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四。《莲峯集》十卷，别集类第三，宋代。提要。臣等恭谨考察：《莲峯集》十卷，为宋代史尧弼所撰。尧弼字唐英，是眉州人。他的仕宦经历在史传中没有记载。焦竑《国史经籍志》说，史尧弼有《莲峯集》三十卷，但世间也没有传本，所以记录宋诗的人大多不能举出他的姓名。只有《永乐大典》载有这部集子，并保存原序两篇：一篇作于乾道丙戌，自署“省斋”，不知道是什么人；另一篇是任清全所作，写于嘉定癸酉，称说尧弼幼年就远远超出常人，年少时曾以《古乐府》《洪范》等论著去拜见张浚，张浚说他的文章很像苏东坡，便把他留在潭州馆舍中，和张栻交游，常常以正大之学启发他。丁丑年，他和弟弟尧文一起登第，等等；但也没有说他最终的结局。考察周密《浩然斋雅谈》说：李焘十八岁时考中眉州解试第一名，当时第二名是史尧弼；史尧弼才十四岁，人们怀疑他的文章还不成熟，参加鹿鸣宴时还穿着粉红色裤子。太守命令按韵作诗，尧弼分得“建”字，提笔立刻写成。诗中说：“四岁还很小，房玄龄七步成诗也未必胜过曹子建。”后来他成为张魏公的门客，不幸早逝，等等。他所记载的情况和任清全的序文相合。又《江湖续集》载有张炜题《莲峯集》诗一首，其中也有“一梗江湖客，三朝忠义家”这样的句子。参照各书互相考证，大概史尧弼登第后还没有授官就去世了。尧弼天资卓绝，他的诗纵横奔放，排宕不羁，摆脱常规；他的论说诸篇明白晓畅，文辞汹涌而无穷，也有一种不可约束的气势，大体上有他同乡苏氏的遗风。只是他的生命如夏草遇霜而凋零，所以不能像李焘那样著书传后；然而就他的文章而言，毕竟也不失为才士。任清全的序文因为集子中有论学的作品，就把张栻少年时的自得说成是史尧弼磨砺浸润的功劳，想把史尧弼援引到道学一派之中；这样一来，门户标榜的习气反而不足以显出史尧弼的本来面目了。他的文章在宋代已经散失很多，这部集子是他的从孙师道重新刻印的，现在也已经无法再见。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纂，厘定为十卷，著录于此，使那些怀才抱志却默默无闻、才华被尘埃遮蔽的人，不再有这样的感慨。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原序。蜀地以文章闻名的人，都得以流传于世。只有青衣人史公尧弼、字唐英的文章没有流传。从前张丞相魏公一见到史公《洪范》等论，就说他的义理之学很像苏东坡；还亲手拿着他的文章给子侄们看，说：“读了这些文章，就知道作文的道理。”何况今天天下的学士想要拜服在他的门下却不可得，难道不应该特别关注这些文章吗？近来因为编次史公平日所作的文章共三十卷，刻印出来和众人共同阅读，也用来补足蜀士文章流传的缺憾。乾道丙戌八月十六日，省斋书。莲峯先生史氏，名尧弼，字唐英。幼年便远远超出常人。绍兴年间，史唐英的名声在士大夫之间广为流传，是天下知名的人物。李巽岩把南北六朝策论的第一名送到眉阳，莲峯列第二，年纪很小，但文章尤其广博，不是一般经学所能达到的。他们兄弟三人，长兄名克俊，辛酉年四川类试第一名。莲峯落第后，带着书游历东南。当时张魏公在潭州，早已听闻他的名声，想见他一面。莲峯便把《古乐府》《洪范》等论作为见面礼献上。魏公得到文章后拿给南轩看，说：“这是东坡先生的学问。”于是把他留在潭州馆舍。第二年参加湖南漕试，莲峯第一，南轩第二。莲峯于是把《文章正宗》给南轩看，并且曾说：“文章只是一种小技罢了，关键在于常常用正大之学启发他，只是引导而不把话说尽。”因此南轩一生尊敬东坡先生，也没有忘记莲峯。丁丑年，莲峯和弟弟尧夫一起登第。弟弟去世后，南轩写信开导勉励他，详细阐述《中庸》所说的复性之理。当时南轩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却已经有这样的自得，难道不是莲峯涵养端正之学的功劳吗？起初，魏公被贬到潭州，祸患不可预测，只有莲峯独自跟随他交游。看他所作的论诗文章，虽然把战守作为正理，但文章末尾没有不归结到爱护百姓。辛巳年出兵，魏公再次起用，莲峯也登第，人们都为此高兴。莲峯却说：“魏公再次任用，只要不出兵就好；否则一定会再次失败。”不久果然有符离之败，人们认为他的话说得很有见识。他的议论依据正理，不随世俗俯仰，大概就是这样。这难道是夸张荒诞、只把互相以声名推重激励看作重要的那类人吗？清全幼年时曾在先父家中服侍，在青衣江边。莲峯和先父同年进士，寓居栖禅寺时，曾乘小船来拜访先父，直到夜漏三十刻才离开。清全在旁边拱手侍立，听他说话，仍觉得如银河无边无际。他的文章非常多，但都散失不存。旧集已经漫漶不清，如今莲峯长兄的嫡孙师道把它重新刻印，又加上南轩年轻时的一封帖子和诸位名人的题跋，附在集子后面，使人知道南轩少年时的自得，确实是莲峯磨砺浸润的力量所致，证据可考而并非虚妄。师道近来任职蜀口，遇到战事，也主张爱护百姓，不贪图苟且求进的功劳；即使有狂妄少年在身旁，最终也保全了自己的操守，因此得到制阃相公的赏识，升任古戎太守。后来邻近道路受到战乱侵扰，他也不喜欢用兵，这难道不是继承、尊崇莲峯家的家法吗？嘉定癸酉年，家子任清全叙。

译钦定《四库全书》。《莲峯集》卷一，宋史尧弼撰。五言古诗。寄给苏卭州，并呈给八座。向仇池翁叩首，你归居在小有天；葛洪的后代仍然遥远，岣嵝丹山传承着仙人的道骨，如今也有后继者显现出美好的姿态。大小茅山的君子啊，霞云织成的衣襟成双联袂飘动；兄弟相对谈论道理，舌底如风雷回旋。可叹我这个空山中的人，妄想身体飞升；忍着饥饿啃食草木，年年炼烧汞铅。哪里知道最高妙的门径，端正在玄妙中的玄妙？知道您早已领会这玄妙的契合，丢弃了言语和工具；精神凝定，万物没有瑕疵，正应当侍奉在虚皇面前。我也是山泽中的瘦弱之人，几乎断绝了尘世缘分；几乎没有希望驾车求仙，只愿亲自执掌风鞭，和您相伴登上丹丘，在那里一笑经历三千年。游洛阳宝盖寺赠长老道琼诗。一个念头落入人间，世上的道路便分崩奔逐；车轮在黄尘中奔驰，岁月渐渐使人自己昏暗。哪里知道摩尼宝珠，难道会处在浑浊的水中吗？如今我虽然被尘事纠缠，心中仍有原来的自己。云山之间时时独自前往，一笑便使心魂清明。早就听说宝盖峰气势压倒群山，尊严高峻。拂衣前去寻访幽境，烟雾中的杉树转绕着山脚。道人一向喜欢这样的事，欢跃地迎到门前。他清澈的眼睛如同两面明镜，老虎般威严地蹲坐着。邀我进入密室，亲切交谈，欢喜的面容如春日般温暖。往往谈到极深处，寂静中两人相对无言。从今以后尘世境界空无一物，冰消之后不留痕迹。只觉得江汉之水浩荡奔流，回溯它的源头便可抵达至道；其中的默契只能彼此体会，不许向诸方宣说。送章孝偁归荆南【都官计用章郎中是卭州人，庆历年间任延安通判，因与范雍议论西部事务而违逆范雍的心意，被贬到雷州；范文正公上章为他洗雪罪愆，他才得以回来。章孝偁就是他的孙子。】峨眉山在西南横卧如盘石，山中含有灵秀之气，有所蓄积却不能发散，浩荡深广，难以收束隐藏，成为万众中的豪杰，联袂而出，郁郁相望。遥想嘉祐初年，那位声名赫赫的都官郎，像蓍草和灵龟一样具有先见之明，胸怀虎豹般的文章。幕府在西部边疆开设，他带着威势驱逐羌族首领；然而最终竟不能发声，反而被按剑之人压制。青天徒然明亮，万里之外只能自行流放荒远；刚直之气始终凛然，即使身体倒下，内心也难以屈服。高平伊尹、周公一类的人徒然上奏疏，排斥权奸于未央宫外；忠义一旦振作，朱鸟也会吞吐光芒。还知道百年之后，会生出这样的凤凰幼鸟，五色羽毛灿烂，想飞下虞廷翱翔。先民看重世代相传的德行，君子对此永远不会忘记。祝愿您不要辱没先人，继续攀援而飞扬；不要让大地南方的一角，气象重新变得苍茫。依次用友人杜应求的韵，送中岩印老前往成都正法。您是临济宗的正统后裔，像一座孤峰高峻；自古以来的正法眼藏，不许旁人窥探门径。古老的道路上人迹断绝，更何况连遗留下来的车辙也已断裂。如今谁是健者？您也如狮子般迅疾，倚天长剑的锋气寒冽，目光如闪电般一瞬即逝。您平生有缚虎的手段，哪里肯去击打一群死蛇？为什么到了喧闹的市井中反而撒手？正当奋勇向前时，老狐狸的臊腥气仍然存在；如今只须倾倒银河之水加以洗涤，剩下的刀刃姑且排斥它们，就能使这座府地中圆悟宗重新振兴。遥想中岩老，当今没有这样俊逸的人。欣喜听说亲传嫡子高高举起从前的真印；要知道这是天人之师所处的地位，哪里可以轻易置换？好好前去，让鞭影显露，开辟大道，收纳千里良马。请顾念清净关口，不要让众魔侵扰。愿意成就一件大事，其他事物都不是应当馈赠的。醉卧到半夜，半醒之间仿佛有所惭愧；听见空庭中石渠的流水声潺潺，清亮的声音使身心顿时舒畅，醉意全都消失，于是把自己的感受写成诗。我这一生少有欢乐，遇到酒反而增加慷慨悲愤。躺在床上只睡一觉，万般忧虑渐渐消除。半夜还有知觉，警醒地在叹息中牵动心肠。世间的事情哪里值得一提？只是真怕自己的志向荒废。人活着苦苦追求快乐，难道我清醒时反而像狂人吗？谁能看见现在的本心？不要故意造作，也不要忘记它。石渠的水涓涓流淌，启发我的，是卜商。清冷的水声落在枕边使人感到寒意，解渴也不必亲自品尝。于是肝肺之间仿佛一一流入天上的琼浆。它还使四肢和头发肌肤都得到滋润，完全没有瘙痒。梦醒和醉醒，忽然一起抛开，仿佛都成了迷失的羊。流水不停地流去，而此心澄澈如常。恍惚间疑似听到箫韶，仪凤在碧云中飞翔。回顾这声音，听来更加幽淡，哪里还能看见它的故乡？这才知道苍穹之中，元气同样清冷苍茫。天明时看那渠水，既不是笙声，也不是簧声。写下这首诗来自我歌咏，清浊都交付给沧浪之水。连州太守王大宝，字元龟，在放生池上建造双溪阁；我为此作诗，用来表达颂扬和祝愿。两条水流从西北而来，向东蜿蜒，水面茫茫浩荡；两岸斗立，苍黑的石头裂开，突兀森然，如同堑壕。州伯在这里开始营建，高大的屋梁压在高冈上；向下俯视，是古老而碧绿的深潭，向上看，则是明丽的新建高堂。恭敬地想，您如同环绕北辰的星宿，朱红的旌旗照耀着沧浪之水；银刀割断鱼网，鱼群散开，在水中摇漾，承受恩光。冠剑林立，人们欢呼舞蹈，老人和孩子纷纷欢欣康乐。我也歌唱吟咏，请祝愿上天无穷无尽。遥想长淮以北，忽然悲伤忧闷。那里的百姓仍被网捕，用来宰割烹煮，生灵密集地遭受摧残，哪里值得拿来滋养锋利的刀刃？唉，中途呼喊，西江有谁来扬起清流？让它沄沄而去，令人站立远望；东南方向，怎么能够挽回大海之水，一举洗净沾湿泡沫的场所，使八荒共同成为有灵的池沼，四海都成为濠梁？皇帝的力量，你们哪里会知道？愿江湖永远彼此相忘。祝陛下千万岁，欢乐和悦永无穷尽。和冯蓬州当可同游中岩，分韵得到“林”字。羲和转动太阳车轮，北陆挥鞭驱尽阴气；天地不能自我维持，年华老去快如飞奔。花草树木大都枯萎低垂，江山也显得萧瑟森然；变化本来就不由人掌握。能这样幽静地寻访，真是快乐！蓬州老人冯当可，像摩诘一样玉齿铿锵；美玉般的言语相互携带，甚至忘记了说话，只相视一笑。孤云山中，至人从鹫峰而来，分坐在这深岩中；我整理衣服，请求跟随他。宛如置身林中，姑且想献上清供，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欣赏；只有一轮白月，明亮地映在碧潭心中。这样的赏游难道是偶然吗？想来从前我们确实志趣相合。分别时不要过分悲伤，因为他没有所谓去、来、今；大概只有羲皇时代的人才曾听懂太古的声音。再次告别谯县县令。相逢，恨不得更早；相别，苦于相逼；相对时，仿佛无话可说；相望时，又怕彼此思念。早已期待着您，梦中梦外都深深记着，早已认识了您。岁暮时您如双凫飞来，我在这里见到您的容色；您使我眼前一亮。幽深的心事，谁说它淡得像水？其中有意味，哪里舍得忘掉？尘世之中哪里能忍受这样的生活？高才不应该受到压抑。平生以来，赵、魏一带一向重视教育；如果您在那里把学校办得繁盛，便如同身处水中小洲。去吧，务必要封植培育；扶摇而上，哪里会知道路程有多远？姑且像六月的大鹏一样稍作休息。静心堂。

译浅薄之士心中只想着车服官位，锱铢必较得失；纷纷扰扰地争逐宠辱，矛盾相撞。大道之士只有通达的人，天道寄寓在空虚的心室中；进退卷舒如果能由自己决定，出仕和退处就不必有固定的成规。时机到来，便如针砭一样出面，一起承担医治弊病的责任；时机离去，便收敛如龙蛇，自在舒展而超逸，显隐都没有障碍。神妙的踪迹哪里可以追问？我公有天人的资质，早已有补天的才能。心随缘而静，便能看见道理；心静了，就与天合一。当年风雨遮蔽黄道，宾客出入如日光初出；乾坤正遭受创伤，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而令人忧恤。神锋指向幽燕，酋长们将要受到斧钺诛戮。世道有消长，转眼间辞去簪绂，归来躺卧在山林。道本来没有伸屈，庆堂把这些道理写给我的朋友，亲自挥洒银笔叙述，姑且遗留给郢人来运斤斧。千年之后雕琢这美质，必定应当与山水观中人的胸襟情趣相合。抬头看衡山云飞，云静而山峰高耸；低头看湘水流淌，舟楫空自荡漾。可怜天的东北，狼烟昏暗而郁结；神州一片苍茫，悲风吹得萧瑟。再拜祈愿将来还会有机会，请不要隐藏经纶之才。上天应听取百姓的话，公当再次调和鼎鼐，风雷驱驰于八荒；要游行天下，必须再出而任事。故仁寿县主簿张府君挽诗。阅读府君的事状，见他在靖康国难时读李晟传，慷慨激动，不觉流泪；我为之感动，于是作诗哀悼他。羊肸和鬷蔑平素交情并不深厚，却亲切携手立即登堂。一句话都不用多说，事物的道理恰好彼此感应，哪里需要再谈忧戚？夫君如今已经去世，遗留下的话徒然还在，却能使我悲伤；读到这些话，眼泪汹涌流下。从前丙午年，烽烟遮塞天门，四海波涛翻涌。您正卧居山林，忽然抚读《西平传》，愤懑之中精神飞扬；还想起那位戴绣帽的老人，凛然亲自背着弓箭，指挥之间收复两都，使笙簧安置在陵园。唐家尚有遗民，不愿听见金鼓喧响；合上书时眼泪迸出，汗青上仍留着斑斑泪痕。平日里在民间，不过姑且乘坐下泽车，哪里知道内心如此激烈，感慨都在百姓身上。这些话正合我的心意，使我悲痛得连声音也再次咽住。只听见神州大地白昼昏暗，烟尘遮蔽，故老不可再见，华屋如今变成坟丘。倘若九泉之下能够复生，我还想再和您谈论。孙叔度挽诗。简州自古有遗世独立的正直之士，像冰雪映照当代。茫茫回首，凛然几乎无人可以匹敌。居处即使面对屋漏，也不愧对一举一动都合乎绳墨。内心如秋风中的兰草独自挺立，缥缈如一枚兰花佩饰。从先大夫那里继承而来，始终守持这种操行，或许可以无愧了吧？哪里料到在这寥落寂静之中，这一家门竟又遭逢这样的变故；再有谁能像拥有千驷马车那样显赫？从来没有德行可以承载富贵，贪食一指之利，回首时却失去了肩背。伯夷、叔齐是百世师表，曹、李是九泉中的同道；面对丘原只能余恸哭，天地一天天更加污秽。七言古诗。将要到达江州时，在江流中看见庾楼，感慨而有所触动，作《庾楼行》。江州城在江边红得像赭石，江水吞没孤城，奔流而去。忽然华美的楼柱从城角显现，庾公之楼高高照临空旷的云野，飞檐翚飞；鲜明的丹青在树梢上排列，碧瓦参差如鱼鳞。行人转头看，居民都夸赞。人们说风流遗迹仍然存在；庾公当年志向宏大，神采姿态本来就平和雅正。他偶然统率百万军队抵御虎狼般的敌人，回师南归时却只剩一匹马。为什么还要倚着栏杆向北眺望，坐在这里俯视惊急的水流，举杯饮酒？哪里知道国家的命运像风中残灯，灯油将尽，烟消火灭，只剩余烬。来到这里抚今追昔，怎能不悲慨？眼泪落在清波上，是为谁洒下？仔细想来，兴亡总在人事；即使有上天，又怎么能独自掌握陶铸万物的权力？仿江西诗体写《东丁洞》，依次用知难的韵。洞中水滴声淅沥，洞穴到底有多深？仍然保存着太古遗留下来的声音。我来吟唱一曲，叹息再三。《关雎》的快乐，本来并不是淫邪。没有声音时，它又重新鸣响。东丁之声传入耳中，偏偏使幽居之人感到亲切。水清而味纯，胜过惠山泉的甘美。只好快步奔走于水驿之间，麻烦地携带瓶罂。春末在西湖上饮酒，回来借宿吴山，睡醒后偶然作诗。旅途中的愁绪有什么能够排遣？闲来出游西湖，欣赏它的美丽。青苍的山像鬓发，湖水像镜子；烟雾如帷幕，霓裳般绚丽，秀美而华丽。兴致酣畅便痛饮，醉得如同烂泥。妄想把西湖比作西子，旁人见了却笑倒在地，说我像顾长康一样愚痴。归来后寂寞无所得，只有醉醺醺的黑甜美梦，魂魄仍然依旧。西湖的潮水经过，怒声震响床榻，却惊不醒我。拜谒周侍郎。大江以南，是英灵汇聚的地方，瑰丽奇伟，万古不竭。往年我驾船尽览壮观，见到您后，更觉得人物超凡。当时您手持符袋奔赴明光宫，直登蓬山，兼任奉常，承袭汉代礼仪和周代典章，一朝之间重新修饰皇朝法度；看您自在翱翔。如今您本来正应当补入朝廷的衮职，胸中原有五色丝线般的经纶，为什么只凭一根麾节远谪江海？扶摇而上，也不必嫌六月大鹏暂时停息。这个地方处在齐鲁之间，向来文物遗风历历可见。上天派儒学宗师来担任地方长官，正始年间的风流应该由此追还。老人与孩子哪里知道这些，只是欢呼舞蹈；您平易近民，百姓把您当作父母，忠厚真诚而不事华饰，两京的政事仿佛只是安坐黄堂，万物都得到安宁。小人不知道冲和之气的机理，更何况哪里知道道学的精微？羲、文、孔圣演绎三画，后世百代有谁传承其衣钵？河洛没有再出现图书，禹的九畴也不可能再一次制作，只能一时覆盖酒瓮。可笑那些迂阔的学说，扬雄的《太玄》也同样寂寞。振兴这种学问，除了您还有谁？心灵的工匠在精妙处与璇玑玉衡相齐，定知数术本来就是上天所授。莫不是太一神燃起青藜之火，使《太玄》的遗篇得以不朽？还允许侯芭来传承学业吗？过去曾经承蒙河南先生的厚爱，从今以后肯不肯处在诸生之后呢？题写在《丹经》卷后。武陵郡西面有桃花源，水道曲折，山势相接，和蛮夷地区相连。秦朝人为了躲避秦乱，长期寄居在这里。种了上千株桃树，春风吹来，落花铺满地面，溪路也被阻断。捕鱼郎舍船登岸，找到一个洞天；祥瑞的光彩浮动其中，只见宫室、桑树、竹林交相映照，田地肥沃。苍黑的山崖和老树蕴含着太古气息，百姓和万物质朴自然，天理完整。男人耕种，女人纺织，不缴租税徭役；鸡鸣犬吠，彼此道路相通。东家西家奔走相问：“客人从哪里来？现在是什么年号？”捕鱼郎把外界历来的时事详细告诉他们，他们便准备俎豆礼器，设宴相待。生在这样的乐土，本来可以尽情欢乐；山林和朝市，并没有根本差别。第二天划船离开，重新进入尘世，恍惚如同梦醒而山陵谷地已经变迁。陶渊明的一篇记，本来把真实事迹写在世俗之间，最终却被写成了神仙传。带着粮食寻访仙道，再也没有前往；可笑刘子骥真是没有缘分。我如今在山峰之巅置酒，醉后起舞，凌驾风烟之上。大道还有什么秘诀，究竟由谁传授？最初是广成子传给黄帝，黄帝骑龙升天，老聃出世，谷神立说，源流浩大。

译《阴符经》《黄庭经》《龙虎经》《伯阳契》以及《易》，说法实在很多。何况后来的学者像牛毛一样多，分支派别各不相同，只是纷纷扰扰。先天的一气，谁真正知道它？它来临时如阳德从九重深渊升起，如急雷劈裂山岳、坤轴崩裂；正需要主事者的定力坚固。前弦之后、后弦之前，药物不能有丝毫偏差。黑白相互追逐，秘密地融合凝结，仿佛有形有象，形质圆满；周天运行火候，遵循屯蒙之法。它并不同于东坡老人烧炼凡铅，不是从虚无中生出子息、夺取造化、脱胎换骨、乘云车、鞭打鸾凤而遨游八极。铜驼相对一笑，便是三千年。既然知道这些，为什么不自行修炼？先儒曾告诫人不要偷生苟安；身体的生死如同昼夜，应该顺从大道而守持，保全这一天性。何必行怪异的出世之法，抛弃骨肉亲情，潜藏在荒山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纲常，圣人设教如同一条大路；反而奔向旁门小径，迷失在荆棘草莽中。方壶、员峤究竟在何处？只是让世俗更加受到欺骗。房公正应当扫净尘壁，把我的诗大书其上，用来纠正顽固之见。【莲峯题写《故宫道者丹经》之后。此诗把学仙之术的形貌几乎写尽，但推究其说，最终归于正道，有朱熹《感兴诗》的遗意。读他的诗，就可以知道他的学问了。】前进士信武赵继珪题。祝贺杨緜州授任武陵太守。越王楼前，祥瑞之气浮现在涪江上；翁江之上，恩波流淌。多年以前您系佩为官，成为一方长官；万物吐露生气，百姓歌唱。白鹤池边，叹息您来得太晚；武陵溪畔，桃花道路正等待您。忽然传来九天之上的诏书，拥着朱红旌旗、驾着两轮车前往。人们攀辕挽留，截住车驾，不肯让您停步；百姓为您除垢梳发，等待您这位苏醒的仙人来安置他们。欢喜地一笑，便探取仙丸，传授真正长生之道。老成持重的人本来就应当为朝廷所用，不能允许您频繁出现在入梦的三把刀之中。您白发苍苍，前往鸳鹭行列；还要使我州的九鼎更加稳重。送胡庭美卸任成都管库，前往凤州任学官。官署的鼓声咚咚响，大府征召入署；官员们收起笏板争先恐后地趋前，前后进入，回来后坐下。曹吏交错，簿册文书堆满案头，核算细小的税粮。学宫中的柳树摇曳，白昼漫长；清风卷舒，书册散发香气。纷纷飞的燕雀急着寻找稻粱；前去听那鸑鷟在岐阳鸣叫。大海水。大海浩浩荡荡，是水汇聚的地方；泰山高大巍峨，是云气产生的地方。云气翻腾，不过一俯一仰之间，就能化为雨。旱了三天，禾苗便得到滋润；万物生长繁殖，农夫得以耕作，女子得以纺织。于是歌唱吟咏，拜手祈求泰山之云不要郁结不散，大海之水没有终极。题写大光寺诗【寺中旧有石床，寺刹后忽然不见。】山路曲折百转，细细流落，像长蛇盘绕在两山之间。螺髻般的青色山峦高耸险峻，下面碧绿的山涧清冷流淌。山路随着天势盘旋，到尽头便不能再走，四周环绕着绝壁。山峰凌空聚集，形势高低不齐，左右不断折转回旋。俯伏着犀牛、老虎，蹲着狻猊。忽然像覆釜一样的山峰落在山脚，化现出宝贵的寺宇。中间平坦宽阔，原来有石床，旧事究竟是否真实，哪里知道？狂奔想去探看，心中却渺茫。徒然回忆盛时原本壮观，鸣钟击鼓声直入云端，天魔被夺去魂魄，不敢侵犯。哪里知道劫灾须臾之间就会到来，如今只剩凄凉瓦砾和荒草丛生。只留下四面墙壁和空寂的青山，兴亡一旦过去，哪里还能回来？只是让守道之人独自承受艰难。我叹息着作诗，坐在那里长久叹息，祈求能够成为白云，享受千年的闲适。赠友人。哀悼过去时，哪里知道篱边菊花正芳香？哪里知道篱笆外游人正忙？寒暑和节令景物，转眼之间便不同了；依旧只有大树可以徘徊凭吊。羡慕您真有如道州刺史的政绩，闲暇时在南山之阳饮醇酒。遥想文殊前往拜访摩诘，玄妙深奥地谈论，舌辩广长。在半途彼此呼唤，相互救助；各自安于所适而彼此忘怀，这样难道不是无伤吗？要知道风鬟般的太华仙女，哪里会因秋日思念而悲叹空房？才智拙朴，正好像汉阴老人经营菜园；才华太多，反而远远不如晁生。胸怀青天自然不憎恶白眼；幸好宗之还可以痛快地举杯。

译钦定《四库全书》。《莲峯集》卷二，宋史尧弼撰。五言律诗。癸亥年秋天，陪张丞相游西湖，和周去华机宜的韵，二首。辞别天上，拂去魁星之柄，来到岩石之间；乾坤在双眼中显得宁静，日月使一身获得闲暇。目光尽处是向东的江水，心中怀着正北的山河。应当怜惜沙滩上的雁，也知道向着阳关飞去。幸而陪伴在两座绝高山峰之间，偶然想到苍茫大地。野外久旱而一片赤地，流云整天闲散。萧萧地看着树木脱落，悄悄面对空山。几乎想要兼忘一切离去，独自往来于江湖之间。再次题写湖上。林梢的夕阳落下，湖上远风吹来；清幽的水榭、芝兰般的居室、仙舟、鱼鸟、有情人的琴声，何等寂寞？烟霭和月色已经足够伴我一生。我又一次泛舟来到钓璜之处，再次吟诵铿锵如玉石相击的声音。白云阁。楼阁空虚，云气出没；云和楼阁彼此都无心。旌旗在千山之间林立，笙竽般的万籁声幽深。丞相姑且在闲暇日子里，乘蓝舆来寻访幽境。徘徊遥望天的东北，狼烟仍在侵扰。送青神县令樊允南卸任，依次用杜应求的韵。为官折腰本来就只是徒然，忽然扬鞭离去。心志寄托在自身的来去之间，胸怀随着政事的舒卷而变化。做官的谋生计量不过三釜，真正的志趣只在一编书。倘若志趣相同，这条道路哪里有分别？簿册公文侵扰了这片土地，长期滞留，寄居在这个乡里。彼此相逢，共同谈笑，不觉间岁月已经漫长。景物显示重阳将近，秋气高爽，万象收藏。回归三径之中，篱边菊花还有余香。从前一向安于平易，不用心追问疾病和迟滞；这才知道内心自守，不跟随世俗走许多歧路。声名显赫何必期待赞誉？悠长的离去自会留下思念。丰碑上的文字就是众人的口碑，请看临行前所作的诗。和您并马走过中岩寺，芳樽一举，破除了愁绪。更深夜寒，谈论仍滔滔不绝；云开天晓，玉色浮动。大概还有彼此相从的欢乐，怎么会在此地合当分别？这确实有定数，哪里敢说是人为谋划。船经过黄州的赤壁，因此怀念东坡，偶然题诗。今天经过赤壁，苍梧山不知要到何日才能到达；天旋地转，疑心水路遥远；狂风怒吼，担心桅杆危险。断裂的江岸还剩千丈，英雄的显赫却只有一时。多情的雪堂老人，曾在月白之夜探寻奇景；给隐士送黄雀作食物的文素翁，就是那个人，他还懂得天文历数之学。珍重这些文章，先生在山林中的日月长久。以邹衍的口才谈天，像刘伶那样痛饮，在乡宴中安坐。看飞鸟彼此呼唤，甚至至死相随；稻粱肥美，风味甚好，姑且足以献给您举杯。古松。人的生命贵在正直，这棵树自然长寿；雾雨使深谷昏暗，风云乘势直上半天。扶危济困正需要您这样的力量，得道之后也能超然物外。只是惨淡地空自回望，长长叹息，站立在暮烟之中。赠别。在江湖上听说您远行服役，风雨中驾着一叶扁舟。偶然遇到您，和您周旋交谈，写下我的忧愁。遥望云气笼罩三峡，江波震荡，五湖已是秋天。不要因离别而惊飞鸟儿；彼此相忘，已经如同两只鸥鸟。天地之间有美好的地方，岷山、峨眉横卧着翠色山影。茅屋处在山脚，山岚之色映入书房帷幕。共同结社，您大概可以成为公卿；能够谈心的人，我也很少遇到。将来如果能如约相会，江汉之间一定会彼此思归。送谯允蹈卸任青神县，前往永康任学官，二首。簿册公文是尘埃聚集的地方，岁月在滞留中将尽。青山应当还记得旧交，前路怎么肯故意留下艰难？以吏隐自处，难道会嫌官职清冷？内心清明，身体自然宽舒。不妨时时扶笏远望，面对三十六峰的寒色。又有像澹台灭明那样的人，时时登上单父之堂；匆匆之间能够相见，转眼两人又彼此忘怀。明日到了舞雩之地，薰风吹拂，书简散发香气。愿功勋归于圣域；这条道路已经长久地模糊不明。挽悼故眉州太守张廷琛。您是湖海间的士人，早年就令人想见您的风流。决断地进入元戎幕府，在塞北秋日宣扬威势。分守辽地，徒然留下遗憾；保卫蜀地，还存有先前的筹谋。三刀入梦的征兆已经寥落，最终真的只能暂且停止。碣石高峻，岁月已经过去，哪里比得上叩问天门？如今狼烟白昼也昏暗，鲸海正波涛翻涌。您留下的遗恨使人流泪，当时只有您独自上书抗言。荒野小路边新栽的墓木，谁来祭奠曲江的英魂？【您曾经议论燕山之事。】您主持我州政事时，百姓每天都怀念您，不忍欺骗您。如今哪里还能再攀住车辕挽留？街巷中的哭声最终化成悲痛。外祖父的松树楸树还在空山中，草木也跟着凋萎。游魂倘若归来，是否还会成为人们思念的凯风？挽悼宋县令。满屋都是蝇头小楷，寒夜里点燃豹皮般的灯膏。当年曾在雁塔题名，晚年又试用治县的小才。如今一去泉台，难以报答雪案苦读的辛劳。凤凰的幼雏继承家学，待到秋高之时，看它高飞远举。杨夫人挽诗。奉迎嫔妃归来，盛大宗族前来祭奠，追观她留下的芳德。华丽的文采如今已经空存，南涧的萱草应当茂盛，北堂的母亲却已经不在。中途徒然坠落骏马，地下又失去凤凰的鸣唱。凄惨地听见吹奏荆笛，纷纷想来，令人肝肠寸断。挽悼程淳老。宣和全盛之日，经略府邸深广；智慧胜过千百人，时常凭借您二三位贤才。福星本应由您前往边地，使那里安定；谁能忍心看同辈之人竟已华发？可叹北斗与南戒，必定能沟通前人的心念；苏轼、黄庭坚早已看出您的前程，源流必然绵延不绝。金印即使累累相连，也终究徒然；白首仍在风尘之中，身外的丹砂岁月却迟迟不到。泉台之下不再有遗憾，乔木之旁只留下深切悲伤。挽悼刘中远侍郎。神主多历艰难，如今每日归安在九庙之中。因为忌惮人才，最终引退，退居安卧，哪里敢论功劳？还没有省察真正的道理，世人却曾经疑惑命数。想要向黄发老人请教，年老的人几乎只能依靠手杖。您的精神曾经感动上天，必定得到皇帝对老臣的顾念。我在内阁升任严肃正直的职位，得到褒奖诏书；这些事情当时哪里能够同时拥有，如今回首却都成了虚幻。露水和闪电任凭它们过去，我的游心仍回到万物初始。绿水沄沄流淌岸边，丈室之中一片萧然。顾恺之、陆探微留下青箬，宗炳、雷次宗老于白莲之间。研磨朱砂批阅《周易》，摇动尘拂听人谈论玄理。忽然之间风流人物都已逝去，长久怀念晋宋以前。故国还剩乔木，今日却萧条成了哀境。深长地追思往昔，胸怀又向谁敞开？浩劫实在难以追问，再也不能陪伴您重谈高论。没有忘记我的故乡还在，愿有一天乘华表归来。挽悼虞齐年运使。从前您持掌司农符节，免除百姓负担，使他们得到百万资财；如今却随夜旦而逝，谁来为百姓医治创伤？储存余财的时候，官吏包匦搜括、槌击百姓；剥削肌肤的行为，即使到了九泉之下也难以再次施行，只能含泪阅读丰碑。唉，先代和晚世，寂寞地感慨前贤；仰望您的功德，没有人可以相比，云彩遮蔽，使我无法到达。小舟正行于楚越之间，华屋已经变成山丘。襄阳的耆旧都已凋尽，归来时眼泪几乎要流下来。孙致平尊人挽诗。再次见到书楼，孙氏的风流继承了六位贤人；平素轻视千户之封，打算归来守持一部经书，传承好学的家风。可叹如今已经亡故，令人伤心。只是郎君如今有两种美才，早晚可以慰藉九泉之下的先人。七言律诗。离开临安途中有所作。拂袖归去，欢喜得几乎要奔跑回去。回望时不觉鼻中含着辛酸。有情之人仍然迟迟离去，为什么徒然频频发出叹息？颍水自古就可以洗耳，西风吹来，当日尘土实在太多。人世间处处都适合隐居，不必一定到了桃源才去寻找渡口。师伯浑来到青神，约我拜访却悄悄离去；我作诗与他告别，因而戏谑他。开门脱去鞋子，难道不是痴人吗？白白耗费力气追赶逃亡者，急忙作诗。雪月之夜才知道思念戴老。正想拿枣瓜去问安，却只希望梦魂不要跟随您走过千里。遥远的夜里仍共同面对一轮月亮；此去如果再来相访，我就有办法了。一定要形成掎角之势，等待您这只狡兔。旧日游览胡氏之地，临行赠别二章。

