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谷集卷上

译至元二十九年春天，皇上将要征讨海南岛的夷人，命令行省准备船只、戈甲、弓箭，不敢不精良。当时东南地区自从先前征讨日本、交趾以来，已经因供应劳役而疲惫；奉命办事的人又倚仗威势满足私欲，所到之处侵扰暴虐，百姓十分恐惧，往往重叠着双脚战栗不安，不能自保。这时尚书李公正好来到温州，办事谨慎廉洁，不急不缓；凡是从百姓那里取用的东西，他都告诫郡县立即按价给钱；材料随当地所产，不强求当地没有的东西；工匠使用各自擅长的技艺，不强迫他们做不熟悉的工作；按时供给饮食，并巡行督察，百姓忘记了劳苦。不到三个月，所有艨艟都已造好，坚固完整，犀甲铁器精良，军队没有缺乏，百姓于是非常高兴。唉！假如从前奉命办事的人，他们的意图和安排也与李公相同，东南百姓的创伤哪里会至今还没有愈合呢？《易经·既济》说：“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战胜它；小人不可任用。”像李公这样的人，不但不侵扰百姓，反而还唯恐伤害他们，这难道不可以称为君子吗？圣明的君主在这件事上正合乎《既济》的义理。李公这次来，专门负责军旅事务，没有时间举行礼乐祭祀；但他在北风中早早驾车，仍到学校恭敬展礼，在礼殿进退举止都不失法度，面对诸生言谈温和而有条理。观察李公的志趣品行如此，也就知道他亲身实行君子之道，确实出于平日的本性，而不是偶然装作，和那些挟持私心、满足私欲的人不同。事情办完后，他回到京城。诸生佩服李公的美德，作歌诗为他送行，郡中文学徐明善为此作序。《周自昭文集序》〔题署有缺〕 我的朋友临川周君自昭父，为人洒脱，和他相处，怨恨和欲望自然消除。他长于宗族事务，掌管仓库钱粮，从不私吞一丝一粟。凡是经书训诫、传记之文，上下数千年，无不盘曲积聚在胸中，数量不可估量。他作文如同霰雪纷纷落下，下笔便不能自休。我和他共同吟诗时，我还在咀嚼未成之句，他的诗已经写成了；内容宏大而不险僻，风格新颖而浑然，使读者仿佛行走在春风中、观赏美好的春景，桃李的艳丽、蕙兰的芳香相互映照迎接，初看似乎没有奇异之处，欣赏的趣味却永远不能穷尽。唐人说“心正则笔正”，难道只是说笔法吗？语言是内心的声音，声音又是语言的流露。雅正的文章，一定只有君子才能写出。文章义理情趣高雅，气息和平，趋向端正不偏，忧乐得失与正道相合，规矩法度没有违犯，这才值得推崇。周君的文章正是这样。近来以文章扬名的人，往往浮华险怪、放荡诡奇，后辈纷纷以此为时尚；大概人心的变化确实令人感慨，难道文章本来就应该这样吗？我的文章不如周君，序文也不足以相称。但重视文章，更重视君子的心，我很早就知道这一点。世上有不求与俗人相同、只求与正理相同的人，读到这篇文章后请加以评判。我的话难道是虚妄的吗？《送李君序》〔英〕 戴章甫、着逢掖的士人，出仕于州县而能够施行自己志向的，很少。唯独在学校任职的人，职责在于守护先圣之道、作后学的楷模，与其他官职相比，不必屈抑自己的志向。因此贤者希望借此施展自己，并不过分。如今鄱阳教谕李君，学问丰富、品行修养深厚，文章书法尤其受到人们推重。我命令季弟拜他为师，就像大匠对待木材一样，很快使他立合绳墨，可见李君最熟悉教学事务。今年我客居金陵，李君不远千里来会见我。提举李公发文，命李君回鄱阳任教谕。学问丰富的人，不只求独善自身；品行修养高的人，一定还会使乡里共同变好。守护先圣之道、作后学的楷模，众人都推举李君。应该作歌诗为他饯行。李君索求我的话。自从杜子美有“广文官冷”的诗句以后，后世学官往往用这句话自称，寄托不满之意。我却不这样认为。已经做了别人的老师，也是圣贤的老师。孔子、孟子的训言，不能带来富贵的润泽；古代典谟和大训，也不是用来求温饱的。粗饭清水，住在简陋小巷、只有一箪食一瓢饮，却足以垂范万世，没有什么能超过它，那么学官清冷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做学官的人，教育不能坚定自己的志向，受到一点牵扰，往往就不能忍受清冷。然而有人说，鄱阳学舍的船只〔或作“舟”〕、学廪都空了，令人恐惧。您一向听惯了“官冷”的说法，却还没有真正做到以义理之充实胜过物质之肥厚，所以我把前面的话送给您。吹风何必一定要在舞雩台上，才有芝山那样的高；沐浴何必一定要在沂水，才有鄱川那样的清。云彩移动、花朵凋落，其中自有悠然的妙趣。春日温暖，万物萌发，哪里还会有清冷呢？将来您沿流返回，与鄱阳士人相接，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出您的教化楷模；望见您的眉目神色，也可以知道您的志向品行了。请努力吧。《送王廷瑞序》南粤距离京师万里，风俗气候不同于中州，所以出仕的人往往不愿意前往。在我看来，出仕的人难道只是为自身打算吗？那里离天子的雨露较远，土地最为贫瘠，蛇鳄横行；那里的百姓同是我们的同胞，困苦到了极点，士大夫怎么能对此漠不关心？人们都说：“我不愿意去做官，那里的百姓将怎么办？”我想，一定会有这样的官员，身在数千里之外却视若出自庭户，知道百姓的安乐忧患，不计较个人的便利与否。圣朝一视同仁，对远方地区加以恩惠，派遣使者与穿卉服的当地人相互问讯，又慎重选拔使者及其僚佐；王君廷瑞凭借廉洁能干，被选为宪司幕长。我约同僚为王君饯行，先去询问他的行期。王君坐在大船上，欣然前往，即使童稚也都跃跃欲试，面有喜色。我送别做官的人很多了，却没有见过像王君这样的。这种情形无需等他下车任职，我已经仿佛看见他在帷幄中筹划政务，发布教令，使南粤百姓欢欣至极而起舞。王君真贤能啊！我又听说南粤虽然号称偏僻遥远，但食物有海中百物，水果有芭蕉、荔枝之类，奇异的香草珍奇的花卉都胜过中州，居住在那里的人也不觉得它鄙陋。何况王君心中轻视岭海的险远，一心惠泽远方百姓，山神河神也会呈现祥瑞、降下福祉，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从前王子贡经过九折坂，呵斥驾车人说：“赶快赶车！” 王君的慷慨豪迈，这次出行不也是这样吗？于是作序送您，也为粤地百姓庆贺。《送李隆佥湖北宪司事序》

译天地的常道，就是恒常不变。四时和日月，永远不停息，还有什么比它们更恒常呢？所以人要有恒心，官员要有恒守，不可丧失。一旦失去恒心，即使做巫医也做不好，何况做上天所任命的官吏呢？圣朝疆域跨越四海，官职比古代增加了一倍，担心郡县长官不能长久守持职守，而贼吏不能长久保持廉洁，反而贪墨，于是改设肃政廉访司来纠察治理他们。这是敬奉上天、怜恤百姓、作为亿万年长久国运根本的举措，并不只是更新官名而已。然而人们只说官名虽新，风采仍旧，为什么呢？我读书时见到周武王告诫孟侯，谈到铲除奸邪，说：“赶快依照文王所制定的刑罚施行，对这些人刑罚，绝不赦免。”又说：“不要随意刑罚人、杀死人。”既然如此，诸侯究竟依据什么呢？大概治理天下的人谨慎使用刑罚、敬畏刑法，发布告诫的文辞大多如此，决不是要诸侯放松刑罚。圣明的君主在上，其根本原则只有一个。由此看来，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如果昧于此义，改变恒心而丧失恒守，将来皇上震怒，斥责他们荒废职守、失败无能、懈怠软弱，难道还只是所谓“有人承受这种羞辱”吗？如今佥司恒庄李公一定不会这样。李公清廉如玉雪，明察如水镜，仇视奸邪、痛恨污秽出于天性；铲除荆棘、搏击虎兕，在他看来没有难处。因此他从初次做官到现在，一直被风宪官员推为首选。我正为这样的时势感慨。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往往仍旧像从前一样懦弱收敛，却在新任官员表现刚猛时说：“这不是我的责任。”哪里能得到那些具有恒心、守持恒守的人来振作兴起他们呢？而李公恰好奉玺书光荣出使；从今以后，那些贪官黠吏畅想着自己逢到好时机，就不能没有忌惮了。李公喜爱吟诗，常有痛快的佳句；如今巡行楚地，洞庭湖的九曲、沅水澧水的众多芳草，都将收入笔下。然而我不替李公祝愿诗才更盛，是因为希望人们知道朝廷清明，贤能的使者能够竭尽才力，不再把自己埋没在文章饮酒之间。李公在台幕中任属官，大家都倚重他，所以都为他的升迁感到荣耀，又舍不得他离去。至于他终于能够南归奉养母亲的喜悦，不必再有乘四牡迎父的叹息，人们尤其以此为荣。大家作歌诗为他饯行，并嘱托我说：“您应当作序。”我听说，孔子说能够见到有恒心的人就可以了。如今有幸见到这样的人，虽不幸从今以后不能亲近接受他的熏陶，却深感幸运，因为圣朝能够任用有恒之人，使湖北百姓蒙受有恒之人的福泽。这就是序。《送赵显之序》至元庚寅年，我任洪都教授。赵君显之也来任郡幕长，朔日、望日必定住宿于此。他驾车来到学校时，身材魁伟、容貌秀整，像鸡群中的鹤，我十分惊异。过去郡博士与郡中官僚常常往来交接，只有我最少出门，从未到赵君那里拜访。赵君来见我，只喝了一杯苦茶便径直离去，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交往。然而洪都士人在学校议论他时，都异口同声地夸赞他清廉，因此知道深知赵君的人没有超过我。第二年，我们一同在行台任属官；又过一年，中执法认为赵君的风度品裁远远出众，便推荐他升任浙东宪幕长。为他的升迁感到荣耀、又惋惜他的离去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他将要出发，来索求我的话。我说：“整理政令、阅览文书，是您的职责。洪都仰赖行省统辖，廉访使的官署号称事务繁重，而您最适合这个职位。清廉是不可停止的。”如今您处在一道之上的要地，发布命令而很少接受别人命令，佩持一贯清廉前往，岂不是可以在前方大展身手、游刃有余吗？幕府之中，辨析没有超过的，激励也没有不及的，只有合乎是非罢了。至于截断浊浪中奔突的巨鲸、驱逐堵塞道路的长豺，本来就有手持神斧的人。将来海右清平，各道百姓会说：“使者！使者说：‘元僚确实善于辅佐我，真是大好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我的话如此，于是又作四韵诗，倡导所有为赵君饯行的人。诗说：“三年困居豫章城，读书的眼睛遇到您后明亮百倍。宪府已经焕然一新，属官更加受到重视；帷幄中长谈旧日同僚的清廉。苍翠挺立的树木上乌鸦聚集，遥远的碧空中只有鹗鸟独自横飞。我正应回到故山观赏白石，烦请您在洞中替我约见黄初平〔我家先世从金华迁到分宁，所以这样说〕。” 《送李可行任光泽县尹序》天下是由一个个县邑积累而成的。一个县邑有仁爱的长官，天下太平就不难实现。如今做县令的人，往往把百姓当作进身的礼物，以百姓来通达自身、养肥一家罢了。不是这样的人，十个中也没有一两个。难道他们唯独没有不忍伤害别人的仁爱之心吗？孔子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人。”如今学习道理的人不多见，于是沉溺于利欲，不知道人本来应当被爱，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至元甲子年，我在行台任吏官，可行李君确实比我更早做到少说话而合乎义理。退职后，他只是读朱子为孔子、孟子、曾子、子思所作的集注，研磨朱墨自行校勘而已。我惊叹而佩服他，于是向他谈论涵养、省察的要点。从此以后，无论雨天穿木屐，还是夜间对着灯火，我们都相互跟从，以讲学切磋为事，不是只从别人口中听来的一套话，我因此敬爱他。又过了一年，他任期届满，被任命为闽地光泽县令，出发日期将近，来求我的赠言。做县令，关键在于学习道理、爱护百姓。李君讲习此道已经很久，必定和如今那些做县令的人不同。他把百姓看作自己的身体，唯恐他们受伤，不把他们当作进身礼物；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家，唯恐他们贫乏，不把他们当作养肥家人的工具。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审理，光泽成为治理良好的县，推广到其他县作为准则，天下就可以太平。我还说什么呢？不过，学习不可以停止；爱人只是仁德的一件事，如果不能恢复最初的天性，使仁德的整体永不停息，就还不能算仁。涵养和省察片刻之间稍有间断，仁德也就几乎要熄灭了。既然如此，您肩负人民社稷的重任，还不如把实行仁德、以仁德为己任看得更加重要。您要努力啊！子夏说：“出仕而有余力，就学习。”这句话姑且比起只得到人爵而抛弃天爵，稍好一些罢了。他的话也有弊病，不可不察。您的出仕从这里开始，我担心您相信这句话，使学习有片刻间断，所以冒昧告诉您这些。《送别刘正卿序》

译如今官吏所崇尚的是才干：通晓法律，精于刀笔，办事敏锐，言辞机敏。凡是长官想做的事，他们就像手脚奉行心腹一样，不等长官发声变色便去办理。这就是所谓的才干。然而我从古代考察，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是为了成为百姓的标准；府史、胥徒都在其中。“极”是标准的名称，是百姓仰望并用来取得正道的东西。那么古代的官吏也未必专门按照才干来选拔。古代官吏已经不可见了，像我的朋友刘君正卿，却与如今的官吏不同。既然不同于今天，就一定同于古代。因此我能与刘君交往，虽看不见古代官吏，也不遗憾了。刘君温和善良、清廉谨慎。我曾到他那里，看见他的孩子面有长期饥饿、凄凉的神色，而他并不因此求人施舍。他处理事务从容反复，一定要合乎义理、符合法律才停止。与人交往，从未有一次失去声气分寸；但他的和善是出于宽和，并不是结党附和。他值得称许，就像这样。我和刘君同在一曹办理案牍，看起来他的事务很少，却常常好像忙不过来。有一天其他属官请假，刘君兼办两份堆积的文书，披阅辨析、裁决遣发，不到一天，砚台席面已经清静。有人慰问他贤能而劳苦，他便低下脸微笑，表示这不值得一提。这样看来，刘君的才干也是别人无法赶上的。《秦誓》说“果断而善于进言”，又说“善良宽厚、能够容人”，这就是才干的区别。秦国有《小戎》《无衣》那样好战用兵的风俗，本来应该崇尚才干。等到穆公一旦为子孙和百姓作长远打算，他说的话却是这样。孔子编次《尚书》时，把它列在典、谟、训、诰的末尾；后来传授《大学》中平治天下的道理时，又深深取法于此，难道不是说得深切而明白吗？那么像刘君这样的人，用他来整顿纲纪、执掌风宪，贪污之风就会革除；用他来布施宣扬恩泽，困苦贫穷的人就会得到苏息。他确实可以成为百姓的标准。难道圣明时代会让这样“善良宽厚、能容人的人”沉沦埋没吗？我最深地了解刘君，却担心人们对他的了解太浅。因此作序来验证真正的爱好者，也借此辨识人物。《书诗集序》自从《坟典》《丘索》以来，时代越来越远，书籍越来越多，做官的人即使想广泛学习，也没有闲暇。一定要有这种条件，然后才能广博；出处进退，是君子的大端，经书著明其中的义理，史书记录其中的人物，评论时代、以古人为友，才能得到做官和退处的权度。不是合乎时宜而冒进的人，只是所读的书不广罢了；一定要广博，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而读的书也会更加广博；越广博，理解就越确实。万君号称“书”，难道是没有缘由的吗？万君又把书中的精华芳润酿成诗歌，洒脱旷达、深远高逸，有超然物外的适意；读它使人心中的烦恼消散。那些在蜗牛角上争战、在蚂蚁般的官场和槐柯般的幻境中奔走的人，想求得一句相近的话也不可能，逋野对此没有可非难之处了。有人说：“自身将置于何处，还要用文章做什么？万君凭借书和诗著名，怎么样呢？”我说：“您这是在推求他，也有怨意；有怨意而文章写得好，原本是不应当的。万君触动天机，发出和谐之声，歌咏独善其身的快乐，感慨追想古代求仁而得仁的人，并长久吟咏。即使声名充满江湖，使读者疾病痊愈，使传播他作品的人纸张贵重，也不是他的过错。古人说皇甫谧沉溺于书籍；他生活在魏晋之间，终身不仕，所著《帝王世纪》《高士传》等书，都为世人所重。我正对万君寄予希望，并不只是看重他的诗而已。《送刘季和序》古代老师不到远方去教，今天却要到远方去教。只是童子不能远道跟随老师，于是老师便到他们那里教导。虽然不合古代制度，在今天仍然是合宜的。古代弟子很久不回家省亲，老师会督促他；如今的弟子不能越过乡里就找到老师，也就没有长久离开父母的了。唯有沿着堂下台阶、思念父母的心，做老师的自己也不能忘记，却反而被官府职守拘束，不能实现。那么到远方去教，难道几乎不可行吗？我乡里的学校设有小学，官府为它设置老师，刘季和确实来到这里居住。几个月后，一天他的面色十分忧愁，我问他，他说：“只是思念父母。”过了一个月，他告诉我出发日期，说：“一定是回去省亲。”没有人督促他，督促他的正是自己的内心。内心成为严师，说的就是这个吧？况且思念父母，是人心和天命的正道。被官府职守拘束，是阻遏这种天性正道。如今季和能够欣然遵从它，可以和他谈论入道了。季和曾向我询问《中庸》的大旨，我说这在于深入体察和认识，知与行一同进步，空谈学说没有益处。如今从这件事上观察，然后我过去的话才可以说出。《中庸》说：“次一等的人从一端善念开始推致，这一端善念也能达到诚。”先儒说，顺从善端最初显现的部分，推扩它而达到极点，这同样就是圣人的诚。况且舜、武王、周公的孝，根源于天命所赋的本性，与季和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上天的本性没有不同，只是人的表现有差异，这又能责怪谁呢？您要努力啊！不要满足于一项善行而不加以扩充，不要安于一项才能而不继续进步。具有千种才能、万般善行，每天勤勉不懈而不敢停止，这就是《中庸》的宗旨。果真能够实行这条道路，那么出生在您之前的人，也将把您当作老师。那种讲习学问的言谈和有朋友从远方来的快乐，比起凭借做一任官职来招集诸生，难道不是更超出外在事物吗？《送傅启心序》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阴阳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其中邹衍所著有一百零五篇。于是推演五行，考定历法正朔，阐明国家所崇尚的事物，以及百姓所应当做和所应当忌惮的事，把这些道理通达于天下。从前若不是瑰伟奇特之士，不能创立并传播这种学说。周末学术衰废，不再通过学术选拔人才，只有孔子、孟子及其门徒不因穷困阻塞而改变志向，仍然照常讲学。再往后，人们往往舍弃正道而去，在诸子百家中争强称雄，邹衍就是这样的人。我乡里的傅君启心，是儒家一流的人。圣朝正要选拔士人担任郡县学官，然而争相求进的人越来越多。傅君估量自己在儒生队伍中还不能立即满意，于是广泛学习阴阳之书。郡里推荐了他，部使者又加以详细考察。他考中这一科时，同乡士人还在幽暗枯槁的寒门中，而他已经将要在金马门等待诏命。傅君真是奇伟之士吗？将来编纂阴阳家著作时，傅君应当排在前列。傅君将要北上，来向我求赠言，我于是这样说。旁边有客人笑着说：“您的话太浅陋了！从前上天把贤良辅弼赐给商王，传注中有话说：‘从天而降，将来又遗留在人世而不会死，光明地显现在天上。’如今东方维方的箕、尾二宿之间有星光闪耀，仍仿佛有树立鳍角的形状；它的精气聚集孕育在那里，后来一定有人的神灵震动中外，径直取得高显的地位。” 如果再像梦中上天赐予贤才那样，那么初庵集贤公就是这样的人。傅君是他的宗族英才，又将要继承而兴起。如今您不以平步登上瀛州仙境作为傅君的愿望，反而以在稷下高谈阔论来比拟傅君。那稷下又哪里足以称扬他呢！”我急忙起身向客人道谢说：“这不是我所能达到的境界。”于是把客人的话也一并写下来作为赠言。《敝帚诗集序》

译景定、元祐年间，云心、龙山两位张公出仕应试，如同彗星横扫画地，文章使人看去，仿佛兼金万镒那样贵重。他们闲暇时清吟佳句，挥洒迅疾飘逸，人人争相传抄珍藏。我当时还是童子，遗憾不能望见他们的车尘而行礼。后来，龙山翁误把我比作南容，屈尊收纳我这个浅陋之人；那时云心翁已经去世很久了，而他家中像东坡、颍滨兄弟家有小坡一样，有养晦君在。岁月过去不久，云心、龙山二位都已远去，只有我独自在山林中居住，每次和养晦君共同诵读山谷赠给张埙的“箕帚白头”诗句，总不免感到凄然。养晦君把他的《兰畹敝帚集》给我看，说起其中的事；我对养晦君，正如长久居住在兰花旁边，默默地一同受到熏陶。看前后序文，或激扬奋发，风格并不相同；于是我又打开诗卷迅速阅读，清风仿佛脱然吹来，使鼻中闻到芳香，内心深深省悟。大概养晦君有高亢爽朗的韵致，所以他的诗高超而不卑下；没有华美肥腴的习气，所以他的诗洁净而不染尘俗。科举废止以来，擅长律诗绝句的人纷纷出现；养晦君才气豪迈、构思成熟，笔锋独自横扫，后出的作者往往退避。吟诗社中传抄，他的诗使纸价不知增加了多少金。这样看来，养晦君的诗确实价值千金。难道他只是夸耀敝帚，把它说成千金吗？不过我曾经推究“敝帚”的含义，恐怕不只是谚语所说的意思。万物没有不衰敝的，而扫帚的衰敝，是由于用来洒扫才衰敝。《诗经》说：“早起晚睡，洒扫庭院，正是它应该衰敝的地方。”又说：“不洒水、不扫除，是讥讽它没有尽到应有的劳用。”我们这些人应当推演这个道理来要求自己，把圣贤贯通大道的器具，放在内心中修治，就像洒扫一样，尘土一来便随时扫除，务必使自己的扫帚有所损耗才对。若像新扫帚一样从未被手触及，怎么可以呢？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根本所在的地方每天都会更新而无穷；养晦君的诗也会越来越高超、越来越洁净。让雨水洒落尘土，让人登上天空抚弄彗星。从前滋养兰花九畹的人正是这样，所以我这样为养晦君祝愿。《送万伯亨任郴州教授序》鲁国、卫国多有君子，互乡的人却难以交谈。根据地域来评论人物，古来已经如此。王勃说洪都地灵人杰。我从前忝任洪都教授，见那里俊秀之士林立，像龙溪万伯亨甫这样温文厚重的人，真是文质彬彬，足以证明那里地灵人杰。我独居山林七年，常常想念那里的人，上下议论他们；江山阻隔遥远，一俯一仰之间，仿佛又重新抚临那里。癸卯年冬天来到京师，偶然遇到伯亨甫，我的喜悦可以想见。第二年伯亨甫调任郴州教授，奉命回去，我更加高兴。洪都距离郴州很远，而这又是一次平调且路途遥远的任命，我为什么反而更加高兴呢？郴州这个地方，韩愈曾称赞它的山势奇特多变、水清；又说那里有金、银、丹砂、乳石、橘、柚、竹、箭竹等名产，单独这些物产还不足以尽显它的奇异。那里清淑的气息磅礴郁积，一定会有魁伟、奇特、忠信而有才干的人出生其中。由此看来，郴州的人文地理难道会低于洪都吗？从我不能忘记洪都，就知道伯亨甫不会为身处郴州而忧愁。教授官职虽低而责任重大：我应当传授规矩法度，我应当施行教化；若传授而没有人接受，施行而没有人承受，都和难以交谈的人相同。即使距离较近，这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况且古代老师不到远方去教，如今却奉命前往，即使那里有鲁、卫这样的地方，也不能任意选择居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如今，他的老师是洪都，而学生是郴州；所传授的知识容易被接受，所施行的教化容易被承受，我替伯亨甫感到高兴，难道只是这些吗？往年我辅佐使者出使安南，船经过郴州水口，遗憾没有能够遍览郴州的景观。如今伯亨甫前往那里，将替我寄托双眼。希望童子和冠者跟随他，选择幽静的胜景，搜寻奇伟怪异之物，像子厚记载山中最奇异之处那样，记录下来送给我。《送黄伯善序》东南地区沐浴圣朝教化，已经三十年了。科举停止、士人散处，幸而命令设置学校、施行教化仍如古代。穷乡僻壤中，有不懈怠于士人学业的人，一定会到都授那里听讲。大概前辈已经星星稀落，后辈却如云般变换；除了都授之外，便没有人可以谈论仁义了。我居乡时，一定到都授那里去，自称弟子。韩愈说：“生在我以前的人，他闻道本来就先于我；生在我以后的人，他闻道也可能先于我；我所师法的是道。”来到京师后，有人告诉我：“新例规定，年满五十五岁以下的人不得担任州或府教授。”我感到怅惘，为什么呢？我今年五十五岁，从今以后，出生在我之后而闻道先于我的人，我不能拜他们为师了，这真令人遗憾。没有固定的老师，却说自己只在年长者那里学习。东南数十州的士人中，年龄与我相近的不少；不忍荒废学业而到都授那里讲学的，也一定不少，难道不和我有同样的遗憾吗？过了一天，黄君伯善来告别，将要回到栝苍。我问他缘故，原来他四十七岁，还没有做都授。他把我的遗憾告诉我，伯善微笑着说：“我和您都没有必要遗憾。周朝末年学术衰废，不再选取士人，但孔子、孟子及其门徒弦歌讲学，从未断绝声音。” 学习并不是为了求取利禄通达，何况如今崇重学校、命人施教；所谓年龄未满五十五岁不能担任教授，只是说暂且慢慢等待罢了。我利用这段时间更加努力学习，这就是我得到的东西。孔子不是说过吗？学习之后，俸禄就在其中了。又何况如今年轻人做都授，您应当列在他们的弟子之中，这样的人有几个呢？况且孔子、孟子、曾子、子思以来，以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子等人的书都在，求取它们已经足够有余，您有老师可从，又为什么遗憾呢？”我正想赞许伯善，伯善善于自行求学，难道不正是所谓“闻道先于我”吗？难道不是应当跟从并拜他为师的人吗？那么说我不应当列在弟子之中，只是因为他谦虚而掩饰别人罢了，事情一定不是这样。我更加感到遗憾。姑且把这些话按次序写下，以作辨识。《送黄景章序》

