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丞集卷上

译洪武十八年殿试策。皇帝制诏说：“我考察古代闻名于世的人，只是恭敬地办事并敬畏天命，专心从事政务而历练知事，经历艰难来树立志向；太阳运行不止，岁月运行也没有终点。即使在睡眠饮食之间，也从未忘记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因此能够大力辅佐君主，使百姓获得福祉，这就是能够闻名于世的原因。我自从取代元朝统一天下以来，官制遵循古制，法律仿照旧章，勤勉不懈地求取贤才，却多次任用不当。其中有才能的人，我把他们委以腹心之任，他们表面顺从而内心却有异志；品德纯正的君子，我授予他们俸禄和官位，但他们只能把古代的道理铺陈到事务中，遇事便束手无策；下等士人没有廉耻、没有见识，不顾自身性命，陷入深重罪恶而永不悔改。传播张扬君主的恶行，如果不是真正贤明至圣的人，也无不被他们迷惑。这样下去没有止境，怎么治理国家呢？你们这些文士，虽然正处于进学之时，还没有专门研究各种典章，但只要能分条陈述可行与不可行之处，就可以看出利弊。既然承受了我的命令，就要竭尽你们的心力；立志成为闻名于世的人，就从这次应试开始，一定要符合我的心意。” 臣回答说：我恭敬地看到陛下发布仁德的言辞，下达明白的诏令，知道求得人才困难，便向草野之中微陋的臣下询问。您的谋划不能说不广泛，求贤的心也不能说不迫切。但臣不知道陛下果真能够因此听取意见吗？还是认为像臣这样出身寒微、地位卑贱的人不足以参与天下大计，只是姑且拿来试探一下呢？即便如此，君主以名义来求问，臣下便以实际内容来回应。陛下举出这样的名目来发问，臣怎敢不举出实际情况来回答？至于因为说实话而招祸、触犯忌讳而忘却自身性命，那不是臣所敢顾虑的。臣恭读圣策说：“我考察古代闻名于世的人，只是恭敬办事并敬畏天命，专心办事而历练知事，经历艰难以树立志向；太阳运行不息，岁月运行不止。即使在睡眠饮食之间，也从未忘记这样做的原因。因此能够大力辅佐君主，使百姓获得福祉；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原因。”唉！“恭敬办事并敬畏天命”这一句话，是唐虞三代圣人任用官员的根本原则。陛下如果用这个原则来求取古代闻名于世的臣子，那么也一定会用这个原则来选择今天闻名于世的臣子。那些区区管仲、商鞅的谋略，申不害、韩非的习气，哪里值得拿来向陛下说明呢？陛下既然有意求取唐虞三代的臣子，臣便不敢再引用汉唐的臣子来回答，请以唐虞三代的臣子作为最后的说明。从前舜任命九官、十二牧时说：“敬慎啊，只要这样才能辅佐上天完成政务。”周武王称说夏代的臣子时说：“掌管政务的人，只要辅佐君主，就应当恭敬。”伊尹告诫太甲说：“鬼神不会永远享用同一种祭祀，只有能够真诚祭祀才会享用。”周公告诫成王说：“小人会怨恨你、辱骂你，你自己只应恭敬地修养德行。”能够用这些道理告诫君主的人，也一定能够用这些道理要求自己。这一点是可以看出的。所说的恭敬、恭谨、真诚、敬德，难道有哪一项超出了陛下所说的敬畏之外吗？专心办事而历练知事，经历艰难以树立志向，太阳运行不止，岁月运行不息，即使在睡眠饮食之间也从未忘记，这些哪一样不是敬畏之心的表现呢？所以说到大力辅佐君主，上有唐虞时代放勋、重华那样的极盛治理；说到使百姓获得福祉，下有三代刑罚搁置不用的伟大功绩。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做臣子，都是遵循这一道理。臣恭读圣策说：“我自从代替元朝统一华夷，官制遵循古制，法律仿照旧章，勤勉求贤，却多次任用不当。”臣认为，陛下凭借上天赐予的资质，处在表率天下的地位，即位以来已经十八年，勤勉求贤，为百姓谋划，日夜思考这件事，已经非常周详了。至于多次任用不当，即使臣也对此有所怀疑，然而还不敢立即向陛下直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识别人，臣子的职责在于办事。君主有识人的明察，臣子才会有任事的实绩。从前皋陶陈述谋略说：“在于识人。”文王任用三宅之俊时说：“能够知道三宅之人的心志，明白看见三宅贤俊的内心。”大体说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志，不能轻易测度；识人的困难，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忧患。然而古代圣人从未因为困难，便不把识人作为首要事务。所以唐虞任用人才，一定先让他们陈述政见，然后明确考察其功绩；明确考察功绩之后，才按照功劳赐给车马服饰。从未轻率地授予官职。文王对于三宅之官，既选得其人来担任常伯、常任、准人的职位，又储备人才以备常伯、常任、准人的选择，从未仓促任用。如今陛下勤勉求贤，却多次任用不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考察不够详细、任用过于仓促的过失。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年以来诛杀奸邪，革新政治，于是纷纷提拔天下士人，共同成就功业。有的以聪明正直为名目，有的以孝悌力田为选拔标准，有的以贤良方正为科目。陛下责求他们成就的心意不能说不深，委任他们的心意不能说不专。然而报效国家的成效，却渺茫得如同徒手捕风，难道是这几种名目果真不足以治理国家吗？也是因为只追求名目而不考求实际。古代任用人才的人，日夜思考，必定确认那个人足以担当这种职务，然后才把职务交给他而不怀疑。如今却不是这样，有一点小善便仓促提拔，有一点小过便立即诛杀。陛下求贤如此急切，虽然勤勉不懈，贤才却不足以符合陛下期望，大概原因就在这里。况且天下人才，生养出来很难，培养成材更难。陛下既然知道生养、成就人才的困难，又怎么忍心因为一点小事就把他们交到刀锯斧钺之下呢？从前汉武帝凭借英武的资质，所任用的人有的早晨上奏、晚上便被召见，稍不如意就随即诛杀。所以汲黯说：“凭有限的人才，任意施加无穷的诛罚。”武帝说：“不是这样，天下人才无穷无尽，只是忧虑君主不能任用他们。”臣认为，武帝不是不能任用人才，而是忧虑在于不能识别人才罢了。如果确实能够识别他们，就让大的才能成就大的事业，小的才能成就小的事业；根据才能来授予官职，依照能力来安排职务。