译独宿孤枕，怀念归乡，夜夜倾心。关闭关门，仍然像旅人一样奔走。明知道半途还能遇到游人，却难以忍受终年将要离别的感情。雪中的梅花鲜明洁白，风前的树叶任意纵横。明日扬鞭走过三岩之路，马蹄是否会清凉轻快？精妙的契合似乎从最初便已开始，倾心相交，无言也共同经历四时；哪里忍心在岁暮仓促告别？多谢您寄来诗篇，寄托缱绻深情。最喜爱您家三株树木秀美挺拔，所以应当知道我辈以一部经书自立。人间给人定价如同金玉，进入眼中后哪里还能比较轻重？挽悼彦承知监。您年轻时就独自出众，抛弃儒生的柔弱身份，难道肯做车辕下的小马？晚年回到故山，那里浩荡深广；烟尘中曾经解除危难，从容面对箭石，敢于投身艰险。还剩下苏秦、张仪那样纵横捭阖的谋略，却不值得用在风云变幻的楚汉之间。还想起在湖湘对床而眠，含泪斟酒；面对原野上的草木，悲痛难以胜任。程隐君挽诗。武阳从前有埋轮的使者，留下慷慨激昂的声名，至今仍未止息。这位老人，是我故国故乡的典范。我来此致敬，感慨万千；在这偏远州郡，实在没有留下遗憾。登上三寿之堂，忽然遁入闲适；如今卧在一丘之土。我以哀诗招魂，追和《楚些》，没有忘记我的乡里，想来您的魂魄仍在游历。挽悼提刑李久善。完全知道您继承佛法，如一枝香火相传；又有意开堂，继承雪堂的事业。早年便领悟了锥沙传笔画的精妙，随即把珠玉般的诗篇收入诗囊。书卷收藏着无人能解的龙蛇字迹，家中还保存着光彩斐然的虎豹文章。衣钵传给两位郎君，您也不会遗憾；文物相传，依然斑斑可见，并未凄凉。在大江南岸，按抚澄清军务，平定潢池之乱，把盗贼全部擒获。因而使奔逃的鲸鱼也无法脱网；当时悬起战鼓，却不用鼓槌。后来螺川又发生盗乱，令人震惊，只遗憾您已经归去，奔赴蜀道。假使国侨长在，郑国一定知道把剑卖掉，使芦苇丛化为安宁之地。从前您持玉节巡问民间疾苦，偶然在南昌相逢，彼此顿时展颜。亲眼看见百姓的创伤，抚摩慰问，直到深夜；父子二人在短檠灯下相对。行装简约，只带一张琴和一只鹤；道力相互较量，并没有素蛮。您本来应当手持剑履进入明光殿，为什么竟零落而终于葬身丘山？我平生常在梦中，拄杖穿屐跟随您，习惯听您高论，吐纳如长虹。滕王阁旁，我们曾共同举杯；房琯湖中，也曾一同长啸吟咏。怎忍在乡西州悲悼谢安，只能空准备一斗酒，洒祭桥公。把诗缄封起来，仿佛是在招请英魂；西风中泪水沾湿衣襟，悲哀没有尽头。挽悼邑令王公。您家世代有家学传承，衣钵事业究竟怎样了呢？只是白白违背了九万里鹏程，终究没能登上双凫舄的仕途。叹息您频频飞驰却归于空无，传说各处都曾有您的棠阴惠政。忽然之间就像早晨的《薤露》一样消散，芳踪稀少。楚地招魂之辞不必忧愁，只是山头骑鹤的人已招不回来，恐怕他再也不会归来了。挽悼湔江令何公。您的家在岷山第一流的地方，世代都取得科举功名，压倒万人之上；当时人人都看着您接踵而起，才华盛大。大梦果真在片刻间醒来而止息，只令人还记得您曾依傍莲幕。王俭的逸事只是空传，而您治理县政胜过次公。茫茫天地间，蝼蚁与王侯最终都一样；您将在六六峰前自在漫游。五言绝句。题《无热轩》。喝水也不能解渴，利害之争反而如火上加火。哪里知道在人世间，漫长的夏日里也自有清风。竹斋。樗树和栎树虽然没有什么才用，却也各自能说出自己的长处；惭愧我面对这万千丈夫。睡梦中躺卧，仿佛进入了无何有之乡。山斋。祈愿公如一丘一壑般长存，哪里比得上从东山再起呢？可惜那位丹青妙手，竟把您安置在岩石之间。醉石。有时醉，有时不醉，清浊任意；睡眠不论长短，何必一定要沉醉在酒池之中？这才算完成了一生的功课。三老亭。可惜商山四皓中的乐、黄二人没有一同归来。听说亭中有两位老人，晚年自有奇异不凡之处。寓斋。庄生十九篇说到妙处，像以筏子作比喻；我想问问公，居处在您的心中本来就无所住着。李文山读书堂。堂上沉醉于圣贤之心，其他百事都不理会；堂下却笑那些糟粕，只是还不知道其中的趣味罢了。丛桂。秋风中，芳香的桂树丛明亮洁净，颜色美好。您想在这里盘旋游赏，便告诫儿子不要砍伐。泛宅。四明有一位狂放的客人，归去的打算也很风流。他喜欢把鉴湖水激荡起来，驾着您的船泛游天上。枣。天地生有美好的树木，剡地的荆棘森然环护。怎样才能登上去摘取果实，进贡给白玉堂呢？柔桑陌。姑且等待三年，采桑也聊以谋划一年的生计。可怜齐鲁的风俗，竟然想把它同封侯相比。虎川。徒手搏虎，必须袒露上身；徒步涉越黄河，必定要提起衣裳。想来您曾在川上感叹，可有谁同您一起进退呢？七言绝句。贺宋嗣宗授任岳阳太守五首绝句。暂且驾临湖山之间，两轮车驾华美；应当乘槎驶入云海，蓬莱与弱水如今近在眼前。登上鳌峰，判然可见五色花纹。鼎成轩中，皇上留下了白云般的遗音，哪里还要数韶乐和咸池之乐？湖山依旧，鱼龙仍在；要知道当时奏乐的声响。唉，滕侯的功业尚未完成，还需要筑堤之土来封锁湖口。万艘船停泊在丹色栏杆旁的江浦，千尺长的彩虹般堤坝锁住洞庭。【郡城边的洞庭湖风涛难测，船到那里无处停泊，都停在南津，离州城很远，又有倾覆溺水的忧患。庆历年间，太守滕侯宗谅想从岳阳门向西直到金鸡修筑偃虹堤，堤下就可以停放船只。堤还没有建成，滕侯便被召回，后来再没有人继承这项工程。如今不知道能否兴建这一大有益处的工程，嘉惠湖上往来的人呢。】龙虎历经十年，气势真壮盛啊！抵御排斥霜雪，傲视风雷。湖边的老树，要勤加封培栽植，以防仙人真人偶然来访。心中不快乐，仍然思念登上岳阳楼；回首江湖，路途茫茫。想生出两翼跟随您而去，在波涛中洗脚，遥望八方荒远之地。【杜子美《寄韩谏议诗》说：“今我不乐思岳阳”，又说：“濯足洞庭望八荒。”】送王昭祖国史、吏部归丹阳七首绝句。职位相连，召来徐、严之士，谁不羡慕您一生的际遇？太史谈论汗简杀青之事，推重老成的手笔；您不应当久留滞于此，只是像周南太史那样未能归还。知道您家住练湖边，家乡靠近东南的尺五天。一叶小舟载您归去，是上天有意安排；练湖若开满莲花，丹阳这一年必定会有人成为执政者。【练湖满湖开莲花，则丹阳这一年必有人成为执政者。】万头牛回首也拉不动，重重丘山显示才力太大，谁让它们挽拉而不能前进？只好捶击胸膛、浇酒排遣；也不妨在空旷腹地晒书而眠。【公有《七夕诗》说：“捶胸浇酒排遣，空腹晒书而眠。”】对于秋毫般细小的得失，哪里值得悲欢？在北固山边，再看一眼吧。龙虎四雄如今哪里还能见到？只剩下两团铁锅般的遗迹。康庄大道上车马喧闹拥挤，真想攀住车辕挽留您，不让车子回转。徒然使州中百姓走在平坦的道路上，回头相顾时，却悲伤落泪。您翩然飞下，穿着云锦般的衣服，风流才情使人不忍让您离开此地。相逢之后，怎敢觉得我的文章有所长进？只叹息自己空持此道归去。【公初到眉州时说：“持此道归，判不为俗吏之语。”所谓“觉吾文进”，恐怕是依照词客的评论。】老人和孩子都恳切劝您再次回来，秋日烟霾渐静，九重关门为您打开。一定知道您将前往青琐、黄扉之地，哪里还会再乘朱旛皂盖回来呢？

译试作《何企笔》偶然写下。在北窗下酣睡，太阳已经升高；梦中仍是平生仰慕的五柳陶。睡醒后领会羲皇上古的千古意趣，却又挽回到一秋毫般细微的现实。笔势盘曲如蛇绕蚯蚓，恐怕没有用处；拘束虎龙，或许还稍有余力。把笔交给刘侯，才经得起挥写；尊师却不懂得世间的书法。不必蘸墨濡毫、滴墨入砚，笔干了也可以随着曹植写出波澜。碧窗容易消磨时日，这正是我的事情；从洞府归来，玉露已经遍布。依程右史的韵，送僧人南游，问候果佛日。问候风颠妙喜禅师：天南海北，您孤身飞行将会怎样呢？指向那无可返回之地，却又作了梅州万里归来的客人。南岳高台长老道光，曾做灵源清的侍者；我偶然与他相见，他很能谈论灵源清的修行和戒律，于是挥笔作赋，写成两首绝句赠给他。长久记得涪翁从前有话说：太平清老一世没有贤才。如今一见高台长老的面容，才知道前人的遗烈真能依靠您传承下去。清晨登上高峰，冲破拂晓的烟霭。室内有老子，僧衣中有贤人。相对谈论，时间一天天过去；无人把这些话传出，只能让清风带到万壑之间。湖上。浪涛汹涌翻腾，忽然显得浩渺无边；须等风停之后，才能看见湖面平阔。这里的诗句无人能够领会，便赤手去试捕长蛇看看吧。当年敌军骑兵怎敢穷追妖乱，只是倚仗重湖汹涌愤怒的潮水。谁说山川可以设置险阻？从前这里反而成了盗贼招聚之地。题南岳祝融峰。登上祝融峰，踩着云气的根脚；距离青天只有咫尺，仿佛伸手便能触摸。听说登东山曾有“小鲁”的感叹，如今洞庭湖在眼中也不过像一根毫毛。黄雀馈赠师浑甫家仲安。人事世情究竟怎样？只是处处乖违。如今怀抱乡愁，谁来为我点亮短檠？读完三千卷文牍，在漫漫长夜中遥遥相望，且举起一杯酒。深秋风露中，豆苗正肥。一粒食物才起贪心，便触动了灾祸的机关。万里之外的性命无处可寻，刺向天空的群鸟哪里还看得见？黄雀馈赠程右史的两个儿子。梦中追随桃溪流水归来，靖州大概不久也会赋归。风流人物却欣喜几位郎君胜过前人，偶然相逢，便一同举杯。听说赐环、召还的消息，近来大概将乘一叶小舟溯江而来。黄雀肥美的风味殷勤送上，遥望沅水、湘水，专程举杯祝贺。【“他年一叶溯江来”是东坡《离江黄贬所诗》中的话。】乙丑年中秋，我和几位山僧从虎丘、灵岩泛舟游太湖，登上洞庭东山，名为翠峰。远望湖中群山高低出没，像一面大圆镜中显现百千万亿个青色螺髻，奇瑰壮丽，非同寻常。大概是我眼中从未见过的景象，只遗憾风势起来，不能驶过西山，观看林屋洞天的胜景。不过已经大略领略到它的形貌了。太湖有三万六千顷，如今试着把它吞下，竟连一根毫毛也没有。眼力本来不应以远近来衡量，泰山的根本在眼中也只像秋毫。七十二座山横在湖面上，横斜出没，扰乱了青天。只疑心天上也有钧天广乐奏响，惊起鱼龙在洞庭湖中起舞。群山彼此相望，似有似无；仿佛三生以来，我常常往来其间。不必借助张骞之筏，越过清澈的水，我的化身早已先遍游西山。孤峰直上，放开青色的眼界。山峰分峙东西，浸在碧绿的水流中。人们说弱水有三万里之远，这还算什么？我已经到达瀛洲了。湖上仿佛到了海门，东边豁然开向大海；东飞仙人呼唤不来，我便想乘木筏径直漂浮而去，却没有人跟随我，只得空自返回。泛舟返回县城，依韵作诗。人们说佳句自有风流意味，我并不羡慕骚人作远游赋。眼前的无限情意，任凭它坐中生发；笔端风起，吹满白苹洲。离开临安，在舟中有所怀想；因山薮、朱文的儿子，姑且作五首绝句寄给他们。杨柳低垂，小港水流；杨花无数，飘向远空。离别之情本来就纷乱如飞絮，并不是他惹起了客子的愁绪。真是无奈，南风怒吼，客船中的梦魂被惊醒，船身摇撼得不能成眠。什么时候才能在月色明亮、空窗相对的夜里，再同您谈论文章、更说禅理？仙舟轻轻荡漾，船头仍然向西；我独自南行，不能归去。两只鸥鸟相望，徒然在浩荡水面上飞翔；哪里比得上两只鸟儿一同鸣叫飞行？吴楚的风光美极了，值得用尽心力细细体察描摹。回到家若有人问起东西南北的见闻，就把新诗举出来，当作一幅画图。遥望父母的庭院，远在坤方。请您替我回家，告诉他们我所守持的道义：江南盛产鱼蟹，家乡近来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使人消瘦清贫了。贺苏邛州调任鼎州兼呈八座四首绝句。两州并重，湖水直入云天；边地鸿雁的身影归来。分掌政事，成就鲁、卫般的辅弼；因循之地，人物便如茅山中的大小君。何必到万里之外寻找岣嵝山？还要向君王求取鉴湖吗？箭镞、玉床如今都在手中，桃花流水之间，您已经领受符节分治一方。在白鹤山顶暂且留住，到了白鹤池畔，歌声却来得迟。浮丘伯离去后杳无消息，我这双老眼如今倘若还能见到他就好了。【邛州有白鹤山，是仙人遗迹；山顶有白鹤池，是浮丘伯的遗迹。】云海相隔，想来一定渺茫。已经惊觉连离别的梦也不能圆满；将来到了胜境，还烦请您为我引荐。沧洲这条道路很好，等着看吧。送青神县丞刘平仲解官三首绝句。赵北、燕南一带多有奇异风物，还欣喜您超然出于冀方。淳厚敦朴的风气如今又见到了遗风，千年之后仍有陶唐的气象。谈笑之间裁割事务，刀刃仍然锋利，岂是县丞能够辜负的？我与您并舍而过，从来没有发生一件事情；只是坐看水流，沿着台阶而下。祖先的功烈历历可见，写在汗简编册上；来到此地的人物，觉得尤其贤能。父老们攀住车辕挽留，徒然留下遗憾，因为您不肯接受他们一大钱。甲子年春经过浙地，依周去华的韵作五首绝句。我迟疑徘徊，独自站在湘江边；湘江无情，只管空自流淌。想要呼唤湘妃弹奏云瑟，一声便化解胸中千斛愁苦。贪看衡山麓下的几座山峰，哪里觉察到江风猎猎的寒意？风吹乱了衣巾，也全然不记得橘洲沙滩上曾有屈原遗冠之事。谁家的花柳遮暗了门边？停船歇息，一同系舟；在玉船般的酒器中醉卧，黄鹂新学鸣啭，一声把小窗下的睡眠唤醒。满眼残花正纷乱飞舞，正像船桨驶入武林时的景象。我的身世也像鹪鹩一样，只求到桃林中借一根树枝栖息。两座山峰翠色横扫半天，遥想岷山、峨眉山初晴时的积雪。东南各地如今已经走遍，却又想归来躺卧在旧日的草庐中。题南岳方广后洞五百罗汉居处二首绝句。南岳山势高峻，气脉扶舆，不可攀登。哪里知道深处锁藏着幽静闲适？千岩万壑彼此回环交错，另有一方天地隐藏在这里。山峰自然环绕，溪水自然流淌；万籁沉沉，幽静得难以承受。这里有诗句，谁能同我谈说？五百位真人如今还在这里吗？戏题中书岩宝印法师方丈。宁可让眉毛坠落，也要化作人们舌端的言语；即使雷电，也未必没有神奇。如今有口却只能把它挂在岩中草木之上，本来就是春天的景象。放纵形骸，漫游在蜀山以西；不过是人世间一个阐提之人。不打算用心寻找安身之处，闲来便到玉泉溪洗脚。张府君挽诗。近年来常往来于郑公乡，偶然相逢便谈论文章。您膝上的儿郎已经令人惊讶，风吹树动更增添感叹；忽然听闻《薤露》送葬，倍觉凄凉。听说您亲近父母的容颜，白天嬉戏侍奉，夜晚在窗下燃膏火，对着书本诗篇。功名究竟算什么，反而终身误了自身；孝顺友爱一生奉行，政事也已经施行。真诚和孝顺向来是万物根本，如今还有谁同您践行这些话？您在黄泉之下倘若没有遗憾，墙壁之间的大字仍然留下墨痕。惊起如龙蛇般的气势，忽然梦见归来。一旦脱下鞋履离世，万般牵累都不再是事。遥知月光和露水清寒，松间滴露并不是波涛，也不是木叶飞落。

译气象重新回到金马门所在之地，更看见埋玉之处松楠杂乱生长。将来父老们还能谈说：道路上的读书人曾以您为指南。和衢州太守张舍人《龙眠捉马图》诗。笔下幻化出马中之龙，放牧在平沙细草之间；也有昆仑山、玄圃的意味。骏马长尾萧萧飘动，仿佛就要生出风来。世间普通的马，哪里值得一数？从今以后便觉得它们全都被洗涤一空。不让奚奴给马套上严整的玉勒，只怕它因风雨而渺然化入龙宫。公肃在东南，曾三次来信，我还没有答复。听说您授任司直，作诗寄去祝贺，同时也向您致歉。江北江南都停止了战乱的尘烟，两阶之间舞干羽而呈现太平。河东出现五色的真正凤凰毛羽，九次奏响箫韶，大概将要鸣唱一声。即使只是小试身手，也足以使天下太平；像惠文冠、柱后惠文那样，只求不滥用刑罚。从今以后准备效法于张传，我这一代常常掌管汗简青编。您的才力纵横驰骋，正应当在这个时代担任鹓雏所象征的要职；他也有故人，即使身在岩石之中，也不嫌不能奉上子公的书信。钦定《四库全书》。《莲峰集》卷三，宋代史尧弼撰，表。代柳观察使作《谢御书表》。皇帝的文章飞扬洒落，昭然垂示着奎宿般的文采；学校光辉灿烂，更增重了坤隅的气势。士子们耸然瞻观，百姓们欣然拥戴。臣实在惶恐又畏惧，叩头叩头。臣私下认为，《易经》中卦、爻、彖、象的言论，历经四位圣人而成；仁义道德的防范和规范，著成了七篇。用来在本朝传播美德，更加尊崇先圣。亲自制成赞词的润色文字，载明了内心深处的情思。布置在丹青之中，灿然如同银河。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圣心运筹经纬，圣学继承光明。探求金匮、石室所藏的典籍，应合河图、洛书的祥瑞。放牛归马，正将向远方之人修行文德；卧虎跳龙，又岂只是使文名流传到外史而已。颁行天下，昭示后世。臣错误地居于承宣之职，有幸参与瞻仰。天颜近在咫尺，如同临视泮水而令人肃然；这些神物得以防护持守，应当同岷山一样永垂不朽。代张观察祝贺皇帝亲临学校的表文 清道的仪仗在风中奔驰，前往胶庠之地；儒生如云聚集，有幸瞻仰天日般的光辉。这岂只是一个时期的荣耀，实在是千载以来的盛事。恭敬地说，临雍之礼自古已有施行，却没有像我朝这样多次举行这一典礼，并且必定选命儒臣，讲明圣人深奥学说的归旨。太宗曾询问卦象之文，深究盛衰消长；章圣探求典谟的训诫，更加勉励自己忧劳勤政。丹青记载俱在，先人的风范仿佛仍在眼前。若不是以孝治天下的时代，谁能继承祖先的美德？恭惟皇帝陛下，学问本自生知，心中自有明理的防范，以大道精微之处作为早起勤政的思虑，以人才尚未成就作为侧身求贤的忧虑。于是开启贤才之门，把士人一同陶冶，想使士大夫的风俗全都知道礼义的尊贵。于是遵循旧有典章，用来教化天下。臣曾经厕身近臣之列，如今远在偏隅，不能望见圣驾的后尘；等到百官一同称庆时，才得以观看教化的成就，愿与三代同受教化。策问 请问，后夔精通音律，却仍有惉懘之音，这不能算善于制作音乐。王良、造父善于驾驭马匹，却仍有马匹跌倒、奔驰失控的情况，这不能算善于驾车。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施行政事，却仍有疏漏，怎么能算善于治理呢？孔子说：‘实行夏代的时令，大概是因为采用建寅之月的正朔，顺应天时，安排民事，是最为正当的。夏代的时令既然已经尽善尽美，那么商、周为什么还要采用建子、建丑，纷纷改变四时的法令和十二气的事务，难道不是错乱而不顺吗？’龙子说：‘治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也没有比贡法更差的。禹为天下辛劳，百姓便利不便利、利益和危害的细微处，应该没有不完全了解的；可是贡法仍有不善，为什么呢？助法既然已经很好，周人却一定改为彻法，难道也是喜欢任意变更而不得安宁吗？周初五刑共有二千五百条，轻刑和重刑大致相当；文王以来一直没有改变。到穆王时才制定《吕刑》，刑条增至三千，减去死刑三百条、宫刑二百条，却把墨刑、劓刑增加到一千条，使轻刑增多而重刑减少。周初的刑罚全都很重，到现在才变轻，难道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的仁德反而不如穆王吗？’ 三代的法制，可以说都很完美了；可是时令唯独夏代最正，赋税唯独商代最好，刑法唯独周穆王时最轻。所有这些制度都是圣人制定的，却各有未尽之处。我常常寻求其中的道理，却始终不能得到答案，希望同诸位讨论。请问圣人之所以可贵，难道不在于能够知晓天命吗？天命应当实行时，我的道便同它一起实行；天命应当停止时，我的道便同它一起停止。盈亏消长、周旋曲折，圣贤能够明白洞察的，唯独就在这里，因此必定不会有差失。然而孔子带着礼物周游天下，所见的国君大概有几十位，却尤其恋恋不舍于卫灵公、鲁哀公、齐景公，始终不肯离去。甚至南子的污行、公山氏和佛肸的叛乱，他还要前往，为什么求得任用如此急切？战国时代又同春秋大不相同。孟子坚持绝不能迎合诸侯的学说，却去见那些不足以有所作为的君主。像齐宣王，既然已经不能任用孟子，孟子却还在昼地徘徊，等待他召见自己再回去。即使是小小的滕国，在天下极其微小，他也同它谈论王道，唯恐不能被任用。难道是轻视自己的道而不自重吗？难道明知不可行却勉强同他说吗？还是不知道不可行而冒进呢？这些都不是知晓天命的表现。圣贤的用意究竟在哪里？希望同诸位学生辨析。请问，上天产生财物，百姓使用它，君主治理它，必定要使百姓在下有余裕、君主在上有充足，上下两方面都得到满足，不能缺少任何一方；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然而夏、商、周时两方面都得到满足，汉、唐时两方面都受到损失，其中有不能不讨论的问题。禹治理洪水，动用了天下的力量；冀州、兖州的工程，历时十三年，才告成功，其他州仍未全数参与。汤兴起时，只有七十里土地；文王、武王也不过拥有百里之地。当他们开始创立事业时，四方君长天天到朝廷来，征伐的军队天天出现在境外；汤还用余力供给葛伯，文王也每年承担商朝的职贡。当时山泽不禁，关市不征，赋税轻而国家不匮乏，百姓不困苦；从未听说他们专门经营财利，却一直充足有余，最终凭此成就王业，这究竟为什么呢？至于汉、唐，拥有全盛的天下，又日夜讲求理财之道，没有什么手段不用。汉代的榷酤、盐铁、白金、皮币，唐代的隐户、剩田、间架之利、转漕之法，无不施行。桑弘羊、孔仅、赵过、宇文融、第五琦、刘晏、李巽之流，鞭策计算、用心筹谋，无不竭尽其能。然而君主和百姓都因此耗损空虚，甚至由此引发变乱，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上天产生的财物古代丰厚、后世吝啬吗？还是时势有盈有虚，而理财的方法有好有坏呢？恭惟国家军国费用也很庞大，但近年来停止了力役的征发，以惠及四方；又想到蜀地遥远，百姓或许还不富裕，于是派遣使者远行万里，寻求使他们富裕的办法，恩惠十分深厚。近来颁下恩诏，搜求应当革除的条目，停罢废除，以使百姓富厚，考虑得非常周备。普天下的百姓，谁不感戴拥护；而蜀地百姓欢呼起舞，尤其恳切。我们的君主和宰相，恩泽流布天下，实在广大。他们使国家充足、百姓富裕而两方面都得到满足，近来从未有过；这又是采取什么方法才做到的呢？不考察汉、唐的失误，就无法知道夏、商、周的成功；不观察夏、商、周的成功，就无法看出今日的美善。希望把这些详细写在篇章中。

译请问，异端学说存在于天下，君子一定要铲除它，是因为它有害于我们的道。孔子说：‘厌恶莠草，是怕它扰乱禾苗；厌恶紫色，是怕它混淆朱色。’所厌恶的，只是它似是而非罢了。异端学说必定借助圣人的言论，却又同其中某些内容非常相似。墨家的兼爱以尧舜为共同依据，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他的学说本出于神农。孟子因此加以排斥，难道不是因为它们近似正道，所以危害更深吗？我宋元祐年间，伊川程氏进用于朝廷，他的学说开始盛行于伊洛一带，到如今终于广泛传播天下。他的学说根本出于《中庸》《大学》，把诚与恭都作为谨慎独处的要旨，致力于默默体认、努力实践，去除人的欲望而保全天理。凡是佛、老以及杂家的学说，都排斥而不谈，专以孔氏为宗旨。天下士人见它本于孔氏，因此像水波荡漾一般毫无疑虑地跟从它。它的学说是非、同异，极其相似而难以辨别，同墨氏、许行又相差很远。可是议论者却憎恨它，断然认为它是奸邪，为什么呢？如今朝廷又将推行它，而言事之臣都说它是异端并加以攻击，难道是因为它似是而非吗？还应当推究程氏学说得自何处、失于何处，同孔子的道究竟相同还是不同。究竟应当怎样使天下明白，希望多少能够辅助今日扶持正道、铲除异学的治理呢？请问，如今的学者大都喜欢把心思放在性命之外，专门制造浩瀚空泛、不可究知的学说，认为这就是圣贤学问的最高境界；至于礼乐的文饰周密曲折、灿然可见而且能够切实相接的内容，他们反而指为粗浅，说往往会使人放荡而习于旷达，把区区文饰看作不值得学习，只要学习那最高境界就够了。唉，这也已经是很大的弊病了！况且唐虞盛世，都出于周旋揖逊；它们用来改变天下士人的方式，使他们每天趋近道德的本质，各自适合文武之用，刚柔缓急都不失其中，进退语默都无愧，死生祸福也不能动摇他们。我想，当时必定有远远超出礼乐形式的东西。然而唐虞已经久远了，如今仍可以想见的，只有它雍容的风尚还留存着。三代的法制，又在大学中培养士人，在射宫中考验士人，其礼文十分详备。士人生活在其中，出入于和鸾玉佩的声响之中，闲居于雅颂琴瑟之际；衣服有固定规范，几案手杖上有铭文，视、听、言、动没有不合乎节度的。像这样，难道也可以说是粗浅吗？那么洒扫庭院，是卫武公所警戒的；在乡党中恭谨自守，是孔子所实践的；这些都被今天的学者曾经忽视了。那么两位圣人所笃实行持的，究竟是什么呢？然而从前谈论君子的人，认为不必同他互相言说，只要用礼乐给他看就够了。礼乐的作用，又为什么能够不通过言语而向人显示呢？所谓在音乐中成就，在礼中立身，作为求学的始终，它的防范究竟在哪里？希望听到其中的实情。请问，在天下陷于懒惰、废弛、因循、苟且之中时，使它振作起来，实行刚健奋发、卓然有立的治理，这是人君最难做到的事，也是古今最难遇到的时机。正是当世仁人君子、豪杰有志之士叹息愤懑、仰慕期待却不能见到的事情。若不是君主在上面赫然有所树立，天下之人在下面纷纷响应，就不能达到这种境地。从前周朝的治理流于柔弱，宣王兴起而振兴它；汉朝的治理流于因循，宣帝兴起而振兴它；唐朝的治理流于姑息，宪宗兴起而振兴它。三代以来直到五代，能够以刚健振兴国政的，只有这三位君主而已，真可说难得。难道三位君主只是自己能够赫然奋发吗？也是天下之人纷纷响应之后，才能达到这种地步。我曾考察他们的史书：周朝的臣子，对于严肃的王命，必定同将帅共同承担；对于国家的弊病，必定共同明察；对于君王职责的缺失，必定共同补救。多么忠诚啊！神爵、甘露年间，至于文学、法理、工艺、匠作技巧等事务，都发挥到极致，多么精能啊！元和初年，推荐三十名士人来帮助成就他的治理，多么盛大啊！难道是天下的人各自竭尽力量去做，才有这种成就吗？还是三位君主在这方面有方法，能够使天下振作起来呢？不能不彻底弄清其中的原因。恭惟主上在中兴平定之后，考虑天下之人长期因无事而荒废，独自运用英明决断，振荡整顿，大力使他们振作起来。广开一切正直之士进用的门路，堵绝群邪得逞的道路。法度全新，威令振作。声威所到之处，上接苍天所覆盖的地方，无论内外，没有不惊惧振奋、击鼓欢舞，来观看千载难遇的大举措。《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的天命却是更新的。’如今想使天下之人全都革除往日懒惰、废弛、因循、苟且的风气，使群臣都像周臣那样忠诚，万事都像汉臣那样精明，各种人才又像唐代那样盛多，以此大力响应今日更新的治理，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请把三位君主所以能够做到的原因全部陈述出来，用来辅助今日新政的万分之一。请问，三代以后天下的风俗为什么变化如此纷繁而迅速？一个时代的士人必定形成一个时代的风俗，一个时代的风俗必定有一个时代的弊病，一个时代的弊病必定造成一个时代的祸害。从来没有有士人而没有风俗、有风俗而没有弊病、有弊病而没有祸害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士人忧虑智慧不足以认识变化，于是战国士人聪明却发展成欺诈；忧虑勇气不足以成就事业，于是秦代士人勇敢却趋向逐利；忧虑没有宽厚柔和、平易近人的品行，于是西汉士人柔和却流于苟且；忧虑没有刚毅挺拔、特立独行的操守，于是东汉士人刚强却陷于攻讦；忧虑没有高远的志向，于是晋代士人志向高远却放荡成虚浮；忧虑没有文章的功用，于是唐代士人文章华美却流于浮艳。难道三代以后风俗最终都不能革除吗？一切发展到这种地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它的开端必定有某种因素促成，促成它必定有最初的端绪；它的结局必定有某种因素使它完成，完成它必定有逐渐发展的过程，直到风气形成、习俗固定，再也不能改变。这又不能不追究其中的原因，讨论它为何会如此。它的起初不过出于士人所学习、所崇尚的东西，但其利害祸福波及天下，便没有什么能够解除；难道可以不思考救治它的方法吗？如今想使天下士人有智慧却不至于欺诈，有勇气却不趋向逐利，柔和而不苟且，刚强而不攻讦，志向高远而不流于虚浮，文章华美而不流于浮艳，除去数代的弊病，形成一代的风俗，难道也有相应的方法吗？

译不是这样吗？《易大传》说：君子之道，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两个人同心协力，其锐利可以切断金属。两人的趋向明明很不相同，圣人却认为他们相同，为什么呢？太公辅佐武王讨伐商朝，他的功绩列载于《诗》《书》；伯夷不食周粟，传记称许他的仁德。这些都是天下的长者，曾经受到圣人取舍评判的人，而彼此不同尚且如此。那些出现在圣人之后、趋向各异的人，又凭什么确定他们相同还是不同呢？张良辅佐汉高祖取得天下，最后却跟随赤松子游处；商山四皓则逃避秦朝，也没有出仕汉朝。梅福曾经上书论事，有一天却弃官离去。扬雄在天禄阁校书，严君平、李仲元都是他的朋友，最后却隐居。严光处在光武帝时代，也可以出仕，却老于垂钓。荀爽、申屠蟠、徐孺子面对征召，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诸葛孔明、庞士元侍奉蜀国，庞公却到鹿门山采药，不再回来。当时管宁也不应朝廷征命。晋代孙登居住在宜阳山，只抚弄一根琴弦而不说话。陶潜曾经做过县令，却作《归去来赋》。王通在河汾讲学，著书流传后世，大概是有志于世事的人；可是他却称仲长子光为天隐。这就是众多贤者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的情形。他们的心意各自安于所选择的道路，对于君子之道，这是否也有相合之处呢？他们的趋向如此不一致，他们的内心果真相同吗？请问，文章的变化多么重大啊！它的兴废关系到上天，而它的盛衰关系到世道吗？孔子说：‘上天将要丧失这篇文化，后世死去的人便不能参与这篇文化；上天没有丧失这篇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文章能否发挥作用，关系多么重大啊！三代盛时，训、诰、誓、命一类的文章，风、赋、雅、颂一类的作品，道德、仁义、礼乐都寄寓在其中，圣贤的心术，天下治乱的细微征兆，都在里面，这难道不是关系到上天吗？到了衰末时期，孔子出现，删定、编次、系述文章，他所作的文章功用遍及千万世，是多么盛大啊！难道也是禹、汤、文王、武王有所创制成就的吗？汉代司马相如等人所作的文章，班固于是认为汉代文章同三代有相同的风格，这果真可信吗？然而班固的评论中，贾谊、司马迁、扬雄不在其中，为什么呢？唐代文章自太宗以来，仍未改变六代浮华靡丽的习气；大历、贞元年间，韩愈、李翱、柳宗元出现，唐代文章才恢复古风，也可以差不多达到三代文章的境界了吗？汉、唐文章的成就，难道君主也有所创制成就吗？恭惟我宋二百多年，文物之盛超过百代，大概在庆历、嘉祐、治平年间开始兴盛，后来又在元祐年间振兴一次；文章采华、著述、议论和学术众多繁盛，又不是汉、唐所能接近的了！既然如此，祖宗创制成就这些文章，究竟采取了什么方法呢？文章兴废关系到上天，盛衰关系到世道；千百年之间，文章兴盛的时代不过汉、唐和我宋三个而已。但我宋文章由什么而兴起、又由什么而盛大，和三代、汉、唐有什么区别？创制成就的办法又是什么？请断然加以论定！把一代君王的制度作为百世的鉴戒，也是可以的。请问，治理天下，既然已经有实行中的法令，就一定要努力取得可以看见的成效，然后天下才治理得好。假使法令虽然实行了，却看不见成效，百姓没有得到实际利益，国家也没有获得它的美好功效，那么所制定的法令就只是徒然成为毫无益处的文书和形式罢了，将凭什么达到天下大治呢？国家自从军队兴起以来，年年经历，已经一年半了，也很久了。如今才开始享有暂时得到休息的安宁，那么今天最不能缓慢的，就是讲求国家根本，制定已经实行的法令，要求它产生可见的成效，使百姓厚实自己的产业、安乐地生活。过去汉文帝处在高祖创业之后，专以农业为务，他颁布的诏令中涉及农业的，十篇常有六七篇，也是因为农业不可缓办。因而当时天下富足，兴起礼义，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这也是成效可以看见的表现。主上近年来，劝农诏令在郡县间纷纷下达，不少于汉文帝时期的每日诏令，可是仍然叹息农业没有更加受到劝勉，谷物没有增加，户口没有增益，仓廪却日益空虚。为什么呢？近来下诏，要求并且责成漕运大臣，使他们率领属部、郡守、县令整治经界，均平赋调，催促耕种繁殖，以作为百姓上奉父母、下养子女以及养生送死的办法；朝夕之间，圣意十分深切。然而考察田野之间的情况，今天的弊病仍同过去一样。经界尚未整治，赋调尚未均平，耕种繁殖尚未催促的地方还很多。唉！长期沿袭旧习，经界不容易整治；土地多少不齐，逃亡隐匿、隐没失落的情况不一，赋调不容易均平；荒芜土地很多，游手好闲的人众多，耕种繁殖不容易催促。那么将采取什么办法来整治经界、均平赋调、催促耕殖，使成效可以看见，法令不成为徒然施行，使百姓得到实际利益，国家获得美好功效呢？我正寻求办法却没有得到，诸位学生请分条陈述。请问，《三易》之书的名称必定有它的意义，书的制作必定有赖于相关人物；卦的排列次序、数字的占验，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取来用于卜筮，哪些恰当，哪些不恰当？请加以推究说明。唉，道理是多么难以阐明啊！听说道理的人多，真正知道道理的人少；谈说道理的人多，能够体会道理的人少。它的弊病大概起于世上的儒者：用心过分，立论过高，却不能认识道理的深刻、体会道理的切实，因此道理日益远离人，人也把道看成清虚无用的东西，把它归入庄子、老子的范围。这是不知道道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孔子说：‘上天将要丧失这篇文化，后世死去的人便不能参与这篇文化；上天没有丧失这篇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这句话说的是道，不是说文章。谈道达到这种地步，那么道的兴亡，不是由上天决定又是什么呢？假如天下有幸遇到圣人，各种制度都修治明白，众多政务和谐，那么这个道就会进入刑名、度数之中，成为礼乐刑政的教化；天下不幸遇到昏暗的时代，那么这个道也将自行隐晦在无用之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篇〕

