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稿卷三

译古代伏羲氏兴起，创造书契，制定文字。轩辕氏时代，仓颉主管文字。唐尧、虞舜设置史官，《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就是古代的史书。夏代的终古、商代的高势，都是太史。周代官制有大史、小史、内史，都掌管记载政事。各诸侯国也是如此，例如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我的老师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开始加以删削取舍，以垂示后世鉴戒。汉代司马迁父子，广泛搜集金匮石室中的藏书，又兼采《尚书》《诗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作《史记》，上起五帝，下至汉武帝，分为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共一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他的文章雄健深沉而多奇，卓然成为史家的宗师，百代史官都不能改变他的体例。后汉班固续承父亲班彪的事业，作《汉书》，上起汉高帝，下至汉孝平帝，共二百一十年，分为本纪十二、表八、志十、列传七十，没有世家而设外戚传。汉武帝以前的内容，多依据司马迁；文章雅正驯顺，后人也把它作为法式。宋代范晔作《后汉书》，起于光武帝，共九纪，另立皇后纪；列传增加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篇，但文章气势低弱，记述浅陋，免不了被有见识的人议论。东晋陈寿汇集三国旧史，编撰《三国志》，把魏接续为汉的正统，把蜀、吴看作偏安一方，大大失去了《春秋》的旨意。习凿齿曾经撰写《晋汉春秋》，上起光武帝，下至晋文帝平定蜀国，作为汉朝灭亡的结局，可惜此书如今已经失传。唐太宗贞观年间，认为晋史中何法盛等十八家所作不完善，于是下诏令史官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重新纂修，作本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记载三十卷；又命李淳风、敬播等十三人分别掌管撰述，体例多出于敬播，天文、律历由李淳风负责。当时作者还带有江左遗风，文章多用骈俪，不是写史的体裁，所以唐太宗亲自撰写四篇赞来平息浮议。齐代沈约撰《宋书》，梁代萧子显撰《齐书》；贞观年间姚思廉奉诏续承父亲姚察，撰写《梁书》《陈书》，魏征删定总论；北齐魏收撰《北魏书》，唐代李百药撰《北齐书》；唐初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北周书》；颜师古、孔颖达、魏征撰《隋书》，由房玄龄总领。六朝以来，天下分裂隔绝，各书相互抵牾。唐代李延寿继承父业并加以论述，撰《南史》，上起宋代，下尽陈代；又撰《北史》，上起魏代，下尽隋代，共一百八十篇，现今流传于世。司马文正公说，李延寿的书也是近代优秀的史书，陈寿之后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五代晋代刘昫曾经撰写唐史，如今称为《旧唐书》。宋仁宗下诏令欧阳修、宋祁删订修撰本纪、志、表；欧阳修主持本纪、志、表，列传由宋祁主持。总共经过十七年才完成。天文、律历、五行志由刘羲叟负责，方镇、百官由梅尧臣负责，礼仪、兵志由王景羲负责，所以成书不免有差异。古代修史多出自一家，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都是父子相继论述撰写，积累数十年后才成书，因此能够贯通本末，事实前后相连而不相抵牾。其他史书则不能避免这些问题。只有《五代史》，宋仁宗认为卢多逊所修不合事实，命欧阳修再次删削撰述，作本纪五篇，改后妃为《家人传》五篇，作《臣传》五篇；又另立《死节》《死事》《一行》《义儿》《伶官》《宦者》《杂传》七类，考三篇，世家十一篇，四夷附录三篇。它所确立的体例都寄寓褒贬，法则十分精密；篇幅减去旧史一半，而事迹略有增加。议论者认为其功劳不低于司马迁；但文笔纵横驰骋，反而没有驳杂的毛病，只是记事体例的精密还比不上司马迁。欧阳修自己也说：“《伶官传》难道会低于《滑稽列传》吗？”确实没有什么遗憾了。宋代郑樵博学多闻，留心史学，认为班固不能继承父亲班彪的志业来续写司马迁的事业，把汉代截断而独自作史，不再沿袭、承继古人损益并融会贯通的方法，从此便失去了这种传统。于是他总合十七部正史作《通志》，删去繁琐的文字，去除重复之处，保留华美而取其真实，自成一家，学者阅读很方便。这就是史家的大略。至于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则又是用于治理之道、保存鉴戒的书；然而记载事实方面，完整的史书仍然不能废弃。我曾经编纂辑录司马迁、班固、欧阳修的论赞，作《三史钩玄》若干卷，学者将它流传。我又很想了解各部史书的大要，姑且考核所听闻的内容，作《史概》。《原习》舜的孝、文王的仁，是他们的本性，气质不能凌驾于本性之上。武仲了解季路，是因为他有勇气，但最终也不能凭勇气改变本性。成汤、周武王，是能够改变气质、复归本性的人。燕地人的慷慨，赵地人的妖冶容貌，越人的勾践式勇悍，胡人的骑射，郑国的音乐，齐国的歌唱，杞、华两地人的哭泣，都是习俗，是受流俗影响而形成的。农民的儿子常常成为农民，商人的儿子常常成为商人，〔原文“南工之子”疑有脱误〕工匠的儿子常常成为工匠，这也是习惯，是受父兄影响而形成的。唉！习惯对人的迁移改变，已经很久了。如今有这样的人，生在同一时代，住在同一乡里，从事同样的事业，其中一人或许说：“这不是我的事情，也不是我的职责。”我头顶苍天、脚踏大地，具备人的五种本性，处在五种伦理关系之中；尽其本性，是我的事情，明白伦理，是我的职责。约束情感以认识义理，扩充仁心以充实大道，人们将说：“这是天下的善士，不是一个乡、一个国家的人。”又将说：“这是古代的哲人，不是当今的普通人。”这是因为他不受习惯牵累，也不被气质所困。有志于学习我的人，我告诉他说：“你不要被习惯改变，不要被气质拘束；想着改变并复归本性，就可以做到。”于是作《原习》。《原志》

译志，是心的主宰、气的统帅，是万事的枢纽。没有志，心就不能自立，气就不能自行，事情就不能成功。这个志，又主宰着内心，是成就万事的权柄。因此君子没有什么比立志更重要。志向专一，内心就不会三心二意；志向坚定，气就会随之而行；志向坚强，事情才会成功。志向难道可以不受重视吗？伊尹的志向在于辅佐君主，最终开创了商朝的祭祀事业；张良的志向在于报答韩国，最终成就了汉朝的功业；邓禹的志向在于名垂史册，最终兴起南阳；狄仁杰的志向在于恢复唐室，最终摧毁了僭称周朝的武氏诸人。志向先立于事业之前，志向实现于功业成功之后。若不是预先立定志向，谁能成就这些事情？大概正是上天借此功业，使天下后世信服吧？我听说：立志于仁义的人，他的德行显著；立志于功名的人，他的事业崇高；立志于富贵的人，他的势力广大。关键只在于看他立的是什么志。立志于骄奢，内心就放纵；立志于吝啬，内心就鄙陋；立志于安逸享乐，内心就驰散；立志于昏昧懒惰，内心就松弛。这同样只在于看他立的是什么志。志向一旦确定，外物就不能动摇它，道理也不能进入其中。即使唐尧、虞舜让出天下，也不能改变它；即使晋、楚的财富，也不能转移它；即使贲育那样的勇力，也不能夺走它。志向对于人的关系，实在太重大了！所以古代君子观察一个人，首先看他的志向存在哪里，那么他将成就事业的大小、远近，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了。于是作《原志》。读《周颂》“颂”是郊祀、宗庙祭祀时演奏的乐歌，用来赞美盛大的德行，宣告功业的成就。《周颂》共有三十二篇，朱子为它作《集传》，洗去了千百年来的疑惑，学者都尊奉它。其间如《思文》《臣工》《噫嘻》《访落》《小毖》《敬之》《载芟》《良耜》《般》九篇，尚未有确定的解释，姑且解释它们的文辞，却不详细说明它们的用途。我曾因此加以考察：《思文》明白说到后稷的功德，应当是郊祀时配祀后稷、献享时所奏的乐歌，这一点无疑。《臣工》《噫嘻》《敬之》，是祭祀成王的诗，追述成王告诫农官以及寻求群臣帮助的意思，用来描绘他的显赫德行和成功功业。若说这些诗只是专门告诫农官以及承受群臣的劝戒，那么其中接受福祐、陈述戒告的话，怎么能称为颂呢？《载芟》《良耜》也是报答、酬谢农事的诗，和《丰年》相同。《小序》也认为它们是春秋两季祈求、报答社稷的诗。大概周家靠农事开创国家，重视五谷，致力于根本。起初周公因为成王不知道耕稼的艰难，反复陈说《无逸》的告诫以及豳地的风俗。后来成王醒悟，勤勉不懈，在位之时，每每表现出劝勉和戒惧，最终取得成功。等到他去世以后，人们不忘他的盛德，把它写入歌颂之中，也只是举出他的盛大功德来说罢了。所以说“音乐用来成就形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访落》《小毖》，应当与《闵予小子》同时、同义，都是成王经历多难之后、免除丧事而入朝庙祭祀时所作的诗。况且《访落》说：“继承庭堂上下，升降于他的家中。”这是说武王的升降。《闵予小子》说文王的升降，《敬之》说上天的升降，而这里说的却是武王。正如《大雅·文王》篇说：“一升一降，在上帝左右。”语意都相同。“家”相当于“庭”，也相当于“国”。说“家”，就更加亲近了。成王遭逢家国多难，希望贤明的皇考武王升降上下，保佑并使自己明达。如果说是成王自己升降，就与各诗的意思不相合了。《般》虽然还不能详知其意，但应当和《时迈》一样，都是巡守时祭告天地的诗。姑且记下所听闻的见解，以等待正解。读《中庸》我小时候读朱子的《〈中庸〉章句》，读到开头一章“人之所以为人”，以及“则为外物而非道”，私下曾疑惑这些文辞似乎不够纯正。几年以后，看到今天定本中的“云云”〔原文疑有删节〕，才豁然觉得合于心意。近来读到第二十章说：“有不能学习的，学习了却不能做到，不能停止。”又产生了疑惑。我私下以为子思大概是说：“人有不学习的，就教他学习；有学习却不发问的，就让他发问。”大概一定要学习、发问，直到不能再有所得才停止，这样才是“必要”。其中形成的五层意思，都是朱子把“学”字作为一句来断章。并且说：“不这样做就罢了；若这样做，就会有人不学习、不发问。”这与下文“别人做一，我做百；别人做十，我做千；即使愚笨也必定明白，即使柔弱也必定坚强”，恐怕难以贯通。姑且记下这些，等待君子裁正。题画记 宋代李公麟画《葛洪仙翁移居图》，人物共有四十五人，其中主人、仆人、随从和侍者，男女共三十五人，人人面貌不同。鹿、牛、驴、骡、狗、猪，共有十种姿态，各种动物也都不同。骑乘的有五人：一人身材高大、长着美髯，戴芙蓉冠，穿朱衣、着黑鞋，骑着黄鹿，是仙翁；一位白发、穿绿衣的老妇，骑着狰狞〔原文“狰狞”所指坐骑形貌或有疑〕；一位弯腰驼背的老人骑骡，是仙翁的父母；一位妇女骑牛，一位妇女骑驴，怀抱婴孩，是仙翁的妾媵。一人戴冠步行，一人举着箱子，一人拿着羽扇，一同在鹿前引路。两人跟随在后面，仰头听仙翁回头说话，是他的侍从弟子。手里拿着各种东西，有的挑着，有的背着，共二十二人；戴头巾、穿鞋的有十八人，梳丱发、赤脚的有四人。一人拄杖向前指路，两人挑着担子，担子末端有卷起的绳索。一个童子牵着它奔跑，一人挑着包袱回头看，一人用力把狰狞的牲畜拉上溪岸，一人扶着老妇，靠在驴旁涉水渡溪，一人挑着竹篚，跟在后面。一人扛着砻磨，一人背着戴冠穿鞋的人，一人背着穿红衣的少年，一人挑着小罐，又回头看背负的人。一人左手拄杖、右手指路，众人都在水中行走。一个童子牵着骑在下游溪岸的老人，一人〔原文“■〈士冖田疋，上中中下〉”无法辨识〕拽住驴尾，一人拄杖并用绳子驱赶两头猪，黄狗在后面追赶。一人拿着叉子，叉子末端挂着药葫芦。一个童子拿着抓草的工具，右手提着酒壶。一人扛着才锄〔原文“纔锸”疑为器物名〕，一人挑着篮子，篮中装满各种杂器。一童肩扛炊具，右手牵着驴，驴背驮着木箱，箱中也装着各种杂器。考察葛洪在晋代任勾漏令，勾漏隶属于交州，距离京师数千百里。也许他奉养父母、携带妻儿同行，日常使用的器具和牲畜全都准备齐全。长途跋涉、山路险阻，古木萧疏，渡溪登坡，上下奔波驱驰，而仙翁风采却悠然自得，回头顾盼神态自若，飘飘然如神仙中人。好事者把这些画成图，其中大概是有缘故的：李公麟出生在葛洪死后七百年，却能摹写他的衣冠神态、所持器具以及行走时的视线和顾盼，好像亲眼看见当时的事情一样，构思和笔法竟巧妙到这种程度，真是名画。胡尚德氏珍藏秘护这幅画已经很久，拿出来让我题写，于是作这篇《题画记》。《静渊祝辞》

