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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苏平仲集》　别集类第五【明】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苏平仲集》十六卷，为明代苏伯衡所撰。苏伯衡另有《空同子瞽说》，已经著录。此集卷首有洪武四年刘基所作的序，而集中《厚德庵记》说，庵建成于洪武壬戌十二月，那么这篇记就是洪武十五年以后所作，刘基所作的序是尚未定稿的初稿序。集末又有洪武八年胡翰所作的跋，说苏伯衡被选入太学六年；考察《明史》，称苏伯衡在丙午年任国子学录，苏伯衡所作《国子学同官记》称在丁未年升任学正，他的诗中又有“庚戌七月十日奉命编摩国史”的句子，那么苏伯衡由学正升任编修，实际上是在洪武三年，距丙午年仅五年。胡翰与苏伯衡同时代，他的叙述不应有误，或许是《明史》误将年份移后了一年吧？此集由正统壬戌年处州推官黎谅重新刊刻。宋濂在序中称苏伯衡不刻意求得像古人，却没有不似古人的地方；《明史·文苑传》又称宋濂以翰林学士身份承诏退休，推荐苏伯衡代替自己，并称他的文章丰美而有法度，这大概并非虚假的美誉。郑瑗在《井观琐言》中批评他的构思过于艰苦，遣词过于繁缛，不可以作为法则，这是过高的评论。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敬校订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六 《苏平仲文集》目录　别集类第五【明】卷一 杂著 《周书补亡》三首 补写范宣子答复郑子产关于轻币的一封书信 《师俭训》《畏慎训》《苍玉轩释》《默存斋释》《寓轩解》《中谷解》《金子权字解》《橘亭对》《听竹轩对》《舣航辩》《名亭辩》《望云亭志》《志杀虎》《广原芝》《太素原》《冲静篇》卷二 杂著 《分野论》《问刑》《兰雪轩铭》【附序】《全有堂箴》《桂衡孟平字箴》表文 代翰林院作《劝进表》国子学《贺登极表》代翰林院作《贺登极表》中书省《贺平杭湖秀越表》代秦王府官作谢表 谥册文 懿祖、懿祖妣谥册文二篇 制诰 代詹学士作《封靖西王制》《梅思礼授大都督府副使制》《潘兴祖授飞熊卫指挥使诰》《王弼授骁骑卫同知指挥诰》颂赞 《节妇黄氏旌门颂》【附序】《何遯山先生赞》【附序】《梦芝轩赞》【附序】《宗忠简公画像赞》《殿撰王公画像赞》【附序】《虞文靖公真赞》【附序】《太师韩国公画像赞》《谭君小像赞》《郑氏三老图赞》【附序】策题 国学公试策题八首 卷三 说 《养素斋说》《慎修斋说》《默斋说》《存斋说》《常吉孟迪字说》《范氏二子字说》《戴生名字说》《谭氏三子名字说》《楼彦珩字说》《染说》传 《缪美传》《武德传》《萧寿传》《范干小传》《胡家祐传》《金贞妇高传》《王铭传》《谢成传》卷四 传 《谭济传》《张正传》《黄梦庚梦裴传》《张毅传》《黄母刘传》《陈节妇传》《天刑生传》《梁道士传》序 《林氏族谱序》《谭氏家谱序》《黄氏家范序》《吴氏孝义集序》《古诗选唐序》《重教汉▯字源序》《偏旁辩证序》《心学图说后序》《范氏文官花诗序》《蔡氏重修族谱序》《三寿图序》《陈氏文录序》《埙篪集序》卷五 序 《说斋先生文粹序》《张潞公诗集序》《申屠先生诗集序》《洁庵集序》《陈子上存稿序》《郑璞集序》《雁山樵唱诗集序》《郑叔文字序》《王子文字序》《宗元常字序》《王子成传后序》《送欧阳公辅序》《送陈季明序》为陈伯柔送行的序 为胡先生返回金华送行的序 为谭镇抚调任平阳送行的序 为孙太初送行的序 第六卷 序 为晋王相汪君送行的序 为孔成夫送行的序 为梅知州送行的序 为田同知赴任太原送行的序 为楼生赴国学送行的序 为徐生返回国学送行的序 赠给高士敏的序 赠给林子山的序 赠给▯黙子的序 赠给金与贤的序 赠给岳德清的序 记 天宁禅寺大佛殿记 开元教寺兴建记 太平归元禅寺记 重建广福院记 清泉庵记 重建江口斗门记 松阳县学恢复射圃记 核查田地记 第七卷 记 国子学同僚记 王氏祭田记 陈氏祠堂记 修睦堂记 一心堂记 同爱堂记 友恭堂记 寿岂堂记 悫敬堂记 春晖堂记 宝贞堂记 师莱堂记 瞻云轩记 春晖亭记 怀远亭记 商山旧隐记 厚德庵记 厚本亭记 时思堂记 第八卷 记 川上书堂记 平村山书舍记 刘氏水竹居记 世美堂记 安遇堂记 节义堂记 存古堂记 师古斋记 景古斋记 坚白斋记 防斋记 松石斋记 静学斋记 幽斋记 洗心亭记 梅初亭记 南轩记 清源书隐记 《南华谪居图》记 第九卷 记 定轩记 清风幕记 听松楼记 听泉楼记 皆山楼记 三然楼记 冰壶轩记 湘南清趣轩记 临清轩记 兰芳轩记 遂初堂记 南野堂记 西枝草堂记 蕴玉山房记 爱竹山房记 竹林书舍记 栖云轩记 ▯山庵记 第十卷 题跋 跋陈彦弼诰 跋宗忠简公诰 跋王鲁公除少保诰 跋汉上先生赠父诰 题郑宣抚墓志铭 跋愚斋先生奏稿并诰 跋谭侍郎传 书写徐文清公家传后 书写贤良王公遗书后 跋《四英图》跋先文忠公墨迹 书写《清宴阁记》后 书写《灵洞栖真院题名》后 跋黄侍讲《送郑仲舒序》跋张承跋隶古歌 跋陈子上书 书写《张孟兼字说》后 书写《归婴说》后 书写《徐进善三命辩》后 题《勤有堂》卷 《群书百考》跋尾 书写《读易记》后 书写《德泉铭》后 跋《保母帖》跋先文忠公和韦诗 题刘养浩《铙歌鼓吹曲》书写《上蒲陈氏族谱》后 第十一卷 祝文 国学大成殿修建祝文二首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张都督府上梁文》碑铭记类作品 《悟真寺碑》《兰室馨禅师石塔铭》《天地泉铭》【附序】《辩证室赞》【附序】《天香室品》《清净禅庵记》《苍雪轩记》《无涯偈》

译《送玉上人游方诗序》《澹游集题辞》谥议 《南阳先生谥议》《遂初先生谥议》祭文、哀辞 《代胡左丞祭常忠武王文》《代廖平章祭忠武王文》《祭许祭酒文》《祭段知府文》《祭胡先生文》《夏太史哀辞》【附序】《贞惠先生哀辞》【附序】卷十二 碑、志、碣 前元朝曾追赠亚中大夫、集贤直学士的包公墓志铭，以及金华卫指挥副使王公的墓碑。《温州卫中左所千户马公墓碑》已故元朝吴汒州儒学教授孔公墓铭。《梅轩处士林君碣铭》《郭君墓志铭》《黄景昭墓志铭》《敏斋处士林君碣铭》《张母林夫人墓志铭》《翰林应奉唐君墓志铭》前元朝曾任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的周公墓志铭。前元朝曾任承徳郎、浙东都元帅府都亭的郑公墓志铭。王府君的墓志铭。《竹坡处士俞元瑞墓志铭》卷十三 志、表、行述 前元朝曾任温州路同知、平阳州事的孔公墓志铭。前元朝曾任朝请大夫、佥太医院事的包公墓志铭。逸叟处士徐君的墓志铭。《宋君墓志铭》《许处士墓志铭》《鲁山处士王君墓志铭》《韩君墓志铭》《已故元朝翰林侍讲学士陈公墓表》《谢氏西山阡表》《吴府君墓表》已故元朝承德郎、江浙等处行枢密院判官周公墓表；谭府君行述。《陈子上墓表》《先左司府君圹志》《先郡君墓板文》卷十四 志、圹 《桂府君墓志铭》《赵州判官张君墓志铭》《谭益之墓志铭》《庸斋吴君墓志铭》《孔教授妻汪夫人墓志铭》《夫人周氏墓志铭》《杨子瑜墓志铭》《见山处士王君墓志铭》《林县丞母吴夫人墓铭》《周君墓志铭》《能知州妻王夫人圹志》《柳君妻潘氏圹志》《节妇郑夫人圹志》《亡弟思诚圹志》《东谷先生赵君墓铭》《玄逸子碣铭》《郭府君墓志铭》《两山处士王君墓志铭》《危斋先生王希言甫墓志铭》卷十五 诗、赋、辞 《义门诗》【附序】《钩勒竹赋》《云林辞》【附序】古今诗 《周伯宁春晴江岫图》《送蔡思贤参政使蜀》《送秦待制出守陇州》《送宋起居还金华》《玄潭古剑歌》《送曹叔温赴淮安幕》《郭熙关山雪霁图》《题张防稽扇》《题耕隐卷》《送金主簿赴吴江任五首》《送李丞赴堂邑》《流觞图同龙子高作》《送饶彦才还旴江二首》《送陈思可赴进贤任》《长江送别图》，为朱仲雅赴山西省幕饯行。中丞刘先生阁前有一枝并蒂山茶花，于是仿效柏梁体，写诗呈给陪同诸公郊行。绝句 《送王希旸使交趾》《即日》《赠徐季子》《朱泽民画》《方壶云山烂熳图同胡士恭题》庚戌七月九日申时，恭敬地接到御笔宣召，作此诗赋。第二天在奉天门入朝觐见，接受了编修国史的任命。作口号诗。第二天前往丞相府申诉辞职，抒发心怀。过了三天，听说丞相因辞职归养，蒙皇上特许允准；写诗记下喜悦，不久又被留下校勘《元史》。《寄吴文明宪制》《赠王检校还北平四首》《连雨杂书二首》《史馆杂书》《东斋夕书》绝句 《雪夜联句》卷十六 别集 《空同子瞽说二十八首》

译《苏平仲文集原序》汉武帝想教霍去病兵法，霍去病推辞说：“只要看方略如何罢了。”宋濂说：“霍去病真是能够用兵的人。古今形势不同，山川形势和风土气候也不同，而敌人用来取胜、伺机进攻的办法，常常纷繁杂出，没有穷尽。我们如果不能用灵活变通的策略应对它们，却拘泥于古代遗留下来的法则，那么想不遭败亡就很难了！”写文章为什么不同于此呢？古代写文章的人，未曾互相模仿；内心积蓄充沛，向外抒发，自然形成文章。他们的道理明白，叙事核实，顺势引申，浩浩荡荡而有余力，难道一定要窃取前人的辞句来求工巧吗？自秦以后，文章没有比宋代更盛的；宋代文章又没有比苏氏更盛的。像文公那样变化奇伟，文忠公那样雄健奔放，文定公那样宏阔秀逸，自有书籍以来，实在很少遇到这样的人。他们起初哪里有空闲雕琢藻饰来安排文辞呢？最终能够达到这样的极致而光彩无法遮掩，他们的修养就可想而知了。近世道术衰微，元气衰弱，文章的衰落已经非常严重。喜欢放纵恣肆的人，失之于驳杂而不醇厚；喜好摹仿的人，被拘束在格局之中而不流畅。闭口合声、拼凑辞句，不能稍稍自我振作以震动人的耳目，就好比破旧的扫帚和漏水的酒器，即使家中收藏、人人拥有，与鲁国的弓和郜国的鼎相比，也已经相差很远了。我每次读三位公的文章，没有一次不长叹的。大概是到了晚年，才得到平仲这样的人。平仲是文定公的后代，年少时聪敏绝伦，诵读讲说毫不费力便能熟习。中年以后，在文章辞藻上大下功夫，精深博大而不粗疏艰涩，丰润充实而不烦琐繁缛；他不刻意追求像古人，却没有一次不像古人。他在本朝做官，由国子学录升为学正，皇上亲自擢任他为国史院编修官，他以眼疾为由辞职归去。我以翰林承旨的身份请求致仕，将要回报天子时，皇帝命令我举荐能够替代自己的人，我便以平仲应诏。平仲到任后，又坚决辞谢，皇上也怜悯他的诚意，特意赐给他文绮和楮币，遣送他回去。天下的学士都推重平仲的文章，同时无不惋惜他被疾病困扰。有人在当时困顿，却在后世显贵；也有人在当世显贵，后来却无人知晓。他们得失的久近，究竟是怎样的呢？谁知道平仲当时的困顿，正是成就他极高声望的原因呢？我最为看重平仲，所以作序评论他的文章；这既是为了感叹苏氏三公的成就无人能够企及，也是为了欣喜当今世上又有这样的人。平仲名伯衡，他的先祖居住在眉地，自文定公的长子、徽猷阁待制苏迟来任婺州知州后，便在这里安家。如今他是婺州金华人，距离文定公已有九世。洪武十三年冬十月，前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宋濂。序。文章以义理为主，由气势来抒发它。义理不明白，就成为空洞的文章；气势不足，义理就没有凭借来驾驭。文章的盛衰，实际上关系到时代的治乱兴衰。因此先王用诗来观察民风，便能知道国家的兴亡，难道是随意这样做的吗？文章和诗都产生于人的内心，体制虽然不同，但构思、用辞以及规范法度，本来没有什么不同。唐、虞、三代的文章，内心真诚而表现于言辞，不矫揉造作来求工巧，也不说空话强行聒噪。因此义理明白而气势旺盛，玩味他们的辞句，想见他们为人，大概无不是懂得道德、听闻大道的人，何况又经过孔子的删定呢？汉朝兴起，鉴于衰周在华饰方面的弊病，便反过来崇尚质朴。因此丰沛一带的歌谣雄伟而不加修饰，改变风俗、变易崇尚的契机，实际上从这里开始。汉高祖、汉文帝的诏令，天下都采用简明直率的文风。于是仪、秦、商鞅、李斯那种悬河之口，到这里便受到遏制和杜绝。所以贾谊的奏疏、董仲舒的对策、韦孟和傅毅的诗，全都妥帖恰当，不说诡奇之语，不以惊动世人为能事，但意思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了，这是因为义理明白，气势足以将它抒发出来。因此自周朝以后，享有国运、延续国祚的朝代，汉朝最长久，这是有原因的。汉武帝雄伟的才气，大概覆盖天地，而司马相如又用夸张炫耀的文章来助长它，使汉武帝发动夜郎、邛筰、通天、桂馆、泰山、梁父等事业，与秦始皇所做的事情没有不同。这导致不得不劳烦手持斧钺的使者，封富民为侯，下达轮台诏书，后来才勉强能够善终。文章不以义理为主所造成的祸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仍然崇尚这种文风。因此扬子云凭借此事被汉成帝知遇；然而质朴厚重的根基从未丧失。所以赵充国虽是将领，却有屯田的奏章；刘更生是宗室子弟，却有封事进言。他们反复陈述，周密辨析，诚意恳切深至，义理明白，辞意通达，气势畅达舒展。这两个人并不是急切地要以鸿儒硕学同当代人争名，难道不是因为这种风气有根源，并且他们自然而然地得到它吗？唉！这就是西汉文章所以盛大的原因。国运断绝后又得以延续，就像元气没有毁坏，天地也没有死亡一样。谈论西汉文章却不涉及这些，只把司马相如、扬子云推为首要人物，不也可悲吗？东汉除班孟坚以外，虽然没有雄奇的文章，但大体上也没有改变旧有的崇尚，因此也没有失去西京旧日的风貌。下至魏、晋，降及隋朝，只是一天天走向华丽靡弱罢了。因此不只是国运不能长久，政治教化所能达到的范围，也不能遍及四海。后世观察国风的人，为什么不从这里寻求原因呢？继承汉代而拥有天下、享有国运并延续国祚，几乎赶上汉代的，是唐朝。所以有陈子昂承继汉风，接着有李白、杜甫；有韩退之，又有柳宗元相和，后来文章的气势才重新昌盛，义理也有了凭借来驾驭。诗文都不逊于汉代，这正是几位先生的力量。继唐而有宋，周、程、张、欧、苏、曾等人相继出现，于是文章追及汉唐而更加高明，往上甚至窥见三代，难道不是因为义理胜过前代而气势充沛吗？元朝承继宋朝的统绪，子孙相传，仅仅超过一百年，而刘、许、姚、阎、吴、虞、范、揭、欧、黄等人，诗文都足以流传后世，这是由于元朝疆域最为广大。大明承受天命，疆域之大，向上超过汉唐，向下与元朝相同，并且比宋朝广大。虽然统一天下还不久，但高雅的文章、宏伟的辞章，已经有翰林诸公等人，我的故友之子苏平仲也是其中之一。平仲是文定公的第九世孙，文定公长子苏迟，讳迟，凭徽猷阁待制、工部侍郎的身份镇守婺州，于是便在婺州安家，所以平仲如今是金华人。他从前以乡贡进士起身，被选为国子学录，随即升为学正，皇上亲自擢任他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一时都称为得人。他见于著作的文章，语言精粹而辞意通达，见识不凡而意旨不诡异，这也由于他明白义理而气势昌盛。

译我和他同在朝廷，每次得到他的文章来读，没有一次不为之击节赞叹。圣天子在江左兴起，文才之士纷纷为朝廷出仕，其中金华的君子最多；典册的制定、文檄的发布、旧事的讲论，都光彩灿然，足以使国家文采焕发。所谓品德如圭璋般高洁，声誉美好、声望卓著，而又端庄高昂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平仲，这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将来征求我朝文章言语的精工之作，用以彰显国家的盛美，并追踪比配汉唐诸位作者，必定会从平仲的文章中有所取法吧。平仲的文稿留在我这里已经很久了，如今我得知他将回金华省亲，特意举述古人的大略，为他的文稿作序并送还，以表达我的期望。洪武四年春正月十日，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前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防军诚意伯、括苍刘基作序。钦定《四库全书》《苏平仲文集》卷一，明苏伯衡撰，杂著 《周书》补亡三首 献禾 叔虞受封建立唐国时，境内生长出嘉禾，两块田里的禾苗同茎共穗，于是献给周王，拜手叩首说：“天子啊，这是祥瑞，我小子不敢知道；这是不祥，我小子也不敢知道。何况敢说它永远会使福庆诚信地降临吗？皇天上帝既然曾经崇高地建立夏朝，夏朝如今却因此覆亡；既然曾经崇高地建立殷朝，殷朝如今也因此覆亡。唉！天命难以预知，禾苗却并不难以认识。勤劳地开垦荒地，禾苗就生长；开垦荒地不勤劳，禾苗就无处生长。禾苗能否生长在于人，不能生长也在于人。因此上天降命给夏、给殷，也只是因为它们使用德政；上天断绝夏、殷的国命，也只是因为它们不使用德政。上天并不难以知晓；不长久保持德行，所以不能长久保持天命。我听说上天会降下灾异的征兆，即使灾祸不大，也确实没有谁可以不犯过失，因此不可不加以警惕。祥瑞不断到来，即使自我反省而觉得顺遂，也同样不可不警惕，否则就会有艰难。唉！天子不要自我夸耀说‘这是祥瑞降临’，只应说‘还没有达到善美’；早晚恭敬修养德行，不要安逸，不要懈怠，这样才会永远不失去上天降下的美好命令。” 归禾 唐叔把嘉禾献给周王，周王命令把它归还。周公于是说道：“唉！这是美好的祥瑞，并不是我这个年幼无知的人能够达到的，也只是叔父周公的德行合乎时宜。周公虽然亲自居住在东方，却并不是不在我们周国；他确实是我的股肱和耳目，使我的国家渡过了许多艰难。而我这个年幼无知的人昏昧不能明白，所以上天大降威势来震动我。如今又明显地降下美好的祥瑞，用来彰明周公和我不只是像一个人。唉！正因为有周公，天还没有抛弃我，我哪里敢不敬畏顺从上天？我哪里敢阻止周公的功劳？你把它送还给东方的周公吧！”周王说：“古代的大圣成汤达到皇天之德，尚且还依赖伊尹。又及我敬爱的祖父文王接受殷的天命，以及我的显考武王承接福禄，也都依赖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何况我这个年幼无知的人，如果没有周公教导告诫我、在我身边辅佐我，我就不能治理我所受命统治的人民。何况还能说自己可以上达于上天吗？唉！希望你已经把心思长久放在我身上，恭敬承受上天的美好命令。唉！不要说我是年幼无知的人，只要顾念先王文王、武王就够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嘉禾 周公既然得到归还嘉禾的命令，便写作此书来告诫说：“使者来传达命令，赐给我说：‘嘉禾接连到来，如今出现在我旦身上。’唉！我旦还恐怕不能恭敬地辅佐王，以至于获罪于上天；早晚不敢自以为伟大，怎么敢贪取上天的功劳，说那是自己的祥瑞呢？我旦的祥瑞，只是由于王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德行，上天于是再次施加眷顾和命令，美好的祥瑞才会聚集。唉！这既是大可庆贺的事，也是大可忧惧的事。我想到世人尚未遭遇祥瑞时，没有谁不畏惧；已经遭遇祥瑞时，却没有谁还畏惧。不知畏惧可畏之事，就会放纵淫逸、懈怠和傲慢，从而招来自己的罪过。所以自古以来，无论大小国家，没有不用降下灾祸而日益兴盛的；也没有不用降下祥瑞而日益混乱的。唉！王还请长久敬畏地思考这件事吧！王还请像商王中宗对桑树、谷树的灾异那样恭敬谨慎吧！王如果能够谨慎，上天对他的眷顾和命令就会再次降临；王如果不谨慎，上天不但不会再次降命，也会制造灾祸。王也会陷入畏惧之中。我不敢多作告诫，王只需用心体会；我只是王的股肱。内心不努力，股肱又怎能有所成就？那就太少见了。唉！要谋划到事情的最终结果，永远保全这种显著的美好命令。” 《书序》中有《归禾》《嘉禾》的篇名，却亡佚了篇文。我私下认为，即使是唐叔献禾，也应当有相关文书，大概都散佚了。从前白居易作《汤征》来补亡篇，君子并不责怪他。我伯衡虽然不聪敏，却冒昧仿效此例，作《献禾》《归禾》《嘉禾》共三篇。把陶窳、缶、殳丁卣、父辛爵、屈生敦、台夫鼎拿来比较它们的精美，我真是不知分寸啊！这难道不是非常可笑吗？伯衡记

译补作《范宣子复郑子产轻币书》范宣子执政时，诸侯所赠的礼物很厚重，郑伯为此忧虑，便写信托付子西转告宣子。宣子很高兴，于是减轻了礼物，给子产回信说：“四邻诸侯因为敝国是盟主，早晨来朝见以修好，用礼物来表达诚意，没有一刻停止过。寡君曾经命令我们这些大夫说：‘我听说山涧、溪流、池沼、水洲所产的草木，浮萍、白蒿、蕴藻之类的菜，筐、筥、锜、釜之类的器物，以及积水、洼水、道路上的积水，都可以用作食物。’如今各国来朝，进献玉帛，把它们充实庭院，又将拿它们怎么办呢？寡人想辞谢这些礼物。”大夫回答说：“并不是贪图玉帛，只是供奉礼仪。国家的大礼，只有朝见和聘问。凡是朝见、聘问，有珪有璋，有友好之货，有陪鼎，有赠送的财物，这些都叫作礼。礼的设置已经很久了，谁敢废弃它呢？盟主是要用礼来统率诸侯的。君王想不烦劳诸侯，使他们不用送礼，这是废弃先王的大礼，可以吗？”寡君采用了我们大夫的话，只求实行礼仪，所以接受礼物而不推辞。否则，敝国对于诸侯的礼物，接受了尚且不想要，何况还想让它加重呢？萧鱼之会时，执事尽量拿出本国的财物，又以宗庙重器加重礼物来取悦于我，这是您所知道的。” 当时，诸侯中寄居在敝国而受到礼遇的人见到这件事，都说：“晋国和郑国是兄弟之邦。”如今郑国侍奉晋国，尚且不敢不恭敬，还增加礼物，何况我们这些异姓之国，谁敢吝惜牺牲和玉帛，不用它们来进一步申明对晋国的礼敬呢？于是礼物没有不增加的。从此以来，礼物加重，本来就有这种情况。然而，增加礼物来表示礼敬，是执事您启发造成的。至于礼物增加而寡君不能制止，实在是我不聪敏，不能补救察觉、加以劝谏，才到了这种地步。我岂敢不服罪呢？如今您不把这件事归罪于我，我认为敝国仰赖您的恩惠；但又用加重礼物来加深诸侯的负担，恐怕您没有想到这一点吧？敝国虽然狭小，公家的赋税不必全部搜取，只取栾、却、胥、原、狐、续、庆伯等国邑的赋税，用来供应各种事务，府库常有余财，这是事实。况且诸侯的礼物，难道会有什么依赖呢？谁会相信这种说法？从前我们的先君悼公施舍财物、拿出积储来救济百姓，使国家没有积压的物资，也没有困苦的人民；公家不垄断利益，百姓也不贪求利益，这种情形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因此敝国对待百姓，养活他们而不去搜刮，是有来由的。百姓尚且不被搜刮，何况诸侯呢？凡是我们的同盟国，彼此地位相等，难道敢有搜刮之心吗？” 救济他们的匮乏，沟通他们的有无，没有谁敢不尽力。如果说要搜刮他们，那又有谁来搜刮呢？或者是君王的苛刻恶行时常发生，百姓疲惫困敝，土地的出产不足以供应事务，因而想到将来礼物增加，心中后悔；如果仍按原先的做法，就担心没有东西可以供给请求，又害怕烦扰，于是借我的话来作为借口吗？主持齐国盟约的人，将只讲究礼仪，难道是吝惜礼物吗？礼要靠礼物来实行，也靠礼物来完成。礼完成了就够了，难道在于礼物厚重吗？即使君王力求节省农事开支，也是敝国所喜爱的。礼仪如果没有废弃，礼物原本就是遵从寡君最初的愿望，哪里敢责备过分呢？我只知道享礼罢了。《周书》说：‘享礼重在仪式，仪式如果赶不上礼物，就叫作没有享礼。’寡君对于诸侯，懂得怎样举行享礼，也懂得怎样算作没有享礼。没有享礼，必然抛弃信用；抛弃信用，必然背弃盟约；背弃盟约，必然激怒邻国。激怒邻国，将免不了用一支箭射来；即使想用礼物相互周旋，也没有什么作用了。礼物虽少而礼仪丰厚，难道不仍然胜过没有享礼吗？执事请好好考虑这件事。” 《师俭训》义门郑君仲德已经继承家政后，便来到师俭堂，召集家人进来，告诫他们说：“我的弟弟、侄子、儿子、孙子，都听我的训诫。从前汉朝丞相鄼侯置办田地房宅，把它们放在偏远的乡里，建造房屋却不修筑围墙，说：‘要让后世贤者以我的俭朴为师。’这些话你们听到了，也要以此为师。唉！你们所要学习的，难道只是鄼侯的俭朴吗？古人住茅屋而不加修剪，筑土台阶、使用土制食器，有唐尧这样的圣人，便不可不学习；使宫室低矮，穿粗劣衣服，吃粗淡食物，有夏禹这样的圣人，便不可不学习。唉！尧和禹都是圣人，尚且如此俭朴；我们和你们，何况只是普通百姓，为什么不能俭朴？尧和禹都是天子，尚且如此俭朴；我们和你们，何况只是平民，为什么不能俭朴？要想到俭朴，就像车有车闩、马有缰绳；车靠车闩停住，马靠缰绳控制，人如果没有俭朴，感情随从欲望，又用什么来约束呢？考察古今，国君、卿士以及百姓，没有能够俭朴而反而不吉祥的，也没有不能俭朴而反而不遭祸患的。如今我和你们，不要彼此说俭朴没有益处，也不要彼此说不俭朴没有过错，希望彼此早晚都谨慎啊！” 唉！先祖有训诫说：‘不要放纵奢侈，以触犯上天的刑罚。’每天早晨都诵说它，这已经是旧有的规矩了。如今我为什么又要这样说呢？你的训诫只针对我们郑氏；我郑家在这里建立家业，自从宋朝以来，我的九世祖才开始创建义聚之家，经过五代才达到大兴盛，又经过五代才延续到今天。如今我和你们居住、使用的东西，那些房屋以及各种器具，没有一样不是先祖遗留下来的；没有雕刻装饰，没有奇异巧制，这些都清楚可见。不只是先祖留给我们后代的东西如此。我听说先祖自我供养，从衣裳到饮食，也没有轻暖肥美之物。我们的先祖难道没有耳目口鼻的欲望吗？只是他们不敢不把俭朴的德行放在首位。他们如此行事、如此遵循，以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己的身，保全自己的家业，长久保持自己的谋划。唉！先祖能够俭朴，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是真这样做，所以我们后代得以依赖他们，才能有今天。周人有话说：‘世代享有禄位的家族，很少能够遵循礼义；坏的风气变成奢侈华丽，万世都随波逐流。’我难道可以不在此时有所警戒吗？我难道敢不训诫你们吗？俭朴的作用如此重要，你们为什么不永远想到家族的兴衰就在于此？那么就不要毁灭义行，不要放纵欲望，不要倚仗奢侈，不要沉溺享乐。” 凡是衣服、饮食、器物、用具，直到各种事情，与其过分奢侈，宁可过分俭朴。去掉过分，也去掉可能还不够适度的地方，遵从约俭，并使它达到原本尚未约俭的地方。唉！你们能够采用我的训诫，才算能够和先祖相合，也才算能够以古人作为老师，这就是义门的俊彦。周还拜师。希望师俭堂不要使先祖蒙羞，你们后人也要永远有可师法的先祖。仲德的家人都说：‘谁敢不恭敬！’拜了两拜，快步退出。仲德于是请眉山苏伯衡把这些话写在册上，完整地训诫子孙。《畏慎训》

译赵君彦嘉以敬畏谨慎自我约束，于是写了“齐居”二字的大字，悬挂在座位右侧。这难道只是为了早晚观看反省吗？大概也是要训导后代的人吧？我于是作训说：“我听说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如同渡过春日的薄冰，如同踩着老虎尾巴，这就叫畏。又听说明察专一、恭敬谨慎，如同拿着玉器，如同捧着满器之物，这就叫慎。内心不畏惧，就会损害处理事务；不谨慎，就会损害应对。只有畏惧和谨慎，才是重要的道路。因此君子不敢不遵循。唉！心念发动，如同火焰燃烧，如同河水决堤，如同马匹奔逸。君子安放心念，如同救火，用畏惧作为水；如同防堵河流，用畏惧作为土；如同驾驭马匹，用畏惧作为缰绳。因此心念没有不能保存的。事情到来，如同丝线纷乱，如同车辐聚集，如同蔓草滋长。君子处理事务，如同整理丝线，用谨慎作为梳子；如同运转车辐，用谨慎作为车毂；如同除去蔓草，用谨慎作为斧头。因此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考察古代先民，有唐尧、虞舜、大禹、成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既然能够成为圣人，也无不是实行畏慎。有丹朱、商均、鲧、桀、纣、幽王、厉王这样的人，不能成为圣人，也无不是因为没有实行畏慎。” 唉！难道圣人与狂妄之人的区别，只在于实行畏慎和不实行畏慎吗？诸侯能够保全国家，大夫能够守住家业，士能够保住职位，百姓能够保全自身，也只是因为能够畏惧、能够谨慎。畏惧而不畏惧，谨慎而不谨慎，从来没有不使国家灭亡、家业丧失、职位失去，并给自身带来凶祸的。唉！凡是人，只要畏惧所应畏惧的，谨慎所应谨慎的，也没有什么做不到；即使没有明确可畏惧的事，也能运用畏惧；你说已经完全谨慎了，也能继续运用谨慎，这才是很少有人做到的啊！一定要把畏慎用于应当畏慎的地方，这样才不会陷入畏惧；否则最终仍会陷入畏惧，虽想谨慎也来不及了。唉！我把听闻于前代正直之人的格言，全都告诉你了。你早晚都要畏惧啊，谨慎啊！你还没有畏惧，就要畏惧啊！你为什么不畏惧，也要畏惧啊！你还没有谨慎，就要谨慎啊！你即使自以为谨慎，也还要谨慎啊！这样你才能保存自己的心，才能办成自己的事，也才能够遵循圣人的道路啊！这不只是能使你自身不遭祸患；如果你有职位、有家业、有国家，也希望你能长久保全它们啊！唉！努力吧！努力吧！” 《苍玉轩释》轩名为什么叫“苍玉”？因为四面竹子森然挺立，如同玉石。竹子为什么称为玉？因为看重竹子。为什么看重它？看重它的德性。它的德性怎样？君子认为，竹子冬天生长，体现仁；内部空虚，体现道；有青绿色的纹理，体现特异独立的志向；纹理有条理而能分析义理，体现正直；挺直而不弯曲，体现勇敢。它可以制成律管、简册、箭杆、箭、笾、篚、手杖、竹席、船篷、扇子，没有一样不适宜作为材料。声音合乎节奏，是乐；群居成族，不相依倚、不相纷乱，是礼。它的德性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怎么能不珍贵呢？珍爱它却不把它比作玉，哪里足以称为珍贵？那么为什么称为“苍玉”？因为它的质地像玉，颜色苍青。质地温润，与玉没有区别；颜色苍青，与玉也没有区别。只给予它玉的质地，而不取它玉的颜色，可以这样说吗？玉有六种，苍璧是其中之一。用玉祭祀上天，没有比事奉上天更重大的事，因此玉没有比苍璧更珍贵的。把竹子称为苍玉，是把它珍爱到了极点。既然如此，为什么又称为轩？你们君子珍爱玉，所以佩戴它，没有特殊缘故就不脱下。珍爱竹子，也像珍爱玉一样。既然如此，为什么唯独竹子没有特殊缘故就要离开它？因此便在竹林之间建轩，行动、饮食、睡眠、居处，没有一样不与竹子相伴。” 又进一步把这些意思记下来，为什么呢？是为了成就君子珍爱竹子的意义，也是为了尊重那位君子。怎样成就君子珍爱竹子的意义？把它写入文辞，彰明竹子的美德，这就叫扩大它的珍贵。扩大它的珍贵，人们就没有谁敢不把竹子比作玉，竹子的珍贵也就能为天下所信服。说到写文，同样也是为了尊重那位君子。为什么说竹子像君子？正因为如此，君子才珍爱竹子。不是君子，即使有竹子，也没有人珍爱它。然而君子珍爱竹子，难道只是为了娱悦耳目吗？也是说以竹子来比拟自己的德行罢了。这样，君子的德行就显现在珍爱竹子之中了。珍重德行的君子，他的可贵难道不比竹子更甚吗？确实比竹子的可贵更甚。因此，他所珍爱的东西也应当一同珍爱；珍爱他所珍爱的东西，以至于记述他所珍爱的东西，那么人们将会说：这就是作记的原因。凡是要成为君子，都应如此。这就叫作尊重君子的德行。君子的姓名是什么？居住在哪个郡、县、乡里？是南康的彭尚贤君。如今因选任而担任平阳县丞。轩在南康卜邻乡视埠，建于洪武戊午年秋七月十日。《默存斋释》余君可立读《易经》读到“尚口”一卦，终于深深警惕而有所警醒，于是用“默存”给自己的书斋命名。有人非难他说：“言语和沉默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只在于是否合乎时宜罢了。时机不可以沉默，怎么能沉默？时机不可以不沉默，怎么能不沉默？不可以沉默却沉默，就走上了仲尼所说的隐遁之路；不可以不沉默却不沉默，就走上了仲尼所说的躁动之路。隐遁，君子不做；躁动，君子也不做。如今可立用‘默存’给书斋命名，大概是取自‘默默者存’这句话。这将要使自己成为闭口苟且求存之徒了，到哪里不会成为隐遁之人呢？侍奉父母，难道还能用柔和的声音劝谏吗？侍奉君主，难道还能冒犯君王的脸色直言抗争吗？与朋友交往，难道还能忠诚地劝告并善意地引导他们吗？为什么呢？可立给书斋命名这件事，我说：可立给书斋命名未必过分，而你这样推求它的含义未必不过分。可立的意思，是想用沉默保存他的不沉默罢了。不沉默却用沉默来保存，古人也有这样的做法。楚庄王灭陈，将陈国改为县，各县长官都来庆贺，只有申叔时不庆贺。不庆贺，难道不是沉默吗？庄王责问他，申叔时便进献自己的说法，本来没有始终沉默。他开始不庆贺，正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说法。”

译所以他的说法得以实行，陈国得以封存。信陵君前往赵国，门下的士人都劝谏，只有侯嬴不劝谏。不劝谏，难道不是沉默吗？信陵君责问他，侯嬴便献上自己的计策，本来也没有始终沉默。他起初不劝谏，正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计策。所以计策得到采用，赵国得以保全。申叔时一次沉默，保存了已经被设置为县的陈国；侯嬴也一次沉默，保存了将要灭亡的赵国，那么沉默所保存的东西也很重大了。人不知道不沉默之所以能由沉默保存，就不能用沉默来保存不沉默。说话不合时宜，连自身也不能保全，大概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那种不沉默而由沉默保存的道理，是上天的规律。上天有雷，不就像人有言语吗？雷在秋冬收敛声息，寂静得仿佛不存在，这难道不是用沉默来保存不沉默吗？到了春夏之间，雷声轰然震响，天地之间各种生物，无论有知还是无知，没有不受到鼓舞、发生动荡的；甲壳之物裂开，弯曲之物伸展，凝聚的东西消散，皱缩的东西舒展，它的功效达到这种程度，本来正是保存于秋冬的沉默之中。如果雷声日日夜夜隐隐轰鸣，又怎么能使它的作用神奇呢？所以人所忧虑的，是不能沉默，而不是不能不沉默。假如能够沉默，那么对于不沉默又有什么困难？平日默默无言，仿佛不能说话；等到面对大事、裁决重大议论时，一句话便确定国家大政，使功业保存于社稷，使恩泽保存于子孙，使名声保存于宇宙，这就是善于沉默的人。” 但如果不是明白上天的道理，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否则，自古以来因为敢于直言而受到上等奖赏的人已经很多，因为不说话而遭受显著刑戮的人也不少。那么，不沉默果真不足以保全自身吗？沉默果真足以保全自身吗？客人惭愧而沉默下来，我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默存斋释》。《寓轩解》天下没有一样事物不有所寄寓。光明寄寓在日月，威势寄寓在雷霆，滋润寄寓在雨露，肃杀寄寓在霜雪，土地寄寓着生长植物，水寄寓着灌溉，火寄寓着烹饪。春天万物发生，寄寓着这种道理；夏天万物生长茂盛，寄寓着这种道理；秋冬万物收敛坚贞，也寄寓着这种道理。不只是天地的光彩和四季的秩序有所寄寓，生存在天地之间的一切也都有所寄寓。坚硬的有松柏、箘簵，脆弱的有蒹葭、萑苇，洁净的有苹藻、菁茅，芳香的有芝兰，苦涩的有荼蓼，柔韧的有桑麻，神异的有蓍龟，鲜美的有鱼鳖，美味的有稻、粱、黍、稷、蔬菜、水果，细小的有蜩、范、蚳、蜗、小虫、水草，甘美的有鸡、豚、雉、兔、犬、羊、鹿、豕，卑贱的有牛溲、马勃，珍贵的有珠、玉、金、贝、水银、空青，细微的有齿、革、羽、毛，鲜艳的有粉、黛、丹、漆；服饰、饮食、器物、用具也都寄寓其中。何况人呢？所以君臣贵贱由此寄寓，父子慈孝由此寄寓，兄弟长幼由此寄寓，夫妇后代由此寄寓，师友的道术才艺由此寄寓。何况人的一身呢？人知道听觉寄寓在耳，视觉寄寓在眼，出入言语寄寓在口，呼吸寄寓在鼻，运动、行走寄寓在手足，却不知道三才的道理寄寓在心中。” 正因为三才的道理寄寓在人心之中，所以从前圣哲兴起，划分九州，划定井田、牧地，使疆界和治理各有所寄寓；设置公侯、卿、大夫、士，安排士、农、工、商，使各种职业有所寄寓；制作衣裳、网罟、栋宇、舟车、耒耜、杵臼、弧矢、酒食、针砭、棺椁、泉币，使便利和知识各有所寄寓；制定朝觐、会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搜狩、饮酒、射礼，使礼文有所寄寓；设置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羽、籥、干、戚、缀、兆，使音乐舞蹈有所寄寓；规定象刑，使禁令有所寄寓；公布纲纪，使法则有所寄寓；建造郊庙，使敬意有所寄寓；刻制符节印玺，使信义有所寄寓；在高城深池中寄寓堤防，在彰明善行、极力惩恶中寄寓劝善惩恶；用规来寄寓圆，用矩来寄寓方，用绳来寄寓直，用准来寄寓平，又把一切寄寓在简册中，把规范垂示给千万世。这些都是裁成辅相、经纶参赞之道的寄寓。之所以能够如此，大概是因为这些道理寄寓于人心。所以君子想要得到寄寓之道，没有比把自身寄寓于善更重要的。自身寄寓于善，心中的道理就完整寄寓；自身寄寓于不善，心中的道理就丧失。使心中的道理完整，便成为有知有贤的人；使心中的道理丧失，便成为愚昧不肖的人。难道只有我的聪明愚昧、贤能不肖寄寓于此吗？” 道术的显明或隐晦，风俗的美好或恶劣，家国的兴盛或衰败，时代运势的昌盛或衰微，没有一样不寄寓于我的取舍之中。一定要在百年之内，始终战战兢兢、勤勉谨慎，不容许有一天闲逸，以求竭尽人的道义，这样我把形体寄托在天地之间，才可以无愧。如果把宇宙看作旅舍，把人物看作旅客，把活着看作暂时寄居，把死亡看作脱去外壳；活着时昏昧蠢动，死去后寂灭无闻，那么名义上虽叫作人，实际上还不如木石、鸟兽、虫鱼、草芥，又怎么能说是君子的寄寓呢？礼部侍郎黄君子邕，正当盛年，学问纯粹，才华修美，雅誉著于当时，是当代的名卿。他把兴致寄寓在诗酒山水上，却没有闲暇；把情感寄寓在歌舞管弦上，却没有欲求；把志向寄寓在富贵功名上，却不去追求；把才术寄寓在权谋上，却不屑为之；把言语寄寓在荒唐之说上，却不采纳。既然如此，黄君以“寓”命名书轩，也只是想保全自己的寄寓，使它寄寓在无愧的境地罢了。因此我为他作此解。《中谷解》没有偏向、没有偏倚，没有过分、没有不及，这叫作“中”。最下、最深、最大、最广，这叫作“谷”。“中”是包容天下的道理，却不超出正；“谷”是囊括天下的道理，却不越过虚。

译《尚书》说：“王道平正平正，不是正又是什么呢？” 又说：“王道浩荡广大，不是虚又是什么呢？”君子对于天下，一天也不能不正，也一天不能不虚。只有正，才能达到中；不能中。只有虚，才能达到谷；不能谷。向左倾斜就是偏，正就不会倾斜，哪里还会有偏？向右侵倚就是倚，正就不会侵倚，哪里还会有倚？前面有剩余就是过，正就没有剩余，哪里还会有过？后面不足就是不及，正就没有不足，哪里还会有不及？这就是不中的所以能够中，只在于正罢了。高的东西不能容纳，虚就能使它降低，又有什么不能藏纳？浅的东西不能承受，虚就能使它深，又有什么不能承受？小的东西不能容纳，虚就能使它大，又有什么不能容纳？狭窄的东西不能居处，虚就能使它广，又有什么不能居处？这就是不谷的所以能够谷，只在于虚罢了。中就是正，谷就是虚。因此学习以中为根本，以谷为要旨。中，是一切善行产生的地方；谷，是一切善行进入的地方。没有中，不足以成为学问；没有谷，不足以成就学问。古代圣人，有的执守它，有的运用它，有的建立它，由此可知学习贵在中，也要力求达到中。” 古代君子，有的以宽厚安居，有的以谦逊自我约束，有的以虚心接受他人，由此可知学习贵在谷，也要力求达到谷。然而，中没有固定的位置。因此厅堂是一个家庭的中，却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中；京师是一个国家的中，却不能成为天地的中；只有洛邑可以成为天地的中，但说它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的中，又不可以。中的位置没有固定，就是这样；如果拘守一个地方，天下不能中的现象为什么会不从中产生呢？然而谷是有容量限制的。因此沟渠是一个成方土地的谷，不能容纳江河所能纳的东西；江河是一个角落的谷，不能容纳四海所能纳的东西；只有四海是百谷之长，沟渠、江河不能容纳的东西，它没有不能容纳的。谷的容量有限，就是这样；如果我只取满自己的容量，天下不能谷的东西为什么会不进入谷呢？所以君子对于中，不担心它没有固定位置，却担心我没有用中来中的能力；对于谷，不担心它容量有限，却担心我没有用谷来容谷的能力。因此要使天下不中的归于中，必先使我心中的不中归于中；要使天下不谷的归于谷，必先使我心中的不谷归于谷。人的一颗心，是三极的主宰，是万物变化的本源。这样可以裁制万事，却不能偏执于一事；可以包容万物，却不能被某一物占有。如果被一件事牵累，被一件物衡量，就不能自我保持中。不能自中，凭什么使事情合乎中？不能自谷，凭什么使万物归于谷？喜悦却不让它胜过自己，愤怒却不让它改变自己，悲哀却不让它伤害自己，快乐却不让它淫荡，这就是自中。自中以后便没有私我，至中的境界就显现出来了，又何必担心不中？先听到的言论，不让它停留在心中；自以为是的念头，不让它萌发；骄傲吝啬的气息，不让它滋长；自满夸大的神色，不让它发生，这就是自谷。自谷以后便没有阻碍，至谷的境界就显现出来了，又何必担心不谷？我自身的不中归于中，那么天下的不中就没有什么不能中的了。应当出仕时就出仕，应当退处时就退处，应当接受时就接受，应当辞谢时就辞谢，应当说话时就说话，应当沉默时就沉默，应当奖赏时就奖赏，应当惩罚时就惩罚，哪一样不是出于中呢？我自身的不谷归于谷，那么天下的不谷就没有什么不能谷的了。包容污垢，藏纳疾病；兼听各种意见，广泛采纳；一并收取，一并使用；如山承负，如海涵容，如天覆盖，如地承载；蓄积之大、事业之富，哪一样不能进入谷呢？” 做学问，不中固然没有根本，然而如果不诚心，又凭什么达到中？成就学问，不谷固然没有要旨，然而如果不谦逊虚心，又凭什么达到谷？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和他谈论学问，也可以穷尽人的本性了。赵君伯容，他的先祖是宋朝宗室，世代为儒者；伯容曾经进入已故翰林待制柳公深褭先生、吴公的门下，讲论洙泗、濂洛之学，正要排除外在牵累，只从内心求取，自号中谷子。我曾试着询问他，他大概已经对此有所领会，所以为他作此解。《金子权字解》人的情形千差万别，事情的发生千变万化。可行之中有不可行，不可行之中有可行，那么应当怎样处理呢？回答说：只需用权衡来衡量它。君子用权衡来衡量事情，就如同用秤来称量物体。如今物体一斤一斤地累积，从一钧到十钧，到百钧，到千钧，到万钧；向上推移，累积得越多，所累积的东西就越重。一斤一斤地分解，从万钧分为千钧、百钧、十钧，直到一钧；向下推移，分解得越多，所分解的东西就越轻。轻重的变化交错出现在我们面前，彼此不齐已经非常明显。只有秤，而秤上有刻度：这里是铢，这里是两，这里是斤，这里是钧，这里是石；另外还有权。权是秤所依赖来保持平衡的东西。前后推移进退，依从刻度，穷尽变化，因此高的不能压成低的，低的不能抬成高的，重的不能当作轻的，轻的不能当作重的。没有一样不适合它的实际情形，也没有谁能够欺骗它，更没有谁敢争辩。古人所谓君子，面对变故纷纭，审察可行与不可行的计策，取舍、趋避都不失适宜，也不过就是权罢了。”

译上天把心赐给我，使我用它来处理事务。大概其中有自然的权衡，所以一天也不能废弃它。娶妻一定要禀告父母，而大舜娶妻却没有禀告；亲人做不善之事就不让他进入，而佛肸召孔子，孔子却想前往；管叔、蔡叔、霍叔都依附武庚，周公却有的诛杀、有的不诛杀；齐国、卫国、宋国都用金钱馈赠，孟子却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圣贤运用权变，本来各有道理，但寻常人的感情哪里认识呢？所以事情有特殊情况，我们用来应对它的办法虽然不拘守常规，却从来没有违背常道。不但不违背，还能够有所成就。这就叫作权。权，就是面对时势的适宜办法，是处理变化的作用。没有权的人，只知道设置秤，却不知道设置秤锤，不知道依从刻度。这样凭什么穷尽轻重的变化而使它平衡呢？所以君子学习，没有比权更重要的，也没有比权更难的。只有智慧足以穷尽事理、仁德足以尽其本性的人，才可以同他谈权，可以同他谈权。因此突然面对重大变化，也不能使他混乱；重大责任可以由他承担，重大事务可以交给他，重大议论可以由他裁决，重大灾难可以由他平定。既然如此，权难道可以一天没有吗？因这个字来思考它的意义，每天增进学问，深入体悟道理，并谨慎地执守义理；如果遇到事情的变化，却昧于临事的适宜之道，我就不相信这种做法。唉！努力吧！《橘亭对》越地的士人陆孟文，家住姚江之上、历山之下，经营园圃来种植橘树。在橘树中间建了一座亭子，落成那天，向宾客询问亭名。宾客们想尽办法推求，也没有一个合他的心意，于是便命名为“橘亭”。他的朋友高明远向宾客询问说：“孟文专心钟情于一件事，因亭子寄托名号。各位也知道他的志向吗？”有人回答说：“我知道了。蜀汉江陵有千株橘树，种橘的人便等同于拥有千户。孟文的志向，大概就是这个。不然，越地出产的珍果并不少，而孟文的园圃却不是橘树就不种。用美好的名称题写他的亭子，难道没有其他选择吗？可是孟文的亭子非橘不命名，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人接着反驳说：“唉，这就是志向吗？这是逐利。孟文君子般的人，难道会追求利益吗？难道唯独没有听说过吗？巴东人有橘树，果实大如瓮，剖开后看见两位老人正在其中对弈；两人相视说：‘这种快乐不比商山差。’孟文早就怀有隐逸的操守，难道能没有景仰羡慕的情感吗？把橘树种满园圃，在中间建亭，日夜望着它，本来就有不能自我抑制的情怀。正当他逍遥自得、释然解脱于声名利禄的纠缠、脱然摆脱嗜欲的束缚时，虽处在一座园圃、一座亭子之中，却胸襟浩大而有两位老人的趣味，也算是超出世俗的士人了！” 又有一个人反驳说：“你们这一类人流于荒诞，实在太过分了。世上有这种事，我不相信。即使有这种事，不也很奇怪吗？君子对于利益尚且不肯追求，何况会因为荒诞而去做吗？我私下认为孟文并不是羡慕这个。那位苏耽，凿井并种植橘树，病人用井水服橘叶，病就痊愈。这大概是不必占据富贵的职位、掌握微小的权柄，也可以推行惠及万物的仁德。孟文清廉，不热衷于仕进，却切实致力于救济和施利。听到他的风范，难道不愿意学习他吗？只是他愿意学习的是苏耽。因此苏耽所种的橘树，孟文不只种在自己的园圃中，又用它来命名亭子。既然如此，孟文到哪里又不会成为苏耽呢？”明远说：“如果真如你所说，那么在推求道理上也错了。吴、越、楚、蜀以及交州、广州一带，哪里没有橘树？哪种橘树没有叶子？不过是用一片方形小匙那么大的叶子罢了。人的疾病，为什么唯独在苏耽那里见到这种疗效，而其他地方却没有听说？苏耽本来就自有他的道术。没有得到他的道术，却想大概做到他的事，即使有制箭匠人的仁心，难道不会做出箭匠人那样的残忍吗？那么孟文又从这件事中取什么呢？”三个人请求说：“既然如此，那么他的志向究竟在哪里呢？”明远说：“也不过像屈原罢了。” 屈原作《橘颂》，是说橘树受天命而生，扎根南方不迁；是说它文采灿烂；是说它内里洁白，可以担当重任。他把橘树比作伯夷，并把它树立为自己的象征。自古以来，真正深知橘树、又如此推重橘树的人，哪里还有超过屈原的呢！如今孟文对于橘树的了解，正如屈原的了解；他对橘树的推重，也正如屈原的推重。因此，珍贵的果实并非不多，但他园中所种的只有橘树；美好的名称并非没有，但他亭子的匾额也只题作“橘”。屈原了解并推重橘树，把这种感情写在《橘颂》中；孟文了解并推重橘树，则表现在这座亭子上。他们把自己的品德比附于橘树，志向是相同的。于是我们三人举杯为孟文祝寿，并用歌辞助兴道：“有橘啊有橘，确实是后皇所赐的美好树木啊；有亭啊有亭，是把它当作庭中的珍宝啊。美人喜爱修洁，难道只是玩赏它的花、食用它的果实吗？我独自揣度其中的心意，说是希望像灵均那样，以橘树来比拟自己的品德啊。愿你的子孙，努力培植并守护它啊；差不多可以借此使君子的恩泽长久流传啊。” 《听竹轩对》沈复养性，是仙隐翁的孙子，世代居住在瑞安北湖。养性喜爱竹子，住宅四周都种满了竹子。他日常起居、饮食，没有一样离得开竹子。有人邀请他出游，他便以“听竹”为由推辞，忙得没有空闲。有客人问他：“竹子可以听吗？”他说：“竹子有声音，为什么不可以听？”又问：“竹子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他说：“像宫声却不是宫声，不像宫声却又像宫声；像商声却不是商声，不像商声却又像商声。把它当作角声、徵声、羽声，却又不是角、徵、羽声；说它不是角、徵、羽声，又不是说它不是非角、非徵、非羽。什么时候听呢？”他说：“风可以听，雨也可以听；雨可以听，雪也可以听。离远了听可以，靠近了听也可以；俯身仰头听可以，坐着躺着听也可以。听起来怎么样呢？声音宏大浑厚，听了耳朵却不聋；声音铿锵激越，听了精神却不动摇；清爽流亮，听了胸怀舒畅充盈；声音沉静而洪亮，听了身心尘垢都清净；不嘶哑、不淫荡，听了心神不受扰乱；内心不烦乱、不滞塞，听了便不会闭塞。既然心志有金、石、革、木、管、弦等乐器可以听，又何必一定要听竹子呢？”他说：“琴瑟要弹拨、拍击，钟鼓要敲击，笙簧要吹奏、鼓动，磬要击打，箫管等要播弄摇动，然后才会有声音。”

译“而这些乐器都没有余音可以听竹子。它们不弹、不拍，不敲、不击，不吹、不鼓，不打击，也不播弄摇动，却自然发出声音，并且有余音可听。有余音，是自然；没有余音，不是自然。我为什么不听那自然发出的声音，反而只听那些非自然的声音呢？”虽然靠着几案、侧耳倾听，这是我所谓的听竹；放纵心意、遗忘形体，这是我所谓的不听竹。我的听竹，是从人那里得到的；我的不听竹，是从天那里得到的。听竹果真应该这样吗？他说：“为什么不砸碎你的琴，舍弃你的瑟，撤去悬挂的乐器，和我一起在轩中听竹呢？”于是客人说：“唉！用人的听法替换你的听法，不行；用你的听法替换我的听法，可以吗？”于是作歌道：“牵着混沌氏的手啊，向没有听闻的老人问路啊；返回我那无声的园囿啊，何必沉溺于外物呢？今后跟随你啊，拖着手杖离去。” 《舣航辩》客人听说有一座名为“舣航”的轩，便前去观看，问轩的主人说：“您在住宅中修建轩，却把它命名为‘航’，我暂且不评论。古人把船藏在山谷中，可以说很牢固了；但半夜还有人把船背走，何况您把船停泊在这里，想让人不能背走它，能做到吗？”主人说：“那人的船虽然藏起来了，却没有停泊固定，所以才被人背走；我的船却牢牢停泊着，又有谁能背走呢？我见江湖之上、洲渚旁边，停泊的船没有不系泊的；可是扬沙折木的狂风突然刮起，拍天沃日的巨浪汹涌而来，蛟龙鼋鼍等怪物惊骇地撞击船只，最终被摧毁、倾覆的也很多。那么，停泊果真值得依赖吗？”客人说：“停泊不只是停泊，还要有相应的器具和地点。停泊却没有合适的器具、地点，就和没有停泊一样。有器具而器具不坚固美好，也和没有停泊一样；有地点而地点不安全，也和没有停泊一样。所以善于驾船的人，凡是要用某种器具停泊，必先把器具整治好；认为某处可以停泊，必先仔细考察。整治器具，使它没有不坚固美好的；考察地点，使它没有不安全的；然后才可以停泊。这就是停泊的道理。先使器具坚固美好，便可以抵御大患，即使突然遭遇风浪、蛟龙等变故，也不能撼动船只。” “又要选择安全的地点，这样就可以避开大患；即使突然发生风浪、蛟龙等变故，也不能波及船只。风平浪静时，划桨前进；狂风怪雨时，转舵停船；哪里会到了摧毁倾覆的地步呢？天下最险的地方没有超过江海，而天下用来渡过险境的工具没有超过舟船。舟船固然是渡险的工具，但世上驾船的人，仗恃舟船可以渡过险境，追逐利益而不知道停止，只顾前进而不知道戒备。当他们张帆顺流，一天行驶千里时，自以为痛快；等到风与水相争，船只飘荡颠簸而无法控制，只好仓皇停泊，这不只是停泊的器具平时没有整治好，停泊的地点也平时没有审慎选择；临时才牵缆取用器具，也不考虑地势的险易。这哪里懂得停泊的道理呢？有器具却不坚固美好，有地点却不安全，和没有地点、没有器具有什么不同呢？即使想竭尽人的力量来抵御、躲避风浪蛟龙的变化，也不可能，最终只能束手旁观船只摧毁倾覆而无法挽救。所以这不是停泊本身的过失，而是虽停泊却没有遵循正确方法的过失。我曾经在浙江河中航行，渡过扬子江，浮行于淮水，横渡汶水，逆流而上济水，沿漳水向北游历；又从直沽沿海向南归来。环顾前后左右的船只，从未见过器具完备、地点有利却摧毁倾覆的，也从未见过器具不完备、地点不有利却不摧毁倾覆的。” “驾船只在一次停泊之间，尚且可以因为掌握正确方法而免除祸患，何况君子立身行事，关系到自身安危、家族兴废，难道可以不遵循方法却想免除祸患吗？唉！权势、利益和权谋可以用来在世上行走，不就像舟船可以用来渡过险境吗？人依靠权势、利益和权谋在世上奔走，不就像驾船者仗恃舟船来渡险吗？世道的险恶超过江海，富贵带来的祸患超过风浪。蛟龙若凭借舟船渡险，船就危险；依靠权势、利益和权谋在世上奔走的人，自身难道不会危险吗？为什么世上的君子贪得无厌，冒险前进而不顾后果呢？触犯刑法，踏入危机，头颅涂满刀斧之血，妻子儿女被割取为俘虏，这该怪谁呢？这该怪谁呢？所以我做官时，对于人们所依靠的那些东西，像害怕虎狼一样畏惧，像对待仇敌一样远离；保全自身而退守，以仁义作为城墙，以《诗》《书》作为桨楫，以道德作为缆绳，以忠信作为锚。进取时便遨游于学问之海，退止时便停泊在圣人之岸。如今我年过五十，屡次经历世道变故，自己没有受辱，祖宗也没有蒙羞，并不敢自认为有能力，不过希望借此少犯过错罢了。这确实是善于停泊的力量。让我在这座轩中休息，使我的轩以这个名称增强意义，借助对事物道理的明察来谋求善终并训诫后人，这也就是安逸时不忘危险的志向。” “客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客人无法再诘问，徘徊片刻便退去了。我当时正在座中，得以听到这番辩说，认为他的话足以使人警醒，于是记录下来。轩的主人名叫郑泳，字仲潜，是浦江人，就是世人所说的义门郑氏。《名亭辩》义乌酥溪之上，胡伯器先生的家在那里。伯器临水修建亭子，旁边种着美竹，浮动的光影和静止的竹影上下相映，使人不知道尘世与这里相接。于是他把亭子命名为“水竹洞天”。有客人诘难说：“为什么这样命名亭子呢？所谓洞天，是仙人居住的馆舍；亭子却是供人游观、宴饮游乐的地方，把它比作真仙的馆舍，可以吗？”古人给亭子命名，有推重其中人物的，有取法当地名胜的，有依据亭旁事物的，有寄托自己心意的；从来没有没有实际内容却冒用名号的。如今以“洞天”命名亭子，是推重人物吗？取法此地吗？依据事物吗？还是寄托心意吗？姑且说是取它的胜景，似乎可以这样说吧？但这里原本不是高山深谷中的幽奥之地，没有惊心骇目的奇观，不必攀登险峰、垂绳下绝壁，也不用冒犯虫蛇猛虎的意外危险，就可以进入它的境界；这样看来，像三十六洞天那样，名称即使比亭子美，又有什么关系呢？伯器把这番话告诉空同子。空同子说：“给亭子命名没有错，诘难者的说法才有问题。回去回答他说：如果你认为洞天一定要在幽远险绝的地方，那么穗石、羊角、华盖等洞天，全都靠近城市街市，地方广阔不过寻丈，也不曾凌驾风雨、迫近星辰。”

译“如果你认为一定要是真仙栖息的地方才称为洞天，那么安期、羡门、赤松、洪厓等仙人，原本也曾混迹于普通人中，周游浊世，无处不在，并不一定只把名山当作住所。如今我酥溪泉水深、土地肥沃，百姓都安于耕作凿井，风俗质朴淳厚而有古风，又正值时代太平清明，盗贼止息，万物没有灾害；我的亭子占据山溪要处，风气绵密，水竹清丽，鸟儿飞翔、鱼儿游泳，幽远得仿佛身在世外。行路的人接触尘埃，冒着风日，沿着溪流走过田间小路，回头望见亭子的栋梁檐角隐现在苍翠之上，会把这里看作什么地方呢？那么我的亭子建在溪边，不就像洞天存在于天地之间吗？把它命名为洞天，有什么不可以呢？”贤明的大夫士人从东西两方经过我家，我便请他们到亭上，使他们寄托情怀、享受耳目之乐，超越纷杂尘俗之外，讲论修养性情、保全身心的学问，以及内修王道、外用霸术的谋略。他们往往像山泽中的隐士、列仙中的儒者，无不内心充实自足，淡泊而无所求，胸怀浩大而不被外物夺取。这样看来，我整天和他们共同相处，难道不就像真仙与仙人相居吗？把它命名为洞天，有什么不可以呢？” 诘难者如果说：“您的话说得很有条理，但古人有这样的先例吗？”我便回答：“有。宋代程公辟任福州知州时，在闽山高峻险要之处得到一块地方，修建亭子。那里山川优美，登临观览的景象，可以比拟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于是把它命名为‘道山之亭’。我给亭子命名和程公给亭子命名，本来没有什么不同。‘道山’这个名称没有受到君子的非难，那么‘洞天’这个名称又有谁能够非难呢？”客人果然无法再诘难。伯器于是请求空同子把这番话编排成《名亭辩》，镶嵌在亭壁上。《望云亭志》我游览南雁荡，途中停留在平阳一带，经过余可立那里。可立坐在我的亭子上，我看见亭子楣间题着“望云”二字。我笑着对可立说：“你日夜拿着筹码，在市区与商人计较分厘，竟然也有空像我一样看云吗？”我曾登上仙坛，当时连日下雨刚刚放晴，看见山气和泽气仿佛万灶炊烟从山腹中升起。不一会儿，云气上逼天空，弥漫充塞，好像有东西得到兜罗绵覆盖一样；云隙中的杉、松、樟、桧、栝、柏，显得还不如小草。忽然看见雪云中大风从海上吹来，竭力与云气搏斗，云团迅疾动荡，像熔化的银子，又像流动的水银，长久不能胜过大风。于是云气被劈开剥裂，像鹭鸟、白鹤，又像撕裂的白帛，向东西两边散去；太阳忽然出来，彩虹的光芒向上照耀树林，色彩相互掩映，红色惊艳，翠色纷纷，又像给僧伽黎衣补缀上色彩。景象真奇妙啊！我徘徊凝望，不能离去；从此以后，每逢新雨过后便登高望云。你对于云，也能像我这样有空观望，并且看到和我相同的景象吗？可立说：“先生观云是为了适意，我观云是为了寄托心意。因为我是南昌人，上距宋代豫章太守孝顷已有十二代，而翰林直学士骧是我的六世祖。朝廷认为我稍微懂得读书，把我看作儒者，召到京师，授予征商之职，去年秋天我来到这里。” “只是我的母亲在南昌，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老人年高，不愿到远方接受奉养；要迎接她来这里又做不到，回去侍奉她也不能实现。长久不能早晚省视，思念仰慕之情实在说不尽，只能伸长脖子远望。见不到我的母亲，能见到的只有母亲住所上空的云。云早晚在母亲住所上空舒卷，而我却不能像云一样，因此望云便感到悲伤。云飞扬而昏暗，母亲的住所就在它下面；我看见云，就像看见母亲，因此望云又得到安慰。这既足以使我感动，又足以使我安慰自己。所以早晨望云，晚上也望云。至于先生以观云为乐，我哪里有那种心情呢？”我听后叹息说：“可立真孝顺啊！你的望云与我不同，但和登太行山望见亲人的人相比，难道不是同样的心情吗？世上本来就有相隔百世却情怀相同到这种程度的吗！”不过，你知道思念母亲，却只是望云来安慰自己，难道也知道母亲思念你，正倚门而望、倚闾而望吗？难道不应该想办法安慰她吗？你打算用什么来安慰她呢？我想你出仕为官时，你母亲教导你忠诚，难道没有希望你能够成为称职的官员吗？你只要早晚都恭敬遵守母亲的教诲，勤勉地完成职务就够了。职务办好，就能成为称职的官员；成为称职的官员，你作为儿子的职责也就修成了。儿子的职责修成，就有使母亲喜悦的办法；能使母亲喜悦，即使不在母亲身边，母亲也没有不高兴、不得安慰的。” “这样你自己也就满足，可以用来安慰自己了。又哪里还用得着早晚望云呢！”可立说：“先生已经给我安排了办法，请允许我把它揭示在墙壁之间，时时观看反省。”于是作了《望云亭志》。