译自古以来，圣圣相承，虽然所崇尚的不同，所做的事情各异，但他们所传承的根本，横贯千古、经历万变，也无非就是这个道。因此董仲舒说：‘道的最大本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三位圣人相承而守护同一个道。因此《系辞》也说：‘形而上称为道，形而下称为器；使它变化并加以裁制叫作变，推行它使之通达叫作通；把它举出并施行于天下百姓之中叫作事业。’所以古代圣人用来体察道的奥妙、运用道的实际功效，向天下显示时，虽然有可以看见的迹象，实际上却运行于不可见的心中；虽然有可以知道的事迹，实际上却藏在不可知的作用里。他们把道举出来成为事业，那些可以知道、可以看见的，常常记载在《诗》《书》中；至于变化裁制、通达运行而不可见、不可知的内容，只有《三易》传承下来。因此《易》的书，实在是上天赐予的，道所在的地方，哪里可以轻率议论呢？从前伏羲创作《易》，始于太古之初；凭借圣神的妙悟，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已经可以画卦了。然而他还不敢把它说成出自自己。等到龙背负图从黄河出现，神龟背负书从洛水出现，这才开始创作八卦，用来通达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文王处在明夷之时，遭受羑里之难，险阻艰难全都经历过了。重叠卦爻的意义，也不敢说是自己擅自创制的。等到凤凰出现，才开始精研并重叠六十四卦。孔子处在晚周衰败之际，凭借上天纵使他成为圣人的资质，又以勤学不倦的态度，本来可以奋发而兴起易道；然而也不敢独自专擅，只说：‘文王已经去世了，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到了五十岁学习《易》，甚至连编联竹简的皮绳都断了三次，难道不正是因为这部书吗？这是上天所赐、道所在的地方，连圣人也不敢轻率议论啊！假使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那么这几位圣人也就默默无闻了。可是圣人忧患的思虑和为天下后世着想的心情极其深切，认为：‘如果我不说出来，千百年之后，我所领会的妙用就会被轻视而不能流传，那么道也会随之丧失。’所以伏羲、神农、黄帝有《三坟》，夏、商、周有《三易》。《三坟》就是《三易》，《三易》也就是《三坟》，其中的妙道是相同的。这些都是圣人不可改变、不可轻易理解的事情，保存在其中。只是这部书有幸产生于三皇时代，又显明于三代之际；同时又不幸遭逢春秋、经历战国，遇到秦朝、经过汉代，终于在千百年后湮没不传，使得迂腐的儒者和偏曲的学者可以任意发表臆说，妄议上古，最终把它当成无用的工具。有时它虽然得到一时的信任，但也不过把它看作卜筮之书罢了。大体说来，怀疑它的说法有四点：有人认为，春秋时期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楚王还把它指给子革看；可是距离能读古书的时代，到春秋至今已经几千百年了。时间如此久远，这是产生怀疑的第一点。自古以来，典籍遭受的灾祸数不胜数，风雨浸润、水火焚毁，也发生过多次。西汉兴起时，虽偶尔从屋壁中发现藏书，却未必没有散失，因此汉代下诏征求书籍时，这部书也没有在当时显现出来。《艺文志》所记录的古书已经很详尽，这部书却没有被当时收录，这是产生怀疑的第二点。《周易》确实出于近古，遭遇秦代焚书，又因为属于卜筮之书而独得保存，没有被废弃；然而其中‘载鬼一车，需于血出自穴’，以及《系辞》所谓‘子曰’之类的话，后世议论者难免对此产生怀疑。何况这部书中《姓纪》《皇策》《政典》等篇，文辞质朴简略，义理深厚，不是可以凭语言臆造的，又怎么能够明白它的意义呢？这是产生怀疑的第三点。羲和沉湎淫逸，夏后出兵征讨他，出征的誓辞引用《政典》说：‘早于时令者杀，不及时者杀。’ 后世没有不认为这是夏后氏的政典的，即使孔安国也都这样认为。如今这部书的《政典》篇同《尚书》颇为相合，那么其中的辞句能够完整载入《诗》《书》，只是隐微而难知、简略而不详，也不过如此；这是产生怀疑的第四点。唉，经历这四种怀疑，竟使三皇以及文王、孔子尽心创制的成果，不仅郁结而不能伸展，反而被归入卜筮之学；难道知道治理天下的妙用其实就在这里吗？这是人间经历三位圣人、时代经过三古，上天所赐、道所在的地方吗？唉，对于不可知的事情，空缺不论也可以；对于不能做到的事情，放置不论也可以。假如不能这样，却鼓动邪说，妄指圣人的书为虚假妄诞，实在令人痛惜！幸而承蒙明问涉及此事，想要讨论这部书的意义，那么便不是十年穷究思考、数万字反复陈说所能完成的。圣人的神道妙用寓存在其中，实在不是区区科场文章敢于议论的。至于只讨论名称的由来、书的制作、卦的排列次序、数字的占验以及取来作为卜筮之用的情况，直到诸儒的议论、秘府的收藏，也不敢不加以论述，用来驳斥邪说。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感化天下，以淳厚教化百姓；天人之间的妙理、性命的至理，在当时蔚然显现。因此上天不吝惜道，河图、洛书再次降临，使这一道理来辅助极盛的教化。元丰七年，西京一带的使者巡察所属地区，经过唐州比阳，这部书又在乡野百姓家中出现。上天没有丧失这篇文化，难道不仅是百姓的幸运，也是我们道统的幸运吗？从前孔安国为《尚书》作序，认为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说的是天道。如今考察《三坟》之所以有三部：山坟说君臣、百姓、万物、阴阳、兵象，称为《连山》；气坟说归藏、生动、长育、止杀，称为《归藏》；形坟说天地、日月、山川、云气，称为《坤乾》。大概《三坟》虽在三皇时开始显露，但它的道理实际在夏、商、周之际才显明，所以孔子常说：‘到杞国可以得到夏代的时令，到宋国可以得到《坤乾》。从《坤乾》的意义、夏代时令的等级来看，我由此观察到，这就是它们命名的意义，以及作书之人所依据的情况。’《连山》以艮卦为首，《归藏》以坤卦为首，《坤乾》以乾卦为首。虽然三部《易》的卦次不同，名称不同，但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重叠的爻都是六十四个。至于用揲蓍布数，取来进行占验，那么阴阳老少的文理，大体也不离七、八、九、六罢了。大概七、八是少阴、少阳之数；

译九、六是老阴、老阳之数。天地所做的事情、时运所体现的规律，即使是圣人又哪里能够参与其中加以改变呢？这是三部《易》卦次和占数的情形。三者之间虽然略有不同，大体如同拿着地图来观察四方，最终仍是殊途同归。这就是卦的排列、数字的占验，其同异有这样的情况。然而《周礼》只把这部书记载在太卜、筮人的官职中，完全取来作为卜筮之用，于是使圣人的神道被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流当成了设置卜筮的工具。先儒有人认为《周礼》是战国时代的说法，这并不值得奇怪。况且左氏喜好巫术，他所记载的占筮最为详细，以《周易》占筮的有十六次，以《连山》《归藏》占筮的有一次。南蒯的占筮，是用《周易》占筮，得到坤卦变为比卦，卦辞说：‘黄裳，元吉。’穆姜在东宫的占筮，是用《连山》《归藏》占筮，得到艮卦的八，卦辞说：‘元亨利贞。’南蒯、穆姜的占筮都是吉兆，然而都被认为预示不祥之事；只有这两个兆象还比较接近正理，其余的又怪诞而不合经典。因此说这部书是卜筮之书可以，说它纯粹只是卜筮之书却不可以；这就是它被用于卜筮的情形。然而这部书不幸在世间湮没，杜子春、郑康成都是先儒中的优秀人物，却没有一句话涉及它。他们又进一步为它作解释说：‘这是阴阳的学说。’只有杜预、孔安国等人大致能够理解它，但众说纷纭，最终仍未能振兴。到了隋、唐盛世，典籍搜罗完备，文物灿然，秘府所藏还不过是《连山》《归藏》二十三卷，而《坤》《干》的书也没有出现在其中。这就是诸儒的议论、秘府的收藏，不过如此；这就是三《易》的始末。我曾经讨论过，书籍在世间湮没，若不是大圣大贤，就不能使它重新振起。有《荀子》，有《鹖冠子》，有《仪礼》，有《墨子》，如果不是韩愈使它们振兴，就会同异端邪说一起被世间抛弃。有《列子》，有《文子》，有《鬼谷子》，有《亢仓子》，如果不是柳宗元竭力辨析，它们遗留下来的篇章和余论也会同草木一起焚烧。这几部书所说的，还不过是五霸的大略，有的崇尚虚无的空话，有的是黄老、刑名之学，有的出于战国纵横家的流派；然而两位贤人尚且能够扶持它们，使它们光耀而流传在人们耳目之中。何况三《易》之书，是上天保存的、道所在的地方，圣人的妙用保存其中；这正是诸位学生应当喜欢同执事讨论的事情。请问，东汉的何休深明道术，在世上很有声望。他解释《公羊传》时，用《春秋》的议论驳斥汉朝的政治，计有六百多条。他的学说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想来他为人处世，必定不是草率随意的。后来服虔又用左氏的学说纠正何休的驳论，共有六十多条。那么何休、服虔的学问，可以说是通晓经术、明白世务了。诸位认为何休怎样？他能够驳斥汉朝，针对的是什么事情？假使诸位身为服虔，那么驳斥何休的，又将提出什么说法？六经在孔子时完备，在战国时隐没，到了秦代遭焚毁，等到汉朝兴起才逐渐重新出现。可是西汉因朋党而混乱，东汉因图谶纬书而迷惑，圣人的本意保存下来的很少。至于《诗》《书》《礼》《乐》，不是明问所涉及的，请只以《春秋》来说。《春秋》作为经只有一部，而作为传的有三家。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公羊传》在当时盛行。《穀梁传》的学说出于宣帝时期，《左氏传》的学说兴起于哀帝、平帝时期。讲公羊学的，有严彭祖、颜安乐、眭孟之流，以胡毋生为祖；讲穀梁学的，有伊胡、申章之流，以鲁荣广为宗；讲左氏学的，有陈钦、贾护之流，以刘歆为倡导者。刘歆曾经想把左氏学立为官学，大司空师丹却认为这是诋毁先帝。严彭祖曾在殿中上奏议论，太傅萧望之却用穀梁学的言论驳倒他。说到世代传承，有孔子、子夏传授的不同；说到地域远近，有齐地学说、鲁地学说的差异。大体上，经书有几家，家家有几种说法；分剖文字，分析字义，言辞烦琐细碎；相信异说而背离传记，这是尊重后来的老师而非古人，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结党同门、嫉妒正道而没有迁善服义之心。光武帝中兴，承受新莽诡诈政治的弊病，而把‘白水卯金’的话当作接受天命的符瑞。这种风气一经传播，天下便纷纷随从。于是圣人的经书同邪说一起流行了。郅恽的议论说汉朝国运长久，是孔子为它作了训诫；贾逵驳斥二传，却说刘氏是尧的后代，只有左氏传才有明确文字。这样说来，《春秋》的义理中混杂图谶纬书的说法，大多都是如此，实在可叹。我曾经论说，西汉士人因朋党而混乱，所以朝廷之上没有豪杰之士，新莽的变乱于是兴起；东汉士人被邪说迷惑，所以圣人的教化日益沦丧，西域的佛书也由此得以传入。这是道理和形势自然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考察西汉研究《春秋》的士人，如公孙弘、董仲舒、翟方进，可以说都是大儒。然而公孙弘怀有欺诈而多私心，中伤贤士；迁徙董仲舒、杀害主父偃，都出于阴谋，那么《春秋》奖善惩恶的道理，公孙弘大概并不知道。翟方进暗中揣摩君主的隐微意图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善待淳于长来保持自己的宠幸，这正好触犯了《春秋》对外交的讥刺。只有江都的董仲舒慨然勤学，有意于三代的事业；但仍不能卓然挺立、出类拔萃，而《玉杯》《繁露》《竹林》诸书、阴阳闭纵之说、灾异之学，都遵守公羊家的旧法，这是后世应当深为惋惜的。东汉的郑康成搜罗囊括各家大典。

译他网罗各家学说，自称属于仲尼之门，却未能远远超过前人；而贾景伯父子，大概就是杜征南所说的先儒中的优秀人物。然而这两人的学问都从事于图谶纬书，那么其他情况也可以想见了。贾景伯常入南宫讲学，贬斥二传以扶助丘明，强行执守诬妄之辞，使它符合异端的说法；假如左丘明有灵，他会高兴吗？何休曾经根据私意撰写三传优劣论，郑康成为此作《发墨守》《鍼膏肓》《起废疾》。何休见到后感叹说：‘郑康成进入我的屋室，拿着我的矛来攻击我。’然而何休和郑康成，归根到底都是图谶纬书之学。身边佩带剑佩，彼此互相讥笑，哪里容得下谁胜谁负呢？陈元说过：‘诸儒的驳议，全都截取短小的文字，亵渎细微的辞句，因为年代相差一点，就拼凑成巨大的谬误；遗漏细小之处，却指为最大的过失。’所谓小的辩说破坏言辞，琐碎的言辞破坏道理，这就是两汉的风气。明问所谓何休驳斥汉朝的事六百多条、服虔驳斥何休的驳论六十多条，也不必再多说了，实在难以拿这些辱没执事的听闻。然而辨明是非，是学者的职责。姑且根据那些学习《春秋》的人，冒昧为执事陈说一番。汉高祖以来，治理国家杂用霸道；可是叔孙通制定绵蕝之礼，已经成为一代的盛大典范。那么，汉代君臣在政事上得罪《春秋》的地方究竟有多少呢？《春秋》记载“公及戎盟于唐”，已经重重讥刺了；可是奉春君竟至于同匈奴订立和亲盟约。《春秋》记载“初税畆”，已经严厉贬斥了；可是汉武帝竟至于对舟车征算，兴建柏梁台。这是犯了秦国筑台之罪；在江中射蛟，是犯了鲁庄公在棠地射鱼之诛；在郡国建立庙宇，设置武宫、炀宫，是应受贬斥的行为。何休的驳论，我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而我所驳斥的与何休不同，是因为我不曾学习图谶之学。《公羊传》喜欢讲怪诞偏僻之说，何休学习它，又更加严重。他把《春秋》说成是托付鲁国接受天命，把隐公说成接受天命的君王，这样便没有君臣的分别；把断绝文姜关系说成不算不孝，把拒绝蒯聩说成不算不顺，这样便没有父母之恩；以纪季的权宜之计断绝先祖祭祀，这样便没有兄弟之义；至于三统之说、灾异感应之说，也都违背经义、背离正道；至于血书端门之语，更是名教的罪人。这就是何休的过失。服虔的驳论，我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而我所驳斥的与服虔不同，是因为我不赞同同门相互偏袒。唉！何休、服虔的学说，我虽然没有亲自读过，却认为不值得谈论，是从他们的人品和作为来判断的。何休、服虔的学说，我认为不值得谈论，但最终仍要有所评论，是依据《春秋》来评论。如今《春秋》的学问正在盛行。左氏有杜征南，谷梁有范武子，而公羊则有何休。我纵观三家的著作，考察他们的行事，何休实际上并不是杜征南、范武子的同类。杜征南有奇谋伟论，声名震耀一世；到了江南之战，又取得势如破竹的功绩，说他没有深得《左氏传》的精髓，难道可以吗？范氏不偏私自己的学说，考察圣经而以各种传说相互验证，斥责何晏、王弼的言论，打破晋朝浮华靡弱的风气；这正是他存心公正所产生的成效。您所说的通晓经术而了解世务，我认为具备杜征南、范武子的学问，才可以当得起。至于讨论当今世务，如果拿《春秋》的学说来验证，我平日愿意效法杜、范二人的为人，本来就不敢轻易谈论。问：朝廷所崇尚的，是天下人所趋向的。朝廷所崇尚的正确，天下人就全都趋向正确；朝廷所崇尚的不正确，天下人就全都趋向不正确。枢机发端之处、根本所由来之处，不能不谨慎。三代末年，《六经》的著作已经形成，但专门之学还没有在天下出现；庄子、老子的学说虽然产生了，但浮虚之学还没有流行于世。到了西汉宣帝同儒生们在石渠阁讲论《六经》，东汉显宗也同儒生们在桥门讲论《六经》。从此朝廷任用的公卿大夫，都是专门治学之士。这样一来，天下怎么能不趋向专门之学呢？到了西晋，君主任用山涛、王衍主持政事；东晋君主任用庾亮、殷浩主持政事。从此朝廷任用的公卿大夫，都是浮虚之士。这样一来，天下怎么能不趋向浮虚之学呢？这两种学说流行天下，难道不是汉、晋两代君主所崇尚的东西对它们有所驱使吗？圣贤的君主，如同日月；可是这两代的君主，放纵而流于淫邪偏僻，反而陷入了这种学说。他们的过失在哪里？我大宋盛世之时，朝廷从未崇尚这种学说，可是专门之学、浮虚之学却遍布天下。这是为什么？这种情形的形成，难道没有它的根源吗？当今皇上英明，洞察新的弊病，下令告诫天下学校，禁止专门之学，使科举取士专门采用经术根源深厚的文章；凡是涉及虚无之说、异端之说的，一概不取。因此给天下士人的恩惠实在太大了。汉、晋的君主竟还倡导这种学说，真是今天的罪人啊！专门之学流行，议论就会陷入不通达；浮虚之学流行，人才必然变得没有用处。因此，去除它们不能不彻底，铲除它们不能不迅速。汉、晋崇尚这些学说，于是这些学说也流行起来。幸望考察它们所以形成的原因，追寻它们的根源，并把汉、晋失误的原因一并陈述出来，将这些意见报告给皇上，彻底铲除并迅速禁绝它们，以端正天下的学术。

译钦定《四库全书》。《莲峯集》卷四，宋史尧弼撰，策问。均税策。在王者盛世考察治理成效，守株待兔的讥笑也免不了从小吏口中说出；在霸者末世考察治理成效，改弦更张的譬喻也不会被君子之志夺去。这并不是王者不足以崇尚、霸者却有什么值得称道，而是时代恰好发生变化，法律适合百姓的缘故。请借齐、秦两国来作说明：齐国的小白任用管仲为相，听从他的意见；秦国的孝公任用商鞅，听取他的主张。齐、秦两国这种便利而简易的做法，虽然被好高骛远、仰慕古制的人斥责，但它们能够审度时势、衡量适宜，反而被通晓国家体制的人所取法。这不正是没有招来守株待兔的讥笑，反而得到了改弦更张的赞誉吗？为什么呢？五家编为一轨，五里编为一连，这是轨、里的制度，起于管仲。并不是管仲有意违背先王之法，而是齐小白急于使国家富强，不得不这样做罢了。每千亩划为阡，每百步划为陌，这是阡陌制度，起于商鞅。并不是商鞅有意违背先王之法，而是秦孝公急于解决兵员和粮食问题，不得不这样做罢了。假使不是这样，追随王者的足迹，图谋制定治理国家的方法，难道不是既疏远又空泛吗？大体说来，一个时代的治理，必须遵循一个时代的法律，也必须顺应一个时代的便利。不遵循相应的法律，就不足以治理；不顺应相应的便利，就不足以成为合宜的法律。借此观察历代赋税制度的得失，大概就可以看清了。自从神禹治理洪水、划分九州，制定财赋制度，当时便有五十而贡一的贡法；成汤继起，接受小贡、大贡，使下属诸国富盛，当时便有七十而助一的助法；周成王奠定周制，设置九种赋税来收取财货，当时便有百亩收取十分之一的彻法。三代使百姓便利的制度，哪里是后世可以企及的呢？春秋时代，鲁宣公初次实行按亩征税，是因为赋税已经不足；鲁定公制定丘甲制度，是因为赋税已经不足；鲁哀公征收田赋，是因为赋税已经不足。顺应时势的办法，究竟怎样才算足够呢？看看就知道了。汉高祖止息乱暴，铲除秦朝的暴政，天下平定，划分疆界，当时实行十五税一；到了汉文帝，治理风气灿然，四海富足，当时实行三十税一。在这个时候，赋税已经有余，顺应时势的便利，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到了汉武帝专心征伐，费用开始不足，于是征收口钱，专卖盐铁，铸造白金，制造皮币，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却没有给事情带来益处。即使有董仲舒献出名田之策，即使有师丹献出限田之策，也都是想使赋税均平。可惜这些策略没有被采用，只能作罢。唐太宗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铲除隋朝的暴政，亲身经历太平时代，又取法古制而留下相应的精神，当时实行租庸调制；到了唐代宗，原来的制度逐渐松弛，因而有所更改，当时实行按亩定税的制度。在这个时候，赋税已经有余，顺应时势的便利，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到了唐德宗，藩镇强盛，费用开始不足，于是议论盐铁，兴办钱币，实行括苗，设置和籴，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却没有给事情带来益处。即使有陆贽献出六币之策，即使有齐抗献出六奸之策，也都是想使税赋均平。可惜这些策略没有被采用，只能作罢。纵观古代制度一得一失，大体都是如此。如今的赋税怎么样呢？不均的弊病有两种：有土地兼并的弊病，有人口流徙的弊病。什么叫土地兼并的弊病？富人的土地一天比一天增加，赋税却不相应增加；穷人的土地一天比一天减少，赋税却不相应减少。有些奸民想设法逃避赋役，就把几亩土地分割出来，加上数倍的赋税，再收取其中少半的地价。于是富人的土地连接成片，肥沃的田地全被他们侵占；穷人甚至没有一尺土地可以放下锥子、安置自己的脚，却正被繁重的劳役困扰，被催逼征召。这就是所谓土地兼并的弊病。什么叫人口流徙的弊病？吴、蜀有可以耕种的人，却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荆、襄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却没有可以耕种的人。又遇到灾年饥年，人们便辗转迁徙到丰足的地区。于是那些需要防守的地方，像野鸭栖居、大雁聚集，乌鸦合群、蚂蚁结聚一样杂乱。所居住的乡里，鸡犬之声互相听不见，马牛也不能彼此相及。又加上砍伐门户、毁坏灶台，甚至析取尸骨、毁坏骸骨。这就是所谓人口流徙的弊病。为今后的计策，若一定要去除这两种弊病，没有比实行土断法更好的办法了。为什么呢？登记土地的宽广或狭小，计算人口的多寡，以户数为限制，把土地授给他们，使有力量的人不至于势力凌驾他人，使贫乏的人不至于流离荡析。这个办法一旦实行，户籍就有固定登记，田地就有固定分配，不会有兼并，也不会有流徙。然后按照十分取一的税率征税，那么赋税不均的弊病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晋哀帝开始实行这一制度，晋安帝最终又恢复这一制度，也能够救济艰危、免除匮乏，使天下有休息肩负的地方，难道不是值得称美吗？幸而如今皇上屡次颁下恩德诏令，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或许礼乐能够兴盛，狱讼能够止息。希望您能体察天子的心意，把这些意见向下询问。我虽然不敏捷，愿意把土断法作为献策。不知道您认为它是否应该进用？冗官策。探求天下的祸害并替百姓铲除它们，是君主的职责；陈述天下的祸害并同君主共同铲除它们，是臣子的职责。唉！天下有尚未铲除的祸害，如果做臣子的能够深切陈说并竭力实行，做君主的又能够深信其言而委任他，便能扫除积累多世的弊病，于是祸害可以铲除，利益也随之兴起。可叹衰乱时代不是这样。做君主的不知道天下的利害，听到臣下的话便捂住耳朵不听；做臣子的即使能够向上陈说，见君主不听，便随即停止。祸害既然不能除去，利益又从哪里兴起呢？冗官的弊病，是天下的大害。如果君臣想在天下有所作为，就不能不铲除它。它表面上事情很小，造成的危害却很大。这种危害有四种。为什么呢？唐尧、虞舜时代之所以各项政绩都兴盛，是因为各级官职没有空缺而无人任职。如今没有相应的事务却虚设官职，没有相应的功劳却白白领取俸禄，这就是天下都在空占职位。问他：“你的职责是什么？”回答说：“不过是充数罢了。”小则对百姓没有益处，大则对国家没有益处，这就是空占职位，是第一种危害。国家所能征收的赋税有限，天地所产生的财物也有穷尽。如今冗官遍布州县，让无事可做的人坐在那里领取有限的俸禄，放纵无穷的欲望而耗尽有限的财物，天下所以空虚耗损，国用所以枯竭耗尽，这就是耗费财用，是第二种危害。

译官吏人数太多而职务有限，所以有人把财物运到权贵门下，车载金帛送到权贵府第，望见车尘便拥拜，摇尾乞怜，希望能够超格升迁、取得高位，擢升担任优美的职务。这就是助长奔走竞争，是第三种危害。热衷奔走竞争的人，本来不是伯夷、柳下惠那样的清廉之士，实际上是贪婪如饕餮的人。所以他们得到职位后便说：“前些日子送了多少礼，花费了多少，现在就要敲骨吸髓地压榨百姓，直到偿还以前的花费为止。”这就是虐害万民，是第四种危害。四种危害不能去除，天下便会接连不断地陷入混乱和灭亡。然而在太平时代尚且可以，在有事之时却不可以。假如在这种时候，君主不听臣下的话，臣下又不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做君主的不明白安危的关键，看不见天下的利害；做臣子的除害之心不坚决，君主不听便放弃了，因此冗官不能去除，反而日益滋长蔓延。考察唐代，中宗不答复卢怀慎，德宗不采纳杜佑的意见，就是这样。到了明君良相则不是如此：臣下深切陈说并竭力实行，君主又从而深信并委任；做臣子的见识事情的智慧十分明白，除害的意志十分坚决，慷慨激昂地分条陈述利弊；做君主的充分知道其中的危害，于是敞开胸怀接受，决意实行。因此，去除冗官就像翻手一样容易。考察唐宪宗任用李吉甫、唐武宗任李德裕为相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四位君主，都曾经处于有事之时。有事之时，正是君主谋求中兴的时期。如今想要中兴，就应当首先铲除天下的弊病，更新天下人的耳目。除了裁省官员，还有什么办法呢？为什么呢？四种危害积累已久，天下没有不厌恶的。如今我们把它们一扫而清，不仅足以兴起四种利益，也可以安慰天下人的心。那四位君主都处在有事之时，却能顺应中兴的时运。这时冗官不能不裁省。可惜中宗、德宗在前面失去了机会，幸而宪宗、武宗在后面把握住了。中宗时期，承接武后残杀之后，又处在韦氏混乱之际，天下不能说没有事情。正在这时，侧门掌权，使用墨敕授官，共有数千名，当时号称“三无坐处”。官员是多么冗滥啊！替中宗谋划的人，在有事之时，本应裁省冗官。可是卢怀慎上疏说，各部门的官员数目是古代的几十倍，各地牧守和县令中不能胜任职务的人，应当一律废除裁省。这番话可以听取却没有听取，中宗不予答复，实在是糊涂得太厉害了。虽然这是中宗的过错，也是卢怀慎的罪过。我如果想要铲除天下的祸害，即使再三伏在青蒲席上进谏也可以，即使屡次上呈皂囊封奏也可以。为什么只说了一句话没有被听取，便随即停止了呢？所以治理始终不能成功。德宗时期，三个叛乱者在幽蓟一带分据称王，华盖蒙尘于奉天，天下不能说没有事情。正在这时，官员更加泛滥，铨选更加错误，入仕的门路太多，世袭贵族之家又得到过分优待。官员是多么冗滥啊！替德宗谋划的人，在有事之时，本应裁省冗官。可是杜佑上议说，挽救弊病不如节省费用，节省费用不如裁省官员。这番话可以采用却没有采用，德宗也不加以裁省，实在是糊涂得太厉害了。虽然这是德宗的过错，也是杜佑的罪过。我如果想要裁省天下的官员，竭力实行可以，再次进言也可以。为什么一次议论没有被听取，便随即停下呢？难怪功业不能成功。所以说：中宗、德宗不听臣下的话，臣下也不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因此冗官日益滋长蔓延。宪宗初年，两河还没有完全收复，强悍的将领还没有悔过，天下可以说正处于有事之时。李吉甫主持政务，痛恨官吏人数太多，他的意思是，如今天下有事，必须先裁省官员，以更新天下人的心。因此他早晚勤勉不懈、辅佐治理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这一点。于是他上奏说：“如今保留着无事可做的官员，却消耗最重的赋税。”于是裁省官员八百名，裁省吏员一千四百名，所以能够成就元和之治。虽然这是李吉甫的功劳，也是宪宗的功劳。为什么呢？没有李吉甫，就不能裁省冗官；没有宪宗，就不能任用李吉甫。君臣相互契合，这就是元和之政能够成功的原因。武宗初年，刘稹还没有被诛杀，藩镇还没有全部服从，京城还没有十分安定，天下可以说正处于有事之时。李德裕任相，痛恨官吏太过泛滥，他的意思是，如今天下有事，应当先裁省冗官，以更新天下人的心。因此他深思远虑、谋求治理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这一点。于是他说：“裁省事务不如裁省官员，裁省官员不如裁省吏员。”请裁减郡县吏员共二千多人，所以能够成就会昌之治。虽然这是李德裕的功劳，也是武宗的功劳。为什么呢？当李德裕提出建议时，武宗便敞开胸怀接受，决意实行。唉！没有李德裕，就不能去除冗吏；没有武宗，就不能任用李德裕。君臣相互配合，这就是会昌之治能够成功的原因。所以说：宪宗、武宗时期的臣子能够深切陈说并竭力实行，他们的君主又从而深信并委任，因此去除冗官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唉！天下有尚未铲除的祸患，不能只责怪君主，也不能只责怪臣子。天下已经成就的功业，不能把功劳全归于君主，也不能把功劳全归于臣子。君主英明、臣子贤良，是治理的基础；君主昏暗、臣子庸碌，是混乱的根源。中宗、德宗对卢怀慎、杜佑的意见都没有答复或采纳，最终导致混乱；宪宗、武宗能够实行两人的建议，所以治理被称为中兴。由此可知，裁省官员、去除官吏冗滥，确实是救治弊病的首要事务。恭敬地想到，国家正逢炎精厄运，强藩干犯纲纪，天下可以说正处于有事之时，正是皇上谋求中兴的时期。可是天下已经有大规模的战争十年了，主管财利的臣子鞭挞百姓、筹算财利的心力也已经用尽。专卖酒类，专卖盐，专卖铁；关市、舟车都有征税，山林、陵麓都有禁令；然而国用仍告匮乏，军储仍告空虚，为什么呢？这都是因为冗官尚未裁省，征取财利时有的取法得当，有的却不合宜。私下希望清理入仕的门路，以断绝滥进；裁撤不急需的职务，以去除虚占官位；斥退无用的吏员，以节省浮泛的费用。这样，冗官便可以裁省，空占职位的人没有了；耗费财用的人没有了；助长奔竞的人没有了；虐害万民的人没有了。四种危害除去，利益就兴起了。皇上又能以宪宗、武宗为法，以中宗、德宗为戒；大臣又能以李吉甫、李德裕为心志，以卢怀慎、杜佑为耻，那么今天中兴的功业，难道仅仅等同于元和、会昌之治吗？私试策问。

译楚国屈原写作《离骚》，创作《九歌》《九章》，投汨罗江而死。他的同辈宋玉应和他，又创作《九辩》。从此以后，文人和才士纷纷仿效。又如枚乘创作《七发》，傅毅创作《七激》，张衡创作《七辨》，崔骃创作《七依》，曹植创作《七启》，张华创作《七命》。唐朝兴起后，作者尤其多。有人认为，这些人用这种小小的文章，希求获得进身的阶梯，果真是这样吗？请对此作出折中恰当的论说。把别人看成一定能够成功的人，结果不能成功就会丧失志气；把事情看成一定能够办成的，结果不能办成就会挫伤内心。士人胸怀奇才、抱有良策，出仕辅佐时政，必定期望遇到贤明君主，施展并倾尽自己的抱负，然后登上功名的高峰。哪里想到中途遭受阻挠失败，功名不能因此成就呢？这样自然会丧气伤心，于是忧愁、愤懑、怨恨、讥刺的话便向外发泄，也顾不得死亡的祸患了。从前楚国屈原任三闾大夫，因为遭受谗毁，被流放江湖，于是写作《离骚》，创作《九歌》《九章》，援引上天和圣人，最终却没有被君主省察，于是投河而死。他难道也是陷入了这种情形吗？像屈原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内心浅薄、只重外在，而不知道大体。做臣子的道义，没有比保全节操更好的，其次是保全自身。如果道义不足以匡正君主，智慧不足以平息祸乱，进谏不被实行，言论不被听取，那么就继之以死。因此甘愿受斧钺之刑，安然面对鼎镬而不后悔，是希望凭自己微薄的生命，使君主醒悟而归于善道，就像关龙逄因此死于夏、比干因此死于商一样。假如不幸忠诚的谋划而君主不听，正直的劝谏而君主不信，凭独到的明见知道祸乱不可挽救、杀身也没有益处，那么就超然远去；即使高爵厚禄，也不足以牵系他的心、拘束他的意志，姑且保全自身而终老于世，就像微子因此离开商、百里奚因此离开虞一样。像屈原这样的人，难道也知道这个道理吗？为什么不懂得这样做，反而被把别人看成一定能够成功、把事情看成一定能够办成的想法蒙蔽，最终没有遇到知遇，于是丧气伤心，发出怨愤的言论，创作《离骚》，葬身江鱼腹中呢？唉！假使屈原稍微懂得保全自身以终老于世，一定不忍心这样做。等到他身死以后，宋玉又跟着应和他，创作《九辩》。从此文人和才士纷纷仿效写作，如枚乘作《七发》，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曹植作《七启》，张华作《七命》，以至唐朝兴起后作者更加多，都希望依附在《离骚》之后，于是把这一类作品称为《楚辞》。这些人都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却甘愿写忧愤怨刺之言，用来讥讽当时。如果不是这样，贾谊当初为什么年少时就在郡中写文章，自负能够成为辅佐王者的人，却也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只因没有得到知遇，经过湘水时写赋来凭吊屈原？后来终于因自伤哭泣而早夭，他难道也是屈原一类的人受到某种激发吗？唉！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对于忠义之士、名节之流，应当屈己礼遇，虚心宽容，使他们从鉴戒中都能明察事理，不要到了池边才去洗耳。如果这样，那么在变故频仍的时代、颠沛流离的时期，尚且可以希望他们有挽回天命的力量、恢复国家的功勋；何况在兴盛太平之时、政治安定的朝廷，怎么会不能建功立业呢？考核官吏的四善、二十七最，九等考课；赏赐功勋的十二转、三阵、三资制度。西汉享国二百年，传了十二位皇帝，非同寻常的君主，为什么竟然这么多？像汉高帝那样英武，像汉文帝那样宽厚，像汉武帝那样有才略，我都不认为最难得，唯独认为汉宣帝最难做到。说宣帝有英武吗？果断刚决的手段，恐怕汉高祖也不肯采用。说宣帝有宽厚吗？明察苛细的政治，恐怕汉文帝不忍心实行。说宣帝有才略吗？开拓土地、扩张疆域，是汉武帝最擅长的，宣帝无法企及。这样看来，宣帝最难做到的事情，究竟表现在哪里？那么汉高帝、文帝、武帝的长处，难道能够不取法吗？人的智愚、贤能与不肖，实在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不加以区分和表彰，我担心奋发迅疾、卓越超群的人不能自行显露，懒惰困顿的人不能振作，奸诈贪婪、放纵不法的人不能自我警戒，侵夺百姓、贪婪剥削的行为反而更加严重，天下怎么能够免于混乱呢？所以统治天下的人，应该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是考课之法不得不施行于官吏职务，赏勋之法不得不施行于将帅的原因。推演这个道理，汉宣帝最难做到的事情也就可以看见了。为什么呢？汉高帝平定天下以后，一切都是草创仓促，无暇顾及这种马上治理的办法，难免受到后世清议的批评。即使他的英武无人能及，这种英武也只是用来夺取天下。传到汉文帝时，正值安乐休养之时，仁政的施行本来不可迟缓；他用德化来治理百姓，确实成为后世的美谈。即使他的宽厚无人能及，这种宽厚也只是用来凝聚人心。至于汉武帝则不同，匈奴以傲慢文书羞辱汉朝，汉军又被围于白登，这些耻辱已经忍受很久了；到了这个时候，匈奴的马蹄已经踏到黄河边，如果不向他们显示威势，我担心匈奴的变乱将会成为忧患。汉武帝因此起兵征伐，洗雪汉朝的耻辱，张扬汉朝的威势。汉武帝的才略固然也无人能及，但对于征伐有补益，对于考课、赏勋却没有补益。对考课、赏勋没有补益，凭什么要求治理之道、维持天下呢？我想，汉宣帝以前，官吏不能胜任职务，将帅不能建立功勋；虽然有考课之法，实际上却没有真正考课，虽然有赏勋之法，实际上却没有真正赏勋，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宣帝兴起后，谁不叹息并为此愤恨痛惜呢？对于这两件事，宣帝确实是有意整顿。因此，综合考核名实是否相符，考课之法便施行于官吏；赏罚信实而分明，赏勋之法便施行于将帅。考课既施行于官吏，官吏怎么能不自我勉励？官吏自我勉励，于是政事、文学、法理方面的人才，都能精通自己的才能。