译中州士大夫的文章书法，大多推崇苏轼、黄庭坚。唐代有李白、杜甫，宋代有苏、黄二公，笔力刚健、句子畅快，文章雄奇、节操高尚，古今很少有人可以匹敌，推崇他们是应当的。爱护一个人还会爱护他的树木，何况他的子孙呢？自科举废止以来，这一家的传承已如将断未断的丝，却仍有凤毛麟角般的人物；如果他的文章有家法，他的书法像家鸡中的雄鸡那样出众，不远数千里到中州士大夫之间游历，我想他们一定会互相推荐引进，不必久留，便能脱去布衣，穿上青紫官服。双井黄景章是太史的后代。他作诗一百多篇，都有家法；书法飘逸俊秀，早晚应当达到逼真的程度。他说我家的先公东湖先生是太史的嫡传后代，来到寓所索求赠言；他将要南归，我问他来了多久，他说已经很久了。我问他是否拜见过中州的名士贤大夫，他说见过了。我又问他遇合如何，他说仍然如故。唉，难道这不是命运吗？但未必就应当如此冷漠无情。过去太史刚任叶县尉时，有诗说：“世俗的学问近来已经浅陋，年老患病才完全觉察到弯腰行礼的困难。”当时王安石主持国政，有人把这首诗传给他，王安石欣然授予太史南京国子学教授之职。王安石与太史并没有旧日深交。如今把王安石比作今日士大夫，他们一定会说：“你怎么能和他相比？”然而王安石这样的举动，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为什么呢？您回去吧。自身能够决定的事情可以把握，取决于别人的事情却无法把握。文章书法一定要达到太史那样，这是取决于自身的事；别人或欣赏，或冷淡，这是取决于别人的事。何况太史忠信、孝友，这正是文章书法的根本，您尤其应当早晚继承。九道大街的黄尘与双井的清风，哪一种更值得快乐？您回去后，深入探求根本，那么人爵难道还只是外在之物吗？《送姚照微任云梦教谕序》自古以来名人间或出现、震动四方，没有比蜀地更盛的；而辞赋雄奇华丽、气质芳洁，又唯独楚地最为擅长。如今我曾读《子虚赋》夸说云梦泽的事，想亲自到那里一趟，采撷遗留下来的芳香。倘若那里有在泽畔行吟的人，我可以与他倾盖交谈，来弥补晚年之后的遗憾。如今姚君照微生于蜀地，被选任掌管云梦的教育事务，这是值得高兴的。起初，扬雄写文章以司马相如为法式；后来又认为屈原的文章超过司马相如，于是作了《反骚》《广骚》《畔牢愁》等篇，都仿拟屈原，这是用楚地的风格改变蜀地的文章。您或许有意这样做吗？我等待着您。然而您的职责是教育，这种教化又不只限于此；我等待您，也不只等待这一点。况且您知道“云梦”这个名称的含义与教育事务最为切合吗？为什么呢？分开来说，“云”“梦”是《易经》八卦中的兑泽；合起来说，“云梦”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丽泽。《易经》说：“丽泽，兑；君子由此与朋友讲习。”所以我说它与教育事务最相切合。学习一定要知道达到哪里，但穷尽万物之理并不容易；道不能满足于小成，谈希望成为圣人也并不容易。依靠良朋和畏友，彼此叩问质疑、相互观摩，润泽资助相互因循，精微深奥的学理或许可以一同达到。那些独居而仅仅自足的人，就像污浊小水洼的积水，风吹日晒守在其中，尘埃便产生了。把八九百里的云梦泽放在眼前看，究竟什么是得到，什么是失去？所以我希望您观察云梦罢了。讲说详尽而学习长久，认识达到极致而道理形成，那么悲愤感激的思绪、浮夸诡异的文章，就不足以扰乱我道德性命的精粹了。云梦将会像洙泗一样，便不是楚、蜀的才俊所能同日而语的了。我之所以等待您，正在于此。您家有一位声名卓著的父亲，正是我感激而跟随学习的人，请把我的话拿给他验证。《学古文会规约序》士人是学习孔子的人。然而圣人的言语浅近而旨意深远，行为合乎中庸，世人很少能够做到。若没有先觉之士讲求并指示，那么即使愿意学习孔子，也有不容易做到的地方。像朱子，就是讲求精密、指示切实的人。士人不应对他的学说感到惊惧而有所疑惧，那么从朱氏之学学习孔子，应当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了。自至元庚寅至大乙巳年间，我在江西一共来了两次。为什么今天的士人不同于从前的士人呢？把浮艳当作诗，把艰涩险怪当作文，把苟且贪求当作行为，放纵心志、随意而止便当作学问。这些全都背离圣人，正是朱子所斥责的；他们陷溺其中不能自拔，反而加以诋毁来掩饰自己。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进贤县龚幼文唯独不是这样。他像从前的士人一样，对《大学》《语》《孟子》《中庸》《诗》《易》《仪礼》中凡是朱子讲求和指示的内容，都尽心学习，又想同乡中特出的士人切磋研究。其次又涉及经书、诸子、诸史，凡是能够使自己的知识达到完善的学问，一概学习。一天，他把自己所作的《规约》袖在怀中来见我，说：‘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话来勉励同道。’我说，讲习讨论的要旨、反省察验和克制修治的方法，在朱子的书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您和同道每天都把这些作为学问，专心致志、目不旁顾地奉行周旋，知道这些道理是当然如此的，并要求自己一定做到，那么就可以接近圣贤了。我为什么还要多说这些呢？我很怜悯那些诋毁朱子的人。您替我告诉他们：‘你们大概只是望见朱子的藩篱，便仓促说出那些话罢了。试着参加这个约会，到了门前，登上正堂，再慢慢进入内室，那么其中收藏的财货、金石奏出的音乐、管簟的陈设、珍美鲜食的供具，美盛丰富没有更超过它的，享用不尽，必将没有容身和插嘴的地方了。’大概自汉、唐以来，文学之士表里如一的很少，大多只是皮毛上的学者，却容易拾取表面功夫，争相仰慕趋附。唯独朱子的学问，想拾取它的皮毛，却完全一无所得。等到洞察病根、贯通腧穴之后，就能发扬中和之气，吟咏光明清朗之境；诗不浮艳而工整，元气充沛，仿佛星宿罗列；文章不艰涩险怪而能流传，这还只是余事。得到任用，就不是局限于一器一技，而有浩大地惠及万物的功效；不被任用，也不忧愁，仍有为苍生造福的愿望。这就是学问的根本。没有什么学问比治心更奇妙，没有什么学问比为自己而学更优良，没有什么学问比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更伟大。这就是所谓的根绪。朱子并不是只把自己的学习强加给别人，难道可以轻率议论他吗？知道道理却不拿来告诉人，告诉人却不实际奉行，是把学问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君子不这样做。所以我索性把这些话说出来，也用来勉励那些停留在画地自限而不肯前进的人。《送堵济川序》

译涉历世事如同渡河，立身行事如同驾船。因此要战战兢兢，如同面对深渊，君子一生都应如此。《易》六十四卦以未济卦结束。既然已经渡过了，为什么又称未济呢？世间的事情没有穷尽，以自身涉历世间也没有穷尽。从一天来看，鸡鸣时起身，夜晚收束事务，酬酢应对万般变化，到晚上计算这一天，没有过分也没有不及。今天大概已经渡过了，但明天还没有渡过；拿下个月来相比，明天也都如此。所以圣人说：‘事物不可以穷尽’，于是以未济卦承接。所谓‘物’，就是事物，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所谓立身如同驾船，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看船，只看它的舵和所载之物：舵正，装载得平衡，就是渡过了；舵不正，装载偏重，即使想渡过，能做到吗？心就像舵，所作所为就像船上所载之物。心不正，事情偏重，失去平衡，却想在世间行走而不发生祸患，从来没有这种事。渡河的道理，大概全在这里了。堵君渡涉世事很贤能，他随管、杨二位御史巡治江西、南粤返回御史台后，派人告诉我说：‘您难道不能为我的出行说几句话吗？’我只叙述堵君的贤能和文章而已，这一定不是堵君对我的期望。如果堵君并不以此期望我，而我又能够说出‘您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得到’的话。于是我推究并阐明渡河之所以成功或失败的道理，把它写成序来赠给他。您要勉励自己啊！我老了，将要回到鹿坡之下休息，疏通泉水，放着小船，以此为乐。将来听说有驾着龙骧、载重万斛、乘长风破巨浪的船，使贤能的辅弼和舟楫之才不得不说：‘美好的人一定就是您啊！’ 《送王仲温湖广省郎中序》元贞元二年，我在行台任职，开始认识王公仲温。他清廉如玉，刚正而风采严肃，使贪婪懒惰的人胆寒，真是御史。我归隐林下已经多年。大乙巳年初，他以宪司掌故的身份来到江西，而王公也在这一年担任省府幕职。有人来拜访我说：‘王公清白耿介，超出流俗，刚直守法，每每独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只适合担任风宪官。如今他成为省府属官，同宗臣和近亲贵戚共事，参与议论可否；若改变自己的操守来求同，必然不肯以标举自己的操守来求异，将会不安。如此，王公任职的久暂以及所属吏民能否蒙受恩泽，就难以知道了。’过了很久，那人又来见我说：‘王公真是不可企及。行中书省的事务很繁重，王公能以正直的言语、婉转的劝导、显明的辅赞来陈述意见，使私情不损害公义，情面不伤害法令。宰相的声名美好，而政令的施行都公平。王公的志向得到伸展，他的施政也容易推行。遇到大饥荒，开仓赈济毫不迟延；瘦弱者变得强壮，流亡者回来归附；收起兵器，收藏弓箭，奸邪消除而伏息。从江边直到海角，独自行走、独自休息，没有人感到恐惧戒惧，实在盛美啊！吴、粤之人互相庆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从前的话错了。’孔子说：‘君子和谐而不盲从。’《周书》说：‘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情才会成功。’ 从前所诵读的话，如今看到了实际情形。客人出去后，我欣喜了很久，却从未把这些话告诉王公。第二年，诏书命王公改任湖广省的辅佐官。于是两道的师长、牧守、县令、官吏、百姓和士大夫中的贤者，都惋惜王公离去，忧愁骚动，仿佛一天也不能终了。这样看来，客人当初的话难道不是应验了吗？我考察古人，晏平仲、叔向、子产这一类人，凭借善于调和诸侯和世卿，使他们不至于误国失政；他们的正直受到爱重，利益遍及国人，这些都记载在典籍中。后世的人啧啧称叹，说他们不可企及。以王公的才能来看，有什么不可企及的呢？于是我把客人的话写入序中送王公，以此庆贺荆、粤之地，并且希望王公把这种才能施展于朝廷，使天下都得到他的恩赐。《送医教授方实序》百姓有疾苦，就一定需要医生。谁能医治他们？回答说：只有仁者能够医治他们。然而如今做官的人，已经很久不学习这种道理了。仁德的事业中，什么最接近仁？回答说：医术最接近。那么用医生来治理百姓可以吗？回答说：像周代考察人的道德和技艺，汉代选举孝廉、以策问取士那样，由此选拔出来的人，把平素讲求的道理用于施政，看待百姓的疾苦无不如同自身疾苦，那还会有什么百姓的疾苦呢？如果像魏代那样杂用厮役为县令、宰官，榨取百姓的膏血，使他们不能安生，本来就应当如此。用医生来治理百姓，不是仍然胜过这样做吗？如今江浙行省因为方君亲近百姓、能爱护百姓，推荐他为饶州路医教授。方君的学问在于救活人，他用心积虑，只怕有人濒临死亡。把这种心推而用于治理百姓，必定有所济助；这次推荐确实恰当。方君家世原本是儒者，到他这一代，因为亲人患病的缘故，兼读岐黄之书，于是深入其中精微奥妙的地方。人们称他为‘实君’，于是他用此作为自己的号。他的医术可以拿来质验于神明。近县和旁州的疾病患者，不去找别的医生，都来找他，只怕失去方君；他一定不会辜负这次推荐。医生好比制造铠甲的人，若厮役就是制造箭的人。假使治理百姓的人全都出自考察道艺、选举孝廉、策问取士，那么行省推荐方君就是过错了。若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那么提拔方君，把他安排在县令、宰官之间，他一定有胜过那些人的地方。方君前往京师时，人人都称许省府的推荐，认为选部必将明察而予以升迁，也庆幸方君的实际才能从今以后不再局限于针刀药剂这些近小的技艺。许多人作诗歌为他饯行。他来到豫章，又请求我赠言，于是我只把这件事的大意写成序告诉他说：圣朝寻求百姓疾苦，已经到了极点，难道有能治病的医生，却不让他去治理吗？《送李贵大庾县教谕序》【明通之子】

译李君李贵温润坚实如玉，进退都合乎规矩，言论简约而有文采，具有圣贤的资质。他来到豫章，斋舍床榻幽静独处，以俭约自持来约束后进，给他们树立了榜样。提学官认为奇异而举荐他，宪司考察合格，省府发檄让他到大庾任教谕；他回来等待候补，经过我这里，要求我赠言。您的出生是多么祥瑞啊！家庭中坐着轲、愈这样的贤者，我将要向您探问奇异的见闻，可我又有什么话可说呢？不过我听说，南安治理大庾，那里正是周子、二程子讲习的地方。您的资质可以成为圣贤，您的职分又在于用圣贤所讲习的道理教育人，除了三位先生的学说，还有什么可依凭的呢？学习是为了明白道，学习又没有别的根本，就是视、听、言、动都不违背礼，直到举止容貌、周旋应对都合乎礼，也不出于自身。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而文章若没有六经的创作精神，不过是人与时代的产物罢了。然而推究演绎六经文字中的道理，仍然只是一个人的言说；舍弃这个道理，就没有什么可以勉励您的了。资质可以成为圣贤，却在学习上迷失了根绪，就像一尺长的玉璧被剖开做成博琼，十寻高的栋梁被砍削成玩具器具，难道可以不害怕吗？我在江西一共来了两次，这里的士人多半把自己觉得方便的东西当作学问，把稍微新奇的东西当作文；对于三位先生的道，有人甚至敢于诋毁背离。他们习气根深蒂固，于是喧嚣叫嚷的念头充塞背后，利欲之心逼迫他人；人们又只看他们的眉眼便厌恶鄙弃他们。若让这样的人终身任用于世，十人中必有八九人失败。至于把藻饰雕绘、艰涩险怪当作奇异的作品，全都在义理礼法之外，观赏者不足以用来教养小孩子；即使有人喜爱，最终也不过应当拿去面对风墙雨壁，成为败坏酱汁上的覆盖物罢了。李贵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习气，千万不要反而被这种习气改变。过去叶正则相信三位先生的道，却不及同时代朱、吕二位先生笃实；然而他的祠堂记中有确切的论断。那块石碑如今还完好无损，李贵有空时可以抚摩阅读；回来后再取三位先生的书来读，将来把自己所得的道理告诉我。《送陈子实郴州教授序》大丁未年夏五月，圣天子继承无疆的大业，向天下八方推施恩惠，也施及众多士人，诏令广泛颁布。士人仿佛坠入万丈悬崖而得到千丈长的绳索，又仿佛患了沉重的痼疾而得到价值万金的药，这是使人重获新生的恩赐。虽然如此，能够放纵自身，是上位者的仁慈；更新美化自己的习性，是士人的职责。必须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不可以只是一味欢喜罢了。这正是提学、掌教之职的人应当急切去做的事。我正感叹教授中很少有能够以自身作榜样来教人的人，而盱江陈君子实恰好奉命担任郴州教授。像子实这样的人，一定能够使当地风气焕然一新。所谓作新，贵在实践、履行真实；只讲课是空虚的。就像房屋一样，栋梁椽桷全都坚固优良，然后再涂饰得红白鲜明，才可以为人遮蔽并抵御风雨。假如房屋的木料大多从内部腐朽，却只在外表涂丹绘彩，难道这叫作更新吗？子实的品行不愧古人，学问又博大深厚。这次前去，他将施展平日积蓄的学问，我知道他与那些没有榜样、不能作范的人不同。郴州因山水优美而著名，从前莹中、伯修二位陈公因为坚持直道、正直进谏而被贬居那里，山水又因二公而更加著名。如今子实凭平日知行的真实，与当地士人讲习贯通、共同实践，使人具有士君子的行为，那么他的流风遗意，也将与二公相配而永远不磨灭，岂不是盛事吗？至于教化取信于民、风俗得到革新、声誉和实际成效流传远闻，获得清贵的资历和显荣的官阶，世人都替子实祝愿这些，我就不再多说了。《州志序》从前汉朝平定天下，唯独鲁国不肯降服，汉朝想调集天下军队屠灭鲁国，因为鲁国守礼义，最终却使它自行归降。鲁国不过是以羽山一带分封的土地，并没有世代相传的重大资本，可是鲁人不轻易改变进退取舍，真是君子啊！圣朝全部统治东南，江西唯独分宁不立即归附。圣天子仁厚，最终也使它自行归附。当时的官吏颇为追究责怪，这些人哪里知道，拥有天下的人应当建立上天恒常的法则，而圣人所做的一切都归于同一道理呢？所以起初特意在二宁之上设置州，百姓不便利，官吏便罗织言辞，说县令宰官不足以镇抚，请求改变。后来就把分宁升为州，不再另行设置上级州，是为了便利百姓。分宁过去是县，有县志，但县志已经毁坏。州人陈君孔哲想到旧志是他的先世所撰，而且如今已经成为州，应当有州志，于是奋力将它编成。开头记疆域，最后记人物，共三十卷；考订参验，文字不蔓延，内容质实而不简略，是一州的史书。这样一来，上接孙、吴时代，而记载善于专门陈述陈氏了。州志完成后，他把书送来对我说：‘让本地人考察风俗，仰慕前代的闻人，冒昧请您写序来发端，请您为我作序。’ 听说分宁处在高山深谷之中，阳气下降又上升，寒暑交替变化，与其他州相比或许稍有不同，生长在那里的人，气质也不完全相同。从今天看来，他们本来就已经把桀骜不驯视为流俗，而更厚重地对待义理。分宁过去是一个小邑，地方狭小，但文章方面尊崇四海，行为义气足以表率当世，忠贞节操映照千古。州志即使不写成一部书，州人也承袭他们的声望和谋略，统一自己的趋向，能够保持进退取舍的正确，并归依于道德性命的纯正；这样自身足以改善风俗，风俗也不能损害自身；学问足以美化世道，世道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学问。礼教从礼行之孙一脉流传下来，受到恩泽润泽，成为今日周公、伯禽时代的鲁国，这是国家的光彩。明善认为这本来就是本州人的优点，赞美陈君撰写此志的勤劳，尤其赞美他对州人的深厚期望，于是为它写下序言的开头。《送黄君序》从前荀季和见到黄叔度，说：‘您，是我的师表。’当时叔度年仅十四岁，已经被列入师表之人。我正感慨世间没有这样的人，恰好高安教谕黄君来访。黄君高迈纯粹温润，如犀角之株、玉树般莹洁，远绝尘俗。他是寺簿公的孙子、涪山公的儿子，文章学问如灯火一样亲自传承了书香文脉。自从春日一旦通过有司考试，便成为后学的师范。我敬重喜爱他的行事，正如荀季和见到黄叔度一样。所谓教谕，难道不是《戴记》所说的‘以事情教导他，使他明白其中道理’吗？所谓事情，不是空话。孔子没有一种行为不是和弟子们共同实行的，正是这个意思。所谓‘使人明白’，是人从天性和老师那里所得的东西，老师并不能把什么东西直接交付给人，只能增益启发，使他自己明白所得的道理罢了。孟子所说‘用自己已经明白的去使人明白’，就是这个意思。内心明白道理，身体行为遵循规矩，所以师道一旦确立，善人就会增多，天下也受到它的恩赐。那种凭讲说相互扶持、以记诵问答自我炫耀的做法，显然不是师道所在。汉朝承接周代衰败和秦代毁灭学术之后，诸子百家杂家与圣人之道并传，学习者很少能够治心养性、懂得道的要领，而叔度唯独在这里有所心得。他的言论旨趣虽然没有流传下来的具体记载，却能使倚仗才华傲视世人的人因仰望他而自惭，使志在清正当世的人消除鄙陋和吝啬。史书称他颓然顺处，深沉得像道，假如能够入孔子之门求学，大概也差不多达到这个境界了。这是豪杰特立而起的人，是百世之师。荀季和的称赞，难道是虚夸的吗？所以我用这些话祝愿您。您来访我，并不是来求我赠言，反而是我的话不足以荐举您。您家中本来就有这些美好品德，我再把它赠给您，未免多余。《斋卢公文后集序》

译《易》说坤卦代表文饰，《尚书》说‘天命没有差错，像草木一样文饰灿然’。草木依附坤地而显出文采。春天的水流遍八方，花朵映照九州。雕琢的花朵传递色彩，锦缎重叠、绮罗交错，拿来观看，没有不穷尽巧妙的。天命就是理，这些文章就是理的形态和显现。有人拘守枯槁而怀疑繁盛明丽，说‘理不是这样’，只是没有思考罢了。孔子谈文章，说过‘光明’‘茂盛’‘焕发’‘繁盛’，又说‘言语没有文采，行为也不会文雅’，不正是像草木那样文饰吗？涿郡斋卢公，天生才华卓异，评论古今文章的得失，好比金属合于模型、箭矢射中靶心，又有绝伦的鉴识力。凡是写文章，他完全抛弃古今拙劣鄙陋的作风；即使抽取精华、采撷辞藻，穷尽绚丽灿烂，也能与造化争巧，却不失自然，这才是妙处。他游历所到之处，又吟咏城邑、感叹山河，江山清澄秀丽，兰花芳香洁净。楚辞、晋代诗句的神韵尚未领会尽，仿佛还有所等待。于是放开心思、纵目观览，完全获得其中的神韵，所以篇章尤其超妙。他曾一度入翰林，又被擢用为外使，穿长衣的士人都说他应当留在朝廷弘扬文章、辅佐政理，一定能使圣代超越唐、汉，追赶文章焕发繁盛的盛况，不只是成为一家之言、在儒林文苑中有所文饰而已。卢公的文章自己已经作了序，而明善的弟弟嘉善得到卢公近来编成的别集。从前，卢公曾对明善说：‘您了解我的文章，怎么能不写一句话呢？’于是我把这件大意写在集子的开头。《送叶士心序》至大庚戌年，在卦气值姤卦的月份，丹泉叶君然谷中应征，说将要北游，我不再推辞。天下六合同一轨道已经三十六年，东南的士人怎么可以不北游呢？我读《禹贡》，凡是建炎以后各家解释，对于黄河、济水以及积石山、龙门山、逾河山等山，疏通它们决口、复流、潜伏的情况，能够看见山脉的脉络和地势面貌；有的说不合水道、不越过淮水，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您的学问广博通达，能够预知未来；仰观俯察，一切都务求达到极致，那么这次游历怎么可以停止呢？又有一件不能停止的事：您从前在宣城任部使者时，援引郭子仪的例子，以您的名字为您取字。我为此说明并祝愿您志在求道，心中思虑不要有邪念。您遵从祝辞，却没有忘记在原处等待，不久便遭遇车舆忽然倾覆，可以说是无妄之灾了。有无妄之灾，也有无妄之吉。《无妄》卦说：‘没有妄念，前往则吉。’那么这次游历怎么可以停止呢？直不疑是长者，马周是辅佐君王的才士。因为盗金之事而弃用直不疑，破吴、楚的功业就不能建立；因为按资历年限来等待马周，辅佐圣明的美事就不能彰显。在朝廷中遭受毁谤，会有为他辨明的人；旅途中遭遇困顿，会有使他通达的人。才华大而平素操守好，不能被埋没，像这样有时随水流转而迁徙，有时又被推回原处，正是屈伸交替、遇合难以预料。消除熄灭诬蔑欺谩，发扬显露胸中的抱负，难道不正在这次游历吗？难道只是从山河壮观中有所收获罢了？《太玄》中的遭遇，以卦象来说属于姤卦。次五爻说：‘田野中遇到禽兽，人没有禁止它。’测辞说：‘田野遇到禽兽，确实可以勉励。’解释者说，这就像士人遇到知己，多能得到上天的俸禄，没有什么禁止。您出发吧，按照这时的占辞来看，是可以的。所以我以无妄卦初九遇到次五来勉励您。《野啸吟序》山房王君吟成诗集，题名为《野啸》。啸这种声音入于诗歌，在春秋、战国、汉、魏时期已有，晋人尤其崇尚它。从红润的嘴唇发出美妙的声音，在洁白的牙齿间激荡哀音，使云气飘游于太清之中，把万里的长风聚集而来。诵读这些诗，仿佛真的可以听见啸声。善于长啸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王世将，他倚在柁楼上，神气非常闲逸，于是长啸。因此这是山房君的家传声名。如今题为‘野’，是什么意思呢？王世将杀害征士皇甫方，触犯清议，又依附处仲，丧失臣子的节操。山房君题作《野啸》，大概是赞赏野鹜般不拘礼法的意味，这就得到答案了。虽然如此，啸可以野，诗却不可以野。王仲宣的诗是删定之后的一大宗派，古人称为五言诗的冠冕。诗如果不能野放而仍要有法度，那么除了仿效仲宣，还能仿效谁呢？刘越石善于长啸，而诗歌有清峻挺拔的气概，评论者说它源自仲宣。山房君的诗像仲宣，啸像越石，那么诗和啸两方面都得到，这才符合他的集名。集中有许多佳句，讽诵玩味足以满足。至于那种美妙声响震动山林沟壑，如同几部鼓吹同时奏鸣，闲暇时我当在山房中箕坐，与您推究古今来请教。《送胡君序》歙县胡君的父母丧事还没有办理完，一谈到这件事就悲伤。我家正左支右绌，向四处借贷，能够帮助他的实在不多。胡君再次请求说：‘父母的丧事本来就是自己应当尽力办理的，但我这个不肖孤子罪过深重，仿佛上天也不肯给我宽限。我接连失去两位亲人，悲痛巨大而力量困难，想不向人号哭求助，也做不到。希望您再为我写一句话，或许有人会怜悯我。’我推辞了多次，但胡君不肯放弃，于是想到，凡是百姓有丧事，尚且会匍匐前去救助，这话怎么说呢？如果分开人和我来说，那么我与胡君毫无关系；如果上溯到乾为父、坤为母的道理，我与胡君难道不仍然像兄弟吗？乾坤以生养万物为本心，人得到乾坤的这种本心并以之为心，所以恻隐的开端人人都有，只是这种心很容易被推扩，于是先从同胞开始，再推及众人。与怨妇诗歌一同流传的天理说：‘凡是百姓，哪里一定要是乡邻，只要在耳目所及之处，能够救助他们，就不敢迟延。’郭元振、范尧夫就是这样的人。把这种心推广到四海，心相同、理也相同；如果反而说未必有这样的人，那么我就不只是胡君一人的罪人了。力量有余或不足，财物有丰厚或微薄，何必要四十万钱、五百斛麦呢？凡是能够推行自己恻隐之心的人，就已经是郭元振、范尧夫了。这就是以乾为父、坤为母，是最初人类出生时本有的心，仁人君子对此都会感到忧戚。无论是斧头还是堂屋，云气横陈、烟霭笼罩，胡君都将得到他所希望的帮助。九方的事情大概会有所感应吧，仁人君子也会得到美好的声名吧！《送马贵权江州化主簿序》