译会稽人钱浚，字静渊，成年后拜见陈叔子。陈叔子说：“我是你的老师。”钱浚必定应当有字，于是给他取字“静渊”。如果你在学习上下功夫，使自己的器量深厚，这个名号就名副其实了。他拜见汪璟侯，汪侯璟说：“动与静相互涵养，并返回自身来体察，太好了。”他拜见徐参军观，徐参军说：“澄澈深厚的本体，具备流行变化的作用；你应当努力做到这一点。”他拜见宇文谅，宇文谅说：“涓涓细流不停息，延伸开来便成为河川；停聚下来便成为深渊，深不可测，这说的是有根本吧。”钱浚退下以后，不知疲倦地增进德业，没有懒惰的神态，也没有骄矜的意志，朋友们都称许他贤能。后来拜见邹阳子，〔原文“右邹阳子起”疑有脱误〕邹阳子起身作祝辞规劝说：“你的根本是静，你的涵养如深渊；有涵养就不会匮乏，内心正直而专一，以此作为资助。既然深厚，必定能有所取，遇事必能找到根源。”钱浚不断深造，于是保全了自己的天性。祝辞说完，钱浚说：“您的话简约而深切，我将终身接受教诲。” 题《脉绪》古人有论脉说：“天地的元气，是人获得气的开始。”大概阴阳二气与五行之气奇妙交合，凝聚而成为精神，安定而成为魂魄，积聚而成为形体，融化而成为血髓，分布而成为经络，滋养而成为毛发。以至于人的动静、呼吸、行止、劳作和休息，都一定有获得元气的开始，由它主宰。等到七情纷扰、六气冲击，也一定要从人获得元气的起点去窥察它，这可以说是懂得探究根本了。近来看到吕先生元膺的《脉绪》一篇，便觉得其中探究根本、考察端绪，明白而切实，尤其不是泛泛之论，确实是医家的指南。试着据此考察：十二经都有动脉，取喉旁的五会作为人迎，鱼际、太渊作为气口。人迎、气口彼此应合协调，就没有关格偏盛的情况；这是古人根据咽喉和手部确定阴阳的方法。后世趋向简便，古法废弃而不再流传，代代沿袭，到如今手足六部、五脏所属，以及寸口和尺部各自所关涉的内容，也还不能会通归纳为一体，怎么能与他们讨论天地元气、人与生俱来的元气起点呢？吕先生说：“从三部的阴阳来说，那么寸、尺处在两端，关部是它们的界限；从一部的阴阳来说，那么浮、沉分别表里，而胃气存在其中。把三种材料合起来，再各分为三部分，就是九候。九候的方法，已经得到切脉的头绪了。”譬如诗，风、雅、颂各有一种体制，必须赋、比、兴都运行其中，诗才开始创作；譬如音乐，八种乐器各自演奏，虽能自成始终，却必须金声玉振彼此宣发、兼相统摄贯通，音乐才开始完成，这就是切脉的比喻吧？因此，不知道天地元气，就不足以谈论脉的根本；不知道阴阳会合，就不足以认识脉的头绪。善于学习的人一定要把这些合起来观察，这才算有所获得。因此记在篇末，以等待君子裁正。《戒子箴》追求而且方法正确，就一定能得到；舍弃追求，便会自行失去。这里所说的追求，是我以仁义道德为追求，并且有正确的方法；至于得失，则由命运决定。何况所追求的是身外之物，怎么能胜过上天的安排？日常生活和通常的行为，如饮食男女之事，有正有邪，要仔细审察其微妙处，精心选择。早起晚睡，在家孝顺，出外恭敬，行动、静止、劳作、休息，没有一样不合乎中道。情欲和利害，使民众日益沉溺，伤害仁、损害义，渐渐沦为禽兽。唉，孩子！万物之中没有比人更尊贵的；要认识人的本性，认识天道，不轻慢自己，也不自暴自弃，改正过错，迁向善道，惩戒愤怒，止息欲望。先哲有这样的话，所以我用它郑重地告诫你。《杜南谷真人传》

译杜道坚，字处逸，号南谷子，太平当涂人。他生来就很神异，天性聪颖敏悟。十四岁时从异人那里得到奇异的书籍，立即喜好老氏之学；十七岁寄身于郡中的天庆观，拜蒙庵葛师中为师。宋淳祐年间，蒙庵的老师是虚白陈元实，陈元实是陆静修的后代。道坚后来进入茅山，阅览道藏，宗师蒋玉海见到他很器重，便传授给他《大洞经》法。侍郎赵与訔任金陵漕运官时，把他请到宾馆，知遇十分深厚。道坚又来到钱塘，杨和武恭王的孙子杨颕祖请他主持吴兴计筹山升元报德观，兴办玄学，整顿规章，振兴废坠。道观东北方的山顶上多白石，越国大夫计然曾经隐居在那里，汉代葛洪的炼丹井也在此处。道坚铲除杂草污秽，修整道路，建造披云庵，准备在那里安度晚年。至元十三年，元军南渡，所到之处人心震恐。道坚慨然冒着箭矢出来，叩开军门拜见太傅淮安王巴延，说：“宋朝的国运应当终结，历数自有定数。大王如果确实不杀戮，那么百姓归附就有了依靠。”巴延喜欢他的话，禁止将士劫掠尚未归附的江南百姓。江南平定后，有诏令命太傅选用人才。第二年，太傅入朝到上都，道坚与他一同入觐。道坚首先陈述当今政务，大要有三项：求贤、养贤、用贤。奏疏上呈，皇帝嘉许并采纳了它。皇帝多次召他到便殿应对，他陈述详明，议论宏达，所举荐的将相之才无不符合圣意。后来皇帝想任命道坚执掌政务，他坚决推辞，不肯受任。皇帝下诏让他乘驿车到江南访求有道之士。事情办完回到京城后，他奉持玺书，提点道教，主持宗阳宫，同时兼任升元观主持。大德七年，授任杭州道录、教门高士。又有诏令把披云庵改为通玄观，听任他的弟子按甲乙次序主持。皇庆元年，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他的弟子依次主持升元观事务。上卿张留孙上疏请求让他主持四圣延祥观。他所到之处都创立制度、修整宫宇，使面貌焕然一新。又在升元、宗阳两山修筑二真馆，收藏书籍数万卷，每年按时往来于两馆之间。晚年撰写《道德经原旨》数万言，这部书进一步阐发老子的意思，恳切地以皇道、帝德告诫当世。正是因为王道与霸道混杂出现、以功力相互争胜，他忧虑这样的结局会使百姓无所安置，所以希望把破碎挽回到浑全，把浇薄扭转为淳朴。即使不能使这些百姓成为九皇时代的百姓，难道就不能让他们稍稍窥见唐尧虞舜雍和光明的教化吗？所以说“以无为作为”，又说“无为而没有什么做不成”，实在是因为君主在上位无为，而臣子在下位有为；君臣各有恒定的分际，百姓才有恒定的产业。上古 天下归于一统，羲皇、黄帝以来四海同一德性；无为之治，难道不是在天下实行大有作为吗？尊崇圣人，就是尊崇当时的君主和世代的统治者；使这种道理长存，就是使这个时代长存。比如说：“伸展而不屈曲，运动而更加向外发展；多说话便屡屡陷入困境，不如守住中道。”这就是尧舜所说的诚信地执守中道的要领。又说：“居处要选择善地，心胸要像深渊一样沉静，施政要善于治理，办事要善于发挥才能，行动要把握时机。只有不争，所以没有过失。”这就是大禹不自夸、不自伐，而天下没有人能同他争的道理。又说：“能够战胜自己的人强大，知道满足的人富足，努力实行的人有志向，不失去操守的人长久。”这就是文王的最高德行。后人不探究其中的旨意，著述虽然很多，却各随自己的崇尚而不同，所以有谈清静虚无、无为而治的，有谈吐纳导引的，有谈性命、祸福、兵刑、权术的，纷纭多歧，各家自立一套法则，竟不知道道德的根本旨意在于内圣外王。汉文帝、曹参开创汉室隆盛太平的治理，大概就是善于运用老子之道的人；这就是《原旨》创作的缘由。书写成后，又认为按照老子的旨意，不仅可以征验极有以来已经发生的时代，即使对无极以前尚未发生的征兆，也可以推求。于是又依据《皇极经世》的岁年，撰写《原旨发挥》十二章来加以证明。又因为关令尹喜、辛釰、文子所写的著述颇能得到老子的师法旨意，所以又撰写《关令阐玄三巷》〔原文篇名中的“三巷”疑为“三卷”〕、《文子缵义》十二卷。朝廷曾经把他的书颁行天下。他一生的诗文有若干卷，收藏在白石山中。他八十二岁去世，度授弟子四十多人，姚志恭、赵嗣祺、袁德逵都很有道行。后来又奉诏授真人，主持道教事务。道坚器量见识宏大深远，是有道德的善人，并且特别笃厚于孝友，达官贵卿大多以弟子之礼对待他。赵孟俯说：“真人际遇世皇，遇上风云际会，又得到日月般的光辉，凭此辅助世道、振兴国家，立言设教，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这大概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吧？”张翥也说：“真人凭借超越古人的才华、经世济民的谋略，身体虽然游处于方外，但他的志向所在光明显著；古代的安期生、黄石公、徐鸿客，有时显现，有时隐遁，高尚的风范和深远的意趣，使人在千年之后仍然仰慕，世人认为这话说得对。”赞语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人们以功力相互争强，崇尚道德的很少听闻。后来老聃氏著书，尊崇皇道帝德，轻视功利，排斥权力，意义深远啊！汉文帝、曹参大概是善于运用他的道的人；后人偏偏把兵刑谋术看得重要，离老子的本旨实在太远了。至于杜道坚《原旨》的创作，难道不也是有志于这个时代的人吗？” 《唐李泌传赞》赞语说：我考察唐代的人才，能够从容地出仕或退隐，具有三代辅佐君王的才器的，只有李泌、陆贽罢了。李泌自己作赞，后来又两次使京城建功，功成身退；唐代宗再次征召他，却受到权臣的猜忌，只能在外任职，沉浮不定。唐德宗因为在东宫时就了解他，便推心置腹地听从并任用他；李泌也竭尽智慧和忠诚，施展政治才干，他的谋划和筹算洞察世情，所以治理的成效很快显著。考察他的事迹：他安抚马燧，擒取怀光；任用李勉为相，保全韩滉；他单骑前往，抱晖设下埋伏擒获叛卒；开通三门运粮道路，屯垦关中的荒田，使国家用度日益充足，边镇震慑服从。他的功绩清楚显著，值得记载。至于他为太子辨明冤屈时，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宰相应当预先筹划。”皇帝要追赠白起时，他说：“国家将要兴盛，就应听取众人的意见。”皇帝说一切都有命运安排时，他说：“君主和宰相可以创造命运，不能只说是命运。”这些话又足以作为证明。唐代史传竟说他随时俯仰迎合，没有什么可称道，只是取悦皇帝来求取相位，难道是可信的史书吗？因此我采集旧闻，参照各种记录，另写《李泌传》，来表彰显现他的事迹，使善行不被埋没，实在是给后世的鉴戒。至于他爱好崇尚太清之道，未免迷惑于隐怪之说，大概也是他的资质还不够纯正吧。《隐石生喻》

译珍珠沉在深渊中，黄金藏在矿石里，梓树生长在树林中，美玉隐于石中，这些情况是相似的。贤人处在世间，也与此相似。当他混杂在众人之中，生长在蓬蒿丛里，退守而自行隐晦，不夸耀长处，不炫示才能，就像深渊中的珍珠、矿石里的黄金、石中的美玉。人们为什么要羡慕他呢？一旦遇到知己，他就会出类拔萃，人人都知道他是良材。这大概就是“隐石生”的比喻吧？隐石生姓妫，出自有虞，是胡公满的后裔，世代都是临海的大族。他年幼时就有异于常人的资质，性情机警聪悟，不同流俗；读书积德，已有多年。正逢时局多艰，他隐居在铜谷之南，退处避世，甘愿在闾巷下层之中自我隐藏。了解他的人，都把他比作隐在石中的玉，期待他终有一天显露出来，所以他自号“隐石生”。我进一步用玉来比喻他：“万物生长于天地之间，孕育清纯和美善之气，聚集纯粹的德性；质地美好的没有比得上玉的，器物尊贵的也没有比得上玉的。玉有苍色、白色、黄色、赤色，可以方正地制成圭，可以圆成璧；整块玉可作璞玉，剖开可以制成璋，用来祭享天地、登上宗庙盛放黍稷，它的用途没有不周备的。假使没有精细雕琢，没有经过钻磨，那么也只不过是抱着璞玉罢了，只是具备玉的形体罢了，哪里值得羡慕它成为有用的器物呢？” 它温润而滋润肥美，细密坚实而牢固确切，这是上天赋予它的深厚资质。既然有了这样的器具而且怀抱着璞玉，难道还不需要接受人的加工吗？从人那里接受加工，器物才得以成形。如果只是羡慕它隐没在石头里，却不思考它应当从石头中出来，这是抛弃上天赋予的资质。只想不从石中出来而独自隐在石中，这是拒绝接受人的加工。抛弃天赋是不义的，不接受人的成就是不祥的。你将要成为接受人力雕琢的人吗？还是终究要抛弃上天赋予你的资质呢？那么我就不能知道了。于是作《隐石生喻》。隐石生名栢，字能正，陈述他的姓氏如此。《杨孝妇传》杨孝妇名黄丑，字集义，是台州黄岩人。她的先祖是宋代工部尚书杨懋，名声著于国史，家族世代以儒学显达。到了她的父亲荀龙，考中咸淳进士，调任迪功郎、安庆府宿松县尉。宋朝国事败坏以后，他便隐退而不求显耀。孝妇出生时就聪慧敏悟，性情端庄稳重，八岁便通晓女红。她的兄弟都在家塾学习，迪功郎让她学习《内则》《孝经》《论语》，不到一个月便读完一卷，全部能够背诵。她还对兄姊说：“孝，是天的常道、地的义理、百姓的行为。德行还有什么比它更大呢？”从此她在父母身边，总是揣摩他们的心意，顺从承奉，勤劳服侍而不懈怠。迪功郎非常疼爱她。到了成年之后，谨慎选择婚配。当时奉化知县杨中甫有个儿子叫载至，和她住在同一里巷，聪慧超过常人，于是聘娶黄丑为知县的长媳。等到她正式出嫁时，公婆已经去世，只有知县的父亲朝奉君还在世；他年事极高，对下人严肃严格。孝妇侍奉他更加谨慎，早晚问安从不违失，亲自料理炊事，调制烹煮饭食；每天把甜粥送到堂上，羹、肉、脯、腌菜等食物，随他所需送上供他进食，随后才退下。有时他想吃特别的味道，即使相距一百里、十里，也一定设法为他办来。夏天的葛布衣服、冬天的皮衣，以及内外衣服，她都预先缝补准备，十年如一日。朝奉君有时露出恼怒的神色，她必定用和悦的声音、恭善的言辞对待，等他恢复平常后才离开。朝奉君说：“我家的新妇，行为贤淑、性情专一，能够很好地侍奉我，真是孝妇啊。”从此乡里都称她为孝妇。朝奉君寿终正寝，孝妇帮助丈夫办理丧事和安葬，一切都尽到礼数。她曾说：“我不幸没有赶上侍奉公婆，只能在岁时祭祀时尽一点心力。准备酒醴、饲养牲畜，祭品一定精洁专一、丰盛肥美，即使宾客到来，也不改变用途。”载至因才智被推荐为衢州清献书院山长，中年外出做官，只办理大的事务。至于料理田园、修建宅第、聘请老师教育孩子，一切都由孝妇操持。后来山长去世，她居丧悲哀憔悴，带领子女吃蔬食素食三年。节令和忌日，她追念悲泣，使旁人都不忍心看。她引导几个儿子处理家事，内外整肃，处理宗族关系有次序而和睦。对贫穷而没有资财的人，她救济抚恤，却没有施恩自矜的神色。亲戚死后无处归葬，她就为他们准备棺木收殓。年成歉收时，她拿出积存的粮食低价出售以救济百姓。孝妇推行仁爱、体恤众人，大多如此。她有六个儿子：文昌、文治、文贤、文言、文会、文淑，都有学问和品行。只有文会通过校官起家，而且和我有姻亲关系，曾经让我登堂拜见孝妇；当时她德行容貌、健康长寿，举止都合乎法度。当时她的孙子、孙女有三十多人，整齐地侍立在身旁，宛如美玉和珊瑚树一般，足以使人产生敬仰爱慕之情，真是一位有德之人。她享年七十九岁。唉！妇女的行为，不出闺门，主要掌管饮食，侍奉公婆而已。杨孝妇始终如一，时间越久越加笃厚，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假使一州一乡都有这样的人，一定能率先以德行勉励众人，改变风俗，王道教化大概也有所依赖了。因此把她记载下来。赞语说：“汉代陈孝妇，善于奉养婆婆，志向始终没有改变，没有违背丈夫的教诲，最终留下美好的名声。像杨孝妇侍奉大公公这样的事情，更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这固然是因为她天性淳厚笃实，而经书训诫的力量也并非没有帮助。至于子孙兴盛，她终其一生都亲眼见到，善人的报应难道不厚重吗？天经地义，实在不可泯灭。孝妇的至高德行如此，应当与陈孝妇并列流传，不会惭愧。” 《白云稿》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白云稿》第四卷 （明）朱右撰 序 《忠孝事实序》

