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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提要　别集类三【宋】《臞轩集》十六卷 臣等恭谨查考：《臞轩集》十六卷，为宋代王迈所撰。王迈字实之，是兴化军仙游人。嘉定十年考中进士，调任南外睦宗院教授，奉召到学士院接受考试，改任漳州通判。因应诏直言，被台官弹劾，削去二级官阶。淳祐年间任邵武军知军，获准奉祠，后来去世，追赠司农少卿。他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不过考察周密《癸辛杂识》，其中记载王迈任正字时的事情，而本传没有说他担任过这个官职，可见《宋史》的记载也有缺略。王迈所著文集，《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只有明代钱溥《秘阁书目》记载有《臞轩集》七册，王圻《续文献通考》也记载有《臞轩集》二十卷，可见明代还存在传本。如今世上保存的只有《臞轩四六》一卷，都是启札骈偶文章，大概是从文集中抄出另行流传，偶然独自保存下来的。现在以《永乐大典》所载为基础，又采录其他书中的引文加以补充，共得到文章一百七十一首、诗四百四十三首、诗余五首，整理为十六卷，估计篇目大约保存了原集的十分之七八。王迈年轻时就负有才名，而《宋史》尤其称赞他通晓并熟悉世务，可见他并不只是想凭借辞藻而取得长处。考察他当初以殿试第四名出任长沙幕府属官时，刘克庄作诗为他送行，其中有“防好人争诵，名高士责全”一句，见于《后村集》，可见他在应对策试时就已经以刚直著称了。此后历任官职所上奏的封事，大多是辨别邪正、分析时弊的言论，例如谏阻乔行简再次任相，以及论禋祀、雷雨、应诏等篇，陈述都极为恳切。他对于济王竑一事，反复规劝，更显出拳拳的忠爱之心。《癸辛杂识》称王迈因轮对时追论史弥远擅权，言辞语气过于刚直，皇帝把他看作狂妄书生。王迈后来回到故乡，便自称“敕赐狂生”；这件事是本传没有记载的，也足以看出他的气节。如今文集中各种奏疏都保存着，还可以考见其中一二。文集中的诗文也多明朗宏伟，大体与他的为人相似。读者由他的言论来考察他的品行，本来就不只是取其文辞工巧而已。乾隆四十六年九月 恭敬地校订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臞轩集》卷一　宋王迈撰　奏疏 丁丑年廷试对策 臣回答说：臣听说，治国之道没有穷尽，以圣人经典为根本，就越探求越能有所获得；圣人的学问没有止境，用来施行圣人的政治，就会越长久越能更新。圣人经典并不是只能作小的应用，它们都是向万世帝王显示治理天下规范的；圣人之学也不是徒有形式的文章，必定能够获得上古帝王求得治道的实际。终身从学问中求取治理之道却没有所得，这叫作不知道根本；专心研究学问，却不能将它落实到施政措施上，这叫作不知道运用。一定要使学问一天比一天进步，政治也一天比一天更新，这样才可以不辜负圣经。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筹划政治已经很久，日益阅览义理，坐临经筵讲学从不停止，咨询访问儒臣，切实追问更加深入。现在又召见四方平民出身的士人，赐予清明的询问，使他们穷究圣经的奥义，明白人道的事务，条理完备地作答。臣实在不才，私下以为陛下此前总共五次策问士人，都不曾援引经典来提问。如今这次策问，难道是已经看到了治道的真实所在，不能没有根本吗？以陛下圣明高深的学问，尚且如此屈尊延请并迫切询问，臣因此看出陛下平日的学问不只是求取章句，而一定想把它体现于政治；今天的询问，也不只是责求空洞言语，而一定想借助言论来求得实际应用。臣只是一个浅陋的学生，生长在圣明时代，固然曾经涉猎圣经的边际，却没有穷究其渊源，哪里足以称当圣上的询问？然而臣曾听闻其中的大略。请允许臣先把历代帝王学习的情况为陛下陈述，然后再分条陈述圣上策问所涉及的内容，可以吗？臣听说，五帝有内在的心学，三王有家传的学问，汉唐君主有诸儒讲说的学问。沿袭汉唐讲说的名目，而能得到帝王心传、家传的实际内容的，大概只有祖宗盛世吧？有五帝的学问，就有五帝的政治；有三王的学问，就有三王的政治。学问只停留在诸儒的讲说上，所以政治也只达到汉唐的程度。而祖宗的政治之所以高出历代帝王、俯视秦汉，是因为既勤于经筵讲说，又兼得了心学、家学的精粹。从前文籍还没有产生，典谟还没有写成，那时学习什么书？广成、君畴一类人，没有可以寻求并仿效其声光的对象；与他们一起学习的是什么人？只见他们讲论“危微精一”，文字尚未建立，君臣间的赞叹应答和劝勉告诫，也没有形成训说。确实是五帝的心学啊。商代高宗，除了以先王的成法为鉴戒之外，没有其他学问；周成王，除了亲自遵循旧有典章之外，也没有其他学问。他们那些世代相传的家学文献中，所谓圣人谋议的彰明、典册的流布，都是他们平日所学习、所实践的内容，确实是三王的家学。再看汉代历经唐代，爱好学习的君主前后相接，讲学的大臣各代都不缺。然而心学没有根本，家学没有传承，也就只是在言语文字上徒然劳费而已。所以刺取经典而作《王制》，并不是不知道学习，但黄老清静的习尚得以扰乱它。因此文帝的政治只知道使百姓富裕，却不知道教化；下诏让诸儒讨论五经的异同，也不是不知道学习，但杂霸、刑名之术把它禁锢了。因此宣帝的政治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德行；虽是锐意钻研经术的君主，却不能始终亲自实行仁义；虽是以《无逸》为图的时代，后来却改画山水来自我享乐。那么即使开设石渠、白虎讲论，设置宏文、集贤等馆，也只看见那些地方成了文饰的器具；即使在广厦、细旃中讲学，延请前代老师和后世儒者，也只看见那些官职成了凑数的职位。学问没有从内心获得，也没有传承家学的妙处，仅仅止于讲说的美观，这就是政治只能达到汉唐的原因吗？臣恭敬地想，祖宗历代圣帝相承，以端正内心、诚实意念作为学问的本源，以尊重并遵守家法作为学问的纲领，以儒臣讲读作为朋友之间切磋的益处，以宫廷深处隐秘之地作为即使独处也不欺骗自己的场所。所以观读《舜典》，便感叹后世刑罚网罗的严密；讲解《泰卦》，便知道君臣相互沟通的情意；从《礼记·中庸》中得到九经的纲要，从《诗经·角弓》中体悟亲爱九族的道理。用来给后代留下谋略、使后代安乐辅政的，是这种学问；用来继承、承接和阐述祖宗事业的，也是这种学问；用来为百圣继承中断的传统的，是这种学问；用来为百姓开创太平的，也是这种学问。因此，宏大的法度、美好的典范，醇厚的政治和优良的教化，光辉远超历代帝王，有些是汉唐中等君主所不敢奢望的。难道不是祖宗之学获得了心传、家传的妙处，而不只是汉唐讲说的旧例吗？如今陛下的学问，是祖宗的学问；但陛下的政治还对祖宗的政治有所惭愧，这确实是天下共同疑惑的事情。臣不敢因为今天圣学的更新就向陛下表示喜贺，而一定要以将来圣治的更新来期望陛下。臣谨冒死献上愚昧的答对。臣恭敬地读圣上策问说：“朕以寡陋昏昧的资质，得以继承祖宗的事业，早起晚睡，亲临政务，希望求得治理天下，到如今已有二十六年了。朕固然曾经延请进用许多士人，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却没有不虚心听取的。

译志向在于勤勉，而治道还很遥远，因此常常怀着警惕之心。” 臣由此看出陛下思考达到太平之治的艰难，也知道求取言论的益处。臣听说，君主的德行与上天共同运行，不可以没有刚健不息的诚意；君主的政治与太阳一同更新，不可以没有奋发有为的志向。陛下希望求治的心意不能说不迫切，但最终还没有办法实现陛下的愿望。或许，更新天下的关键在于陛下，只是不知道怎样运用它吧？如果有恢复夏朝、配享上天的志向，那么即使只有一成的军队，也可以在纲纪已经紊乱之后重新振兴夏朝；如果有内修政事、对外抵御的心意，那么即使只有十辆战车的军队，也可以在《小雅》完全废弛之后重新振兴周朝。哪里有堂堂天下却不思考怎样振作并更新它的道理呢？近日臣恭敬地听说经筵讲读时，圣意对仁明英武的义理有所领悟，并说：“武，就是果断决断的意思。”陛下所谓的果断决断，就是臣所谓的振作更新。但臣即使愚昧至极、见识浅陋，仍然一定要以日日更新的政治来勉励陛下，并不是想让陛下一切都变更而激起天下更多事端，也不是想让陛下专意于明察而动摇天下的大本。我只是希望陛下先明确朝廷的意向，先统一士大夫的议论罢了。因为朝廷的意向不明确，不足以更新天下人的精神；士大夫的议论不统一，不足以更新天下人的见闻。臣最为忧虑的就是这一点。朝廷的意向，是天下趋向的方向。如今朝廷的意图不能传达到士大夫那里，士大夫的意图又不能向天下人表明。假如朝廷的意图果真在于坚定不移，那么就应当把谢安、王导镇抚江左的意图明白地告示天下，使天下人谋求安定；假如朝廷的意图专在于振作奋发，那么就应当把勾践、种蠡奋发图强、报仇复国的意图明白地告示天下，使天下人谋求兴复。