译《志杀虎》我到高溪第七天，有一只老虎夜里越过某甲家的墙，抓走了他的猪。猪发出呜咽声，某甲以为是小偷翻墙，急忙举火照看，却没有看见猪，只看见了虎的脚印。天亮后，他和两个弟弟一起跟踪虎迹寻找猪，走到黄土陇，看见两只老虎在丛林中，便喊道：“老虎在这里！老虎在这里！乡亲邻里，请和我一起把它们杀掉。否则，不只是我的猪被抓走，各位家里的猪恐怕也不能幸免；不只是猪会受害，还恐怕会祸及人。”于是高溪全村的人都围了过来，强壮的拿刀和棍棒，弱小的敲着铜铁器物前来助威。老虎看见众人逼近，一边走一边咆哮，张开威势想使众人害怕。众人并不畏惧，反而更加喧闹地包围它们。老虎于是跃起，某甲的大弟弟立即挥棍刺打老虎，老虎发怒抓伤了他，他的右腿受了伤。某甲的小弟弟奋力用戉刺它，从腹部贯入胁部，其中一只虎随即死去。另一只还咆哮着作出要咬人的样子，但声音颤抖，只像牛叫。众人知道它已无力，便直接上前刺杀。于是两只老虎都死了，剖开它们的腹部，猪果然还在里面。老虎在各种毛虫之中最为暴虐，人们听到谈论老虎尚且胆战心惊，何况敢于触犯它呢？假如它盘踞在深山大谷中，即使每天抓取麋、鹿、雉、兔来养肥自己，又有谁能杀死它呢？” “只是它仗恃暴虐，放纵追逐欲望，进入集市抓取人的牲畜而毫无顾忌，得到一头猪却终于丧了性命，真可悲啊！世上的人自以为威势权力值得依靠，又贪得无厌、毫无顾忌，难道也知道应该从这件事中借鉴吗？某甲外出寻找猪时，只有两个弟弟跟随；率先在众人前刺杀老虎的，也只有两个弟弟。古诗说：‘兄弟在外抵御他人的侮辱’，难道不确实如此吗？某甲防护自己的猪，后来又杀死两只老虎，确实像是感到痛快，于是置办酒食慰劳乡亲邻里，花费也相当多。一个弟弟又担心无法从虎口逃脱，拿着虎皮送给官府，人人都说他必定得到厚赏，却因为虎皮有伤而被吏员议论，最终没有得到赏赐。既然如此，那么出尽死力、耗费家财来除掉暴虐之物的人，只能向上级官府报功，却希望文法吏不要吹毛求疵、还想得到赏典，哪里能够呢？哪里能够呢？” 《广原芝》金华人陈如圭刚把母亲安葬在兰溪豹山，第二年，墓下长出一株灵芝。它的颜色红中带紫，高约一尺，菌盖盘曲，分成五层，与如今画家所绘、红女所绣、金银玉石器皿上所雕琢的纹样极其相似，而光彩还远远超过它们。陈如圭自己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采来收藏在家中，至今十多年了，它的色泽仍然鲜润。长山胡先生经过看见它，知道它无疑是祥瑞，于是为它写了《原芝》；但如圭反而因为没有得到我的文章而感到遗憾，请求我也写一篇。考察《易》《书》《春秋》，都没有说到芝；《诗经》三百篇对于草木名称记载最为详尽，也没有所谓芝。《尔雅·释草》说“菌芝”，芝的名称才开始见于这里。楚国屈原作《九歌》，其中《山鬼》一章说：“采三秀兮山间。”王逸注说：“三秀，就是芝草。”其他如《抱朴子》记载的参成、木渠、建实等名称，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的夜光、隐辰、凤脑、白符、威德等名称，那么芝的种类大概不止一种。汉代四皓在商山采芝，歌唱道：“光彩灿烂的紫芝，可以用来解除饥饿。” 考察《本草》，芝有青、赤、黄、白、黑、紫六种颜色，而歌中唯独说紫芝，难道紫芝才可以服食吗？不过当时只是采来充饥，起初并没有把它当作祥瑞。汉武帝元封年间，甘泉宫斋房生出九茎芝，皇帝下诏赦免天下，后来又作《芝房》歌，把它献用于郊庙祭祀，从这时才开始把芝当作祥瑞。此后历代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承袭并仿效的，于是兴起了“瑶光星出现就有元芝生长，君王仁德而尊重有道之人、亲近老人，就会有这种应验”的说法。把芝看作祥瑞，哪里是一日之间形成的呢？或者柳宗元曾说：“枯土尚且能够蒸生芝菌。”那么芝和菌本来是一类东西，大体都没有根苗，不是播种而生，也不依靠培植、灌溉，都是人力不能造成的，而是由蒸气熏蒸而生。只是阳和之气蒸发便成为芝，阴湿之气蒸发便成为菌。菌常有而芝不常有；不常有而偶然出现，就可以称为祥瑞。生在国都的，如甘泉、函德、定礼、大同、寿昌等处所产，是国家的祥瑞；生在民间的，如李兴祖墓、赵清献倚庐、李清惠家庙、陈时举斋阁，以及近代吴全节寝室所产的，就可以称为家族的祥瑞。” 如今收藏在如圭家中的芝，究竟属于古代所说的哪一种芝，我不敢凭空断定；但它的颜色确实与《本草》所说没有不同，难道不能称为祥瑞吗？善于谈论天意的人，必定要有征验。对陈家来说，芝生长出来，不在住宅而在墓地，那么说是孝心感应所致，也是可以的。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得痛快，难道长山先生会欺骗我吗？又何必一定要亲眼看见它奇异怪诞的形状，才相信它是祥瑞呢？于是作《广原芝》。《太素原》丝绸洁白，若把它染黑，还能称为太素吗？回答：不能。玉石质朴，若把它雕琢，还能称为太素吗？回答：不能。世上没有比粗布帷帐、越席更质朴的了；味道没有比玄酒、大羹更本真的了；声音没有比蒉桴、土鼓更淡泊的了。正因为它们淡、真、质朴，所以纯一而不混杂。纯一而不混杂，这就叫作素。所谓太素，就是纯粹到了极点、没有任何杂质可以增加的意思。洁白的丝一经染黑，质朴的玉一经雕琢，尚且不能称为素，何况能称为太素吗？所以粗布帷帐、越席一旦施加刺绣和边饰，就不再质朴；玄酒、大羹一旦调和曲蘖、盐、梅，就不再本真；蒉桴、土鼓一旦用声音和律吕加以节制，就不再淡泊。为什么呢？这就像丝被染黑、玉被雕琢，是混杂而不纯。刺绣边饰足以损坏质朴，曲蘖盐梅足以损害本真，声音律吕足以扰乱淡泊。谁能说一个人眼睛被五色照耀而喜悦，耳朵充满五声而快乐，口中享受五味而嗜好，却不会丧失他的赤子之心呢？何况伤害、斫削人的东西，有比色彩、声音、气味、滋味更厉害的呢？唉！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具有赤子之心。”

译赤子之心，就是天地之心。一点虚伪都没有萌发，各种善德全都具备，没有不纯粹的。可是人沉溺于利益欲望，随波流转而忘记返回，怎么能不混杂呢？人活着不能没有欲望，而可欲之物又不断交错出现在眼前，只有上等智慧的人能够不被它役使；中等智慧以下的人，很少有不被它役使的。被外物役使，就会用尽智慧去追求欲望，竭尽力量去争夺欲望；只要能满足欲望，即使处在污秽混浊之中也不推辞，采取轻佻巧诈的行为也不感到羞耻。他的本性难道不会被凿坏吗？他的内心难道不会丧失吗？还哪里谈得上去除群恶、保全一切善德、居于太素境界呢？住在山林中的人多半愿意诚实敦厚、质朴无华，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没有见到外物；住在市井中的人多半矫饰虚伪、诡诈多端，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被外物引诱。由此说来，那些生活在无怀氏、葛天氏、华胥氏时代的人，怎么会不如粗布帷帐、越席那样质朴？怎么会不如玄酒、大羹那样本真？怎么会不如蒉桴、土鼓那样淡泊？怎么会不像未经染黑的丝那样洁白？怎么会不像未经雕琢的玉那样质朴？没有别的原因：他们吃生肉、饮兽血，口不被滋味役使；穿鸟兽皮，眼睛不被色彩役使；击壤鼓腹，耳朵不被声音役使；巢居穴处，身体不被安逸役使；不识不知，精神不被好恶役使。” 他们的本性没有被凿坏，内心没有丧失，这就是他们熙熙和乐、皞皞广大、浑浑厚朴而达到太素境界的原因，也是后世人赶不上他们的原因。既然如此，生在今天而想返回古代的风气，也只在于去除自己的欲望罢了。不刻意造作喜好，不刻意造作厌恶，不偏不党，这是进入素的门径；精心专一、保持中正，这是实行素的方法。像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德，是素的功效；像文王德行纯一，是素的极致。这样做却还会失去赤子之心，我是不相信的。假如人人都不失赤子之心，而民德不厚、士习不淳、风俗不美，我是不相信的；假如社会不熙熙、不皞皞、不浑浑，不能像上古那样，我也是不相信的。浦江赵思复悲伤于雅正之道衰微，而众人使它变得浅薄。他想追随华胥氏、葛天氏、无怀氏，于是自号太素生，并向我询问这件事。思复是儒家之人，所以我不愿意步嚣嚣生的后尘，拾取老庄相似的言论来混淆视听，于是写作《太素原》赠给他。《冲静篇》从前我在金华山中遇到一位隐士，他正在诵读嵇康的诗：“内心冲和清静便能得到自然，荣华富贵又有什么值得看重的呢？”我问怎样才能做到冲静。隐士说：“天地的道理，不过就是冲和清静罢了。得到天地和气的精华而生，得到天地精气的精华而有灵性的，是人。人怎么会不冲静呢？冲和者不能不冲和，清静者不能不清静；只是从内心出来的东西会使它滑动，从外界进入的东西会使它受到扰乱罢了。从内心出来的，是喜、怒、欲、恶、忧、乐六种情绪，是砍伐冲和之心的斧头；从外界进入的，是得、丧、利、害、荣、辱六种遭际，是污浊清静之心的泥淖。这十二种东西不从内出、不从外入，不从外入、不从内出，就不会滑动，也不会扰乱；不滑动、不扰乱，冲和的就没有不能冲和的，清静的就没有不能清静的。但不是懂得道的人做不到。懂得道，就安于天命，任顺真性。因为安于天命，所以面对荣辱、利害、得失，即使万般变化达到极点，也淡然视之，不知道什么是得、什么是失，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什么是荣、什么是辱。因为任顺真性，所以得到了不欢喜，失去了不忧愁，有利不贪求，有害不憎恶，荣耀不快乐，受辱不发怒。” 古人使心神游于淡泊，与空寂之气相合，大概就是出于这个道理罢了。只有冲和才能淡泊，只有清静才能空寂；淡泊，所以同万物一起感到春意；空寂，所以同万物一起休息。这就叫作得到了自然。懂得它的人大概很少，何况真正践行它呢？”这些话我记在心里已经很久了。来到平阳后，我认识了张君子玉。子玉年近六十，须发浓密，容貌愉悦，脸色润泽，志气昂扬，安闲自得，仿佛不知道衰老已经到来。我感到奇怪，问他说：“子玉并没有华美的房屋居住，没有肥美的食物享用，也没有华丽的衣服穿着，却这样安闲、昂扬、润泽、愉悦，想来一定是懂得道吧？不然凭什么能够这样呢？”子玉辞谢说：“我有什么道呢？我想，大地把命赋予我，就像把形体赋予我一样。长短、肥瘦、美丑、黑白，不就是所谓形体吗？吉凶、通塞、成败、寿夭，不就是所谓命运吗？命在出生之初便已禀受，一定而不能改变，不就像形体在出生之初便已形成，形成后不能更改一样吗？那么我一生百年之中，贫与富、贵与贱、顺遂与忧患，我何必放在心上呢？” “我的智慧和力量又有什么用呢？我能逃离大地的安排吗？何必耗损精神、劳累肢体，殉身于利益、追逐名声，整天忙碌不停呢？困窘地住在乡野，我却以此为乐；桑木作门轴、破瓮作窗户，我却安然；穿布衣束革带，我却舒适；吃干粮、喝豆叶羹，我却觉得甘美。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安闲呢？安闲却不昂扬，昂扬却不润泽，润泽却不愉悦，愉悦又有什么特殊的道呢？”我这才了解子玉：正因为不羡慕外物，所以不向时势经营；不向时势经营，所以不受外物阻碍；不受外物阻碍，所以内心不被扰动。他虽不敢自称懂得道，恐怕已经接近懂得道的境界了吧？子玉把这些话告诉我，作为他平日休息时的追求。我敬爱并重视他的为人，于是为他诵说那位隐士的话。根据他已经说出的，推求他尚未说出的，那么他对于道，已经很接近了。《苏平仲文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苏平仲文集》卷二，明代苏伯衡撰，杂著

译《分野论》关于分野的说法，流传已经很久，《周礼》和《春秋传》开始记载得较为详细。《周礼·春官》的保章氏根据星土辨别九州土地和所封疆域，每一地域都有相应的分星，用来观察妖祥。《左氏内传》说：“参星是晋国的分星，商星主管大火。”《左氏外传》说：“岁星所在之处，就是我周王室的分野。”分野之说，见于《周礼》《春秋传》，确实如此。到《汉书·地理志》谈分野时，才开始详密。它说秦国属于东井、舆鬼的分野，魏国属于觜觿、参的分野，周属于柳、七星、张，韩国属于角、亢、氐，赵属于昴、毕，燕属于尾、箕，齐属于危、虚，鲁属于奎、娄，宋属于房、心，卫属于营室、东壁，楚属于轸、翼，吴属于斗，越属于牵牛、婺女。郑康成则认为，堪舆书虽有郡国所入的度数，却不是古代的数法。如今能够说明的，是十二次的分野：星纪是吴、越；玄枵是齐；娵訾是卫；降娄是鲁；大梁是赵；实沈是晋；鹑首是秦；鹑火是周；鹑尾是楚；寿星是郑；大火是宋；析木是燕。看《左氏》说荧惑守心，宋景公祈禳以消除灾祸；实沈星作祟，晋侯便受到它的灾殃。” 郑氏认为，分野所主的妖祥，主要以客星、彗星、孛星等星气作为征象，于是根据星土来验证灾祥。这种方法大概自古就有，不能随意否定。然而吴越之地在南方，星纪却在丑位；齐国之地在东方，玄枵却在子位；鲁国之地也在东方，降娄却在戌位。东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能对应，这确实令人怀疑。杜预等人的注解已经不能详细说明，郑氏则说各国境内的封域在星空中有相应的分属，但他的书已经亡佚了。既有那部书而后来失传，这就是后人想寻求其学说却无法得到的原因。自汉代以后，星官、史家又参照度数来考察，分毫缕析，各自推究到极致，但十二次与分野相配的道理，最终没有人明确说出。唉，难道是因为不足以说明，所以才不说明吗？唐代《天文志》和浮图一行，都以银河来解释，本来已经疏远。到了贾公彦等人，才援引古代受封之日岁星所在的时辰，认为该国就归属于那里，以此作证。若是这样，那么夏、商、周三代的分野都应当不同，各诸侯国所属也必然有不同之处。试着论述它：分野是依照分星而言的，古人并不说它就是土地。土地有彼此不整齐的差别，而分野在天上则固定不变。” 用彼此不整齐的土地，硬要去配合天上十二次整齐固定的分野，这种说法难以贯通，本来就很正常。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紫微、太微都是将相辅佐之臣所在的区域，而天市垣则是列国星宿所在的区域。天市垣的星宿东西共有二十二个，分别是宋、南海、燕、南东海、徐、吴、越、齐、中山、九河、赵、魏、韩、楚、梁、巴、蜀、秦、周、晋、河间、河中。所谓分野，指的是列宿所属的分区；郑氏所说的星土就是这个意思。某国在这里，而相应星宿却在那里，彼此并不相配，但它们作为征象并非没有联系。并不是土地在北方，它的分野在天上也一定在北方；土地在南方，它的分野在天上也不一定在南方。各国土地分布在天下，彼此纵横交错而不整齐，就像犬牙一样。既然如此，想拿不整齐的土地去符合天上整齐的分野，彼此不相配有什么奇怪呢？更有甚者，竟把天的北极当作天的头部，而把天体及其背部作为依据，于是造成吴在北、鲁在东之类的差别，真是糊涂极了。《易》不是说过吗？‘在天上形成象，在地上形成形。’ “水、火、木、金、土，是它们在地上所形成的形；而天上又有对应的五星。”所谓象，难道只有五星吗？一切事物都无不如此。所以齐、吴、燕、宋、韩、楚、周、秦、魏、赵等国的土地，是地上的形；而它们相应的星辰在天上，称作象。地上有这样的形，天上便有这样的星；天上有这样的星，便有这样的名称。称齐、吴、燕、宋、韩、楚、周、秦、魏、赵这些列国，并不是因为后世有这些名称，才把它们拿来作为分野的名称。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东海、南海、九河、河间、河中、巴蜀、中山等名称可以知道。东海、南海、九河、河间、河中在天上都是列星；而东海、南海、九河、河间、河中并不是国家，中山、巴蜀也不像那些国家一样显赫。所以说，地上有这样的形，天上便有这样的星；所谓分野，就是指列星所归属的区域。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十二次的说法将没有依据了吗？回答说：十二次是用来验证天运行的度数和太阳运行停留的次舍，这大概是古代的方法，也是历法家用来考证的依据。由于观察度数、次舍所在的位置而看见妖祥，那么它所归属的土地也就可以随之考验了。或者说，分野之说难道只是与这些相联系吗？《问刑》有人问：“圣人崇尚德行而不崇尚刑罚，是真的吗？”回答：“是真的。”又问：“那么帝舜为什么要放逐鲧，流放共工，放逐驩兜，窜逐三苗？周公为什么要杀戮蜚廉，杀死武庚，诛罚管叔、蔡叔？孔子为什么要诛杀少正卯？”回答：“德是根本，刑是末端。因此，不得已之后才使用刑罚，起初从未曾专门依靠刑罚来治理天下。圣人到了不得不使用刑罚的时候，也一定以敬慎怜恤为根本，以哀怜宽恕来实行。敬慎怜恤，是仁；哀怜宽恕，是恕。因为宽恕，所以不喜欢刻薄严酷而把刑罚加深；因为仁爱，所以不凭空加罪于人，更不刻意求其死亡。因此圣人的刑罚，不只是说‘刑’，而说‘义刑’；圣人的杀戮，不只是说‘杀’，而说‘义杀’。义，就是合宜。在下位的人，如果不合于天理、不合于人情，却没有受到刑罚和杀戮；在上位的人，如果不合于天理而合于人情，也不应当刑罚、杀戮他；只有合于天理、人情，才刑罚、杀戮他，虽然刑杀也没有愧疚。若不合于天理、人情，后来却受到刑罚、杀戮，即使受到刑杀也不会怨恨。因此，合宜的杀戮一施行，天下没有不畏惧威严的；合宜的刑罚一施行，天下没有不远离罪恶的。”}],

译帝舜在位时所诛杀、贬逐、流放的人，只有鲧、共工、驩兠、三苗而已，没听说还诛逐流放过别人。周公辅佐周朝时所杀戮、处死的人，只有蜚亷、武庚、管、蔡而已，也没听说还杀戮处死过别人。孔子辅佐鲁国时所诛杀的，只有少正卯，也没听说还诛杀过别人。大概德行要靠刑罚辅助，刑罚要因德行而废止，这就是所说的圣人崇尚德而不崇尚刑。不崇尚刑，是体察上天。因此说：“上天使民众平等，我一天不崇尚刑罚，便能保全国家。”又说：“恭敬地办理你的狱讼，以使我的王国长久。”周朝的制度衰败以后，天下分裂为十二国，又分裂为七国，刑罚日益不同于古制。到了秦朝，更发展到极点：商鞅倡导，李斯附和，赵高怂恿，吕政竭力推行，胡亥使其完成。有因弃灰而判刑的，有因偶然交谈而判刑的，有因内心腹诽而判刑的，有因督责而判刑的，有因相互告发、同罪连坐而判刑的，有因明知犯罪却故意纵容而判刑的。受刑之人在道路上占了一半，尸体堆积在市场，形成高陵。从这以后，拥有国家的人耳闻目睹，习以为常，认为刑罚不重，奸邪就不会止息；认为刑罚不重，号令就不能推行；认为刑罚不重，纲纪就不能保存；认为刑罚不重，远近之人就不会肃敬。所以即使仁人议论刑罚，也宁可说得过重；即使仁君施用刑罚，也宁可失之于重。往往借刑罚来壮大权势，借刑罚来树立威严，借刑罚来发泄怒气，借刑罚来约束下属。更严重的，竟把刑罚当作嬉戏；朝廷之上、郡县之间，早晚所做的事，没有不是刑罚。刑罚固然是圣人所不废弃的，哪里曾把它作为专门制造罪责、治理天下的手段，后世却为何独独对它用尽心思？喜欢苛刻严酷，给人加上深重的罪名，务求置人于死地。这样的刑罚和杀戮，究竟合乎义吗？究竟不合乎义吗？究竟没有惭愧吗？究竟没有怨恨吗？答道：三代以上，刑罚越简省，犯罪的人越少；三代以下，刑罚越繁密，犯罪的人越多。这是什么原因？答道：古代施刑，必定恰当；无罪与有罪，生与死各有不同归宿，人心明白地知道什么可爱、什么可恶，怎么会不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像泰山一样重呢？后世施刑不得当，无罪与有罪一同被杀，人心昏昧，不知道应当趋向什么、舍弃什么，怎么会不把生死看得像早晚一样轻呢？所以人们把性命看得比泰山还重，把犯法看得很重，是因为在上位者看重它，他们也就自重；人们把生死看得像早晚一样轻，把犯法看得很轻，是因为在上位者看轻它，他们也就自轻。如果不思考这个道理，反而暴戾地怀有仇视臣民之心，只怕刑罚不够使用：前面是刀锯，后面是鼎镬，左边是鞭笞，右边是桎梏，使无罪之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向死亡，难道这是以刑罚求达到无刑境界的方法吗？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心；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他们，百姓有羞耻心并且能够归服。”那么人的善恶，只看引导他们的方法怎样罢了，又何必多杀人呢？况且牛羊犬猪、鸡豚鱼鳖，是人们借以养生的东西，它们与人属于不同种类。圣人杀它们尚且有所不忍，而且一定依礼杀之，一定按时杀之。怎么能做百姓的父母，却把自己的同类看得还不如牛羊犬猪、鸡豚鱼鳖，忍心天天割鼻、断足、诛杀、夷灭他们呢？即使能使人屏住呼吸、双腿发抖，也不能保证他们珍惜自己的性命，而国家的根本也已经受到伤害。野兽困窘了就会咬人，鸟被逼急了就会抓人，何况是人呢？有人或许忍受不了这种毒害，便群起放纵作乱，在顷刻之间拼决性命，却不知道能否把他们全部诛杀。古人说过：刑罚凭借权势施行，滥用就很严重；权势凭借刑罚张大，灭亡就很迅速。所以嬴秦用刑罚恐吓天下，只传了两代；成周刑罚搁置不用，历经八百年。这就是往事的验证。自古拥有国家的人，对于社稷长久兴盛，都想同周朝一样；但对于轻慎使用刑罚，却不免效法秦朝的过失。我每次读前代史书，没有一次不感叹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思。问：那么应当怎样使用刑罚？答：彰明德义来教导百姓，谨慎确定所崇尚的事物来作表率，表彰善良来劝勉他们，重申号令来告诫他们；如果仍有不服从、不悔改的人，就从中选择最顽劣的，杀一个来警戒一百个。这叫作用德来张大声势，而不是用刑；用刑是为了义，而不是凭借权势。《兰雪轩铭》（并序） 天台人陈庭学任给事、仪曹，虽然事务繁忙而繁杂，但意态气度闲适高雅。有空便退居一室，取出《诗》《书》吟咏歌唱，于是把自己的居室题名为“兰雪”。生长在深林中的，是兰花；它的芳香没有传不到远处的。降落在隆冬的，是雪；它的洁白没有什么污垢能够玷染。因此闻到兰花香气的人，悠然之间心神清明；掬取雪之洁白的人，凛然之间毛发竖立。人对于兰花，没有不喜爱的；对于雪，也没有不敬畏的。人生在这个世上，如果行为不修养而称为善，名声便不能显著；如果不能树立节操而随从世俗，雅正的教化便不足以感发人们的爱慕敬畏，几乎还不如兰和雪这两种东西。大抵善于学习的人，常常会通万物的道理，拿来为自己所用。因此，看到乔木与梓树俯仰相依，就明白父子之道；看到棣树花萼相承，就领会兄弟之情；从风激雷厉中显明相互补益的道理；从日偏月盈中寄托保持盈满的方法；从松柏中认识困穷时仍坚守的节操；从履霜中知道防微杜渐的警戒。凡是这类道理，都难以一一说尽。古人观物如此，那么庭学对于兰和雪，难道只是玩赏而已吗？因他的请求，我为他写下铭文说：有兰花，芬芳非凡；有雪花，纷纷扬扬。是谁取用它们，把它们作为轩名？确实是美好的陈先生，依此安居宴息。不是把万物当作玩物，只是观照其中的德性。没有什么比兰更芳香，没有什么比雪更洁白。因为芳香，所以永不消散；因为洁白，所以不被玷污。不消散、不被玷污，是君子共同具有的品德。不是玩赏万物，而是崇尚其中的德性。和顺之气积聚于内，英华之美流露于外；守持清白，势利不能改变。不是兰花却同样芳香，不是雪却同样洁白；这就是君子的风范，君子的节操。《全有堂箴》监察御史王君元辅，用“全有”给他的堂屋命名，我知道他有志于学习。因此应他的请求，作《全有堂箴》，辞文如下：人在最初出生时，本来都是同一源流。等到成长到极点，有的成为智者，有的成为愚人，有的成为狂者，有的成为圣人，差别不只是天与深渊那样悬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不是由于本来具有的性情能够得到保全或不能得到保全吗？唉！存在于我身上的天性，谁能改变它呢？为什么不努力修养，以希望达到圣贤的境界？如果有人自我斫丧，不能奉行这种天性而周旋于世，那么即使处在这座堂中，也仍将局促不安。他将凭什么在这两者之间做到无愧呢？《桂衡孟平字箴》

译人们取法的，是三尺长的秤，秤砣就是设置它的权。秤有前倾后仰，所悬的物有重有轻，凡铢、两、斤、钧，都要以秤来验证。东西少，秤就低；东西多，秤就昂；不低不昂，才得到平衡。这样以后民情便能服从，没有人敢欺骗，也没有人敢争辩。秤所以能够平，是因为它没有物我之情。这种秤尚且出于人的经营。至于人的手足形体，大概自有天然的平衡，和形体一同出生。所以说：“上天生下众民，有物便有法则。”又说：“天的常道，地的义理，民众的行为。”只是人在日常生活之间，虽然不能没有情感，却能够像这秤一样不被情感左右。他的情感专一，从一言一动直到仓促困顿之际，都只奉行王道，都只听从心中的天君。他浩然无所偏爱或厌恶，淡泊而不迎不拒，旷荡而无偏私党同，澹然而无爱憎，漠然而不自作聪明。那么，事变纷纷错杂地出现在面前，即使纠缠纵横，我的视听又怎会被迷惑？我的应酬，又何必担忧不能合乎正道？而我对于践行人的形体本性，大概也不会与它相去太远了。只有平，只有衡；我以此作字，以此作名。上天赋予我的这一点，我总怕不能奉行承当，因此早晚都战战兢兢。给你取这个字，没有什么不是与我的心意相合的；我将尽我爱护、帮助你的诚意。怎么能不把父亲和老师教导我的话，作为对你的郑重叮咛呢？表文 代翰林院劝进表 臣恭敬地认为，继承历代帝王的正统，没有比居于至尊之位更重大的；获得万国百姓的欢心，应当先于建立天下的准则。只有体察天地本元而居于正位，才足以承受上天、顺应人心。因此高帝开创基业，才四年便在汜水即位；世祖复兴汉室，仅一年便在鄗南登上帝位。虽然宏远的谋略来不及充分施展，但尊大的名号已经应当讲定。义理有其适宜之处，道路在于顺应时势。【中谢】恭敬地想到，陛下亲自承受历数归于己身的天命，德性与乾坤的广大玄妙相合。专掌江左，首先平定黄钺；再次指挥浔阳，很快平定僭伪势力。兼并汉地的残余，疆域完全安定于樊、襄。各方前来朝享，南方交趾、广西，陇、蜀都已归治。左边是濠、泗，右边是河、淮。凡有牙齿、食毛的百姓，全都怀着仰望依戴之心；凭恃兵力险要阻抗的，也全被诛杀擒获。推行圣人兼爱的心意，把专门征讨的任务交给上将。义旗所指，郡中的将帅纷纷归附；仁德声名所感召之处，接连不断的城池投降接踵而来。大概军队出动有纪律，百姓于是得以安生，这就是不战而使人屈服，所以大军得以大悦而归。如今士诚已经在宫阙下被斩首，会稽也已登记入全国版图。弓箭长久收藏，疆域图籍重新开拓。这些全都是天地协力赞助，以申明保佑的吉祥；百神显灵，以开启天下混一的时运。丰功盛烈的显著，比之二帝已经更多；承受大宝、获得伟大名号，比之两汉却已经迟了。这虽然是圣明谦让的节操，哪里是天地神明与天下人的仰望之情所能满足的呢？臣想到上天眷顾的命令不能长久违背，百姓的讴歌也难以坚决拒绝，便冒昧陈述愚诚，触犯天子的威严。希望陛下仰体天心，俯从人愿，特地下达明诏，使人选择良辰，讲明礼仪而端正名分，以您的德行居于应有的帝位。这样，郊庙、社稷和万灵便永远有所主宰，华夏与蛮貊亿万年都能奉事承受。国子学贺登极表 帝王的宝历在您身上，正应合千年一遇的圣人；美好的帝王图籍开启了时运，获得了百姓的欢心。刚刚登临帝位，百姓的歌颂便极为盛大。【中贺】恭敬地想到，陛下聪明出于天性，刚健日益更新；凭借一把尺剑平定群雄，道德功业可与汉高祖相合；经历一纪而成就大业，功勋超过唐太宗。用陶匏、茧栗等礼器收藏祭品，上帝时时享用；以《诗》《书》《礼》《乐》培育士人，使下民敬慎顺从。政教如风行雷动，遍布各方；如春天养育万物、海水包容百川，把仁德声名播及众类。仰望正统广大地继承，知道上天的美好命令将永远延续。凡蒙受生养造化的，无不庆幸依赖。臣等得以观看宏大的典礼，幸运地遇上昌盛时代。车轨相同，文字相同，行为准则相同；为达到大治，恭敬地陈述美好的颂辞；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铺陈言辞，愿意赞助成就人才。代翰林院贺登极表 皇天垂下佑助，特意赐予吉祥的符瑞；明哲的君主挺然诞生，大大承继正统。中外永远依赖，臣民一同欢悦。【中贺】恭敬地想到，陛下匹马渡江，六龙登临帝位。建立大明国，八方都处在光明照临之下；以洪武为年号，九域同归于平定。光明啊，伟大的功烈；显赫啊，宏大的谋略。臣等仰承恩波，得以忝居翰苑。云随龙，风随虎。幸逢千载一遇的昌盛时代；黄河出图，洛水出书，愿意开启万年的文运。中书省贺平杭湖秀越表 臣恭敬地认为，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来归，天下都归于圣人的德化；南征北伐，无敌于天下，这就是王者的军队。正好看见朝廷特别授予征讨的符节，很快又接连收到捷报。群情全都庆贺，天下一统指日可待。【中贺】臣听说，汉高帝开创基业，发动了征讨齐、楚的战事；唐太宗开启时运，又施行了诛讨充、窦之举。想要使众人和睦、百姓安定，就必须兼并弱小、攻伐昏昧；事情若非不得已，军队不会停留。现在恭逢皇帝陛下，智慧勇武出于天性，聪明超过当世，廓清天下，番禺蒙受恩光，安抚远方荒裔，各地道路上都进献当地物产。只是浙右仍然受到阻隔，未能接受华夏教化，于是施展这赫赫威势，以满足百姓盼望苏息的愿望。收复海阳以扼守冲要，平定秦邮以捣毁敌人的腹心。濠梁、泗水之地，全都像摧枯拉朽一样攻取；临淮、寿春，取得它们就像拾取草芥。敌军计穷仍负险固守，土地越小越苟且求生。陛下忧虑解救百姓倒悬之苦更加迫切，战车于是再次出动。形势形成犄角，众人都施展才智。义旗引导之下，亲党投戈恐怕落后；确实感怀仁德，谋臣叩首争先。苕霅首先平定，吴松接着攻下；钱唐列入郡县，会稽收入版图。昆山传檄便归附，拒敌的营垒随即拔除；檇李表露诚意而归附，藩屏之地全都空了。叛将将在藁街受磔刑，禁军环绕进攻外城。这虽然是上天眷顾，实际上出自朝廷的谋划。消灭他们的首领，等着看虞舜那样使天下不再以战争为常；安抚他们的士民，幸而看见尧那样授予四时。臣等忝列星垣，得以观看捷报；万里烽烟止息，便歌颂神武的功业；干羽在两阶起舞，永远达到文明的治理。

译代秦王府官谢表 臣恭敬地认为，承受上天盛大的命令，开创车书一统的基业；广泛分封亲王，作为宗庙社稷万年长久的谋划，于是开始分封土地，随即整顿官署。【中谢】臣遍观夏、商以及周、汉，当他们把茅土分封给子弟时，谁不是任用忠良作为辅弼？大凡前后左右之人，无不是贤良之士，于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善于治国的君王。如今神圣的陛下承受帝位，仰法皇王，正开始建立常经、陈明纲纪，为宗室子弟设置藩屏。况且秦国四面有边界，完全包括关内，地势有百二之险，处在天下腹心；开设王府、设置傅相，本来就是为了屏藩帝室，哪里只是保佑大王自身呢？应当得到重臣来施展器用。臣等经文纬武，才能比不上曹参；博古通今，学问又惭愧不如贾谊。凭什么侥幸，竟蒙受甄别收录？这大概是因为陛下如天地一般覆载万物，将要曲成万物；如日月一般高明，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完美。因此臣这样的朽钝之人，也得以忝居华美的选任。臣怎敢不夙夜恭敬谨慎？如果不是唐尧、虞舜的道理，哪里敢陈述敬奉遵循的训诫谋略？不能让河间王、东平王那样的贤者独享美誉。谥册文 懿祖谥册文【代陶安学士作】洪武元年，岁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过了四日乙亥，孝曾孙嗣皇帝臣再拜叩首说道：臣恭敬地认为，开创基业，孝道应先于追念远祖；祖先的功劳、宗庙的德行，礼制没有比正定名号更重大的。大概是由于积善累仁，才使家业发展为国业。考察古代的典章，今天进上谥号。恭敬地想到，皇曾祖考府君，天性慈爱仁厚，志向谨慎敦厚，勤劳节俭，修养自身，长久思虑留下谋略；无党无偏，履行正道，常常希望把福泽留给后代。从前陶唐尊崇少皞，周武王追尊古公。想到水木都有本源，踏着霜露便怀有追思警惕之情。认为礼仪再多、器物再完备，也不足以尽孝心；只有显赫的称号、宏大的谥名，才足以符合礼典。修建宏大的宗庙，雕镂玉册，以此表示荣耀。谨奉册宝，上尊号为“恒皇帝”，庙号为“懿祖”。愿祖先升降临视，神明如在。继承祖志、述行祖事，岂敢说自己是有道的曾孙？开辟疆土、建立国家，永远依赖天上的列祖。谨此陈言。懿祖妣谥册文 洪武元年，岁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过了四日乙亥，孝曾孙嗣皇帝臣再拜叩首说道：臣恭敬地认为，人的大伦，端正开端必定由内而始；治理国家的盛大典礼，报答根本没有比尊奉亲属更大的。今天的光辉荣耀，全都是祖妣历代积累的结果。恭敬修整祼享之礼，敬上美好的称号。恭敬地想到，皇曾祖妣顺承坤道，闺门仪范雍容肃穆；节俭而遵守洗濯之事，德音早已显著于宗族婚姻之间；礼数完备而温和恭敬，福庆从此远远延伸到孙子后代。实在是由于内助，才使前代的美德大为显扬。因为在百年以前种下德行，所以在数世以后享受报偿，于是使臣这样浅薄的资质得以登上至尊之位。现在考定美盛的文辞，以此尊崇谥册。谨奉册宝，上尊号为“恒皇后”，广大地承受帝王的福祉，永远享有美好的名声。重翟、袆衣，也无法实现她生前荣耀的愿望；愿《关雎》《麟趾》所象征的后妃德行，尚能祈求她在冥冥中的辅助。谨此陈言。制诰 代詹学士封靖西王制 朕想到，窦融保守五郡而侍奉汉朝，充分彰显了推诚拥戴的心意；李勣举十州归附唐朝，更加显著了忠贞的节操。当时所受到的宠遇，超过通常的典制而加以褒奖。顾念你作为外藩，忠诚地向朝廷归附，功绩既然盛大，对你的报答也应当丰厚。具位某，过去在北朝，身为近亲，担负维系王室的重任，于是在远方边陲受封土地。安抚统御合宜，官府各自修治职事；恩惠和威严都得到施行，各部落全都依赖你而获得安全。现在正是朕大业初创之时，只有你明白天命历数已经归于我，审慎决定去留，率先派遣使者来朝。登记你的土地疆域，不必等待兴兵，和马援辨识真实情况一样，也像箕子归向成周那样合乎大义。因此颁布新的命令来表示恩宠，仍然保留原来的封爵并授予职任，希望你守护祖先祭祀，难道只是为了保全这些百姓吗？唉！分封爵位，不忘你诚心归服的意旨；安抚远方、亲近近处，实在切合宠爱安抚你的心意。还望你思考如何报答发扬，更加崇尚忠诚。可授光禄大夫、靖西王，仍赐给金印，使你的子孙世世承袭。梅思礼授大都府副使制 设置百官以治理万国，职任没有比掌管军队更重的；掌握国家政务而统领六军，选任人选必先考虑辅弼大臣。具官梅思礼，资质骁勇，器量雄厚深沉，胸襟中有奇谋韬略，外在又有诗书涵养的雅致；早年登上显要仕途，镇守藩屏，保卫疆土、安抚百姓。等到天下将要平定时，他掌握疆域户籍，终于在一日之间前来归附。明白地看出防守先后，忠诚归向朝廷，大概是对去留取舍洞察于天命，于是对危疑之事果断采用人的谋略。辞别项羽而跟随刘邦，见识如曲逆侯陈平；舍弃陈友谅而离开张士诚，见识可比伏波将军马援。我的军队束甲收兵南下淮甸，连同那里的士民，都能安定如堵墙。静心思考这些事，他的功劳很盛大。于是提拔他居于机密之职，使他参与枢机，不只是彰显归顺的勤劳，也用来表示鼓励输诚。唉！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劳，就有非同寻常的赏赐。既然开始赐给特殊恩宠，就应当奋发作国士的报答，以酬谢国士知遇之恩，更加谋求显著功效。可授此职。潘兴祖授飞熊卫指挥使诰 环卫的官署，实在处于君主左右；应当任用功勋旧臣，以此表彰勤劳。具官某，正直而能宽容，刚强而不屈挠。刚开始渡江时，便执鞭策马前来归附；奋勇充当前驱，参加南征；列于中军，保卫东方土地；奔走御敌，大概没有一场战事不参加；备尝艰难，因此有功就必定记录。两次掌管军旗，屡次承受奖命，享有很好的声誉，既然足以副合名望实绩，特意加授高等官秩，希望足以施展威名。督领骑士，总管材官，责任实在重大；训练武经，申明兵法，你应当努力。可授此职。王弼授骁骑卫同知指挥诰 社稷的守卫，必定在于作为爪牙、拱卫君主的臣子；看待他们如同心腹，能够承担这种重任，实在难得其人。具官王弼，沉静可嘉，果敢无敌。起初列于右广，后来统领千夫；带着弓箭，率先进入军队，至今将近十年；听到鼓声便勤勉办事，勇气冠绝全军。所得爵位的恩宠越来越隆重，征战奔波的功劳更加显著。如今升擢，更加切合朕的倚重信任。即使山河改变，朕也不忘故旧；功劳铭刻竹帛，你应当恭敬承受。可授此职。颂赞 节妇黄氏旌门颂【并序】

译姑苏吴县阊门里有一座旌表之门，是朝廷用来宠爱褒奖姚氏节妇的。节妇姓黄，名妙清，嫁给姚氏，做讳荣的妻子。生下一男一女，姚荣因病去世。姚荣死时，节妇二十九岁，儿子文聪才两岁，家中十分贫困，她便竭力纺纱织布来抚养孩子。有人劝她改嫁，节妇说：“丈夫死了不改嫁，是妇人的常道，何况还有儿子可以依靠，为什么要改嫁？这件事只要一改变，我就不是人了。”她不听从。后来过了十二年，张士诚进入并占据姑苏，乱兵掳走了文聪。她多次向人打听消息，过了两年仍没有音讯。有人说：“过去有儿子在，所以可以不改嫁；如今儿子被俘了，不论是死，即使能活着回来，也不可指望。你不嫁人将依靠谁呢？”节妇说：“我难道会因为儿子存亡来决定去留吗？”始终不听。又过了四年，文聪才脱身回来。节妇又惊又喜，且哭且说：“姚家有后代了，我即使死也没有遗憾。”又过了八年，乡里把她的事迹列举上报县里，府中的监察御史若府和监察御史为詧把它上奏朝廷。诏令下来，旌表她的门为节妇之门，那时是洪武七年春三月。如今节妇独居已经三十四年，年纪已经六十三岁。文聪担心没有办法使皇上的赏赐更加显耀、昭示无穷，听说伯衡曾经供职于太史氏，便请朱恪作中介，到金华山中求我书写这件事，刻在坚硬的石碑上。伯衡认为，在唐虞三代，教化已经明白，风俗已经形成，百姓的美好甚至达到比邻之家都可封赏的地步。在那时，旌表门闾、表彰住宅乡里的事，尚且不敢稍有迟缓。那么所谓树立风声，使百姓更加勉励于善，即使唐虞三代的圣人，仍不能不把它作为要务。何况在世道衰落、风俗浇薄之后，拥有天下的人若不善于表彰善行来加以劝勉，怎么可以呢？皇帝承受上天盛大的命令，君临万国，凡是关系风俗教化的事，便立即加以表彰，原因就在这里。姚荣的妻子黄氏以贞节著名，受到这样的宠爱褒奖，这就如同在唐虞三代的百姓中，又增加了唐虞三代的美好典章。远近听到这件事，谁不会感动仰慕而奋发起来呢？这就是赏一人而劝勉百人的道理，难道不是美好的吗？难道不是美好的吗？推明圣上的心意并把它传播到诗歌中，是史官的职责。因此我不推辞，为此作颂。颂曰：“上天眷顾圣明的神君，使他成为百姓的君主和老师；不只是说要治理百姓，也要引导他们。圣明的君主奉行天命，以此和谐民众的准则；暗中掌握教化的权柄，使万国焕然一新。褒奖嘉许节操义行，赐给旌表的诏书；风行天下而加以表彰，谁不会奔走趋向？不必设置管束，人们自然遵守规矩；四维已经张立，五伦于是得到整理。吴县有一位妇人，是姚荣的妻子黄氏，二十九岁时丈夫突然去世；家中积蓄连一石粮食也没有，屋里空荡得像悬罄，母子孤单，只能相依为命。霜风凄冷，落月照着帷帐；艰难地纺织，影子和身形相随。有人怜悯她，劝她另嫁，她为什么偏要含辛茹苦？她把荠菜当作甘蜜，慷慨地发誓守节，辞拒之言和泪水一起流出。难道做人，反而要像狗猪一样吗？我不立刻死去，也不会改变志向。我死后要到地下跟随丈夫，我的孩子又怎么办？孩子还没有成年，就被乱兵掳走；我倚门而望，寒暑已经更替两次。众人都说：“完了！怎么知道他不是死了？没有儿子还能依靠谁？不嫁人还等什么？”妇人说：“呸！这是什么卑下的话！”我的志向可以改变，泰山也可以毁坏；泰山可以毁坏，我的志向不能改变。她仰天大哭，血泪如雨般汇集。时局已经安定，儿子也活着回来；虽然没有甘美的供养，奉养母亲的志愿却得以实现。郡守、御史都认为应当褒奖，于是具备奏章，请求朝廷，终于承受诏令，旌表她的乡里。苦守节操的报偿，大概就在这里。过去看她的门，门上只有席子遮蔽；如今经过她的门，门上已经有高大的表门。表门高高耸立，龙章的光彩闪耀。这不是为了你的私利，而是使后世看见并效法。唉！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妇人跟从丈夫。所有在位的人，为什么不以此为鉴、以此谋划？妇人的道义不亏，尚且称合圣上的心意；臣子的节操若能竭尽，也一定会受到特别宠异。把这些辞文刻在坚硬的美石上，以昭示宏大的恩德，发扬清白的芬芳，告诫后代子孙。何遯山先生赞【并序】晋城何氏，自唐会昌年间名晋的祖先避兵来到婺州，此后子孙便成为婺州人。因此我们婺州有何氏，与安阳韩氏、东莱吕氏，实在同样兴盛。世代身着官服，成为显赫的望族，都是所谓能够世代继承家业的人家。何氏与我苏氏，世代有婚姻之好。遯山先生伯衡，出生较晚，虽然没有机会拜见他的履迹，但他的平素操行和清雅言论，我大概曾经听闻。如今观看赵魏公、康里公的书法，诵读祭酒许君的文章，怎能不更加怀念老成之人呢？我不顾自己学识浅陋，冒昧系以赞辞。赞曰：退处而不与世俗隔绝，入仕而不同流合污。《易经》所称赞的遯卦之人，就是先生；何况他学问广博，经术精纯，继承世代的美好传统，把高雅的德行完备于一身。他做官不选择俸禄，却保全了出仕报国的道义；以行医自我掩饰，却把仁爱推及万物。因此恩泽能遍及乡邻，声望在士绅中更加尊重，使一郡的文献为之振起。百年之后声名更加振作，可叹墓旁的树木已经合抱，哪里还有可以亲近取法的仪表？这就是我追想往日高尚风范，却感叹自己出生不能与先生同时的原因。《梦芝轩赞》（并序） 华川先生王祎，出生于至治壬戌十一月十七日。这一年，先生的祖父南棱公七十岁；这一天，正是南棱公出生的早晨。前一天夜里，南棱公梦见灵芝生长在所居轩室的屋檐下，心想或许是异常的预兆。王祎于是出生，前来道贺的人都说：“先王占梦的法则已经失传，请占筮吧。”占得离卦变为贲卦，占筮的人解释说：“离，是火，也是文；艮，是山，贲，是文饰。高峻的山上长满草木，花彩光耀，火从下方照耀。灵芝虽然是奇异的草，也是草木的一类。王祎大概要凭文章扬名吧？王氏大概要复兴吧？这灵芝大概是祥瑞吧？”所以卦辞说：“笃实而有光辉，绣在衣裳上，是人的文章。”又说：“适宜向上发展，是南国的祥瑞，文饰成车盖；门中有高大之人，家族就会昌盛。”南棱公得到卦辞后，便把自己的轩命名为“梦芝”，用来记载这件事。今天皇帝在金陵定鼎，先生终于凭文学受到知遇，由侍礼郎三次升转而掌管翰林院制诰。这样算来，已经二百八十八个甲子了。那么南棱公的梦，难道不是所谓事情开始之前必先有征兆吗？乡里人苏伯衡追述此事而作赞。赞曰：恭敬温厚的伟大人物啊，所奉行的是德行；并非今日才如此，早在高祖、曾祖时便已如此。播下种子必有收获，没有善行不会得到验证。梦见灵芝是祥兆，天一亮孝顺的孙子便诞生。头角初露而突出，声音洪亮。啊，灵芝啊，又何必一定要有九茎？他既然已经登上崇高地位，天下也因而文教昌明。多么美好啊！这不只是家族的祥瑞，也是国家的吉兆。

译宗忠简公画像赞 先生的力量足以旋转乾坤，先生的功劳足以击退敌人、安定华夏。起初凭一句话就能使北方的军旗回转南下，后来上二十四道奏疏却不能使南行的车驾回转北上。况且留守钥任正紧迫之时，谗言却突然传入皇帝耳中；渡河的志愿尚未实现，大星已经在半夜陨落。人对先生，是嫉妒陷害；天对先生，却不知道借给他寿命。这正是有志之士在百世以后追想英风、激发昂扬，拜谒遗像而悲叹愤懑的原因。殿撰王公画像赞【并序】先生姓王，他的祖先是浮光人，从浮光迁到闽地，又从闽地迁到温州，到先生已经九世。先生是宋皇祐贤良儒志先生的六世孙，名益大，字居安，多次考中进士，却不被有关部门任用。开庆年间，献上平定戎乱的十二条策略，被提拔为国史编校，历任三省枢密院主事、中书门下省录事、判大医院、主管崇道观。丞相陈宜中推荐他授任右文殿修撰。德祐年间宋朝失国，他坚持气节不出仕，寿终正寝于家中。他的儿子与元朝合作，任乐清县尹后退休，因推恩赠先生【缺】郎、同知瑞安州事。江浙提举陈先生旅为先生墓志铭，额题则由太常博士柳先生贯篆书。伯衡得以跟随乐清君的孙子渊瞻，拜谒遗像并诵读铭文，谨择取大意而作赞说：他的见识卓越，他的谋略雄壮；志向想要吞并戎狄，策略于是献给帝王。没有什么职位不适合他，没有什么试用不见效；奏章接连在朝廷上被推荐，职位历经而达到显要。宋朝的鼎已经迁移，他拂袖归来；斟取东海之水来尽情饮酒，仰慕西山伯夷叔齐采薇的高义。生气凛然，遗像就在这里。虽然离今天已经遥远，却可以想见他的风采。虞文靖公真赞【并序】故蜀国文靖公虞公凭借广博的学问和雄健的文章，得到文皇帝的知遇，成为海内人的师表。伯衡每次诵读他的文章，没有一次不想见其人。这次有幸跟随危翰林，得到先生的遗像并拜谒它。既然命令工匠摹绘遗像，于是为它作赞。先生如此盛大的德行，哪里是后辈小子所能形容的？伯衡之所以如此区区用心，大概是因为不能胜过仰慕先生的私情罢了。赞曰：他出生在世代显贵的门第，奋发于和乐清明的时代；承接众儒的统绪，光耀一代的人文。最终消遥于山林丘壑之间，时机应当止息便止息；开始时从容处于台阁之上，所信奉的道理坚定而后才坚定行动。因此能使人敬重他如同蓍草和蔡草，处于当时，人们仰望他如同凤凰和麒麟。想象听闻他的议论、风采，声名传到四夷；退处之后享有荣誉、名声、富贵。十八年间，哪里不曾看见他穿着褐衣、戴着角巾，姿态从容如山，潇洒超尘？百世之士，德行完备的人，虽然取法的形象已经远去，凛然的生气却仿佛仍然存在。九原如果能够复生，我岂敢推辞为他执鞭效劳呢？太师韩国公画像赞 堂堂的韩公，主持国家政务，伟大的事业由此确定，国家经费由此充足，众多贤才由此进用，各项制度由此端正，四方夷族由此服从，万物由此繁盛。先生起初并没有刻意作为，谁能给他命名？实在是上天生下了他，光明地辅佐大明。天下士人看见他的仪表，想望他的风采，不约而同地说：“他是汉朝的萧何、唐朝的姚玄龄；功成之后退处，不夸耀、不自矜。穿着衮衣，踏着朱舄，安享尊荣；苍颜白发，时时游处于朝廷。德行日益更新，福禄日益增加。愿天子万寿，与天下共同享受太平。” 谭君小像赞 多么堂堂啊，是果敢坚毅的姿态；多么卓越啊，是雄伟深沉的谋略。他的才能奇异，源自湘潭、衡岳之间的成长；他的功劳崇高，在瓯闽、朔漠的战斗中建立。享有轻裘缓带的声誉，曾经一边赋诗一边横握长槊；亲自推崇贤能、谦下待士，常有宰相吐哺、周公握发的风范。如今正逢盛明之时，年纪还没有达到衰老。我要在云台、麟阁中寻访他的画像，您怎么能在山野丘壑间抚松终老呢？郑氏三老图赞【并序】过去我在朱泽民那里见过《睢阳五老图》，又从故相吴履斋的孙子吴琳那里见过《洛英图》。图中人物虽然不出自同一家族，出生也虽不在同一代，想来他们凭借盛德高年会聚于一时，风采足以震动朝廷内外，雅望足以敦厚风俗，可以说是一代的盛美了。我未尝不感叹羡慕，又遗憾自己没有与他们同时出生。如今郑氏兄弟三人，伯阳、仲德在山林中高蹈远引，仲舒功成身退于厌倦游仕之时，并且共同成为一乡最受尊敬的长者。他们既出自一家，出生又同一代，慈爱而友悌，和蔼可亲。与睢阳、洛社诸贤相比，名位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作为一代的盛美，几乎还超过他们。我又有幸与他们同时出生，居住在同一郡，曾经得以远望他们的里门，登上他们的厅堂，承受他们的仪范，聆听他们的言论。这次我观看这幅图，类似过去感叹羡慕之情，甚至更加深，又自以为幸运。又听说，远古盛世，上有圣贤君主，习俗便淳厚，百姓多长寿，有的上寿，有的中寿，没有夭折短命的人。如今伯阳兄弟以将近白发的年纪，聚居在麟溪之上，虽说是天命，也实在是国家仁厚的德行、涵养滋润的恩泽所造成的祥瑞福祉；百姓与远古盛世没有不同，所以郑氏一家才有三位老人出现。既然如此，三位老人优游于安逸的生活之中，安享子孙的奉养，成为太平时代的百姓，何必引用延年益寿、再次主持养老礼的法令，举行袒割、馈酳之礼，还要增加这样的养老赐予呢？何况三人强健聪明如一，饮食起居几乎看不出衰弱疲惫的样子，他们的福气充沛，尚未止息。乡里的士人君子每年按时陈设五豆、六豆，在学校中尊敬他们、奉他们为长者，从一家人的庆幸中看见圣朝的昌盛，那么三老就是国家的光荣，难道只是郑氏一家的祥瑞吗？为他们画图，本来就应当因为感叹羡慕之情无法满足而作一篇赞辞，用来配合《寿朋》诗篇；我这点心意实在不能停止。何况仲舒又特别有所请求呢？赞曰：三位老人和美安详，都是郑家的贤良；既多受福，又长寿健康；又彼此争相焕发光彩，声望为一乡所仰。如今我以垂暮之年，遇上今天的盛世，时令和顺，家家富足，风清日美。于是彼此相告相谈，无论远近都来往；上面有松竹，下面有泉流，可以休息，可以吟咏游赏。今天我若不快乐，又还有什么可求？伯氏所居之处，仲氏前来趋拜，季弟随后而来；衣襟整齐，举止恭敬，左边是图，右边是书，快乐和美。谁没有兄长，谁没有弟弟？吃饭同一炉火，居住同一屋宇；年老以后反而更加亲密，谁能像郑氏这样拥有美好的兄弟？三人高然并立，如鼎足而立，是上天厚待他们；扶持人伦极则，上天既然厚待他们，又使他们长寿。你们是国家的光华，不只是宗族中的老人。为什么不来观看这些雪鬓霜髯、威仪整齐的人？七县都来瞻仰，难道只有七县的人应当以他们为法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策题 国学公试策题八首

译问：做君主的，没有什么比勤勉更可贵，没有什么比果断更重要，也没有什么比信任臣下更困难。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汉宣帝励精图治，秦始皇按日程批阅文书，隋文帝传餐进食，同样都是能够勤勉，但有的使国家得到治理，有的却导致动乱，结果并不相同。晋武帝平定吴国，唐宪宗收复蔡州，苻坚南伐，宋文帝北讨，同样都是能够果断，但有的因此兴盛，有的因此灭亡，结果并不相同。秦穆公对于孟明，汉昭帝对于霍光，燕王哙对于子之，唐德宗对于卢杞，同样都是能够信任臣下，但有的获得安定，有的陷于危亡，结果并不相同。学者议论事情，推究尚未发生的道理，很难说明；而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评论，却容易发言。请陈述这十二位君主开始时各有什么得失，以及后来结果为何相反，以备皇上清问时参考；继承他们成功的原因，改正他们失败的原因，也许有所取法。又问：能够播种又能够收获，才称得上良农；能够捕获又能够烹制，才称得上善猎；能够开拓边疆又能够安定边疆，才称得上善于治理国家。所以汉朝收复河北，军队不再兴动；唐朝收复河陇，也未曾再出兵。如今西蕃、朔漠一带秦、汉、唐、宋都不能占有的土地，我国家谈笑之间已经全部取得了。怎样才能使边远地区宾服，不敢向南窥伺；并且使洮、陇、幽、蓟一带牧马的百姓眼睛看不见军旗，耳朵听不见钲鼓，安安心心地耕作取水，其中一定有良策。诸位尽数陈述出来。又问：井田、学校、礼乐，都是王政中的大事。虽然施行的方法不同，但先后之间一向彼此资助。颜渊问治理国家，孔子便用四代的礼乐回答他；滕文公问治理国家，孟子便用三代的井田、学校告诉他。那么，这几项果真可以偏废吗？治理国家，没有不以古人为根本却能在今天施行的。孔孟所说的，都记载在典籍中，请推演说明它们施行的次第，使我能够上报皇上。问：羲和掌管历法，后羿掌管防务，皋陶掌管乐，益掌管刑，弃掌管鸟兽和稼穑，他们都各守一职，终身如此。近世任官的人，有一人兼任数官的，有一年之内历任各司的。难道这些人的才德都胜过古人，而所从事的事业无一不可施行吗？还是只知道计较资历品级的高低，以任一官为耻吗？或者拘泥于屡次更换官职的制度，以致才能不能充分发挥吗？唐虞之时，洪水刚刚退去，天下可以说事务很多，但在那时，事情没有不能治理的。如今四方大定，并没有难以治理的政务，可当今的事务却往往废弛停滞。安守本分、专心把才智用于一职，和急于求进、没有固定职守的人，他们的得失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处在今天的形势下，却想恢复古代的道理，怎么才能做到呢？问：常衮任宰相时，选举之事不由自己专擅，凡一命以上的官员都交付给既定法令，可说是完全公正无私了，却有贤愚一同停滞的讥评；崔贻孙任宰相时，不到一年便任用了八百名官吏，其中亲旧很多，可以说超出了法制之外，但当时却有得到人才的称誉。后来的宰相若以常衮为准则，便近于为避嫌而不作为；若以崔贻孙为准则，便近于专权。专权会招致威福下移的谤议，避嫌又会失去竭尽忠诚、以国事为先的道义，难道贤相会这样做吗？古代的贤相，谁能超过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伊尹广泛访求贤哲，傅说广泛招纳俊杰，周公、召公明白荐举俊秀之民，他们既不以此自认为有嫌疑，他们的君主也不因此怀疑他们，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做宰相不以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为师，却只把自己置于常衮、崔贻孙之间，这可以吗？请说明其中的道理。问：在朝廷就谈朝廷之事，在民间就谈民间之事，在学校就谈学校之事，可以吗？有虞氏时代胄子的教育，专由后夔掌管；成周时代国子之教，总由乐正掌管。那么礼乐难道不是士人尤其应当重视的吗？后世为什么稀少而不讲习呢？古代出兵时，出发前在学校接受成法；回来时，在学校献俘、献馘。那么军事难道不也是士人应当了解的吗？后世为什么忌讳而不谈呢？所谈的无非天、人、性、命的道理，却把六艺指为末等的器用；所学习的不过是记诵词章，却把六德、六行看作空话。后世的学校，果真是三代的学校吗？为什么轻薄放纵于城阙之间的习气延续至今仍存在，而成就人才、讲求实用的人，却拿古人来衡量便感到惭愧？难道不是学校只徒然写入法令，而其教养之法已经疏略了吗？然而六馆、三学中的士人，有的叩宫门上书挽留先生，有的倡明大义而不受污辱、冒犯和虚伪，有的指斥权臣，即使被流窜、责罚也不顾惜，这些事也曾见过。君子把它们看作盛事，这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难道就是所谓不等待文王也能兴起的人吗？国家在京师建立首善之地，诸位在这里游息，难道只为考察古人的行为来警戒自己、选择善行来遵从而已吗？凡是古代制度中应当施行于今日的，以及今日应当致力的事务，请极力陈述，以修治、举用那些缺漏，使教化之道兴盛、人才增多，这也是有关官署的希望。问：谷物是六府之一，农业居八政之首，所以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没有什么能先于教导农民。如今天子每年孟春亲自耕种籍田，以率领天下百姓；郡县长吏也都兼任劝农之职，重视农业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本应从事本业的农人远多于追逐末业的人，可是田地之间土地的生产潜力没有充分利用，百姓中游荡闲散的人又很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要把他们全都赶到田间去吗？那么井田制度难以恢复，限田制度又不能施行，拿什么来供养他们？还是不加禁止吗？那么国家的赋税调度全都取给于有田之家，不能没有剥削削减的弊病；而经营奇货、谋求厚利的人反而安享重利，这样将会看见背弃根本、趋逐末业的人越来越多。怎样调节赋税、增减取予，使农民不受伤害，而游民又无利可图？这种办法可以说给我听吗？

译问：《商书》说：“办事不以古人为师，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周书》说：“不依据古训，还依据什么来作训诫？”因此夏、商、周拥有天下时，虽然有所损益，但所遵循的根本仍然一致。董仲舒认为，质朴与文饰虽有改制之名，却没有改变道的实质，这话是对的。自从秦人废弃古制，先王维持天下的大经大法，荡然无存，再也没有保存下来。汉朝兴起，在灰烬残余中拾取旧典，难道就没有一两项是先王的遗制吗？然而从秦到今天一千五六百年，历代君主从未真正把反复取法古代作为要务，却并不妨碍他们拥有天下。拥有天下而最为强盛的，莫过于汉、唐。汉朝的法制大体承袭秦制，唐朝的政令一概因循隋制，但它们的治理却都接近三王。至于新莽恢复井田，宇文周恢复六官，可以说是诚心师法古代了，却仍不能挽救其昏乱和败亡。为什么秦、隋的制度可以流传久远，而先王的法度反而不可以垂为后世法则呢？难道是汉高帝的宽宏大度、汉文帝的仁厚、汉宣帝的励精图治、唐太宗的英武，才是导致治世的资质，而王莽的邪恶、宇文氏的庸弱，本来就各有招致灭亡的原因吗？还是说，真正善于复兴古制的人，贵在探求古制的实质，而不贵在羡慕它的名目；贵在得到它的精神，而不在拘泥于它的具体形迹呢？否则，难道所谓“时代不同、事情有异，不能彼此沿袭”的话不是确实如此，而《商书》《周书》反倒是空话吗？请推究阐明其中的缘故。《苏平仲文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苏平仲文集》卷三，明代苏伯衡撰，论说 《养素斋说》如今的人大多不如古人，其中士人尤其严重。古代的士人，能够成为圣人、贤人；显达时，能够凭借名位成就功业，凭借道义教养天下，凭借政令教养百姓；不得志时，也能够凭借著述教养后世万代。如今的士人，不过免于成为乡里普通人而已，对于圣贤所能做到的事情，却没有一样能够做到。现在的人所吃的，是圣贤所吃的粮食；所穿的，是圣贤所穿的丝帛。寒冷时用火取暖，炎热时乘风纳凉，早晨起身、晚上睡觉，没有什么不同。眼睛用来观看，耳朵用来听闻，嘴巴用来进食说话，手足用来拿取和行走，也没有什么差异。为什么唯独圣贤所能做到的事，我们却做不到呢？况且圣贤的形体与我们相同，性情与我们相同，并不是多四只耳朵、三只眼睛，拥有六种常性和两颗心。我们身体所具备的，也从未缺少其中任何一样。圣贤为什么偏偏能够做到我们不能做到的事呢？也只是因为他们一向善于修养罢了。人之所以成为人，不只是有形体而已。周流于身体的是气，主宰身体的是心，存于心中的叫性，由心发出的叫情；聪明而不迷惑是智，勇敢而有所作为是志，宽厚而能容纳是度，卓异而有才能是材，坚贞忍耐而能有所树立是节。这些都不能不从平日加以修养。节不修养就会受损，材不修养就会偏颇，度不修养就会狭隘，志不修养就会浅陋，智不修养就会昏暗，情不修养就会放纵，性不修养就会丧失，心不修养就会放荡，气不修养就会衰馁，身不修养就会不得安宁。谨慎起居、节制饮食，是用来修养身体的；正直是用来修养气的；减少欲望是用来修养心的；保存诚意是用来修养性的；遵守礼法是用来修养情的；穷究知识是用来修养智的；自我奋发是用来修养志的；正直宏大是用来修养度的；询问学习是用来修养材的；知廉耻是用来修养节的。节得到修养就完整，材得到修养就成就，度得到修养就宏大，志得到修养就不可夺取，智得到修养就不可欺罔，情得到修养就不受外物诱惑，性得到修养就不被私欲蒙蔽，心得到修养就无处不在，气得到修养就无处不充大，身得到修养就无处不安泰。平日修养而达到这种境界的称为圣人，平日修养而尚未达到的称为贤人，不修养就只是乡里普通人，甚至成为夷狄。如今的人不修养