译古代君子生活在这个时代，居家时就积累学问，把它写在言论中；出仕时就推行这种学问来实行自己的道。他的言论用来承载道，他的行为用来验证言论，难道会有两样吗？禹、稷、咎、夔，是能够实行自己的道，却不一定要把它写入言论的人；偶尔有所言说，也只是道的寄托。孔氏、孟轲、左丘明、贾谊、班固这一类人，是不能实行自己的道，只能把它见于言论的人；偶尔有所施行，也是他们言论的验证。既然如此，建立事业、建立功业，难道不是尤其胜过立言吗？大概只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罢了。青田留君若愚，读书继承前人的言论，积累学问而懂得道理，曾经客游吴、楚之间，蓄积自己的才能，准备有所施用。世人固然不能了解他，而若愚也不求被世人了解，只守住自己的道而不改变。正逢时局多艰，他在越地讲学授业，搜求古今人物中忠、孝、友、义的人，分别叙述他们的事迹，积累编成若干卷，将要把它传给世人，他用心也很勤苦。忠和孝，是人的本性，是人所应当实行的，难道同追求名声有什么关系吗？世道衰落，道德污浊，人的常性逐渐泯灭，如果不表彰记载那些能够实行它的人，作为不能实行者的警戒，那么还有多少人不会沦为禽兽呢？这就是《忠孝事实》创作的原因。虽然如此，记述他们的孝，可以劝勉有父母的人；叙写他们的忠，可以告诫得到君主信任的人；一件善行也不遗漏，一种德行也一定记录。留君这样暗中辅助天常、扶持世间教化，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他的用心也真是仁厚。帝王建立天下的准则，凡是用来扶植纲常、匡正维护世道的，就是这些。舍弃这部书，又凭什么做到呢？有人说：如今执掌史笔、替国家记载兴亡、记录贤能与否，是史官的职责。留君难道不是做了自己职责之外的事吗？这大概是不对的。古人立言，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正因为如此才能流传后世而长久；不必忧虑是否属于职责，只忧虑是否公正罢了。假如公正无私，仍然就是职责。过去左丘明、班固这些人，何尝任职史馆、担任官署中的职务，才写出这样的言论呢？只看他们的言论是否足以征信罢了。况且忠孝之人，世上本来就不少，其中有的显达、有的隐没，也各不相同；如果一定要等史官来记载，那么那些善行随人死去而无人知晓的，或许很多。假如因这部书而使善行不被埋没，使隐显之人都有所闻知，那么留君的恩惠就很大了。书编成后，留君请我作序。我知道他的言论与道不相违背，行为与事理不相背，有志于世却吝于施用，大概也是不得已罢了，所以写下这些话交还给他。《羽庭稿序》古诗三百篇，以风、雅、颂为三经，以赋、比、兴为三纬，它的音节和体制，大体都可以考察。后世作者本来难以再超过它；但后世作者如果舍弃它，也没有可以取法的标准。自从王者的恩泽逐渐衰落，雅、颂不能接续，王官失去职守，巡狩之礼不再陈行，诗乐的教化不施行于天下，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东周以来，楚辞的哀怨和仰慕，扬雄、司马相如辞赋的铺陈繁衍，晋、宋诗文的放荡靡丽，古代的意趣日益丧失，音节和体制也随时代下降，哪里还能恢复古风呢？唐朝兴起以后，以诗文著称的有一千多家，其中足以名传后世、显扬于世的，只有李白、杜甫、韩愈罢了。诗怎么能轻易谈论呢？为什么？李白接近《国风》，杜甫接近《雅》，韩愈虽然凭文章显名，但他的诗正大从容，也仿佛保留了古代《颂》的遗意，因此流传后世而人人尊奉师法他。我提出这个说法已经很久了，只是才气不足以充实自己的见闻，学问不足以阐明其中的深意，不敢把它拿给世人听。今年以来，有机会看到刘德玄所著《羽庭稿》若干卷，读后有所感触。他由性情发出的内容、意旨所归的方向，都具备唐人的诗法；长诗宗法韩愈，短律诗宗法杜甫，乐府歌曲有李白的风度，四言诗又应当不在魏晋诗作之下。再往上推，那么《三百篇》风、雅、颂的遗留声调，大概就不会失去那些本来应当流传的内容了吧！刘君家世代以儒学显达，年轻时学习经学，曾以进士业考中乙科；宪府举荐他的才能，他到福建任职试用，所到之处辅佐上官都有政绩，如今任浙江省左右司郎中。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旁涉诸史百家，阴阳、卜筮、技术、名家、法家无不研究通晓，尤其擅长诗歌，积累起来编成文集。他的门人将要刊刻印行来流传，因为我了解他最久，请我在篇首作序；于是我依次陈述这些话，作为序引。《桧亭后集序》至元重纪戊寅年，我到金陵，在缙绅名人之间交游，考察德行，询问学业。当时丁仲容先生因为和我同乡而来往，次数多了，情谊更加深厚。因此先生所作的诗歌以及我所见到的其他作品，我一定亲手抄录并牢记在心，积累了若干卷，收藏在箱笥中，准备等待知音来使它们流传不朽。十四年以后，至正辛卯年，有客人带着《桧亭稿》到钱塘给我看，我才知道御史张维远命人刊刻升学，也知道这是李谨之编纂的，比饶介之旧本增多了许多。我高兴得睡不着，日夜读完，惋惜其中如《琼花》《瑞竹》《送常宪史》《题长江万里图》等作品，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却不能全部流传。因此我分类搜集尚未刊刻的诗，来补续其中的不足，共得到一百四十七首，命名为《后集》。又过了十年，我因服丧守墓住在上虞。一天，王克惠君从福建宪府赴行御史台任职，集合南归，路过我的山中，和我拍掌畅谈，感慨今昔，激发了情怀，于是把我收藏的先生遗稿全部取出，准备刊刻流传。我二十年来的耿耿之心，终于完全释然了，哪里还敢吝惜自己的收藏呢？我曾记得从前先生说过：“学习只怕不能成功，不怕不能显达；事业只怕不能精通，不怕不能流传。如果精通而且成功，是否显达、是否流传，就不必计较了。”这话深沉啊，难道不是端正义理、阐明大道的奥秘吗？如今先生已经去世，正值时局多难，经学之士和求学的学生没有依归，而克惠还能使这篇文章在将要坠落时重新兴起，想着以善行教化人、把它传给后世，那么先生的话确实得到验证了。因此写下这些话交还给他。《送浩遵道序》

译本朝统一天下，建立经常之法，陈列纲纪，内外各种官职，没有不恭敬承受法令、彼此统属的。因此中书省总理内政，而断事官掌握处理事务的法则。理问所这样的机构，大概就是推行中书省处理事务的法则。中书省与江浙行省是东南重镇，治理吴、粤、闽，地域数千里。丞相以下，务必把握大体，用来辅助弘扬教化、敬谨辅政的功业。至于细小事务就不亲自处理，即使亲自处理也不能过于明察，全都交给理问官，只听凭他们决定是否采用罢了。大梁人浩遵道，敦厚雅正，年轻时学习吏事，熟悉文书法令，在省署任职多年。如今才开始领取俸禄，在幕府中同丞相属官共同议论事务。经上级考核，转任理问所令史，俸禄比过去增加。钱塘的士大夫和朋友们都作诗为他张扬声誉，请我为诗集作序。我知道浩君是宽厚简约的人，本来具有处理大事、也可以推及细事的能力，但我姑且试着说说这个道理。汉代丙少卿担任御史大夫时，事无不察；等到做了丞相，才智在大事方面更加明达，史传称赞他。难道他的政务前后不同吗？只是所处职位适宜这样做罢了。遵道过去任丞相属官，跟随上官学习治理的大体，不烦琐，不迂曲，只要宽厚简约就合适。理问官上承丞相命令，以执掌法令为职责，查问奸邪、察究邪曲，那么仅仅宽厚简约就不能算称职了。所以我曾经评论天下士人：柔顺、戆直、宽简、深察，大多出自气质上的偏蔽。一定要能够各自适合所处的事务而不互相妨害，德行周备而气质不能凌驾于德行之上。因此君子致力于勉励德行。遵道如果尚且办理好自己的事务，修治职责而取得成效，那么我将说他在德行上有所进步，这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呢？《送赵教谕序》至正十年秋九月，永嘉赵君某任新昌县文学。任期届满接受替代官员之后，诸生拦住他挽留，不让他离去，于是来拜见我并说：“赵先生任文学已经六年了。他刚到任时，学校的宫墙倒塌破败，没有修治；学生不能居住；廪食早晚都供应不足；斋舍、廊庑中没有弦歌诵读之声；逢初一、十五集会的儒生，往往离去而无人过问。先生说：‘这不是我的志向，也不是我的职责。’于是召集年长有经验的人商议事情，讨论振兴学校的办法；登记学田，汇总当年收入；向县里申报，把民间拖欠未交的赋税全部征收来充作学校用度；聘请有学问的老师来辅佐教学；选拔有才干的人，让他们承担各种事务。于是需要修治的得到修完，需要居住的地方扩大了，供应得以接续，弦歌诵读也重新响起。过去那些不来过问的人，也都徘徊观望，赞叹佩服不已。我们这些人感念他的恩惠还没有结束，他却因为任期届满要离开，最终不能挽留，希望求您说一句话来寄托我们的思念。”我说：“在一项事务上长久坚持，成效确实很大。学校是王道教化的先导，是先王用来明白天道、端正人伦、达到至治的制度所在。赵君长期从事这项事业，实行自己的志向，尽到自己的职责，并且因此得到众人的欢心，已经值得赞美了。过去阳城任国子司业，到了调任之时，诸生挽留他，甚至伏在宫阙下，上书请求让他完成任期。” 在如今这个时代，距离古代的正道已经很远了，却还能偶然见到这种情形，使我不能不为之感慨。那些居官治理百姓的人，贤能与否混杂不清，只把谋求破格升迁、超越任期作为消磨日月的事情；还没有全面了解百姓的情状以及适合他们的施政方式，就想着调任别的职位，这怎么能知道长期任职能够取得成效呢？诸位为什么不也请有声望的人宣扬赵君的才能，并作诗歌颂他呢？把我的话写在卷首，作为这篇叙文。《赠医者序》至正十二年某月，括苍人叶仲刚居住在台郡，担任府史已经两年。有一天他患病，四肢不能随意活动，众医都认为是迵风，说是风邪贯通四肢，治疗却没有痊愈。他请施敬仲来诊治，敬仲到了，诊察他的脉象，说：“你的病积聚在体内已有时日，我已经用火齐之药给你服饮，不到十天就会痊愈。”众人都惊叹其中的神妙。敬仲说：“我之所以知道仲刚的病，诊他的脉，脉象大而来势徐缓，这是积热盘结郁积在体内，久久不能发泄，突然又与风邪相遇。此病本来就应当发作，我只是依据脉法治疗而使他痊愈，有什么神异可说的呢？”叶君把这件事全部告诉我，并请我写文章相赠。我听说：上古的医生能够通达神明，完全看见五脏的症结；中古以后，诊脉、观察气色、听辨声音、描摹形体，其显著功效也清清楚楚。近代从事这门学问的人，往往不知道病在哪里便投药，这实在不是用来保养生命、帮助人的方法。唉，能够通神的上古医者我无从见到；至于切脉以探究病源，难道不是世人所应当推重的吗？脉是天地元气的根本，是人获得元气的开始。自从阴阳二气的精妙相合而凝聚，滋养而成为精神，安定而成为魂魄，积聚而成为形骸，融化而成为血髓，分布而成为经络，通达孔窍而成为毛发。至于呼吸运动、行动止息、荣枯盛衰，大概都必定有那获得元气的根本在起作用。至于七情所造成的伤害、六气相互感应，也各有其所承受的原因。治疗疾病的人如果追溯它的起点，探求它的根本，考察它的端倪，那么疾病就可以得到治理。疾病得到治理，元气就充足；元气充足，身体就坚固。古代圣人创制医药来救助人们免于夭折死亡，难道会没有其中的道理吗？所以善于治病的人，就像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知道国家的根本所在，就知道提挈纲领、整顿振作的方法所在。我观察敬仲的医术，确实是以脉法为根本的吗？依据脉法治疗人的疾病，响应就像鼓槌击鼓、回声随响一样迅速，这样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论天地元气的根本和人获得元气的开始。我因此推演叶君的意思写下这篇文章，也借此辨明那些庸医妄医不懂根本的情况。送因禅师序