译赏勋既施行于将帅，将帅怎么能不自我勉励？将帅自我勉励，于是便有单于仰慕义理、叩头称藩的事情。唉！汉高帝的英武、文帝的宽厚、武帝的才略，虽然无人能够相比，却不知道宣帝在积弊之后使考课、赏勋之法得以施行，那么他最难做到的事情，又怎么能够达到呢？读史读到这里，才知道考课、赏勋之法，确实是国家的急务。如今承接明白的策问，以唐代四善、二十七最、九等考课之法来升降官吏的才能；以十二转、三阵、三资赏勋之法来区别功劳的高下。向诸位生员询问，这正是我乐于听闻、乐于谈论的事。试着陈述一点粗浅的见解：四善用来彰明一个人的品德，属于他自身的长处；二十七最用来彰明一个人的政绩，属于他任官时的能力。在自身方面未必样样都是长处，那么或许以“最”为可取；在任官方面未必样样都能做到，那么或许以“善”为可取。最、善兼备，便列入九等中的上上；善、最都不显著，便列入九等中的中下。有的只有一最而有三善，有的只有一最而有二善，甚至有爱憎任性、处理裁断违背义理、背公向私、职务废弛、居官谄媚欺诈、贪污浑浊事实确凿的，也都无不按照九等依次排列。所以四善从德义有声望开始，积累到恭谨勤勉而不懈怠；二十七最从近侍之职开始，积累到镇守防御之职，大体都是这样，不再逐一陈述详情。考课之后如此升降官吏的才能，那么当时官吏职务的清正善治大概就可以看见了。因此就其中最突出的人来说：敢于触犯皇帝的威严，不畏惧鼎镬，把进谏诤言作为职责，有魏征这样的；详细明白治理之道，深切了解时政，把陈奏政务作为职责，有陆贽这样的；排斥众人的议论，陈述讨伐蔡州的计策，裴度最擅长；应对一时的变故，成就天下的事务，姚崇担任了这样的职责；至于徐有功决断案件，高季辅考核校阅，也都清清楚楚地表现在当时。由此观察，其他人也可以类推而看见。难道不是由于考课之法升降他们的才能，才达到这种程度吗？十二转用来表示器量、品秩的厚薄，三阵用来区别建立功劳的难易。称为上阵，品秩就一定优厚；建立功劳容易，便称为下阵，品秩就一定薄；中阵也可以依例推定其三资，也可以依例看出。现任官以及前资常选官，称为上资；文武散官、卫官、勋官五品以上，称为中资。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上柱国、国子勋官六品以下，称为下资。计算战功的多少而取三阵中的等级，再以十二等归入相应的资阶；议定酬报功劳的等级而取三资，再以十二转归入相应的品秩，都是这样，不再概括陈述详情。赏赐功勋并据此区别功劳高下，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当时将帅的奋发有为大概就可以看见了。因此就其中最突出的人来说：闭门称病，畏惧权势逼迫，功劳很大而君主不疑，有李药师这样的；早晨听到命令，晚上就启程，没有一点自我嫌疑，有郭子仪这样的；长于谋划制敌的功劳，精通制胜的策略，李光弼最为突出；陈述收复范阳的谋略，使两京得以收复，李泌居于首位；至于张巡坚守孤城，李晟抵抗群贼，也都清楚地表现在当时。由此观察，其他人也可以类推而看见。难道不是由于赏勋之法区别他们功劳的高下，才达到这种程度吗？恭敬地想到，国家考功之法虽然施行了，但官吏职务还没有达到澄清整肃的地步，所以功过善恶的资阶叙用不免混杂；司勋之法虽然施行了，但将帅还没有达到铨选排列的地步，所以功勋劳绩的大小难易、品级差等不免混乱。官吏职务尚未澄清，将帅尚未铨次，恐怕会妨害治理之道，因此应当成为朝廷注意的事情。如果一定要使官吏职务澄清整肃，不如取法唐代四善、二十七最、九等制度的遗意，可以吗？如果一定要使将帅得到铨次，不如取法唐代十二转、三阵、三资制度的遗意，可以吗？唐代制度的优点，大概得自成周制度的遗意。为什么呢？成周的制度，按照贤能和功劳分配爵禄，用八柄驾驭臣下，用八职辨明职务。至于考课的六计，就是唐代四善、二十七最、九等之法；赏勋的六功，就是唐代十二转、三阵、三资之法。唐代距周代相隔两千多年，取法周代制度的遗意而成就自己的治理之道，尚且能够如此。何况国家距离唐代并不十分遥远，取法它的遗意，难道有什么不可吗？如果果真这样，不仅官吏的清正善治、将帅的奋发有为可以与唐代没有差别，而且还将远远追赶周成王的盛业，享受《既醉》《鳬鹥》所歌咏的太平了。汉宣帝中兴的功业，怎么能超过它呢？我孤陋浅薄的见解，您认为对吗？王导、谢安兼统内外。古代兴起的君王，用来托付重任、要求成就功业，担当天下寄托的，不过一个人而已。因此把天下的重大责任全都交给他。当任用他时，君主明察的鉴识已经洞然照见他的内心，早就知道他的文才能够教化天下，武略能够威震八方。因此任用他而不疑虑，信任他而不困惑。认为内外事务如果不由一人专门统领，就不能要求他建立大功，所以把内外的重托专门交给他；认为军国大事如果没有专人总领，就不能制服天下，所以把军国的权力专门交给他，并要求他安排处理天下的事务。因此有假授黄钺、督领内外各军的人，有任命为宰相而兼任天下元帅的人。当时的英才接受这样的责任后，必定说：“我们的君主把重大责任交给我，用赤诚之心对待我，我一定要取得天下来交还给我们的君主，这样才可以报答他的重托。”于是对内便勤苦磨炼自己，治理官府，抚慰百姓，修整法度，以振兴衰败、平定乱世；对外便像鹰飞虎视一样，运筹帷幄、决策谋划，训练士兵、搜求战马，以统一整个天下。凶恶顽固的人肆意施行蛇豕般的暴虐，我们便率领横行无敌的军队去征讨；盗贼逞施蝮蛇、毒蝎般的狠毒，我们便兴起问罪之师去讨伐。等到内外都得到治理，凶顽和盗贼都已经平定，四方也安然无事。

译然后君主只需享有天下的财富，并取得平定天下的功业，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吗？如果不是君主把重大责任交给大臣，而大臣又是能够取得天下的英才，谁能做到这样呢？唉！自唐尧、虞舜和三代以来，圣君与贤臣相遇，没有不是依靠这个道理的。到了后世，鬼蜮、青蝇般的人得到进用，天下便没有重大责任可以托付；日月星辰、五岳般的精气消散，天下便没有英才了。文事、武事分成两条道路，宰相和元帅的职务也不同了。因此天下有时有英才却没有重大责任，有时有重大责任却没有英才；大功之所以不能建立，大治之所以不能成就，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呢？正当时局多难、天下动荡之时，柴门陋室之中、傅说筑岩、姜太公钓渭水那样的老人，怀抱治理世道的策略，藏有安定国家的谋略，想要整顿乾坤、使华夏革故鼎新，君主便举用他们。然而国家的重大权力不在他们手中，内外险要之地也不交给他们治理；内外事务不能兼统，军国大事不能参与。谗人鼓动挑拨离间的舌头，君主便改变他们的任用，第二天又罢免他们的权力。想要恢复国家，难道能够做到吗？这就是有英才却没有重大责任。正当时局尚未安定之时，君主在这里拿出千里土地、百万军队、高爵厚禄、鱼符金印，网罗天下英才，寄望于其中一人而任用他，然而…… 可是边庭有防守盗窃的防线，河洛有饮马的盗贼，四方陷入衰败萎靡而不可挽救，这是什么原因呢？所任用的人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缺乏救济时局的谋略，只是一味务求谨慎守卫疆界，不能统一天下；希望他们实现一统，实在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有重大责任却没有英才。这两种情形虽然本质不同，但说到导致失败，原因却是一样的。况且唐朝自唐明皇以来，藩镇跋扈，强悍的将领横行，鲜血染红潼关，腥膻之气污染伊水、洛水。当时忠义贯通日月、声威使戎敌畏惧的，只有郭令公一人。如果把重大责任交给他，天下的困难没有不能平定的。可是唐肃宗听信鱼朝恩的谗言离间，不过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副元帅罢了。奸臣从中牵制，最终没有显著功劳，于是使仆固怀恩在两河骚动，三个叛臣在幽、冀分据称王，难道不可惜吗？到了唐宪宗时，淮右已经削平，叛乱的祸芽尚未除尽，祸根却已经结成；李克融、田庭凑从平民中崛起，在魏博、三晋一带倡导兵戈，形势正在瓦解。当时功勋、声誉、德业足以成为朝廷轻重所系的，只有裴晋公一人。把重大责任交给他，河朔的盗乱本来不足以平定。可是唐穆宗被小人的嫉妒猜忌迷惑，不过提拔他担任东都留守罢了。逢吉从中阻挠，最终一事无成，于是使强藩产生了觊觎帝位之心，使唐朝的国运呈现出缀旒欲坠的形势，实在令人惋惜！这两个人都是英才，却没有得到重任。至于晋室渡江南迁，犹如一匹马化龙，元帝任用王导，简文帝信任谢安，于是江淮得以巩固。然而用君子公正宽恕的心来对待他们，当时像这两个人一样的人才实在很少。若按照《春秋》责备贤者的原则来评论，那么王导、谢安二人始终没有越过淮河向北进取，大概是有重任而没有英才，这就和夫子所说的中立之义不同了。幸蒙老师垂问，请允许我把这个道理说完。况且晋朝帝位倾危之时，金华韬光养德，国政屡次落入乱臣手中，禁军又分散到四方；方镇没有如钧石般镇守的力量，关门也没有结草报恩般的防御。李展、石冰扰乱荆州、扬州，刘渊、王弥败坏青州、冀州，使天下像驱赶羊群一样陷于骚扰，夺取两个郡如同拾取遗芥，终于发展到宫阙荒芜。元帝骑一匹马渡江，直到简文帝时，天下还没有安定，而王导、谢安却辅佐了他们。正统尚未统一，确实要靠士大夫匡救，使天下混同归一。如果承担重任却没有建立重大功业，又能依靠什么呢？这就是王导、谢安不能逃脱后世议论的原因。况且元帝渡过淮河后，曾经考虑兴复晋室，专心任用王导，起初加授他都督中外诸军事，后来又把始兴郡封给他，使他参与总理内外事务；这样的任用可以说很重了。王导在这时常怀着坚定不移的志向，必定要消灭吞沙饮海的强敌。他在天下沸腾之中设立学校，在风雨交加之际制定章程。忠诚可以贯日，壮志足以凌云。用君子忠恕的心来对待他，王导确实有值得取法之处。然而在元帝时期，祖逖挫败了鲸鲵般的敌军锋芒，徐邈又恢复了九州的一半；庾亮宣扬王室的力量，陶侃统率三州军队。蛮奴的军队屡战屡败。中原的祸乱几乎已经冰消瓦解。石勒屯驻江西的军队粮食匮乏、士卒死亡。刘琨又因王弥猜疑而制造内乱。正当这时，若在天山挂起战旗，在函谷关封泥传令，向北席卷三晋，向西吞并秦、雍，简直如同折断树枝一样容易。王导不知道从这里着手，终其一生也没有建立大功。按照《春秋》的原则责备他，就是有重任而没有英才。再说到简文帝，他正遭逢艰难，把全部心力托付给谢安。既任命谢安总管六州事务，又加授征讨都督，参与总理内外事务；他的任用也很重。谢安在这时起身为苍生谋划，不接受九锡，挫败苻坚百万大军，摧折温氏称帝的野心。用君子的忠恕之心对待他，谢安也有值得取法之处。然而在简文帝时期，桓温早晚为王室操劳，谢玄善于决断军事。可是淝水一战失败，慕容垂在中山受挫，拓跋珪在定襄受阻，姚苌在长安如鼠般畏惧，吕光在姑臧像鱼受到惊吓。当时向东夺取青州、齐地，向南平定梁州、汉中，把宝鼎迁到郏鄏，把紫宸殿迁回瀍水、涧水之间，简直易如反掌。谢安不知道从这里着手，终究不能渡江北伐、平定中原。按照《春秋》的原则责备他，就是有重任而没有英才。唉，夺取天下的人，必须有英才，然后才能兼任内外重任，剪除四方的祸乱。假如反过来，又怎么能成功呢？王导、谢安二人没有能够洗雪中原，难道是两位君主不能委任他们吗？难道重任不在于他们自身吗？难道敌寇不可平定吗？难道形势有不可作为之处吗？都不是，是没有英才的过错。假如让这两个人处在太平时代，端坐朝廷，从容议论，那就可以了。身逢纷乱时世，哪里承受得起重任呢？他们治理政事的能力也就由此可以看出。若比较二人的优劣，那么王导优于谢安。为什么呢？王敦在内部作乱，依仗京城而回头窥伺；苏峻连兵作乱，指向宫殿而像鹫鹰扑击。内忧外患同时发生，敌势张开如猬毛，这正是无法作为的时候。王导却凭借草创昏乱之余，制定礼乐，整顿法度，使晋朝得以安定。

译而谢安当时，内部没有奸人，强大的氐族也自行消亡。西面越过剑岫，跨过灵山；北面震慑长河，逼近青州、洛阳。荆州、吴地的军队声势如云，六军屡次防守，这是可以统一天下的时候。谢安反而大肆饮酒、纵情宴乐，放荡心志、悦目取乐，所以虽然战胜敌人，军队却更加衰弱；虽然得到土地，百姓却更加贫困。晋朝任用谢安，责任也很重大；晋朝没有辜负谢安，而谢安辜负晋朝的地方却很多。这样看来，王导优于谢安，也就很明显了。况且《春秋》以责备贤者为原则，对于齐桓公小白在召陵会盟的事，记载说“师于晋重耳”；城濮之战，立即记载他的爵位，对他的褒进也达到了极点。然而，文字上给予他荣誉，实际上却没有把功劳完全归给他，是因为他没有把征伐、保卫盟约的功劳归于天子。王导、谢安始终没有兴复中原，大概也类似这种情形。他们的才能虽然有高下，但按照《春秋》的原则判定，罪过是一样的。恭敬地想到国家如今敌寇触犯纲纪，圣驾南巡，驻跸于吴地，余孽尚未扫除，流离迁徙到海滨，这本来就和晋朝东迁时的乱局没有不同。正值上天悔祸、消灭灾祸之时，圣天子委任大臣，设置都督，兼统中外文武职务，不再分为两套，使将帅的职责合为一体，把天下的大事托付给他；这样的责任可以说很重了。圣天子既然专门把重任交付给他，而将帅、大臣又都是天下英才，他们所制定的政令、所推行的事业逐渐惠及四方，震动中外，天下重新太平的诗篇，将要在今天再次歌唱了。从今天回头看东晋的王导、谢安，就像登上泰山俯视小土丘一样。三国、六朝都曾以建康为都城，它们在攻守方面的人物和谋议究竟怎么样？先要知道天下必定可以取得，并且按照天下必定可以取得的形势去经营，然后天下才可以安定。因此古代具有神武之才的君主，在天下尚未统一时，就能使天下的形势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安排筹划、经营治理的谋略，本来就足以在天下未平之际运转天下，所以能够以孤单一身面对重重艰难，而安排处理起来仍然从容有余。即使遇到天下最艰难的局面，图谋天下最远大的目标，天下的形势也必然转折而归入我方，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业非常宏大，所以足以兼并天下而有余力。然而他们所做的宏大事业，并不是等天下平定以后才实行，而是在天下未平之前就一直实行。正因为在未平之前实行，所以远大成果必然在已平之后显现。就像烹煮没有不熟的，烧火没有不成功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作为我方敌人的人，他们的谋划很小，而我的规模很大。因此小的势力不得不转折而归入大的势力，天下也就可以安定了。秦朝灭亡时，群盗所做的事业很小，而汉高祖的规模很大，所以形势必然转折而归入汉朝。王莽之乱时，群盗所做的事业很小，而光武帝的规模很大，所以那场乱局最终平定于光武帝。隋朝灭亡时，群盗所做的事业很小，而唐太宗的规模很大，所以形势必然转折而归入唐朝。我曾经由此观察，江右的六朝盘踞、虎视于建康一带。建康，是吴、楚的咽喉：面向蒋陵，背靠洪流，左边控制京口、跨连松江，右边扼守采石、倚靠南州，在石头城扼住胸襟，在江上凭借地势抗拒敌人。当时，它南面以三分天下的魏国为界，抵挡后周的精兵，而且又有兵力强盛、国家富足的条件。然而六朝最终不能凭借这些条件夺取天下，是因为它们的规模不够宏大，夺取天下的办法又很疏略。并不是土地不便利、形势不有利。我曾经考察过它们已经实行的事情，其中有两件令人愤懑，有五件令人长叹，有两件尤其令人痛惜，确实是想要取得天下的人应当深以为戒的。齐朝失去了淮河沿岸，形势衰弱，所以连自保都来不及，这是第一件令人愤懑的事。陈朝向北丧失淮水、淝水一带，土地日益狭小，所以被隋朝兼并，这是第二件令人愤懑的事。孙权满足于赤壁之战的胜利，所以有合肥之败退，这是第一件令人长叹的事。梁武帝满足于讨伐魏国的胜利，所以有河南之败，这是第二件令人长叹的事。庾亮趁石勒死去，产生了收复中原的志向，为什么最终却有邾城之败，这是第三件令人长叹的事。殷浩趁石季龙死去，想以收复中原自任，为什么竟有姚襄之败，这是第四件令人长叹的事。梁武帝虽然有收复淮南的胜利，最终却丧失河南的土地，这是第五件令人长叹的事。而其中尤其令人痛惜的，是东晋末年，天下的大好机会一共来了两次，却都失掉了。孝武帝时，机会第一次到来，谢玄失去了它；义熙十二年，机会第二次到来，刘寄奴又失去了它。因此天下最终不能统一。况且晋朝自永嘉以来，大河以东、浊河以北，胡人的军队横行边境，战马驰骋，敌势炽盛，已经有多年了。等到苻坚战败，慕容氏在陕东作乱，苻冲在关右作乱，苻坚、苻冲彼此相持，双方势力都已疲惫，这正是卞庄子刺杀两虎的时机。假如晋人能够抓住天下的空隙，乘淮水、淝水之战的锐气，训练军队、搜集战马，直捣长驱，一路向北收取燕、代，以震动赵、魏；另一路向西席卷咸阳、镐京，平定关河，那么天下就可以谋取了。为什么反而把粮食送给敌人，养虎留下后患，使前一天的功劳如今已经荡然无存，这是第一件令人痛惜的事。宋武帝最初平定长安时，秦地百姓非常高兴，大家流着眼泪挽留他，甚至抬出山陵、宫室来打动他的心，这正是汉高祖进入关中的时候。假如能够趁百姓喜悦归附，兴起兼并天下的志向，向南渡过江淮，向西沟通巴蜀，调集青州、豫州的军队席卷幽州、燕地，发动秦中的甲士荡平陇右，那么天下就可以谋取了。为什么反而留下幼子来抵御强敌，使前日进入关中之举，恰好只成为给赫连勃勃开辟战场，这是第二件令人痛惜的事。以上这些事情足以说明六朝的规模很小，并不是土地不便利、形势不有利，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六代居于江左，虽然和今天相同，但六代不能收复中原，却与今天不同。前面六朝的失败，足以作为今天的鉴戒；不过六朝人物的谋议，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为什么呢？刘备向西兼并巴蜀，周瑜的计策值得采用，把吴、蜀的长处合在一起，形成唇齿相依的形势，以此逐步兼并天下；邓芝的计策也值得采用。摧毁敌军锋芒于冀州、朔方，扩大声誉于江南，温峤、刘惔的志向值得称许。趁秦地混乱，谋求亲自北伐，谢安的计策值得采用。先荡平临淄，再扫清黄河、洛水一带，谢晦的诗句值得歌咏。养精蓄锐、休息军民，在洛水入黄河处展示军威，刘裕的谋略可以采用；

译等车轨、文字完全统一，然后迁都，王懿的谋略可以实行。这些都是臣下的谋略有值得采用之处，但还不足以同今天宏大的规模相比。幸蒙您明白地垂问，又用事情的难易、敌人的坚脆以及攻守的关键来询问，请允许我冒昧陈述。汉光武帝从南阳一个郡县起兵，不到六七年便取得天下。南阳就是今天的邓州。它的地盘不到南方的百分之一，却能够大大开创中兴局面，大概是因为在天下未平时，他所要做的事业本来就足以运转天下。想到主上如今身逢多难，正是中兴的时机。为今天下的大计，是否一定要连接吴地、兼并蜀地，安定百姓、休养民力，以制定固守的计划呢？然而，要振奋国家威势、统一天下，就必须勇于进取才行。荀攸议论刘表没有志向，王导斥责周顗郁郁不得志。想到宋太祖带领精兵二十万，拓展万里疆域，恢复旧地并不是不艰难。这是主上当前最急迫的任务，固守的策略不足以实行。是否一定要运用江淮、汉水、沔水一带的物资，率领荆州及西部土地的军队进攻呢？然而进取的办法贵在分路同时推进，使敌人无暇应付。因此晋朝攻打关中时六路并进，唐朝平定淮西时九个节度使同时进军。如今想像檀道济那样从淮水进军洛阳，像沈林子那样从汴水进入黄河，难道不可以吗？进攻的策略还不够完善。是否一定要等待观察天下形势，等到出现可以乘势而取的便利呢？即使过了一百年这种机会还没有到来，难道我们要端坐等待吗？裂隙虽然由敌人造成，但制造它的人在我们自己。六国因为合纵瓦解而灭亡，制造这种局面的是秦国；项羽因为势力孤立而灭亡，制造这种局面的是汉王。如今想取得天下，就不能不主动制造敌人的裂隙。单纯等待机会的策略不足以采用。这三种办法都不能用，必定还有取得天下的办法。事情没有绝对的难或易，全在我们自己。敌人没有绝对的坚固或脆弱，也全在我们自己。我们果真能在多难之时制定宏大的谋略、巨大的计策，足以运转天下，那么事情虽难也会变易，敌人虽坚也会变脆。造成这种结果的，是攻守之道吗？这不是孙武、吴起、李靖所论的普通攻守，而是天下层面的攻守，是今天最急迫的事情。若一定要防守，就应占据荆州的上游、江州的中游、扬州的下游。这三处水路，是吴地的咽喉，也是建康的藩篱。一定要占据它们的要冲，使微小的敌国和叛臣都在我们掌握之中。因此在应付敌人的空闲中，便能从容治理内部而有余力；这样，取得天下也就有余力了。我们就磨炼百官，抚养百姓，训练军队、选拔将领，修明自己的道德政教，以深深结纳天下人心。在濡须坞修治楼船、橹舰，在长乐训练步兵、骑兵，在延宾亭礼遇贤才，在德充宫储备粮食。先把守卫已经得到的地方的策略做好，然后大举进军，追究叛逆的罪责。从南郑出兵平定三秦，可以考察汉高祖留下的事迹；出石门，从黄河进入汴水，可以考察沈林子的旧例；从彭城出兵平定青州、徐州直到幽州、冀州，可以考察谢玄之的旧道。那些被胁迫而随从敌人的百姓，歌唱吟诵我朝二百年的厚德，一定会欣喜地看到官军到来。守卫的办法从东南取得，进攻的功劳在西北收获，所以天下一定可以取得。凭主上聪明神武的才能，一定能够掌握其中的妙用，以此兴复天下，在建康开创帝王事业。那六朝的君主，将要背着荆条来谢罪了。草野之人的冒昧议论，只有请执事宽恕并加以采纳。

译钦定《四库全书》。《莲峯集》卷五，宋史尧弼撰，《私试策》。君臣相遇相合。乾卦在上健行，坤卦在下顺承，贤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大臣相遇相合，是乾坤的义理。乾坤共同以生养万物为一体，又以气相互结合，于是万物得以生长。君主和大臣共同以治理天下为一体，又以道相互交往，于是天下得以安定。因此乾坤相合，贵在长久不息；一旦有所停息，万物就不能得到生养。君臣相交，贵在长久而没有间隔；一旦有所间隔，天下就不能得到安定。长久不息，万物的生长就没有尽头；长久而无间，天下的治理就没有穷尽。由此可知，贤明君主和贤能大臣相遇相合，是乾坤之义，其中本来存在自然确定的法则，难道可以轻易改变吗？古代圣人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凡是对待大臣，总是把天下最高的职位尊崇地授予他，却不认为这样过分；把天下最重大的权柄交给他，却不认为他专权；对异议不动摇，对谗言离间不听信，仍然认为这样还不够。还要赞叹应答来让他充分施展谋略，用唱和诗歌来增进彼此的欢悦，希望君臣相处长久而不厌倦。古代大臣也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凡是侍奉君主，总是和君主一起平定天下的变乱，使君主安宁；承担天下繁重的事务，使君主安逸；从早到晚勤勉而不推辞，辛劳而不疲倦，仍然认为这样还不够。还要为君主制定典章制度，使事业得以流传；为君主创制作述，使教化得以完成，希望天下的治理长久不止。凡是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使天下得到治理而已吗？这是要端正乾坤的道义，使这种道义长久不息，本来就应当如此。三代盛世时期，明君与贤臣之间，大多都是这样，但还没有像成汤与伊尹共同奉行同一德行时那样，深深领会其中道理的。为什么呢？成汤凭借同一德行做君主，伊尹凭借同一德行做臣子，于是乾坤的德行本来就已经相合了。所以成汤举用伊尹时，是从天下选拔他而任用，又把商邑的政事交给他并听从他的意见，以“阿衡”的尊号来尊崇他；我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太平，只是因为信任伊尹。我把革除夏朝暴政的事情交付给他，我之所以能够拯救百姓，只是因为仰赖伊尹。在这个时候，天下的事情，第一要依靠伊尹，第二还是要依靠伊尹，绝不敢有第二个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乾之所以与坤相合，其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伊尹辅佐成汤时，起初与成汤从亳出发，铲除天下的暴政；最终又替成汤建立统治于九有之地，使天下得到治理。他所承担的责任极其重大，却不因此忧虑，因为他认为责任在自己身上，不敢推辞。长期居于这个职位，却不把它当作劳苦，因为他知道天下都在期待自己，不敢放纵安逸。从成汤用礼币聘请他、三次相迎的起初，到“咸有一德”之时，也已经很久了；他不曾有一天忘记天下。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坤之所以承受乾，其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大概伊尹担任宰相将近五十年，商汤没有丝毫嫌隙，伊尹也没有把劳苦挂在嘴上的意思。这难道不是乾坤之义长久不息吗？他的德行达到感格上天的程度，他为商朝奠定的基业延续五百多年，也只是采用了这个道理罢了。既然如此，伊尹、商汤之所以伟大，难道不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吗？恭敬地想到我主上专任宰相大臣，乘着中兴的时运，已经深得乾坤之义，又远远超过伊尹、商汤的盛隆，没有比今天更盛大的情形了。如今承蒙明察的执事垂问，想要讲求汉、唐君臣难以相遇的原因，铺陈今日君相同心同德的美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可以不加以宣扬，作为万世的荣光呢？汉、唐的事情，董仲舒、陆贽没有遇到明主，已经不必说了。至于贾谊的才华，本来应当被文帝任用却没有被任用；裴度的功业，本来应当在文宗时有所作为却没有实现。他们难以相遇的原因，有不能不加以讨论的地方。文帝承接高祖、惠帝之后，天下刚刚摆脱战国般的苦难，才得到一时安定，正应当推行统一的法令，崇尚清静的治理，对内继承汉家的基业，对外结好匈奴。贾谊在这时应当有所作为，辅助文帝实行休养生息的德政，却凭一时的锐气、处士的大言，想要系住单于的脖子，鞭打中行说的背，还想更改已经确定的法令，改变汉朝以火德为王的正统。他的主张不能采用，也是很明显的。因此文帝不任用贾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文宗承接穆宗、敬宗之后，黄河以北两河和三镇之间，悍将强藩各自专断，节度使擅自发号施令而不接受朝廷命令。替文宗谋划的人，应该趁太和年间国势兴盛，专门任用有威望、有德行的大臣，振兴朝廷衰弱的势力，制服诸镇无法制服的祸患，这也是刻不容缓的事。可是文宗却听信牛党、李党嫉妒贤能的谗言，采纳宦官恣意专权的计策，使有大功、厚德的大臣离开京师的重要职位，去外镇享受安逸；他任用贤人的心意，也可以说不坚定了。这样裴度不能留在朝廷，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这是因为坤道贵在安静，而贾谊却失于疏略，他凭什么侍奉君主呢？乾道贵在刚健，而文宗却失于懦弱，他凭什么任用大臣呢？否则，文帝难道是抛弃贤人的君主，裴度难道真是忘却世事的人吗？唉，文帝有可以作为的条件，却没有给贾谊提供侍奉自己的正确方法；裴度有可以作为的才能，而文宗却没有任用他的办法。难怪贤明君主与贤能大臣难以相遇，至高的治理难以实现。这就是今天君相同心同德的美好，为什么能够冠绝百代、独为盛况的原因吗？我从草野之中仰观天地的广大、日月的光明，也就明白这一点了。我主上任用宰相，了解得非常深，所以浮泛的议论不能使他动摇；任用得非常专一，所以重大权力不分散。以老师的礼节来尊崇宰相，以宰相的尊贵地位来礼敬他；扩大他的封赏，赐予两国之封；又以绘像和赞辞来表彰他。然而仍然好像报答功劳还没有尽到。我们的宰相侍奉君主，则回到东朝以成就孝治，停止干戈以保全百姓性命，收回兵权以尊崇朝廷，建立太子以培养人才。礼乐、文章全都灿然完备。然而他仍然从早到晚勤勉不倦。既然如此，论一德之盛，除了伊尹、商汤，还有谁能与他们相配呢？我曾读《咸有一德》篇，看到在达到至高治理之后，仍将反复告诫、申明训令，把始终日新作为要务。要长久坚持专一而不变成三心二意的德行，所以这篇文章终于列入诰训，成为万世的法则。今日的盛况，应当有人创作《宋一经》，流传无穷，使人看见乾坤般的宏大，不要让《一德》篇独自享有商朝的美誉。赋税和徭役。

译三代的制度，到成周时才完备；成周的制度，得到周公才确定。周公所以确定周朝的制度并使它完备，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吗？只是把天下所有制度，无论多么细微详尽，都归于中正；该加重的不过分增加一丝一毫，该减轻的也不减少极细微的分量，不过如此罢了。因此，他养育百姓的政令虽然似乎十分繁多，却不混乱；救济百姓的制度虽然似乎十分周密，却不伤害百姓。田地各有制度，赋税各有等级，徭役各有差等，征取有固定时节，所以使用有节制；由官员掌管，按秩序施行，又怎么会有制定制度的弊病呢？所以在当时施行，即使沿用旧制，仍然可以治理国家；施行于后世，即使依据遗留下来的宗旨，仍然可以实现治理。况且征收百姓赋税，园圃、场地二十份取一份，近郊十一取一，远郊二十取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取一，只有漆林之税二十取五。然而太宰仍可以总管赋税的账目，小司徒仍可以规划土地，载师仍可以区别土地的类别，只怕百姓有时困苦。因此虽然征取赋税，却不被认为贪婪。至于征用百姓的劳力，上等土地一家七人中能够服役的，出三人；中等土地一家六人中能够服役的，两家出五人；下等土地一家五人中能够服役的，一家出二人。然而司徒仍可以考察百姓人数，均人仍可以按时调节劳力，卿大夫仍可以办理全部事务，只怕百姓有所怨恨。因此虽然征用他们服役，天下却不认为是劳苦。既然如此，周公的制度以中正为根本，详细到这种程度，难怪后来数百年间，春秋时期晋、楚、齐、秦强盛，军队没有一年不交战，战争、盟会没有一年不举行，而它们所占据的国家仍然是周的土地，所役使的士兵仍然是周的百姓。他们的军队都藏于百姓之中，出则准备行军作战，入则散处田野，所以没有战事时从不聚集，也没有战事时从不供养。不同于后世的军队，一张口就等着县官喂养，所以他们的军队虽然被使用，费用却不像后世那样多。何况齐、晋占有崤山以东的富饶，秦国拥有陕西的财富，楚国得到东南水乡的利益；再加上管仲疏通鱼盐贸易以调节财利，秦穆公称霸西戎以增加财富，魏绛治理晋国，孙叔敖治理楚国，都能使百姓富足而不困苦。他们兴办事业很多，却没有听说有财力耗尽、民力困竭的弊病，难道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吗？至于郑国，不过是个小国，北面通向晋国，南面通向楚国，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凡是晋、楚交战，郑国必定首先遭受兵祸，所以常常战战兢兢地捆好币帛玉器，在郊外等待命令。这样的年份没有空闲的月份，月份没有空闲的日子，似乎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了。然而郑国国小而容易治理，政令涉及的百姓少而容易集合。即使在外部遭受战争，国内仍不失去立国的谋划；即使应晋、楚之役，也都有固定数量而不混乱。何况由子产一类的人执掌政权，用恩惠养育百姓，用义理役使百姓，难怪驱使他们没有不服从的，发布命令没有不顺从的。因此虽然制定丘赋，百姓还是听从了。田地方面，周公井田、邑里的制度仍然清楚地存在，所以增加得少而不至于过度搜刮，不成为无穷的祸患。这大概就是百姓传诵它、国内大治的原因吧？由此看来，周公的治理，后世凭借它来建国，效果还能够如此，那么它的制度中正而没有弊病，也就可以知道了。汉、唐时期的赋役制度，如汉高祖十五税一，汉文帝一名男子三年服役一次，唐太宗租调制度中，授田者缴纳租税，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粟、稻并服役二十日。虽然各自出于不同的时代，却起初都没有超出周公制度留下的宗旨。我国过去在多难之初，赋役虽然比过去增加了很多，但近年以来，朝廷忧虑宽裕百姓，减少月桩钱，于是两浙、荆湖终于免除了强行摊派的祸患；在广西实行布帛估税，以使岭峤偏远地区的百姓得到苏息；免除荆州、扬州的租税，对于荒废的田地不再征收额外税额；在汉水上游分置屯田军队，免除蜀地百姓运输军粮的费用。最近又多次申明禁止徭役的法令，如此使民间财产丰足、使百姓力量宽裕，可见主上和宰相体恤百姓、寻求治理的心意极其急切。难道不可以讲求郡县的弊病，以此仰承并辅助他们日夜忧劳的心愿吗？至于戍兵、冗官的费用，能够省的就省掉，核实实际数目，使其不致滥增，这样就可以了。将帅、边疆的供给，能够削减的就削减，计算实际用途，使其不致浪费，这样就可以了。佛寺、道宫的收入，能够收取的就收取，核算其收入，使它不致散失，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百姓的财产就可以丰足。至于工匠、商人等末业，与其禁止无益的货物，不如禁止无益的货物本身；要淘汰佛、老之徒，不如清理授度出家的源头；要纠正游手好闲者的懒惰，不如让没有职业的百姓承担夫家之征。这样，百姓的力量就可以宽舒。能够考察周公的制度，用中正的原则斟酌处理，还有什么措施不能施行呢？只要足以有利于天下，施行它又有什么疑虑呢？如今朝廷正要达到成周太平和谐的治理，朝廷之上一定有能够提出周公中正之法并施行于天下的人。我愚钝不敏，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姑且用这些话来回答明白的询问。汉代刘歆作《三统历谱》，以天地的数目计算，五百一十三年称为一蔀，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称为一元。九蔀之后重新回到一元。一元之中有五十七个灾年，而阴阳有三、五、七、九的厄运。进入一元以后有阳九百六之厄。后来谷永在汉成帝时陈述灾异，于是根据百六之厄提出三七之戒。到了光武帝中兴时，世俗多谈蔀法，有人又根据三七之戒谈四七之主。像这三种说法，究竟有考据才这样说，还是没有考据而这样说呢？

译圣人传授教诲，有从先天方面来说的，有从后天方面来说的。从先天方面说，就详细说明天道而简略说明人事；从后天方面说，就详细说明人事而简略说明天道。详细说明天道而简略说明人事，是借天道来禁止人的行为；详细说明人事而简略说明天道，是借人事来警戒上天的灾变。禁止人的行为，是在事情发生以前禁止；警戒上天的灾变，是在事情发生以后警戒。因此在事情发生以前禁止，人就有所不敢做；在事情发生以后警戒，人就不再做这种事。这就是圣人传教的方式，我过去在《尚书》和《春秋》中见到过。说雨，说晴，说暖，说寒，说风，这些都是上天的事情，却都由人的视、听、言、貌而引起。唉，难道视、听、言、貌的过失足以招致上天的变化吗？大概圣人从先天方面建立教诲，认为做成这样就会下雨，做成这样就会晴朗，做成这样就会温暖，做成这样就会寒冷，做成这样就会刮风，是想让君主事先戒惧、恐惧、修养反省，不敢有所作为。如果不这样做，上天就会谴责，必然发生大祸。这就是《洪范》详细说明天道而简略说明人事，在事情发生以前禁止，使人不敢妄为的原因吧？说日食，说星星坠落，说山崩塌，说河流枯竭，这些也都是上天的事情，但圣人不说明它们所对应的人事。唉，难道灾异是自行到来而没有招致它的原因吗？大概圣人从后天方面建立教诲，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日食，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星陨，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山崩，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河竭，不再附会某种征兆来说明它的变化，是想让君主根据事情戒惧、恐惧、修养反省，不敢再做错事。如果不这样做，灾祸就会接连而来，再也无法逃避。这就是《春秋》详细说明人事而简略说明天道，在事情发生以后警戒，使人不再妄为的原因吧？我曾经奇怪刘歆作《三统历》，按照天地的数目计算，五百一十三年称为一蔀，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称为一元。九蔀之后重新回到一元，一元之中有五十七个灾年，而阴阳有三、五、七、九的厄运。进入一元以后有阳九百六之厄。后来谷永在成帝时，便根据百六之厄提出三七之戒。光武帝时，有人又说四七之主。唉，这三种说法，究竟是有考据才如此，还是没有考据而如此呢？我认为刘歆如果是从先天方面建立教诲，就不应当说明灾祸由什么导致；如果是从后天方面建立教诲，那么他凭一代人的力量，断然明言数千百年以后的事情，向前没有可考的依据，向后也没有可凭的证据，也只是妄言罢了。像刘歆的说法，会使君主对于人事不加修治，对于天变也不感到畏惧，把一切推到无可奈何的境地，说命数早已注定，不是微小的人力所能造成的。既然如此，败坏教化、损害大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圣人之门不取这种说法。大体说来，汉代自董仲舒倡导灾异之说以后，当时的士人便跟着附和。迂腐如刘向，偏僻如京房，狂妄如眭孟、夏侯胜，怪诞如翼奉、李寻，欺诳如杜钦、谷永，都把精神耗费在天命上，把心力劳累在这方面，终身不知道厌倦。至于刘歆，更加严重：他一提出这种学说，王莽便凭借符瑞自立，轻视汉朝帝位而窥伺篡夺，难道不是刘歆之徒给他开启了这种野心吗？推论到这里，即使把刘歆的骨头捣成齑粉，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六韬》与《诗》《书》的不同。我曾读《汉史》到张子房的传记，观察张良的为人：谋划阴谋不如陈平，善于征伐不如淮阴侯韩信，攻城野战不及曹参，供给粮饷不如酂侯萧何。然而他最终凭三寸之舌，成为帝王的老师，封为万户侯，而那四个人都比不上他。每次读到这里，我没有不叹息惋惜的。等到推究考察其中的事情，才知道汉朝兴起，都是张子房的功劳。为什么呢？起初张良在下邳起事，有一位老人传授给他兵法，说：“读了这些，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张良看那部书，原来是黄石公的《三略》。所以汉高祖运用它，向西平定关中，向南夺取蜀、汉，约法三章，诛灭暴秦，击破强项羽，天下便佩服他的仁义。解脱鸿门宴的危难，在灞上部署军队，分割韩信、彭越的封地，遣散垓下的军队，天下便佩服他的权谋。虽然说是汉高祖的治理，实际是留侯的策略；虽然说是留侯的策略，实际又出自黄石公的书。于是逐步考察《三略》，才知道上略讲设立礼制、赏赐，辨别奸雄，区分德行，审察权变；下略讲陈明道德，考察安危，仁义与权谋的道理相互为表里，参酌使用。黄石公把它写在前面，张子房在后世实行它，都是两种道路相互补益。幸蒙老师垂问，请允许我借此谈谈太公《六韬》的方法。唉！多么文采郁郁，多么气象洋洋，多么声势盛大，这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治理。它记载在《书》中，歌咏在《诗》中，又杂见于传记和诸子百家的言论，清楚明白。有道德，有仁义，有礼乐，有教化，有法度。它的美好功业和伟大功烈，宽裕充足；它的深厚恩德和美好恩泽，盛大和煦；它的典章文物，灿然明备；它的纲纪制度，光明显著。它治理天下的办法，是多么仁；它铲除天下暴乱的办法，是多么义！即使相隔寥寥千百年以后，也完全可以端正姿态来考论它。然而还有可疑之处。如今兵家这一流派有一部《六韬》，是周文王、周武王与太公答问的言辞。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从文王问师到武王论战步，这两位君主和一位宰相讨论军旅之事，共六十篇，其中对于兵车、楼橹、粮草、器械、山川险要、风云天象，没有不详尽论述的，又夹杂着权谋之言。《诗》《书》也是文王、武王的著作，《六韬》也是文王、武王与太公的答问，为什么《六韬》竟同《诗》《书》如此相反呢？