为什么有些拘泥于怕惹事的人，不衡量时势的逆顺，反而产生惩罚创伤过度的心理；有些喜欢生事的人，也不揣度根本的强弱，只图轻率直进的快意？对国家无心的人，本来就安于被废弃，不屑于做一个有志向的人；又茫然不知道上意所趋，因而没有可以用力的地方。这说明意向不明确，臣知道它不足以振作更新天下。士大夫的议论，是国家大政由此产生的根源。如今上层筹划献策，就说不如谨慎遵守既定格法，与天下在尺度以内相安；下层议论聚谈，却说不如削除破坏绳墨，与天下相从于规范之外。崇尚儒术的人，迟缓而赶不上事情；主持吏议的人，轻率而缺少谋略。执掌刑罚的人说：“我只知道有国家法令，即使稍稍损害忠厚的心意，又有什么妨害？”征收财利的人说：“我只知道有国家财政，即使稍微违背仁义的说法也无妨。”一遇到边境上送来一笔财物，有人说给予方便，有人说拒绝为好；一个流民归来，有人说应当接纳，有人说应当拒绝。事情开始时纷纷扰扰，几乎像在道路旁筑屋、众人争吵一样；事情到最后拖延不决，谁来承担众说盈庭的过错？因此已经协调的人心，有时会被不同意见迷惑而动摇；尚未得到公众认可的舆论，也不参照正理来改变计划。这说明议论不统一，臣知道它不足以振作更新天下。意向既不明白，议论又不纯一，陛下虽然多次求取正直言论，臣却没有看见这些言论对治理有什么益处；陛下虽然常常感叹志向勤勉而道路遥远，却只看见在玩忽岁月、拖延时日罢了。臣希望陛下以求学日日更新的心意来施行政治，也一定要日日更新、不断更新，像陛下的学问一样，那么天下的治理就可以符合圣上所期望的了。臣恭敬地读圣上策问说：“近来朕每天到经幄，延请访问儒臣，彼此讲论切磋，早晚都不懈怠。更加相信六经的道理，越穷究越深，越测度越远。诸位士大夫凭儒术应策取名，都来到朝廷，你们若能推明大义，使朕把它施行于天下国家，不也是美善的事吗？” 臣由此看出陛下想要依照经典来求取治理之道，并且让臣等各自援引经典作答。臣听说，治理天下不能不更新，这种道理由来已久。六经，是帝王出政治理的根本；寻求它的大要，也不能超出“更新”这一主旨。周朝虽然是旧邦，但它的天命却不断更新，这是《诗经》所谓的更新；刚健笃实，光辉每天都更新其德，这是《易经》所谓的更新；《康诰》说“作新民”，《尚书》也以更新为言；商汤盘铭说“苟日新”，《礼记》也以更新为言；《周官》在正月颁布政令，是一年之更新；《春秋》从元年记载事变，是一国之更新。陛下每天和儒臣切磋讲论，也曾谈到这些吗？君主的学问与经生学士的学问不同。寻求训诂的隐微，拘泥于文辞的异同，这是经生学士的学问；从圣经已经说过的话中寻求道理，以古人已经实行的事情加以验证，举而施行于天下的事业，这才是君主的学问。臣身处草野之中，私下听说陛下即位的第二年，奸臣专擅朝政，暗中劝陛下临朝沉默、效法上天不言，这样过了十三年；一旦上天开启圣明之心，突然改变计划，又已经十年了。近来以来，天日已经开明，圣明的诏令不断发布，往往可以在经筵中听到：例如谈论治道有体，就有任用贤能、委以重任的言论；谏官进言论事，就有使君主明察、听取四方意见的训诫；谈论用人，就知道应当辨别君子和小人；谈论用兵，就知道军队由中途覆败并不适宜。尧的言论广泛传播，在天下到处都能见到。这说明圣学的更新，几乎月月不同、年年不同了。但圣治的日益更新，还不能像圣学的日益更新。因此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或在讲读之余，或在延请对答之时，让儒臣在经学之中反复推求古人更新天下的大义，早晚思考它。这个道理非常明白，有什么深奥难穷的？它的功效就在眼前，有什么遥远难测的？如果把这种更新的宗旨施行于天下国家，就像运用手掌一样容易。臣所要推明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臣恭敬地读圣上策问：“从前六经的著作，是上天纵使圣人而创作的，都是用来统摄天地之心、为万世垂示法则的。名称虽有六种，义理实际上同归一途。”现在考察经书的解释，其中所谓“进入一个国家便可以知道它的情形”，难道说各种教化也有所不同吗？难道因为人的才质不同，教化也就不同吗？还是教化本来就有一定次序呢？后世儒者又用《周官》来增补它，这也是古代的义理吗？臣由此看出陛下想探求六经义理的归宿，并考订经解与《周官》的异同。

译臣听说，孔夫子创作六经，是留待百世以后圣人出现而不会迷惑的著作。《易》用来发明天地人三才的深奥蕴含，使幽深的道理变得明白；《诗》用来通达上下之间的情意，宣示并引导它们；《礼》不只是记载升降揖让的外在仪式，其中还包含教导百姓中正之道；《乐》也不只是讲求铿锵的声音和节奏末节，其中还包含教导百姓和谐之道；《书》记述盛世的事情，并把篇章系于秦、鲁，正是为了使后世继续成为帝王；《春秋》记载衰世的变乱，而以鲁哀公十四年获麟结束，仍然希望世道的变化能够有所改变、重新恢复。孔子的道路不能在当时实行，他怜悯当时社会的大破坏、大弊病，急切想扶持并使它安全，他的心情极其恳切。所以每到一个国家，必定询问它的政事；每见到一个人，必定观察他的教化。见到一个人清廉安静、精审谨慎、通达而有远见，就知道这是《易》《书》的教化；见到一个人广博平和、敦厚温柔，就知道这是《诗》《乐》的教化；见到一个人善于缀辑文辞、比类事例，就知道这是《春秋》的教化。孔子的教化，就像春风时雨对于万物一样，随着各人的资质容量，使他们各自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孔子之道虽然宏大到天下都不能完全容纳，但人心秉持的常性没有泯灭，当时的人已经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而自己不知道的了。后来汉代儒者得到《周官》一书，于是把它附在六经之后，使礼乐的文饰成为制度；到了万世以后，它仍与先王建立百姓准则的意旨相互流通而没有间断。这种忧虑世事的心，即使孔子也不能加以断绝。后来的君主如果能够得到并采用它，孔子的愿望就实现了。臣看祖宗盛世，六经之学光明盛大，明亮得好像举着日月前行。中兴以后，尤其重视崇尚道德性命的著作，家家传习，人人诵读。从前权臣当政，排斥正人，轻视正学，以结党来消磨节义之气，以虚伪来污辱修身洁行的儒者，教化之道不能建立，人心不能端正，天下的学士大概都对他们咬牙切齿。自从政治革新以来，首先把崇尚教化、尊重经典作为首要事务，而圣上策问所涉及的内容，又进一步阐明并铺陈了这些道理，天下人正在严肃地怀有回转人心、归向正道的希望。臣希望陛下每天阐明这种教化，以引导人心，以教化天下，那么孔子创作六经的本心，也不过如此罢了。臣恭敬地读圣上策问说：“朕看汉代朝廷之中，大多让士人援引经义作答，因为人道的事务就在其中。”如今世间事务很多，臣由此看出陛下赞许汉儒通晓经义，又想要求臣等通达世务。臣听说，经学存在于天下，本来没有哪个时代会使它泯灭，只在于后世的人怎样运用它罢了。汉代君臣共同讲求六经义理的事情很多，真正得到经义并善于运用的，除了董仲舒援引《春秋》作对策以外，臣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晁错讲刑名，孙弘讲变诈，他们在朝廷的策论中援引经典、考察古事，并不是不深切明白，但其人不是正人，所学也不是正学，见识浅陋，实在没有什么可议论的。陛下感慨思考当今的事情，一定要寻求圣经中所记载的、与人道事务有关的内容来策问臣等，臣请求就圣上策问所涉及的内容分条陈述。尚书有“惟时惟几，敕天之命”的话；《诗经》有“敬天之威，毋敢戏豫”的戒诫；《易经》说“体察上天运行刚健的道理，必定要以从早到晚警惕戒慎的诚意为根本”；《礼记》说“国家有美善祥瑞，必定归因于至诚的感应”；《周官》重视冯相氏、保章氏的职掌；《春秋》严肃记载日食、地震。陛下观察这些，就知道敬畏上天的事务了。尚书有“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的训诫；《诗经》有“百姓也太劳苦了，差不多可以让他们稍得安康”的讽谏；《易经》说厚待下民并深切戒惧，剥落之灾会由床蔓延到人的肌肤；《礼记》说治理百姓必须按时役使并减轻赋税；《周官》有储备积聚、救济灾荒的政令；《春秋》惩戒不合时宜地筑城修工的错误。陛下观察这些，就知道爱护百姓的事务了。利口巧辩的风气，一定会在三纪之后发生转移；百姓德行的统一，一定要以有二的服制为基础。说到防止淫乱，就有相应的政令；说到禁止奇邪，就有相应的禁令。这就是经典所说风俗不能不敦厚的道理。陛下知道吗？有车服的赏赐，就不能没有明确考核所得的功绩；有官爵的授予，就不能没有平日考察辨别的依据。风气由正而转入变坏，是因为仁人没有得到任用；世道由安泰而转入否塞，是因为君子的道路消亡。这就是经典所说人才不能不加选择的道理。陛下知道吗？教导胄子的制度，可以看出虞廷的大和；《鱼丽》所写的军备，可以看出周室的文物。考察司徒、大胥的典章，就知道世道为何兴盛；考察六羽、楹桷等记载，就知道世道为何衰败。