢？假如处士有一个像韩退之那样的女婿，难道就应当替他执鞭系鞋吗？恐怕梦锡文章俊秀，却没有时间思考这一点。《茨亭记》的义理意旨最好，但大量使用佛经中的话，这也似乎过分了。我曾经喜爱元微之的《镌经记》，其中说：“佛教的话，应当由僧人替我说，我不应当替僧人说。”这段话尤其精妙，不知梦锡是否取法于此？世上的文章，大概确有使用佛语的；但总的说来不足以与儒家文章相比，那么不用它又有什么关系呢？梦锡难道愿意在这里自我放弃吗？我与梦锡相知最晚，但看了一两次文章，便立即有所评论请求，大概是出于深切敬爱的主旨，不敢把他当作只讲表面交情的朋友相待；而且假使梦锡才气平常，我又何必这样做呢？如今世上的人未必都知道梦锡的文章，只不过在知道的人称赞他时，便惊讶倾听罢了。至于叙述中一旦有不妥之处，他们便暗中讥笑、默默议论；这固然不能伤害梦锡的贤德，但我也不愿让他遭遇这种情形。我同季源商量梦锡文章的义理，他的意见也和我说的没有不同。梦锡即使不相信我，也应当相信季源。请再三思考。初秋天气清爽，早晚寒意渐重，常常清冷。东平斋馆空旷，读书作文还有很多乐趣，更希望你将来再来信，暂且不尽所怀。

译与张户曹论处置保甲书 某再拜。近三五天来，乡野之人争相传说景倩奉命巡行，访察各乡保甲的利弊。我听到后，不觉欢欣畅快。私下认为，官府所实行的事情，有些免不了使百姓感到奇怪，至今仍在反复推行。如今竟遇到景倩前来处理，希望这些事情可以停止了吧？请允许我向景倩说明其中的缘故。现在保甲的弊病有两点：一是把邻里拆开、合并时不合百姓的意愿；二是让他们承担责任时没有出于忧民之心。这两点都不能不察看。大体说来，如今居民中客户多而主户少。所谓主户，又有差等之分。承担税额达到百十千、数千的，是主户；而承担百钱、十钱的，也称为主户。这些人的力量哪里相同呢？力量不同，却按同一条例联结他们，责令他们相互知悉、应援，那么承担百钱、十钱的人就忧苦了。又让他们承受县里规定的期限和防禁等文书，把过去耆长、壮丁所承担的职分，都转移到邻伍之家。这些人的忧苦，哪里会有停止的一天？所忧苦的不是财力厚实之家，正是承担百钱、十钱的人家。承担百钱、十钱的人家，名义上是主户，实际上还不如客户。为什么呢？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能供给衣食，养活自己常常还要依靠外出经营谋生，又有两税的徭役。这就是他们不如客户的原因。如今竟有十天之内两次到县里的，有二十天之内三次到县里的。这样一来，经营谋生的力量就被夺去了。他们家中不能得到这个人出力，经营谋生的事又已经因他而蒙受饥渴；而这个人却正因为期限、防禁等事务没有办好，受到官府鞭打刑罚后回来。这样，到县里去就来不及经营谋生；受了鞭打回家躺卧，又不能经营。这就是承担百钱、十钱的人家的忧苦。客户的忧苦又是其中最重的。为什么呢？客户没有经营谋生的本领，只能出力替主户耕种、开凿而已。因此一天不干活，肚子就一定会空；何况还要让他们同主户共同分担十天、二十天一次的忧苦呢？这正是所谓让他们承担责任却没有出于忧民之心。如今百姓居住没有固定形态，有在村落之间杂居着几十、上百户的；有方圆五里、三里都寂静无一家人的；有东西相望却被山川阻隔的；有悬隔绝远、聚居之处只有两三家的。这些户名都登记在官府文书中，但远近疏密，官府却无法知道。能够知道的，只有里中的里长和正长罢了。如今不把责任交给长、正，却让胥吏坐在廊下，按照户籍排列他们。胥吏大概只能把主户、客户混杂编列，哪里能识别他们相互邻近的关系并把他们联结起来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因此，同一份户籍中的百姓，有彼此相邻却被编属不同的，也有相隔极远却被编属一组的，这都是按户籍远距离防范所造成的结果。设置保甲的原因，是想让他们有事时相互知悉、救援。如今却割裂近邻而附会远处，把不同的人牵引在一起而配成一组，这还能来得及互相救援吗？西邻有急事，东邻却坐着听说；问他们，就说：“我和他的户籍编属不同。”而让相隔遥远的人来来往往，又有什么益处呢？南北也是这样。这就是所谓拆开与合并都不合百姓意愿。上述两种弊病，根源并不来自某一个部门。县禀报州，州禀报台，台禀报大农，大农禀报政府。这样一来，百姓有的在荒村僻里之间受到广泛而深重的苦难，哪里是如今的体察访察所能治理的呢？只是防禁紧急时便筹划使人承担责任，这种弊病虽出自轮流差遣的文书，却可以稍微趋于简省；拆合不当的弊病虽出自把客户、主户混杂编联的文书，却可以稍微趋于便利。这就是体察访察者能够治理的地方。保甲的办法，应当由长、正专门负责邻里编联，官府只明确说明督责事项，那么百姓便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编合，也会便利。即使主户少、客户多，但既然受制于不能混杂编联的不得已情势，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相互结交，那么即使相隔较远，也总胜过按户籍远距离防范。这就是所谓稍微趋于便利。村中耆老的差役还没有废除，而新条例所列的也只是说，伍中如果自行发生事情，便责令他们通报，难道一定要越过某一伍、再越过某一伍，去防范其他事情吗？如果确实不责令他们越伍去干预事务，那么这就所谓稍微趋于简省了。幸而如今没有发生事故，百姓没有凶荒、兵革之患；但保甲法施行不过几个月，百姓已经感到奇怪并且忧虑。仁人君子，幸而承担了这个职务，难道可以不怜悯他们吗？怜悯他们就应当设法救助。救助的方法，除了使事情稍微趋于简省便利，还能是什么呢？有人认为长、正专门负责此事，祸患就在于会引起骚扰；这又不是体察实情的说法。凡是不爱惜自身的人，都是衣食不能维持生活的人。那些保甲长、正，众户中的富豪，财产值得留恋，宗族姻亲值得怜爱，是最爱惜自身的人。平日小民在酒肉、细小冲突之间冒犯身份，臀部皮肉屡遭打破，却不顾惜，是因为自认为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至于积蓄财利的人，很少有把刑罚诛杀看得毫无所谓的。他们一旦遇到无法免除的刑罚，就用厚重的贿赂去求人，难道心中不吝惜钱财吗？其实只是爱惜自身罢了。如今长、正作为保甲长的辅助而不能免除差役，耆长也因之被连坐；又因为强行按税额办理，动辄得到无穷无尽的供官劳役，他们所受到的亏损已经很明显了。上面有明确的法令，一旦陷入其中的罪科，轻则小徒刑，重则脸上刺字；他们有什么苦衷而不躲避呢？这本来就是容易看清的人情。过去我从洪州回来，经过郡城，季源法曹很是谈到舆论认为此事不利；当时季源正奉符命，将要负责体察访察。因此我也希望百姓不要感到奇怪，并想办法忠告他们。我从东边走出县门，行了一百三十里，经过四个乡的土地，然后到达吾山；住在山中，又过了六七十天，从舆论中听到的意见没有不以此为忧的。季源虽然因为家中祸事离职，但景倩实际已经到来，难道是上天要让百姓的奇怪疑虑在这里终于平息吗？以景倩的仁厚明察，本来应当已经完全察知这些情况，但我还这样反复谈说，是顺应乡野百姓的期望。伏望加以阅览并予以体谅。

译又书 前些日子承蒙您从黎滩回信，认为我所议论的保甲之事还没有完全懂得新法的用意。景倩用这句话批评我，并不是不能接受；但详细考察景倩发出这番话的缘由，那么仍然可以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景倩也没有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把邻伍联结为保甲，用来查察、责问奸盗，讥察、呵责逃亡者，这种做法在熙宁以前，县令间或也实行过，民间对此非常熟悉。哪里会像今天这样发生空前的大变化呢？我们的君主和宰相盛大的心意推行遍及海内，难道读书人还会不知道吗？大概是奉行新法的人有所不当，而当时采取的措施又不合宜，于是弊病便显现出来；弊病显现，正是百姓感到奇怪而忧虑的原因。景倩认为让人承担责任的做法没有出于忧民之心，拆分、合并也不合百姓意愿，并希望把这些都说成法律中没有规定的事情，这是什么话呢？假使法律本来有这些内容，又怎么能称为没有这些内容的法令呢？法律中没有而执行法律时却出现了这些，当然就免不了有这种情况。景倩难道单单没有听见、没有看见吗？前次奉命讨论时，县里发下期限、防禁等文书，每月有几十份送到保正那里，而耆长所接受的不过十多份。这是因为保正虽是豪强，但其职责是总领众长；他从县里接到文书后，退下来再通知交给众长，众长又轮流转交给所属各户，这本来是官府所允许的。然而又跨越乡界、里界责令他们办事，事情未必办成，官府便不能没有惩罚的威势；百姓的臀部因此流血，彼此都看得见。我难道是在妄加议论吗？嘉祐末年，如今的河北都运吴公任南城令时，也曾实行保甲。二十家联属为一长，不问主户、客户，只取相互邻近、势力足以相互照应的人家。当时负责此事的只在耆长、壮丁，未听说有扰民的祸患。大概正因为不把事务交给耆长、壮丁，反而屡屡让官府亲临，才造成百姓的骚扰。那些人认为，过去联结保甲时，官府从未亲临，如今却亲临，这就不只是查察奸盗、讥呵逃亡，必定还要用别的事务来劳役我们；这正是骚扰的原因。何况怎么能没有拆合不合愿的奇怪和忧虑呢？如今各地保甲，有相隔十里的，严重的甚至相隔十五里；有被山阻水隔的，有属于不同保、不同坊的；而原本同居一处的百姓，却被完全拆散分割，本应当把这些人合在一起，反而附属于另一边。我难道是在妄加议论吗？景倩认为上级官员已经谆谆开导，让百姓申诉，不合意愿的地方便予以改正，这一点我并非不知道。假使官府不允许申诉，也不改正，而且完全没有纷扰之忧，那么官府尚且不失为烦琐，百姓尚且不失为劳苦；何况还要由胥吏查察办理，暗中寻找细微过失，按人情又无法避免，保甲怎么会没有忧患呢？看如今相隔悬远的情形，必须申诉的户，通常要改动百次中的四五十次才可以。这样看来，上面烦扰，下面劳苦，难道会有很快彻底结束的一天吗？百姓中懂得长远忧虑的很少，所以没有遭遇紧急事故时，还来不及申诉拆合不便；如果是有思虑的人，便会立即申诉这种情况。这样说来，如今没有申诉的人，并不是不申诉，只是把申诉留到日后罢了。景倩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吗？治理政事却不掌握要领，从来没有能够办好的。如今心中怀有未必敢于申诉的疑虑，却使百姓必然要申诉，没有止境，这难道是抓住要领吗？我虽住在山乡，却没有一天不与乡野人交谈议论。近来因为季源真诚托付之事，趁出行时加以询问，知道他的意见还没有来得及报告，他便离去了。我私下认为，爱护百姓、使万物获利，是君子的事业；而景倩是君子中的英杰，幸而承担体察访察的责任，足以使百姓停止他们的疑虑，所以我不嫌多次冒昧打扰，私下写信给您。实在是希望使百姓宽裕、蒙受恩惠，力量只要能从景倩车马之下施行就够了。景倩竟这样说，难道我是制造风波的人吗？景倩对我实在误解了。几十天以来，县里没有再向保正那里下发期限、防禁文书，众户因此安定，都以幸免臀部流血相互庆贺。若能把一件事情改正，官府再加以留意，那就是受到恩赐了。凭借我和景倩的关系，难道能说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钦定四库全书 《灌园集》卷十五　宋吕南公撰写的书信

译上曾龙图书 知府学士阁下，我是南城东面的乡野寒士。年轻时自己考虑到才智力量浅薄，不足以厕身农、商、工、技等行业的末流，所以妄想着从事文学。大约十五岁开始读书，二十岁开始思考义理，认为所谓文章，就是言辞的巨大美好；天地的变化、四时的运行、人物的生成、世间古今的无穷，其中变故的显隐、治乱的盛衰、贤愚的劝戒，全都要借助文章才能流传久远，它所关系到的事情就是这样广大。即使古人把作文看作竭力践行之后的余事，但考察文字契券以来，特立独行的士人没有不擅长文章的。士人如果没有立身的志向，那就算了；既然有志于立身，文章怎么可以低劣浅陋呢？既然所见是这样，所以从唐虞直到近代，经、子、史、集以及各种论说、解说、志记、记载，听说有的无不设法得到，无不阅读。这样过了几年，于是探究其中的长短，补缀相同与不同的地方，暗中凭借心灵所明白的内容，曾经奋笔写作，收获很多，却还不敢立即认为已经达到极致。又取古代作者所成的文章，反复熟读，务求达到相近的程度便停止，大概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我的造诣粗略看来似乎有所成就，却遭逢时局变化，掌权者把善于写文章视为低贱的技艺，正推崇马融、王肃、许慎的学业，用来影响科举场屋；而剽窃章法、掠取句子、拆补临摹的技艺，正广泛流行起来。以韩愈、柳宗元显著的流传，按理说已经不可能被遮掩，然而后来的年轻人却往往轻视他们；何况那些还没有显著流传的人，又凭什么显露锋芒、表现光彩呢？君子的道德，如果内心有所获得，那么外在地位的贵贱就不能使它增损。如此说来，我如今难道真的有所欠缺，却好像又有所欠缺呢？为什么呢？我私下认为，自古文学兴盛时，作家出身的高下并不一致，但他们一定有相互契合、相互比并的地方。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大人物立于世间，大家便遥相仰望，以他为宗师，孔子、孟子的门徒就是这样。世上没有远远超过常人的人，仍然可以获得交游的乐趣，如建安七子、梁府十友，以及兰台聚会、乌衣之游，就是这样。近来考察李唐时期，文学在元和年间兴盛，而韩退之当时交往的文士都在相互欢聚的场合；如张籍、欧阳行周，东南的羁旅之人贾岛、刘义朔，北方的异类之士，也都得到收揽、引导和扶助，以至于获得声名，何况那些与他关系更亲近、情势更相合的人呢？士人所忧虑的只是自己一无所有，不必忧虑没有依托和归宿，只有这个时代才是这样。国朝文学，先有柳仲涂倡导、吹捧，列入他这一群体的人各自都有声望和实绩；庆历以后有欧阳永叔，而阁下是他的同流后辈，天下诸生出入您的门墙、依靠您的光辉恩泽的，不知共有多少人了。生来就懂得学习的人，与通过学习而有文章的人，两者都是超出常伦的成效；凭我的不敏，哪里敢以此自我夸张？然而比较古今那些得到相互契合、相互比并的人，我至少不至于辱没他们的后尘。如今却孤独行走、独自休止，仿佛没有容身之处，难道这就是我所以感到欠缺的吗？仲涂和欧阳永叔都是听闻便能知人的人，只有阁下这样的当世英杰，才可能一见我便了解我；而我又有幸在今天接近您。这就是我希望得到接纳、前来拜谒的原因。中国有江西，江西有洪府，其地位和职任也很重要。人们无不趋向显贵之位、希求尊贵权势，而我十年之间七八次经过洪州，却从未到府门拜谒，并不是不能这样做。可见我今天希望拜见您的光仪，并不是为了省阁官员、地方长官的权力而来。伏望赐予体谅，谨献杂文一卷，幸望垂览。

译答李讲师书 前些日子承蒙您来访，又把《周易余义》五十篇给我看。我翻读完整一卷，欣喜得不能自已。老丈在经学上的成就，功效本来就不浅；凭我的不肖、智识浅陋，哪里足以对此赏心悦目呢？幸甚，幸甚！我曾经学习过《易》，但从未把寻求文辞放在首位。既然不敢先求文辞，那么所谓学习，也只不过是急切地以自己的心意为师罢了。我曾经认为，假使天下世代都有圣人，那么《易》即使不写成，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假使天下世代有许多贤人，那么《易》的传注，又依靠谁呢？为什么呢？因为道可以用内心来实行。如今只是世道数度不幸，圣贤常常稀少，求学的诸生又动辄受到拘束，按照文字来探求道理，所以自然容易迷惑而难以通达。无奈世间不能没有经学，也不能没有传注，这才不可停止。况且道并不是从圣人那里产生的，只是道的作用在圣人那里得到彰明。因此凭借道来制作经书，凭借道来制作经书，对圣人来说又有什么关系？而纷纷扰扰的学者却想把经书奉为道的母体，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对经书所说的话感到惊骇迷惑。孔子、孟子以前，学者不致力于传注经书来显明道理，很少陷入疑惑；汉代以后，传注经书的学者接连不断，而道却更加不明白，难道是经书不可以传注吗？他们有自己的心意却不以圣人为师，对所有言语又没有不怀疑的，所以也只是自己困在狂妄之中罢了，哪里能够见到道呢？道之所以成为《易》，是以无为根本；经之所以成为《易》，则是用文辞来辅助无。道本来是一，说出来便成为二，难道能不这样吗？不过是修明教化罢了，然而始终没有不归于一。先在心中兴起意旨，然后在有形的言辞中确立它，这难道不是一吗？从言辞中得到意旨，却忘掉道本身的意旨，这难道不是一吗？人如果能知道一如何成为二、二如何归于一，那么尚且不足以说明它，又何况对经文的话感到惊骇迷惑呢？只是知道这一点的人很少，所以如果有人能够知道它，就应当加以敬重仰慕。从前我曾读过汉代以来各家传《易》的书。刚读时，有的让我笑其狂妄，有的让我怒其放肆，有的让我悲其昏暗；时间久了，便觉得不值得劳烦我的笑、怒和悲，于是干脆忘掉了。至于内心的敬慕却有增无减的，只有王氏、韩氏而已，因为他们能知道一如何成为二、二如何归于一。其他人还没有达到这一层，那么即使有成百上千的人，又怎能对《易》有所损益高下呢？任由他们自己昏暗、狂妄、放肆也就罢了。所以天下既然不能没有经书，那么各家的书写作或不写作、保存或不保存，全都不值得讨论。至于王氏、韩氏的著作，就不可轻易看待。读了王氏、韩氏的书而还不能悟解《易》，那么最终也不足以学习《易》了。《易》尚且不值得同他学习，他又怎么可以同他一起实行道呢？考察《余义》所申说的内容，可以知道老丈所以用心、施展才华，也应当是因为这一点；与各家相比，应该有不感到惭愧的地方。至于仍然不免排斥王氏、韩氏，这就难以令人信服了。老丈难道是想在经学家之外另求奇异吗？如果想实行道而废弃经书，那么这种不同本来就不必追求。又有世间所传的子夏学说，我也曾读过。大概它借用的名望很高，而所持的论点却特别卑下，我怀疑是汉代儒生假托的。如果果真出自卜氏，岂不是已经辱没孔门了吗？至于颖达，不过是只会唇舌议论之人的役徒罢了，哪里值得提及？然而《余义》所非难的，往往连带涉及这一类人。假如把他们拿来同王氏、韩氏比拟，似乎也不合适。成年人和成年人正在堂上交谈，先生有时尚且不以其中一人的意见为是；至于愚笨幼儿在堂下嬉戏，说出荒谬的话，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希望老丈试着体察这一点。