译难道文王、武王的功业兼用了权谋吗？还是《六韬》并非太公所作，而是后世好事之人妄自传授的呢？试着折中来说明它。仁义，是经常实行的正道；权谋，是辅助性的手段。时势可以用仁义时，就用仁义；时势可以崇尚权谋时，就崇尚权谋。譬如建造高大的房屋，柱石、栋梁已经具备，同时也安置椽子、横木和方木，难道因为它们形状有小小的曲折，就立即废弃它们的作用吗？仁义是栋梁柱石，权谋是椽子方木，两者都不能废弃。然而仁义是根本，权谋是末节。因此三代的君主有时用实行仁义的军队，也同时参用权谋。为什么呢？成汤讨伐夏桀，百姓有盼望得到休息的愿望，也可以说是仁义之师；然而《汤誓》说“升自陑”，孔安国解释为从陑出其不意，可见也用了权术。商高宗讨伐荆楚，攻克鬼方，为天下除去残暴的祸害，难道不是仁义之师吗？然而《商武》的诗说“深入其阻”，郑康成解释为冒险进入险阻之地，可见也用了权术。周宣王对内修治政事，对外排斥夷狄，慰劳招徕万民，难道不是仁义之师吗？然而《常武》的诗歌唱道“如飞如翰”，郑康成认为是军队行动迅疾如飞、勇猛如翰，可见也使用了奇兵。大概是把仁义作为根本，再用权谋来辅助它。推究这三位君主的事迹，那么周文王、周武王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如今取《六韬》这部书来考察，内容无不出于此。王者用兵，专门采用仁义，所以一定要进用贤能、贬退不肖，以澄清根本；奖赏有功、惩罚有罪，以整治政务；使人民获利而不受害，事情成功而不致失败，始终把爱护百姓作为心意，这就是仁义之术。不然，为什么《六韬》各篇唯独把仁义列在开头呢？到了不得已而用兵时，才选择将领、训练士卒，判断敌情、应对变化；上能取得天时，中能取得地利，下能取得人和，深思熟虑，周密谋划，这就是权谋之术。不然，为什么《阴符》各篇唯独把权谋列在开头呢？可见兼用二者的道理也是明白的。唉！假使周文王、周武王没有仁义，又怎么能退而修养文德，使崇侯虎来归降，使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会合，像云聚而响应呢？假使没有权谋，又怎么能在牧野击破商军，使崇高城中的人投降呢？我想这一定出自太公的主张。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军事，是国家的大事。所以古人必定审慎小心地使用它。一次行动而取得成功，就能禁止暴行、消除祸乱，使百姓安定、众人和睦，统一天下；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定。若使用而没有功效，就会使四海空虚耗损，人民流离失所，大规模战争之后必定出现凶年，百姓就要遭受灾祸。所以善人教导百姓七年，然后才让他们从事军旅，大概就是这样审慎。周文王、周武王处在暴虐君主当政的时代，想要有所作为来拯救天下的困厄、铲除天下的残暴，然而知道用兵不可轻率，所以反复郑重地向太公询问，详细地考察究问，确认事情必然如此，然后才举兵消除暴政。谁能说《六韬》是后人妄自传述的呢？仁义好比五谷，可以用来养生，却不能用来治病；权谋好比药石，可以用来治病，却不能用来养生。文王、武王之时，天下尚未安宁，知道权谋可以治病，所以以仁义为根本，以权谋为末用，并谨慎地使用它。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四方没有事变，知道权谋不能用来养生，于是停止武备、修治文教，把马放归华山南面，把牛放到桃林旷野。把兵器包上虎皮，让将帅改任诸侯，向天下表明不再使用武力，这也是《六韬》所防备的用意。此后，宋襄公抛弃权谋而施行仁义，所以最终败在▯；秦始皇舍弃正道而专用诡诈，所以传到二世便灭亡。假使这两位君主懂得太公的书，能够兼用仁义和权谋，那么怎么会成为三王的罪人呢？只有张子房运用黄石公之术，也可以说已经进入其中的门径了。我这个承受学问的人学识荒疏残缺，姑且诵说所听闻的道理，用来回答您的明问，幸望您裁断。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这些君主，不忍心百姓没有知识，又厌恶他们没有办法辨别事物，忧虑他们没有办法谋生，因此制造了网罟、耒耜、衣裳、舟车、杵臼、弧矢、宫室、棺椁、书契。凡是这些东西，全都便利百姓而合乎人情。至于秦，自秦始皇废除封建，破坏井田，创制隶书，以代替大小篆；又制造纸张来替代简策，后世沿用至今没有停止。这也属于便利百姓。为什么其他帝王就被圣贤称赞，认为这是通变求利，而秦所做的事，评论者却忌讳而不谈呢？懂得经常之道却不懂得权变，过失通常在于喜欢因循守旧；懂得权变却不懂得经常之道，过失通常在于喜欢变更。这就是古今治乱的根由。古代的君主虽然喜欢变革，却没有失去成为盛世帝王的资格，是因为懂得经常之道；后世的君主也喜欢变革，却免不了灭亡，是因为不懂经常之道的罪过。我曾经这样论说：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守住经常之道，并以权变来通达它。经常之道若没有权变就会拘泥，权变若没有经常之道就会悖乱，二者相互资助、相互成就。假如经常之道已经失误，那么权变即使有所可取，又凭什么能够治理国家呢？孔子在《系辞》中叙述十三卦，都说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制定的。我赞许他们懂得权变，只是因为这几位圣人能够以经常之道来守住权变，所以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到了后世，秦始皇改变古代的制度，实行便利百姓的办法。我也赞许他懂得权变，只是秦始皇不能用经常之道来守住它，所以最终免不了陷入祸乱。唉！懂得全部就会昌盛，只得到其中一点就会灭亡。秦懂得权变这一点，和上古相同；但它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不懂经常不变的制度。我私下考察包羲的时代，还没有网罟可用，于是为此结绳。

译神农的时代，还没有耕耨的便利，于是为此制作耒耜；还没有设置市场的制度，于是为此聚集货物。黄帝、尧、舜相继兴起，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制作舟楫来渡过不能通行的地方，驾驭牛马，设置重重门户并击梆巡夜，制作杵臼以求便利，制作弧矢以显示威力，建造栋宇来改变古人居住的方式，制作棺椁来区别于露天埋葬，又制作书契来代替结绳；这些都是伏羲、神农、尧、舜所做的。唉！难道可以说他们不懂权变吗？然而他们治理天下所依据的，全都是五常之道，也全都是相互传授的制度。他们何曾因为自作聪明而陷于不懂经常之道呢？这就是孔子取法他们的原因。秦开始兴起时，它那超越常人的英伟才略，似乎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它废除封建、设置郡县，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而秦始皇勇于去做。井田制度与封建制度相互为表里，封建废除，井田就不能独自保存，于是阡陌被开辟。封建废除而郡县设置，井田废除而阡陌开辟，创制隶书而代替大小篆，制造纸张而改变简策的繁琐，这些都是秦始皇凭借英武之才所创立的伟大事业。人们都说简便的道路是秦开启的，却不知道这也是使天下成为公天下的开端。柳宗元认为这是从秦开始的，也并非过分的议论。唉！难道还可以说秦不懂权变吗？然而它焚烧先王的书籍，销毁天下的兵器，崇尚刻削严酷的政治，难道不是它放纵一人的见解，废弃万世相传的经常制度吗？这就是后世儒者要抛弃它的原因。上古懂得权变而用经常之道守住它，所以国家得治；秦始皇废弃经常之道而推行权变，所以国家混乱，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然而我对秦始皇有深深取法之处，是因为他能够运用权变；对他有深深痛恨之处，是因为他不能用经常之道来守住权变。有人说：“司马迁认为三代的政事像循环一样，周文王使它变得文雅；秦来挽救这种弊病，却舍弃质朴，所以灭亡。”这些话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我说：“壮士不能再变回幼年，向东流的水不能再倒流向西。秦的简便办法如果施用于夏商时代，就不可行；如果用来挽救周文王时代的弊病，就合宜了。如今想用质朴来挽救它，就像让壮士重新变幼，又把东流的水拉回西边一样困难。”所以我在这里认为司马迁不过是庸常之士，而秦始皇的权变却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有人问：“秦为什么会灭亡得这么快？”我说：“因为不懂经常之道。” 元结、陆贽的言论 扬子云，是汉朝末年的大儒。他撰写《法言》来准拟《论语》，大体上评议古今人物，很少表示认可。至于评论唐尧、虞舜时代的人才，就说：“皋陶凭借智慧为帝王谋划。”

译评论后世臣子侍奉君主，就说：“谋略合乎皋陶的水平，称作嘉美。” 从尧舜直到西汉末年，凡数千年，难道没有一个人杰出地献上忠诚、辅佐君主，弥补缺失而成为后世的法则吗？子云孜孜不倦地称许皋陶，把他作为臣子进献言论的典范，并不是没有道理。我曾经反复熟练地讨论过这件事。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树立德行的人很少。士人生于世间，应当辅佐君主兴利除弊、平定祸乱，建立非凡的功业。假如不能这样，那么也必须铺陈利害，分别是非，说明当世的得失，来补救君主的缺失。考察尧舜之时，朝廷上的士人有禹、稷，有益、契，有的因治理洪水有功，有的因播种教民有功，有的因施行教化有功。唯独皋陶在众人之间平平常常，好像没有什么能为之处。舜把没有任用他视为自己的忧虑，确实是因为他的谋略可以治理天下国家。考察《尚书》，皋陶《谟》中所记载的，不过是说：“关键在于知人，在于安民。只有帝王才觉得这很难。能够知人就是明智，能够安民就是仁惠，百姓就会怀念他。”那么扬雄孜孜不倦地取法皋陶，难道不是赞美他知人安民的策略吗？后来如伊尹训诫太甲、傅说教导高宗、周公告诫成王，无不把这件事作为念头。三代以后，进献言论的士人如云雾聚集，多得数不清。唯独李唐三百年间，有可以采纳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隋朝失去天下，唐太宗举起晋阳的罗网把它捕获。在这个时候，他叱咤之间，所向无敌，人人都认为太宗能够开创基业。却不知道如果不听从魏征“十渐”的劝诫，唐朝怎么能够兴盛呢？“十渐”的劝诫，不过是讥刺太宗疏远君子、亲近小人，这是说他不能知人；讥刺太宗奢侈放纵、劳役百姓，这是说他不能安民。太宗应当听从它，于是贞观之治渐渐达到成王、康王时代的境界，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武后造成乱局，唐明皇在藩王府中拿起武器剪除祸乱，于是登上帝位。在这个时候，人人都认为明皇能够守成。却不知道如果不听从姚崇“十事”的训诫，唐朝怎么能够治理好呢？“十事”的训诫，不过是陈述禄、莽、阎、梁的祸乱，想使明皇知人；不以严刑峻法约束臣下，而希望政令首先施行仁恕，是想使明皇安民。明皇听从了它，于是开元之治巍巍然超过汉文帝、汉景帝，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这样看来，唐朝开创基业、守成治国，全都由于魏征、姚崇能够进献知人安民的谋略，而太宗、明皇倾心听取它们的结果。祖宗开创基业、守成治国既然都由于这个，后世子孙想要中兴王室，难道还会有别的道路吗？自安史之乱扰乱天下，肃宗巡幸河东之时，攻城陷阵、斩首俘敌，专门承担京城以外军事重任的，就是郭子仪、李光弼这一类人。元结与肃宗起初没有亲近的托付，只是因为当天下动荡时，自量才智不足以在当世建立功业，于是把三篇时政议论上奏。自泾原士卒侵犯京师、德宗出奔奉天之时，陈列军队、训练士卒、准备抵御盗贼，以清除一时祸难的，就是李晟、浑瑊这一类人。陆贽与德宗起初也没有姻亲关系，只是因为国家艰难之际，自量才智不足以在当世有所作为，于是上奏数篇谏论。然而元结所陈说的不过数百字，陆贽所陈说的大约有一千多字；他的文章简洁严整、峻峭激切，又汪洋恣肆，能够切中当时的利弊，真是伟大啊！即使是皋陶的嘉谋、魏征的“十渐”、姚崇的“十事”，其中知人安民的内容，大概也没有远远超过它们的。请撮取其中的关键来说：肃宗违背李泌在河阳提出的谋略而不能听从，任用诸将出征讨伐却心中犹豫，这是不明白知人。安史之乱中归降的人在独柳树下被杀，等待治罪的人死在囚禁之中，这是不明白安民。所以元结所陈说的不过是：将士面对敌人却逃跑，贤人君子逃亡；任用贤人、斥退小人，是帝王的常道。他关于知人的谋略就是这样。国家失于过分严明、过分信任，所以劳役繁重，百姓乞讨，受冻挨饿而无以为生，苍生危急困窘，贫民独自流亡；他的安民策略就是这样。德宗任用奸邪的卢杞，卢杞盘结固守如山，祸乱屡次发生，德宗却仍然没有醒悟，知人安民究竟在哪里呢？所以陆贽所说的，是把招致寇乱归为群臣的罪过，把接纳谏言视为帝王的美德；一问一答，还没有穷尽臣下应尽的能力；君子、小人必须辨别清楚而审察精细，他关于知人的谋略谁能超过呢？决断失误在于过快，考察失误在于过于精细，缺少宽恕而多疑猜，祸难就不断增加；一定要使恩泽广大而人心喜悦，他关于安民的谋略谁能超过呢？唉！这两个人所陈述的，分别说明利害，逐条陈列是非，载在青史之中，鲜明如丹青，有不可掩盖的价值。然而概括其大意，不过是知人、安民罢了，好比兵家的书籍，千章万句，也不离开“从多方面迷惑敌人”这一原则。这一句话罢了。假使肃宗、德宗两位君主都能虚心听取意见，从而成就中兴功业，难道不是伟大吗？恭敬地想来，主上正处在中兴的时运之中，而祸乱的变化又比唐朝末年更加严重，那么知人安民的谋略，确实是今日的药石。天下士人受到朝廷教育熏陶已经很久了，将要磨砺文辞的锋芒，舒展冲天的强健羽翼，效法鹗鸟高飞，然后伏身佩剑、束书，径直叩击天门，吐露胸中蕴藏的见解，像元结、陆贽那样铺陈安民知人的谋略，务求不辜负所学而后已。不知先生认为对不对？历代君主，有的凭借功业，有的凭借德行，而接受天命。然而班彪撰写《王命论》，认为这是出于天命；唐代柳宗元撰写《贞符》一书，却认为是由于人事。为什么呢？

译唉！天与人的关系，不容易说清。人事做得好，天命就归附；人事做得不好，天命就离去。这样看来，天命就是人事，人事就是天命。难道在人事之外，另有天命吗？我曾经持守这一观点，考察历代数千百年间的情况，从上古唐尧、虞舜直到五代，大凡所谓尽人事以求天命，不过就是德行和功业而已。有德行而接受天命，唐虞三代就是这样；有功业而接受天命，汉、唐就是这样。至于魏晋以下，昏暗纷乱，通常没有功业德行，天命也随之离去。凭德行接受天命，就以帝位相互禅让，天下不认为这是私相授受；凭武力互相攻伐，天下也不认为这是暴虐。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天地有所奉持，百姓有所庇护。因此即使乱后复治、断绝后复续，也必定延续数百年才会终止。凭功业接受天命，就能使平民崛起，大业不难成就；手持宝剑请求承受天命，伟大的功勋也不难建立。没有别的原因，同样是天地有所奉持，百姓有所庇护。因此也会乱后复治、断绝后复续，延续数百年才会终止。至于没有德行和功业，却想窃取上天的命令，近则不过数十年，远则不过传到第二代，怎么能绵延不衰，像《瓜瓞》诗中所歌咏的那样呢？请让我试着说明：尧继承帝喾之后，百姓达到了移风易俗的境界；舜继承尧之后，天民达到近于垂衣拱手而治的境界。相互揖让的德行，是多么崇高啊！夏拥有天下，开始于继承舜，传了十六王；商拥有天下，开始于战胜夏，传了二十八王；周拥有天下，开始于讨伐商，传了三十六王。他们继承先业、发扬先德的功行，是多么深厚啊！所以说，唐虞三代凭德行接受天命，就是因为这个。春秋以后，六国争雄，直到秦兼并它们，却不能守住天下；汉高祖从丰沛起兵，乘秦朝的动乱而起，天下如云聚响应，八年后天下归于汉，传了二十五代，历时四百年，对百姓有功，这是可以知道的。典午时期，南北分裂，直到隋朝兼并它们，却不能守住天下；唐太祖从晋阳起兵，乘隋朝的动乱，席卷长驱，六年后天下归于唐，传了十八代，历时三百年，对百姓有功，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说，汉、唐凭功业接受天命，就是因为这个。至于汉以后出现以当涂为号的魏，直到杨氏的隋；唐以后出现朱氏的梁，直到郭氏的周，虽然各自取得正统的年号纪年，代代相承而不绝，但若用权谋夺取，那么后人也会用权谋夺取它们；这就是魏、晋、宋、齐、梁、陈、隋的情形。用欺诈和武力夺取，后人也会用欺诈和武力夺取它们；这就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情形。大体上纷乱杂沓，朝代一代代更替，时而称雄、时而衰弱，所以说没有德行、没有功业，天命也随之离去。国家承受皇天眷顾的天命，历数超过汉、唐；艺祖开创基业，接受禅让与舜、禹相同；削平僭越叛乱，统一天下，于天下有德、于百姓有功，实在不可估量。到了主上，时运遭逢艰难，尚未能够恢复太平，有人或许把责任归咎于天，所以执事您设置这个题目，拿班叔皮的《王命论》和柳子厚的《贞符》来询问诸生，我怎敢不竭尽所闻来回答呢？怪异、暴力、祸乱和鬼神之事，是圣人不谈的；图谶、符瑞之学，是君子不取的。像班叔皮撰写《王命论》，只是知道汉高祖兴起时有五星聚会、白蛇分裂，却不知道他诛灭秦朝、消灭项羽、约法三章，是先对百姓有功而后接受天命。由此看来，叔皮虽然世代掌管史书，难道能说没有失误吗？然而今天可以用来说明道理的，不是柳子厚的《贞符》又是什么呢？看它痛惜隋氏的暴虐，赞叹大圣人的兴起，把它看作如三代受命的符验，全都反对那些灾异说法。他说：“有德者继承，无道者被夺。” 难道不是把功德看作人事吗？难道不是把人事看作天命吗？由此推论，今天的事情不过是修明祖宗的德行、恢复祖宗的功业，那些小小的敌国不值得忧虑。虽然如此，有人说：“关中是天府之国，四面险塞坚固，所以王者不得不成为王，霸者不得不成为霸。”我认为不是这样。创业的君主，先在关中确定基业，是因为那里系联着人心，可以用来预兆天命的去留。至于中兴的君主，既然能够凭借祖宗的功德，那么关中就不担心不能取得。为什么呢？汉高祖兴起后，与强大的项羽交战多次。论强弱，楚强而汉弱；论勇怯，楚勇而汉怯，因此不知道人心归向谁、天命属于谁，不得不先平定关中，以此预兆汉、楚的兴亡。所以先进入关中，强大的项羽终于灭亡，延续四百年的汉朝从这里开始奠定。唐太宗兴起后，与各路盗贼相持也多次。论强弱，盗贼强而唐弱；论勇怯，盗贼勇而唐怯，因此不知道人心归向谁、天命属于谁，不得不先取得长安，以此预兆唐与盗贼的存亡。所以霍邑一战擒获老生，延续三百年的唐朝从这里开始奠定。至于光武帝兴起，不过是延揽英雄、努力取悦民心，以恢复汉高祖的基业罢了。虽然他在河北制定决策，但后来果然能够安定、聚集关中，成就中兴事业。肃宗兴起，也不过是整治军队、讨伐叛贼、委任将帅，以恢复唐太宗的基业罢了。虽然他在灵武即位，但后来果然能够收复两京，开创中兴事业。所以说，中兴的君主既然能够凭借祖宗的功德，那么关中就不担心不能取得。我主上聪明神武，是汉光武、唐肃宗所不能比的。那么所谓功德，已经远远超过汉、唐两位君主。朝廷之上，难道没有像冯异那样安集关中的人吗？难道没有像郭子仪那样恢复两京的人吗？我希望自己还来得及看到这一幕。采集汉、唐以来当时君主的号令文章中能够感动人心的内容，用来描写今日制诰的美好。

译从前鲁国国君经过宋国都城，呼喊垤泽门，守门人说：“不是我国国君，为什么声音这样像我国国君？”我对诏书也有同样的感受。自古仁圣的君主发布一篇有德之言、下一道制令，它们能够感动人心，使天下人乐于听闻、喜于看见的地方，都是相似的。比如三代君主撰写训、诰、誓、命，周密详尽、委婉曲折，沟通上下的情意，解除百姓的疑惑；有的引导求利、消除祸害，有的去除危险、趋向安定，有的制定法律、审慎政令，有的派遣使者、告誓军队；当时众人一致奉行，后世欣然传诵。诵读流传，灿然成为《尚书》百篇，传播在人们口中，成为万世的法则。难道一定要逐条列举，才足以献给今日吗？请只借两汉的事情来谈。汉高祖刚开始兴起时，他所发布的诏书可以上比三代的，多次都是这样；然而没有比约法三章的诏书更好的了。它说：“凡是我来这里，都是为了替父老兄弟除害，并不是来侵犯和暴虐你们的。”这话为什么足以如此感动人心呢？当时秦地百姓一定有人感动得流泪。假使陈涉、项羽发布号令时没有这番话，汉高祖的兴起，大概正是由此而来吧。光武帝中兴时，他所发布的制诰可以比拟三代的也多次如此；然而没有比举荐贤才的诏书更好的了。它说：“我的德行浅薄，不能明察，盗贼造成祸害，强者弱肉强食。”这话为什么如此切直呢？假使王莽、刘玄发布号令时没有这番话，光武帝的兴起，大概也正是由于此吧。虽然如此，还不只是这些，又有比这更好的。唐德宗中兴时，陆贽撰写教令，李抱真向皇帝转述，山东士卒听到后，感激而想着奋发，我因此知道盗贼不足以平定。唐武宗中兴时，李德裕撰写诏书，王元逵等得到它，都震惊恐惧而想着效命。皇帝每次称赞魏博的功劳，就回头对德裕说：“诏书的语言非常切合事情，而且能够代替谋臣筹划。”像这样诏令一经发布，就使人感动、激昂、欢欣、振奋，万众异口同声，难道不是因为顺应了人心所向，切合了人情所宜吗？恭敬地想来，主上禀承帝舜孝敬的心意，亲自实行文王、武王的纯厚德行；所任用的都是高宗的辅佐之臣，所修治的都是宣王的政事；又加以反躬修行，早晚不懈，凭借顺义而举兵，正要使北狩的车驾回转，恢复先圣的疆土。近来发布有德之言、下达明白的诏令，抚慰士民，激励在位者；孝悌的义理出于天性而显现在言辞中，体恤百姓的心意出于优厚施行而发见于文章中，三代的诰誓也没有超过它。正如明策所说的“获得新生的喜悦、初次见到的惊叹”，实在不知道要有多少。恭敬地承接明问，诸生采集汉、唐以来当时君主的号令文章中能够感动人心的内容，用来描写今日制诰的美好。赞扬盛大的教化，对于我们这些末学浅陋的后生来说，几乎不够资格插手；然而怎敢不竭尽愚见来说一二呢？我私下曾听说，汉、唐时代，帝王诏令不下千数，其中固然有值得深深赞美的；但依我看来，都不足以描写今日的情形。请用我朝艺祖的旧事来证明。干德初年，王全斌讨伐孟昶，先皇帝感到寒冷，想到征讨蜀地的将士，派使者带着诏书慰劳王全斌等人，三军将士都感动流泪。不久蜀地平定，唉！它的言辞足以打动人心、激发忠义节操，古来从未有过。我主上近来下达明诏，能够感动人心、激发忠义，难道只是汉、唐可比吗？大概这是继承三代的法典章程，也继承艺祖旧事的结果。这样看来，干德年间的功业并不遥远，而王全斌的忠节也有后继之人了。中兴的功业，我将拭目以待。钦定《四库全书》。

译《莲峯集》卷六，宋代史尧弼撰写的论。《洪范论》上篇【附引言】。《洪范》的要旨有两方面：出于天的是数，施用于人的是用。天不能说明它的用，所以用数来显示它。圣人懂得上天的意旨，推究它的数而获得它的用。况且天与人之间，势必不能直接相接，那么《洪范》所由天赐予的情形，究竟是怎样赐予的呢？箕子说：“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这就是说：“所谓九畴，天也不过是用数来显示它罢了。”世人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关于它的学说长期失传了。果真想得到它的传承吗？必须先考察它的数，然后才能阐明它的用。数与用都得到，圣人的意旨才可以显现。于是作《洪范论》上、下篇。六经的创作，有些出于人而容易理解，有些出于天而难以理解。容易理解的，天下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心意推求；难以理解的，即使圣人也不能凭义理自行创制。说经的人迷惑得太厉害了！他们把不能凭义理创制的内容，拿来和可以凭心意推求的内容混在一起，因而不得要领，圣人的道就这样湮没而不能振兴。上天把道交付给圣人的原因，也因此变得晦暗不明，实在可惜。况且《诗》的创作，不过是吟咏感叹；《书》的创作，也不过是当时相互发布诰令、互相告诫，所以它的意思像指着手掌一样明白，没有什么疑难。《春秋》的褒贬、礼乐的名目和数制，虽然看起来有些难懂，但都出于人所制作，因此可以凭心意理解，并不困难。六经之中，只有《易》和《洪范》是出于天、含有不可知之处。可是有人偏偏一概用《诗》《书》《春秋》、礼乐的法则来求解它们，那也就是没有思考罢了。从前河图尚未出现、九畴尚未赐下时，伏羲和禹这样的圣人，大概也只能拱手而不能窥见其中奥秘。等到上天有所交付之后，这两位圣人才开始能够在其中用心；这其中一定有系属于数的地方，不是人力所能参与的。数虽然不是圣人用心的全部，道从天下产生，也不是数所能完全穷尽的；然而没有数，道就无从显现。所以不通晓数而议论《易》和《洪范》的人，都只是当时的一家曲说，而不是它们的真实意义。然而有人还知道用数来讨论《易》，却不知道用数来讨论《洪范》，这是为什么呢？《易》的数详尽，《洪范》的数简略。详尽的显明，简略的隐晦，所以有人有看不见的地方。况且他们不知道九畴之数，圣人不把它增补为十，而停在九；皇极的重大，不把它列在初一、次二之间，反而列在次五。这两点一定各有道理。我私下推求，《洪范》的数大概与河图相合。河图施用于天，《洪范》施用于人。河图的数以九为根本，唯独五处在中央而发挥作用。所谓五，就是《易》的天五；其余八个位置，都是五所统摄的。我想，圣人最初看见天下的广大、事物的众多、变故的复杂，知道不能用寻常办法治理，因此观察上天神妙的作为，把握其中的要领，来制定治理天下的方法。皇极列在次五而处于九畴之中，大概就是取五发挥作用的意义。九畴之所以是九，大概是以河图之数为根本；增加它不能成为十，减少它不能成为八，而天地万物的道理也没有不在其中的。这样以后，圣人处在中央，建立皇极来统摄治理，使常道常伦不至于败坏而导致混乱。这就是《洪范》创作的原因，也是上天把它赐给禹的原因。那些不懂的人便凭空臆说：“五是论人事天道的。”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说的根据，于是把论天的说法视为荒诞。这样一来，行道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私意创作《洪范》，又何必等待上天赐给禹的传承呢？武王也可以自行陈述，又何必等待箕子呢？所以我曾经论说：懂得上天的数，然后禹和箕子的意旨才会明白；懂得五所发挥的作用，然后皇极列在次五的意义才可见；以河图为根本，然后九畴之所以为九才有确定不变的根据。考察它所由产生的根源，若不是这样，就离道很远了。《洪范论》下篇。《洪范》是出于天吗？回答说：当然是。既然出于天，那么孔安国的说法就浅薄了。刘歆、刘向用灾异来相互传述，说明天人感应，难道不近于妄说吗？唉，他们所谓的天，只是牵强地把五行、五事、庶征、福极联系起来作为解释罢了。道出于天，总括它的要旨、概括它的归宿，设置九畴的作用，把它施行于天下，以成就圣人的事业；这些方面，刘歆、刘向连丝毫也没有涉及。况且箕子陈述《洪范》，只是要说明灾异的应验吗？还是也要探求能够施行于天下的作用呢？如果只想考察应验，那么刘歆、刘向的说法尚且没有达到要求，更何况所谓施行于天下的作用呢？我曾经考察刘歆、刘向的著作，他们牵强附会而不能贯通、自相违背的地方，大概不少。然而他们的荒谬，没有比把皇极列入而与五事相配，再用六极中的“弱”来配它更严重的了。不知刘歆、刘向把皇极当作什么呢？福已经止于五项，五事也已经各有所属，再没有剩余。唯独六极还剩下一项没有归属，于是就牵强地拿皇极来充数。又从外部引入“眊”与“阴”来相配。眊与阴都是《洪范》中没有的，不知道刘歆、刘向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也足以看出他们的荒谬非常严重。况且他们不知道箕子为什么把四畴列在上面、四畴列在下面，而把皇极置于中间，唯独在次五才明白说出以王道作为主宰。这层意思大概是说，皇极包摄九畴，没有什么不统摄的。有人议论说，既然已经知道刘歆、刘向的说法是错误的，便断定道：“百种归结于五，十五种归结于九，九种归结于三，三者就是五行、五事、皇极。”知道皇极是根本，这个说法是对的；但说以一治理三，以三治理九，以九治理五十，那么恐怕箕子的意旨未必如此。他只知道九畴之中有彼此相互发挥作用、相互对应的，却不知道那些不相互发挥作用的，也都共同统属于皇极。五行之数是五，五事之数是五，五福之数是五，庶征之数是五，它们的道理有相互对应之处，所以他能够把庶征、福极合起来与五行、五事相应，并把它们系属于皇极；却把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看作不相应、处在数理之外，这也就是迷惑了。皇极对于天下，好比人有心。说心能无所不治，百骸的道理是否得到治理，取决于心是否端正，这可以；但若说用心治理头，用头治理脚，用脚治理耳，用耳治理眼，事理难道会是这样吗？

译所以我曾经论说：皇极虽然同样只是一畴，但从道来看，其他八畴都不过进入具体器物和事物之中，而皇极大概处在虚位，却无所不治理。假如王道实行而皇极建立，那么五行施用于万物就一定合乎常规，五事表现在人身上就一定和顺，八政施行于治理就一定合乎道理，五纪施行于天时就一定有次序，三德以中正为根本就不会悖乱，稽疑以正道为准就不会荒谬。这样一来，庶征没有地方招致灾咎，六极没有地方施加其极端，五福就能够普遍降临天下。皇极不建立，就与此相反。这样以后，才可以谈论《洪范》的作用。况且《洪范》的要旨大概简约易懂，不像《易》的道广大完备、无边无际而有不可窥见之处。假如懂得皇极无所不治，那么禹和箕子的意旨就不难明白。那位人的说法，是想以一治理三、以三治理九；现在我的说法则是以一而无所不治。他们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却都说这是禹和箕子的意旨。唉！究竟应当以什么作为正确的标准呢？天下难道唯独没有明白的人吗？对于这三种说法，一定有人能够作出选择。《诗论》。圣人对于天下，之所以设置礼乐，区分品级、节制行为、安排次序，周密反复，常常像是迂缓而不急迫，并不是无缘无故如此。关键是要使天下人进入礼乐之中，在周旋曲折之间，不敢放纵恣肆，以消磨他们愤怒暴戾、顽强难制的气质，使他们性情平和、心境安乐，舒缓从容而温厚，不刻薄。当没有事情时，彼此安闲雍容地相处，安居其所；即使有一天与他们处在危难之中，他们也将徘徊顾念，不忍割舍离去。天下人的感情，往往因为忽然聚合，也必定会忽然离散。圣人担心他们忽然离散，以至于发生祸乱，所以设置礼乐和礼仪制度，和他们共同谋求长久相处、彼此相得。因此，所谓迂缓而不急迫，是为了求得他们的眷顾，使他们不忍割舍离去。三代的治理实在深厚啊！它在朝廷、乡党、闺门之间，礼文何其繁多而曲折！朝见会合之时，先用五玉为礼，再进献缫藉，然后才能进入。一揖算作简礼，三揖才算正式礼仪；再拜算作简礼，百拜才算正式礼仪。卿士大夫相见，必定由僎介导引，用三帛、二牲、一死贽来作表礼。他们平日相处宴饮、举行乡射礼，必定严格区分年长与有德者的次序，确定座位，以法象三光的形象。祭祀时用币帛、觥、豆等相互酬答，整日进行而不发生混乱。在宗庙之中，俯身、跪拜、起身等礼节，丝毫不敢有所怠慢。大的方面，既总括朝觐、祭祀、享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小的方面，又涉及进退趋走、步伐节度、鸾铃和车铃的鸣响，以及笾豆、钟鼓、乐舞的数目，没有一项不为之规定疏密缓急的节度。让公卿大夫每天在其中从事礼仪，即使是普通百姓，也在农闲时登上公堂，参加大蜡祭；野人穿着粗布衣、戴着黄冠，唱歌击鼓舞蹈，以尽情表达欢乐，而没有一项不具有礼文秩序。如今看来，这些制度似乎过于迟缓烦琐、频繁细密，却不知道圣人用来调理天下，使人逐渐浸润其中、熟习其中，欢乐不至于淫荡，悲哀不流于怨恨，并且不发生变乱的权柄，本来就在这里。我曾经从《诗》中得到验证：即使处在危乱困苦之中，人们仍有徘徊眷恋、不愿离去的心意，这才知道圣人所作的迂缓从容、毫不急迫的安排，其功效正是在这里显现。况且周朝自幽王、厉王以来，暴虐的政治和败坏的风俗遍布天下，当时的人并不是不深切怨恨，却仍然反复眷恋，触类旁引，称述先王来含蓄讽谏；他们的话常常涉及国家治乱，仍希望君主或许能够听到而改正。并且《诗》中说：“静下心来想一想，只有亲自为此悲悼。静下心来想一想，醒来后捶胸顿足，手都拍红了。”又说：“心中的忧愁啊，连抽空假寐都来不及。忧心如同酒醉，谁来掌管国家的政事？”