译如果果真是奸邪之人，就诛杀他；如果果真是庸劣之人，就罢黜退处他。又何必忍心杀戮之后才说“我能够任用天下人才”呢？假使武帝的谋划是对的，那么尧舜三代的道路就不值得效法了。臣恭读圣旨说：“其中有才能的人，委以腹心之任，却多有表面顺从而内心异志的；品德纯正的君子，授予他们俸禄和官位，但他们只能把古代道理铺陈到事务中，遇事束手无策；下等士人没有廉耻、没有见识，不顾自身性命，陷入深重罪恶而永不悔改；张扬君主的恶行，如果不是真正贤明至圣的人，也无不被他们迷惑。这样下去没有止境，怎么治理国家？”臣听说，德行胜过才能叫作君子，才能胜过德行叫作小人，才能和德行都完备叫作圣人，才能和德行都丧失叫作愚人。才德都完备的人，本来就是世间少有的。臣私下观察，自秦汉以来，窃取君主权柄而造成天下祸患的人，全都是才能胜过德行的小人，难道仅仅是表面顺从而内心异志吗？至于品德纯正的君子，只能把古代道理铺陈到事务中而束手无策，没有别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历练见识不够详细、学习实践不够充分罢了。所以三代的教育制度是，八岁进入小学，教给他们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可是后世却有人到老年还不能全面知道这些名目和数目。十五岁进入大学，教给他们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可是后世有人终身都不能亲自实行其中哪怕极少的一点。这就是古代君子都卓越有为，而今天的君子不如古人的原因。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兴办天下学校、培育天下贤才，也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然而教育的方法仍有未尽之处，所以士人的成就也还有不足。臣希望陛下采用胡瑗的办法，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就是各自研治一部经书；治事斋，就是各自专治一项事务，如治理百姓、治理军队、水利、算术之类。从京城到外地府、州、县，都精选各项技艺中最优秀的人来担任学校教师，并且每年考核他们的成绩，那么有成就的君子就不会担心遇事束手无策了。至于下等士人、无耻之徒，就是臣所说的才德全无的人，所以应当列入摈弃之列。陛下如果能在开始时考察周详，后来就可以简略处理；如果能在先期多费心力，后来就可以安逸。识人的方法如果没有缺失，任用他们担任职务各得其宜，又怎么会有“怎么治理国家”的叹息呢？陛下策问臣，大略就是这些；在末尾又命令说：“你们这些文士虽然正处在求学进取之时，还没有专门研究各种典章，但只要能够分条陈述可行与不可行，就能知道利弊。” 这是陛下怜悯臣愚昧，想让臣充分陈述意见。又说：“既然承受我的命令，就竭尽你们的心力；立志成为闻名于世的人，就从这次应试开始，一定要符合我的心意。”这是陛下引导臣进取，希望臣以古人为期望。臣所说的可行与不可行，前面已经陈述过了；至于利弊，则不是臣所敢计较的。陛下希望臣以闻名于世自期，臣便请把“恭敬办事并敬畏天命”这一句话牢记在心。至于用阿谀曲从来求取恩宠，用逢迎来谋求宠幸，不按照责难君主、陈述善道的原则进言，只说“一定符合陛下的心意”，这不是臣所学习的。臣等承受陛下养育生成的恩德，接受陛下教化培育的恩德，倘若陛下不因为臣如同割草砍柴者一样卑贱而弃置臣，那么所谓希望得到闻名于世的臣子，就在于陛下教育臣下有正确的方法，识别臣下能够尽其道而已。臣愚昧浅陋的言语没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只希望陛下怜悯臣拳拳的忠心，加以教导，这就是臣最大的幸运。臣谨慎回答。序。《送廖兼善入大学序》。经书用来承载道理，所以士人想要明白圣贤之道，就必须急切地研治经书。经书研治好了，那么天下的道理没有不能明白的，天下的事情也没有不能认识的。后世研治经书却不是这样：谈论道理的人有时不懂事务，施行政务的人有时不以道德为根本；更严重的还牵强附会、穿凿解释，取得先儒的糟粕却像吹笙吹簧一样加以吹捧，以求符合主管官员的尺度，侥幸有所收获，便出来向人宣称：我所知道的圣贤之道，不过如此而已。至于正心诚意的实际内容，则漠然无知，和自己的身心毫无关系。唉，经书的设置难道本来就是要造成这种结果吗？还是淳厚的风俗衰落而浮薄的习气胜过了它？或者是弊病和浅陋相互承袭，而有卓异志向的人恰好没有思考到这些？风俗习气的改变为什么这样困难呢？我曾对此感到奇怪和疑惑。同邑人廖兼善，是研治经书而有志于道的人，我在他临别时写这篇文章询问他。《石田书隐诗序》。淦城南面六十里有一处地方叫石邱，那里群山高耸，像角一样并立；山下清泉奔流，交相汇合；其中佳木茂盛，成片并植。问这里住的是谁，回答说是钱氏；问他们的世系，回答说是旧吴越王族的后裔；问他们的风俗，回答说白天耕作，晚上奏乐吟诗。我曾经经过这里，感到很快乐，乘肩舆到他家门前，见到钱氏的后代伯起，只见他相貌专一精明、秀美焕发，听他说话，觉得他通达而且练达。我因此猜想，他将要意气慨然地出仕，为世间所用。六年以后，我从京城回来，再次经过他的居所，伯起正在积蓄书籍、修筑房屋，打算隐居于山林。他拿出一卷所谓《石田书隐》的诗文，请我为它作序，并且说：“我将老死在山林中，等待您的一句话使它流传不朽。”我觉得奇怪，问他原因。伯起说：“最高明的人不谈论命运，其次的人安于平常来等待命运，最下等的人任意妄为而不知道命运。富贵贫贱、长寿夭亡，都是命运；随所处环境而安然自处，是君子等待天命的方法。所以坐在朝廷上，辅佐天子并统率百官，是命运；身处一丘一壑之间，尽力耕种、垂钓，把心思专注于书册，也同样是命运。这两种都是命运，失去那一个便可能得到这一个，可世人总是为前者忙忙碌碌，却为后者忧愁，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所以我随遇而安。如果说要羡慕富贵而以贫贱为羞耻，难道是我的志向吗？”他又说：“人立身所凭借的是礼义，所经营的是衣食。石田的收入虽然微薄，却可以供给伏腊祭祀；诗书的教化虽然迂阔，却可以使后代子孙善良。我所得的天命，既然不足以兼善天下，难道还不足以独善自身吗？”唉！我从今以后才知道伯起是他人不能赶上的。起初我认识伯起，只认为他的才干优异，足以胜任一个官职而已，不知道他的其他方面。如今看他在富贵贫贱之间的态度如此，难道不是超然出众、胜过常人吗？这样看来，像伯起这样的人，差不多就是等待天命的君子了！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他的序，擅长作诗的人应当乐于称道它。《送光禄署令李孟辉服满入京序》。