陛下如果想使礼乐兴盛，考察经典就足够了。圣明君主谨慎修德，四方夷狄都会归附。平常的德行既已修养，武事就可以建立。观察《萃卦》的卦象，就知道军器应当在意外祸患发生前预先准备；考察纪侯的传记，就知道为复仇雪耻确实合乎大义。陛下如果想使边疆巩固，考察这些就足够了。不过，这只是大略。既然陛下以经典来策问，臣不得不以经典作答。至于圣上策问所涉及的六条，臣应当从实际利害来说明。臣恭敬地读圣上策问说：“朕严肃恭敬、谨慎畏惧，是想用这些来感通上天的意旨；但灾害仍然不免间或发生。”陛下的言论谈到这里，天意将要因陛下这一句话而被感通了。陛下自即位到现在，灾异的变化总共出现过多少次了？火灾频繁发生，都城最为严重；星辰运行失序，占候之官屡次记载；旱灾和蝗灾接连不断，日月又有掩食。今春沙尘雾气遮蔽天空；四阳之月，大地震动。上天对陛下发出警告，正是出于仁爱陛下。陛下虽然忧劳勤勉、敬畏上天，却还不能消除天变，是因为政事的施行还不能全都合乎天心。宫闱之中，横加赏赐有时施及于没有功劳的人，并不是天命应当归于有德者；京城之下，监狱案件甚至达到误收无罪之人的地步，并不是上天在惩罚有罪者。东南百姓的力量已经竭尽，却还没有得到一分宽减，难道合乎上天惠爱百姓的心意吗？中原百姓的盼望正殷切，却没有得到安慰；百姓盼望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难道是造福夏人、祸害夷人的道路吗？而最值得议论的是，陛下确有忧劳勤政的实际，群臣却多有迎合取悦的谄谀。

译遇到旱灾蝗灾，就说“蝗虫不会造成灾害”；看见星象发生变化，就说“应验在别的区域”。苏州、湖州略有丰收，就大肆称颂为丰年；闽地、广地发生饥荒，却遮掩讳言，不上奏朝廷。因四方水旱、盗贼的变故屡次警醒君心的人，是谁？把阴阳不和归罪于我们群臣的人，是谁？陛下往年举行大享明堂之礼，盛大礼仪告成，群臣作诗歌颂。陛下深深想到旱灾造成的伤害，拒绝接受这些诗作。陛下的谦德如此，朝廷中的臣子难道有惭愧之色吗？臣希望陛下更加坚定严肃恭敬、谨慎畏惧的诚意，不要相信逢迎谄媚、当面阿谀的言论。实行这种诚意并使政治日日更新，天变就可以消除。臣恭敬地读圣上策问说：“施行惠养、周济抚恤，是为了使百姓生活富厚；但忧愁叹息仍然显现，说明百姓还没有复苏。”陛下的思虑涉及此事，民心将因陛下这一念而感动。陛下自即位到现在，百姓生活多艰难，您已经看得很熟悉了。淮地百姓死于兵乱，浙地百姓死于岁荒，湖广百姓死于盗贼。以京畿来说，一间低湿狭小的房屋要由几家共同居住，一个人劳作要供养好几口人，惶惶不安，连吃饱一顿饭都没有把握。以外郡来说，丰年刚刚筑起禾场，豪强大户就把它兼并；灾年家徒四壁，又被横征暴敛困扰，战战兢兢，早晚都难以保全。百姓之所以不忍心背叛，是因为陛下一向以仁心和仁德声誉取得了他们的拥戴。陛下有尧舜一样的仁德，而百姓不能受到恩泽，是因为陛下的官吏不贤，不能广泛宣扬陛下的德意。内藏坊场的钱积累了十多年，即使遇到赦免也不予减免，百姓怨愤而无处申诉的，十户中有三四户；这是京城百姓值得怜悯的地方。两浙和买绢，以前每次数量为五端，如今增加到十端，百姓逃亡求避的，十户中有五六户；这是两浙百姓值得怜悯的地方。淮甸征收丁钱的骚扰，使百姓不能安居本土。广右和籴的骚扰，使百姓没有余粮可以积存仓中。盐钞制度一变，实行二八三七的法令，海边已经没有大商人了。新楮币一推行，家产登记而尚未归还的人家，使各大都市都没有富室了。往往官吏只知道车载满物、领取俸禄的快乐，却不知道郊野有饿死者的可悲；只知道一家人面向墙角、陷于困境的忧虑，却不知道一路百姓都面临困境的可怜。陛下往年遇到大旱，曾经拒绝举行内宴，说：“百姓没有饭吃，我还要酒做什么？”陛下的仁言感动人如此，不知道那些官吏是否也听到了。臣希望陛下立即找出残害百姓的蛀虫，严厉惩治并尽力铲除，使他们不能长久作恶；实行这种仁政并使之日日更新，百姓的疾苦就可以缓解了。臣恭敬地读圣上策问说：“亲自实行来率领臣下，但民风还不淳厚。”臣认为陛下向来具有俭朴的德行，而百姓还没有受到教化，是因为陛下还不知道怎样更新天下的民俗。风俗的淳厚或浇薄，根源在于法制的修明或废弛。如今天下的风俗奢侈了，宫室高大华美，僭越奢侈没有限度；从前曾经禁止过，现在这种僭越仿效的习气连屋成片、到处相望。销毁金饰、翠羽，耗费不可计量；从前又曾经收敛过，现在销毁这些物品的人家列成店铺，争相获利。士大夫一次饮宴的费用竟要耗费十金的家产，不只是旧日为官者这样做，刚入仕的人也仿效得更厉害。妇女装饰发簪这样细小的物件，价值竟达到十万，不只是豪门大户这样做，中等人家也勉强仿效。后宫早晨穿用的服饰，晚上就流行到民间了；宫中前些日子刚有制造的物品，马上就公布并流行于京城。我担心这种风气如果日益增长而不停息，那么倡优和后妃服饰的奢侈，必定会重蹈后元时期的风气而且超过它；朝廷一旦改变车服制度，恐怕将会像绛县商人那样习惯于违法。臣希望陛下明白诏令有关官员，重申法制加以禁止，那么旧日沾染的污浊风俗都可以一同更新，不只是在仲康时期才会如此。臣恭敬地读圣上策问说：“简选人才来任用，但吏治还没有振作。” 臣认为陛下培养造就人才自有道理，但官吏仍不得其人，是因为陛下还不知道怎样更新天下的人才。人才贤能还是不贤能，关键在于心术邪正。如今士大夫心术败坏，萌芽于求进身时的苟且卑贱，养成于任官时的苟且容忍，暴露于临难时的苟且求免。这三种败坏积累起来，心术端正的人就很少了。刚做小吏时，没有长远器识，把贿赂作为结交的媒介，把财货作为决定生死的依靠。一旦进入朝廷士绅行列，顾惜自身就更加严重。人们知道他的邪正，也不敢在他宠幸正盛之初说出来，必定要等到他的权势地位已经失去之后才说。人们知道政事的得失，也不敢在他的意图还没有显露之前争辩，必定要等到取舍已经判定之后才说。从前西蜀发生变乱，抗义而死的人，尚且可以在街巷中的平民、闺门中的女子那里看见；而士大夫中能够守死不变的，百人中只有一二个。这是为什么甘愿作臭秽地活着，却不愿为芬芳之名而死到这种程度呢？近来以来，唯唯诺诺的人充满朝廷，直言敢谏的人却闭口不言；随声附和的人接踵而来，品行高洁的人却隐藏身形。臣恐怕这种风气日益滋长而达到极点，将会出现贾谊所说的“君主有忧患，臣下却站在那里旁观”的情形；而寻求像令尹子文那样毁掉自己的家产来缓解楚国灾难的人，又能有多少呢？臣希望陛下明白下诏给大臣，在任用人才时一定要察看他们心术中细微的地方，以此决定任用或弃置；这样就能更新并使天下士人趋于美善，周宣王就不能独自享有前代的美名了。圣上策问说：“举用偏才、补救弊病，但缺失的政务仍然很多。”臣哪里敢谈礼乐的兴盛？臣恭敬地读到这里，私下看出陛下有志于远大的事业，并且在为万世谋划。臣听说，自古礼乐的兴盛，必定以百年积累的德行作为基础；朝廷掌握道义、裁定政事的职责，正是制作礼乐的所属。以陛下求治已经很久来看，礼乐可以兴盛却还没有兴盛，是因为文书簿册、期限章程等细小事务有以妨害它。如今在讨论道理、治理国家的地方，应当保存朝廷的大体，这就可以了。为什么各郡国应办的细小事务，必定都要由朝廷亲自施行？中书省坐在堂上，动笔批写的就是这些事情；开印发布的，也还是这些事情。文书堆积，中书省比其他官署更加严重。朝廷应当决定的授官升迁，有些不必询问各部空缺；连堂除的任命，也都要向朝廷请示，然后才敢到光范之门。今天所见的宾客，是来求差除的；明天所收到的表状，也是来求差除的。衣冠之人如同市场，中书省尤其超过铨选官署。专心于小事，大事一定会被遗漏；

译只计算眼前的功效，长远的谋划就可能被搁置。整天办理各种事务，力量尚且不够，哪里有空闲顾及制定安定民心的礼、改变民风的乐，反而把这些看作迂阔的事情？从前王吉说，汉代公卿有幸遇到那个时代，却不知道彰明礼乐、确定王制，建立万世长远的谋略，反而沉溺于俗吏的细小事务。房玄龄每天阅览诉讼文书，以琐碎事务自我牵累，一旦遇到询问礼乐的事情，竟然汗流浃背，这是后世为人臣者应当戒惧的。如今陛下如果一定想兴起礼乐，就应当从今开始，清理中书省的事务，赶快谋划那些长远而重大的事情。王道一旦兴盛，礼乐难道还会不兴盛吗？这也是更新天下的一项大政务。圣上策问说：“选拔将领、训练士兵，但武事还没有建立，凭什么使边疆防守巩固？”臣恭敬地读到这里，仿佛受到激发，想要进献愚忠之言，敢于详细回答。臣认为文治有余，而武功没有振作；内政还没有兴举，外部边疆也不得安宁，这种情况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如果真正切合陛下焦虑劳苦的心意，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可以有所作为。陛下难道也知道今天没有可用的将领吗？臣听说有选择将领的方法，也有任用将领的方法。就今天选择将领来说，陛下曾经下诏令大臣各自举荐将才上报了。然而身穿铠甲的武士，并不是没有超过常人的才干，只是埋没在营垒和名册之中，很少同士绅接触，所以真正了解他们才能的人实在很少。