译有些事物类别相同而气性并不相合。比如同样是各种草，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物里；同样是各种兽类，驺虞和豺狼不能同群。也有类别不同而气性相合的：磁石对于针，胶对于漆，琥珀对于芥子，事物尚且确实如此，何况人呢？《传》说：“人承受天地之间的中和之气而出生，所以有行动、礼义、威仪的法则。” 自从大道衰微，圣贤不再出现，各种学说日益兴起，儒家和墨家走上不同道路，各种层次的人都各自互相效法趋附，使本来与我同类的天性，竟然分裂成两端。唉，这难道是人的真实情性吗？如今信奉佛教、道教的人，往往都是这样。能够不拘泥于各自的教法，统合差异而归于大同的，又有几个人呢？善因友石禅师同我结交于世外，已经将近十年。自从禅师出家归入佛门，也已经二十年了。我早已知道他聪明好学，仁义美善积于胸中，所以他承接上位者、接近下位者，出门恭敬，入内友爱，礼仪的法则无不有分寸，施行也都恰当。虽然受到教法的拘束、形势的限制，但他的心境悠然，没有物我之累。至正十二年秋，临海龙华寺缺少住持，寺中长老多有声望，只是难以选择。一日，他们向有关官府请求，送上书信和礼物，从精进中请禅师来补任。台州的士人朋友以及曾经同他交往的人，都置酒为他送别。又摘取少陵题赠已上人的诗，分韵相继作诗，以表达离别的愁思。人与人交往相好、情趣气味相投，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这难道是虚假做出来的吗？诗作成后，嘱托我为诗集作序，我无法推辞，于是说：“朋友之道废弃已经很久了。世上的人有同住一乡、学习同一学术、同出一门的，尚且有的互相诋毁，以自我抬高而彼此抵牾，以求显示不同，何况类别不同而气性不合的人呢？这实在值得为世道惋惜。苌弘、老聃、师襄、沮溺、楚狂这些人，难道还有谁比孔子更贤吗？而孔子仍然恳切地不肯抛弃他们，难道没有原因吗？友石禅师的见识和学问造诣，举动之间便有文采，而他获得朋友如此爱重，难道只是佛门中不易得到的人才吗？唉，世道衰败，道德微薄，贤与不肖的位置颠倒；假如得到像友石禅师这样与我同类、情趣相投的人，难道能停止不说吗？所以我乐于推演事物性情相合的道理，把这篇文章作为赠言。赠崔元初序 （原文缺失）所保存的，究竟怎么样呢？元初并不是故意要同当时风气不同，而是在求得与道相合。假如能够与道相合，天下都将无法承载，何况后世呢？写下这篇文字作为赠礼。西斋和陶诗序 诗，是从情感中发出的。情感没有虚伪，所以无不合于正道。古代《诗经》三百篇，其中邪正、忧喜、隐显虽然不同，但其中温柔敦厚的教化，后人对此没有疑惑。圣人删定其中正当的篇章，并且说：“《雅》《颂》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难道会欺骗我吗？自从君王的恩泽已经断绝，大雅之作不再出现，郢地歌辞和《离骚》的哀怨爱慕，长门宫的幽深思念，李陵、苏子卿的离别，曹、刘、鲍、谢的讽谕诗，也都足以流传吟诵，不过是各自合于自己的情感罢了。陶渊明处在晋朝国运将衰之时，想做官就出仕，一旦不能实现志愿，便毅然隐退，难道有患得患失的意思吗？所以他发为言辞，清正而不放纵，淡远而不枯槁。后世的人即使竭力仿效也不能达到，因为情趣不同。苏子瞻正当得志之时，治理政事本来不曾以陶渊明为友；等到失意之后，才有和陶诗的创作，难道那才是他的真情吗？我曾私下对此有所遗憾。近来我客居海昌，得到琦禅师的一部诗集，名为《西斋和陶集》，读了好几天，喜爱它的立意和措辞，妥帖而不险峻，俊秀而不浮薄，仿佛不是经过思虑才写成的，确实有陶渊明的风致吧？禅师年轻时跟随名家积累学问，知道历来一共主持过四座大寺，从未把出仕放在心上；十年以来，安然退处，居住在海盐天宁寺的西斋，每天探究佛经和圣典，一有所得便欣喜整夜，道业更加精深，不因荣辱得失扰乱天性，这实在值得尊崇。他的弟子将要刊刻此书流传，我于是评论编次其中的内容，为它作序。禅师名琦，梵字楚石。韩侯核田事实序

译有人问治理政事应当先做什么，我说：没有什么比整顿田地疆界更优先的了。田界既然整齐明确，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就可以坐着决定。它同王政有关，意义十分久远。成周盛世，按国家体制治理天下、整治田野，把它作为百姓的准则。到了孟子时，已经不能听闻其中详情，是因为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的利益，有的便销毁了典籍。何况阡陌制度发生变化，土地兼并的祸患日益滋长，先王的田制本来就不可能再考察清楚了。汉、魏、唐、宋各朝，随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不过是丈量田地、确定赋税来驾驭百姓，哪里还希望它能够恢复古制呢？《传》说：“制定法度并加以施行，叫作法；使法度神明而完善，在于人。”先王的良法美意，难道终究不能重新施行吗？这正是韩侯用心努力而终于取得成功的原因。上虞县靠近湖滨海边，赋税比其他州加倍。国朝至元以来，虽然多次颁行清理田地的命令，却始终没有形成成法；这不是法令本身的过错，而是没有得到适当的人来任用，是执法者的过错。近年邻近境地骚扰频繁，民力更加困竭。天台韩侯自行来任县令，深深为此忧惧，于是议定实地丈量田地，依据田地数目确定赋税和差役，希望使百姓负担均衡。他的办法是：每一块田地，面积多至百十亩，按照它的宽窄、高下、地势，标出若干号数，绘制成图，称为“鱼鳞”。按鱼鳞图的条目和号数登记在册，称为“流水”。每个号数各署一张图，详细写明四至、田主和佃户姓名，使他们持有作为凭证，称为“乌由”。汇集各号所载的亩数，称为“保总”；汇集各保所积的亩数，称为“都总”。又从各都的流水册中汇总编排户第，计算实际管有的田地数目，称为“鼠尾”。大小相承，多少分合，都有条理而不紊乱。这样的法度可以说很严密了。于是选取乡里的大姓，其中有文才品行、足以作为众人表率的，让一人掌管一都的事务，称为“监踏”；统管一县事务的，称为“总核”；又分别掌管簿册文书和计算的，称为“执事”。贤能聪慧的人竭尽思虑，有才干能力的人贡献所长，各自尽心来辅助韩侯的政务，也可以说是用得其人了。韩侯亲自指示传授，训诫他们哪些应当施行、哪些不应当施行，考核章程来激励勤惰。官府发给廪膳、纸笔，以供给每日费用。到满一年时事情才开始完成，把成册文牍上报省府。唉，这也已经是很难做到的事了。由此积久的弊病得以革除，百姓的困苦得以苏息，贫富适当均衡，征收和差役都有定规；百姓只按期限缴纳，使一县百姓家家相庆，都无尽地感戴韩侯的恩惠。事情完成后，既刻在坚石上来记载韩侯的功德，又把他传播告示的训言、施行政事的次序以及执事人员姓名编缀成册，名为《核田事实》，将要刊刻流传。请我为它作序。我赞美韩侯施政有法，任用人才得当，深知古代治理政事的要领，因此能够取得成功，于是写在册首，以慰劳百姓。兄长的世系是：韩侯名谏，字自行，是宋魏国忠献王琦的十世孙，前翰林待制陈某的外甥；家学有来由，所以治理政事知道根本所在，特此说明。送户部主事李宗道还京序 如今六部的官员，分别掌管天下有关治理、教化、礼乐、刑法、政务等各项事务，以辅佐中书省为大事；六曹的设置，如同有虞氏的九官、成周的六典、汉代的九卿，都属于他们的职掌。本朝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仍然设置六部，分别列置尚书，以辅佐朝政，为百姓谋划，深厚而周备。历经一百多年，文臣安逸、武臣嬉游，内外无事；一旦警戒不够，治理之道便日益松弛。各种漕运、盐税专卖、纸钞制度，阻塞而不通，百姓的生活便感到困苦。圣明天子忧虑仁恩不能广泛施及，早晚不安地求取贤才，务求广泛救济，于是命户部尚书二人，以主事官辅佐，分治江浙的属官、书吏和差役，听凭他们慎重选任，首先务必使纸钞制度流通。当时李侯希颜由翰林编修任户部主事，奉命出行，渡沙海向东南而下，奉行职务十分勤谨，路途艰险曲折，全都亲身经历。等到抵达浙江，尚书却因其他事务没有前来；按照期限，李侯忧惧谨慎，早晚不得安宁，在外等待命令，这样已经三年了。朝廷还念及他远行服役，又召他回京，李侯当天便带着文书和印章，将要乘坐大船渡过洪涛，沿海向北返回京师。江浙行中书省丞相以便宜行事的权力传达诏旨，说李侯经历艰难，请求空出左司员外的职位，坚决把他留下。李侯于是谢绝说：“我奉命来到南方，实在是听从诏令；既然不能恭敬地弘扬圣上的美好命令，又要留下来把它作为自己的打算，这怎么可以呢？从前孙叔敖到京师，事情还没有办完便去了莒国，《春秋》还讥刺他，何况君主的命令不能复命，哪里敢同天子的使者并列？愿意最终辞谢而回京。”君子说李侯这次举动有三种美德：见到俸禄而不苟且取用，这是义；奉命出使而一定复命，这是礼；服役三年，始终拳拳不忘君主，这是忠。以忠尽自己的职责，以义裁度适宜，以礼侍奉君上，对于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唉，大道已经隐没，先王的政事下移，百姓生活日益困窘，廉耻之道丧失，居官守职的人不知道国家大体所系，却厚着脸皮谋求私人的便利，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良心；即使有九锡的荣耀、万钟的富贵，对我又增加了什么呢？李侯毅然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不怕风涛险阻，又要进行万里之行，对下尽到自己的职责，对上来符合君主的期望，难道不是确实懂得轻重的堂堂大丈夫吗？《传》说：“富贵不能使他改变。”说的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况且李侯出自通晓经学的家族，曾在翰林求学，文章和政事一向都有研究；入朝任职，与诸位贤者共同努力，竭力扶持将要坠落的国运，以帮助恢复元气，那么中兴就可以期待了，这也是我的希望，是百姓的愿望。李侯就要出发了，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为他饯行。送上虞胡总督诗序

译行枢密院架阁胡君师德奉行省檄文督戍上虞，任期三年，届满应当回任时，将帅、士卒、百姓中的老幼以及在官府任职的吏胥，争相挽留他，不忍让他离去。留不住他，便倾城出送，在东门外设帐饯行，一直到三十里外；人们拦路拜送、手持酒杯，各自进言。将帅们说：“自从我们奉檄听从总督节制，能够承受藩省命令、抵御祸患、保护百姓，都是总督的教导。”又有人进言说：“供给我们的铠甲，修理我们的弓戈，是总督的功劳；率先教导我们的将校、训练我们的士卒，是总督的法令。”军人们说：“我饥饿时给我吃，我寒冷时给我衣；我的饮食衣服，都是侯爷的供给。侯爷一旦离去，我们将依靠谁呢？”百姓父老说：“我耕作，我纺织，侯爷不役使我；敌寇来时侯爷抵抗，敌寇离去时侯爷抚恤我。士兵便拿起武器，农民便从事耕作，侯爷没有夺去我的劳力，这是侯爷的恩德。”儒士大夫说：“治理好武事之后，又修治文教；衣冠之士纷纷而来，礼让敦厚，军旅整齐，最尊重我们这些儒生。”方外之士说：“保护我们的宗教，安定我们的山林；有力量时就帮助我们，我们有忧患时就为我们救治；损害我们的人被驱逐，有利于我们的人得到任用；早晚诵经声和谐，以报答侯爷的心意。”主管事务的官员说：“钱粮、兵甲和日常供给，账簿文书纷繁散乱，侯爷替我们革除；逾期未办的事务，侯爷替我们宽缓；百姓乐于赶赴官府，官府期限没有超过。如今侯爷要走了，我们将告诉谁呢？”众人各自饮酒喝完一杯，又说：“圣明天子监察这片土地，安定我们东南的大藩，有强干的省臣掌握节钺，谨慎奉行命令，宣达政令从不懈怠。大夫、士人和百姓之所以共同挽留我们，正是不欺侮我。我是修了什么德，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呢？”于是彼此相望而流下眼泪告别。我于是感叹说：唉，长期从事一项事务，取得成效实在太重要了！如今督戍之职轮番更替、接受替代，通常每月一换，不能周全了解人情，也想着返回本职；即使有恩惠利益，又从哪里施行呢？只是想取得人心，实在太难了。胡君任职很久，到如今已经两周年，将帅的勇怯、士卒的强弱、官吏的勤惰、人才的贤能与否、赋役的轻重、百姓的劳逸，他全都周密了解并妥善处置，所以人们跟随他都心悦诚服。取得人心有方法，不过是把人们想要的聚集给他们，把人们厌恶的不要施加给他们罢了，这同古今又有什么不同呢？胡君并不是故意追求异于今人的做法，只是取得了人心而已。任职长久而取得人心，成效如此显著，难道不可以作为居官长民者的劝勉吗？当时朋友中以能文著名的人又分韵作诗为他饯行，我于是把众人的话编次成序，并加以评论。白沙饯别诗序 至正十九年，户部尚书贡公师泰奉旨督运漕粮到闽广。这年十月，他经过钱塘，准备渡海向东到鄞地，沿海向南，途中经过上虞。当时朱右以及王霖、叔雨各自拿出所作文章，总有几十篇，贡公读完后，日夜更换仆役仍不满足。贡公说：“我奉命远行，能够同诸位尽情交谈，喜悦幸运超过期望，只可惜不能等候更久。”陈白云、徐季章乘船停泊在余姚，白云、季章先后相见，季章又同叔两自行一起送到鄞城；等候潮水渡过白沙岛，时间将近一个月。临别时，又同郑蒙泉、舒汝临、僧贵朽、石十余人在船中诚恳饯行，菜肴陈列，饮酒不计杯数，彼此情谊更加融洽。贡公醉后睡去，诸君互相联句，都依依不舍。第二天才分别离去。贡公回头对季章说：“人生聚散本来无常，事情常常不能如愿，承蒙诸君厚爱，这次能够享受朋友聚集的快乐，只是遗憾不能同伯贤同行。”以后诸君在东海之上等候我，临风把酒，希望我们一党的交谊，不是世俗之人所能理解的。”季章回来，把贡公的话告诉我，又抄录联句和贡公的留别诗给我看。我感慨叹息说：“《诗经》不是说过吗？” “宁可你来得不及时，也不要因为没有我而不顾念。”人与人的情谊难道真的会相距很远吗？《伐木》篇废弃了，朋友之道便缺失了；古代的友道复兴，竟然可以在贡公身上见到。贡公世代以诗书传家，在朝廷内外历任官职，文章品行卓异，经生学子仰望追慕还来不及。想见他的仪容，就像想见景星、凤凰一样，大家都以争先亲眼看见他为快事，何况能够亲自受他的熏陶而归依他呢？何况分别以后还寄来思念，使我有幸记载这件事呢？只是我才能低劣，贡公仍然拳拳不忘弃我，热心接引后学，这种盛大的心意岂容易估量吗？近年国家多难，硕儒大公几乎都相继去世，斯文绵延不绝如同钱带，难道能不因此对贡公更加感慨吗？作序以记下这件事。交山文集序 有人问怎样建立言论著述，我说：“言论由义理统率，凭气势运行；不遵循这一点的言论就是妄言。气与理相会，浑厚充沛地发为声音和文章，这才是深于言论的境界。所以说：‘言辞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言论难道可以轻易忽视吗？言论是内心的显现，如果没有言论，就无法知道内心所存；言论是政事的枢纽，如果没有言论，就无法知道政治所崇尚的原则。言论难道可以欺骗吗？所以言论正直而恳切，就知道其忠心体现在政事上；言论合乎义理而坚定，吉祥而和顺，就知道其孝心体现在政事上；言论仁厚而融洽，清明而简要，就知道其政治清静；无为而不争，言论宏大而醇厚，就知道其政治具有圣人之道；以王道治理天下，言论深沉而确实，就知道其政治强盛；以霸道治理却不能长久，言论勤勉而不怨恨，就知道其政治根基尚在；国家兴盛，言论思虑深远而不恐惧，就知道它脱离了政治。衰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所以，内心发出言论时真诚，充实到言语中便广博；归结到极致，虽近在眼前而旨意深远，内容完备而不浮泛。对人子讲孝，对弟弟讲顺，对臣下讲义，以和顺调节情感，用同类事物来激发人的行为，匡正、直率、辅助、扶持，使各人都归于自己的名分，知道所应当趋向，从而成就自己的德业，这真是充满仁义的言论。可以说得到了古人立言的遗意吗？王君举动合乎礼，聪敏而喜爱修养自己，早年仰慕圣贤之道，学习不知厌倦；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便退居与弟子著述文辞，积累成集。他的弟子把它刊刻流传，用来使人向善，所获利益广泛。又据我所听说，古代有采纳言论、观察民风的官职；如今距离古代还不远，将来或许能采集并纳入，承受并任用它，从而知道他的政事已经取得成效，也就可称为美善了。《传》说：“我想把它寄托在空泛的言论上，不如把它载入实际行动之中来得深切明白。” 我记述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还要同王君一起把它阐明清楚。送户部尚书刘公督漕还京诗序。