译士人遇到太平时代，就弹去冠上的尘土，振奋衣带，歌唱欢呼、踊跃向前，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论贤能还是不肖之人，都想纷纷到朝廷来表现自己，伸述自己的言论；如果一句话得到认同，便跃然自喜。世人常因此认为他们奇异，而那些人自己也因此觉得比世人高明。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士君子得到君主知遇，并不难在于能说话，难的是树立自身。如果我的操守还没有磨炼，真诚还没有达到，即使言论被听取、计谋被采纳，君子也不忍心以此从君主那里得到利益。何况只是琐屑地计较言语末节，却连万分之一的顺从辅佐、匡正挽救都做不到呢？子路问侍奉君主的道理，孔子说：“不要欺骗他，也要犯颜直谏。”以孔子这样的圣人来说，他侍奉君主，也只是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罢了，从未敢对君主抱有侥幸之心。然而世上的士人却不是这样，难道是他们所学的东西没有出自孔氏吗？我的朋友光禄署令李孟辉，质朴而有文采，诚信而通达，敦厚温恭，与人交往总是尽心尽力，从不向别人有所求。我本来就知道，他出仕侍奉君主，一定会不同于常人，而且接近古代那种不欺骗君主的人。今年母亲服丧期满，将要前往京城，向我索求几句话作为告别。我认为孟辉的才华，本来就不需要我的称颂说明了。至于侍奉君主的道理，我和孟辉都是孔氏门徒所应当熟悉讲论的。因此写下这些话赠给孟辉。孟辉啊，你也能想办法安顿我吗？《赠医士刘孟圭序》。洪武十八年秋天，我从京城回来。第二年二月，我的儿子观得了病，几乎病危；下边腹泻，上边呕吐，几天都不能吃奶和进食。我询问各位医生，医生认为无法医治。我也将不把他当作活人看待了。正要进行祈祷求救时，朋友黄惟初说：“这里有个孟圭，几代人都以行医闻名，为什么不请他来看看？他急于救助别人的危难，应该会来；他一来，就可以知道病是能治好还是不能治好。”我依照他的话把孟圭请来，几天后病就完全好了。我既然得到孟圭的功劳，便想有所报答。孟圭笑着说：“君子所看重的东西，不可以用财物取得。我虽然以医术为业，难道能用财物来取得报酬吗？”我为他的话感到惭愧，赠给他一篇文章说：“医术，是圣人用来救助将要夭折之人的方法。可是世上以行医为名的人，忙忙碌碌只求利益，对于人的生死，冷漠得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胖瘦一样，这难道是圣人爱惜生命的本意吗？”孟圭以专门医术为业，却能够把利益放在后面、把道义放在前面，他比世俗之人贤明得多。即便如此，世上谈论医学的人认为，医学起始于轩辕、岐伯，而在史籍中著名的，扁鹊、仓公是其中最突出的人。孟圭如果能够推行这种心志，不断进取而不停止，那么就可以逐渐达到古人的境界了。我虽然没有才能，职务却在太史，或许将来听到他的事迹，便大力书写、特别书写，使他接续在扁鹊、仓公之后，那么我又怎敢过分谦让呢？孟圭要努力啊。这就是序。《送涂仪曹归龙溪序》，代人所作。君子治理百姓，难的不是让百姓畏惧自己，而是自己离任后百姓还思念自己。接受天子托付治理一个郡县，掌握赏罚的权力，用来统治下属，即使想让人不畏惧自己，能够做到吗？所以善于治理政务的人，不依仗自己拥有令人畏惧的条件，而依仗自己有令人爱戴的实际功德，使忠孝和乐的心意默默运行在纲纪法度之中，让百姓暗中受到他的德泽；这哪里是那些急于追求功利的新进之徒可以同日而语的呢？我的朋友涂公某在淦辅佐政务三年，淦地百姓无论老少都佩服他的贤能，感念他的恩惠。任期届满入朝，天子赞赏他的才能，提拔他为礼部员外郎。当时我正奉命接替他来治理淦。涂公既和我成为邻僚，县里人又很高兴他的政绩前后相继，于是把当地风俗民情的详细情况全都告诉我。况且如果稍有触犯他们便会产生怨恨，即使齐、鲁之地也是如此；只要举措得当，这里的百姓尤其容易教化。第二年四月，涂公因母亲太夫人去世而离职服丧，取道淦地前往汀州。我和他在金川之上相会。涂公当时正穿着丧服，神情谦退；而淦地百姓为他叹息感慨，思念他的德行，希望见到他，唯恐落在别人后面。唉，这难道不是忠厚和乐的德行所造成的吗？离去之后还能使百姓思念他吗？这和百姓表面畏惧、内心却不服的情形相差太远了。我既承蒙涂公的知遇，又和他一同在这里任官，很高兴这里的百姓仰慕他的德行而不忘记他，于是写下这些话。《李彦澄诗序》。洪武八年，我和彦澄李君初次在开封贾惟中的座上相识，惊异地认为他不是当世的普通人物。惟中说：“您难道还没有完全了解他吗？他的议论英俊焕发，即使博闻强记的人也有不如他的地方；他的文章辞藻精美，即使那些执笔作文的人也赶不上。”我感慨地叹息说：“我到四方寻求朋友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见到这样的人。”于是我们彼此往来，更加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道理。几年以后，惟中辞去官职回乡，我和彦澄见面更加频繁，每当各自有所感触，总要坐下来交谈很长时间。又过了九年，我以进士身份在京城任官，不久因家中变故回去。今年我又将要前往京城，彦澄拿着他的文章给我看，说：“承蒙您了解我已经多年了，难道可以没有一句话吗？”我认为文章只是士人的末等事务，不足以完全了解您。古人如果实现了自己的志向、推行了自己的道路，就没有什么必须从事文章的；写文章的人，多半是对世道愤懑而无所作为，想把文字流传给后代。如今彦澄年纪正盛，才思正敏捷，如果出仕到政务机构任职，我知道他就像蒲梢、駃騠奔驰在九轨大路上，跟随韩哀而由造父驾驭，哪里还会在意区区文字呢？即便如此，古代的公卿大夫在教化成功、风俗美善之时，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表现极盛的太平景象，往往创作声诗，在朝廷演奏，在郊庙祭祀时献上，歌颂圣君神明的伟大功绩，宣扬礼乐的宏大美善，使圣君贤臣的功德光明显耀，照耀千年，那么文章难道本来可以轻视吗？又何必一定要在穷困忧愁之余，夸耀文字的工巧呢？彦澄的德行和才能，在乡里一向有声誉；他为父亲服丧三年，礼制没有一处违背，这说明他能够治理根本，那么文章辞藻的美好，难道会是偶然得到的吗？我和彦澄相知十年，本来就不同于庸俗之人的交往。既然如此，对于文字的责任，又怎能不彼此勉励、磨砺才华呢？将来如果有了解彦澄的人，出面把他推荐给朝廷，那么歌颂圣君贤臣的功德、宣扬太平盛世的盛况，彦澄就不能推辞自己的责任了。我虽然不敏锐，也还应当和彦澄在翰墨领域共同驰骋周旋，以证明我们十年的相知并没有错。《送白税入京序》，代人所作。