再加上军将之间相互嫉妒刻薄，又想尽办法困辱他们，使他们的才能不能自行显露。难道营垒名册之中果真没有人才吗？从前祖宗盛世，在低级军官中寻求，可以得到岳飞；在勇敢善战的人中寻求，可以得到韩世忠。臣希望陛下在军中发布提拔士卒为将领的命令，那么将才就会出现了。就今天任用将领来说，自从议论解释以来，那些过去在外地建立功勋的人，无缘无故被置于闲散职位，仿佛认为天下可以永远没有事情，哪里还用得着这些人？近来一旦紧急军书驰报，仓促之间环顾四方，才发下一纸文书，表示将逐渐重新任用他们；臣恐怕这样还不能完全取得他们的真心。从前唐代郭子仪做将领时，因为鱼朝恩的谗毁，已经被夺去了兵权。等到李光弼在河朔失败，朝廷又召回郭子仪；程元振一进谗言，郭子仪已经被罢免节度使。等到回纥入侵，朝廷又召回他。没有事情就挥手让他离开，有事情就召他回来，郭子仪一片赤心为国，从来不计较自己是被任用还是被舍弃。如今做将领的人，哪里能人人都像郭子仪呢？臣希望陛下以诚心把将领托付出去，给予他们权力；任用他们就不要怀疑，怀疑他们就不要任用，这样任用将领才算得道。陛下也知道如今没有可以依仗的军队吗？臣听说，军队数量不能不多，而军心尤其不能不稳固。就今天的军队数量来说，实在不多了。大军损失折耗，武定军归农，摧锋、飞虎两军大半在敌人手中覆没，骁骑、健将离军而成为盗贼，禁卫军士不满十万，驻扎九江、池阳的额数只有一万三千多人。臣恐怕一旦缓急有事，首尾两端援军不足，必定会出现两军以马匹少为借口，不再出塞；六军都驱使市民作战，却不能承受铠甲的情况。就今天的军心来说，也不稳固。从前所招募的士卒被放回田里，但怨气还没有消除；后来军功泛滥，又被多方压制，锐气日益消磨。加上主帅不得其人，士卒苦于搜刮克扣，又多方把劣质杂物配给他们，名叫干利；趁着营造工程之时勒索钱财，名叫陪陌；房廊贴陌的钱、八厢常例的名目，日增月益没有停止。臣恐怕士兵贫困已经极其严重，意外变乱就会发生，必定会达到泾原戍卒因为吃粗劣食物而招致叛乱、关内禁兵因为缺粮而呼号的地步。臣希望陛下明令边郡，下达招募当地士兵的命令，并给予优厚赏赐，以补足兵额；告诫主帅，不得再有搜刮克扣的弊病，并严加惩罚，以凝聚军心。这样将领既得到合适的人选，军队又可以使用；如果还要因为武事没有建立、边防没有巩固而忧虑，臣就不相信了。这也只在于陛下更新军队和将领并加以任用。臣恭敬地读圣上策问说：“朕希望美好的祥瑞降临于上，德泽流布于下，教化施行而习俗美好，法度修明而各种职务都得到举措，使天下达到中和，使内外处于没有忧患的状态，差不多可以达到古代治世的盛况，无愧于史籍的流传。”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臣认为，陛下开始策问臣等时，涉及的是圣经可以实际运用的道理；最后策问臣等时，涉及的是时政可以实际应用的事情。臣只希望陛下日日更新的政治，总像日日更新的学问一样；这样德泽既然已经施及百姓，又何必忧虑美善祥瑞不降于天？不断更新的天命，臣知道它还没有穷尽。士大夫的职守既然得到修治，天下的风俗自然美好；陶然自得、日日更新的政治，臣知道它一定能够实现。陛下更新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更新一年，就有一年的成效。中和的教化一旦形成，内外的忧患自然消除。古代政治的盛况，难道只是如此吗？这样大概可以流传于史籍，又何止是无愧呢？还是仍然不够吗？就内部的形势来说，纲纪虽然已经张举，却有松弛的苗头；公论虽然已经伸张，却有重新受压抑的趋势；人心暂时合一却容易离散，求幸之门已经堵塞却又重新开启。就外部的形势来说，有人暗中生事，以此掩盖怕事的过错；假借安静的名义，来便利自己苟且偷安的计谋。雨就要来了，却还没有修治撤除桑树、预备防雨的措施；火就要燃烧了，却还没有醒悟到应当搬开积薪。以巍巍的中国这样强大，却常常好像过分有所畏惧；以悠悠的岁月这样漫长，却常常好像安于不敢有所作为。这样看来，臣的忧虑大概还没有停止。陛下策问臣等，内容已经极其完备，却仍然郑重反复地教诲说：“你们士大夫通晓先圣之学，考察经典、考订古事，一定有极其恰当的议论。应当替朕推求根本，分类条列，使它们全都显现在施政事务中，而不要只是驰骋于空洞言论。把它熟读、穷究，详细写在篇章中，朕将亲自阅览你们的深层见解。”臣到了这里，俯伏思考，认为在多事之时求取言论，不能同平安无事时一样；那么在不忌讳直言的朝廷献言，也应当竭尽忠诚而毫不隐瞒。

译臣听说，外族的盛衰本来同中国的大势没有关系，但我国的政事却不能没有长远宏大的谋划。大概善于治病的医生，不担忧风寒会造成什么祸患，只担忧元气不充足；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担忧边疆有很多忧患，只担忧朝廷有弊病。臣请借汉朝来作比喻：汉朝自宣帝以前，匈奴的祸患没有一天停止过，今年入侵云中，明年入侵上郡，但汉朝却日益得到治理；到了中世以后，某年单于来朝，某年斩杀某单于并告祭郊庙，但汉朝的治理却日益衰败。外族强盛，并不能损害汉朝的治理；外族衰弱，也不能挽救汉朝的衰败。可见盛衰的形势在汉朝，而不在外族，已经很清楚了。汉朝强盛时，赏罚一定分明，号令一定信实，政事出自中书，没有政令受到中途阻隔的弊病；集体议论能够上达博士，没有偏听偏信的过失。所以，治理国内事务已经做到极点，匈奴即使强盛，难道不只是疥癣之疾吗？到了汉朝末年，错误的政事和违背常规的命令间或出现，接连不断；天子安享太平，却不知道自身的一点痛痒；大臣保养尊位，却不体恤国家的安危；百官和各府署在下边颓靡不振，宦官和宫女在旁边窥伺。这正说明中国内部的事情，大概一天比一天坏了。匈奴即使衰弱，对汉朝又有什么帮助呢？如今敌人的势力趋于衰败，暂且在汴地苟延；中原豪杰同时兴起，而亡国之人，谁不因此向中国道贺？但臣浅陋的谋划，只希望陛下同二三位大臣每天治理政事，每天教训人民，借鉴汉朝所以得到治理的方面，警戒它所以失败的方面。邻国的强弱，不足以改变我国勇敢或怯懦的心，只应先治理在我们自己这里的事情。一旦时机到来，就彰明中国的大义，确定天下的大计，指日可待了。这不是臣的臆说。过去韩琦向仁宗进言说：“元昊狂妄僭越，必将成为边境祸患；选拔将领、训练士兵、修缮铠甲、营建城池，这是外部忧患。纲纪没有建立，忠臣和奸佞不能分辨，赏罚不明，号令不信，浮费没有节制，颁赐没有常规，专事宴饮安逸的近游，放纵宫廷的奢侈，接受妇女请托的千般请求，容许亲近之人侥幸得利，这些是内部忧患。”臣观察仁宗时期，西戎小丑，不过是边疆的事情罢了，而韩琦所忧虑的，却在朝廷之上、宫闱之中；忠臣的深远忧虑，竟达到这种程度。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反躬自省：我们的纲纪果真建立了吗？忠臣和奸佞果真已经分明了吗？赏罚和号令果真已经明确而可信了吗？浮费和颁赐果真已经裁减节省了吗？对妇女请托和近侍之人的防范，果真已经严密而竭力杜绝了吗？万一朝廷政事不能没有过失，宫闱的防范不能没有漏洞，陛下本来就不能不及早为此忧虑。臣来自远方，不懂忌讳，只是倚仗本朝以直言取士、不因直言而弃士的家法；在廷试时，如果能使远方之士尽情陈说自己的意见，也是一件美事。本朝有陛下的圣明言语作为依据，所以臣斗胆尽情进言。只请陛下裁决取舍，臣冒死，谨此答对。乙未年馆职策问 如今楮币的办法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将用什么来挽救它呢？并不是楮币不便于民间使用，而是这种制度贵在数量少、如今却太多了，所以才这样。物品要根据轻重来相互衡量；假使黄金遍天下，数量多得像泥土，而楮币反而比黄金还难得到，那么黄金和泥土的价格就会互换了。这样看来，天下并不是物品本身贵，而是楮币太多、国家太贫穷。忧虑时局的人说，应当深切思考国家贫困的问题，反过来从源头治理它，但实际并不是这样；上下日夜所讲求的，竟专门在于“秤提”，见识多么浅陋啊！国家贫穷，就从百姓那里取用；百姓已经耗尽，没有什么可取，就只能痛下决心节省。如今议论者却妄说，内部有某事、某事按惯例应当兴办，外部有某事、某事按形势应当防备，费用增加还不够用，那么节省从哪里实行？如果这样，难道要束手坐等颠沛流离吗？《王制》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蓄，就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孟子说，三种征收全部用尽，就会使父子离散。没有三年储蓄，说明剩余很少；三种征收全部用尽，就再也没有剩余。如今国家耗尽一年收入，还不够支撑十天半月，而且每天不停地制造十几万楮币，才仅仅能够应付，这就不只是没有剩余了，其危急寒心，恐怕又超过《王制》和孟子所说的情形了。然而士大夫们正雍容庄重地交相诵说致知格物的纲要，谈论并深深赞美穷兵黩武、开拓土地的宏伟计划；这是臣内心私下感到奇怪而完全不能理解的。