译不贪求财货，是廉洁；不因侥幸而求取爵位，更是廉洁。如今天下真正廉洁的人固然不少，也有人假装廉洁来求取人的爵位。况且贪财会受到惩罚，而侥幸求爵却没有阻止。那些人因为有所惩罚便不去做前者，却因为没有阻止便不停止后者，这不是比一般廉洁更廉洁吗？我见到廉士已经很少，见到特别廉洁的人更少，所以特别廉洁的人尤其罕见。丞相马公的侄孙贵权君，就是特别廉洁的人之一。至大庚戌年，君曾任州教授，任期届满。与君有旧交的人恰好掌握权柄，想提拔君，却忘了君名字下面的一个字，于是只把上面的一个字当作君的名字，任命他为太常寺太祝。君不肯就任，于是调任江州化主簿而归。这年冬天，朝廷郊祀太常寺按姓名召集并办理事务时，君已经南归很久了。伟大啊！如今凡是阻止义理和天命、抛弃廉耻、厚着脸皮、尘土满面，在公卿门前伺候，惶惶然只希望侥幸得到爵位的人，听到君的风范，可以稍稍感到惭愧了。况且如今治理百姓的人，不只是榨取百姓的膏血来肥自己，还压榨百姓的力量来作为登进的阶梯。君有倚云之梯却不去攀登，难道会把百姓当作自己的阶梯吗？不把百姓当阶梯，难道会把他们当作食物吗？江州百姓是多么幸运啊！君将要赴任，不嫌弃我来索求赠言。君的品格如此高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按志书记载，江州的治理在于教化，而濂溪周元公的故宅距城十里。周元公起初任分宁主簿时，有一桩案件长期不能判决，他一审问便立即辨明，众人交口称赞他。凡是担任这个官职的人，都应当以他为师、仰望他。周元公顺着本性而行，完全具备廉洁品德，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所以黄太史说，‘云溪’这个名号不足以匹配濂溪、茂叔的美德。如今君更加廉洁，担任周元公曾任的官职，却没有生活在周元公的时代，又接近周元公的故居。施政精明严整，宽恕而务求穷尽道理，也只是仰慕并践行周元公的高尚品德罢了。庐山虽然高，却可以努力达到同样的高度；濂溪虽然清，却可以澄清自身与之匹敌。将来君声名如金声玉振，整个府的人都倾倒，像吕政献、赵清献这样的重臣辅弼把你推荐到朝廷，授予使者的节杖，君应当接受，不要推辞。《送毕敬甫序》把千里之内的百姓和地方托付给一个人，责任重大。筹划政事、施行教令、查阅文书，用来辅助承担治理百姓责任的职务，难道轻微吗？幸好主政者贤能，百姓敬畏他如同敬畏老师和父母，清廉如雪映日，明察如水鉴。而幕僚又贤能，那么天子的恩泽便会比驿站传递还快，所属各城都如此，天下便可以治理太平。有时主政者徇私忘公，使自己得利而使百姓受害，百姓谁敢与他争是非？敢于与他争是非的，只有幕僚。幕僚一定要贤能；即使主政者想徇私害民，十件事中或许有四五件被阻止，不让它施行于下，那么百姓也确实可以得到利益。否则就会相互沉沦，千里之内都像陷阱罗网一样。这样看来，幕僚的设置关系到政事的好坏、百姓的安乐和忧患，难道不重大吗？像毕君敬甫来担任饶州幕府长官，饶州百姓大概尤其把这看作幸运。君清廉而断绝请托，明察而照见弊病，百姓全都由衷感动，三年之间未曾稍稍改变最初的心意。他解下官印离任时，没有人不希望他留下、不惋惜他离去。兴去府的士人和百姓因为事情到府中来的人很少，却如此深切不舍，这是为什么呢？《诗经》说：‘百姓所持守的美好品性是善美的。’敬甫所触动的，正是人的天性，难道只是偶然吗？唐史称毕构修洁自守、独行其志，治理才能为最优，天子曾赐给他玺书、袍服和衣带。如今圣明的君主任用贤能的辅弼，将要开创太平之治，必定会选拔俊杰良才。敬甫在幕府中的官箴和辩才，如此显著明白；他带着盛美的声誉前往，授予的官职将更加尊崇，庇护百姓的范围也更加广大。然而邑中的士人百姓却想把他收束在千里之内，只图专属于一地，不图让天下共同受益，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后来士人来告诉我说：‘百姓悲伤叹息，流泪流涕，想借此挽留他却不能。’于是士人作了若干首歌诗，表达希望他留下的人的心情，抒发他们的思念。您应当为这些诗作序。年月日序 《送徐文节鹰房提领之黄州序》我正准备辞官、不再吃肉，想同世外君子交游，而宗族中的文节奉檄到齐安担任鹰房提领，负责打捕，向我求诗。我不擅长作诗，于是告诉他说：‘苏文忠公《方山子传》说：“方山子，是光州、黄州一带的人。从前在岐下时，我见方山子跟随两名骑士，带着两支箭，前面有喜鹊飞起，便让骑士射它，没有射中。方山子纵马独自追出，一箭射中了它。”苏公落笔如同图画，方山子的豪迈奇特之态，于是鲜明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苏公又说光州、黄州一带有许多奇异之人，往往假装狂放、蓬头垢面，不能轻易见到。传记末尾对此深致感慨。哪个时代不产生人才？说齐安如今没有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的。’人不在城市，而在山林草野。君以搜捕禽兽、巡猎山林草野为职，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人，他肯跟随君交游吗？他一定能开拓君的见识，改变君的认识，扩大君的器度。而如今的职掌必定不足以束缚君了。我又听说，前代圣王并不以熊、罴、虎、貔为珍贵，所以田猎时在渭水之滨载回姜太公。我皇顺应时运，聪明齐圣，功德与周文王相配。君如果见到奇异之人，把他的姓名献上去，这同献上珍禽异兽以表示恭敬相比，岂止相差千万倍。’ 将来君想逃避荐贤的奖赏，也不可能了。如今的职掌必定不足以束缚君。我钦佩并期待君，所以这样对你说。有客人笑道：‘您的话迂阔得太厉害了。如今那些用诡诈手段捕获禽兽的人，认为按照规矩驾车追逐是迂阔；不采用诡诈手段捕获县中小兽的人，又认为用诡诈手段捕获禽兽是迂阔。人的欲望没有边际，凡是在当今做官的人，往往背离迂阔而趋向机巧。文节以鹰房打捕为职，您却对他说不要捕捉禽兽羽毛，而要捕捉人才；何况能否遇到奇人也未必，您的话真是迂阔得太厉害了。’我低头惭愧，抬头叹息说：‘用诡诈手段捕获禽兽，我不知道；不捕获县中小兽，我更加不知道。知道却不告诉，是我的过错；不知道而不告诉，我的过错还容易辩解。我辞官不吃肉，实在不知道如今做官的人竟然会这样。客人的话若是对的，那么我的话就是错的。虽然如此，姑且把这些话写下来交给君，或许君遇到像方山子那样的人出现时，可以来对证。’ 《送董师文山长之齐山序》

译山长董君将要前往齐山，经过我这里请求赠言。齐山设置山长，自前代以来就是为了讲明道义。秦、汉以后，只有董子超出诸子，‘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利益；阐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效’这两句话，成为后学的法则。道本来就有功效，义本来没有不利之处；然而如果想在这里明白正道，却在那里谋划利益，那么人欲就成为主人，天理就成为客人。时间久了，便一味听从人欲而忘记天理。所以在日常行动和静止之间、学习思考辨析之际，都应当勤勉不懈，只以道义为务，而通达与闭塞、得到与失去都不进入心中。即使贤能科举正要开设，考试文章也必定以仁义为根本，必定崇尚忠孝，并且都亲身践行这些，而不是空谈。这样，将来从学校出来的人必定是正人修士，功名利禄自然足以惠及万物。这就是古今设置山长的用意，也是您的责任。考察齐山，有人说这样的山有十多座，因其高大而得名；有人说是因为与‘齐’相映照而得名。映这个人庸碌无能，却希望将来重新得到任用，于是搜刮财物以迎合皇帝的欲望；藩镇进献银子，大瓶高不过五尺，而映独自进献八尺高瓶，他谋求利益就是如此。如果山果真因映而得名，您看见山就如同看见映，也可以借此自我反省。您所思考、所要齐等的，是董子吗？您若成为董子那样的人，那么做士人的一定会见到您而想到向您看齐。您家有寿俊，是道义的表率；我本想仿效陈亢，请您告诉我家中的特殊见闻，但没有空闲，于是把您家中本有的东西赠给您，未免是多余了。这是因为我见识浅陋。虽然如此，各座齐山若仅仅如此，也就到此为止了；岱山、嵩山、衡山、华山，齐山都不能与它们相比。人与山不同，能够超出同类、拔出群体，从一个人的成就成为亿万人的榜样、兆万人的榜样，全在于自己。秦、汉以前，孔子尚且比尧、舜贤能，谁说圣人就一定难以达到，又怎么敢把您限定为醇厚的儒者呢？《盘涧先生文集序》宋代的文章比不上唐代，唐代专门名家很多，宋代只有六一、南丰、半山、二苏几个人罢了。把《文粹》和《文鉴》相比，就可以看出来了。既然如此，那么五星聚于奎宿的祥瑞，难道没有应验吗？《易》说：‘天下文明。’又说：‘观察人文来教化成就天下。’所谓文，就是礼、乐、《书》《诗》《易》以及记事的史书。所谓明，就是人人都学习它，并且灿然呈现在日常生活和正常行为之间；这就是所谓教化成就。周子、程子继承孔子、孟子，朱子集圣贤学问之大成，自汉代以来经书中穿凿附会的说法，被他们一概洗涤清除。正如日月一样，宋代之所以确实超越汉、唐，关键正在这里，难道只是铺陈辞章、雕绘句子吗？善于评论文章的人，没有比南丰更好的。他说，从唐虞以来直到秦汉之际，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文章有数万篇，但它们所阐发的道理互相表里相应，就像一个人在说明道理，根本上是同一个道理，并没有两个。既然如此，文明显现而天下教化成就，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个吗？后世作文的人，一篇文章提出一种新说，一种说法使用新语；然而读者不足以用来涵养学习者，最终导致丧失志向，这正是建安、洛阳诸先生所斥责的。我的家乡跟从考亭朱子学习的有三位君子，而盘涧先生董公还以雕章琢句为丑。他的五世孙盘集公把文集二十卷给我看，我接受后阅读，其中所阐明的道理彼此表里相应，与朱子相衡量，仍像一个人的言说。近三十年来，新说新语越来越多，严重的甚至诋毁建安、洛阳诸先生。上天启发圣明，科举采用朱氏《四书》，其他经书兼用伊川、胡氏、蔡氏的学说，可以说已经掌握了教化成就的根本。这样，董公的文章终于会在世上显明了吗？想登上朱子的堂而进入他的内室，这些文章还只是窗户门户罢了。虽然如此，认识和实践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把得失交给天命，不因可能得到而忧虑，也不因不能得到而违背学习；这样以后，才可以希望文明显现、教化成就。否则只是从口耳之间谋求利益，意趣浅薄，正如符读书城南，那么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学者对天下有什么补益？他们背离考亭朱子的学说太远了，难道符合圣天子表彰朱学的本意吗？我把这些话告诉盘盘拱，他请求说：‘幸好请您写在文集开头。从今以后阅读这部集子，应当更加有意味，不只是盘氏一家的事。’ 《送董季真入建〈蔡氏书传通释〉序》故乡先生深山董公，从壮年到老年勤苦读书，著述很多。《孝经注》和《九蔡氏书传通释》，是他尤其尽心的著作。令子季真前往建阳，《孝经注》的小学工作已经顺利。过些日子他又要前往，为《书传通释》来见我请求赠言。当深山撰写《通释》时，科举尚未恢复，年长的士人改学其他事业，年幼的士人捆起书本嬉戏游玩。深山独自在风窗雪案旁勤苦不懈，仿佛与世事毫无关系。哪里料到圣明之主首先出现，文运大为开启，下令学习《尚书》的人采用蔡氏传呢！从前蜀山人能预知明日客人到来的消息，深山难道也预先知道今日文章昌明的消息吗？我正厌倦笔墨，座中客人也说季真得意地再次前往先民谨慎从事的地方。路途跋涉数百里，空手而去，所需资助又要靠他人办理，实在难以预料。季真神色不悦，我说：‘何不占筮？’占得蛊卦■■【巽下艮上】变为巽卦■■【巽下巽上】。卦辞说‘干父之蛊，用誉’，承担父亲遗留的事业而获得声誉，吉利了。蛊卦互卦为兑、震，兑属金卦，震属木卦，是金随木刻削、成梓木书版的象征。巽卦互卦为兑、离，兑为讲习，离为文明，有传习之象。巽卦九五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没有什么不利；开始虽无成效，最终会有结果。庚日前三日，庚日后三日，吉。’ ‘无初’是说著书的时候，‘有终’是说正逢今日，并且以后丁巳再过三次、庚申再过三次、癸亥再过三次。所谓庚日前后三日，是说三科四方的学者。我们县的朋友，也许就是季真，一定有凭借《通释》取得高等科第的人。大概您的先父用心钻研这部书，如果先知其事，那么如今《易》又给了明白的告示。于是座中客人共同俯身面对策书而感叹，都说：‘赶快前往，不要怀疑。’我于是记录这些话作为序。《送汪子中序》

译圣明的朝廷兴建学校、设置科举，务求得到真正的儒者，以达到良好的治理。它上可媲美虞、周，下则使汉、唐相形见绌，真是盛美啊！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就像阳春播布和畅之气，山崖深谷中的草根种子，没有不向上萌发的。于是我的弟弟的女婿汪子中，因为严父在京师做官，前去探望他；并且借此机会进国学求学，成行已有日期。我郑重地告诫他说：“四十年来，人们把金台指为迅速发迹之地，往往羡慕题柱、弃繻那样的行为；刚刚取得一点功名，便傲视乡里，抛弃糟糠之妻。这样的人，还没出门，心中就先产生了亏疚；还没有报效国家，就先伤害了自己的家庭。如今子中前去，将在国学学习，他的志向和念头一定不会像这样。”我听说：‘不做小人之儒，才叫真儒；先治理自己，然后治理别人，才叫善治。’万物尚未穷究，知识尚未达到极致，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还有百不明一二，怎么敢说自己是真儒、能善治呢？如今奉命教育胄子，都是第一流的人才，所以教育的方法，我不敢越位妄谈。然而，传习之事占三省之一，这就是弟子的责任。南轩先生张氏对我说：‘学习之所以会中断，是因为内心有东西妨害它。内心的过失最难防范，一旦在心中萌发，学习的功夫就已经不能继续了。’ 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啊！求学者效法先觉者的作为，把博硕的老师作为传授知识的人，把自己的内心作为严厉的老师，这样或许就能成为君子之儒了吧？对于治理百姓，也一定会有所补益。子中学习专笃，伦理明白，学业精进，品行有成；每天想着慈母的叹息，弟弟又辞别严父，侍奉母亲南行，使邑中人改变看法，说道：‘国学培养士人，竟有这样的人，确实可以作为后辈俊秀的准则和典范，哪里只是乡里的荣耀而已！’子中，你要努力啊。《送董仲缜序》前代千里之内百姓的生杀予夺，都取决于郡守。郡守坐在案前执笔处理政务，属吏往往离开站立，不敢抬头观看。百里之地也是如此，所以选择官员，郡县就能得到治理。如今官员和属吏共同裁决，只选择官员而不选择属吏，是不行的。官员少而属吏多，即使谨慎选择，想让他们都尽其才、而且都贤良，也很困难啊！上天开启圣明之路，让府、州、县的秀才、生员充任属吏，这是治理天下的一大关键。儒生顾惜终身名节，畏惧法律而崇尚义理，收受财物、卖狱枉法的事一定会大为减少。至于土地、田产、市场、民间风俗的利害，如果不是他们从小到大所听闻的，就是乡里先生长者所告知的。一旦出仕，辅佐贤明的守令施行政务，必定竭尽全力解除百姓疾苦、处理紧急事务，不必等到向旁人广泛询问、详细考察之后才作决定，郡县的治理不就像运转手掌一样容易了吗？属吏，是官员的臂膀和手指。得到贤良的属吏，便可以省力而实现治理。最贤明的守令一定会急切求取这样的人，我知道秀才、生员中不会有贤良之才留下不被任用。我邑的仲缜董君，省里的檄文已经在属吏名册中，他的贤良我早已知道。君有母亲，病久而沉重难治；家中贫困，却使母亲的甘美饮食和药物从不缺少。像这样已经多年，疾病痊愈，人们都说是孝心感动了上天。去年春天，本邑核办田粮，官府每亩加征步七十，君的田粮最少，便向朝廷申诉，派来的官员只命百姓各自如实供报。侍奉父母孝顺，见到义事勇于去做，又为一县谋求长远利益，不是贤者还能是什么呢？君的其他美德也很多，如复初庵书院的养士田等，都是明白彰显、人人耳熟能详的事。有一天他经过我这里，对我说：‘我虽然列在官府征调属吏的檄文名册中，但每天听说求补属吏的人纷纷聚集，上级恐怕会厌恶轻视我吧？我应当进退如何？’我说：‘贤良的属吏正是贤明守令急切求取的人。’我本来已经这样说过了。如今郡侯的贤明，东南士民都听说了，只怕有一天他被大用，便不能留在这片土地上。孔子说：‘居住在一个国家，就侍奉其中贤明的大夫。’何况恭敬接受上级命令，协助他治理地方，这也是君应当急切去做的事。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为他送行，并作歌唱道：‘我们侯爷多么公正啊，像水镜一样明察。如今你若不前去，日后将遇见谁呢？我们侯爷多么伟大啊，可与颜回、范仲淹相比。如今你若不前去，日后将侍奉谁呢？愿你谨慎戒惧，如食葛者制衣；风云积聚于高空，鹏鸟乘势而上，我敬重并期待着你。’ 《送李易仲石洞山长序》古代赠送临别之言，是用亲身实行来帮助人，而不是用口头言语谄媚；后世则不过是文辞繁盛、制造新说罢了。李易仲君将任石洞山长，临行前来求言。我推辞不得，便想到石洞的学者们刚刚得到一位新贡士作为老师。做老师，在于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不在于记诵询问。于是我为易仲找到了一个标准。难道没有别人吗？莫延平先生就是这样。延平先生如秋月映照空壶，明净透彻，没有瑕疵。考亭先生曾跟随他游学，自称每次离开后再回来，所得见识一定更加超绝。不断积累新知，成就自己并使别人充实，正是如此。然而延平从未专门讲解文字，他说：‘读书的人如果知道书中所说的无非都是自己的事情，便以自身去求证，那么凡是圣贤已经达到而我尚未达到的境界，都可以努力前进。’延平之所以成为延平，上承河洛之学，下启考亭之学，就在这里。后世儒者，只吹拂文义的细毛，却沾染功利的污迹；把天理作为冠服，把人欲作为鞶囊，这些人能够和延平先生相提并论吗？四书本来是用来医治凡愚、使人成为圣贤的药物；然而只停留在口耳之间，就像药还没有咽下便吐了出来，终究不能见效。圣明的天命开启，如今进士科的学习以四书为先。自汉、唐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做士人的，如果亲身实践它，用来辅助天下、治理百姓，就可以；如果只是用笔墨传播它来哗众取宠、求取荣耀，就不可以。双峰先生没有参加科举场屋，如今科举以四书为先，士人便不应自外于科举。朱子说：‘并不是科举拖累人，而是人拖累了科举。’这句话值得深思。列举儒先的学说来猎取科名，后来却贿赂官府、买卖狱讼，与刀笔小吏没有区别，这哪里只是拖累科举，简直也拖累了四书。易仲纯粹整肃，沉静笃实，前面有延平先生可作榜样，可以说具备了他的资质。学习时与众人相同，简约而实行却不与世俗相同；条理学问与众人相同，方正通达却必定处在圣贤的境域。像尘土深窖中的空壶那样凛然，像暗室中的秋月那样明亮；果真能够奉行这条道路，岂只是石洞有光而已。《西洲诗集序》

译西洲胡君年轻时就有诗名，长大后在东南以及中州，像卢斋、姚牧庵这样的名公巨卿，都高高翘首称誉赞美他。他得意时，落笔数百上千言也不停息，像河水决堤、海潮奔涌，纵横奔放，没有边际。只有盛唐时高适、岑参等人的笔力宏大丰赡，才可以同这位君子并驾齐驱；至于向郊、贾岛那样局促寒瘦、走一步顾影自怜的作风，不值得一提。我曾论诗：自汉、魏以来，大抵沉浸在山林、草木、蟋蟀之中，以托物起兴来抒发长久的寄托和永恒的感慨，都是祖述《离骚》，大概是《小雅》遗留下来的变调。谢安石在庭阶间谈论诗歌，举出‘杨柳依依’来回答，而安石认为不如‘吁谟定命，远猷辰告’；安石的志趣在于宽广而和乐、曲折中含有直道的体制，有人反而认为前者更好，那是不对的。再往下到唐代晚期，拘束于五言、七言的字数，雕琢装饰而不遗余力，于是‘杨柳依依’的遗声又完全散失，雅正之音几乎断绝。幸赖唐代杜氏、韩氏的诗流传于世，到了宋代，黄山谷、陈简斋、茶山等人振起衰微、挽救坠落，才延续到今天。几十年来，什么地方、什么人不作诗？如果论五言七言如珍珠贯串、锦绮丛集，彼此谁也不能超过谁。只有西洲君的诗高雅华丽、深厚丰沛，仿佛千年才有一人；歌咏那宽广和乐的气象，和他同时的人才开始退避失色。君自己说以《选》诗为骨架，但他的高妙之处似乎又不完全相同。我怀疑君另有根本。后来君来访我，说：‘我非常喜爱吟诗，这种爱好在心中难以解释；然而谢艮斋有一句话：‘做文人便没有什么可观的了’，我没有一次不把这句话反复读诵。以诗人著名，难道是我的志向吗？’我因此肃然起敬，相信君在诗文之外的造诣很深。若是这样，他的志向与安石相合，足以超越、删定前人，谁能抵挡？哪里只是可以和高适、岑参等同列而已呢？《余湘甫宜庵序》余湘甫靠星相占卜谋生于市上，号称宜庵。今年将要修筑宜庵。端斋王先生告诉人们，说他得到的帮助很多。湘甫又来向我求言。我问湘甫：‘号称宜庵，是什么意思？’湘甫说：‘我钩起帘子坐在店铺里，客人常常满座，我分别告诉他们各自适宜做什么。金与火刚强，水与木柔弱；搀枪星凶恶，景星吉善。人承受了其中某种偏性而不能矫正，就会伤害自身。因此刚强的人，我告诉他应当柔和；柔弱的人，告诉他应当刚强；凶恶的人，告诉他应当向善；善良的人，告诉他不应柔弱地行善，其他也都仿照这个道理。至于治理百姓的人，应当仁爱；执掌法令的人，应当明察谨慎；急于求进的人，应当徐缓；狂奔冒进的人，应当安静；富有的人应当不要聚敛怨恨；贫穷的人应当不要过分索求；儿子应当孝顺，妻子应当柔顺，兄弟应当友爱。我推考星宿运行和人的命数，观察他们所禀受的性情，审察他们趋向的方向，诚恳地一一告诫他们，这就是所谓‘宜’。至于我自己适宜做什么，我却不知道。世间不能没有弓箭、冶炼和工匠，不能没有耕地、农夫；家中没有十金的积蓄，又不能经商。从前我曾在县中做吏，人们把我比作倚门卖笑的人，给驿站喂马这种事又怎能做呢？所以我居住在这里，也不知道是否适宜。’我听后肃然说：‘你不知道，正是真正的知道。古人诵习前代圣贤的道术，不在朝廷，就一定在卜筮之中。这就是宋忠、贾谊为什么一遇到那样的人，便忽然感到自己失措的原因。天地广大，万物兴盛，有的安定，有的危险，没有谁知道自己将处在什么位置。你居住在这里很适宜，又把人各自适宜的事情告诉他们；你的号称为宜庵，不也很适宜吗？人们应当多多帮助你，修筑宜庵让你居住。我正值住宿在春役之中，虽然惭愧，姑且为此首先倡导吧。’ 《白云察罕平章赐白氏序》赐予姓氏，起源于古代。平章白云公才华谋略超群卓越，圣明天子对他特别眷顾礼遇，优厚隆盛。因为公请求告老，便赐姓白。从今直到永远，从他一身直到万代子孙，都明白地接受这份宠幸和赏赐，愿如河山永固、带砺相传，后代永远存续。真是盛美啊！这是人臣非同寻常的际遇。朝廷内外的名公卿大夫和士人，作诗作序称颂此事，已经很详尽了。佥事黎君、介景君来对我说：‘你是以文章著名的人，这件事唯独没有你的文章，不可以。’我推辞不得，只好推究孔子所说‘染黑而不变黑，难道不是白吗’的意思，说道：‘天下的东西，干革、羽毛、丝缕，没有什么染了黑色而不变黑的。染黑而不变黑的，只有玉罢了。因此玉的尊贵，天下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君子便以玉自比。’如今圣明天子赐公姓白，难道不是把他比作玉，希望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不被染黑吗？我听说公身居显达通贵之位，却像平民布衣一样自持；一旦辞官归去，便如凌云、抱月，远离尘埃污浊，一切天下事物都不足以配得上公。从前唐代白太傅清正自守、忠诚诚信，是元和年间的名臣，光耀于史册。如今白云公清正自守，又与白太傅同样退隐，不能不赞美他所受的姓氏；可说是既荣耀又相称了。不过，这也是这个家族的家法。从今以后，子子孙孙一定要继承先人的清白，使之流传于家族；保持纯洁清白，以承受君主的恩德，这样才不辜负赐姓的本意，不使受姓之美坠失。如果一旦被染黑，就不是白玉之白；不是白玉之白，那么这个‘白’字就降低了。由此看来，公受赐姓氏可以说既荣耀又相称；而公的子孙难道可以不努力吗？黎君请求我说这些话，因为言语如果不能用来教训后世，即使工巧也没有用，所以我这样说。然而，彰显圣明天子盛大光明的美好诏命，以此勉励他的子孙，难道不也是公的志愿吗？《赠又元吴君序》