译这些，反而只养护口腹身体，稍有不同，便用文饰来养成过错，用言谈来养护生计，用朋党来维系交往，用矫饰虚伪来培养声望，用奢侈来满足欲望，那么又怎能希望像圣贤那样以名位成就功业、以道义教养天下、以政令教养百姓、以著述教养万世呢？他们不能做到，不是理所当然吗？因此，不只是养护口腹身体的人，才知道珍重自身；不采用今人所养护之物的人，才能与他们同类而不同流合污。这就是所谓能够以古人为己任的人。平阳吴元范，聪敏而好学，贫穷却有操守，所以用“养素”命名他的书斋。我对世上的士人不能以应有的方式修养自己，忧虑很久了。高兴元范知道应当修养什么，又担心他还不知道修养的方法，所以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慎脩斋说》平阳有一位有高尚德行的士人，名叫宋以廉，年将近六十岁，仍不懈怠于学习，因此有一间读书斋，命名为“慎脩”。他曾间或对我说：“希望您替我写一篇说明，来帮助我坚持自己的志向。”我说：“您用来命名书斋的意义高远啊！鄙人哪里足以知道？哪里足以谈论？不过从前我曾私下学习过这个道理。唐虞三代的圣人，有的兢兢业业，有的孜孜栗栗，有的小心翼翼、勤勉不倦，这都是慎重的表现。所以说‘慎徽’，五典要慎重，在位者要慎重，刑罚所及要慎重，以德行治理要慎重，施行刑罚要多加慎重。圣人这样慎重，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上天体察万物而无所遗漏，人的生存以及日常生活，没有一样不是天命流行的结果。一念之间如果不慎，一呼吸之间如果不慎，人为的私欲便会夹杂其中，天命也就几乎熄灭了。这样我们便与天分成两体，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的道理。既然失去了为人的道理，哪里还能修养自身？还能算作人吗？所以必须时时慎重，不敢从早到晚有片刻安宁。”唉！永不停息的是天，纯粹不已的是圣人。圣人与天同运转，似乎本应无须慎重，但他们仍然如此慎重。求学的人难道本可以忽视慎重吗？怎样做到慎重呢？要像手持美玉，像捧着盛满的器皿，像面见贵宾，像承奉祭祀，像面对师保一样。不曾看见也要警戒谨慎，不曾听见也要恐惧戒惧，这就是用来持守内心的方法。能够做到这样，就知道应当怎样敬畏上天；知道怎样敬畏上天，就知道怎样侍奉上天；知道怎样侍奉上天，就会顺循天道而不失去为人的道理。这样自身难道还会不修养吗？上天所赋予的命，具备于自身、显著于自身、与自身相接的，各有五项。具备于自身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五项称为五性；显著于自身的是貌、言、视、听、思，这五项称为五事；与自身相接的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项称为五伦。慎重，就能由仁而行，使亲疏远近无不受到爱护；由义而行，使裁决处理无不适宜；由礼而行，使等级节度无不恰当；由智而行，使是非无不明察；由信而行，使言语行为无不真实。五性于是得到充分实现。慎重，就能使容貌极其恭敬而表现为肃敬，使言语极其顺从而表现为庄肃，使视觉极其明察而表现为明哲，使听觉极其聪敏而表现为谋略，使思虑极其睿智而表现为圣明。五事于是得到适当施行。慎重，就能使君臣关系端正，父子关系亲爱，夫妻关系有别，长幼关系有序，朋友之间守信。五伦于是得到敦厚。这样自身难道还会不修养吗？慎重是修养的关键，修养是慎重的结果。没有慎重，本来就无从修养；如果修养并非真正的修养，又哪里足以称为慎重？无处不慎重，是圣人；慎重之后仍然不断慎重，是贤人；无所顾忌而不慎重，是小人。圣人并非刻意慎重，却无处不慎重，所以自身似乎没有特别修养，却无处不修养。贤人慎重之后继续慎重，所以自身修养之后还要继续修养。小人无所顾忌而

译不慎重，所以自身放纵邪僻、奢侈而不能修养。由此说来，求学的人也不过应当俯首努力、自我慎重罢了。假如不慎重，每天让自己的心同外物无休止地转动纠缠，怎么会不成为无所顾忌的小人呢？存亡系于操守或舍弃，吉凶产生于敬慎或怠惰。不慎重而终于成为小人，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样说来，慎重对于人是多么重大啊！怎么能不慎重呢？我面对您以“慎脩”命名的书斋，难道能不更加郑重地有所警戒吗？《书》说：‘慎重修养自身，思虑长远。’愿我们共同勉励。” 《默斋说》

译天下的道，有细小的、切近的、显著的，也有宏大的、深远的、隐微的。那些细小、切近、显著的道理，我可以用言语传授，人也可以通过言语向我求取；那些宏大、深远、隐微的道理，不能用言语向我求取，也不能用言语传授给别人。言语无法传达，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天命；不能用言语求取，所以子贡能够听到孔子的文辞，却没有听到孔子谈性与天道。言语既然不能传授，难道不能在心中传授吗？言语既然不能求取，难道不能在心中领会吗？哪里有心中传授、心中领会，而不在默默之中契合，如同针刺入石头那样的吗？这并不是徒然沉默罢了，而是确实因为道极其精微奥妙，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若阐明大道却拘泥于言语末节，不仅不足以穷尽它，还会开启是非争论的端绪，使好奇立异的人纷纷扰扰。哪里比得上默默以行动示范，使人默默领悟更好呢？所以善于学习的人，要想求得父子之道，只须专心体察亲爱的根本道理；要想求得君臣之道，只须专心体察合宜的根本道理；要想求得夫妇、长幼、朋友之道，只须专心体察区别、次序、诚信的根本道理。对于天下万物，也无不如此。没有得到时，就默默思考；得到之后，就默默实行。有人叩问却不回答，有人诘难却不争辩，有人追问却不告诉，有人喧扰却不理睬。我正深思力行还没有空暇，哪里有空暇回答、争辩、告知、理睬呢？这样一来，他对于道，观察得精细，看见得明审，获得得深厚，执守得坚定。高声直言不能排斥他，夸夸其谈不能动摇他，新奇学说不能迷惑他，流言蜚语不能使他沮丧。他到哪里会不默然呢？所以他的沉默，难道只是把嘴缝上三道吗？而是与无言的境域默契。即使想不沉默，难道能够不沉默吗？那些喧嚣争辩的人，都是没有得到道的人。不仅没有得到，也从未真正见过道。突然有人发问，他不知道所问是对是错；随意作答，也不知道自己的回答究竟是错是对，却急忙把错误的当成正确，把正确的当成错误。是非还没有说出口，左右前后对他的毁誉已经充满耳朵，于是又喧哗着同人争论。即使想沉默，难道能够沉默吗？何况求学的要务，首先在于治理自己的心。心处在人身上，尚未应接外物时希望安静，将要应接外物时希望明察，已经应接外物时希望专一并以沉默为主。沉默，就没有忧虑；沉默，就没有欲望；沉默，就无所作为。无为，就能专一；无欲，就能明察；无虑，就能安静。安静，足以制服躁动；明察，足以照见幽深；专一，足以驾驭万事。大概沉默，是治心的方法。所以，善于学习的人一定致力于此。孔子的门徒有三千人，而其中最为杰出的，只有颜回。他专心致志地修养内心，整天默然不语，像个愚笨的人，而孔子也唯独称赞他说“好学”。沉默实在太难了！所以颜回谨慎地保持沉默。谨慎地沉默之后，才能做到恭敬地沉默；恭敬地沉默之后，才能做到深沉地沉默。即使是尧、舜治理天下，难道也能离开深沉的沉默吗？那些“都俞”“吁咈”的应答，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推究到最高境界，究竟要做什么呢？不过是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方而坐罢了。大概他的精神心术，常常同造物者一起游处于无声无臭的境界之外。他的沉默，就是天性。因此，他先于天时而行动，天也不违背他；后于天时而行动，便奉行天的时令。不必像后世的君臣那样，日夜劳苦于议论，而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中国自然得到治理，四方夷族自然归服。高妙啊，沉默！它是求学的首要事务，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原则吧？礼部侍郎栝苍吴君景玄，曾用“默”来命名自己的书斋，并向我征求一篇说辞。我对景玄说：从前居住山林而从事学习时，既然已经用颜回用来治理内心的方法来治理自己的内心；如今居处朝廷而侍奉君上，应当用尧、舜治理天下的方法来治理天下。这样，他建造这座书斋，就不只是同一起学习的人在无言的境界中默契相合而已。因此我把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写出来作为说辞，并且将要等着看它取得成效。《存斋说》。用小事来说明大道理，我已经从我的邻人那里得到验证。西邻家的姬氏丢失了耳珥，东邻的老妇人前去慰问她，说：“为什么来慰问？”老妇人说：“听说姬氏的耳珥丢了，所以前来慰问。”姬氏说：“你看我的耳朵还在吗？”老妇人说：“还在。”姬氏说：“耳珥丢了而耳朵没有丢，我虽然丢了耳珥，却并不忧愁。你来慰问我，反而是多余了。”老妇人说：“姬氏的耳珥是金玉制成的，金玉是贵重的宝物。姬氏丢了它，为什么不忧愁？”姬氏说：“耳朵能够听见，这才是可贵的；并不是因为用金玉做耳珥，耳朵才显得可贵。耳珥在耳朵上，无论保存还是丢失，对耳朵有什么增损，值得忧愁呢？”唉！人有身体，不就像耳朵有耳朵一样吗？爵位对于人，不就像耳珥对于耳朵一样吗？人身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有仁义之心罢了，难道是因为有爵位和官位才可贵吗？仁义之心，是上天赋予我的；爵位和官位，不是上天赋予我的。保存上天赋予我的东西，即使没有爵位和官位，也不失为尊贵；丧失上天赋予我的东西，即使拥有爵位和官位，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所以，仁义之心不可不保存，而爵位和官位不一定非要保存。为什么世上的士人对于爵位和官位，知道保存它们；对于仁义之心，却不知道保存它呢？古代的士人保存那些不可不保存的东西，而不保存那些不必保存的东西，所以不可不保存的得以保存，不必保存的也不至于丧失。如今的士人不保存那些不可不保存的东西，却保存那些不必保存的东西，所以不可不保存的反而没有保存，而不必保存的最终也丧失了。东西已经丧失之后才去保存，本来就不如没有丧失时便加以保存；丧失之后还知道保存，仍然胜过丧失之后却不知道保存。难道爵位和官位只是凭借仁义才得以保存吗？保存与丧失之间，正是君子和庶民的区别。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庶民之所以成为庶民，取决于仁义之心是否保存。怎么可以忽视它而不保存呢？况且这种仁义之心与生俱来，本来没有不能保存的。有不能保存的，是被贪欲逐利之心夺去了，于是没有什么欲望不能产生。故说道：“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即使他还有能够保存的东西，也很少了；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即使有不能保存的东西，也很少了。”欲望对人的危害，确实就是这样吗？既然如此，如果真能把一切可以欲求的东西，看得像我邻人家的姬氏看待耳珥那样；把仁义之心看得像她看待耳朵那样，那么不可不保存的东西却不去保存，我是不能相信的。李君伯章用“存斋”作为自己的号，向我征求一篇说辞。伯章曾任应天府倅，任常熟州知州；如今寄居平阳，同普通编户百姓为伍。换作别人处在这种境遇中，将会忧愁不已。

译伯章为什么面上没有不欢悦的神色，反而有自得的意态呢？难道不是因为他保存了上天赋予他的东西吗？难道不是因为他保存了上天赋予他的东西吗？他的号叫“存斋”，是很合适的。我有幸同伯章交往多年，对他了解很深，所以为他写下这篇文字。《常吉孟迪字说》。国子生常功逊跟随我交游多年。有一天，他起身请求更改自己的名字，于是我给他取名为吉，给他取字为孟迪。常生说：“先生既然已经替我取了名和字，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呢？希望您把道理全部教给我。”我便告诉他说：“《大易》的卦象中，阳爻多为吉，阴爻多为凶，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君子对于言语，不合乎道义就不说；君子对于行为，不合乎道义就不做。说话没有过错，行为没有悔恨，那么到哪里去会不吉利呢？小人对于言语，不合乎道义也说；小人对于行为，不合乎道义也做。话说出来便有过错，行为发生便有悔恨，那么到哪里去会不凶险呢？所以说：‘顺从善道则吉，违逆善道则凶。’‘迪’是说善，‘逆’是说恶。顺从善道、违逆善道，就如同说趋向善、顺从恶。况且吉凶难道是固定不变的吗？然而君子常常吉利，并不是上天特别福佑君子，而是君子所做的事常常是善事，有导致吉利的道理。小人常常凶险，也不是上天特意降祸给小人，而是小人所做的事常常不善，有招致凶险的道理。所以说：‘吉凶并不差错地取决于人；上天降下灾祸和祥瑞，关键在于德。’如今常生凭借忠武王的孙子、定远侯的儿子这一身份，是国家的名门、家族中的贵公子，而资质纯朴，气度安和；如果不称为吉人，还有谁会相信呢？” 如果想从童年到加冠，加冠后成家，成家后做官，做官后退居，那么一举一动都没有不吉利；也只须从一句话、一个字，直到饮食起居、仓促忙乱和困顿颠沛之时，都一定只遵循道而行。如此一来，常生就成为庶常中的吉士了。箕子所说的“自身康强，子孙逢吉，家道平安康宁”，难道不正可以在常生身上看见吗？常生还应当因为我的这些话而更加趋向于道啊！” 《范氏二子字说》。我游历平阳时，范君元琏让我见到他的两个儿子：长子俊防，英俊而洒脱；次子朴茂，质朴厚重而周密谨慎；两人都很称合他家的门风。后来有一天，元琏请求说：“长子名叫昞，字士东；次子名叫昱，字士寅。希望您赐给他们一篇字说，使他们能够借此自我勉励。”韵书说：“昞和昱，都是光明的意思。”天下最光明的东西，没有超过太阳；天下万物所依赖而获得光明的，也没有超过太阳。太阳升起时，想找出一样看不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太阳落下时，想找出一样看得见的东西，也是不可能的。太阳的光明，因此没有不照耀的；然而它的光明总是从东方、从寅时开始。东方，是光明的方位；寅时，是光明的时刻。太阳升到天空正中，是从东方升起的；太阳运行到午时，是从寅时逐步推进的。到了西方、酉时，就说是暮时了。昞和昱加冠时，取这两个字来制定他们的字，难道不是追溯他们的开端吗？之所以一定要追溯他们的开端，我是明白的。时序到了寅时，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就是平旦。人只有在平旦之时，清明的本性才与太阳一样充足；而它发挥作用的功效，足以接续太阳所不能完成的事情。清明之气，就是正气。太阳正是凭借这种清明之气而发光，何况是人呢？人不能没有欲望。到了白昼而同外物交接，欲望便胜过了外来的浮气，于是原本明亮的东西变得昏暗了。因此，保存和涵养它才显得可贵。清明之气，本来应当保存涵养；但保存涵养如果舍弃了敬，又凭借什么来实现呢？东方是万物发生的地方，寅时所表示的就是敬。在东方奉养老人，在东郊学习迎春，都是尊重生命元气。称早晨的太阳为寅，以宾礼对待天地也称为寅，光明也不超出敬的范围。昞和昱加冠时，取这两个字来制定他们的字，又【缺字】使他们以敬来保存、涵养并滋长这种清明之气吗？只有以敬为主，正气才能充满周遍；正气充满周遍，天理才能流行；天理流行，那么外在事物怎么能使我疲累，而内在的光明到哪里去不能像太阳一样呢？把它发用出来，就成为事业，光辉赫奕；把它显现出来，就成为文章，光彩鲜明；把它昭示出来，就成为声名，光大显著。至于称说他们名字的美好，又有什么困难呢？兄长友爱弟弟，弟弟敬爱兄长，同出一源而成就；请依照我的这篇说辞，彼此勉励。这是严父的志愿，也是我的期望。《戴生名字说》。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不过是阴阳罢了。阴阳的光辉表现为太阳、月亮和星辰；它的威势表现为风和雷霆；它的舒展与急促表现为雨、露、霜、雪；它的气表现为寒、暑、燥、湿、明、晦；它的时序表现为春、夏、秋、冬；它的踪迹表现为鬼和神；它的征验表现为祥瑞和妖孽；它的运行表现为泰和否；它凝聚而成为山；它流动而成为川；它生人而有男有女；它生万物而有草、木、鸟、兽、昆虫、鱼鳖；没有什么不是有牝有牡、有雌有雄的。它所处的位置表现为君、臣、父、子、长、幼、夫、妇、君子、小人，以及中国、东西、朔南；它在风俗方面表现为淳厚和浇薄；它在天下国家方面表现为治理和混乱；它存在于人身上，在本性方面表现为仁、义、礼、智、信；在情感方面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欲；在身体方面表现为荣和卫；在资质方面表现为刚、柔、强梁、懦弱；在禀赋方面表现为明和暗；在行为方面表现为善和恶；在事情方面表现为吉和凶；

译这一切都是阴阳所造成的，而且都不能不调和。因此圣人制作音乐来调和它们。圣人制作音乐，也取法于阴阳，只是用管、磬、弦、匏、钟、鼓、椌、楬等乐器加以文饰罢了。所以六律属阳，六吕属阴。为它们制定度数和节拍，用来调和律吕、协调音声，使曲调的高低平正，使繁简浓淡均衡，使大小相次，使终始相接，让它们有秩序而不混乱，协调而不乖离，不相凌越、不相侵犯，不沾滞、不凝涩，这样就没有不和谐的了。凡是取法于阴阳的，就没有不和谐的。阴阳所造成的一切，难道有不和谐的吗？由此可以振荡人的血脉，使人的精神流通，启发善的萌芽，禁止邪恶的念头，克服资质的偏颇，保全性情的正当，成就文武兼备的人才，使人都归于成为吉士。由此，在闺门之中，父子亲爱，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由此，在朝廷之中，君臣端正，上下有辨，政教兴盛；由此，在郊庙之中，天神降临，地祇出现，人鬼享用祭祀；世道因此昌盛，风俗因此美善，风雨因此按时，三光因此明亮，四时因此顺行，六气因此不成为灾害，祥瑞因此全都到来，妖孽因此悄然消失，万物因此各自完成生长，君子和小人因此各得其分，中国因此安宁，四方夷狄因此臣服。天地与人本出一源，彼此感应没有间隔，达到这样的境界，然后才可以谈音乐；达到这样的境界，然后才可以谈和谐。若不是轩辕氏的《大卷》、陶唐氏的《大咸》、有虞氏的《大韶》、夏后氏的《大夏》、殷人的《大濩》、周人的《大武》，哪一种音乐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后世德行的盛大、功业的极致，即使达到极盛，也不能接近六代圣人的境界。当时并非没有管、磬、弦、匏、钟、鼓、椌、楬等乐器，却始终不能侍奉神祇、调和上下、美化教化、移易风俗、消除灾害、使群生遂其生、使天地各安其位。由此可知，音乐是圣人创作的，却绝不是徒然创作的。如今只看见八音陈列，便称为音乐；听见五声铿锵，便称为音乐。这只是知道有器具的音乐，却不知道无器具的音乐。有器具的音乐，乐工能够调和它；无器具的音乐，却不是乐工能够调和的。乐工所能调和的，是末；乐工所不能调和的，是本。如今音乐不但有根本，而且还有关键，而这根本和关键都在人身上。什么叫根本？就是和谐。什么叫关键？就是以自身作为律，以声音作为尺度。根本树立了，音乐不劳力便能和谐；关键掌握了，和谐不必期待便会到来。圣人对于音乐，不正是树立了根本、掌握了关键吗？大概圣人的身体，是天地的统帅；圣人的本性，是天地的德性；圣人的声音，是天地的和谐。以天地的统帅作为身体，以天地的德性作为本性，以天地的和谐作为声音。难道只有圣人可以这样吗？我也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成为圣人呢？圣人能够树立根本、掌握关键，以调和阴阳，难道我独独不能吗？不过是反求于自身罢了，探求自己的内心罢了，自强不息罢了。浦江戴生是叔能甫的儿子，刚满弱冠之年，便有志于学习；他的名叫“乐”，字叫“和之”。我的朋友方希直已经阐发了其中的端绪，用来勉励他，我难道能不思考如何接续这番教诲吗？所以趁他请求我作说的机会，把道理进一步申述如下。戴生回去后请教尊长，他大概也会认为这番话没有违背道理吧？《谭氏三子名字说》。长沙谭君济翁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棨，次子名棐，小儿子名集。于是我把这件事告诉伯衡说：我的长子、次子出生时，金华叶仪先生曾经替他们写过著名的文章，但他们都还没有取字；希望你替我写取字的辞说，并为他们祝愿。这种礼，古代是在举行冠礼时实行的；如今我的儿子们都还没有加冠，却先举行这一礼，希望他们能够早早知道道理、早日成才，希望你不要因为这是变通礼制而推辞。伯衡有幸与济翁交往，如今已经超过一纪；我从他们还是孩提时就认识这三个孩子，他们俊秀爽朗、才华英发，都是成才的器材，我怎能忘记疼爱和帮助他们的心情？又怎敢以才疏学浅推辞呢？于是祝愿他们说：有衣服的防护，这就是“棨”字的意思。门第的尊贵显盛，就由此排列显现；棨虽然只是一件器物，却足以显明人的门第，何况是人呢？难道不能乘时建功立业来显耀父母吗？唉，小子棨，给你取字为公，显扬自己，还要努力啊！早晚都要以贤哲自我勉励。端正弓弩的檠，这就是“棐”字的意思。弓的松弛和张紧，都要借助它；棐虽然只是一件器物，却足以辅助弓的张弛，何况是人呢？难道不能推行道义、救济百姓来辅佐君主吗？唉，小子棐，给你取字为公，辅助君主，还要努力啊！早晚都要专心仰慕贤哲。唉，小子集，我以公义告诫你；“集”字作为训释，就像积聚一样。大海的深，是由于水的积聚；天空的高，是由于气的积聚；道积聚于自身，是君子所看重的。要论其中的关键，没有什么比积累义更重要。义积累起来，浩然之气就会充满天地之间；担当重大责任，处理重大事务，面临重大节义，裁决重大议论，都能气势充沛而从容有余。努力吧，公义！希望你内心更加敬慎，外表更加正直，不要开始勤奋而最后懈怠。祝愿完毕后，我又对他们说：显扬父母，是子女侍奉父母的道；辅助君主，是君臣相处的道；积累义，是求学的道。总的说来，这些都是做人所应当致力的事。若尽到了子女之道，却没有尽到臣下之道，还可以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吗？尽到了臣下之道，却没有尽到子女之道，难道还可以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吗？又哪里有不尽求学之道，却能把子女之道、臣下之道都尽到的人呢？那么，进门侍奉父母，出门侍奉君主，本来就是你们三个人共同的责任。低头勤勉地求学，你们三个人难道不可以彼此勉励吗？如果彼此勉励，那么做人的道理还有谁不能全部做到呢？三只凤凰，从前在薛氏家中见到过，如今又在谭氏家中见到了。你们三个人，努力吧！努力吧！《楼彦珩字说》

译佩戴在身体左右两侧的东西叫佩。佩饰中各有专名，叫作珩、瑀、琚、璜、冲牙、组。珩、瑀、琚、璜、冲牙、组，都是佩饰的构件，但没有比珩更重要的。珩，就是横在上面的东西。三条丝带系在它上面，中间那条丝带的末端悬挂着冲牙；两旁丝带的末端悬挂着璜；瑀穿在中间丝带的中部，琚穿在两旁丝带的中部，并且同瑀交错贯连。上面系在珩上，下面系在璜上。另有两条丝带。佩饰如果没有珩，丝带就无处系结；丝带无处系结，冲牙、璜用什么悬挂，琚、瑀又用什么贯连呢？所以说，佩饰没有比珩更重要的。正因为珩最重要，所以无论是白玉、山玄玉、水苍玉、瑜玉、瓀珉，都无不有珩、有瑀、有琚、有冲牙、有组，也无不以珩为要。白玉、山玄玉、水苍玉、瑜玉、珉，颜色不同，品类不同，但作为玉却是相同的。从天子直到士人，佩饰一概使用玉，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借此比拟德行罢了。德行的作用没有贵贱之分，所以玉的作用也没有贵贱之分。既然必须有德行，所以也必须有佩饰。人的身体一刻也不能离开德，难道人身上佩戴的玉也可以一刻离开吗？古时候，上等的是天子，其次是诸侯，再其次是卿大夫，下等是士；对于玉，本来没有人不佩戴，也没有什么时候不佩戴。后世则只有做官的人才佩玉，而且只有在郊庙祭祀之间、朝会之时才佩玉。后世对于玉，虽然不能人人时时佩戴，但生来名为琚、字为珩，难道不仍然是佩玉吗？现在父亲兄长早晚都这样称呼生，现在朋友早晚也这样称呼生，那么“琚”和“珩”已经不断在耳边响起了。耳朵听到他的名字，就如同眼睛看到他的形貌。形貌所在，德显露在外；名字所在，德寄寓其中。我把玉的形貌佩戴在身上，也把玉的名字佩戴在心里。佩在身上，就是亲近并仿效它的德；佩在心里，就是思考并仿效它的德。这不正是君子看重玉的意义吗？唉，之所以看重玉，是看重它的德。因为看重它所以佩戴它，佩戴它是为了求得像它，难道只是说欣赏它的美吗？所以佩戴玉却不像玉的人，就会被认为有过失。看重玉却不能佩戴它，所以给孩子取与玉有关的名字。给他取名，也是为了求得像玉一样，难道只是说借用一个名字吗？如果取了这个名字却不像玉，难道人们会有不认为他有过失的吗？既然如此，生要使自己的德比拟于玉，难道还能不急切努力吗？而我却与此不同：我天天将从生身上观察德。至于玉的德，孔子说过，《聘义》记载过，大概不必再烦琐地告诉你了。生是义乌人，姓楼，现在在国学学习，来请求我作字说，所以我为他诵说这些。《染说》凡是染色，要取法于天、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草木、翟鸟、雀鸟，把它们作为色彩的象征。取蜃、栀子、蓝、茅搜、槖卢、豕首、象斗、丹秫、涗水、栏木灰作为染料材料。烧煮、浸泡、曝晒、过夜、浸润、浇淋、涂抹、挥洒、浸渍，作为染色的方法。染一次、两次、三次、五次、七次，作为染色的等次。天下的染工，所用的都是同一套东西。在这些条件下，有布帛交给众多染工染色；他们所用材料的分量相同，方法的节制相同，染色次数相同，但颜色的深浅、明暗、枯润、美丑却不同。颜色深、明亮、润泽而美的，一定是染工技艺高明；颜色浅、暗淡、枯槁而丑的，一定是染工技艺不高。天下各种技艺，无不有精妙之处。染色的精妙，先从心中领会，然后色彩的精妙才能在手上表现出来。染色达到精妙，颜色就能有无穷的用处。这样怎么能不使人一接触眼睛就喜爱玩赏呢？这只有善于染色的工匠能够做到，不善于染色的工匠做不到。善于染色的工匠所染的布帛，与不善于染色者所染的布帛，颜色本来就有差别。然而，即使是技艺高明的工匠所染布帛的颜色，与天地四方、草木、翟鸟、雀鸟的颜色相比，又有差别。没有别的原因，天地四方、草木、翟鸟、雀鸟的颜色，是阴阳二气的精华，是上天所生成的，是天下最美的颜色；布帛的颜色，借助物质的色彩，是人所制成的，不是天下最美的颜色。学士大夫写文章，也一样。用组织安排作经，用情感思想作纬，用议论来发挥，用气势来振奋，用节奏来调和，这些人人都相同。文章从口中说出、写在纸上，巧拙就显现出来。高明的人心中有所领会，能够使它清楚地表现在口头和笔下，就像善于染色的工匠；拙劣的人心中虽有所领会，文辞却不能表达，就像不善于染色的工匠。天下各种技艺无不有精妙之处，何况文章呢？不能得到其中的精妙，就没有能够进入文章堂奥的。所以上自三代以来，写文章的人极多，若论达到精妙的，春秋有左丘明，战国有荀况、庄周、韩非，秦有李斯，汉有司马迁、贾谊、董仲舒、班固、刘向、扬雄，唐有韩愈、栁宗元、李翺，宋有欧阳脩、王安石、曾巩，以及我的祖父老泉、东坡、頴濵。上下数千百年之间，不过二十人罢了。难道不是因为文章的精妙难以达到，所以这样的人也难以得到吗？即使如此，这二十人在文章方面确实达到了精妙。他们与六经相比，难道不是相去甚远吗？六经是圣人道德的显现，并不是有意写成文章，却是天下最好的文章，就像天地四方、草木、翟鸟、雀鸟所呈现的颜色一样。左丘明这些人，道德修养达不到圣人的境界，他们的心意都放在写文章上；他们的文章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就像布帛所染的颜色一样。学习写文章的人知道文辞和气势，如果不以六经为标准，就不足以谈论文章。黑色不是天，黄色不是地，青色不是东方，赤色不是南方，白色不是西方，黑色不是北方，夏色不是翟鸟，緅色不是雀鸟，红色和绿色不是草木的颜色；不懂这些，就不足以谈论色彩。难道可以不急切追求道德，却只孜孜不倦地追求文辞吗？天台方希直跟随太史宋公学习写文章，年纪很轻，文章却非常工巧。不只是同门之士没有能赶上他的，就连朝廷中的士绅以及四方的老成之士，凡是与宋公交好的，无不推重赞许他，认为无人能及。我每次拜访宋公回来，方希直就读给我听他所作的文章，我没有一次不击节赞叹，感叹他已经领会了文章的精妙。

译现在希直将要回到故乡，把全部力量用在文章上，所以借此勉励他。我从很早的年纪起，只是一心用在文章上，接近五十岁了却始终没有成就；自己不知道勉励自己，却想去勉励希直，难道不感到惭愧吗？然而希直若得到我的这篇文章，及时以道德自任，那么又怎么会像我这样呢？这就是我向希直表达爱护和帮助的原因。传 《萧夀传》承信校尉萧夀，是徳安人，字君美。十六岁时父亲去世，他能够自己奋发，振兴家庭，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他不平凡。二十岁时，陈友谅在荆湖起兵，任命他为万户。陈友谅侵犯池州、太平，萧夀都随军出征，日夜想着自己防守归附大明，却没有机会；偶尔不能实现志愿，平日常常郁郁不乐。癸卯年八月，今上亲自率领诸将与陈友谅在彭蠡湖交战，又在鞋山、湖日交战，陈友谅被流箭射中而死。萧夀的同事大都返回，拥立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于武昌。萧夀于是乘机率领所统舟师，在禁江归附今上，获赐米十石，命令隶属镇江奕。甲辰年夏，开始授任总旗，跟随周指挥守卫严州。乙巳年四月，伪吴张士诚的军队驻扎在大浪滩，船只密集如织，萧夀乘快船挺戈向前，敌众纷纷溃散，大军随后跟进，张士诚军大败，追击败军二十里，获赐白金。八月，张士诚军再次进犯乌石，萧夀跟随严元帅出击将其击败，俘获战舰一艘、伪万户一人，又赏赐白金，加赐织文。丙午年八月，跟随曹国李公攻取桐庐、富阳、余杭。十一月，乘胜攻下杭州。吴元年正月，李公上奏任命他为管军百户。二月任命下达，九月跟随永嘉侯朱公攻打台州，首先登城，烧毁浮桥，俘获马二匹、战舰二艘，照前例赏赐白金。台州攻下后，分兵守卫黄岩水砦。十一月，大军向南攻打福建各路，萧夀从海道率舟师夹击。洪武元年春，福建各路全部平定，返回时驻扎在金华。四月，海盗占据昌国的兰秀山作乱，他跟随都督林公将其击平。七月，又跟随李公防守闽溪各寨。洪武二年正月，晋升昭信校尉，受徐指挥统辖，跟随李公北征；这一年二月攻克惠州、锦州、大宁、全宁，随后渡过辽河，击败庆僧国王的军队，进攻上都，回军驻扎在通州。八月，前往援救大同，击败孔兴、脱烈伯两位国公的军队。第二年五月，跟随军队攻打兴和、应昌、庆州；高州分兵援救虹螺山等屯堡，于是大军在骆駞山与蛮子太尉的军队交战，七月返回金华。洪武四年二月，世袭制度下达，赐文锦、缯各六端。此后两年的三月，从金华迁往平阳。洪武十年四月，改授承信校尉。洪武十四年冬，和千户马俊出击山寇，从平阳的林来浦出发，越过龙潭，经过泥奥，攻破吴嵓砦，驻扎在小龙银屏砦，扼守万松林；经过福宁的岑岭、吴村、际头，转而渡过瑞安的乌山、万丈林，防卫大军，以消灭残余盗寇。总共攻破数十座营寨，斩首二百级，生擒伪官和士卒三十人。上奏报功，赐给楮币。史氏说：人才的产生，一定在兴盛的时代，不只是将相重臣兼具文武才略，所有属官也都是一时的人才。千年以后评论那个时代，所知道的不过是伊、吕、萧、曹罢了。能够因事情而见于史册的，能有几个人呢？萧夀侍奉明朝，舍弃昏暗，手执干戈，随军征战，驰骋于四境之外，辅佐完成统一大业，也可以说是有才能了。难道能让他的事迹没有称述吗？所以关于他的事迹，我很乐意为他编次论述。《范干小传》柏轩先生是品行质朴的君子。听到别人有善行，总是用好听的话鼓励他；听到别人有不善的行为，总是用合乎法度的话责正他。先生说：“我难道只是喜欢夸夸其谈吗？我是担心那个人不能得到行善的利益而懈怠，所以想办法激励他。为了激励他，所以用好听的话奖励他，希望使人羡慕而努力罢了。我担心那个人陷在不善之中而越来越严重，所以想办法纠正他。为了纠正他，所以用合乎法度的话约束他，希望使人感到羞愧而戒惧罢了。”先生邻里乡党的人，因为先生的话而怜恤先人的遗孤、安葬没有后人主持的姻亲族人，有这样的；兄弟分居后重新同居的，有这样的；原来屠宰、卖酒，后来改变志向做士人的，也有这样的。而做不义之事的人，甚至告诫别人不要让先生听见，有的经过先生处便道歉，有的遇见先生便当面脸红。先生大概是有道德的人，大概是王烈、郭泰一类的人。然而我有所感慨：世上的爵禄，得到就富贵，失去就贫贱，这确实值得羡慕，难道真能与好听的话相比吗？邦君大夫用来劝勉大善的爵禄，却从没有劝勉到人。世上的刑罚，轻的就是鞭笞，重的就是割鼻、断足，这确实令人羞愧，难道真能与合乎法度的话相比吗？邦君大夫用来惩罚不善行为的刑罚，却从没有真正惩罚到人。合乎法度的话不足以伤害人的形体，好听的话不足以救济人的贫乏，但它们使人受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反而似乎胜过邦君大夫所掌握的东西，这是什么缘故呢？后来我思考，难道是毁誉出于公论，而赏罚取舍受私意牵制吗？难道是这里的德行能够取信于言语，而那里的命令不能取信于下民吗？难道人可以用道理说服，却不能用利益诱导、威势恐吓吗？不然，难道大的荣誉不能使人荣耀，反而以小的荣誉为荣耀；大的耻辱不能使人羞愧，反而以小的耻辱为羞愧，是人的常情吗？假如刑罚和禄赏果真不能劝善惩恶，那么圣人为什么要设置它们呢？先生名干，字景先，是婺州金华人，文懿许公的高等弟子，自号柏轩，人们因此称他为柏轩先生。”},{

译《胡嘉祐传》义士胡嘉祐，是永康人，字九祚。永康在婺州东南、处州西面，距离处州缙云大约三十里。元朝末年，处州所属各县盗寇蜂拥而起，元帅石【阙】宜孙虽然用兵剪除他们，却不能制止。于是缙云蒻溪的盗寇应氏、杜氏在乙未年冬天冲出永康边境，杀人抢掠以逞凶。嘉祐忧惧地说：“乡邻有急难，难道可以坐视不管吗？”他跑到县衙告诉县令，愿意帮助官府消灭盗寇。县令问：“到哪里去得到军队呢？”他回答：“招募勇武强健的人。”又问：“到哪里取得钱呢？”他回答：“请让我拿出家财。”县令说：“好。”他立即回家散尽家财，招募勇武强健之士，得到一千多人，按什伍编制起来，把旗帜大书为“义兵”。盗寇一到就迎击，因此盗寇丧失了胆气，派党羽来投降。嘉祐认为这只是诈降来使我军懈怠，于是更加训练部众，等到第二年四月，盗寇果然再次突袭县城，焚烧房屋，进入并占据县衙，四处杀掠。郡将率兵讨伐，嘉祐率众协助郡将，于是收复县城。郡将驻在县中，他帐下的士兵有时出来横行暴虐。嘉祐于是推开营帐径直进去，问郡将说：“将军这次来，我以为是要替百姓除害，哪里想到竟然帮助盗寇残害百姓呢？” 郡将按住手骂道：“你真是个愚人！我只是不能忍心看百姓被盗寇残害，所以率兵前来。除盗寇怎么能说成是帮助盗寇残害百姓？”嘉祐说：“既然如此，士兵横行暴虐，为什么不禁止？”郡将于是从帐前拔下一面旗子交给嘉祐，说：“把它树立起来，我的士兵有谁敢骚扰百姓，就立即在这面旗子下斩首。”嘉祐出来把旗子树在乡里，宣布说：“将军命令，骚扰百姓的人在这面旗子下斩首。”于是士卒不再出来，即使出来也不敢横行，乡里才恢复安定。县令向计事廉访司廉使询问：“县里有没有可以共同患难的人？”县令回答：“有胡嘉祐。”文学赵存诚正好是他的同乡，便从旁说：“我熟悉此人，他以重义闻名。县中曾有人嫉妒他，诬陷他犯下大罪，靠没有旁证才获释。后来那人杀害家奴，诬告别人的事情败露而被定罪，大家都劝胡嘉祐说：‘这是报仇的时候了。’他总是推辞说：‘别人用计谋陷害我，我也趁他困厄时陷害他。别人固然可鄙，难道我独独不是可鄙之人吗？’最终没有报仇。遇到灾荒年，乡人把草根、树果磨碎作为食物，他告诫几个儿子说：‘人人都在挨饿，只有我们父子吃饱，心里怎么安宁？’ 他立即打开粮仓赈济乡人。其他救济和体恤族亲、姻亲、乡党中的孤儿、寡妇、病人等事情，难以一两件数清。这种重义大概确实是他的天性，真是可以与他共同患难的人。廉使于是制作檄文署名“义士胡”，派使者到军中授给嘉祐，使他统领各路义兵，消灭盗寇，并且供给他铠甲之类的军需。嘉祐于是与方允中等率兵离开县城五里，在鲤溪驻扎。有人说：“这个盗寇往来出没的地方，为什么要驻扎在这里？”嘉祐说：“这正是我在这里驻扎的原因。我并不是认为我们的人足以消灭盗寇，而是要帮助官军壮大声势，保护乡里。我们在这里，盗寇就不敢越过此地深入；盗寇不敢越过此地深入，从这里向西就可以保证没有其他忧患。为什么不驻扎在这里呢？”吕玄明驻军方岩，出于自守的考虑，也写信给嘉祐说：“您带着孤军，应当占据要冲，恐怕不是万全之计。替您考虑，不如离开鲤溪，在方岩驻扎，和我共同防守，这才是万全之策。”嘉祐说：“我将要排除灾难、保卫乡邑，这正是我们这些人聚集起来的原因。如果离开困难而趋向容易，便都是为自己打算，不顾乡里相互扶持的道义。我怎么忍心这样做？”他不肯前往；各处堡垒遭到围攻时，他就分兵救援，往往以少胜多。丁酉年正月，在武平、合徳大败盗寇。二月又在前仓击败他们，乘胜追击败军到黄碧。第二天，盗寇于是倾尽精锐，从小路绕出方岩，吕玄明与他们交战，方岩下他的部将孙伯纯战死。嘉祐听说战事危急，第二天黎明便率兵前往援助吕玄明，在占田遇到贼军，于是展开大战，而盗寇赶来的人越来越多。嘉祐回头对方允中等说：“敌众我寡，退走只是自取覆亡，只有奋力作战了。”从辰时一直战到午时，战事不利，方允中、吕伯川战死阵中。嘉祐厉声说：“终究不能让两位贤者独自死去！”他一边奋战一边痛骂敌人，毫不回头，最终也死在战场上。县令野速达听说后，说：“唉，胡义士从来没有得到过一斗俸禄、一寸官印，危急突然到来时，却能用自己的财产和粮仓供养乡兵，多次挫败贼军锋芒，使一个县得到安宁。我们这些人是奉天子命令的官吏，反而不知道筹划办法。直到他死在鼠辈手中，又不能救援他，我们不只是内心深感惭愧，辜负忠义之士也太严重了。”说着流下眼泪，率领各路义兵为他发丧，并按礼祭奠他。史氏说：元朝制度规定，收复一个县的人，赏赐六品官职；不幸死于战难的，就按照他本来应当得到的官职，越一级褒奖追赠。嘉祐按照制度应当褒赠郡守，请求上报还没有下达，天兵便攻取婺城，褒赠最终没有赶上。洪武己酉年，诏令修撰《元史》，嘉祐依法应当列入传记。他的儿子认为事情发生在前代，对圣朝没有帮助，既不敢把它上报；当时的人又没有能够把他的事迹送到史馆，因此执笔修史的人也无法将其登载。像嘉祐这样建立功业，难道会因为褒赠与否、是否立传而有所增损吗？他因义而奋发，志在替国家消灭盗寇，以自己的生命去殉国，尚且不顾惜，何况家财呢？这可以说是大忠了。如果没有称述，又凭什么激励劝勉人呢？我经过永康时，听当地父老向我讲述此事，所以把它完整记载下来。

译《金贞妇高传》贞妇高氏，名文奴，是温州瑞安人，二十六岁。平阳人金幼芳聘她为妻，第二年生子晖。晖出生七个月，幼芳因病去世。金家原是平阳的富户，海上盗寇兴起，他家临近交川和海滨，被焚烧抢掠得一无所有。后来又发生军事行动，只好把田产全部卖掉供养幼芳。幼芳去世后，高氏拿出簪珥首饰，卖掉后才得以办理丧事。当时方左丞明善、周总督从道每天忙于战争。幼芳的兄弟早已分家，各自带着妻儿东奔西逃还来不及，哪里有空扶养高氏母子？高氏孤苦无依，背着孩子晖逃藏在山谷之间，靠纺织维持生活，艰苦的情状令人不忍直视，但高氏没有丝毫怨恨。有人或许劝她说：“世上有壮年儿子尚且不能依靠的，这个三尺高的孤儿又能依靠吗？世道多灾多难，富有资财的人还不能保全性命，何况一个柔弱而贫困的妇人呢？不及时选择可以依靠的人，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高氏说：“我的一只脚既然踏入金家的门，就知道死也要死在金家，此外我还忧虑什么呢？与其毁坏节操苟且求生，哪如死于饥饿、寒冷或兵乱呢？”她立志坚定，不被浮泛的言论动摇，就是如此。晖七八岁时，她日夜用诗书督促勉励他，说：“不学习，凭什么成为成人？” “不能成为成人，有儿子和没有儿子又有什么区别？”晖被母亲的话感动，也知道自我督促，终于成就立身之业。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高氏今年四十七岁，乡里士人无论老少，都称她为“贞妇”。论说：人们都称这位贞妇是儒家女子。龙江书院山长高旸，字宾叔，是她的父亲。她父亲讲说经史，贞妇从小在父亲身边听闻，所以见义明白，在艰苦和乱世之中坚持特别的操守，确实值得赞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称为儒者的人，应当做到什么程度呢？然而我看见人在紧急关头改变志向的，也很多。像这位贞妇，难道只是世上做人妻子的女子应当对她感到惭愧吗？贞妇可以说是无愧于人伦常道了。《苏平仲文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苏平仲文集》卷四　明·苏伯衡撰 传 《张正传》张孝子名正，字思中，是温州平阳登瀛里人。九岁时，父亲仲达去世，由母亲林氏抚养。十三岁时，母亲额头左角生疮，疡医看后说：“这种疮很凶险，难以说清；如果肿到鼻子，即使秦越人也不知该怎么办了。”张正忧惧慌乱，跑到城隍祠，匍匐哭泣祈祷，用刀割下大腿肉，拿回家煮粥给母亲吃，疮立即痊愈。起初，疡医看见他母亲的疮好了，却不知道痊愈的原因。后来听说张正给母亲吃大腿肉，惊叹说：“我见过患这种疮的十个人，十个人都不能救治，唯独张母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呢？”不久这件事广泛传开，人们把他比作孝己。张正侍奉母亲，极尽如同幼儿依恋母亲般的感情，大事小事，不请示母亲决定就不去做。三十岁时，娶陈氏为妻，床上铺设的帷帐、被褥，夹杂着锦绣。张正说：“我还在襁褓时，母亲推开干处而睡到湿处；如今我母亲的寝居怎么样，而我却睡在这样的地方，这对我心安吗？”立即把这些让给母亲。陈氏侍奉婆婆稍有懈怠，张正就说：“娶妻就是为了奉养母亲，如果你不能尽力侍奉我的母亲，我娶你有什么用？”陈氏曾经说过离间的话，张正说：“难道我对母亲的孝会因妻子儿女而衰减吗？不然，这种话从哪里来的？” 张正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严厉责备妻子，妻子也受到感悟，改为更加恭敬顺从的行为。洪武丁巳年秋，母亲患痢疾，伏在枕上，血和粪便流淌不止，张正时时用手捧去，完全没有为难的神色。六年后的春天，母亲病重，众医师都认为切脉察看病症已经无法救治，张正说：“我听说父母有病，即使无法救治，也没有坐视不管而不设法救护的道理。”他到东岳行祠祈祷，又割大腿肉和药；药还没有服下，母亲的病就突然加重了。母亲去世后，他早晚悲号，感动了听到的人。等到下葬以后，他每天到墓地，没有一次不流泪。唉，张正真可以说是孝义之人了。有人说：“我看见他的孝了，他的义在哪里呢？”回答说：“张正持身端正谨慎，看见有人与权贵交往，靠渔利、货赂使自己肥富，便忧伤地说：‘一时之间确实快意了，可子孙怎么办？’他家里没有多余财产，乡邻故旧中有丧事而不能办理的，他一定竭尽力量周济，并且率领喜好义行的人一同帮助。有个叫叶本的人，家贫、母亲年老且病重，正好有征召命令，本将要出发，担心母亲死后没有人收殓，十分悲伤。张正说：‘如果你的母亲真的去世，棺材和收殓的事由我负责。’叶本出行将近半年，他的母亲去世，张正于是买棺材为她收殓。叶本服丧回乡，几天后也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还未满周岁，张正也把他收养了。像这样总共有十多人，难道不能称为义吗？”我的朋友谭君济翁一向谨慎，不轻易许人，唯独特别推重张正；我本来就料想他一定有过人之处。等到本县士人林斌、徐光向我讲述他的事迹，才更加知道张正的过人之处，也知道谭君的推许并非偶然。从前闵损孝顺，孔子称赞他；匡章并非不孝，孟子为他辩护，难道只是替这两个人打算吗？这是为了彰显善行、扶助义行，希望人们知道应当受到劝勉罢了。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尚且如此，何况千百年以后呢？像张正这样的事，也很难做到，实在很难做到。我既然写在篇中，怎么能废弃不论呢？

译《黄梦庚梦裴传》黄梦庚，字伯明；弟弟梦裴，字伯晋，都是处州丽水人。黄梦庚任秦府纪善。梦池是他们的兄长。【阙】诸王府的官属有的逃亡，有的被夺官，只有梦池降为龙江宣课司大使，后来因为所征收的课钞质量差，被关进刑部监狱。梦庚听说兄长入狱，便赶到京师探望。正好有诏令规定，不论罪过大小，都可以输送粮食到边郡赎罪。梦庚对梦池说：“兄长的罪情不可测度，我日夜忧虑，却没有办法。幸好上天给了这个机会，我愿意卖掉家里的田地，前往边郡输粮，希望兄弟能够白头相保。”梦池坚持不同意。梦庚说：“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和祖宗遗留下来的产业，哪个重要，哪个轻呢？”梦池说：“我难道不知道吗？弟弟今天卖田，以后我们的父母吃什么？”梦庚说：“兄长身陷牢狱，父母早晚饭都吃不下；如果兄长免罪回来见父母，即使父母吃豆饭喝水，也没有不高兴的。兄长如果始终坚持不同意，我就击登闻鼓，向天子说明我愿意输粮赎兄之罪。”梦池害怕了，才答应下来。梦庚赶回家，把卖田的事告诉父亲文彬。梦裴高兴地拿着田契，东奔西走，替梦庚换取白金。梦庚于是向北走七千多里，途中病重，几次濒临死亡，但仍勉强到达大同，输送粮食五百斛。刑部于是出于义释放梦池。梦池在狱中时，母亲张氏去世，两个弟弟按礼节竭力办理丧葬，梦池也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母亲。梦池的兄长被召到京师参加考试，留在关中；龙江的两个人从未不轮流前往探视侍奉。梦庚的妻子叶氏、梦池的妻子魏氏，起初听说丈夫们商议卖田，总是在旁边说：“努力吧，努力吧！我私下听说，天下最难得到的是兄弟，最容易得到的是田地。只要你们的兄长能够活着回来，我们即使饿死也没有遗憾。努力吧，努力吧！”君子认为黄氏兄弟和妯娌都不是寻常人。论说：从前普明兄弟到了分家时，彼此争夺田地；如今梦庚兄弟却把田地全部卖掉来救活兄长，丝毫没有顾惜之意。评论者往往说今人不如古人，看看这两家的兄弟，古今之人究竟谁更好呢？梦池的九世祖师恩，师恩的兄长是福州节度推官，把先人的遗产分成四份，命三个儿子各取一份，另一份给师恩。师恩不但没有计较，不久还把金帛重宝推让给兄长的儿子，如梦庚、梦池。真不愧是师恩的子孙啊！况且世人做事因妻子的话而失败的，哪里说得尽？当梦庚、梦池卖田救兄时，如果他们的妻子中有一个加以阻挠，即使事情没有中止，怎么知道不会失去机会呢？唉！叶氏与魏氏难道不能称为贤妇人吗？《张毅传》张毅字彦刚，扬州人。元朝将要灭亡时，四面军队聚集扬州，张毅奉父母躲避战乱到了大同。国朝攻取大同，设立都指挥使司，因为张毅读书并且通晓法律，召他担任书佐。张毅也很高兴能够得到俸禄奉养父母，于是不推辞做书佐。他办理文书，被人认为勤勉敏捷，尤其清廉，不可用私事来干求。洪武五年冬，母亲赵氏病逝，张毅办完棺敛，扶护灵柩南归，走到直沽时，他的父亲又于洪武六年冬死在直沽。张毅因为力量微薄，不能把两具灵柩运回两千里外，只好在当地火化，背着骨灰回扬州，于洪武十年夏合葬在丁溪祖坟东面。服丧期满，都督府起用他为书佐，外调补任浙江都指挥使司令史。张毅有两个叔父，次叔父客死瓜洲，停柩在那里；长叔父住在乡里，年老而且有病，十分贫困。张毅做浙江都指挥使司令史时想到次叔父的丧葬尚未办理，长叔父又老病贫困，于是日夜忧愁惭愧，甚至感动落泪。洪武十五年夏，他跟随延安侯平定盗寇，返回司署后请假回乡省视父母坟墓，办理次叔父的丧葬，把俸钱和布帛奉给长叔父祝寿。几天后，他告诉长叔父说：“我不幸父母都去世了，幸好还有叔父在，能够相互依靠照顾。我被公务牵制，想留下侍奉叔父却做不到；带叔父一同前往，可叔父已经年老，病又很重，也不能同行。我回到浙江后，当按人口计算使用俸禄，节省剩余的供养叔父；叔父虽然年老有病，也不要忧苦。”叔父说：“你能从万里之外回来安葬父母，已经使亡叔不至于暴尸异乡；又能顾念我这个老人的身体而供养我。有你这样的侄子，我即使早晚死去也没有遗憾。我的侄子读书，知道显扬亲亲的大节，努力吧，努力吧！我们张氏家族或许能够重新振兴吗？”当时扬州人看见这对叔侄如此，无不感叹说：“从前遭逢兵乱之祸，乡里幸存者百不存一二；连自己的父母活着时都不能供养，死后也不能安葬，何况能够供养并安葬从父，像张毅这样的人呢？”张毅也真贤能啊！我不认识张毅，谭济翁把刘子仁所著《孝行录》给我看，并且极力称赞张毅在都司有能干的声誉；及至在延安侯幕府中，他推行不忍之心，从残酷之人的手中救出别人，使许多人得以保全性命，使许多人免于罪罚，使许多人受到他的恩惠。这样说来，张毅可以称为仁孝之人，谁能只把他看作舞文弄墨的小吏呢？大概他是有作为、有操守的人，只是不幸做了吏员。虽然做吏员，却无愧于古代君子，这种道义值得尊崇。因此刘子仁记载他，济翁称赞他，没有不是出于义的。唉！孝是用来侍奉上位者的，仁是用来体恤下位者的；假使能够充实扩大这种孝仁之心，又能到哪里去而不能成为君子呢？我喜爱文章，吏员中有像张毅这样的人，所以为他编次论述。

译《黄母刘传》黄母名文淑，姓刘，是温州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年，她的先祖名士英，任州学教授，能够出谋划策，招募军队，击退睦州盗寇方腊，保全州城。靖康丙午年，任太原军府通判，金人进犯太原，他战死，追封忠济侯，诏令在乡郡建立庙宇，匾额题为“忠烈”，在今天明伦坊学宫的东面。刘氏的八世祖某早年去世，母亲林氏守寡，刘氏因为弟弟不聪慧，亲自承担奉养母亲的责任，抱持扶助，诚恳周到。等到嫁入黄家，仍然时常回去为母亲洗涤缝补衣裳，派人送礼问候。一路上，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她的人，都异口同声称赞她孝顺。黄氏是永嘉旧日的名族，门第与刘氏相当。刘氏的丈夫是松阳县儒学教谕应发。应发的父亲是衢州明正书院山长南一，南一的父亲是脩职郎适道，适道的父亲是朝奉大夫恭甫，而距离绍兴二年进士、御史检法官衮实已有七代。刘氏做黄家媳妇，善于侍奉公婆。婆婆张氏性情严厉刚毅，家人很少能得到她的欢心。刘氏委曲周到地奉承，端饭时站立侍奉，不等饭撤下就不退去，早晚行礼，时间越久越恭敬，婆婆爱她如女儿。嫁给应发八年没有儿子，于是为他聘娶妾，生下儿子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通出生五天，生他的妾便去世了，刘氏抚养他使他长大。通十二岁时，应发去世；当时刘氏三十六岁，南一还健在，但已经年老。南一私下想到通不是刘氏亲生，担心刘氏会有别的打算，忧虑显现在脸上。刘氏猜知他的心情，含泪说：“丈夫在世时，妻子尚且还要依靠并终身谨慎地看待通，何况丈夫已经去世了呢？如果我不是一心一意，黄氏奉养老人、抚养遗孤的事，愿如同白日一般明白。”从此她更加孝顺慈爱，南一高兴得超过预期。三年后，南一也去世了，刘氏守丧，悲哀忧伤十分深重，办理丧事没有违背礼制，营造墓穴确实深奥，安葬时把丈夫的棺柩合葬进去。她日夜纺绩，把资财用来供通跟随乡先生陈公潜学习进士业。通也知道自我磨炼，有一天明白蔡氏之书，夹着书一边走一边读，不觉掉进井中，出来后得了狂易病。刘氏认为他恐怕不能长久活着，如果不赶紧娶妻，黄氏宗祀将从自己这一代断绝，于是替他聘娶屠氏的女儿，生下儿子性。在此以前，应发因为通还没有成年，请求收养妾的儿子刘中孙为儿子；虽然是收养的儿子，刘氏爱他不亚于通，已经给他娶了妻。中孙看见通得了狂易病，心里非常高兴，暗想通早晚会死，届时通家的财产应当全归自己，却没有料到屠氏生了男孩。性出生后，中孙十分郁郁不平，突然拔刀进入卧室要杀刘氏，幸亏刘氏奋力迎挡刀锋，才没有死在刀下。邻里保甲认为中孙不义，共同将他捉住送官依法惩办。九年后，通果然因狂易病去世。刘氏孤零零地与性相依为命，而中孙和宗族众人百般窥伺，时时欺凌他们。海上盗寇又起，接着发生战争和饥荒，科税徭役纷纷而来。刘氏辛苦支撑，家门始终没有怨恨之意；又从未废止岁时节日的祭祀供享，也没有停止向夫族、姻亲、乡邻馈赠问候、庆贺吊慰。懂礼的人都认为这很难做到。她与性共同生活二十二年，到洪武元年秋得病并且病危，握着性的手说：“我做你家的媳妇，不幸命运不好，两代人都短命。我保护你们父子，使你们在困窘、孤单、横逆、艰难之中不致失散，虽然不敢不尽死力，但我只是一个柔弱妇人，哪里敢自以为没有其他意外？万一发生不测，我死后仍有余罪。今天幸而能看见你已经成人，有妻有子，我可以到地下去见你的祖先了。即使如此，想到两代留下的孤儿，先人的事业延续得像一根丝线，能够有今天，更加感激上天的继续保佑、希望振兴宗族来成就我的志愿，你怎么能不努力呢？”说完便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如今性以文雅整饬著称于乡里，君子说，这是性贤能，也是刘氏教导的结果。史氏说：我听性的妻弟王崧道讲述刘氏的事，没有一次不长叹为之感慨。她难道不是使黄氏家族获得第二次生命的人吗？先有通，后来有性，后来性又得以保全，都借助她的力量；黄氏的祖先没有像若敖氏那样因后继无人而饿死，这不是使黄家重新兴起又是什么？她不只是孝节美善而无愧于人伦常道，她用心深厚、见识先明、勇敢而有才能，又有谁能够赶得上她呢？有人说：“为什么呢？她不嫉妒丈夫，反而替丈夫置妾，这不就是用心深厚吗？料定通必死而替他纳妇，这不就是有先见之明吗？中孙凶暴，她以身体抵挡，终于使性脱险，这不是勇敢又怎么能做到呢？独自主持家政，遭遇许多灾难而家业反而增长，这不是有才能又怎么能做到呢？”刘氏真是女子之身而有丈夫般的气概啊！唉，真贤德啊！《陈节妇传》陈节妇名胡正，是温州平阳县人。宋代国子博士胡荂，是她的曾祖父。胡荂和他的哥哥、国史院编修官胡芳，都因神童身份考中嘉定丁巳科。节妇十九岁时，父亲胡祺孙把她嫁给同县的陈彦道。陈彦道是宋代黄州通判陈用中的曾孙，她于是嫁入陈家。婚后三年生了一个儿子泰夫，陈彦道便因病去世。节妇从此不用脂粉，不戴坏笄，不穿污垢的衣服，别人难以忍受，她却安然处之。陈彦道族中的人暗示她改嫁，节妇向婆婆哭着说：“我怎么敢这样做呢？丈夫死后，妻子称为未亡人；即使没有儿子，也应当甘心做陈家的鬼，何况我还有儿子呢？我有幸生长在读书做官的人家，每天都听到礼义的教诲，怎么可以和乡里的无知妇女同列，使祖先受辱呢？假如我的脚一旦迈出这个家门，不只是我连猪狗都不如，年老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又将依靠谁呢？他们难道还能不失去依靠吗？”说完哭泣不止。族人见劝说不动，便逼迫她。节妇说：“我明白了，你们是想让我改嫁，好夺取我的田产罢了。田产和贞节，哪个更重要？”于是她放弃田产，把田产交给丈夫的族人，自己日夜用力纺纱织布，向上奉养婆婆，向下抚育儿子，把节省积攒下来的钱一点点凑足，用来安葬丈夫。儿子长大后，聘娶宋代刑部尚书周坦之的玄孙女为妻。婆婆享年八十岁，节妇才最终按照礼法为她办理安葬。一位孤苦无依的妇人，既保全了自己的节操，又能够尽到送终的礼仪，还保有陈家的后代，难道不能说是常人难以做到吗？君子经过她家门口，指着那里说：“这家有一位节妇。”随后叹息着离去。节妇独居五十一年，去世时七十二岁。史官说：“世人所看重的世代显贵之家，难道只是因为他们世代传承圭璋、袭受组绶吗？是因为他们严肃整饬礼法，恩泽施及后代，经过数代仍不改变，世间教化有所依赖，所以才如此。像国子博士胡公兄弟这样，都考中进士，那么这种教化推行于家中，必定有可观之处。至于家风的承袭，即使是妇女，也能以贞节自守，忍受艰苦，气节凛然而不可屈服。君子的德泽深入人心，竟能达到这样啊！”我特意表彰并记述她，写成《陈节妇传》，不只是为了彰显胡氏的贤德，也将用来使世上那些生长于世代旧家却不能自立的人感到惭愧。

译《天刑生传》天刑生名叫阙。“天刑生”是他的号。他一出生就患病，因此便因名为阙而自号阙翁。到了壮年，又患上失明、失聪、拘挛等病。天刑生为眼睛不能明视、耳朵不能听清、手不能拿取东西、脚不能行走而悲伤，说：“像我这样眼瞎、耳聋、手拘挛、足跛的人，究竟是谁造成的？是上天吗？上天为什么这样严酷地惩罚我？我大概有什么隐秘的罪恶吧？”古代的刑罚只有五种，而我如今竟具备其中四种，真可悲啊！因此改用今天的号，称作“天刑生”。有人说：“天刑生曾因族子德脩侵吞内库财物而受牵连，家产被登记没收，并被押送到南京。今天子明察他并非有罪，最终归还了他的家产，放他回去。天子就是上天。今天子不忍加罪于他，却说上天将要惩罚他，谁会相信呢？”又有人说：“天刑生的祖父和父亲做官，都没有特别显达；不曾窃取君主的权柄来作威作福，不曾倚仗法律报复他人，不曾出卖狱讼、贪图女色，不曾滥用刑罚、贪污财货；也不曾专横武断、兼并土地，不曾极度奢侈、穷尽欲望而暴殄天物。他本人又读书守理，从未多做不义之事。仔细观察【缺字】，也找不到他患病的原因，可他竟有这样的疾病，难道真是隐藏的罪恶导致的吗？上天对于人，即使隐藏的罪恶尚且能够察知；若竟这样使他失明、失聪、手足残废，那么那些公开作恶的人，又将会怎样呢？” 那些窃取君权而作威作福的人，倚仗法律报复他人的人，出卖狱讼、贪图女色、滥用刑罚、贪污财货的人，专横武断而兼并财产的人，极度奢侈、穷尽欲望而暴殄天物的人，以及多做不义之事、应当割鼻、割耳、断足、处死的人，数也数不清。上天不在那里割他的鼻子、割他的耳朵、断他的足、处死他，反而暗中使天刑生失明、失聪、双手残废、双足残废，这不是已经失去刑罚的公正了吗？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人说：“上天和人哪里曾经互相干预？该出生的出生，该死亡的死亡，该吉利的吉利，该凶险的凶险，上天参与了什么？天刑生却说是上天惩罚他，不也是严重诬蔑上天吗？”又有人说：“如果说像天刑生这样的人确实受到上天惩罚，那也只是上天还没有安排妥当罢了。上天一旦安排妥当，将要惩罚天刑生，却反而惩罚那些应当割鼻、割耳、断足、处死的人吗？这样岂不是善人可以懈怠，恶人可以放肆吗？”天刑生都没有回答，只突然唱起卫国人的诗说：“算了吧！实在是上天这样做的，对它又能说什么呢！”天刑生姓潘，是金华人。他的祖先世代在宋朝做官，其中中书舍人默成先生最为显达。传到默成先生之后六代，宋朝灭亡；又传了两代，才到天刑生。天刑生通晓经书，能写诗文，尤其是诗作，出语极为超群。他口吃，却喜欢当面评论人物的是非得失，一旦开口便结结巴巴地说个不停，完全不顾及别人的喜怒。人们因此都严肃畏惧他；有隐秘的事情，只怕被天刑生知道并揭发出来，见到他就赶紧躲开。如今他闭门不出，不再这样做了。出门遇到事情，仍常常作诗讽刺。假如天刑生不是因为疾病而废弃不用，朝廷征召文学之士和儒生时，必定首先推举他；假如他能够像汪何等人一样拜为御史，也必定会像他的祖先那样直言不讳。然而天刑生最终还是因病被废弃了。君子们都为他深深叹息说：“真是不幸，真是不幸啊！” 评论说：上天的道理不偏爱任何人，却常常帮助善人。像潘生这样的人，难道不能算善人吗？可是他的疾病竟严重到这种地步，那么对于善人，上天又哪里有什么帮助呢？孔子不能获得职位，颜渊短命而死，冉伯牛患病，子夏失明。圣贤尚且如此，难道只有潘生如此吗？人们都说潘生自号“天刑生”是为了激愤；考察他的话，却可以说他能够反省自己。庄周说：“知道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便安然接受命运，说的不就是潘生吗？”