仲尼说，治理政事在于兵力、粮食和信用；到了不得已而必须舍弃一样的时候，尚且先舍弃兵力和粮食，难道用度反而不能节省吗？绍兴、隆兴年间，世人还不知道使用楮币，当时国计并不显得匮乏，百姓生活也没有什么困苦。楮币流行到今天还不到七十年，财政调度却狼狈不堪，禁令频繁下达，竟到了这种地步。而且今天的天下并不比绍兴、隆兴时的天下小，赋税征收本来已经加倍了，却还到了这种程度，难道可以不追究其中的原因吗？考察支出，必定各有项目；哪些是创设后增加、比从前最为严重的？弊病必定有源头；哪些积累到今天，最为深重广大？哪些该废的因为什么还在谈论，哪些该兴的因为什么得以兴起？积累的弊病发展到什么事情才显现？如今要修复，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如果要节省，应当从哪条道路开始？您负有经世济民的学问，早已有声誉，希望您尽心分别考察各项条款和办法，分析其中的道理，来作答，希望对世道有所补益；不要习惯于作书生的迂阔空谈，使臣这区区之人只能慨然长叹。我不才，自束发读书以来，就有志于当世。嘉定年间应对策问时，曾尽情陈述胸中所想。先皇没有嫌弃我的狂妄愚昧，赐给我科第；在中都任职试用时，恰好触犯权贵，因而被废黜放逐了很久。我有忧虑世道危急、明主的话却没有途径自行表达的苦衷，也有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却没有职位来施行的志向。哪里料到冰山一倒，重新见到了天日。如今冒昧承受明诏，在玉堂之中等待询问。我妄自以为执事大人会逐项列举当世事务，使我分别说明各项条款，穷尽其中的底蕴；可是明白询问所涉及的，却只是楮币一件事。难道当今的大事竟没有比这更紧迫的吗？还是因为公卿大夫在朝廷上集体议论，彼此有同有异，所以一定想用我这浅陋的意见来折中裁定吗？我虽然不敏锐，岂敢不把所听闻的情况作答？我听说有富国的外形，也有长久保国的脉络。外形是什么？就是消息盈虚关系到国家财政的方面。脉络是什么？就是治乱安危关系到国家根本的方面。谋划国家而说理财，理财又必定借助楮币，这是后世权宜的策略；但志士仁人在权宜之策中，又不能不深深考虑根本问题。财物存在于天地之间，总有一定数量；费用必有项目，其中有重有轻；侵蚀财物必有源头，其中有深有浅。

译费用较轻、弊害较浅的，是有关部门的防范和核计所能涉及的；费用沉重、弊害深重的，是有关部门的稽查考察所不能实行的。防范核计能够涉及的，是常态；稽查考察不能实行的，是变局。常态可以用消息盈虚来说明，变局则关系到治乱安危的大事。执事怜悯今天楮币的困窘，说既没有《王制》所说三年的储蓄，又比孟子所说三种征收同时使用还严重，因此咨嗟叹息地谈论它；对于国家财政本末源流所在，您在闲居深思之间，已经认识得很熟悉了。而且，《王制》谈三十年通行的制度，所说的国家用度，难道不是成周盛世吗？孟子谈布帛、粮食、力役三种征收，难道不是战国末期吗？古代不急于求取财物，国家反而富足；后世把三种征收一并使用，国家反而贫穷，这其中必定有原因。国家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损伤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好色的人损伤更多；耗费财物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用兵的人耗费最大。兵力，是残害百姓的斧头，也是毒害国家的乌头。因此成周盛世，隶属司徒的民众很多，征发到司马名下的很少，并没有大量登记兵籍。讨伐荆地只用鲁国的兵，追击貊人只用韩国的兵，军队从未远距离调动。平定徐方就迅速归来，征伐太原就立即停止，军队从未穷兵黩武。曾经从地理方面考察中原：中原的土地最狭小，吴、越、楚、蜀都属于蛮地；秦国属于戎地，淮南属于舒地。河北、真定、中山一带，属于鲜虞、肥、鼓等国；扬、拒、泉、臯、陆浑、伊、雒等戎族，逼近洛阳王城的地区。在这个时候，土地并不广大，军队也不增加，君主有多余的财物，百姓没有横征；百姓有多余的劳力，军队没有沉重的困苦。上面按照收入来决定支出，下面供应徭役时先公后私。因此耕种一定有粮食，粮食一定有储蓄，积蓄从一年的储备、三年的储备，达到三十年之久。八种政务得到修治，粮食财货充足；九府建立，货币流通。天不能造成灾害，地不能使它匮乏，大概是因为爱惜民命、禁止遏制战争的端绪，所以培植国家根本十分深厚。战国就不是这样了。为了君主开拓土地，说一定能够战胜；杀人遍野，狡诈地相互争夺。孟子把这种人指斥为民贼，按照刑法判处重刑的人，纷纷出现。三种征收的说法，使用其中两种，百姓就会有饿死者；三种都使用，父子就会离散。当时的君主并非不知道这些，只是苦于战争接连不断，于是也忍心进行没有限度的赋税征收。梁惠王因为土地而使百姓遭受糜烂，即使把河内的百姓迁往河东，对那些面有饥色、饿死者遍地的百姓又有什么救助呢？齐宣王只求满足朝见秦、楚的愿望，不考虑日后的灾祸；即使想制定百姓的产业制度，对仰事俯育的计划又有什么补益呢？所以，疆域七百里的损失不足以吝惜，而减轻赋税、鼓励耕作却不可稍有迟缓。有关部门三十三人的死亡不足以愤怒，而上面府库充盈、下面老弱病困，就不能不为之寒心。因此，从那些喜欢功利的人看来，孟轲的话似乎十分沉闷；但按脉察看病证，正是医治当时君主病入膏肓的药方，即使仓公、扁鹊再世，也不能改变它。执事说如今耗尽一年收入，仅仅够支撑十天半月，而且每天不停地制造十几万楮币，是否也曾考察论述过其中的原因？楮币的创制，仿照成都的钱引。正值太平时，钱引只限于一百五十万缗，数目实在很少。后来考察西部战事兴起时，泛发印造的钱引数量，已是太平时的二十倍。后来屯驻戍守没有停止，粮饷接续不上，又增加到六千多万缗。大观末年，越发越多，一张楮币只值一百金。于是战争端绪兴起，用度扩大；用度扩大，楮币贬值，这是情势必然的结果。我高宗南渡之初，正是上天造就、草创蒙昧的时期。张澄提议在行在设置交子务却没有实行，其中也有这个原因。既已实行后来又停止，这是它最后的结果。开始创设印造楮币的机构时，高宗为什么对制造楮币如此慎重呢？到了我孝宗隆兴年间，又在天下重新推行楮币，推行不久，就采用陈良佑的请求，拿出内库的储藏来收回楮币，收回不久，又因为曾怀的主张，重新把它发放出来。但当时数量只到二十万为止。孝宗又为什么对发行楮币如此吝惜呢？沿流到今天，数量一天比一天多，使用价值一天比一天轻；想通过变革使它通行流转的，反而越来越滞塞；想通过法令使人相信服从的，最终却只使人怀疑。于是物价飞涨，民间憔悴，民脂民膏枯竭，想借贷也无从借贷，农民困苦了。关卡禁令苛刻紧急，收取利息也没有盈余；大城市和交通要地，白天关门停业，商人困苦了。四方游士充作赋役来到京城，想着得到白银就像拾取至宝一样，士人苦于道路奔波了。各种工匠技艺人员辗转迁徙谋事，困于低廉的工价，无法养活自己，工匠苦于劳役了。天下四民全都受到困害。从前设置楮币是为了便利百姓，如今反而使百姓受害；从前依靠楮币来辅助国家，如今反而侵蚀国家；从前权力掌握在上面，如今反而受制于下面；从前以实物支撑虚币，如今反而依靠虚币而连实物也失去了。谋划国家的人也知道楮币大坏、极度弊病的原因吗？开禧年间开边而误国，增加印造的数量达到一亿四千万，比此前总共增加了数倍。绍定年间养奸而耗国，增加到二亿九千万，比开禧年间又多了一倍。谋臣和议士不去治理费用沉重、弊害深重的部分，却今天更换一道命令，明天改变一种办法，即使孔仅、桑弘羊重新出现，也会功绩茫然。为什么？因为不考察根本，却只整治末节。况且古今天下的财物被兵事侵蚀，并不只是今天如此，其由来已经很久了。请以汉、唐说明。汉朝初年，以平民子弟从田间起兵，尚且没有失去寓兵于农的旧制。卫士、材官轮流戍守往来于道路之间，衣服装备由自己供给，还没有向县官取费。后来财力因军队而匮乏，实在是从武帝开始的。胡、越的精锐骑兵驻屯于各宫各殿，称为八校，京师从此逐渐有了养兵。荆楚勇士在酒泉、张掖练习射箭，称为五校，边郡从此有了养兵的地方。自从兴起马邑之师，困窘于赏赐输送，就有了交钱补授官职的法令；自从征发巴蜀士卒来打通西南夷地区，就有了按商车征收钱财的定额。