译新安吴君孔亨凭借拆解字形来占断吉凶，在江西已有四十年；判断疑惑，决断吉凶成败，连蓍草占卜也有所不及。大概《易》卦所包含的深微征兆，细微之处不如孔亨所说的明白易懂。事物生成之后才有形象，有了形象之后才有滋长变化，滋长变化之后才有数理。人写下一个字，便是形象；有所缺少，便不能成为某字；有所可成，便可以成为某字；笔画写错，便会近似某个字，这就是滋长变化。由此而产生吉凶成败，这就是数理。又如六书有指事、会意、假借。用这个字来问某件事，是指事；观察它的缺失和可成之处，是会意；笔画写错而形成的字，属于假借。你观察孔亨拆解字形，大体不外乎这些道理。只是孔亨聪明颖悟超过常人，笔锋敏锐，机变纯熟，是常人所不及的。然而这不过是程邈、王次仲所制定的字，是秦、汉以来的字罢了。至于籀文、科斗文、鸟迹文字，不知道要凭什么来拆解。如今诏书、朝廷文告、符印、其他官文、白麻、黄牒灿然并列，天书还在这些文字之上。我对孔亨说：‘这样的字敢于拆解吗？’孔亨说：‘您先前所说的，只得到了我拆解字形的粗略道理。世间万法不出阴阳五行，可以从字画来推求：纵笔，就是上方属阳而下方属阴；横笔，就是左方属阳而右方属阴；’ 方正平直的形体属土，曲折伸展的形体属木，流动的形体属水，横斜而尖锐的属金，向上腾起而尖锐的属火。来客有方位角落，日辰有休旺，我用这些来拆解字形。即使籀文、科斗文、鸟迹文字都可以，难道这种文字反而不可以吗？所不能拆解的，是一代圣人所作、超越古今的文字；如果草野卑贱之士妄加拆解，便是罪过。’我回答说：‘的确如此，我惭愧于您的话。’斋卢公称说君为又玄；如今看来，扬子云认识文字，能够参验阳数与六甲，所以称为玄；孔亨拆解古今文字，穷究推测阳与五行，所以又称为玄。斋卢公真是了解孔亨的人啊！君来求我作序，因此写下这些送给他。《送刘君序》圣明天子开创亿万年太平，设置科举搜求真儒，兴起善治，四海歌咏仁德，万世诵扬圣明，真是盛大美好啊！丁巳年秋试，士人按照诏令参加考试，欢欣鼓舞，跳跃庆贺。上饶刘君，是谦之的儿子，名埜，登门对我说：‘家父在湖海之间任职，命令我守护家门。如今母亲命令我说：‘你的祖父曾考中上第，你的祖父曾参加乡贡，世代都是儒家子弟，应当参加科举，谋求继承世代的美名。’我住在家中，准备出行，将听从哪一方呢？冒昧请先生为我决断。’我说：‘考试士人，是皇帝的诏令。你又有母亲的命令。你的母亲，是听闻陶渊明、孟轲的遗风而受到激发的人吧？世代科举应当继承，世代事业应当光大；要修习并光大事业，就应当修习科举，没有不可继承的事业。你母亲对你的嘱托，意义很深啊。’我听说你家住在长川大谷之中，英秀、清淑之气磅礴郁积，十分非凡。你的祖父能够考中科举、题名榜上，虽然因为他的才华远超同辈，也因为那地方的灵气得以发泄。积郁了几十年而未曾泄露，怎么知道考中科举、题名榜上之事不在你身上呢？你前去吧，不要怀疑，前去就会考中。明年在朝廷对策，接受上天所授的职任。我对你的告诫，还应当有超过这些的话。《送董礼存信州儒学教授诗序》董礼存君任广信儒学教授。君先前任初庵书院山长，本邑士人曾坐在他的讲席之下，所以作诗歌为君饯行，请我作序。大体想来，圣明朝廷兴办学校、崇尚教化，寻求真儒以达到良善治理，与三代贤能科举相媲美。朱子四书之道，地位极为崇高。从前朱子在南方倡导圣道，解答疑难问题，全部记载在文集中。只有你家族的宗老盘涧先生，颖悟而豁然，是其中最优秀的弟子。君今天在泮宫学校所传授的，必定源自当年云谷所讲明的学问。木铎声再次传播，像久闭的雷声，尘封的土块都受到惊动；又像久旱之后的甘霖，焦枯的草木都欣欣向荣。这就是我为广信士人感到喜悦的原因。何况君号称礼存，礼所存留的地方，难道不就在人的视、听、言、动之间吗？这四件事不敢忽视，是为了端正自己，还没有谈到端正别人。然而最终自己端正了，别人没有不跟从的，这是因为天理和人心共同具有；倡导它，便会得到响应；引导它，便会实行。这就是我尤其为广信士人喜悦的原因。然而礼存还有一条要道，朱子答盘涧的书信中说：‘敬’这个字，近来才看出它是伊洛诸先生提出的，真是圣贤最根本、最精妙的功夫；只在这上面切实用功，不必担心不能进入圣贤的境域。’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啊！这不就是礼得以存立的根本道理吗？这是你家宗老亲自传授的第一要义。君本来应当把它讲给求学者听，而不应由我来告诉君。然而四十年来，赠送临别言语的人都崇尚新奇说法；像这样的道理，反而被指为陈旧腐朽之说，更加诋毁它。这正是朱子之学因此晦暗、圣人之道因此不能明白和实行的原因。谁知道陈旧的言语中有精微的义理，腐朽的说法中有美妙的意味呢？所以虽然这是你家本来就有的道理，我还是冒昧再赠给你。希望广信的士人知道精微义理、美妙意味的可喜之处，那么他们的讲说和喜悦将从此不会厌倦，而不只是感到高兴罢了。广信是英俊人才聚集之地，也是义理的居所。绍兴年间的大魁汪公，是朱子的敬重朋友；绍定年间的大魁徐公，又是朱子的门人；陈文蔚君是高足弟子。在徐岩巉绝的境地、鹅湖清幽的水滨，一定有乐于义理之学而人们还未能知道的人。假如他们肯因君而出仕，其学问与君家世代相传的学问，必定有不相符合而又相契合之处；那么君的喜悦，就应当加倍于广信士人的喜悦了。唉！真儒和善治，不是口耳笔舌所能达到的。圣明天子求治的心情十分迫切，教授这一官职肩负着治理和教化的职责，希望你努力啊！诗共若干首，因此作序。《送彭皆春序》

译庐陵彭皆春，是一位纯正明达、笃实厚重的君子。他把自己的书斋题名为《寓橘斋》。史公为他书写此名，君最为雪楼程公所赏识。然而他像蓬草随风飘转，在广右、海南、北、邕管、两江之间辗转，只得到一个冷清的官职，仿佛获得了一块不能耕种的石田。如今又像浮萍一样寄居豫章，将要回到庐陵，登上章贡之间，不能纵马驰骋，也不能安定下来，渐渐老去了。有客人或许笑他说：‘您难道要终身寄居吗？命名不可随便，您有今天也就应当如此。’我说：‘不是这样。人在宇宙之间，都不过是寄居者。可是彭祖却以长寿特别闻名；人寿短暂而彭祖长久，君的寄居难道不值得羡慕吗？如今那些吝惜君、不肯任用君的人，难道不是因为轩冕来得太晚吗？轩冕，是寄托在身体之外的外物；它来了不能拒绝，去了也不能挽留。不把它看作寄居之物而强行求取，于是有的背负罪责而招致盗寇，有的得到锡带却三次被夺去，这些足以称为荣耀吗？人有最可贵的荣耀，却寄托在那里而人们不去省察，为什么呢？因为心是外郭，天性寄居其中，这就是所谓上天所赐的爵位和真正的尊贵。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是为了保存这种本性。至于身体，他寄居在简陋的巷子里；原宪不让自矜、夸伐、怨恨、贪欲流行，是怕它们玷污这种本性，而身体则寄托在狭小的房屋中。两个人终身没有享有轩冕，但日月流逝、千古之后，他们的荣耀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又怎么知道皆春的寄居不值得羡慕呢？形体寄居在宇宙中，时行时止，顺其自然罢了。天性寄居在内心，每天都要询问主人翁是否在这里；这是古代圣贤和后世贤哲所期望的，我只希望皆春能够如此。将来如果你的行为像颜回那样笃实愚拙，寿命像彭祖那样长久，那么你书斋的名称，难道不就两方面都实现了吗？’客人无言以对，于是把这些话编次记录下来，客人便以此作序。《赠徐义翁北行序》虞代有上庠、下庠，夏代有东序、西序，殷代有左学、右学，周代有东胶。虞代同时建立大学和小学。汉代选择十八岁以上的人充任博士弟子。唐代州县学校规定年龄在十四岁以上、十九岁以下，而小学没有听说。宋代实行三舍法，小学全都只学习简略的内容，不过是家塾罢了。皇元兴办学校、崇尚教化，鄙弃汉、唐而追法三代。外台勉励学校，仿照古制，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都由训导加以教诲。自皇庆以来，东南学校诵书和弦歌之声、教化之风，如雷声震动而不停息，岂不盛大啊？然而劳苦加倍，功效就加倍；劳苦减半，功效就减半；安逸则毫无功效，这一点如今的训导尤其如此。他们不只是喋喋不休，还要观察学生的眉眼，防止他们心中产生鸿鹄将至的念头；要像拘束腾跃的猿猴、驾驭奔驰的骏马一样约束他们，稍有放纵，就会有失败毁坏的事情。看看唐、宋那些倚着坐席的官员，只评判学生文辞技艺的高下，他们的优劣相差得不是太远了吗？起初，外台拟定训导任满三年便升任正长，但没有实行；省里拟定升为谕录，也没有立即实行。唉！倡导而无人响应，教育而不能实行，未必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这是提学官的忧虑，而我也已经无可奈何了。我之所以不得不说这些话，是因为临川徐义翁任龙兴路学训导期满三年，使原本蒙昧而入学的弟子变得明达，使原本迟钝而入学的变得敏锐；他的功效如此，他的劳苦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他竟得不到半纸任命，不能沾受斗食之禄，于是慷慨激愤，想要北行。有人说：‘如今朝廷正重视名位爵禄，义翁这次出行，能否遇合还未可知。’我却认为不是这样。用来制作器物的玉，如果全是玉，便知道它很贵重；如果不能免于使用，那么即使是山石也都等待出售了。以功劳取得俸禄的人如果只限于梓人、工匠，那么路人就知道自己不在其列；如果不能免于饱腹，那么路人连毁瓦画墁的活也都求着做了。如今义翁的才材如玉，他的功劳如梓匠。主管选举的人如果不用义翁，难道要制作器物却让路人来取食吗？这不是用来尊重名爵的办法。其必然不会如此，明白可知。他们一定会任用义翁。即使想不用他，珩、璜、琚、瑀这些玉佩和寻、引、规、矩等礼制，也能舍弃吗？延祐己未三月甲申。《送郑大使之广东序》廉访使就是汉代刺史的职务。汉代王阳任益州刺史，巡视部属到邛郲九折，叹息说：‘奉着先人的遗体，怎么能多次经过这样的险路！’终于因病离任。等到王尊任刺史，到了这里，便呵斥车夫说：‘赶车前进！’王阳是孝子，王尊是忠臣。我认为呵斥车夫前进是对的。王阳任刺史，将要巡视部属，却先为自身打算，可以吗？我为什么要评论说王尊是对的呢？如今岭南庾岭以南，议论者认为那里偏僻，风气又不同于中州；做官的人不愿前往，往往去了又想离开，不能久居，所以对自己的职务没有忧虑勤勉之心，民俗因此日益荒陋。假如有贤明的刺史像王尊一样忘却自身，不懈怠职守，为朝廷剪除鳄鱼般的暴横之徒，均匀雨露所造成的偏枯，改变当地的荒陋风俗，使它归于善良驯服，这实在是南粤的大幸。我耳目所接触到的广东廉访使，大多像王阳那样因病离开，像王尊那样呵斥车夫前进的很少。官吏积习玩忽职守，百姓赤子有时竟被逼成恶龙。朝廷于是命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郑公担任使者，前去使百姓得到休养、保存和保全。只有公慷慨直前，不因地方偏僻、风气不同而疑惧。公这样恭敬奉行上命，这样忧念百姓，祝融、海若一定会呈现祥瑞、帮助降福，又何必忧虑火堆炎峤呢？也有人说，那里风气与中州并没有太大不同；食物有海中的各种物产，水果有丹红和黄橙，芭蕉花中有素馨，山丹花遍地；那里的人少争讼，喜欢游乐。只要使者不把南粤视为异域，那么美好的政绩和淳厚的风俗，与江东、江西、福建、浙江没有不同。这样的转变，就从公此行开始了。《送张伯高郎中绍兴路总管序》

译江广之地有数千里，出镇任职的都是贵戚近臣，政令只有元老僚臣能够决定可行与否。能够像盐梅调和滋味、宫商协调音律那样和谐，又使宰相的名声美好而亲近，这样衡量元老僚臣的志向，使之施展而让百姓蒙受恩泽，像这样，哪里容易做到呢？我读《左传》《国语》，见到郑国公孙侨，凡是面对贵卿显宦、诸侯大夫，他都能开导、调和，使他们归于正道。我料想后世未必有人能够继承他。来到江西，才遇到伯高张公。公持守公平正直，审察实情，切合事务，切中时弊，合乎人心。我并不是勉强把他附会于古人，而是古人也未必超过今人。虽然如此，言语发出而使人信服，就一定能够实行；能够使人信服，是因为公取信于人。公孙侨说：‘君子治理国家，不是没有贿赂的忧患，而是没有美好名声的困难。’伯高奉行这句话，已经很久了，极细微的馈赠和请托，他都斥退于门外，因此上级敬重他，下属顺从他；即使有抵触，最终也都信服跟从。做到这样，哪里容易呢？将来他从容处于朝廷，谋划国政、决定命令，像天象辰告一样明白。我知道齐贤、士逊等人，都不足以和伯高相提并论。公奉诏书治理会稽，出发已有日期，两道的官吏、士人、百姓都愁苦失措，而宰相尤其舍不得他。韩愈送陆歙州时说：‘收敛这些大的才能，施用于一个州。’ 如今公要离去了，为什么不设法挽留呢？这似乎是为今天才说的话。我认为人们眷恋公，就像背向太阳取暖的人眷恋冬日一样。太阳刚从旸谷升起，光芒向下照耀时，墙角屋旁那些私自享受温暖的人还会这样；等太阳到了正中，远近全部照亮，那么先前私自享受温暖的人也没有不被照耀的。江广、会稽就像墙角屋旁。冬日的温暖先晒到人，自然已经很美好了。将来公在朝廷谋划政事，难道不能与四海八荒共同享受这种美好的温暖，又何必带着叹息流泪的忧愁呢？公将要出行，两道的士人都作歌诗来表达对他的怀念，并对我说：‘我怎能不为这些事情作序呢？’我不能推辞。《陈文穆收堂序》三代以前，书籍不多，而圣贤很多；三代以后，六经、诸子百家以及梓刻书籍日益流传，成千上万的纸本书并不少，而圣贤却很少。这是什么缘故呢？收藏书籍的人把它们贮藏在库房箱笥中，却不把它们贮藏在虚灵的心府、神明的居所里。所以书只是书，人只是人，这是最大的祸患。饶州康山陈氏，在宋初献书给国子监，获赐‘清白处士’之号；后代子孙考中科举、参加荐举，世代成为清白人家，所收藏的书也越来越丰富。陈君文穆的尊父把堂题名为‘收’，又用这个名字命名君，于是江东、江西的名人胜士纷纷题辞作诗，极力赞美。又请我作言，我说：书籍所记载的，大多是圣贤的言语和行为。孟子说：‘诵读尧的言语，实行尧的行为，就是尧了。’这话难道会欺骗我们吗？《中庸》论求学和求知，把博学列为首要，那么书籍不能兼收便不可以；把笃实行事作为关键，那么仅仅收藏书籍又怎么可以呢？我曾经鄙薄李淑《邯郸图书十志》分为五十七类，而他用来教训子孙的话却是：‘你们要好好继承它，世代守护它，不要被权势夺走，不要被贿赂改变。’唉！难道有博学、笃行、明达坚强的君子，会被权势和贿赂改变、夺走他的书吗？不从根本上加以教诫，却只防范末节，正像李氏所说的：‘书不过是供玩赏的东西罢了。’ 唉！从前彭世昌拜见考亭先生，问他来做什么，说：‘象山书院的陆先生不收藏书，我这次来是为了求书。’考亭说：‘要紧的书能消受几卷，何必被外物役使呢？’这话实在意味深长。我老了，不喜欢说无益的话；因陈君请我作言，不知不觉倾尽心意说到这里。这是用三代人物的标准来期望陈君父子，难道还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吗？难道他们会把我的话看作苛责自己吗？《送陈质夫察院书吏序》考察古代，汉代陈咸因弹劾石显而闻名；唐代陈公因斥责卢杞而闻名；宋代陈瓘因弹劾蔡京而闻名。指斥奸佞、触犯邪恶，一姓之中竟有人专擅此长，成为天地间的祥瑞，真是盛大啊！任职于风宪之官的人，难道不应当仰慕并赶上他们，何况还是妫姓之后呢？陈质夫君，品行耿介清白而才智敏捷，在湖南、湖北、江西宪治中通达办事，风采法度卓然。选拔升任察院从事，六察的权柄，得到这样玉洁冰清的人来辅佐掌持，实在相称。江南自孙吴以来，中间还曾自立为国，前后将近五百年；其中人才不是不多，但能够达到太平小康的，也没有几次。难道是因为地方广大、人口众多，治理太不容易吗？圣朝完全统辖东南，分设三个行省，又由一座行台总理整顿，其严肃重要可想而知。江南盼望太平治理的人，独自眼巴巴地等待着这里，也就可以知道了。近年来，冠豸、骢马御史都是天下选拔的人才，人们说如秋日鹗鸟横空、朝阳凤凰鸣叫；凡是他们提出的建言，似乎都能使名爵受到重视、吏籍得到澄清，令人耳目为之一新。质夫此时手执简册、濡笔书写，前后相继而来，正如王良、造父驾着轻车驶上平坦道路，而飞黄、騕褭为他们驾车服役。积累日月，磨炼操守，将来一旦担任有职守、有言责的官员，一定会使子康、庆复、莹中三位君子增光。君出行已有日期，学校中的朋友作歌诗为他送行，便把空卷端交给我说：‘您应当为我作序。’我知道质夫很久以来一向想推荐君家中所有的美善作为祝愿和规戒，所以不再推辞。《居胡先生文集序》辞，是用来剖析义理的。文辞修饰而义理明白，所以称作文章。后来有人追求雕琢、织绣，把这些当作工巧，却还不如近四十年来那种违背经典、反对义理、钩连棘刺、断裂零乱、辱骂讥讽、调笑戏谑的风气严重。我在江西前后三次，长期为此感慨。像居胡先生的文章，雅正华丽，明亮洁净，激昂而曲折，义理从未不贯穿其中，确实卓然不同于同时代那些以能文著名者的文章。万物的形体都有弊病，何况空洞的言语呢？如果没有义理作为根本，却想使它不朽，能够做到吗？先生的文章，族人把它刻印流传。他的外孙罗君请我题辞，我说：‘不求取为人所知，只求为上天所知；不求与世俗相同，只求与义理相同。’这正是先生四十年来超然出众、不同于常人的地方，颜回的喜悦、拙朴的情趣都在其中。先生把它写入文章，是天理融为一体的证明。我不相信这部文集不能长久流传于儒林文苑。《送李粲然崇仁丞序》

译圣明天子设置科举，提拔任用天下孝、悌、忠、信、有文学的人。戊午年，康山李君粲然考中此科，被调任抚州崇仁县丞。大概从汉代到唐、宋，无不以通过朝廷对策而入仕为荣耀；即使是县尉、主簿以及刺史、州牧，也无不因此兴奋而以礼相待。俸禄足以施及百姓，收入足以供养亲事，这本来就是荣耀。如今所颁俸禄不如古代，往往使自身陷于贫乏；一旦涉及兴利除害，长官以及掌管案牍的人，常常能够扰乱阻碍我想做的事，即使劳苦心志也没有益处。以后因公务到府衙，和府吏肩膀相摩，却不顾礼节作揖；站在庭院中，与府史没有区别。催督赋役，害怕误了期限，便使筋骨劳苦、身体饥饿消瘦，没有一样不经历。李君没有考中科举时，靠稀粥供养自己，拿鱼和豆类祭祀祖先，也不必向外求取；品味先圣遗留下来的言语，探求六艺的精微旨意，已经足以使自己获得快乐。如今却突然离开士君子的行列，和府史混在一起，舍弃自由自在的安适，踏入受拘束、受逼迫的境地。像这样，足以称为荣耀吗？虽然如此，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增益他所不能，使他将来能够承担重大责任’。子夏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先儒说，承担一件事情的人，必须先尽力把这件事做好，然后再处理其他事情。我希望君暂且放下已经掌握的学问，勤勉于县丞的职责。自身虽然贫乏，也要更加严厉地断绝细小的馈赠和微薄的请托。兴利除害时，他们即使扰乱我想做的事，我终究也不能同他们一起得罪百姓。宁可使筋骨劳苦、身体饥饿消瘦，也不能让自己误失期限。能够这样，荣耀虽然不足以凭借，但也不会受到耻辱。天理不能容忍，公众的议论从来不会沉默；你的才华像锥尖一样显露，声名和实际一定会流传开来，重大责任也将归于你吧？一定会如此！买卖狱讼、贿赂施政，搅浑泥水、掀起波澜；四方的眼睛和耳朵都在监察，天子以雷霆之怒明察。朝廷设置官职、选拔士人，正是为了替百姓彻底清除这些弊害。李君难道不能恭敬承受这一使命吗？唐代循吏李素立，蒙高祖恩顾，特意区别于一般官员，拟授雍州司户。皇帝说：‘要紧却不清廉。’于是改拟秘书郎。皇帝又说：‘清廉却不够要紧。’于是授任侍御史。后来终于封侯，这就是循吏承担重大责任的继承者。今天不足以称为荣耀的事情，怎么知道将来不能在天下后世显赫呢？《送方方山教谕序》县学教谕方山方君，任职五年。偶然我进入湖北宪幕，在江西校阅文章，后来又提举江西儒学，一直没有机会从容地听取君的高论。我正好辞去职务回来，接替君的人已经到任，而君也将赴选离去。广文官职清冷，县学尤其冷清，只有讲学才是适宜做的事。《尚书》说：‘教与学互相促进，各占一半。’我不知道君平日督促考核学生做得怎样，但看你的眉眼，比五年前更加和顺纯粹、笃实厚重；而且教导乡邑实在不容易，竟能使高雅之士、良友争相作诗惋惜你的离去，由此便可知道师生讲习之间是多么相互喜悦了。君离开此地，必定会任正长。古代做官与求学相互促进，没有穷尽。求学，不是说章句诵读和讲说；做官，也不是说追求富贵利益。使人成为人、使人通达，求学就是做官；尊崇美善、屏除邪恶，做官就是求学。从正长到郡博士，不必承担审理诉讼、搜求情实、察听供辞的劳苦，便可以把全部力量用于求学，学业就会进步。仕途没有进步，学业仍然进步，也还是进步；仕途已经进步，而学业的进步还没有达到，仍然不能算真正进步。从前乾道、淳熙年间，方公崧卿由越州教授起步，后来多次执掌旌节，叶水心称赞他博通儒学，又凭借吏治得到百姓拥戴，这是仕途和学业同时进步的典范。方山君还应当仰慕并赶上他啊！将来再次看到你的眉眼，希望还能把学习古人时的疑难、做今官时的困难，向君请教，并为君的进步祝贺。《重赠董仲缜序》董仲缜起初奉省里的檄文补任府佐吏，我为他作序赠行，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没想到他稍有退却，改补州佐史，三年间从未在尘埃间受过鞭打，这不是清廉勤勉的人哪里能做到呢？州里于是再次举荐他到府中，这次举荐可以说没有埋没贤才。州中的名人胜士，诗篇纷纷而来，都以他介洁、才贤相称，这又可以说是尊重贤才。韩愈说，下级不寻求上级，上级不顾念下级，因此高才之士多有困穷忧戚，显赫的职位却没有光彩。我还认为他说得不够宏大。如果能温饱，就不会忧戚困穷了；难道这就是下级寻求上级的志向吗？只有《范史》赞美王龚能够推举士人，说：‘士人得到进用，天下便收获他的才器；贤者得到任用，众人便贡献自己的才能。才能得以贡献，已经厚积了他的功劳；才器得到收用，也就兼得治理天下的利益，传布开来，人们没有谁能超过他。’难道只能像折下树枝给长者那样，把不做当作困难吗？这话实在意味深长。我评论仲缜：孝顺像召南，谋求利禄不像董仲舒，刚强正直像宣帝时的贤臣，善于谋划像张昭，能够提出补救建议像荀彧，不只是一个府佐史的才器。前任太守没有及时举荐任用他，在当时几乎等同于有树枝却不肯折取；然而还可以借口说：‘只考察过他的文章，没有考察过他的品行。’如今已经考察过他的品行，没有什么不可，事实昭然可见。按照记载，王龚任汝南太守时，喜爱人才、爱护士人，首先举荐黄叔度、陈仲举、袁奉高。唯有叔度不肯屈服，仲举后来官至公辅，汝南也做过司空、太尉，最终以功名终身，显赫的地位有耀眼的光彩。没有谁比汝南更为显贵，所以把这些话一并说给今日太守听，是我的愿望，并不只是替仲缜求他看顾一眼。仲缜将按次序在府中候补，和宾客来林下拜访我，我将把这篇文章作为厚重的赠礼。宾客说：“仲缜是文士儒者，如今秋试赋文即将举行，您不作文章使他参加科举，却称赞他使他去参与仕途，您将用什么话来解除众人的疑惑呢？”我说：“王谌曾说：‘山泽之中未必有异士，异士也未必在山泽之中。’在考场上考验的是言语，在官府中考验的是办事。平日昼夜的学习、过去的志愿，全都倾注在几刻钟的考试中，而心中却从来没有一天具备任官办事的准备。政事要向属吏询问，难道可以不看他的同僚吗？从接受爵位那一天起就是学习处理政务的开始，拿来同在官府中接受考验的人相比，本来就像驾着轻车奔驰在平坦大道上一样。”《礼记》说：‘儒者凭道德取得民众拥护，关键在于用道德使民众各得其所。’《汉书》为循吏立传有六人，龚遂、召信臣是明经甲科出身，而文翁、朱邑都做过郡太守。后世史家难道会认为他们有优劣之分吗？”宾客无言以对，于是把这些答复宾客的话一并写下来作为赠文。送汪子盘山长序