译临江处在东南水陆交通的要冲，而淦又位于上游。凡是福建、广东的货物装载在船车上，都必须经过这里才能运往别处。所以关市的税收常常比其他县重。如果主管税务的人不得其人，那么商人经过这个县时，就会互相指点、牵引，暗中躲避远走，直到决定不在这里出售才停止。这样，国家收入还没有见到增加，百姓中承担这种劳役的人却已经在下层困苦不堪了。所以一定要得到廉洁正直谨慎的人、通达练达的人才，权衡税负轻重，控制增减，然后商人的货物才会充满市场，而百姓承担这种劳役，也可以计算日子等待轮换。这样看来，征收税赋的职务虽然低微，却不能没有合适的人。洪武十年，平阳白氏初次来淦地担任这一职务，他敏捷、廉洁正直而且通达。商人中从这里出发的人，都称颂他的贤能；所收的缗钱增加了，百姓却没有因此过度困苦。唉，他就是我所说的得到合适的人了。今年秋天，他任期届满将要前往京城，士大夫舍不得他离开，都作诗歌赠送给他。我和白君有前后任职的交情，众人认为适合由我写这篇序，所以不能推辞。《黄体方诗序》。李太白，是神仙一类的人物。看他自己说：“从前我在江陵见到天台司马子微，他说我有仙人的风姿和道家的骨相，可以和我在八极之外神游。”贺知章一见面就称他为“谪仙人”，如果不是他的胸襟气度高超，怎么能在名流贤士中获得这样的声誉呢？高力士当权时，趋附他的士人多得数不清，而太白看待他简直如同奴隶。他英伟豪杰的气概，自然足以压倒天下士人。所以他的文章豪放飘逸，在《诗经》《离骚》之后卓然独秀，鲜明绮丽。哪里是那些拘泥于尘世、只在糟粕中求取的人所能希望达到万一的呢？从唐代到宋代，很少有继承他的人。元初只有清江范德机，凭借清正自守的节操、超卓不凡的见识，发而为文，来彰显一代的盛况，也往往有人能够踏上他的道路。大概这不只是因为他学习祖述得工巧，更因为他内在的根本有不同于常人之处。我从小喜爱太白诗，曾经遗憾自己不能通达他的胸襟气度；若只学他的诗文，当然还可以勉强学习。洪武十八年，我从京城回来，朋友黄体方拿出若干篇诗给我看，大概是急切地想登上李太白的门墙，求得登堂入室的阶梯。我于是抚摸诗卷叹息说：“我高兴我们乡里的士人中有能够和我志趣相同的人。” 两年以后，我将要前往京城，体方说：“诗集不能没有序，请您为我记述一番。”我认为体方的诗，确实规规矩矩地学习太白。如果说到他胸襟气度的高超、气节的壮烈，这尤其是学习太白的人应当知道的。不过，太白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学习者如果能够修养自己的文才和品行而不愧于范德机，这也就像鲁国人善于学习柳下惠一样了。记。《画记》。苏文忠公论画，认为人物、禽鸟、宫室、器物，都有固定的形态；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然没有固定形态，却有固定的规律。固定形态画错了，人人都知道；固定规律表现不当，即使懂得画画的人也未必知道。我借用这些话作为观画的说法。绘画作为一种技艺，世上那些专门从事绘画、以此成名的人，大多能够曲尽事物的外在形似；但至于事物意态情性的汇聚之处、天机所寄寓之处，那种悠然深远、无法探究的境界，如果不是高雅之人、卓异之士，超然于尘俗之外而有独到见识的人，就没有谁能够达到。孟子说：“大匠只能把规矩教给人，不能使人变得巧妙。”庄周谈斫轮时说：“我不能把这种道理讲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接受它。”都是同一类道理。正在心中领会、手上应对的时候，连心和手自己都未必能说明，何况可以用言语说出吗？言语尚且不能听闻明白，更何况得到它并仿效呢？仿效古人的痕迹，是拘泥于尘垢糟粕，而没有看见古人的真实精神。即便如此，这也确实很难。我的朋友清江陈敬止，从小喜爱绘画，鸟兽鱼虫的情性、云烟山水的变化，没有不精心研究的；替人描摹形貌、写出影像，尤其能够暗中得到对象精神的天机。所以士绅大夫和士人多称许他。洪武某年春天，他在山东拜访我，为我画像，很得神似。敬止的体态仿佛衣服也承受不住，面对权势利益和仕进趋附，态度十分淡泊；只是常常有志于学问文章，尤其把心意寄托在绘画上，这就是他的见识远远不同于世俗的地方。所以我把苏文忠公论画的话告诉他，也用来帮助他发挥自己的天机。《舒啸轩记》。从新淦向南行，水路八十里，叫作峡江。大江在中间流过，两山相对耸立如墙；船只在崖石之间上下盘旋曲折，幽暗阴惨的气息使人毛发悚然。再向南行十里，忽然开阔平坦；山高水深，舒展开视野，望见庐陵各座山峰，宛如图画。沿江向上，有陂池林园的美景，那是我的朋友毛仲鼎兄弟居住的地方。洪武二十年，我曾经过那里。仲鼎的弟弟仲槐把我请到东轩，轩外万竿竹子挺立，苍翠可爱。仲槐举杯向我敬酒，请我为轩命名。我随口说：“就以‘翠筠’命名吧。”后来想想，这个名字不足以完全概括它的美景。三年以后，仲鼎的儿子省震来请我写记，重新把它命名为“舒啸”，并告诉他说：“这是陶渊明超然于世俗之外的原因。”那些忙忙碌碌地奔走、昏昏沉沉地回来，思绪纷乱，细细分析，分厘计算，一刻也没有停息的人，是贪婪之人和追逐权势之人的常态，哪里有闲暇享受性情的舒适和旷达的寄托呢？君子却不是这样，即使污浊到了极点，也不被污染；即使事务繁多到了极点，也不被扰乱；即使处境狭窄到了极点，也不因此局促。在卑下狭窄的空隙中，也一定有登高临远的景观；处理烦琐剧烈的事务之后，也一定有游览休息的地方。这样以后，才可以摆脱烦扰喧嚣，远离污浊尘氛，独自观察万物变化的本源，深入探究天地人三才的道理；智慧因此更加明晰，学问因此更加进步，操行因此更加充实，天下难道还有难以办成的事情吗？这就是君子超然不凡、不同于众人的原因。我听说仲鼎兄弟笃厚于兄弟友爱，堂上的父母年近七十，他们侍奉左右没有违逆；奉养亲人取友爱之诚，处己持身愿意恭敬，这一定是已经听闻君子之道了。凭借游览休息的机会来扩充丰富自己的才识，谁能阻挡他们呢？我和仲鼎兄弟已经有交游的雅谊，等待将来荣归故乡时，乘一叶小舟前去拜访，沿着崖石崎岖的道路，经过山水开阔平旷的地方，然后到舒啸轩拜访仲鼎兄弟，抒发旷达的胸怀，以此一扫峡江幽暗阴惨的气息；那时再提笔接续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类的篇章，跨越千年想见陶渊明的风采。我虽然不敏锐，也还应当为仲鼎说明这些道理。《古愚斋记》。