译与饶元礼论史书 承蒙借给我看的《十国志》，已经大略读完了全书。这是一部草率写成的书。能够在元礼的收藏中得到它，是多么幸运啊！请允许我为您说明它不值得收录的大略原因。史书的写作，以才华超过常人为根本；其体例必须合乎《春秋》，然后才算恰当。司马迁作史，不很合乎《春秋》，然而号称最为优良，是因为他的才华高。班固的才华不及司马迁，但安排处置谨严周密却超过司马迁，所以也足以与司马迁相配。流传到范晔以下，便低劣鄙陋了。陈寿把史书写成《三国志》，评论者有的说它好；依我看，仍然不够完备。为什么呢？三国都是汉朝的盗贼，而曹操首先篡夺帝位，不能使人心服，所以袁绍、刘备等人怒目相争、竞相起兵，其事情和战国没有不同，不能因为秦国而说应当把周朝作为正统来记载。何况曹氏的威势强盛，远远比不上秦。这样说来，陈寿把史书写成《三国志》，不过是说三国难以分别高下，姑且把它们的事情一并记载罢了。即便如此，陈寿哪里知道《春秋》的法则呢？《春秋》虽然以鲁国为内，以其他诸侯国为外，并尊奉周王，却从没有说其他诸国都是盗贼，只是记作某国军队、某人罢了。陈寿以魏为本纪，吴、蜀不列本纪；但排列次序却按各自建立国号的先后，这虽然不像以鲁为内的体例，但还没有妨害。到了叙述魏国的事情时，却常常直呼孙权、刘备的姓名，又写作“吴贼”“蜀寇”，这没有道理。如果认为曹氏应当为汉朝承继正统而立传，那么王莽难道也没有罪吗？《春秋》的意旨，陈寿本来就不足以知道；而且他的才华又弱，所以他的书并不完美。李延寿作《北史》，各自标明国号，不犯直呼姓名、称为贼寇的错误；他的叙事才力和文致也超过陈寿，这才大致可以。魏征、刘昫等人，都是承受陈寿错误的人。近来《唐书》完成修撰，欧阳诸公商议体例法度，安排和文采于是可以同班固、司马迁争道而行，由此可见我宋文学的兴盛，远远高照历代。前年刚读薛居正《五代史》，厌恶它有刘昫的谬误，想看看欧阳公所修的书，却没有办法得到，不知永叔将怎样处理五代的乱世。大体说来，十国的事情都像孙权、刘备，而五代则像曹操、司马懿。不过汉末天下分为三国，所以吴、蜀的势力相对于魏较弱，魏的力量本来就胜过吴、蜀；唐末天下分为十国，所以五代的力量弱于魏，十国的弱小也就可以知道了。因此力量足够的，便能同汴、洛相持，淮南、两川就是这样。力量不足的，便伪装遣使聘问、进贡，广南、闽越就是这样；力量最不足的，便姑且占据地利，借助臣服来求得苟活，荆、潭就是这样。我认为，假使孔子记载这部书，大概只会把五代作为鲁国，而不会把十国都说成盗贼。曹操谋求篡位，并不是不想迅速实行，只是因为天下还不容易服从，所以隐忍等待时机。假如当时没有吴、蜀、袁、刘，那么建安以后就不会再有汉朝的年历了。这样说来，吴、蜀并不是有意要盗取汉朝，而是因为曹魏篡夺帝位，自己估量不能向它称臣侍奉，所以不得已而建立国家。十国的乱局同此有什么不同？黄巢以后，唐朝力量衰弱，而朱温首先怀有曹魏那样的心思，怎么能责怪英雄不服从呢？大概只有桓玄、侯景、安史、勋巢那样的，才可以称作盗贼；十国难道也全都是这样吗？永叔所作的书还没有见到，但假使它不能辨明这一点，也未免不合于《春秋》，那么《十国志》的草率写作就太鄙陋了。它的文辞不如薛居正，标列国号又不如陈寿，只是扶着疲弱的身体勉强前行罢了。记载这个国家的事情时，就都称它为“我”；记载它的君主时，却直书姓名，又把别国称为盗贼；到了记载别国时，又反过来把这个国家称为盗贼。这种人只不过是喧哗、互相背弃憎恨的人。司马迁所谓“世家”，是说那些世代有家业、能够承传的诸侯，其体例和近世的实录相同。如今把他们列为十国世家，又列入列传，这是什么体例？十二诸侯中，有的是因承袭先世而受封，有的是因中世动乱而窃据国土。当他们称公时，也就记作公；称王时，也就记作王；称帝时，也就记作帝，这是为了不抹杀事实，正如《春秋》所记诸侯都称公一样。然而《春秋》记在世时不称名，只有死后才称名，葬后又恢复称公，这正是孔子的深切防范。司马迁在《史记·世家》中按爵位称名，大概因为《春秋》有传，而世家没有外传，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如今竟题作某地某人世家，篇首篇末却又直书其姓名，真是太没有见识了。他既然已经建号改年，建立宗庙，修筑祖宗陵墓，难道还可以称为普通百姓吗？如果因为他们混乱而贬低他们，那么春秋战国也没有不乱的，孔子、司马迁也不是不知道贬抑；至于其余编排措辞和文采，全无可取之处，世上却有时还流传它，恐怕只是好事者想看到事迹罢了。即便如此，这部书所载事迹也太简略了。我曾用《吴录》《江南录》《江南别录》《江南野录》等书来校对这部《吴蜀二志》，便可看出它的简略。天下大定本来可以记得简略，但此书往往遗漏了其他书所载的内容。如今新《唐书》的《杨行密传》最有功劳，凡是杨行密值得称道的善行，全都载在篇中。我又在京师看到了永叔所作的《钱镠传》，也非常考核详尽，大概永叔广泛搜集野史和传记，取舍从容得当。不过不知道永叔的书是否把十国君臣的事迹全都记载了；如果没有全部记载，也就不免有所遗漏。按照《春秋》的体例，应该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用上，只是还要等到把永叔的书全部看完，才来做这件事。我能够评论它的编排而不怀疑其正确，也能够评论它的文采。元礼博学而爱书，又有广泛收藏，日后若不懈怠，那么编修选录的功劳应当由他来完成。从今以后可以访求搜集十国的野史、传记，希望能得到扩大记载、完备言论的益处。除此之外暂且不必议论，我不久就要南行，路过时当面相见。匆忙写此信，不能详尽表达，幸请察纳，幸请察纳。启 上知县启

译伏惟阁下才干优长，却屈居一县；一县的人情和物产，想来已经没有什么不洞察的了。至于原野田地的肥沃贫瘠，乡里的繁盛衰耗，陂塘湖泽的干涸盈满，山林的秃缺茂盛，工匠技艺的优劣，商货流通与否，农民的勤惰，士人的贤能不肖，都没有能够逃出您的治理范围。至于我的事业，实在处在辞章学问的下等，说我贤能或许不够，说我不肖又太荒谬，大概也只能由阁下自行裁处了。未出仕而与诸侯交往，并不是古代最盛时的礼意；然而世道变迁已久，若一味违背众人，也不足以自高。看看如今，那些无事而前往拜访请见的人，只有不肯学习和从未学习而闭门不出的人，或许才愿意这样做罢了。像我这样区区的姓名，尚且不免受举子科场的考核，那么就不是闭门不出的时机。若不在适当时候去见应当见的人，旁人将会以傲慢的态度来伤害我，所以不得不有所畏惧。即便如此，难道我一定要登门拜见阁下吗？只是上门谒见，是庸常之人都能做的；只是奉上书信，又会引起借助他人代写的怀疑。我既害怕遭受傲慢的讥谤，又平添纷纷的疑惑，这并不是好办法，因此应当稍微显露我的文章学业，用来使您了解我的贤与不肖，谨献上杂体诗文一编。它虽然不足以穷尽我平生所长，然而细小的溪流和土壤，也可以由此窥见高深境界的万分之一。伏望您在探取公事余暇时，偶尔赐予披阅，也借此验证我先前的成就并非偶然。代人上知府待制启 伏闻知府待制上疏朝廷，获任海滨之郡，辞去南昌这个重要藩镇，前往东牟的偏远之地。您有将相的事业，却不以谋求政事为务；承担匡济时局的职责，却乐于处在宽闲之地。这种盛大德行实在难以攀比，也是众人心悦诚服的所在。恭惟知府待制，文章美盛足以治理国家，宏大的文采直冲云天；温厚敦实，是大德的根基，笃实诚敬，是合乎中庸的器度。早年便在秘阁中飞腾，确实是文苑中的表率。进献可行之言，采纳直谏，深合皇帝之心；多次出任藩镇、入朝侍从，成为众望所归，实在很高。仁宗因为奖掖荐拔尚未终止，今上又因知晓您的才德而急于任用。魏舒统领军务，皇帝亲自目送，以此为荣；和峤是栋梁之材，众臣都敬服而等待您的任用。前些日子镇守边远地区，安抚聚集异乡百姓，建立了文武全才的功勋，不久又承受均劳的诏命。报效国家固然志向坚定，但功业的成就也在于天时；何况皇帝的眷顾正日益深厚，期待您入朝任用也并不晚。难道区区千里之地能够阻滞真正的贤才吗？仰望您在抚育百姓之余，更加保养调护自身。某仰慕您的风采已有时日，却无由拜见您的德行；侧耳听闻旌旗将临，遥遥为您的桑梓之地深感庆幸。只是我受铜墨之职牵绊，不能侍立于堂皇之下，卑微的情意无法承受对您的敬畏、依仰之至。代人谢举知启 读书人出仕，是为了把道施行于世；君子荐举士人，是为了报答皇上的恩德。这本来是要成就天下的公事，并不只是成全一个人的所得。只是事情一旦付诸实行，弊端就会显现，所以常有名声很大而实际有害的情况。求取人才的人没有慎终如始的思虑，荐举人才的人又有过分深厚亲爱的弊病。贤如诸葛亮，却因马谡而损害了明察；勇如魏勃，却因灌婴而受到讥笑。这岂只是违背了建立功业的期限，又因此引起了评论他人的深切戒惧？大处如此，小处也可想而知。我曾观察古今艰难险阻，今天实在比治理得好的古代多出数倍。把众人的性情品行合在一起，却要求上位者全部洞察；凭借今日的保任荐举，便决定一个人终身不犯过错。仔细思考，这本已很难，何况还要受官员任期限制，照例受到法令约束和考核，而所凭借的私人信用，又是一件不可轻视的事情。若不是在德行事业上十分富足，哪里足以承担品评题荐的责任？像我这样在人中非常愚钝，才力又赶不上应试的末等技艺，晚年才得到一个徒劳的小官。如今正努力履行任职的勤劳，哪里敢指望当权者援助？却意外地受到您的荐举，也预先得到褒扬。这都是因为伏遇运判明公，存心仁厚，待人宽平；深切怀有为国选拔人才的念头，真诚抱持把人当作自己一样看待的心意。愿您大发采纳微贱之才的仁心，委曲成全推毂荐举的恩赐。我岂敢不战战兢兢地体会您的教诲，遵循并奉行做官的戒条，希望凭借尺寸之长，不辜负您的高明荐举。代人谢举知启 君子所谨慎的事情，没有比进身更大的；臣下的才能，尤其表现在知人识士上。士人未尝没有，只是识拔他们的人有时达不到；自身谁不爱惜，但进用有时又不合适。正因为知人荐士很难做到，所以一旦荐举就会暴露出知人之明不足的惭愧；而不谨慎，也会招来轻视自己的后患。贤者的议论，正由此观察大臣的远近亲疏；先王的治理，也由此考察大德之人的真假。大概义理和天命尚未穷尽时，穷达便容易迷乱；起初的志向如果不齐一，奖赏拔擢也就各自随从同类。考察世道已经衰薄，很少看见选拔人才能够真正明察。人们只顾逞发私心，于是终于不合乎公议；言语行为因此彼此违背，褒贬抑扬也因此多有虚假。凭柳宗元的俊才，却被王叔文牵累而受讥；凭房琯的才器，却因刘秩而销声匿迹。所以奖掖鉴识的得失，关系到人才终身的成败。深思古今有什么不同，上下之人又岂能像我这样鄙陋而趋时？我实在疏懒偶然地走上求取俸禄的末路，忝居刑书机关的末等职位。依靠明公敏捷的政务，又害怕不肖之人玷污官职，早晚战战兢兢，忧虑仍不能逃脱考察责问。我才智浅少而拙劣，哪里敢非分地希望得到提携？谁知天幸降临，竟然预先被荐举为幕僚。凭借近乎空缺的职位，得以免除面对公文法令的恐惧；凭借最下等的才质，却承受贤德之人的鉴别收录。恩光实在太广大了，舆论也更加惊异。我默默循守自己的分限，难道会没有进身的阶梯和缘由吗？这都是因为伏遇知郡郎中，存心平易，宽厚平正地对待下属；不因自己的长处而抛弃别人的短处，不因自己完备而要求别人事事周全。譬如匠石面对山中木材，难道会把未加工的树木全部砍伐焚毁吗？也像冶炼师对待器物，各自顺应材料而加以锻炼熔铸。因此使我这样孱弱顽钝的人也得到题识修饰。我岂敢不奋发振作、学习修养，只遵奉做官的戒条，使您的高明不受错误荐举的讥议，而使我的愚陋接近立身处世的正道。钦定四库全书 《灌园集》卷十六　宋吕南公撰传

译重修《韩退之传》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三岁时父亲去世，由堂兄和嫂子抚养。自从懂得读书，每天能记诵几千字。二十五岁考中进士，又两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都没有考中。三次上书宰相，言辞激昂，却没有得到契合。郑余庆很称许他，于是渐渐有了名声。董晋镇守汴州，征召他为推官。董晋死后，又任徐州张建封的推官。一府的人都称说他鲠直明亮。一年多后入朝补任四门博士，不久升为监察御史。他上疏议论宰相不能专心处理机要政务，天旱民饥，官吏不知体恤，宫市欺罔百姓。德宗大怒，把他贬为连州阳山令。东南一带的学士多去拜他为师。顺宗即位，大赦天下，改任江陵法曹。元和元年，召回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年后任实职，改任都官员外郎。历任河南令，升为职方员外郎，以出使之事经过华州。防御刺史赵昌弹劾华阴令柳涧，说他先前因犯法而由刺史阎济美请求停职，尚未得到答复阎济美便罢官；柳涧教唆百姓拦住阎济美索取军队劳役钱，是借机泄愤、逞行私意。于是贬柳涧为房州司马。韩愈上疏说赵昌和阎济美作为刺史互相结党，应当予以辨明。诏令派御史李宗奭就地审讯，查得柳涧贪赃的情况上报。柳涧再次被贬为封溪尉。韩愈因这件事又任博士。他自以为才高，却屡次受到排斥贬黜，便作《进学解》来感叹自己的困穷。宰相看后怜悯他，任命他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升为中书舍人。议论政事的人指责韩愈在江陵时谄媚侍奉节度使裴均；裴均的儿子裴锷行为不端，韩愈却作文章为他饯行。当时宰相正与中丞裴度谋议讨伐蔡州，意见不合，而韩愈曾向朝廷献计，渐渐与裴度的主张相合。于是有人借裴锷的事情攻击他，罢免韩愈为太子右庶子。等到裴度宣慰淮西，上奏任韩愈为行军司马。韩愈请求先赶赴汴州劝说韩弘协力。蔡州平定后，韩愈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诏令派人迎取佛骨，从凤翔送到宫中，在禁宫停留三天，才送到各寺。王公以下纷纷赶去顶礼膜拜，争相捐弃珍宝，甚至烧灼身体作为供养。韩愈厌恶这种做法，上疏列举从黄帝到周穆王十三位君主，寿命长的超过一百岁，短的也有七八十岁，那时天下还没有佛。自从汉明帝时世间有了佛，君主的寿命便越来越短；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活到八十岁，却落得国家混乱、自己饥饿而死，也不足以作为遵循的榜样。请求把迎来的佛骨交付焚烧或投入水中。奏疏呈上后，宪宗大怒，想置他于死地。裴度、崔群说韩愈固然狂妄而直言攻击，但推究他的内心实在忠诚，应当从宽赦免。当时百官多替韩愈求情，即使皇亲国戚和贵人也出面说情，于是把他贬为潮州刺史。到任后上表谢罪，深刻自责，担心老死在瘴疠之海，不能再次仰望朝廷，也无法竭尽平生所长的文章辞藻来述说太平功绩、昭示后世。宪宗看了表章，对宰相说：“韩愈确实爱君，只是触犯得太容易罢了。”皇甫镈忌恨韩愈耿介正直，急忙说韩愈狂妄疏略，而且应当稍稍改任，于是授予袁州刺史。第二年召回拜为国子祭酒，转任兵部侍郎。镇州发生叛乱，牛元翼被围，诏令韩愈前去宣抚，众人都替他担心。他出发后，穆宗也后悔了，追发诏令允许韩愈相机行事，不一定非要进入镇州。王廷凑听说韩愈到来，严整军队等待，并推辞说：“只是恰好被众多甲士的纷乱局面所迫罢了。”韩愈大声说：“天子认为您有雄才，所以把节钺授给您，怎么竟然反而同贼人反叛呢？”有一名士卒激愤地回答：“先太师讨击朱滔时，染血的衣服还保存在这支军队里，我们有什么辜负朝廷的地方，竟被称作贼人？”韩愈说：“你们还记得太师吗？应当知道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人的家族，如今各自还世代享受俸禄吗？田公把魏博六州归还朝廷，官至中书令，父子都掌握旄节；刘悟、李祐也都成为大镇节度使，这些你们都听说过。” 众人说：“田公已经刻薄地死去了，所以这支军队不得安宁。”韩愈说：“可是你们已经害死了他，又残害了他的家属，还能再说什么？”众人渐渐喧闹起来。王廷凑担心发生变故，挥手让他们离开，接着问韩愈：“如今想让我廷凑怎么办？”韩愈说：“神策军中像牛元翼这样的将领不少，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抛弃他们；您长期围困他，又是为什么呢？”王廷凑答应立即放牛元翼出去，担心牛元翼突围离去，便没有追击。韩愈回来上奏，穆宗大为高兴，转任韩愈为吏部侍郎。李逢吉想驱逐李绅，因为认为韩愈、李绅都心胸偏狭而容易激怒，便任李绅为御史中丞，又荐举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地下诏不必到御史台参见。李绅果然上奏论说自己与韩愈交往，刺史又有诏令，两人都被罢免，韩愈任兵部侍郎。李绅任江西观察使，辞别朝廷时哭泣诉说，得以留任。韩愈也恢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八月，因病免职。十二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有文集四十卷。韩愈善于与人交往，不因穷困显达而改变情意，最喜欢延誉朋友同类，专门包容他们的短处。后辈经过韩愈指教，往往能够成名。他抚恤内外孤儿遗属，始终如一。他作文章，自认为可以与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相比，不把班固以下的人列入其中，而世人也不敢不服。韩愈在潮州时，听说当地风俗困苦恶劣，溪中的鳄鱼肆意吞食人和牲畜，于是投下羊和猪，并写文告诫鳄鱼，约定三天内不远远迁走，就用强弓毒箭来对付它们。这天晚上溪中刮起风雷，鳄鱼迁徙了六十里，从此溪水干涸，百姓不再受害，人们认为这是韩愈的诚心感动了鳄鱼所致。评论说：从东汉到元和年间，学士的学问和辞章日益衰落，铺陈宣扬、叙述事情，只求能够成篇而已。一个字恰好安稳，一篇一章偶尔完整，世人便称许为文士了。只有韩愈文思畅达雄浑，峻拔华丽而严整明白，放纵铺陈却不过分，约束简练却不局促，脱离凡俗浅近，趋近于作者文章的奥妙。落笔便显出高超，出口即如成书；俯视秦汉以来的作者，严然没有惭愧之色。虽然有时夹杂嘲笑，归结旨趣仍足以同荀况、司马相如并驾齐驱。后世即使有人追随韩愈，也不可能超过他。文章真是盛大啊！一个人不善于耕种，却叫作农夫；不善于贸易，却叫作商人；妇女儿童都知道这是冒充而可羞。至于文章不足以表达言语，难道偏偏不是学士的羞耻吗？韩愈的文章大概是高明的，也只是免除了这种羞耻罢了。正因为没有免除这种羞耻的人很多，所以韩愈才可贵。假使韩愈处在《诗》《书》盛行的时代，他能够独占鳌头吗？从前水土失序，大禹平治了它，使人共同居住、疏通陂泽，事迹众目皆见，功劳不需要赞颂。而孟轲喜好辩论，排斥墨家，批驳杨朱，韩愈认为这功劳可以与大禹相等。行动与言论相比，哪一个更难？水患已经除去，而兼爱之风却延续千年、煽动荡乱，使天下人倒伏迷失。这样看来，韩愈小心地排斥佛教和老氏，想追随孟子，他的气势固然强盛，但功烈不同于大禹，也就很明显了。