译歙县是江左的名城，汪氏是歙县的第一等大族。宋代绍兴年间，汪氏中担任执掌国政、掌管枢密要务的人接连不断，真是兴盛啊！黄山的秀美冠绝天下，大概正是由于那里神奇卓异、杰出不凡的气息深厚积聚，才有这样的钟灵毓秀。汪君字子盘，他的祖父学问深邃、文章高妙，轻取科举功名，却不能显达荣贵；这种显达荣贵，毫无疑问将在子盘父子身上实现。君来主持初庵书院，共七年，居处幽静孤独，吃的是粗饭，饮的是清水，却安然自得。作文务求去掉陈旧的言辞，勤苦读书而嗜好极深，炙模模范范，学者没有异议。一天，代替他的人到了；由此他将入吏部做官，由此将考取奉常之职。大概这七年，是他求学的月份；从今天以后，都是他做官的月份。虽然如此，古人求学然后做官，做官之后仍然求学，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不能缺少任何一边。他求学，不只是读诵章句、讲说文义而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礼乐刑政的常道，要观察它们会通的地方，这些正是做官所凭借的。他做官，也不只是为了富贵利达；离职或任职、进取或退守的节操，经世谋国、辅弼政事的事业，随着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这些又是学习的内容。至于求学只是为了进入仕途，固然是今日所不能避免的；只是有些人一旦达到目的便以为满足，不再知道古人做官之后还要学习；有些人即使知道要学习，所学的又不是古人所谓的学问。因此，他们立身的境界低下，成就浅陋，即使在人爵上达到富贵，也不足以符合百姓的期望、满足士大夫的心愿。既然如此，那么振兴山川衰落的文运、恢复官场中断绝的礼制，即使未必能得到第一等的爵位，能否成为第一等的人，却只在自己。求学然后做官，做官然后求学，古代求学的人究竟要做什么？古代做官的人究竟要施行什么？都在子盘自己加以体察和用心罢了。君解下官印离任时，县里有名望的人和优秀士人争相作诗，寄托爱惜贤者、珍重离别的情意；我不善作诗，只好推演古人求学后做官、做官后求学的宗旨，用来给予切磋劝勉的帮助。如果君不把这些话看作陈旧之言，又把做官的月份当作求学的月份，那么君将来所到之处，成就岂能估量吗？太原族谱序 《太原族谱》是王君聚翁所编撰的。王氏以爵位为姓，虞舜之后的妫姓、殷商王族之后的子姓、周朝王族之后的姬姓，都有王氏；至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则是周灵王太子晋之子宗恭的后代。后来他们迁居江左，族人尤其繁盛。如今族谱以从歙县迁来并兴盛的一支为始祖，把它列为太原王氏，是为了说明始祖的来历。礼法说：“尊敬祖先，所以敬重宗族正支；敬重宗族正支，所以收聚族人。”古代有大宗用来收聚族人；如今宗法松弛，仍然可以依靠族谱来收聚族人。有人说：“宗法松弛，所以族人无法收聚。”依我看来，所谓宗法松弛，只是没有采邑收入供世世代代合食、排列昭穆罢了。那些从别国迁徙来居住的人，就是所谓另立支祖的别子；别子的长子，就是继承别子而成为宗子的；长子的长子世世代代承继，这就是所谓宗子，也就是百世不迁的大宗。若宗子没有儿子，族人就应当选择亲近的、昭穆次序相应的人，不论贫富，由他承继宗统而共同尊奉。宗子去世，族人都穿齐衰三个月，依照古礼办理即可。最初迁来此地的祖先是伊川程子，便在立春祭祀他；只有宗子才可以主持祭祀。依我看，这种祭祀族人没有一个可以不参加，也不能因为害怕豺狼水獭祭祀祖先便感到羞惭。不如在三月上旬择定日期，前往墓地祭祀，族人全部聚集，并依昭穆次序排列。若宗子的力量不能承担，便由族人共同出力置办祭品，而由宗子主持；祭肉一定要平均分给贫穷而不能置办祭品的人。这样也足以尊祖、敬宗、收聚族人了。至于小宗，则从斩衰逐级到缌麻，今天所说的五服之内就是这样。大概距离始祖的世代数如果已经很远，未必一定要设置四个小宗。我一生最不以为然的是苏明允《族谱引》所说：“没有服丧关系，亲情就尽了；亲情尽了，感情就尽了；感情尽了，喜事不去庆贺，丧事不去吊唁，就成了路人。”他又申说：“到了成为路人的地步，是形势造成的；形势如此，我也没有办法。”这些话，儿童都熟记在口中，往往把同族中没有服丧关系的人看作路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实在大错特错。《族谱引》又说：“唐代长史苏味道出任眉州刺史，死在任上；有一个儿子留居眉州，眉州有苏氏从此开始，但族谱没有列入，是因为亲属关系已经断尽。”难道没有想到，这正是所谓别子为祖，子孙百世承继的情形吗？如今不但祭祀不举行，族谱也不列入，难道可以吗？百姓都是我的同胞，族人之间的情感难道可以断尽吗？对始祖的亲情难道可以断尽吗？如今太原族谱问世，比苏氏族谱更为完备；其中大宗的世系可以考查得很清楚。想要树立宗法，关键只在于把它举起来并实行罢了。王氏自鹿鸣先生以来，便以诗礼传家；可齐公又向朱、吕二位先生请教，终于领悟朱子完全尽心、体察精微旨意的方法，因此能够脱离俗学而探究圣人传授的学问，文章与典籍代代相承，直到今天没有失坠。所以聚轩君修订族谱，体道君写信给我，请我作序；他们表达敦厚宗族、淳厚风俗的心意，连续不止，不能自已，可以说真是贤者了。唉，像蛮人、髦人那样的人，我因此忧虑。求学却不知道道的人尚且不能免于此，何况那些随波逐流、愚昧无知的世俗之人呢？风雨昏暗如同黑夜，鸡鸣却不停。两位王君可以说是仍在奋发兴起的豪杰，难道没有听到王君的风范而受到激励、奋发起来的人吗？人人都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我因此认为，王君对于这个世道仍然抱有希望，不愿用没有益处的话来敷衍他的请求，于是考察尊祖、敬宗、收族在今日可以实行的办法，并把苏氏族谱的过失一并写出，使阅读的人能够详细了解。对于敦厚宗族、淳厚风俗，或许也能略有小小的帮助。《信州路迈珠总管陈古灵谕俗文序》

译人有生命，虽然与万物相同，但仁、义、礼、智四端和各种善性根植于心，所以又与万物不同。有的人放纵感情、恣意欲望，失去了常性，这就是上天赋予我人的形体，却使我这个人沦为物了。人如果没有区别于物的地方，百姓就会大乱。帝王兴起，设置官职来作为百姓的准则，政事的目的，是要使百姓遵循做人之道，从而区别于禽兽万物罢了。然而做人之道，各自具备于人的身上，所以说：“君子用人的道理来治理人，能够改正便停止；教化施行了，刑罚就可以不用。”历代世袭为官、苟且牧民的人，只把簿书和期限考核当作大事；所以一旦百姓陷入罪过，便查考法律来治罪，这难道是所谓用人的道理来治理人吗？广信总管简斋公慨然想到人伦败坏不可不整治，旧有风俗污浊不可不更新。于是取陈古灵公的《谕俗文》，加以畅达阐发，警诫教导百姓；用人的道理来治理人，文中的言辞反复而详尽，可以说抓住了更新民心、改善风俗的关键。绍熙庚戌年，朱文公镇守漳州，曾经用这篇文章来晓谕当地百姓。简斋公的祖先出自高昌，世代相承，后来行迹遍及东南，与朱文公的作为仿佛符节相合。前代儒者说，四海之内人的本心相同，道理相同，千古圣贤从来没有不同，难道不可信吗？何况上饶号称贤俊荟萃、义礼聚集之地，扶植先贤遗留下来的事业，为后辈树立榜样，难道没有徐斯、韩仲止、赵昌父这样的人吗？如今幸而得到贤明的师帅在上位加以警诫教导，使人兴起仁爱、兴起谦让，从今天开始逐渐形成良好风气，是可以希望的。难道简斋公在此地仅仅能够和朱夫子相媲美，获得无穷的声誉、无边的教化思念而已吗？送彭幼元赞府序 幼元彭君任县丞，品格清正出众，办事能力极强。县里士人都称扬推重他，百姓传唱他的美好政绩，到了任期将满，歌颂他的功德；临行时又反复称述对他的思念，认为君没有辜负县丞的职务。这是至元以来从未有过的。恭敬地想，我圣明的天子超越百代帝王，兼有尧、舜的德行，想要得到真正的儒者来达到大治，于是把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阐明尧、舜、禹传授和承接的心法，使大漠流沙以外的人也都能通晓学习并参加选举、接受任用。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有过的。我有幸主持考试文章，希望能够不辜负天子，也不辜负自己所学。如今幼元没有辜负县丞的职务，如果不能同时做到不辜负天子、不辜负所学，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为什么我评价幼元没有辜负县丞，而崔斯立却不免辜负县丞呢？幼元任事依据道理，和长官争论可不可以，言语急切而不苟且附和；公文推行，必定合乎道理，然后才下笔署名；如果不合道理，署吏斜眼说应该署名，幼元便鞭打他。崔斯立只是沿袭旧日的坏迹象，每天在两株松树间吟哦，不过是尸位素餐罢了。虽然如此，崔斯立不免辜负县丞，却自以为没有辜负，所以超越他很容易。陆敬舆没有辜负自己所学，确实没有辜负，所以想要赶上他并不容易。唐代贤能的宰相很多，唯独陆敬舆，胡致堂推许他是洙泗一派的人，真西山断定他具有宰相的学问；只是因为他所学纯正深厚，所以端正自己、匡正君主，谋划国事、任用人才，就像打开敖仓赈济贫困，又像决开江河灌溉低湿之地，充沛流行而没有不足。幼元知道想要赶上陆敬舆并不容易，却向往着他，跟随他的脚步而不停止，难道会有赶不上的地方吗？治理天下与治理一个县，地位虽然不同，道理却相同。穷究事理是求学的关键，依循道理办事是为政的根本。我只知道有道理罢了，即使用丘山压在身上，我也不弯曲；即使用虎兕来攻击我，我脸色也不改变，何况宫室妻妾以及所认识的贫困者那些琐碎之事呢？这就是不辜负所学的大原则。不辜负所学，就不辜负天子了。四十年来，东南士人有的在山林中销声匿迹，有的仍然不能忘怀爵禄；然而才能与学问都很出众的人也没有几个。因此东南人的声望一天比一天轻，我对此非常忧虑。如今幸好科举搜求真正的儒者，使他们中能够有一两个陆敬舆一类的人，那么科举就能提高士人的声望，使东南的气象如丘山般振起。所以凡是凭科举功名奋发进取的人，我都一同敬重仰慕，而尤其看重幼元。幼元解下官印离任时，经过我这里告别；后来写信来说：“先生不能不有所教诲。”所以我用自己特别敬重仰慕的事情来勉励他，希望不要使我成为只说空话的人。送徐方塘上林簿尉序 曾南丰说：“南越偏远，而且同中国往来已经一千多年了，但风俗仍然鄙陋。做官的人没有施展治理教化心意的。”这个论断确实如此；但是依我评价，难道只是官员不贤能吗？自唐代以来，那里仍然免不了被轻视鄙夷，太守县令因贬谪而前往的，十人中有六七人。幸而有韩退之、柳子厚这样的人去过，阳山、州县才非常幸运；但前往的人并不都是这两位贤人。不是因贬谪前往的人，则由东西两大府自行征辟任用，只看彼此亲疏，有时未必有空闲选择贤能者，所以在那里做官的人大多苟且敷衍，没有忧民勤政的心意。因此，南越进入中国的范围已有一千数百年，风俗仍然鄙陋。大元全面统辖东南，五岭以南也不再有因贬谪而前往的人。上等的做法，是由有鉴识的人任用官员，由御史选择人才授予任命；下等的做法，也是供给驿站遣送。这样的制度超越百代帝王，圣人能够把天下看作一家，大元已经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了。延祐己未年，外任铨选时，同姓叔父方塘公由钦州教授转任上林县簿尉。上林公学问深邃、才华高超，几乎达到君子不受器用局限的境界，却没有得到实际施展的机会。听到任命下达，他淡然并不因此高兴；听说岭南风土与内地不同，也漠然不以此为忧。圣贤得到任用便出仕施行，先民年老而志气更加壮盛，这两点公兼有。昌黎所说的“真正知道轻重，是大丈夫”，公就是这样的人。圣朝用来教化百姓、改善风俗的事业，得到公这样的人才，才真正没有辜负。既然如此，为越人洗除鄙陋风俗，使他们同岭北人一样，这件事将超出一千多年积习的表面；公这次前往，正是越人的幸运。公出行时，平日往来的人都作诗为他饯行，而明善不才，不能作诗，所以写这篇序来向越人道贺罢了。《芳谷集》上 钦定《四库全书》《芳谷集》下 （元）徐明善撰 说 朱明叟字说 朱明叟请我为他写字说。我考察古文“明”字从“日”，今文从“冏”【二字都见于《说文》】；“冏”是小明。然而秦汉以来多从“冏”，大概失去本义已经很久了。天地之间最光明的东西是太阳；月亮和星星本来没有光，得到太阳的照耀才有光。人的本性同天地相合，心好比太阳，眼睛好比月亮和星星。眼睛虽然要依靠太阳、月亮和火才能看见，实际上却是由心主宰。所以说：“胸中正直，眼睛就明亮”；又说：“心不在这里，即使看也看不见”，这不是空话。太阳常常明亮，受到外物侵蚀的是日食；心常常明亮，受到外物侵蚀的是口腹和身体。我曾经半夜起身，澄清思虑向内观照，千年历史的广大、四海的细微以及门内的纷扰，没有一样看不见。可以说达到了最明、最妙的境界。只要珍重它，不要让它受到侵蚀罢了。明叟，你要勉励自己。耐闲说【“闲”的读音同“闲”】

译我的朋友黄君圣可，号耐闲，请我写一篇说。我说：“天道运行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您看着我，我作揖请您坐下。话才说了一刻钟，天道已经运行了四千九百多里。圣人察觉到这一点，所以珍惜每一分时间。您却以‘闲’自命，不可以，请改掉它。”君说：“我所谓闲，只是不急切追求富贵利禄罢了。您姑且听我说说吧。”年轻时，我想轻易取得科举功名，清早靠着灯读书，夜里也读书，不敢片刻闲暇。已经被乡里荐举，将要参加礼部考试，心中惴惴不安，觉得文章学问不足；越是想在科举上争胜，劳苦就越加严重。当时，读书人都是这样。没有想到科举中止，我想到考场文章对于天下国家没有补益，能够停止这种劳苦，实在是幸事；可是读书人又往往不能忍受这种闲暇，有的离开读书而以技术著名，有的离开读书经商牟利，有的离开读书，凭刀笔文书求得官职，靠纵横之术搬运金钱。这几种道路，我都不愿意走。唯独端坐在蓬蒿环绕的陋室之中，颓然自得而已；所谓耐闲，就是这样。我于是改变脸色向君道歉说：“当今的读书人如果能有机会见到耐得住闲暇的人，就很好了。前代儒者说，科举制度设立后圣贤之学便衰微了；如今科举中止，而圣贤之学更加衰微。人的欲望没有边际，不同的道路却通向同一个深坑；对富贵利禄的情感，并不会因为科举有无而减少，而圣贤学术的传承几乎要断绝了。假使所有读书人在今天都像您这样，那么圣贤之道还可以有所希望。”虽然如此，耐得住闲暇只是次一等的境界，能够长久安于闲暇并从中得到快乐才是上等境界。我听说，内心所看重的越深，越能看轻外物；因为内心看重它，才会觉得外在诱惑很小。把富贵利禄看作不值得急切追求，自己安闲而真正感到舒适，这样还哪里值得说“耐”呢？将来我到东湖拜访您，请您沿着花旁的路走走，幸而为我赋写一篇闲中之乐。张伯大字说 “硕”的意义是大。在《诗经》中，“硕”字的解释就是大。兼说“硕大”时，“硕”是从外貌说，解释为形貌美好；“大”是从内在说，解释为美善而广大。人的外貌有硕大和不硕大之分；然而人不同于万物，一个人足以抵得上万种事物，即使外貌不硕，也仍然是硕。至于使内在广大到不可衡量，全在于不断扩充它，所以有胜过亿人的人、胜过兆人的人，这就是所谓大人。寅斋张公给他的爱子取名硕，字伯大。他不嫌弃我，命我写这篇字说。我不聪敏，曾听南丰曾公说：‘人人都想使自己的名字美好，却不是人人都能使自己的行为美好，只不过借名字来称扬自己罢了。不在自身真实实行，没有比这更大的过失。’如今张公父子彼此以师友相待，勤勉不懈地学习圣贤之道；他们使名字美好，一定不是徒然借用名称。张公命我写字说，难道只是想让我推演字义、加以称扬吗？外貌是用来显现内在的，也是用来充实外貌的。《大学》说：‘在于使光明的德性更加光明，使它不断光明，直到充实而发出光辉，这就叫大。’面容圆润光泽、背部充盈，像山一样挺立而显扬美德，这就叫硕。仅仅容貌美好还不值得说。然而“大”也有关键。赵文子是晋国世代显贵的家族子弟，举行冠礼时拜见卿大夫，请求他们赠言。范文子告诉他古代成法，又听取百姓的诵谏和献诗，从讽谏的话语中考察政事，这是把所有戒惧之道都做到的办法。赵武回去见张孟，把这件事告诉他。张孟说：‘听从范叔的教导，就可以使自己广大。’由此看来，先民有句话说：‘不自以为大，反而能够广大’，难道不值得相信吗？我还没有见过伯大的面容，但承蒙张公格外爱重他，不希望他只成为胜过千人、万人而已的人。所以把我所听到的这些话诵述给他。伯大或许会有所取法。将来望见他的眉目，就知道他必定是硕大而无与伦比的人了。霜筠说【为罗益坚所作】晋地人说罗君是华夏荆楚一带的人才，我拿《禹贡》来考察，荆楚的物产之材，竹子就是其中之一。物品适合人的使用叫作材，人适合为世所用叫作人材。如今石林董公以“霜筠”作为罗君的别号，大概是把有用的人材期待在君身上。我的家乡过去竹子很多，取竹制材时一定要用经过两次、三次霜打的竹子；大概竹子的材质在于竹筠，竹筠的坚硬在于经霜，不只是因为它在霜中不改变枝干、交换叶子。竹材非常美好，用途没有不周全的：十二筒竹用来定律，度量衡由此产生；孤竹、竹孙、竹用来制作乐器；篾席、笋席用在朝会宴饮；笾、簋用在宗庙；篚、筐用在聘问祭享；簜用来制作符节；笴用在军旅；简用来书写文字，其中没有比文字更重要的用途，也没有比它更大的功劳。这一切都凭借竹筠，士人怎么可以不如竹筠呢？科举废止三十年来，荣耀的念头衰败了，也像竹筠经受霜打一样。有人于是荒废了自己的有用学问，使自己的才材暴露出来。假如有人知道你的才材，又将怎样呢？何况人处在天地之间，凡是职分所应当做的事情，礼乐制度、服饰器物无不与之相关。一定要使简册所记载的内容，都考察它的缘故而探究它的究竟；一旦遇到政事，就能迎刃而解，像劈竹一样。这样一来，便不只是荆楚的人材，而是天下的人材了。也如同竹筠在东南最美，却能成为天下有用的材料。罗君的先父才高而没有得到任用，他的大用将寄托在君身上。君来向我求赠言，我听说晋地人喜爱竹子，那只是清谈罢了。如果器用充分完备，施行起来就端正，推行出去就能奏效；这正是《礼记》谈论竹筠的本意。所以我推演发挥它的说法，赠给君，也含有《诗经·淇澳》所说切磋琢磨的意思。札法荣甫字说 荣甫姓札，长久以来以“法”为字而行世。有一天，他请我写字说。我说，世上以自己的字为荣耀的，并不只是君一人。那些以字为荣的人，难道不想凭美好的爵位使自身荣耀，住丰屋、吃鼎食使家庭荣耀，穿着锦衣白天行走使乡里荣耀，并且长久荣耀而不受羞辱吗？一种荣耀和一种羞辱，从古到今常常相对。自幼我就常听到这句话；只有君子身处天下最尊贵的荣耀时，能够超然于外，不让荣耀同羞辱相对。这是什么缘故？不过是仁义忠信、以行善为乐而不知疲倦罢了。所以在没有得到人爵时，一乡、一国乃至天下的人，没有不尊敬仰望他如同王公；等到人爵随之而来，他的功劳存在当时，恩泽流传后世，姓名载入可信的史书，百代以后听到的人也没有不受到激励的。没有别的原因：从外界得到的荣耀，免不了同羞辱相对；只有从内心获得的荣耀，没有与它相对的羞辱。君要勉励自己啊！君年纪已到强仕之年，正处在陆沉于台属、避开权贵、敬重而亲近贤士大夫的境况，忠信、乐善这些品德，大概已经具备了；仁义还可以继续勉励自己而提高。过去韦宗见到檀，感叹他的明智敏识，知道五经之外另有一番学问。依我看来，君大概差不多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了吧？既然如此，君以这个字为荣耀虽然与别人相同，但将来在自身、家庭、乡里方面的荣耀，一定会超然独特，不同于常人。叶志道字说