译《梁道士传》梁道士贞，字松间，是处州丽水人。他的祖先世代在宋朝做官，多从儒学科举起家，其中礼部侍郎梁椅最为显达。梁贞是礼部侍郎梁椅的弟弟，是制参梁材的曾孙。八岁时父母双亡，十二岁到紫阳观出家做道士。当时玄妙观有一位高士，名叫杨景云，号特授希玄先生，以道教教化远近。梁贞住在紫阳观六年，仍未能得道，于是进入玄妙观侍奉希玄先生，最终学成了他的道术。希玄先生有数十、上百名弟子，梁贞是其中的高足。希玄先生去世后，梁贞渡过长江，越过淮河，经过汴水和吕梁山，直到燕山、碣石，寻访羡门、安期生一类的仙人。特进大宗师一见便器重他，留他居住在蓬莱宫十多年，后来与集贤大学士六十四人联名向朝廷推荐他，于是获得处州路玄妙观住持、提举，并掌管本路道教事务。梁贞南归任职，还不到一年，当今天子命越国胡公攻取处州，梁贞进入青田山中躲避。胡公邀请他相见，他便到军门拜见胡公；当时军士已经驻扎在玄妙观，观中本来就没有空余房屋了。道士们有的死于刀箭，有的投水、跳崖而死，尸体相互枕藉。于是梁贞收殓掩埋他们，便藏身殿中栖居，乞讨饮食以度日。亲近的人为他另设馆舍招待他，他推辞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祖师的香火不能丢弃不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梁贞没有前往。军士要毁掉虚皇坛来修缮城墙，梁贞叩头说：“壮士，请不要毁掉它。”军士仍不停手，他便躺在坛上说：“这里不可毁坏。如果一定要毁，我就和石坛一起粉碎。”军士害怕他的话，于是停止毁坏，反而为它修葺。院判耿公让他建普大斋，把所得的信众布施用来供养道众；又把所得的钱分给各庄市购买牛和种子，一丝一毫也没有装入自己的口袋。两年后，苗军再次作乱，众人没有玷污、焚毁玄妙观，很大程度上赖此善举。等到参军胡深回到处州镇守，他让梁贞建醮三日三夜。参军看到观中梁柱倾斜、屋宇坍塌，说：“现在不修治，日后还将凭什么出力？”梁贞说：“前年预借粮食，去年实行和籴，道士们正忧虑征收输纳无从取得，哪里有空修治道观呢？”参军听后十分怜悯，便捐出修观粮三百余石，又施舍白金二百两、盐二千斤。梁贞于是尽心竭力，支撑倾斜危败的部分，修补裂缝和漏洞。工程完成后，他慨然说：“大致足以堵塞我的责任了。”便辞去。参军和知府程孔昭不答应，后嗣天师也强行起用他，于是他又被强行起用。虽然重新任职，他却摒弃一切世俗事务，只在内心修养上下功夫。房中空荡荡的，破旧帷帐，只有一张废弃的几案，别人难以忍受，他却安然自得。客人来时，他便与客人相对而坐，清谈终日，一句话也不谈世间事务。得到酒便满杯饮下，直到酩酊大醉；遇到得意之事，便拿出雅琴弹奏一两遍，使人一看到便心意消解。四方贤士来到处州，没有不登门拜访、希望见到他的。郡中曾经大旱，长官派巫师祈雨，祈祷将近两个月，最终仍不下雨。何指挥来到梁贞处，请他祈祷。梁贞推辞说：“我不能祈雨。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设醮吧。但若不能竭尽诚意，即使设醮，也求不到雨。”指挥于是命梁贞设醮。刚开始举行仪式时正值中午，太阳炎热得像烈火。不一会儿阴云四面合拢，响起大雷电，风雨大作，三天后才停止，众人都认为是梁贞招来的。有人作诗歌咏这件事，梁贞说：“我哪里能招来雨，只是恰好与设醮相遇罢了。”诸位官员听后说：“真是长者，真是长者！”建州有两个道士争做住持，彼此向中书丞相李公申诉。李公命玄教院选择一名品行高尚的道士前去调解，玄教院便把这件事交给梁贞。梁贞到了建州，只用几句话便折服了他们。两个道士于是脱下道服，拿出财物为梁贞祝寿。梁贞立即骂道：“你们既然出家做道士，却争执到这种地步，劳烦我从远方赶来，连市井小人都不如。为什么还要用市井小人的方式对待我？赶快把财物拿回去，不要用这些东西来玷污我。”两个道士惭愧地退下。起初，希玄先生去世后，梁贞留在当地，收取了他的田产；但希玄先生的遗体长期没有人安葬。等梁贞从燕地回来，才开始凿石室，在丽山山顶安葬遗体，并立碑纪念。梁贞留居燕地时，和上元人杨敬修交好，往来亲密。杨敬修生病，梁贞为他请医生、准备药物，花费了三千缗钱，毫不吝惜。后来梁贞南归，杨敬修向别人借钱来偿还。梁贞说：“朋友之间有互通财物的情谊，为什么要偿还？你远道客居此地，而我将要回乡，为什么要偿还？”杨敬修拿钱来还，梁贞始终不肯接受。梁贞从燕地回来没有多久，杨敬修跟随经略使巡行经略江南，行军途中经过处州。经略使有权便宜任命官员，杨敬修又掌管郡县官员任用之事，可以立即授予官职。杨敬修见到梁贞，顿时另眼相看，并说：“如果有亲戚故旧想做官，就把姓名送来。”梁贞谢绝说没有亲戚故旧。那些热衷求进的年轻人争相用重金贿赂梁贞，请他代为通报。梁贞大惊而怒，说：“我难道是替你们这些人通报请托的吗？”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右末参政，参政感叹说：“这才是真道士！”于是更加敬重他。梁贞出家做道士后，只有一个哥哥，年过五十还没有娶妻。梁贞早晚都对哥哥说：“哥哥是祖先嫡系的后代，为什么不娶妻？” “将来宗族祭祀由谁来继承呢？”但哥哥始终不肯娶妻。梁贞哭着把这件事告诉族人和亲戚说：“哥哥不娶妻，梁氏宗族确实就没有后代主持祭祀了，请为我劝劝哥哥。”他的话恳切悲痛，族人亲戚便一同劝说他的哥哥，哥哥这才肯娶妻。梁贞拿尽口袋里的钱为哥哥娶妻，说：“哥哥娶妻果真生了孩子，梁氏宗族有了祭祀传承；用尽钱财来保全梁氏宗族，我实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哥哥娶妻后接连生了两个儿子，去世时，长子三岁，幼子尚未满周岁。如今长子十三岁，幼子已经出外从师学习。他们的教育文字，都由梁贞亲自教授。有一个族子六岁时父亲去世，梁贞教育他，也和教育哥哥的两个儿子一样。如今他也将要成年了。这些都是德行，本来就是君子急于勉励人们做到的。梁贞寄身于世俗之外，尚且能够如此，那么他受到四方贤士的敬重，难道只是因为道术吗？评论说：起初我在蓬莱宫见到这位道士时，他正客游在外，意气自得；看待同辈道士乘车骑马、持剑佩履侍奉在帝王身边的情形，简直不屑一顾。后来我在玄妙观见到他，当时他奉诏书掌管乡郡，道教界的人都把这看作道士的荣耀，而他却淡然自若，没有丝毫不同。自从那次见到道士以后，转眼又过了二十年；这次见到他，仍然没有丝毫改变。最初见他时，他已经六十多岁，目光炯炯，光芒逼人，仿佛就要飞动起来，这难道不是有道之人吗？我也哪里足以知道呢？我把他一生的事迹编排成篇，大概可以看出他平和的气机。括州有许多名山，卢仲纶、章居简、徐虚寂这一类人都曾寄托于此，又出入于人世之间。梁道士是括州所产之人，怎么知道他不是这些人的同类呢？序

译《林氏族谱序》平阳林氏在五代时从长溪赤岸迁来，居住在四溪；宋代中叶又从四溪分居到岭门。岭门这一支中，字敬伯的人拿着族谱图，指给我看，说：“我们林氏从周代博陵公起，历经十八代到今天，二千七百多年，他们的名字和世代次序都可以在这里看到。然而按时代来讨论，现在距离宋、唐并不遥远；向上追溯到晋、魏就已经很远了，再向上到汉、秦、周就更远了。年代久远的难以考察，年代较近的容易考察；容易考察的应当详细，难以考察的应当简略。如今我们的旧世谱反而对久远而难以考察的写得详细，对近代而容易考察的写得简略，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年代绵延久远，卷帙繁多，又屡经兵火，都是在散失之后保存下来的、在毁坏残裂之余搜集得到的。唐代以前的谱系完整而有凭据；唐代以后则不完整而没有凭据，就是这个缘故。对于有凭据的，我既不敢忽视而不记录；对于没有凭据的，也不敢从旁搜求、曲意考证。所以把旧谱放在前面，又从可以知道的地方断开，编成岭门谱系，附在后面。大概林氏在平阳，都是福唐县尉的后代，若干代后迁到四溪，又七代后迁到岭门，再过五代分为四房，名为文、行、忠、信。” “这四房起初本是兄弟，虽然服丧关系已经尽了，亲属关系也已经疏远，但他们同出于一个祖先。先生如果认为这不是背弃亲族，就请为我作序。”我说：“唉！君子重视族谱，并不是为了夸耀门第，而是为了谨慎辨明同异、区别亲疏。所以没有根据却强行附会，是欺骗祖先；有根据却反而遗漏，是轻忽祖先。欺骗祖先是不孝，轻忽祖先同样是不孝。如今敬伯所做的事，不妄自攀附遥远的世系，也不轻易舍弃关系疏远的族人，真正懂得孝道啊！孔子不是说过吗？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述说先人的事业。古今林氏中以德行功业显著的人，我没有时间一一论述，姑且说说敬伯的祖先吧。像福唐县尉守丧并在墓旁结庐居住，可以说是孝；像知谏院直言极谏，可以说是忠。侍奉父母不过于孝，侍奉君主不过于忠。作为臣子和子女，侍奉君主和父母，在忠孝方面都没有遗憾，可以说是德行盛美的人了。德行盛美的人一定会受到百世祭祀，这就是他的子孙能够繁衍不绝的原因。从今以后，敬伯率领族人，彼此劝勉，在家庭中就以福唐县尉侍奉父母的方式侍奉父母，入朝任职就以知谏院侍奉君主的方式侍奉君主，那么确实可以说是善于继承和阐述祖先事业了。” “在孝道方面，还能再增加什么呢？我看林氏的福泽正要到来而且没有止息，族谱中所记载的，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 《谭氏家谱序》谭氏本为姒姓，是子爵，其封地在今天济南历城一带，实际上是齐国的附庸。进入春秋后第三十九年，即周庄王十四年、鲁庄公十年，被齐桓公灭掉，谭子逃奔莒国。谭国被齐国灭亡以后，子孙便以国名为姓。后来有汉代的谭平定，也有人去掉“言”旁而成为覃氏；其后又有梁代东南宁州刺史覃无克。齐明帝时，零陵有谭弘宝，因为四代同居，朝廷表彰其门闾，免除并恢复其赋税徭役。长沙谭氏无法详细考察其祖先出自何处；宋代仕籍中有一位任礼部侍郎、追赠端明殿学士的人，名叫谭世绩。他的祖先从南昌迁来，长沙谭氏从端明公开始显达。大概从端明公以下到今天已经八代了，子孙繁多，其中常常有以才学、品行和义理显名的人。至正壬辰年发生战乱以来，族人四处逃难，族谱因此散失。谭氏七世孙谭济非常担心时间久了后人不知道自己的世系，便来同我商议。我认为，宋代豫章黄文节公编纂族谱时，七世以上的世系遥远而无法确知，凡是怀疑而不能说明的都略去不记，大概是慎重的缘故。如今仿效这种做法，难道不可以吗？”}], 于是，谭济根据自己所知断定，以本房为图谱，完成后又请我为它作序。序文说：古代有大宗、小宗的宗法，这是先王用来理顺天伦、维系人心、阐明教化根源、敦厚政治根本的制度。汉代以后，宗法废弛而门第兴盛，于是谱牒之学兴起。一个家族有族谱，大概就是宗法遗留下来的意义吧？近代谈论族谱的有两家作为准则，两者各不相同：以世代为经、人物为纬，取法于史家年表的，是欧阳氏；联缀世系、分明支派，像礼家所作宗图的，是我们苏氏。它们都是为了使人重视自己的根本和出身，使尊敬尊长的道理得以彰明；详细说明支派分出的缘由，使亲爱亲人的道理得以确立，这一点从未不同。能够尊敬尊长、亲爱亲人，谱牒的法则就完备了。因此，宗法废弛以后，先王理顺天伦、维系人心、阐明教化根源、敦厚政治根本的遗意，仍然清楚地可以从族谱中看出来。君子如果无意于保存礼制，那也就罢了；既然有人有志于保存礼制，难道还能忍心把它搁置而不讲求吗？谭氏的族源已经久远了，他们世系承传的次序以及支派亲属分化的情况，之所以没有人能详细说明，只是因为兵火屡次变乱，典籍又没有凭据罢了。如今谭济所作这部书，虽然不能像我们苏氏那样，对亲近的详尽而不遗漏疏远的；但按照欧阳氏的体例，大概还可以相合。自从天下多难以来，即使是著名的士族，也很少有不苟且简略而废弃礼制的；唯独谭济对此十分勤勉并加以用心，真可以说是懂得礼了。谭济，字济翁，如今以忠显校尉的身份，任管军千户所镇抚，镇守防御金华。

译《黄氏家范序》。治理国家并不难，治理家庭才难。古人有这样的话。国家大而家庭小，难的不是治理国家的大，反而是治理家庭的小。为什么呢？家庭以恩情为主，而恩情流弊下去就会泯灭义理，甚至到了义理尽失的地步。想要使家庭得到治理，难道是容易的事吗？所以想治理家庭的人，必须用义理来调和恩情；要用义理调和恩情，除了礼法还靠什么呢？汉、唐以来，士大夫和庶民之家，即使亲属服丧期满、亲情渐尽，却仍能聚族而居，如东平张氏、九江陈氏、金溪陆氏，以及如今浦江的郑氏，也不过是用礼法来规范他们罢了。因此，建立家范不但可以治理家庭，也可以保全家庭。郑氏同乡的黄君资善对此有所见，于是制定家范，共九十条，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下至米粮食盐等琐碎事务，每件事都制定了规章，既有礼又有法，明确而切实可行。于是他告诉我说：“我和我的弟弟资深、资文共同进食、一起居住，并没有什么家范，却历经三十年仍像一天一样，这是因为亲情。如今我的儿子和我弟弟的儿子共有十一人；从今以后，我的孙子和我弟弟的孙子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至于我的曾孙、玄孙和我弟弟的曾孙、玄孙，又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亲近的人能保证自己最终不会变得疏远吗？却不为此制定家范，可以吗？”这就是我们家范制定的原因。至于各条的增删，就要寄望于您了。唉，您家的家范，难道是我能够增删的吗？我替您作序倒是可以。序文说：国家所依靠的，不过是法罢了。法一经建立，国家就随之建立；法一旦废弛，国家也随之废弛，所以一天也不能没有法。然而，法立而不施行，叫作废弃法律；法立而不奉行，叫作玩弄法律；法立而不遵守，叫作违背法律。违背法律、玩弄法律，责任在下；废弃法律，责任在上。有法却废弃它，和无法相同；有法却玩弄它，和无法相同；有法却违背它，和无法相同。家范就像国家的法律，难道可以一天没有它吗？假使有家范却和没有家范一样，那么虽然制定了家范，又有什么可贵呢？家范虽然建立了，又有什么补益呢？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奉行法律的人就立赏，对玩弄法律、违背法律的人绝不宽赦。这样以后，法律没有不能施行的，国家也没有不能治理的。治理国家尚且如此，何况治理家庭呢？如今黄氏家中已经有家范了，能够奉行、能够遵守的人，必定依照家范的奖赏来奖赏；不能奉行、不能遵守的人，必定依照家范的惩罚来惩罚。还担心它不能施行、家庭不能得到治理吗？又有什么困难呢？这样共同进食、一起居住，即使延续百代也是可以预期的。况且黄氏是以义理治理家庭的，义理之家中的子弟，不必等到家范制定出来，便会振作而实行孝友，完全遵循礼义，这是本来就应该如此的。如果一定要等到家范建立以后，才勉强人们去做，那就浅陋了。何况即使有家范加以规范，却不奉行、不遵守；甚至受到惩罚仍不以为耻、不知悔改、不肯努力，那也就不是人了。那也就不是人了。唉！这些话从我口中说出来，尚且还有不忍心的地方，谁说黄氏的子孙竟忍心这样做呢？还请多多记取！还请多多谨慎！《吴氏孝义集序》。孝义里在诸暨县节孝乡，就是南宋贾恩所居住的里。贾恩的事迹见于《暨稽志》，而这个里实际上因贾恩而得名。里中的吴氏，他们的先世世代居住在开化乡的峡上。宋熙宁年间，玄丘居士泗从峡上迁来，从此孝义里才有吴氏。传到第十一世筠西翁吴宗元时，家业更加富裕，族人更加众多，于是让族人同住一处，共用锅灶进食，互通有无，共同承担祸福。子孙遵循这一做法，到如今已经五代了。闺门之内，秩序严整而肃穆；同族兄弟之间，谦恭而慈爱善良；大小事务，井然有序，各有伦纪；吉礼、凶礼，都明确合乎规矩；邻里之间，反复诚恳地尽到恩义礼节；仆役之中，也都循规蹈矩，能够谨慎自律。人们谈到这个里，指着这家门说：“这里居住在孝义里，实行义行而无愧于前代先贤，确实人人都没有异议。”筠西的孙子吴钺想到创业之初的艰难，又担心保持到最终并不容易，只希望后人不要废弃祖先的谋划，彼此共同继承和发扬它。这就是《孝义集》编纂的原因。亲爱亲人的道理，没有比彰明根本和始祖更重要的，所以先编入谱图；使家庭安定的方法，没有比遵守先人的训诫更急迫的，所以其次编入家教、家范；文辞是用来铺陈彰显德行美善的，所以其次编入记、序、铭、赞，歌行附在后面；墓志是用来流传久远、垂示后世的，所以其次编入碑铭、行状，挽诗附在后面；人与人交往，各按类别编排，从考察交际往来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贤与不肖，所以其次编入尺牍；狗是人所畜养的动物，本性中有孝，因为受到人的感化才表现出来，所以其次编入《孝犬录》。全书分为八卷，缮写成册，因同乡前辈桂仲晦请我为它作序。我看天下万物，积累深厚以后，气势才会隆盛；疏浚源头以后，水流才会长远。世家流传下来的恩泽，能够延续而不衰替，没有不是由于子孙善于继承、善于述行的。善于继承和述行的人，应当把力量用在哪里呢？也不过是尽心做好日常生活和人伦常理中应当做的事情罢了。因此，父亲慈爱而儿子孝顺，丈夫守义而妻子顺从，兄长友爱而弟弟恭敬，在上者和睦而在下者亲睦，这就是家庭的丰厚。父子的慈爱和孝顺，夫妇的守义和顺从，兄弟的友爱和恭敬，上下的和谐和睦，是什么使他们如此呢？是人的本性使他们如此。人的本性根源于天，而人人具有同样的道理。因此，贾氏对于吴氏来说，虽然姓氏不同，但实行孝义却像出自同一个人；从南宋到今天，时代虽然不同，但孝义的声誉仿佛仍在同一时代。人的本性存在于自身，即使是不同时代、不同姓氏的人，尚且都具有它，为什么偏偏同一时代、同一姓氏的人反而会不同呢？这部集子的编纂，它的命名大概是有缘由的。八卷书既然不忘记它的起始，那么阅读这部集子的人，难道可以忘记自己的根本吗？所以能够充实孝义的本性，才能完全实行孝义；完全实行孝义，才能延长孝义带来的福泽；延长孝义的福泽，才不会失去作为孝义之后人的身份，也才可以居住在孝义里。《诗经》《尚书》所称道的“继续修治自己的德行，追赶并配得上前人”，钺难道不希望后代如此吗？还要努力勤勉啊！否则，只是拥有这部集子，也就流于末节了。

译《古诗选唐序》。诗有风、雅、颂、赋、比、兴，就像音乐有八音、六律、六吕一样。八音、六律、六吕，是音乐的构成要素；风、雅、颂、赋、比、兴，是诗的构成要素。因此，乐工创作音乐，是用六律、六吕来确定八音；诗人创作诗歌，是用赋、比、兴来统摄风、雅、颂。只是诗人开始作诗时，是因事而发、由言语表达出来的，不像乐工开始作乐时，先根据事物制定乐制罢了。唉！《韶》是箫；《大夏》；《大武》；直到秦、魏、齐等诸国，它们创作音乐时，用八音陈列演奏，用律吕调和，未尝不同；但它们的声调却从来不相同。商、周、鲁，直到邶、鄘、卫等诸国，它们创作诗歌时，用风、雅、颂贯串，用赋、比、兴交织，未尝不同；但它们的声调却从来不相同。音乐的声调有治理得当和疏忽失调的区别，不在于八音、六律、六吕，而在于世道的变化；诗歌的声调有正有变，难道依靠风、雅、颂、赋、比、兴，却不依靠世道的变化吗？正因为诗歌的声调取决于世道变化，所以《大雅》《小雅》和十三国风中，产生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就称为正雅、正风；产生于夷王以下时期的，就称为变雅、变风。风、雅后来变成了骚、些，骚、些又变成了乐府、选诗、律诗，越变越低下。只论体裁而不论时代，可以吗？李唐有天下三百多年，其时代大概多次发生变化。有盛唐，有中唐，有晚唐。晚唐的诗，体裁未尝不像中唐的诗；中唐的诗，体裁未尝不像盛唐的诗。然而盛唐的诗，它的声调难道能同中唐的诗相提并论吗？中唐的诗，它的声调难道能同晚唐的诗相提并论吗？从前襄城杨伯谦选唐诗，编成《唐音录》，蜀郡虞文靖公为它作序，感慨声调和文章的成就取决于世道的升降，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对于伯谦的《唐音录》，怎么能不叹息！”他确实懂得这句话的意义，只是大概不能没有遗憾。没有别的原因，文章一天天衰落，就像水一天天向下流，有一种无法抵御的趋势。所以唐代不如汉代，汉代不如秦代，秦代不如战国，战国不如春秋，春秋不如三代，三代不如唐尧虞舜。单看李唐一代的诗，晚唐不及中唐，中唐不及盛唐。杨伯谦把它们分为盛唐、中唐、晚唐，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然而，他不把盛世的诗称为正音，却称为始音；不把衰世的诗称为变音，却称为正音；又把盛唐、中唐、晚唐一并称为遗响，这是按照体裁而不是按照时代来讨论变化。他这样做，难道不与《大雅》《小雅》《十三国风》之所以分为正、变的情况不同吗？诗和乐本来就是同一道理。不辨析声调，就不足以了解音乐；不辨析声调，又凭什么了解诗呢？杨伯谦在声调方面既然如此，那么他在诗歌方面的见识也就可以看出来了。这大概就是文靖不能没有遗憾的原因吧？平阳林敬伯早年诵读文靖的序，深深有所感慨。后来游学国学，向博士贝延琚、刘子宪询问，才知道《唐音录》的取舍出于杨伯谦自己的爱好。他的朋友鄞县县簿，闲暇时便重新选编。凡是没有《风》《雅》《骚》《些》遗韵的，不予收取。共得到七百零六首，按时代先后分为六卷。因为所选都是五言、七言古诗，所以题名为《古诗选》。唐敬伯说：“我私下听说，诗是因情感而创作的。它的类别有风、雅、颂，它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诗句有三言、四言，也有五言、六言、七言；篇章有长有短。起初何曾拘泥于这些形式呢？又何曾说‘我要写风、我要写雅、我要写颂’呢？因事情而作、出自国人的，便称为风；出自朝廷的，便称为雅；用于宗庙、郊社祭祀的，便称为颂。又何曾说‘我要用赋、我要用比、我要用兴’呢？篇章写成以后，直截了当地陈述事情，便称为赋；拿那件事来譬喻这件事，便称为比；寄托在外物上来引起诗意，便称为兴。就是这样罢了。为什么律诗出现以后，声律、对偶、章句拘束得如此厉害呢？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本质，到这时就全被废弃了。因此，后世的诗不失古意的，只有古诗；如今选唐诗，也只选古诗，律诗以下的便放置不取，更何况唐代的诗接近古诗而尤其浑厚质朴，最好的莫过于李太白、杜子美。至于韩退之，虽然才华很高，想要自成一家，但他言辞中暗合古意的地方，哪里说得完呢？可是《唐音》却全都没有收录，如今我不敢不收录它们。”我认为他的论述确实，见识深远，选诗精当，因此特意把这些写在这里。唉！这部《古诗选》远胜《唐音》，假如文靖再生而看到它，难道不会为自己的心愿得到满足而感到快意吗？他一定会借此发挥敬伯的用心。可惜九泉之下的人不能复生，却让我来为这部书的篇首作序。《重校汉隶字源序》。《重校汉隶字源》共六卷，是临川宋季子所辑。宋季子不嫌弃我伯衡，嘱托我为它作序。这部书我伯衡虽然没有见过，但看他的自序，宋季子编纂此书，哪里是一日之功呢？我伯衡对于隶书法则本来就不通晓，又凭什么来评论呢？即便如此，鲁壁中发现的科斗文字之书，是孔安国拿来考定隶古文字的，可见隶书并不是汉代才有的。自从秦人改变篆书来便于隶人书写，隶书固然在秦代已经开始了。那么为什么称汉隶为字源呢？隶书虽然起源于秦，到两汉时法度才完备，点画俯仰的形势脱去了篆书、分书的意味，于是成为一代文字。崔子玉、蔡邕、梁鸿、钟繇等人，都凭隶书卓然成名，自成一家。百代以后，人们都取它为法。即使总称为汉隶也可以，即使说汉代隶书是隶字的源头也可以。历经世代，不免有人凭自己的私见，偏重于今人的厚重之处，考求古人的简略之处。临习书法的人习惯于熟见的写法，承袭讹误而接续错误，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专心于古学、游心于书艺的人，如果不以汉隶为根本，又能以什么为根本呢？以汉隶为根本，难道只是因为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吗？也是因为汉代的六种书体、以书法考试吏员、苍颉的教法、史籀的学说，人人都诵读学习，文字学仍然接近古代。

译所以才有所取法罢了。书体虽然不同，归根结底总不超出六书。六书既已通晓，再参互变化、触类旁通，穷尽文字的变化，也不能超出六书。因此，读书人只是可以不学习；一旦学习，就必须先学六书。要追论书法的源流，舍弃六书又凭什么呢？世人下笔，往往同古法背道而驰，流于世俗谬误，是因为六书之学没有得到讲求。再加上周代衰微，秦代焚书，保氏所掌管的文字学、小学所教授的内容，虽然已经无法考察，但《说文解字》《字序》等书中仍有可以作为征据的材料。如果确实能够返本循源，从这些书中求取，那么对于形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的辨别，怎么会至于昏昧？文字的子母、声音的源流，怎么会至于迷失？笔画波磔、点画以及偏旁部位等方面，又怎么会有差错呢？既然如此，隶书法度虽然完备于汉代，但要考察它的贯通之处，以穷尽书法作为书法的道理，难道可以把汉代划为界限而立即停止吗？这就是宋代儒者娄机创作《字源》的缘由，也是宋季子重新校订它的原因吧？韩愈说过：“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流；以两汉为祖法而加以阐述，迷失道路的情况就少了；以六书为根本，断绝源流的情况就少了。”即使用这句话来概括古今书法，也绰绰有余了。难道只是隶书吗？难道只是隶书吗？汉代要寻找能够读懂古书的人，必定要考察齐地人，这一点可以从伏生所听闻的事情来考论。宋季子出生在车书混一的时代，年纪和学问都很富足，有志于考求古代，便推展自己的余力，重新校订这部书。它对于文字学中重大问题的关系，世上只要没有考订文字的事情也就罢了；假如有考订文字的需要，将要以这部书作为征据。又听说汉孝宣帝命张敞接受齐地的学问，于是能够读懂鼎上的刻辞；杜邺跟随张敞的儿子张吉学习，得到张敞学问的余绪，也凭小学成为名家。至于张敞接受学问的老师史某，却失去了姓名记载，君子为此遗憾。如今宋季子把这种学术承传的源流叙述得十分详尽，使人读他的书便知道他的老师，这一点也比张敞更贤明了。《偏旁辨证序》。扶风人马侯没有出仕时，寄居在嘉禾，嘉禾的士人相继带着弟子礼物来拜他为师。马侯忧虑当时的学者把文字学置之不讲，从一个字到偏旁，承袭伪误、接踵讹错，十有八九，于是写成若干篇，名为《偏旁辩证》，同学习文字的士人讲习。后来马侯出仕，任临川郡守；东阳人蔡侯恰好以进士身份任该郡通守，对马侯说：‘您的这部书确实有补于小学，难道不可以扩大它的流传吗？’于是驰书金华，请我为它作序。我想，先王施教于小学，必定以六艺为内容，书法是其中之一。考察《周官》，掌管培养国子、教他们六书的，有保氏。每三年考核一次，使文字统一；他们的教育就是如此。因此当时的士人没有不懂文字的，是非有一定标准，人人不敢任意使用自己的说法。经历秦、汉直到唐代，经籍残缺、教化废弛已久，文字之学也因时代而发生变化，趋向便利、务求简略，不能完全恢复先王的旧制。然而仍然有维持文字规范的方法。太史考核学童，能读写九千字以上，才可以任史官；又用六种字体考核他们，成绩优异的任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官吏和百姓上书有不规范的，便举发弹劾，这是汉代的制度。选拔士人设有明字科，学馆诸生考文字学，凡是书学、石经、《说文》《字林》，先以口试考查是否通晓，然后默写考《说文》《字林》二十条，通晓十八条为合格等级，这是唐代的制度。当时的法令就是这样，所以那时的士人也没有不懂文字的，是非有一定标准，人人不敢任意使用自己的说法。此后时代不同、制度改变，不但先王的教育不能恢复，选拔士人的办法也没有实行。学士大夫大都认为文字学不是切身之事；高谈性命的人仰慕高远宏大而忽略眼前细务，游心于技艺的人只比较工拙而评论妍丑。班固、扬雄、贾逵、许慎、陆法言、薛综、二李、二徐的学说，虽然还有保存下来的，然而有几个人能够尽心研究呢？不明白形声、事意、转借的区别，迷失文字的母子关系和声音的本源，难道只是后辈小子如此吗？先儒朱子忧虑这一点，曾想取《说文解字》的字序编成书篇，来告诫后来的学者，可惜只有这个志向，而书没有完成。唉！完成朱子想做的事业，阐明先王施教的宗旨，难道不在后世君子吗？这就是马侯写这部书的原因。我私下看他的书，凡是一个字的全然错误、偏旁的不合规范、流俗中习以为常的说法、传写造成的差错、牵强附会和穿凿之说、杜撰和因袭之弊，一点一字的分别、一画一字的区别，同音异用、同形而部从不同之类，没有不追寻其源流、评论其得失、考订其矛盾、辨别其部类的；而且它取舍的义例同班固、扬雄、贾逵、许慎、陆法言、薛综、二李、二徐的说法不相合的，大概很少。阐明先王的教化、完成朱子的志愿，难道正在这部书吗？国家正在考察古制来制定学校教育，修订选拔士人的办法；实行起来，我知道也将会有所采用。对于统一文字的治理，它不是没有功劳的。难道只是有补于小学而已吗？因此我不推辞为它作序，使阅读它的人知道，这部书确实是继承先儒而作的，并且倾尽了马侯的心力，希望能够成全蔡侯的志愿。

译《心学图说后序》金华坦溪之上，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叫郑君彦渊，是宋代川陕置制、忠愍公的第六世孙。当初我得到他注释《葬书》的著作，读过以后，本来就料想彦渊是儒者；如今读了他的《心学图说》，更确信彦渊毫无疑问是儒者。尧、舜、禹相互传授的道理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万世的正学由此产生。商、周继承它，其间的圣贤，哪有不学习这一道理的？又哪有在此之外另有所谓学问的呢？到了周朝衰微、圣人不再出现，异端一齐兴起的时候，人们用来求学的，大多已经不是帝王之学。汉朝兴起后，群儒从秦火余烬中搜集残存经书，往往沉溺于训诂，却不知道反求于自己的内心，这就已经错失根本了。又过了一千多年，濂、洛诸位大儒出现，在宋代共同倡明圣学并著书立说。子贡等人没有从孔子那里听到的道理，此时明白得如同揭开遮蔽物一样；天下学士才开始知道，不懂得‘道’不能谈学问，不明白本心不足以称为求学。可是积习已经很久，即使有豪杰的才质，也都只知道笃信并背诵先儒的成说，没有人肯用自己的精力去探求，如今尤其严重。譬如矮人观看戏场，别人拍手，他也拍手；别人嘲笑，他也嘲笑；自己的眼睛尚且什么也看不见，内心哪里会有所得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这样一来，他们的过失就更加远离正道了。千古帝王之学，本来因濂洛诸位大儒而重新彰明；至于天地万物的纲理、理性命道德的精微，诸位大儒又哪里敢自称自己的言论已经穷尽、已经完备，后来的学者便无从用心、无从发言了呢？这就是彦渊写这部书的原因。彦渊闲适地置身于世事之外，凡是圣经贤传，以及旁及佛、老之书，没有不阅读的；但从未曲意附和、把它们都看作相同，而是默默思考、亲身体会，深入探究而有所自得。他得到这些学说，直想超越濂洛，涉足洙泗，窥探先天之学的奥秘；推究他的用心，可以说是劳苦极深了。不是儒者，能够参与这种学问吗？可惜这部书出现在三百年以后，诸位大儒既不知道，也没有采用它。假如彦渊当时能与诸位大儒同时出生，跟随他们求正，那么他的学说难道会不流传、不可信吗？而偏偏让我能够读到它，难道是我真懂得这些道理吗？唐代许胤宗是国医，却不愿著书，认为脉象幽微难明。我所理解的，口头无法全部表达；即使得到我说出来的，却得不到我没有说出的，那么对脉理就不能明白，还会胡乱用药。唉，医家的学说偶然失误，祸患不过伤害人；我们儒家的学说偶然失误，祸患就会达到扰乱天下。既然如此，儒者著书，比医者著书岂不是更加困难吗？所以我一生求学，不敢笃信现成的说法，也不敢轻率提出自己的臆测。看到彦渊超凡的造诣和独到的发挥，难道能不感慨吗？图和文字所不能穷尽的内容，彦渊最终还能有所教益于我吗？《范氏文官花诗序》京口范氏自宋代以来一直是郡中的望族，他们的先世曾种植文官花作为庭院中的观赏物，这就是辛稼轩所作《水龙吟》咏写的花。近代赵松雪、邓素履等贤人，也都写有题咏，共有若干首。这种花唐代只有学士院有，我本来没有亲眼见过它的奇异形态和不同颜色，只能私下诵读诸贤的赋咏来想象仰望它。难道这不是范氏的吉祥征兆吗？草木在天地之间作为一种物类，虽然微小，却仿佛聚集了精粹之美，流溢为英华，忽然荣盛，倏忽又衰败，这就不是偶然的。因此，孔陵的桧树关系着斯文的兴衰；广陵的琼花关系着世道的盛衰；田氏的荆树、王氏的槐树关系着家族门祚的升降。可见草木同人事相关，已经很久了。何况天地所生的万物有固定的形态，也有固定的颜色，白的不能成为碧色，红的不能成为紫色。如今一株花草的微小形态，在一天之内接连变化，而且具备多种颜色，这是花中异常而又不易见到的。谁能说范氏拥有这种花，繁茂荣盛，几百年如同一日，可以把它归于偶然呢？所以诸贤应当喜欢传播并乐于称道它。唉，谈论天道的人常常在人事中寻找征验，那么从这花也可以看出范氏积累的德行了。观察万物的人一定要从天道中寻找依据，那么从这花也可以看出造物主对范氏的厚待了。否则，宋德已经衰败，元朝进入中国；元德已经衰败，皇明承受天命。天命的去留、人事的兴废，竟然接连发生两次，所以旧家族的乔木不随沧海桑田一同变化的，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唯独这花生长在范氏庭院台阶之间，虽然时代运数已变、万物也已改变，它舒展高挺、秀美自如却依旧如此？世上那些突然兴盛、显赫而成为贵富之家的，得到富贵后又亲身失去的很多；为什么唯独范氏一门传承越来越久远，流泽越来越长，贤能人才接连出现，前后相望，不仅诗礼世代继承，而且官印绶带也接连不断呢？我的祖先文忠公题铭三槐堂，说魏公的德行和槐树一同萌发；君子观察范氏的德行，难道不就在这花上吗？范氏的后人还应当不懈地培植它、护养它啊！将来我经过京口，如果有幸亲眼看到它，当作《角弓》诗；诸位贤人的诗篇，宪君正准备刻板流传，所以我为它作序。

译《蔡氏重修族谱序》平阳有许多大族，若论它们的兴盛，没有超过蔡氏的。宋朝前后立国三百年，蔡氏因八行而入选、登文科的有十五人，入特科的八人，补入太学的十九人，待补的二人，请参加漕试的二十八人，上书的二人，勉强中解额的八人，考中武科第一名的一人，考中武科的四人，共八十二人。他们不通过选举，而以进纳、边赏、荫叙等途径取得官职的，又有五十四人。唉，难道不能说兴盛吗？他们家族过去有族谱，是晦庵先生朱子亲自作序的，却在洪武乙卯风潮之变中毁坏了。这部族谱，是八行七世孙仲谦根据遗留下来的书简和残编修补而成的。他拿来给我看，请我写文章作序。唉，族人繁多而分散，世代久远而疏远，居地不同而彼此遗忘，这是势所必然的结果。然而君子能使已经分散的重新合在一起，使已经疏远的亲近起来，使已经居处不同的彼此不忘，也不是没有办法。夏、商、周三代以前用宗法维系，秦汉以来用谱法维系。谱法的实行，就如同宗法的实行一样。为什么呢？从我的始祖，到祖父的始祖，到曾祖的始祖，再推而上溯到最初受姓的祖先，又推而旁及关系疏远的族人，没有不登记在谱中的。用昭穆来辨明世次，用字辈来联结族人，世系承传、支派分异，都可以详细考见。即使相隔数百世、族人有千百之多，最初仍然同出于一人的身体；同出一人的身体，难道平日里的疾病痛苦就不相干了吗？有时老少强弱彼此不敬不让、不慈不爱，难道不惭愧吗？有时有力量却不互相帮助，遇到灾祸却不相互救援，死了也不相互收葬，难道不后悔吗？有时有人凭借富贵凌驾、侮辱族人，难道不应改变自己的行为吗？这样，即使分散也始终相合，即使疏远也始终亲近，即使居处不同也不会遗忘。族谱所维系的就是这些。有尊敬祖先、敬重宗族、收合族人的心意，就没有不用真情相待的。我看蔡氏族谱，从九府君到仲谦共十六世，仲谦以下又四世，每一世常有一百多人，不能说不繁盛；从五代历经宋、元直到今天，不能说不久远；有的家住防奥，有的家住步廊，有的家住新城，有的家住永嘉，不能说不分散。然而某人属于叔伯辈，某人属于兄弟辈，某人属于子侄辈；他的名是什么、字是什么、配偶是哪一氏，都没有不能考查的。他们合族相处，即使丧服关系已经到了尽头、亲属关系已经疏尽，逢年过节和伏腊仍然彼此往来；冠礼、婚礼、丧事、祭祀仍然彼此告知、互相奔赴；遇到患难和紧急事情仍然互相扶持，难道不正是因为族谱的建立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既然如此，仲谦修订族谱，怎么能不急切地尽自己的真情呢？不过，如今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和大城邑中，旧家族、旧望族虽然还可以屈指列举，但子孙日益衰落，能够保守祖业的实在很少。唯独蔡氏繁茂繁衍、家业丰厚，不改变旧有基业，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天下万物，根基厚的，积累就高；源头深的，水流就长。因此积善之家，福泽传承一定久远。蔡氏自九府君以下，都知道努力学习而且有德行。拿许忠简公所作《八行铭》和叶文定公所作《刺史墓志》来考察，就知道他们世代厚积福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他们宗族的昌盛远非其他姓氏可比，难道还能没有缘由吗？既然如此，作为后代的人，本来就应当谨慎对待家谱，更应当继承先人的德行。《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又说：‘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的先人。’如果真能记住这些话，不辱没先人，那么蔡氏的兴盛又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呢？这些都是我所羡慕并寄予期望的，所以姑且叙述下来作为序。

译《三寿图序》浦江县向东走二十里，有个地方叫长塘，那里有一个大姓黄氏，世代居住在那里。黄氏中贤良的有资善、资深、资文三人。他们出生时同为一母所生，分家后仍如同一体；做人有同样的德行，居家有同样的心意；他们长寿而健康，也相同。那里又有连绵的山、清澈的流水、茂盛的松树和高大的竹子、优美的花卉，还有鸟鱼、图书、琴棋，可以娱悦他们的耳目和心志。三人寄情傲游其中，不知不觉天已将晚。吴兴人林子山经过并看见他们，于是绘成一幅图，来记载这件事。他指着图告诉我：‘挥扇坐在中间的，是资善；看书坐在他左边的，是资深；拢袖坐在他右边的，是资文。弯腰进献茶水的，是资深的嗣子宿。’这幅图虽然只保存了事情的大概，但资善兄弟到了头发斑白的年纪，仍相伴在山林之下，和乐地彼此友爱，愉快地共同享受生活，那种蔼然恭敬、和顺、慈爱亲睦的风气，也可以由此想见。假如让这些人到乡里交游，乡里的人难道还会没有观感吗？假如让他们居住在城邑，城里的人难道还会没有观感吗？假如让他们在国学中受教育，国人难道还会没有观感吗？所以我绘制这幅图，不只是为了张扬黄氏一门的兴盛，大概还想借此使天下做兄弟的人受到警醒和感动。子山是史官，他的话足以令人相信；作序来启发人们吟咏歌颂，不交给你，又交给谁呢？我听说长寿这种事，既在于人的自身，也由上天决定；不是凭智慧可以取得，不是凭力量可以获得，也不是凭财富可以招致。因此世上兄弟共同达到长寿康健的并不多见。即使见到，往往也只是同父异母、再从、三从或同族诸兄弟之间。至于同胞所生、同体而分、又共同长寿的，就不常有了。即使有这种情况，他们若偏爱自己的妻子儿女、田地房舍和财货，计较长短、得失、强弱，把手足亲情看得如同秦越两地的人相互对待，那么即使想同居共食、祸福相关，也有做不到的地方。即使能够如此，兄弟的嗜好不同，取舍也不同；有的在朝廷做官，有的在市场经商，有的在田野耕作，彼此离散的日子常多，聚合的时间常少，那么即使想从早到晚相聚、从幼年到老年从不分离，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即使能够做到，若家境不富足、时局不安定，寒冷饥饿逼迫身体，催征呼役使筋骨劳苦，惶惶不安，那么即使想悠游安逸、共同享受生存的快乐，也没有闲暇做到。如今资善兄弟能够获得这种由天命决定、不是智慧、力量和财富所能取得的长寿；同时又具备世人少有、不常有、不能有、不能得到、无暇做到的种种条件。遍求一个邦国，没有能与他们相比的，何况一个城邑呢？遍求一个城邑，没有能与他们相比的，何况一个乡里呢？子山即使想不夸张，也怎能不把这幅图夸赞一番呢？卷起图来看一会儿，只见他们兄弟并坐，气度庄重凝然，如同三足鼎立，足以镇住浮躁；仪态光彩焕发，灿然如同三阶之星，足以美化风俗。尚且能使人羡慕不已，更何况他们的族亲姻亲时时亲近、接受熏陶的人呢？更何况他们的子孙每天在身边周旋的人呢？如果恭敬和顺的心意不会油然而生，我是不相信的。既然如此，子山绘制这幅图，我又为它作序，并不是过分，而是恰当。《陈氏文录序》《陈氏文录》，是游宦东昌的士人为当今浙江都指挥使陈公所作的文章诗词。陈公以广威将军、平山卫指挥的身份镇守东昌十四年，功劳记载之多，哪里能够计算呢？士人有的为他作记，有的为他作序，有的为他作诗，只是特别表彰其中大的功绩罢了。圣明天子对陈公了解尤其深，恩宠优厚，远超寻常；破格越级提拔，直接出自皇帝，于是有了任浙江都指挥使的任命。陈公到浙江任职后，聘请会稽郑元直先生设馆授课，让诸孙拜他为师。先生于是嘱托诸孙收集记、序、诗，编成一卷，题名为《陈氏文录》。他不因伯衡鄙陋，竟屈意请我为卷首作序。伯衡推辞不得，只好作序说：‘古代君子记载德行、铭刻功勋，总是急切得唯恐来不及，因为赞美善行的心意长久，只怕它不能流传罢了。文章辞句对于功业，就如鼓槌对于鼓、撞杵对于钟。钟没有撞杵、鼓没有鼓槌，就不会发声。有功业而没有文章来阐发它，思虑的精微，怎样能看出谋划的周密？怎样能知道呢？即使说这些事情已经为人们亲耳听见、亲眼看见，恩泽已经浸润人们的心腹，本来也应当让人们口头诵读、内心记住。’ 然而幼年者总有一天会壮年，壮年者总有一天会老，老年者总有一天会离世，那么有志向、有作为的成就也会随之一起消逝，哪里还能说是流传呢？让它留在口头传诵，哪里比得上寄托在笔墨中？让它留在心中记忆，哪里比得上载入简册？从前的名公卿，没有一个不是在当世驰名、在后世留名而又不依靠文章的。文章所关联的事情，也很重大。东昌的士人表彰陈公的事业，当然不容停止，大概正是为了继承古代君子的遗意吧！当初陈公凭文武才略受到圣明天子的知遇，创业之初，恩遇日益深厚，所任用、托付的事情也越来越重大。取得中原后，便把东昌交给陈公，而陈公早晚竭尽心思为之筹划：率领士卒，珍惜民力以御倭寇，消灭乱军，砍除荆棘，开拓城郭，排列府寺，修筑楼橹，安定市井，察看地势是否适宜，划定疆界，疏通沟渠，种植粳稻。于是声威显著，寇贼被铲除，反复不安者得到安定，流亡者归来，生齿聚集繁衍，远近信服，商贾汇集，粮饷充足，漕运节省，征敛宽缓。实在奇伟显赫。然而这些事在都邑之间可以看见，穷僻偏远之地却不能全都看见；宫中九重能够知道，四方却不能全都知道。如今伯衡得到这部文录并阅读，事情都按事实记载，文辞也不加华饰，简直如同亲自走过他的辖境、观看宏伟壮丽的景象。那么当世想了解陈公的人，可以以此为证；后世想了解陈公的人，也一定要以此为证。先生收集这些文章，大概也是为了表达士友们表彰陈公的心意吧？不过，陈公凭借旧日功勋成为国家重臣，统辖一方，所做的事情应当比这里记载的多出十倍百倍；震动当今、光耀后世，本来就有史官大书特书。这部文录，难道不就是一切记载的开端吗？

译《缪氏壎箎集序》古人兄弟都擅长文章，士林中没有不把这看作盛事的。因此，二应在魏、二陆在晋、二卢在唐，当时受到称赞，后世也流传下来。我在平阳看到，元代兄弟都凭文章著称的，有郑氏；当今兄弟都凭诗歌著称的，有缪氏。郑氏兄长字季明，弟弟字季亮，他们的文集叫《联璧》；缪氏兄长字仲琳，弟弟字仲卣，他们的诗集叫《壎箎》。郑氏一门中擅长文章的，是同胞兄弟二人；缪氏一门中擅长诗歌的，也是同胞兄弟二人。这就是我每次读《联璧》《壎箎》二集时，总要感叹平阳人物令人难以企及的原因。文章是精到的言语，而诗又是言语中更精到的。郑氏兄弟本来已经很难得，缪氏兄弟岂不是更加难得吗？为《联璧》作序的是翰林承旨宋先生。如今仲琳拿《壎箎》集请我在卷首作序，难道我真是合适的人吗？不过，仲琳作为兄长有仲卣这样的弟弟，仲卣作为弟弟有仲琳这样的兄长，华丽文采彼此映照，超逸韵致交替迸发，声韵铿锵、光彩灿烂，震动照耀远近，确实足以使人羡慕。起初，仲卣接受荐举来到京师，朝廷授予他官职，他却不接受；后来仲琳奉诏来到京师，朝廷授予他官职，他也不接受。仲卣回乡后，县令程君聘请他任训导，他欣然谦下就任；仲琳回乡后，县丞彭君聘请他任训导，他也欣然谦下就任。他们不急切追求利禄显达，而一心把为国家培养人才作为职责；他们出仕与退处的选择如同符契相合，尤其足以使人爱戴敬重。这样说来，仲琳、仲卣在当今，不就像二卢在唐、二陆在晋、二应在魏一样，真是士林中的盛事吗？读《壎箎集》的人，应当会怎样看待呢？因此作序。《苏平仲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苏平仲文集》卷五，明代苏伯衡撰序 《说斋先生文粹序》宋代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之学，号称道学，代代相传，到乾道、淳熙年间，紫阳朱子、广汉张子、东莱吕子鼎立于一时，东南学者一致尊奉他们。说斋唐公生在这个时代，又同吕子长期居住在婺州，却独自崇尚经世制度之学，真可以说是特然兴起的人物，难道是故意标新立异吗？上论道统，从周、程等向上追溯到孔、孟；从孔、孟等向上追溯到三王；再向上追溯到五帝。所谓经制，就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事迹。听说：‘治理以道为根本，道以心为根本，掌握了心与道，然后才可以谈治理。’那么经制与性理本来就是相互为表里的一体。如果只从事性理而不讲经制，岂不是有体而无用吗？唐公崇尚经制，是有不能停止的理由的，哪里是故意标新立异呢？唐公和他的父亲侍御史尧封、兄长饶州教授仲温、乐平主簿仲义，都是绍兴年间有名的进士。他们在家庭之间彼此以师友相待，不仅史学极为精深，而且尤其精通各部经书；他们自称不专门偏主某一种说法，也不勉强追求苟同，把道理藏在心中，拿圣人的话考察它，合于圣人之意的便采用，有疑问的便存而不论。他又认为，三代的治理方法全都载于经书，清楚得可以用于实际事务；后世把它们看成空话，所以治理不如古代，这样的志向是怎样的呢？天文、地理、王道霸业、军事农业、礼乐、刑法政令、阴阳、度数、郊庙、学校、井田、郊野疆界，没有不在遗留的典籍中穷尽探索、竭力考求，并且融会贯通其义理，仿佛亲自看见一样；贯通古今上下，调和考量，用来总括世事变化，精微与粗略、根本与末节兼收并举，他的造诣又怎样呢？假如他能够实现志愿并大力推行，把帝王的大经大法在千年之后重新施行，辅助成就一代君王的治理，使天下人重新看见唐虞三代的盛况，那又有什么困难呢？然而他天性廉正刚直，利益不能使他改变，权势不能使他屈服，违逆世俗之处很多，于是诽谤都归集到他身上；仕途还没有显达便立即引退。他想要施展并落实到事业中的抱负，只能推托在论著里，这正是君子追恨并深感惋惜的地方。他所著的书有：《六经解》一百五十卷，《九经发题》《经史难答》《孝经解》《愚书》各一卷，《诸史精义》一百卷，《帝王经世图谱》十卷，《乾道秘府群书新录》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详辩》各三卷，《故事备要》《词科杂录》各四卷，《陆宣公奏议详解》十卷，《说斋文集》四十卷。如今距离唐公将近二百年，又屡经兵乱火灾，流行于世的只有《经世图谱》《诸史精义》罢了。其他著作能够流传的，大概也没有多少了。扬雄说过：‘人存在时就是人，人亡之后就是书。’想从唐公的书中寻求唐公，而他的书又保存成这样，岂不是更加令人惋惜吗？他的诸孙怀敬为此竭力搜访，终于得到文集。看士介所作的序，才知道这是重刊本；其中加入《发题》《愚书》，足成四十卷，而且骈俪文章和应用文字居多。这样看来，它也不是原来汇编的旧本了。想从中选取文章编成文粹，以惠益后来的学者，却又担心凭自己见闻少、见识浅而擅自取舍，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伯衡说：‘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凭一己之见，取舍秦汉直到本朝数千百年间各家的作品，编成《文选》。宋代姚铉也曾凭一己之见，取舍唐代三百年间各家的作品，编成《文粹》。其他如《文鉴》《文类》，更难一一列举。至于昌黎的文章，他自称约取六经的精微，谁能取舍它呢？可是唐公曾选取二十六篇编成《韩子》。如今这次编选，也是同样的意思，为什么不可以呢？假使这部集子刊行，唐公的学术大概也能粗略显现出来。后世有志于求学而无法看到他的书的人，一旦能够见到，难道不会深感如同得到拱璧一样珍贵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于是怀敬选取论议、记序、书铭、奏议、杂著、馆职文和策文一百五十四篇，厘定编为十卷。《发题》《愚书》放在前面，词科文章仍列在后面，共十五卷。伯衡不嫌弃我浅陋，嘱托我作序；我年老而浅陋，哪里足以了解唐公？只是私下赞赏怀敬没有丢失家学，又高兴后来的学者能够有所考察，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些。并且借此表明，唐公在流俗之中、绝学之后特然兴起，他所蕴含的精微、所达到的高妙，不完全在这部选集中；但总比完全没有凭据可考好一些。

译《张潞国诗集序》故元翰林学士承旨、岭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潞国张公去世十一年后，他的出家朋友北山上人带着他的诗来到南京，请前灵隐住山见心复禅师分类编次，将要刻印流传。适逢伯衡从金华被召到南京，于是请我为诗集作序。伯衡过去在史局，读到张公的传记，想到他的诗文没有人收集整理，久而久之将要散失，曾私下叹息。如今面对见心禅师的请求，难道能以才疏学浅推辞吗？文章辞采的盛衰，本来受时代运势限制；而时代运势的盛衰，也能从文章辞采中看出。那么诵读他的诗而想了解其为人，难道不应该上溯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吗？从前元朝兴起于朔方，拥有天下，到至元、至治、大德年间达到鼎盛，没有比这更盛的了。张公出生，恰好处在这个时代，他所承受的时代精华也最为纯粹。他言辞的品格有如此成就，是有原因的。然而他困顿穷厄、怀才不遇，滞留在江湖边远之地，在寂寞的水涯吟咏歌唱，竟达五十年。直到至正初年才因荐举进入朝廷官籍；到这时，过去的老臣宿儒已经衰老凋零，几乎将要全部不在了。他从国子助教历经八次升迁，授任翰林承旨，于是专掌文章之权，雄视天下。斯文没有泯灭，实在有赖于他。谁知道上天对他的培养如此深厚，却没有及时重用他，所以他的声望才这样突然显著起来呢？这岂是那些靠一时侥幸、安坐便获得显达荣耀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吗？张公居翰林之后，国事日益败坏，疆土日益缩小，所以他铺陈帝王功业、文饰王朝法度的诗篇，既可以同《清庙》《我将》之颂、《鹿鸣》《鳬鹥》之雅相比；至于因情感寄托于事物、抒发为诗歌，又从《匪风》《下泉》中得到取法。当他正在歌咏国家盛盛之时，却突然经历国家衰败，难道不可悲吗？为什么上天不肯留下他，竟使张公去世？张公一死，不只是诗歌消亡，元朝也随之走向灭亡。文章与时代运势，本来就是这样交替盛衰的吗？还是说，考察汉、唐以来凡是以文章著称的人，大都处在天地运势兴盛的时代，所以他们的著述才有古代治世的气象；等到山河分裂，文章都如微弱的余风飘散，草木一样的作者如果不自我振作，便不能振兴文坛。如今张公晚年的作品，虽然处在国运将尽、帝祚更替之际，情感舒缓而不急迫，气息淳厚而不散乱，语言简洁而雄壮，和谐而平正，仍然如同盛年作品。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内心存在着某种不随时代转移的东西吗？能不称他为真正的作者吗？因此他的诗确实不应当不流传。张公一生以诗酒寄托情怀，作品很多，并不爱惜；收集他遗留下来的诗还有五百多篇，都足以垂范后来的学者。张公没有儿子，唯一的女儿也先于他去世。他去世后，选择燕京城南的墓地安葬；这件事北山出力最多。北山是庐陵人，曾在衡山福岩寺受业，游居燕京三十年。虽然是佛门弟子，却喜欢同我们儒者交游，和张公交情最深。如今他年老了，仍然非常坚定地谋求使张公不朽，比起惠勤对于六一居士，大概也不会有愧。伯衡参加礼部会试时，张公正任同知贡举，得到我的答策，感叹赞赏不置；同事却因为文辞切直而黜落我。张公为我争辩而没有成功，每次同欧阳文公谈到此事，都以为遗憾；欧阳文公又把这些话告诉伯衡。虽然我没有成为张公门下正式的弟子，张公却也是我的知己。在改土之后，我执笔为张公的诗作序，俯仰今昔，不禁怆然良久。《申屠先生诗集序》申屠君以诗歌著称，在元统、至正年间，他的诗稿已经很多，却大都散失在兵乱火灾之中，幸而被爱好者保存流传下来的，十篇中只有二三篇。他的儿子征竭力搜集，大概在申屠君去世十二年后，才得以汇编成集，交给我，请我为卷首作序。我听说申屠君从总角年纪便懂得求学，擅长记诵阅读，精于辞章，号称俊才；他不时写作歌诗，前辈们争相向他请教，而他自己仍不满足。延祐年间，故侍讲黄公开始在他的州郡任职，于是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他。侍讲的文章辞采是世人的楷模，但性情刚正而少有包容，跟随他交游的人很少能合乎他的心意，唯独器重申屠君，把自己的心法全部传授给他。别人跟随侍讲却没有得到的，申屠君全都得到；而申屠君又能借助侍讲的教诲，在治经之余努力追赶古代作者。于是申屠君的诗随着年岁增长而日益进步，充沛流动，无法遏止；他的声誉光彩蓬勃兴起，灿然不可阻挡。当时有名的诗人，风气都向他低首。秘书卿达兼善、外史张伯雨，甚至说侍讲有了申屠君，就如同我的祖先文忠公有了黄山谷、陈后山一样。他在缙绅之间受到重视，就是如此。当初我在杭州开元宫拜见张伯雨，伯雨把申屠君和作的三首诗给我看，我心中私下十分仰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后来申屠君来担任我们乡校的经学教师，我于是得以同他交游。从此有时一年见一两次，有时隔年见一次，每次见面都以文章文字为乐。海防发生变故以来，我们的出处不同，又被山川阻隔，想见到他本人，已遥远得不可接近。我从江东归来，经过他过去游历的地方，总为此痛心。偶然看到他遗留下来的文章，伏案诵读数遍，不能自已，又不能没有‘九原可作’的感叹。既然如此，对于征的请求，我怎么能停止说话呢？过去浦阳方先生韶父、括苍吴赞府善父、粤地谢军谘皋父，都以古代诗人自任，东南士人一致把他们当作老师来尊敬。评论者唯独推尊侍讲，说他得到了古代诗人的正宗；申屠君又是侍讲的嫡传后代，那么他的造诣也可以大略看出。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私下只是感慨，申屠君生长在文明昌盛的时代，才华高、学问丰富，假使他能同当时博学鸿儒、声望之士和文学侍从之臣一起入仕，在朝廷中融铸经义、锤炼辞章，写成雅颂，传播为歌咏，用来铺陈太平雍熙的盛况，难道不会充分发挥才能吗？然而他年过四十，两次参加乡试，才凭春秋经中乙榜，长期困居学校；将近十五年还没有得到改官，后来国运转移、世事变化，忧愁居处、警惕度日，不到几年，竟因不幸去世。如今他的诗集中所见的，多是《黍离》《麦秀》一类的哀亡之音，那么他的志向难道不可悲吗？幸好还有儿子征宝，使他的遗稿在家中世代传承他的学业，足以慰藉申屠君于地下。这就是我抚卷阅读时，自己也不知道悲伤和喜悦为何交集的原因。申屠君名性，字彦德，申屠氏，越地诸暨人。

译《洁庵集序》《洁庵集》收录诗文若干篇，是平阳孔子升先生所作，由他的门人、同乡林与直敬伯汇编整理。敬伯告诉我：‘先生的志向在于树立德行，树立功业尚且不是他的志向，何况著述文章呢？然而先生由进士科出身，虽然不求以文章辞采闻名于世，但来求文章的人本来都把先生列为首位。既然如此，先生即使想不著述，又怎么能不著述呢？我曾听先生说：“文章不是专供实际应用的文字，实际应用的文字也不必就是文章。”这是真正正确的见解。凡是我的作品，也不过是应用文字罢了，我哪里敢自称文章？因此先生虽然写文章，却从未留下稿本；子弟和门人私下记录，也并不多。’‘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謜嘱托我和与直把文章汇编为八卷，另附诗四卷，因先生自号而题名为《洁庵集》。一两位志同道合者将要刻版，使它永久流传，谨请您为它作序。’‘我取来读过，觉得道理周全，气势昌盛，意旨精微，文辞通达；典雅有法而严谨，温厚纯正而整肃峻拔，内容博洽而不是拼凑，明白晓畅而不是浅近；不靠粉饰却自有华彩，不靠雕琢却自然光辉。古人所说有德必有言，大概就是这样。’ 至于文章，哪里还需要再加以评论呢？至于诗，它出自人的性情，不受条框拘束，有从容吟咏感叹的情怀，具有《诗经》风雅和《楚辞》的遗意。然而先生自己却把它看得很低，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世上作文的人，对于学问没有见闻，对于道理没有所得，只把语言写得险僻艰涩当作奇异，把文字写得冷僻怪诞当作古雅，把意思写得隐晦不明当作深奥，把文体写得突兀峭拔当作高妙，而这些正是流俗所崇尚的吗？先生难道也不出于这种风气，只是自认为不能追随世俗的爱好，所以才这样说吗？唉，文辞的鄙陋，没有比他们更严重的了。难道曾经想过先生会这样做吗？世上本有人抛弃五谷而进食蚬蛤，也有人舍弃布帛而取用粗劣的毯子。如果不珍视先生的文章，只把流俗所谓的文章当作珍贵，那么和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同呢？蚬蛤可以适口，却不能解除饥饿；粗毯可以悦目，却不能抵御寒冷。养生必定要靠五谷，而不能靠蚬蛤；一年四季生活，必定要靠布帛，而不能靠粗毯。先生的文章，就是布帛，就是五谷，是世人不可缺少、人人不能不珍视的东西。敬伯如此诚恳地珍惜先生的遗稿，可以说是知道什么才值得珍贵了。这样说来，先生有敬伯，不就如同扬子云有侯芭一样吗？先生的世系、爵里和生平事迹，详见墓碑，这里不再重复。《陈子上存稿》序 子上陈君去世已经十八年了，我经过他的乡里，跟随他的儿子访求他的遗稿，得到诗文共若干首。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有古诗、乐府、律诗、绝句，共若干卷；文章有记、叙、铭、赞、箴、辞，共若干篇。我又为它们加以诠释编次，分成若干卷，题名为《陈子上存稿》，让它收藏在家中。序文说：文章之所以可贵，并不是因为言辞工巧便可贵，而是合乎道理的言语才可贵。言语合乎道理，即使作者本人没有什么值得取法之处，君子也不会因为人而废弃他的言论，不会让它湮没。何况像子上这样的人，在乱世中坚持卓异的操守，面对患难、生死、祸福都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不玷污自身，可以说是贤者了。他的言论，拿来和前代贤哲相比也相合，流传到后世也无愧，难道可以让它湮没无闻吗？这就是我面对他的遗稿，感情不能自已的原因。六艺和诸子百家的言论，子上没有不学习的，而把求道当作急务。凡是诗文，他从未苟且写作；概括说来，不合乎道理的实在很少。他还是举子时，所写文章就已经受到同辈的重视。金华胡仲申先生以古学著名，曾经傲视当世众人，对于文章很少许可，唯独敬重喜爱子上，称赞他说“有才能”。他考中进士时，朝廷中的名公巨卿，如翰林欧公、太常张公、礼部贡公、御史吴公、助教程公，都认为子上的文章适合用于朝廷、施行于典册，便共同议论推荐他。子上因为母亲年老，希望取得庆元路录事的职位南归；赴任不到两年，估量时局已不可为，便自行辞职离去。那些掌握兵权、在州郡之间强悍跋扈的人，争相想招致子上为己所用，但子上始终不肯受他们任用。他往来于东西各地，所到之处总使人不知道他的去向，从未在一地停留满一个月。最后，统领该州军务的人一定要胁迫他前来，子上于是抛下妻子儿女，南到闽地，又北到怀庆。不久因病死在怀庆。死后，他的文章也没有人能够替他收集整理，因此一生所作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唉！上天赋予了他才华，他自己完成了学问，却不能把它施展在事业上，只能寄托于著述，这是君子的不幸。至于著述又多有散失，不幸又何其严重呢？假如不是子上所持守的品德足以显露于世，那么天下人从哪里了解他？从哪里相信他？这就是我再次感慨的原因。他的朋友谢复元先生想率领同道刻板印行，使它永远流传；虽然力量达不到，却从未忘记这件事。难道这不也和我的心情相同吗？豫章揭先生伯防评价子上的文章，说上承司马迁、班固，下取法诸子；诗则上溯汉、魏，齐、梁以下的诗便不予论列，可以说是真懂得评论文章了。我又有什么必要开口呢？