译唐代的人，韩愈以前有傅奕敢于直言，韩愈以后有李德裕敢于实行；对于佛教，他们都没有能够动摇并医治它。世人不称许傅奕、李德裕，却推重韩愈，甚至把组染胜者帛价，都是因为听闻的缘故。韩愈治学，是阐明仁义来守护教化的人。他的议论不偏不倚，所以醇正；文章不因袭摹仿，所以高妙。做到这样，便足以成为韩愈了。如今议论者却说韩愈不懂道德，那么难道一定要像柳宗元、刘禹锡那样涉猎荒诞虚幻之说，才算懂得道德吗？韩愈文章很多，本来没有不工整的；其中有补益经典训诫的，如《丰陵行》《谢自然诗》《季千墓志》《讳辩》《师说》《丧服议》等文章，都是人伦方面的良药砭石。元祐初年，内相陈绎公被贬为建昌太守，曾经对新旧《唐史》所载韩退之列传只有一味褒扬而缺少抑扬感到不满，于是嘱托灌园先生略加删改，准备把它上奏给皇帝。先生接受命令，删去冗长铺衍的部分，写成确切的评论，果然超出了两部史书原有的见解。内相看后击节称赏，把副本装入函中，呈给文昭曾公肇。文昭也欣喜赞叹，又引用紫微舍人曾巩兄长的话，说我乡姑山秀美，按理世代不应缺少人才；可惜皇帝乙夜阅览此文尚未通达，陈公便奉命改任他郡，灌园先生也随即去世，所以从前刊行《灌园集》时，偶然遗漏了这篇文章。如今从他的儿子郁那里得到善本，家中便把它刻在文集末尾，以扩大流传。绍兴癸酉年冬十月既望，天台奉祠蔡延世谨题。《孙甫传》孙甫博学而记忆力强，最熟悉《唐书》。他仿照荀悦编撰《唐记》三十篇，众人都赞叹其详备而切要。范仲淹推荐孙甫，说他可以任馆阁之职，于是任校理。过了很久，他郁郁不得志，请求宰相出任外官。文彦博年轻时曾拜孙甫为师，当时已任参知政事，便从容地对孙甫说：“朝廷待您不同于寻常人，希望您暂且安心。”不久任用孙甫为三司副使。孙甫对文彦博叹息说：“朝廷对我的待遇既然不同，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吗？我应当离去了，希望任陕州知州。”文彦博说：“您的学士资望超出常人，陕州哪里值得您去？只是外戚中有人先请求这个郡，政府已经答应了。”孙甫说：“难道宰相竟认为我不如外戚吗？哪里一定要陕州呢？随便给我一个节度使的旌麾，我就离去。”于是得到邓州，便赴任而去。范仲淹镇守杭州，孙甫任两浙转运使，范仲淹礼貌特别优厚。孙甫每逢不快，就对人说：“希文如果不了解我，怎么会曾向皇上推荐我？希文如果了解我，那么摆酒叙旧时，必定会让俗人参与其中，这并不是美意。”有一次孙甫来到范仲淹的书房，看见他亲自写了很多书信，便说：“这是在做什么？”范仲淹说：“从前单独交游时结下的情分，今天不想断绝；而且礼节上没有不回信的道理，所以勉强应付罢了。” 孙甫说：“算了，您若知道不忘记在南都教授任上交往的情分，也就够了。自从您官位显达，来与您交往的都是怀着欺诈、图谋私利的谄媚之人，有什么值得答复的？”评论者认为范仲淹和孙甫的话都有道理。孙甫为人清直率真，平时面对宾客纵情谈论，忘记了时光流逝，屡屡掀起幞头搔痒，头发松散披在脸上，也不加以修饰。陈绎任西京留守推官时，经过孙甫那里叙别，孙甫欣然与他促膝交谈，从酉时一直谈到子时，刚停下来便道歉说：“家人病了，不能置办酒食；我知道您不是只图饮食的人，所以也不自行惭愧。”天亮后没有设置饭食，只是亲自写了一首小诗为他送行。文彦博显达以后，孙甫常常轻视他，和人谈到他时必定用衣袖遮住脸说：“天下可耻之事，有什么比文十四更甚？遇到好时机得到君主信任，所作所为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辱没了我们的道义。”嘉祐二年，孙甫去世，官职止于兵部员外郎。赞说：德行崇尚宽容而内心戒惧偏狭，是修养性情的通行道理。然而宽容的弊病，常常由平和随顺而流于卑下污浊；偏狭的

译人虽然难以与之相处，但总的说来并不违背清正耿直。因此君子的道德，如果不幸不能完备，与其污浊，宁可偏狭，怎么可以忽视呢？陈绎说：庆历年间，像孙甫这样的文学之士很多；至于能够切实履行、光明正大，不肯丝毫苟合于世俗的，没有见过像孙甫这样的。颂 静惠处士祠前芝草颂【并引】万物同出于一气，本来没有丑与美。古人关于此事的议论，大概已经达到最高境界。若一定要把它全面说清楚，那么万物和人共同生长在天地覆盖承载之间，随后才有各种事情发生。这样看来，美与恶存在于事情，存在于人，而万物常常因事情和人而显现，难道是偶然的吗？古书所记祥瑞应验的事很多，彼此交错出现，人们便根据所见来立说。只有君子能够考察这些事，把它同当时的时势和当事的人联系起来，所以不会有迂曲蔽塞的错误。尧的朝廷庄严整肃，鲁国郊外也仪态端正。依此就足以知道麒麟凤凰是否出现了吗？难道不是吗？宋元丰元年，卭州静惠李处士祠前，紫芝生在盘石上，大小如两顶斗笠。蜀人惊叹其奇异，认为这是高洁之德的感应，所以绘图流传。五年后图传到江西建昌以东，乡野之人亲眼看见它。我反复思考徘徊说：“果然如此，关于它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土壤厚实而升发气息形成和气，土就是这样，而静是它的德性。石头是土的精华，质地磐固，便安定而达到静的极致。芝草孕育秀美，却不是人力所能必然招致的。它的事迹像贤人，滋味和润足以养人，又像德惠。如今芝草不生于土而生于石，正是根本洁净、远离尘杂。处士的贤德并不依赖芝草有没有，只是恰好有芝草出现，这就是所谓因缘相应。所以我这样论说它，这就是所谓考察它。假如处士不是贤人，那么芝草即使大如车盖、高秀达千仞之坟，又有谁能够赞美它呢？处士的心志行迹，应当由史官为他记述。如今芝草有图，他的曾孙宣义君文能够记载此事，我这个乡野之人便为它作颂。这正是勤恳地阐释贤德。颂曰：有伟岸的英华，自上天发显。谁来覆盖？谁来惊叹？在这里，贞洁的石头载着光辉，彩色的光泽延续昌盛。秀美根本以含蓄隐晦为章法，和谐完备。这样的祥瑞惠及子孙，由他们使它显扬。钱邓州不烧楮镪颂 呜呼！士人果真懂得修养吗？内心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他人，这才可以说是修养自己。呜呼！士人果真有所立身吗？对上不愧于天，对下不愧于地，对中不辜负神明，这才可以说是士君子。凡是懂得修养而达到能够立身，并且不欺、不愧的人，他的德行完备就是这样。即使天地神明，我自己就是天地神明，难道还要再向其他什么东西求福吗？世道衰败，道义隐没，士人的内心险恶迷惑；习惯于隐藏罪过而自处危惧，于是拘泥于祸福，以助长自己的毒害。听说古人用玉帛钱币来礼敬神祇，后来有罪的士人越来越多，便借此祈祷禳灾。这样假借不停，又翻用纸钱来代替，而仍然无济于事。所以有罪的人遍满世间，却没有谁能挽救他们的错误。庄严的邓州，唯以道义为出发点；见识高远超出众人，行为高洁不随从时俗，哪里需要依靠巫祝？若苟且求取祥福，只有清白修身而无愧，才会得到万福来报。这哪里是焚烧纸钱所能得到的，反而是名位优厚显达。呜呼，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而不走邪路，谁能继承他呢？宋代有这样的人啊！赞 庐陵徐俊和画像赞【并引】庐陵徐俊和在南城的石陂任巡检。元丰四年秋九月，任期届满，他所统领的一百名士卒商议说：“过去我们这些人的家室大半空虚，官府来替我们节省并发放粮廪，使我们能够娶妻。每月领取米和蓝田运费，通常是十二，官府又替我们向台府请求，使寨中有仓，这些都是无穷的利益。至于训练整治军队武艺，以至于不用拿着刀枪面对敌人，又是明明白白的仁义。如今官员要离开我们，我们不能借故把他留住，何不画一幅像，

译来慰藉长久远别的思念呢？”众人都说：“好。”于是为他画像。又告诉寨子南面十里的灌园人说：“难道不能留下文章为我们题写并作赞吗？”灌园人说：“可以。”没有推辞，便作辞说：我将归向谁呢？只愿父母宽裕安乐啊，什么时候才能防护他们？此时请丹青来顾盼描绘啊。宾卑聚赞【并序】

译文信侯的书中说，齐庄公时有一个叫宾卑聚的人，年轻时喜好勇武，把不受辱看作自己的操守；到了六十岁，也没有受到挫折。有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壮士呵斥自己并吐唾沫到脸上，惊惧地醒来，整夜坐着，心情始终不快。第二天召集朋友，按照衣着容貌在街道上寻找，准备报仇。站了三天也没有找到，于是退回来自行结束生命。吕某说：被别人折辱，实在太严重了！大才之人和有才之士也有不能违避的情形，难道是因为知道违避不容易吗？还是事情一旦彼此发生交涉，形势就不容逃避吗？如今普通百姓都知道忧虑这些事，然而能够忧虑而违避，违避而一定做到的，有多少人呢？至于已经做到而又能长久保持的，就更难了！为什么壮士很多而宾卑聚这样的人很少呢？我为世上的人动不动就接近受辱，而受辱又自己甘愿，感到悲哀。求得一天之内不被我所不愿的人羞辱，尚且不能，何况五六十年呢？希望白天不被人侵犯，尚且不能，何况夜间睡梦之中呢？名节渐渐衰败，根本其实就在这里。想到古人有可以用来矫正激励世俗、造就宾卑聚这样人物的地方，便作赞来揭示它。赞曰：道义重于生命，君子有时即使损失一丝一毫也不肯受挫，通达的人也认为这很难。耿介明亮的宾公，直到白头也不弯曲；生命尚且可以舍弃，梦中却不可受辱。谁能与外物交接而不困于机变？白昼时强健，暮夜中衰弱。我们贤明的宾公，是气节的老师。铭 东斋六铭【并序】我来到枞阳，枞阳的大夫在官署东边洒扫一间斋舍来供我居住，每天供给饮食，又借给我书籍来供我修养。斋舍东北有一间房，纵向两席，横向为其一半，我住在其中，安然与文字相伴起居，不知道世上竟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和华丽堂屋。房中有窗，窗右有门，门外左边有方池，方池前面环绕限制它的是土墙；土墙之外，老树高耸，水流弯曲回环，环境萧疏清幽，和岩野相似。我有时厌倦坐卧，便拿起旧书，沿着池边倚着土墙行走，借以舒展耳目。墙外空旷，也自有宜人之处。我过去常常多所感触，感触积聚而无从疏泄，便担心它压抑心灵并使见识闭塞。于是稍稍疏解，作窗、门、池、墙四铭，又作书箧、酒壶二铭，全都用来警戒自己。我说：“作铭，我不忍心仿效古人捕捉影迹来勉强附会其说；至于夸饰肥美、编造虚伪、苟且炫耀文笔的做法，我也避免。像这六篇铭文，应当可以明白无愧了。” 窗铭 有光明，不要倚仗它；有缝隙，不要开启它。借助你的天光阳光，保全你的空室。质朴地设置窗棂，素净地加上窗帘。不流于华饰，不荡入空疏。映照书籍，映照文章，贯通于晨昏。你的明亮值得尊重。门铭 关闭足以昏暗，打开足以明亮。像门轴，像门闩。顺应而不要任性。唉！若能因你而得到道路却不获罪，那么迅疾行动，难道不是门的吉祥吗？方池铭 池塘应当怎样？去掉流动而取其安定；方形应当怎样？去掉圆转而取其端正。为什么能够不盈满？因为有岸便能广阔。为什么能够不枯竭？因为有源便能滋养。风雨来到，有时会激荡它的平面。你们这些龟和鱼，不要污染它的清水。事情常常感动人，人受到感动有时也会因此闭塞。把铭文刻在池边，用来辅助我的志向。墙铭 表立不要太高，以免遮蔽我；显露本质不要不厚，以免使我亏损。限制之中没有失误，应当还有谁能超过、谁能窥见？其中没有什么，容易说给你听，这又归属于什么呢？告诫你啊，土墙，使它安稳，使它支撑。书箧铭 难道没有破旧的袋子吗？会因捆束而受伤；也有高高的书架，遭受尘土和蛀虫侵蚀。美好啊，这只书箧，方正而有容纳之量，外表不求华美，以完整其中。行走时可以携带，坐下时可以隐藏。君子的器物，使用起来无不顺当。容纳不在于多，贵在能够通达。蓄藏不在于牢固，有利于频繁取用。不发用、不通达，正是这书箧的过错。酒壶铭 富裕时分给别人，把忧愁赠送而换来喜悦；贫穷时安处其中，站立也不偏倚。能分给别人，能自立不倚，这就是君子的象征。杖头上的钱，方外的宾客。交往招来世上的逸士，莞尔而摄取天真。使人和乐，使人淳厚，凭借你来资助众人。这样的日子有千万个春天吗？举业囊铭【有序】我来到桐乡的第二年，正逢有司请求贡士的春季，和我同住的人争相治理应举场屋的学业，时常来率领我，我也不能避免，只好稍稍勉强去做；于是把袋子挂在墙间来积存文章，闲暇时又题写袋腹作铭，来为自己的文辞感到悲哀，铭说：是什么干扰我的才性，使我的学业混乱？熏染冗杂而绮丽的文辞，造成这样的脆弱鄙陋，难道不是有所效法吗？腰系金带、身着朱衣，难道不是误了事情吗？饥肠白须，告诫你这只囊袋！你是要积蓄我的困穷，还是聚集我的通达呢？庆来桥铭【并序】熙宁六年，富人姚靖在福山修建新桥。某月某甲子，桥修成。长老文宇师和众僧坐在桥上，说道：“山势险峻而幽深，游人能够到来，并非偶然。天下真正爱山的人很少，但游人一定以爱山为名而来。我难道会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爱山就忽视他们吗？大概其中会有真正爱山的人，我一并为他们的到来高兴；不是偶然到来的人，我就迎接他；他要离去，我就送他。因此我一概以庆贺之心对待他们。所谓庆，是我为山而寄托喜悦。”他把笔蘸湿，对我说：“我将题作‘庆来桥’。”众僧答应赞叹，于是题写下来。题写完毕，他们又派人来请我作铭文，说：有奔流之水，流过并分隔我的清净宫舍，于是修桥截断它。自古以来人们说，工程既坚固又良好，毁坏却也无穷无尽。我谋划重新修建它，在上面覆盖屋宇，使桥曲折而完整坚固，平坦地跨越溪谷。马匹来时声势彭彭，车辆通过端正稳当。我将迎接宾客，使他们庆贺而安适。是谁谋划了它？是宇师创建。是谁资助了它？是姚氏发愿。没有谋划，没有资助，桥凭什么能够完善？万物没有不毁坏的，只能仰赖后人。我把铭文刻下告诫他们，使旧桥得以更新。