译士人君子把道德积累在自身，功业显著于世，学识广博深厚，足以救济时世、造福长远；如果不是持守正道、不阿谀逢迎，宽宏坚毅而有所操守的人，是做不到的。我从户部尚书刘公师鲁身上，看到了这种验证。刘公从太学生凭文章才艺考取高科，历任台省官职，所到之处都有卓越政绩。过去他由端本堂司经任西台监察御史，纠察弹劾不避权贵，触犯当时的权贵而被贬官。刘公处之泰然，把平坦和险阻看得一样。直到今天，天下人都说刘公这次举动关系到国家元气。出入政府，严正地立于朝廷，朝廷内外都寄予厚望。至正二十三年，朝廷命刘公负责东南漕运事务，他渡海出发。到任以后，他广施仁德之心，奔走上下，开诚布公，大大安慰了众人的期望。职贡已经整治，船队也戒备齐全。四明的大夫士人因为刘公同斯文有契合，设帐饯行，赋诗举杯，在鄞江岸边追送。把这些诗歌推衍开来，想一想我朝疆域广大的规模，实在是自古以来所未有。上天覆盖，大地承载，仁德涵养，义理教化。太平日久，玩忽之心有时产生，致使荆襄开始骚乱，淮海相继纷扰，向上给皇帝带来夙夜忧虑。朝廷想得到贤才，急切地谋求治理。就像转运漕粮一事，从前很容易，如今却动辄要劳烦重臣，曲折调护，才能勉强办成，十次中也难有一两次顺利。有志之士难道不更加扼腕叹息、感到愤懑吗？尚书蕴藏宏大深厚的学问，施展经世治国的抱负，把危险疑难转化为平坦道路，把奸邪谗言化为忠诚正直。既不辱没君命，又使常规赋税和远方输送能够畅行，使海边百姓全都知道如何尊敬君主、亲近上级，使皇极之福长久不衰，那么刘公的助力，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不过，这还只是其中一方面。假如刘公回到朝廷，掌握朝政，选择正大刚明之士、具有文武经世才干的人才，布置各部门官员施行政务，同诸贤者共同努力，竭力扶持国家元气，那么宗庙社稷就大有依赖了。从前郭子仪、李光弼忠勇有为，足以辅佐中兴事业；陆贽的文章情感真切，李泌的见识度量超群，足以延续晋阳的国祚。百十年间，唐室终于没有毁灭抛弃。如今天下尚未安宁，一定会有像郭、李、陆贽、李泌这样的人出现，建立事功，救济时世的艰难。这是我对明公殷切的期望。诗已经写成，于是写下此文作为序言。送河南都事张君之官序 皇帝改年号至正的第十一年，在朝廷策试天下士人。真定人张守正凭忠诚登上甲第，赐进士出身，授任越地诸暨州同知。他和乐平易、亲近百姓，公正勤勉而得到上级赏识，一年政绩便已成就。郡府又发檄文让他代理治理其他县，声迹更加显著。任期届满，考核列为上等；中书省正值时局多艰，奔走避难。当时藩镇大臣以便宜行事奉有诏旨，多次增加束帛礼聘，四处罗致人才。张君毅然不接受。有人劝他出仕，他说：“万物各有适宜之处，只能按照各自的能力行事。蓬草做的席子不能强使它低垂，跛足的人不能强使他仰视，昏暗的人不能让他谋划，蒙眼的人不能让他看见，扭曲的性情不能强使它端正，正直的道路不能强使它弯曲。我等待朝廷命令，却苟且窃取俸禄，难道合乎人情吗？”于是退隐在句章山水之间，更加终身坚持旧业，讲授子弟，靠收取学费供给衣食，守志不改。自认为甘于淡泊已经十多年，始终如一。当权者中了解他的，无不羡慕并敬重他。不久朝廷下达河南行省都事的任命，张君猛然起身接受，乘船到东鄞，向曾经交往的邹阳生告别。举杯说道：“好啊，张君出仕和退处都是有道理的！人的志向本来有预先确定而且善于通达的，事情本来有从约束操守出发而广泛施行的。确定志向而以操守自约，大体有三种情形：顺应时势而行动，是与天相应；依据有利条件而行动，是与地相应；尽力而为，是与人相应。有机会施行我的志向，言论被听取、谋略被采纳，贤者和智者协调合作、各展才能，扶持培植国家元气，使百姓和社稷兴盛，恢复中统、至元年间的盛况，这是与天相应。有机会尽我的心力，竭尽忠诚来办事，不苟且取得俸禄，即使事情不幸没有成功，也正直坦荡地辅佐朝廷治理，这是与地相应。不能施行我的志向，不能实现我的心愿，便守道而不阿谀，不去迎合取容，凭劳动取得食禄、按功劳谋求成效，即使隐退于世也没有悔恨，这是与人相应。与天相应的能够顺利，与地相应的能够通达，与人相应的能够恒常。顺利便昌盛，通达便成功，恒常便完善。张君的志向向来确定，并且懂得这个道理，习惯于在这三者中选择；因此出仕也这样，退处也这样，进退从容而不失其道，差不多就是古代的君子了吧？”我同张君交往已久，深知他的品行，难道能没有一句话吗？于是写下此文以作记别。春秋传类编序 我读《春秋》三传和《国语》，喜爱它们文章灿然、伦理分明，内容完备而叙事核实，秦汉以后没有能超过它们的。因此采集其中尤其精粹的部分，得到若干卷，题名为《春秋类编》，并作序说：图书出现以后，人文开始彰明；山川分布以后，人才相继降生。人才，是人文所寄托的所在。孔子说：“上天没有要丧失这些文化，匡地人能把我怎么样？”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自从周王室东迁，圣贤之道衰败，孔子、孟子的教化不能通行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功利日益兴盛，权谋受到尊崇，本来不足以向上探究天人之奥妙，也不能施展使君主受益、百姓受恩的心志。幸而天理没有泯灭，斯文没有坠落，经生学士中有器量见识卓绝的人，并非没有人才。要寻找能够辅助圣经、垂范世人的人，我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中寄予深切希望。可是，三传和《国语》的文字不能没有辨析；至于左氏，则没有可非议之处。《国语》这部书，前代学者也没有确定它究竟是谁所作；详细考察它的言辞气势，实在不是左氏的笔法，大概也是仿效左氏而自成一家，世人把它看作《春秋》的外传，难道没有道理吗？公羊、谷梁是为经书而作，典章礼制详实，文辞旨意简约严正，不是其他能言善辩的人所能比得上的。我试着评论它们：譬如良工绘画水和树木，技艺各有专长，所以成就有深浅；但从内心巧思中发出，各自都能得到某一方面的妙处。左氏的文章灿然有文采，大事小事都形成纹理，好像水的波澜；花芽繁茂、精华畅发，好像树木的滋荣。公羊、谷梁的文章源流有来由，派脉分明，好像水的深潭和泉源；根基确实，枝条挺立，好像树木的枝干。总之，画家的构思所得虽然不同，但其中心术的微妙、神思技巧的精妙，变化无穷，都是良工之作，无法指出具体痕迹。至于《国语》，就不免留下痕迹；它既不足以辅助《春秋》之经，不过是战国时代能言善辩之士的文字，太史公颇多采纳其中的说法，所以把它附在编中，使学习者知道作文立言也有法则。俗话说：‘文采胜过质朴，就会成为史。’这部编书，大概是为作文的人设置的吧？送彭思贯宪史北上序

译吉安彭氏世代以儒学显达。彭思贯年轻时便有大志，崇尚气节，读书著述，从广东校官起任。部使者考察到他的贤能，转任宪府史，辅佐上官有道；每逢大事总是咨询他，许多事情依靠他辨析处理。思贯脸上没有自得之色。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冬，赣州贼寇熊氏侵扰韶州及英德，广东震动恐慌，宪司委派思贯持檄前往招抚晓谕。贼势猖獗，不肯听从，强迫思贯投降。思贯大骂说：“你们愚蠢无知，误触刑法，罪过不可宽赦。宪使大臣念在国家一视同仁、都是我的臣民，所以让我开导晓谕你们，使你们恢复安定的生活；你们反而拘禁我，我宁死也不向你们屈服。”贼人发怒，把他押往韶州。贼首熊氏当时，王师和义兵正在山东讨伐，国威大振，贼人因此没有杀他，只把他扣留了两年。思贯多次以大义引导贼人。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冬，贼首熊氏率众到福建行省投降，思贯才得以获释回归。平章燕公认为他的行为合乎义，慰问赏赐非常优厚。第二年乙巳春正月，他回到广东，五月赴南行台办理事务，任期已满。后来台臣在朝廷举荐他，思贯将从山东进入京师，把平日积累的学问和一向的抱负向朝廷陈述，以平定艰难、安抚百姓，他的志向可以说很宏大了。如今他在鄞海边问船，大夫士人都为此赞许，争相赋诗为他饯行，又请我作言。我说：“好啊！彭君的志向将要通过言论来施展；但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便只是空言。如今朝廷所倚重、关系天下安危的人，是左丞相李河南，这正是其人。”丞相过去侍奉先王忠襄，统领中原，军队第一次出征便平定山东逆贼，斩杀贼首；第二次出征便安定京城，诛杀乱臣，皇太子入朝侍奉膳食如初，天地人神都欣喜拥戴，他的功劳不能说不大。入朝担任中书丞相，出外总领兵权，加封王爵；圣明天子对他的待遇不能说不隆厚。远方的士人仰望他的威望光辉，如同看见星辰凤凰。我私下认为，如今丞相总领兵权的责任，不是昔日可以相比的。从前选拔士人、训练士卒，命令偏将副将收复疆土，只是一件事情。如今丞相使四方万国依靠他而安定，百官诸府都看着他来决定进退。作为丞相，应当把天下放在心上，早晚思考：郡县守令还没有完全选拔得当，翰林馆阁还没有完全储备人才，省台还没有完全得到合适的人，宫廷内侍从还没有完全谨慎选择；这些都是丞相应当尽心考察的事情，确实不再只是过去统兵作战的事务了。责任越重，承担者越应竭力；功业越大，内心就越劳苦。我知道丞相的力量和劳苦，不轻反而很重。从前大禹不夸耀、不自矜，天下没有人同他争功，何况今天各部门任职办事的人，难道还没有完全像虞廷的官员那样吗？这就是丞相的思虑不能有片刻闲暇安逸的原因。因此，关键在于知人和安民，君主与丞相的功业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彭君出发吧，如果舍弃这些而不说，便只是白白走万里路。你去陈说这些，我知道丞相一定会采用你的话。即使言论被采用而本人没有被任用，也仍然等于被采用。彭君努力吧！我将准备弹冠，庆贺你的成功了。”在座有景德辉，和彭君友好，听了我的话，高兴地跳起来说：“没有您，就不足以发扬思贯的志向，请把这篇文章写出来，放在诗集开头。” 《白云稿》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白云稿》卷五 （明）朱右撰 序 书集传发挥序 我读孔子删定和撰述的《易》《书》《诗》《春秋》，深深感叹圣人的道不能施行。等到考察汉、唐儒者的传注疏解，又为圣人的道不能彰明而痛惜。道不能施行，尚且还可以阐明其中的义理，写在方策上，来使后人向善；道不能彰明，天下便茫然无所适从，舍弃根本而追逐末流，趋向虚伪而厌弃真实，几乎不会归向异端和功利了！我私下认为，君臣父子的道理、尊敬尊长和亲爱亲人的美好，没有比《尚书》说得更详细的。自成王、康王以后，君王恩泽一旦熄灭，过了五百年孔子才出现；他虽然不能掌握典礼、命令和讨伐的权力，却还能修订承载这些内容的典籍。无奈遭逢焚书灭籍的灾祸，经过一千几百年，大义泯灭断绝。到了宋代程颐、朱熹等儒者，才开始依据遗留下来的经书阐明圣教，他们的功劳本来不在汉、唐儒者之下。上天辅助元朝的德运，尊崇信奉五经，诏令以《尚书》取士，以朱子订定的传注为标准；经生学士尤其知道所应趋向，那么孔子删定的经书将要在当今施行了！唉，世上固然有通晓经书却不能施行道的人，却没有经书不明白而能够施行道的人；固然有通晓经文辞句却不能得到经书本心的人，却没有不察考辞句而能知道本心的人。既然如此，道的施行应当从明白经书开始；经书的通晓应当从通达文辞开始。通达文辞来了解经书的本心，依据本心来施行道，怎么可以把二者看成两回事呢？我生得晚，离大道的时代已经久远，没有亲耳听闻、亲自学习这部经书，但积累研习已有多年。《集传》的创作，不是后学所敢妄加议论的。我曾同当代名儒参互考察，并以所听闻的父师教诲来验证，发现其中并非没有可以互相发明之处。于是谨慎撰述《集传发挥》六卷、《纲领始末》一卷、《指掌图》一卷、《通证》二卷，共十卷，收藏在家中以留给子孙。大概是因为时代虽有古今，时间虽有先后，但人心所共同具备的本性只有一个。人心所共同具备的是什么？就是理，就是义。圣人不过先得到我们心中共同具有的理义罢了。假如得到这种共同之心，即使跨越天地、贯通古今，也仍然如同同一天。唉，君主心中的要旨、王道政治的纲领，都具备在这部经书中，哪里敢希望得到其中万分之一呢？初学的人研寻推求繁多，或许可以免于纷杂迷惑的弊病吧。三史钩玄序