译《郑璞集》序 安固高君宾叔，才华非常优异，学问非常深厚，比我年长二十多岁。他的长兄诚甫，又是先左司的同僚。高君对于我父亲是执友一辈的人，却屈尊同我结为忘年之交，至今已有三十年了。今年正月，我们在平阳相会，他拿出诗文集《郑璞集》，请我为它作序。高君的文章，以六经为根基，出入于诸子、史书之间；他的诗以《诗经》风雅为源流，沉浸于《楚辞》和《文选》，无不义理周密、文辞通达，气势充沛、韵味优美，意味隽永、光彩洁净。我一向了解并且喜爱仰慕它。如今看集中所收的作品，纯粹如大块美玉，是平庸玉石的本质；光彩灿然，如琬、琰、圭、璧的光辉；声音铿锵，如璜、珩、琚、瑀的声响。说它不是未经雕琢的玉，人们尚且会疑惑；何况把它比作已经腊制的皮革，又有谁会相信呢？可是把集子命名为《郑璞》，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思索不得其解，便拿这件事询问高君。高君说：“把腊革和璞玉相提并论，也只是因为自己自负太高罢了。自视太高，所以言辞夸张；言辞夸张，所以实际内容不能与之相称；实际不能相称，所以人们初听时以为是玉，想同它交易；最终见到的却是老鼠，便道歉离开，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古人的文章，大抵是在道德明备以后写成的，因此言论一旦树立，人们便相信它。如今世上的读书人，文字声韵稍微协调，便说“我能作诗”；语言铺陈安排而成篇章，便说“我能作文”。这种自我夸大，不就像郑人把腊革当作璞玉吗？人们看待他们，难道不也像周人看待郑人所谓的璞玉一样吗？我曾经把这件事作为警戒，不敢不致力于实际。这就是我的集子取这个名字的原因，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因此我更加赞叹高君：不只是文辞才华别人不容易赶上，他立身处世、求取声名的方式，更是别人不敢企望的。先文忠公说：“古代君子，立身宽厚，求取声名俭约，所以实际超过名声，人们都传诵他的美德。”说的就是高君吧。既然这样，高君的乡里作文辞的人，本来就有许多值得传诵的，人数也很多。然而人人都独自搜求高君的文章，得到片言只字，便心满意足、志愿满足地离去，难道是偶然的吗？文章如同精金美玉，自有确定的价值，本来不是人可以随意增减的。然而拿着金玉想出售的人，和拿着钱想购买金玉的人之间，必定要有足以评定轻重的人，然后卖者和买者才会信服而没有疑虑。如今高君请求我为他的诗文作序，不去请能够评定轻重的人，反而来找我；我的官位、学问、品行都不足以使人信服，是非可否也不足以取得信任，将凭什么答复他的请求呢？想到我们交往已久，也不敢一直推辞，只姑且叙述这部集子命名的意义，作为序文。读到我这篇序的人，可以不要对高君感到诧异，并从中有所自我警戒。《雁山樵唱诗集》序 语言精粹的称为文章，诗又是文章中最精粹的，哪里容易写成呢？然而古代的三百篇诗，有些出自平民和妇女；平民和妇女都能够做到，那么似乎又没有什么难处，这是什么原因呢？《诗大序》不是说过吗：“诗，是心志的趋向；存于心中叫作志，发为言语叫作诗。有这样的志，就有这样的诗。譬如天地之间，形体和气相互冲撞便发出声音，大概是没有谁特意去做却自然形成的，这有什么困难呢？”自古诗歌由古诗变为《文选》诗体，《文选》诗体又变为律诗，天下作诗的人不一定都以心志为根本，有的奔驰于茫昧的境域，困窘于声律对偶和雕琢推敲之间；要使声韵相合、语言有文采，本来就不容易。何况不能积累岁月的功夫，竭尽自己的才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却只是一味模仿，想纵情驰骋以穷尽人情物理的妙处，当然就更加困难了。因此，知道作诗的根本在于表达自己的志向，就可以说是善于作诗的人了。孔君显夫拿着名为《雁山樵唱》的诗集，请我为它作序。我读了好几天，发现其中合计古今体诗八百首：借物起兴，以事作比来显明意义，组织辞句来表达心意，在吟风弄月的趣味中发出感叹和咏叹；长篇短韵，错杂陈列，声音铿锵振发，而情致又曲折幽深。于是我为此感叹道：“显夫的诗写得多么美啊！不刻意推敲，不一味模仿，不费力堆砌辞藻，却能达到描摹形状的精妙、比兴寄托的幽微；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显夫独自做来毫不困难。像这样，他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能力的呢？”大概显夫从小就明白六艺之学，曾两次被举为校官，都辞谢没有就任；他的志向只是想通过世俗的科举来辅佐天下、成就美好的事业。二十四岁时患了眼疾，既不能在当时有所作为，又接连遭逢变故患难，那么他一生的感情，无论欢乐愉悦、郁结不平，还是忧思慷慨，触景生情，自然会有助于丰富他的诗并发抒出来，这难道不就是所谓以志为本吗？世上本来有人因疾病困顿而在后世扬名，张籍在诗歌方面就是这样。如今显夫虽然因眼疾而志向不能施展，他的诗难道就会因此湮没而不流传吗？所以我对显夫说：“您不要把自己归入樵唱一类，后世将会有人采录并陈列您的诗。”显夫名克烈，是先圣的第五十五代孙，如今居住在平阳。平阳有座山叫南雁砀，显夫曾经隐居其中，所以用它为集子命名。

译《郑叔文字》序 人的类别很多，不能没有区别，所以给人取名，又进而给人取字。名和字，是人用来把自己同众人区别开来的，也是让别人能够辨认自己的。然而众人之中有圣人，有贤人。圣人、贤人和普通人一样，都具备耳目口鼻、手足的形体，以及饮食、衣服、行动、言语和沉默的规范，并没有不同。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贤人而卓然异于众人，只在于道德和事业。名和字尚且不能确立，想把自己同人类区别开来也不可得，何况道德和事业难道可以不树立吗？因此，努力以道德事业使自己区别于人的，实际上确实有异于常人；努力只以名和字使自己区别于人的，实际上并没有异于常人。世上的求学者，没有不羡慕圣贤异于众人的地方，却只知道在名和字上求取区别，不知道在道德事业上求取区别，这仍不免只是普通人，又凭什么区别于别人呢？所以善于学习的人，不急切追求美好的名和字，而急切追求崇高的道德和事业。浦江郑彬叔文来请我为他作字序。我想到古人举行冠礼以后才取字，取字的意义在于以成人之道要求他，那么字对于人来说也很重要了。知道为什么重视字，就知道为什么重视自身；知道为什么重视自身，那么叔文来请序，难道只是想在名和字之间求取美称吗？于是我告诉他说：各种事物错杂而达到恰当均衡，叫作“彬”，所以你的字从“文”从“武”。有的人文才有余而武略不足，有的人武略有余而文才不足，这能叫作恰当均衡吗？不能。有的人偏于刚强而不能用柔和克制，有的人偏于柔弱而不能用刚强克制，这能叫作恰当均衡吗？不能。有的人本质超过文饰而流于粗野，有的人文饰超过本质而流于虚浮，这能叫作恰当均衡吗？不能。你必须努力，减损过多的方面，增益尚未达到的方面，使自己既能文又能武，懂得柔和也懂得刚强，不粗野也不虚浮，这样以后才达到均衡，才可以说成为一个成人。即使处在众人之中，众人也无不推崇尊敬他，认为他超出同类。这就叫不以名和字来区别自身，而以道德事业来区别自身，这才是达到了自我区别的最高境界。叔文是义门中的优秀子弟，年少而好学，多才多能又善于作诗，和我有世代交谊，所以我用这些话表达对他的爱护和帮助。唉，叔文也只在于勉励自己罢了。《王生子文》字序 深溪王生间来拜访我，请求说：“小子的名是江，字是子文，希望先生为我写一篇说明，使我知道应当勉励什么。”于是我告诉他说：天下最完美的文章，哪里有超过水的呢？水流经大地，海最大，江次之。江水发源于岷山，经过瞿唐，越过滟滪，下行三峡，汇合汉水、沔水，与湘水并流，吞纳彭蠡湖，奔向大海。它受到挤压、排斥、鼓荡、阻塞、逆冲、逼迫、承受、撞击、阻遏、激荡，于是形成急流、险滩、波浪、急流、回旋、漩涡、细波、涟漪、巨浪、波澜；有时收缩，有时舒展，有时紊乱，有时盘绕，有时缓慢，有时迅疾，有时横流，有时纵流，有时低抑，有时昂扬，有时广大，有时细小；又像云，像雾，像绉纱，像带子，像车轮，像回旋，像泡沫，像鱼鳞，像火焰，像帷帘。天下文章的形态全都具备了。然而这些哪一样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呢？正因为自然，这才是天下最完美的文章，必定要归于水。唉！大凡有文采的事物，哪一样不是出于自然？难道只有水如此吗？所以日月星辰、云霞烟霭，是天的文采；河汉虹霓，是天的文采；山林川泽、丘陵原隰、城郭道路、草木鸟兽，是地的文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关系，郊祀、宗庙、朝廷，礼乐、刑法、政令，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搜狩、饮射，朝见、聘问、会同，是人的文采；而这些无不属于天下最完美的文采。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观察时势变化，教化成就天下。落实在人身上，就是尧的文德和思虑、舜的文明、禹的文命，以及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以成为有文德者的地方，这就是文。落实在经书上，就是《易》的卦爻、辞象，《书》的典、谟、训、诰、誓、命，《诗》的风、雅、颂、赋、比、兴，《春秋》赏善罚恶、内中华而外四夷的义理，这就是文。不这样，凭什么经纬天地、凝聚众多功业、树立人伦纲常，垂训万代而成为历代君王的法式呢？古人所谓的文就是这样，哪里是文辞书翰所能比拟的呢？为什么后世竟局限于文辞书翰而把它称为文呢？自从把文辞书翰当作文以后，文的作用就降到末流了。那些耗尽一生精力从事此事的人，把音韵铿锵、色彩灿烂、笔画妩媚当作极好的文章。那么文在哪里呢？唉！文章如果只停留在辞翰上，世人为什么还要看重它？它对于世人又有什么补益？如果音韵铿锵就足以称为文，那么作文又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色彩灿烂就足以称为文，那么作文又有什么困难呢？如果笔画妩媚就足以称为文，那么作文又有什么困难呢？把这些称作文，它们距离真正的文不是已经很远了吗？如今先生的家族以孝义著称，治理家庭有法则，遵行礼仪有节度，处理事务有伦序，待人接物有礼仪，内外有分别，尊卑有秩序，亲疏有恩义，质朴和文饰相称，这也可以称作文吗？可以了！先生从小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在周旋进退之间，答应或推辞、行走或趋进、升降俯仰，都显得驯雅详慎，可观可喜，这已经不同于那些只把辞翰当作文的人了。如果真能听取圣贤的教诲，耕耘于诗书的园圃，游泳于道德的境界，归宿于仁义的深奥处，穷究天人之际的奥秘，成就文武兼备的才干，出仕后成为国家的光彩，那么天下最完美的文就不在水中，而在先生身上了！我曾经忧虑世人沉溺于辞翰，所以用这些话告诫先生，希望您能记住它，勉励自己啊！

译《宗元常字》序 使人口味爽美的食物，有水草、小虫、蝉、范、蚳蛙以及野果等。然而人的性情有爱好的，也有不爱好的。至于豹胎、猩唇、封熊掌，那是味道最美而又珍奇的食物，但不能经常取得来供应早晚的需要。能够经常取得来供应早晚需要、而人的本性没有不喜爱的，只有稻、粱、黍、稷、鱼、肉、蔬菜和瓜果罢了。因此稻、粱、黍、稷、鱼、肉、蔬菜和瓜果，称为日常食物。轻便而保暖的衣物，有纱、縠、罽、褐，以及狐、貉、羔、羊的皮。可是各地风俗有适宜的，也有不适宜的。至于雉头裘、火防布、鲛人绡，那是衣物中极为珍奇的，但不能经常取得来抵御寒暑变化。能够经常取得来抵御寒暑变化、而各地风俗没有不适宜的，只有絺、绤、吉贝、絮、纩、缯、帛罢了。因此絺、绤、吉贝、絮、纩、缯、帛，称为日常服装。所谓日常，是人赖以养生的物资，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东西。所以自从有人民以来，饮食想要代替稻、粱、黍、稷、鱼、肉、蔬菜和瓜果，服装想要代替絺、绤、吉贝、絮、纩、缯、帛，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唉！难道只有衣食如此吗？三代以后，九流百家的学说一齐兴起，能使人喜悦，能使人惊愕，能使世俗眩惑，能使风俗惊骇，能使万乘之君动心的，也已经很多了。但唯独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轲的学说，称为常道。这就是人赖以成为人的根本，一天也不能缺少的，只有圣人的道而已。大体说来，人的内心具备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人与人交往所涉及的关系有五种：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仁、义、礼、智、信，是人的常性；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人的常伦；而且都是天地永恒的常道。圣人设立教化，难道有什么方法是用来强迫人的呢？不过是为它规定尺度、等级和节度，使贤者、智者不至于超过这些规范，使愚者、不肖者也不至于达不到这些规范罢了。所以圣人的训诫，分布在六经之中。它所说的话，妇女儿童都可以知道；它所要求的行为，妇女儿童都可以做到；达到最高境界，便可以与天地并立。九流百家的学说，不是数量不多、声音不喧哗，也不是不奇异、不新怪，但经历万世，没有什么能够替代它。这就是它成为常道的原因吧？人所凭借而一天也不可缺少的东西，大概有比日常食物和日常服装更重要的。为什么呢？缺少日常食物，不过是饥饿而已；缺少日常服装，不过是寒冷而已。若常道缺失，人就全都变成禽兽和鳞介了。可是世上的人把日常食物指给他们看，说这是日用之物，不可缺少；人人都说不可缺少。把日常服装指给他们看，说日用之物不可缺少，也都说不可缺少。把常道指给他们看，说日用之物不可缺少，却没有人相信。因此我所穿的衣服、吃的食物，无不拿来讲说道理；常道却很少有人真正遵从，大概只是因为不思考罢了。假如想一想，失去常道的结果就是归于禽兽鳞介，那么人依靠圣人之道，难道不比依靠衣食更重要吗？这样一来，能够明白常道的人就少了。即便如此，道难道像衣食一样要等待从外面求取吗？善于学习的人，只须反求自身、在内心寻求罢了。要把持它，却不要让它驰骋于高远空虚之处；要使心胸开阔，却不要让它局限于鄙陋狭小之处；要治理它，却不要让它沉溺于怠惰荒废；要收摄它，使它不躁动；要安定它，使它不动摇；要振作它，使它常常如同立在眼前、倚在车前横木上。仓促之间和颠沛之中，以敬为主；视、听、言、动，都遵循礼；喜、怒、哀、乐，都考察是否合乎中正；自我奋勉而不停止，以天道为法则；早起晚睡，显明或隐晦都没有二心；生死都以此为准则，始终如一。这样大概就可以有恒常的德性，也不必担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了。宗氏子经，字元常，而伯衡没有得到他的命令，不能替他作字辞。不过伯衡与子经是中表兄弟，又喜爱他质朴纯粹，赞许他懂得求学，希望他能够与前贤相媲美。前代贤哲如果没有什么话告诉他，就不合情义。因此写下这篇字说送给他。《王子成传》后序 子成起初凭父亲的荫补担任征官，历任嘉兴的沙渚、吴兴的南浔，又从南浔调到广济库。子成平日不营求事务，乡里的年轻人都讥笑他。然而他所任的官职，大多每天从早到晚都要执筹计算，和商人斤斤计较，广济尤其号称事务繁杂。前后因为侵吞公物、拖欠负债而被夺官、破家的官员接连不断。子成在沙渚、南浔时，每月大都有余利；在广济，直到任期结束，也没有一点事情被吏员议论。乡里的年轻人才大为惭愧，说：“起初我以为王君是不办事的人，现在才知道王君并非本来就不办事。”子成在南浔时，广济被盗贼攻陷，吴兴的官吏无论大小都逃跑。唯独子成没有逃走。江浙行中书省参政托克托统领军队平定吴兴，子成带领里胥奔走供应军需，从不懈怠。参政想破格提升子成，子成谢绝说：“没有功劳而求取赏赐，不是小人的心愿。”参政说：“盗贼到来而你不离去，军需又没有缺乏，这还不算功劳吗？”子成说：“这些琐碎小事，哪里值得记录。”于是参政不再提升他的品秩。这一年是至正十三年。子成后来任期届满，终于得到庆元路录事判官的职位。当时方国珍担任行省左丞，分治庆元。子成估量自己同左丞洪合不来，于是不上任，改穿短布衣来隐藏自己。不久，国家征召浙东各郡的将领，征辟子成作为佐使，前后两次派人来请。子成送别使者说：“替我向元帅致谢。时局多变，幕府如果没有奇异的人才，就不足以共同渡过难关。我一向迂腐，又加上年老，即使勉强为元帅出仕，也丝毫没有益处，请不要再来。”郡将知道他的志向，也不敢强迫他。子成今年大约七十岁，虽然连蔬食也供应不足，却从未贸然向人有所求。他常常出入乡里，遇到知己就停留，停留便饮酒，饮酒便醉，醉了就拂袖径自离去。贤士大夫因此都伸长脖子仰慕，希望同他交往。镇抚袁仁、谭济尤其敬重子成，曾经把他比作文人行列中的人，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年长。童冀写《子成传》，多次称赞子成。大概安守本分的品格，至于他的履历经过，童冀来不及详写，所以我取这些事作为后序。

译《送欧阳公辅序》已故大司徒、楚国欧阳文公从退休之职重新起用，授任翰林学士之长的第二年，伯衡考中进士来到燕地，于是得以在崇政里宅第拜见欧阳公。退下后，又得以同欧阳公的孙子公辅交游。公辅比伯衡大一岁，聪敏无人能超过；他早晚总理家政，裁答书疏，以宾客之礼接待门客，闲暇时便读书作文，没有片刻能够自我安逸。伯衡见到他，没有一次不羡慕并惭愧。与公辅分别南归，不久兵乱兴起，出仕还是退隐的消息彼此隔绝，竟有十六年之久。国家平定燕、冀之后，公辅来到南方，我们又相见，才知道公辅积累官阶至中书左司都事，并且对当世的事情更加熟悉了。他曾同我谈论元朝社稷之所以倾覆，虽然说是天命造成的，难道不也是由于人为吗？天历、元统以来，天下太平，士大夫安享富贵而培养功名；任职郡县的人把迎来送往看作要务，把模棱两可看作贤能，把搜刮猎取看作职责。掌管法度的官员也都只求保住俸禄官位、顾全妻子儿女，大多想树立个人恩惠作为自我保全的计策。他们迟疑退缩、苟且度日，不把是非曲直放在心上，反而被称为懂得大体，尤其受到重视。上下互相蒙蔽，政事靠贿赂办成，逐渐到了至正年间，变乱在意料之外发生，于是终于没有人能够支撑局面。这样说来，它的灭亡，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一定有可以辨明的道理。唉，公辅真是懂得评论时事啊！今年春天，公辅采集史家材料，从北平、山东回来；陕西按察佥事的任命已经下达，他将要出发，想得到我一句话作为赠言。伯衡私下认为，君子治理国家，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如今人的形体是瘦是胖，气是虚是实，病是深是浅，凡是医生都知道，却不能医治，医治了又不能痊愈，那是因为不知道病在哪里，或者治疗失当、药物不够良好。有一位医生，切脉便清楚知道病情，治疗有方法，投用良药，本来就不必煎洗、割解，病也会痊愈。治理国家难道会和这不同吗？圣明天子起于民间，统一四海，慨然想革除前代弊病，于是选拔人才，分派到郡县，放在掌管风纪宪法的位置上，这些人尤其重要，而我的公辅也在其中。公辅侍奉文公，从年少时接触交往的都是朝廷元老；耳中所听到的，都是安定时局的方略；所学习的，是圣贤之道；又用岁月涵养它，用世故磨炼它。考察他的言论，就像考察医生一样，他不只是平素积蓄了良方良药，也知道病患所在。凭这些来治理国家尚且没有什么困难，何况治理一个地区呢？《尚书》说：“商地的风俗萎靡不振，只把能说会道看作贤能；遗留下来的风气还没有完全消除，您应当警戒啊！” 陈尹东郊任职时，殷地归属周朝已经很久了，他的话尚且如此，何况如今秦、雍归附还不久呢？那么从前的官吏习气，怎么知道不会还有保存下来的呢？申明皇上的德意，使当地焕然一新，我对公辅是有所期待的。《送陈季明序》宣城陈君季明同我一起在乡里中举，一同参加礼部考试，又一同担任校官。江东中途经历兵乱，我们彼此不见已有十多年。季明在皇朝做官，从湖广按察照磨转任江西知事，入朝任大理评事，升为刑部郎官。我因不够才干而列在官胄监，才又在闲暇日聚集相处，来往深切地叙谈旧日情谊，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如今季明因特诏出任江西左右司郎中，经过我这里来告别，说当年同榜中举的人，两榜共四十人，现在去世的超过一半，活着的又分散在四方，能够同朝为官、感情融洽、情谊深厚的，只有我们两人罢了。我如今又将远行，您怎么能不说几句话呢？唉！我们同处天地万物之间，幸而成为人，难道只像河蚌那样填满肚子就够了吗？百姓饥寒，说是我的衣食问题；发生争斗，说是我的曲直问题；专横暴虐、愚昧顽劣、困苦憔悴、鳏寡孤独之人，都说是需要我开导和抚恤。秦地人的肥壮与越地人的肥壮没有什么不同，秦地人的瘦弱与越地人的瘦弱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么秦、越百姓的肥瘦与自己的肥瘦又有什么不同呢？求学而把兼济天下作为职责，这正是君子急切努力的原因。君子的学问足以兼济天下，但如果不处在富贵的职位上，不掌握哪怕尺寸的权柄，即使想把它推广施加于四海，能做到吗？然而富贵的职位、尺寸的权柄，都是国家的名位和器用。想求取却求不到，得到却不能真正拥有，能做的事情难道数得清吗？唉！求取而得不到，是命运；得到却不能施行，是才干不足、志向没有树立，于是如此。才干不足还在其次，志向没有树立的人，温顺周旋，只希望迎合上意来取得容纳；面对利害祸福，仅仅有一点差别，便耳目被视听所迷惑，手足失去举措，闭口不敢吐气。这样同别人并肩站立，对于这个时代和这些百姓有什么补益呢？我看季明在秋官审理案件，详慎公允；遇到事情慷慨直行，一点也不阿谀畏惧，可以说是身处其位、掌握其权而又才干兼备的人。即使要安定救济天下，大概也没有困难，何况只是江右数千里山川之间呢？如今江西参政，确实只有滕公是懂得大体、可以承担大任的人；季明，去吧！我已经看见宾主彼此投合，意见能够被听取，计策能够被采纳；我知道那里的百姓大概将得到救治了。季明，去吧！我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译《送王彦和赴北平省检校序》括地在故宋时期，读书人从平民出身而位居公卿的比比皆是；若要评说他们学术和操守的端正，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给事王公。高门大族并不止一个姓氏，考察他的子孙经历八九代，仍然能够守住祖先事业的，也只有王氏罢了。这难道不是有德的人必定有后代吗？我的朋友彦和，又是王氏子孙中杰出的人。彦和仪表法度非常伟岸，书籍没有不读的；从小便以博闻强记闻名乡里，乡间的人在彦和眼中就像没有人一样。他二十岁时同兄长彦中一起参加乡试，没有考中便放弃科举，创作古歌诗和杂文，长者们都推重谦让他。给事公的夫人，正是东阳郭氏，是我曾祖母的妹妹；而我又同彦中文辞一起参加考试并取得荐举，因此彦和同我交情最厚。我与彦和结交至今已有十七年；我们相聚时间长而感情融洽，只有我寄居括地的那一年、彦和遭逢父丧的那一年，以及今年才是这样。然而今年春天，彦和因议论礼制被征召起用，不久又奉诏进入史局编修《元史》；我忝居上庠教授诸生，受职业牵累，虽历经三时，与他共同考察德行、询问学业，也不能频频相见。等到《元史》编成上奏，彦和正打算回家奉养母亲，北平的任命却下来了。所有交游都为他从此升迁而高兴，但这并不是彦和所乐意的。原来彦和在堰上有别业，种植树木、经营畜牧，足以准备甘美丰盛的食物奉养太夫人；而且那里有一条大溪从龙泉向南流来经过他的门前，另一条水从松阳向西流来环绕他的房舍，汇流后曲折而去。四面层层山峰、重重峭壁，整齐地像屏障；有成百上千竿修竹，如碧云苍雪；又有许多松、桧、槠、楠，大的将近十围；茂密的林木之间，禽鸟自鸣自止，早霞晚霭忽然吐出又忽然收敛，渔歌樵唱纷纷从苍茫的山野间响起。奉养双亲、读书的空隙，徘徊登临远眺，每天所欣赏的景色都胜过前一天，确实有足以使人快乐的地方。我曾寄居在那里，而且每年常常有六七次梦见那处所在，何况彦和呢，他怎么能够忘情？即便如此，彦和凭借聪明杰出的资质，又长期在山林中使它得到陶冶，用这种生活涵养自己直到成就，必定将使王氏昌盛。使王氏昌盛，本来就终将使他遇到时机、得到职位，把所学推广施行。彦和即使想终身隐居，能够做到吗？所以人处置上天赋予自己的处境，出仕也是天意，退处而修养自身，出仕而使道义大行，都在于人自身，但都是用来奉行上天的。君子生在这个世上，也不过是奉行天意、周旋处世罢了。我又有什么可容纳在心中的呢！高君季迪率领朝廷士绅，作诗为彦和此行增光。我同彦和既是亲戚又是故旧，怎敢不为诗集的首篇作序，姑且用它来冲淡彦和隐居的志愿。《送陈伯柔序》伯衡二十岁时，读虞文靖公《送陈伯柔游金陵序》，看到其中称陈君超然出众，慨然有志于程伯子的学问，心中暗自惊异。十七年后，我承蒙征召来到南京，恰好陈君任中书典籤，才得以同他相识。那时陈君年长我二十四岁，并且来到南京已经一年，却不因为伯衡来得晚、是后生，便屈尊同我结为忘年之交。于是我才知道陈君是吴文正公的高足弟子，学问笃实而宏博，文章融通畅达而深沉悠长，确实与当初对他的称誉相符。后来他出任诸暨佐官，处在兵乱之后，却能不大肆声张而办理各项事务，使老少百姓都有所依赖。唉！明白根本而能够适用于实际，陈君大概可以做到了吧！陈君在诸暨将满三年，按惯例入朝，吏部评定他的功绩，依照升秩的规定将破格提升他；陈君却以年老为由辞官归去。礼部因议论礼制而挽留他，他又辞谢；翰林院以馆职推荐他，他又辞谢。执政者敬重他的志向，不愿再用政务烦扰他，于是把这件事奏闻天子，让他归回田里，以彰显朝廷优待老人的心意。当时的士大夫无不推崇他的风操，而伯衡对他更深为寄望。陈君是临川人，临川是陆文安公的乡郡。从前文安公与朱文公同时兴起，他们以圣贤之道自任这一点相同，但他们的学问也有不同之处。虽然鹅湖、白鹿之间曾经有过争论，最终却不能统一于一种说法。后来朱文公的学说天下都尊奉为师，而文安公的学说只在临川、四明、鄱阳流行。自从前代设置科举取士，一概采用朱文公的学说以后，求学者往往迎合时俗以希求宠幸；文安公的学说，即使在三郡之中，也没有人再讲习了。前代儒者说过：“朱文公以道问学为主，文安公以尊德性为主。”道问学、尊德性这两者，怎么可以偏废一个呢？那么文安公的学说难道不正是应当讲习的吗？因此文正公《学统》《学基》篇才得以写成，取长补短，求得真知并切实履行，也只是寄望于后来的学者。陈君出生在文安公的乡里，入文正公之门求学，对程伯子的学问有志向；师友传承的源流所在，本来就是他熟悉并一向讲习的。看他进取时不苟且附和，退处时也不苟且反对，他学问所达到的程度，难道还不清楚吗？如今我朝正建立学校、设置教师，大力改变士人的习气，那么把自己所承受和传承的学问推广出去，以使众人受到教益，陈君怎么能苟且推辞呢？伯衡同陈君交往最深，所以在他归去时，不把众人对他的推崇拿来作为赞美陈君的话，而私下认为乡里的学问有不可废弃的地方，特意寄托我的期望。

译《送胡先生还金华序》前年秋天，伯衡凭借并不出众的才能，忝居成均教职，正逢许先生任大司成，我们彼此十分亲近而快乐。没过几个月，张君孟兼也来任学录。我们三人都是婺州人，众人已经爱慕我们，婺州也因此有了许多士友。后来诏书招集儒臣编修《元史》，宋先生凭起居注的职务先来，胡先生凭前任郡博士的身份随后而来，王先生又以漳州通守的身份接着来到；大家相见，更加亲近快乐。三人也都是婺州人，人人都说婺州确实有许多士友，伯衡和诸位先生也都私下庆幸这次会合的盛事。士君子出仕游宦，在所到之处，一旦遇到同郡同邑、同乡同里的亲友，本来就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何况所遇之人有亲戚般的情谊，有同门的雅谊，又都以文章为业，彼此浸润于议论，笔墨相互辉映，能够互相观摩、互相促进，这种快乐哪里能估量呢！许先生回去已经一年多了，如今史书修成，胡先生又以年老为由坚决辞官归去，那么对于伯衡来说，内心怎能不感到失意呢？不过，论及东南文献之邦，还没有比得上我们婺州的。这里人才众多，学术美盛，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是近几年被公私事务逼迫，所以若不是父兄非常贤明，教导往往无暇顾及；若不是子弟有超卓的才华、杰出的见识，不能坚持完成学业的人也很多。将来若到婺州求取人才，却像到铁炉步去求取釜锜、钱镈、刀斧之类，难道不是极其可耻吗？伯衡私下对此感到忧惧。幸而乡里有教导者，像古代所谓父师、少师那样；如今有许先生，接着胡先生又归来，把过去从先正那里传承来的学问推广开来，使二三子弟受到熏陶而成就，这又有什么困难呢？这样一来，杰出的人才涌现出来，足以成为国家的光荣，我还来得及亲眼见到，这种快乐又哪里能估量呢！这就是伯衡对于先生归去，起初感到失意，后来反而转为欢喜的原因。从前仲尼想到本乡那些年轻人狂放简略，所以回去加以裁正。如今两位先生当然不敢把自己比作仲尼，但两位先生是学习仲尼的人。仲尼对于鲁国，两位先生对于婺州，都是把它们作为父母之邦；而婺州也是伯衡的父母之邦，那么，既然可以用仲尼造就鲁国诸生的方法来造就婺州诸生，难道只有指望两位先生，除此还能指望谁呢？先生回去后，请替我拜访许先生于四贤精舍，幸望为伯衡致意。送谭镇抚调任平阳序 都指挥使徐公认为平阳濒临大海，内与南闽接壤，外面连接日本诸番，虽然长期驻有重兵，但守将不足以承担抵御外敌的职责。于是选拔千夫长中有才干的人前往替代原任，又命镇抚谭侯济翁前往辅佐他。济翁接到命令那天，正和我们这些朋友在金华山中拜访胡先生，胡先生正宰羊杀猪，备办酒醴设宴慰劳。酒刚开始喝，传令的人就到了，济翁立即命车回去，满座的人都怅惘不快，说：“谭侯这就要离开我们了！从今以后我们还由谁来安慰呢？”直到宴席结束，没有一个人喝醉。唉！文士和武士志趣不同已经很久了，寻求彼此能够相知尚且不可得，哪里还敢希望彼此亲爱呢？如今我们这些朋友却对济翁如此，难道不是因为从济翁身上又看到了谦抑礼贤的风气吗？我留在京师时，听说当今藩镇将领中，只有浙东诸位大将能够忘却权势，以礼对待天下士人，其中平章李公、左丞林公、指挥徐公、夏公确实起了表率和激励作用。我常常遗憾自己不能趋拜在他们门下。等到辞免编摩职务回乡时，李公、林公都被征召入朝，徐公、夏公都调镇钱塘；我所见到的能够继承他们风范的人，得到士人一致称誉的，上有长帅朱君，下有镇抚袁仁仲和我的朋友济翁，都是这样的人，而我有幸得以同他们交游。济翁闲暇时来拜访我，登堂入席一定谦让，周旋进退一定合乎分寸，说话应诺一定谨慎；彼此以文章相交，以诚心相处。起初我见到他，以为这只是新近交往时偶然如此。后来发现，他此后的交往全都这样；如今已经四五年了，朝夕相聚，他的交往方式从未改变。彼此过访，彼此质疑求证；有急事便互相救济，有喜事便互相庆贺；有无相通，患难相恤，疾病相互忧虑。每逢岁时节日，他一定来到我家，拜见我的父母，并时时送来珍异食物供奉，说：“你的父母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他陈设酒肴召集旧友，一定叫上我的兄弟，说：“你的兄弟就像我的兄弟一样。”有人把婚姻关系托付给我家，而家中贫乏前来求助，他一定设法赈济，说：“你的亲戚就像我的亲戚一样。”四方的俊杰来到我的乡土、与我相识，他总是唯恐礼数不周，说：“你的朋友就像我的朋友一样。”唉！像我这样毫无可取之处的人，哪里配称为士呢？而济翁却如此以礼相待，那么他对于博学宏才之士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况且济翁和我在乡里闲居、靠家中供养的日子，本来就知道我不能为他扬名、使他在当时更加受人尊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以礼相待，那么济翁的一切交往，难道是为了求取名誉、借助声势吗？他只是立志于道罢了，这难道容易做到吗？如今又将要分别，那么济翁与我的这次分别，难道不与常人的分别不同吗？这就是我们这些朋友依依不舍的原因吧？济翁的美德很多，我只表彰他这一方面，告诉平阳的士人，希望他们听到他的风声后，争相磨炼自己、洗涤身心，以求同济翁交往，而不要一概把他看作武官一流的人。古人说过：“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需要朋友来成就自己的。”济翁能够择取朋友来扩大自己的德器，增进自己远大的事业，即使身居方面重任也绰绰有余，何况只是辅佐平阳呢？这就是我对济翁的期望，也正是济翁自己的志向。至于我这样的人，哪里配称为士？又哪里配做济翁的朋友呢？

译送孙太初诗序 建安人孙太初任千户所照磨，金华考核评定已经完成，将要沿着公文所指的路线前往京师。主管他的朱公率领士友作诗为他的出行助兴，不嫌我的文章浅陋，交给我文简请我作序。序说：李唐时代，最重视对军府宾僚的选拔，所以名士大夫往往托身其中。职位虽然没有显达，荣耀却如同做了显贵的官。大概由于主宾彼此相得，志意相互信任，传递文书便能宣扬德威，借筹谋划草拟檄文便能显露才略，谋划施行、计策被采纳便能建立功绩，使近处安定、远方归附，名誉也由此彰显。若与那些低头屈身于州县、处境局促得如同被捆缚、困窘得如同陷入泥泞，只求躲避责骂，却不能施展才能、希望被当世知遇的人相比，确实相差很多。那么军府宾僚的荣耀，难道只是因为职位优厚、地位高峻，走出幕府便可以执掌旌麾吗？皇家光明地承受天命，统治天下，借助军队守卫边疆，卫所遍布各郡，而主持谋划的人，大多任用儒士。虽然官名在古今有不同制度，职责却仍与唐代相同。何况唐代的征辟出自藩镇，而如今官员的任用和黜退全由皇帝决定，那么这种选拔不是更加重要吗？如果能够预列其中，怎么会没有荣耀呢？自从海隅平定以后，划分地域统率军队来控制金华，只设置一个千户所；掌握兵符的将领中，有像朱公这样贤明的人，敦厚好诗而通晓礼义，忘掉自己而向人求教，喜爱谋划而采纳善言，比起古代名将也没有什么惭愧的。太初此时前来掌管他的幕府事务，与朱公一同交游，又能兼用柔和与刚强，不抗拒也不逢迎，凭借文书和议论在上下之间周旋弥合，使乐器和谐应和，金玉相互应声；朝夕之间从容自如，疆场安然无事，连鼓槌和战鼓都不必惊动。纵论当今的军府，金华于是可以与浙东相媲美了。那么主宾相得、志意相合，就像鱼儿在水中游、鸟儿在云中飞，共同成就美名，与温石在河阳的故事相比，又有什么惭愧呢？所以朱公对于太初的出行，应当相互推重而不忍舍弃。何况如今从卫所到千户所，都可以每年把贤能属吏的姓名事迹上报朝廷，因此得到宰辅知遇、被提拔居于显要职位的人，近来已经有不少。太初，出发吧！驾着騄駬，踏入虚空；与鸾凤为友，翱翔于高远天空。我料想你很快就会如此。太初，出发吧！《苏平仲文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苏平仲文集》卷六，明代苏伯衡撰序 送晋王相汪君序 圣明的天子统一华夏，谋划治理国家的道路，想到治理国家的屏障在于广建亲王，于是以夏四月乙丑日，将九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同日封为王，授予册宝，赏赐车服，分给土地田产。又选拔朝廷重臣担任他们的保傅，亲自到便殿当面告诫并送行，让他们先行修缮城阙、建立王府官署、备办仪仗卫队、督理官职、施行政教，以等待诸王出阁。龙舒人汪君于是被任命为晋王相。从前三王对于世子，没有不广泛寻求硕学之士，任命他们为师、为傅、为保，用道德义理引导世子，以政事辅佐，以保全其身体。汉代以来沿袭这一制度，凡诸侯王设置傅相，他们的官位品秩虽略低于三师，但礼遇的隆重、责任的重大却完全相等。何况如今晋王所获封地，表里皆有山河，是尧的故都、叔虞的旧封地，也是韩、赵、魏三国的完整疆域，土地广大而且地位重要；要保卫王身并控制外部关隘，没有重臣怎么能够做到呢？汪君具有豪迈杰出的资质，早年承受家庭教诲，又曾拜武威余公为师；他的深厚学问、宏大的文章、远大的才略，卓然不是同辈所能赶上的。皇上渡江以来，汪君最先受到知遇，出入左右，历任中外官职，皇上随才任用，他的声名和实际功绩也随之显著；譬如万石大钟，大力敲击就发出洪大的声音，轻轻敲击就发出较小的声音。如今他从二千石的职位被提拔任命为这一官职，皇上的眷顾注视尤其不同于从前。汉光武帝认为张佚不难于正直，所以我任用张佚为太子的师傅；唐太宗说李勣没有背弃李密，所以把孤儿托付给李勣。帝王为儿子选择辅相，大多如此。汪君出使河南时，被留在那里很久，但最终保全节操归来。他在中台任职时，多次触犯天威，直陈正直的言论，足以托付晋王，哪里还有比君更合适的人呢？那么君所辅导的对象，和张佚、李勣所辅导的对象相比，虽然有嫡庶本支的不同，但皇上任用君的原因，与光武帝、唐太宗选取张佚和李勣的原因，大概千年相合。愿君已经鞠躬尽瘁，以启发劝导、辅弼筹划来辅佐晋王，光大孝友的德行，拓展藩屏国家的功业，追踪河间王、东平王的贤德，使晋王府成为宽裕美善的王府，使晋王成为贤王，保有社稷，与国家共享安乐，永远无穷。这样既不辜负圣天子建立亲王的深谋、选择保傅的盛意，也是大夫士人的共同期望，更是君所完全能够做到的吧？君将要出发，朝廷中善于作诗的人作歌为你饯行，并嘱托我作序，于是我写下这些话。

译送孔成夫序 惟二年十一月癸巳日，知县孔君克勋从清河来到。过了四天丁酉日，他到宫阙之下朝见。吏部考核他的政绩，认为当地百姓信服他的政令，便让他再回去治理那个县。于是他在丁未日入朝辞行，天子登临殿堂，召进克勋，再次命令他说：“你的县濒临黄河，从前正逢上天降下灾乱，盗贼结党兴起，杀害你县的百姓。你县百姓逃往四方，祖先留下的房屋不能居住，田地不能耕种，县城也常常空虚。自从我命令一两位勇猛的大臣平定中原，你县百姓才携带妻子儿女，返回原来的住宅乡里。你治理这个县，也已经超过三年了，百姓的情状和疾苦，你也应该已经明白了。我永远想到任用人应当求取旧臣，所以再次命令你回去。唉！我的百姓实在太艰难了。你要怎样帮助他们安居？怎样使他们获得衣食？怎样安置鳏夫寡妇？你要宽缓你的政务，减轻你的刑罚，早晚宣扬彰明我的德意，用恩泽滋润并保护治理他们。我的军士如果有侵扰，即使他们的驻地靠近你的土地，也要把他们捉拿押回京师。你若能使你的百姓在你的县中得以生存、聚居，不再有人怨恨叹息；你若能利用闲暇，以诗书教育你的子孙。这样，百姓也没有不怀念你的，奔走着盼望你归来，就像孩子盼望父母一样，那么你才能顺从我的意旨，我就赞许你，并将重用你。” 孔克勋接受命令，拜了两拜，快步退出。他把这些话告诉伯衡，说：“圣上的训诫和圣上的心意，没有一处不在于百姓。像我这样没有良好才能的地方官，怎么能够答复并发扬圣上的明命呢？”伯衡说：“克勋君，你是世代显贵人家的贤能后代，能够恭敬谨慎地修养自身，曾经列身近侍，能够承受皇上的眷顾知遇，所以才选拔任命你治理这个县。你此前已经能够使这个县的百姓安定，我听说善于开创局面并不难，善于坚持到底、始终如一才真正不容易。何况你的祖先仲尼有训诫说：百姓多了，就使他们富裕；富裕了，就教育他们。唉！县不论大小，百姓不论多少，治理的原则相同。你去以后要遵循这一原则完成你的功业；这才是不辱没你祖先的一贯训诫，也才是能够答复并发扬天子的明确命令。克勋君，记住吧！” 送梅侯鼎重赴和州序 和州以江作为屏障、以此修筑城防，南面扼守采石，北面控制淮右，凡是在南方建立国家的，都倚仗它作为重镇。大概自三国以来就是如此。圣明天子受命兴起时，曾经驻跸于此，部署诸将，随后渡江进入都城。金陵平定以后，江东于是安定，浙右击败陈友谅、张士诚，兼并闽地和粤地，攻取樊襄，平定齐鲁，攻克燕冀，降服秦晋，天下于是平定。这样看来，和州本来就是兴王之地，显然不能与普通偏远州县同日而语。因此按照惯例先定为县，不久又恢复为州，设置守臣尤其慎重，专门选拔合适的人。和州设州一个月后，平阳令梅侯鼎重被选中，前往主持州政。有人说：“和州是重镇，州守是重用的职位。然而在和州置产居住的，多半是外戚、将相之家。法律不执行，就会败坏政务；法律坚决执行，就会招致怨恨。败坏政务会获罪，招致怨恨会受辱。梅侯虽然有才能而且贤明，要履行职务，难道不困难吗？”我说：“赵奢只是田部的小吏，尚且能够依法约束平原君的家人。平原君是战国时代的公子，尚且知道赵奢贤能。何况如今法纪修明，贵戚之家一个个奉公守法，比平原君远远高明；而梅侯是天子任命的官吏，更不是赵奢所能相比的。只要不虐待孤苦无依的人，也不畏惧权贵显要，梅侯怎么会不能居守重镇、承担重任、履行好职务呢？又有什么困难呢？”有人说：“您的话是对的，请把它写下来，作为梅侯出行时赠送给他的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诗序 如今中书右丞杨公任江西参政时，幕府中号称人才众多；其中镇抚田侯无禽尤其知名，既有文才又有武略，受到重用，修治军备、安抚百姓，直到审理诉讼、张设防务，没有一件不处理得当，强健的将领和老练的吏员都诚心服从他。杨公入朝后，田侯也代任期满回归，在龙河之上租屋居住，闭门读书，已经两年没有进食新粮了。正当杨公由御史中丞出任山西镇守时，所属郡县缺少长官和副长官，杨公说：“我统辖的都是腹心重郡，而且当地百姓刚刚脱离战祸；如果没有一个足以让士卒和百姓依靠的人，就不能担任此职。我所了解的人中，只有田镇抚最有才能，而且功效也最为显著。”于是把田侯的姓名写入奏章上报并请求任用。皇上于是任命他为太原府同知。田侯将要出发，请求我说几句话作为赠言。我观察草木，春天到来便繁茂，秋天到来便凋落。皇朝对于诸生，取用容易、晋升容易、任用容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看重他们。因为看重他们，所以给予他们机会。若使他们困顿受挫，那么对他们的要求就不能全面，对他们的责任也不能完备；给予他们机会，那么对他们的要求必然全面，对他们的责任也必然完备。诸生生在今天，处在今天的学校里，我看见他们很容易成名，也知道他们很难真正名副其实。这正是我既欢喜又担忧的地方。不过，他们有老师资助的益处，有教养逐渐熏陶的条件，又有国家的刑罚和奖赏在那里。那些藏修、游息的人，如果确实能够受到劝勉、受到惩戒而感奋，那么成就才干、取得实绩，自然能够达到任用的地步，以符合国家的心意，这有什么困难呢？这也是我未尝不希望诸生自我勉励的原因。今年秋天，大规模选拔郡学弟子，升入监学；金华学子中被选入行列的有十四人，楼献用章是其中之一。用章勤奋而敏捷，正直而通达，他在郡学时已经能够高高显露才华、出类拔萃，何况如今离开郡学而游学监学呢？只应知道庆幸，不要以为事情容易，而要想到事情困难，更加努力；能够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除了用章还期望谁呢？如果明体适用的学问不辜负前代先贤，设学取士的成效在当世显明，那么我即使抱病居住山林，也还能够作《棫朴》那样的雅诗，庆贺人才秀出，歌颂国家的盛美。用章出发已有日期，朋友们都作诗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所以写下这些话告诉他。

译送徐生继先还国学序 国子生徐继先因病请假回金华求医，约定病愈后将前往国学完成学业。他的同舍生何与道、楼用章因在金华探望父母，请缙绅先生们作诗赠给他，说这篇序非我来作不可，于是相继前来请求。唉！继先，从前你的疾病发作时，你父兄盼望你病愈，比你自己盼望病愈还要迫切，你知道吗？如今你的病痊愈了，你父兄因此为你高兴，比你自己高兴还要强烈，你知道吗？你也知道父兄盼望你学业有成，就像盼望你的疾病痊愈一样吗？你也知道父兄为你学业有成而高兴，就像为你疾病痊愈而高兴一样吗？只有知道父兄所盼望、所高兴的，是你的疾病痊愈，才会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也只有知道父兄所盼望、所高兴的，是你的学业有成，才会懂得修养自己的品德。爱护身体、修养品德，是用来安慰父兄之心的，难道只是为了使自己感到安慰吗？你生病便回去求医，病愈便前往完成学业，这样奔波劳碌、急忙往来而不怕烦累，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唉！继先，你回去时，凡是能够治愈疾病的方法，已经没有不用的了；你前往国学时，凡是能够成就学业的事情，也应当没有不努力的。假如对于一切能够治愈疾病的方法都去实行，而对于一切能够成就学业的事情却不努力，这就是知道爱护身体而不知道修养品德，那么父兄也将失望，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不过，疾病难道只是自然痊愈的吗？所以若不由良医治疗，就不能痊愈；医生虽良好，若不服用良药，也不能痊愈；药虽良好，若不谨慎起居、节制饮食，使淫邪之气离去、使元气恢复，也不能痊愈。那么学业难道可以自然成就吗？因此，老师就是医生，道就是药物，气质就是淫邪之气，德性就是元气。没有贤能的老师，听不到最高的道理，不能改变自己的气质，不能成全自己的德性，学业怎么会有成就呢？如今奉天子之命，居于儒学馆，乐于培育天下人才的，从司业到博士、助教共有十几位先生。我虽然不能全部见到他们，但也不能说对他们毫无所知。这十几位先生，都德行尊崇、声望隆盛，专门学习尧、舜、周公、孔子的学术，深通《诗》《书》《礼》《乐》的文章；凭你的美好年华，能够同英俊之士一起交游并接受他们的教育，那么老师已经贤能，最高的道理也不必担心听不到了。你若真能以治愈疾病的心情振作起来，珍惜光阴而自我奋勉，真正理解并切实履行，守持心志，涵养性情，去除偏颇而恢复中正，那么学业哪里会有不成的呢？学业有成，德行就可以长久，事业就可以扩大，名声也可以成就；这样用来安慰父兄之心，不是达到极点了吗？而你的父兄为你学业有成而欢欣雀跃，和今天因你疾病痊愈而高兴相比，难道不是相差千万吗？这也是我对你的期望。若真能如此，我难道不替你更加高兴吗？唉！继先，希望你努力吧！赠高士敏序 从前我游历燕都时，士敏的先父任六察，令尊与我父亲同辈。因此我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到齐化里宅第拜见他，承蒙令尊以礼相待，我早晚往来于他的门下，前后将近几个月。令尊闲暇时，穿着宽大的衣服，系着宽松的带子，退下车马，只带一个苍头，来我这里谈论很久才离去，仪态庄重，俨然是一位老成持重、足为典范的人。我将要回去时，正好令尊去维扬探望太夫人，于是便同船南行。令尊曾对我说：“我家士敏不久就要加冠了，颇知努力学习、钻研文辞；等走到维扬，应当带他出来见你，你把他当作弟弟看待，如果他有所收获，不要忘了教导告诫他。”等到了安东，道路阻塞，令尊从小路前往，我却取道海上，最终没有经过维扬，未能同士敏相见。后来听说令尊奉太夫人来到姑苏，又听说他在吴兴任理官时去世；虽然相距很近，但因战事戒严，所以也没能前往哭吊。令尊和士敏父子相见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年国家搜求四方贤才来议定礼制、考订文章，因此士敏来到京师，知道我在成均，数次到我的住处，自认为相见太晚了。原来令尊曾对士敏说：“我有一位故人之子苏平仲在金华，将来见到他，可以和他讲论学问。”士敏把令尊的话当作信实的话，没有忘记我的姓名，因此见到我便高兴，既高兴便确定交谊。怎么知道我不是无才之人呢？乡野有人养山鸡，乡野人不喜爱它，过客却喜爱它，是因为过客把它当作凤凰。假使过客知道它不是凤凰，那么过客不喜爱它，反而会比乡野人更厉害。我曾经有幸跟随令尊交游，没料到令尊过分推许我，超过了实际情分，因此害怕自己像那只山鸡一样，不足以成为世间祥瑞，只是耽误了士敏。士敏是名父之子，不像我这样没有才能，却凭借父辈故交而获得交往，或许足以得到熏陶，我又怎么能不为此感到高兴呢？士敏参与编修《元史》，不久进入东宫任伴读，升任翰林编修，转任秦王府纪善，陪侍王而留居京师，每天与王相处。我看见他仪态法度高昂端正，志气轩昂开阔，议论明辨快捷，文章雄健丰赡，没有一次不羡慕令尊有这样的儿子。我比士敏年长将近十岁，但反观自己，远远不及士敏，无法实现令尊的期望，哪里还用等到将来，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况且高氏世代积累了深厚的德业，令尊应当享受它的回报，而士敏的官位又还没有完全配得上他的德行。譬如水，它难道不是深泽吗？水积蓄而不流，一旦冲决堤防，浩大奔涌，哪里能够抵挡呢？谁说遇到合适时代、光大前人的事业，不在士敏身上呢？何况士敏年纪很轻，才干十分优良，出入两宫，深受器重；他逐渐达到通达显贵的地位，又有什么困难呢？既然如此，那么士敏使我羡慕惭愧，关键应当在于功名。事业难道只是文学而已吗？

译赠林子山序 人降生于世，不幸而失去人的本分，有的成为农夫、园丁或负贩之人，有的成为百工技艺之人，有的成为皂隶、倡优；再不幸的，有的患狂易病，有的痴呆，有的愚顽，有的失明，有的失聪，有的失语，有的跛足，这就是最不幸的了。而我出生在世上，幸运的是没有跛足、失语、失聪、失明，也幸运地没有愚顽、痴呆、狂易病；对于皂隶倡优、百工技艺、农圃负贩这些身份，幸运的是都没有失身而成为他们，那么我能够生而为人，难道是容易的吗？何况人聚集在万物之中却比万物有灵，与众人同列却比众人贤明，能够与天地并立、彼此相始终呢？由此可见，人的生命实在来之不易。古代的士知道生命如此不易，所以战战兢兢而不得安宁，急切地致力于迁善、弥补不足，俯身自省，日夜自强，不敢有片刻放纵。若忘却大道，颓然不醒，安逸居处，放纵饱食，顽固地不求进修，昏昧地听不到大道，我看他就像面对墙壁站立，闭眼乱走、任意践踏，和盲者、聋者、哑者、跛者有什么不同？以自己的心意为准而固执行事，违背常理、失去正道，和患狂易病者、痴呆者、愚顽者有什么不同？名义上称为士，实际上却失去人的本分，这本来就比成为农圃负贩、百工技艺、皂隶倡优还要不幸。虽然说人是万物之灵，最终也必定和草木鸟兽、普通人一样归于腐坏消尽、默默无闻罢了，哪里还谈得上参与天地、与天地相始终呢？唉！士人的贵贱，在于能否闻道；道的存亡，在于所学习的内容。世道衰落、风气污浊，天下士人从这时开始认为，士人的尊贵在于爵位崇高、威权显赫、意气充沛、名誉光辉，于是相率奔逐于世俗之学，追逐世人的喜好尚且来不及，至于道的存亡，则一概无暇顾及。即使有人违背流俗而仰慕贤哲，致力于正学而遵循古道，出现在他们中间，天下士人不是认为他迂腐疏阔，就是认为他计策错误；不相互诋毁，就相互讥笑。何况肯舍弃自己的学问，同这样的人共同学习吗？唉！这也只是没有思考生命来之不易罢了，这也只是甘心走上与草木鸟兽、普通人同归于消亡的道路罢了，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在这样的时代，若有人能够自我警惕，不同于今人，寻求符合古代士人的道路，前往文献之邦，拜访当世大儒，把讲求洙泗濂洛之学作为自己的事业，像子山这样的人，难道只是苟且羡慕它的名声吗？难道是向士林求取声誉吗？难道将要用它来炫耀于远近的耳闻吗？他大概是明白地知道生命来之不易，不忍心走上与草木、鸟兽、普通人同归消亡的道路罢了。推究这种志向，那么子山确实超越常人，而与古代士人相合。又为什么取法于我呢？反而不忘向我请教、寻求益处。我虽然曾经有一天强作颜面担任国子师，但自幼随侍游学于他乡，中途遭逢天下变故，心神不安、奔走不定；加上近年遭遇不幸，既失明又失聪，对于乡学更是昏昧无知，那么我在道方面的情形也可以看出来了。我将从哪里来促进子山呢？只是想到，有形体就必然有精神；所谓精神，就是精华、果敢锐利的气。万物没有不依靠它而立的，人更是如此。古代君子从幼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直到死亡，都把道作为自己的责任；内心充实，不依赖外物，不被富贵放纵，不因贫贱屈服，不被祸福改变，不被忧患扰乱，不为势利所动，不愧于俯仰天地，这些都是这种气所发挥的作用。但这种气不可不培养。这种气在人和天地之间本来是一样的。早晨的云气弥漫，充塞六合，迫近日月星辰，不能说不蓬勃旺盛；然而不到一个早晨就消散融化了，哪里值得依靠呢？即使在天地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在人身上呢？因此，最可贵的就是有所涵养。所以说：“这种气，最为广大，最为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伤害它，就会充塞在天地之间。”这也是我不敢因为疾病而不更加努力的原因。我所希望学习的就是这样，子山认为如何？如果你有意于此，希望你努力从事，那么就不必担心开始时锐意进取、到最后却消沉沮丧；你可以保持有所作为的志向，充分发挥才能和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遨游于高明的境界。这种成就不在我身上，就在子山身上了，又何必忧虑责任重大、道路遥远呢？赠玄默子序 混沌无闻在广漠的原野上游走，遇到凌虚子、入无子，正和他们一起谈论道。凌虚子说：“道真是至高至妙啊！它比天地广大，比芒忽细微，贯通古今，散布于万物。描摹它却没有形象，想把握它却不能得到，恍恍惚惚，不如归结为默默无言。”入无子说：“两仪的高下，七曜的显明，山川的流动和耸立，寒暑的变换，鱼鸟的飞翔和游泳，草木的凋零和荣盛，以及人的男女、饮食、作息、经营，哪一样不是道流动显现出的形态呢？我认为它明明白白，谁说它幽暗难明？”混沌无闻说：“唉！你对于道，哪里曾窥见过它的奥妙呢？不过是撞到了它的门扇罢了。形而上者称为道，它没有形状、没有实体、没有气味、没有声音。得到它的一隅便成为万物，得到它的大全便成为人，并且与人的本性一同生成。所以道虽然幽微却又显著，不在于能说，而在于能行。假如只是逞强辩说，仿佛有所领会，又哪里足以衡量它的重要与否呢？”旁边有一个士人，神情清明而气质淳厚，面色白皙、身材修长。他听完混沌无闻这些话，便拖着手杖唱道：“它存在于天地之后啊，又先于天地而存在；没有一刻稍有停息啊，没有一件事物不具备它。” “不知道谁是开始、谁是终结啊，只看见它忽然在后，转眼又在前；用一句话概括它啊，就是‘玄之又玄’；难道没有忘却言语的人吗？沉默之中，心意已经传达。”凌虚子、入无子正要询问他的乡里姓名，那位士人不回答，径自离去。混沌无闻说：“你们难道没有听说滁州全椒有个孙仲善，号玄默子吗？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

译赠金与贤序 古代善于绘画的人，绘制《诗经图》，绘制《孝经图》，描摹《尔雅》，刻画《论语》《春秋》，为《易经》制作图象，都依附经典而流传。下至汉、魏、晋、宋之间，讲《易》有图，问礼有图，列女、仁智也有图，图画于是与史书一同流传，辅助风教、扶翼常伦，这样看来，绘画所关系的事情，不是已经很重大了吗？然而这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呢？《易经》说：“圣人能够看见天下幽深的事理，便仿拟它的形状容貌，象征它的事物宜当。”所以绘画这件事，是对事物进行象征，实在包含着穷尽造化的妙理。若不能得到其中的妙理，却能符合天地造化，我是无法理解的。唉！与造物者同游，心得于心，表现在言语中，灿然呈现在纸上而成为文章，这叫作文；心得于心，表现在手上，灿然呈现在纸上而成为形象，这叫作画。我曾经学习作文，描写山的形势、水的姿态、烟霞云雾的变化、草木鸟兽的形状，直到神情鬼状，有时能够完全表达它们的情思意态，使人读文章时，简直如同登山临水，仰看烟霞云雾，俯视草木鸟兽，仿佛鬼神在身旁出没，心神和眼目都为之震动。虽然未必能穷尽造化的妙理，但其中的道理却可以知道。何况心与手相互配合而作画呢？如果能使人观看纸上的形象而心神震动，本来应当比纸上的文章强十倍百倍；有时却不能这样，难道不是因为拘泥于笔墨的范围和格式之间吗？大概既有道又有艺，道达到一定程度，艺才能达到一定程度。自古以来凭技艺闻名于世的人，没有不是同时有道的。庖丁对于宰牛，轮扁对于砍削，养由基对于射箭，宜僚对于弄丸，都不只是长期练习所造成的，何况绘画，难道可以不从事于道吗？我到平阳时，拜访金与贤；与贤的先父德谦甫任儒学官，同时通晓绘画，尤其擅长描写神态。与贤精妙地继承家传技法，具有士人的风韵而没有俗气的姿态；当时著名的大夫士人没有不与他交游的，声名十分显赫。他曾为我画小像，看过的人都认为极其相似，但我一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与贤。于是我同有志者谋划此事，与贤听说后说：“我不需要什么报答，只要赠给我一句话就够了。”所谓“赠言”，就是增加、增益。古人对于别人，有时为他传播声誉，使他在当时更加受人尊重；有时规劝他，使他补足尚未达到的地方，这就是赠言。我本来没有能力使与贤更加受人尊重，而与贤在诸位公卿间的名声，也无需我替他扬誉。至于思考绘画所关系的重大意义，明白事物的道理而进于道，增进他的笔力，使他追配古人，这才是我对与贤的一点期望，也是我不能不说的话，所以写下来作为赠言。赠岳德清序 往年金华同知潘侯叔闻眼睛患病，请周汉臣来治疗。汉臣出入叔闻的住所，我多次见到他；他的弟子中有一位岳生，没有一次不与他同来。汉臣治疗叔闻的眼病，凡针刺、艾灸、汤熨，以及药剂的调配、煎煮、加减，全都交给岳生办理。等到叔闻的病痊愈，汉臣辞行归去；我也被征召前往京师。我在京师蒙受俸禄，八年后才获准请假回乡奉养父母。回乡后，我向人打听汉臣，才知道他将要去世，而岳生这个人，我却已经忘记了。去年冬天，有人拿胡先生遗赠给岳德清的诗给我看，说起德清，我曾经认识他；我也记不起他就是汉臣的弟子了。今年六月，德清来拜访我，我们彼此问候慰劳，这才知道他就是当年跟随汉臣出入叔闻住所的人，本来是旧相识。既然忘记了他，那么我见到德清，怎么能不又高兴又惭愧呢？德清原是鄂忠武王的后代，家居严陵，在浙水以东的名山深谷采药，往往都有他的足迹；他一向喜爱金华的长山，每到那里便眷恋不舍，不能离去。他所到之处，当地人没有不空出馆舍等待他的。替人治疗眼病，近来常有奇效，那么德清能够传承汉臣的医术，是可以知道的了。我于是问德清：“人的眼病，大致有哪些证候和症状呢？” 德清引用古代医方书籍，把眼病说得十分详细，大体有十七八种证候，名称和症状各不相同。我又问：“这些病都有办法治疗，还是有的没有办法治疗？”他回答说：“只有失明的不能治，其余都有治疗的方法。”这样说来，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疗的眼病了。他回答说：“是的。”我拍着大腿说：“唉，德清先生，你也知道我的病吗？我的眼睛和别人一样，但唯独我看不清寻丈以内以外的事物；超过寻丈的地方，连黑马、黄马、公马、母马也分辨不出。这是我的朋友，我却要仔细看过才同他作揖；那不是我的朋友，我却拱手迎接。因此动不动就招来过错和讥刺。不知道这究竟类似古代医方书中的哪一种证候？先生将用什么来治疗它呢？不过，我本来还能在寻丈之内辨别黑白、美丑、真假，先生即使不替我治疗，也还可以。”唉，德清先生，你也知道有些人的病比我的更严重，而我所忧虑的正是那种病吗？近来雨水没有按时降下，我们婺州遭遇旱灾，溪流断绝，车也无处使用。因此方圆千里之内，不论高田下田，全都变成干枯的土壤；黍稷等庄稼没有不变黄枯萎的。然而那些吃肉食的官员仿佛看不见，也不加省察，反而督促吏员和胥吏，日夜征取足额的常租。他们看待百姓中壮年人面有菜色、老弱者相继饿死，和盲者、失明者、独眼者没有什么不同。看他的眼睛，既不是昏暗不明，也不是蒙昧不清，更不是一眼失明；不知道这种情形究竟类同古代哪一类医书所说的病症。既然是病症，先生将用什么来医治呢？他是人，原本是朝廷派来处理事情、辨明百姓曲直的人。先生若不能医治他，那么贤与不肖、是与非、利与害、曲与直、废与置、取与舍、听从与违背、颠倒与错谬，每件事都像这样，百姓将怎么办呢？德清谢先生说：‘这不是眼睛的病。如果不是眼病，那是什么病呢？’我回答说：‘这叫心盲。人的病，患疾病的很多；医生所患的，是医道太少。何况拿心盲这种病去责求医治眼睛的人，算什么医生呢？那么卑贱的医工又怎么能够医治它！不过，凡人的疾病必定有来由，找到它的来由，医治它就会痊愈，这是不变的道理。这个人的心盲，也一定有原因。所以我私下认为，假如用医治阿大夫、即墨大夫那样的方法来医治他，哪里还担心不能治好呢？又何必用我这个医治眼睛的人呢？’我赞赏他的辩说，于是把他的话按次序记录下来告诉世人，也让掌握官员黜陟大权的人看到，我一向知道德清的见识。记

译报恩光孝天宁禅寺大佛殿记 比丘轩公主持报恩光孝天宁禅寺的第七年，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新建的大佛殿完工。工程费用取自经办寺院事务所得的余财，又汇集众人布施资助，不足部分则不让百姓出力承担。广威将军、佥温州卫指挥使司事王公在卫署东面为寺院撰写铭文。宋崇宁壬午年，奫禅师创建此寺。癸未年，赐额为‘崇宁万寿’。政和己亥年，又改额为‘天宁万寿’。绍兴丁卯年，再次赐今额。某年因灾害焚毁，重新兴建尚未完成，某年至某年间又接连遭难，重建后又于某年焚毁。元至元某年，才恢复旧貌。到了至正末年，寺院困于劳役，田地已经抵押，众人也离散而去，寺院破败得十分严重。本朝洪武九年二月，轩公因选任从惠日寺来主持佛法，靠他的经营修葺，使倒塌的重新竖立，倾斜的得到支撑，朽坏的予以更换，缺损的予以补全，田地得以恢复，清规也振兴起来。后来有司修治海船，把工匠安置在廊下，没有防备火灾，又在洪武十三年春天化为一片瓦砾。轩公对他的弟子说：‘寺院的兴废，关系着佛法的盛衰。我们难道可以坐视不管吗？’ 于是竭尽心力，收拾灰烬，谋求复兴。凡是地方上的老人无不感动奋发，官民信任归向，接连送来帮助。寺院西边地势狭窄，就向王公请求，扩展土地，使它与东边相同，地面按尺计算，共若干寻。修建方丈、库司、茶堂。随后说：‘有了方丈可以议事，有了库司可以储财，就可以从事土木工程了。’然而要恢复旧有的殿宇，没有比修治大殿更优先的，因为要用来供奉佛祖。众人一致同意，把意见告诉王公；于是到罗浮、象浦砍伐大木，聚集货物粮食，召集工匠，雇用劳工，开始施工。从这年夏六月十五日一直到现在才完工。房屋按间计算，共若干间，高、深、长、宽全都依照旧制。层层屋檐，宽大的檐沟，高大的栋梁，厚重的础石，雕刻彩绘，几乎没有遗漏任何功夫。金色佛身、玉色毫相，按仪式安置。幡幢、座台、华盖，各种庄严具足。它的壮丽显敞，比过去更加宏伟。于是镇抚谭君济来请我根据这些情况作文作记。我听说，成败受限于天数，而由废而兴则在于人；又必须人与时势相遇，才不会难于由废而兴。这座殿建成时，正值山寇暗中发动之日、年成艰难物资匮乏之时，前后仅仅四个寒暑，却能如此炽盛地完成。难道不是因为像轩公这样的人，智慧和本性能够融通事理，从不分别取舍而产生喜爱或厌恶，又恰逢圣明的时代吗？洪惟皇上渡江之初，就把旧龙翔集庆寺改为天界善世寺【缺】；宝历四年，征召十位有道行的僧人，到蒋山太平兴国寺，大规模建立广荐福坛。又过六年，命天界寺住山宗泐到西竺取经。又过五年，下诏各郡县都设置僧司，以整治僧众。佛法受到尊崇奉行达到这种程度，是自古以来从未听闻的。西方圣人用神妙的道理设教，大体是使人去除虚妄而趋近真实，凭借外境使人产生觉悟。他的誓愿广大，慈悲深重，希望在高深广阔的地域中，一切动植之类都能脱离迷途、逃出苦海，在慈云慧日之中自由游息。这同中国圣人广泛施惠、救济众人、一视同仁，有什么不同呢？圣人在位，兼用真乘，也只是暗中辅助至高的教化，默默护佑众生，难道只是为了把福田利益给予一个人吗？轩公敬承皇帝的德意，把力量用在这座寺院上。此时既已建成宝殿，用来庄严所奉之事，正又督促召集工匠，全部恢复旧日面貌，希望佛教的根基日益巩固，并与我朝的宏图一同发展。直到万亿年长久以后，海滨一带的众生，永远都有所依靠。他的经营规划之勤勉，建造结撰之美，复兴重建之功，应当多次书写而不能只写一次。这座殿的建成，不过是事业的开端罢了，姑且刻石等待将来再记。轩公名子轩，号宗冕，向宜翁雅禅师承受法脉。与轩公同心尽力的耆旧有某、某等。