译虽然他们思虑至于自我悲悼、捶胸顿足，却从未痛切割舍这种忧患而置之不顾；忧虑虽深，却也从未有一念不在国家。即使心绪纷乱，最终仍归于仁义道德的主张。周朝衰微后，天下不安宁达数百年，但人们始终没有发展到起兵犯上的地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否则，忧思一旦达到痛切割裂的程度，天下的混乱就将不可胜数了。唉！后世每天彼此从事于急迫惨酷的政治，再也没有迂缓从容的治理，所以即使在最尊贵者与最亲近者之间，只要有一点触犯违逆，就发展到彼此背弃、互相攻击，也再没有不忍之心。我曾思考怎样返回根本，私下认为：上位的人若想以真情对待下位者，恳切周到而不厌倦，就应当一定读《书》；下位的人若想以真情爱戴上位者，眷恋顾念而不离去，就应当一定读《诗》。这样或许还可以听见王政的道理。《中庸论上》《中庸》说：“君子的道，发端于普通夫妇之间，推行到极致，就可以洞察天地。今天被称为中庸，明天被称为君子、圣人，并不是故意把它说得广大来私自包揽天下；这是因为确实明白地知道，天下人都可以凭借自己所有的本性达到这个境界。如今有人拥有百顷田地，却不知道自己五谷的可贵，反而在外面羡慕商人谋取金玉财货的利益；假如有一天他亲自耕作自己的田地，深深锄耘，那么这种无穷的利益，哪里只是金玉而已呢？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更大的了，不能反求自身并充实它，使之达到极高明的境界；这正是天下人所迷失的地方，也是圣人用来率领他们的地方。圣人与天下人共同拥有的，是道心的根本；天下人与圣人不同的，是人心的危险。自我充实与自我抛弃之间，差别竟有天地那么大。仲尼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教诲没有不容纳的对象；即使是像宰我那样不仁的弟子，像原壤那样傲慢的人，本来可以舍弃，却都没有舍弃，是因为知道他们所拥有的本性仍然可以和他们一起向善。圣人只是依据天下人各自所有的本性来教导他们，难道能把他们没有的东西强行给他们吗？只要能够从普通男女一丝一毫的善端开始启发，直到能够洞察天地，这就是他的教诲广大、深远，使天下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并让天下人各自凭借自己所有的本性进入我们的教化。因此用力不劳苦，我也从未强迫他们接受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所以道容易推行，直到今天仍未废弃。唉，荀况竟把天下人所共有的一切，全部归结为性恶，说桀、纣的本性就是这样，说尧、舜的仁善只是人为造作。假如天下人自己知道本性充足饱满而且容易进入善道，却仍然放纵奔逐而不肯遵从；如今反而把他们良好的璞玉剖开击碎，使他们没有凭借进入善道，那么他们必将荡然无所约束地放纵于恶。况且君子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充分发挥本性以进入道，遵循道来规范世人。现在荀况的说法反而如此，那么荀况所学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仲尼之道传到孟轲那里，孟轲只怕人们到遥远处寻求道理，而不反求自身所拥有的本性，所以他诱导人们时，总是以圣人的事业来期许他们，从自身取得根据，把他们推入深厚的道德领域。因此他坚持四端的主张，专门斥责义在心外的说法，总的目的只是广泛容纳、普遍接受，使人各自顺着一丝一毫的善端进入中道罢了，并不是为了树立一种争胜的理论。关于人性的争论，并不是从孟氏开始的，实际是由荀况引起的。道本来没有不同，所以不必争论；荀况不探究善端的根源，却一心务求另立异说，论说不当，于是争论便产生了。扬雄、韩愈纷纷失去真实道理，都是从荀况开始的。他本来立论过于高远，结果反而失之过低；想在孟子之外求异说，反而有悖于孔子，这也确实是过错。

译况且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治理天下，虽然要依靠圣人，但圣人也有所依靠于天下人。他们大概是从民众中取其中正，再回过头来引导民众，只求让他们避恶趋善，如此而已。五帝、三王以及周公、孔子所采用的原则，六经所包容的范围，都是为了使天下人的本性归于道而停止。荀况的著作也知道帝王、周公、孔子是尊贵的，六经是可贵的，却偏偏甘愿坚持性恶论，这就等于反过来把自己所尊贵、珍视的一切全都捶打摧毁了。如今天下人都知道申不害、韩非、杨朱、墨子是异端，共同攻击他们；而荀况却倚靠在我们的墙边，反而给我们的教化带来祸害。譬如拥有万金的人家，被盗去千金还不至于忧虑；但一个狡猾凶悍的婢妾无缘无故偷去一金，就非常值得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祸患从内部发生，损失会更大。义在心外的说法，君子尚且深深畏惧，何况性恶论呢？假如世人不听从荀况，那就罢了；假如世人听从荀况的说法，那么行善的人会苦于行善艰难，必然说：“我的本性是恶的，不能行善了。”有志于教化天下的人，也必然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无法教化了。”喜好刑名之学的人，则必然说：“人的本性是恶的。”于是刀锯刑罚就要使用了。我曾经担心它的危害会达到这种地步，所以特意提出并论述它。《中庸论下》中庸之道，是万世共同遵行、不可违背的道理。所以圣人在上位时，举用这个道理并施行于政务，使人自然而然都受到教化；圣人在下位时，收摄这个道理并施于教诲，使人默默地都能有所认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是把它施行于政务的时候。因此修养自身，叫作执中；观察民情，叫作取中；把它推行施用，叫作用中；又给它一个宏大的名称，叫作皇极。当时圣人没有不以此为根本来教化人的，当时的人也没有不由此而成为君子的。所以能够刚强而不吐弃弱者，柔顺而不欺凌强者，宽厚而有节制，从容而和谐；施行于当世而没有弊病。这不正是唐、虞、三代的士人和风俗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吗？周朝晚期衰落时，这种道不再在上位推行。因此孔子、孟子急切地教诲弟子，把它收摄起来施于教化，他们的说法是：“中庸大概是最高境界了吧！民众缺少这种道理已经很久了。”民众既然缺少它，卑下的人必然陷入污浊，高傲的人必然陷入偏僻；智慧不受约束就会发展为欺诈，勇力没有学习引导就会发展为放荡。圣人为此忧虑，所以推极高明之道来引导中庸，并亲自率先实行，务必使天下都进入中庸，不成为无所忌惮的小人。因此唯独取颜氏之子作为接近中庸的人，不取狂者过度的一面，并且深深憎恶乡原损害德行，把这些作为劝勉天下的准则。唉！圣人想推行中庸之道，是多么迫切啊！有这样一种人，在中庸之道上有所过度，但仍然可以进入善道；圣人虽然不取法于他，却有时还可以取用他。又有这样一种人，表面接近中庸，实际上反而损害德行；这是圣人最痛恨、再也无法教化的人。狂者、狷者，属于超过中庸却仍然可以为善的人；乡原一类人，属于貌似接近中庸却损害德行的人。按照这个道理来评论，西汉的士人就可以得到评议了。汲黯的正直、萧望之的刚强，难道不是接近狂狷一类吗？郑庄推崇贤才，倪宽礼遇士人，韦元成谦逊，平当通达明敏，难道不是流入乡原一类吗？为什么呢？汲黯当面斥责、在朝廷上直谏，可以说是正直了，却失之于戆直；萧望之气宇堂堂，受到挫折仍不屈服，可以说是刚强了，却失之于过刚必折。虽然可以称为贤者，但在中庸方面却过度了，难道不是那种高声自许、怀有大志，近于狂而进取、近于狷而有所不为的人吗？郑庄一类人则与此不同。郑庄委屈自己的志向来礼敬贤者，抛弃财产来成就义；他认为这样是善行，便努力实行。倪宽降低自己的身份来礼遇士人，谨慎沉默以远离名声；他认为这样是善行，便努力实行。他们似乎接近中庸了。然而这两个人处在汉武帝时期，郑庄有趋附和顺的讥评，倪宽有请求封禅的举动，这是失之于谄媚，难道可以凭此进入德行吗？韦元成以避让侯爵为谦逊，以自我弹劾为谦恭；他认为这样是善行，便努力实行，退让徘徊而且有所羞耻，坚定地卧病不起来推辞封爵。平当也认为这样是善行并努力实行。他们似乎接近中庸了。然而这两个人处在汉元帝、汉哀帝之间，韦元成不能守持正道，平当没有什么建树和明断，这就是失之于懦弱，难道还能和他们一起进入德行吗？这样看来，这四个人所谓的善，不过是同流俗、合污世，悄悄地以媚悦他人为事罢了。由此看来，汲黯、萧望之虽然超过了中庸，但他们用心刚强，如果有圣人加以引导，仍然可以恢复正道；那四个人的行为，自己以为是善而又固执坚持，不知道自己失之于谄媚、失之于懦弱，沉溺其中而不能回头，即使有尧、舜也无法把他们教化到道上。这不正是乡原损害德行吗？如果让他们在世上任职，对成败的形势必定没有益处；而汲黯、萧望之的贤能，仍足以使他们成为接近古代的社稷之臣。这大概就是孔子、孟子深深痛恨乡原，却有时取法于狂狷的原因吧？唉！圣人虽然不轻易许人以中庸，却希望天下人全部进入中庸之道。他们对人的期望，全都在于希望人刚强而不吐弃弱者，柔顺而不欺凌强者，像唐、虞、三代的士人和风俗一样，然后才算达到目的。至于狂狷之人，圣人尚且有时取用；对于乡原之人，却深深憎恶。立志于道的学者，难道可以不探求其中的用意吗？

译《尧言布天下论》圣人治理天下，为什么他的道理如此神妙，作用如此奇妙呢？他以自身处在巍峨的上位，以一颗心在茫茫天下运转，心意有所趋向，治理便有所指向。即使四方万里之外，也会在不到一个早晨的时间里，迅速像回声和影子一样必然响应。让它治理就治理，让它受到教化就受到教化，没有敢于延迟的。这难道是要等到反复谆谆命令之后人们才服从吗？这正是他的道理神妙、作用奇妙之处：鼓动人心的力量并不在言语上，但效果迅速、施及广泛，又超过言语。那么，他所发出的言语不也很伟大吗？像这样的情形，即使不是言语，也可以称作言语。过去尧治理天下，从未向民众增加一句言语，然而夏侯胜却认为尧的言语布满天下。我私下以为，尧的道理神妙、作用奇妙，他鼓动天下的力量虽然不在言语上，但效果却超过言语吧？难道不看看上天用来形成四时、产生万物的情形吗？它坚定运行，却看不见有何动作；寂静无声，也听不见声音，似乎上天是无所作为的。等到它运行起来，我希望万物萌发，春天就使万物荣盛；我希望万物生长，夏天就使万物秀茂；我希望万物收成，秋天就使万物肃杀；我希望万物蛰伏，冬天就使万物收藏。至于日月为它照耀，风雷为它鼓动，雨露为它滋养繁殖，雪霜为它使万物坚凝。这些事物全都顺从而不敢违背，即使在极细微的时刻也没有差错。而天下实际上是由它运行的。天又何尝说过话呢？但它的道理如此神妙，作用如此奇妙，就比有言语更加有效了。所以在吉凶祸福之间，天下人战战兢兢，常常好像上天的太阳正照临在头顶、告诫命令自己，恭敬警惕而不敢怠慢。这就是上天向人发言的方式，无论到哪里都存在。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伟大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取法于天。广大无边啊，民众无法用言语称述他。”尧的圣明，难道还有别的吗？不过是以天道为根本罢了。既然上天向人发言的方式如此，那么尧的言语布满天下，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尧在位时，昊天的天象由羲和掌管；洪水的灾害由鲧、禹治理；贤能者的荐举由四岳负责；百揆的职务由虞舜总领，而尧未曾亲自做什么。他只说：“唉！”“对。”“不对啊！”“敬慎啊！”“去吧，敬慎地做吧！”他所说的不过这几句话，并不是通常所谓把言语布满天下。然而尧希望彰明俊德，俊德就彰明；希望亲爱九族，九族就亲爱；希望使百姓公平明辨，百姓就明白；希望协和万邦，万邦就和睦；希望使黎民大变，黎民就发生变化。这几件事，尧从未用一句训诫去要求它们实现。然而他的心意所要达到的地方，却出现了不期望教化而自受教化、不期望率领而自行跟随的情形；这难道不是他的道理神妙、作用奇妙，不动而彰明、无为而成功，比言语更有效吗？因此在七十年间，天下人顺从他的教化而不敢违背，常常警惕，好像帝尧亲自来到自家。［“晓之”疑有文字问题］相互都进入仁寿的境界。至于画衣冠而民众不敢犯禁，这说明七十年中，尧没有一天不在发言，他的言语也没有一天不布满天下，哪里还需要喋喋不休地告诫他们呢？所以圣人不把有声的言语作为教化，而把无言作为教化；收摄神妙的道术和作用，默默地在天地之间运行，并施及四海之外。这样，他的言语布满天下就更加广泛了。因此，对内而言，精神的运转、心术的发动，没有不是尧的言语；对外而言，礼乐的创制、法度的完备，没有不是尧的言语。从此以后，他的举止仪态、周旋应对，用来向天下显示礼仪；他的施设安排，用来成就天下的治理，没有一处不是尧的言语。哪里需要一定从口中说出之后才算言语呢？那些不了解的人，只把“都俞吁咈”看作尧的言语，这是只知道尧表面情形的人，不知道尧的言语布满天下，关键在于那些实际施行的事，而不在于这几句话。难道这就是尧之所以能够配天，以及历代圣人无法企及的地方吗？还有人不明白夏侯胜的说法，便说尧能够靠言语把教化布满天下。至于商、周反复制作盘庚之诰、九诰等诏令，急切地剖露心腹肺腑来告诫民众，已经顾不得其他了；这不过是商、周极其变乱时的事情，哪里是陶唐盛极之时的举措呢？为什么不看看有虞氏还没有向民众施加诚信，民众却已经信任他；夏后氏还没有向民众施加敬意，民众却已经敬重他？大概也只是完全实行尧的道理罢了。由此看来，治理达到道理神妙、作用奇妙的境界，能够用无言之言把教化布满天下，就是治理的最高境界。《中庸》说：“上天的运行，无声无息。”这已经达到极致了！唉，这说的不就是尧吗？

译《唐虞三代纯懿论》使天下得到治理，凭借的是道；使天下的道得以推行，凭借的是心。古代圣人修养自身，把道推广施行于天下国家，纯粹完美而没有丝毫杂质，长久深远而没有片刻间断。这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他们心术的精妙，显现在天下之中，有些地方无法用言语说明。天下人看见结果，却不明白它所以如此的原因。于是从言语行动中寻找，却找不到；从礼乐中寻找，却找不到；从制度数量中寻找，却找不到，于是认为圣人的心或许接近隐秘不可知，却不知道圣人之心纯粹完美、长久深远，未曾不运行于日常作用之中，未曾不运行于天地之间。凡是用来养育万物、抚育四海的事情，大概无往而不是纯懿之道。哪里可以只从言语行动的端绪、礼乐的器具、制度数量的末节来穷尽它的妙用呢？真正深知这一点，那么唐、虞、三代所谓的纯懿，就像从眼中取物、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关于王道的论述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请让我借此把它说完。纯懿之道，就是帝王的心。它的根本出于内心，它的作用通达天下。尧没有它，就不能成为尧；舜没有它，就不能成为舜；禹、汤、文王、武王没有它，也就不能成为禹、汤、文王、武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纯懿，却不知道纯懿之所以成为纯懿的原因，是因为不能论说圣人的内心。纯懿存在于内心而不在政事上；从内心发出而表现在政事上，那么唐、虞、三代的纯懿就可以看见；如果只从政事反过来寻求他们的内心，那么唐、虞、三代的纯懿就无法看见。尧调理阴阳，舜安排百揆，禹修治九功，汤整饬六事，文王调和各种狱讼，武王规范九畴，天下的事务没有不全部办理的。当时百姓得到休息而不被役使，刑罚停止而不施用，礼乐兴起，学校开设；这些都是纯懿发于政事的表现，天下可以看见。至于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的根本，在宫庭屋漏之间修养，在早晚勤劳、废寝忘食之际坚持；以真诚和明察取得中和，以此培养中和，用仁义来实行，用礼乐来文饰。至于行善，无论举止仪态、周旋应对，还是颠沛仓促之时，都没有丝毫违背道。等到它从最幽微处发出而显现在最明显处，不用命令人们就信服，不用威怒人们就感动；没有声音气味可以接触，也没有始终可以穷尽。这就是纯懿根本存在于内心之处，天下无法看见。所以尧的内心显现在“钦明”上，但他何以钦明，却无法看见；舜显现在“濬哲”上，但他何以濬哲，却无法看见；禹显现在“无间”上，但何以做到无间，却无法看见；汤显现在“日跻”上，但何以日益进步，却无法看见；文王、武王显现在“式孚下土”上，但何以能够使下土信服，却无法看见。因此，他们的作用无法测度，他们的功业也无法穷尽。若不是真心如此，无论动时如此、静时如此，开始如此、结束也始终纯懿而不可见，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由此说来，纯懿之心，就是唐、虞、三代治理天下的奇妙作用。谈论唐、虞、三代的纯懿而不谈他们的内心，就像只说乾卦而不说健，只说坤卦而不说顺，也就没有穷究根本。况且三代时期已经与唐、虞时期不同，三代的治理也与唐、虞的治理不同。然而谈论治理却必定说唐、虞、三代，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同样纯懿，不可以把他们区别开来吗？由此可知，谈论内心之道，难道只有唐、虞、三代如此吗？在这以后出现的圣人，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然而做不到，并不是不能做到，只是不去做罢了。所以汉高祖夹杂纵横家的作风，汉文帝夹杂黄老思想，汉武帝、汉宣帝夹杂刑名之学，光武帝夹杂谶纬之学。这说明汉代的治理失于杂糅，不能成为纯懿。唐太宗在贞观末年怠惰，唐明皇在开元末年荒怠，唐宪宗在元和末年懈怠。这说明唐代的治理败坏于末期，不能成为纯懿。并不是治理本身失误，而是内心失误。假如汉代君主能够把杂好之心转移过来，专一于道；唐代君主能够把慎始之心坚持到底，专一于道，那么即使不能和唐、虞、三代相比，他们用心的程度难道不也近似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万分之一吗？况且孔子、颜子都没有在世上得到任用，但孔子说：“文王之后，文王的文化难道不在我这里吗？”颜子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做到像他这样。”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道相同吗？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心相同吗？正因为圣人的道相同，所以他们的心相同。孔子、颜子尚且可以与舜、文王同心，何况拥有天下的君主，如果把唐、虞、三代纯懿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他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盛德，换到不同位置上也同样可以实现。

译《周秦之士贵贱论》如果把天下人都驱使到道的方向上去，那么天下的士人一定会相互带领着进入道；如果把天下人都驱使到利益的方向上去，那么天下的士人也一定会相互带领着趋向利益。士人以道为职责，即使想使他卑贱，也不可能；士人以利益为职责，即使想使他尊贵，也不可能。士人不是靠自己成为尊贵的，道所在的地方，哪里会不尊贵？士人也不是靠自己成为卑贱的，利益所在的地方，哪里会不卑贱？然而这两种情形都根源于上位者；上位者所驱使的方向，就是下位者必然跟从的方向，这是必然的道理。由此看来，既不是士人能够自己使自己尊贵或卑贱，也不是道能使人尊贵、利益能使人卑贱；使他们尊贵或卑贱的权力，大概在上位者手中。扬雄说：“周朝的士人尊贵，秦朝的士人卑贱。”唉，这难道都是当时的君主驱使他们达到这种地步的吗？我曾经论述过：周朝的君主把天下置于不得不遵行道的环境中，秦朝的君主把天下置于不得不追逐利益的环境中。士人所以尊贵、所以卑贱，原因大概就出在这里。况且周朝驱使士人的方法，是很明显的。从前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造成天下大治时，早晚思虑，全都用来端正天下风俗，是多么详尽周全啊！党有庠，遂有序，家有塾，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宫。天下人入内则有家塾，出外则有辟雍、泮宫，小处还有庠、序，没有到哪里不是学习的地方。他们早晚游习的所在，耳目所见所闻，以及起居饮食，从未有片刻不处在孝悌、仁义、礼乐之中，没有到哪里不是端正的环境。等到选取人才时，在乡里以宾礼接待他们，由司马评议，再升送到天府。六德中有一项不正，六艺中有一项不完备，就不予升用。用射礼考察他们时，仪容身体有不合礼的地方，进退有不合乐的地方，就不取用。把他们荐举到朝廷时，只要有一句话失于中正，有一件行为没有做到尽善，就不任用。在幽隐偏僻之处，如果有怀抱道义、具有德行的人，天子就用安车和束帛征召他们，诸侯则拿着币帛、带着贽礼亲自去拜见他们。这样驱使士人的结果，天下士人相互带领着进入道，必然是势所决定的。至于秦朝驱使士人的方法，就不是这样了：用权术驱使他们，用赏赐诱惑他们，用法律使他们显贵。它任用人才，不是让他们屠杀别人，就是让他们倾覆别人。我想让某人从事游说，若他的口才不能压倒别人，言辞又不够险峻，就不任用他。我想让某人开辟土地，若他不能屠杀别人的城邑、践踏别人的城池，就不给他封侯。我想让某人击破军队、杀死将领，若他斩获的首级和俘虏不多，就不奖赏他。设置十二级爵位，如果没有一点点功劳，即使有周公、孔子的才华，曾参、闵子骞的才能，也不在选用之列。这样驱使士人，天下士人相互带领着趋向利益，也必然是势所决定的。士人如果进入道，就一定自重而不轻浮，所以周朝士人对三公之位也有不屑，有万钟俸禄也不接受，有诸侯也不愿相见，晋国、楚国的财富也不肯居有，只专心于道。这样的人，怎么会不尊贵呢？士人如果趋向利益，就必定只追逐利益，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所以秦朝的士人中，有的在里巷凭借公乘爵位欺侮乡人，有的做了郎官以上的高爵，就傲视父兄；更严重的甚至做偷窃、争斗、器量狭小之事，却不以为羞耻。这样的人，怎么会不卑贱呢？由此看来，不是周朝士人能够自己使自己尊贵，也不是秦朝士人能够自己使自己卑贱，而是上位者驱使他们必然达到这种地步。到了周朝衰落，自幽王、厉王失去正道，直到春秋末年，数百年间，王者的恩泽虽然已经衰微，当时的人仍然依据礼、守持正道来影响上位者。他们的言辞迂回舒缓、委婉优美，欢乐却不放纵，怨恨却不伤害，愤怒却不暴戾，悲歌忧思却始终没有犯上作乱、难以控制的气势。这些人全都进入道而因此尊贵，这是用正道驱使人的结果。到了秦朝衰落时，天下豪杰和放纵凶悍之士，放下农具、停止耕作，徒手搏击，四面围攻秦朝，终于使秦朝断绝祭祀。这些人全都进入利益之中而因此卑贱，这是用不正之道驱使人的结果。我又曾经考察古今变化来观察：在周朝以前驱使天下人的，大概没有不是正道；在秦朝以后用正道驱使天下人的，也就很少了。三皇、五帝、夏、商，虽然时代有变化，详略有不同，但他们治理天下的方法，大概和周朝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当时的士人没有不尊贵的。自秦朝以来，西汉驾驭臣下的法术很严厉，所以士人相继形成委靡的风气；东汉征聘召用的礼遇很重，所以士人相继形成沽名激烈的行为；魏晋君主尊崇庄子、老子，所以士人崇尚浮虚而不适合实用；隋唐以辞章取士，所以士人追求华丽文藻而不由正道。它们的弊病是：西汉因此发生乱事，东汉因此灭亡，魏晋隋唐时期天下为什么会如此纷乱多故呢？既然如此，治理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谨慎考虑自己用来驱使天下人的方向吗？钦定《四库全书》《莲峯集》卷七　宋·史尧弼撰论

译《五帝其臣莫及论》圣人用神妙的道来役使天下，并不只是使天下人能够遵循却不能知晓，能够知晓却不能议论。即使贵为大臣，所谓天下道德完备的人，我也能在不可知的范围内默默运转他们，使他们自行竭尽才能于天下，帮助我治理，却最终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役使人的人，其道在神圣的妙用中是完整的；被人役使的人，其道在具体职务中是片面的。道只有一个，大的方面得到它的完整形态而成为君主，小的方面得到它的一部分而成为臣子。因此天下各有一偏的人，必定聚集起来，寻求与拥有完整大道的君主相合，以供君主使用。作为君主的人能够拓展自己完整大道的神妙作用，默默地在其中运转，所以在上位的人可以宽裕从容、无为而治，道常常有余；在下位的人称为勤勉服事，道常常不足。这就是天下不劳而治的原因。所以晁错说：“五帝神明圣哲，他们的臣下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五帝役使人，所以他们的道完整；臣下被人役使，所以他们的道片面。君臣之间，职分正在这里不同。”唉！五帝时代，天下淳厚的风俗还没有散失。天下人都是君子，都是有道德的士人。其中能够与君主共同大有作为、而天下人推许其贤能的，一定是英伟挺拔的人。有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一定有像五帝那样远远胜过常人的君主，来运用他们的才智，使他们经常为我所用，而他们自己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不逃出我的神道范围。假如不是君主有所超过、臣子有所不及，谁能做到这样呢？如今大工匠指挥各种工匠，没有人敢不听从命令，是因为他的智能技巧超过他们。五帝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所以即使制定制度、教化风俗，使天下陶然达到大治的盛况，也还不足以窥见其妙用；即使让万邦柔顺、使远方之人归附，使四海内外都遍受我的恩惠、渐染我的恩泽，也还不足以看见其妙用。它的妙用常常存在于不可见之处，能够使建立显著功绩、承当光明事业的人为自己所用，却不能让他们仰望企及；这就是神道的最高境界。孟轲说过：“充实叫作美，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广大而能使人化育叫作圣，圣而不可知叫作神。”所谓神，就是使万物各尽其妙的说法；它显现在施设安排之中，却难以用名称穷尽。天下最精微的道，贯通天下最复杂的变化，道达到这个境界，就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五帝治理天下，根本就在这里，所以在那个时代，圣人端正地处在法宫之中，从未改变仪态、脸色，却能运用风后、重黎以及四岳、九官、十二牧这些人，从容而绰有余裕。他们和谐安定而有秩序，天下人却没有谁能窥见其界限和容量。等到成效已经显现，当时的人也不知道那是神妙的作用。他的妙用哪里能说尽呢？所以仲尼为《易》作系辞，论说神妙而能化育的境界，必定归之于黄帝、尧、舜，本来就是应当如此。风后、重黎、四岳、九官、十二牧，让他们调和天的秩序、治理国家的体制，这本来就是他们的长处；至于使道神妙、使作用奇妙，却是他们力所不能的。所以五帝显发仁德的方面，他们的臣下能够做到；五帝收摄于妙用的方面，他们的臣下却不能做到。他们能做容易的事，却不能做困难的事，不及于君主，这就可以知道了。五帝之道，和天地之道有什么不同呢？天凭神妙运行，地也凭神妙运行，所以养育万物，却无法给它命名。然而星辰雨露都是天的表现，最终却不能与天的广大相匹敌；山川丘陵都是地的表现，最终却不能与地的深厚相比。所以五帝的臣下最终不能赶上君主。然而君主虽然超过臣下，天下后世都认为他确实超过了，五帝自己却不认为超过了别人。听到臣下的言论，他只怕自己有所不及；这又是他超过常人的地方。唉！后世君主并不是没有聪明睿智的资质，也不是没有勤勉锐意、仰慕五帝的志向，却始终不能达到五帝万分之一，大概是因为他的臣下倚仗才能欺骗君主，而君主又没有用微妙方式运转天下、驾驭臣下的本领。上位者没有长处可言，下位者也没有短处可见，这就是王莽篡汉而灭亡、司马懿使魏国倾覆的原因。更严重的是，有些人仰慕五帝，却反而违背他们的道理；有的夸耀才干、炫卖智谋，想超过下属，自己还自称神圣；有的故意设置界限和架子来对待臣下，自己还认为深不可测。他们不知道这已经大大违背圣人的本意了，这难道是懂得有心和无心之间的区别吗？用这种方式治理天下，难道不是五帝的罪人吗？由此推论，帝王统治天下，必须有超过臣下的地方，这样臣下的才能才可以被运用。不是在才能上超过臣下，而是在道上超过臣下。后世的治理虽然赶不上五帝，但也有值得观赏的地方。看汉高祖的气度，汉光武帝的深沉坚毅，他们超过臣下；唐太宗的英明谋略，也超过臣下，所以能够运用当时的人才来取得天下。晁错领会到了这一点，却没有完全理解，难道还要等待圣人显得浅薄，然后自己背叛他的学说吗？七国反叛，请皇帝亲自统帅，难道不正是前一天亲自任用、亲自干预的策略吗？然而那些迂腐的儒生、拘泥偏狭的学者，不去论述五帝凭什么取得天下，只琐碎地陈说晁错的过失，也未免太疏略了。

译《泰伯可谓至德论》君子对于天下，不追求让自己的德行显现，而追求使自己的德行不显现。因此功业足以流传百世，君子在这种时候反而辞让而不据有；恩泽足以施及万物，君子在这种时候反而退避而不居功。宁可推举功业和恩泽给别人，使天下人接受他的恩赐罢了，自己不参与其中。这样的用心，不是很宏大吗？这样的道，不是很深远吗？吴国泰伯准备让位时，商朝将要衰落、周朝将要兴盛，大概已经可以确定了。凭借泰伯的兴起而取得天下，如果让他立于天下，他的功业可以流传后世，恩泽可以施及万物，也大概可以确定。然而泰伯却徘徊坚决退避，装作无能的样子，一定要把王位推让给王季，以等待文王兴起。宁可让天下接受文王的道，自己不参与其中。他的志向在于天下，哪里是小心翼翼地让国来抬高自己、逃避名声来装饰美德呢？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至高的德行了！三次把天下让出，民众反而无法称述他的德行，真是高深啊！”世人不足以了解圣贤的用意，于是认为泰伯把本来应当接受的国家让给了不应当接受的人。这件事之所以难以做到，是因为既有让国的实际行为，又深深逃避让国的名声；这又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于是就把这看作泰伯的至德。把整个国家交给别人，喜好名声的人也可能做得到；有德行却辞去名声，逃避尘世的人也可能做得到。泰伯的德行，难道只是喜好名声吗？还是只是逃避尘世呢？这两者都不足以称为德，更何况所谓至德呢？当初太王居住在邠地时，周家的王道虽然还没有在天下推行，但天下人的心已经归向周了。君子有幸生在这个时代，难道不想对天下有所作为吗？假如泰伯在这时奋发起来，以周家的事业自任，天下一定不会认为他贪求；假如王道由他自己成就，天下也一定不会认为他专擅。但泰伯却不是这样，他认为天命的归属要等待文王；天下百姓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也要等待文王。宁可让王道等待文王而后推行，不一定要由自己推行；让王业等待文王而后成就，不一定要由自己成就。于是他洒脱地舍弃自己本应继承的事业，不以此为嫌；远远寄身于蛮夷之地，也不以此为鄙陋。这样成就了文王在天下的德行，使天下诸侯环绕归向文王；把天下百姓，无论远近，全都使他们平等地受到文王的恩泽，于是周家的功勋终于在天下大为集中。这正是他的用心，难道只是把王位让给别人吗？也只是把德让给别人罢了。难道仅仅是为了周王室吗？是将天下托付给贤者罢了。等到王道已经施行，王业已经成就，天下都知道这是文王的功劳，却不知道泰伯参与其中。这难道是那些寻常以让国为高尚、以逃避声名为美德的人所能比拟万一的吗？由此可知，把天下让给别人，也许还做得到；让位而使天下享受他的恩泽，却看不出恩泽的来源，这是不可能的。恩泽遍及天下，也许还做得到；恩泽遍及天下而使人不知道恩泽从何而来，这是不可能的。不是天下最完美的德行，谁能做到这样呢？过去把王位让给别人的人，不止一个。尧把天下让给舜，舜把天下让给禹，是把天下让出；伯夷把孤竹国让给别人，子臧把曹国让给别人，季札把吴国让给别人，是把一国让出。他们所让的事情大小不同，所以产生的效果也有深浅之别。如今泰伯所让的，不过是小小的【原文疑为“吴”】国，只有七十里而已，孔子却把让天下的名誉归给他。这与伯夷、子臧、季札让出一国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还要给他加上尧、舜让天下的名义呢？我曾听孟子说：“把天下交给别人容易，为天下找到贤人却难。君子不把天下轻易交给别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尧让天下，是为了天下得到舜；舜让天下，是为了天下得到禹。如今泰伯让位，是为了天下得到文王。他的用心，难道不是尧、舜为天下着想的用心吗？尧借此使舜的道传遍天下，舜借此使禹的道传遍天下，泰伯借此也能使文王的道传遍天下。他所取得的功效，难道不是尧、舜使道泽及天下的功劳吗？让位的行为发生在一个极小的国家，而他的道却广泛施及天下，即使称作让天下，谁能说不对呢？伯夷让位给别人，只不过称赞他的清白；子臧让位给别人，只不过称赞他的节操；季札让位给别人，只不过称赞他的义行；而泰伯的德行达到百姓无法加以称誉的地步，难道不是因为他的道在天下有不可说、不可命名之处吗？不过，泰伯的用心和取得的功效与尧、舜相同，而他所处的情势却与尧、舜大不相同。尧、舜让位时，正值德业已经成就、天下全盛之际，舜、禹又都有已经实践出来的功绩，所以尧、舜的德行可以显现出来。如今泰伯让位时，德业尚未显著，天下尚未统一，文王才刚刚兴起，又没有已经施行的成效可验证，所以泰伯的德行无法显现出来。孔子整理尧、舜让位的记载时，只是直接记述事情本身，从未论说其中的缘由，难道不是因为事情显明而容易看出吗？至于泰伯却不是这样，孔子一定明确地表彰他，说是“至德”，以此明白地昭示天下后世。唉！泰伯的心意，如果不是我们圣人，还有谁能阐明呢？

译曾子论 道理难以用语言说明，已经很久了！不能只用一句话去探求它的奥妙。假如一句话就可以穷尽它的奥妙，那么圣人难道不愿意把一切都说出来告诉人吗？圣人正是急于告诫世人，所以也曾经有所言说。然而他们所说的，也不过是举出端绪而把深意寄托其中，让人自己探求而明白；领受得浅还是深，便随各人的理解而获得，这就够了。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大概从来没有直接指明道的实际内容。不是不想指明，而是有一定不能指明的原因。从前虞、夏、商、周的君主，开始把所谓的道施行于世，仍然没有把它明确说出来。到了商朝衰微时，文王正处在那个时代，内心有所迫切而不能自已，于是开始观察阴阳变化，作《易》，道才开始见于言语之中。但仍然没有把它用于教化。到了春秋时期，天下不幸没有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君主，人们也不再有人懂得这种道，所以孔子隐忍而有所不忍，终于不得不建立教化。天下的教化，大概从孔子开始；然而他从未确定这种教化究竟应当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如今如果想为天下制造器物，却只指定某一种东西作为用途，那么它的用途必然会有穷尽，不可能推及长远。只有设置方和圆的形式，却把中间空出来等待天下各种器物来使用，所以我的方圆没有穷尽，而器物却有尽头。器物即使千变万化，终究不会超出我的方圆范围。圣人的教化也是如此。天下人谁能不每天依循仁义、孝悌、礼乐去行动呢？但圣人始终没有指着某些具体做法告诉人们：我的道就只到这里；就是这样做才叫仁义，这样做才叫孝悌，这样做才叫礼乐。圣人也曾因提问而作答，只是回答各不相同，也从未把某一说法立为可以指认的必然定论，最终只是使各人有所获得罢了。因此天下人看圣人，就像看广大无边而不能指明为某一具体事物的天空，而万物也没有什么能逃脱其笼罩。孔子说：“你以为我是博学多闻、靠记忆掌握一切的人吗？不是，我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一切。”虽然说到了贯通和一，但究竟怎样贯通、什么是一，最终没有人能听到明确说明。这样看来，圣人的用意也就可以看见了。颜回在孔子门前张弓【原文“伸弓防”疑有讹误】，可以说领会了其中深意，但也从未把它说出来。到了曾子，才开始提出“一以贯之”的道理，并把它指称为忠恕，用来告诉门人。有人说：是因为门人不能接受深奥的教诲，所以只告诉他们近似的说法。考察起来，曾子的见解虽不止于忠恕，但他的天性确实接近忠恕，所以他说成这样。把道的奥妙说成可以用一句话穷尽，并据此谈论圣人之道，大概是从曾子开始的。后来子思学习曾子，才开始把它指称为中庸；孟子学习子思，又开始把它指称为性善。忠恕、中庸、性善这三者，孔子虽然都曾说过，却从未指明其中某一个就是自己的根本要旨；而曾子、子思、孟子三人，才各自取其中一个来概括。制弓匠人的儿子，有的学习制作簸箕；饲养鹰的人家，有的竟至于熏捕老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习染的就是这样。如今天下人都知道孟子主张性善，却不知道这个思想的源流出自曾子，这并不奇怪。况且国家的兴亡，其变化有具体形状，本来可以用语言说尽，而圣人仍说：“言语不能如此穷尽它的奥妙。”何况圣人所达到的最高境界，难道可以用语言穷尽吗？所以我曾说，曾子、孟子的学说，固然很容易成为天下人普遍遵从的说法，但常常担心求学者不明白他们达到道的途径竟在于此，因而把道割裂开来。难道可以不深思吗？