译自从夺取河南之地直到朔方郡，就有了因军功设置爵位、而且等级有差别的制度。自从封禅狼居胥山，赏赐没有限度，于是铸造五铢钱；自从浑邪王来投降，供给费用无法计算，于是铸造白金钱，鹿皮币与告缗法一同实行，盐铁官署与平准官署一同设置。后来扬雄建议捐出府库的财物，用来填塞庐山的山谷，忍受供养百万军队，以摧折饥饿老虎的嘴；这是因为从事战争达三十年，所以即使承接了钱串朽坏、粮食腐烂的余财，山林也不够供军队烧火。唐朝初年，府兵轮番上京入卫，衣粮自己准备，官府还没有费用。到了元宗时改为彍骑，长期跟随宿卫，官府开始供给他们，费用从此开始。起初各道出兵，由度支供给，费用还不广泛。到了德宗优待抚恤士卒，一个士兵出戍，就把他的全家粮食都供给，费用从此扩大。安史之乱兴起以后，无法供给军队，才开始用度僧尼的钱；两京尚未平定、民物凋敝，才开始登记富商和豪族；吐蕃从内部逼近、淮甸分兵屯驻，才开始实行按户征收；大盗群起、财用更加耗尽，才开始实行定额税令；朱滔、王武俊联合叛乱、用度供应不足，才加严借商的禁令。自从吴元济、王承宗联结抗命，军费全部耗尽，盐铁税额就增加了。南北设置供军院，粮饷接续不上，于是有人提出挟铜的主张。禁军士卒发生脱巾之变，朝廷彷徨而无所防备，宰相的餐钱也减少了。盐的专卖既已繁重，商人就用绢帛代替盐，每匹增加一百斤，以备将士衣用。酒的利税既已枯竭，淮南、河北就把酒曲改为专卖，以供给军卒的粮食。元和年间，李吉甫编造《国计簿》，使三分劳筋苦骨的百姓供养七分坐等衣食的人。大概三百年间依靠军队立国，所以耗尽全国力量来供养军队。已经张开的弓，不可能再轻易放松。我国凭仁德取得天下，凭义来取用百姓，靠保障来巩固国家，而不依靠蚕丝等物来办理；把财富藏在田野，而不求府库有盈余；任用人不任用搜刮聚敛的官吏，行法不采用苛刻严酷的条文。唯独养兵的费用，从建国之初就认为是百年长远利益，而没有考虑后来会贫困。大概即使是圣哲，也不能保证永远如此。我高宗在商丘定都时，不曾不感念艅艎之舟，也不曾不因姑蔑之旗而动心。他披荆斩棘建立府寺，用绵和竹片草创朝廷礼仪。姑且含垢忍耻，来等待上天作出安排。因为爱惜南北的百姓，保养偏居一隅的力量。某日裁选刘光世的军队，某日裁减张俊的军队。对诸将滥报战功的，精细核查，说：“我是为财力耗尽而忧虑。”对各军合并扰乱三衙节制的，厘清纠正，说：“我是为了恢复旧日的军政制度。”至于有一天对大臣说：“汉文帝不谈军队而天下富足，如果边境事务稍稍停息，国用自然会充裕。”高宗慎重对待军队、爱惜费用到了这种程度。难怪他对制造楮币十分慎重，而且希望官府中常有百万缗，留下来作为调节楮币的根本。到了孝宗继承大统，又不曾不想到桥山所藏的弓剑，而为长安宫室遥远惆怅。他以买千里马的马骨来招徕人才，以向发怒的青蛙作揖来激励士气，也只是收敛威势、隐藏锋芒，等待时机和防备的到来。谋划神奇而恢宏，心中念念不忘国家根本的重要。慰劳军队时说：“不要过度役使来使百姓困苦，不要过分征求来剥削下民。”誓师时说：“军队驻屯有暴露在外的叹息，百姓有转运粮饷的劳苦。”蹲甲射箭的士兵精炼自己的技艺，练习超距的士人百倍地激发勇气。一旦成就将帅，就制定规划军政的十条中的一条；士兵一旦核查出冗员和滥额，就有二万一千六百多人被缴还告身。甚至到了辅臣奏对时，孝宗还因为府库储藏非常丰厚、江上的积蓄也很多，告诉他们说自己连一丝一毫也不敢妄自使用，所以无论缓急都有准备。孝宗慎重对待军队、爱惜费用到了这种程度，难怪他吝惜发行楮币；即使因负责粮饷的臣子有所请求，对于二十万楮币的发放也迟疑慎重。自从权奸掌握国政，前有韩侂胄，后有史弥远，将近四十年，妖氛蔽日。韩侂胄挑起兵衅，实在是祸患的根源，凶祸及于自己的家族，是自己招来的灾祸，不必深论。此前的宰相们舞弄小数目来操纵大权，只想以此触犯众怒。他们不敬畏比天更大的存在，也不敬畏比君主更尊贵的存在；不害怕士大夫的议论，不害怕百姓的怨骂，而内心真正深深畏惧的，只是外敌横行、悍卒骄纵罢了。那些人有狼子野心，奸计难以测度，像蜂群蚁群一样聚集，扶老携幼前来归附；朝廷以赤诚之心接待，以恩惠信用安抚，运送安定边境的财物供给他们，唯恐不够；又从东南水运粮食供给他们，唯恐误期。更有甚者，给他们高爵厚禄来使其自身显贵，给他们的妻子金珠玉帛来取悦讨好；这些财物被弃置如泥沙，并不十分爱惜。听说他们平静恭顺就高兴，见到他们稍露脸色或拒绝、不肯同我合作，就惶恐不安，连饭也咽不下去。所以当金人将要灭亡时，竟然把日子过成苟且偷安的岁月：把江淮的重镇交给皇亲内戚，把襄汉上游交给富贵人家的子弟，把殿岩的重要职位交给庸人尸位，把总领粮饷的重要权力交给贪污官吏掌握。纪律没有建立，疲弱的人没有清除；主帅倚仗威势公开肆意搜刮，竭尽力量购买宠信和贿赂；朝廷耗尽天下财力养兵，只不过成为主帅刻剥的资本、权门积蓄财富的帮助。到了今天，军民都贫困，公私一起困窘，勉强支撑也无法做到。总计今天的数目，比嘉定己卯年间增加到二十八万八千有余；这一年中的费用，军费占其中六成五。果真如此，那么军队能够依靠来使用的力量，究竟会怎样呢？而今天的军队却懒惰了。在内郡的士兵从事末业技艺，安坐享食；官府贪图私下役使他们，却使他们没有闲暇从事披坚执锐的训练。在外郡的士兵多方运输贩卖，充作商人；主帅没有征战，便从中谋取转运交易的利益，因此投石、超距的勇力没有得到训练。如今的军队又骄横了。淮右的军队进入福建平息盗寇，滞留了数月，只奏报取得一点小功，已经像骄儿悍妇一样不能控制；所到之处驻扎，百姓非常苦恼。假使各州挑选检阅的士兵都精良，哪里至于还要借用远方军队来增加声势？

译广南的军队，连年出外戍守，枕戈露宿于原野；论功行赏稍微薄一些，就怀着怨恨之心，骄横飞扬，这是近来的事情，值得忧虑。假使主帅一向善于控制驾驭他们，哪里至于招来事端而滋生奸乱？而最不可取的，是那些喜欢追求功劳、制造事端的人，开边拓地的计划还没有停止。他们正锐意进取时，轻率而缺少谋略，拿着兜鍪和弓弩争先登城，骑着的卢马深入敌境，说中原当天就可以平定，说浯石当天就可以刻碑；捷报像星驰一样飞来，凯歌每天传到，嘲笑儒生不尚武，轻视周行没有才能。朝廷正赞美他们的功劳，于是用厚重赏赐酬答，耗费巨额资财、发出告命来优厚犒劳他们，费用不知有几百万。取得的土地，没有人就不能守住；守住土地的人，没有粮食就不能吃饱。荒野一望无际，没有粮食可以依靠，就像得到贫瘠的石田，又有什么用处？朝廷不忍心抛弃他们的功劳，于是又不计糗粮来给他们供应，往往花费一百楮币才能运送一石，费用又不知有几千万。为什么能够出兵却不能收兵，能够取得却不能守住？穷尽军队追逐远方，不防备意外，敌人突然到来，见到风声便先逃跑。精良坚固的铠甲、刀矛和兜鍪，锋利的弓弩箭镞，浩大的辎重储备，凡是数千年积蓄的物资，一举全都抛弃，费用又不知有几万万。不久听说朝廷得知这些事情，便忌讳说出真实情况：损失一万就说成一千，损失一千就说成一百。侥幸获胜，他本人就接受无法计量的赏赐；不幸失败，朝廷却要替他承担接踵而来的忧患。获胜后夸大功劳来邀取上级欢心，就给他几千万，当然不敢吝惜；失败后报告紧急情况来向上级求援，就给他几千万，也不敢吝惜。治理国家的人这样做又有什么便利呢？说到这里，那么执事所说增加于从前的支出，哪一项最重？臣说：军队的费用最重。积累到今天的弊病，哪一项最深？臣说：军队造成的弊病最深。开禧初年费用开始大增，宝绍年间积累的弊病显现，难道就没有一条办法可以挽救吗？回答说：想使楮币价值提高，必须从节省费用开始；想节省费用，必须从整顿军队开始；核查军队实力而不使兵额泛滥，堵塞边境事端而不让战争开启；一切谨慎慎重，都以高宗、孝宗两朝为法，这是挽救楮币的第一要义。议论者往往说：金人将要灭亡，版图应当恢复；上天赐予时机，怎么可以不乘此机会？难道偏偏在这个时候忌讳用兵吗？臣说：不是这样。过去刘渊、石勒倡乱，晋人从来没有把中原置之度外，各国也不敢把中原据为己有。等到虎狼相互吞并，战争纷扰如云，民心思念旧朝，日久之后旧朝灭亡，江东的名义才开始失去根据。起初，三辅的遗民见到晋朝官军便感到高兴；后来整个燕地的父老反而以重新见到太原王为幸运。起初，冉闵来到江边，希望请求把中原归还晋朝；后来魏人寻找事端，反而以河南是自己的土地为说辞。今天的事情，正同这种情形相似。我们虽然把三京指作自己的旧疆土，他们却把三京指作亡金的旧巢穴，怎么能认为版图可以恢复、时机可以利用呢？何况进攻用兵与守卫用兵不同，兵力的多少、费用的繁简，也随之不同。用于进攻，十倍的力量才可以制服敌人的一分；用于防守，一分的力量也可以抵挡敌人的十倍。臣所忧虑的，是边臣拿退守的军队来实行进攻的举动，逞一时痛快，以至于再次误国。果真能够告诫边臣，谨慎守护我们的疆界，不要把前一天的一次失败当作耻辱，因而一定产生一雪前耻的心；不要把胜负当作兵家常事，而应当想到社稷所系的重大关系。收敛经营谋划河洛的规模，改为修整荆襄、淮、蜀一带的家计。时时保持慎重，不轻易发动；事事依据实际，不虚张声势。淘汰老弱，以壮大军威；核查虚额冗员，以保养军队力量。稍稍等待威力充足，就立即实行拓展远方的宏大计划。这是臣浅陋的意见，大概认为轻率妄动所造成的费用值得惋惜，却从来没有忌讳用兵。因军费这一件事，依次谈到可以节省的浮费，臣又不能不继续进言。修筑九层高台，不是一天的工程；堵住大河的水流，也不是一筐土能够完成的功劳。今天谈节省费用，当然不是只减少一个项目、一道条例就算完。后宫居处不施丹青彩绘的华饰；秀王府赐第暂且仍用宰相府的旧宅。这是高宗、孝宗两朝的盛德之事。如今修缮内廷的有关部门每天兴起土木工程；内藏库传令索取的数目，多次超过平常的标准。宦官童仆拿着一张纸，名叫内批；库吏根据凭证和文书办理，名叫应奉。宰相不能施行平均节约，版曹也无法进行核查。仙人经书的藏室中金玉交相辉映，和国家财政有什么不同？国家已经穷困，却还建造金真玉仙的观宇；荣王府邸华美壮丽，估计费用达数万万，和战争兴起、事务繁多时在宫禁中营建百尺高楼有什么不同？