译温州府开元教寺兴造记 温州的佛寺中，传承天台智者大师学说的，只有开元寺最大。它现在位于玄妙坊。东晋天宁二年，郡人李整舍弃住宅建寺，最初名为崇安。唐开元二十年，诏令各州都以一座大寺为开元寺，这座寺是温州各寺之首，于是按例改为今额。石晋天福二年，又恢复崇安旧名。到宋治平四年，遭火后很久才恢复完整。政和十年，改为天宁万寿宫；重新作为寺院时，仍称开元，那是建炎十年。绍兴十年，又因灾害焚毁尚未恢复，重新兴建。最初寺院邻近法明院，后来把法明院迁到来福门外，将原地给寺院，扩大寺址，在旧院址上建立五院：藏院、天台教院、千佛律院、圆觉院、圆通禅院。宝庆十年，重建山门，又把千佛院迁到寺后。元至元二十七年，各路按例设置官办讲学处，于是以千佛院充任；从此千佛院不再隶属本寺。各处都在延祐元年焚毁，而于泰定四年重建。每年节日祝祷福寿以及各种祈禳，都在这里举行。过了三十五年，到至正丁酉年，飓风大作，房屋栋宇全部倾覆，只有宝殿保存下来，但屋顶漏雨、旁边穿透，也已经十分严重了。住持僧至刚，只来得及修葺并翻新这些建筑，建立法堂，开辟山门，铸造铜钟，修楼以供度用，后来又迁往江心主持。寺中应有而尚未来得及建造的，当然很多。现在的住持仰山钦，于本朝洪武五年从显德寺来补任此职，锐意兴修，谋求完成全部工程。不久又因病离任。洪武十六年春，各山寺僧人一起向郡府陈述，于是又请他出任，再次主持法席。他立即拿出自己的钱袋，收取田地收入来购买材料，招请工匠、雇用劳工，百堵同时兴作；殿堂、门、廊庑、仓库、斋房、厨房、浴室、厕所，有的沿用，有的革新，依次完成。诸佛、菩萨、罗汉、护法天神，都雕塑彩绘得光彩焕发。僧佛供奉所需的器物，纤细琐碎之物也全部齐备。下至墙垣、台阶、道路等处，有废毁的必定修复。凡是至刚未能完成的，到此时仰山没有不按应有的制度补足，并实现他想做的事情。虽然名义上沿用旧名而更新，实际上却是重新创建。十七年某月某日，工程宣告完毕。耆旧僧人都说，几十年的荒废在一旦之间完成，力量实在不易，而功劳非常巨大，应当有文字记述以示后来。可是寺院沿革兴废，过去都没有记载。于是通过前温州路治中金君翊，请我作记。我私下想，开元寺建立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千零六十八年了。三次因火灾遭难，一次被道教夺去，一次毁于飓风。因为历代都有能人，所以毁坏后随即恢复，被夺去的最终又归还。在梁代，有宗慧，开凿义井，铸造大钟、大鼎；在汴宋，有性南到宫阙献颂，仁宗召见并称许，亲自御笔，赐他文英大师称号，并修建御书阁。景祐至熙宁年间，两次获得一部大藏经的赐予。在南渡时期，有真敬，借山门修建楼阁，高一百三十尺，东西两边各以台相翼，台高与楼相等。看水心叶公的记文，仍然可以大略见到它规模雄伟、极其壮丽的情形。元朝立国一百年间，先后主持寺院、承前续后的，有至兴、思聪、省初、宗岳、至刚；寺院长久不废，难道不是因为有人吗？正值如今昌盛的时代，朝廷尊崇佛教，如果没有仰山这样的人出现，使人和时代相遇，借助方便法力，以有为之事示现，怎么能在一年之间全部恢复旧貌，使佛教根基不至倾覆、振兴宗风而不坠呢？然而此前的大规模营造，都在时局安定、物产丰足之际，由坏转成，本来就很容易。如今仰山在多年水旱灾害之后、府库空虚之时兴办工程，却能够全部完成，不违背原来的计划，这固然说明他的才能胜过常人，也实在是极其艰难的事。难道可以不留下文字告诉后人，使他们共同扶持保护、永远不致坠毁吗？所以我不推辞，详细写下这篇记。至于如来用种种言说开示通往极乐的正路，五时八教、三观十乘的教法重新开讲，龙象般的大德僧人全都聚集，修习奉行这些道理，又难道不在仰山吗？这本来不必等待记文，而且也不是世俗文字所能记载的。我不敢因为记述兴造之事，便随意再加以陈说。

译太平归元禅寺记 平阳有一座新寺，名叫太平归元寺，它的规模雄伟、宏大华丽，环绕县城的寺院，自唐宋以来没有哪一座能超过它。这是元代后至元年间县中长者吴君良佐所创建的。工程十分伟大，他所付出的力量也很勤苦。到现在已经四十五年，吴君去世也有十二年了，却一直没有记载。其子常、孙平担心后来人不知道寺院的来由，于是凿石立碑，通过镇抚谭君济翁请我作记。吴君一向乐于施舍，每年夏秋之交，总是发放粮食周济乡邻。曾经建造飞云渡的船，供给船夫粮食，使他们负责渡送往来的人。又买下一块地，在县城北面建亭于其中，用来安葬无力下葬的人。后来他自己说：‘这些事足以实行我的义举，却还不足以带领人们向善。况且我们生长在太平时代的安乐中，都是皇上的恩赐，希望借助佛力来报答。’县城西面雅山脚下，地势通达清爽，适合安置佛寺，确实应当建在这里。于是到至顺壬申年夏天，丈量土地八十多亩，削平高处、填高低处，填塞低洼、支撑倾斜，使地面平整如一。随后在后至元己卯年秋八月乙未日开工。中间建大佛宝殿，四面屋檐高三十六尺，再增加十四尺作为宽深，宽度比深度少不到二尺。殿的左右两翼，深度和宽度与此相同。殿后是法堂、祖师祠；侍者寮在左，檀越祠、首座寮在右。法堂后是观音阁，再后面是茶堂、方丈。殿前山门三间，门的东西两边各以夹屋两间为翼，作为维那、知客的寮房。夹屋东西各有一座楼：东楼收藏一部大藏经，西楼铸造大铜钟悬挂其中。山门外有台门，台门前是放生池，池上架桥，桥前栽植扶桑；再前面排列七层浮图，数量与层数相合，都是用美石建造。左右两边廊庑各十七间，从法堂连接到中门。左庑设伽蓝祠，廊后有库房、行堂、厨院；再后面有东庵、仓司。右边中部廊庑设护善祠，廊后有旃檀林、选佛场、照堂；再后面有西庵、浴室、厕所。从大殿到方丈，从方丈到门外台门，里面直到厨房、浴室以及供劳作人员居住的房屋，按间计算共一百六十八间。凡是供奉佛事的仪式用品、供养僧人的器具，按制度应有的没有不精细完备的。高大的墙垣、厚重的础石、修长的道路、高峻的台阶，也都与之相称。木材、石料、瓦砖、钉子、灰、丹漆以及工匠佣金，共用钱四十万五十缗，米九千八百石。佛、菩萨、阿罗汉直到护法天王的塑像，全都涂饰黄金，共用黄金一百一十八两。到至正乙酉年春二月甲戌日完工，比丘智通自始至终都实际出力。这年秋天迎请逆川顺禅师来主持，又划出田地一千二百亩作为永久产业。皇帝敕赐今额，定为十方禅院，并下发玺书加以护持，是第二年夏四月的事。帝师又赐吴君‘正心德大圆悟居士’的称号。考察当时的世道，大概正处于元丰、豫之际；当时各郡县家产丰厚的人家，比吴氏富裕百倍、财富可与封君相比的本来很多，归依真乘、乐于施舍而不吝惜的也并非没有。名寺大刹正在兴建土木时，有人捐出十金和几十、几百亩田地帮助其不足，便自以为轻财好施，人们也给他轻财好施的名声。看吴君独自承担、竭力完成这件事，慈悲之风就更加盛大了。自古以来，为僧人建造大寺、购买大片田地的，不是王公就是外戚。吴君只是一个平民男子，十多年间却能完成王公外戚所做的事，他的才能和智慧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呢？又听说，寺院落成那天，吴君年纪还不到六十岁，就把家中事务放在一边不再过问，在方丈西面的偏处建了四间楼屋作为居所，焚香默坐，过了一个多月仍不出门。二十年如同一天，到了八十四岁，有一天读完一卷《般若经》，突然进入内室，召集寺中众人说：‘老居士我今天要走了。’幸而大众称扬佛号，他合掌诀别，随着众人称扬佛号而去世。他能离开世俗、超越智慧的分别而究竟了脱生死，伟大奇特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所谓通晓布施的实相，生起慈悲心，发愿回向，具足方便，成就无上菩提佛果的人吗？谁还能把建寺功德只当作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评论他呢！吴常等能够牢记父祖的勤劳，急切地求取文章来昭示寺中僧人，使他们知道创建的不易，并共同永远守护，也可以说是贤能孝顺的子孙了。

译武义县重建广福院记 武义县的街市中有一座佛寺，名叫广福院。元至正丁酉年春天，被括地的盗寇焚毁。那年冬天，仅仅创建了大佛宝殿，还没有等到看见它完工，僧众便有的去世、有的散去，没有人承担寺院兴废的责任。荒废日久，近来我出仕游历归来，经过这里，只见朱红屋脊、翠色栋梁、宝铎金铃，光彩鲜明、声势震响，震动耳目。上人志晋肃然请我进入方丈坐下，说：‘本朝癸卯年，志晋按甲乙次序承蒙任命，主持这座山寺。回头看见荒草蔓延，连安宁居住都来不及。私下反复思量，如果失去现在的机会而不谋求恢复，就会使先人的事业陨落、佛教根基毁坏。于是与我的弟子宗焕、慈防经营统筹，又有延庆寺住山如海以及本县士人洪德润等，怜悯我有志于此，所以前来帮助的人都不吝惜力量。于是汇集众人布施，再加上自己的钱袋，聚集材料、准备工匠，于甲辰年夏建成大殿，乙巳年春建成山门，丙午年秋庄严佛像。两廊在戊申年夏建成，法堂在辛亥年冬建成，寝室、仓库、厨房、浴室等依次完工。凡是制度上应有、佛法上应当完备的，都正在谋划完成。我不自量力，想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写下，向执事求取记文，幸蒙您亲自到来，敢于就此拜谒。’ 考察广福院，始建于宋嘉祐丁酉年，原来是福圣浴室。治平丁未年，最初赐额为‘寿圣’。宣和庚子年遭焚毁，尚未恢复重建；绍兴壬午年，才改赐今额‘广福’。元大德年间，溪水多次决口，寺院又正处在洪流冲击之处，成为横流必然吞没的地方。山门既已倒塌，众人也无法安居。住持僧永起从徐文肃公的孙子扬祖那里取得现在的地址；那原是徐公的别业，于是迁到这里建寺，实际是在至大辛亥年。自嘉祐丁酉年至今洪武壬子年，共三百二十二年。一次被水冲塌，两次被盗寇焚毁，大概都是有定数的。至于由废而兴，没有不在于人的。况且永起迁建开始于辛亥年，志晋重建完工也在辛亥年，确实不是偶然吗？永起以前，寺院兴衰始末没有记入文字，本来无从考察。看俞公的记文，永起在大竞之际开始努力，经历二十个寒暑，仍然等待时机；秉持力量继续下去，后来才使制度大备，可以说很难了。如今永久产业没有增加，物力又不如从前，且相差数倍；志晋却毅然把兴复寺院当作自己的责任，终于在十年之间恢复旧貌，岂不是更加困难吗？施钱和出力帮助者的姓名，全部列在碑石背面，这里不再记载。清泉庵记 洪武十六年春天，我客居平阳，厌恶街市的喧闹，想找一个寂静的地方，安坐澄心、洗涤思虑。我的朋友、前防隅县主簿林敬伯，于是和我一同到县城南面岭门的清泉庵去。起初从林氏房屋旁取道，又转弯经过朱、陈两家住宅的前后，进入庵中。庵有若干间房屋，大山屏立在东面，天妃祠矗立在南面，祠中祝史的房舍在西面，刘氏园林在北面，狭小低洼，仍然像百姓人家一样。门前是东山、九凰等山峰，森然秀丽环列，温润的翠色飞入庭院和门户，使人产生远离尘俗的想法，本来就很令人喜爱。庵僧名东源顺师，庄重严肃、简约沉默，对坐很久，举止目光都不苟且，像是有道之人。我内心感到惊异而喜爱他，晚上返回、早晨又前往这里，已经十多天了。才知道师父十八岁受戒出家，向虚白日公传受佛法。三十三年以后，即洪武戊申年，掌管江心寺的藏经钥匙。这年夏天，指挥何公推重他的品行，向郡府礼司推荐，请他主持神山禅寺。又过三年辞去，弟子们栖居归元寺。七年后，敬伯的父亲彦辉与詹仲辉，因这座庵长期空置，率领乡里人请他来主持。人们本来怀疑师父会不屑于此，而师父欣然没有拒绝。统领丛林大众，登座说法，被称为长老；但他居住的地方并不挑剔，反而像这样不但不挑剔住处，还安定完整地修补缺损、兴复废坏，从未不尽心尽力。这难道不是有道之人吗？师父因为清泉庵没有记文，备好石料请求作文，吴君元范又替他来请，于是我写道：此庵创建于宋淳熙年间，名为正因堂。最初居住此地的檀越吴氏中，有正觉大师，传到第六代为太古。听说元至正甲午年被盗寇焚毁，太古耗尽私囊，经营恢复，刚刚建起前殿，还未等看见完工，尘缘便尽了。师父顺从众人的请求，来主持这里，是戊午年夏天。他粉刷前殿，建造后殿，开辟僧堂，两边以廊庑为翼，在其中庄严佛像，这些都出自师父之力。又通过清泉坊改为今名，永久产业只有五亩。凡是僧人的瓶钵锡杖聚集之需，香花灯烛的供奉，日常饮食的需要，全靠众人布施，也只是因为师父道行足以使人产生敬信，所以布施者接连不断。师父是本县万全乡人，世俗姓吴。

译平阳县重修江口斗门记 平阳江口，旧时曾利用海堤中断处的巨石作为两岸，两岸深、宽各三丈，内外都贴石砌成左右翼，又在前后铺设石坛；中间两岸各立石柱，在双门上凿槽，嵌入木板作为门扇，每道门有十二层木板，随着水势盈缩关闭或开启；上面覆盖五间屋，称为江口斗门。宋端平丙申年，县令林公宜孙开始建造。元至元二十四年，乡里的义士郑君存耕曾率众修缮治理；继存耕之后出力的，是他的族人、前福州路闽清县尹礼和前松江府华亭县尉公谊，那一年是至正辛丑年。二十三年后，本朝洪武八年，洪水暴涨，飓风激荡海潮，彼此相助为害，两岸崩塌，房屋倒毁，斗门也坍圮了，如今已经九年。任县令的官员更换了好几人，却对此冷漠视之；百姓虽想恢复废坏，谁来倡导呢？洪武十六年夏天，南康彭君尚贤来任县丞；这年秋天因公事经过这里，亲眼看到后忧愁不安，立即谋划兴建。恰逢主簿新安吴君韫中代理县令，从瑞安回来；典史成都杨君孝忠也从浙江送册来到。众人商议一致，便把工程交给水利所和本乡富户。那些服劳役于官府的人全都不再懒散，争先赶来，说：‘一座佛塔尚且能出力，召集众人布施，修好砂塘两道斗门；如今在位者要兴办无穷的利益，我们这些人难道反而不能效劳吗？’有人输送财物，有人贡献力量，协同谋划、共同承担此事的共有九人。因为公谊曾经出力于此，且练达老成，便只让他监督工程。于是购买石木，选择日期，准备劳工，或用畚箕，或夯筑，或用绳索，或削凿；堤岸、门扇直到房屋，全都恢复旧制，并把多余力量用来修整平安渡马道一百二十五丈，使人免于陷入泥淖。工程始于九月庚申日，完工于乙酉日。大家都想刻石记载成功之事，因谢君复元请我作文。江口在县城东南二十五里，左边是江，右边是山，是潮汐涨落之处；各山谷的水共有三十六支，都经由这里流入江中。最初斗门没有建成时，各股水流没有阻挡，海水和盐卤也能够流入，损害庄稼，百姓都以此为患。自从建成斗门，才不担心洪水泛滥，也不怕干旱无水可用；它的利益惠及二乡五都的人，灌溉田地六万五千三百多亩，关系难道不重大吗？欧阳先生说过：建造者没有不希望长久保存的，而继承者常常使它接近废毁。如果继承者总能像建造者那样用心，天下哪里会有遗失的利益？江口有斗门，蓄水、泄水有所凭借，水灾、旱灾都无忧患。经历一百四十八年，仍如同建成之日，难道不是因为修补整治它的人有人吗？它被暴水毁坏而中途废弃，九年之久；如果没有诸位君子把复兴当作自己的责任，就会彻底毁掉前人的功业，丧失一方的利益。这样看来，这次工程虽然说是修复废坏、振兴坠落，其功劳大概与最初创建相等。唉！假使所有做县令的都能尽职并想到自己的忧患，像诸位君子一样，那么斗门的恢复本来不必等到今天；百姓的水利之利，又怎么能按世代来计算呢？所以写下这篇记，使后来的人还有所考察，并用心守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松阳县学复射圃记 松阳县有学校，学校有射圃，大概从宋绍兴年间开始。元朝的制度规定，百姓不得持有弓箭，所以射礼停止，射圃也荒废了，豪强贵族趁机侵占据为己有。八十多年过去，有司一直漠不关心。皇帝即位的第二年，下诏各郡县都兴办学校，设置教师和弟子员，讲习六艺。儒生叶端等站出来说：‘如今学校的法令把射列为六艺之一，恢复射圃，正是时候。’把这件事告诉县令王君彞。王君被征召赴京，事情搁置没有施行。提刑按察佥事张公巡视县境，恰好来到这里，叶端等又把此事告诉他。张公按照图籍查核，凡是被百姓侵占的学校土地，都责令县丞李君仚、主簿刘君文彬全部收回，土地最终归还正位。又把疆界铲平，划定地界，修筑围墙环绕。王君从京师回来，对部使者说：‘敬承皇帝的德意，在长久被侵占之后归还旧地，使儒学得到的恩惠非常深厚，应当有文字让后人知道。’教谕毛君煇受到荐举而起用，于是命他前来请求作文，说：‘侯以此彰明，这正是舜时代的学校政教。一个人的贤与不贤，从他射中与不中就可以看出。所以用射礼招集众人，众人到齐后才考论士人，夏、商、周三代都遵循这个制度。孔子在矍相之圃举行射礼，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围满四周；他让弟子举酒器，宣布被淘汰者三次，最后仅有少数人留存。学校政教没有比射礼更重要的，这种道理由来已久。何况国家正修明文教，考察古制来确定制度，那么恢复射圃难道是小事吗？’于是为此作记：‘恢复的土地，按尺计算，正对着学校东南面，纵长七十、横宽五十；正对东北面，纵长增加二分之一，横宽减少三分之一；正对西北面，纵长是东北面的三倍，横宽不到东南面的八分之一；正对西南面，纵长等于东南面的横宽，再减去其中一部分作为横宽。东南面就是旧日所说的射圃。’张公名志德，字某，陕西人。王君名彞，字秉文，北平人。毛煇是本县人，代理学校事务将近十二年，士人舆论多称许他。

译核查田地记 宋室南渡以后，金华县各乡的名额田地，在绍兴辛酉年丈量定额，在嘉定甲申年勘查踏看，在咸淳丙寅年复核丈量；立法周详而成为制度，户籍严密，田地的利益没有遗漏，仍然不失‘有田就有赋’的原则。元朝攻取江南后，沿用这一制度收取赋税、发布力役；遇到某处水旱灾害，就根据灾情轻重核定，减免赋税多少。可是年代久远，旧档案逐渐不足凭据，于是县中百姓每逢灾害，田主和佃户各自列举田地，申诉灾情；每次申诉就又增加步数、田亩，希望侥幸免除常租，于是赋税定额日益多出。至正庚寅年，命百姓自行据实申报，目的只在均平徭役，来不及重新厘正。田籍收入本朝后，竟出现凭空虚增的赋税，名叫虚讹粮；其数额之大，折合田地达到一千三百九顷有余，百姓背负拖欠而无法偿还，官吏战战兢兢，只怕每年收入不能完成，公私都深受其害。事情报告中书省后，立即命令检核并删除。户部援引田令，规定以五尺为一步，制作弓尺丈量；命令下达后，大家重新改造田籍，谁也不敢自行承担。后来命明州府通判王琮来办理，刚开始施工，又因事情被罢免离去。如今王君来任郡府副职，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他，王君也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县统辖十二乡，乡统辖都，上乡七个、中乡四个、下乡三个；都统辖保，大体每都十保。于是命每都选择一人为量长，每保选择一人为里长。都以五十步为标准，筑一座土堠标明该都的界限；保以三十步为标准，筑一座土堠标明该保的界限。田地以区为标准，竖立木表，写明甲乙次序；再竖立一表，写明田地多少，并由相邻各都、各保分组轮换土地，互相监督查验。有田的人各自按照姓名和数目登记，像过去申诉水旱灾害那样，自己填写在木表上并竖立在田间。选择清廉强干的官吏分头监督工程：由金华县丞钟弼监督东南乡，由浦江县丞杜彦监督西北乡。县令亲自早晚到各乡督察进度，就借寺观作为住宿处，携带干粮供给饮食，冒着暑雨，跋涉田间小路，踏着田亩重新丈量。各自依据田地形状的方圆曲直、长短，将那处多出的补到此处，尘土累积的除去，务必使亩数相符；再以今制和旧制的尺度相核，有余的增加，不足的减少；临岸临溪被水冲蚀的田地免征，山林园池中开垦筑堤耕种的土地则征收。丈量完毕，便汇集各处木表绘成鱼鳞图，编成流水册；册子用来核定赋税，图用来核定田地，由东阳县丞赵斗南总管。王君早晚亲自到场，考核督促。所有田地，除去原来虚讹的数额后，增加、补收的总计一百五十二顷有余；减少、免除的总计三百四十五顷有余。册子按帙计算，共四百五十三帙；图按幅计算，数量与册子相同，而且都有副本。检验丈量的工程开始于洪武四年夏四月丙申日，结束于当年秋八月庚子日，共历一百二十四天。图册的工程开始于这年秋八月壬寅日，结束于第二年夏五月壬子日，共历二百零五天完成。把工程完成的情况上报后，几十年的弊病一日之间得以消除。父老共同庆幸，于是砍石刻记，图示长久之意。通过智者寺住山普仁请我作文作记。我听说，划定田界是仁政的开端。三代盛世，分配田地、制定俸禄，源于井田均平；井田均平，又源于田界端正。从此以后，制度每个时代都不同。至于凭借赋税来充足用度，因田地而征成赋税，古今都是一样的。如今举行检核田地的举措，是执政者责成有司办理，可以说是当务之急。命令下达已经六七年，却没有人办成，难道是国家希望使百姓富裕的意思吗？因此王君在开始主持政务时，不怕劳苦，细心尽力地完成它，实在可贵。变更制度完全合宜，而经费没有亏缺；百姓缴纳赋税较为宽缓，上级有节制，下级有固定遵守的制度。爱护百姓的政令，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后来执政的人，不要废弃这项成就。金华百姓所得到的利益和依赖，难道会有终止吗？这样看来，想把这件事托付文字流传永久，就不需要依靠我的文章了。王君名纲，字之纪，棣州人。曾在苏州核查田地，是各州使者中的第一人。他来任本郡副职，是由承运库使外调补任的。《苏平仲文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苏平仲文集》卷七，明苏伯衡撰写的记文

译国子学同官记 这年秋天，诏令把应天府学改为国子学，设置教师和弟子员；其中博士…… 助教、学录等职，不是有德望、精通经术的人，不得任用。当时的博士…… 是【缺文】金华许君存仁担任；丙午年春天，以章贡刘君宗弼为博士【缺文】君宗表、河南张君用周、济宁潘君文秀为助教，高昌完君彦明为学正，广信郑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为学录，临江张君以诚为典膳。这年夏天，用周调任淮安卫参谋；秋天，彦明调任建平知县，以诚调任管读场管勾；冬天，一中调任上海县丞。继任用周的是广平郭君可久，继任彦明的是南昌李君克正，继任以诚的是章贡吕君仲善，继任一中的是东阳张君孟兼，而我在七月有幸授任学录。丁未年秋天，学校升为正四品，开始设置祭酒、司业、典簿等职员；于是授存仁为祭酒，宗弼为司业，钱塘陈君彦博由元代翰林编修代理典簿，浚仪陈君子方由元代进士代理博士，棣州高君仲晖由太子伴读代理助教，我也有幸晋升学正。补我原来职位的是吴兴张君伯渊。后来，存仁贬谪韶州，宗弼授浙江按察佥事，子方授江西按察佥事，彦博升任太常博士，宗表因事罢职，叔循升任太常赞礼，仲晖升任磨勘司令，伯渊升任磨勘司丞，仲善升任太常典簿，孟兼升任祠部主事，我转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因辞官养病没有赴任。如今仍在任的，祭酒是梁先生；以太子宾客兼任博士的是汴梁李君叔允；典簿是济南周君敬中；助教是上蔡朱君原礼，加上文秀、可久、克正，共七人；叔允、原礼又进入东宫兼任伴读。我做国子学官时，属于这二十一人中的人，都有幸凭借官职关系同他们交游，也算一时的幸运。然而才过六年，他们的升降、进退、去留、离合就已经各不相同到这种地步，何况将来呢？这就是我感慨的原因。因此作这篇记，归田以后有时观看这些姓名，或许可以用来自我安慰。后来的人考察他们一生，评议他们的得失，也未必不能从这里得到一些益处。梁先生名贞，字叔亨，会稽人。刘君名丞直，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时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晖，朱君名明复，完君名完哲，郑君名贯，杜君名环。姓名与字相同的，有许君、吕君、汴梁李君，以及东阳、临江两位张君；名宗义的，则是浚仪陈君；名世昌的，则是钱塘陈君；名济的，则是河南张君；名溥的，则是吴兴张君；名【缺】的，是临安李君。宗颐，是南昌李君的名。我的名是伯衡，字平仲，眉山人。王氏祭田记 浦江深溪有义门王氏。王氏族长名士觉。他已经率领子侄建造祠堂来祭祀祖先，于是划出上等田五十亩归属于祠堂。每年收入的租谷以石计算，共若干石，另行储存，用来供给祭祀的黍稷，准备酪和醴酒。这些田地的亩数、步数、字号，位于某乡某甲，都详细刻在石碑上。于是来请我作文作记。古代拥有国家的，没有不建宗庙的；宗庙一定要有祭祀，祭祀一定要有祭田。这套礼制可以说了。天子祭田一千亩，诸侯一百亩，卿以下也一定有圭田；圭田五十亩。这是因为礼仪没有比祭祀更大的，祭祀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所以古人到宗庙办事时，平常吃的食物不拿来祭祀，平常居住的房屋不拿来祭祀，平常穿的衣服不拿来祭祀，平常使用的器物也不拿来祭祀，唯恐有所简慢；一定要改变，一定要迁移，一定要更换，一定要不同，这是恭敬到了极点。何况醴酒、酪浆、黍稷，都是用来享祀祖先的东西。假如不另行储存以供使用，而临时从平常的仓廪中取用，不就简慢了吗？又怎么能称为恭敬呢？这就是先王制定礼制：天子、诸侯祭祀时，罍、爵、笾、豆、簠、簋中的祭品，一定要从御廪中取出；卿以下也可以类推。后来记述礼制的人又说：有田地就举行祭祀，没有田地就奉献时令祭品。在那个时代，天下的田地都被丈量，授给天下的百姓。凡是百姓没有不分到田地的，哪有一家有士人却没有田地的呢？所谓“无田”，并不是没有田地，而是没有祭田。没有祭田就不能祭祀，田地所关系的事情难道轻微吗？难道本来可以没有吗？后世宗庙没有相应的制度，祭祀没有相应的礼仪，更何况祭田呢？贵为公卿大夫尚且如此，更何况士人呢？如今士觉只是一介穿粗布衣服的士人，却能推行冬祭秋尝的孝道，即使在家中建祠堂，祭祀远祖、高祖、曾祖、祖父，凡是同居的族中各支先人的父母也没有不祭祀到的，难道不是用心深厚吗？况且王氏出自凤林，过去他的先祖中有考中进士、做到高官、谥号忠惠的人；与淳熙年间宰相鲁公又是近支宗族，那么士觉本来就是公侯的子孙。于是他自比于古代拥有祭田俸禄的人，用五十亩田供给祠堂祭祀之事，不也是很合乎礼吗？我没有不赞美他孝心诚意的深厚，也没有不欣喜他仍然实行古代的道理。唉，这难道不是贤者所能做到的吗？还是说我听说君子举办事情，只有能够继承下去才值得推重，只有不会穷尽才值得珍贵。士觉这件事，以孝为根本，以礼来节制，这不正是可以继承下去吗？田地的收入每年取得而不会枯竭，这不正是不会穷尽吗？这样说来，他报答根本，难道只是当时的一时计划罢了？后代子孙因心中根植着这种孝意，使用田地所产生的收入来完成祭祀之事，即使延续到百世也是可以的。《楚茨》说：“我的粮仓已经装满，我的露积仓也有亿万。用来供奉，用来祭祀，使祖先安宁，使祖先享用，以求获得盛大的福祉。士觉正有这些作为。”诗的最后一章说：“非常顺遂，非常合时，只有把它完全做到。子子孙孙，不要废止而永远继承它。”我对于王氏的后代，大概每天都在盼望他们如此。

译陈氏祠堂记 平阳陈君谦，是县里的旧家族。他的先祖在五代时从长溪来到南监居住。元大德年间，南监陷入潮水，陈氏也不能独自保存下来。只有讳容府君仅仅保全自身，于是迁居金滩。他娶包氏，生讳醒府君；讳醒府君娶管氏，生讳德府君；讳德府君娶蘧氏，她就是陈君谦的父母。洪武十年某月某日，君谦在正寝东边建祠堂，用来安置、奉祀先世的神灵。从讳容府君开始，而没有涉及高祖以上的先祖，是因为遭遇水灾，名讳无从考证。祠堂的制度是同在一室而龛位各异，完全遵照《家礼》。每月初一一定拜谒，有事情一定禀告，时令节日一定祭祀，牺牲、器皿也完全遵照《家礼》。既已用它完成祭祀之事，又希望后人知道报答根本、追念始祖的意义，于是请我的朋友梅【缺】云来请求我写记。我听说，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没有不是有所由来的；知道自己的来处，就知道为什么要报答根本。报答根本，没有比追念远祖更大的；追念远祖，没有比祭祀更重要。因此古人饮酒时祭祀先祖，吃饭时祭祀先祖，即使一饭一饮，也不敢忘记它的来源。那么我们自身的来源，难道可以忘记吗？由自身推及，父母的来源并不遥远，祖父母的来源虽然遥远，却可以追念；它们的根本终究是一个罢了。孝子慈孙，本来应该没有不用尽感情的地方。然而圣人又担心他们做得过分或有所不足，于是制定了礼，规定了制度。尊贵的人，礼制隆重；礼制隆重，就有宗庙。卑下的人，礼制简略；礼制简略，就依等级递降。离开宗庙而就近于正寝，在正寝中进献祭品，因为正寝是日常燕居之处，而修治祭祀之礼。如果不是庶人或后世没有俸禄的士人来做，这在礼制上就不相称。礼，是使感情得到相称而制定的。假如希望它相称，那么即使古代没有这种做法，也可以依据义理创立。建造这座祠堂，既不僭越，也不疏忽，对于士人来说是相称的。唉，自从宋儒的议论施行以来，到今天已经不是一天了。郡县之间，缙绅之家，有谁能想到自己的根源，并从事于追本溯源呢？这样来把对先祖的崇敬推到极点，难道还能有谁超过他吗？如今君谦在家业荡析之后，房屋完好，财产增长，却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力量造成的，不认为只是自己和妻子儿女应当享受的养生之资；他长久回顾、反复思虑，认为这是先祖父辈积累深厚的结果，所以他们福泽所渐次覆盖的后代必然长远。于是按照感情相称的原则进行报答和祭享，把对先祖的崇敬推到如此极点，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这样说来，建祠堂虽然是礼制中的常规，也不可不记。我把所听闻的写下，让它刻在丽牲之石上，希望他的子孙思念并永远继承下去。陈氏修睦堂记 家族以亲爱和睦为贵，由来已久。因此周朝盛世时，大司徒用六行教导百姓，“睦”就是其中之一。能够使宗族和睦的，就举荐他们；不能这样做的，就用刑罚纠正他们。当时世代显贵的家族，即使上面的祖先迁到远处，下面的宗子有所更替，族人也从不因为服丧期限已尽、亲属关系已疏远，就不再亲近他们。所以《诗经》说：“使他成为君主的宗族，给他饮食。”又说：“各位父辈、兄弟，尽情叙说家庭的私情。”那么他们的亲爱和睦，达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也只是因为统治天下的君主能够开导、维持这种风俗。自从《葛藟》这首诗产生以后，百姓已经不能享有先王治理教化的盛况，更何况在一千几百年以后呢？在这期间，有人不必等待大司徒的教导，就能推崇亲爱亲人的仁德，在服丧期限已尽、亲属关系已疏远以后仍然如此，难道不是欧阳子所说的胜过三代百姓的人吗？这就是我听说陈氏请求为修睦堂作记，而感到高兴并愿意称道它的原因。陈氏世居丽水来仪乡，起源于汴宋时期。他们的祖坟在东阡西陌之间相望，百年乔木郁郁苍苍。评论本乡的旧族，还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过他们。到子明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世了。陈氏在来仪乡是望族，子明又是陈氏中的杰出人物。子明曾对他的侄子孔渊说：“我的祖父和父亲对于我们族人，年长尊贵的，寒暑都送布帛给他们祝寿；嫁女、娶妇、办丧事的，都送财物相助。贫穷得不能置办棺木和殓葬的，就收养救济他们。恩惠确实深厚了，但情意还没有完全融洽。我的祖父和父亲也想按时与族人宴饮，使他们充分获得欢欣亲爱之情。无奈时局多变，奔走去服劳役，每天都没有闲暇，志愿不能实现，便突然去世了。如今我和你正逢天下一家、圣明天子施行休养生息恩德的时代，能够悠闲地生活在乡里，那么完成先人的志愿，不就在今天吗？于是便在正寝前建造修睦堂。遇到嘉节令日，就准备酒醴，宰杀羊猪，摆设几案席位，陈列豆笾，召集全族一同来到这里。头发斑白的老人坐在席间，子侄依次排列，彼此献酒酬酢，尽情欢乐直到大醉。醉后便讲述祖宗积储福庆、安定福祉的由来，并以孝、友、忠、厚相互勉励，这与古代先王使族人共同饮食的遗风相合。”于是族中老人扬言说：“人的宗族到了彼此不相往来的地步，比比皆是。可是我们子明却能按时节准备酒食，与族人同在一堂醉饱，礼数周到而情意融洽，对亲疏一视同仁。这难道不是陈氏的盛事吗？后人能够无穷无尽地继承下去，这才不会失去礼义的风俗。这样说来，难道可以不把这些告诉他吗？”子明说：“这正是我的志愿。”于是族人相继前来请求我作记。只有婺州浦江郑氏一门，族中各支就有数千人，有同高祖的，有同曾祖的，有同高祖的，又有同始祖的；他们亲爱和睦，即使同父兄弟也有赶不上的。我见到这种情形，没有不赞叹其美的。如今又见到陈氏。郑氏聚族而居，号称义门，他们的和睦，君子都认为难能可贵。陈氏并不像郑氏那样聚族而居，却用文章相互交接，用恩惠相互亲爱，竟能如此，难道不是更加难得吗？说他们胜过三代的百姓，难道不对吗？唉！斟酒有美味，已有肥美的小羊羔，就邀请各位父辈和朋友来享用，尚且如此；何况是同族呢？讲求诚信、修养和睦，邻国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是同族呢？如果有人能够想到，族人虽然支派分开，起初却都出自同一个人，于是把疏远的人看作亲人，做每件事都像这样，又怎么会沦落到如同陌路人的归宿呢？我听到子明的风范而受到激励，不能不寄予希望。堂屋的高低、落成的年月不记，只记这件事，不只是为了表彰子明能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事，也是为了劝勉那些富有而喜好礼义的人。

译一心堂记 浦江有许多大族，而世代传承长久的有黄氏。黄氏祖先的基业在花桥，《开元十道志》中已有记载。他们的族人分散居住在县中，而县中黄氏各支以水阁一支最兴盛。水阁黄氏中，逢原兄弟最为贤良。逢原的几位叔父早已分家，等到逢原主持家政时，便谋划同叔父们重新合居、共同吃饭。房屋虽然分为不同门户，却互相贯通为一体；田园虽然登记在不同户籍下，却归并为一体；财物虽然分别收藏，却集中管理；器物虽然各自使用，却由一处主管；奴仆虽然各有主人，却听从统一安排；并以“一心”命名这座堂。我从南京回来时，逢原派他的儿子宿来拜谒，请我作记。我的二姑母正是逢原的祖母，所以我和黄氏本来就是姻亲，情义上不能推辞，于是写道：“三军犹如一个人，说前进就一同前进，说后退就一同后退，我曾经见过这种情况。一家人犹如一个人，说耕种就一同耕种，说纺织就一同纺织，我却不曾屡屡见到。前进时没有不前进的，后退时没有不后退的，这就叫作众人没有不同的志向。这样一来，所以出战、入守时彼此救援帮助，没有做不到的；不只是可以共同生活，也可以共同赴死。耕种时不能人人都耕种，纺织时不能人人都纺织，这就叫作各人都有自己的心思。这样一来，所以借锄头、取扫帚，甚至翻越小路、窥越墙壁，也有免不了相互争夺的事情；尚且不能共同享受安逸快乐，更何况能够共同承担患难呢？三军人数众多而关系疏远，一家人数少而关系亲近。心志统一，即使人数众多、关系疏远，也没有不亲近的，生死都可以共同承担；心志不统一，即使人数少、关系亲近，也没有不离散的，连安逸快乐都不能共同享受。这说明同居并不难，难的是一心。有家的人，知道率领家人厚行孝悌，却不知道用自己的真心感动别人。他只知道把三十六根车辐安置在车毂上，却不知道用一个车毂来统摄它们，未见得能够使家人亲爱。唉，一心还是不一心，难道只关系到亲疏吗？家门福祚的盛衰，常常必定由此决定。周朝兴盛，是因为三千臣子一条心；商朝灭亡，是因为亿万臣子有亿万条心。家与国的道理是一样的，哪里有家门福祚的盛衰不系于人心是否统一的呢？人心可以不统一吗？即便如此，主将对于三军，三令五申仍不能统一的，就有奖赏；奖赏、惩罚之后仍不能统一的，就有刑戮。这就是三军没有不能统一的原因。一家之中，不过是父子、夫妇、兄弟、长幼。父子、夫妇、兄弟、长幼，都是所谓骨肉；骨肉之间主要靠恩情维系，即使以责备善行来要求对方，也还担心会伤害恩情而不可行，难道能用政令、赏罚，甚至刑戮来约束他们吗？那么将用什么使不统一的心统一起来，达到一心呢？《礼记》所引的话不是说过吗？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有五种，使它们得到实行的根本只有一个。一，就是诚而已。上为兑、下为坤，卦名为萃；上为巽、下为坎，卦名为涣。它们的卦辞都说：“君王来到宗庙，宗庙没有比祭祀更大的事，祭祀没有比诚心更重要的事。”因此，已经散去的精气也可以感格而来。所以圣人用诚心聚合天下众人，以穷尽天下离散的状态。圣人聚集众人、消除离散，尚且依靠诚心，何况一家人呢？何况骨肉呢？所以《家人》卦的象辞说：“风从火中产生，君子因此说话有实质，行为有常规。”这不是诚又是什么？逢原一定深知这个道理。不然，他给堂命名时，为什么不直接叫“同心”，偏偏叫“一心”呢？因为人的心本来相同，心所同的道理也相同。居住在这座堂中的人，如果果真能谨慎言行，积累诚意来相互感动，那么一家人就如同一个人，难道只是可以和三军相比吗？将来一定会看到他们用恩惠相互亲爱，用文雅礼法相互交接，和睦的风气越久越盛。乡里没有离间之言，朝廷也会有旌表褒扬。黄氏将与郑氏并立为一县之内的美事，相距十多里之间，浦江也将成为礼义之乡。这样的盛大，难道不值得赞美吗？这样的美好，难道不值得庆幸吗？唉，难道可以不勉励吗？难道可以不勉励吗？

译同爱堂记 凡人出生，必定有所相与相处的人。朝夕相处，在国家是君臣，在乡里是长幼，在学校是师友，在家庭是父子、兄弟、夫妇。从有生命以来，没有能够改变这一点的。而家庭最为亲近，一家众人所谓骨肉，亲疏虽有差等，若没有爱就不能亲近，但最终的道理是相同的。爱根源于仁，仁根源于心。仁心人人都有，所以爱人都是可以做到的，并不是从外部勉强装饰出来的。大道施行时，天下人都是同胞，没有不相爱的，何况最亲近的人呢？推扩本来就有的心，厚行亲亲之仁，把它贯彻到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以灿然的礼文相互交接，以欢悦的恩情相互抚爱，这就叫作同爱。只有同爱，才不会被以自我为中心的私心蒙蔽。不被这种私心蒙蔽，房屋就不会各有门户，田园就不会各有户籍，财物就不会各自收藏，器物就不会各自使用，衣服、车马、饮食就不会各自安排，安逸和劳苦也不会各有不同的心情。这不是家庭应当首先办理的事吗？然而能做到的人很少。我游历平阳时，前【缺】阴主簿林敬伯为我称述他的乡人章氏的美德，说：“章氏是浦城人。自宋崇宁年间康州刺史及其第十一世孙伯归，以文林郎任平阳主簿，于是便在县里的白沙定居。他们以诗礼相继承，世代身着衣冠，世世承载这种美德，逐渐成为有声望的宗族。有一个字子诚的人，是主簿君的第十世孙，如今迁居县西白石屏山下，读书有文才，乐于道义、崇尚情谊，乡里都推重他。年近六十，不愿被家政事务牵累，便取出家产分给几个儿子。他的儿子叫坦、昻、賔、叅。四人一起向父母禀告说：‘我们既是骨肉兄弟，却要成为秦越那样的陌路人，不共同居住，不共同【缺】，有无不相通，祸福不相关，这就是没有兄弟；没有兄弟，就是没有父母。怎么忍心这样做呢？’父母说：‘你们能够这样，难道不是我的愿望吗？’于是四人退下，各自努力去实行。如今五年过去了，他们孝顺友爱的风气依然和美。’镇抚谭君听说后赞美他们，把他们的堂命名为“同爱”，并为此作记。敬伯派人让我知道这些，希望得到您的裁决。唉，世道衰落，风俗浇薄，百姓看不见德行，一个乡里不成为秦越之人的没有几个，一个聚落不成为秦越之人的也没有几个，严重时一家之内还如同秦越。我所见到的，能够率领众多家人，笃实行孝友之道，经过十多世仍不失亲亲仁德的，不过婺州浦江郑氏一家；我没有不赞叹他们能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事。如今章氏的这一举动，是孝友之门【缺】开创的开始，是什么使它能够延续下去呢？我固然知道他们骨肉之间有一种油然而生、不能自已的感情，这难道不是爱好德行的良心吗？也可以说是很难做到的了。然而，国家依靠法律治理，家庭依靠礼义建立；既然恩情深厚，就尤其应当讲求礼义。郑氏不过是用礼义来维持而已。又如古代的九江陈氏、金溪陆氏，哪一家不是这样呢？坦兄弟以他们为准则而实行，以爱为根本，以诚来感动彼此，又以志向坚持下去，那么他们的儿子、孙子以及侄子、孙辈，也会像今天这样实行，难道还担心赶不上古人吗？将来平阳有一个称为“章氏孝友之门”的家族，我和敬伯还能够来得及看见。敬伯幸而把这些话告诉我，于是我把它作为《同爱堂记》。友恭堂记 治理天下，没有比成周更完备的了。它治理百姓，使赋役均平，有井田制度供给他们的粮食；使他们聚居，有比、闾、族、党组织相联结；纠正他们的行为，有乡大夫、州长负责；统率他们的宗族，有宗法制度。至于劝人为善、惩罚作恶，又有旌表区别的典章。百姓生活在那个时代，礼让兴起并得到实行，风俗纯厚美好；父子、兄弟在家中彼此慈爱、孝顺、友爱、敬悌，亲亲之仁遍及九族。急难时彼此救济，喜庆时彼此庆贺，死亡安葬时彼此周济，遭遇患难时彼此救助，这些推及天下而没有间隔，也是当时本来就应有的情形，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只把征收赋税、审理诉讼、督促期限作为要务，至于治理百姓的方法则全无。没有井田制度使他们的粮食均平，没有比闾族党使他们的居处相联，没有乡大夫、州长纠正他们的行为，没有宗法统摄他们的亲属。至于劝善惩恶，也违背了正确的方法，不足以使人警戒自勉。百姓不能享有先王治理教化的盛况，也已经太严重了。然而其中仍有深厚恩义、敦厚伦理的人，如唐代张公艺、宋代李自伦、王丕之流，史书不断记载；这实在是出于人的天性，难道不可以说是难能可贵吗？如今周君思中从我这里来，又向我述说乡人的美德，请求我为所谓“友恭堂”作记，说：“萧氏世代居住在吉州，聚族合用锅灶而居住，已经五代了。使这种美德得到接续的，如今有三个人：长兄叫与贤，次兄叫与权，三弟叫与恭。虽然遭逢变故，家业日益削减，但孝友的风气历久而更加显著。他们雍容和乐地处在一堂之上，举止都合乎规矩法度，彼此和悦。各人的儿子都很有才能，能够继承家法；早晚和孙辈们一起努力种田、经商，恪守子弟的职责，而由与贤教导他们礼法。即使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无论内外举行，数百人没有不恭敬谨慎的，都说这是各位父辈的教导。当地士大夫赞美他们，于是把他们的堂命名为“友恭堂”。根据思中的话来考察，萧氏和婺州浦江郑氏，世代延续的长短虽然不同，但他们以平民身份修养自身、教化家庭，能够做到古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像是出自同一条道路；他们都不必等待文王就能兴起，生在千年以后，仍不失为三代的百姓。欧阳子曾说：“后世所谓贤人，比三代的士人可贵得多。”难道不是如此吗？我对于萧氏，虽然没有能够望见他们的里门，登上他们的堂屋，见到他们的长者并同他们的子弟交游，如同郑氏那样，却独自想到三代的英贤、大道的施行，自孔子以来就没有人能够亲见，何况如今距离孔子又有一千五六百年了。婺州在长江以东，吉州在长江以西，竟有郑氏、萧氏这样的家族，都以孝义著称，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可以比邻而立、互相感化吗？只是我是什么人，竟有幸看到他们的事迹、听到他们的风范，怎么能不为此高兴呢？于是我向西遥望，歌唱道：“德行轻如毫毛，百姓很少能够举起它。我反复思量，只有仲山甫能够举起它。”把它作为对与贤兄弟的赞颂。又歌唱道：“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有开头的，很少有能够有结尾的。子子孙孙，不要废止而永远继承它。”把它作为对与贤后代的祈愿。又歌唱道：“人都秉持常性，喜好这种美德。亲爱的兄弟，不论远近都要亲近。”并用来向众人表示勉励。歌唱完毕，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

译寿岂堂记 去年冬天，金华赵叔友来到京师。中书右丞相汪公自从出使浙东时，就认识叔友。军中听说叔友到了，多次邀请他来相见。叔友于是说，近年来百姓得以安居田里，乐于生活并兴办事业；又用余力在郡城南十里买地，安葬先世二十位亡者，按次序排列墓葬；又在墓道北面二里选择居处，聚集各房兄弟同住一室，合用锅灶共同吃饭。这些全都是圣明君主和贤明宰相的恩赐。丞相听了赞美他，于是题写“寿岂”二个篆字，作为堂屋的匾额，让叔友带回去悬挂。叔友便把请我作记的事托付给我。当时我在史局，答应了却没有空闲。如今我请假回乡省亲，叔友又来请求，我才对他说：“人对于兄弟，希望他们长寿，这是共同的愿望；以恩惠使他们和乐，这是常道。常道存在于人的努力之中，共同的愿望则关系于上天。把人为的事情尽到，然后上天的助力才会随之而来。彼此欢欣亲爱，如果有一点不足，就会乖戾，就会彼此不能相容，就会互相残害虐待。所希望的事情还能实现吗？年长者友爱，年幼者就喜悦；年幼者恭敬，年长者就喜悦，这就是把常道尽到了，友爱恭敬达到了极点，和谐之气熏染其身，上天也会帮助他们，福庆聚集而来，没有不能享有长寿的。假使天下人的兄弟都能这样，就没有超过三代百姓的了。这本来就是治理国家的人对天下寄予的厚望。希望天下具有三代的风气，就一定要用三代的道理来率领天下；尊重贤人，赞美善行，三代的道理就是如此。尊重贤人是为了教导不贤的人，赞美善行是为了劝勉不善的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使不走下堂屋，也能鼓舞四海，掌握这种方法；像叔友这样友爱恭敬的兄弟，正是丞相应当褒扬赞美的对象。丞相为叔友的堂题匾，难道只是供一家一乡观赏美好罢了？《尚书》说：“表彰他的住宅乡里，树立他的风声。”这【缺】啊。金华的人看见它，将会说：“我们的兄弟，也和赵氏兄弟一样。他们能够这样，丞相甚至为他们表彰堂屋，我们为什么不努力呢？”浙江的人听说这件事，也将会说：“我们的兄弟，也和赵氏兄弟一样。他们能够这样，丞相甚至为他们表彰堂屋，我们为什么不努力呢？”天下人把这件事传扬开来，也将会说：“兄弟之间的天性，我们众人与赵氏一样。他们的堂名叫‘寿岂’，丞相唯独加以表彰，并不是丞相偏爱赵氏、排斥我们众人，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友爱恭敬，而我们还不能做到。我们怎么可以不努力呢？”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仰慕并仿效他们，那么大道的施行就将可以看到了。叔友还应当胸怀长远的谋划，以此来慰藉丞相的期望啊。悫敬堂记 平阳范洵，字子美，把他的先父母安葬在青华山的原野，在墓旁建造祠堂，作为每年按时扫墓、馈奠祭祀的地方。国子助教刘子宪给它命名为“悫敬”，吴编修从善为它作记。后来子美向我询问说：“记载礼义的人不是说，表达爱意就能使亲人存在于心中，表达悫诚就能使其显著吗？又不是说，显著和存在都不能忘记于心中，因此怎么能不敬吗？这样看来，悫和敬难道没有区别吗？”而吴编修【缺】说悫就是敬。如果确实如他说的那样，那么记礼的人为什么还要重复说呢？刘助教【缺】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不能没有疑惑，希望先生用一句话为我解释。我【缺】深厚地爱亲，虽然想沉默，怎么能够沉默呢？礼有根本，又有实质。根本是什么？就是悫。实质是什么？就是敬。威仪不足，叫作悫；专心一意而不旁骛，叫作敬。敬接近于诚，是存在于内心的；悫接近于质朴，是显现在外表的。礼以悫为根本，以敬为实质。因此君子祭祀，文饰有余不如悫诚有余，祭品有余不如敬意有余。何况是在墓地之间、祠堂之中呢？墓中藏着亲人的形体魂魄，祠堂中依托着亲人的神魂。所以墓地之间是极其哀痛的地方，祠堂之中是极其恭敬的地方。极其哀痛，不需要文饰；极其恭敬，不需要装饰。君子祭祀，不以繁复的形式为贵，而以悫诚为贵；不以祭品齐备为贵，而以敬意为贵。有悫，所以根本树立；有敬，所以实质充分。树立根本而充分实现实质，所以可以使死者如同生者，使亡者如同仍然存在。君子并不是有法术能够使他们复生、使他们存在，而是悫敬达到极点，亲人的精魂潜藏着相争相感，显现而明亮，所以亲人已经死了，却好像看见他活着；亲人已经亡故，却还常常觉得他存在。祭祀的大要，舍弃这些便没有什么可用力的了。刘先生为堂命名的意义真是深远啊！这也是把内在和外在合为一道，不也是合乎礼吗？从前孔子曾经亲自奉献祭品，他表现的是悫；子贡尚且对此疑惑。何况如今距离周末又有二千年，世道越降，文饰越盛，那么人们不明白悫的意义，只把敬直接当作全部，实在不足为怪。子美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在这座堂中祭祀，希望你仍然致力于根本和实质。况且这两件事，难道要等到祭祀以后才去致力吗？又难道只是祭祀时才应当致力吗？子美说：“是，是。”于是请我写下这篇记。

译春晖堂记 雇用别人做事的人，每天给人一百钱，别人可以用劳动来报答他。被别人雇用的人，每天领取别人一百钱，能够用劳动报答别人吗？因此，取得一百钱的报酬，用一天的力量完成自己应当做的全部事情，这才叫能够报答。假如被人雇用的人取得一万钱，那么终其一月也不能报答；取得十万钱，终其一年也不能报答；取得百万钱，终其一生也不能报答。原因是什么？雇用人的施予常常有余，被雇用人的力量常常不足。把父母比作雇用人的，把子女比作被雇用的。雇用人对于被雇用人的施予，往往以万来计算，还往往以十万来计算，甚至往往以百万来计算；被雇用的人对于雇用人的恩惠，尚且不能报答。何况父母对子女的施予，不仅以万来计算，也不仅以十万来计算，更不仅以百万来计算。子女对于父母，难道独独能够报答吗？因此用肥美甘甜、轻暖衣服供养父母的口体，可以说是奉养父母，却不能说是报答父母；揣摩父母的心意、顺承父母的脸色以使他们心情舒畅，可以说是顺从父母，却不能说是报答父母；立身行道，使名声传扬后世，让国人赞美说“有这样的儿子”，可以说是显耀父母，却不能说是报答父母。奉养父母、顺从父母、显耀父母，这些全都不足以称尽父母的施予。因此《小雅》说：“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它像昊天一样无边无际。”唐代人孟郊也说：“难以用寸草般的心，报答三春阳光般的恩情。”大概子女不能报答父母养育的恩德，就如同人不能报答上天生养万物的恩德。然而仁人对于上天，虽然没有能力报答，却尽到做人的道理，力求不辜负上天，从来没有不努力的。孝子对于父母，虽然没有能力报答，却尽到做子女的道理，力求不辜负父母，从来没有不努力的。尽到人的道理而不辜负上天，这就是报答上天；尽到子女的道理而不辜负父母，这就是报答父母。又何必一定要像被人雇用的人领取一百钱，就付出一百钱的力气，然后才说是报答呢？南康彭君尚贤，刚到二十岁，父亲便去世了，幸亏母亲熊氏守节教子，使他成长成人。今年熊夫人六十八岁，而尚贤又被选拔为贤良，任平阳丞。尚贤欣喜俸禄足以奉养母亲，却不敢说自己能够报答母亲。于是摘取孟郊诗中的话，把奉养母亲的堂命名为“春晖”，请求我作记。我赞美尚贤具有古代仁人孝子的用心，所以乐意推明这个道理，为他作记。希望侍奉母亲的人知道应当从哪里着手。宝贞堂记 南金、大贝、明珠、拱璧，以及犀角、象牙、翠鸟羽毛、丹砂、空青，众人把它们当作珍宝；比众人贤明的人却不把这些当作珍宝。一个人的为人如果比众人贤明，那么他所珍爱的东西一定与众人不同。因此重耳把仁当作珍宝，亲子罕把不贪当作珍宝，楚国把善当作珍宝，魏文侯把贤人当作珍宝；如果怀藏珍宝的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也不过是匹夫。观察一个人所珍爱的东西，就可以看出他的贤与不贤。这就是我为伯安请求给奉养母亲的堂作记，而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位贤母的原因。伯安是吴长者的孙子。长者有三个儿子，第二个儿子仲周，就是伯安的父亲；仲周曾任元平阳州同知，致仕后归乡。天廷是仲周的孙子，吴江州儒学教授子美是仲周的儿子，【缺】是他的母亲。她十九岁嫁给仲周，侍奉公婆极其敬爱，人们称赞她能尽孝，远近没有非议。还没有等到公公去世，仲周就去世了，当时婆婆已经七十多岁。伯安十一岁，他的弟弟嘉才三岁；老人有了供养，幼儿长大成人，最终都成就立业，都是母亲发誓守节，向上侍奉婆婆、向下抚育孩子，尽到了自己的道理。这就是她成为贤母的原因吗？伯安建堂奉养母亲，命名为“宝贞”，以彰明母亲的志节。唉！众人所认为的珍宝，难道不是天下的珍宝吗？然而，一个人拥有它，并不足以因此获益；没有它，也不足以因此受损。至于贤人所珍爱的东西，保全它就足以成为真正的人，失去它就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人。众人所珍爱的东西，哪里值得称为至宝？贤人所珍爱的东西，比天下的珍宝还要贵重，怎么可以不珍爱呢？只有珍爱天下真正的珍宝，而不珍爱那些不值得珍爱的东西，才是贤人；反过来，众人不珍爱天下真正的珍宝，却珍爱那些不该珍爱的东西，所以只是众人。妇女不可不珍爱的东西，有什么比贞节更重要呢？自古以来像共姜这一类贤淑妇女，谨慎守护并深深珍惜贞节，唯恐稍有失去；正因为这样，人们看重她们，甚至超过金玉珠贝。假使她们不把贞节当作珍宝，反而夺去自己的志节，那么人们看待她们，将不如看待金玉珠贝那样珍贵。因此珍爱贞节却不能成为贤淑妇女，从来没有这种事；不珍爱贞节却能成为贤淑妇女，也从来没有这种事。伯安的母亲胜过普通人的母亲，也只是因为她所珍爱的东西与普通母亲不同罢了。她珍爱贞节，无愧于常伦，足以匹配古代贤人；她的儿子也没有失去成为好儿子的资格，宗庙祭祀、土地田产、房屋、财物，没有一样不能保有。唉！她为什么这样胜过普通人的母亲呢？难道不是因为她作为圣人的后代，本来就超越寻常，而当今风俗衰败得太厉害了吗？哪里还能得到像吴氏母亲这样的贤妇呢？我怎么能不为她说几句话呢？不过，“贞”的意思就是正，专一守节直到终身，这叫作妇人的正道。男子在外居于正位，女子在内居于正位，这叫作家庭的正道。这样说来，这座堂的命名，难道只是为了彰明母亲的志节吗？治理家庭的道理，也不外乎这个。

译师莱堂记 范君元琏，是平阳隐居的君子。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昞，字士东；次子叫昱，字士寅。两人年纪都超过二十岁了，早晚侍奉在元琏身边，依恋的样子仍然像孩子一样。他们一起前来请求说：“私下听说古代有个老莱子，是楚国人。他七十岁时父母还在，奉养父母时总是战战兢兢，唯恐没有办法使父母心情愉悦，于是制作儿童的衣服，练习儿童的游戏，在二位亲人的身边嬉戏玩乐，希望或许能舒展父母将要衰老的面容，安慰他们一生的慈爱。”当时我正同几位大将一起前往。元琏正在平阳守卫边疆，即使想要随行也做不到。他想到早晚省视父母的时间被耽误，日夜心中不得安宁。他望着飞云徘徊，仰头凝视而不能自已。于是把他日常燕居的屋子命名为“瞻云”，向我请求作记。云在天地之间往来聚散，变化不可预测，舒展卷曲没有常态，充满上下，遍布四方。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看见它便思念亲人。从前狄梁公看见云而思念母亲，如今我又在元琏身上看到这种情形。人难道真有隔着不同时代却怀有同样感情的吗？狄公服役在外而思念母亲，元琏独自处在家庭；元琏守职而思念父亲，父亲却在边疆服役。人难道真有隔着不同时代却怀有同样感情的吗？武毅公曾经上书请求退休，等到云南的任命下达，便当天上路，起初并不以年老为辞。他的忠诚，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元琏虽然不能在万里之外履行做儿子的职责，不敢把自己将父亲的思念之情向九重天子陈述，但仰慕父亲的心一顿饭也不曾忘记。他的孝心，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忠孝本来就是臣子应当尽到的责任。世上能够完全做到的人，难道还有几人能像武氏一门父子这样，并且被我亲眼见到吗？我正是因为这座轩才知道这件事。西南各番，遥远而险要的地方，只有云南自古以来桀骜不驯、倚仗险固，认为中国没有人能够制服它。难道果真是没有办法制服它吗？也只是中国过去没有办法使他们心服罢了。如今大军进入他们的境内，他们的臣民提着箪、壶，望风迎接，只怕不能抢先；军队没有交锋、刀刃没有折损、箭镞没有损坏，方圆万里便全都归入声教之中。这不是人的力量，大概是上天的威势。班师整顿军队，不在早晨就在晚上。武毅公向京师献上捷报，回到私宅休息，于是将在晚年归隐的愿望实现于桑榆之年。这还有什么遥远的呢？元琏出外时，按时检阅操练、奋发武备，以修治守卫城池的职责；回家时，奉行早晚省视父母，察看父亲的脸色，以表达珍惜亲人、及时尽孝的诚意。到了这个时候，云在这里，亲人也在这里，本来就不必再仰望那片云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欣慰和庆幸的呢！忠与孝，不仅表现在一家之中，也在您一身上表现出来了。您自洪武乙卯年起，因勋臣之子的身份入侍东宫，担任侍卫，乘舆随行。辛酉年夏天，才开始接受防守任务，返回平阳，承袭官职。那年冬天，[缺字]寇从平阳西部边境涌出，您率军由梅溪进入络溪，攻破吴嵓[缺字]，又转向南方进攻麻洋、焦坑，直捣福宁的岑岭，都是率领孤军深入，所到之处都能取胜。于是又在万松林防守大军，共设置营寨二十处，斩获敌人无数。朝廷赐给您楮币；国家可以说是有这样的臣子，武毅公也可以说是有这样的儿子了。我姑且详细叙述这些事，作为记文。春晖亭记 别人对于我，有给我食物、脱下衣服给我穿，使我免受饥寒的；有在患难中扶持我，使我脱离死亡境地的。他们施予的程度有差别，我感受恩德的程度也有差别。然而，使我免于饥寒的人，我感恩他，便知道报答；使我脱离死亡境地的人，我感恩他，却不知道如何报答。并不是不知道报答，而是想报答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报答。因此，可以报答的，恩情较小；无法报答的，恩情更大。由此可见，恩情越大，报答就越困难。父母对于我，他们的恩情难道只是使我脱离死亡境地所能比的吗？难道还能够报答吗？即使想报答，又拿什么来报答呢？即使报答了，难道足以相称于他们的施与吗？从前孟东野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感叹叹息之间说：‘哪能用寸草般的心，报答得了春日阳光般的恩德。’这也就是《小雅》诗人所说的‘想报答父母的恩德，那恩德却如昊天一样无边无际’。唉！恩德同于上天，本来就没有办法报答。这只是父母对于子女，恩德同于上天，而子女不知道怎样报答；子女对于上天也是这样，本来就无法报答上天，难道不应该尽到做人的道义，努力不辜负上天施恩于我的心意吗？子女对于父母，本来就无法报答，难道不应该尽到做子女的道义，努力不辜负父母施恩于我的心意吗？尽到做人的道义，就是用来事奉上天；尽到做子女的道义，就是用来事奉父母。所以说：‘孝子和仁人，在物质供养上都不应超过应有的限度。’孝子的道理，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还谈什么报答呢？如果不致力于此，即使用尽富贵来奉养父母，哪里能算是报答呢？平阳谢氏兄弟二人，长兄叫希元，次兄叫复元。他们的父亲去世时，兄弟二人都还年幼。母亲徐夫人守节自誓，努力纺织，侍奉公婆，安葬丈夫，教育抚养儿子。不久，复元兄弟二人都卓异出众，能够立身成事。希元任宣慰使司从事，直至去世。复元说：‘难道要因为兄长去世而使母亲忧伤吗？’凡是能够使母亲顺心舒适的事，他每天都努力去做。后来又遭逢兵乱，家产都被焚毁。复元说：‘难道要因为家被毁而使母亲忧伤吗？’凡是能够使母亲顺心舒适的事，他更加努力去做。夫人因为复元能够顺应自己的心意，即使各种忧患都经历过，也没有什么不感到安乐的。今年夫人已经八十多岁，头发如鹤般白而面色仍像儿童一样，聪明健康，和乐自如。原来复元自兵乱以后就奉养夫人，隐居在西山脚下、祖先坟墓旁边。统领军务的人认为复元贤能，把他的名字上报朝廷，提拔为平阳奕元帅府照磨。复元不得已前去任职，但从来没有不以母亲年老为理由推辞，夫人也说：‘贫贱是常有的事，假如一时得到富贵，那又能怎样面对日后的忧患呢？’不久，他终于辞职回来，退居在家，把奉养母亲、教育子女作为自己的要务。夫人高兴地说：‘你幼年丧父，却能自我激励到这种地步，你父亲算是有后了。我日后到地下见到你父亲，也可以有话说了。你替我修建寿藏，仿照你父亲的坟墓，让我看见它，我就满足了。’复元恭敬谨慎地奉行母亲的命令，并且把兄长的坟墓迁来与父亲合葬。每当天气晴朗、风光清美时，夫人总带着儿媳、孙子登高远眺，满面喜色。复元于是建造亭子，作为母亲游览休息的地方，命名为‘春晖’，并请我写文作记。我于是写下这些话，悬挂在亭子的楣上。这样推究起来，大概能够说明他以‘春晖’命名亭子的用意吧。那些想报答父母却不知道如何报答、只想侥幸取得富贵来使父母快乐的人，也应该知道该怎样自我勉励了。