译道有什么可厌恶的，竟要在人身上谈它呢？人和道不能分离，凡是日常事务、养育、交往、饮食、作息，都是道。然而一定要说“志于道”，是因为终身遵循它而不知道它的人，只是兆物中的一个物、物中的一个人罢了。不仅要知道道，还要追求同道所由出的根源相合；这样才是兆人中的人，也就是成其为人的人。既然是人却不能称为成其为人的人，怎么可以停止追求呢？所以要立定志向。志向所趋，即使穷山巨海也不能限制，锐利的兵器、精良的铠甲也不能抵挡。从不以穿坏衣、吃粗食为羞耻开始，直到吃粗饭、饮清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能自得其乐，终身如此。得到任用，就以手代替上天完成职事，以自身代替上天处理事务；不被任用，就退藏在隐密之处。这样的志向最终才能实现。当时叶君名为志道，字士心。廉访李公替他更改今字，使名与字所指归一。今后，君自己说“志道”，是在平常提起时，使笃实来自内心；别人称君“志道”，是在仓促之间唤醒、勉励君，使激励来自外在。真正积累力量而持久不懈，心就是道，道就是心，便无须再特意立志；那时，即使是胜过千人、万人，也不足以用来期待您了。虽然如此，大道非常平坦，旁边却有欲望分出的岔路；许多人前后相逐，颠倒追赶，奔跑迅疾而以获得很多为目标，还招呼您一同奔驰。您不与常人一样，别人就说您痴。您行道而感到饥渴，别人却面有满足之色，您或许还会感到局促不安。在这种时候，志向就是统帅，不要丢弃鼓旗。圣人有明白的教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您要专心听我这些苦口之辞；您的思想要保持无邪，乘车前行而车声轰轰。默林说【为曹仁杰所作】梅花用来比拟人，大概是最为卓绝的吧？凡是能够救济人的事物，必定有实际的内容；用“默林”来比拟君，三军之中并没有这种实际内容，但这个名称本身也可以用来济助人。向近古寻找例子，郭令公传令让人免去头盔，众人便罗列下拜；司马公邵先生居住在洛阳，做坏事的人，害怕两位先生知道。大概是他们极大的忠诚和卓著的行为，能使近处的人信服感化，所以能够这样。只有梅花近似于他们。况且，以多为贵的东西，少了便不值得观看；以少为贵的东西，多了便不足以称扬。唯独梅花，一枝半树时，看见的人就像遇见巢父、许由，不觉屈膝下拜；等到繁花照耀天空、缥缈无边，又像清白之士充满朝廷，受到天子宠爱，祥瑞开启而光明晴朗长久。实质美好而名声又有补益，少了令人喜爱，多了也不令人厌烦。这样看来，梅花比拟人，确实是最为卓绝的了。曹君号默林，请我写赠言。把自己寄托于梅花的人很多，而君独独寄托于梅林，难道不是既喜爱它的实际美质，又崇尚它的繁多吗？虽然如此，喜爱和崇尚不能停在这里。一定要使君喜爱善行像火一样，必定温暖；像水一样，必定清寒；像梅一样，必定酸冽。这样一听到君的名字，就会有津津有味之感。君崇尚清白如同梅花，特然超出千红万紫之上；那么无论居于环堵之中，还是行走在通达大道上的人，都会爱慕瞻望，不能自已。我请求赠言，是想用它来积累德行；如果只是空话，便没有补益。面对号为默林的君，我本来应当感到惭愧，所以写下这些话，希望君使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成为真实，崇尚美好的实际内容，必定会有美好的声名。梅花虽然卓绝，我还要等待君来超过它。学而时习说 学习的内容，就是《大学》所列的条目。学习的意义，就是仿效先觉者所做的一切罢了。所谓先觉者，从孔子说起，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从今天学习的人来说，自尧舜以下直到书契以来，凡是值得效法的嘉言善行都是先觉者。孔子集圣人大成，所以后觉者必定效法孔子，百代圣人的言语行为都包括在这里。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先觉者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不是善的，这由本体和作用而来。学习者效法先觉者的作为，也没有一件不是善的；积累久了，与先觉者的本性没有不同，这是通过作用来彰明本体。所谓恢复本初，是说先觉者与后觉者的本性本来没有不同，如今重新恢复到禀受之初的样子。孔子生而知之，却从不自称生而知之，所以说“我十五岁便立志于学”，又说“不如我孔丘好学”，还说“有颜回这样的人好学”；这几处“学”字并没有轻重高下的差别。正因为要效法先觉者的作为，所以不能不时时实践学习。像尧舜考察古代，我也效法；尧舜精诚专一、执守中道，我也效法；尧舜亲亲族、明察人伦，达到古今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我也效法。深入造诣而自有所得，便是成为尧舜；其中需要经历多少工夫。朱子因此解释为“学习不停止”，又说“时时实践学习，所学的就会熟练”，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习不感到厌倦，甚至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这一章的“学”字包括“知”字，“时习”字包括“行”字；所以朱子在《或问》中说“知行”。实际上，知识在行动之前；不知道，就没有依据，也会迷失应当实行的方向。然而把所知付诸实行，尤其重要，所以《集注》只说“行”，解释为“效法先觉者的作为”；又引用谢氏“坐时像尸一样端正，站立时像斋戒一样肃敬”来解释“时习”，那么学习不在口头耳闻，而在亲身实践，这就明白了。程子说“学习者将要把它实行出来”，指的是日常可以看见的行动，而壮盛的实践也包含在其中。先觉者实行，我也实行；每日实行而日渐熟练，所学就存在于我身上。存在于我身上的，是认识到本来固有的东西；这种认识也是内外合一，善已经彰明，本初已经恢复，成就的本性不断保存。如今的人只把读书、考察古今、写文章当作学习，有谁能够用一天的力量去实践先觉者的作为吗？我还没有见过。朱子的这些话，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一定不会改变。陈君立道把他所听到的告诉我说：“有人说：‘时习，是在适当的时候学习所应学习的东西’，说的是八十五岁中的春夏秋冬。这样寻找却找不到根据，我的心和圣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说‘按时学习并实践它’呢？” 近些年辨析、批评朱子的人不止一个，都是这一类说法。因此借立道所说的这些话以及这篇文章来告诫他。菊逸说 春天的花似乎是顺应时令，秋天的花似乎是违背世俗。顺应时令好比轩冕显贵，违背世俗好比隐居山林。晋代陶靖节见宋朝国势逐渐兴盛，便不再出来做官，又特别喜爱菊花。所以周子说：“菊花的逸。”意思是说菊花像陶靖节。人们知道靖节逍遥畅快，不被簪缨官服所劳累，这就是所谓逸。然而孔子排列逸民，把伯夷、叔齐列在最前面，低于圣人一个等级；他们的品格等级非常高。靖节早年的志向在于圣贤，承担重任、心存大道，这一点写在《荣木》一诗中，读者应当有所省悟。至于其他诗句，如古人珍惜光阴、念念不忘，此意令人警惧。这种心意在文集中反复出现，以至于说“把安逸宴饮当作自得，晚年还期待什么”，正好同《七月》所说的“不要贪图安逸”相互表里。这就是他坚贞不变，处境困穷却更加坚定，只比伯夷、叔齐低一个等级的原因。千年以后，也不容易找到可以与他相比的人。程君把“菊逸”题写在轩上，供众人欣赏，请我作言。我想到从靖节到今天，安逸居处、种植菊花的人，时代中难道没有吗？但他们的事迹磨灭了，谁来记载？为什么呢？希望成为贤人，不能靠自我安逸；流芳百世，也决不只在黄花美酒之间。所以我借靖节来警戒那些以自逸为乐的人，推辞后来的君子，必定可以从这些话中有所取法。真文忠公祷雨说

译紫极王月潭法师祈祷下雨，必定会下雨；他的弟子说，法师只不过端正坐着，存养本心罢了，大概是积累的诚意感动了天地。我寄居紫极时，曾向法师举说西山真公所说的“怠、愠、矜”三句话，法师欣然有所领悟，嘱咐我抄录下来寄给他。大概我们的气就是天地之气；祈祷下雨，就像呵气必定有水润一样，关键在于诚意能够贯通。假使祈祷的人都像真公，办事的人都像法师，必定下雨是合乎道理的。如今祈祷的人很难说都能做到这一点，而办事的人又不免有求利、夸耀名声的心；如果他们都懈怠，本来就没有感通的道理。假如心中含怒、蕴积欲望，内心像焦灼的火，那么只会使旱热更加炽盛，不也是应当的吗？有人说，大旱之中有一定的命数存在，并不是祈祷就能得到雨水，商汤时七年大旱就是这样。我说，诚意一定能够感通；然而即使感通了，也可能有人说还没等到聚云便下雨，或者下了雨却没有滋润，或者暂时滋润后接着便是晴日，最终不能成为有益的雨水，这就叫作命数。近来的丙午、丁未、戊申，难道不是可以说三年干旱吗？七年干旱也是同样道理。如果一定说不是祈祷可以求得的，就是把人和天看成彼此不相贯通。真公说“云气蒸腾、雨水降落，都是从一个念头中流出”，难道会欺骗我吗？志 先枢施田真观院志 佛不耕种土地，却接受田地；人不耕种自己所施的田地，却把它施给佛寺，这是为什么呢？佛门的说法是：上等的功德可以祈求国家永远安宁，次一等也可以使父亲以上的祖先都得到超度；又把施主的名号归入寺中，瓜、花、梵贝等供奉不断。这样看来，佛寺报答施主的恩德很厚。先枢东湖居士施田给真观院，是因为绍兴四年公辞去枢密职务，退居之后，起任信州知州，喜爱旁县兴盛山川风俗之美，便从豫章迁居东湖。公的母亲韩国黄夫人，是先忠愍公的妻子，也是太史文节公的姐姐。新建县洪崖乡大云塘，公想到兴山离祖墓很近，而真观院又靠近墓地。佛门的说法，难道不能启发人吗？难道孝子想尽孝，却不能直接实现吗？于是把田施给院中，寄托祠堂和守墓的意思，它所得到的报答并不浅薄。刚过一百年，院僧便分割公所施的田地，用来供给豪绅权贵；从此祠堂屡次被拆除，屋舍也变成蓬草丛生的废墟。唉！假使所有寺院报答施主都像这样，那么谁还会施舍，佛教又凭什么在天下振兴推行呢？又过了几十年，公的七世孙明善、嘉善、元善来到墓下拜祭，低头看着院中，想到当时若有家庙，历代先人的魂气无不归于祠堂，哪里一定要寄托在这里呢？又想到先公行孝施田，本来期望长久流传，山川鬼神都听到了，院僧难道会忘记吗？公大概有盖世而轻视流俗的气概，难道会在地下感到愤懑吗？后人难道可以就此罢休吗？于是安置好被拆除的祠堂遗迹，整治封土、种树，估量僧人义埙，把这些事交给他；又把施田在院中现有的产业刻在石碑上。即使不幸田产有所缩减，只要后来得到善于守护的人，收取它的收入，用来祝愿圣人的寿命延续亿万年，那么先公的孝心也还将永远流传。大丁未十月朔 聚亭记 兴地的山水在邻近各州中最为出众，聚亭又占据鹿阜最高、最优美的地方；再加上兴地幽居之人和雅士常常聚集在几席之间，仿佛有驾驭羽翼遨游八方的兴致。其次，吟诗的人可以在天边获得超逸的情思，饮酒的人可以在尘世之外扩展醉乡。至于整日游玩娱乐，即使暮色苍茫，仍然留恋而不忍离去，那么凡是来游览的人没有不是这样。大概古代君子一定有可以游玩休息的场所和高明的器具。古代治理百姓的长官，没有不在当地选择名胜、同众人共享欢乐的；何况这个县又有山川之美，因此聚亭不应该废弃。过去熙宁年间，余氏楼以单令之名命名的楼已经倾圮，而这座亭也不知道从哪一年起逐渐损坏。思陵又特别欣赏苏文忠公题写的诗，亲笔洒下御书加以装饰；四方听说的人没有不想来到这里的。大庚子年，亭子被火烧毁了大半；鹿阜的形胜虽然还在，但亭子不足以聚集游人，于是山川在人们眼中也显得耳目闭塞了。这年冬天，县令陈均仲宁来登临游览，感慨地说：“我难道可以不修葺它吗？”第二年终于修葺完毕，飞檐高翘，焕然如新。修成门墙、道路和台阶，曲折开辟；又命县中士人倪均天倪购买搜求自二苏公以下散失的题诗，刻在石上，放置在亭壁，恢复旧日景观。于是陈均便在亭中休息闲暇时光，有时带领宾客命人斟酒；县里的人都高兴游玩休息终于有了合适的地方。大家一同拜访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我说，把清新碧绿的景色收入一座屋宇，在一双明亮的眼睛中穷尽苍茫景色，这是单令给亭子题名的意思，难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吗？然而面向墙壁时，心神昏乱如同亭子；面向通衢大道时，心胸开阔如同景色。外界发生变化，内心也随之震动，这是为什么呢？“者”是心的休息，“聚”是内外合一的妙处。本心广大空明，天空没有边际；宇宙的广阔、山川的优美，忽然放眼看去，便全都从外在景观和内在本体中获得，内外合一而没有间隔，这就是游人从亭中所得的东西。然而如果利害得失在内心形成牵累，那么“者”便隔绝，“聚”便离散了。这种牵累，有时可以暂时忘掉，有时牵累很少，有时完全没有；这又是游人从亭中所得不同、因而有高下浅深的地方吗？如今的君子能够享受游览观赏的乐趣，又选择胜地同众人共同欢乐，这也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如今陈均一朝恢复了二百三十多年来壮伟的景观，不仅如此，还使人的胸襟思虑开阔清明，以澄清政事的源头；又使当地人知道国家遗留下来的官吏治理百姓的职责，让他们聚集在自己希望、看见、休息和安乐的地方。这难道不是贤能吗？不能没有记述，于是为他写了这篇记。兴儒学记

译长久以来没有真正的儒者和善于治理的人，官员不知道政务，士人也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学习是用来修养自己的；如果把学习看作自己的事情，那么讲学的场所，士人自己谋划设置也可以。然而古代圣人一定设置庠、序、学校来教导士人；学校不能修治，国人便以此讥刺上级，因为官府的政务就在这里，不能把它推给士人。官员知道政务而士人不知道学习，士人就有惭愧；士人知道学习而官员不知道政务，严重时甚至役使士人去应付各种政务，这可以吗？恭敬地想，大元疆域广阔承载天地，刚刚收起干戈，就兴办学校；历代圣圣相承，都把创办、保存、抚恤、修缮学校作为首要之务，这就是唐虞三代的政治。汉高帝凭借骑马打仗取得天下，直到文帝、景帝以及武帝初年，才开始下令天下建立学校。汉朝承接秦朝的弊病，学校本应急切兴办，却拖到后来才这样做，哪里能说它懂得政务呢？这样看来，如今的士人难道不是千载难逢吗？兴地号称士人众多，如今辅佐治理这里的官员，没有不恭敬承受皇上的旨意。大德九年，主簿钱处人修建新的礼殿，而讲堂却因时间久远，书阁因榫卯不合而坍塌倾斜，聚集讲学很不适宜。至大二年，东平丞陈得新环视四周，慨然说：“这难道不在我的职责之内吗？” 于是立即捐出俸禄，开始兴工，士人欢欣奔走参加；工匠选用良材加以整治，腐朽的更换掉。这样一来，坍塌的重新高耸，倾斜的恢复端正。抬头仰视上面的覆盖物，像鸟张翼飞翔一样，壮丽美好，仿佛刚刚建成。工程始于至大二年正月戊申，完于九月乙巳。第二年正月，皇帝的诏令再次下达，劝勉整饬之意更加深厚；至于兴办士人学校，已经存恤、修缮完毕，并且像陈均这样应诏上书的人，难道不能说是懂得政务吗？然而士人对于求学，也有应当努力的地方。自从绝学散失之后，一变而崇尚游说，再变而以辞章自负。王肃注释“学而时习之”，说：“学习的人要按时诵读温习。”先儒曾感叹，如今学校里仅仅有直截诵读而已。周敦颐、程颢、程颐承继孟子，朱子辅翼承接之后，后人才知道，效法先觉者所做的事，这才叫作学。所谓觉，是道体赖以树立的根本；所谓为，是道用赖以施行的实践，这就是善于治理的根本。老子、庄子谈道理却不涉及事务，是有所觉而无所作为；管仲、商鞅谈事务却不涉及道理，是有所作为而无所觉。这些都不足以称为善治。至于只把诵读文辞、学习技艺作为事情，那么体和用都废弃了，又在老庄、管商之下，这正是败坏天下。所有这些道理，都庄严地蕴含在这座学校的形制之中；居上临下的人，难道不是先觉者所作所为吗？考察它就可以明白。像先觉者那样觉悟，像先觉者那样行事，成为真正的儒者而善于治理，除了我还会有谁呢？这正是古代圣人设置庠序学校，以及圣朝兴办学校的本意。士人们欢欣起舞，感戴皇上的恩德，前来请求撰写记文，以便不忘丞相的勤劳。明善称赞陈均能够先于众人懂得政务，于是把学校的意义以及士人应当知道的事情写在后面。《威武祠记》神，是气的伸张；只要义所在，义得到气便能伸张，而不受生死存亡的限制。从前关云长被吕蒙袭击，不能保全首领来辅佐汉室，可是天下直到今天都祭祀关云长，却不祭祀吕蒙，为什么呢？汉贼不能两立，权臣对于曹操而言，义在关云长这一边，所以他的气得以伸张而成为神。我县祭祀董端公之神，唐代授爵为御史，天佑年间任八砦将之首。一天，贼军从浙地而来，他奋力作战，竟亲自砍下自己的首级。上天因此显现威势，雷电交作，天色昏暗，仿佛有戈甲旗帜极其盛大，贼军于是溃败逃走。神提着自己的首级归来，还未到家便坠马而死；那匹马也很久不再接受别人的鞭策，后来同样死去。乡里人感念他保卫疆土、安定百姓的功劳不小，便在藕池祭祀他。遇到旱灾、水灾、瘟疫，祈祷总能应验。到宋崇宁丙戌年，距今将近二百年，改建了新庙。神的六世孙、博士董冲请我作记，事情都详载在记文中。又过了二十多年，到元至大辛亥年，乡里人江梦得重修西林祠堂。这座祠堂是宋景定壬戌年余思中任江时所建，久已破败。祠堂修整完毕后，江梦得请博士董冲的六世孙董真卿来请求记文。考察唐、宋时期番阳属于淮南时，钱镠占据浙地，依附朱温。天佑四年，朱温篡唐改国号为开化，随即授钱镠为吴越王；钱镠奉行梁朝正朔。罗谏劝钱镠说，怎么能同贼相交、事奉贼人，成为万古的羞耻？钱镠没有听从。淮南节度使杨渥听说朱温篡位，立即传檄文，号召恢复淮南，称天佑年号共十六年。唉，番阳与浙地犬牙交错，使番阳始终不知道有梁朝，也没有捍卫梁朝疆界的大臣，这样的忠劳岂不是可悲吗？正义已经破裂了。神因为正义而死，庙祀已有四百多年，距离关云长大概也差不多了吧？有人疑惑：上天为什么不在神还没有割下首级以前降下风雷？虽使神显威赶走贼军，却来不及挽救神的死亡。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人的气，就是充塞天地的气；神以死捍卫百姓、抵抗贼军，义气充沛，足以震动充塞天地的气，所以风雷出现异常。虽然说是上天所为，实际上也是神自身所为；这就是神气无不具有教化意义、神能够伸张的原因。神的兄长名叫全福，为百姓除蛟而死于水中，如今在本县银港立庙祭祀。神的七世孙名叫端忠，宋建炎辛亥年任湖北常平提举，为晓谕叛将而解除围困，独自冒暑赶路而死，如今在鼎州桃源县千人溪立庙祭祀。神名全祯，称为威烈神君，是汉代第三十八代天师私自加上的谥号和尊号。我整理事情的梗概作成记文，又写了两首歌诗，让人歌唱来祭祀神，歌词说：大盗窃取国权啊，盗贼纷纷奔集如蜂；流民和蚂蚁般的贼众啊，闯入我的藩篱；力量不能抵敌啊，气势已经吞没我；屹立如山啊，绝不后退飞扬；割下大盗的首级啊，言语庄严明白；白昼昏暗啊，风雷兴起；神灵的旗帜翻飞啊，黑色的戈矛闪耀；盗贼崩溃覆亡啊，不烦劳搏斗；庙宇高大庄严啊，坐落在藕池水边；抵御百姓的祸患啊，应当世世祭祀；可叹上天不保佑啊，王室如同毁坏；神死于疆场啊，谁也不能弯曲他的志节；那匹马还眷恋主人啊，钱氏却不以事贼为耻；侍奉贼人以求生啊，不如神死；四百年过去啊，天地还将长久；祠堂光彩庄严啊，神像雄伟威严；乡里没有拘束，人人前来献上芳香；不只是后代子孙啊，才来举行祭祀；风声肃然啊，祭祀者心中敬畏战栗；仿佛听见马蹄如雹啊，神威然降临；巨人挺剑啊，蛟龙的血仍然湿润；紫袍红襜啊，常平提举仿佛站立；山川泄露灵气啊，神享用这座祠堂；旱时降下及时雨啊，水涝时迎来朝阳；稻谷带着露水堆积啊，虎虺隐藏；拘拿厉鬼啊，正气流行；人们恭敬地奉事啊，有所祈求从不厌倦；我仰攀关云长啊，用来慰藉忠贞的碧血。○题跋 《陈激斋笔耕集》

译前朝词科选拔人才最为兴盛，可是激斋陈先生偶然被遗漏，难道他的才华比别人差吗？先生博览群书，落笔便不能自休；虽然没有考中词科，朝廷仍授予他近阙的职位，准备日后提拔。在盛世造就人才竟能如此，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寿命，他应当成为著名的卿大夫。词科是否得利，与他无关；可是他最终只做到郡博士便去世，难道不是命运吗？然而他的《笔耕集》序中说：“孝、悌、忠、信，是我的嘉种；学、问、思、辨，是我的耕耘锄耨。遇时或不遇时，本来就像丰收或歉收一样，只听凭上天所决定的罢了。”既然如此，先生即使没有成为卿大夫，难道还会有遗憾吗？他的孙子洪登在战火余烬中搜集编纂遗文，得到若干篇，拿给我看，篇篇都以义理为根柢，通畅明白而精粹。读者可以由此积蓄学养。大概干道年间以来人文兴盛，大多就是这样。学问不可没有，文章不可没有宗旨。因此我评论他的时代。洪登记。《胡浩轩正声集》浩然之气，人人都有。孟子善于培养它。如今人们知道天地之气就是自己的气的很少，所以善于培养它的人尤其少。胡君以“浩”命名他的轩，值得赞许。然而我听说，善于培养浩然之气，只是使它完整而不受损害；如果鼓动它、扩张它，务求压倒天下、凌驾万物，那就不是所谓盛大流行、与天地相似的浩然之气了。胡君谈到世人贪婪鄙陋、淫荡邪恶时，便怒目切齿、头发竖起，可见他的浩然之气显露出来，竟达到不能自我控制的程度。然而天下不仁之事正多得无法胜数，圣人戒备的是憎恶得过分；憎恶过分，自己的气先失去平和，何况还要用混乱去回应它呢？不可不察。只要反省自己而理直气壮，道义充实，也不过是使圣贤各自充足自己的浩然之气罢了。处境困穷而居于下位，朋友如果像那样，必定会内心惭愧而停止，这就是我感化了他，所以没有痕迹。处境通达而居于上位，官署中人如果像那样，难道不会望风而改过吗？这就是我端正了他们，所以不劳费力。浩然之气的功用真大啊！胡君年老而志气更加壮盛，这正是善于培养浩然之气的验证；他如今正有匡济当世的志向，我敬佩仰慕他，至今不已。因胡君把《大雅正声》给我看，便写在它的后面。《刘通甫吟》诗没有比唐诗更工巧的了。唐诗既工巧又众多，没有比刘氏诗人更突出的。把十多个字束缚在一起，想使它五色灿烂、八音和谐，并不容易；可是唐人能够做到，刘氏诗人又大多能够做到，真奇异啊！像希夷、商、长卿、言史，都精深拔俗、警策动人，广为人们传诵。像得仁、沧、威、驾，虽然后来出现，也都流丽妥帖，如同香气消散于南国、美人尽把哀怨融入东风、芳草繁多。后来的人不能望见他们扬起的尘埃。何况梦得诗风沉着痛快，雄浑苍老，难道不是盛唐诗人的冠冕吗？我想把刘氏诸人的诗抄成一编，供人讽诵，只是还没有空闲。匆忙在案牍之间读通甫的吟诗，从蟋蟀声中得到秋意，向梧桐叶上知晓秋来，娓娓不绝，几乎逼近沧、威的境界了。他如此嗜好吟诗而不止，将来应当能与长卿等人并驾齐驱，以遥望梦得，不只达到今天所见的程度而已。将来汇集刘氏诸诗时，当留出最后一卷来等待他。余文夫思斋笺注《朱子蔡氏二书》及《诗集》。思斋先生曾游学于蔡氏门下，考订朱子所注《感兴诗》和《三问疏》，事情精密详尽，剖析义理，阐明先贤，称他对斯文有功，确实如此！至于他自己所作的诗，清新华丽，也可以与前者并传。刻本毁坏后，他的孙子文夫遍访旧日收藏，亲手抄录下来，准备重新刻版，使它永远流传，可以说是很能思念祖先了。从前范馨留下砚台，他的孙子范乔乔长久地捧着砚台哭泣，世人称赞他。至于家集，其中保存着人的心声和心画，不是砚台所能相比的。姚察著《汉书训纂》，他的孙子拟阐明祖父著作的旧义，人们称贤。至于《感兴诗》《三问疏》，其中显明了圣贤的传绪、学问的本末、史事的是非，不能与《训纂》相提并论。余氏祖孙在这件事上相继努力，超过范氏、姚氏了。虽然如此，修养祖德也不在别处，为什么呢？思斋所思考的，是考亭所传授的，是进学的关键。文夫思考思斋所思考的，把它写入方册，使人心服而奉行，用来修养自身，难道不是更加符合思斋的期望吗？《诗经》说：“继承先祖的事业，永远不要忘记。”文夫应当反复诵读这句话。《舒双文集》舒双公的文章受到平园称许，他的品行得到考亭认可。两位公都是文章和品行的宗师；他们之所以称许他，难道只是徒然吗？后学若想再说一句赞语，便是僭越而且多余了。他的五世孙淼龙重新刻版流传它，可以看出舒公的品行在家中得到修养，也可见诗书教化的恩泽。近来我常听士人引用晋人的话说：“活着就显得怪异，生命又无常，所以世道也随之如此，没有人能够自行拔出而返回古道。”我每次读到干道、淳熙年间的文章，都不由得肃然起敬。何况这是受到两位公称许的人和文章呢？《湖滨士芸李君墓铭后》我读湖滨的《士志铭》，知道他致力于孝，便可以把这种孝移用于忠；知道他崇尚义让，便可以使政事公平、风俗敦厚。如今做官的人，有些操守行为或许没有这样。士年轻时受挫，为世所用，将有所凭借，后来却终于像这样避世。我遗憾没有同士交往，但见到他的儿子娟秀出众，从而略微得到一些了解。从前那个背着锄头的老人逃避世事，隐居在芸；他认为四肢不劳动、五谷不能分辨，是不对的。那么这两个孩子一定每天都在芸那里相从，然后才可以。可是他反而让他们安逸在家里，却让他们处理宾客之事；这样看来，他平日的训诫教导，必定有超出芸的地方。能够让他们同宾客交谈，这也是实行他的义理。子路关于长幼、君臣的议论，大概只是想借亲眼所见之事来勉励他们罢了。士把自己托付给芸，也与此相合。至于东湖，如今虽然荒废污浊，仍然闻名四方，是因为南州高士曾居住在那里。自汉代至今，经历了多少世、多少年？不仕进而在湖滨建家的人有几个？难道高士死后还留下力量可以斥责他们，使他们最终不能自我依附吗？直到宋代昉一灌，才在高士之后立于下风。如今士的精神气质，上与春秋时隐居于芸的人相连接，那么与他们并列居住在东湖之滨，大概可以没有讥议吧。《升师纪过集》