译墨翟论 孔子去世后，杨氏、墨氏才开始鼓吹自己的学说，率领天下人走向那里。当时，人们只知道杨、墨的学说。到了孟子，才奋起加以驳斥，说：“杨氏主张为我自己，这是目无君上；墨氏主张兼爱，这是不认父亲。不认父亲、不认君上，就是禽兽。”如今天下人也跟着附和，说：“这就是禽兽。”那么墨子和杨朱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呢？他们建立学说，必定有所依据；他们的说法，也必定有所本源。可悲啊，盲人对于光明是多么昏暗无知！有人说：“这是东，这是西”，他便说是东是西；有人说：“这是黑，这是白”，他便说是黑是白。他其实从未亲眼看见实情。如今那些跟随孟子斥责杨、墨的人，也正是这样。君子斥责邪说，难道是随便斥责的吗？淫邪的言辞，必须追究它使人陷入何处；邪僻的言辞，必须追究它偏离了什么，然后才能有效地攻击。如今人们只是跟着别人来驳斥杨、墨，实际上并没有明白他们错误的地方。假如天下不幸又出现杨、墨式的人，而人们不能自行判断，那么必定反过来被他们迷惑沉溺。所以君子一定要彻底明白邪说的端绪，不要只图作相互应和的说法，这样或许才能有所守持。况且杨朱之道不如墨子之道盛行。从战国到秦、汉，人们常把孔子、墨子并称，因此墨子的著作流传到今天仍未废弃。所以我曾探究墨氏学说的起初，大概是学习圣人，也曾想把学说施用于世间；只是由于见解偏颇乖僻，终于陷入邪路而不能返回，流于禽兽之道却不自知。上古时代，人们鄙陋质朴，混沌无知，就像野地里的禽兽一样，不知道应当听从什么，只任凭各自的性情，而不知道有上下、长幼、亲疏的区别。圣人厌恶这种没有界限的状态，担心最终彼此残害厮杀，所以顺着尊卑、厚薄的差等，建立周密委曲的礼制；从口腹耳目的享用、进退周旋，直到床席几案之间，没有一处不规定等级差别。人们也终日安然地实行它，把它看得与饮食起居没有区别。这足以说明，礼义正是人的性情表现为节度文饰，并不是在节文之外另有一种性情。墨子却开始担忧这种差等，进一步想把人的爱合并起来，使它没有差别等级；他的意思认为，人的爱只有一个整体，不可以分等，却不知道把一切混同合并，便会陷入混乱。所以孟子斥责他说：“上天生养万物，使它们同出一根本；夷子却认为有两个根本。”荀卿也说：“专一于礼义，便两方面都能得到；专一于性情，便两方面都失去。”儒者使人两方面都得到，墨者使人两方面都失去。正因为只有一个根本，所以能够两方面都得到；正因为有两个根本，才会两方面都失去。圣人的道，在内心上虽然归于一，但在外在行为上必定有区别，这就是所谓“两方面”。他却想用对待人的方式去对待禽兽，用对待兄长的方式去对待路人。兄长是亲近的，路人是疏远的；人是尊贵的，禽兽是卑贱的，各自都有区别。如果用对待兄长和人的方式对待路人和禽兽，就已经失去了等级差别；反过来说，就是把路人当兄长，把禽兽当人，这不也是两方面都失去吗？孟子所处的时代，申不害、商鞅、公孙衍、苏秦、惠施之流并不少见，但孟子从未一一排斥他们。他论说公孙衍、张仪的错误，大概是因有人询问才发表意见。唯独对杨、墨如此咬牙切齿，对墨子尤其详尽，难道不是因为墨子使人失去根本，扰乱人的性情，破坏先王的礼义，给天下造成的祸害特别深重吗？苏秦论 古代圣人将要在天下建立事业，必定先采取能够变通的办法。聪明人之所以称为聪明，也在于看重有利之处并加以施行。天下的事情，只有能够变通、趋利而行，之后才没有办不成的。唉！苏秦、张仪凭小人的资质，把变通推到了极端，把趋利做得过分，因而陷入倾覆的境地，所以君子鄙视羞耻他们的行为而不谈论。然而他们不过是区区匹夫，没有尺寸之功可以凭借，却能使安静的天下发生震动，使分裂的天下合纵起来。六国都凭万乘大国的尊严，随着他们的意图行动，不敢落后。秦国的强盛，也要看他们的主张来决定轻重。当他们掌握时局时，天下并非没有豪杰和有智略的人，但都拱手旁观，不能乘隙而入。他们的才智必定超过常人；他们的谋略，也必定能够穷尽天下的利益。况且齐、楚、赵都是天下所称的强国，而苏秦游说一定从燕国开始，张仪游说一定从魏国开始。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孤身之人想联合天下众国，实在是最难的事情，又有谁肯听从呢？只有先取得其中一国，以它来招引其余各国，然后才可以在天下成事。所以苏秦、张仪游说六国，一定先取得其中一国，然后才能联合其他国家。既然已经取得其中一国，如果又让别人能够动摇它，使它的形势容易被破坏、空隙容易被利用，那么天下就会有不肯服从的，事情必定不能成功。所以我曾考察合纵之所以先从燕国开始、连横之所以先从魏国开始，这才知道张仪、苏秦权衡天下形势，在运用权术方面确实巧妙。合纵不符合秦国的利益，连横不符合六国的利益，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合纵成功，秦人必定起来破坏合纵；连横成功，六国必定起来攻破连横，这都是必然的形势。如今想合纵，却让秦人能够把它拆散；想连横，却让六国能够把它破坏，那么两者都不可能成功。苏秦游说一定从燕国开始，是因为燕国远离秦国；燕国如果背叛秦国，秦人进攻路远，而诸侯救援路近，使燕国知道合纵的利益而看不到它的危害，于是决意只听从合纵。得到燕国之后，合纵才可以联合起来。张仪游说一定从魏国开始，是因为魏国离秦国非常近；魏国如果不侍奉秦国，秦人进攻路近，而诸侯救援路远，魏国知道秦国可怕而诸侯不值得依靠，所以决意只听从张仪。魏国服从之后，连横才可以成功。这都是他们最周密的谋略。假如张仪、苏秦有一人先去游说赵、齐、楚，那么这些国家都是强大的国家。它们看见合纵、连横都对自己没有利害关系，就一定有所不肯听从。正因为合纵从燕国开始，所以后来合纵得以成功，秦人不敢轻举妄动；正因为连横从魏国开始，所以连横得以成功。连横成功之后，秦国便能够施展其意图。这样看来，二人的游说从开始到结束，大概也是有道理的，难道是随便为之的吗？由此可知，天下的事情，必须使它没有可以被人挑动的裂隙，然后才可以希望成功。然而世上的君子，智慧不足以达到这一层，所以事情不能建立，有时甚至因此失败。孟子所说的“居住在宽广的居所，行走在光明大道上”，已经难以见到了；而当时的事情又多有不能成功之处，因此张仪、苏秦的事情，或许也有两三条策略可以取法。

译项羽论 项羽有盖世的勇力，曹操有纵横百出的权术，刘裕有英武豪健的气概，都是天下无人能及的。天下人各有短处，而我独有长处，那么有长处的人就能取胜。三人都凭借独出天下的资质，最终却没有成就大业。曹操在中原艰难周旋，刘裕也凭强悍之势终其一生，而项羽又很快走到失败。这是为什么呢？圣人把自己退藏在无穷的根源之中，以无为之事役使天下，所以越是运用他的力量，越没有人能估量他的限度。假如不是圣人，即使才能独出天下，其作用也终究有所穷尽。三人没有成就，难道是因为他们的锐气有所穷尽吗？官渡之战，曹操的锐气耗尽了；燕、秦之战，刘裕的锐气耗尽了；京、索、荥阳之间，项羽的锐气耗尽了。有些事情要行动，有些事情不要行动；有些战斗要打，有些战斗不要打，这是智者的做法，曹操、刘裕能够做到。对自己有利也行动，不利也行动；可以战也战，不可以战也战，这是勇者的做法，而项羽甘愿如此，所以他很快灭亡，当然不如曹操、刘裕还能够有所成就。古代善于驾驭天下的人，使人常常保持力量尚未完全施展的状态，然后才有余裕的气势。凡人用来驾驭天下的力量，大概都有时而穷尽。年轻时强盛，年老时必然衰弱；早晨奋发，傍晚就可能崩溃。善于用兵的人，蓄养自己的强力和奋发之气，慎重地使用它，使力量没有耗尽而仍有余力，勇气和智慧没有耗尽而仍有余力，权术和谋略也没有耗尽而仍有余力。这样即使敌人来求战，我也能从容有序地应对，从不因急于取胜、急于失败而扰乱自己的气势。气势不乱，智慧就更加清明而越发不会枯竭，因此有所不用，却没有不能战胜的。那些不善于用兵的人正好相反，所以事情还没有成功，天下人的心已经安然共同停止行动，力量也不能再使用，这样我的锐气也随之消失罢了。奇怪啊，项羽的作战方式！他竭尽力量反复争斗，使高祖陷入困窘；屡次交战，屡次得志，即使没有取胜也更加不停。他的想法是：和我争夺天下的只有刘季一人。因此不顾利害，不察成败，用尽一天的力量投入无数战斗，总以为只要抓住刘季，天下就全归我所有。却不知道刘季并不容易抓住，而自己的锐气已经先行耗尽了。垓下之战，楚军的歌声一响，八千士卒丢下铠甲溃散，并不是他们各自怀有私心而离去，大概是勇猛激烈的气势使用太久、消耗太甚，也就到了穷尽的时候罢了。这八千人曾经奋勇经历百战，跟随项羽而不离去，也只是希望取得一点功劳才停止。假如他们还保有余力，难道肯在功业将成之际突然抛弃成果，狼狈逃回吗？项羽不知道涵养自己的心志，反而消耗磨损自己的气势，所以屡次取胜正是最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一点毫无疑问。江东的基业虽然可以重新兴起，但江上的船只却徘徊不前，无法渡江。想来项羽的内心也看见自己百战百胜却仍未建立功业，于是气势已经颓败而不能振作，所以舍弃江东而不再顾惜。曹刿与齐国作战，军队将要击鼓进攻时，曹刿说：“还不行。”齐军三次击鼓后，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鲁庄公问其中的缘故，曹刿说：“第一次击鼓，士气振作；第二次便衰弱；第三次便耗尽。敌人的士气已经耗尽，而我们的士气正旺，所以战胜了他们。”片刻之间，尚且有士气充盈和耗竭的差别，何况相隔数年、经历多次战争，难道能一直充盈而不耗尽吗？由此可知，强弱相互推移，胜负相互消长，这是兵家所说的消长与相互转化的道理。《易》说：“寒气过去，暑气就来；暑气过去，寒气就来；太阳过去，月亮就来；月亮过去，太阳就来。”过去的是屈缩，来到的是伸展。所以项羽失败，是因为他处于退缩的一方；高祖胜利，是因为他处于伸展的一方。屡次失败而愤怒刚刚兴起，这是后来者必胜；屡次胜利而锐气已经耗尽，这是先前者必败。然而项羽却说：“这是上天要亡我，不是作战的过错。” 虽然如此，确实是上天要亡项羽，但想来这也有作战方面的过错。又 古代的英雄，力量强大没有像项羽这样的；失败迅速，也没有像项羽这样迅速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曾读史书，看见楚汉反复交战，必定争夺成皋。不是这样的话，项羽的灭亡不会如此迅速。沛公仁厚，是天下人归附的对象；项羽暴虐残害，所以天下人迅速离弃他。况且当时齐、魏、燕、赵、九江已经全部归入汉，项羽孤立无援，又轻率地使用自己的锋芒，使汉军得以乘其疲弊。这几方面，才是项羽迅速失败的原因，难道在于成皋的得失吗？虽然项羽的形势本来必然灭亡，但汉高祖君臣论战，实际上没有谁足以抵挡项羽。假如项羽收敛百战积蓄的锐气，也足以同汉军长期相持，怎么会立即逃遁呢？人必定有长期积累的衰弱疾病，筋力、精气全都已经耗散，某一天突然显出衰竭而死亡，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至于雄健勇猛、气力超群的人，冲击水火，冒犯风雷，力量丝毫不衰，最终却突然无法挽救，这一定是因为他受了重伤、陷入极度困顿，才到了这种地步。唉！项羽的强盛，也一定是他的形势已经大幅度衰退，所以他的失败才如此迅速。况且楚汉百战的战场，正处在中原八方交通之地；假如没有险要岩隘作为阻塞，楚汉的成败就会在一天之内决定，又何必等待百战呢？正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楚在东、汉在西，而成皋以天下险要的地势横亘在两者之间，限制着两国的冲要，双方都不能越过它，所以相持数年而不能决出胜负。假如不是这样，高祖可以长驱直入楚国的彭城，项羽也可以直捣汉国的关中，又有什么困难呢？起初项羽向东攻打齐国，成皋无法守住，所以汉军得以劫取五诸侯的军队，直指彭城，占据项羽的巢穴；后来幸而汉军战败，才撤军西去。项羽也知道天下的形势正在成皋，不能拖延，所以在京、索、荥阳之间百战而一定要夺取它。夺取后让枞公守卫，汉军又竭力攻破并一定要占据它。等到汉军在广武失败，成皋又归于项羽，项羽再派司马咎守卫，并告诫他不要与汉军交战，使汉军不能向东。此时汉军已经失去据点，想退守巩、洛；又听从郦生的计策，所以再次停留，终于用尽锐气诱使司马咎出战而击破他。成皋才重新归入汉军，项羽第二年便灭亡了。这个道理难道不是非常明白吗？老虎依靠山角，咆哮逞威，即使让一万人拿着兵器也不敢向它进攻；等它失去地势，在平地上奔逃，一个普通人设下陷阱就能捉住它，和捕杀狐兔没有什么不同。

译假使项羽能够占据成皋，在那里进出以冲击汉军的腹心，汉军将领将忙于抵挡项羽的冲击，哪里还有闲暇困窘项羽呢？只是因为形势一经决定，使汉军得以向东通行，追击项羽到固陵，韩信、彭越、英布从四面夹攻；到了这个时候，项羽想不灭亡，可能吗？所以兵家的关键，一定是寻找重要之地作为门户和锁钥，作为出入往来的通道，并牢牢扼守它来控制敌人的命脉；否则反而会受敌人控制。汉代的成皋、光武帝时的河内、唐代的潼关，都是当时所说的交通孔道。汉军只因占据成皋，楚国便灭亡；光武帝占据河内，所以河北终于平定；唐朝只因失去潼关，安禄山得以向西进军，唐朝宗社几乎不能享受祭祀。既然如此，兵家所说的交通孔道所在，怎么能不谨慎对待呢？吕后论 天下的事情，顺应事理而各自适合自己的位置，就能安稳推行而不违背事理。只有发生违逆、触犯其愤怒，才必然产生不平，进而形成怨恨和动乱而无法化解。因此变乱的发生，没有无缘无故的。它在尚未发生之初，先有某种刺激使其不能平复，郁结压抑而无法发散，便一定会四处溃裂，释放愤怒后才停止。所以天下的变乱，有的起于内部，有的起于外部，但开始时都有某种刺激，然后才发生。有时其中似乎像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其实也是有人无意相互刺激，而形势必然导致相互刺激；这样的动乱，与有意刺激对方所造成的动乱相同。有意刺激对方，刺激有明确对象，所以灾祸发生后也有明确归属。例如晁错削弱七国，吴、楚因此叛乱，这一类事情人人都知道，没有什么难以理解。唯独那些无意相互刺激、却因形势必然相互刺激的情况，即使见识高明的人也不知道缘故。因此动乱常常出于意料之外，没有办法制止。我曾经奇怪，汉、唐初年从秦、隋覆亡的余烬中收拾天下，和百姓休养生息，本以为根基终究不可动摇；然而都没有超过两代，几乎被一个妇人夺去天下。大概武氏起初，只因一句话、一个眼色就成为皇后，她得到后位既然容易，那么举手将它弃置，也必然不会十分吝惜。唐高宗又曾想废掉她，但事情没有办成，她自然愤恨狠毒、残酷激烈，直到烹杀、灭绝宗室，剁碎大臣，以夺取帝位才肯罢休。她得到帝位本来容易，又受到足以极大触怒她的事情刺激，所以这样做并不奇怪。吕后却不是这样。她起初跟随高祖颠沛流离，经历艰难困苦，也尝尽了其中的滋味。所以得到天下后替汉家筹划，也不能说考虑得不周全，实际上并没有受到违逆而产生的怨恨。然而她一旦忘记高祖临终悲痛告别时的托付之言，竟想把天下交给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人；她阴沉险刻，一定要夺取天下才罢休。她的情理与武氏不同，但造成的反乱却与武氏相同，真让人奇怪她竟像是无缘无故发动变乱。唉！这一定是因为宫闱内部有些事情本无意相互刺激，却因形势必然相互刺激，终于造成了这种结果。我曾考察高祖因为宠爱而想更换太子，这才知道吕后确实受到了刺激。况且她与高祖共同经历百战才取得天下，她的感情难道不希望嫡长子拥有天下吗？如今高祖却无缘无故立戚姬的儿子，把她看得如同路人。百战中离合聚散所形成的恩爱，到这里已经完全断绝了关系。所以她得势以后，终于毒死如意，残害戚姬，以发泄她最大的痛苦。她的愤闷、急切和郁结无从发泄，必定要把天下交给吕氏诸人；她的意思大概是：既然你能把我置于一边而顺从你所爱的人，那么我难道不能把你排除在外而顺从我所亲爱的人吗？妇人的感情，到了这个地步就达到极点了。由此可知，吕氏诸人的祸乱虽然起于吕后的阴险，但实际上根源在于高祖对她的刺激。天下最亲近的人，正因为容易亲合，也容易离散；容易亲合，是因为感情深；容易离散，是因为感情强烈，一旦产生怨恨便无法化解。古今的变乱，有的人早晨还是父子、兄弟、夫妇，晚上已经像禽兽一样彼此吞食，都是因为感情强烈而怨恨无法化解。所以应当重视顺应，深深戒惧相互违逆。圣人却不是这样，一定说：用义来制约事情，用礼来制约内心。内心所作所为没有一样不正，那么事理和形势必然不会发展到相互违逆，动乱又从哪里产生呢？一个泗水边的亭长，竟能以宽宏气度盖过天下而使天下归附称王，这是古今罕见的事情。对于圣人的作为，本来不忍心责备他；然而灾祸发生的源头，过失必定有所归属，也不能不追究责备。

译安刘氏者必勃论 天下的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可以一定做到；取决于别人的，不可以一定做到。现在已经显现的事情，可以一定推料；将来才出现的事情，不可以一定推料。谋划有形迹的事情，可以一定成功；施行于尚未显现征兆的事情，不可以一定成功。汉高祖临终时，天下没有值得忧虑的大患难，而周勃也没有显露出什么大功业，但高祖托付后事时却说：“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把天下不可确定的道理说成必然，这其中大概包含着高深的见识和长远的谋虑，不是世俗人所能理解的。我私下认为高祖的用意有四点不可理解。第一，当时天下太平，刘氏已经安定，周勃又要安定什么呢？这是第二个不可理解之处。陈平的智谋足以应付变化而无穷无尽，周勃却朴拙迟钝，像是没有什么作为，为什么却说“安定刘氏的一定是周勃”呢？这是第三个不可理解之处。假如说周勃可以制约吕氏诸人，为什么又当面把他托付给吕后，让吕后任用他为太尉呢？这是第四个不可理解之处。难道这就是高祖深藏的机谋吗？我曾推究高祖没有嫡长子继嗣，君主年幼势弱，诸将还在，侯王势力过盛，只有吕后多谋善断、经历丰富，才足以控制变局；这就是高祖不除掉吕后的原因。然而乌头之类的毒药足以治病，也足以杀人；吕后足以控制变乱，也足以发动动乱。妇人的感情喜欢偏爱自己的外戚，那么吕氏诸人的势力必定会倾覆汉朝；这又是高祖预先知道吕后会造成动乱的原因。然而吕氏诸人的祸乱起于宫墙之内，缓慢处理就会养成祸乱，急切处理就会加速变故，所以一定要装作愚钝无能，使他们不加防备；坚定不动，使他们不能察觉，然后才可以谋划对付他们。这又是高祖一定要让周勃安定汉室的原因。既知道吕氏必定倾覆汉室，又知道周勃必定安定汉室，但私下任用周勃为太尉，就会使吕后产生疑心；周勃如果不掌握兵权，刘氏就没有复兴的可能，这又是高祖当面把他托付给吕后的原因。高祖当时难道没有忧患吗？他的考虑多么深，谋划多么周全啊！况且控制天下，最容易的是使它得到治理，也最容易的是使它发生动乱，因为变乱一旦显露形状，我们就有办法处置；最难处理的，莫过于处在既没有完全治理、也没有明显动乱的时期。认为它已经治理好了吧，混乱却隐藏其中；认为它已经混乱了吧，治理的迹象又显现在外面。这种祸患必定阴沉隐伏而无法化解，既不能消除它的变故，也不能放任它的动乱；吕氏诸人的祸患，大概正处在想治理却没有完全治理、想动乱却没有完全动乱、想谋划却无从谋划的状态。形势上想要挽救它，却找不到可以挽救的迹象。凭才智与他们正面较量，才智又有所不足；使用将领发动行动而谋求成功，形势又不允许轻举妄动。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才行呢？答案是：一定要有一个外表庞大却无能为力、颓然无足忧虑的人，然后才可以平定天下的动乱。这就是高祖一定要让周勃安定刘氏的原因。周勃为人厚重少文，所以他的镇定稳重足以压制天下的动乱，使它不能发动；他的朴拙迟钝足以安定吕氏诸人的心，使他们不怀疑我们。然后慢慢起事而消灭他们，大事就一定能由我们决定。当时，直言进谏而抗拒吕氏的是王陵；暗中谋划对付吕氏的是陈平；联合将领和丞相的是陆贾；结交吕禄的是郦寄；倡导大义的是朱虚侯；掌握重兵的是齐王与灌婴；而刘揭、御史窋、张辟疆之类的人，也都在其中协力奔走。这些人都凭自己的才能与吕氏正面较量，只有周勃能凭“没有才能”来配合他们的谋划；他们都想发动行动以求成功，只有周勃能以不动来控制局势。因此他进入北军时别人都不知道，士卒全都袒露左肩表示拥护刘氏，吕氏诸人却没有察觉。安定社稷、稳定刘氏，而天下看不出其中的迹象。这就是高祖一定知道他会成功、陈平也自称不如他的原因。假如周勃身处危险疑惧之中，却凭区区才能在其中贸然行动，那么奸人就能乘势夺取他的权力，刘氏又怎么能够安定呢？我现在才知道，周勃的无能正是他有能力的原因；看似不足忧虑，正是深值得忧虑的原因。唉！周勃如今凭无能安定刘氏，高祖也曾凭不智不勇来取得天下。当项羽叱咤怒喝时，他的势力像狂风雷霆，天下人都以为汉朝不存在了。高祖却以不聪明、不勇猛的身躯横在那里堵住它的冲击。他的顽钝鲁莽虽然足以被人取笑，最终却能在开始时牵制项羽，在最后收服项羽。他识别人材的办法，难道不就是他取得天下的办法吗？他任用别人的方式，难道不就是他任用自己的方式吗？否则，为什么竟能断定周勃一定可以安定刘氏呢？高祖去世时，天下虽然平定，但内部有吕氏之祸，积蓄怒气而准备爆发，不能说是已经治理，也不能说是已经混乱。高祖知道正是如此，所以把其中属于治理的一面交给曹参，把其中属于动乱的一面留给周勃。曹参最终能够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安然实现治理；周勃最终凭借朴拙无能的才能，安然平定了动乱。这不是高祖识人的成效，而是他驾驭天下的办法。我曾考察西汉的事情，有两点值得奇怪：周勃朴拙少文，高祖却断定他能够安定刘氏；霍光没有学问和权术，汉武帝却断定他能够辅佐幼主。结果都如同他们预料。大概正因为朴拙少文，才足以安定刘氏；正因为没有学问和权术，才足以辅佐幼主。世人不知道无才就是才、无用就是有用，实在疏远了事理。晁错凭才智发动七国之乱，窦武凭才智加速宦官的变乱。西汉因此发生动乱，东汉因此走向灭亡。沉重稳固而不轻举妄动的，没有不成功的；疏狂而加速祸患的，没有不失败的。所以任用晁错、窦武，刘氏必定危险；任用周勃、霍光，刘氏必定安定。这难道不是自然的道理吗？

译光武授邓禹西讨论 善于平定动乱的人，一定仔细观察敌人的形势，并根据将帅的才能来使用他们。敌人的形势必定有坚强和脆弱之处，将帅的才能也必定有长处和短处。所以古代善于取得天下的君主，能够收获万全之利，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不过是把握敌人的坚弱，利用将帅的长短，使将领的才能同敌人的形势相称，然后才能抵当；能够抵当，然后才能相互制约，所以能在天下取胜，军队也不会失败。将要出兵时，必须观察敌军，又观察敌军的士气；观察士气，又观察敌军的形势。作为我们的敌人，他的士气果真懈怠吗？形势果真迟缓吗？即使凭从容宽缓的人才，也足以制止他的动乱。敌人的士气果真锐利吗？形势果真紧急吗？那就必须用纵横百出的才能迎击它的正面，这也如同根据疾病用药一样。不只是用丹砂来除去容易治疗的病，还要用乌喙、蝮蝎来攻治难以对付的毒症。这个道理其实很浅近而容易明白。唉！世上的人不能斟酌敌人的形势来应对，竟让从容宽缓的人去对付飘忽震荡的敌人，于是军队便开始失败了。我曾奇怪，光武帝扫荡群盗，却不能不在赤眉面前失去威势，原因是什么呢？他的失误在于用邓禹从容宽缓的才能，不能与敌人的形势相匹敌，军队最终失败也就不奇怪了。当初任命邓禹时，大概是说：邓禹有深沉宽大的气度，所以把西征讨伐的谋略交给他。可是当时的盗贼中，剽悍锐利而轻捷的，没有比赤眉更强的。剽悍，就强硬勇猛而不可抵挡；锐利，就奋发进击而不可阻挡；轻捷，就倏忽往来而不可禁制。想用深沉宽大的人，呆然站在正面抵挡它，就好像让戴冠戴帽、佩玉的人去抵御山林中的悍勇之士，能不死的很少。虽然如此，邓禹出征，光武帝取得天下的用心，也不能说没有智慧；但这种才能可以决定一项确定的谋划，却不能应付无穷的变化；可以在帷幄中从容筹策，却不能奔走于征战之间。假如百姓还没有安定，邓禹早晚前去安抚他们，正是他的长处；谋略还有没有决定，敌人还有没有被安抚，替人决定谋略、镇抚敌人，也正是邓禹的长处。光武帝却舍弃邓禹的长处而使用他的短处，让他抵挡赤眉的锐气，于是西征的军队正好只能走向失败。如今有从容宽缓才能的人，必定没有纵横百出的机智。后稷、契未必能抵挡蚩尤的锋芒，曾参、闵子骞未必能制服盗跖的怒气。谁能说邓禹可以抵挡赤眉呢？唉！赤眉的势力本来并不强大，使赤眉势力强大起来的，是邓禹；邓禹的才能本来可以使用，误用邓禹才能的，是光武帝。请论说邓禹制敌的疏失，以观察光武帝用人的错误。天下的动乱，没有比对付飘忽震荡的动乱更难的。自古以来，这类动乱有四种：汉代有项羽之乱、七国之乱、黄巾之乱；唐代有安史之乱。它们的形势都像迅雷暴雨，突然爆发而不可遏止。然而最终能够被消灭，是因为有制敌的办法。高祖夺取天下、李光弼和郭子仪制伏安史之乱，都是经过百战来挫败敌人的锋芒；周亚夫制伏七国、皇甫嵩击破黄巾，都是坚守壁垒来使敌军疲惫。锋芒被挫，形势就有所折损，便可以乘其疲弊；军队疲惫，士气就有所耗竭，灭亡便可以等待。即使一时有震动天下的声势，最终又能怎样呢？赤眉之乱大体类似这四种动乱，邓禹本来有使敌军疲惫的条件，却不能在开始时使用，因而损害了功业；又有挫败敌军锋芒的条件，却不能在最后使用，终于导致失败。况且赤眉的势力不是能够长久维持的势力。它虽然表面有难以抵挡的形势，实际上却有必然失败的道理；即使有数年的强盛，实际上也没有能够长久维持的忧患。所谓寄生的敌寇、无根的盗贼，大概可以肯定地将其取胜，并不困难。当邓禹来到山西时，如果能够利用众人悦服归附的心理，在屡次获胜之后，径直攻取长安并占据险要，积聚财物于内部，使我军从容而有余力；封闭关隘于外部，使赤眉军惶惶不安、无处归宿。这样赤眉还不能被攻破，我是不相信的。为什么得到关中却不能守住，使贼势在长安横行而无法遏制呢？所以说：邓禹有使军队疲敝的形势，却不能在战争开始时运用这一点来巩固战果。当邓禹进入长安时，如果能够困住扶风的赤眉军，使其士气已经受挫，犒劳我们的军队，休养我们的锐气，然后凭借粮食充足来利用时机，以逸待劳，以正当的锐势攻击已经衰弱的敌人。这样赤眉还不能失败，我是不相信的。为什么却让饥饿疲惫的士卒去迎战敌人的锐兵，在威势已经受损之后又接着作战，因此两战两次大败。所以说：邓禹有摧毁敌军锋芒的形势，却不能在战争结束时运用，终于导致失败。邓禹出兵以来，与更始的诸将交战三次而三次获胜；与赤眉相遇，却两战两次大败。更始的诸将怯懦而没有立足之本，所以邓禹战胜他们显得绰绰有余；赤眉的势力来势凶猛而难以抵挡，所以邓禹迎战他们便显得力有不足。由此可见，他有从容宽和的才干，却没有纵横驰骋、变化百出的智谋。光武帝反而让他去抵挡强烈冲突的敌人，以致遭受失败。所以说：这不是邓禹制定对敌策略的疏漏，而是光武帝用人的失误。过去高皇帝判断韩信一定能够抵挡柏直，判断曹参一定能够抵挡冯敬；萧何适合镇守稳重的任务，便不让他运筹帷幄；子房善于多谋，便不让他领兵征伐。任用人才各尽其长，用人各自对付适合他的敌人，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光武帝任用冯异、寇恂，任用耿弇，也像高祖任用萧何、韩信一样。然而他却在邓禹身上失误了。唉！以邓禹的才能，把他放在帷幄之中，足以成为决断大事的谋臣；却反而让他去抵挡飘忽震荡、正面冲突的敌人，于是免不了成为败军之将。这是光武帝没有观察敌方形势的过错。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懈怠。”唉！深刻懂得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统率将领。钦定《四库全书》《莲峯集》卷八　宋史尧弼撰论

译《光武以柔道理天下论》只有天下最柔弱的东西，才能制服天下最刚强的东西。严重啊！天下人不能没有纷乱多变的心思，也不能没有勇猛强悍、难以控制的气势。天下尚未安定时，就有机会使他们的纷乱之心、强悍之气发作，因此强者能够取胜。等到天下已经安定，他们纷乱的心思、强悍的气势受到压抑而不能施展，积蓄起来而不能发作，就会有难以服从的一面。因此天下的祸患常常由此而起，却没有办法制止。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定有办法：宽厚慈祥，从容和易，在茫茫无际中消磨他们的心志，在防备周密之时折服他们的气势，使喜欢变乱的人不能制造变乱，使难以控制的人都容易加以控制，在潜移默化中消除他们的反抗，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服从，这样天下虽然广大，也可以拱手治理。那么，柔弱制伏刚强，它的作用究竟怎样？这就是东汉光武帝用柔道治理天下的意义。治理天下与治理水没有不同。善于治水的人，顺着水势在没有事情的地方施治；善于治理天下的人，顺着天下无事之处施治。如此而已。天下不能没有喜好变乱的心、难以控制的气势，也如同水不能没有急流的怒势、横流的暴烈。所以大禹治水，必定顺应水的本性而使之柔和，使它的暴怒无从施展，于是水势就得到治理。光武帝治理天下，也顺应天下的道理使之柔和，使天下不能制造变乱而容易控制，于是天下的动乱平息了。由此可知，大禹能够在水无事之处施治，光武帝能够在天下无事之处施治，都在于能够使之柔和而已。而且光武帝平定天下，与高祖并没有不同。然而高祖在天下安定以后，对外被冒顿困扰，有平城、白登之围；对内被强悍的将领困扰，有韩信、彭越、英布、卢绾之变。高祖终身奔走于铠甲兵器之间，天下几乎到了不可测的地步；光武帝天下安定以后，寇恂、邓禹、吴汉、贾复等将领忙于服从，匈奴和西域安静服帖而不再作乱；传到永平年间，天下享有百年的太平，没有一天发生紧急警报。这其中的原因，只在于能否使天下柔和而已。由此看来，高祖不是喜欢争胜，也不是喜欢逞强，而是没有得到使天下柔和的方法。光武帝不是不想取胜，也不是不想强盛，而是掌握了使天下柔和的方法。高祖没有办法使天下柔和，所以激发了诸将喜欢变乱的心，也触发了匈奴难以控制的气势，自己承受了这种弊端；光武帝却不是这样，天下安定以后，便收起弓箭，散放马牛，退处功臣，进用文吏，使天下知道我不制造事端；放宽法律禁令，减轻赋税，使天下知道我不苛刻。他不回答太子关于攻战的询问，使天下知道我不喜欢战争。颁下黄石诏书，告诫不要贪求扩大疆土，使臧宫、马武受到约束，使天下知道我不向边疆扩张。修治文辞、财币和礼仪，匈奴的使者抵达玉门便闭关不纳；辞谢西域送来的质子，使天下知道我不致力于远征。这难道真的是柔弱吗？其中极其微妙的机变和极其多变的权术，都运用在内心谋划之间，举天下而使之柔和，使最刚强的人逐渐消磨、折服而不再作乱。所以他运用柔道的效果显现在天下，而天下最终看不见他运用柔道的痕迹。这种柔道就广大了。我曾经考察光武帝初起时的情形：焚烧王郎往来的书信，向人显示宽厚；轻装前往铜马军营，向人显示诚信。一开始便任用良吏卓茂为太傅，告诫冯异安抚、安集关中，不以战争攻伐求取胜利。在战伐之际，还曾放下兵戈、停下战马，讨论道艺。这种柔道不只是用于治理天下之时，大概在当初夺取天下时也曾使用过。我因此知道，从前的君主中，像光武帝这样善于运用柔道的，大概很少。而柔道用于天下，虽然同样都是柔道，却有运用柔道而使天下安定的，也有运用它而使天下危险的；有运用它而使国家强盛的，也有运用它而使国家衰弱的。为什么呢？把姑息当作柔弱，后来就会有姑息的弊病；把怯懦当作柔弱，后来就会有怯懦的弊病。这是以柔弱来运用柔弱的过失。至于善于运用柔道的人，守持它好像柔弱，却能够使天下最强大的力量伸缩进退；施行它好像怯懦，却能够驾驭天下最坚强的事物。以至于使军队无处施展刀刃，使猛虎无处安放爪牙，强暴势力忙于被矫正、调和、服从还来不及。这是依照道来运用柔道的成功。试用两汉的君主来说：惠帝、元帝，是以柔弱运用柔弱；文帝、光武帝，是依道运用柔弱。惠帝柔弱，汉朝的宗庙社稷几乎中途断绝，吕产、吕禄几乎到了篡夺国权的地步；元帝柔弱，萧望之、傅昭仪、刘向无处施展他们的忠诚，弘恭、石显却得以窃取权柄。以柔弱运用柔弱的过失，大概就是这样。文帝、光武帝的治理多么好啊！老上单于、尉佗傲慢侮辱，文帝委屈自己写信慰问，因而南北方的祸患没有发生；吴王称病不朝，文帝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因而吴楚七国之乱没有发生。这是文帝的柔道能够战胜他们。汉初四十七位将领，光武帝以优厚礼遇安慰他们的心，使他们没有被肢解烹杀的忧患；西北的戎族，光武帝降低姿态来回应他们的意愿，使他们没有像冒顿那样施暴。这是光武帝的柔道能够战胜他们。这样做虽然不是在天下寻求争胜，却实际上有足以大大胜过天下的力量。古语说：“柔弱胜过刚强。鱼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拿出来给人看。”这种道理，除了文帝、光武帝，还有谁能懂得呢？南阳宗室中有人评论说，光武帝年轻时只是谨慎、诚信、正直而柔弱，如今竟然能够这样。唉！这哪里知道光武帝之所以成为光武帝的原因呢？

译《曹公论》兵家最难的事情，没有比坚固之物必定无法拔除、充实之处必定无法攻破更难的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必定能够用利益引导而打通它，先攻击它的瑕疵，然后坚固之处就没有不能攻破的；先攻击它的空虚之处，然后充实之处就没有不能击破的。天下的形势不可能全都坚固充实，必定有虚弱和瑕疵之处，这大概是兵家急于奔赴、迅速乘虚而入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天下的利益。如今两军交战，强弱相当，尚未决出胜负，这期间必定有空虚而容易动摇的地方，然后成败才能由此分开。所以过去想求取胜利的人，必定先反过来考察自己，寻找容易被撼动的地方，并加强实际防备，造成形势上的阻隔，使别人无从乘虚攻我；然后广泛出兵征伐，不受牵制，这样才可以实现志愿。唉！曹公用兵，智谋纵横，变化百出，天下没有人能与他匹敌，为什么竟然不能做到这一点呢？赤壁之战，虽然是他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失败，却不足以成为曹操最危险的地方。鄂许一带，正是曹操的巢穴，是他的存亡成败所寄托之处，却让人能够屡次窥伺；由此可知，曹操的危机没有比这里更大的了，而他最终却没有为此防备，也足以看出他的智谋在这里有所不及。当他征讨张绣、征讨刘备，以及进行官渡之战时，田丰、许攸一类人，大概三次劝袁绍乘虚袭击许都，但袁绍都不能采纳。等到袁绍北征，刘备又劝刘表进攻许都，刘表也不能采纳；天下窥伺许都的机会已经多次出现了。张绣之战时，曹操闲暇时听说田丰劝袁绍袭击许都，便放下对张绣的进攻来救援自己；他不是不知道这些，但最终也没有设法防备。与其奔走逃命、自己尚且无暇自救，哪里比得上使别人不敢轻举妄动，然后才能稳操胜券呢？他大概以为袁绍和刘表没有这样的心思，那就已经危险了。假使田丰、许攸、刘备的计策得以实行，袁绍、刘表集中精锐攻打许都，挟持天子来控制曹操的命令，并且分兵占据道路；曹操听说后必定狼狈回救，东北各处的守军趁他内部混乱而袭击其归路，必定领兵攻击他的后方。曹操想进，前方有截断道路的军队阻挡；想退，后方有袭击的军队追击；进退都没有防备，他的失败立刻就可以等待了。过去章邯把全部精锐用在河北，高祖便得以进入秦地；关羽起兵攻打于禁，荆州于是落入吕蒙手中；唐代神策六军全部戍守河北，朱泚突然起兵，京师于是陷落。有空虚之处而让人能够乘虚而入的，从来没有不失败的。如今曹操有这种容易动摇、动摇便会危险的形势，而天下最终没有人能够利用他的漏洞，曹操也可以说是侥幸逃过一劫了。袁绍、刘表得到天下最大的机会，却像双手合拱一样面对机会而不能应对，难道不就是土木偶人吗？过去光武帝兴起时，敌人也很多。他看到东北方向不可轻视，便没有先去处理事务而担心西南的守军在后方议论，因此先命令岑彭、冯异扼守要冲，光武帝才得以专心经营东北而无后顾之忧，所以天下最终按次序平定。帝王筹划当世大事，深远的谋略和长久的打算用来取得必胜，难道会只是偶然吗？唉！曹操凭借百战百胜的威势，最终却不能统一天下，这是因为他估量敌情、制胜作战的能力有余，而对统一天下的大计却有所不足。