译怀远亭记 从前圣人对于鲁国，想要舍弃它离去，感情上却又不能忘怀；离开它的时间越久，难道就能忘记这种感情吗？所以他在陈国时有‘归来吧！归来吧！’的叹息。为什么后世的读书人离开故土，居住在别的地方，久而久之安定下来，安定之后又感到快乐，最终便忘掉故土而不再怀念呢？忘掉故土，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是快乐有力量改变人的心志。各种快乐中，足以改变人而使人忘记故土思念的，没有比富贵更厉害的了。那么，那些取得功名成就、驰骋于富贵道路上的人，虽然离开故土已经很久很远，却从来没有忘记乡土之情，这难道不是忠厚到了极点吗？而且只有敦厚仁爱、笃实践行的君子才会这样。我奉准假从翰林院回乡，得以结识谭济翁君，偶尔跟随缙绅先生们登上他的怀远亭，听他说：‘我家在长沙的湘潭。壬辰年发生战乱时，我想检验自己所学，共同渡过艰难，于是投身军旅，走遍湖之南北、江之东西，直到两浙；进入本朝以后，又跟随各位大将征讨四方。朝廷记录我微小的功劳，授予管军镇抚之职，使我戍守金华。金华距离我的故乡五千多里，我离家二十多年，祖坟是否还在，宗族是安乐还是忧患，都无从听闻，难道能不想回去省视吗？’ 我害怕这份公文，事情始终不能直接办成，于是建造了这座亭子。退食闲暇时，我端坐凝神思念，[缺字]恍惚之间仿佛脚已踏在故乡，身体已到了家中；山川、街市、巷陌相连的景象映入眼中，民间歌谣、风俗传说和俚俗谈论传入耳中，或许可以借此自我安慰。’唉！故土的思念和富贵的快乐，有些东西就是不能改变它；虽然谭君身处双溪之上、长山之下，心却从未不往来于衡岳、洞庭之间，这不是忠厚到了极点吗？像谭君这样的人，真是敦厚仁爱、笃实践行的君子啊！虽然如此，忘不了故土，难道就会忘掉根本吗？谭君读书明白大义，那么他居处此亭，难道只会思念先祖基业和族人吗？他一定还会仰慕怀念他的祖先端明公正直的学问品行、优美的文章、盛大的事业和显著的名节，想着继承这些美德。这才是所谓‘怀远’的意义吧？不然，金华到湘潭的道路并不是不远，谭君离家经历的岁月也不是不长；然而三十年才算一世，谭君离乡五千里不过二十年，那又有什么遥远可说呢？从端明公到谭君已经七代了，七代按年数计算有二百多年，离开端明公二百多年后仍然怀念他，而且越久越不忘，这才是所谓‘怀远’的意义吧？商山旧隐记 汉高帝用爵位俸禄驾驭豪杰，天下谁不奔走效命？唯独商山四皓坚持高尚的志向，虽然曾经有一次来到汉廷，汉高帝始终不能使他们称臣。这些人，谁能比得上呢？从韩信、彭越等人看来，他们在穷困和显达方面当然有所不同；然而韩信等人不免遭到诛杀灭族，四皓却始终保全自己的操守而死。究竟谁得谁失呢？古人有话说：‘仰慕颜回的人，也就是颜回一类的人。’那么，仰慕四皓的人，难道不能说是四皓一类的人吗？我对于杨子瑜君，正因此而有所取法。子瑜是温州平阳人，洒脱豪迈而崇尚情义，读书并且能作诗。当关中、陕西平定之时，朝廷选拔通晓文书法令和吏治事务的士人，任用为各郡县的官吏。子瑜因此得到商州任职的差事，而商山四皓的坟墓就在这里。子瑜经过他们墓下，低回徘徊，回头瞻望，叹息说：‘唉！四皓摆脱了功名富贵的牵累，自足于山野林莽之间。如今我竟然只为领取斗升之禄，离开乡土，把骨肉亲人抛在四五千里之外，难道不会被四皓鄙弃嘲笑吗？况且我们平阳有许多美好的山水，景色胜概并不在商山之下，我难道能不想回去吗？’于是递交文书请求归乡，郡守因为子瑜聪明敏捷、精通吏事，正倚重他办理事务，便集中事情不许他离任。子瑜便说：‘我想回去却不能回去，在这里做官，这不就是所谓的“吏隐”吗？’于是自号‘商山吏隐’。后来，凡是父母年老的人，按例都允许回乡奉养，子瑜当天就收拾行装南归，在凤山脚下修缮房屋，奉养母亲居住。他说：‘我曾经在商山做“吏隐”，那不是商山的旧隐士又是什么呢？’于是把居所题名为‘商山旧隐居’。过了半年，母亲因高寿去世，子瑜日夜哀伤思念，以至于积忧成疾。又过了两年，五十九岁时，最终去世。他的儿子鼎、元璧、泰元为父亲能够归来而高兴，又为父亲突然去世而悲伤。他们走过庭院，抬头看着匾额，思念父亲，悲痛不能自胜，认为兄弟不能在这里奉养父亲，难道不能在这里追念奉养父亲吗？然而，又将凭借什么来使父亲在幽冥之中欢颜呢？于是相互带领前来请求我写文作记。我看到国家开创兴盛之初，各种事务繁多，如果不是依靠文书簿籍，就无法记录和施行；因此吏员受到重视，本来无暇从其他途径选拔士人。公卿大夫也都从这种途径出身。当时和子瑜一同被选中的人，希望侥幸迅速显达、攀附权势而得到任用的，本来就很多。不自量力而任职超过自己的才器，未过多久便触犯刑网、丧失性命的，难道还少吗？以子瑜的才干，难道不足以飞黄腾达，却没有追求富贵的愿望吗？他在外任还没有多久就立即辞职归乡，得以享尽天年，终老于家中；那么子瑜与四皓相比，虽然还不能同类，我难道能不把他看作四皓一类的人吗？子瑜如果有知，也应当认为我是了解他的知己。元璧兄弟在父亲去世以后，能够谨慎继承父亲的志业，长久不忘，又诚恳地请求我作记，可以说使父亲的精神不死了。孝心多么深厚啊！所以我不推辞，为他们写下这篇记，并且授予他们《凤山之章》，使他们在时节祭祀时歌唱，用来助祭。歌词说：‘幽深的凤山啊，可以和商山、商颜相匹配。幽深的山谷啊，山涧水声潺潺；鸟儿啊，鸣声婉转；树木啊，枝叶修长。这里有菊花，也有兰草，可以佩戴，也可以食用；还有桂树枝，可以攀援。神灵归来啊，云彩承托着车辕；仙鹤在前引路啊，纷纷翩跹。祭品清洁啊，击取鲜物；用来灌献、进献啊，怎敢不敬。愿终年在这里盘桓，赐福于我，使我长寿，永远与玄妙相伴。’

译厚德庵记 平阳县北面五里有座山，叫鸣山。考察它的地脉，先称为焦下山，转向南延伸，形成金山，又形成步廊山；这座山则是金山的支脉，蜿蜒盘绕，时而收拢、时而展开，山势首尾起伏，如同狻猊，坐镇于要地。九凰东山、旸奥耸立在它前面；雅山、沙冈、黄奥、仙坛、石刺、上湾等山峰，像拱手作揖一样环列左右。前面又有长河环绕，是风气汇聚、清秀之气凝结的地方。武略将军马侯镇守平阳第九年，买下此地营造坟茔，安葬他的岳母周夫人，于是又在山麓创建庵堂。工程始于洪武壬戌八月癸巳，至当年冬十二月己亥落成。前面是[缺字]，后面是中庭；中庭后面是祠堂。中庭东西各建一轩，东轩叫朝阳，西轩叫致爽。东西两轩之外各建步廊，用来设置厨房、浴室、厕所、守墓人的住所和杂间，共十七间。我客游平阳时，马侯告诉我说：‘岳母生前由我奉养，所以死后也由我安葬。我的妻子曾对我说：“我的父母去世后没有后人，我悲哀得不能自持。礼制规定妇人以夫家为内、以父母家为外，又不能祭祀先父母，岁时奉祀将要中断了。”’ 这更加加重了我的哀思。幸好先母葬在鸣山，如果就在这里建庵作为祠堂，使先父母的精魂有所寄托，我的哀思也可以稍稍得到排遣，似乎也可以作为长久的打算吧。至于成全你的志愿，就在于你了。’我想到她的孝心，又赞许她的处置，认为是对的。她懂得礼制的内在意义，于是我创建了这座庵，并且买了若干亩田作为永久产业，用来供给祭祀所需的牲畜、醴酒、黍稷等祭品，以及守护居住者的费用；又已经按照礼制制作神主并妥善供奉。敢请您为它命名，并赐下一句话作记，使我的子孙不要废弃我妻子的志愿。’我于是将它命名为‘厚德庵’，又对马侯说：‘父族、母族、妻族对于我，服制有降等差别，因感情有亲疏而有所不同，这是不得不如此的。然而真正按我的感情来对待他们，原则只有一个。大体说来，对于妻子的族人尚且不可不寄托感情，哪里有妻子父母没有后代，就可以不加关怀的道理呢？如今马侯以义理创制礼仪，建成这座庵堂，固然是用心深厚，但哪一件又不是本来应当做的呢？虽然如此，世道衰微、风俗浇薄，子女对于父母，父母去世后尚且立即忽略，时间久了还会忘记，更何况妻子的父母就更不用说了。马侯对于本来疏远的人，竟能给予如此隆重周备的礼遇，这就是德行深厚，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 听到这件事的人，谁不会感动、仰慕并受到激励，何况他的子孙呢？厚本亭记 子女以父母为根本，就像草以根茎为根本、树木以根为根本一样。草木是植物，尚且能够荫护自己的根本。人子对于父母，如果不能厚厚报答，能说是懂得要务吗？父母活着时奉养他们，父母死后送葬他们，这就是报答根本。奉养叫作侍奉生者，安葬叫作送别死者。奉养不可不厚，安葬难道可以不厚吗？到了安葬之时，才没有再行孝的机会了。父母活着时奉养他们，或许有不够丰厚的地方，还可以再使用自己的力量；父母死后安葬他们，若有不够丰厚之处，又还能用什么力量弥补呢？所以《易》论丧葬，都取法于‘大过’。与其失之于单薄，不如过于厚重。所谓过厚，难道是说后世那种厚葬吗？只是说，对死者身体的安排必定周全，必须真诚可信，不使自己留下悔恨；对棺木的安排必定周全，必须真诚可信，不使自己留下悔恨。哪一件不是我所应当做的呢？所以说：并不只是为了外观美好，这样才算尽足人子的内心。徐君宗起安葬父母，可以说已经尽了心，难道不是因为懂得根本吗？当初，徐君的先父经过县境的梅源，看见那里土层深厚、泉水幽深，岩石[缺字]、山势回环，风气绵延严密，知道是吉祥的墓地，便说：‘将来应当归葬于这里。’ 甲午年春天，山寇侵犯县境，徐君奉父亲躲避到仙桂里。到了夏四月丙申日，父亲去世。那年冬十月癸亥日，选择在壶岭安葬。安葬那天刮大风、下大雨，事情未能按照心愿办妥。过了四年十月辛未日，母亲陈夫人也去世，于去世后十四日附葬；徐君又卧病在床，不能参加下葬。他平时常常遗憾地对兄弟说：‘父母虽然已经安葬，但没有按照他们的心愿葬在梅源，就如同没有安葬。’早晚都一起谋划这件事。洪武乙卯年，买得梅源铁场原的一块吉地，于是就在这一年十月庚戌日，把父母从壶岭迁葬到这里。又在合葬墓旁建造四楹亭子，岁时节日就在这里拜扫、馈奠，并以‘厚本’为亭名。到这时，徐君请伯衡为它作记。伯衡认为，徐君因为父母安葬的地方不符合父母的心愿而遗憾不安，非要改葬之后才停止，那么徐君对父母的厚爱，还有什么能超过呢？这座亭子的命名，大概是有原因的。然而他又想借文字昭示后人，大概不只是为了厚待自己所出身的根本、尽到自己的心意而已，也想使后来的人知道：我的父母固然是我的根本，而我的子女、孙子、曾孙，难道不也是出自我的父母吗？世间亲疏有别，服制有隆杀，但根本却是同一个。既然根本所在，对它应当怎样看待呢？那么登上坟丘，抚摸松树楸树，难道就能停止孝敬的感情吗？父母虽死，也要像活着一样侍奉；父母虽亡，也要像仍然存在一样侍奉，怎么可以不与我相同呢？唉！徐氏的子孙登上这座亭子，读到我的文章，希望慎重体会贤父兄长厚重深远的期望，不要使自己陷于薄情啊！徐君是平阳人，主管乡郡教育共十年，被召到宫阙之下，朝廷将要授予他官职，但徐君以疾病为由坚决推辞。如今得以[缺字]归来，在家养老，凭学问品行受到士林推重。

译时思堂记 温州平阳向东南三十五里，有个地方叫郭宕；在乡里有声望的是郭氏。郭氏出自唐代中书令汾阳王。汾阳王的七世孙太初府君，在广明年间避乱来到平阳，便在钱浦居住。他的儿子景孜又从钱浦迁居郭宕，到景高已经十六世了。于是就在至正壬寅年十月望日，把正寝东室改建为宽敞的祠堂，安置历代祖先的神灵。郭氏始祖太初府君在平阳开创家业，这是从太初府君开始彰明根本，并不是僭越。接着供奉高祖、曾祖、祖、祢，再其次是所生父，这是尊重本族所出的亲属，并不是混乱。制度合乎礼制的尺度，器物完备；岁时举行祭祀，馈奠十分谨慎，题名为‘时思’，并来请我作记。古代大夫、士的家族在宗庙祭祀，庶人没有宗庙，便在寝室祭祀。夏、商、周三代以后，宗庙制度已经废弃，祠堂则开始于汉代，不过是在墓地建造，这是改变礼制的做法。宋代儒者离开墓地，在家中建祠堂，这又是改变制度而合乎义理了。崇尚礼制的人想把尊崇推到祖先身上，难道不可以这样做吗？然而祠堂是奉祀祖先的地方，而奉祀祖先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思念罢了。礼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思念他们居住的地方，思念他们的笑语，思念他们的志向心意，思念他们所喜爱的东西。’ 只有能够充分寄托思念，所以在祭祀那天进入祠堂，恍惚之间一定会觉得在神位上看见了祖先；绕行走出门时，一定会仿佛听见他们的容貌声息；走出门后听到叹息声，也一定会仿佛听见祖先的叹息。那么，子孙的精诚是否真切，祖先的明灵是否降临，难道不取决于有没有思念吗？这样看来，思念所关联的意义，不是很重大吗？已经有祠堂用来奉祀祖先，却不能充分寄托思念，那么即使陈列罍、爵、簠、簋、笾、豆，清洁酒醴、脯醢、粢盛等祭品，用来进献享祀，又有什么真正的享飨可言呢？看景高给祠堂命名，可以说懂得奉祀祖先的方法了。若不是通达礼义，怎么能参与这件事呢？唉！设置祠堂、按时举行祭礼，是孝子仁人用来厚待祖先的事情。人们为什么畏惧麻烦而不去做呢？别人不能做到，景高却做到了；他不担心祭祀之事不能举行，只担心自己的思念不能充分。把堂名悬挂在楣间，用来勉励自己，又想求文章告诫后来人，他对孝道是多么笃实啊！《诗经》说：‘永远思念孝道，孝思就是法则。’别人尚且应当以此为准则，何况孙子、曾孙呢？‘不要废弃，要长久继承，善于继承，善于述行。’还担心孝思不能达到吗？我不推辞，为他作了这篇记，不只是为了彰显景高的贤能孝行，也希望富有而喜爱礼制的人知道受到激励。景高名珽，身材魁梧而有才干。他的岳父郑朝美在闽地做官，曾经引荐他作为自己的助手；他因平定寇乱有功，被提拔为福州古田县县尉，后来升任瑞安州同知。

译慈寿堂记 李氏的慈寿堂是为什么建造的？为了奉养母亲。建堂奉养母亲，却把它命名为‘慈寿’，为什么呢？‘慈’用来彰明母亲深厚的恩德，‘寿’用来表示子女最诚挚的愿望。感受得深，所以希望得最真切。那么，为什么会感受深呢？母亲对于子女，回头照看、乳养、提携、扶持，推开干燥处让孩子睡在湿处，亲自承担这一切。孩子还没有知觉、不能说话时，饿了、渴了、寒冷、燠热、瘙痒、疼痛，母亲唯恐失去孩子，恳切怜悯地寻求满足孩子的需要。这样的心意，无论子女幼小还是长大都没有差别；论慈爱，没有比这更深的了。因此，以慈爱抚养子女，父亲和母亲都一样，母亲和父亲也都一样。圣贤唯独把这种称谓给予母亲，说‘慈母’，因为天下最笃厚的慈爱，没有谁能像母亲。子女不挨饿、不受冻，是母亲慈爱；没有灾祸、没有伤害，是母亲慈爱；有所求必能得到，想要什么必能顺从，也是母亲慈爱。怎么能不因此感动呢？既然如此，希望在哪里呢？母亲的寿命增加一个月，子女享有母亲的慈爱也增加一个月；母亲的寿命增加一个时辰，子女享有母亲的慈爱也增加一个时辰；母亲的寿命增加一年，子女享有母亲的慈爱也增加一年；母亲的寿命增加一纪，子女享有母亲的慈爱也增加一纪。那么，就希望母亲长寿到老，长寿到期颐，每天都慈爱我；对此应该怎样祝愿、怎样祈求，怎么能够自己停止呢？然而，为亲人祝愿，并不只是希望她一直慈爱我而已，为什么呢？并不只是希望她慈爱我而已。百岁称为上寿，八十岁称为中寿，六十岁称为下寿。假使母亲活到百岁，等到我能够奉养她时，她的年龄已经过了五十岁。何况寿命有长有短，未来的事情又无法预先知道。想到母亲的慈恩无穷无尽，无法报答，却又不能不报答。只愿她享有长久的寿命，希望能够稍稍伸展乌鸟反哺的情意，表达爱敬的诚心。这就不只是希望她慈爱我的意思了。慈爱，是母亲一贯的本分；长寿，是子女一贯的愿望。用这两个字命名堂名，为什么呢？是为了显示庆幸，也是喜悦中含有畏惧。庆幸什么呢？爱自己的亲人，希望亲人长寿，是子女最大的愿望；亲人能够享有长寿，满足子女的愿望，这是上天的恩赐。知道从上天那里得到长寿不是容易的事，既然有幸得到，即使想不庆幸，又怎么能不庆幸呢？那么为什么又有喜悦和畏惧呢？亲人的寿命悬系于上天，子女内心总不敢确定一定能够得到。如今上天幸而使我的母亲长寿，超出了子女的期望，这是可喜的事。但大限到来的日子终究会到来，即使想再奉养片刻也不可得；那么，寿命越高，也越令人畏惧。只有知道畏惧，才知道自己奉养得还不够；知道不够，才知道珍惜时日；知道珍惜时日，才知道修养、履行子女的职责。这四点，就是李氏用来命名堂子的意义。李氏是谁？名镐，字叔荆，是抚州崇仁人。叔荆的继母陈夫人，今年八十四岁。叔荆因文学才华受到皇帝眷顾，在翰林院任官，教授国子监，想迎母亲来奉养却不能，想辞官回乡奉养也没有获准。幸好他的妻子能够率领子女承奉母亲，甘美丰厚的供养，早晚没有违逆；凡是足以使母亲快乐的事情，没有一样不尽心去做，母亲也以有儿媳、有孙子为乐。生活优游安适，无不欢畅。她常常寄话给叔荆说：‘我老了，但还聪明健康，你不要过分挂念我。只要你蒙受国恩宠遇，任职于馆阁，如果能够尽力报答并称职，即使不在我身边，我怎么会不快乐呢？’叔荆恭敬谨慎地奉行皇命，不敢请求辞职到母亲身边奉养，于是仰赖妻子儿女奉养母亲。慈寿堂就是这样建成的，他请求伯衡为它作记。伯衡与叔荆同为己巳年出生的人。叔荆有母亲，而且俸禄能够用于奉养；伯衡却想行孝，却已经没有可以让我行孝的人了。因此对于叔荆的事，我既企盼又仰慕，既欣羡又羡慕，同时追悔、惭愧而感慨。唉，居处这座堂中的人，谁没有父母呢？如果能够立志追随叔荆的志向，受到感动而产生愿望，有幸时便欢喜、有所畏惧，珍惜时日并及时修养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又怎么会像伯衡这样追悔、惭愧而感慨呢？因此作记。《苏平仲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苏平仲文集》卷八，明代苏伯衡撰写的记文

译川上书堂记 金自明君家住平阳南郭，住宅在濠水岸边，跨不过门槛就可以取水饮用。自明隐居教授学生，间或面对流水观看，心中有所契合，于是用‘川上’为书堂命名，并请我为它作记。唉！从前圣人在川上，所做的不过是多次感叹流水；但他所关注的并不在水，而在于道。我对于道还像面对大海而看不见边际，那么自明用来命名书堂的意义，我哪里能够说清呢？虽然如此，道本来就不容易窥见，而川上的流水却有足以验证的地方。一天有清晨、中午、傍晚和夜晚，水流从清晨到夜晚从未停息；一个月有朔日、上弦、望日、晦日，水流从朔日到晦日从未停息；一年有春、夏、秋、冬，水流从春天到冬天从未停息。不只是年月日如此，它流向千万年以前，看不见它的开始；流向千万年以后，看不见它的终结。难道只有水如此吗？于是观察日月，西边的落下而东边的升起；观察阴阳，居上的消减而居下的复生；观察草木，繁荣的衰败而枯槁的又伸展；观察鸟兽，繁殖的更替而长羽的又成长。也正如前面的水流逝去，后面的水流接续而来。唉！为什么会这样呢？说是出于气吗？气并不能自行显现神妙。说是出于机吗？机也不能自行运转。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没有听说过吗？这就是上天的命令，深远微妙而不停止；这正是天之所以为天。天命不停，所以凡是承受天命而形成于天地之间的事物也不停息。细微如草木鸟兽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人和天，气相同，道理也相同。天地初始，有理才有气，有气才有形。气主宰形，理主宰气，所以天地以气为风箱，以理为枢纽；而人之所以成为风箱、成为枢纽，也只是因为气和理罢了。气存在于人身，营气卫气的周流、呼吸的出入，没有一样不同于天，何况理呢？理是什么？就是性罢了。人的本性无所不体现、无时不如此，是什么？就是诚罢了。所以说：诚是上天的道。只有圣人能够完全诚实，怎么能使人人都成为圣人呢？古代君子即使无人看见也自我警戒，即使无人听见也谨慎，从自己所知的内心发出，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实行，也同样谨慎；这是为了树立自己的诚，并保全天赋于我的本性。唯独在独处时不谨慎，就会有停止的时候；有停止的时候，诚就不能达到完全；诚不能完全，就无法与天合一。这样看来，人竟然还不如水了！唉！有志于道的人，难道可以不谨慎吗？由君子的学问进而达到圣贤之道，我还没有做到，但也不敢不努力。我私下里庆幸自明有这样的志向，所以就同他谈论这些。倘若他从中有所取法，就请把它作为《川上书堂记》。平村山书舍记 延平徐子潜曾经在顺昌县平村山建造书舍，实际是把家中收藏的经、史、子类书籍放在那里，放下农具便退坐读书，用来求取圣贤之学。后来他由进士出身任主簿，婺州义乌县请我追记此事。我认为，自孔子去世以后，历经秦、汉、魏、晋直到宋代，一千五百年间，修习儒术的学士大夫很多，读圣人书籍的人也很多，但求得学问纯粹而没有偏蔽的，实在很少。能够在一时之间阐明六经的，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最终没有人能使六经之义在天下焕然显明，使千万世如同一日。使六经恢复而没有缺失，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用来载道立教的言论，卓然如日月般明亮，从而开启人的心术、扶持民生、挽救世道，并使后世至今仍赖以为用的，实在是周、程、张、邵五位先生相继兴起的结果。唉！这五位先生何曾亲眼见过圣人？也不过是修习圣人的学术、阅读圣人的书罢了。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难道不是因为把修养自己作为要务吗？人出生以后都有血气之性；有血气之性，所以都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所以都有追求功名的志向。后世的学问，有训诂、科举、文章、典故、地理、兵刑名法、星象数术、医药卜筮，又有老子、庄子和佛教。儒者的学问，只是圣人的道罢了。我们的圣人之道是一家，而百家异端多得数不清。用我们唯一的道处在其中，和许多楚人中只有一个齐人有什么不同？何况我们的道所成就的功利极大，但它的效果不像百家异端那样可以在眼前立即取得。如果只是知道尊崇儒者之学，却不能取得真实修养、切实践行的功夫，怎么能在长期积累、久久用力之后获得深入造诣、自有所得的妙处呢？我看见有些人不能以微妙的义理胜过利欲的习气，虽然诵读、谈说圣人的言语，却难以避免暗中采用百家异端的手段，以求取声誉，以谋取利益，以欺骗世人，以希求宠荣，以追求眼前的功效，以满足自己的功名之志。这就是道不能显明的原因。那么，君子对于学问，难道可以不为了自己而学习吗？道南一派的学问，发端于龟山杨先生；豫章罗先生、延平李先生相继出现，继续承传并传授它；考亭朱先生上推关洛学统，有所寄托于乾、淳年间的师友，有所依据。李先生的功劳大概没有比他更大的了。如今十多位大儒的著作，家家传授，人人诵读；能够根据他们的言语探求他们的心意，从而阐明圣人之道的，究竟有几个人呢？大概只是因为修养自己的功夫还没有达到罢了。延平本来就是李先生的故乡，顺昌、延平又是相属的县，子潜生长在那里，受到这种流风余韵的熏陶，难道不就像亲身在李先生门下接受教诲一样吗？听闻他的言论和风旨，私下受到善意的教益吗？何况子潜气度宏大而性情敦厚，志向坚定而习尚美好，大概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只要他确实想到，世人忘本逐末、足以求取声誉欺骗世人的做法，并不是李先生的学问；一定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一定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把古今以来只在口头耳边流传的陋习彻底洗去，那么他的求学就会严密了；而他对于道，也将一步便达到终点了。只是我哪里足以了解这些呢！

译刘氏新建水竹居记 庐陵刘氏家中有一座堂，叫作水竹居，自宋朝末年起就这样称呼了。因为这是水竹先生居住的地方，题写匾额的是丞相文公，即文天祥。水竹先生名棠，考中咸淳己巳年进士，被授予某官。当时权臣专擅政权，国事日益败坏，他于是不上任而归，隐居在郡城西边青塘之上。文天祥与先生友善，他持有江西宪司的节，前往青塘拜访先生，喜爱他居所水竹相映的胜景，徘徊很久，亲自大书匾额题在堂柱上，然后离去。门人于是把它作为先生的别字。好事者又把它绘成图，他的子孙都能够世代守护这处居所。至正壬辰年，厅堂被寇乱焚毁，匾额和图也不能独自保存。有个字彦中的人，是先生的曾孙。他认为厅堂的有无，是家族福祚兴衰的关键；房屋不重建，就无法唤起后人的孝思，于是在洪武四年按照旧址重新建造。于是他的朋友周思中君替他来请求我说：‘希望您为它的兴复作记，进一步阐发前人的美德，把教训留给后代。’我想，文信国以忠义自守，连生死这样的大事都不顾，还有什么世间之物足以动摇他的心呢？说他只是喜爱这小小的水和竹，难道可能吗？恐怕是因为先生美好的节操和高雅的气量，使人一接近他便产生爱慕之情，这种情形很难用言语形容。《淇澳》诗中的竹子，是借竹来赞美卫武公；万顷的水波，是借水来赞美黄叔度。如今虽然没有人知道怎样具体描写先生，但把他寄托在水竹上，也还是有以水竹比拟德行的意义。否则，水和竹无处不有，如果不是有所寄托，又为什么喜爱它们呢？我出生在先生去世一百多年以后，居住的地方距离先生一千多里，哪里足以了解先生？单看文信国对先生的爱慕，以及先生能够感动文信国，那么先生的人品应当怎样呢？君子的恩泽不应断绝，这座堂又怎么可以不恢复呢？彦中急切地把兴建它作为要务，正是应该的。我观察彦中，他清除瓦砾、从事构筑，难道只是为了造成一家的美观吗？他只是说：我的祖先庇护覆盖后人的恩德，本来就不只在这座堂之外；然而这座堂是我祖先过去居住的地方，他的精神曾经往来于其中，如今旧貌重新恢复。我们后代的人登上台阶，走过庭院，进入深处，希望都能共同追思祖先一生，设想看见他的为人；仰望屋椽栋梁，就好像见到他的仪容形貌；竞相求学，振兴德行和技艺，使诗礼得以继承，使士大夫的衣冠相互辅翼，从而使他的气质习尚长久保存，使他的风范教化不致泯灭。书中所说的‘不要阻断、压抑前人的美好光辉’，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唉！彦中能做到这样，可以说是能够世代继承他的家业了。难道只是暂时复兴厅堂的功劳值得称道吗？于是我不推辞，为他作了这篇记。世美堂记 南昌李氏有一座“世美堂”，在郡城修仁坊。它是李氏先祖、端明殿学士、兵部尚书、赠开府仪同三司、豫章郡清惠公所建。清惠公名大性，宁宗嘉定四年辛未夏，以宝谟阁直学士出任呉地长官。宁宗亲笔书写“世美”二字，作为恩宠，送他赴任。清惠公于是就在乡郡建造此堂，以此来彰显皇上的赐予。李氏本是唐代宗室世家，李氏四房居住南昌的，是从清惠公的曾祖开始的。曾祖名积中，以进士身份入仕，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学士，因为属于元祐党人而被贬居南昌，于是便在那里安家。殿中侍御史生卫尉丞良弼，卫尉丞生户部郎中、知徐州安国。户部郎中有七个儿子，清惠公是长子。次子大异，任宝谟阁学士，封豫章郡侯；次子大理，任知真州；次子大东，任江淮制置使、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豫章郡公；次子大京，任知抚州；次子大成，任主管建昌仙都观；次子大镇，任朝奉郎。一时之间，父子兄弟有人持节出使，有人执符任郡守，有的封公，有的封侯，前后相接，真是盛极一时！与元凯世代相继成就功业相比，也几乎没有什么惭愧的地方。有这样的臣子，做他的君主会怎样呢？君主把喜悦表现在御笔之中，以示特别宠异，怎么能就此停止呢？那么建造此堂，用来报答并发扬上天的恩德，光明昭示世代的德行，何况可以停止吗？如今国子正宗頥，是清惠公的七世孙。我有幸与他同僚，因此得以观看他家的家谱，考察事情的始末。宗頥说此堂还没有记文，请我追述记载。我的出生距离清惠公已经很远了，哪里足以了解清惠公并为他的堂作记呢？然而我私下听说，世代显贵的旧家大族，即使不能再世代传承圭璧、袭受组绶，而还能保存一点家族气习、使声誉没有泯灭，仍然不失为能够世代守护家业，这本来已经很难了。何况像李氏这样，世代显贵、绵延不绝，难道仅仅是保存家族气习、延续家族声誉而已吗？这其中赖以庇护覆盖的东西，必定有超出这座堂本身的地方。堂尚且不是所能凭恃的，那么有没有记文又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如此，当时功名富贵与清惠公相等的人并不少；推想他们宅第的宏伟华丽、奇特杰出，是清惠公此堂的百倍，难道会少吗？如今想寻找它们的遗迹，却只见荒芜的废墟旧址，荆棘丛生，连瓦砾也不再存在了。自嘉定辛未至今洪武庚戌，共一百六十九年，变故接连发生，而清惠公的堂仍然翼然高耸，他的后人世代居住在那里；居住在那里的人，又有宗頥这样具有文学才华和地位声望的人。由此便可以观察德行了，那么这座堂难道可以没有记文吗？唉！前人不为之作，虽然美好也不能彰显；后人不为之作，虽然盛大也不能流传。李氏世代子孙，难道不要忘记你们祖先的庇护吗！

译节义堂记 处州卫知事魏君以“节义”为他的堂命名，派人来请我写记，说：“自从我有了这座堂，堂有这个名称，也已经很久了。然而还没有人阐明它的意义，为我作记，冒昧请您执笔。”我听说魏君家在梁溪，梁溪是毗陵的胜地，九龙山和天下第二泉都在那里。魏君在其中建堂，不以游观山水为美，而以节义修养自己，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志向了。于是为他记道：“节义是否能够树立，难道只是君子与鄙夫区别的由来吗？国家的治乱安危，也常常由此决定。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三代之际出身的士人，有学校培养他们，有教化陶冶他们，无不笃守道义，德行周备，具有超越常人的气节；取舍辞受、出仕退处，必定依据道义；得失、利害、祸福都不能动摇他们的心。杀死他们可以，羞辱他们可以，使他们饥饿可以，使他们寒冷可以；封给他们五等诸侯的国家，使他们拥有万钟俸禄，用三军的威势压迫他们，即使让他们改变自己的操守、一起做坏事，也不可能。正因为这样，所以可以同他们共享安逸快乐，也可以同他们共同承担患难。三代能够长久安定，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个吗？”此后，只有东汉的各位君子可以无愧于此。自元兴以来，宦官寺人专擅政权，挟持天子的威势权力来炫耀威迫天下，国家的纲纪于是大大败坏了。当时的君子，身居官位的，就在小人之间坚持自己的志向，丝毫不肯委屈心意去迎合依附；等到罗织罪名、搜捕党人的案件兴起，他们的节操反而更加坚定。那些在野的君子，则听到风声便仰慕节义，慷慨激昂，抛弃家族亲骨肉，互相勉励走向死地而不后悔。正因为这样，所以汉朝末世，前后相继怀有篡夺之心的叛逆之徒，都有所忌惮而不敢直接得逞；汉朝社稷危急却没有立即灭亡，实际上依赖的就是他们。然而节义所关系的事情，难道是小事吗？近世学校不修，教化不行，士人很少有不被习俗改变的，放纵邪心，受外物驱使；区区的富贵，哪里值得用来衡量轻重呢？可是追求富贵的人毁坏名节，抛弃礼义，不顾性命，只怕得不到；侥幸得到后，便和悦自得以为体面，喋喋不休以为快乐，急切地把保全自身、巩固职位当作要务。平日没有人肯直道侍奉君上，到了危急时刻便至于卖国叛君。像这样的人，即使累积到成千上百，对人民和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圣明的天子知道节义与国家相互依存，建国初期百事尚且来不及办理，却唯独对于前朝守节履义的臣子，有的优厚地以礼相待，有的宠赐褒奖追赠，有的列入祭祀名册，有的录用他们的子孙，以此来显示教化和激励。” 自此发生巨大改变以来将近两个纪年了。虽然朝廷清明，四方没有忧患，士大夫有幸享受富贵的快乐，没有走上患难的道路，没有机会以奇特的节操和崇高的义行显现自己，但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忘掉权势而取舍不违背道义，忘掉他人的权势而独立不惧，召唤他不来，驱遣他不去，这些哪一样不是节义呢？难道一定要在危难中献出生命、杀身成仁，然后才算节和义吗？所以看魏君给堂命名，难道不是所谓有志之人吗？即使如此，人所凭借来应付万般变化的，不过是气罢了。能够涵养它，那么它细微得如芒如忽也不感到不足，广大得充塞天地也不感到盈满；不会因困顿压抑、摧折挫败而消亡，也不会因安逸富足、尊贵荣耀而产生。大概是因为有东西作为气的主宰。所以随着所遭遇的一切都能安然，投身于任何境地都能如意。一般人的气，没有东西作为主宰，反而听凭外物支配。它像败军将领的士兵，像朝雾中的气，像暴雷急雨中奔涌的水。它开始时并非不可畏惧、不可喜悦，但借助片刻时间，便已经溃散、消失、干涸而不见踪迹了。没有人处在大事之中、面对重大节义时不颠倒失措，原因就是被气所驱使，却没有东西作为主宰。同样是气，有所涵养的叫正气，没有涵养的叫虚气。只有正气才浩然刚大，不会因外物而改变。凭借虚气来处置纷纭的变化，难道能够不受外物改变吗？有志于名节的人，如果不明白道、积累义来涵养内心，只是一味凭借自己的气求取有所树立，那就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了。愿意和魏君共同勉励。

译存古堂记 已故集贤呉公家中有一座存古堂。呉公去世十八年后，他的孙子惠卿请我追述作记。我一向敬重呉公深厚的德行和美好的声望，曾经有幸拜见过他的履舄；又为惠卿能够继承家业感到高兴，并且有幸把自己的名字附在这座堂上，于是不再以年老浅陋为辞，写道：“三皇五帝的时代叫上古，夏后、殷、周的时代叫中古，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宋的时代叫近古。近古距离今天还不远，而中古就远了；中古距离今天也还不算太远，而上古已经很远了。轩辕氏的鼎、陶唐氏的鬲、有虞氏的敦、兑的戈、埀的弓、和的箭，这些是上古的器物，却还有保存下来的，何况中古的器物呢？夏后的璜、殷人的爵、武丁的卣、伯乙的罍、楚姬的宝盘、仲始义母的匜、崇的磬、离的釜，这些是中古的器物，却还有保存下来的，何况近古的器物呢？唉！如今的时代距离上古、中古已经那样遥远，却往往还能保存它们的器物，是因为人们看重它们，因看重而珍藏，因珍藏而保存。假如没有权势和力量，又没有巨额财资，即使想保存它们，又哪里能够保存呢？” 一定要有权势、力量，又一定要有巨额财资，然后才能保存下来。保存得虽多，又有什么益处呢？然而世上沉溺于此、唯恐它们不能保存的人总是很多。天下有一种东西，在天地形成之前就已存在，是万物和人的祖先；它古老到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对于人来说一刻也不能缺少。保存它不需要权势，不借助力量，也不需要财资。然而世上保存它、唯恐失去它的人，却从来不多。为什么呢？我所说的这种东西，就是道。这是上天赋予我的东西，是孟子所谓存在于人心之中的东西，也是皇王所依据的东西。古代的圣人贤人，没有不保存它而成为圣贤的；古代的愚人和不肖之人，也没有保存它而成为愚人和不肖之人的。如今人人都仰慕古代的圣贤，却偏偏只把心力用在古代器物上，迷惑得太厉害了。保存那些要依恃权势、借助力量、等待财资的东西，却不保存那些不依恃权势、不借助力量、不等待财资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好事的豪强罢了；如果要称他为天下的贤人，那是不可以的。贤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能够保存皇王之道。保存皇王之道，那么今天的人也就是古代的人罢了。这样说来，道难道不是最古老、最值得珍视和珍藏的东西吗？” 怎么可以不保存它呢？人们只知道离的釜、崇的磬、楚盘、殷爵、夏璜、和的箭、埀的弓、兑的戈、有虞氏的敦是古物，于是保存它们，却不知道没有什么比皇王之道更古老。所以反而没有保存道。假如知道皇王之道比虞敦、兑戈、埀弓、和矢、夏璜、殷爵、楚盘、崇磬更古老，就会知道世间的古物，即使不是古物而只是好事者所保存的东西，也不值得保存。只有好事者所保存的东西不足以保存，然后皇王之道才能在天下保存下来。因此，如果能够保存道，那么他家中即使一件古物也没有，也不失为古代的士人；如果不能保存道，那么他家中即使有成百上千件古物，也免不了只是当今之人。这就是君子所应保存的东西，应该在这里而不在那些古物上。集贤公从儒生起身，正值盛世，由上都学正历经八次升迁而成为集贤大学士，又从将仕郎六次升迁而成为荣禄大夫，始终保持一个节操，是当时的名臣。他一生的事业，本来不是我所能了解的。至于他只用片言便使当时的宰相醒悟，让宰相清楚知道“大义灭亲”是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并竭力辅佐君主，驱逐权奸，保存君臣之义，使危急疑难的局势安定，难道不能称为贤人吗？如果不是平素保存着道，他又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呉公既靠道而显达，又将把道传给后代，所以有了这座堂。这难道是那些只把古物当作保存对象、用来向众人夸耀的人所能相比的吗？呉公所有的子孙，如果确实能够遵守这些教诲，保存应当保存的东西，那么生在当今时代，何必担心不如古人呢？居住在这座堂中，也应该可以无愧了。

译师古斋记 耕种庄稼，没有不师法神农、后稷的。古代善于耕种庄稼的人，只有神农、后稷；不师法他们，就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农夫。经营货殖，没有不师法白圭、猗顿、陶朱的。古代善于经营货殖的人，只有白圭、猗顿、陶朱；不师法他们，就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商人。制作弓，没有不师法挥的；制作钟，没有不师法倕的；制作车，没有不师法公孙氏的；建造宫室，没有不师法公输子的。挥、倕、公孙氏、公输子，是古代善于制作弓、钟、车、宫室的人。师法他们之后，才足以成为优秀的工匠。唉！农夫、商人、各种工匠尚且如此，谁说士人学习书法，选择古代善于书法的人来师法，却不能赶上古人呢？周代有史籕，秦代有程邈、李斯，汉魏有蔡邕、张芝、皇象、钟繇等人，晋代有索靖、卫瓘、卞壶、张华、谢万、王逸少父子等人，唐代有禇遂良、薛稷、欧阳询、虞世南、栁诚悬、顔真卿、韩择木、李阳冰等人，宋代有蔡襄、黄庭坚、米黻、张有、呉传朋等人，都是书法上的善于书写者。我对于籕书、篆书、隶书、分书、楷书、行书、草书，都分别师法了几十位古人，那么我在篆、隶、分、真、行、草书方面的长处，也不过就是这几十位古人的长处罢了。难道只有书法是这样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孟轲，是古代善于做人的人。作为当今的士人，如果想成为善于做人的人，怎么能不以他们为老师呢？所以文王距离周公的时代已经很古远了，而周公仍以文王为法式；尧、舜、文、武距离仲尼的时代已经很古远了，而仲尼仍宗法、阐述并遵循他们；仲尼距离孟轲的时代已经很古远了，而孟轲仍然学习他。古代的圣人贤人尚且师法古代的圣人贤人，何况今天的士人呢？《商书》说：“行事不师法古人，就不是我所听闻的道理。”如今做士人的人，如果真能奋发自勉，说：“上天赋予我的东西，在古代丰厚，在今天却吝啬。”那么就会认为古人不是我所能赶上的了。其实今人仍然和古人一样，从来没有什么丰厚或吝啬的不同。古人能够成为圣贤，而今天的我却成为普通人，难道不可耻吗？早起晚睡，说话时师法古人的言语，做事时师法古人的行为，就像工匠师法挥、倕、公孙氏、公输子一样；商人师法白圭、猗顿、陶朱，农夫师法神农、后稷，那么生在今天而不能赶上古代圣贤的人，就很少了。唉！不是有志之士，谁能参与到这件事中来呢？同郡宋君仲珩，曾经整理一间屋子，用来收藏六经和群圣人的书；仲珩尤其精通书法，凡是周、秦、汉、魏以来直到唐、宋诸位贤人的法书、碑铭刻石，没有不收藏的。他侍奉父母还有余力时，就诵读并学习这些书法。于是把他的房屋题名为“师古”，请求我作记。仲珩的严父太史先生，以高超的文章和早年的德行成为当世的宗师。仲珩在家庭之中，父子之间自然互为师友，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依归。但仲珩并不自我满足，一定说“我以古人为师，我以古人为师”，这不就是有志之士吗？如果他能够充实这个志向，努力实行古代的道，那么追赶并匹敌古代的作者，难道只是书法而已吗？不过，宋襄公不击鼓进攻、不捕获鬓发斑白的人，房绾采用车战，王安石推行《周礼》，都自以为是在师法古人，却有的灭亡，有的失败，有的甚至使百姓遭受祸害。因此，士人应当师法古人，却不能拘泥于古法；仲珩一定要谨慎啊！这些话，冒昧请向太史先生求证。如果认为可以，就借此作为记文。景古斋记 平阳有一位爱好古道的人，叫呉元范；他的一言一行都师法古人，天性喜爱篆、隶、楷、行等各种书体，不是古法便不学习。于是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景古”，并向我征求记文。我有幸与元范交往，希望他能仰慕那些久远而宏大的事物，于是告诉他说：世人知道仰慕古代了，难道不可以仰慕古代所看重的东西吗？神农氏的耒耜、黄帝的衣裳、陶、虞、三代的圭璧鼎卣、孔子的剑和鞋、顔子的箪和瓢，是天下最古老的器物，但如今已经不再存在。即使假设它们还存在，仰慕它们也没有什么补益。会稽、之罘留下的石碑，泰山、邹峄残断的碑刻，凡是秦汉以前遗留下来的器物，鸟迹虫书，仙宫鬼塜，以及诡异幽怪、难以辨认而令人惊骇的文字，这也是天下的古物。如今偶尔保存下来的，虽然可以悦目适意，但仰慕它们对于人的意义并不重要。鬻熊、太公、老▯、杨朱、墨翟、庄周、列御冦、荀卿、管晏、申韩等人所著的书，太史公的《史记》，不韦、淮南的训诫论著，直到魏晋以后隐居之人和耿介之士，因愤恨世道、嫉恶习俗而写成的辩论文章，多的有数十至数百卷，少的也有数万字，这也是天下的古物。如今这些书还存在于世上，本来足以考察过去的得失，考究道术的离合；但至于用来辅助世道、树立教化、引导民众常道而成就治功，却不在于这些书。我又何必仰慕它们呢？我所看重、仰慕而没有空闲顾及的，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易》，尧、舜、禹、汤、文、武的书，商、周、鲁十三国的诗，《春秋》和礼经，以及大法宏谟；还有洙泗之间所讲述的道理，濓、洛、关、闽诸位先儒所阐发的道理。远取古人，近取自身，把它们铭记于心，亲身奉行；施行在家中，就使长幼有序、亲疏和睦；施行在国家，就使教化通行、风俗淳厚。天下最古老、最可贵、最值得仰慕的东西，难道还有超过这些的吗？然而还不止如此。我的心中有一种浑然融合的东西，分开来说就是五常，揭示出来就是三纲；它明亮如日月，无所不照；广大如天地，宽厚而周遍通达；向前推求没有开始，向后推求没有终结，这就是贯通古今的纲纪、万事万物的根本。从前的圣人贤人，没有不看重它的。我仰慕圣贤，便以道实行它，坚持不懈地守持它，使它完整而不失去它，这样就可以逐渐赶上圣贤了。这难道不是善于仰慕古代吗？何必还要向上探求太始，去仰慕鸿蒙时代的遗迹呢？

译坚白斋记 平阳王伯原研习诗书，喜爱恬静，擅长文章书翰而谨慎交游。他是洁庵孔子升先生的内侄，王氏是世代居住的家族，也是县里的著姓。他曾经在住宅西面开辟一间斋室，作为藏书修业的地方。斋室背靠凤冈，面对龟屿。远处层层山峦在左右相连，近处高大的树木前后错落。伯原向孔先生询问斋室的名称，先生给它题名为“坚白斋”。还没有来得及作记，先生就去世了。到这时，孔先生的次子怡伯托人拜见我，请我作记。唉！先生难道不希望伯原以公孙龙的虚妄言论为戒，而以仲尼的话勉励自己吗？先生对他的期望实在深厚。天下万物，在尚未经历磨炼和污染时，通常都有余裕的坚和白；等到经历磨炼和污染以后，通常又都不足以保持坚和白。如今瓦、砖、石头，并不是不确实坚硬，但一经磨擦就会变得磷薄。经磨擦而不变磷薄的，难道只有玉吗？所以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坚，真正固定的坚只有玉。如今雪、羽毛、丝，也不是不明亮洁白，但一经染污就会变黑。经染污而不变黑的，难道只有玉吗？所以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白，真正固定的白只有玉。没有什么比玉更坚，也没有什么比玉更白。因此天下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坚的，只有玉可以说是坚；没有什么可以说是白的，只有玉可以说是白。玉这种东西，是在坚和白两方面都达到充分的东西。用锤子击打石头来撞击它，它不会毁坏；用淤泥浸染它，它不会被污染。即使百次磨砺、百次染污，又哪里会担心变磷、变黑呢？富贵贫贱、祸福死生，是所谓的事情，变化无常，使人失守大节，比磨砺更厉害；声色、气味、滋味，轻裘暖衣、狗马，是所谓的外物，善于迷惑人，使人丧失本心，比染污更厉害。然而君子只担心自己的志向不足，以及事情变化无常，并不因此忧虑；只担心自己的德行不纯，以及外物善于迷惑自己，并不因此忧虑。古代的君子，承担重大使命而不害怕，遭受大难而不恐惧，变故交错出现在面前而不混乱，穷困和显达交替加在身上而不改变，拿无法计量的利益诱惑他，他也不诡诈随从；拿斧钺的威势劫持他，他也不回头屈服。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志向坚定罢了。眼睛看着五彩之物而不眩惑，耳朵听着各种声音而不迷乱，嘴里吃着肥甘美味而不失常，身体处在安逸快乐中而不沉溺，驰骋田猎而不荒废正业，跟随百乘车辆而不骄傲。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德行纯粹罢了。唉！志向坚定、德行纯粹，就像玉的坚和白。应对事情而不被事情拖累，接触外物而不被外物牵引，不正像玉不变磷、不变黑吗？这样看来，求学的人不守持自己的志向、不磨炼自己的德行，可以吗？怎样磨炼德行？回答说：减少欲望。怎样守持志向？回答说：涵养气。气得到涵养，志向就坚定；欲望减少，德行就纯正。德行纯正而志向坚定，那么连玉也不足以作为我坚的比喻，也不足以作为我白的比喻了。我接触外物而不失本心，面对事情而不失大节，到哪里会不像古代的君子呢？孔先生给斋室命名的意思，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伯原也应当知道自己所要勉励的方向。写下这些话交还给他，用来作为记文。巽斋记 巽斋，是前平阳州学教授孔君子亮藏书修业的房间。它的匾额【缺】是江浙省左丞、鄱易周公伯温所书。子亮在兄弟中排行第五，与巽卦的次序相合；他的房间位于东南角，与巽卦的方位相合。这就是斋室命名为“巽”的原因。他请我说明其中的意义来作记。巽的意义，圣人作《易》时已经说过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只是子亮命名斋室的意思，虽然根本依据先天八卦的次序，但巽之所以为巽，仍有应当推究说明的地方。我曾听说，所谓斋，就是闲居来涵养自己的心，好像在这里斋戒一样。孔子不是说过吗？“圣人用这个来洗涤心灵，然后退藏于隐密之处。”那么，在这里闲居而用《易》来养心，难道不是孔氏家学的法则吗？大凡卦有卦象、卦辞、变化和占断，随风而行就是巽的卦象；“利于有所前往，利于拜见大人”，就是巽卦的彖辞；“君子以此申明命令、施行政事”，就是巽卦大象传的意思。观察卦象、玩味卦辞，是居处之人的事情。子亮辞去典教的职务，退居家中领取俸禄，在这里读书修业、游息。他对于“有攸往”“见大人”的意义，一定考察得极其审慎；对于“申命行事”的意义，一定研究得极其详尽。行动时就观察卦的变化，玩味它的占断罢了。说到巽卦的变化，巽是由遯卦变来；遯变为巽，六四于是得到正位。得到正位而接近君主，它的行动占断之所以悔恨消除而有功效，是因为六四以一阴处在四阳之间，又顺从九五，都是守正而彼此相得，这是巽卦的善处。子亮是神明的后裔，学术优长，年高而德厚，声望尊贵而誉名隆盛，难道果真会隐遁世外而不再行动吗？一旦国家广泛访求年高德劭的人，修治汉家聘请申公的旧例，用束帛加璧的礼物，使礼物光彩地送到丘园，以安车蒲轮迎接他上路，进入朝廷近臣之列，受到清明恩光的照耀，那么所谓得到正位而接近君主、顺从而守正并彼此相得的，不在《易》中，而在子亮身上了。何况即使没有人任用我，我也从未不行动；即使没有人舍弃我，我也从未隐居；而我本来还有一种从未同外物一起行动、一起隐遁的东西存在。这样说来，子亮对于巽的理解就深密了，难道仅仅是排行和方位相合而已吗？《易》取义不止一个方面，所以巽既表示有所前往、拜见大人、申明命令、施行政事，有时又表示潜伏或隐遁。我私下担心不明白的人会误以为子亮退居此斋，是把潜伏隐藏当作巽义，因此为他作这篇记。

译松石斋记 人的常情，对于天下的事物，映入眼中而不觉得奇异的，天天见它，如果有一天不见，尚且不能忘情；何况映入眼中而觉得奇异的，天天见它，如果有一天不见，难道能够独自忘情吗？这就是陈君子仁建造松石斋的原因。陈君是合肥人，隐居在黄陂湖凤台山之间。抬头看见那些青苍挺立、直耸、【字缺】的东西，有的像树干，有的像蛟龙腾跃，有的像旗幡仪仗排列，那就是松树。低头看见那些陡峭尖锐、倾斜、突出的东西，有的像摆放的棋子，有的像蹲伏的虎豹，有的像竖立的圭璧，那就是石头。他心中非常惊异；侍奉父母之余、读书之间，把它们当作贵宾来注视，又像亲密朋友一样亲近，没有一天不与它们相接。去年春天，朝廷听说他的名声，召他到宫阙之下，在东宫讲书，提拔他任平阳县事。陈君奉命前来，宣布圣意，颁布教条，征收赋税，审理诉讼，勤勉不懈，仿佛总怕来不及。退居便坐，抬头看松，低头看石，却再也看不见它们了。他怀念它们，惆怅远望，于是给自己的轩室命名，并请我作记。唉！陈君把松石视为奇异，感情又不能忘怀，像这样一定是从它们身上有所取法。难道只是留意于外物吗？从前圣人谈到松树，不是说过“后凋”吗？谈到石头，不是说过“不磷”吗？后凋说的是坚贞，不磷说的是坚固。凡是万物的贞坚，没有比这两种东西更突出的；而它们的功用尤其没有比它们更大的。所以松树可以用来制作器物、建造房屋；石头可以用来琢治玉器、修补苍天。假使陈君没有从中有所取法，那么为什么会把它们视为奇异，感情又不能忘怀到这种程度呢？因为感到奇异，所以认识它们；因为认识它们，所以取法它们；因为取法它们，所以不能忘记它们；因为不能忘记它们，所以来不及不把自己的德行比拟于它们。这样看来，挺立贞坚的节操、周济当世的功用，将不在松石，而在陈君身上了。这本来是士大夫们对他的期望，也是陈君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所以用这些话作记。静学斋记 不学习就没有办法扩充才干，不安静就没有办法成就学业。我曾听诸葛孔明说过这些话，只是不知道究竟是凭借安静来求学，还是要等到安静的时候才学习？如果一定要等到安静的时候才学习，那么全国的人终日能够处在深山穷谷中的，恐怕没有几个；终日能够闭门谢客、扫除足迹的，恐怕没有几个；终日能够不与事物应酬交往的，恐怕没有几个。可是人的一生在日常生活中不能不有所作为，这也是人道的常情。早晨有事情要做，早晨就没有时间安静；中午有事情要做，中午就没有时间安静；傍晚有事情要做，傍晚就没有时间安静。早晨不能安静，早晨就没有空闲学习；中午不能安静，中午就没有空闲学习；傍晚不能安静，傍晚就没有空闲学习。难道不仅从早到晚没有安静的时候？从十天半月到一个月，从超过一时到一整年，哪里还会有安静的时候？这样将什么时候才有空学习？学习岂不是终于要荒废了吗？哪里还希望成就学业呢？由此可知，说学习必须安静，只是说要以安静作为学习的基础，而关键不过是内心不妄动罢了。不要像下棋的人那样，正在下棋却一心想着有天鹅将要飞来，思考着拿弓箭去射它；如果这样，心就妄动了。心不妄动，即使不处在深山穷谷，不闭门谢客，而与事物交往，也不妨碍他的安静。心意妄动，即使处在深山穷谷，即使闭门谢客，不与事物交往，也不能免于不安静。心安静了，到哪里不能共同学习，学习又哪里会有不成就的？心不安静，到哪里可以共同学习，学习又哪里会有成就的？这叫作安静在内而不在外，在于内心而不在于环境。彭君仲辉，是平阳的雅士。他隐居乡里，断绝了追逐名利的念头，言语行动都以礼自我约束，早晚专心致志于诗书。有空便跟随士大夫先生考察德行、询问平素修养，曾取孔明的话给他的书室题名为“静学斋”。于是通过张子玉请我作记，所以我把这些话告诉他。唉！一个人处在市井之中，尚且能够专心学习并取得成就，何况仲辉闲居山林，没有事务夺走他的心力，专心学习，他所成就的难道不会远远超过常人吗？将来听说平阳有出类拔萃的人，一定就是仲辉了。幽斋记 深山穷谷，草木茂密，樵采道路断绝，地方的幽静没有比这更甚的了。绿荫覆盖，白昼清幽，万籁俱寂，细小尘埃也不惊动，景色的幽静没有比这更甚的了。整日安闲静坐，眼耳不被外物牵累，心念凝定，情趣的幽静没有比这更甚的了。地方因为幽静所以优胜，景色因为幽静所以安宁，情趣因为幽静所以舒适。以幽静闲适的情趣，遇到幽静的景色，处在幽静优胜的地方，其中的快乐大概有无法用语言说明的地方。可是如果不是心领神会、精神得到解脱的人，哪里足以了解呢？杨君孝忠，是蜀人。他的家在嘉定的龙游，那里有三峨、龙门、登瀛山；那里的河流有渎江、玉津、大渡。孝忠尚未出仕时，每天在这些地方徜徉，与树木山石相处，与鹿猪同群；他喜欢那里地方和景色都幽静，对他的情趣也有助益，因而能够享受其中的快乐。于是给自己的居室题名为“幽斋”。如今他来到平阳任官，与我偶然相逢，因为我也是蜀人，有同乡之谊，便请求我写文章作记。从前您享受幽静之乐时，我本来无法窥见。看看您如今在平阳的情形，有钱粮事务，有征发，有期限，有营造修缮，有听讼断案，有迎送往来，可以说繁杂而又剧烈。地方和景色，也都不再是从前那样幽静了。可是您从早到晚，始终从容宽裕，起初没有不感到快乐的。有时我到您的寓所去，只见那里寂静空旷，门前没有来访求见的人，几乎断绝了人的踪迹；虽处在城郭之中、公署之内，却幽深得仿佛山林之中。孝忠能够获得这种快乐，换到任何地方大概都是如此。人生的道路有两条，不过是出仕和退处罢了。退处就在山林，出仕就在朝市；虽然说道路不同，但使我成为我的根本，难道会因处境不同而有差别吗？所以说：“即使处在显达之位，也不能增加它；即使处在困穷之境，也不能损减它。”君子的本性，不会因为穷困或显达而有所增损，何况是所处的环境呢？然而这并不容易做到，而孝忠却能够不择地点而保持幽静，处于幽静之中又能自得，这确实是贤者了。古代建立功名、享有富贵的人，必定始终守持同一节操，只是随着所遭遇的环境而安然处之罢了。这样看来，您将来所能成就的事业，谁能估量它的边际呢？

译洗心亭记 东阳蔡伯圭任抚州通判的第二年，在官署正堂西边的池上建了一座亭子。退食闲暇时，便在这里端坐，消除烦忧，向内反省，涤荡思虑。因此把亭子命名为“洗心”，并写信告诉我，希望我能为它写一篇记。唉！伯圭难道是从一勺凹地中的水取意吗？恐怕他的志向在于圣贤之学，只是借《易》中所说的“洗心以退藏于密”来阐发它罢了。我虽然浅陋，难道能不乐意把自己听闻的道理告诉他吗？天下的事情已经不少了，而古代所谓的圣贤，万事来到面前，没有不能接应的；接应之后，也没有不能获得实情的。天下的变化也没有穷尽，而古代所谓的圣贤，万种变化触及自身，没有不能回应的；回应之后，也没有不恰当的。如今世上的士人，左边一个人呼喊，右边一个人询问，还能做到应答不乱的很少；前面一个人拉扯，后面一个人推挤，还能做到举止不失当的很少。可是圣贤凭借一颗微妙的心，应接天下的事务和变化，常常宽舒自如，仿佛总有余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过是以静为主罢了。正因为静，然后才足以驾驭动与静；能够驾驭动，是说静时固然是静，动时也能保持静。因此，无所作为却没有什么不能作为，有所作为却从来不以为自己有所作为。这就叫作“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以圣人的心，清澄得仿佛澄澈的江水：鱼龙居住其中，虾蛤生长其中，凫鸥在其中沐浴，蛲蚘可以投入其中，牛马可以饮用其中，神灵妖怪等物也能藏身其中，荒木丑石也能容纳其中，千种水泡万种浮沫在其中生灭；它虽然摇动、混浊，却没有什么能够使它污浊，而能映照万象，连细微的毫发也看得清楚。美丑、大小、粗细，都无法隐藏形迹；即使针掉落、芥子落下，也可以指着取出。这样的静，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也不过是由于仁罢了。所以说：“仁者静。”仁，是多么深远啊！这大概就是“洗心”的要旨吧？果真能够仁，哪里会有不静的呢？哪里有静而不退藏于深密之处的呢？圣贤之学，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然而所谓“洗心”，难道真是要把心洗涤得洁净吗？所谓退藏，也难道是呆呆地伏藏身体，颓然无所用心吗？那扬雄却认为，世间贤人用来涵养自己内心的方法，就像对待人的幼子幼弟一样，不应把他放出去，置于纷华杂乱的环境中。唉，这也太不思考了！我恐怕他平日没有养成习惯，突然遇到事务和变化，就会不能辨明义利、不能分清取舍；这样怎么能不发生错误和颠倒呢？这样一来，这颗心就很难免于被束缚而消亡了。难道没有见过那些从未经历事务的子弟吗？一旦出门掌管家业，豪奴悍婢都来与他抗衡，盗贼又乘机进入占据他的住宅，早晚纷纷扰扰，连应付这些还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从容地应接宾客呢？所以说，涵养心性，就像统率军队一样。善于统兵的人，平时积蓄谋略，治理三军众士，指挥八方敌人，而自己始终安逸；善于养心的人，摒弃私情，排除欲望，在万物之中群处，却立于万物之上，而他的心始终安静。又何必一定要呆呆颓然像木偶一样，然后才说这叫静呢？即使如此，我的话又有什么足以验证的呢？伯圭是黄文定公、王文宪公、金文安公、许文懿公四位先生的中间一代子弟，而这四位贤人确实都是以朱文公之学互相传授的。伯圭早年已经闻知圣贤之学，如今出仕，又恰好处在陆文安公的乡郡。陆文安公虽然不能复生，然而尊重他所听闻的道理，实行他所知道的道理，难道不会有这样的人吗？伯圭不妨前去向他们询问；在这里有所收获，或许在那里也会有所收获。他大概能有启发我的地方吧？而我的话哪里足以作为凭证呢！梅初亭记 翰林学士江夏魏公在蒲圻有一处别业，嘉花美卉，各种都种植了，而魏公唯独对梅花有所取意，于是根据邵子所谓“梅初”，给亭子命名。魏公说：“我曾经从昼夜中探求它：太阳退去，月亮到来；月亮退去，太阳到来，而昼夜没有不是有开端的。我又从四时中考察它：寒冷过去，暑热到来；暑热过去，寒冷到来，而四时没有不是有开端的。我又曾从天地中验证它：浮在上面的成为天，凝聚在下面的成为地，而天地没有不是有开端的。合起来成为宇宙，宇宙各自有开端；分散开来成为万物，万物各自有开端。然而这些开端并不容易窥见，我却在梅花上看到了它。时令正值冬天，雪霜凝结，万木枯槁，天地之间的生机几乎停止了，而梅花却灿然开放，充满春意，独自呈现春天；它在至盛的阴气中傲然挺立，最先引回微阳，造物主对万物的发育便从这里开始。所以我取意于梅花，难道只是说玩赏事物吗？我把亭子命名为‘梅初’，难道只是说梅花的秀美是万物开端吗？大概是因为它在一阳来复的开端先散发芳香，是众芳繁茂的开始，正如正月是一年的开始，朔日是一月的开始，辰时是一日的开始。” 伯衡听后感叹说：“懂得珍视它、喜爱它、尊重它、看重它，这是一颗崇尚德行的心，难道只是说珍藏宝砚吗？一方砚台的大小，长不过一尺，厚不超过一寸，而莘仲为它建造专门的房屋安置，又用它的名号来标示，怎么能说是过分呢？大概魏公得以不朽，并不取决于砚台的存亡；反而是魏公的贤德，决定了砚台受人轻重的程度。那个人贤德，所以他遗留下来的一件物品，也被后人珍爱、尊重、看重到这种地步。这样看来，人难道可以不贤德吗？唉！魏公精微深厚的内蕴，显现在他的文章中，并且流传施及后世的，难道只是砚台所能比的吗？那么，珍爱这方砚台的人，就应当珍爱他的文章，早晚勤勉不息，学习它、实践它、遵循它，以求达到魏公那样的贤德，怎么可以停止呢？这样一来，华仲确实是崇尚德行的人了；凡是登上他的轩、观看魏公砚台的人，也不应只是有所羡慕，还应当想到要有所勉励才是。