译史官出现以后文字才开始产生，虞、夏兴起以后，记载才明确。左氏为《春秋》作传，简策文字叙述各国之事，史学的来历已经很久远了。司马迁父子汇集众多贤哲的成就，融成一家之言，雄健深厚而典雅刚健，成为太史公一派的宗主。班彪、班固相继出现，使汉代纪传更加完备，典雅丰富、周详通畅，采集材料没有遗漏。于是先秦和西汉的文章灿然显明，同三代具有相同的风格，确实可以说是万世的法则。此后，后汉的荀悦、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魏代的邓展、文颖、张晏、如淳，吴代的韦昭，晋代的徐广、臣瓒、郭璞、蔡谟，宋代的裴骃，北魏的崔浩，南齐的邹诞生，都留心《史记》《汉书》，为它们作音义注解。唐代司马贞又为《史记》作《索隐述赞》，颜师古为《汉书》作集注并叙例，综合裁定各家说法，学者对于班固、司马迁的两部书，本来已经在心目中明白了。然而简册浩繁，记事详备，大概也有不能全部阅览、熟习记忆的。我在阅读之余，喜爱它们文辞简约而意旨周至，于是选取其中的叙、赞、论说，编缀成册，又把欧阳修《五代史》附在其中，总共若干卷，题名为《三史钩玄》，让子弟每天学习并记忆它，希望成为文学上的帮助。有客人诘难我说：“诸史总共有十八代，为什么唯独取三史呢？”我说：“司马迁、班固的文章确实不可超越。到了范晔、陈寿以来，考索不足，文气越来越低下，君子已经对此感到忧患。欧阳公是一代文章宗师，又尤其用心于删削修订，差不多可以算是仅次于司马迁、班固的人了吧？” 《传》说：“文采胜过质朴，就会成为史。” 这部编书，大概是为作文的人设置的。至于记述事情的始末、治理之道的鉴戒，本来就是学者应当完备阅览、不可遗漏的。客人答应着退去，于是我写下这篇序。杜氏族谱序 氏族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三代以前，姓与氏分为两类，例如姜、姬、已、祁是姓，有熊、高辛是氏，就是这种情况。姓用来区别婚姻，氏用来表明贵贱。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于是宗族和谱牒随之兴起。子孙有的以号、谥号、爵位、国名、官职、字、居处或职任作为氏，也有这种情况。《左传》说：“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其出生赐给姓，分封土地并为他命氏。诸侯以字为谥号，于是以此作为宗族之称。”周代有功德、应当世代享受祭祀的人，便赐给他宗族之姓。考察杜氏，出自尧的后代，历经夏、商，成为列国诸侯。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在唐地，后来唐国旧王族的子孙又迁封于杜地，成为唐杜氏。后来有杜泄，前往鲁国做大夫，为躲避季平子的祸难，逃奔楚国，生大夫杜绰。杜绰生杜叚，杜叚生杜赫。杜赫辅佐秦国兼并天下，任大将军，食邑在南阳、衍邑，号称大衍。三代之后传到周代的杜周，任汉代御史大夫，迁居茂陵。杜周的小儿子杜延年为霍光制定拥立皇帝的策书，封建平侯，陪葬于杜陵。他的子孙又居住在京兆杜县。传到第九世杜预，即当阳侯，任征南将军，在晋代显贵。又过四代传到池阳侯杜标，任魏国中书侍郎。杜标的儿子安平公杜颙任侍中，死后追赠太尉；安平公的儿子思宁公杜景秀任渭州刺史。思宁公的孙子甘棠公杜懿任三司礼部侍郎，就是唐代修文馆学士杜审言的曾祖。甘棠公的小儿子杜行敏任荆、益大都督长史，封南阳公。南阳公的儿子杜崇悫任尚书左司员外郎，生杜希望，任西河、陇西节度使。节度使的儿子杜佑封岐国公，任司徒、门下平章事，在唐代显贵。又传六世到鸿胪卿杜叔詹，死后追封吴国公。吴国公的儿子杜遂良任尚书度支员外郎，封韩国公。韩国公的儿子杜衍封祁公，任太子太师，退休后在宋代显贵，居住在越地山阴。如今他的子孙世代都是越人。我起初居住在越地上虞，是祁公的第十一世孙。杜肃整理由他家世代相传的谱牒，补充其中的缺略，排列历代官职、爵位和谥号，并旁征国史、传记和志书，抄缮成册。从杜佑岐国公以前，采用的是太子宾客杜信所修的谱，杜信是岐国公的长兄。祁公以下九世，则是杜肃的高祖、曾祖留下的旧谱。自有元朝改制以来，时代不同，事情变迁，有些内容未能承袭增补，于是由杜肃加以补充。杜肃拿出来给我看，请我题写在卷首。我感慨叹息说：“唉！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很少能够遵循礼法，子孙不能守住祖先遗泽的，多得很。杜氏自从春秋诸侯的子孙以来，历经秦、汉一千多年，竟没有断绝世代后裔，而且代代都有显贵人物。唐代盛世时，公卿之家能够守住家法，到了宋代仍然保存下来的，也只有杜氏了。何况祁公兴起以后，世世代代都因孝顺、谨慎、廉洁而受到乡里的称誉。等到祁公成为大臣，他忠信而不欺诈，一举一动都有法则。欧阳氏认为，他始终坚持的大节，即使古代君子也有赶不上的。多么美盛啊！这样看来，后世子孙应当还能继承诗书，守护祖先留下的恩泽而不衰落。我看他们将来必有复兴并大为显达的人。诗经说：“求取福禄，得到各种福气，子孙成千上万。”又说：“文王的子孙，本宗旁支延续百世。”有德之人必定有后代承继，这确实如此。难道只是氏族的事情吗？因此写下这些归还给他，使他修养那些属于自身的德行。” 《天寿圣节庆贺诗序》

译皇帝登基的第三十一年，至正癸卯四月十七日，在天寿节前，南台监察御史臣图烈图、河南行省都事臣守正、浙东元帅府照磨臣昭文，带领文武士人在上虞云麓教寺祝祷福寿，这是合乎礼制的。国朝的常规典礼是：凡是正旦、天寿节的庆贺礼，京城之内由大臣、宰执和各部门在朝廷举行；京城之外则由行省、台院、郡县在治所举行；那些寄居外地的官员、出使官员以及居家待用的士大夫，则在附近的寺观举行。如今御史诸君遵循旧章，谨慎恭敬地办理此事，礼仪完成后，又把他们心中无法停止的情意谱写成诗歌，用来赞美国家的美德，他们的用心也很忠诚。臣子对于君主，就像群星拱卫北辰，万水朝向大海，蜂蚁依附蜂王蚁王，葵藿倾向太阳一样，仰慕归向的感情，哪里曾有一刻间断呢？这是他们职分所在，官守有常，本来各自都应当竭尽身心、尽力办事；然而报答君上的心情，再没有别的可以增加的，只有祝愿君主长寿而已。近来邻近境地多有变故，边疆纷扰不安；御史君处在风气颓败、风俗随波而靡之后，曾经把振兴纲常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次举行庆贺礼，在乡野田亩之间也不忘礼敬庆贺，众多士人随之而来，僧人道士聚集一堂，农夫乡老也一齐前来观看，都懂得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的道理；这也正是维系人心的一线契机。皇极之福长久存在而不衰，难道不是很美好吗？何况所作的诗篇典雅清丽，足以装饰太平盛世的盛况；将来如果有人采集诗歌来观察民风民情，在这里也可以得到考察。《送郭啰洛易之赴国史编修序》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七日，中书省大臣上奏，任命处士布达等四人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郭啰洛氏，名纳新，字易之，实际排在第三位。任命下达后，只有纳新远居大江以南，地处偏僻，隔绝于淮水、襄地之外。第二年，他置办行装将要出发，便请曾经交往的天台朱右为他作序。朱右说：“从前唐虞时代有史官，夏商时代有太史。成周的太史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小史记载诸侯国，内史发布君王的政令，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列国也各自掌管记录时事，这个职务大概既不轻微而且十分重要。汉代有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曾相继担任。汉孝宣帝以后，修撰文书由兼任其他官职的人掌领，而太史只掌管占候。唐贞观年间，在门下省设置史官，专门掌管国史。编修四人，起居郎二人，记录天子的起居和法度，交给史官。宋代制度是由监修国史的宰相主持。凡是国史，都收藏在编修院；编修官由三馆、秘阁的校理以上官员以及京官充任，并不是固定的职务。本朝翰林国史院设置若干编修官，便都有固定职任了。如果不是贤正博闻、志向笃实、坚守道义的人，哪里能够胜任这个职务，以符合这一官职的要求呢？” 易之这次出行，我本来就知道他一定会报答并称许皇上的任用。易之年少时勤奋好学，记忆力很强，曾和他的伯兄一起向乡里的宿儒游学。他的伯兄考中进士后，成为当时有名的贤者。易之对追求功名很淡泊，退隐在句章的山水之间。成年后游历京师，经过燕、蓟、上谷、云中、代郡等地，每到一处都选择天下的贤士与之交往，寻求天下的大儒作为自己的师友，每天以诗歌自娱。遇到可喜可惊、可忧可思的事情，必定畅快地用文章抒发，于是有《金台集》。游历南北，看到古今神奇的文章和秘藏的遗迹，必定记录编纂，于是有《河朔访古记》。至于朝廷的典礼、台阁的仪章，没有不熟悉并精心研究的。他的游历越广，见闻越充实，实践越严密，爱好和志向越坚定；他自认为以此为乐，终身不会厌倦，这是多么深的自信啊！平日安于贫困、守持自身；有道德而贤善的人，即使屡屡贫困，也不能使他内心动摇。自从国家多事以来，他居处一室，教子弟学习礼法、诵读经书。他家中的朋友遇到急难，就挺身而出为他们排解纠纷，从不显出施恩的神色。达官贵人全都信任看重他。当时刘公羽庭任行省左司，知道易之贤能而贫困，便以礼聘请他主持东湖书院，希望能增加他的俸禄来供养自己。易之接任职事以后，所得收入一点也不归自己，全部用来修治庙宇，修建先贤、先师的祠堂，聘请有学问和品行的人教导乡里的弟子；每日初一、十五，他都在堂上聚集学生，亲自讲习而不停歇。乡里人都向往正道，而易之却要远行任职，他的父兄和学生送行时都流下眼泪，仰慕不舍。古人连一小点东西的取予都很谨慎，而拥有千辆马车、万钟俸禄尚且可以推知其品德；由此可知，我本来就相信易之能够胜任职务、报答皇上，并不困难。一个人幼年在学校学习，长大后接受政事考验，照这样发展下去，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何况内在积累深厚，就会在外部表现出来；用功越深，就越能获得长久的声名。如今圣明天子和贤能宰执正急于求贤，以谋求天下大治，易之的作用应当不止是一个史官而已。过去王阳任刺史，贡禹便整理冠帽起身求用，这也是各以同类相应。大山长谷之中，还应当有比常人贤能的人接连出现。易之，你此去吧！竭尽你的心力来振兴儒者的功业，不要让后人推诿说：‘朝廷任用贤人，成效仅仅如此，那么乐毅的才能就不能在燕国显露，贾谊的学问最终也不能在汉朝施展了。’那时罪责将由谁承担呢？我同易之交往已久，对他的了解很深，所以不作颂扬，而作劝诫。” 《新编六先生文集序》

译邹阳子右编纂六位先生的文集，共十六卷：唐代韩昌黎的文章三卷六十一篇，柳河东的文章二卷四十三篇；宋代欧阳子的文章二卷五十五篇，其中《五代史》中的文章不收入；曾南丰的文章三卷六十四篇，王荆公的文章三卷四十篇，三苏的文章三卷五十七篇。编成后，便为它作序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立言如果不以道为根本，那么所谓文章只是虚妄罢了。太阳和星辰明亮地分布，云霞绚丽灿烂，这是天的文采；山川流动、山岳耸立，草木开花结果，这是地的文采；名物典章、礼乐教化，这是人的文采。天地人三才之道完备，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只有六位先生的文章，完备地体现了三才之道，适合万物各自的情状，表现人伦常理的美好，也探究鬼神的情状和性命的奥秘；上至下数千百年间，国家的兴衰，人物的好坏，都能彰明善行、讥刺恶行，褒扬正确、排斥错误，探究幽深、索求隐微，钩取玄奥、提炼纲要。有的委婉而显明，有的显豁而含蓄，有的宏大而奔放，有的峻拔高奇；有的简约严整，有的高远深厚；内容丰足、见闻广博，动静隐显、变化出没，无不光明灿烂，绚丽夺目，千姿万态，实在难以穷尽地评论。然而，承载道的文章，没有比六经更伟大的了。孔子、孟子去世以后，遭逢秦朝暴虐的烈火，这种文化几乎就要失传了。汉朝兴起，贾谊、董仲舒、刘向窥见了大道的边际，却没有被当世任用，只是白白留下空泛的言论。至于司马迁、司马相如、荀子、扬雄、班固的文章，虽然杰出，成为后世学者的宗师，仍然免不了被议论为偏离正道。此后直到三国、晋、宋、齐、梁、陈、隋，以及唐代，都没有听说有人能够振兴这一道统，并使它在百世以后发扬。只有韩文公向上接续孟子的事业，又有柳子厚辅翼他。到宋代庆历年间，距离唐代将近二百五十年，欧阳子出世，才开始表彰韩氏并继承他的声势。至于曾子固、王介甫以及苏氏父子，都是同时代师友渊源中相互切磋、互相资益的人，他们的成就实在超越了千百世以来的作者。因此唐代称韩、柳，宋代称欧、曾、王、苏；六位先生的文章，确实足以作为世人的准则和绳墨，已经没有可以超过的了。我幼年读它们时还不了解，壮年了解了却还不喜爱。将近五十岁，才开始知道喜爱，却还不能做到乐在其中而不厌倦。近来利用教导孩子的余暇，把六位先生所著的全集遍读一遍并加以编选；我妄自取舍，越过本分的过失是无法逃避的。我私下认为，君子立言的时候，处理事情、安排文辞，拿起笔来撰写文书，随着事物的不同而赋予相应的形态，起初并不计较大小、精粗、浅深。世人仰慕这些文章，每天得到片言只字都不敢遗漏，积聚起来流传，却没有时间加以选择；何况篇章卷帙浩繁，不能全部读遍，遗漏遗珠弃玉，有时也是免不了的。这样，草率的毛病便产生了，妄自编作的祸患也形成了。这就是我对编次之事如此恳切、始终不放手的原因，是想留待后来的君子来评定。《元朝文颕序》邹阳子右已经辑录《春秋传类编》《三史钩玄》以及唐宋六先生文集，又选取本朝名人文章中卓然出众的作品，积成若干卷，题名为《元朝文颕编》。编成后作序说：“气的运行变化流行称为道，道显著地表现出来称为文。道有升降，所以文章有盛衰，而国家的气化也系于此。有元朝开启国运，起初在朔漠建立基业；著作之家、闻名当世的士人，用来辅助政治教化、代替君王发布言论、为后世留下规范的人，本来已经在金、宋尚未灭亡以前产生了。风云聚集、万物都看得见；这种统一而雄厚的气势显现在言辞之中，难道是偶然的吗？我私下认为，三代的圣贤吐露言辞而成为经书，一举一动都合乎道，名与实并存，流传万世，本来并没有亡失。后来世道下降、风俗衰薄，道学没有传承，经生博士专门拘守师说，史官和词臣只务求彼此炫耀，实际与名义不相称，道又在哪里呢？上天开启濂洛之学，圣人之道重新明亮；文章辞章的体裁还带有旧习，这本来暂且不必评论。正在南北尚未沟通之时，江汉赵氏默默记述，朱子《四书集注》以及各经传亲自传到北方；许文正公私下承受其学而有所闻，以自身承担道统，大大阐发其中的奥秘，向上启发君心，向下满足人们的期望，使天下后世知道趋向所在，从此才没有间隔。” 振兴文章、开启教化的功劳，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这部选编从江汉赵氏以下，能够自成一家之言的，得到六十多人；他们的文章盛行传诵，足以辅助三代，超越汉唐，难道不盛大吗？试着读来评论它：文章，是精神华彩从外部显现出来的东西。文采显现在外部，没有比花木更像的了。元朝初年的文章，就像花木含苞、花蕊繁盛，尚未完全开放，气势壮大茂盛，已经约略可以看见它的精华。至大、延祐年间，花朵开放、枝叶茂盛，芬芳特别美丽，风和日暖而滋长繁荣，却还没有完全显露它的娇艳奇巧。天历以来，春天的生气完全通达，各种花卉争相开放，奇异的形态、妩媚的姿态和光彩都充分显现出来，于是达到了最为显著的程度。万物生长而滋润，滋润而兴盛，兴盛而达到极盛，本来也是气化所造成的；尤其从这里可以观察世道的变化。唉！人物受到形质的局限，气化难道也能够容许自己的意志介入其中吗？” 我出生得晚，既来不及见到元朝初年的淳厚，也不能亲眼看到盛运的宏大，只能以微薄的学业和琐碎的吟诵，在闲暇时逐篇考察这些作品，全面观察其中的情感和文辞，却自不量力地把它们编排在一起，这岂不是考虑得太少了吗？这部选编分别取各人的长处，并挑出其中最为精粹的作品，并不是要彼此比较是非、评论长短。有志于学的君子，如果曾经用心于修饰文辞、建立言论，大概不会认为我做得荒唐。《谔轩诗集序》