译钦定四库全书 《灌园集》卷十七《宋吕南公撰》杂著 吕氏家系 开宝八年，王师进攻金陵，兵官樊若水来到城下，晚上请求主帅下令焚烧百姓房屋，于是我家也被毁掉。曾祖王父君在仓促混乱中，带着两个儿子，携少量财物向南逃走；到了江州，遇见从前的朋友中有做官得禄的，朋友教他应当逃往南丰，于是便跟从他。第二年，又派次子返回探视金陵，并谋划恢复旧居，但房屋基地的契券和户籍全都烧成灰烬，无法查考辨认，于是决定做南丰人。在县城东面有一所房屋，便逐渐依靠当地土地谋生；住了两年，曾祖王父君去世。他的长子就是我的祖父。祖父有两个儿子，其中最小的是我的父亲。父亲生于祥符戊申年，这一年祖父去世；父亲出生才十个月，家贫不能自存，祖母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他改嫁南城人傅可忠，所以父亲最初由傅氏抚养，长大后便在那里成家。嘉祐九年正月丁巳，先父去世，有四个儿子。有人评论家系说：曾经谈过水吗？水的运行，起于天，在源头受阻，漫溢而奔放，受到逼迫便猛烈，淙淙流动便成为瀑布，受到冲激便成为急滩，曲折回环便成为山涧，平缓漫流便成为河川。遇到蓄积便成为池，受到灌注便成为渠；熬炼、冲洗、浸润、渗漏，披覆枯地而使它突显湿润，名称和形势错综复杂很多，所以才如此，但终究没有离开水。懂得这个意思的人，难道知道姓氏承继的道理吗？如果不懂，却牵强攀附荣耀、结联显贵，只求使自己发光，那又和坐在江海之上，繁复牵引词语来辩说有什么不同？对人说这里是涓水、那里是濑水，这里是川、那里是渠；渠曾经冲洗，冲洗曾经熬炼，又浸又流。水流在吴地是这样的急流，在楚地又是这样的急流吗？像这样牵引辩说，也几乎是妄言了。吕氏成为家族，我只知道是得自辅佐大禹治水罢了。至于周代的诸侯、汉代的王、吴国的将领、唐代的宰相，我哪里知道他们一定就是我们的祖先和宗族呢？我不敢喜欢牵强联结来欺骗自己。详细考察耳目所能达到、事情能够征验的情况，如今有一个人，实际有三个后嗣；但一人平安生长，一人夭折，一人浪游，那么此人的后嗣谱系，只有平安长大者可以审定，夭折者已经断绝，浪游者难以考察。万一写入谱系而错误地牵引到夭折者和浪游者，那么这种错误怎么办？成败存亡交替循环，像车毂转动一样，何况还有假养冒认，兵火焚烧、饥荒动荡交杂其中，谁能保证它像一根线一样不紊乱、不间断呢？即使帝王公侯的后裔，参见附录于史书，君子尚且能够窥见执笔史官的荒谬，何况那些臣民后代的记载本来就没有定准呢？呜呼，真是可悲啊！先父去世时，几个孤儿懵懂无知，迷失了志向；到免服丧服五年后，才在南丰追问家世，得到一些大略。曾祖、高祖的事迹，已经没有办法叙述了。至于先父，难道还可以不说吗？先父幼年丧父，来不及参加科举和学习仕进；为人端正诚实、平易正直，身处轻薄柔弱的风俗中，却能够保持耿介，不受污染。他在西村有房屋，不能满足温饱，却始终自守，若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丝毫尘芥也不取。希望人们以忠正有度的态度对待乡邻，乡邻常常因言行悖逆而得到先父一句话，便被劝阻停止。他喜欢读农田方面的书，说：“这是我所应当做的。”耕作、种植、营造、修葺，都有一定方法。起初教他的第三个儿子读书，恳切严厉地督促勉励，一点也不容许懈怠。有人有书，他一定设法借来；即使要低声下气地请求，也不怕劳倦。他常召集儿子谈话说：“我家父祖都是读儒书的人，你若能继承他们，就不要丧失我的希望。”唉，是谁使文籍聚集而家族的统绪亡失呢？当初，曾祖王父君的次孙已经来到南丰，忽然奉中旨赶赴京师，到宫阙后得到三司院的属官职位，而他的兄长还留在白舍的河源，每月分割俸禄来资助他。后来又写信回来告诫，命令全家北上；还没有出发，三司便突然去世，他的家系因而无法详细考定。河源有五个儿子：名叫骧、渭、沔、晏、颜。西村有四个儿子：长子欢，次子旻，季子南公，幼子留。曾祖王父君名大亮，祖父名戬，三司名渊，河源名务本，先父名文宝。其后的家系另见别谱。《读孟子疏》学者对于《孟子》，能说的便用来诵读，能问的便用来质疑。等到老了，回头看才感到其中还有苦处。这是世上之所以不能没有讲学的原因。先王的道德，其极致虽然存在于我心中，但要把它贯彻出来，必定要从我自己的求索开始。没有思考就不会求索，没有求索就不会明白，没有明白就不能贯彻，没有贯彻就不能穷尽。学者最大的戒惧，常常就在这里。而这部书语言简约而意旨深远，容易看见而难以穷尽。既然尚未脱离这种戒惧，对于其中的苦处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从前三代的贤人，内没有传注的祸害，外也不用应付科举考试。既然如此，他们讲学不肯有一天搁置，难道是厌恶安逸而喜欢劳苦吗？不过是想使自己的心志明白而达到穷尽罢了。士人既然生在三代以后，尚且不能在讲学上得志，更何况生在秦汉以来呢？各种解释参差不一，甲说可信而乙说可疑，人们没有谁能肯定明白。我难道能不把它确定下来吗？这样看来，讲学果真是当今世人所依赖的。自从赵防卿作了传以后，后来已经专门流行他的说法。然而希望它最终能够穷尽道理而不再有苦处，事实果然并非如此。近来士大夫往往善于得到赵氏尚未达到的地方，并且纠正他的疏漏错误。但是如果一定要用这些来排斥赵氏的学说，也还没有能够完善。如此说来，为今后的打算，难道可以等到那些说法显明之后再放缓自己的功夫吗？用提问来加以辨析，正是通达义理的方法。闽地的徐先生，毕生钻研道德之学，在这部书上用功很深。如今他暂居城郭之中，我和诸位一同前去叩问、考察他的学说，希望能够稍稍消除难以穷尽深意的苦处，使内心的体会得以明白，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所以我曾经把这些话讲给诸位听。诸位如果不认为我的话不对，希望把我的姓名写下来，以便日后再来指正。读《亢仓子》

译治平四年，我在今集贤邓校理家看见这部书，惊怪它的旨趣不合常理，比起文庄所列举的老氏著作相差很远；它的文辞又极其鄙陋，使人懒得读，因此常常怀疑是好事者假托古人名义伪造的。然而儒学中的长老没有解除我的疑惑，我每每因此不快。后来过了两年，我在淮南开始看到《唐史新书》，才知道这是开元年间王士源所撰。又过了四年，我在汴京看见李肇的《国史补》，其中说法与《新书》相同，大概《新书》是根据李肇的记载说的。我因而感到欣慰畅快，因为原先的怀疑并非妄想，也更加知道内心的见识可以成为老师。唉！在自己心中有足以照见外物的东西，哪里一定要先考察文字、核对事迹然后才能前进呢？世上本来有喜欢把浅陋的东西假托给高人的人；他们功用的长短，虽然不能使聪明人也同时受惑，却也足以把荒谬的意图造成混乱，留给世人。听说羌人和越人交战时，越人乘象，羌人苦于难以攀登，就刻木制成狻猊的头，给它涂上颜色，又仿照狻猊的皮制作器物，拿在前面引路。大象突然遇到它，受惊而奔逃溃败。大概害怕狻猊的是大象，不是越人；大象奔逃溃败，是被虚假的形象惊吓，而不是被真实的狻猊惊吓。那个羌人究竟有什么本领呢？如今把浅陋的东西假托给高人，和这有什么不同？从前王肃拿出《孔子家语》，近世丘濬解说《论语》而题名托为韩退之所作，这两人的见解都用劳心费力来补助谬误，完全成了那个羌人的罪人。唉！难道他们是认为这样做有益才做的吗？士源、王肃、丘濬，虽然处于不同时代而采取相同的做法，我又怎能知道学者中没有像他们这样的人呢？柳先生曾经评论说《亢仓子》不应流传和解说，却没有想到它是唐人伪造的；他的辨析大概还没有穷尽。我正庆幸自己很早就没有受惑，所以写下这篇记，以帮助柳先生把辨析做得完备。读《白虎通》《白虎通》是一部喧哗惑乱、使聋者和盲者更加昏聩的书。不只是撰写它的人有这种毛病，学习它的学者也足以造成这种结果。学者不可不思考这一点。我听说楚王有个喜好，喜欢制造怪异，把它当作奇特；又制造异说，把它当作新颖，于是国内的人连衣冠、宫室、君臣、族亲的各种名称和制度，都纷纷重新创制。他们从旁边广泛征引外来的说法，用来畅快地谈论和譬喻。后来楚王问道：‘是谁造成这些的？是谁造成这些的？’于是能说会道的人上前排列着说：‘这是新创的某种制度，这是新造的某个名称，这是赋予了某种意义，如此等等。’楚王大为高兴，接连赏赐宅第并为他们树立旌表。鲁国正直的士人惊骇地前来辩说：‘古代的制度，君臣关系重在确定上下尊卑，族亲关系重在辨别亲疏次序，衣冠宫室重在便利日常起居和服用。从前的说法已经足够了，现在不应再把纷纷杂说喧扰你，而且这样也没有益处。’楚国君臣勃然变色，否定他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夸耀见识、标新立异地谈说。’鲁士不得意而离去。《白虎通》的写作，难道就和这相类似吗？只是没有听说当时有鲁士出来辩论。唉！我没想到喧哗惑乱、使聋者盲者昏聩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自西汉以来，学者解释经书，怪诞和蠹弊已经积累了很多，到这时更为严重。再概括地说，儒学的弊病大概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学者不可不思考。读《字源小说》我读《曲防经》到《学记》篇时，看到其中说：‘启发思虑，遵循法度，访求善良，足以博取声誉，却不足以感动众人。’于是放下书叹息说：‘唉！先王深远的意旨，秦汉的学士也有人领会到吗？古人用言语来阐明道理，用文章来端正文辞，又用书籍来成就文章。成就文章是为了端正文辞，端正文辞是为了阐明道理，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然而如果领会了意旨而忘掉了语言，就不会被言辞拘滞。那些文字只是用来写成书的，有什么可执着的呢？达到通晓事理罢了。通晓就能有所获得，有所获得便应忘掉文字；文字虽然有一定体式，意义却不应受到它的妨害。六经的文章，在晚周已经完备；孟子、荀卿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彼此援引，但句式和字词从来不完全相同。他们大概知道道理在于义理，而不在于字面。自从“六书”这个名称出现，论说者大概把它当作区分事物本末的根本，这样说也有道理。后来儒者兴起，担心无法成就问学，便进一步为它撰写解释，想废去六书中的五类而归并为一类，牵强附会的风气从此增长。康成的学问，大概得自“求善良”；许慎的学问，大概得自“发虑宪”。他们都不知道先王所看重的并不在这些。林罕偏偏在他们之后出来，他难道也是勇于追逐浅陋见闻的人吗？’ 唉！先王深远的意旨已经亡失了，难道要归罪于林罕吗？何必责罚他呢？读李文饶集 我和凌云先生讨论建立功业、建立言论。先生称说有道之人一定能够建立功业，但建立功业的人未必都有道。我却专门讨论立言，认为士人如果非说不可，那么文章就不能不精工。因为心意有余而文辞不足，就像吃亏者的辩讼，内心未尝不充实，道理未尝不正当，然而有时受屈，只是因为言辞没有助力罢了。唉！古今的人如果有所见解，就一定会进一步思考；进一步思考一定会有所收获；既然有所收获，却不愿写成言语来向世人显示，这大概不合人情。然而宏伟的谈论和激烈的议论，并不是人人都有，难道不是因为文辞不足吗？先生不认为我的说法错误。我读李文饶所著的书，看见他急切地进行论撰，担心不能流传后世，可是文章却浅近卑粗，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心意，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自认为这样便可以呢？他难道也是虽有理屈而不能没有争辩的人吗？真可怜啊，这样的人。李文饶还没有进入相府时，事业已经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排斥蛮夷，抑制僧侣巫觋，都已经非同寻常。等到他遭逢文昭、文肃之事，奋然产生涤荡天下的志向，于是倾吐胸怀、抒写心志来施展经纶，文昌的政绩，几乎可以比拟雅正的政治了。虽然上天没有帮助他完成事业，但李文饶的功劳本来就不小，却不能使自己免于朋党之非议。后来一旦遭逢不幸，身体受到放逐压抑，便焦灼不安，困穷忧愁中著书，甚至到了无端诬陷僧孺的地步。李文饶在道方面的不足，实在太严重了！只有才智全面、德行完备的人，说话时别人不能增减，行动时世人也不知道如何违背或顺从他的意旨。李文饶之所以成为李文饶，难道在这些方面还没有达到吗？题写《尔雅》后

译《尔雅》不是三代的书，大概是秦汉经学家所作吧？郑康成认为它出自孔子门人，这是妄说。三代的贤人，他们的学问在于持守气节、端正内心、使德性充实而达到神明，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事业；他们尚且不看重著书，不崇尚传经，哪里肯去罗列名物、解释训诂呢？世俗的儒者擅长望影摹形，看见孔子说‘商可以谈论《诗》’，便认为《诗序》是子夏所作。孔子还说‘赐可以和他谈《诗》了’，如今为什么偏偏吝惜不说《诗序》是商、赐共同创作的呢？大概孔子教人学习《诗》，认为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足以帮助辨识它们，最终是要由此考察性命之理罢了。如今说《尔雅》出自孔门，不正是据此而说的吗？唉！幸好《论语》所记的这段话并不明白，孔子究竟告诉的是谁？即使让它明白，解说的人肯舍弃这种说法吗？解说经书的儒者喜欢妄说，实在太厉害了。我考察这部书所陈述的训诂条例，往往与其他书不合，只有解释毛氏《诗》的说法大多相同，因此我知道它作于秦汉之间。如今世上流传的《五经正义》，引用和辨证经义时常常取用此书，却又时时加以驳破。原来作《尔雅》的人，正是想确定名物形制、阐明训诂。后世尊奉它的体例，因此把它附会到经学家的著作中来陈述；可是既然不能真正确定，有时又讲不通，那该怎么办呢？本想帮助那些解说经书的儒者，儒者却反过来攻击它，正如借粮食给盗贼，反而资助了贼兵，《尔雅》也有这样的情形吗？题写《论衡》后 传说蔡伯喈起初得到这部书，常常秘密玩味，用来帮助谈论。有人搜查他的帐中发现了它，便抱着拿走。蔡邕还郑重告诫他不要广泛流传。唉！蔡邕不能成为贤儒，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把小聪明加以修饰来惊动世俗，再扩充成二十万字，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蔡邕却想凭借独自流传它来成就胜过常人的功劳，这是多么荒谬啊！精良的金和美玉，是天下共同珍视的宝物，因为它们贵重而且可以使用。小人偶然得到一点碎片，便躺着握在手里、走路揣在怀中，仿佛唯恐别人不知道，又战战兢兢地担心有人来抢。可是金玉果真不是天下所没有的东西，假如用它们来充塞书籍，难道就真的有用吗？谁能阻止天下人共同珍视它们呢？如果不是这样，蔡邕的志向和思虑，难道还赶得上小人吗？书写《卢仝集》后 世人评论交友，认为器量才能、名声地位相当并且彼此相合，才叫交友，这种说法不对。周公、孔子、颜回、孟子在当时世上没有第二个同类，难道他们就只能独自高居，直到终身没有朋友吗？显然不是。大概生在同一时代，学术方法相同，行迹彼此亲近，志趣相互依托，这才叫交友。至于才能器量有大小差别，本来不足以成为隔阂；但不是大贤人，不能容纳彼此的差异而取得完整的交谊。平庸之人不值得谈论这些。唐朝三百年，文人儒者最为兴盛，然而没有比元和以来更盛的了。韩退之，是名教的宗主吧？可是他恳切地推重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观、张籍、孟郊、侯喜、欧阳詹、卢仝等人，谦逊卑下得仿佛自己不如他们。韩退之难道真的应当坐在他们之下吗？这正足以看出韩公是大贤。几个人都能凭自己成就声名，但各自终身都有局限，而且当时对韩愈各有轻慢之处，却没有听说韩愈把这些当作隔阂，更加可以看出韩愈的贤德。几人之中，卢仝的事迹最不显著；考察起来，卢仝在交友者中也是较差的。大概卢仝是个荒纵、怪异而傲慢的人。卢仝的文章，如今还存有四十多篇，其中有歌、诗、铭、序等。从他的文章考察他的品格，已经可以看出一些了。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没有韩退之，卢仝又能有什么呢？唉！交友很难，时势和命运很难，道学也很难，只能使我在今天重重叹息。古人我无法与他们相交，哪里才能得到一个交谊完整的人来让我见到呢？书写《长江集》后 贾岛的诗篇幅简约而意蕴深厚，明白而深沉，杰健而闲适平易，所以是不可多得的作品。韩退之称贾岛‘文辞尚可，气魄远远不够’，又说他‘喜好艰深、穷奇、怪变的写法，却往往能达到平淡’，我考察他的诗集，确实如此。如今世人都知道欣赏贾岛的诗，至于评论他之所以成为贾岛的原因，却未必知道。他们只吟诵：‘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又吟诵：‘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等，认为贾岛的高妙就在这些地方。唉！这样也不能算作真正懂得贾岛的人。哪里才能找到真正懂贾岛的人和他讨论呢？这部诗集有许栁作序，篇目次序与如今流行的各种版本不同，而且特别少。我所收集的版本，大概已经有三百八十篇了。

译书写《赋编》后 十四五岁时，我跟着一群孩子诵读今体赋，每天都高兴不已。到了十七八岁，便很会仿作，也不觉得厌烦。二十岁以后，渐渐不喜欢了，却仍然更加知道赋的形态变化和弊病是从我自己这里产生的。我在江淮行旅的行囊中，绝没有带赋集；有时同辈谈起，我往往收敛目光、闭口不听，把它们等同于自己厌恶和畏惧的东西。今年旅途困顿又增添忧愁，同住的人总拿旧习来劝说，认为可以由此求取俸禄仕进。我贫穷得厉害，果然不能避免，于是又借来这些文章阅读。读久了，挑取其中写得好的，得到四十多个题目，亲手抄录聚集起来，聊以满足技痒罢了。唉，也足以让自己发笑了。北方人与南方人在京师相遇，一同置酒，唯独摆设橄榄作为盘中食物。南方人放开吃它，觉得非常美味，几乎连核也要吞下；北方人刚咬了一口，牙齿还没有深入便紧皱眉头，把它扔到地上，南方人暗暗发笑。过了一会儿，酒喝了几巡，再没有别的食物可吃，北方人饥饿烦躁，起身从地上重新拿起橄榄咬食，回头对南方客人说：‘天下能够调养人的美味，应该不止这一种。如今这个时候，我只是急着找不到东西来安慰喉舌罢了。假如我有八珍五鼎的享受，那么今天这一举动也不能算是不懂美味。’唉，我真像这个人。古人说过：‘没有遭遇过的事情，可以没有一样不去做。’ 像我这样的人，难道不是那个‘没有遭遇过的事情可以没有一样不去做’的人吗？熙宁己酉上元日，题于桐城南窗。王祥答问 有人问：王祥是有道之士吗？他以孝悌闻名，出仕或隐退视时局治乱而定，尊贵荣耀能够保持到最后，是晋朝臣子中的第一流人物。如果不是有道之士，怎么能做到这样？答道：如果说王祥有道，那么谁还能算没有道呢？东汉末年，曹氏窥伺帝位而未能取得天下名位，这种不满足于做匹夫匹妇、妻子孩童都知道。王祥在这时避地隐居，看起来像是有志节义的人。一天忽然改变心意出来接受臣位，难道是认为自己的力量能够在时局中高下进退吗？我本来就怀疑王祥是把孝友当作取得尊荣的资本。后来高贵乡公即位，王祥因参与平定变乱而封侯。司马氏以贼逆身份杀害高贵乡公，王祥却熟视其事，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枕着大腿哭泣，以为这样就是尽忠。司马氏的叛逆，与曹氏一样从根基上兴起；考察其强悍势力，大概不是王祥所能遏制的。但替王祥考虑，义理上不做官也就可以了，而王祥没有离去。后来晋王接受册命时，王祥正和郑冲争着屈膝跪拜，这就是所谓把大船交给别人，却吝惜一瓢水。魏晋的事情，王祥不能说不知始末；如果认为这是合义的，就不应哭泣后又接受拜礼；如果认为这是不义的，那么白首而居公卿之位，既不能挽救国家灭亡，区区哭泣跪拜又有什么益处？有人说王祥不是不知道应该离开，只是认为仓促离去会把灾祸招到奸雄手中，所以为了保全自身而隐忍，这种说法也不对。奸雄所要祸害的，只是那些值得他忌惮的人。至于才能、谋略和气魄，不是自己的敌手，又不与自己较量，就没有什么值得忌惮的。所以王莽没有杀扬雄，宋武帝没有逼迫陶潜，近代朱全忠也没有杀司空图。以王祥在野时和在朝时都恭顺柔弱、始终没有慷慨激烈的表现来看，司马氏本来就揣度出他没有能力伤害自己。即使离去也未必没有祸患；那么王祥虽然凭孝友取得尊荣，到最后也不过是一个对治乱毫无益处的人罢了。王祥哭高贵乡公时说：‘老臣无能。’唉，王祥难道也知道这一点吗？他确实是无能的人，怎么能说他有道呢？钦定《四库全书》《灌园集》卷十八，宋吕南公撰，杂著