译升上人的诗文编成集子，题作《纪过》。我说佛经中把语言分为大语、高语、散语、低语、喜语、狂语、闲语、歌语、别离语、利害语等，共六十四种，称为口业。上人所著的，都是这些语言。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过错吗？我看唐、宋以来诗僧所作的诗文，与骚人墨客没有区别。如今上人卓然自成一家的丛林文字，这种变化还没有完全完成。他的学问虽不能说没有过错，不过也只是所谓“薄”罢了。如果把它记下来，便每天说“这是他的过错”，还不如不记。我说，只要有所言说，就会涉及六十四种语言；想不涉及六十四种语言，就应当一言不发。佛尚且把言语看作多余，可是佛经佛论却堆满栋梁之间，为什么呢？连佛也不能无言，何况学习佛法的人呢？我家东湖公特别看重可师，外家山谷公特别喜爱洪师。如今上人每天说“这是他的过错”，却使句法声势震撼；与洪、可相比没有什么不及，甚至或许还稍胜一筹。将来江湖名胜争相记录他，我大概可以从他的过错中更加喜爱、敬重他。至于解脱六十四种语言，独自领会空寂微妙之境，那是祖佛亲自传授的道理。老师应当向人讲说，人不应当替老师讲说，而且这也不是微言的本意，所以不再说。《吴昭族谱》吴姬姓，以国名为氏，昭是其中一支。吴君编写他的家世，自太伯以下八十四世都称昭。吴昭的儿子旭，真美好啊！葛氏出自葛伯，刁氏出自竖刁，闻人氏出自少正卯；这些人的子孙看见这部族谱，难道不会肃然起敬而有所羡慕吗？不过，想到维护家族名声的艰难，我知道吴氏比其他姓氏更加困难。有的人轻视别人将会说：“像至那样，值得取法什么？”有的人伤害廉洁之士将会说：“像三让那样，又有什么意义？”这些有善行的人即使善行很大，也只是毫末而已；太伯的后代应当如此。那些即使过错很小，也像丘山一样重大；太伯的后代不能如此。古人称赞盛世，必说能够世世代代祭祀；这不只是因为源头深、支流长，更因为政治从树叶推及根本，即使延续百世也可以预期。《诗经》说：“不要不思念你的祖先，要继续修治先祖的事业。”这部吴昭族谱记录家世以及昭的子孙，难道只是引用这句话放在篇首，用门第来自我夸耀吗？《进贤县复学租》王文公说：“古人任职一项，难道肯随便去做吗？”如今不肯随便做事的人并不多见。古代教师的职责在于教导，如今教师的职责在于养育。养育和教导都不随便，更加困难。叔志万君任进贤县教谕，革除学田被侵吞、差役被包揽的弊端。学校的积储顿时充裕，碑石高大，诗篇丰富，可以说是不肯苟且了。如今供养士人，不应当让士人自己谋求；但必须由养士的人替他们谋划才可以。养士的人如果又不为士人的粮食谋划，反而拿粮食供养那些作奸欺骗的人，宁可让士人早晨没有饭吃、晚上也没有饭吃，那么这种过错难道只是苟且而已吗？这实在太不仁了。不过，不苟且是义，能够不苟且则靠勇气。人本来有见到义却没有勇气的人，忧愁烦闷、满眼悲愤，最终却没有任何作为；也有奋然起身却很快软弱停止的，这就是这种情形。既然如此，君的劳绩功烈又不只是“不苟且”而已，反倒使我惭愧于君。难道不是贤明吗？《宪佥郝子明乐寿县去思碑》歌颂政绩，最高不过称为父母、神明。然而有些人为了求取名声而矫饰感情，对一方面和蔼仁厚，对另一方面却冷漠无情；在前面明察清楚，在后面却昏昧糊涂。一定要内心诚实地为百姓谋求，才可以称为父母；正直专一，才可以称为神明。二者兼具，实在困难。燕山郝公子明任江西宪司佥事，憎恶坏人如同憎恶恶臭，不斥退他们便不满足。各城的士人百姓无不等待郝公来询问商议，并以此为快；他所到之处，贪污冒功者胆寒，奸诈者失魂，都称他为神明。我相信他不是为了求名而矫情。有一天，他拿出任乐寿县知县时邑人所立的碑文给我看，碑上又委婉地说：“称他为父母，我不敢随便附和相信。”后来我慢慢查得郝公曾提出两件重要建议。丙午年夏天发生大饥荒，官府借米给百姓，约定十月运回仓库；秋天禾稼没有收成，米价比借粮时贵了一倍，能够交纳的人负担加倍，官吏催征紧急，百姓后悔而哭泣说：“还不如饿死。”郝公建议让百姓到第二年冬天再把米运回仓库，于是百姓才破涕为笑，仿佛又得到一次借粮，这是第一件。东湖，是豫章城中积水汇成的湖。湖水上涨，湖边人家便有炉灶被水淹没的。丙午年冬天，官府商议疏浚湖泊，却没有想到江水高于湖水，湖可以疏浚得更深，但斗门不能缺少而向下排水。如果缺少斗门而向下排水，江水反而会流入湖中；如果不缺少斗门而向下排水，湖水排尽也只会停在斗门那里。即使把湖挖深九仞，江水上涨时，湖水仍会照样泛滥。那年冬天没有禾苗、蔬菜和柴薪，价格加倍昂贵；县令下令计算工役，需用数十万人，百姓惊慌恐惧，不知如何是好。郝公竭力向主管者说明情况，使工程停止，解除了数十万人在风雪泥泞中的劳苦，这是第二件事。这两件事郝公都没有自己说出来，我想据此证明乐寿人称他为父母并非虚言，所以详细记在这里。这可以说是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保护百姓。唉，父母、神明，是美好的称号。然而忠于国家、庇护百姓，本来就是官员职分所当然的事；如果不做父母，难道要站在那里看着百姓死去吗？如果不做神明，难道要废弃耳目应有的作用吗？况且真正求名而矫饰感情的人已经不多见，何况像郝公这样的人呢？哪里能有一百个子骏！对于子明，我也这样说。子明由乐寿县升任御史，又擢升为江西官员，他所任职的地方一定都会大有作为。《李幼成经史辨疑》经书和史书中有疑问，就到自己的内心去求证；内心有疑问，就用义理来裁断。《洪范》说：“思考叫作睿，睿就能成为圣。”思考纯粹合乎义理，就是圣人，还有什么疑问呢？求学的人如果能够以主敬来治理内心，使内心与义理合一，真诚积累、用力长久，胸怀空明而与宇宙相等，灵明而与蓍龟相当，像日月一样不昏暗，那么即使时代不同、世代隔绝，书籍残缺、文字损坏，也可以用自己内心的睿智圣明贯通它们罢了。所以经书和史书虽然有疑问，我自己却没有疑问。从前孔子距离尧舜、夏商已经很远了，却删定繁杂的著述，把这些文化典籍全部整齐比校，难道是把责任推给耳目所任的职事吗？如今的学者只是诵读温习罢了，不值得谈论。致力于探讨的人值得赞许，但他们已经通晓的地方往往还有弊病，只是没有持守敬意的谨慎之心，所以没有任凭义理而谦抑自己的意志。他们哗众取宠、胜过他人的心思，就像浮云遮蔽太空一样。于是管窥般的见解、主观臆说夹杂其中，自以为没有疑问，反而正是增加人们大疑惑的原因，这实在令人深深叹息。李君幼成抄录给我看他所著《经史辨疑》几十条，往往十条中能说中六七条。别人只是诵读温习，而李君能够探讨；既能探讨又不谬误，那么在辨明是非方面，只要持敬任理的功夫不断增加，哪里能够估量呢？先儒说：“等到自己的境界提高一层，时时所见又会不同。”李君这部书将来难道不会有所修改评论、重新订定吗？《冷东斋义役规约》

译我居住乡里时，父老对我说，从前我们县里弦歌诵读之声相闻，大体都是世代为官的儒者先贤之家。普通编户只占其中十分之三四罢了。官儒户害怕衙前差役，便荒废了准备应举的学业；编户又乐于得到官儒户的帮助，而且服役较轻，所以本县最先兴办义役。石碑已经立成，可以考察。当时治理百姓的人都是学习圣道、爱护百姓的士人，哪里会有像饥饿的豺狼那样贪利、不能按义理办事的人呢？到至元丁丑年，义庄的田地被没收入官，差役的苦处与从前大不相同。几年来又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太守、县令本来是百姓的父母，从前百姓处理诉讼都十分谨慎，如今却诱使、挑唆他们互相告讦，把双方看作平等的争讼者，尊卑等级也被抹平了。人的身体皮肤是父母遗留下来的。从前受笞杖刑的人至少要到中户以上，宁可死也不接受；如今却大声喊叫，习惯挨打而不以为意，反以不知羞耻为常。像这样的人，从某里某人开始；他的资产产业完整，服役时又安然自得。于是东西两边的人家子弟都说：“他能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科举废弃了，替人执笔办事也可以；学校徒具文书形式，充当衙前也可以。我们自身又不是佩戴青紫官印的贵人，他们这些做官的人也免不了遭受棰打，我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在这种时候，即使想用义役把大家联合起来，也做不到了。曾子说：“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因为官吏治理不当，百姓离散；乡举里选不再实行，学校徒有名存、实际已经消亡；上面不按义理役使下面，下面也不按义理侍奉上面，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你应当记住这些话。后来我来到江右，有机会看到东斋冷先生的义役规约，周密完备、统一全面，都是恢复几十年前的旧规。难道只是东斋急于行义、苦心孤诣，能够庇护乡人吗？一定也是乡人乐于行义的人多，并且官清吏善，不同于其他县的缘故。我所听到的乡里父老的话，难道全都可信吗？不过，东斋筹划义役的实际行动，到至元甲午年算起已经十年了，却还没有推行。为什么呢？或者另有原因吗？还请赶快实行，使乡里父老所说的话最终不至于失信。《千户王恭甫咏史并百将诗》古代把士兵安置在农民中，把将领安置在乡里。后世文事与武备分离，精通诗书礼乐而又能统率军队的人不多见。越往后，身披坚甲、手执锐器的人地位卑贱，执毛笔、拿文牍、写文章的人也被视为低下。能够挽强弓的人，不是豪杰中突然崛起的人才不能兼任；而王君恭甫兼具这两种才能，值得赞许。君家世代执掌将帅旌旄，在研究兵法的闲暇尊崇经典、考订史书，对前代的是非得失、良将的谋略胜算，阅览积蓄丰富，于是作诗咏叹。大概这是六义之诗的赋，不是吟咏风月、雕琢无用空言的作品。胸中有甲兵，才可以做将领；眼中蔑视千古，心中仰慕百位名将，才可以完全保卫诸将。像君这样的人，应当筑坛拜为将军；按世袭爵位任用，也许反而有人认为委屈了他。虽然如此，圣明之神主宰时运，上天赐予太平，烽火熄灭、尘埃消散，天下清平安宁。即使做大将，也不过是投壶雅歌而已。既然如此，君勤勉地按日读书，娓娓不断地吟诗课艺，难道会有不能充分施展才能的叹息吗？又怎么知道不会有采诗的人把这些诗献给皇上，使君由将领中拔擢为卿士，参错于玉堂、金马之间，共同歌咏国家的盛盛呢？《樟书院题咏》古代所谓“”，并不是随便如此而已。他们承继传统的学问、经世济民的才具，都完备在自身。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就退居山林岩穴，安于自己的处境，这才叫作。等到遇到时机而施行义理，上可以享有功业的福庆，下可以蒙受百姓的恩泽。至于箕踞而坐、饮酒作乐、纵情游荡，以不羡慕珪组为高尚的人，从晋、宋以下，他们考究古道、用于当世的长处，和古代相比远远落后。称作“散人”还可以，称作“”就不可以。我朋友李茂实把康山程君《樟书院记咏》拿给我看，请我作序。樟，是天下著名的木材。大的可以用于寝庙，小的可以用于雕刻几案，没有不合宜的。樟木并不主动求用，但一旦使用，获益很广。这与我所说的“”相合。程君又在樟树旁边兴建书院。承继传统的学问、经世济民的才具，在书中无不具备。野外耕作、岩旁筑屋，一旦时机到来便可开显。平日治理天下的素养已经郁然深厚，打开书册便可以阅读、思考。时机来到便行动，隐伏于荒僻幽深之地而漂泊远去、永不回来，不对；时机停止便停止，四处呼号以求合于时势、接受言说以求被任用，更不对。能够兼善天下，却又安于独善其身的人，我见到的也很少。这就是我对程君的愿望。不要像散木那样，要从樟木取法；不要成为散人，要从书中求取。《江古心帖》叶高士以古雅的曲调契合江古心的心意，得到江公的手迹四十六幅。如今即使有隋侯之珠、荆山之玉，也不足以珍贵。江公的学问有渊源，文章如江河流行。自从江公死于国都废墟，游学于公门下的人竟敢用诡道违背义理，用轻侮讥讽来编造隐晦之辞；说话自以为是，却不知道自己的浅陋。于是江公门下没有传人了。我不认识高士，却认识他的弟子王月潭。月潭老师有超脱尘俗、追慕古人的意趣，琴艺也精深高妙。秋堂月夜寂静，听琴的人疑心嵇叔夜还没有死。我的生年是庚戌，月潭老师比我小一岁。刚得到这些法帖时，老师尚未出生，却能如此珍藏保护。难道这就是人和琴不至于一起消亡的原因吗？只是儒者一类喜欢背叛，老子一类却看重守持。所以守持的人美好，背叛的人丑陋；守持的人昌盛，背叛的人衰败。月潭拿出法帖却还没有请人题跋，我不觉说到这些；后来观览它的人，一定会对此有所感触。《姜起翁访十五世祖墓及谱》大宗法大概是古代卿大夫之家拥有采地时所实行的制度。封建制度废止以后，大宗法也不能恢复实行。苏东坡曾遗憾只有小宗法而世上不能推行。然而如果没有大宗法来承继始祖的祭祀，使始祖百世不迁，那么族人在五世以外都将合并而不分。宗子之家按照昭穆排列亲疏，而只实行小宗法，与今天的五服制度有什么不同？过了高祖一代就全部结束并被遗忘了。我私下认为，与其讲求那些已经废亡、无法恢复的制度，不如努力阐明不可改变的天赋伦理。过去有人生在燕国、长在楚国，老年回到故国，有人欺骗他说：“这就是你祖先的房屋。”他却哭泣不止，这就是天理显露出来。所谓努力阐明天理，不过是考察圣人的制度、明察人伦罢了。《诗经》说：“路上有死人，尚且有人把他掩埋。”对关系疏远的人尚且如此。又说：“难道没有别姓的人吗？不如我的同姓亲。”亲疏于是分明了。无情不如有情，有情不如同形。这是以天下大君为宗子，与天地同具一体之性的意思。同形不如同姓，同姓不如大小宗。这是以宗子为宗子，像同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由亲疏之分推求统一的义理，所应厚待的绝不敢薄待。真正知道爱自己的亲人，却不厚待亲人所出的一脉，这种人是没有的。这就是宗法的根本。后来若有人建立并施行它，姜起翁以十五世祖为念，便说明宗法在别人那里废弃了，却没有在起翁这里废弃。正是因为起翁努力阐明了这个道理。我依据他的请求来作记，难道我还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吗？《真文忠公荐介轩董先生奏检》

译朱子的学问，像乡邑中的董公叔重、程公正思、王公幼观，是亲眼见到而知道的；像董公望之后的学者，称为“介轩先生”，则是听说而知道的。先生教诲人一定遵循规矩，教化百姓一定使他们循良。真文忠公像上文那样加以褒扬推荐，既然有所赞誉，就应当有所考验。士人舆论无不因先生被真公知遇而喜，也无不因先生的才能尚未得到充分任用而遗憾。真公入朝便启发辅佐皇帝，出朝便安抚治理地方，始终依据《大学》所说的“勤勤恳恳地求取下民的意见，不敢等待别人来求取自己”。他曾推荐从未见过面的士人，难道会见到了却不推荐、推荐了却不优先任用吗？由此想到穆陵在位四十年，任用真德秀、魏了翁等贤人，国家便得到治理；任用丁大全、贾似道，便渐渐不能善终。贾似道最终导致国家败亡，他只知道有自己的私门，不知道有朝廷；天下人只知道有桃李门生，不知道有楩楠杞梓这样的栋梁，只崇尚趋附、唯唯诺诺的人而任用他们，难道会料到覆败竟至于此吗？既然如此，奏牍开头的几句话，关系到国家的废兴存亡，实在是千万世的借鉴。先生的孙子翁把它拿给后学看，徐明善恭敬地记在后面。《读史要领》衣裳有要处，衣服有领子，穿衣的人才方便。自秦至五代，治乱兴衰一千三百年的事情都记载在史书中，也一定要有要领，读史的人才方便。太虚只有一个义理，显形成为万物，分散成为万事；合则治理，离则混乱；顺理则正，违理则邪。所谓要领，也不过是义理罢了。我朋友梅境翁作这部书，反复修改评论，到现在才定稿。大概义理明白，所以见解确切；见解确切，所以言辞确切。以史实为依据，以义理作判断，确实抓住了读史的要领。这部书如果流传，难道只是让《通略》《纂运图》之类束之高阁吗？义理的作用，在于知人、安民；欲望的行为，则表现为亲近小人、尊崇异端、亲近便佞。古代的治乱兴衰，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梅境翁已经熟悉地列举过了，可以用来准备进言辅政。《齐子莘故家大雅集》所谓故家大雅，是齐子莘所编集的诗文。自从周王的政迹熄灭，南国便有《离骚》一类作品；正道衰微，江南便有《文选》一类作品。后来统一成为唐、宋，但尊祖《离骚》、以《文选》为宗，到今天仍没有改变。所以说，故家处于《离骚》《文选》的传统范围内，是适宜的。推论《离骚》《文选》的作者，屈原和陶渊明大概是最高的吧？屈原哀叹郢都，郢仍然属于楚国；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世道仍属于晋朝。至于前代，朱子注《楚辞》，汤文清公笺释《陶诗》，这就是故家的巨子、传人，光明皎洁，不能再超过了。时代更替之后，前代的深厚传统倾覆，哪里没有诗？什么人不作诗？但巨子、传人，我没有多见。其中那些玄远的思绪、幽深的意趣、排斥粗俗而精雕细刻的作品，婉转凄怆，大体也可以流传。从前两座东门尚未荒芜时，芳香流动、椒兰异馥，也已经不同于灵均了。汤公说陶渊明解释“固穷”之义，多半是深知陶渊明的人；前面的作品固然不算早，后来的作品难道又足以发扬陶诗吗？齐君想使此集流传后世，就不能没有辨别。舍弃这些，其他兰草般高洁、玉树般挺拔的作品，各自称誉其家，任凭君选择。唉，草木繁茂，是天命；教化形成天下，是人文。天命永远不息，人文永远不坠。儒者舍弃这些还经营什么？文明而合乎正道，正道就不会动荡；不动荡就雅正。天命不僭越，便不僭越正道；不僭越正道就没有邪曲；没有邪曲就雅正。已经熄灭的可以重新光明，已经微弱的可以重新昌盛，诗难道会灭亡吗？《齐子莘昭代殊珍集》所谓昭代殊珍，是齐子莘所编集的。齐君生逢分裂而成长，后来天下统一，享受太平，遇到昭代，知道文章将要重新大为振兴，所以编成此集。我认为大化使草木繁茂，可以看见一阳初动时，梅花灿灿，兰草猗猗，并非不清幽，只是特出之品也很少见。春色将近一半，紫花映着霞光，红花香气扑地，素洁的光辉胜过月色，绣林锦野，四望皆然，这才是盛大的景观。然而洛阳的牡丹富丽，成都的海棠艳丽，若独有一株名花，所见之处必定不是这里所能相比，何况琼华瑶草呢？既然如此，君这部集子不能仓促完成，也不能只取眼前近作。从前荆公选唐诗，起初每人各选数千首；到李白、杜甫、韩愈、韦应物、苏州、刘禹锡、白居易，便不再删取。刘禹锡所说的“大振”，正是这样的诗。有人说，如今圣明天子施行经术和词章，选拔天下士子；莘学问博大、文辞雄健，不必等到作《中和乐》《职宣布》之诗才显扬。鸟声花影之类已经微不足道，唐、宋以此取士，确实不切合实际。这部集子以后应当怎样做呢？我说，赋是诗的支流，诗是赋的源头。从康衢击壤、赓歌、猗那、清庙直到今天，诗歌没有断绝，难道没有原因吗？六律、五声、八音，治理得当就雅正，疏忽怠慢就淫靡；然而诗乐不可断绝。要长期保存它，要寻求贤君，必须努力。《黄秀伯所得邑人士诗卷》人在形体之外，还可以有留存万世的长处。我从古人中考察，鲁国臧武仲参与攻打邾国的战役，国人传诵他的事迹，就可以看见这一点。齐国晏平仲，有人说身高不到三尺；楚国叶公子高，尤其矮小，衣服都不能承受他的身形；然而他们的谋略、言论和功业，都足以取信于天下后世。形体是气聚集而成，有的或许丑陋，这是不可改变的；心是义理会聚之处，成为上等的智者、大贤者，全在自身。渝川黄君秀伯，谈论娓娓不绝，下笔不能自休，大概是豪士。从邑大夫来此寄居，县中人多称赞他，说他得到通达与耿介的中和，这又是有所作为、有所操守的人。他的气概常常与三位大夫相类。夏代的防风氏、周代的■〈〉瞒、新莽的巨无霸，最终都因身材高大而招致颠覆，我知道黄君不会羡慕他们。然而臧武仲以智慧和声望闻名，晏平仲以身体力行闻名，叶公子高以先见和谦让闻名。所谓留存万世的长处，关键在于忘掉外在形体而致力于内在修养罢了。所以我用三位大夫的谋略、言论和功业来期望黄君，希望君向他们看齐。诵读他们的言论，实行他们的作为，遵守他们的操守，那么叶公、晏子、臧孙即使再次出现，也一定不只是做百里侯的宾客。君得到儒先生的诗，编成一卷，来请我作序。我向来不擅长诗，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卷后，来应付他的请求。《东月师诗文》

译儒者的学问达到极高境界后，言语反而更加平实浅近，所以百圣之言像出自同一张口，足以成为天下的准则、后世的规范，却从不多谈自己的学问。学佛的人不是这样，到了悟道的境界，言语反而更加峻拔超绝，有时说出一句话便使一个人觉悟；由此漫无边际，无法测量，他们的不同就是如此。我客居江西时，东月师带着诗集来拜见我，其中颇多采用文儒文章的枝叶。我说不如使用本色语言，自然形成自己的家数，东月师认为有道理。后来我游历武林，他来到鄱阳，拿出自己的作品，不仅没有假借模仿，而且善于自立门户，言语也渐渐峻拔超绝；他将来达到什么境界，哪里能够估量呢？我退居林下六年，想听平实浅近的言语却不可得，只好时时取干道、淳熙年间诸老的文字诵读，遇到会心处；可是如今的儒者偏偏诋毁它们，干道、淳熙诸老真令人叹惜。假如我不知道平实浅近的滋味，却突然接触峻拔超绝的言语，那么今天见到东月师，岂不是像韩愈见大颠一样吗？《项氏野意吟》城邑之外叫作郊，郊外叫作牧，牧地之外叫作野。繁华的景象到这里便断绝了，旷达的情思也由此生发。所以在野外谋划国事便能成功，与人在野外相会便能亨通，在野外奏乐便能使声音流传光大。何况吟咏的意趣没有俗事牵累，诗句仿佛得到神助，这就很自然了。我读这部诗集，仿佛久居城市的客人，眼睛看惯了绫罗绮绣，耳朵厌倦了筝笛声，衣服被黑尘染污，忽然一天在闲旷广大的原野上逍遥，风吹而籁声作，自然听到美妙的声音。又靠近樵区和牧地，便仿佛置身于归鸦和落日之间。与旧日所见相比，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朱文公说：“要使心中没有一个字、一点意思属于世俗语言，那么作诗不期待高妙，自然就会高妙。”这句话与《野意》最为相近。大概击壤诗就是诗歌的起源。因此我虽不认识项君，但看到梅花便如同见到他的品格，更何况诗写得这样好；即使是丹徒少府，也不会嘲笑后世诗人的寂寂无闻了。崌岭的烟霞，前村的风月，造物永无穷尽，诗意也永无穷尽。希望你有新作后继续寄给我。《项廷实编曾祖诗词》临清居士以诗闻名，在江湖间游览名胜时，常常和俊秀才士遍游各处。曾记得明善七岁时，山房许先生来访，居士派人快马传呼，让明善去拜见许公。许公以“乾坤万里眼”为题，索要二十字诗。明善在题目左边缀写道：“织翠见高轩，不愁书眼昏。一亭共临观，万里豁乾坤。”许公大为赞赏。诗说：“双眸万里乾坤豁，五字殷勤当赠言。击瓮未妨颂司马，垂髫遮莫赋高轩。”居士高兴极了，赐给他纸笔。如今已经六十年了，居士和许公早已成为飞仙旧友，题诗的轩亭也远非昔日模样，真令人感慨。居士的曾孙林辑录居士诗集，得到四十首。大概林出生较晚，又正值变乱之后，书籍散失零落，所得到的只有这些，但他泣对砚台、珍惜遗文的心意十分深切。居士名一鹗，字宏甫，又号嘉善；他爱好善行，也乐于称道人们的善行。他相貌古朴而风韵温和，是一位魁伟的长者。林在经术方面勤勉不懈，将来的成就不可估量。嘉善居士的报偿，大概就在这里吧！项廷实《汝南类编》廷实编纂族谱，又编纂《嘉善居士诗词》，还汇集古今项氏诗文以及名贤诗文，编成《项氏作者》。又把自唐至宋，奉行廷对、参加礼闱贡试、补入上庠的项氏人物，共若干人，编为《汝南类编》。编纂族谱，是为了追溯先祖；编《临清诗词》，是为了怀念祖先。至于编成这部书，则一个姓氏的旧闻事实就完备了。廷实大概也有光大宗族、继承先贤美德的志向吧？项氏在江浙东部繁衍很多，但其中著名的，唐代只有子迁，宋代只有平父。子迁不过是诗写得好，到平父才在史书中有美好的传记。然而要达到平父那样的境界，不能只在本姓的旧闻事实中寻求。平父所奉事的是朱、张、吕、陆四位先生，他们都是继承孔孟道统的人；他所交游的是杨敬仲、沈叔晦、吕子约、杨子直，都是承接邹鲁渊源、辅翼伊洛学统的人。如今他们的著作都还在，廷实读着这些书，仰慕他们的人品而孜孜勉励，忽然不自觉地已经成为平父那样的人了，于是《类编》也就不是徒然编作的了。项氏族谱 欧阳公说：“士人生活在世上，却不知道自己出自何处；他与禽兽不同的地方，仅仅是能够辨认自己的父祖罢了。”诵读这句话，谁能不凛然警惧！如今廷实编纂项氏族谱，使本宗支派清楚明白，用来区别尊卑、传给子孙；这是士人第一重要的事情，对于世道人心的补益很大。廷实自己作序，又把平庵的谱序录在篇首，再来征求我的话。我不能像范文正公那样，回归到范氏旧说，实在惭愧。然而宋朝丞相西涧叶公，本是陈氏所出，朝廷近来追念他的功劳，恩赐并追赠给他的亲生父母；近年乡里的前辈昌江文伯胡公，也出自朱氏，曾作训诫编入族谱，教导两家的子弟。这件事见于东涧汤文清公文集，姑且借此自我宽解，再多说一句，可以吗？如今人们都知道诵读苏老泉的族谱引，却很少有人诵读他的谱例序；不详细了解谱例序的意思，却只诵读其中“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则视如途人”这句话，那么这句话难道是可以推而广之的吗？这样做，就是把亲情看得太薄了。古代的大宗族，族人共同尊奉宗子，五世以外都服齐衰三月之丧；即使超过袒免之亲，也都按照昭穆次序相聚而共同祭食，几十代、上百代仍然如此。后世宗法虽然废弃了，但同姓聚居之处，必定有始祖；长房就是大宗，次房就是小宗，从族谱的清楚明白便可看出，哪里有服丧期限已尽，就可以把亲人当作路人看待的道理呢？盱江李先生说：“祖先若按世代断绝关系，后人就会忘掉他们；宗族若按服制来治理疏远亲属，亲情就会淡薄；骨肉有时竟像路人一样，我对此深感忧虑。”这句话比苏老泉的话更加深厚。我愿和故乡的尊长雅士一起体味这句话，并以此自我勉励。董兰皋《段氏诗解》从卖旧书的人那里得到庐陵段氏的《诗解》，它校勘得极其精细，纲要关键之处一定在旁边加抹，阐发明白之处一定在旁边加点，都契合我的心意，也使我免去了朱笔铅粉校阅的劳苦，我非常珍爱它。后来再对照所抄录的先贤诗作，才知道这是兰皋董公的笔迹，毫无疑问是从经书箱中流传出来的。董公凭借这部书在秋闱中被推荐，东阁馆中所求取的膏馥，都有其来由啊。正当董公的经书箱散失时，他的次子敬仲君还年幼；后来他却嗜好学习而有声望，知道这部书在我这里，忧急地想得到它。唉，世上本来就有家藏万卷、却一旦散弃而一无所余的；也有起初只有残编断简，后来却聚集到连房屋都装不下的。这些都取决于人的子孙。文运兴衰明暗尚且如此，何况在文教湮没、衰败不振的时候呢？如今散弃的书籍，将来更是没有尽头。像敬仲君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凤凰的毛羽，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祥瑞，也是乡国天下的祥瑞。这件事关系到家族纲常伦理，不是昌黎公所说的画卷可以相比的。我对敬仲君寄予厚望，所以把书归还给他，并写下这篇文字作为书后记。岳敏《书目》