译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志向所趋向的地方，语言也随之而变化。古今都是如此。三百篇自从删定以后，体裁多次变化，但宣扬道理、规劝讽刺的作用，仍然保留着三代的遗意。俚俗、荒诞、轻薄的言辞不在其中。因此，屈原、宋玉的贞正，他们的语言恳切；李白、苏轼的离别，他们的语言含恨；扬雄、司马相如才气丰富，他们的语言雄健；曹植、刘桢思想多，他们的语言华丽。六朝人的志趣颓靡，所以语言放荡，距离古道也远了。唐人以诗成名的，不下千人，其中忧喜、怀思，放情抒感，或清丽委婉，或华美繁盛，或跌宕奇崛，或艰深刻苦，也都各自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尽力锤炼了语言。不能姑且按照世人的嗜好来评论优劣。天台郭公葵，年轻时就凭才气负有声名，积累学问、继承前人言论，专心致志而不倦怠。我二十岁时，承蒙他屈尊同我结交，我们一起在河洛卦范的本原、无极性命的深奥问题上切磋研讨，互相上下议论，他全都指点剖析，我从中所得很多。元统乙亥年，我们一同参加贡举，而停止科举的诏令恰好下达。我游行四方，寻求天下士人作为师友。郭君回到钱塘后，我们往来更加密切。凡是天文的奥秘、疆域图籍、国家兴亡的原因，以及史书、传记、志书和诸子百家的言论，他日日抄录、夜夜诵读，考察其中的得失，思考如何施行于事业之中；他的志向可以说是勤勉了。闲暇时登高临水，远望长啸，尽情游赏山水，以吟咏来陶冶排遣情怀，使自己享受天然的真性情。遇到喜悦、惊讶、忧愁、思念之事，题写赠答、讽咏抒发，全都写在诗中，自己题名为《谔轩集》。有时喝到兴浓醉意酣畅，便对着客人放声长歌，清越的余韵不绝，人人争着喜欢上前聆听。郭君的诗古雅和婉，悠扬清越，一唱三叹而余音袅袅，确实值得珍重。他每当抽绎思绪、驰骋文辞，都不写平庸寻常的话；同世俗惯常的爱好相比，几乎高出十倍百倍，所以只有知音才为之流传。俗话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直言不讳。”难道真是这样吗？翰林承旨张公蜕闇曾评论郭君的文章说，整饬严密而高古；评论他的诗说，情趣高雅，超脱世俗，有《诗经》作者深厚的情致。进士唐肃说郭君的诗清醇如玄酒，高雅如朱弦，当时人认为这是知言。戊申年，我和他同以从前朝代的旧官身份寄居临濠，早晚共同出入，得到郭君所作的诗三百八十多首，按门类和题材分别编排。那是他的朋友柴季通诠释编次并亲手抄写的，其中的题目往往有许多是同我一起作诗的。如今我的稿本因战乱焚毁而不存，想起来不禁感慨。俯仰之间已经四十年了，郭君因病死在濠上。我每次看到这部诗集，便挥泪而不忍阅读，却又不忍放下离去。唉，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知道滋味。我对于诗，虽然算不上懂得滋味的人，但郭君诗中的英华精粹、隽永意味有余，使人尤其想反复咀嚼，不能释手。把它传给后人，使后人不断受到滋益，我知道郭君的志向没有穷尽，他所施于后世的言语尤其足以作为法则，于是为这部诗集作序。《理性本原序》道的根本源自天，而天也不过是气化中的一物罢了。然而天之所以能够成为造化的主体，必定有主宰它的东西，那就是理。因此说：“上天生育众民，万物都有形质，万物都有法则。”又说：“理体现于万物之中，不可遗漏。”那么，理也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所以君子即由事物来考察理，从未有无理的事物；即由理来观察事物，也从未有超出事物之外的理。程子说：“一片冲和空寂之中没有形迹，而万象森然罗列，已经都具备了，实在难以从形迹上求得。”自从河图、洛书出现，圣人阐明幽深的道理，用来树立万世人道极则的内容，本来已经清楚地记载在简策之中了。孔子、孟子去世以后，道学没有传承，世人所说的治理都只是苟且而已。幸而上天没有使这种文化灭亡，濂洛之学相继出现；《无极图》《太极图说》以及《西铭》《东铭》，还有《定性书》《好学论》等论说，使百世之后的人不再疑惑，像把日月悬挂在中天，使昏昧不明的人重新看见光明，实在是后来求学者的指南、后世的衡量和借鉴。我出生得晚，未能听到父师传授的道理，怎敢不恭敬承受？我熟读细玩，恍然有所觉悟，哪里敢私自藏有？因此记录其中最重要而又最切近的内容，辑成一编，题名《理性本原》；并且把河图、洛书置于卷首，以天道为根本来启示人道；其次编列《太极图说》《定性书》《好学论》《西铭》《东铭》，推展人道以复归于天道。大概这是虽处异代却符合同一理的编次，而理性的本原也就完备了。又把《通书》一卷、《感兴诗》一卷附在后面。至于《正蒙》等书，有些内容还不纯正，这里就不再编入。求学的人如果能够读这部书，反复学习讲习，精确地理解它，明白地实行它，努力把握气化的流行和人心的妙用，便不必另求，也能知晓天人关系的深奥和圣学的渊源；也可以随手指点便有所获得，难道不是已经把握住要领了吗？至于竭尽心力以认识本性，从而认识天道；保存本心、涵养本性以侍奉上天；不因夭寿不同而改变志向；修养自身以等待命运；顺应死亡而心安——这样对于出仕治理天下，还有什么遗憾呢？求学者千万不要忽视这些。《历代统纪要览序》自古帝王建立国家、治理百姓，德行和权位一同隆盛，天命和人心也由此体现，礼乐、征伐也由此发出。君臣的名分既已确定，天下人便共同尊奉君主，所以称为天子。因此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率领诸侯，诸侯统辖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人和庶民；贵者以此统临贱者，贱者以此承奉贵者。尊卑大小的分别端正了，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的秩序便建立起来了。君臣父子的道理确立，又哪里会有悖逆君上、篡夺反叛的祸乱呢？五帝以前，缙绅先生难以言说，学者也无法传承。自唐尧甲辰以后，统绪可以考察，记载可以查核；司马迁、班固以后，相关内容见于典籍，历代都以此为准。可惜简册卷帙浩繁，不能全部了解，正统与杂纪混在一起，劝善惩恶也不显明。朱子辨明魏国、尊崇蜀汉、贬抑周代、尊奉唐代，上承孔子失传的学问，足以成为千万世卓越的准则。我伏案阅读之后，又参考各家史书，选取其中大略，题名为《历代统纪要览》。所谓“统”，是用来端正统绪；所谓“纪”，是用来记载年代。统是经，纪是纬。至于战国、秦、楚、南北朝、五代、辽、金等不能列入正统的政权，则间或载入编中；全部采用《皇极经世》的甲子来标明年代。从尧甲辰到元戊申，共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又把诸侯以及僭越称国的政权另编成一卷谱略附在后面。上下数千年之间，国家的分合，年祚的长短，世系禅让继承的缘由，成败兴亡的原因，都清清楚楚地可以看到。识见高明的人不要讥笑它简略浅易。《易经》说：“平易就容易了解，简约就容易遵从；有人能够由平易进入艰深，由简约达到详尽，这又是我的希望。” 《通鉴纲目考证序》

译上虞徐昭文考订朱子《通鉴纲目》的凡例，用来校正刻本的脱漏错误，并补充朱子尚未完备的地方，共若干卷，题名《考证》。这对后来的人有益，功劳实在不小。于是我为它作序说：大道盛行的时代，典礼、任命和征讨都源自上天；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即使没有史书也可以。大道已经隐没，礼乐、征伐出自陪臣，刑罚爵赏又不咨询众人，我的老师孔子大概是不得已，才把二百四十二年间典礼、任命、征讨的权力寄托在《春秋》中，这就是《春秋》产生的原因。此后明君不兴，治理和教化没有彰显，奸臣、女后擅权日益严重；司马氏撰述《左氏传》成为编年史，并从韩、赵、魏三国起笔，也是因为其中关系王纲、保存典礼，而天下的大经大法就在其中。朱子又以《春秋》为祖法来编修《纲目》：对于年代的久近、邻国统绪的离合、政治刑法的得失、人才的贤否，用大字写出以提纲挈领，用分注补足其文辞，确实领会了《春秋》删削褒贬的遗意，后世的借鉴和警戒也就明白了。近代尹起莘加以发明，已经与之相互依附；汪克宽考订异文，又有许多地方不够精确。最近我把朱子的凡例同今本参照会合，不免产生疑问。如今读了徐君的《考证》，便像冰雪融化一样全都释然了。其中重大的例子，如王莽弑杀皇帝，必定加上“进毒”；曹操、司马懿晋爵，必定加上“自为”；刘裕、朱冕称帝，必定写出他们的姓氏。君臣之义，凛然不可侵犯。汉昭烈帝章武三年，分注写作建兴；晋武帝太康十一年，分注写作永熙。父子之间的伦理，次序分明而不紊乱。如汉景帝尊奉太后，就加写“薄氏”；刘禅册立张氏为后，就加写“贵人”，借此区别嫡庶贵贱的分别。窦宪称为舅，梁冀称为后兄，杨坚称为后父，杨钊称为贵妃兄，借此惩戒外戚僭越窃权的祸患。高力士、李辅国、程元振等人，都写作宦者，借此防止宦官干预政事的祸患。拓跋禄官、南诏酋龙死去，都用“死”字记载，借此警戒藩将逐渐掌权的祸端。李从珂一定写作养子，又借此说明异姓养子造成后嗣断绝的危险。其他如高后废黜少帝，便改写为“主”；霍光辅佐少主，便改写为“帝”。至于临视写作“幸”，攻讨、诛杀、弑君等事，也没有不特别留意而完备记载的。一字之中包含褒贬，善恶没有能够逃脱的，于是朱子立言的宗旨便丝毫不差。他们君臣贤否的实情、治乱盛衰的关键，已经清楚地呈现在心目之间。学者从此没有缺略抵牾的忧患了。徐君用心，可以说既公正又勤勉了。假使朱子复生，也一定会发出后继有人、足以启发我的感叹。这部书流传开来，难道不会有益于世道人心吗？他的门徒将要把它刻版印行以传世，于是我写在卷首。《秦汉文衡序》文章没有比六经更古老的，没有比《史记》《汉书》更完备的。六经已经没有可以超过的了，那么《史记》《汉书》的文章难道不是后世的准则和尺度吗？我已经把《春秋》三传、《国语》辑编成类，又取战国、先秦、西汉的文章，选取其中醇正的作品，汇集成三卷，共二十八篇，题名《秦汉文衡》，准备同有志于学习的朋友一起研正。于是作序说：道有升降，气有盛衰，文章的运势也随之有高下，这种情形由来已久。《史记》《汉书》的文章，时代接近上古，雄奇深厚、雅正刚健，典雅充实而广博，光明灿烂，同三代文章有相同的风格，值得效法。司马迁、班固以后，文体多次变化，文气日渐衰靡。只有唐代韩子振兴八代以来的衰败，使文运重新归于古道；其他作者往往随时代而升降。两千年间不被世俗风尚改变的，究竟有几人？如果这样说，《史记》《汉书》的文章确实是后世的准则和尺度，何况这里选取的又是其中醇正的部分呢？我曾私下观察古人的写作，都是发自情感，情感显现在文辞中，气与理相会合，文辞随着意思流动而通顺，各自发挥作用。秦汉以前都是这样。后来的作者，不浮华便俚俗，不浅薄便吝啬，甚至事情同道理相违背，言辞同意旨不相合，彼此竞相师法，全部趋向世俗风尚；要找能够作为文章家准则和尺度的，百人中也没有两三人。唉！文章可以说太难了。学者如果能够对这部选编熟读、玩味、思考，使文气流动而充足，内心融会、义理契合，就像手持秤来比较物体，升降没有差错，轻重恰到好处；将来或许提笔撰写文书，考察《文选》中的文辞，都能有办法应对，不被世俗喜好迷惑，不堕入时代风气。《文衡》的权柄，也就在自己手中了。俗话说：“取法于上，只能得到其中。”学者取法有道，知道方向所在，那么差不多就可以同他讨论文章了。《上巳燕集补兰亭诗序》有些事情虽然相隔古今，却彼此相符，是因为它们趋向相同。因此君子只需看自己所遭遇的情形，而顺应共同的趋向罢了。晋代王右军在永和年间，于暮春时节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修禊之事；他的仪态风度，千年以后仍然可以想见。只是一直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足迹、补足他留下的遗篇，为什么呢？人物的品类不同，风俗习尚也不同，本来不能一定要求它们相同。至正二十年春，江浙行省郎中刘君德玄督戍余姚，闲暇时常以文章之事从容相聚于酒席之间。他感慨光阴容易流逝，思念往古而不可复得，于是三月初吉，在秘图湖上会集文武士人四十二人。衣冠齐集，羽觞顺流而下，酒肴纷陈，谈笑从容；追想王导、谢安的风流，遥想孔子弟子浴沂的咏叹，心中充实，仿佛有所获得。于是取前人的诗来考察，其中四言诗缺十有二首，五言诗缺三首，整首未完成的有十六首，便同在座宾客依次补写，刻在坚固的石头上。唉！看看如今多灾多难，所遭遇的是那样，所趋向的却是这样，为什么彼此默契竟会如此呢？秘图湖在州治北面一百步，旧志说是大禹收藏图经的地方。那里岩石高低错落，地上多有美好的树木和竹子，低洼处形成水洲，泉水从石间流出，盘旋曲折。于是砍除杂草、修整治理，砌成曲折的水渠，上面覆盖轩亭，景色便更加美好。这次聚会，发掘了神禹遗留的隐秘踪迹，续接了兰亭的盛会，补足了前人的遗典，上下二三千年，使旧迹不至泯灭而重新显现，确实值得记载。于是作了这篇后序。《南堂录序》