译书写刘瑾事 刘沛公执掌国政时，进士裴煜凭文章才艺往来于门下，刘公称赞喜爱他，便让儿子刘瑾同他交游，二人友好非常深厚。裴煜参加南省考试，奏报姓名列为第一，声誉突然大振；他同刘瑾交往更加谨慎，愿意结为姻亲，刘瑾把他看作知己。刘公去世时，裴煜正在修书局，自己估量可以由此获得富贵，对于当初的去留颇有犹豫，刘瑾察觉到了，却从未询问。等到刘瑾做官渐渐显达，而裴煜年老失意，得到扬州的任命却还未成行便患病，于是亲笔写信送给刘瑾，诉说穷困窘迫，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他，并且追叙昔日交情，言辞十分悲哀。刘瑾当时正和客人饮酒，大醉，直到半夜才看到裴煜的信，便起身叹息，不到五更就赶到裴煜那里。裴煜见到刘瑾，抽泣得不能自持。刘瑾说：‘不要疑虑了。’回去后便派儿子前往拜见，裴煜当天就成了婚。裴煜不久去世，刘瑾为他料理家事，十分周备。后来刘瑾任淮南转运使，郑獬乘船经过广陵，病发垂危，便让宾客委婉告诉刘瑾，希望劳驾使君来看一眼，自己死也可以瞑目。刘瑾听到后，停止进食前往探视。郑獬说：‘我必死无疑，只是想到妻子儿女没有归宿，除了您还有谁能抚养他们呢？’刘瑾答应尽力照顾。郑獬死后，刘瑾拿出全部资财，在郧溪上购买田地房屋，把女儿嫁给郑獬的儿子，使他奉养母亲居住在那里。刘瑾是个儒者，在天下享有雄豪的名声，是士人舆论所畏惧的人；然而他用来救助和抚恤危急困穷者的事情，竟是这样周全。《达佣述》淮西有个达佣，传记失去了他的姓名。佣工不识字，从未知道仁义礼乐的学说。他用茅草荆棘搭屋居住，不与外物争竞。他凭借自己擅长的力气活，每天赚得一百钱，用来供给炊煮。有时收入超过平常，便把多余的钱全拿来换酒肉，回家晚上和妻子孩子宴饮谈笑。他又自己懂得吹奏钟管之类的乐器，常常用吹奏曲调来助兴欢笑，声音低沉而平常。有个富翁住在他的篱笆后面，有时夜里睡不安稳，厌烦听到这种声音。一天，富翁把佣工叫到面前，对他说：‘我的住宅层层叠叠，仓窖像棋子一样排列，一年的利息账簿积满案头，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富足有余了。然而我夜夜忙于享乐都没有闲暇；你是个草野人家的孩子，来回不过丈尺之地，每天仰手求食，为什么反而能凭这些获得你的快乐呢？’佣工如实相告。富翁说：‘既然你仅仅够赚到一百钱，便能得到安宁，那么一定是赚得越多越好，快乐也应该越多。现在我给你一百千钱，任你经营，只要像每月进献利息一样就行。’佣工认为有道理，拿了钱离去。从此渐渐听不到他的管乐声，后来连笑语也逐渐减少，过了十天一月，声音简直像被堵住了。富翁起初觉得奇怪，还没来得及询问，佣工便带着愁容来了。富翁问明情况，他说：‘不应该掌管这么多财产，我偶然学着经营它，却担心经营失当，所以非常忧愁。’ 已经经营起来了，又苦于担心它有一天会损失，所以更加劳心忧虑。劳心忧虑一产生，起初只是我一个人尝到了这种滋味，因此没有闲暇吹管。后来全家共同忧患，笑乐也一并失去了。刚才我和妻子孩子商量，认为向外求利实在太难；如果能够安闲自在地终老，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幸好这一点还没有人能够预知；向外经营而毁掉我难得的内在快乐，实在不应如此。请允许我把您增给我的钱全部退还，以保全我的快乐。’于是妻子孩子一起背着资财回来归还，最后欢呼着离去。东平吕某说：‘人活着不能没有财物来养生，但只知道养活生命而不知道通达生命，弊害就深了。不明智的人大量积藏、广泛搜刮，譬如做奴仆的人，他难道也能把金钱缠在身上、把珠玉当饭吃吗？不过是使自己得到温饱罢了。等到墓穴因财物丰厚而被挖掘，子弟又因奢侈放纵而少有像他的人，倾覆败亡便由此种下罪过，有时甚至祸及家破、世代受辱。全都是因为不能通达地使用财富。若真知道积聚并不能增加益处，反而会使祸害根植于安养生命、率领教导之中，那么怎么会有破败和羞辱呢？竟然迷惑自己一身，又把这种祸患交给后代，使后代少有贤良之人，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通达生命、明白道理，实在达到极致了！听说古代有伏羲、黄帝时代的百姓，他们受到这种道理的教化，千年也没有再出现。后来有列子、庄子的书籍，它们把道理全说尽了，可是有知识的人却不去实行。谁能想到淮西的这个佣工竟然懂得这些呢？世人把不识字之类的人指为愚夫，难道果真如此吗？’我在桐乡时，有位客人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于是我记下佣工的事迹，题作《达佣述》。

译《平凉夫人传》平凉淡夫人名修，小字婵娟，不知道她的祖先来自哪里。有人说她的家族在夏禹时已经兴盛于林邑，其支庶往往在荆、扬之间显达闻名，名叫簜、簵的人，都有姓名载入帝王的名籍，每年把子弟送到京师等待任用，人们直到今天还称说他们。夫人的祖父叔清，官位是宜春长；他的庶子居住在余干的，名叫编实，生下了夫人。夫人刚出生时，胞衣上有紫色锦绣般的纹理，家人都觉得奇异。长大以后，她高高出众，远胜同类。宜春公说：‘我的子孙也算兴盛了；如今看来，没有一个不是可以任用的，只是任用有贵贱之别，而所遇又不可知，怎么能让我的修儿也参与到低贱的任用中去呢？’后来将作梁生听到宜春公的话，把它告诉翰林文公，认为她应当嫁给君子。翰林公问：‘淡氏善妒吗？’答：‘没有。’又问：‘淫乱吗？’答：‘没有。’翰林公说：‘那么，我本来就听说你家有清正的家风。当今世上，我厌恶那些温柔却没有节操的人，这种心情已经憋闷很久了。梁生，你谨慎地替我把淡氏迎娶为妻室，赶快办理，不要拖延。’于是将作生向淡氏家请求婚配，按照礼法议定婚事。翰林公爱重她，常说：‘这是我股肱一般的任用。’ 夫人不随便说笑，平日居处从未走下榻来，有人觉得奇怪，认为她像息妫。翰林公说：‘不是这样，她只是完全守顺而已。’皇帝在南郊举行祭祀时，翰林公替夫人向朝廷请求封号，起初获封平凉郡，世人都称她为平凉夫人。从此豪贵之家争相求取像淡氏这样的女子为妾，竟遍及天下一半；后来僧道之家也偷偷仿效。翰林公叹息说：‘唉，我若早些得到南郊祭祀时的请求机会，几乎使夫人和狗同样受封了；难道宜春公所畏惧的，果然比这还要低贱吗？’夫人侍奉翰林公，常常半年不离开他的住处，一定要等到天降霜才退到别室；她对于这种被召来又被抑退的待遇，没有什么欢喜或怨恨，时人认为这很难做到。翰林公宴饮休息，夫人必定陪同。他们在风轩时，翰林公醉后睡熟，把夫人挤落到地上，夫人稍稍受了伤。翰林公惊醒，扶起她抚慰说：‘你怨我吗？’夫人说：‘不敢。’但从这以后她不能自我承受，时时免不了发出叹息声。翰林公说：‘我对你并不是攀附权势的偶然结合，如今只是因为不幸才使你受困受伤。’他派人召将作生来说：‘夫人嫌我使她太劳累，你替我选她侄女、妹妹中合适的人带来。’夫人这才退居闲处，但翰林公仍然顾念怜爱她，不能忘怀，告诫家人不要任意毁谤她。多年以后夫人才去世，没有儿子，按照火葬处理。她后来的情况记载在表文中。赞曰：我从平凉夫人身上看见了守道所带来的福分。汉代以前，文字流传很简陋。赖有书籍流传，淡氏的功劳最大；如此说来，修享受封号，难道不应当吗？当初修有兄长佳靓，才略大致相等，但刚强闭塞过分，因此将作生把他配给丁氏。丁氏苦于家境艰难，每天担心斧头椎子之类的祸患，头顶屡次遭到打击，最终却不肯躲避；她的顽强忍耐就是这样。她的小弟也逐渐显得聪明，但凭柔弱轻薄迎合时势，卑贱得与柴薪草料没有区别。只有平凉夫人处在枝叶之间，安静端正、丰美闲雅，嫁给文家后，虚怀而不屈，亲近而不狎，荣名始终不衰，受到的嘉许爱重无穷。唉！真是盛美啊。

译《义鹰志》旴南陆氏世代以资财雄厚著称，子弟以玩好为荣，往往用它们替代学问，购买奇物、访求异闻成为常事。有一天，他们遇到山民出售小猴，便买来蓄养。小猴十分驯服，任它在门内门外游走休息，不再加以拘束。过了多年，猴子更加衰老，心意举动却近于奸猾。可是它是公猴，一见妇女就跳跃喧闹、惊惧躁动，仿佛要接近她们。陆氏为此忧患，谋划要打死它，还未动手，猴子先惊恐害怕，登上屋顶躲避灾祸。用弹丸石块打不中它，人力也不能追上。每到夜深寂静，猴子便偷偷下来取饮食；一有人走动便逃走，实在拿它没有办法。防州少年从防州来，带着一只矫健的苍鹰。陆氏的弟弟前去跟随他，在郊外观看苍鹰搏击捕捉，没有一次扑空，便上前与他交谈，略略告诉他猴子造成的祸害。少年答应为他擒猴，两人随即一同回来，登上高处角落，解开鹰架，放出苍鹰。鹰一放出便肆意飞翔，盘旋空中向下俯视猴子所在的地方；猴子仍坐着不动，等鹰俯冲得很近时，暗中举起瓦片来护卫身体，苍鹰不能捕到它。苍鹰奋力穿云而去，渐渐变小，终于看不见了。主客二人不知如何是好，正相互安慰，摆上酒食，却还不敢商量怎样酬谢少年。第二天忽然听到空中有铃声，少年神色一动，料想是他的鹰，放下酒杯和口中咀嚼的食物，快步赶到昨天站立的地方，抬头一看，果然是鹰回来了。鹰再次盘旋飞翔，向下冲击；猴子仍用先前的办法保全自己，鹰失去了抓取的机会，便振翅飞过。随后又有一只鹰跟来，猴子没有怀疑，于是被它抓住。少年召回自己所带来的鹰，随后又把真正擒住猴子的那只鹰弃下离去。原来少年的鹰飞去召唤它而来，是前来相助的。吕南公说：鸟兽凭羽毛栖身于天地之间，在山林草莽中纵横，在天地之内顺适生存；彼此相同又彼此不同，彼此不同又彼此相同。那些鹰类并非只有一个种类聚集在一起罢了，为什么少年所养的鹰，正当自己不能胜任抓取时，竟能召来帮助自己的同类呢？它们日夜奔飞往来，想来并不知道经过山川千万里之远，也不知道相距有十、百只之多的群队；它们难道有亲昵的语言、沾沾自喜的姿态，来彼此劝动吗？至于前来相助的鹰，也未必曾与它同栖同育，却总能随着它所留下的踪迹而来，这怎么会妨害它们，竟胜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吗？如今人们生在同一州、聚居同一乡，上面有执政者用政令刑法约束他们，又有端正善良、博厚之士主持教化；观察他们平日束冠穿衣，便以柔媚的声气彼此迎合亲近。有人说他们没有志气、不行义，他们就显出不平之色，也跟着怨恨那人。可是他们一旦遭遇祸患，人人便各自苦恼，说‘我爱惜自己的发肤’，又说‘我的力量不能胜任’，低头缩手，背地叹息而斜眼窥视，表面上假托畏惧谨慎的名义。同一门以内尚且有这种情形，何况姻亲宗族呢？姻亲宗族尚且如此，何况州里乡党之间的相识呢？这是两只鹰都不懂得的事情，为什么人的志气和义行反而各自不能做到呢？唉！人与禽兽的不同，只在形体和名称罢了。若要从形体名称追索实际，我哪里敢说自己知道？治平末年，我刚刚出山，延陵刘县尉扶为我讲述了这件事，我听后忧愤感叹。刘君对我说：‘何不把它歌咏出来，像少陵所作的《鹘报蛇事》那样？’我以自己不会为辞，姑且把它记下，也把自己的感叹写在后面。那些以玩好自矜的人可以从中得到警戒，那些还不如鹰的人可以因此惭愧。等到既能警戒又能惭愧了吗？刘君和我就都幸甚了。这年夏六月记。《善学说》赠蔡升之 善于学习的人，立身行事遵循旧常；不善于学习的人，立身行事等待显达荣耀。等待显达荣耀的人，即使得到也会失去；遵循旧常的人，即使失去也能得到。因此，旧常并不妨害显达，显达有时反而妨害旧常，道理就是这样。人生在世，每天吃两顿饭便不会瘦弱，寒暑时得到合适的衣服便不会悲苦；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和睦族人、善待邻里，各自看自己的力量和资财。这是自从世代形成以来从未改变、天下人情共同认为适宜的事情，叫作旧常。食物不只是达到饱而已，还要备有水陆珍味；衣服不只是达到保暖而已，还要穷尽女工织绣的奇巧；炫耀爵禄，娶右姓之家，气势足以压倒州里乡党，声名足以荣耀宗族姻亲。这是自从世代形成以来未必人人都能得到、却是天下人情共同喜好的事情，叫作显光。旧常在于义，显光在于命。义不需要等待，命却不能凭意志取得。古人所学习的，只勤于依循义理罢了，并不是把命运置于义理之前。如果把命运放在前面、把义理放在后面，那么正当饥寒逼迫时，却要坐等水陆珍味和女工奇巧，然后才去御寒充饥，这样相互带头去求取邪曲，能有多久不发生呢？在婚娶和奉养父母上也一样，能有多久不相继走向灭绝呢？人道的根本原则本来就有其所兴起的地方；不懂得这一点却谈论学习，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算真正学习。从前我客居抚州，州里有人把周先的事告诉我，说：‘周先在至道、咸平年间考中进士，接连得到乡里荐举，才俊的声誉沸腾一时。周先自己也以为一定能够显达。有人劝他娶妻置产，他总是发怒回答说：“我不久就会捧着桂枝从宫门出来，到时贵人的女儿会争着在东华门上嫁给我，哪里还用问那些下里人呢？”过了很久，周先在科场上再也没有得志，才俊声誉日渐消退，蹉跎在空屋中；年过五十，鳏居而死。死的时候，家中只有一个病母，头发白了，牙齿也掉了，没有一升布、一勺米可以用来维持生活。周先死后，他的母亲也饿死了。这不就是等待显达荣耀的人吗？’我乡里的先生王补之，刚到弱冠就已经议定婚事。当时家境十分贫穷，有人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急切，王补之说：‘堂上有双亲，即使奉养他们的只是水和豆类这样菲薄的食物，也总得有办法供奉。’有人在他父亲面前谈论这件事，他父亲也说：‘官职可以没有，婚期却不能违误。’后来王补之由此起家，凭经术成为天下宗师，难道不是遵循旧常的人吗？周先和王补之，最终都取决于命运；只是他们起初一个不肯等待显光，一个不肯遵循旧常，因此结果不同。比较两者有害与无害，结果如何呢？跟随我交游而相识已久的陈留蔡畋，字升之，这个人年纪已壮却还没有娶妻，如今竟对我说：‘我的双亲都六十岁了，而我蔡畋的房中还没有妻子；想娶妻又忧虑贫穷，不娶又担心错过时机，像……’该怎么办呢？我不愿他把命运放在义理之前。因此作《善学说》送给他。《贫坑说》送给傅公济

译世上有个贫坑，名称十分古老，而它所在之地每天都在更新。相传上皇时代还没有这个地方，疑心它在帝鸿以后逐渐形成并倾陷，经历秦汉，时而空虚、时而充盈，却没有办法填平。贫坑所在的地方，说不上远也说不上近，说不上幽暗也说不上显露；说它包罗一切，却不储藏谷帛金珠；说它偏处一隅，却又周遍天下、处处可见。它不算宽广，却没有边际；不算深，却没有底；并非全部焚烧，却长久焦灼；并非全部泥泞，却长久濡滞。那里没有疆界限制和禁令，但身在其中的人不能轻易逃脱；没有君王长官发号施令结成约束，但来此的人却不知道它人数众多。没有舜禹那样的德化，地方风俗自然俭陋；没有战国时代的纵横之术，事务自然勤苦烦杂。人一旦掉进其中，往往就失去原来的状态。从前善于辩说的人反而变得哑口无言，从前勇敢的人变成胆怯。自身即使是大贤，也未必能受到尊敬；先前即使十分尊贵，也未必仍使人畏惧。往往有一人陷入其中，整个家庭便跟着陷落；却没有见过家庭陷落而自身能够独自免脱的。往往有尚未陷入却忧虑不安的人，却没有见过已经陷入其中还欢欣快乐的人。因此聪明人希望躲避它，愚蠢人却把它当作忌讳而不肯谈。做上级的以此惩戒自己勤于政事，做长上的以此指示后人戒备灾祸。人们厌恶它如同厌恶老鼠，防备它如同防备老虎，但掉进去的人仍纷纷不断，无法计数。从今天来看，贫坑所容纳的人可以说很多了；可是它兴盛，难道不会妨害穷困吗？唉，天难道不仁慈吗？为什么要显示这种征兆，使百姓困缚于穷困之中？有人说：‘这只是人的事情罢了，天怎么会参与其中？’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有人能够希望避开并得以免脱呢？即使如此，已经陷入其中而最终能够脱身的人，也可以说是得到天、人相助了。近来我恰好在刚陷入贫坑的时候，看见公济随父亲亨甫在其中占据住处，于是交错往来、共同居游了好几年，曾经彼此悲叹，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相安。回头看贫坑四周的人，没有不是失意而只能凭自己的力量勉强维持衣食的；只有以儒者为名的人尤其艰难。于是又愁苦地推究过失说：贫坑的山川难道本来就不利于儒者吗？贫坑的鬼神难道本来就不保佑儒者吗？如今又难道是他们的文章笔墨作祟吗？不久，亨父神情昏惛，茫然好像从睡梦中醒来，却向西方奋力而去；当时人们认为他仿佛就是这样的人。既然奋力而行，如今到哪里去又不是贫坑呢？没过多久，亨甫震动贫坑，发出宏大的欢呼声，声音响亮得仿佛在云外。坑中人惊异而寻找他，却没有人能够看见，只觉得他的声音言辞流畅响亮、舒展愉快。到这时大家才知道亨父已经脱离贫坑而没有告诉我们。众人都说：‘亨甫真贤啊！’称他得到天人相助，不也是应当的吗？正在这时，公济也昂然向西而行，并且谈到贫坑的毒害。我们儒者称它为威极，佛教徒称它为地狱；如今我的父亲幸而脱离了它，我们一家也跟着脱离了。但我将要帮助父亲，务必使我们离它远远的，不让两只耳朵再听到贫坑的呻吟，来扰动我的心。于是我羡慕他，替他歌咏魏硕的诗，送他说：‘我将要离开你，前往那快乐的土地。快乐的土地，快乐的土地，在那里我将得到自己的归宿。’又说：‘公济啊，努力吧！替我向亨甫致谢。’我惭愧自己不能跟随公济交游，但彼此悲叹的话从此可以停止了。《困蚓说》及时雨已经停歇，万物仿佛苏醒。潜伏在泥土中的蚯蚓，也探头跃出土堆，蜿蜒着任意游动。不一会儿来到蚂蚁聚集的地方。蚂蚁们起初惊慌地为它让开，随后又想试探它，于是追到它身后，渐渐发现它没有自救的能力。蚂蚁们又奔过去跨在它头上，轮番咬啮它的皮肤。蚯蚓承受不住侵扰，只能震颤蜷缩。于是蚂蚁们知道它果然没有威势和能力，便在洞中彼此呼喊，老少一齐倾巢而出，围住它伤害。蚯蚓在争斗中困顿不堪，[原文“跋防死”疑有讹误]。唉！明智不足以应对外物，才能不足以保全自身，却仗恃自己的长处而任意行动，这样还不被侵害侮辱，真是侥幸啊！蚊蝇说 蚊子接近人，连小孩子都知道要拍打它，因为它的毒足以伤人。苍蝇接近人，并不能使人中毒，但由于它生长在污秽之中，人们也争相扑灭它，和憎恨蚊子一样。唉！立身行事如果一点也不谨慎，不在于手段是否足以毒害别人，只要平日所行仍未免污秽，也就足以害了自身罢了。忠戒 我在郑氏书堂寄居一年，那里早晚饭食所陈列的残羹剩饭、污泥秽物，狼藉地丢在地上，邻家的狗每天游来索食，安然住在那里，再也不知道旧主人是谁。书堂的僮仆驱赶它，它不受阻止；郑家人呼唤它，它也听而不闻。夜里仍睡在堂中，安稳得很。陌生人来到，它便起来迎接并吠叫，不等人呵斥驱赶。唉！食物竟能改变情性，到了这种地步。那难道算是忠诚吗，还是只是偶然如此？我对此有所感触。大概古人所说的忠诚，必定要合乎正道。忠于不应当忠的对象，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忠道？阿衡不幸，五次离去，五次复出；后世那些反复无常的奸佞之人，反而借助他的事迹来满足自己的侥幸，只看个人利害来决定进退取舍，完全不顾国家和百姓的存亡，却说“只是观察天意罢了”。况且上天怎么会命令人反复无常、只为自己谋利呢？我认为，对由余、陈平的事迹，在乱世中可以宽恕；若用盛世君王的法度裁断，他们也有所不能免罪。我伤感臣子只知有自己而不知有君主，因而感事作《忠戒》。钦定四库全书 《灌园集》卷十九，宋吕南公撰：《墓表》