译隋代嘉则殿收藏书籍三十七万卷，唐宋两代官府和私人收藏都没有达到这个数目。假使一个年纪到了志学之年的人，断绝世俗事务来读这些书，每天读二十卷，一直到七十岁，才能读完其内容，那就一定会成为书痴了。朱子曾对彭世昌说：“紧要的书能读完几卷，难道不是至理名言吗？”这样说来，书难道不必广泛收藏吗？事情并不是这样。收藏书籍，是因为格物致知的功夫没有穷尽，而书是最能使人知道道理的学问；偏邪、淫滥、邪曲、逃遁之说，都应当阅读并加以辨析。可贵的是由博返约。收藏书籍，贵在广博，也贵在归约。广博地读，三十七万卷也可以；归约地看，天地古今就是道，日常生活和通常行事就是学，书不过是捕鱼的工具和渡河的筏子罢了。这样说来，紧要的书又有什么特别呢？藏书之家不知道返约而保存根本，只是一味告诫子孙说：“不要让权势夺走，不要因贿赂而迁移。”这就错了。世世代代只知道积蓄，世世代代只知道积蓄书籍，等到衰微以后，书也就不能保全了。李氏、晁氏，哪一家不是如此？如今读岳氏书目，知道它的收藏广博，也知道它征取经书迅速，更知道它承继有序。愿你们不要废弃而继续传承，使子孙永远保有它。俞学正《文笔赋》从前范文正公镇守饶州时，认为州学有弊病，校舍狭陋，于是关注城东，找到一处胜地，就是今天州学所在的地方。湖光融和，双塔倒映，风水家把它命名为笔砚池。范公没有废弃风水家的说法，只是还没有动工营建，范公就调任润州。后来职方郎侯公继任，才把它建成。然而探究范公迁移州学的用意，实际上是认为今天的州学应当用于游乐歌咏、聚集讲论，不应当被用来卖弄文笔、求取功名。如今学正俞翁君在主管学校之余，游戏于翰墨之间，写成《文笔赋》。继他之后，梅边邓君以下若干篇文章，都极其精美绮丽。俞君拿给我看，我的文笔荒疏，实在不能作赋。只是想到范公在天章阁陈述天下大事，这支笔可以开创太平；在政事堂任职，或作不才的监司，这支笔可以泽被百姓。笔的功用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正是后学应当师法仰望的地方。然而学问属于内在，文笔属于外在；学问正大，文笔才会谨严。横渠张子年轻时曾登范公之门，喜爱谈论兵事，范公责备他说：“名教可以学习，何必谈兵？”于是劝他读《中庸》。这样看来，根本和头绪才是范公所说的学问。他想把州学迁到这里，正是因为平静的湖面空明，可以在眼前领悟“鸢飞鱼跃”的道理罢了。寺塔不就像雩坛吗？澹津不就像沂水吗？一定要有类似笔砚池的地方，然后才可以在这里游乐歌咏、聚集讲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 我们这一群士人，学问不足以坚定志向、专一精神，却只把用华丽文章、藻饰言语哗众取宠、求取荣誉当作要务，难道不就像吴兴县令梦见有人授给他五色笔，便沉溺于岁月，渐渐衰败不振，后来又梦见郭景纯来索回五色笔一样吗？难道不可害怕吗！因此把我的见解写在这篇赋的后面，来告诫同道并自我勉励。《张氏炉坞记》后 炉，是使事物发生变化的器具。天地就是炉，造化就是工匠；历经多少世、多少年，陶渔可以变成帝王，胥靡可以变成辅弼大臣，龙涎可以变成佚人，女箦中的尸体可以变成相国，铜山可以变成饥民，受黥刑的奴隶可以变成将军。过去的事情就是如此，未来的变化更是巧妙得无法计算，即使大人也不能预占。又有携带炭火游走于其中的人，他们的变化尤其迅速。贾谊说：“聚合、离散、消长，哪里有固定的法则？忽然变化，从来没有终极。”真是深知事理的话啊！瑶溪张君，我知道他不是那个携炭游走的人；他将听任造化施为，那么也不过是使红润变成枯槁，使黟黑变成洁白罢了。虽然如此，必定还有造化的工匠不能做到的事，我曾听说过：孔子铸造颜渊，就是这样。这个炉，能使愚昧变得明达，使柔弱变得刚强，使鄙薄变得厚重，使凡庸狂妄变成圣贤哲人，像雪落在污点上而不留痕迹，这就是成就人的地方。然而自伊洛、建安以来，道学的炉火已经冷灰久矣。张君怎能不把自己托身于此，在这里以自身为范而感化别人呢？张君抄录前记寄给我，养吾先生尚且说不能增加一笔，我又能说什么呢？姑且推演“炉”的名称和意义，以表达我的敬仰和迟暮之感。《埜堂记咏》后 春天，是万物生长、百般兴盛的命脉；方寸之心，是四端和一切善行的城郭。万物受到春气的涵养，人却一定要超然自得、有所见识才行。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方寸之心，怎么能让荆棘侵入自己的心地呢？然而只有心胸旷达而无私的人才能做到，不是心胸狭窄、拘束吝惜的人所能达到的。我观察朝廷和市井之间，常常有人患得患失，也有人像在夏日田间劳作一样疲惫；有的人随着利益来往，使自己的方寸之心混乱。观察乡野，则有击壤而歌、满心都是春意的人；也有结庐而吟、内心有所偏执的人。《同人》的卦辞说：“同人于野，亨。”朱子说：“这是说心胸旷达而无私。”春意无处不在，但被私心遮蔽的人看不见方寸之春；我本来就有这种心，但被私心遮蔽的人不能保持“野”的意义，这个道理大极了！朋友章程君建造一座堂，把匾额题为“野楼”，说是为了“见春”；闲居的地方题为“方寸”。地名虽然不同，意义却是贯通的。那些断绝性命本真之情、贪图富贵、在朝市中琐屑奔逐的人，哪里比得上您呢？向外观察万物生长发育，向内保持平和安宁，和众人相同而又有不同于众人的地方吗？我小时候往来于您的乡里，颇记得洪岩■〈山历〉崌、鹰、鹄诸山高耸秀丽，樵夫负薪、农人戴笠，乡野情趣悠然。如今您建起高大的屋宇，足以与当地的灵秀相称，发扬天然的情趣；又开辟学塾研习经书，想来是希望寻求前贤并跟随他们学习。竹溪、晋斋方寸中的春意，在您的身上开花结叶；而您方寸中的春意，又将扎根于子孙后代。将来一定有人作赋歌咏“渭水空留月，傅岩深锁烟”，在乡野中被举荐，在当时获得通达；我于是把这些写在公的《记咏》后面，等待那一天。观自在像 诸佛的法身有两种含义：一是真实，二是权宜示现。真实，是超绝微妙、没有拘束烦累；有感便应，而本体恒常清寂。所谓自在，就是法身真实的本体。正如圣贤书中所说的安安，所说的申夭，仿佛无所思、无所作为，而天下自然归向他的慈悲。那些学佛的人，苦行精修，不知要经过多少年，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就是明道程夫子对于观音，为什么特别尊敬的原因吗？自在的境界不容易描摹，这幅像得到龙眠的笔意，真实的神态宛然可见，确实值得珍藏。铭 陈直翁墓志铭

译有一位笃实好学、努力践行的君子，名叫陈公，名友沅，字直翁，七十五岁去世。他的朋友饶君端可为他叙述言行，带着公的儿子养蒙来请我作墓志铭。我本来坚决推辞，饶君再次告诉我说：“陈公一向了解您，您也了解陈公。以学问著称、又能写文章的人，难道没有吗？即使找到了，也未必能使陈公在地下感到慰藉。”我于是没有再推辞。真正好学的人，实在已经很难得了。太虚之中只有一个道理，它赋予人并流行于万事万物。在人身上，必须有办法保存它；在万物中，必须有相互契合之处，这才可以。读书而效法圣贤，就是保存并契合这个道理，似乎很容易。这是学问的大旨。陈公年轻时学习科举业，后来听说石洞饶先生的高足饶公德行高明，饶公正在西山虎溪之上讲学，陈公不到百里便前去拜见。饶公把从石洞先生那里得到的学问告诉他，陈公背负着所得，意气昂然地推行，勤勉地启发他人，令人无法测量。从此不再以其他人为老师，只把学问实践的大要拿来向乡里的前辈秘阁李公义山、尚书陈公仲微请教罢了。饶公去世后，陈公为他服心丧三年，并终身保存他的遗书。陈公侍奉祖父母时，祖父母说：“这个孙子善于侍奉我们，侍奉父母也不违背礼法。” 他服丧时因哀毁过度而闻名。他教导弟弟友端，从洒扫、应对一直教到成年，因此友端的亲人替他选择了好配偶；他又重新建造明亮高敞的房屋，均分家产，丝毫没有欺骗。后来他和堂兄弟二人共同居住，在急难时互相扶持，闲暇时彼此娱乐，见到的人都说他们真像同胞兄弟。每逢献迎长会，就按辈分拜见族人；暮春时传授规矩，举行祭墓。看到墓中树木被砍伐毁坏，他痛彻肌肤，最终因此冒着暑热向主管官府申诉，得病直到不起，可以说是天性至孝至友，一生惶惶不安，至死方休。他在家中安排事务井然有序，每月初一，长幼一定按次序拜见；每天早晨一定按次序作揖。他讲授《小学》和《四书》的大义，祠堂每月初一、十五的礼仪尤其谨慎，祭祀时如同亲眼看见被祭祀的人。从拜饶公为师回家以后，就这样实行了五十四年，始终如一。他家世代崇尚收敛节俭，到陈公尤其厌恶奢侈嗜欲；子弟不准酗酒和穿奢华服饰，即使幼童也不能松懈懒散、贪睡迟起，奴仆也不许欺骗懒惰。大概几十年前的贤士大夫之家，尚且很少有能达到这种程度的，难怪如今的人都惊叹其难了。陈公延请老师，不只是为幼弟打算；他多次举行文会来激励族人乡里，参加者大多才华出众。他讲学的朋友都是博学的名人，然而他们肯来时高兴得不能自已；在质疑订正古义之后，举杯畅饮，有时乘小车、划短船，在山脚水边笑歌游玩，看上去如同神仙，仿佛可以画入图中。他常说：“居家生活沉没在许多忧患之中，如果再没有朋友的帮助，损失就太大了。”不是笃信并且好学的人，不能说出这样的话。陈公庄重而舒泰，诚实笃厚而坦荡平和。他遏制恶行、表扬善行，怜悯贫穷、急难、疾病者的心意，纯粹出于天性。他涵养深厚、操守坚定，像山一样挺立、像深渊一样沉静；假使让他施展经世济民的才能，必定会有百姓受到他的恩泽。陈公以儒先生的身份居乡，见到达官贵人，没有不来向他询问政事的。对于救荒的办法及其利弊，他都提出过兴办或革除的意见。佑乙亥年，乡里有一群不逞之徒，时常聚集起来抢掠邻近地区，邑人心中动摇。陈公毁掉家产，供给民众组成队伍，抵御他们，最终使其溃散，铲除了首恶。中州的达官继任此地长官，听到陈公的声名，都愿意与他交往；拜访入门后，无不惊讶起敬。诗书传家的门风没有衰替，都是忠信笃敬的功效。流俗都说：“如果不是用诡诈手段求取机会，就难免被当今社会淘汰，为什么不看看陈公呢？”陈公辛酉年乡贡，考试文章使主管官员惊异。晚年文笔更加古朴淡雅，重实理而轻辞藻。诗歌本于性情，音律自然和谐。他一生即使仓促匆忙也不废弃手持书策，编纂成书的有《春秋辑传》《读易》《先师饶先生家集》《心开札记》《正人文字》《明雅录》，各若干卷。所著讲义、诗文若干卷，都收藏在家中。陈氏的上世从临汝迁到丰城，如今属富州。陈公三代居住在州城上方。曾祖父陈琬，祖父陈元胜，父亲陈伯皋，号西轩居士。祖母和母亲都姓曾。西轩居士一心引导陈公学习，最终使他的家业兴盛。他的见识有过人之处。陈公的妻子胡氏，有贤德的行为，先于陈公二十五年去世。继妻为孙氏。儿子二人：养颐；女儿三人：能静、能正、能定。杨允升、周天山、范渊的妻子能静、能正先于陈公去世。孙子四人：纮、同、森、仍；孙女二人，长孙女嫁徐煌，次孙女尚幼。陈公生于绍定癸巳五月，死于大丁未七月临终将要断气之时。他明白通达如平常地说：“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还求什么呢？”于是去世。陈公在贤者稀少的年代去世，有什么可遗憾的？然而长庚星和晓月尚在，遗留下来的老人又还有多少呢，真可悲啊！饶君为陈公作传已经很详尽了，却还说：“他厚重地承继古道，是写不尽的。”如果不是具备万善，就不能成就完整的本体；不是完整的本体，就不能称为全面归于道。陈公所说的学问究竟是什么？那么在一天之中，有哪些言语行为不能写入传记呢？因此，饶君为陈公作传并不是过于详细，而我的叙述也不是多余。陈公晚年常说自己有“四迂”，座右铭仿佛是：“我说话、办事，读书、交友，都有些迂拙。” 唉！仕途通塞、处境利钝，白天黑夜、昏暗光明，陈公安然顺受而不惊异。为什么呢？所谓迂拙，难道不是我们的道吗？葬于去世那年的十二月庚申日。墓在正信乡东山的高地上。铭文说：“道像宽广的大路，世人有时却说它迂拙；歧路虽多、捷径虽近，飞走之物难道有不同吗？高峻端正的陈公，顺从人情。所否定的事情，心胸却广大；头戴冠服，走在康庄大道上。后来徐徐建立功业，却没有得到；当时是我违背了时势。言语，使洛叟同归于道。遥望那东山原野，云暗如暮而月亮当空。君子在此安息，什么时候还能再次相见？他的书装满竹箱，前来求学的人以此为资粮。刻下铭文告知幽冥，这是迂拙朋友的言辞。” 毛耕道墓志铭

译大八年秋，毛君到山中拜访我，畅谈说：“得志时就出来做事，失意时就退藏，只有孔子和颜回能够这样罢了。然而不得任用却求取施行，退藏了却不能安于退藏，学者又怎么可以这样呢？我退藏已经很久了，自己所得的是：游览《离骚》却没有屈原的悲哀，吟诗逍遥却没有庄子的荒诞，并不拘守在狭小的围墙之内。何况所到之处都有巨人正学的遗风，使我思考并受到激发的地方很多。”所以辛丑年游匡庐，拜访白鹿朱祠，休息在陶渊明醉石；壬寅年到徐岩、象山，癸卯年到鹅湖，见到先儒聚集讲学的盛况，以及山川的灵异，像仙岩、龙虎山一样，因而都亲眼游览了。如今我所作的《来者》，写的是景贤堂张、李二公皱眉忧虑国事的地方；聚楼中还有二苏的诗，怎么能没有我的脚印呢？况且又见不到子久。大概庚辰年我才有幸与毛君交往，他谈《春秋》不拘泥于苛细的文例，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他下笔滔滔不绝，没有陈旧的言语，这是我羡慕而做不到的地方；他的诗清新警策、锤炼精工，是我所不及的地方。然而我不知道分别以来，他竟涵养深厚、操守坚定，远远超越流俗到这种程度。相留两日，我送他到山崖边才返回，深感对不起他。十年秋，又到洪都拜访我，迎上来问道：“是南州高士灌园翁来了吗？”我说：“是。”明年将要乘船去武夷，只是遗憾不能到洙泗。后来我和他一起登滕王阁，走过龙沙眺望西山，有人划着船、击打船桨向前而来，毛君向他长揖后登舟离去，当时还不知道这次别离竟会如此沉重。第二年十一月，毛君的儿子子铉来拜访我，并且哭着说：“先君在七月辛巳日去世，几个孤儿选择把他葬在永善乡榴树下面，冒昧请求您作墓志铭。”可悲啊！毛君来到洪都时，心意仿佛要振起我；而当时我还不能立即为他作铭。如今我将要头戴巾、脚穿云屦，追逐于无边无际的天地之间，而毛君却没有等我，终究惭愧于他。可悲啊！考察毛氏，是姬姓诸侯国的后代；晋代益州刺史毛璩来到太末安葬，留下的人便成为当地郡人。到宋代，毛滂在鄱阳做官，他的侄子毛公大喜爱当地风土，于是在乐平石溪定居，成为毛君的九世祖。曾祖父毛杰喜爱士人、乐于施舍，绍定辛卯年发生大饥荒时，打开粮仓赈济灾民，部使者袁公甫上奏朝廷授给他官职。祖父毛鸿渐，父亲毛天和，母亲姓某。毛君名畴，字耕道，生于淳祐庚戌年，七岁丧父，九岁便能写文章。他的清修洁行出自天性，如琅玕玉树一般，没有尘俗气。至元己卯年，郡博士齐梦龙急忙招致他，中州名人没有不以特殊礼遇对待他的；官府又发檄文任命他为余干教谕。到任后，他礼敬年高的儒者，招来俊秀人才，教育有规程，供养不缺，声誉传播得非常美好。过了六年，他慨然说：“可以回去了。”他曾给书斋题匾“求心”，认为求学的关键就在这里。他在郡城还有一所寓屋，不是出游的日子，便在那里读书，主要是要把胸中腹内作为藏书之库，先广博而后归约；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以诗歌最多。回到旧居五天，疾病发作将要去世，他神色不乱，说：“我就像空中的云，飘然如此而已。”享年五十八岁，娶章氏，先于他去世。儿子五人：鼎、铉、遂良、从老、之役。宾仲过继给别人。女儿二人：王振、徐琳。孙子二人：虎、佛。孙女一人。葬于去世那年的十二月癸卯日。儒者常说，求学以有用于世为期望，至于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罢了。其实不然。假使有不得已的心情横亘胸中，那么颜子身处陋巷、内怀幽忧，氏在风雩之地，也只是借助外物罢了。像毛君这样安于自己的遭遇，差不多可以见到圣贤的大意了；这哪里是容易对俗人说的呢？铭文说：“有人把心放在富贵利达的场所；这是把心求于尘埃浑浊之外。有人或许讥笑它迂拙，又哪里足以了解其中的内涵？大概是仰慕那不被理解却不悔恨的人吧？”刻下这篇铭文来彰明他的志行，永远不会磨灭。楚宫老人墓志铭 老人姓张，名成。高祖是单州单父人，生有四个儿子，其中次子名福，开始能够建立家业、聚合族人；福生五个儿子，次子名秀；秀生深，都有所成就。深的夫人姓董，生三个儿子，长子名用，幼子名甲，老人是其中的次子。金朝末年衰乱，军队多次兴起；凡遇到赋税征索，老人最终都辅佐兄长尽力应付，使人难以承受这种困苦，但老人从未显出畏惧的神色。后来单父遭受兵乱，于是向西迁到曹州楚宫县，居住在楚宫。家中事务承接兄长的产业，虽然家产丰厚，却从不询问收入支出。对弟弟尤其友爱深厚，性情温和善良、平易坦荡，不懂欺诈谎骗和诡薄之术；他的退让仿佛出于本性，具有汉代张叔长那样的风范。他终身不涉足官府，大概因为天性真淳未经雕琢，伦常自然合宜，不需教导便能达到善的境界。夫人郭氏，出自官宦之家，生八个儿子：进、珏、承务郎、兴县尹、泽、泗水务提领、汝辅、汝为、汝弼、荣；晚年又得到一个庶子，名某。长兄没有儿子，便由进继承宗祧；他的幼弟也有四个儿子，孙辈有若干人，渐渐都从事文学。老人亲眼见到儿子做官，张氏于是成为有声望的家族。自从皇元一统天下、太平降临，中州人士攀附进取，飞快登上显要职位；于是百余年间，荒芜的废墟和杂乱的村落，一旦变成高大的房屋相望，四马高车相继而行，人们往往叹息羡慕，说只是世运恰好如此罢了。依我看，艰难是家族兴盛的征兆；从前的艰难，老人一家首先经历过了。正因为艰难，所以知道畏惧；因为畏惧，所以善心产生；善心纯厚，祥瑞福庆自然由此而来，这也是事理。老人正是这样。从前卫文公迁徙到楚丘，国家几乎灭亡，穿布衣、戴布冠，最终却成为强国。老人的兄弟因为楚宫地处偏远而没有得到发展，难道也是这一类吗？这难道只是偶然吗？老人于至元丙戌年七月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一岁。郭氏比他晚十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葬在楚宫三乡朱博村，同一墓域。县尹凭借跟随征伐取得官职，又凭才能任职治理百姓，后来改任文职；他治理兴县时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有人请前进士余龙光，带着汪深所撰的《楚宫老人传》来拜访明善，请我为其墓作铭。明善是乡民，不能推辞。铭文说：“奋力渡过艰难，跃过险阻，内心战战兢兢；敬重兄长、使弟弟欢悦，并不是靠后天学习才能做到；内心平正，外表正直，是众人效法的榜样；善行福庆不会失误，家业蓬勃兴盛；子孙显贵繁衍，年老仍享荣光；贤能之才接连兴起，难道不能做到卿相吗？唯有长者的风范，在后世继承；我把铭文刻在这条墓道上，供百世验证。” 汪县令墓志铭

译公姓汪，名标，一名庭坚，字国表。歙州是大州，汪氏有十九支入籍此地，官宦成林，是有声望的家族。六世祖迁来此地定居，兴建环溪，成为饶州人。曾祖父大异有，祖父奖早年去世。父亲恭亨，身材魁梧、气概豪迈，凡是能够增益他子弟的名士达人，没有不敬重而不轻慢他的。他建楼题匾“掇桂”，人们称他为“掇桂翁”。大概先世曾有在桂林的人，而“掇取月中桂”是徐公兢留下的题词，正是借此来期望后代。公出生便有异于常人的资质，史书称卫叔如玉，人们观看他时全城都为之倾倒。假使公与卫叔同时，不知卫叔还能否以美貌见称。公九岁就能作文，下笔滔滔不绝。十九岁进入太学，跟随叔父汪公复担任博士，叔父把写作秘诀传授给他，他超然领悟，文思如云气蒸腾、河流奔涌，笔势横生。癸酉年秋闱贡试，试题是“彰厥有常，止翕受敷施”，他构思文意，认为天下正处在君子的福泽之中，又处在圣人的度量之中。主考官惊异，凡是在考场上仓促写成的文章，大多都像这样精警。咸淳甲戌年登第，授迪功郎，任隆兴府南昌县尉。“掇桂翁”高兴地说：“我题楼的名字没有白费啊！”至元丙子年，郡将常福生把郡中户籍上报朝廷。常侯与“掇桂翁”交情深厚、无话不谈，于是上报公的姓名，督府发檄文任命他充任兴县□□事。几个月后，县民正依靠他而获得安定，但东浙并不安宁，震动邻近地区，也波及自身。公上书□□□□请求归还，给自己的书室题名“虚舟”，取养空而游的意思。他潜心玩味□□□□□□，融会贯通，都是自己有所领悟，从未拿给别人看。乙酉年，郡中□□□□□□□□□员，我有幸与公同列。公写信给我说：“汉代□□□□□□□□□□学校，宋代到仁宗时才下诏令天下建立学校，如今干戈□□□□□□，使盛美的传统□□□□□衰落了。古人不轻视小官，而且朋友之间讲习□□□□□□，难道不应该以此为志吗？”于是我们分席讲学，共三年，他的教化蓬勃开展。□□□□□□□□□俊秀人才文质彬彬，都是公的功劳。后来集贤初庵传述公□□□□□□□□，与齐梦龙一同作为来学者的榜样，公也不推辞而前往，仍然遵循先前的志意。然而任期未满便归去，不再出仕，于是更加用力读书。每逢有所会心便抄录编纂，巾箱装得满满的；窗棂洁净、稀疏明亮，宾客在庭院门窗之间送走岁月，不知不觉头发已经白了。与年高的旧友饮酒论说文章，连日留宿，春日和暖、秋日清爽时，拄着瘦竹杖轻快地徘徊于山水之间；像这样过了二十多年，最终去世。可悲啊！再过二十年，人怎么会厌倦呢？难道造物者竟吝惜给他寿命吗？公侍奉掇桂翁，生死都没有违背母亲的意愿。原配玉牒赵氏，公实际出自程氏，而赵夫人尤其疼爱他。家事诹（缺文）。《芳谷集》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