其他嫔妃的横加恩赏、对僧道的丰厚施舍、用来给予宠幸，这些该叫什么名目？从今以后如果能够像祖宗时期那样节省浮费，就应当从宫廷内府开始：奉宸库拿出珍玩珠宝，亲王减少每月俸给，以帮助国家费用，救济时局的艰难。皇上亲自率先这样做，后宫和外戚之家，以及作为仪范的宰辅、公卿、百官，也都这样做、这样效法。一定要像文宗穿三浣的衣服来示范臣下，像明德皇后穿粗疏的袍服来带动六宫。令尹子文毁掉自己的家产来缓解国家的困难，大历年间朝臣把职田的三分之一供应军饷；这些都由朝廷主动实行，建立为固定制度。每月计算节省了多少，登记在册；在外廷明确设置一个收存楮币的库，把节省下来的数额收入其中。内廷的百官都应当体念国家，按等级减发俸禄，登记在册以便考核，收入主管国库的机构。每季度计算收入的楮币，分成两半：一半留下储藏，一半凿碎销毁。至于外部担任郡守、监司的官员，名为忝给、将迎、特送的费用，一律节省废止。俸禄达到百千的，裁减其中十分之四。大官已有惯例册籍的，首先去掉，以带动属官。小吏的正常俸禄不满百十的，免于减发，以保养他们的廉洁。何况权臣执掌国政时，时政靠贿赂办成，官职靠行贿取得；陆贽所说“财帛不断，必然发展到金玉”，杜牧所说“折券交贷，由卿市公”，在更化以来并没有消失。这样，担任州郡、监司的官员，自然可以拿出所积存的缗钱，收取多余的楮币；每季度一定计算官吏减俸若干、节省废止各种浮费若干、收得楮币若干，各自上报计台。

译计台把数目上报朝廷，朝廷专门设置机构核算这些数目，用它来评定官员的优劣，用它来实行赏罚；这样命令就会像流水一样顺畅，财物就会像山丘一样积聚，楮币的价值应当能够像黄金一样。臣私下听说朝廷大臣有人请求，想在各州实行括田，在闽郡实行盐的专卖；命令尚未下达，街巷中已经议论纷纷，假如果真实行，其扰害可想而知。前些年嘉泰年间实行一换二的办法遍及天下，议论它不可信；科敷抑配的禁令严密，天下苦于它不仁，借秤提之名打开告发的途径，天下又愤恨它不义。当时如果括田、榷盐这两项议论可以实行，那么当时那些刻薄的宰相属官早就会实行了。如今海内外都仰望着枯木复苏、受热者醒来的希望，却还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满足。正值清明的朝廷，正应当大力实行善政，为什么反而要实行从前不屑实行的办法？难道要加重地失去民心吗？假使括田真的实行，有土地存在而产业丧失，有土地多而租税轻；豪强大族正好藏匿隐瞒，普通户籍一律受到抑配。有人几个人合成一户，如果全部征收，贫民立刻就会流离；有人一家分成几个小户，如果不征收，富人就可以苟且逃免。贫富既有不均的忧患，诉讼必然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就是括田一定会失去民心。假使榷盐真的实行，汀州、邵州的百姓中不耕种的很多，靠盐碱地的收益来维持生活；往年官吏征取利益过于急迫，同他们结成仇敌，很快就不安定。近一两年来放宽禁令，他们卖掉刀具、卖掉耕牛，旧日的状况还没有恢复；一旦开启这个端绪，怨恨和诽谤四处发生，虐害的火焰重新燃起，谁能扑灭它？何况如今使者奉命出行，百姓还没有明白旨意，就已经产生忧虑疑惑；国家虽然贫困，难道还要计算这点利益吗？同百姓争利，岂不是给坏事开头？这就是榷盐一定会失去民心。若实在没有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元载掌国时，四方用贿赂求官，朝廷成为污浊的朝廷；李逢吉当权时，八关十六子互相勾结收受财贿，天下成为藏纳私利的天下。有的任台谏、都司而公开接受馈赠，有的任强藩大镇而公然大肆搜刮，有的任制阃、总饷而占有资财使自己肥厚。自从更化以来，有的被贬逐到别国，有的被削减爵位官秩，有的获得祠禄而罢职，有的还逃脱了简书的惩处，也有的已经沉沦灭亡、不得存留。从前权势盛行、气焰熏灼，如今这些人囊中藏珠、窖中藏玉，富足可以同国家相比。他们本人虽然得罪清议，他们的家产却丝毫没有损失。在国家贫困、百姓困苦到了极点的时候，即使还不能立即实行干道、淳熙年间估籍没产的典法，难道不能稍微仿照建国初年取财于藩镇的办法实行吗？建国初年各节度使所积蓄的财物非常多，太祖担忧他们财多而生变，曾在酒宴之间一夕脱略边幅，第二天就取得各家十万缗的献纳。先儒称赞这件事，认为太祖掌握了英雄驾驭人的方法。如今天下有几十家在乡里以富强著称，人人都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不如发出数千万楮币，分配给几十家，换取他们的铜钱、银帛。他们所积蓄的财物，不是取自国家，就是取自百姓。国家如今贫困，百姓如今困苦；让他们拿出积蓄，谁敢不服从？这件事不实行，却想把苛刻的征收和横暴的赋税施加到编户百姓身上，这就是只祝祷溺死一个人，却不惜亿兆人的诅咒；只想到一家人的怨恨，却不考虑一路百姓的困苦，怎么可以呢？只怕他们倚仗皇帝乡里的恩庇，凭借外戚的关系，牵制推诿，处处形成阻碍；这要靠朝廷执法之臣极力进言，朝廷也应当竭力主持。开始时姑且用魏绛请求输纳积聚的美意来劝导他们，等他们不服从，再用法律绳之以法。至于从前权门的仆役、宠妾之家，金帛堆积如山，有人拥有二三千万的资财，为什么害怕而不把它登记没收入官？台臣曾说，权贵夺取民田，有达到数千万亩的，有的绵延数百里，为什么迟疑而不没收入官？同唐人登记没收胡椒、钟乳等物相比，这种办法难道不算宽恕吗？这又是因为朝廷大臣提出括田、榷盐的议论而发。至于怠慢法令的奸吏，不可不惩处；伪造楮币的奸民，不可不禁止；楮币流行的地方，不可不扩大。这些都是权宜处理楮币的具体措施，应当加以留意。去年缴纳二税，允许全部使用楮币，暴虐官吏和贪污官吏却巧妙阻挠。夏租已经缴清，才把命令公布到通衢；秋苗还没有缴纳，又把期限延长到下一年。朝廷实际上承受了亏损，编户百姓却有接受恩赐的名声。赢利和美好的利益一定有归属：贪婪者把利益归于自己，懦弱者把利益归于胥吏。欺骗国家、蒙蔽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如今不如明令州县，凡有这类故意隐瞒命令的情况，允许百姓越级申诉，责罚一定实行。这是惩治奸吏的主张。去年收回旧楮币，收进的反而比发出的多。接着发行新楮币，伪币和真币混杂流通。从前楮币局的狡猾官吏能够伪造，如今大户人家有的也仿效。从前都城和郡县的奸徒能够伪造，如今偏远百姓也触犯禁令。从前纸张取自蜀地，只有一种可以辨认；如今新局制造楮币，真假难以分辨。一旦事情败露，就拿出贿赂求免罪，不是说字画没有全部摹像，就是说贯防没有完全相同。按法律本应重重杀戮，却只从轻发落。像这样姑息，凭什么禁止奸诈？如今不如实行法典，把法令公布在象魏之下；触犯者一定诛杀，告发者一定奖赏。这是禁止奸民的主张。广东各郡的商人贸易，多有使用楮币的，官民之间的收支却不能流通。广南的科敛，是百姓最大的祸害。纳丁钱赎罪，往往索取现钱；有人在当地任官，那里离天子很远，便使贫民变肥自己，满载财物而归。如今不如把命令下达三十八州，民间一律缴纳，都使用中半丁钱；科罚一类可以全部使用楮币，这样或许可以扩大流通，楮币的价值自然增加。这些做法，对上不至于损害国家体制，对下不至于违背人情，也大略足以验证臣一点浅见。至于执事发布策问，不取开边拓地的言论，忠于谋划国家，谁说不是这样？可是把致知格物、正心诚意的言论看作迂阔，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君主的一颗心，是万理的关节、万物变化的根源，一切都从这里产生。文帝、太宗只是不能控制一颗忍让之心，所以才有尺布之谣，最终损害仁孝的德行；又有推刃喋血之事，最终给闺门留下羞耻。明皇、晋惠只是不能压制一颗欲望之心，所以才有《霓裳》一曲，随即开启渔阳之乱；