译古代的高僧大德，道德充实于自身，功业融入时代，发言立论，又能够昭彰显著于天下后世，使人传诵而不衰，这些作为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道。我从了庵禅师《南堂录》中得到了证明。禅师名清欲，世代居住在台州临海；北上时进入径山，十六岁依从虎岩伏得而受度，后来前往姑苏拜谒古林茂。来往问答之间，群疑如冰雪消释，言语、沉默、行动、举止无不体现妙用。他所到的各方大德名师，都对他仰慕敬重。从此出世主持溧水开福寺、嘉兴本觉寺、平江灵岩寺，三次主持道场，超过二十年；四方远近的僧俗都归依他。他提唱激励，赠答赞颂，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事情叙述完备而道理简约；随着意趣所向，没有任何滞碍。光明如白日运行，天上的光辉洞然照耀；接近他的人如同沐浴春日的温暖，受到他教化的人如同沾被时雨的滋润；得到他教益的人如同饮用甘露。把人引向高处，人就更加尊崇；把人降到低处，人就更加亲近。人的根器有利钝，他都能使其有所领悟，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语，其利益广大无边。从前我游历嘉禾，在本觉寺认识禅师，得以同他交谈，留宿方丈室，看见禅师独对孤灯端坐，完全没有世俗形相。我也喜欢坐在他身旁，有后来求学的人前来请教，他便提笔措辞，不经过思索，文章却温润丰腴，光彩显著。我曾经很喜欢读它，却不知道其中意旨归宿所在。自从世间风尘突然扰乱，音信日渐疏远，而禅师也已经去世了。这次来到金陵，禅师的门人祖潜同我讲论乡里宗族的交好，拿这部《南堂录》给我看，其中有上堂说法、举述古事、赞、疏、偈、颂，共若干卷。我展开阅读，才惭愧地知道从前喜欢它，实在并不是了解禅师。祖潜请我作序，我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文章是技艺，道才是实质。真正笃实于道而又精于文章的人，看到书写得美便喜爱，喜爱便会传布。因此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我看佛门僧人中，能够传布他们的道来使人向善的，也未尝不借助文章来发挥它。禅师学业勤奋、品行修养深厚，道理完备、德行高尚，这是有德之人的言语，难道会不能流传久远吗？后世之人依凭他的言语进入道，得到他的道来传承内心，这又是这部《南堂录》不可缺少的原因。” 《洎川文集序》古人说，禅门高僧大德出世时，叱咤纵横，来去无碍。他从内心发出的声音，显现在言论文章中，终究不能仅凭外在行迹去寻求。真懒禅师俊公用章，世代居住在番易的洎川，是董文靖公的族弟孙。他具有慧性，跟从佛门学习，内外典籍无不通晓；遍访各方大德，参究他们的机锋言语，若不契合便不接受。后来进入龙翔广智禅师的门下，终于有所领悟，因此在吴地停留最久。他所到之处，名卿大儒都同他交往，他写成的文章超过前辈，笔力振拔。当时寺院、塔墓记功等事完成，必定以礼相请。禅师下笔源源不断，从不吝惜；至于赠送、序文、记文，积累起来成为文集，取名《洎川》，表示不忘自己的来处。他五次主持道场，都有明确的功业。世人称许禅师，没有不认为他是善于作文的人。禅师难道真的只在这些吗？后来居住在净慈寺，入京朝见，不久便示现疾病，安然化去。火化时火焰燃尽，舍利如豆粒一般。下葬那天，天上下起飞花，人人瞻仰赞叹。那么禅师来去、生死、显隐都没有固定形迹，而且又不能测知他的边际，哪里可以仅凭行迹寻求他呢？显然，他根本不需要依靠文章来显扬名声。他的弟子绍智汇集遗稿，将要刻印流传，请中竺季潭公嘱托我为之编次并评论。季潭对于禅师来说是法门兄弟，而我同禅师交好，差不多三十年，按情义不能推辞，于是又回答说：禅师的文章，叙事像柳河东，议论像曾子固，立言扶助教化像嵩仲灵。文章的渊源和余绪本于他的老师广智；至于联类引物、从容譬喻，又上承王褒、刘向一类人的风格。情思如泉水涌出，内涵积蓄而有山岳般的光辉，浩大流动、无边无际，于是又自成一家之言。传给后人，使后人不断得到滋益，难道不能流传后世吗？虽然，文章本来是禅门的余事，却又是承载道的器具，也未尝不借助它来传道。我曾观察近代僧人，凭文章著名的固然很多；总的说来，能够不失法度、内容充实有余的，在元贞年间是天隐至公，天历年间是广智欣公。天隐的文章雅正舒畅，广智的文章雄健超迈，但都没有山林僧人的习气。禅师是广智的大弟子，应该同他一并流传。于是写在卷首。《潜溪大全集序》

译有位客人对我说：“我天性喜爱山水，曾经大体看过山水的形状。长长的溪流、曲折的山涧，水势湍急而流色清澈，波光澄澈明净，映照着日月，没有不喜爱并玩赏它们的。至于江海那样广阔，蛟龙出没、光怪陆离，晴雨变幻不定，便有不能窥见它边际的地方了。幽深的山谷、僻静的树林，泉水甘美、树木茂盛，奇异优美的景物竞相呈现，风光日色尽情展露妍丽，没有不喜爱并前往游赏的。至于大山深谷，高峻直上千仞，百神幽闭潜藏，便有不能穷尽其形势的地方了。”我相信他说的话，观察世上那些能写文章的人，也没有不是如此的。金华宋先生景濓，向来以才气自负，积累学问，继承并阐发前人言论，以文章闻名于世。从前我任萧山县学教职时，承蒙他寄给我所著《潜溪集》若干卷，其中运思遣辞，遵循文章规矩，法度严整而文采光辉自然显现。后来过了几年，我到武林，得以看到他的后集、续集，以及辨析诸子之文三十八篇、《燕书》四十篇、《演连珠》五十首、《问对》四十二条和杂传数十篇。至于记功、表墓，谈玄、赞空，题咏、赠送等篇章，能够随事物而赋予相应形态，从无形处发为有形，浩大如江海的深广，巍峨如山岳的高峻，确实不是用管窥蠡测所能略见一斑的。当今天子下诏修撰《元史》，先生实际总领评论裁定之事，我有幸参与编纂，每天阅读他的著作，时常听到他的议论，知道他内在蕴藏的学问丰富，发之于外的文章高妙，内容厚重而广博。他删削取舍的严谨，是非判断的公正，以及褒贬、劝善、惩恶之处，凡是前代兴衰的原因、善恶的事实、甲兵钱粮、军马的数目、天文地理、灾异祥瑞和丰歉变化，都清楚地记载在简册上，流传给后世；这又如山川涌出云雨，恩泽遍及万物，远非先前所见的那种高大广阔、无法测度而已。因此，他理应成为当代所尊奉的人。虽然如此，文章的气运同世道的盛衰一样，事物产生后兴盛，兴盛后衰落，衰落后又复兴，这是形势必然的结果。况且文章自有传承脉络，自古以来都称西汉为宗主，而贾、董、马、班诸人确实可以作为师法的对象。晋、宋时期日益流于萎靡，唐代韩子兴起，挽救八代以来的衰颓，使文运重新回归古道。五代逐渐衰落，欧阳子又随之振兴文风。当时像曾子固、王介甫、苏子瞻，都各有所依循。自濂洛以来，圣人之学尚未明白，文章更加难以治理；擅长辞章的人有时昧于义理，专事直述的人有时又缺少文采，这两方面都失之偏颇。总的说来，文辞严谨而义理阐明，气势雄壮而文采丰润，十篇中能有两三篇达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很少了。唉，文章真可以说是太难了！先生正当文运开始兴盛之时，卓然掌握文坛权柄，文运盛衰的关键，难道不在先生身上吗？因此写下这篇文字，作为《潜溪大全集》的序。《全室集》序 从前我客居金陵时，如今中竺的季潭禅师泐公，跟随龙翔广智从事佛业，与我同住一里，彼此情谊融洽欢欣，而且都以远大的前途相互期待，每天在文章方面切磋，在士绅和有德望的前辈之间交游往来，彼此通信问候，盛况非常。禅师曾经厌恶世上写文章的人，认为见识和性情不高，见解就浅薄鄙陋；体裁没有法度，铺陈叙述就会失去条理，并且说求学本来就不应当如此。于是闭门坐在一室之中，勤奋不懈地阅读古人的典籍，甚至忘记睡觉和吃饭，想要探求创作文章的体制以及立言的要旨，他的志向可以说很大了。后来禅师上径山掌管记室，在元叟端公门下；又回到龙翔。我回到吴中，留在那里从事教学、推广学业。过了几年，我们在金陵相见，而禅师的学问已经充实有所得，气势充沛而不可遏止。从此以后时局多有变故，我到姚、虞之间避难；禅师出任宣州水西寺住持。风尘阻隔，道路遥远，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才在西湖之上相遇，握手叙说旧事。禅师于是拿出平日所著的《全室集》，其中有古诗、乐府、歌行、唐律，共若干卷。我读了好几天也不厌倦，只觉得作品高古温厚，风度悠扬：光彩照人，如同飞翔空中的孤凤，显现德行而来仪，使人想痛快地一睹却不可得；昂然挺立，如同霜晨的老鹤，声音传到九皋，使人想接近它却无法靠近；像追随黄河水流中的玉瓒，谨慎庄重而有文理；淡雅如清庙中的朱弦琴，一唱三叹而余音不绝。这若不是因为他的见识高明、功夫精深、情趣美妙，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把它放在古人作品中，也不容易加以甄别，难道不可以流传到后世吗？这确实足以实现我往日的期望了。再说，我曾经考察晋、唐以来以诗闻名的高僧，大概也不少。比如支遁的冲淡，惠休的高明，贯休、齐己的清丽，灵彻、皎然的洁净峻拔，道标、无本的超绝，惠勤、道潜的丰润，虽然造诣各不相同，但都适合各自的性情，寄托的意旨深远，因此直到今天仍被传诵而不衰。季潭禅师见识高迈，格调情趣清雅古朴，发扬诗歌吟咏之道，具有《诗经》中诗人借物寄意的情怀，得到了《三百篇》流传后世的精神，难道会处在灵彻、惠休诸人之下吗？将来还应当有真正知音的人来赏识他。赠给弟弟伯良赴任陇西县丞的序 皇上即位第六年，下诏命六科选取天下士人。我的弟弟伯良凭借通晓经学参加天官选试，朝廷在殿廷上授予他巩昌府陇西县丞之职。自从我离开乡里已经很久，不能同他叙谈亲情。如今也因被召来到京城，正高兴终于可以相聚。可是马上又要有数千里之遥的离别，我们的心情将会怎样呢？虽然如此，君命不可延误，平日的志向也不可辜负。于是我对他说：我们朱氏世代居住在偃师，先祖谏议承受光禄的恩泽，传承道学的美德，在朝廷任职、治理郡县，事迹卓著而值得记载。程子说，他在国家或在家中，面对百姓或处理事务，即使仓促之间也一定依据至诚。这是我们朱氏子孙应当世代守持而不可废弃的准则。传到第二代先枢密时，随从南迁到临海，至今已经六代了。先祖春江府君，又亲自接受鲁斋王文宪公的教诲。先父继承并发扬家学，教诲养育更加深厚；而我们兄弟遭逢世事多变，失意落魄，没有什么成就，深深害怕不能承受先人的德业，心中常怀惭愧。幸逢昌盛的时代，朝廷搜罗遗逸之士，凡有一才一艺的人，都聚集在京师，朝廷衡量才干、评定爵位，正是士大夫希望得到任用的时候。这次出行，应当想着竭尽自己的职分，那么就称得上做县丞的道理了。况且县丞是一个县的副贰，有县令在上，凭借他来共同治理百姓；有大府在上，接受它的命令来奉行国家公事。然而，作为县令的副职，就不敢擅自专断；承受大府的命令，又可能因事情繁多而不能完全办到。这样，惠泽百姓的志愿尚未实现，贬黜和受辱的责任就已经到来了。担任这个职务的人，难道可以不廉洁谨慎而又勤勉敏捷吗？廉洁谨慎、勤勉敏捷，没有比诚心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事情是有了诚心却不能感动人的。我的弟弟，去吧！侍奉大府如同侍奉父亲，侍奉县令如同侍奉兄长，取得上级信任的道理就掌握了。以恩惠爱护百姓，以严厉对待属吏，驾驭下属的道理也就掌握了。如果这样，那么报效国家、彰显世代德行，难道还可以到别处去寻求吗？《诗经》说：‘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了你的先人。’我的弟弟，你想一想怎样才能不辱没先人，那么远近的离情也就不值得惋惜了。我的弟弟，努力吧！”

译《西阁集》序 《西阁集》，是四明阜法师的诗集。法师清正谨慎、博学高雅，性情温厚而有操守，从息庵孜公那里传承天台宗旨，同时通晓佛教和儒道典籍，以能诗著名。从前他主持钱塘的广惠寺，我曾去拜访他。法师让我坐在雪堂中，谈论诗篇；他的体裁清雅古朴，辞句意旨冲淡精纯，具有《诗经》作者寄托情思的意味，我心中暗自喜爱。后来我寄居上虞，法师把法幢移到余姚的明真寺，我们相距只有一舍之近，时常往来，以问候相互资益，以唱和诗相互酬答。大篇如春日万物舒展，小章幽深悠远，只见它们温柔而不迫促，流丽而和平，风度闲雅整饬，志趣深远长久，实在令人喜爱。不久，法师因为修行和学业列为高等，奉命入朝觐见，最终因病死于南京，人们无不为他叹息哀悼。有一天，他的朋友赵撝谦把他平日所作的诗编排整理，共若干卷，前来请我作序。我认为天地之间光明山岳的精气，融合而成为清美之气，凝聚而成为仁德贤能之人；等到这种精气发为声名，显现于事业，都是天地精华的表现。出家为释、为道的人，往往又能得到其中最秀美、最清纯的部分，胸襟悠然，飘然超脱于尘世之外，不被世俗所崇尚之物和凡俗牵累所牵引；在风晨月夕之间吟啸嘲咏，常有出人意料之处，不是经生学子所能达到的。例如晋、唐以来那些著名僧人，在当时得到称誉，流传吟诵于后世，虽然各自所得和造诣不同，但总的说来，他们都能适合自己的性情，寄托幽深远大的意旨，这一点是相同的。就我所见，像支遁那样冲淡，汤休那样辞藻华丽，灵彻那样深沉精纯，皎然那样清丽柔婉，贯休那样高远，齐己那样深沉有识，无本那样超绝，希昼那样构思精致，道潜那样丰润，大概都不是可以企及的。如今法师以清正精纯的资质寄身佛门，而且闲雅温润，那么他在陶冶性情、吟咏讽诵之间追慕古代作者，他的诗难道会有不能流传的吗？我并非真正懂得评诗之言，只因赵撝谦没有忘记所受的嘱托，姑且为这部集子作序。法师名如阜，字物元。《白云稿》第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