译君子的志向在于学习古人，并不是故意做出惊世骇俗、与众不同的举动。符合古代就必然违背当今；不违背当今，就不能符合古代。譬如道路一样，前往越地的人车辕一定向南，前往燕地的人车辙一定向北，然后才希望能够前进到达目的地。如果车辙向燕而车辕向越，就绝无成功的可能。我曾以此暗中寻求同邑士人，得到一个人，叫谢君直夫。直夫为人谦退，仿佛身体不能承受衣服；在别人看来，他只是一个身形微小的儒者。假使遇到众人议论狐疑、是非纷纷而起的时候，直夫只一笑便挥手排除，使邪正的区别、黑白的分别，明白得如同熏香与臭草、冰与炭不能相互遮蔽一样，众人自然退让服气。强暴的人如果用不义来压迫他，他就以道理折服对方，一定要使自己的志向得以通达才罢休。志向已经实现后，他便退处一旁，没有一点自夸的神色。他曾仰慕史鳅、汲黯的为人，说：“我厌恶那些圆滑逢迎、沉沦世俗、摇尾乞怜来结束一生的人。”于是取孔子的话，把他的书斋题名为《古愚》，并请求我写文章为它作记。我认为，古代圣贤可以命名、可以效法的人很多，谢君却偏偏想找到古代的愚者来和他们结为同道，难道不是深深痛恨那些阿谀奸佞、巧言诡诈之流，而故意以过分谦抑作为寄托吗？即便如此，士人所忧虑的是没有志向学习古代。如果果真立志学习古代，就会由自认为愚昧而变得聪明，由聪明而变得贤能，由贤能而成为圣人，谁能制约他呢？越是多符合古代，也就越远离当今。这样看来，直夫把书斋命名为《古愚》，正是车辕转向越地、车辙转向燕地的起步之初吧？只要审察道路、规范车驾，即使想不到达古人的境界，也不可能了。《湄湘书屋记》。陈生某跟随我交游，年纪很小，却有志于学习。住了三年，因为我将要前往京城，便亲手拿着所谓《湄湘书屋图》一卷来请求说：“我有幸能够承受先生的教诲，只是愚钝，不能完成学业。如今先生将要离开这里，升入天朝，希望求得您一句话作为赐予。”这是因为先生早晚亲自临门教导他，他来请求了五六次，而且越来越勤恳。于是我退下来打开那幅图，看到溪山映带，含有遗世脱俗的意味；竹树浓阴，具有隐居的情趣。在那房屋中仿佛听到弦歌诵读的声音，看到那个人便感受到揖让的恭敬。于是我抚摸画卷叹息说：“画家的心意，大概接近于懂得道理的人吧？”既然如此，即使陈生想向我求取教诲，我用来教导他的内容，也没有超过这些了。陈生如果真能抛弃世俗，去掉纷争竞逐的私心；隐居自守，养成廉洁退让的节操；体味圣贤之道，不懈怠于弦歌诵读的勤劳；恭敬接受父兄的教导，不忘揖让的风气，那么即使古人来教导陈生，也不会超过这些，何况是我呢？即便如此，我用这些话告诫陈生，却不让他迷惑于书屋的名目。名是实的宾客，有了实际内容，才可以有相应的名号。否则，岂不是接近世上那些喜爱虚名的人，穿着尧的衣服却实行桀的行为吗？陈生的父亲某人，对我来说是叔父，是在我之后成为陈氏姻亲的人。我和陈生有兄弟般的亲情，又加上师友的情谊；他请求得如此勤恳，所以我不能推辞。《杏林书隐记》。淦地姜君彦思在东山山麓、旧居北面修建了几间房屋，屋内收藏图书，屋外种植大片杏树，清流环带，群山围绕，题名为“杏林书隐”，用来在其中游览休息，也借此记志先世的旧业。闲暇时，彦思邀请我前去，我和他周览四方，叹息徘徊，环顾四周，私下有所感慨。当元朝盛大之时，吴、楚地区富庶，甲于天下；淦地号称得到其中十分之二，富贵人家把住宅建得如同官府、王公的宅第一样，数不胜数；夸耀奇异、竞相奢侈，穷尽丹青彩绘、披挂文绣的房屋，屋脊相接，土地相连。当时哪里知道会有“杏林书隐”这样的不同呢？一旦权势穷尽、时运困顿，从前那些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房屋，像云散水淹一样消失了；几年之间，即使想寻找它们残破的瓦片、遗留的墙垣，也再没有保存下来的了。唯独彦思能够守住祖先的基业，更加修缮整治，以继承先人的志向。大概“杏林书隐”的不同，到了这时才开始显现。姜氏的祖先世代凭借儒学显名，有一位名为某某的译史，尤其喜爱读书；他积蓄书籍的丰富程度，可以和秘阁相比。“书隐”是他的别号。彦思虽然以医术为业，却留心儒术；经史百家，都探究其中的深意，因为世道崎岖、阻滞而不能相合，于是借医药隐藏了自己的声望光彩。由此看来，姜氏祖先留下的恩泽还没有断绝。我和彦思是同邑人，又有姻亲友朋的关系，希望彦思能够世代承继他的德行，并使后代更加富足，于是写下自己的感触来作记。至于种植杏树来仰慕神仙的风范、收藏书籍来给子孙留下记号，等我将来获准归乡，头戴幅巾、拄杖穿鞋，和彦思一同游览时，还应当击缶作歌来称颂它，以接续诸位贤人的大雅遗风。《东皋小隐记》。夸耀富丽的人一定住在市街交错之处，仰慕冲淡朴素的人一定居处于山林僻远之地。这两者很少能够兼得；虽然也是因为人的爱好各不相同，但同样是形势和道理使然。新淦黄君伯渊，世代行医。到了伯渊这一代，品行更加修整，家业更加富裕。凡是从山泽中采来的药材，必定都归到伯渊家。伯渊常常厚积药材，却以低价卖给人，因此众人都推许他为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家住在市中，高门望族的宅第像蚂蚁一样聚集、如星辰般罗列，富商大贾的货物财利像云一样汇聚、像雾一样聚集。那些在权势利禄道路上奔走的人，早晨来，晚上还在那里等待。伯渊说：“这里不是遗世独立的人所应当长期居处的地方。”于是便在城东、东山山麓选择了一块地方。登高远望，只见曲折环合的地方像圆环，萦回流动的水流像衣带，舒缓平展的地势像席子。于是除去杂草，砍掉枯木，填平污洼，淦县东南的群峰便都跃然在几席之下呈现奇异、献出秀色。于是建造厅堂作为别业，不必劳苦地登高下坡、跋山涉水，坐在那里就能得到幽深的景致。于是把居所题名为“东皋小隐”，命工匠绘制图画，请我写文章作为记。我看那些居住在市井中的人，只知道使饮食精美，使衣服华丽，使房屋奢侈罢了。至于山林鱼鸟的乐趣，他们本来连它的门槛也未曾窥见。如今伯渊身处富丽之中，却怀有追求冲淡朴素的心思；居住在市街，却沉醉于山林的赏玩，这就是所谓两者兼得吗？这样说来，伯渊的贤德远远超过世人了。乐于称道别人的美德，是君子的事情。我虽然不聪敏，伯渊的贤德，难道可以不加以称道吗？这就是记。《石友轩记》。

译世上选择朋友，有的依据德行，有的依据才艺，有的依据节操。孟子说：“所谓朋友，就是以他的德行作为朋友。”孔子说：“亲近正直的人，亲近诚信的人，这是依据德行交友；亲近博学多闻的人，这是依据才艺交友。”这是君子选择最重要的朋友的原则。至于木石这种东西，没有辅助、协济他人的德行，也没有相互资益的才艺，然而自古以来贤人君子、具有潜德的人，大多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匹敌，难道不是因为它们的节操值得推崇吗？雪霜风雨、寒暑变化，力量也很大。凡物之中，哪一种不因这些变化而或忧或喜？可是石头这种东西，坚定不移，竟丝毫不把这些放在心上；遭遇风雨仍然傲然挺立，霜雪暑热到来、大旱时也不枯焦，严寒足以使胶折断时也不改变。节操的凌厉，有超过它的吗？世上能够使人荣辱的权势威焰，虽炽烈，也没有这几种自然变化猛烈；可是士人很少有不因此丧失本性、失去操守的，他们所立的节操，确实应该感到惭愧。由此看来，石头的贤德远远超过人，当然值得作为朋友。新安方宗仪好学，却担心自己容易改变操守，因此把轩命名为“石友”，请我为它作记。我所以写下这些，是为了劝勉世上做士人的人。《守默斋记》。我的朋友钱仲默，是一位儒者。他把书斋命名为“守默”，请我作记。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君子对于言语，贵在恰当罢了，并不是专门以沉默为准则。只要说得恰当，即使说一百句也没有害处；有一句说得不恰当，就已经有害了。