译清源书隐记 奉新的大源，那里有宋代翰林直学士余公的故居。他的子孙都能够守住祖先的事业。叫可立的，是余公的六世孙。“清源书隐”就是他藏书修业的地方。可立任平阳司征，来拜见我，请我写一篇记。我虽然从未到过那里，但可立说得十分详细。大源在奉新县治西南二十里，南面有白鹤峰耸立；东面以双凤、犀牛等山作屏障，山下连接着下马村、应城祠；西面正对登仙岭，张天师坛、李八百洞在那里。清溪环绕四周，像衣襟和衣带一样夹护其间。余氏居住在大源，始于豫章太守，传了六代才到学士；那座住宅，就是余学士所创建的。几百年来的高大树木郁郁葱葱，屋脊椽子隐约显现在苍翠之上。经过那里看见这些景象的人，不用询问也知道这是旧日名族。门前有旌表亭，还有仙人刘道真的石刻，大意说：“时常有青云子孙，连续不断；书籍至今还保存着。”由此看来，山川环抱、风土气息绵延紧密的情形，也可以想见了。我私下想，居住在这里的，难道只有余氏一家吗？与太守同时代的人，如今还有后代存在吗？与学士同时代的人，如今还有后代存在吗？即使有，他们的子孙也有像余氏这样以儒学世代继承家业的吗？余氏经历宋、元一直到现在，上下四百年了，而世代流传的恩泽仍然充沛，没有衰竭。为什么那些家族大多湮没无闻，而余氏世代越久反而越加振兴？难道天地间扶持万物、清正淑美的气运，独独聚集在一家身上吗？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大概家族衣冠之业能够延续，是因为忠厚不断积累；忠厚不断积累，是因为礼法代代承传；礼法代代承传，是因为讲习《诗》《书》。太守积聚书籍留给后人，而学士能够讲习它们，所以家门越来越兴盛；学士积聚书籍留给后人，而可立能够讲习它们，所以家门没有衰落。书籍并不是积聚困难，而是阅读困难；也不是阅读困难，而是吸取其中的精华、咀嚼其中的华美，把它们获得于心而成为真实的德行，实行于自身而成为真实的行为，这才是最困难的啊！如今可立的书室用“书隐”命名，我想他的书一定会插满书架，充满栋梁之间。凡是子弟，果真能够真正懂得并确实实行，内心得到领会，身体力行，那么就都将归于善士之列。大源有余氏，余氏存在于大源，难道不会彼此共同长久流传吗？我于是追述余氏世代恩泽深厚的源流和美善之处，并说明后人不能不以前人为榜样自我努力，写成这篇记。至于山水林壑的美景，以及奇异绝胜的景观，应当有擅长写文章的人来为可立作赋描绘它。南华谪居图记 洪武元年夏天，国子祭酒许先生被贬谪到韶州，就借住在唐代宰相张文献公的祠堂中。祠堂在州城北面，城南有一座山叫南华，正对着祠堂；那里的山冈峰峦起伏，草木成行排列，早晨的雾气、傍晚的云霭，即使不出门户也都能看尽。先生著书之余，时常登临眺望而感到快乐，说：“假使我成为这个州的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自号南华逸人，并嘱托龙虎山道士方壶子把自己的形貌画在绢帛上。当初，皇上巡行金华，访求文懿公的后人，找到了先生，召见他；先生还没有到，皇帝已经乘舆返回京师。皇帝又通过驿站召先生赴京，一见面交谈便十分高兴，于是创立京学，任命他为教授，铸造官印让他佩带，并命他入宫教导皇太子和诸王。不久，京学改为国子学，授他为博士。没有多久，国子学升为正四品衙门，授他为祭酒；他出入两宫，将近十年。从考察古代礼仪文章，到人才的进退、时政的得失，张先生无不参与议论。先生感激奋发，想以此报答皇恩，是非分明而毫无顾忌；对于学校的修建和废弛、各种废弛事项的振兴和更改，以及制定教养办法，提出了几十件事，无不施行。他受到皇上的知遇达到了极点，但也抵挡不住众人的嫉妒。不久，先生曾把学官的什物器用拿到自己的私室使用，言官便借此上奏，说他擅自挪用官物，奏章因此送了上去。皇上看后发笑，可是构陷先生的人仍不停手。于是，韶州的任命就实行了。凭先生这样文学侍从之臣的贤能，一旦因为谗言而被远远贬谪到岭海之间，离开亲戚，地位又低于夷獠之人，本来应当忧愁不胜。先生不但不忧愁，反而安然自得并感到快乐。看他的自号，似乎有在那里终老的志向；他的学问超过常人，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由此可见了。大概君子所求的，只是自己内心能够做到的事罢了。假使内心有愧，到哪里能够安然？假使内心无愧，到哪里不能安然？因此，我的祖先文忠公被安置在惠州时，曾自己说：譬如我本来就是惠州的秀才，多次参加科举都没有考中，北归的希望已经断绝，正可以在山水之间尽情自得，只嫌每天的时间还不够，哪里曾把贬谪当回事呢？如今先生的志向，难道不是和我的祖先一样吗？不然，蛮荒的偏远之地，连绵的山岭和重叠的石壁，是蛇虫潜藏之处，是瘴疠聚集之地，这正是被拘系的迁客所以悲思无聊而难以忍受的地方，又有什么值得快乐呢？所以我特意记述先生出仕和退处的缘由，使观览这幅图的人能够考察它。《苏平仲文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苏平仲文集》卷九，明代苏伯衡撰写的记文

译定轩记 刘公翼以浙江按察司知事的身份入朝奏事，留在京师。与他交游的士大夫们，称颂刘君的美德，并告诉我说：“刘君原本是儒生，虽然登上了显贵的官位，却向来没有忘记旧日的学业，所以有一处斋居之所，名叫定轩，希望向您求取几句话来为它作记。”我听了又惭愧又推辞。我这个鄙陋之人，对于圣贤之学尚未有所得，哪里能够知道刘君给轩命名的用意呢？如果要勉强说些粗浅的话，我又从未到过刘君的门下，不能瞻望他轩舍高敞华美的景象；这两方面，我该怎么办呢？即便如此，我私下也曾观察过这些道理。天地两仪高大深厚而无穷，日月五星循环运行而没有尽头，四时变化而不可预测，可是没有不是有确定运行规律的。人之所以为人，手足耳目口鼻所构成的形体，以及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所构成的万物，没有不是有确定形态的。五方不同的声音，九州不同的风俗，以及聪明愚笨、贤能不肖、强弱勇怯等不同禀性，没有不是有确定道理的。内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外有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没有不是有确定职分的。授予、夺取、废除、设置、诛杀、奖赏、贬黜、升迁，都有确定的法则。尊卑上下在车马、宫室、器用、服饰、饮食方面，都有确定的制度。朝见、会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饮酒、射礼、搜田，都有确定的礼仪。士农工商四民都有确定的职业。各种工匠制作器物，都有确定的式样。凡是穷困或显达，都有确定的分际。道相合就相合，道相离就相离，都有确定的操守。正因为运行有确定规律，所以日月星辰的运行、节气的分合、月亮的盈亏薄食、星辰的退行留伏逆行，都可以推知；正因为形态有确定规律，所以耸立的、流动的、飞翔的、潜藏的、活动的、植生的、无毛的，都可以命名；正因为道理有确定规律，所以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推行到四海都可以作为准则；正因为职分有确定规定，所以治理众人如同治理少数人，各种事务不用劳苦也能完成。法令一经确定便不可徇私，所以即使尊贵到拥有万辆兵车的天子，也只任命一个有德的人，讨伐一个有罪的人，并且必定交给有关官署办理。制度一经确定便不可逾越，所以即使有超越常人的才干、出类拔萃的力量、凌驾当世的智慧，财富可以比拟封君，也不敢越过自己的志分。礼仪一经确定便不可紊乱，所以四海如同一家，千万人如同一体。正因为各人有确定的职业，所以没有职事的人要出布税。正因为各有确定的式样，所以轮人、舆人、弓人、庐人、车人、梓人加工木材，筑氏、冶氏、鳬氏、▯氏、段氏、桃氏加工金属，函人、鲍人、▯人、韦人、裘人加工皮革，钟氏、筐人、防氏制作和设置器物，色玊人、楖人、雕人进行刮削磨治，陶人、旊人制作陶器；这样一来，作为师傅的不必烦劳，而作为弟子的也能有所成就。因为分际确定，所以任用时就出仕，不任用时就退藏；有所获得不欢喜，有所失去不忧愁。因为操守确定，所以即使可以杀死他，也不能用利益诱惑他、用权势劫迫他。确定的运行规律、确定的形态、确定的道理，是天地用来主宰万物的；确定的职分、确定的法令、确定的制度、确定的礼仪，是君主用来主宰天下的；确定的职业、确定的式样，是众人用来选择并安处自身的；确定的分际、确定的操守，是君子用来自强的，而这些全都是为学者应当致力的事务。我想到自己有幸生而为人，便早晚勤勉不懈，努力求得实现自己的形体，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安守自己的分际，不改变自己的操守。若不被任用，就从事自己的事业，直到终身；如果被任用，就垂下衣带、端正笏板，站在君主面前，确立不可改变的法令，建立长久有效的制度，增损一代的礼仪，辅助天地运行，以完成自己的职任，这大概才是善于求学的人吧。即便如此，驾船进入大海，也必须用指南针来确定方向，然后才能有所到达和停止；何况求学的人又怎么能没有确定的志向呢？所以《传》中说：“知道应当止于哪里，然后才会有确定的志向。”刘君如果不把我的话看作老生常谈，就请把它作为这篇记文吧。

译清风幕记 金华府经历司事务之后，旧有一座轩。广平人马君担任经历的第二年，才开始修葺并使它焕然一新，把它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地势没有改建开拓，却显得胜绝；门窗没有改变朝向，却更加敞亮。城北的芙蓉诸峰，没有被其他山峰遮挡，抬眼便可看见。四周环绕着高大的树木，左右相互映衬，喧嚣的声音远远退去，野外的兴味自然生发。马君有时和同僚朋友聚集在这里，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西斜。凡是坐在轩中的人，都仿佛坐在大山长林之下，没有不感到清爽开朗的。太守钟君说：“这里适合命名为‘清风幕’。”不久他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我写文章来记述。我要说，能够鼓动万物使它们发生变化，却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莫过于风。我的祖先文忠公认为，风这种东西，力量产生于它所受到的激发，却不是自己制造力量，所以不劳累；形态产生于它所经过的地方，却不是自己形成形态，所以没有穷尽。正因为如此，它使万物生长发达，天下却不把这看作它的功德；它摧折败坏草木，天下也不因此怨怒它。唉，难道只有风是这样吗？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无不如此。圣王对于百姓，百姓想要的就和他们聚集，百姓厌恶的就不施加给他们；使他们生长而不以此自居，杀伐而不使他们怨恨，这大概就是得到了风的道理，而君子应当效法它。曹参采用盖公的话来治理齐国，齐国于是大治，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吗？金华虽然是事务繁重的大郡，然而山水清秀深远，风俗淳朴厚重；当地君子崇尚德行而轻视财利，小人尊重官吏而畏惧法令。凡是做郡守的，大多把风流文雅、谈笑饮酒吟咏当作政事之外的生活。国初在东南用兵时，常常倚重金华，把它作为军事重地；大将接连在这里治军，实际上凭借它平定勾吴，安定于越，攻取七闽。从那以后，郡守以下的人都劳累于军务，穷尽日夜而不得休息。这座轩不过寻丈大小，修葺它尚且没有闲暇，哪里还有闲暇像从前那样从容自得呢？难道他们的才干都不足吗？他们顾虑扰乱百姓，害怕事务难以办成；不是用声威压服百姓，就是用智巧驾驭百姓，都务求出奇制胜，却不知道实行无为而治的办法，想要恢复古人的从容，当然难以做到。只是两位君子的才干贤能，既足以彼此补益，又能够协调志向，顺应当地风俗，利用时机施行政事；把一切苛刻浇薄的做法都除去，和百姓一同安处于无事之中，因此不劳而治。然后利用余暇，修葺庭院房舍，与同僚在退食的闲暇讲求政理，商议斟酌古今，委蛇自得。郡中百姓听说他们在这里和乐自适，都高兴地相互告诉说：“自从军务兴起以来，郡中已有将近二十年没有这样的风气了，今天竟又在这个时代看见它，这是多么幸运啊！” 这算是稍得安宁了吗？侯君终于要和我们一起休息了吗？我们难道将要悠闲自得地度过一年了吗？这和听见钟鼓、看见田猎便欣喜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大概君子的风范，正是善于治理政事所产生的效果。假如政事还没有平定，诉讼还没有处理，田地乡里还没有安定，即使有宴饮休息的地方，谁能和谁在这里自得？又怎么能够独自自得呢？所以，修葺一座轩，对于两位君子的政绩来说，虽然不足以说有所增损，但他们治理一郡而不烦劳、从容有余力的情况，也由此可以大略看见了。罢了，我为两位君子的政事成功而高兴，赞美百姓的快乐，和他们共同快乐；又担心有权势的人将把两位君子调走，所以记述他们政绩的大要如此。希望后来登上这座轩、听到这里清风的人，感慨地想见两位君子的为人，并把他们治理郡县的方法用来治理郡县，那么百姓即使相隔长久遥远，仍然可以蒙受他们的恩泽。这座轩也将凭借此而流传不朽吗？听松楼记 岭门在平阳县治南面一里处，这个地方处在东山、九凤两山之间，林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就在住宅左边建了一座楼，用来奉养父母的，是我的朋友敬伯。我曾经和客人经过那里，进入楼中坐下，不一会儿就听见声音仿佛潮汐来到、波涛惊起，又仿佛雨雹交相落下、人马一同奔驰，又仿佛管、磬、弦、匏等乐器混杂演奏，随着柷敔而合奏、停止。慢慢仔细观察，才发现楼的四周都是古松，树枝树叶铺展如车盖，苍翠一直连接到天空。远望有太古的色泽，风飒然从南面吹来，触动、摇撼、拨弄松树，使枝叶纷披、凌乱、参差交错，于是发出这样的声音。客人回头对我说：“声音美妙啊，流畅悦耳！用它洗涤世间的污浊，来畅快一时的胸怀，难道不是正在这里吗？可是，究竟是什么像风箱一样鼓动它，又是什么在吹嘘它呢？声音是出于风吗？还是出于松树呢？说它出于风吗？风运行在苍茫之间，正当它还没有遇到松树时，什么时候曾经有声音呢？说它出于松树吗？松树挺立在岩谷之间，正当它还没有遇到风时，什么时候曾经有声音呢？这样说来，说声音出于风不可以，说声音出于松树也不可以。说它既不是出于风，也不是出于松树，那么它究竟从哪里产生呢？” 我说：“您还不知道吗？无形的事物，不是风又是什么？有形的事物，不是松树又是什么？凡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事物，有形的是实，无形的是虚；虚与实相遇、相撞、相磨、相激，声音就在这里产生。所以风箱本身没有声音，敲击它才有声音；管本身没有声音，吹它才有声音。风与松树也是这样。因此，没有松树，风的声音就没有寄托；没有风，松树的声音就没有发出之由。声音出于所依托之物，所以清浊没有固定；声音出于所发出之物，所以产生和停止有时。这样看来，说声音出于风可以，说声音出于松树也可以。它究竟是人的声音、地的声音，还是天的声音呢？”敬伯父子早晚敞衣坐在这里，倚着几案听松，他们已经仔细体察其中的道理了。您不妨去向他们求证，实在不必一定要唤起南郭子綦。敬伯父子难道不是庄周所谓心神融通的人吗？难道不是精神凝定的人吗？不然，自从有这些松树，就已经有这些声音；声音含混而清越，洋洋盈耳，听到它却不曾留意，经过这里也不曾回顾，每天不知道有几百几千人，而它的声音自鸣自息于天地之间，不知已有几百年了。为什么偏偏敬伯父子听见它、回顾它、建楼于此、又专心听它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探究尽声音的形态，使耳朵的愿望得到满足，心神飘然仿佛蝉蜕离壳而抚有整个宇宙。敬伯起身说：“先生的话说得透彻极了！我父亲过去曾给这座楼命名为‘听松’，请您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文。”

译听泉楼记 永康县北面三十里有一座山，叫方岩；峰峦陡峭，林谷幽深，泉水流经其中，有峡谷将它束住，有悬崖使它受阻，有洞穴让它泄出，有洼地使它汇聚，有岩石扼住它，有树木阻挡它，于是发出声音；声音有时洪大，有时细小，忽然急促，忽然舒缓，既清亮又圆润，奏出天然的音律，把遗留下来的声音寄托在淡泊之中，即使清庙中的朱弦也比不上它。胡君济源经过那里听到泉声，恍惚间不知道是泉水的声音，还以为有人在山谷中奏乐，说：“奇异啊！这不就是孔子在齐国听到音乐后，三个月不知道肉味的那种音乐吗？怎么会在这里呢？”慢慢观察，才知道岩谷中都是流泉回旋、冲激、碰撞而发出这样的声音。他倚杖临泉倾听，留恋不舍，不能离去，于是就在泉水岸边建楼，命名为“听泉”，起居饮食常在这里。霜晨月夕，他凝神端坐，尽情听泉声，使耳朵得到满足而自得。有人认为，陈列六代的乐器，弦乐器、匏乐器三百件，五篇雅乐发出的流畅声音，难道只是泉水所能比的吗？听的人尚且还会坐着睡着，何况山中的泉水，声势浩大地发声，怎么足以悦耳？而济源听到它却感到快乐，甚至建楼来听，虽说他的嗜好与众人不同，难道不也是偏僻怪异吗？” 济源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又对济源说：“难道你没有听说吗？不必有一定的音阶节拍而自然达到均匀和谐的，这就是韶乐的整体境界。所以说：‘韶乐虽然消亡了，但有不会消亡的东西存在。’我曾经认为，太阳月亮、寒暑、晦明、风雨，都一同运行于天地之间；凡是有声音的，都是我们的管、磬、匏、弦，难道只有泉水吗？可是世上的人正沉没在淫靡的歌声中，能够听见这些声音的人又有谁呢？即使有这样的声音，却没有这样的耳朵，这就是我的先祖为水乐兴叹的原因。如今济源独自能够在梦寐之间都听出数千百年前的韶乐，追随伶伦之后，在幽冥之中寻得知音；一旦听到泉声，便进入内心而使心神融化，可以说他对声音的体察深刻了。他内心一定有所获得。不然，泉水在幽深的山谷中鸣响，在空山中回声相应，经过的人不回顾，听见的人不留意，每天有几百几千人，而泉水独自在寂寞的岸边自唱自和，不知已经有几千万年了，为什么偏偏济源回顾它、倾听它而不厌倦呢？他从天性中得到的东西，究竟有多深呢？这样看来，济源是延州来季子一类的人吗？是东郭子綦一类的人吗？即便如此，正当济源听泉而有所获得时，济源自己尚且无法用言语表达，何况其他人呢？那么济源听泉的缘由，谁能够知道？又有什么奇怪的，世人要把它看作偏僻呢？” 它即使是我所偏爱的，又有什么妨碍呢？只是使我自己得到自己的快乐罢了；既然使我自己得到自己的快乐，我便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又有什么妨碍呢？”济源笑着说：“确实如此！”于是唱道：“今夕是什么夜晚，竟能听到箫韶之乐？起身看去，空山寂寥，草木树木都没有惊动。明月悬在中天，似乎有声音却听不见声响，流泉潺潺。伶伦已经远去，师旷也无法召回，姑且让我的心获得快乐，在这里逍遥自在。” 皆山楼记 从武义向西南走四十里到俞源。俞源隶属于括州丽水，位于丽水县治东面一百九十里，处在群山之间。这里地方方圆数十里，山岭连绵相接，没有间断。溪水曲折地流行在山缝之间，看不见首尾，都是从高处流向低处。起初在山隙间远远望见，以为是瀑布。田地都已开垦，山脚用累积的石头筑成田岸，高高低低，整齐得像台阶。道路都是沿崖的侧径，悬空的石磴临近水流，像展开的白练，在树梢间时隐时现。当地民居大多背靠山势，依山筑墙，散居共有几百家族。当地大族中闻名乡里的，叫俞氏；他们住宅的地基在众山之间平坦开阔，然而四面如望云、雪峰、九陇之类的山，也都高高超过屋顶，险峻得仿佛俯视几案席面。我曾经走过这里的道路，不知道这些山的雄伟尊严、深沉秀美、婉丽端重、杰出奇特、峭拔陡峻，可以和终南、王屋、五台、峨嵋、三峡、赤城、云门、五老、罗浮相比吗？看那些高耸得迫近霄汉的，滋润得含有雨露的，像蛟龙飞翔的，像狻猊蹲伏的，像旗帜舒展的，像屏障耸立的，像剑戟聚集的，像芒角显露的，仿佛要腾跃而上的，俯视如同窥探的，环绕如同护卫的，拱手作揖的，奔驰而来的，聚拢集合的，分离散开的，连接合拢的，将要倾倒压下的，仿佛要攫取吞噬的，有站立的，有仰卧的，有仰头的，有低伏的，有低洼的，有突出的，有隐伏的，有高耸的，使人神魂惊骇、眼花缭乱，无暇应接，也真是奇异啊！” 可是来往的人不觉得它奇异，何况当地土生土长的人呢？见得少就夸耀它，见得多就厌烦它，频繁见到就轻视它，偶然遇到就珍视它，这是人的常情。俞氏的俊彦原善，生长在这里，早晚起居饮食所接触到的，无非是山。我本以为他已经轻视并厌烦山了，谁知他竟仿佛从未见过山一样，建造楼阁来登临观赏，这种心情与常人是多么不同啊！大概天下的快乐没有穷尽，而君子对于快乐，贵在从自己的内心获得。假使内心没有所得，即使拥有天下最珍奇的事物，正当得意畅快时，也没有东西可以替代；可是感情忽然改变，便没有不厌倦的。假使内心有所获得，即使是天下最微小的事物，只要能使自己得到自己的快乐，便没有什么不可；即使直到终身，又有什么可厌倦的呢？原善对于山，大概是从心中获得了这种东西吧？不然，怎么能够不轻视而又不厌烦呢？况且朝阳夕阴、春雨秋露、风雪冰霜、烟霭云霞，变化各不相同，岩石的姿态、山谷的形势也各不相同。即使穷尽天地，也不能完全探尽它的妙处，又怎么能一眼就揭示它的奥秘呢？这样看来，原善也将上溯到万物产生之初，探求元气开始的时候，从容观察千古以来的变化；如果这样，那就确实与常情不同了。原善和他的弟弟原遂、原吉、原礼，都使自己的志向高尚，不羡慕外在的事物。想要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不妨从他们所喜爱的事物上观察他们。

译三然楼记 人出生以后，有耳目，有心志，有神气。耳目，是我用来发挥作用的；心志，是我用来作主宰的；神气，是我用来作为根本的。供我使用的耳目受到局限，就会鄙陋，所以要扩大我的视听；作为主宰的心志郁结，就会昏昧，所以要使我的意趣舒适；作为根本的神气劳累，就会耗损，所以要使我的精神安宁。心胸豁然开朗，视听就广阔了；心情悠然自得，意趣就舒适了；神情恬静安然，精神就安定了。视听广阔，然后作用才能施行；意趣舒适，然后主宰才尊贵；精神安定，然后根本才强健。所以豁然开朗，是用来养耳目的；悠然自得，是用来养心志的；恬静安然，是用来养神气的。养生的人，怎么能不兼顾这些呢？有用来养耳目的办法，却没有用来养心志的办法，这是养护外在而不养护内在，不是善于养生的人；有用来养心志的办法，却没有用来养神气的办法，这是养护性情而不养护形体，也不是善于养生的人。耳目得到养护，心志得到养护，神气得到养护，这才可以说是善于养生的人。这大概就是张氏建造三然楼的原因吧？张氏世代是平阳登瀛里的人，在里中小屏山下建楼的，是思中。楼共有三间，中间一间朝北，命名为“豁然”；东西两间都朝南，西间命名为“悠然”，东间命名为“怡然”。因此人们称它为三然楼。思中曾经和我一起登楼，坐在中间，放眼望去数十里、上百里，高的、低的、宽广的、纤细的、耸立的、流动的、活动的、静止的，都仿佛只是几案之间的事物。于是我的耳目得到了养护。进入西间，碧梧、丹桂、杉、松、槠、桧繁茂成林，掩映着轩窗，清风不动，清爽之气自然来到。林木景色阴翳，仿佛脱离了尘世；得失、休戚、荣辱，都不足以牵累我。于是我的心志得到了养护。到东间休息，那里有方床和髹漆的几案，可以倚靠，可以凭几；解开衣带，推高头巾，或仰卧，或仰头；书籍插满书架却忘了翻阅，琴悬挂墙上却忘了弹奏；无所思虑，无所作为，也不迎来送往；气血的运行、呼吸的出入，都不知道它们的枢纽和风箱究竟在我自身，还是在天地之间。于是我的神气得到了养护。到这时才知道思中命名的用意，绝不是偶然。我和思中虽然来自不同地方，却得到相同的道理。唉！养护我的外在、内在、性情、形体，以此养护我的生命，是我每每遗憾没有办法做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如今不用走下台阶，也不用耗费一整天，却在这座楼中同时得到了这些。这样看来，这座楼难道是道家的山林吗？是春台吗？是长寿之域吗？这座楼真美啊！它难道足以让人长久居住吗？思中读书自得于世间，欲求很少，看待富贵权势和利益时收敛退避，唯恐被它们污染。而他在这里游览、休息，仿佛将要终身如此。这样的所得，究竟怎么样呢？世上难道没有朱红屋脊、碧绿瓦片作为华丽，没有雕刻的栏杆、绮丽的帷幕作为美观，没有姬姜美人作为藏纳，没有管弦音乐作为娱乐，没有美酒鲜食作为供奉吗？那些人看这座楼，谁不自以为雄伟呢？然而，他们使耳朵聪敏、眼睛明亮的功能受到蛊惑和闭塞，于是耳目丧失；他们使快意纵欲成为主宰，于是沉溺其中；他们使精神耗散、魂魄受损而作为根本，于是生命受到伤害。我看他们还没有能够养生，反而已经先伤害自己的生命了。又何必等到比较以后才知道他们并不雄伟呢？思中难道会把这个看得低贱，而拿那些去交换它吗？他的贤能远远超过世人了。冰壶轩记 起初我在京师认识魏郡钟侯，后来过了四年，钟侯调任金华太守，我得以再次见到他。他不嫌弃我，反而对我说：“我用‘冰壶’给轩命名已经很久了，您为我写一篇记吧。”我私下认为，天地间有水，就像天地间有道一样。道存在于天地之间，人能够凝聚它，就会人与道合一，道也就为人所有了。壶对于水也是这样。水凝结，水便与壶合一；水不凝结，水只是水，壶只是壶，哪里能有冰呢？所以，道凝聚起来叫作德，水凝结起来叫作冰。如今冰晶莹洁白而没有瑕疵，清澄而没有污秽，明亮得可以照见自己。世上能够熏染灼伤人的东西，它的气焰没有比夏日的炎烈更强的了；即使金石那样坚硬刚强，也没有不被融化消铄的，唯独冰在其中凝冷坚固，依然如故。在暑热时拿出一壶冰来，取用它的人便不知道炎热逼近肌肤，口渴的人因此苏醒，躁动的人因此安静，作用实在太大了。它很像君子的德行。应当在适当的时候收藏，在适当的时候出用；收藏时严密，用起来周遍，那么阳气不会在冬天失常，阴气不会在夏天潜伏，风不会在春天凄厉，雨不会在秋天造成苦害，雷出现时不会震扰，霜雹不会造成灾害，疾病不会降临，百姓也不至于夭折。至于圣人参与天地、辅助调和治理万物，本来就不只是依靠冰这一件事。然而，周公作《豳风》，一定谨慎地把它记载下来；孔子修订鲁国史，也没有不记载它的。又常常不敢把它看作疏忽之事，大概是一藏一出，也有助于阴阳调和、寒暑平衡。凡此又都像是君子的作用。因此，有志之士不只是把冰看作合乎德性的象征，也崇尚它发挥实际作用的功效。如今钟侯用“冰”来命名轩室，难道不是有志之士吗？他战战兢兢，唯恐自己所承载的道不能凝定；又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学习；宽厚自守而少有欲望；安定自己的心，不让它因贫贱富贵而动摇；守持自己的志向，不让它因毁誉荣辱而改变；面临利害祸福，操守也不改变；听到是非曲直，判断也不迷惑。这样，钟侯体察冰的性质而用来彰明自己的德行，可以说已经做得很好了。从前钟侯辅佐繁昌尹、分治下邳时，都正值百战之后；他想到百姓厌恶困苦、憔悴不堪，比遭受焚烧还要严重。于是宣扬皇上的恩德来温养他们，减省徭役使他们休息，平正政令使他们得以生养。于是那些受到创伤、困穷破败的人，没有不顿时舒畅，如同暑天得到冰来解渴一样；他们安居在田野乡里，以享受生活、兴办事业。所以，钟侯对于百姓，就像冰对于夏日一样。难道只是两个县、一个州的人爱戴他吗？凡是他所到之处，又有谁不爱戴他呢？因此，他所到之处都以循良著称。钟侯施展才用，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了。钟侯的抱负，百件中还没有施展一件。他如今只是取出万山深谷中的冰，放在一壶之中，当然不能与其全部作用相比；但它给人的恩惠利益，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不过依我看来，钟侯难道会长久任职于外地吗？朝廷将要考核并表彰他的治民功绩，如同汉代的黄霸一样，征召入朝而重用他，那么所谓充分发挥君子的作用，难道不就可以在钟侯身上看到了吗？我知道钟侯的志向另有所在，也正因此对他寄予这样的期望。所以不推辞，为他写下这篇记。

译湘南清趣轩记 谭君济翁，是潭州湘潭人。如今以温州卫中左所镇抚的身份，戍守平阳；他在防务官署东南角修建书室，题名为“湘南清趣”，托我写一篇记。我对他说：“荆州境内山川的优美，在南方首屈一指；而湖湘之间，山势更加高大绵延，水流更加深沉舒缓。登高临远、举目顾盼之间，清幽深邃、奇异秀丽的景色，无不值得游览观赏，足以寄托高远胸怀、激发超逸情思，这本来是如此。如今您镇守平阳，和故乡相隔将近万里，不只是道路那样遥远险阻，山川也那样邈远悠长，那么，成就您的这种情趣，要从哪里得到呢？又有谁会相信您用这个名称来命名轩室，把这座轩题作这个名字，难道不是太荒诞了吗？”我正疑惑这件事，既然您让我写记，又将凭什么来写呢？谭君说：“您只知道轩的名称，却不知道我给轩命名的原因。自从我离开故乡，居住在金华，又居住在平阳，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祖先的坟墓、先人的破旧房屋，哪一天不在我心中来往？桑树和梓树，也曾映入我的眼中。我从公事退下，暂时在轩中闭目休息，便仿佛徜徉在苍梧原野，登上又走下祝融峰，仰望九疑山的绵延，俯视九江的浩渺，听洞庭湖上九奏之乐，看楚女舞蹈并传递芭蕉扇，想象湘灵出来鼓瑟，倚着斑竹，思念二妃，歌咏《橘颂》，仰慕三闾大夫，采摘澧水的兰草、沅水的白芷，又久久站立等待重华；心神悠然，与他暗相契合，欢乐得像平生相识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万里〕 虽然身处一轩之中，却浩然拥有湘南的情趣；形体与精神仿佛融为一体，志意得到舒适，飘飘然、栩栩然、宽舒自在。等到醒来时，我的身体从未去过那里，而所居之处也从未改变。大概我的情趣不分远近、不分彼此、不分今昔，已经混合为一体了。正因为如此，才把这座轩题为这个名称，又有谁能说它荒诞呢？”我于是明白了，说：“我从形迹上寻求，所以把湘南当作真实的湘南；您从心中领会，所以把不是湘南的地方当作湘南；在不是湘南的地方看出同于湘南，这叫作不受外物拘束。不受外物拘束，那么这种情趣本来就是天然的情趣。大凡情趣从自身得到的，自己知道，别人却不知道；从天地得到的，天地知道，即使自己也未必知道。这样看来，您的情趣，我哪里足以知道？哪里足以谈论呢？”于是我们相视大笑。我把这番话记在墙壁上，使和我一样对此感到疑惑的人能够消除疑惑。临清轩记 魏晋以来，书法精妙绝伦、令人喜爱的作品也很多，但评论者一定说王右军、王大令。这样看来，古今以书法闻名天下的人，哪里还会有超过王氏父子的吗？他们父子的书法，当时受到尊崇，后世也让他们占据首位，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吗？王右军仰慕张芝，临池学习书法，把池水都染黑了；凡是他到过的地方都有墨池，由此可见他平日勤勉学习书法。所以曾南丰为临川墨池作记，认为王右军的书法到了晚年才达到高妙境界；那么他的成就大概也是凭借精力专心致志而取得的，并非天生如此。唉！书法虽然只是一种技艺，临摹学习书法的人，本来可以不努力吗？这就是仲闻每天勤奋不懈的原因吧？仲闻是前元朝翰林侍讲学士陈公元达的次子。侍讲在至正年间任宫廷属官，因为书法好，极受储君敬重礼遇。储君听说他退朝后每天必临摹楷书千字，草书则加倍，作为常规，认为他勤奋能干，便写下“临池”二个大字来表彰他。侍讲于是建造“临池轩”以夸示恩宠，由礼部员外郎程以文实际撰写记文。侍讲的书法独步当时，难道是偶然的吗？仲闻幼年继承家学，近来他的字画勤奋精进，已经很接近侍讲了。他寄居在平阳凤山下，修建轩室以供游息，搜集名贤墨迹石刻，早晚心中仰慕，亲手临摹。于是题名为“临清轩”。有一天他来告诉我说：“我的书法当然不敢希望达到先人的境界，但先人专心致志的态度，我曾经见过。先人尚且如此勤奋，何况我这个小子呢？如今我临水学习而不停息，假使清水变成墨水，那么我的书法大概就可以不失去先人的法度。这就是给轩命名的意思。希望先生为我写记。”谚语不是说过吗？有志向的人最终会成功。桑维翰屡次应试，屡次被黜退，是因为主考官厌恶他的姓氏。有人劝他改姓，桑维翰指着铁砚说：“等砚台磨穿，我就改姓。”后来他终于登第，做到宰相，难道不是因为有志向吗？桑维翰的大节没有什么值得取法，但说到他的志向，却值得赞赏。看仲闻所说的话，不也是有志之士吗？只要坚持不放弃，再加上精力用功而取得成就，我看仲闻的书法，即使面对古人也可以无愧。难道只是足以和侍讲媲美吗？世人难道不会把王氏父子与仲闻父子并称吗？“临清轩”不只是可以和“临池轩”并称，而且将要同墨池一样长存。虽然如此，陈氏本是旧日宰相之家，忠义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在元朝时，家族门户延续百年，曾经极为鼎盛；而侍讲尤其因文学和名节受到天下重视。我对仲闻的期望，本来不只在书法方面，仲闻应当努力啊。

译兰芳轩记 缪君是武毅公缪氏的嫡子，曾凭功臣子弟的身份入宫侍奉东宫；那些幼年即隶属湘王、蜀王殿下的军士，都由他统领，并教给他们坐、起、击刺的技法。燕王返回北平后，他又居住在那里，受到防护扈从和护送；燕王察知他的才能而又谨慎可靠，恰逢武毅公上表请求退休，便命令他承袭职位，继续戍守平阳。缪君在英俊年少之时便接受五品官阶，为国家守卫海边疆域。既然已经显贵，却能除去纨绔绮丽的习气，退朝后从公署回家，安然处在一室之中，阅览书史，临摹法书；闲暇时教授雅琴，弹奏一两曲，颇有儒生的风度。室中排列着几盆兰花，绿叶白茎，茂盛鲜明，令人喜爱。即使没有风，香气也自然散发出来，仿佛身在深山幽谷之间，于是把他的居室命名为“兰芳轩”，并托镇抚谭济翁请求我写记。我想，兰是香草，本来是天地所生，但一定要培植、灌溉，然后花叶才会更加茂盛，香气才会传播得更加远；人也是这样。聪明智慧并非不是与生俱来的，还要加以求学，用见闻来充实，以进修来增益，这样才能使才华成熟、事业成就，超出同类。古代君子的事，我暂且不论。如今在位的名公，受到九重之内的倚重，受到四海之人的瞻仰，有谁超过曹国李公呢？人们只看见他的才华品德宏大、功业显赫，却不知道他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是因为勤勤恳恳地学习。私下观察曹国镇守浙江时，对内安抚新近归附的百姓，对外抵御乘隙而来的敌人，大大小小的事务都亲自处理，可以说既烦琐又劳苦；然而只要稍有闲暇，就同士大夫讲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至于文章，也从未不留心。假如他不从事学习，即使足以建立功名、享受富贵，也不过是一个追求功名富贵的人罢了，他的德业又怎能像今天这样盛大？和古代贤能的将相相比，也还绰绰有余。学习对于人的作用太大了。如今缪君这样喜爱学习，难道不是逐渐受到曹国遗风的感染而奋发起来的吗？当时戍守平阳的人固然都是一时之选，但缪君与济翁独独获得士人的赞誉，大概因为他们都曾经跟随曹国办事，受到的耳濡目染很深。缪君出仕在公署，就竭力效忠；退居家庭，就寄托心志于艺事。在身边种植兰花丛，早晚承受它的芬芳；观察他的爱好，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他日后的声名、地位和事业，哪里能够限量呢？我于是记述这座轩，并由此推及缪君，以说明如今将帅之中贤能而又好学的人并不是没有，而他们的成就也都有来由。遂初堂记 郑君宜中早年奉父母之命到燕京游学，经近臣推荐补为国子生；后来因受名额限制，出任宣慰使府属员，历经福建、广西、湖南三道，终于升任华亭县尉。但郑君是温州人，世代居住在平阳镜江里。那里前面横陈着大海，后面有青华山拥护，远处有九凤、新罗夹屿，近处有金字诸峰，层层出现、交错分布在左右，是一方的胜景。凭借这样的环境，郑君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曾经得意，但退居家乡山林的心愿，却没有一天忘记。自华亭归来以后，他闭口不谈仕进；朝廷授予他钱塘县主簿，迎接他的吏员已经到了门口，他也不起身。兵乱兴起以后，幕府争相以得到士人为荣，诸位公卿深知不能屈服他，也不敢拿职务去烦扰他。经略使以江西理问所知事的便宜权力强行起用他，他最终还是没有赴任。于是他在镜江以西修建遂初堂，又占据水陆要会，大力修治亭台馆舍，以尽情欣赏游览眺望的美景；大概他已经超然物外、与世相忘很久了。我路过他的乡里，他来请求说：“我的堂还没有人为它作记，希望把这件事托付给您。”唉！天下熙熙攘攘，谁不是为了声名利禄奔忙？天下纷纷扰扰，谁不是为了声名利禄来往？竟然有人高举心志，超出尘埃之外，把踪迹寄托在山海之间，甘愿与鸥鹭同群，与渔夫樵夫分席，观看烟云的变幻，眺望潮汐的来去，以彻底观察盛衰消长的道理；不居恋荣华，便不担心耻辱；不把得到当作必要，便不忧虑失去。像郑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吗？推究他的这种志向，即使说他可以和太初为邻，也可以；他不正是超出世俗的高士吗？然而自至正年间失去德政以来，天下横遭溃乱，房屋被盗贼焚毁，财物因供应军需而匮乏，民力因转运而疲惫，早晨担忧，晚上戒备，忧愁而居，惊惧而处，大约持续了二十年，谁不为郑君不能实现最初的愿望而感慨呢？大明削平僭越窃据者，统一天下，施恩布惠，温养众生，使他们在天日照临之下安定休息，鸟兽草木都欣欣然如同同享春天；郑君才开始能够在这里优游，与大家共同成为太平之人，且没有一点不能如愿，又有谁不为他得以实现最初的愿望而高兴呢？这样看来，最初的志愿能否实现，难道不是取决于时代的治乱吗？为堂命名的意思，难道只是说退居的志向实现、往日的愿望得到偿遂，也是在彰明皇上的恩赐、寄托庆幸之意。过去曾听说，士大夫辞去职务回乡，车马仆从散去了，宾客离去了，各种顺心的物品也不够了，人与人之间嬉游亲爱的交往也没有了；独自简约地住在乡里，独自游走其间，没有不感到失意的。因此，在官位上老去却不知道归退的人，十个中常有八九个；乐于归隐而没有留恋俸禄的人，十个中不到两三个。郑君正值壮盛之年，仕途事业刚刚兴起，声誉一天比一天高。他既不是迫于明文法令，也不是畏惧清议，却慨然抛弃簪绂的荣耀，追随泉石之间的乐趣。他比一般人贤明得多。这就是我不但为郑君初志得以实现而高兴，而且又有感到自己不能企及的叹息的原因。为此作记，以彰显郑君清高的品格和高雅的情趣，使那些留恋俸禄、顾惜职位而不知道停止的人感到惭愧；我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译南野堂记 平阳张君子玉家住坡南，正对着九凤山下，距离县城南面大约三里。那里地势平坦开阔，四面环绕着山，像新罗、凤凰、东山、旸谷、夹屿，都呈现奇异景色、贡献秀美风光。座席之间有清池环绕，嘉树围护。不走出门户，幽深的思绪便聚集起来；虽然靠近大道，喧闹的声音却消失了。美丽的花、奇异的草并列种植，水禽林鸟彼此呼唤，路上的歌声和田野的歌唱相互应答，戴雨笠、披烟簑的人影时隐时现，足以愉悦耳目、满足情趣。又有麻和苎麻可制衣，有黍和稻可供食用，畦中有蔬菜，林中有橘柚，水洲有鳣鱼鲤鱼，栏中有鸡和猪。子玉居住在那里感到安适，安适而又快乐。他认为，在朝廷便谈朝廷之事，在乡野便谈乡野之事，也是安于自己的位置而行动的一种方式。如今我偏居城南，交往的只是郊野村落的人，谈论的只是耕种、栽植之事。那么我和陶渊明本来不是同类，但守拙于田园，大概可以和他相近。用他的诗句来命名我的堂为“南野”，难道不是很合适吗？”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我作记。我观察从前的君子独自以山林为乐、与世相忘，总要等天下太平以后才能实现。所以说：世上没有巢父、许由这样的人，就不足以彰显唐尧虞舜时代的盛德。陶渊明开荒南野、在东皋种树，虽然乐于顺从天命，但处在晋宋交替之际，难道心中能没有感慨吗？如今子玉能够寄身于田夫野老之间，每天在坡南徘徊游乐，来适合自己的情趣，大概是因为逢上了圣明的时代。假如华夏与夷狄尚未统一，盗贼尚未消灭，战争尚未平息，田里尚未安定，那么村里会有击鼓报警之忧，门外会有追捕呼喊之扰。子玉即使不和普通百姓一起奔命，难道能没有忧愁和慷慨之情吗？坡南即使优美，又怎么能够独自享乐呢？这样看来，子玉不只是像陶渊明一样有三径中的松菊和桑麻，有近邻棋局中的酒壶酒杯、鸡肉黍饭，没有柴桑栗里车马的喧闹；再论及他所遇的时运、心志的满足，恐怕还超过陶渊明，这难道不是很幸运吗？不过，像坡南这样适宜居住的地方，天下到处都有。自从天下统一以来，哪里不可以居住？可是世上的士人多半不甘心沉浮于乡巷之中，羡慕当世的爵位名号，寻求使自己不同于众人，不量力而冒进，转眼便倾覆的，到处都是。子玉不把爵禄放在心上，也不肯让自己被世俗事务牵累；怀抱才华而不求出卖，隐藏踪迹而不求闻达。虽然只是困顿的布衣，却超然于宠辱利害之外。比较他所选择的道路，究竟谁得谁失，本来无需再争辩。看子玉这样自处，那么那些拥有田园之乐却不能享受一天的人，难道不是因为外界的羡慕和追逐夺去了它吗？于是我更加知道子玉之所以贤明，不是别人所能企及的；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记下来，还能记什么呢？西枝草堂记 平阳县城前面有一座大山，高高独立，名叫昆山。山脊分为九支，所以人们又称它为九凤。它的西面一支下降成为平坦之地，向东而又向西蜿蜒延伸，直到支巷；峰峦高耸，层层突起，像树立的重重屏风，占据要会而独自显出尊严，这就是西山。谢君复元的居所就在这里。经过重重山岭的门口，越过南坡进入支巷，向南转而向西走，在田间的田埂小路上走几百步，有一条小涧，架石桥渡过，再沿着坡地进入，才到达他的居处。凤凰、新罗诸峰森然秀美，排列在前；左边是清泉、福地、巾岩，右边是旸谷、夹屿，山势都向这里辐辏拱卫，像狻猊蹲踞、圭璋挺立，屈指可数。高大的松树和竹子相互掩映，遮天蔽日，抬头看不见天空，低头则村落和原野交错相间；河流像拖曳的白练，在其间时隐时现，宛如图画。山脚泉水从旁边流出，汇聚成池，水色深绿，清澈明亮，使人不忍向其中吐唾沫。水流穿过沙石和曲折的石阶，潺潺作声，像琴瑟筑磬的声音，无不值得游览观赏。距离城里仅五里左右，却寂静清幽，不像人间；若不是亲戚故旧前来探访，整天都没有人的踪迹。复元原先的住宅在明伦坊左边，虽然颇有野逸之趣，却仍因靠近交通大道，过往客人很多，时常听见里巷的说话声。后来他的住宅恰好被盗贼焚毁，于是他在这里筑室，背靠西山；而西山又是九凤山的一条支脉，因此把居所命名为“西枝草堂”。我游历平阳时，复元请我作记。我曾听说秦州有西枝村，也是因为它位于太白山西面而得名。杜子美为躲避安史之乱到了秦州，喜爱那里山川优美，想建造草堂居住，最终却没有实现。西枝村的名称于是流传至今。西山山水林壑的优美，能不能和西枝村相比，虽然不敢肯定，但自天地形成以来就有这座山；在千年以前，西山和西枝村本来就相同。西枝村因为子美而闻名，从今以后西山在世上闻名，难道不会因为复元吗？复元在至正末年，家中再次遭逢兵火，东西迁徙，没有定居之处；停留下来的地方也只有数年，这和子美有什么不同？子美终身处在战争之中，复元则正逢如今海防安宁，成为太平之人，比子美稍微幸运；但他年老将白头的母亲还在堂上，一个儿子还没有长成少年，居所有房屋，不受寒暑逼迫，而田地每年的收入却不足以供给稠粥，他的艰难大概比子美还严重。后来统兵者认为复元有才智谋略，上奏任命他为幕府属员，使他可以借此接近显贵富有的地位；但他不久便以母亲年老为由，竭力辞去职务，独自甘愿过隐约清贫的生活，砥砺清苦的操守。他的为人如此，真是贤明啊！地方因为有贤人而受到尊重，人也因为贤德而受到尊重。这实在是很高尚的事！西山有复元，正如西枝村有子美一样。那么西山哪里会有不闻名的道理呢？只愿你晚年的操守更加坚定，像壮年时一样，不要忘记古人任重道远的志向。草堂所寄托的意义，是很深远的。

译韫玉山房记 卞和抱着未经雕琢的玉璞，两次献给楚王，两次都没有卖出去，以至于两次被砍去双脚。楚王命令玉工把它加工成玉璧，秦王便请求用十五座城来交换它。同样都是这块玉，有的使人被砍脚，有的却能换来连城。人们谁不说：当它还是玉璞时，没有显现出可珍爱的地方，所以楚王不把它当作宝物；等到它成为玉璧，清楚地显出可珍爱的地方，所以不只是楚王珍爱它，秦王也珍爱它。我却认为不是这样。有世上罕见的宝物，必须自己先珍视它，然后别人才会珍视它。自己不把它当宝物，却希望别人把它当宝物，太难了。荆山所产的玉，是天下的美玉。假使卞和把它层层包裹、深藏起来，携带万金，拿它到市场上出售，即使不是楚国人，也会让天下人看见。卞和不知道这样做，却惶惶不安、急急忙忙地去拜谒献玉，这和商贩有什么不同？商贩站在四通八达的路口，拉住行人的衣襟强行推销自己的货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卖的东西不值得观看。怎么能把天下的美玉拿来同商贩强行售卖相比呢？他轻视美玉，不是已经太过分了吗？本来就因此招致楚王的侮辱，至于被砍去双脚，大概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子贡问孔子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匣中收藏起来，还是寻找善于估价的人把它卖掉呢？’ 孔子告诉他说：‘卖掉它吧，卖掉它吧！我是在等待合适的价格。’那个卞和只是因为不知道等待合适的价格，所以才落得被砍脚的下场。假使他知道等待合适的价格，又有谁能砍掉他的脚呢？有美好德行的人叫作贤，有美好才干的人叫作能。人有美德美才，就像拥有美玉一样。不自我尊重，反而自我贬低，以求得到任用；不把自己当宝，反而自我卑下，以求与世俗相合，没有不如卞和一样招受侮辱的。因此古代贤能的人，怀抱自己的德行，守持自己的才能，从容地处在田野之间；惶惶急切地奔走求进，并不是自己的事情。有了介绍人之后才交往，受到敬意、礼数周全之后才出仕，这些都是为了自我珍重、自我尊敬。因此别人不敢侮辱他们，也没有机会侮辱他们。伊尹在殷朝，如果不是成汤多次聘请的诚意，他就会在莘野亲自耕作，终此一生罢了。诸葛亮在汉朝，如果不是昭烈帝三顾茅庐的诚意，他就会高卧南阳，终此一生罢了。他们哪里肯自我贬低、自我卑下而同世人交易呢？不只是这两个人，古代君子大概没有不是这样的。新安吴君韫中，自幼读书作文，以山林自足而不从事炫耀售卖；后来才华美好显露出来而无法掩盖，声名洋溢而无法压抑，朝廷起用他，把百姓和地方托付给他，这才戴冠出仕。他治理平阳时，政事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却从未以此求取声誉。我惊异他为什么如此具有古代君子的风范，等到他请我为所谓“韫玉山房”作记，才知道他大概是善于学习古代君子的人。不过，玉藏在石中，它的光彩气象常常显露在外，所以山中光辉如白虹，是玉所在的缘故；何况是藏在山房之中呢？吴君怀抱才德，在这里接受试用。我知道将会有善于望气的人说，玉色润泽之气从旁边通达，而连接上天的地方一定就是吴君所在之处。并且将取出他，把他当作瑚琏、圭璧，进献于清庙，登录于玉府。吴君当然不会长久淹留在下邑，何况能长久栖迟于山房吗？把美玉藏在匣中等待合适价格，是君子行事的原则。天下的宝物，应当为天下所用；上天不能永远秘藏的东西，人也不能永远秘藏它。爱竹山房记 起初我到达永嘉，去拜访王君如渊，经过普安坊，向西走几百步，看见临水的一所房屋，竹树苍翠，光彩夺目，便回头对同行者说：‘这一定是隐居君子的住所。’同行者问：‘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曾听说，君子居住的地方，山川会因此明丽秀美，草木会因此滋润光华；那种美善之气所聚集的地方，就在屋室门户之间。这就像珍珠生长而岸边不会枯萎，土地中藏有宝物，神明的光辉就会舒展。因此，探察气运盛衰的人不必向人询问，只要观察山川草木、屋室门户就可以了。如今一年将尽，天地闭塞，冰雪凝结，万物凋残，而这家中的竹子却如此苍翠；即使说这是它所承受的天命，难道不也正是隐德美善的吉兆吗？’同行者说：‘这是蒋先生的房屋。’我于是请王君作介绍，前往拜见先生；看见他的仪表形貌，听到他的言论，宽厚和乐，真是一位德行盛大的君子。出来后我说：‘庚桑楚居住在畏垒山，畏垒山因此获得大丰收；君子的善庆足以滋润一乡，已经如此长久，何况是庭院台阶之间的植物呢？’我回头看了很久，才离开。后来王君对我说：‘如今龙泉文学、字德昭的人，是先生的儿子。’ 德昭还没有出仕时，把他的书舍题名为“爱竹山房”；侍奉父亲之余，便在这里学习。先生平日处世，对世间一切事物都没有特别喜爱，却唯独喜爱竹子；在房屋前后左右成片挺立的竹子，都是他亲手培植的，他抚爱它们像抚爱婴儿，待它们像对待益友。德昭因为先生非常喜爱竹子，所以照看得尤其谨慎，这就是山房命名为“爱竹”的原因。希望您为德昭作记。我说：‘竹子冬夏不变，有坚贞耿介的节操；独立挺拔而不屈挠，有幽静孤高的操守；内部空虚，是胸怀大道的器具；外表挺直，是卓异品行的表率，实在很像君子。所以君子喜爱竹子；不是君子，即使有竹子也不会喜爱。先生淡泊无欲，清静而没有特别的嗜好，却唯独喜爱竹子，难道不是因为万物虽然不是人，却有与人相同之处吗？父母所喜爱的，自己也喜爱，这是善于侍奉父母的人；那么德昭对于竹子，应当怎样喜爱呢？只是德昭的内心，难道会把爱父母的心局限于父母，即使对一件微小的事物也不敢忽视，并由此推及更大的方面吗？他也想由此推扩心志，学习父亲所学、实行父亲所行吗？这样，引导诗书的恩泽，增添乡邦的声誉，成为蒋氏贤能孝顺的子弟，正是合宜的；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 唉！善庆所汇聚的地方，本来并不只限于人和物。然而，植物的生长，哪里能够和人的生长同日而语呢？如今蒋氏园圃中还有这样美好的竹子，蒋氏门户之中本来应该有像德昭这样的贤人；谁家没有儿子？但先生的儿子才德独能相似，和一般人家的儿子不同，这是有原因的。因此写下这篇记。想知道一家人的善行，还可以从这里加以观览。

译竹林书舍记 章贡两条河汇合后向东北流五百多里，到达庐陵；又流四十里，分流成为文江而去。河水的波纹回旋曲折，像文字一样，所以命名为文江。文江东边，如今温州府司狱王君子直的故居在那里。王氏世代以儒业为家，居住在文江已经十一代了。住宅旁边有许多美竹，苍翠的竹子多到数以万计。子直曾面对竹林建造房屋，把书籍积藏其中，用来诵读、学习。欧阳先生莘耘，就是他跟从学习经书的人。先生对他说：‘这里应当命名为竹林书舍。’适逢朝廷征用通晓经学的人，郡中长官便起用子直，把他送到京师。当时正重视征收商税，到京的人按惯例授予这类职务，子直得到的却是峡州之职。后来因为考绩优异，升任如今的官职。子直治理永嘉九年，清正刚强的声誉上下皆知，廉洁耿介的德行在仓促之间也显露出来。他又没有因为仕途优裕便放松学习，整天手不释卷。延请贤能俊秀之士来往，共同上下讲论。永嘉诸位君子中和他交游的人，见到我没有不称赞他的贤能的。又因为他的竹林书舍还没有记文，托我为它作记；子直也多次来请求。江右的士人风气之盛，推举庐陵为第一。当地人无论贵贱，没有不读书的，而文江尤其兴盛。十多岁的童子，对于《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周易》等经书以及传注，都能背诵。我过去经过那里，亲眼看见这种情形，不禁叹息自己难以企及。如今我反而遗憾，当时没有机会结识子直，不能亲自到所谓竹林书舍，观看平生未曾见过的书。鲁国多君子，这件事就足以证明了。请让我为子直吟咏《淇澳》的首章。虽然如此，我的祖父文忠公曾说：‘世间能够抵御寒暑、又具有气焰的东西，也没有像雪霜风雨那样直接侵袭肌肤的。’而士人很少不因这些遭遇而或喜或忧，丧失自己所守的操节。从植物来说，四时变化很大，但竹子独自不为所动。唉，这就是竹子可贵的地方吗？竹不过是一种物罢了，何况是人呢？何况是士人呢？假使平常不能砥砺操守，面对变故不能表现节义，得志时免不了骄傲，不得志时不能不沮丧失意，群居时依附他人，独立时却惊慌失措，这些都对不起竹子。一定要像子直这样，才可以无愧于竹子。这就是所谓只有自身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才像它。又听说庐陵前代贤哲刘公棠，是宋咸淳己巳年进士，因为贾似道专擅朝政、国事日益败坏，便弃官归隐青塘。他极受丞相信国文公的敬重。信国公掌持江西宪司职权时，曾到他的居所致礼，并亲自大书“水竹居”三字题匾。他的居所直到今天，庐陵人士仍认为是乡邦的美事；经过他门前的人都会低头徘徊瞻仰，不能离去。子直和刘公所处的时代不同，出仕或退隐本来各异，但耿介而有操守却相似。乡里人士经过竹林书舍时，难道会不低头徘徊、瞻仰感叹吗？难道会不低头徘徊、瞻仰感叹吗？栖云轩记 上人本庵居住在千载岩的清修寺。一天，他来拜访我，请求说：‘我游历疲倦，回到故乡山中，曾修建一座小轩用来自我休息，命名为“栖云”，但还没有记文，冒昧来请先生为它作记。’我戏谑他说：‘四大本来不是实有，五蕴全都是空的，何况云呢？那么法师将栖居在哪里？又凭什么栖居呢？既没有可栖居的地方，也没有可以栖居的东西，又何必要作记呢？’本庵说：‘从有来看无，一切都是无；从无来看有，一切都是有。用真实来看假合，没有什么不是实在的；用假合来看真实，没有什么不是假合。因此说幻是幻可以，说幻不是幻也可以。没有什么不是如此，难道只有云是这样吗？我本来就是无所栖居而无所不栖居，没有可以栖居之处而又没有不可以栖居之处。先生为我作记，也可以。’虽然如此，他应当还有话要相互说明，于是我辞别离去。第二天，他派两个仆夫给我带路进山，我也欣然没有拒绝。等我到了本庵那里，他请我入内坐下；所谓栖云轩中，备有汤、茶、水果、糕点和浊酒，慰劳我一番后，才引导我沿山脚而行，登上山顶四处观览。太阳将要落下，风从树梢吹来，寒气袭人，汗毛头发都竖起来了，于是我们一同返回轩中休息，逐一谈论山中的往事；又拿出蹲伏在地上的动物，放在炉中煨烤来吃，屋里的气息全变成白色，仿佛把夜晚当作清晨一样。打开窗户看，月亮将要落下却还没有落下；四处充满、弥漫着的没有不是云。它蒸腾着，仿佛饭食蒸熟时升起的热气；光彩闪动，仿佛帷幕帘箔；灿烂得像熔化的银从炉中流出；洁白得像初晴时堆积的雪；又像张开毛毯，在空旷无边的地方游行；又像天地尚未安定、清浊尚未分判。四面山冈、竹木全都看不见，只听到猿猴和鹤的啸叫声，在隐约苍茫之间传来。本庵说：‘这是幻境吗？不是吗？’我们相视大笑。我于是感叹说：‘一气的屈伸变化，而云正是它显著的形态，可以说是幻吗？它忽然聚合，没有人能窥见它的开始；忽然消散，没有人能追究它的终结，难道不能说是幻吗？况且白天本来未曾有云，而暮夜却出现了，云从哪里来？暮夜本来未曾无云，而到了白天却没有了，云往哪里去？能不称为幻吗？那么它同功名富贵忽然兴盛、忽然衰败，最终一同归于消尽，有什么不同呢？然而世上的人没有不羡慕荣耀、追求华美的，没有不因得到而欢喜、因失去而悲伤的；劳碌一生，急急忙忙地经营，到临死还不知道停止，难道不值得感慨吗？我到这时才知道，方外之士远离喧闹而趋向寂静，穿粗衣、吃淡食，对于凡俗世人所羡慕追求的一切都无所求，甚至把自己的形骸也置之身外，并不是没有见识。’ 这样看来，本庵为轩命名的意义很深，虽然想不作记，能够吗？轩在寺院法堂的后面。寺在山岩脚下，山脚又连接着长山；南面俯视大溪，西面邻近紫岩，东面扼守三洞。再往东是龙回，北面则是灵岩。左右有山涧，在轩前汇合。三洞流出的余水坠入涧中，水和乱石相互冲击，铿锵回旋，几乎不是人世间金石发出的声音。莎草丛生，倒映覆盖在水面上，起初看见时以为是翠鸟羽毛、野鸭绒毛，苍翠可爱极了。旁边多有松、杉、槠、桧，高得直插天空，大得遮蔽正午的阳光，树荫浓暗。其间鸟儿鸣叫，和涧水声相互应和。寺院占据山中深处，而这座轩又完全拥有寺院的胜景。相传这里是刘孝标读书的旧址，他所作的《栖山诗》，寺里的僧人多半都能背诵。

译耆山庵记 贵溪上清溪北岸有一座山，名叫南山。南山背面向西有一座小峰，高高孤立，名叫耆山。考察它的地脉，是从藐孤山而来；忽然伏下，像蹲踞一样，忽然又突起，像奔驰一样，曲折绵延而不断，横贯十多里，最终安定成为鹿湖、琵琶等峰，而这座山又是从琵琶峰分出的支脉。溪水来自七闽，像长虹蜿蜒流过山下，这就是上清溪。溪水北面向东是正一宫，北面是宜阳市，西北是龙虎福地，再往西北是二十四岩。这座山与它们隔溪对峙；从琵琶峰看，只觉得它是俯视众山的一座支峰；从南山仰望它，却只见它占据要会、独自显出尊严，不知道它原来只是支峰。到了山上，只见高大的山岭和重重屏嶂交相作揖、彼此拱卫，像圭玉簇拥、簪笏聚合，层层显露、重重出现。人们认为它仿佛祖父端坐中央，而子孙一类都兴盛繁多，穿戴冠服、执持杖履排列侍立，所以命名为耆山。南山有耆山，正如泰山有大人山。这里地势险峻绝美，长满树林，古木郁郁相望；旁边多有肥沃土地，可以种植耕作。等到天气晴朗、空气清澄时，可以望见邻郡的山，像抚州的云林山、旴江的麻姑山，森然排列，屈指可数，没有遮挡。其他地方都不能相比；如果不是乘着扶摇直上、凌驾于倒景之上，又哪里足以居住在这里呢？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公看见并喜爱这里，于是于洪武己未八月，就在此地建造三间草庐，题名为“耆山庵”，因山命名。静得轩也建在这里，鹤和松排列在它前面。松树下面有鹿车墩，墩的右边有芝园。这里距离真人府近四里，距离先世坟茔二里多。张公辞谢并遣散了拜谒请见、迎来送往的烦扰，每天在这里逍遥自得；有时沉默静坐，有时长啸吟咏以自适，有时焚香读《易》，有时弹琴临池，有时校勘道书《丹经》《大洞玉诀》《灵宝》等书。闲暇时便低头徘徊、延览四周，以寄托自己跨越千载的思绪。他派人来请求我为此作记。伯衡想，龙虎山一带，自汉代天师阐明道术以来，人们探寻、占察山川形胜，从未遗余力。琳宫玉馆错落对峙、排列如梳齿，耆山近在眼前；只是到了张公才建成庵舍，大概是天地秘藏此处，等待有缘人。否则，隐晦了千数百年，为什么会在一旦之间显现出来呢？张公掌握法祖庭，内在执掌道法枢要、拥有德符，外在仪态端严、行为高峻、学问广博；对于神灵仙人飞升变化的奥秘，以及禁祝、禳解、祈祷的灵异之事，都有研究。儒家经典、佛教典籍没有不通晓的，诸子百家也广有涉猎。他的余绪见于文章翰墨之中，在当时也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难道只是玄学之士把他奉为宗师吗？他就像山中的恒山、岱山，水中的江河大海一样。天子以礼相待，王公敬重信服，士绅欣羡仰慕，郡县官民仰望。他年纪很大，而声誉声望又极其隆盛。凡是那些年高德劭、才智杰出的人，在他面前都要逊色。君子说：山以“耆”著名，不知究竟始于哪个朝代；但“名”与“实”相符，则是从公开始的。地方一定因人而增重，这个道理由来已久。天地间既然有这座山，莫非一定要像公这样的人出现，然后才把它赐予此山吗？不过，有道之士，是天地间的正气；他乘驭六气的变化，驾御万物，与造物者遨游于无穷之境，忽往忽来，无所拘束，也没有什么能拘束他。因此可知，公也是为了寄托怜悯世道、拯救风俗的心意，姑且在这里收敛节操、涵养本性罢了。难道那种沉溺于膏肓泉石、把烟霞当作痼疾的人，可以同日而语吗？于是我粗略叙述他的名声事迹，并作诗来系述。诗说：耆山高耸，像北斗一样，草木繁茂而山势重叠；向下压着大地，向上摩触苍穹，陡峭地削立而出。像金芙蓉一样的山峰，坐据要冲，独自称雄。群峰从四面如鸟张翼般拱卫着它，哪里还分什么高低、横纵？形势就像众多孙辈拱卫着一位老翁。巨灵神从太蒙山搬来安置此山，把它看作至宝，送到天帝所在之处。早晨呵护，晚上守卫，劳烦鬼神的工力，直到有一天豁然开朗，显露出它的踪迹。上帝有诏命，把它赐给我公；我公得到它，欢喜融融。除去丛生的荒草，砍伐木石，建造房屋，简朴得只能容下双膝。不加藻饰，不施彩绘，也不筑高墙。太宵黄文玉检封护卫着它，把龙剑收藏在其中。山啊，庄严高峻，仿佛更加增高；岩花涧草在春日里开出红花，香雾飘洒，气息浓郁葱茏。公在这里宴居，百神随从。守持一心而不二，道自然和畅；盛大的德行焕发光彩，纯粹而深沉。叱喝便成为雷霆，吹气便化作彩虹；说要下雨就下雨，说要起风就起风，亲手运转天地造化，连上天也无须费力。疫病不发生，年成丰收；延康浩劫的历数也得以贯通。圣人抚治天下，正逢公出世。来自九重宫阙的宠幸赏赐接连不断，王侯卿相没有不恭敬的。美好的声誉和崇高的声望，怎能不令人敬仰？戴星冠的道士以及宫中近侍纷纷前来趋奉，当然像群峰聚拢一样。众人都说，广成子居住在崆峒山，活了一千一百岁，容颜还像童子一样。眷顾这幽深的地方，它和崆峒山一样广大。药草在蓬莱石上成片生长，灵芝有茎，鹿有茸；泉水盛满，浓得像甘露。服食药物，饮水漱口，虚空的身心因此得到充实，愿望也得以满足。公无论春夏秋冬都乐在其中，与仙鹤一起同天地始终。为国家荐举祥瑞、祈求万福，鸿雁、飞禽以及细小的爬虫都同样受到恩泽。史官作诗，使这件事昭示无穷。我的公难道不就是乔松吗？这座山难道不就是华山、嵩山吗？《苏平仲文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卷。《苏平仲文集》卷十，明代苏伯衡撰，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