译傅处士墓表 已故处士傅君家住东岩山南麓，正处在南城沙溪上游的村庄。那里世代传授学术、聚集书籍，教导子弟，成为乡里讲学的倡始者；才学和名声相当的读书人接连不断，而能考中科举的只有傅氏。当地人口众多，处士却很少；他承受父亲教诲，成年后便有才俊声誉。后来父亲生病失去一只眼睛的视力，他想到自己没有兄弟奉养老父，侍奉之事不能缺少，便放弃求学进取，专心经营农耕，以尽供养之责，甘心这样过了二十年。父亲晚年没有后顾之忧，他也足不出门户。族人有人谋划侵并他与同胞共有的土地，担心对方不肯应付，便冒用处士父亲的名义到官府诉讼。县里发下拘传文书召处士来，他察觉父亲面有难色，便急忙到县里，请求代替病父受审。县令怜悯他，答应了。后来图谋侵地的人理屈词穷，却仍诬陷污蔑，不肯罢休。于是处士哭着说：‘县大夫说，那些诉讼者的意图不过是得到人和土地。倘若真能使病父免受官府追究，我愿把自己的产业推给他们，即使靠乞讨来奉养双亲，也不遗憾。’诉讼者十分惭愧，无法完成奸谋，众人都感叹他为人子竟能如此。等到自己有了儿子，他也尽心用义理教育他们。他说：‘学问优长而出仕，难道不是成就自己和成人之道吗？只会写文章，并不是真正的学问；只为求取俸禄，也不是真正的出仕。一定要德行充实于己，事业有利于他人，然后才可以说是学问优长。’ 他为人父亲，大概就是这样。他喜欢下棋，擅长写近体诗，居住乡里以平和宽易为原则，却不受不义之事诱惑；他的用心，大概并不只是为了附和众人而已。治平二年，他梦见游览山中道观，走到石室之间，有个穿羽衣的人邀请他入座。不久那人探取案上的青囊，拿出写着白字的碧色简册给他看，上面写道：‘四十五天后生病，五天后去世。’醒来后，他觉得奇异。第二天，他召来在学山的儿子，便把家事嘱咐给他，又催促准备丧事。当时处士已经称孤很久了。母亲还在堂上，听见这些话很悲伤。碧简上的话果然应验，他于十一月丁卯最终去世，享年四十二岁。临终时，他流泪向母亲道谢，忧虑自己不能终身奉养母亲，并且说：‘母亲所依靠的，只有孙子罢了。’说完端正地坐着闭上了眼睛。第二年选择墓地，在屋东河源占卜得吉，于是二月丙午下葬。处士娶邓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权，是教导他读书出仕的人；次子早夭。处士下葬五年后，傅权考中科举，调任漳州浦县尉，任期届满后调任建州观察推官，等待任职期间回到家乡扫墓，内外宗族姻亲、邻里乡亲和父老都聚集在松柏下，纷纷诵说处士的德行。年少而强壮的人向长者询问，因后生不能亲自听闻而感到遗憾，说：‘何不写篇表文刻在石上，给后人看呢？’ 众人都说是这样。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吕南公，说：‘只有您最合适。’我为他作文，说：‘这篇文章，对论述撰写有什么可吝惜的呢？不过，凭处士的善行和这样的儿子，腾跃飞翔、远大前程自然可以坐等而来；到那时再追述荣光，也不算晚，等到那时再写，难道不可以吗？’又说：‘贤德在于品德，不在于官位罢了。’宗族姻亲、邻里乡亲的心意，难道本来也是从这里得到满足的吗？处士名某，字世长。曾祖名某，父亲名某。熙宁八年秋七月，取文成稿，三个月后刻在墓上，于是有了这篇墓表。讲师李君墓表 灌园公说：‘自唐朝衰亡以来，天下文章鄙陋，学术错误，积累了一百多年，达到极其浅陋可耻的地步，而读书人还不知道改变。其间有人擅长骈俪文辞，便被推举为辞章宗师；有人熟悉经书注疏、博闻强记，便被请来做儒学教师。这样的承袭沿习又过了几十年，后来奇特卓异的人才接连出现，变化终于达到极大。像建昌的曾子固、李防伯，就是开创一个郡学术荒地的人。其余被称为乡先生的，竭力通晓文辞，以辨明是非、评定取舍、传授注解为己任，并且不流于道听途说、浮泛剽窃，蓝田李君也是这样的人。李君六七岁时，听到读书求学的风气便喜欢上了，不等父兄督促，早晚都勤勉努力。家境越贫困，志向越坚定；成年后便靠讲学劝学取得钱财，使全家衣食无缺，同时还承欢父母、竭尽心力，亲自践行孝悌。衣服没有固定属于自己的，甔中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粮食，却终身安然接受这种生活。乡人赞叹，都认为没有人可以轻视他；他和睦而遵循礼法，诚实而依附道义，喜欢宣扬别人的长处，仿佛生怕说得不够。年轻时参加科举，赴梁京途中，同伴患病，众人都丢下他继续前行，唯独李君守护病者，不忍离去。李君对经书没有不喜欢的，尤其用心于《诗经》和《易经》。曾著《诗讲义》二十卷、《易统论》三十卷、《孟子讲义》十四卷。书写成后，不远千里拿去献给当代名人。唉！大概是以自己没有成就、无人称誉为耻吧。李君名彖，字材叔。上世世居临川青泥，迁到蓝田，已经是第三次迁徙了。熙宁九年十二月乙未，李君去世，享年六十三岁。第二年选择墓地，在大源的邓言坑占得吉地，某月某日下葬。有三个儿子、七个孙子，儿子名平仲、择之、琛，其中择之能够继承父业。后世的人本来会有人考察评议宿学来考核李君吧？询问他的家，子孙还在；询问他的墓，便会告诉你就在这里。处士陈君墓表 建安处士陈君，名某，生于景德乙巳，死于庆历丙戌。服丧一年后，选择葬地于瞿村丁阮山。下葬三十三年后，他的儿子某某把母亲的棺木附葬在旁边，这才商议刻石表墓，并拿事状来请我撰文。我同处士世代有旧交，所以答应而没有推辞。从前天下停止战乱几十年，百姓厌恶乱世，急于寻求安居乐业，各自尽力谋生，得到能够用来奉养自己、享受安逸的东西；如果有不合礼法的事，也不过是偏远荒僻之地的常情，是声教还来不及顾及的地方。处士在这种时候，吃粗食、穿破衣，过着极其苦淡的生活，不顾众人的喧嚣议论，以守常自许，这已经与随波逐流的风俗不同了。他又钦慕儒学，邀请当时有名的进士来教导规范自己的儿子，唯恐来不及，甚至通过婚姻关系结交他们；那么他的存心，难道只是为了得到安乐吗？他的妻子叶氏能够帮助他努力实行，所以处士虽然寿命不过中年，他家的家法仍然代代遵循而不违背；有文艺才学的子孙都以举人身份被乡里任用，大多能够不使家声堕落，谨慎承继祖业。处士的为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处士曾祖名某，祖父名某，都没有出仕，都是建州人，世代久远，已不知道他们的祖先从哪里迁来。处士有七个儿子，某某考中了进士；五个孙子都遵从他的教诲。墓志

译饶寺丞墓志 已故卫尉寺丞饶君，名怀英，是因为儿子显贵而得到这个官职的。他的先世世居金陵，祖父汉曾在李氏朝廷任散骑常侍。唐朝灭亡后，饶君带着家室南迁。起初来到抚州，买下数十亩贫瘠田地，努力耕种，于是有了自己的居所。饶君天性强悍，是有智有勇的人，只略知文字而不致力于出仕求学。他自我要求严整，不怕凶恶强暴之人，没有人敢无理冒犯他。曾因公事到城南镇，那里处在四方茶盐盗贼往来的要冲，奸人带着禁货，挥舞手臂穿行而过，毫无顾忌。饶君派人拦住责问，盗贼发怒，要求与他争斗。饶君起身应战，连续战斗三天三夜，不饮不食，斗志毫不疲倦。盗贼不能取胜，丢下行囊逃走。又曾泛舟鄱江，夜里停泊在荒僻水浦旁，附近有一艘游船，像是行商的船。饶君暗中观察，猜想他们是盗贼，便出来作揖交谈，渐渐接近，叙说交往使对方不生疑心，于是彼此往来而熟悉起来，还拿出酒肉欢饮。饶君斜眼看见他们船中有官府器物，越发愤怒，想要图谋捕获他们。有一天晚上，盗贼来到饶君处，他又拿酒招待，盗贼大醉，倒在席边。饶君让人分头拿钥匙锁住盗船各门，随即呵斥醉者起身，严厉盘问并数说罪状，于是砍下他的头。又叫奴仆把众盗贼全部捆绑，搜查他们的财物，得到诰敕十多道，有些蓝色桑椹袍还保存着。饶君杀了五六人，活捉捆绑两人，第二天把他们列报官府；他们大概都是有名的盗贼，官府悬赏搜捕却未能捕获的人。饶君把所获全部献上，领取赏钱后回去。抚州人周僧聚等占据险山，乘机出来抢掠，经过一年官府也不能捕获。按照旧例，盗贼极难制服时，便使用金字牌招降他们。但等他们出来后，是杀是活并不能确定，因此周僧聚心中疑惧。州守两次拿金字牌给他看，他总是杀掉使者而不肯听命。饶君向州府请求前往，盗贼听说后在山口拦截，准备拔刀张弓向饶君射击。饶君袒露上身呵斥他们说：‘我不是来和你们较量的，只是随手送你们一条不死的活路罢了。’盗贼的手臂稍稍收缩，饶君便上前拉住他的手，进入他的住所，把官府的威势告诉他，说官府本来没有不能擒获的盗贼。盗贼感动流泪，拜谢饶君，并为他设置酒宴。饶君吃他们的食物而不疑心，盗贼更加信服，便相继到官府投降，没有劳烦一个人用兵，事情就平定了。他强悍锐利、敢作敢为，大多还有这样的事迹。他有三个儿子，竭力督促长子进学，为他寻求老师，广泛收集书籍，恳切激励而不厌倦。等儿子得到官职，他声名大振、感到荣耀。到了亲族显贵的时候，饶君仍然身体康健。晚年有时作诗，多有慷慨悲叹之气。有句说：‘人老了，壮志宏图也该停止，宝剑的灵气半夜仍在作响。’又说：‘胆气大如斗，醉中仍然震动；气势如彩虹，晴天尚未舒展。’ 又说：‘太平之世见不到英雄建功立业的事，忠心胆气长久随着日月闲置。’他的诗大概都是这样。平日居住乡里，逢年过节便以酒相互往来，与故友父老谈论身世之事；召集子弟，像告诫自己的后嗣一样恳切。有时在酒中，他激愤叹息、呵斥怒骂，拍着大腿拿起胡桃，往往一拳打碎，神色森严凛然，仿佛有所负累。曾有一天夜里睡在堂中，小偷进入堂角，饶君在睡梦中察觉，起身拿戈追击，刺中小偷腹部，小偷脱身逃走。第二天早晨查看戈刃，发现上面有一寸长的肠子，原来是戈将肠子割断了。吕南公说：‘虎豹的威势，它们精于搏击撕咬，本来就是天性。一旦来到穷山荒野、干旱大地，方圆千里没有人烟，也见不到有毛的动物，便无处施展它们的凶猛毒烈。然而它们仍然跳跃奔走、长声吼叫，震慑草木山石，以免忘记奋发之气。大概雄奇勇伟的人才，出世后却无处施展，功名和智慧力量便默默消磨而不能发扬，时势所系实在重大。自古以来，豪杰有不凡抱负却遭离散困顿、不能显耀其作为的，不在少数，哪里只是寺丞一人呢！’寺丞去世于某年，享年七十三岁。墓在临川以南六十里的凌云山东面，背靠山冈，面向阳光，松树和楸树茂盛。熙宁元年夏五月，开始为他撰写墓志。

译李进士墓志 熙宁四年正月乙卯，黎滩李至改葬他的先人，事先拿事状来告诉我说：‘我的父亲一生勤奋求学，致力之笃实在破家之后，六十岁时仍因不得志而去世。活着行善，却一件事也没有成功，已经令人感叹；死后又没有选择吉穴安置棺木，这是后代子孙的罪过，我忧伤感怀，至今不能忘。希望君子有空为他记述。’于是我也悲伤不已，便没有推辞，为他撰写墓志。墓志说：‘君名某，字圣源。上世是建州人，危全讽在抚州任职时，有个李蕃曾实际辅佐他。李君家族南迁到南城，大概就从李蕃开始。曾大父名某，大父名某，父亲名某，都没有显达。李君年轻时游学，二十岁补为广文生，在科举考场四十年，当时人多推许他锐意勤学。后来始终没有遇合，众人又多为他惋惜。起初我还是孩子时，还来得及认识李君，他是安详谨慎、厚道有德的长者。即使如今乡里百姓，也还知道谈论李君的端正善良，说：‘急人之所急而替人隐讳过恶的，这不就是我们的李圣源吗！’唉，命运坎坷而死去了！李君娶邓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先于他去世，次子是进士，就是现在的李至。’ 李至也是很好的县令，乡党称道他的品行。李君当初在某年去世，草草葬在舍南万松山；如今葬在招贤里大窼。墓志铭 亡友黄公墓志铭 南城东部各乡中，距离县城一百三十里的地方，是丰义的马村。宋熙宁四年暮春某甲子，乡里的读书人黄君实去世，便在那里安葬。他的朋友吕南公为他的墓作铭，也叙述他的世系，并把名讳寿数写在铭文开头。铭文说：‘君名某，字道原。远祖居住在闽地，七世祖彦开始迁来，从此成为乡里的蓄户。道原到数岁时才晚晚懂得成人之事。谈论学说的祖父喜爱他，把他置于学问之中；他苦心研求、严格探究，早晚没有区别，以求获得知识，功夫危险而用力强劲。譬如千钧之弩，正好拉满弓弦，发射时无人能够阻挡，那么连续贯穿数层铠甲也不困难，贯穿之后果然仍能阻挡。按照他的才质，进取猛烈如此。不过，他的器度资质也很值得珍惜。这正是人们应当为他惋惜悲伤的原因。道原能饮酒，能写清新秀丽的诗；读书广博而不断增求，作文迅速而不杂乱，却在三十二岁时去世。去世三个月后下葬。唉！只是悲伤，哪里足以对待他呢？说一家、乡、县、郡都因此不幸，并且为他惋惜，这才可以。道原的妻子姓陈，没有儿子，有两个女儿。他的弟弟五岁，长兄九岁。铭曰：‘在家足以孝悌，在朋友间足以仁信，只是寿命没有长久。’ 唉！’ 宋代故抚州临川县丞李君墓志铭。丞相晏元献公的妹妹嫁给李氏，称靖安县君，生有六个儿子，次子名亢，字伯起，年少时就端正谨慎，元献公认为他奇异非凡。至和二年，元献公去世，遗表中提到外甥李亢，于是有诏任官，让他试任将作监主簿。南郊祭祀后放选，补任饶州安仁县尉，记一考；父亲任建康军节度推官时去世，服丧期满后任泉州司户，任期满后任台州司法，记一考；靖安县君去世，服丧期满后任抚州临川县丞，记一考，因病请假，不久求医回到丰城正信乡新城里的住宅，过了一天便去世。这天是熙宁七年二月丁亥，过二百五十天为十一月丙申，葬于广丰乡三峰里的天堂。他的叔父修睦，请南城吕南公撰写墓志，说：‘这是我兄长的孙子李倩，请不要因为辞费而推辞。’于是我为他编次事迹。当初县丞君在泉州时，泉州将领贪污，他所照顾待遇的对象，要看僚属进献财物的多少；当时在位者都曲意讨好，厚重献纳以求推荐称誉，只有李君和州司法没有奉送任何东西。泉州将领因此又怒又恨。提点福建路刑狱使罗公拯巡按到泉州，询问情况说：‘这两位属官不随从众人，更可以看出他们的为人。’ 于是把他们一并推荐。不久，泉州将领因贪赃败露，连同郡县佐吏都受到谴责，只有李君和司法官没有受到牵连。后来李君在台州审理案件，议论详尽公允，台州将领特意上奏论荐他的才能。临川县抚州缺少狱官，抚州将领让李君代理，他很快便有了能干的声名。台州使者经过抚州，抚州将领把此事告诉他。建昌府南丰县没有县令，政事长期不能治理，便让李君暂时主持南丰县。过了几个月，他得病，向台州请求回到原来的职任。台州使者说：‘如果听从他的请求，南丰县又要治理不好了。’没有答应。过了很久，李君病得更重，才答应他；李君来到临川，便请求继续求医，直到去世。建昌、抚州一带的人都为此叹息。李君名承从，曾祖名彦珪，祖父名修永，任节度推官的父亲也名修永。[原文世系称谓疑有错乱]李君娶清江廖氏，是职方郎中廖询的女儿，生三个儿子，名传经、传师、传正，都是太学生；四个女儿，长女嫁给金溪吴鼎，其余三个尚未出嫁。铭曰：君在家做子弟，三族都爱护他；出仕做属官，上级都依赖他。五十岁便去世，官位却很低；有才而没有命运，悲哀何时才能停止。傅岩墓志铭 梦弼名岩，他的远世系无法详细考知。五代以来才开始居住在建昌梯云坊。曾祖宣远，咸平年间参加乡贡，后来又参加王府贡选，最终没有脱离布衣身份而终老。梦弼小时候，秀美聪颖超过同辈，不费力便能学得精通。二十岁时进入科举文场，下笔成文，惊动众人。从此连续五次在乡里贡举中获选，当时同辈都敬畏并推让，没有人敢望其项背。县里的士人直到邻近各州，州人必定询问傅岩的容貌仪表怎样、未显贵时怎样待人接物；他的声名大概就是如此。熙宁六年，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南宫考试的年份，考试失利，得病，出了南薰关。三月庚戌，行至蔡州，病困得很。州将龙图阁陈公派医官亲自为他诊治，又命令快吏反复劝告他，应当努力服药。然而病势越来越不能忍受，到壬子日便去世了。同乡夏翱赶往临洮，已经过了邵店，听到消息后调转马头回来，主持他的棺殡。讣告传到南城，乡村城郭中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叹息失声。他的父亲涣哭着说：‘难道善事果真不可以做吗！’便命女婿龚翌到蔡州，取得他的遗骨带回。第二年某月某甲子，葬在某处的原野上。友人李莘请求涣说：‘一定要为他铭刻墓志。’于是买来石头，取吕南公的文章刻上，并由李莘亲自书写碑文。梦弼享年三十四岁。起初娶同县陈氏，生一子天麟；当年天麟十三岁。后来娶金溪张氏，生二子一女，都还年幼。铭曰：专心砥砺品行，依循仁义，并不是为了求取俸禄；但俸禄不来，世道便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劝勉和警惧人的了。唉！像您这样博大丰茂、雄奇卓异的人，却止步于此，谁还能够有所仰望呢？萧萧作响的原野长满草木，您的墓穴怎能显明这片幽暗？只有这篇铭文可以验证。