这样看来，沉默的意义，难道可以固守吗？仲默说：“不是这样。我所厌恶的言语，并不是这个意思。”孔子说：“厌恶那种凭巧舌颠覆国家的人。”只会说话的人，未必有德行。孔子又说：“君子说话要谨慎迟钝，行动却要敏捷。”言语难道是圣人所抛弃的吗？自从夏、商、周三代衰微以后，隐居的士人任意发表议论，圣贤之道便不再彰明。逐渐衰落到战国时期，游说之士更是凭口舌互相倾轧，最终因此灭亡，于是秦国接着崛起并失去了天下。由此看来，言语不以道德为根本，危害大概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巧舌颠覆国家的证明吗？所以孔子说：“我想不再说话。”又说：“上天说了什么吗？”孔门弟子中，有长于文学的，有善于辞说的；像颜渊，始终默默无言，仿佛愚人罢了；曾参质朴迟钝，也不过因此受到圣人的称许。然而当时的众弟子都推尊他，经过千万世也无人能够赶上他，难道只是因为区区言语吗？我用这个名称命名书斋，大概是想有所仰慕圣贤，也将借此警醒世上那些喋喋不休、昧于道德归宿而只知追逐世俗利益的人。否则，我难道会缄默忍耐，与流俗同流合污，胸中竟没有任何是非可否，最后果真像您所怀疑的那样吗？我认为他的话很好，于是写下来作为这篇记。○墓铭表。《太夫人墓志》。太夫人姓郭，讳巽贞，世代是新淦招贤里人。曾祖某，父亲幼高，都没有做官。母亲张氏，是同邑张德辉的女儿。太夫人二十七岁时，才奉父母之命嫁给我已故的父亲。她恭敬柔顺地侍奉长辈，慈爱宽厚地抚养晚辈，宗族亲戚内外都把她当作表率。我已故父亲学问品行宏大优美，能够继承前代贤哲而光耀后世，实在有太夫人的帮助。儿子有两人：长子宁，是先父侧室所生；次子德舆，是太夫人所生。女儿明明、善善、麓麓，都早早去世。侄子有两人，叫居贞、温舒。太夫人既辅佐我已故父亲，又亲身经历患难，晚年才有子嗣，所以对儿子和侄子的恩爱尤其深厚。每逢岁时祭祀，她常抚摸两个侄子以及自己的儿子宁、德舆说：“练氏宗族祭祀的重任，就全靠你们了。”先父去世时，子宁才十二岁，太夫人教导他，使他长大成人，常说：“要以忠厚存心，以修身正行立足，这是你父亲的志向。你要努力。”洪武十八年六月己未，太夫人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先父在朝廷任官时，因进言论事被外放为广德同知，不久又两次迁任临汀、镇安二府通判，未及考核政绩便去世了，所以太夫人的恩宠追赠礼制也未能办成。洪武二十年正月庚申，才安葬在新淦东山的原野。太夫人病重时，子宁因留在京师参加会试，天子嘉奖他敢于直言，将他擢升为第二名，授翰林院修撰。八月壬辰，才得以处理丧事；诊病、视疾、祷告祭祀、入殓等事情，都由侄子温舒竭尽全力办理。唉！子宁不孝，母亲活着时不能让她尽享粗茶淡饭的奉养，母亲去世后又不能亲自办理入殓和侍疾之事，母亲患病时不能侍候，药食也不能亲自尝试，苍天啊苍天，这种悲痛怎能达到尽头！我冒昧用这篇不孝之辞，粗略叙述先人的德行，把它放入墓室；倘若鬼神有知，能够怜悯这个遗孤并降赐庇护，使我得以保全大节、不辱亲人，我将等待时机，把我先父和太夫人的德行刻在墓道旁，以尽不孝的心愿。《张处士墓志铭》。

译淦县城南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张公德辉，性情豪迈，有气节，不随俗沉浮，不借此求取名誉，终身以布衣身份居家，邑人至今还称颂他。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叫重平，器宇凝重，有见识和气度。重平有一个儿子，叫处士君伯庸。子宁是先太夫人郭氏的弟弟。子宁年幼时，先太夫人曾教他广泛学习，并且说：“你的父亲从小就以努力求学闻名，只是当时的人没有能够了解他；只有我的外祖父张公一见到他，便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我之所以嫁到你们家，正是我外祖父张公的意思。你小子要记住这件事。”子宁虽然没有机会拜见张公，却知道张公的为人。元朝末年战乱，先父逃难四方，事情平定后才回来。先太夫人的兄弟很少有活下来的，只有处士君巍然无恙，像平生一样慰问关怀。子宁和弟弟德舆曾在他身边接受教诲。两年后，先父在镇安去世。子宁凭借并不出众的才能得以列名进士，奉诏回到乡里。太夫人因病去世。又过了五年，处士君也去世了。唉！我子宁不肖，既没有来得及让父母享受奉养，连亲戚也不能再彼此长久相处，这种舅甥之间的悲痛，比古人所说的还要深重。处士君讳秉中，字伯庸。年幼时机敏警悟，长大后凭借祖父留下的产业并能守住它，以节俭持家，以谦逊谨慎自处。因此乡里称道贤能、能够保全家业的人，一定把君列为首位。君尤其擅长诙谐戏谑，从没有不使同席之人倾倒大笑的。有人冒犯君，君也淡然处之，从不计较。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十八日，君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过了五日，即甲申日，选择葬在县东干溪。正妻邹氏，是元代将仕郎和仲甫的女儿；侧室孙氏，也都有贤德的品行。儿子三人，长子成之，次子继之，幼子与之，都爱好学习，擅长书法。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十一月一日，选择葬在钦风乡丰坑的原野。成之写信赶到京师，对子宁说：“愿兄长为先父写篇墓志铭。”子宁既听到太夫人的教诲，又知道君祖父潜藏的德行，并且还曾以外甥的礼节侍奉君，于是哭泣着写铭说：淦县有一位隐士，知道他的人很少；豪迈奇伟，终老于布衣。我已故的父亲怀抱道义而未得施展，公一见到他，便以国士相待。后来他有了声誉，最终没有辜负公的知遇。若没有这样的君子，谁来启发群蒙？潜藏的德行未能施用于当世，却施及了孙辈。白发苍颜，终老于故乡。只有我处士，节俭勤劳，谈笑诙谐，使同席之人屈服倾倒。老成之人已经去世，风俗一天天改变。史书不肯留下空缺的文字，孔子为此感叹。处士有儿子，把我看得如同兄长。千里寄来书信，嘱托我写铭。丰坑的原野，大车的里。我作这篇铭诗，用来彰明他的美德。《故耆老理庭黄公墓志铭》。洪武乙丑年，我因丁忧服丧南归，友人黄体方叙述他祖父耆老理庭翁的生平事迹，请我撰文为墓作铭。查阅他的行状，公讳中，字通理，理庭是他的别号。他的先世世居豫章竹山，宋淳祐年间，高祖愚斋先生因通晓经学被荐举，征召为淦县县学司训，于是留居在淦城。曾祖仪轩，祖父均祥，父亲庆叔，世代以诗书闻名，却都隐藏德行而未能显耀。母亲周氏，是赣州路大使云甫的女儿。公生于前元皇庆癸丑三月十三日辰时。公幼年丧失父母，跟随舅父奉御宗南周公游学，同住在金台官舍。舅父赞赏他的贤能，便把兄长万安主簿宗王的女儿嫁给他。