译夕阳下的一句话，最终招来了刘渊、石勒。事情从心中产生，却在事情上造成祸害，前代覆车的事例，哪里数得完？在今天，凡是关系到纲常大节、风俗教化根本的事情，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从前曾经苦口相劝，如今却不再说；从前曾经触犯君主威严，后来总是停止。难道是因为君主的德行已经修成、君主的心已经受到感化，所以不需要规劝切谏了吗？臣认为，心灵的神明最不可欺骗，一个念头稍有邪曲，各种邪恶就会交相侵入。把民力耗尽在宫室营建上，是这颗心的奢侈实际在摧残百姓；把百姓的性命耗费在战争中，是这颗心的忿怒实际造成的。李沆说得好：“君主应当知道四方的艰难；否则血气正盛，不把心思放在声色犬马之上，就会兴起土木、甲兵和祈祷等事情。”这确实切合君主自身，是端正内心的正当论说。《大学》一书谈生财之道、以财物发扬自身仁德的道理、以义为利的道理，必定反复恳切地说明。难道能说正心诚意同财利没有关系吗？如今天下所尊敬的人，认为他们从事正心诚意的学问，也已经提拔任用了大半。臣仍然有隐忧。君子一类容易改变服饰，小人的内心却难以知道。姬公治理周朝，一年便见成效；孔子改变鲁国的风气，预期一个月就能见效。如今阳刚之气光彩焕发，阴气已经消散，快两个月了。朝廷纲纪虽然振作起来了，却已有逐渐松弛的趋势；公道虽然开始伸张，却已经出现受阻的苗头。执政大臣虽然极其公正、没有私心，却在事情难以施行的地方曲折周旋、加以调护防范，在自己私下荐举的人选上则婉转推挽。御史台和谏省的官员虽然直言无所顾忌，但意见没有被听取。不仅不能果断罢黜他们，甚至还顾惜退缩，不能像朝阳鸣凤那样再次发声。所以朝廷的举措，难道不是大大不同于从前吗？但在这个关头一旦失足，就会落到那一边，不能不警惕。台谏官员的风采，难道不是远远超过从前吗？但大丈夫所做的事，总不能只到这个程度，不能因此自满。闽、蜀两位老臣同时入朝觐见，文富一同受任，天下舆论都对他们寄予厚望；如今却还没有完全做到这样。荆襄两位统帅被弹劾而没有离职，台省官员一同上奏，善类都期待他们被处理；如今却寂然无闻。于是，往来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人，如杨畏之流，便得以私下议论说：“儒术施行，天下就会富足；如今儒术已经施行了，可市井萧条、气象荒落，富足的成效在哪里？有德之人得到进用，朝廷就会尊崇；如今有德者已经进用了，可外敌如鸱鸟般张狂，叛卒蜂拥而起，这种尊崇的形势又怎么样呢？” 大概君子的同类虽然得到进用，但他们的道还没有真正施行；小人的踪迹虽然被屏退，但他们的内心却难以使其屈服。从前吕公著推荐范纯仁、范祖禹二人担任谏官，章惇当面奏称，执政大臣举荐人为台谏官，并非祖宗之法；这说明小人也能说出君子的话，今天又怎么知道没有人会以此为讥议呢？司马光改雇役为差役，蔡京任开封府尹后极力奉行，能够使公卿高兴；这说明小人也能迎合君子的意旨，今天又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人呢？范纯仁因为国用不足，又想恢复青苗法；这说明君子也难免犯小人的过错，如今这件事已经渐渐显现了。譬如下棋，棋局虽然改变了，但其中一两步棋，仍不免与从前相似；这正是小人不肯心服、君子也不能自我宽恕的原因。我希望大臣以主持公道为心，台谏官员以维护正论为责任，群臣百官以忧国勤政、清正忠诚为念，同舟共济，推车前行而以务必实行政策为主，使朝廷有九鼎那样的重望，国势有泰山那样的安稳。这正是天下所期望、并视为君子领袖的人物应当做到的。否则，国家一旦有大事，君子或许不能胜任，而掌管国家财用的人若是小人，便会乘隙推行他们的主张；这种祸患，难道只在国用不足这一件事吗？《诗经》说：“心中充满忧虑，连安然睡觉的闲暇也没有。”我实在不能不对此忧心忡忡。

译钦定《四库全书》《臞轩集》卷二　宋代王迈撰写　奏疏 乙未年六月上密封奏章 臣听说，人君的职责没有比知人善任更重要的；知人的方法，没有比选择宰相更优先的。善于观察一个国家的人，只要看它任用什么样的宰相即可。观察公孙弘为相时，千秋被封侯，而汉朝的政事日益败坏；张九龄被罢免、李林甫被任用，开元、天宝年间的治乱便由此决定。唉！这是多么可怕啊！我朝自韩侂胄在庆元年间被任用，直到开禧年间，刚满十年，天下的形势就像一个人在年轻壮盛时得了病，所以治疗它容易见效。自史弥远在嘉定年间任相，直到绍定年间，共二十七年，天下的形势就像一个将近老年时才得病的人，所以用药治疗也难以奏效。幸而上天保佑宋朝，没有废弃宏大的基业，掌握国政的权奸没有被诛除，自己却先败亡。皇帝陛下这才得以收回像决堤洪水、离弦之箭般的威权，施展雷厉风行般的英明决断；又顾念旧日学问，提升真德秀执掌国政，而宰相清之精诚洁白、一心为国，总领百官事务，到现在将近一年了。然而，面对三十年间大坏大弊的天下，混乱纠缠，像极其纷乱的丝线一样难以解开；破败溃裂，像一艘漏得厉害的船一样难以修补。陛下在这个时候每天和大臣谋划，认为能够协力辅佐政务、为天下人所仰望的，就是具有真正德行的真德秀。礼部会试榜单一公布，参知政事的任命便很快颁下，中使都已经到了真德秀门前，但他的病势已无法医治，最终只好寄托于元老的念头，恰好又遭逢这样的时机。京城的狂妄士卒因被淘汰而叫喊，市井小民编造歌谣加以讥讽；先前被排斥的小人于是沾沾自喜，认为天下的事情不是诸位君子所能挽救的，必须重新任用他们那一派才能办成。一天，宫中忽然传出御笔诏令，起用袁韶并授予祠禄官，还将要重用他；在朝廷上的士大夫吓得两脚并立，给事中、舍人于是不断上言。陛下从谏如流，先前的成命随即搁置了。然而，在国势艰难、多事之时，绝不是一位宰相能够独自运筹的。戊寅日早晨，任命在朝廷宣布，于是设置两位宰相，清之任左相，行简任右相。在此以前，大臣们并不知道，群臣也没有听闻；既不参考朝野舆论，也不考察龟筮的意见。小人谄佞，以为这项任命出于宰相，重大政事出自臣下的意料之外；如果不是陛下独自决断，怎么能够使这样的君子登上相位？我认为，天下的宰相应当与天下人共同谋划。如果不斟酌公众的意见，必然会在隐蔽的缝隙之间给小人留下可乘之地。况且任用袁韶，圣意已经决定；接着诏令一出，谁还敢说话？因此君子的忧虑日益加深。臣虽然官小位卑，但实在承受不了宗庙社稷的忧患，不得不越出职分为陛下进言。史弥远掌握国政时，官职的任免不等诏书过中书门下便提前施行，郡国的文书大多只有申报而没有奏请。陛下一概容忍，仿佛没有听闻。因此，即使进退人才不由皇上决定，也从未有人讥讽说“君主任命官吏已经完了，我也想任命官吏”。史弥远虽然作威作福、听任他专擅，也从未有人遗憾说“贵为天子却不能自由行事”。到了清之任相，虽然有避开权力的表现，却不敢专权；虽然有远离权势的表现，却没有倚仗权势。然而他的内心非常爱国，能力却不足以实现心愿；品德足以使人信服，才干却不足以配得上这种品德。加上政府中缺少同心协力的辅佐，宰属和僚属中又缺乏熟悉政务的贤才。处理繁杂政务时才疏，面对突发情况应变时见识迟钝。开拓边境一事，虽然出于统帅喜好功名，清之却不能从根源上加以挽救；更换楮币的奏议，虽然出于枢密大臣谋划不足，清之也不能改变这一意见。然而清正、公平、平实，主持善类而没有嫉妒贤能的偏见；明白通达，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而没有浅薄自是的过失。全国的臣僚，无论愚昧还是不肖，都称他为君子之相，而不是史弥远那样的宰相。陛下求治过于急切，考核功效过于迅速，不选择忠贤来辅佐他，反而任用行简来疏远离间他，又想任用袁韶来满足其报复的愿望。这究竟是为什么？陛下只知道有招揽权力、接受贿赂的史弥远，却不知道有避开权力、远离权势的清之；能够容忍、养护史弥远二十七年之久，却不能在短短两年内坚定地信任清之。这不仅是愚臣一人的疑惑，也是天下共同的疑惑。臣思考此事而得出一个说法：史弥远任相时，让袁韶任开封府尹，让郑损等人掌管军饷，接受他们数额极大的馈赠，但这些馈赠也并非全都进入他的私门。宫中，宦官之流凡是供应所需，极其丰厚。自清之执掌国政以来，完全杜绝馈赠，一丝一毫也不收取。过去，雄城大镇有人向权门馈送财物，现在却把剩余财物献给朝廷；过去，奸朋邪党向史弥远献媚，现在却向清之殷勤往来。因此，宫廷的供应、宦官的润泽，各种好处都没有了，这激起了仇士良等人的怨恨，却无法制止。近来即墨大夫的奏议，已经登记郑损的家产，并把他与同恶如袁韶一类的人相提并论。他们都害怕牵连自己，于是布置宾客，络绎不绝地往来京师，幸灾乐祸，制造讹言诽谤，结交左右近臣，再转而把这些话上报。说什么不是行简就不足以任相，不是袁韶就不足以辅佐他，并且贬斥清之，说他果然不足任用。陛下听察决断英明，起初并不相信这些话，但屡屡被能够熔化金属般的诽谤所迷惑，心中不免产生“投杼”的疑虑。这不仅是愚臣所知道的，也是天下共同知道的。况且行简的贤能，本来不能与袁韶相提并论；但人们有许多议论，大概也是有原因的。行简为人，向来被称为多智。史弥远在位时，他善于侍奉史弥远，处处谨慎。他性情姿态多有苛刻之处，所荐举的人也多有私心。史弥远喜欢他的顺从自己，凡事都曲意听从。等到他与清之共同执政，意见常常不同。何况正值年老之时，容易犯下患得患失的戒忌。他本人未必肯做小人的事情，但他的门下必定会招引许多小人的徒党。如今路人的议论都说，小人正是借排斥清之而推进行简；他们的意图不在行简，而专在袁韶。行简一旦任相，袁韶必定接着被任用，清之便会局促不安，只能离职而去。小人谋求挫败公论，这算什么呢？近臣和宦官废置宰相，这是汉、唐衰世的事情。谁能想到陛下是英明之主，却会有这样的过失，难道不可痛惜吗？清之每次见到百官，总是大力称颂陛下学问广博、光明盛大，义理精深，圣德一日胜过一日，却不知道委任一旦衰减，离间的话就容易乘隙而入。这说明清之以正心格君的事业还没有达到。清之只是一味以真情任循义理，以对待君子的方式对待人；对待小人却宽大平易，没有其他心机，掌握防范之处未免有许多漏洞，所以落入小人的陷阱而自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