译乡丈人黄君墓志铭 唉！世人曾经知道考察学问文章来寻求君子，却不知道君子的盛德有些并不由学问产生；他们所寻求的，可以说与我不同。古代盛时，道德教化已经成就而保存下来，所以学者的行为多被人称道。他们所知道和所说的，虽不能全都完备，仍不至于极其荒谬。到了后世，已经发生一变；所谓学者，有些其实并不是真学。于是人们在皮毛、脸色和声响之间寻求君子，这就是我与世人不同而终究不敢苟同的地方。自从我能够读书，便喜爱古人端正深切的议论，常想拿来考察世人。等到真正考察之后，却连十分之二也难以承受。至于那些名义和职业不在学问上的人，考察他们的内心和行迹，往往能够成为贤者，而且这样的人还颇多。这样以后，我就更加不同于世人，并认为这才是最恰当的。我乡里的丈人黄君，就是所谓能够成为贤者的人。他名某，字某。他的上世不从事儒术，只是相互传授谋生之道；而丈人侍奉父母、亲睦宗族，竭尽情谊，对人忠诚信实、和顺有礼，教导子孙，使各种品行都不亏缺。他存心行事，总是和乐、友爱、慈祥，即使对下至伶人奴仆，也有所不忍。听说别人有善行，欣然称赞，仿佛唯恐来不及；对于恶人，虽然憎恨，也不把他们挂在口头。专门奔赴别人的急难，向官府作出的承诺也必定守信。乡里人争吵斗殴，丈人为他们居中调解，没有不听从信服的。富裕人家以所藏财物向众人炫耀，这是天下常情；而丈人的财产多得像泽国的蚊子一样，却能够做到恭敬谦下，实在是第一等人。我曾经对人谈论，认为这样做人很难；了解我的人认为我说得对，因为他的行为就是如此，难道不是贤士君子吗？然而他从来不执笔讲说经义，只能使那些执笔讲经的人因虚妄求名而感到惭愧。熙宁五年，丈人年龄五十多岁；到熙宁七年，他一向身体强健，少有疾病，七月上旬忽然病卧数日。乡里人骤然惊惧忧虑，过了望日病势稍危，五天后又苏醒。这天乡人聚集在朝门，听到消息便欢呼庆贺。不一会儿又传来他不起的消息，于是众人各自流泪回去。这年冬末，我从汴京回来，正遇此事，惆怅了一个多月，也替众人悲伤惋惜。我已经到他家哭吊，第二年他的遗孤埴、垲、墐、埙派人来传命说：‘占卜选定明年四月五日安葬亡父，请取您的文章为墓丘作铭。’我推辞不敢承担，说：‘文章鄙陋，恐怕不足以宣扬丈人的盛德。’埴等又派人来说：‘不应当仿效世俗儒生，急忙写虚伪文章；请赶快作铭。’我于是按如下内容撰写。谨按，丈人的前代系于七世祖彦，开始由闽迁到南城。曾祖某、祖某、父某，都已经避讳不记名。丈人娶姚氏，具有贤德，成就并帮助家业。生四个儿子，都贤良有才，其中垲因文章才华被乡里推荐。孙子多有秀美茂盛的才质，他们的后代大概还难以预知。丈人的墓地在松树坑的山坡上，墓穴朝向丙方，熙宁七年下葬。铭曰：他的议论不高深炫奇，他的行为不轻佻浮薄。智慧足以知晓鬼神居处的幽隐，却不自夸；仁德足以救济众人的困乏，却不骄傲。唉！这种风范足以成为万世传唱的歌谣。亡友曾君墓志铭 我的朋友曾唐杰，为人刚正简朴、厚道正直，没有险诈虚伪、琐细谨慎而迎合别人的行为。他把世俗的毁誉是非看得如同道路上的唾液。然而做儿子没有失去孝道，做兄长没有失去友爱，做父亲没有失去严正，做朋友没有失去忠诚。即使明知会被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患害，曾经被憎恶嫌弃的人猜忌，也不能因此稍微贬损他。平日大量饮酒，高歌呼喊，仿佛不肯处理事务；至于读书讨论文章技艺，则越多越有所得。筹划世间事务，事情越大越能处理得恰当。别人有长处，无论认识不认识，他都无不竭力宣扬；遇到可厌恶的事，即使涉及世交亲戚，也一定切齿痛恨。他实在远远不像世俗儒生。可是年纪刚到壮年便结束一生，这就是我为君子穷困而叹息哀悼的原因。此前，他的父亲都官公罢任江东常平使者，调任知楚州，曾命曾唐杰办理私事到钟陵。事情将要办完，船停在大云仓，忽然得病，行至芜湖便不能再起。这天是熙宁七年的端午。第二年归葬建昌南城行春门外真空寺西南，七月甲申封土。唐杰名景初，妻子刘氏，有三个儿子，名时、保、京郎、宣郎[原文“曰时、保、京郎、宣郎”人数与称谓有疑]，两个女儿，都还年幼。铭曰：生于庆历，死于熙宁；壬午到甲寅作为起止，共经历一万一千五百十五日。是谁让他匆匆住进这座墓室？上天空蒙广大，难以追问、难以求得回答。他的贤德，都在这块铭碑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千五百十五日〕

译钦定四库全书 《灌园集》卷二十，宋吕南公撰：《墓志铭》故袁州李君墓志铭 李君名冕，字某，是处士彦珪的孙子、建宁军节度推官修永的儿子。二十岁时和弟弟茂元到京师探望舅舅晏临淄公，过了几个月，请求回家。临淄公说：‘等到下一次郊祀上天时，我上奏给你谋一个官职，你再离开。’李君辞谢说：‘幸好我还在举子之列，足以等待时机。’茂元年少时失去学习机会，舅舅一定会恩待他，从道义上说是合适的。临淄公叹息后听从了他。第二年诏令补任茂元为太庙斋郎，而李君在家奉养父母，过了几年才调任建州崇安县主簿。县民谢老没有儿子，收养异姓孩子；孩子长大后能够和他共同经营谋划，开始做十分抽一的贩卖生意，成为富裕人家。晚年婢女生了一个儿子，谢老临死前告诫说：‘我家原本困窘，如今所有财产都是你哥哥协助我取得的；你以后不要忘记少分财产给他，使他生活优裕。’谢老死后，婢女的儿子稍稍长大，便到官府请求恢复谢姓。县令想判准此事，李君拉住县令的手肘，责问婢子说：‘难道是为了财货利益才到这种地步吗？你是个奸邪小人！’婢子不服，又到州府申诉。州府议论纷纷，怀疑此事。当时莆田蔡君谟任转运使，听说议论后，直接前往崇安。李君迎上去辩说：‘法律应当依据人情。如今有人共同承受困苦，终于积累财富，却要夺走他的财产，使几十口人突然受冻挨饿，这在人情上如何处置？’ 希望您论定其中的弊端。’蔡君谟说：‘崇安主簿，我差点错误地只按法律办事。’于是详细上奏，向朝廷论述此事，朝廷认为他说得对，后来便制定了补充诏令。建州在福建是难治的大州，崇安在建州是难治的大县，官吏借地方难治而互相要挟作奸，无休无止。李君在那里主持事务，使他们不敢放手妄为。台谏官要接受县仓吏的馈赠，仓吏没有所得进献，便说：‘官府本来是监察官吏的，我不敢私下谋求。但每年结算账簿上送州府，必须给贿赂官吏数万钱，事情才能办完，希望主簿只怜恤这一点。’李君说：‘账簿由我主管，你有什么关系？’不久他封好账簿送往州府，仓吏果然驳回拒收，还责问县里为什么不派仓吏来，并发文催促。仓吏哭泣着去了，李君没有因此夺取他的职务。没过多久，有百姓控告仓吏借马不还，李君高兴地说：‘这可以借机除掉祸害。’立即召仓吏来，让他分条陈述；仓吏便写道：‘因贫穷没有贿赂，便买下所借的马来缓解急需；某吏收了多少，某吏收了多少。’供状首尾完备，李君把它抄成三份，一份上报转运使，一份上报提刑，一份上报州府。州将发怒说：‘富贵人家的小子，竟敢这样！如今毁掉他，如同除灭虱子罢了。’第二天，蔡君谟发布檄文给州府说：‘把收受贿赂的官吏全部捆绑，送到崇安，交给主簿审理案件。’于是郡中各司的贪吏几乎一扫而空；官吏到了李君那里，他严厉审讯，他们全都认罪供述。案件上报台司后，蔡君谟命李君把案件整理出来裁决。有的被差役，有的被流放，建州人大为震动。李君走在街市上，人们聚集议论，指着他说：‘这就是崇安李主簿。’后来他调任舒州司理参军，怀宁县令上报囚犯，声称案件全部正确。当时捕获劫盗十三人，李君正在休假，怀疑囚犯中有自首者以及作为从犯按规定应减罪的人，认为一定是县令贪图赏典而隐瞒了供辞，于是请求重新审讯，果然有三人应当免死。当时临川王介甫任州通判，私下对李君说：‘如果确实如此，而县令应当抵罪，怎么办？’李君说：‘救活囚犯而让县令获罪，并非我的本意；听任怀宁县全部改写案件供辞就可以了。’王介甫高兴地说：‘既明察又仁厚。’舒州发生大饥荒，每天开常平仓，饥民争相买粮，互相挤撞，有个老妇跌倒而死，众人踩踏她的尸体，踩掉了脸皮。州府听说后发怒，商议弹劾仓官不能约束众人。李君请求进见，说：‘按常理，皮肤活着时被踩脱，死后必定会收缩；如今老妇的皮肤柔软伸展，覆盖完整，那么就是老妇饿死后尸体倒下，众人不知道踩到了她的尸体，并非被踩踏致死。’王介甫说：‘司理说得对。’州府的怒气于是平息。司理院每月评定物价，李君把绢价定得高于市场平均价，同僚对此忧虑。到庆历朔日，王介甫当众责问李君，李君说：‘确有此事。今年因饥荒成为盗贼的百姓不计其数。我当然知道市场上卖一匹绢只值七百钱，但我一定把它定高到一千二百钱，是考虑到按赃物计算必须满一匹绢，借此可以延缓穷人的死亡。’ ‘不这样做，三匹绢就会杀死一个人。我们同僚有俸禄，想要绢，就按市场平均价取得，谁敢向官府多要？现在何必担心我的物价评定呢？’王介甫说：‘我的考虑不如你周全。’后来李君调任兴国军通山县令。县里每年征收蚕盐，派吏到军府领取后负责发放，百姓常常领取到虚报的数量，而官吏实际克扣十之七。李君向台司请求，得到许可在县中设置仓库，由官府亲自掌管，百姓才不再受苦。后来他离任服父丧，服丧期满后任袁州军事推官。州将有一件不谨慎办理的事务，被狡猾官吏所控制，州将闭口不敢整治，官吏更加横暴。州将召李君来，屏退左右把事情告诉他，流下眼泪。李君说：‘这容易处理。’几天后查出官吏的奸恶，把他放逐。又有一个官吏按任职年劳应当得到优奖，但临死时请求让儿子承袭。州通判想把优奖给别的官吏，李君争辩说：‘优奖本来是用来待遇有年劳的官吏的；官吏勤勉，只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如今不幸死去，儿子又不能承袭，那么官吏便无需勤勉了。难道其他官吏独独没有年劳可以等待吗？’于是采纳了李君的意见。萍乡县令不称职，转运使让李君替代他。李君到县时，囚犯有数百人，十天之内全部公平审决，监狱于是空了。萍乡的监狱从来没有空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人〕 转运使暗示李君揭发前任县令的罪过来逞威，李君总是以自己不能办到为辞，并替前任县令解释说：‘不聪明的人可以宽恕，前任县令也能够得到妥善解释。’几个月后，李君得病，于治平元年十一月某甲子去世。某年某月某日归葬在祖先墓地，享年四十岁。李君为人和乐、端正、厚道，内外没有非议；到了应当争辩的地方，就刚强坚定，毫不回避；自己认为应当履行的事，不因顾念爱慕而稍有改变。他在舒州时，王介甫亲自崇尚俭朴，僚属都勉强仿效，只有李君仍像平常一样穿着鲜明的衣服。王介甫更加敬重他，说：‘不以骄矜虚伪丧失自我，所以才是贤者。’从君谟、介甫、南都到蔡子直等诸位，都是天下知名的大人物，而且各自推荐李君。其他使者和将领爱惜李君的，也很多；但临淄公兄弟从未把李君托付给大官。有人问原因，临淄公说：‘这个外甥有才能，应当自己显达，何必依靠我的话呢？’把这些话说出来，反而会使外甥受累。李君受到临淄公的礼遇就是这样。他还未做官时，师儒中有人生活困乏，便竭力救济：别人寒冷，就脱下衣服给他；别人饥饿，就分出食物给他，终身不懈怠。直到今天，士大夫以及认识李君的人，一谈到他就再三悲悼惋惜。李君娶南城危氏，有一个儿子名孚，是进士；有四个女儿，李君去世时都还没有许配人家。大约下葬十多年后，李孚采用风水师的说法，把李君改葬在某处原野；南公为此撰写序和墓志。大意也在铭文中说：

译奇异啊，这座丘墓！有人穿凿而成这样的藏身之处，却不能成为居所吗？愚昧地度过亿万年，只有在这里叹息他的贤德，并把它写下。临川王君墓志铭 临川处士王君去世，到小祥之祭时，他的遗孤择、援、拟拿着事状来告诉我：将要安葬先人，在郡城以南五十里的大科山南面得到吉地，选择明年某月某甲子下葬。墓地已有石碑，请求我写文章刻在上面。我同择等人交游已经很久，所以没有推辞，写下这篇序。起初，祖先违背诏命归附，底定大规模兵乱；每年临江一带百姓困于赋税调发，于是有百姓迁徙，希望躲脱灾祸。那时闽地已经平定很久，抚州、建昌之间没有边境檄文和警报骚扰，所以迁徙者依附于此。处士的始祖正是从那时带着家人来到临川，名某、名某、名某。自始祖直到处士，都喜好善行、努力耕田，是县里的良善人家。处士名旷，字若谷，为人端正清洁、安静恭谨，侍奉父兄竭尽力量，与人交往以诚信为本。年年饥荒时，他降低粮价卖给百姓，不被富户阻挠；还亲自办理药剂送给穷困病人；有人不幸无钱安葬，他便准备棺木埋葬。乡里人因此感恩，特别敬重他。儒生教子求学，必定依附豪杰士人来资助送行，唯恐落后。制诰王舍人辞去召命，卧居金陵；天台王令放弃官职，跟随他交游，每天讲论文章义理，士子归附奔赴，像市场一样拥挤。处士命令其子前往。后来王舍人进入翰林，便参与大政，更新学校，持守统一道德、整合同一风俗的主张，求学者如回声般聚集京师，其中数千人跟随王择等；他们受到锻炼洗濯、切磋磨砺，器识和学业大有成就。王择等急切想回家奉养父亲，处士劝止他们，所以处士去世时，王择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处士年轻壮盛时读经传诸子，能够广泛通晓其中义理，却喜好佛教、老庄之说，深深专志于此，只是为了替父母求福罢了。他去世前五十天，亲自叫工匠制作棺材和殓衣，家人觉得奇怪，询问他；他说：‘劳苦和安逸交替变换，有什么奇怪的？’到了病重危急时，仍然洗脸梳头，接待宾客亲戚，他的庄重就是如此。元丰元年十月乙卯，处士伸展手脚去世，距出生共五十二年。妻子周氏，有五个儿子，择曾经参加礼部试；择、持都是贤能之士，善于经营生计。援、拟还有一个女儿，嫁给进士陈习。铭曰：‘尊崇德行，喜爱道义，不是贤者便不能安处；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做到实处尤其艰难。叹息您这样的人啊，敦厚仰慕善道而不忘；只恐时日不足，哪里知道年寿已经尽了？五个儿子、六个孙子，勤勉于善行。水流绵延，源头不断。有什么可以再加以赞美？只把这些铭文刻在墓穴之上。’ 亡友黄显翁墓志铭 显翁姓黄，名垲。我年轻时曾与他同乡求学。他父亲名某，我曾为他父亲撰写墓铭，认为他是贤德的长者。显翁天资聪颖俊秀，每天能接受上千字，不久便能迅速记忆；他自己作诗作文，手指灵活地讽诵，不必等人发声教读。老师教他，他很快就能领会。稍稍长大后，便偷偷出门跟随兄长们学习科举业。乡里的宗族都惊异而喜爱他。成年后，他游学于闽、吴的学校，平日考课总是名列前茅；二十五岁时中乡贡，回乡后更加刻苦激励自己，期望取得仕进，但一再应试不合意，年纪已四十多岁。于是他放开胸怀，把当世所仰慕和希望结交的朋友都看作转眼即逝之事，而显翁并不忧戚。他说：“士人如果不能在昏昧混乱的世道中显现，又还求什么呢？”熙宁十年正月己巳日，他出行三十里访问故人；辛未日回来，路过从祖姑母家，留下饮酒，大醉后睡到半夜。他拍着床呼唤同馆之人，笑谈了很久；起身出门，随即回来上床，鼻息不再作声。他的僮仆用手掌探察，叫道：“气息断了！”第二天早晨，他的灵柩被抬回，事情就这样办成了。第二年改元元丰，壬辰年，葬在父亲墓旁五百步处，地名叫溪白北原。他的儿子充来请求墓铭，说：“赞美先人、能够叙述他一生的，除了您还能托付给谁呢？”我实在答应了他。唉！显翁不幸竟止于此，是谁造成了这种命运呢？士人如果确实有才，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没有用武之地；只是他所能达到的境界有大小、优劣之别，也只在于是否遇到合适的时机罢了。假如处在夏、商、周盛世，他难道还会有才不得尽用的叹息和不被任用的遗恨吗？身居一乡，却有长官、正官、宰辅、师儒等待任用他；他的才蕴越厚，所担任的职任就越高，那还有什么可叹息、遗恨的呢？黄氏世籍南城，到我这里已经一百多年，传了十多代；宗族支属混杂，共有六七百户。以颖俊著名的，最初只有显翁，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就是说，士人生在汉、魏以后，即使确实有才，也仍然处在与普通百姓并无必然不同的境地。唉！究竟是谁使显翁遭遇不幸？司马迁、班固以来，直到《史》类著述千卷，南城人列入传记的，不过两个武夫罢了，周迪、危全讽就是这样。名德兼备的公卿已经没有了，贤能豪杰难道果真不出自偏远下国吗？遭遇机缘没有期限，命运啊，为什么如此冷落困穷呢？我无法对此作出论断，只留下这篇铭辞给显翁：为什么不相信古人？忧虑时世，我却抛弃了相互邀约之事。[“脆腐”以下原文多有讹脱，文意难以确定。]我在冈山东面，靠近先祖坟墓，口中含着的没有珍珠。安葬在这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黄士衡墓志铭 士衡名均，南城人。是乡里的大宗族成员。曾祖父惠，祖父光震，父亲质，都乐于行善而没有出仕。士衡年轻时笃志求学，受到老师和朋友称赞。他为人深沉刚毅，恭敬诚实，气度高峻，确实是士君子的器度。熙宁七年，他客居淮湖。五月某甲子日，因病死在广州黄陂县的旅舍中，享年四十六岁。他的儿子无逸将灵柩运回。元丰元年三月某甲子日，葬在某乡某里的桃原。士衡娶胡氏，有四个儿子，无逸是长子。无逸通晓经术，文辞才华丰富，能够使他的家族获得声名，士衡的后代应当就靠他了。次子名某某某。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饶某。铭文说：父母乐善好施，子女未必就有才；即使已经有才，志向也可能不能实现。唉！士衡承继了先人的福庆，前途本来正远，却偏偏来不及出仕。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堂堂的胸襟和气概，竟委弃在幽暗尘土之中。在墓穴前列石刻铭，只用来告慰哀痛。傅野墓志铭