至正壬午年，长子在通州出生；回来以后，又另行选择住处，居于城北慈训坊。公生来聪颖奇异，崇尚气节，喜爱《春秋》，学问广博，记忆力很强。他居住的厅堂题名“明理”；西园开辟书舍，延请名师来教育子孙；在房屋旁边筑楼，题名“江上清风”，用来娱乐宾客亲友。当时士大夫都为它作赋吟咏。到了本朝兴起之初，郡县推举公以年长德高、才德优厚充任四坊耆老，排解困难、调解纠纷，众人都赞叹佩服。公的贤德超过常人，实在值得尊敬。儿子有两人：长子德诚，就是在通州出生的，妻子是城东张氏，春谷先生第五代孙宗贤的女儿；次子彦诚，娶固村宋氏，是广东提刑球的第十二代孙务才的女儿。女儿五人，都嫁给淦城的仕宦家族。孙子七人：榘，就是体方，学问都很广博，娶真定张氏；珪，年少而才华秀美，在县学读书；璋、泉、瑛、瑢、琉，都魁伟俊杰。公于洪武丙辰七月十五日因病在正寝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这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在钦风乡归仁里白竹桥的原野，按壬山丙向建坟。当时还没有墓志。唉！公的学问，我有幸听到过他的言论；公的德行，我有幸观察过他的行为。怎么可以没有铭文呢？现在因他的后人请求，于是不推辞而作铭说：簪缨世家的后裔，江乡的英杰；源自竹山，流传到淦城；诗书之乡的世代恩泽，连续不断。我把它铭刻在贞石上，他的德行永远芳香。《朱处士孺人张氏墓志铭》。

译唉！士人能够自立而不感到惭愧，难道只是因为本人贤能吗？大概一定还有父母、姻亲教诲规劝的力量。孔子说：“鲁国没有君子，那么这些人从哪里取得这种品德呢？”唐代崔玄暐的母亲卢氏有贤德，玄暐遵奉母亲的教诲和训诫，以清廉谨慎著称。卢氏曾说：“我听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说：‘儿子做官，如果贫困到不能自存，这是值得高兴的；如果财货充足、衣服华美、马匹肥壮，这是值得忧虑的。’我一向认为这话很确切。近来见亲戚中做官的人，把钱财送给父母，父母只知道高兴，竟不问钱财从哪里来。如果是俸禄的余财，确实是好事；如果是不合礼法取得的，这和盗贼有什么区别？即使没有大的罪过，难道就不在内心感到惭愧吗？唉，母亲真贤德啊！假使世上教育子女的人都像这位母亲，士人能够免于污辱的就多了。”新淦朱昌跟随我交游十三年，清贫刻苦，是诸生中最为勤勉的。洪武二十五年，县里以秀才身份将他荐举到京师，授任虎贲左卫仓使。不久因受诬陷而罢职，他更加闭门读书，弹琴作诗，淡然无意于世俗爱好。建文三年冬，他手持一篇文章到京师拜访我，行礼后请求说：“朱昌的岳母孺人讳某，姓张，是清江人。她是我岳父处士朱公敬德的妻子。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几代人都没有做官。孺人生来具有美善的德行，十七岁嫁给我岳父处士公，侍奉公婆能够得到他们的欢心，和睦对待妯娌能够尽到应有的道理。平日嬉笑，从未让乡邻听见；即使说话急厉、面色严肃，也从不无故施加于奴仆。”至正壬辰年，天下大乱，豪杰像刺猬一样纷纷起兵，乡邑中的豪强每天都以吞并、攻掠为事。孺人对处士说：“您家向来财产丰厚，而您又喜欢评论人物，如今这样的世道恐怕难以免祸吧？何不散去积蓄来救济饥寒之人，收敛自己的智谋以避让强暴之徒，幸而等到太平，所保全的东西就多了。”处士采纳了她的话，最终得以免于灾难。大明接受天命后，天下安定，处士客游四方多年，家中一切事务，哪怕细微到丝毫，都由孺人全部料理；她尤其用心教训子女，儒学前辈和闻名人士都敬重她，唯恐来不及。洪武初年，处士的产业不超过普通人家；到洪武末年，田园的收入已经比从前增加数倍。几个儿子都卓然有成，知道应当喜爱和尊崇什么，又不做不合义理的事情，这多半是孺人的功劳。洪武二十七年夏五月某日，孺人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岁。儿子三人：长子琛，忠厚谨慎而有操守；次子琳，豪迈豁达；幼子琉，谦逊和顺、谨慎正直。孺人去世六年后，朱公也去世。孙子六人，叫丰、时、安、润、某、某。女儿两人，长女叫某，嫁给新淦陈孟良；次女叫婉，就是嫁给朱昌的那一位。起初，朱昌被荐举为秀才时，孺人告诫他说：“你因为好学而获得贤士大夫的称誉，如今将要受到圣明天子的知遇，授给你官职了。你要努力。士人的节操没有比廉洁更可贵的，女子的德行没有比贞洁更可贵的。士人而不廉洁，就像女子而不贞洁，即使还有其他善行，也无法赎回这一缺失。你要努力。”朱昌牢记在心，不敢忘记。后来他待罪任委吏，俸禄收入不足以置办柴草，孺人便派她的几个儿子每年给他馈赠，从未使他断绝供给，而且更加重申先前的训诫。朱昌之所以能够保全自己的操守而内心无愧，难道只是依靠父母师友的教导吗？实在是依靠孺人的教诲。安既感叹她的贤德，具有崔母的风范，又对孔子的话有所感触，于是为她编次叙述这些事情，并系上铭文说：“妇人主持家中饮食，虽不参与外事，丈夫事业上的良好辅佐，却要依靠她。儿子已经成才，恩泽又施及外甥，谁能与她的贤德匹敌？崔母就是明证。” 《张彦良墓志铭》。新淦张彦良去世一个多月后，他的次子瑾拿着行状来请求我说：“我没有福分，准备在本月某日安葬父亲，希望您赐下一篇铭文，使父亲有文字可以刻在幽暗的墓室中，也借此减轻我的不孝之罪。”我本来坚决推辞却不能如愿，于是依据他的行状为他作铭。公讳忠，字彦良，祖先原是庐陵人，祖父秀峰开始在临江的新淦置家；父亲讳文漠，元朝末年授任崇安县主簿，遭遇战乱，未能享受俸禄便去世了，母亲杨氏。公有兄弟三人，某、某都先于他去世。公生长于富裕之家，却能淡然对待权势利禄，不谋求仕进；中途遭逢丧乱，仍能够自立。天性很爱喝酒，喜欢宾客；遇到志趣相投的人，便尽情酬酢，一定要喝到大醉才停止，即使山阳竹林七贤那样的旷达，公自认为也没有超过自己的。起初娶某氏，后来又娶某氏，两位都谨慎端庄，具有妇德。儿子两人，长子瑨，次子瑾；女儿一人；孙子某、某。公病势危急时，瑨因事情滞留京口，凡是诊病、看护、祷告祭祀等事，都由瑾亲自承担。公叹息说：“自壬辰之变以来，直到今天，乡里没有得到善终的人很多；如今既然重新看到了太平时代，又能保全性命去地下见先人，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寿命的长短，不是药物和医疗能够增减的。”说完便去世，没有来得及交代其他事情。这是洪武十九年四月辛丑日，享年五十岁。葬在某处原野，以孺人孙氏陪葬。公的长子瑨，和我有幼年时的交情，才华清俊，见识敏捷，我十分敬重他。如今公去世，我既为瑨羁留在旅途、不能表达哀痛而悲伤，又赞许瑾能够尽到送终的孝道，对父亲和兄长都无愧，于是为他作铭。铭说：张氏的先世，实为庐陵人；在淦县城南置家，靠儿子和孙子延续；从他们的先祖起，就有卓越的美名。伟大的彦良，能够遵循先人的轨迹；既有贤能的儿子，却来不及奉养。次子悲惶不已，长子在外奔走。刻在坚贞的石上，以抒发悲痛感慨。《内殿崇班薛君墓表》。

译公讳塾，字宗道，姓薛，是翰林学士、兵部尚书肃公的弟弟。薛氏世代的德行始末，已经有肃公的志文和碑文记载。公官至内殿崇班，于某年某月某日在蜀地任官期间去世。他的儿子仲儒扶柩归来，葬在绛州正平的祖坟，然后来请求我作铭以记其事。我有幸曾经为肃公编次记述他的德行，如今又能够为公作铭。铭文说：公自身正直清廉，官职和才能相称；贤能而且像他的兄长，不会使兄长感到惭愧。安葬以后，仲儒又来请求说：“铭文藏入墓中，确实可以使先父永远不朽；但不如在墓道旁立碣，使他的德行光明昭著于世。”我考虑薛氏在绛州是显著的姓族，肃公是公的兄长，公的世代德行我已经作铭记载，而他的儿子又想立碣使之显扬于世，真可以说是孝了。然而我考察古代所谓贤人君子、功臣烈士的铭文，传留给后世的文字都简明而显著。到了后世衰微，撰文的人自己担心文字不被相信，才开始把文章写得繁复，却仍担心不能彰明，于是又详细备述生平事迹，只怕不被世人相信。过去薛氏在绛州显赫，肃公为天下所信，而我的铭文又不使公有愧于兄长，那么公的铭文不必凭借繁多的言辞也会得到相信。不过，公一生行事的始末，我也不敢省略，已经记载在墓中。如今既然墓碣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就选取那些可以简明而显著的内容写下，用来慰藉他儿子的孝思，并使绛州的人相信这些事情。《中丞集》卷上。●钦定《四库全书》。《中丞集》卷下。（明）练子宁撰。○书跋。《与叶知县书》。正月二十一日，子宁谨奉书于大尹阁下：我的罪过深重，上天降下惨祸，主上怜悯我如乌鸟反哺父母的感情，慨然让我归返乡里，以完成为亲人送终的礼制。我乘一叶小舟南行，悲哀忧伤日益深重。自以为身为天子的侍从之臣，如今又正处在斩衰丧服之中，按礼义不能同各司官员私下交往，因此闭门自守。您来到这里，我私下替本邑百姓感到高兴，却不敢有一天与您当面谈论。虽然如此，君子处理事情，对于本来不应当说的却说了，叫作僭越；对于应当说的却不说，叫作吝惜。僭越和吝惜，都不是君子所应做的。如今对您已有应当进言的道义，难道敢拘泥于通常的礼制，始终默默不语吗？您奉天子之命出任此地的长官，一个县的治理好坏，您的荣辱都系于此。您难道可以认为自己的职事只在文书和期限会集之间，却昧于消除祸患、拯救冤屈的长远考虑吗？俗话说：“盗贼起于饥寒，礼义生于富足。”只有君子才能在饥寒面前不动摇，假如不是这样的人，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过去草创混乱之初，圣人尚未出现，凶悍顽劣的人借烧香诵佛的名义，召集无赖和无知的百姓，众人也纷纷跟从。大概在开始时，人们被妖怪邪说迷惑，希望免除祸灾；到了最后，终于发展为劫掠攻抢，成为盗贼的行径。因此国家兴起时，必定要像割除野草、捕杀禽兽那样清除他们，而郡守、县令尤其要日夜严加督察，以除去百姓的重大祸害。近来听说乡村中盛行弥勒教的说法，私下奉行其名号的人间或已有。这难道不是贤能守令的责任吗？我不幸居住在此地，又享受天子的俸禄，作为王臣，难道可以忽视尚未发生的祸患而不相告吗？不过，进言是我的责任，听取并实行则是您的责任。如今替您筹划，没有别的办法，也只是：阐明朝廷的禁令，向乡邑百姓普遍晓谕，使他们明白祸福所在；然后严格约束各乡里老，使他们互相检举察看，除去奸邪之徒；如果有人胆敢收容隐藏他们，就按其罪名治罪。再命巡检等各司，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廉察逮捕；如果查得属实，允许各色人等把听闻的情况报告上来。若有人邀约收受财贿、私下相互纵容释放，或怀挟私仇、诬陷拘捕平民，都要依法治罪。选择其中最凶恶的一两个人依法处置，公开昭示，奸猾之徒就会吓破胆而自行散去。古语说：“漫天的洪水开始于细小的水流，燎原的大火蔓延于微小的火星，防止事态扩大，不能不及早进行。”如今我私下听闻乡邑之间的情形，其势力也可以说已经浩荡如洪水、炽烈如火焰了。您也请稍微加以留意。移风易俗，使百姓暗中受到福泽，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却是贤能官吏因此在史籍中著称的原因。您出身于文儒，想来平素一定以古代贤人为期许，哪里还需要等待我的喋喋不休呢？我对于您有不应当私下相见的礼制限制，却有应当公开进言的道义，所以不敢因为哀痛昏乱而忘记一县的大忧。至于具体条目的曲折细节，更是贤明的县令应当尽心办理的事情，不是尺牍能够完全陈述的。只希望您明察。《题松风江月图》。世上居处喧闹杂乱的人，没有不寄托心意于宁静旷远之境、把它当作高尚的。依我看来，这只不过是羡慕它的名声罢了，并不是真正喜爱宁静旷远。怀藏价值千金的璧玉，却没有炫耀夸示的神色；千金之璧本来就是我的所有，何必等待外物来证明呢？所以不践行其实际内容，只苟且取得它的名声，都是确实没有得到它的人。至于方外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脱离权势利禄的道路，悠然处在尘埃之外，对于山林的乐趣，应该像是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了。如今我的朋友东舟上人，竟以“松风江月”题名他的居室，而且还绘成图画，用诗歌来呈现它，难道还要等待外物来成就自己吗？即使如此，士人如果不被世俗牵累，凡物都各自有可以使人快乐的地方。东舟果真能够像水镜一样，以一物摄取万物，那么松风江月到哪里不能寄托自己的适意呢？我这个尘俗中的微小人物，展卷反复观看，惆怅了很久。《题醉游图》。这幅是《杨贵妃醉游图》，乡里的先生刘仲修题写，认为是周文矩的真迹。新淦邓氏世代珍藏，偶尔拿给我看，请我写几句话。世上可以入画的事物很多，而对于玄宗留下的遗迹，画家尤其擅长描绘他的形貌。难道是有意留下警戒，所以才这样吗？还是因为荒淫的风气深入人心，便把它作为游玩观赏的器具呢？不过，古语说：“尊重贤德胜过贪恋美色。”假使玄宗把这种心意转而施用于韩休、张九龄等贤臣，那么开元的伟大功业或许能够有始有终；即使安禄山、史思明之类的人每天增加千百个，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画这些而专门以宴饮游乐为务，实在没有办法可说了！罢了！然而文矩的画，精神气度充溢于眼前，哪里是世俗画家所能依稀仿佛的呢？《题彭声之先生所题〈杏林书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