译君姓傅，名野，字亨甫，具有操守，屹然有仰慕古代豪杰风范的气概。参加进士考试，多次不中，但人们都推重他的才学。李觏起初在乡里已有声望，君写信给他说：“名声不可以妄自取得，应当共同较量文章的长短罢了。”李觏感到惊异，便同他结交。后来李觏被秘阁黜退，回到乡里，君与陈次公把他当作老师长辈来侍奉。旴地人因此知道有李先生。君的弟子说，君作诗高古，最为奇崛；他常常拿着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的诗文集，对人说：“一定要通晓这些，才可以下笔。”他曾客居舒州，与建州人黄莘、余翼文以酒相酬答，士人百姓传为美谈，认为当时没有能比得上他们的人。王韶年少时任学官，在舒州投递名帖希望结交，君接纳了他。分别十多年后，王韶任建昌司理掾，访问住在沙溪山的君，把他请到门下，并且向太守、使者推荐他。防诸生黄察等人都认为君才高而久困，守使将此事上报，朝廷下诏赐给君粟帛，让他充任军学教授。然而君不善逢迎，与俗人品格不同，因此更加憔悴无聊。过了很久，王韶奉命治理熙河，功业渐有头绪，确实召唤君，君前去依附他；王韶上奏任命君为熙学教授，督促劳役修筑香子城。城修成后，按惯例论赏，君得以试任将作监主簿。第二年，朝廷召他回朝，他在殿中议论政事。刚刚任职的即言说：“傅野有文章学术，而年老仍未出仕，希望补授他东南地区的一个官职，以便奉养母亲。”皇上同意了，于是调君任明州定海县尉。不久，熙河市易务发文给浙路使者，责令君偿还贷借的钱帛，共七百贯匹。实际上，是华阴有一个与君同姓名的人借贷，市易务官前后没有详细查验，错误地责令君偿还。君不服，浙路使者上奏说：“明州距离熙河万里，来往移文十分烦劳，请等傅野任满后再记录送交审理。”朝廷有诏，立即遣送，不必等到任满。当时君任定海县尉，已经四年，却没有人来接替；后来华阴方面已经找到了那个同姓名的人。使者因为朝廷诏令不敢违抗，君于是到了熙河，却无从申辩。君有个儿子长期在熙河，思念家乡，君认为这是感伤；到了这时，便催促他回去。儿子以经营什一利息的事业尚未结束为理由推辞，君为他稍作停留，替他向经略使请求；君代理掌管粮饷，在贼界中逼近敌境，因寒气侵袭而下痢，卧病十旬，死在河州学舍中，这一天是元丰五年五月戊申日。元丰七年，君的孙子蔡包裹着君的遗骨运回，在某月某日葬于某处。君为人开朗豁达，善于饮酒，不计较恩怨。正当穷困憔悴之时，俗人多有侮慢他，但君终身没有愤怒怨恨。他尤其竭力奉行孝悌。即使曾侮慢他的人，也不敢掩饰这一点，反而有的人对别人说：“看傅野背米奉养双亲，我们这些有俸禄的人真是应当惭愧。”君在军学任职时，诏令让他离开试任秘阁的职位，但小人嫉妒他，君又没有得到安慰和荐举，他们便一起到守臣那里捏造谣言诽谤君。守臣也诋毁君；在这时，君的困顿达到了平生最严重的程度。然而他想尽办法不使老母亲忧愁劳苦，自己和妻儿买官仓里的陈腐米，靠卖菜煮粥度日；唯独母亲常常有鱼肉白饭供给，并不知道他们的贫困。他在沙溪的族人有数百口，凡有人因事来到城邑，君一定供给饮食，长久如此而不懈怠。他的钱财有无，与兄弟之间不分彼此；即使曾侮慢君的人，也不能不为此叹息。君所作文章，号称《通藁》二十四卷，邓润甫曾为它作序。君去世后，兄长的儿子默又汇集他的后期文章，杂收增补，总共三十卷，删去《通藁》的名称，收藏在家中。君父亲名垂范，就是李觏曾为他撰写墓铭的人。母亲姓邓，妻子姓陈，各自都有妇德。君生于丁巳年，死于壬戌年，首尾六十六年。铭文说：努力写作古雅文章啊，与众人走着不同的道路。使我的才智如江海般丰裕啊，人们却把它看作污浊的水沟。举国都沉醉啊，清醒的人反而不是贤者。价值千金的技艺已经成就啊，难道要把它拿去屠宰吗？唉，可叹的君啊，是伟大的儒者，却终于因为文章之事而死在崎岖困苦之中吗？还是命运如此呢？这是为什么啊？唉！陈子纯墓志铭 职方员外郎、南城人陈防之的嫡长子名约，字子纯，是一个天资聪明、具有奇谋的人。自职方开始出仕，担任州县小吏，后来到四方任职，直到做郎官、掌管一郡，从未顾恤自己的私事，一概交给子纯处理；而子纯对事务的经营调理，曲折周详，无不完善。他起初的年收入只有一钱，晚年达到百千，而且还没有停止增长。他如果没有欲求便罢了，一旦有所欲求，没有达不到的；达到之后没有不具备的；具备之后没有不安定的。他常常在饮酒、作文、谈笑之间便看见事情办成了，而别人即使竭尽力量、损耗身体，也没有人能赶上他。江、岭、闽、吴的人谈论家业，必定称说子纯。南城一带，连砍柴的、捕鱼的、牧童、坑谷中的小民，也没有不知道、不会诵说子纯姓名的。我求学时，所听到的熟悉传闻不过如此。等我稍稍长大，跟随旅途游学，而子纯已经不幸早逝了。我认识并结交了他的子侄，逐年询问子纯所以经营家业的缘由，发现他的规划纲要清楚通达、刚强有力；即使过了四五十年，也不紊乱，稍微改变一点，往往就失去适宜。我私下常为此叹息，认为古人若得到一个国家来辅佐它，言语一经采纳，谋划立即实行，四境的收缩扩张，都尽在掌握之中，世人便称他为谋臣。然而一旦双眼闭上，所制定的法度还能使后人不改变它的，又有几个人呢？凭子纯志向所经营的事业、才智所汇集的成就，如此卓越，假如真让他得到一个国家来谋划治理，难道还会有不足之处吗？一个人所遭遇的时代本来各不相同；若说世上有时没有士人，实在是蒙蔽无知的议论。子纯死于嘉祐七年四月乙酉日，享年四十二岁。当时职方任循州官，讣告传来，职方说：“我已经失去两个儿子了，哪里还能再做官呢？”于是告老还乡，将子纯葬在可封乡的王家原。过了二十五年，墓地风水师改定墓地，认为原地不吉；这时子纯的长子京也已经去世，次子亢重新占卜，在可封的鼓楼冈得到吉地，于是迁葬在那里。这一年是乙丑年，即元丰八年七月乙未日。我本来曾推许子纯的施设才干，只可惜他的才干止于治理一家罢了。又因亢与我交情很深，所以替他作铭说：多么可惜啊，有治理国家的谋略，却没有人任用我。用来经营家庭，就像房屋有栋梁。我运用我的智慧，成就我的才干，既谨慎又周全，难道不是由此而来吗？唉，至此而已！他的寿命实在太短促了，又有谁知道其中的缘故呢？把这些话刻在幽暗的墓石上。傅夫人墓志铭

译她是我妻子的母亲，是危氏母亲傅氏；两家都世代研习儒术，子侄凭借才智俊秀在乡里交游，因此世代结为婚姻。南城的危氏，始祖拱辰，实为淳化三年进士，最终官至屯田员外郎，追赠光禄卿。傅氏始祖容，中庆历六年丙科，以鄱阳尉之职因病告归，从此不再出仕。然而两家出仕做官的人，从此没有断绝。夫人是容的妹妹，也是拱辰的第三个儿媳。她二十岁出嫁，出嫁三十六年后守寡，守寡二十六年后去世。光禄卿为人卓异高傲，他的妻子长安县君丁，也以严肃整饬作为闺门常法。夫人在妯娌之间，人们都说她没有违失；不急躁，也不懈怠，只以正道为师，只随从正理。等到守寡以后，她专一地穿素服，严厉刻苦，辛勤劳作，穿粗恶的衣服，吃粗淡的食物，以求供给充足，治理蚕丝、麻类和缝纫之事。各个儿子能够诵读书籍，便让他们坐在面前，自己在旁边陪持很久；不到夜半，便不说话、不入睡。儿子如此，孙子也如此，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听到有人行善，她喜悦之情显现在脸色和言语中，仿佛本来就有那样的神色。宾客经过家门，她多次供应食物饮酒，从不厌烦。嫁女儿、娶媳妇时，她询问对方家世在礼义方面如何，却不问贫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之武，嘉祐二年礼部试不中，死在汴京；次子之邰，现在任惠州河源县主簿；女儿嫁给袁州军事推官、丰城人李冕。凡夫人的女儿、孙女和外孙女，都以我给她们命名为有声望的人而感到满足。她的三个孙子，淳努力践行古道；滂早死；泾也参加过礼部考试。唉！夫人如此真诚地喜爱德行、乐于行善，假使她所处的时代和所受的待遇，都像古代盛世那样，那么她志意的实现，哪里说得尽呢？熙宁十年九月某日，夫人去世，享年八十二岁。第二年十一月某日，葬在富阳里箦原。下葬已经八年了，之邰才来请求墓铭，取我的文章；我推辞不答应，最终还是替他作了。铭文说：居家时，她是安静贞淑的女子；出嫁后，是端正贤德的妇人。有人说：“既然有这样郁盛的子孙，难道不是严正母亲的功劳吗？这就是德行啊！”傅氏之所以成为贤者，在于她所承担的责任艰难，而夫人都一一完成了。若不为她叙述，若不为她流传，谁来安慰她这样的德行呢？丁氏墓志铭 夫人是丁氏的女儿，十七岁后才出嫁；成为黄氏的媳妇，二十八年后去世。熙宁十年十二月癸未日，举行小殓；第二年二月庚申日，为她封土下葬。称誉她的人遍及乡里；她患病时，探问者面露忧色；她去世时，吊唁者声音悲哀。丁、黄两家都是富裕家族，但夫人并不陷于奢侈骄纵的过失。她的妯娌有几十上百人，却没有一个不承认她贤良善德的名声。有人说，假如周文王不再出现，那么《汝坟》《江汜》的风俗就不可仿佛重现；这难道不是迂腐儒生的议论吗？她名文惠，父亲名也；丈夫名希敀；儿子名渊；陈识、丁茢、聂扆，都是女婿。礼教乡的龙穴是她的葬地。渊喜好进士之学，号称勤奋敏捷。他跟随我游学已经很久，因此来请我作铭。于是写道：家庭和睦适宜啊，却损失了长寿；世道如此，实在可悲啊。陈处士妻叶氏墓志铭 陈处士的夫人叶氏，世代居住在建安。曾祖父某、父亲某，过去都没有出仕。夫人作为女儿聪慧，作为媳妇顺从，作为母亲慈爱，因此以明达内外而著称。嫁入陈氏后，侍奉三位姑母；后来侍奉婆母，每件事都超过侍奉前一位姑母。每逢岁时祭祀，她洗涤器皿、调制供馔，一定亲自办理，从不把事情交给奴仆。她对族人和宾客，就像对待祭祀一样恭敬；看待丈夫的兄弟和子女，就像自己的亲生子女。处士早逝，夫人遵循他的遗志，教导整饬子孙，延请儒师，能够尽到情意和诚心。乡里有急难，她总是怜悯救济；饥饿者给以食物，危险者出力援助，这大概就是她的日常。夫人的母亲年事已高，她供养母亲，前后相继、始终不断。母亲曾对人说：“我的女儿恭敬地奉养我，比儿子还贤。”她的至高德行就是如此。元丰元年夏六月某甲子日，夫人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多。共生七个儿子、四个女儿；儿子某某考中进士，女儿分别嫁给张孝杰、林景则、张倞、雷殊。某月某甲子日，安葬夫人，与处士合葬。实为丁阮山作铭：谁没有归宿？我谋划的一切必定合宜，无不合礼，无不合仪，确实践行而成就了它。和美的夫人，是端正柔顺的楷模；让她的芳名发扬，用铭诗刻下。汤处士游夫人墓志铭 元丰五年冬十一月壬辰日，南丰处士汤君防的妻子游夫人去世，没有立即安葬。第二年春二月己未日，处士在见客堂斋饭供养僧人。他拜佛叩头一百下，也去世了。这年冬十月癸酉日，他的孤子将父母二人的灵柩安葬在龙池乡东户里的佛塔窠，同一墓地而穴位不同。此前，他们派人骑牛马来请我说：“我的亡父一生喜爱行善，脚从未踏过州县官府，口从未宣扬别人的过恶，只是侍奉双亲，尽到应尽的期限罢了；不敢在壮年时过分奢侈而老年时供养不足。接待别人，只求恭敬趋迎罢了，不敢议论贤者而诋毁不肖者。正因为如此，州乡都把吉祥归于他，远近宾客每天都来。我的亡母确实能够辅助他治家，并不是不能生财，而是懂得用财来修养自身，所以家内没有奉养不足，家外又有周济他人的美誉。虽然没有积聚财富，却不以此后悔。这就是我们父母的德行，希望得到一篇墓铭，把它记在幽暗之中，流传无穷。您能答应我们吗？”我其实不认识处士，只是在旅舍中熟悉他的孤子罢了。请我刻写铭诗，我不敢吝惜。考察汤氏的先世，出自闽地；有人说本来姓殷，因为避本朝讳而改姓；有人说也是南史所载汤氏的后裔，没有谱牒可以凭据，不知哪一种说法正确。他们迁居南丰，到处士这一代已是第五世：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处士名某，字顺之。游姓出自九国时代，也不知道它承受于哪一支，仿佛连最初迁徙的情况也不清楚。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夫人享年五十五岁，比处士小三岁。共有五个儿子，名叫震、桓、复、济、深；其中震、深考中进士，各自都有一时的声名。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游某、杨某。孙子有若干人。铭诗说：相互陪伴，已经历六六年了吗？正当道义日益隆盛之时，贤淑和睦啊，却突然终止、倾覆了。踪迹相续啊，又凭什么来占验呢？是谁使它这样啊，便把这些写下来作为记载。他们所践行的道路究竟归于何处啊？[原文残缺，末句无法确解。]祭文 祭傅梦弼文

译唉！在文辞场中多次考取优等，聪颖明悟而且多才，人们把这当作祥瑞，你自己却把它当作灾祸。自庚子年至今，已经十四年了；在这期间，你接连多次被荐举登名。考试要求声律，你的文章总是先于别人；皇上要求经术，你的才学足以占尽万全。只有你的文章，无论到哪里都适合。譬如江涛猛烈浩大，冲击急流巨澜，所到之处使人骨悚毛寒。一篇文章偶然写出，百家都愿意观看。老师勉励自己的门徒，老人祝愿自己的幼童，都期望你成材；如果不能，就忧虑不安。人们说你的前程像程颐、苏辙那样远大，超越常人，坐等登上青云、在朝廷中任职。可是命运不与你相谋，反而因你所拟定的道路而有所差错。是谁使千里骏马不能驰骋到底？东方人的子弟，一次被荐举便罢归，白头之时衰颓不振，最终换穿蓝色低级官服。西方人的子弟，两次被荐举，甚至感到惭愧；平常之人也能代理官职。唉，你看这两种情形，哪一种都不像你。五次参加南宫试，早年的愿望终究徒然。淮康关道路上，六次出去，六次回来，最终因失意客死在那里。旧日游交没有人顾念，宗族姻亲也没有听闻。一生的胸襟抱负，突然化为尘土。本来想使父母荣耀，却先于父母死去，也只能说是实行自己的道路罢了。官位将成而声名却违背愿望，辛勤了二十年，刻苦磨炼，丝毫没有合意之处，这不是灾祸又是什么？庄子说过，外物难以预料。唉，你这样的智慧，为什么对此不能察觉？形势有所压迫，感情无不奔涌。唉！你虽有才华，却困顿于施展才华之事；早年安泰，晚年困厄，先前平坦，后来忧患。人世间共同忌讳的事情，唯独你兼而遭遇。利益不值得穷究，名声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首阳和东陵，都是误了自身。至于彭祖长寿、殇子夭折，这些都不在计算之内。行旅中抒发哀情，愚者和智者最终归于同一结局。倾酒为你诀别，旅中的灵柩就在这里。愿你的魂灵清静安宁，也许还能知道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