译《荀彧论》人的内心最难以揣测的，是情实。如果内心真的容易测知，那么黑白是非的辨别，即使普通人也可以明白。正因为有不可测知之处，即使聪明有智慧的人对此也不能没有疑惑。现在有一个人，有人认为他善良，也有人认为他邪恶。同一个人，有人说善，有人说恶，只是因为没有洞察他的内心而只观察他的外在，当然难以判定他的善恶。所以君子最重要的事情，没有超过考察人的真实内心、看见隐藏的情由；这样天下难以决断的道理就能得到解决。过去荀彧确实是曹操的谋臣，等到曹操商议九锡之事，荀彧却因此而死，所以有人说他帮助曹操倾覆汉室，也有人说他忠于汉室而最终不得其真相；这都是没有探究他的内心以求得事情原委。况且荀彧的是非之所以难以辨明，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生死关头吗？我曾认为荀彧之死，大概有隐晦的用意，而世人没有能够测知。荀彧依附曹操之后，早晚与他谋划的，无非都是图谋天下的计策。等到功业大致完成，曹操急着谋求九锡，荀彧却因忧愤而死，这是什么缘故呢？荀彧与曹操共同主持谋划的事情，大概有不可隐藏的内容：他想让曹操借助汉室的权力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收取自己的功劳，同时暗中隐藏夺取汉室的时机，持以岁月，宽缓防备而不急迫，慢慢等待时机。等功劳极高、势力达到顶点，神器自然会到手，别人也不知道，天下后世将无法议论我的篡夺；但曹操不能忍耐朝夕之间，急于实现志愿，反而自行暴露奸恶的情状。事情尚未完成，天下已经看清他欺凌孤弱天子的罪迹，并且开始议论他的后果，荀彧也将同他一起陷入不义之地；这就是荀彧深深痛惜悔恨、以至于死亡的原因，大概确实有所根据。功德施及万物而没有想要取得天下的心，时间久了天下自然归附，这是三王的事业。如今却想借用圣人无心取天下的表面行为，来实行田常、王莽篡窃的志向，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过去商汤放逐桀，说“继承大禹旧有的法统”；武王讨伐纣，说“使汤的功德更加光明”；讨伐别人的子孙，却说“继承他的法统”，并且使它更加光明，只有志在援救天下而无意取得天下的人才能做到。商汤、周武王正因为没有取得天下的私心，所以虽然通过讨伐取得天下，却不被认为有嫌疑。假如他们存心要取得天下，即使想慢慢取之，使别人察觉不到，罪行最终也不能掩盖。世上有一个人拿刀杀人，另一个人还教他慢慢使人死亡、让别人察觉不到，那就更加严重了。古语说：“兵器没有比用心杀人更惨酷的，镆鎁宝剑还在其次。”如今如果一定要根据实情审理大小案件，那么荀彧的罪应当比曹操再加一等。过去鲁悼公去世，季昭子对孟敬子说：“按照礼制，国君去世，应该吃什么？吃粥。”这是通达礼制的做法。我们三家不能使鲁国的王室安定，四方都听说了。勉强自己做出憔悴消瘦的样子，这一点我能做到，但岂不是会让人怀疑我并非出于真情而居丧憔悴吗？我还是吃饭吧。”三家虽然同样都犯了罪，但孟敬子的罪过却稍微减轻了。为什么呢？还胜过虚伪。如今借助别人的势力来窥伺别人的国家，却又能够不顾惜身份，面向北方接受人臣之位，以等待神器到手，这就是合乎礼吗？荀彧一定有自己的处置方法。有人说荀彧的所作所为有合于周文王的心意，却实际上不知道曹操最终会夺取汉室。周文王难道是挟持商朝的势力来夺取商朝吗？况且荀彧处置事变，连极细微之处也不遗漏，难道会不知道曹操吗？祢衡说荀彧“可以借一张脸去吊丧”；后来听说荀彧死了，也说：“老贼不死，祸患就不会停止。”他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想来一定是看出了其中的实情吧。

译《荀彧迹疑而心一论》对国家的祸害，没有比天下人只知道臣下强大、却不知道君主尊贵更大的了。因此善于替国家谋划的人，常常使臣下的功劳和天下的权力都归于君主。这样天下只知道君主的尊贵，而不知道臣下的强大。如此还不能治理好的国家，从来没有。后来的天下有时到了乱亡的地步，为什么呢？大概只是因为反过来了。祸患往往在于奸雄人物向天下挽起袖子，而有权谋的臣子教给他深深征服天下的方法，使他挟持君主的威势作为自己的威势，于是天下畏惧他的威势；挟持君主的恩德作为自己的恩德，于是天下感念他的恩德。威势和恩德的权力，是天子所掌握的，却被奸雄取得。因此天下人大都归附臣下的强大，而不知道君主的尊贵。这都是有权谋的臣子暗中帮助他的谋划、暗中辅助他的功业。所以他们的一条计谋、半个策略，常常借王室作为奸雄取得天下的资本。他们的行为似乎忠诚，内心实际上是盗贼。对此不可不辨明。过去曹操是汉代的奸雄，荀彧是曹操的谋臣。按照汉代制度，天下的权力被曹操窃取并掌握，用来号令天下。所以天下只知道有魏，不知道有汉；只知道有曹操，不知道有献帝。这些都是荀彧教给曹操深深征服天下的方法，使他能够挟持天子来号令诸夏。他参与谋划、制定策略，常常借汉室作为曹操取得天下的资本。他的行为似乎忠诚，内心实际上是盗贼。然而范晔说他的行为可疑而内心专一。按照范晔的说法，荀彧的行为似乎倾向于魏，内心却专一于汉。依我看来，荀彧的内心专一于魏，行为却似乎倾向于汉。为什么呢？夺取汉室的是曹操，而荀彧实际上教给他深深征服天下的方法。所以天下都知道臣下强大，却不知道君主尊贵。汉室不灭亡，魏国不兴起，夺取汉室的虽然是曹操，但真正教他夺取汉室的人却是荀彧。有人说，荀彧的罪过表现在辅佐曹操征伐天下、夺取汉室，这不对。教曹操征伐天下，关系到夺取汉室的利害较轻；教曹操深深征服天下，关系到夺取汉室的利害较重。那么劝曹操夺取汉室的，不是荀彧又是谁呢？况且曹操是奸雄中最突出的人，名义上是曹操，内心实际上是王莽。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像狐裘蒙茸一般混乱，我应当跟从谁呢？替荀彧谋划，有三种上策：起兵举义、声讨曹操，像孔明的志向那样，能不能复兴中原？其次，竭尽力量抗拒曹操，像孔融志在平定祸乱那样，能不能做到？下策，远离世俗、避世隐居，像管宁那样深沉高雅、清高自守，能不能做到？以荀彧的才干，我对他的期望本来就是这样。他竟然不能做到：上策不肯像孔明那样起义，中策不肯像孔融那样竭力抗争，下策也不肯像管宁那样避世；反而献身于曹操，做他的谋臣，又教他深深征服天下的方法，使汉室的权柄被曹操取得并掌握。于是天下知道有臣下而不知道有君主，汉室因此灭亡，魏国因此兴起，荀彧的罪责就有归属了。有人说，荀彧难道会教曹操反叛吗？他之所以辅佐曹操，是急于平定天下的动乱，却不知道最终会篡夺汉室。唉！荀彧难道会不知道吗？荀彧判断敌情，考察吕布，揣度袁绍，智谋如同神明，难道只擅长判断敌人，却不擅长判断曹操吗？荀彧识别人材，举荐二荀、推荐郭嘉，鉴识如同神明，难道只擅长识人，却不擅长识别曹操吗？人才中唯有奸雄容易识别，而曹操又是奸雄中最突出的人，难道会无法识别吗？奸雄中唯有亲近的心腹最容易识别，而荀彧就是曹操的心腹谋臣，难道会不能知道吗？大概荀彧看见天下只有曹操足以成就事业，所以一心辅佐他，暗中帮助他的谋划、暗中辅助他的功业；他又曾借汉室作为曹操取得天下的资本，所以他的内心专一于魏而对汉有疑心，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然而范晔说他的行为可疑，是说他的功业导致天命转移、时代改变。然而荀彧的行为似乎倾向于汉，却不似乎倾向于魏，这是什么原因呢？荀彧认为，不挟持王室就不能号令天下，所以教曹操到洛阳迎接天子；认为不使人心服从就不能取得天下，于是教曹操征服天下的方法。晋文公安定襄王，是想让诸侯服从自己而不是服从周王；汉高祖拥立怀王，是想让天下归附自己而不是归附楚国；这些都是权术。荀彧把这些道理拿来劝曹操，就是想让诸侯服从曹操、天下归于魏国。他的说法是：奉戴君主来顺应众人的愿望，是最大的顺势；秉持最公正的原则来使天下归服，是最大的谋略；凭借宏大的义理来招致英杰，是最大的德行。这大概是想借助汉室的德，使英雄来辅佐曹操；挟持汉室的威，使天下归附魏国。所以天下人都畏惧曹操的威势，却不知道有君主；都喜爱魏国的恩德，却不知道有汉室。这些都是启发曹操的奸心、帮助曹操篡夺的行为。由此看来，荀彧的行为似乎倾向于汉，大概可以看清了。然而范晔说他杀身成仁，荀彧的内心却专一于魏而不专一于汉，这又怎么解释呢？教曹操征服天下，是真实的心意；迎接献帝、把都城建在许地，拒绝董昭关于九锡的建议，则是权术。如果说迎接献帝是真实心意，那么劝曹操忠诚可以，晓谕曹操行义可以，为什么却教给他征服天下的方法呢？如果说拒绝九锡不是权术，那么可以进谏曹操，也可以与曹操断绝关系而离去，为什么还要奉召前往寿春呢？荀彧如果有心于汉，就应当劝曹操把功劳归还天子，而不应谋划挟持天子；荀彧如果无心于魏，就应当在食物送到面前之前服毒，而不应前往寿春。这才是荀彧应当做的事。他表面上是辅佐天下，暗中实际上是辅佐魏国；名义上是辅佐汉室，实际上是背叛汉室。由此看来，荀彧一心向魏，大概可以看清了。按照他一心向魏来评论，他的行为就不值得怀疑；从他的行为来看，反而更能看出他的内心实际上背叛汉室。唉！他为什么对汉室有负，却对魏国有功呢？我曾替荀彧谋划过：想做孔明吗？上天不保佑，功业不能成功；想做孔融吗？不是孔融诛杀曹操，反而是曹操害死孔融；想做管宁吗？名声虽然高尚，实际上却没有益处。这三条路都不可行。替荀彧考虑，辅佐曹操可以吗？那就应当用忠义的话遏制曹操强暴专横的心，他难道会不畏惧义理吗？这样一来，内心自然专一，行为还有什么可疑？为什么不懂得走这条路，竟使内心专一于魏，而行为又似乎倾向于汉呢？唉！荀彧的才干，大致很像张良，可惜他把曹操当成了汉高祖。过去管仲辅佐小白成就霸业，舅犯辅佐重耳成就霸业；然而孔子对小白加以匡正，对管仲以仁相许，对重耳则说他诡诈，而舅犯从未留下显露牙齿的言论。这是为什么呢？

译难道不是因为小白有尊奉周王的心，管仲辅佐他，于是形成了下拜接受祭肉的风气，天下知道有君主而不知道有臣下；重耳有不尊奉周王的心，舅犯辅佐他，于是形成了召见周王、请求开通隧道的风气，天下知道有霸主而不知道有周王。曹操没有尊王之心，比晋文公更严重；荀彧教曹操的罪过，也比舅犯更重。刘备听说荀彧死了，所以说：“老贼不死，祸乱就不会停止。”范晔虽然执笔作史的臣子，果真能像刘备那样识人吗？《河朔挈地还天子论》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君臣不能树立威信更大的了。不能树立威信的弊病，开始于柔弱怯懦、废弛不振，最终会导致大坏而无法挽救。所以古代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即使疆域绵延万里、拥有百万军队，形势不能说不强大，但却不能凭此号令天下，有时甚至走向削弱，这是为什么呢？做君主的柔弱怯懦、畏惧退缩，只考虑一月几个月的劳苦，却忘记千年的祸患；做臣子的委靡软弱、圆滑成熟，只守着因循常规的言论，却不能通达事势的变化，所以弊病发展到不能树立威信，国家于是日益走向削弱而自己还不知道。至于刚强明断、果敢决断的君主，慷慨豪迈、通达有为的臣子，就不是这样。当他们趁着天下动荡之时，承接前人造成的削弱局面，心里认为如果不能奋发刚健、荡涤整治，使国家卓然有所建立，就不足以控制天下的变化、平息天下的动乱；因此君臣共同谋划而有所建立，张弛纲纪，振作号令，收取天下的权力归于君主。所以四方即使有强臣悍将，听说朝廷上君主如此，大臣又如此，便惴惴不安，只怕早晨不表示顺服，讨伐叛乱的军队晚上就会来到自己的境内，于是交出户籍，带着土地，奔走匍匐，唯命是从。唉！能否树立威信，关系到安危竟然如此，怎么能不谨慎呢？我私下考察唐朝，自安史之乱使天下动荡以后，肃宗听信仆固怀恩的建议，把河北土地瓜分后授予叛将。到了代宗、德宗时期，藩镇势力跋扈而欺凌京师；到了宪宗时期，河朔地区却交出土地归还天子。难道是时运使然吗？还是藩镇大臣过去喜好作乱、今日忽然悔改了吗？不是。一定是由于某种原因才形成这样的结果。我曾对此解释说：代宗、德宗时期的君主柔弱怯懦、畏惧退缩，不能有所作为；他们的臣子又委靡软弱、圆滑苟安，所以弊病起于不能树立威信，日益走向削弱，于是藩镇跋扈而欺凌京师。到了元和年间，宪宗凭借刚强明断、果敢决断的智慧，任用臣子裴度；裴度竭尽慷慨豪迈、通达有为的才干来辅佐君主，所以国家卓然有所建立，于是河朔交出土地归还天子。请让我把这个道理说完：其一，《易经》有六十四卦，而《乾》卦居首；仲尼作《彖传》一定说：“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由此看来，天之所以刚健不息，是因为它运行而有所建立。正因为运行而有所建立，所以春夏生长养育，秋冬肃杀；它的光明成为日月，它的威势成为雷霆，它的恩泽成为雨露。假使上天不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它将呆滞僵硬，逐渐腐败而不能自我振作，何况能够养育万物呢？唉，凡是拥有天下国家的人，承接微弱衰败之后而想要制服跋扈的臣子，这种方法也不能失去。况且跋扈的臣子，常常兴起于姑息的时代，而不兴起于刚健的朝廷。为什么呢？他们畏惧刚明果断的君主，却轻视柔弱怯懦的君主；忌惮慷慨通达的臣子，却亲近委靡软弱的士人。譬如妖禽孽狐，白天便自行潜伏，到了夜里才制造不祥。假使君主有一天赫然振作，施展刚明果断的威势，使天下知道君主想要有所建立，那么臣下在这种情形下，聪明的人贡献谋略，勇敢的人献出生命，纵横驰骋、颠倒变化，没有什么不能施行，那么所谓跋扈之臣，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过去东周衰落，从夷王走下堂阶开始，平王东迁以后，两观衰败而臣子的礼节消亡，朱干设置而君主的权力受限，征伐不听从天子的命令，号令出自权臣之门，命令不能施行到数百里之外，诸侯的跋扈也很严重。然而周朝君臣不能有所建立，所以一千八百个国家，最终没有听说有谁交出一寸一尺土地、归入职方的户籍，最后终于因封建制度而灭亡。唐代的镇帅，相当于古代的诸侯，当时的跋扈尤其超过周代，那么君臣能够有所建立，难道一天也可以没有吗？然而这种方法，在代宗、德宗朝失去了，在宪宗时代却得到恢复。为什么呢？唐朝从肃宗到宪宗，国家不能树立威信，大概已经四代了。肃宗只求安逸，代宗、德宗宽柔姑息，所以三镇能够割据河北。德宗姑息，顺宗在位时间短，所以三个叛镇能够分别在燕赵称王。牙璋所指挥的军队，横行放纵，无所不至；京师的禁军从未迫近强悍将领的城池，两河的贡赋从未进入大盈库，朝廷越来越弱，藩镇越来越强，而当时的君臣正双腿发抖、胆战心惊，缩头畏惧，又怎么能够让做君主的奋发刚明果断的威势，让做臣子的竭尽慷慨豪迈、通达有为的才干，来清除累世的动乱呢？所以我说：这种方法在代宗、德宗时代丧失了，这就是藩镇跋扈而欺凌京师的原因。等到宪宗承接四代削弱之后，跋扈的臣子一天比一天强盛，傲视朝廷，气势汹汹而毫无顾忌。宪宗从即位之初就慨然发愤，看见三镇越来越强，又为四代不能树立威信而愤怒。于是他环顾朝臣，决意任用裴度，大举九节度使的军队，四面征讨不服从的势力。第二年平定夏州，又过一年平定蜀地，再过一年平定江东，又过一年平定泽潞。只有吴元济最为强悍，他联合王承宗、李师道作为相互支援的羽翼，宪宗和裴度又决意平定他。然而这一年高霞寓战败，第二年李光颜战败，再过一年袁滋战败，所以萧俛劝阻，王涯又劝阻，李逢吉也跟着劝阻。宪宗和裴度平定吴元济的决心也稍稍动摇了。但宪宗仍认为倚靠裴度足以攻破三个叛贼，裴度也发誓不与叛贼共存，所以终于斩杀吴元济，把首级献给宗庙社稷。我曾私下探求宪宗任用裴度的意图，以及裴度辅佐宪宗的心意。他们的想法是：三个藩镇如此强大，四代君臣如此不能树立威信，如果我能在这里扫除前代的弊病，卓然有所建立，那么就可以斩杀吴元济，使河朔听命。河朔平定，天下就会服从。所以君臣共同谋划、共同图谋中兴，那么他们所建立的功业是怎样的呢？当时河朔即使不愿交出土地，难道还能不被平定吗？因此元和七年，田兴把魏博七州归还；元和十三年，成德权把沧州、景州二州归还；王承宗又把德州、棣州二州归还。这几个叛贼，难道是出于忠义之心而想尊奉君王吗？

译大概是认为朝廷之上有刚明果断的君主、慷慨豪迈而通达有为的臣子，像今天这样，如果不交出土地，明天斧钺就会加在我的脖子上。即使想不交，形势也不允许。所以直到今天，回想他们刚健的威势，仍然令人凛然生畏。故我说，这种方法在宪宗时代得到恢复，这就是河朔交出土地归还天子的原因。由此断然论定，不是宪宗不能任用裴度，不是裴度不能辅佐宪宗。总之，不是二人有所建立，就不能使河朔表示顺服。假使二人出生在贞元以前，藩镇就不能扰乱唐朝；如果出生在元和以后，藩镇就不会使唐朝灭亡。为什么偏偏降生在僖宗、昭宗之间呢？按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说，实际上与宪宗、裴度的时代没有不同。然而当时的君主大都柔弱怯懦、畏惧退缩，朝廷大臣又委靡软弱、圆滑苟安，所以都不能有所建立，终于使奸臣得以暗中转移唐朝的权柄。若不是这样，那么唐朝作为唐朝，难道只会局促地经历十八位皇帝、三百年而已吗？赋 《圣主明目达聪赋》君主既然能够通晓圣人的道理，广泛通达，观察万事而使目光明察，兼听众人的谋议而使耳聪明。他以大中之道包罗万物，驾驭这远近广大之地，完全消除壅塞蒙蔽，彰明我视察听闻的公正。私下推究，距离没有比四方更远的，事务没有比众多政务更繁杂的。把广泛照察作为德行，才可以周遍无遗漏；把自私自利作为智慧，又怎么能兼听并察而不被万物蒙蔽？独具卓越才是圣明；只有广泛充实睿智，才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必须彻底通达聪明，才能大亨通而守正。于是天地运行，运行的规律无法窥测；日月照耀，光照所临没有遗漏。纷繁地裁决万端事务，高远地统临九州众民。若不果断除去壅塞，就会自己招来蒙蔽欺骗。因此无论远近，都要看见、听见；把天地四方的广大纳入我的耳目职司。更加广泛而深远，顾念一身独自运转，扩大所闻所见，把万物全都周遍知晓。不是随意观看，而是观看进善之旌；不是苟且听闻，而是听取敢于进谏之鼓。凡是有形有声的事都一定察知，没有幽隐偏远之处不能看见。对内照察群臣下属的邪正，对外考察百姓民生的疾苦。广泛开辟治理的道路，确实称得上英明的君主。知道自己身居君位而刚强有操守，独自冠绝群伦。戒惧看不见、忧惧听不到，坐在朝廷之中却周遍天下。大体说来，如果把个人独见当作见识，怎么能够完全察知远方；如果把片面听闻当作听闻，就难以通达臣下的实情。一旦顺从朋党偏私的蒙蔽，就会逐渐听信浸润式的谗言。因此我在内整治五事，在外周遍八方。广阔啊，尧的听闻没有被隐藏的善言；伟大啊，舜的观察使众多事物都清楚明白。由此可知，耳旁垂挂黈纩是为了堵塞杂音，面前垂下冕旒是为了遮蔽视线。大概是为了使幽隐之事都一定能够通达，却担心视听的责任被一人独占，不能谋求广泛访问。既然摇动纳谏之鼗鼓，仍恐怕事情不能听闻，于是又设置求言之木。这样，不出门户便能清楚看见四方之外，不下坐席便能完全掌握各类事务。明察无论幽隐都能照见，德行广泛运行而如同神明。这确实由于在衢室咨询谋划，在总章广泛询问，明暗之事都加以考察，哪里还需要等待魏公的回答？制定谋略、成为智者，自然符合箕子的陈述。师旷不是没有听见，只是听见六律的声音；离娄不是没有看见，只是只能看见一根毫毛的末端。任凭个人的狭小见解而偏私顺从，就会使众人的实情被壅塞阻遏。这难道是懂得圣天子廓清万里的刚明、向四方通达而五路畅通吗？《太学教化之宫赋》太学在中央建立人文教化，在外广泛推行圣明神圣的治理，确实是教化之宫。它设置在郊外，于是更加重视上都的根本；首先从这里建立地位和形势，成为四海的风范。君王每日安定四方，独自观察万物的变化。他认为教养的方法不建立，士人就可能轻浮放纵；认为儒术的治理不实行，风俗就将鄙陋奸诈。于是就在天子的都城鼎力兴建学校，凡是求问道理、承受老师教诲的地方，没有比这里更尊贵的。应当逐渐施行仁义、磨砺德行的方法，从这里向下推行；轮奂壮丽的儒馆，合乎圣明时代的典章制度，尊崇老师和朋友，用来对士人加以琢磨培养。举行养老礼而向人显示孝慈，士人戴方形帽、迈方步，庄严肃敬地来到这里。夏天奏弦歌，春天诵读诗书，洋洋然歌咏思考。在这里施行五教，使各方风俗受到感化。设置序、开办庠，正是用来显示神州的盛大；移风易俗，是王政的根基。桥门之外高高耸立，巍峨壮观；泮水环绕流动，水势浩荡。君主由此树立表率，端正万方风俗，于是百姓如草随风倒伏。说它的治理由内而及外，说它的听闻由近而及远，使神圣之道无所不在，靠的就是儒学宫室作为根本。以此取信于天下，不能越出五学的庭院；使黎民发生变化，不能越过三雍学校的门槛。试论天下百姓的风俗极其繁多，应当用什么办法使他们归入正道？陶铸治理九州的范围极其广大，又应当怎样去成就它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树立典范，想使人转变心志而归向正道，没有比兴办学校、振兴儒学更优先的了。风俗已经由浇薄转为端正，自然不会再有故态。成均之法，首先在京师这样的广大区域施行，严格确立东序、西序的名称；禹的声教远播，创立上庠、下庠的制度；舜的德化广泛施布。大凡要使百姓达到和乐的境界，以教化为先；要使文明畅达于世，以学校为重。教化施于上而下，谁不会受到感化？学校设于中央而推及四方，没有不肃然起敬的。因此，王朝百姓归于安乐美善，俊秀之士都有崇高的奉献。环门入学者达亿万之多，超过汉代太平盛治；负笈击鼓求学者三千，胜过唐家高拱无为的盛况。若在文物渐微之时、干戈平定之后，声誉仍郁结于中原，礼让谦逊尚未复还乡里，这时想施行善教，使人仰首向善，尤其在于建立学校。事情如果已经教化成功，难道不是伟大的吗？世祖亲自临视，必在投戈息兵之初；武王袒臂割牲，也率先在放归战马之时。如今我朝皇帝建立学校，收藏弓矢；道德的威严既已肃然向外施布，礼义的风俗也应当油然而然地在内心兴起。三王四代的宏大美善，又在这里重新兴盛起来，真是盛大啊！

译钦定《四库全书》《莲峯集》卷九，宋代史尧弼撰写的启文。贺晁子止除任合州启 恭敬地听说您屡次蒙受恩荣，光彩地接受郡守之任；一旦受命出守，早已在民间歌谣中享有声誉；三次受命而更加恭谨，应当更加兴盛地承受上天的眷顾。恩宠接连而至，欢喜称颂的声音交相传来。恭敬地想，知府学士您学业履历精深，器度资质宏博：大概以文元晁迥的事业涵养自身，以太史晁无咎的风骚加以发挥，以景迂晁以道的道术和数理作为根基，以崇福晁之道的文辞华美装饰外表；完整承受祖师衣钵，精微奥妙贯通于心传，又使家声更加显著，集大成于玉振之中。所以您虽然身居二千石的尊位，却不因富贵而骄傲；又阅读三万卷藏书，间或显露其中的余绪。朝廷将要重用您，哪里会久居此地？只因赤水、巴川之间有铜梁、石镜的奇景，冠盖往来，万艘船只聚集在江边；仙人神真时隐时现，在茅山留下九链的遗迹。借助道德之光照临，希望风流文采能够遍及此地。正是平坦正道展开的日子，您的行程已经启程。大贤群起升进，文章气势如倒倾三江；合州又可借稽古之力，政事已有成效，姑且试展新磨之刀；还以为温席未暇，谁知追锋使者已经迅速到来。某人早蒙您的恩奖，忝预姻亲之列；听闻美好任命传布，喜悦使穷途也相互映照。私下分得您的余润，仍切望得到小人的便利；等待您进入中台，那时便要为天下公开庆贺。谢解启 我听说，万物无论大小，都必定有用于世的时候；人无论贵贱、贤能或不肖，也必定有为天下办事的地方。农民凭耕种，商人凭贸易，工匠凭器物，掌握各种技艺的人各以自己的能力听从天下的役使，不敢落后。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上天赋予我的使命本来如此，不可停止罢了。君子立身于当世，难道会没有上天赋予他的使命吗？这种使命得之于天，根植于性命之中，发而成为道德、仁义、忠信、孝友以及礼乐文章的光辉，再把它们推行于天下以成就事业，这就是君子受命于天而不可停止的事情。农民一天也不能不耕种，商人一天也不能不经商，工匠一天也不能不制作器物，各种技艺之人一天也不能不从事自己的事业，所以君子也一天不能不求得机会为天下所用。古代做官的人，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就要悼惜；即使有一天出境，也还要带着贽礼。这难道是喜欢进取、羡慕名位而求取富贵吗？不过是要端正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罢了。某人愚昧不肖，哪里敢把自己列在古人之中？然而内心衡量自己的微末之处，也还不敢自暴自弃。往年亲近我的人考虑到我所听闻的事情不广于四方，于是命我远游，因此跋涉万里，冒犯险急的水势，来到东南。后来我翻然渡过沅水、湘水而归。我的心虽然未必专意求取仕进，但内心也想有所用于世，以端正上天赋予我的使命，这种念头也从未有一刻稍稍忘却。因此，参加科场考试的事情，有时也不能避免。恭敬地承蒙某官不嫌弃我的愚拙，从各方面扶助、羽翼、推举我，意思是想使我在当世有所成就而后才罢休。如今得到的这点微小收获，虽然不值得说，但也确有自己的缘由。唉！上天如果只是想困厄我的身世，使我埋没草莽而不能施展，那也就罢了；或者上天想把我用于世间，必将从今天开始，那么这恩赐又是多么深厚啊！有人拿千金给别人，别人未必高兴；若以一句话相助，别人却终身不会忘记。何况三年之间，我每天拜伏在您的门下，又承蒙您的奖掖借助和诱导扶持，您似乎已经了解我内心的抱负，不愿让我庸庸碌碌地同您相期于高明、博厚、悠久的境界。《诗经》说：‘我思念古人，实在与我的心相合。’何况是生在今天而能与我的心相合的人呢？因此不能不向您致谢。谨此写成启文，略述内心真情的万分之一，呈给您的属下。致青城程县宰启 恭敬地听说您荣任铜章官，居处在古代子男爵国的地域；光临玉垒山，那里号称佳美山水之乡。正当您初到任时，便迅速而严明地报治理政绩，士人更加仰望，民气已经和顺。大概治理百姓的职责，确实要以和乐仁厚、风流雅正为贤能。但近年来迫于输纳赋税的紧急压力，每每听到督邮到来便恐惧，还没有感到县令的尊严。虽然想抚琴治理，哪里还能闭门高卧？只是皂江、岷岭，实在是两蜀秀美灵异之气所聚集的地方；何况还有福地洞天，群仙在其上翱翔。竹林与云气相接，山色翠绿流动，不妨带着骑从多次游览，或许可以暂时放下簿书而一笑。回看这个县境狭小的处所，难道不是在吏务中隐居的奇处吗？如今因为地方灵秀而处在名胜之中，想来某官本是江乡人物中的英秀，情谊如酥酪般亲密，家族声望已经可与苏氏、陈氏并列；政绩长久流传，足以和鲁、卫相媲美。两州辅佐治理，如泛游于绿水上的红莲；百里之地承受您的政令，如同迎接西山清爽之气。再凭借您的才华锋刃，使废弛和应置之事的纲纪焕然一新；兴起鲁恭、卓茂的遗风，接续这悠远的传统，追随清献公汲黯的足迹，从这里开始。怎能让千里马的才能久被埋没，也不过是暂时试用宰牛小刀罢了。至于我，才如无用的樗树，居处只是微小的蓬门；双亲年老，常年卧病，平生只能靠半菽之食奉养他们；我一身又恭敬地蒙受乡里的依托，正借助江河般的恩泽。虽然知道您是为了三十六峰的旷达胜景而来，但我能够沐浴在您的深厚仁德之中，也就是十万余家百姓的庆幸。我再三拜舞，感激之情超过寻常万倍。谢王郎中启 像我这样迂拙愚昧，有什么可取之处？起初并没有在您堂下进言，却受到过分优厚的奖拔，蒙羞列入幕府的选任。我们平素并无交往，宠命却偶然加于我身上，难道只是拂拭我的平生而已吗？我正庆幸自己的才华得以凭借您的吹嘘而显露出来。恭敬地想，古代已经久远，遗风也不存在了，谁能在寂寞冷落之际收取人才？明察鉴别人才，若不是在寻常之外用心，又怎能挽救日渐衰颓的风气？难道没有有德之人奋力振兴这条道路吗？我学问浅陋，只惭愧于勉强自守；才能不足以适应时势；生来疏阔，命运又屡遭困顿；以阅读经籍为乐，把出仕或退处都置之无心；粗居蓬荜，任凭穷困或通达由命运安排。没有经过介绍，忽然奉到您的文书，使我得以陪游宾佐之列，将要实现安车奉养之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殊遭遇？恭敬地想，某官天性中和，道德尊崇而合于皇极，贯通百代学问而归于实用，穷尽万物变化而以仁来推行。我私下考察您在先朝的声望德行，又得以听闻故家遗留下来的烈绩：昔日在祖宗时代，确实深谋社稷，功勋事业不可磨灭，诏制都完整保存；祖孙相望，本应同列近臣，只是暂时委屈星使亲临，聊且庇护井络之地。哪里料到我这种朴陋的学问竟特别蒙您深知？您俯察我孤独的踪迹，我凭什么来辱列湖南宾客？仰望您崇高的德度，又怎能攀比江左人物的风流？我只知道更加努力保持操守，或许可以勉强遵循职守；请让我学习为政之道，幸而每天亲近长者的风范。我发誓守住这片心志，以便同众人一起报答您的恩德；一切从这里开始，歌咏称颂之情实在难以陈述。谢李守启

译恭敬地说，恩德有大到难以报答的，私情又有迫切到极其深重的，我冒昧触犯您的威严，哪里料到您竟怜悯而答应了？只有大君子才能推行无所障碍的慈悲，您顾念我这个愚昧不肖之人，使我私下得以实现必定要实现的愿望。唉！手足至亲的极度悲痛，随着阴阳两界分隔而永远存在。寂静的灵帐，长久沉落在萧寺；茫茫原野低湿之地，至今还未归葬幽冥之墓。白发双亲长怀日夜的悲感；手足之情如鸿雁原上相依，一念之间，怎能承受风雨般的哀痛？滞留八年的魂魄，一旦得以归安，这全是因为承蒙某官执法虽严而施行宽恕，持心深厚而守之以公。您的情谊高过重霄，仁德连纤细之物也不遗弃。您怜悯无处归葬的棺柩，实在深切悲悯；察知我不得已的请求出于危急困迫，于是使哀意兴发于黄泉，德泽施及丘山。死者若有知觉，当结草衔环以报答；生者尚未泯灭的心，发誓藏在心中永不忘记。想要赞颂铭刻的私情，笔舌实在难以尽情表达。代朱绵州复信苏邛州季文启 在吴江拜访道别已经很久了，岁月更换，我将回到蜀道，唉，重逢实在困难。远远听说您的桑梓之乡已经充满百姓歌颂父母官的声音，正打算前去庆贺，首先却蒙您寄来书信。感激之情已经充满内心，同时又惭愧不已；精神已经飞驰而去，形体却被羁绊。恭敬地想，某官是峨眉、岷山一带的英杰，也是湖海间的名流；听说您从前已经把心志寄托于广大无边的境界，本不妨暂且如此，却仍然低首处身于车马冠裳之间。想来您已经得到皇帝的简拔，使您继承祖先事业；暂且试任八州督察，不久便升任两禁中的显要职位。说到曲台，想来同僚旧友都能沾染您的光辉和尘泽；愿扶着藜杖，跟随州郡长官吟啸歌咏。代张承务谢试官启 某启：恭敬地看见漕榜，惭愧地忝列被荐举的姓名。私下想，设置科举，是为了搜求聪敏奇异、才华秀发的人才；没想到我这孱弱的资质偶然合乎规矩准绳，学问还不知道方向，宠遇忽然到来，反而像受惊一样。曾听说古代国家取用人才，必定教育培养很久，而不是在一时之间选择；所以当时君子求学，也都是平素涵养充足，然后在某一天施展出来。教导不长久，就可能流于苟且简略；涵养没有根基，就将流入轻浮。因此，上面取人的法度极其严格周详，下面求学的方法也极其艰难完备。先把人安置在庠序学校之中，然后再把他们置于选拔、评论、辩论的范围；大的方面一定使他们通晓道德性命的道理，小的方面也要学习射、御、书、数等细节。取士虽然十分严密，天下人却不认为烦琐；求学虽然十分长久，天下人也不以缓慢为忧。务求充实其实际，不追求虚名，因此能够网罗当世英才而不遗漏，陶冶成就一代风俗而达到治理。人人知道积累学问的美好，自然没有苟且求进的风气。我虽然愚笨，学问又迂阔疏浅，但从童年起，便深深杜绝苟且求取的念头；后来徒然游走科场，大概是出于父兄的命令，没想到这微末资质也蒙受甄别收取。这大概是因为某官把朝廷求贤作为心愿，把培育人才作为念头；用心十分广大，将要为一代人公正地选择人才。对人极其宽厚，不要求一个人事事完备，只在今日取其一点长处，要求他日后成为有用之器。仰望您激励、奖掖后辈的心意，我怎能不感激铭刻至骨？发誓从今以后更加努力学习，不辜负您的期望；每天思考修养自身、深入造诣的方法，希望能够略微报答您的盛德于万分之一。考试省闱谢丞相启 与泽宫的俊彦比较，正要在公正的衡量下精选人才；我身居管库之职，却竟然滥列在竽吹之中。承受一时的盛大知遇，知道这是自己极大的荣耀，感激之心深刻至极。于是写下谢启。伏念某学问没有根基，文辞缺少华美。即使是杜牧笔下的《阿房宫赋》，我也早已惭愧于异等；即使充任阮咸那样的骑校，也分隔于清流之外。没想到我这种奔走卑微之人，忽然受到传宣召见的宠遇。回想自己的微薄技艺，竟突然厚着脸皮起来。书中的文字，早已生满蠹虫；如今废弃思考，站在门外，穿着袍服仍不过是同等之人。冒昧掌握取舍人才的权力，或许会使见闻旧习受到惊骇。至于讨论商量政事，参与天子的近臣之列；宴饮慰劳并赐予恩赏，贵重之物出自朝廷内库。这些优异待遇，远远超出寻常。我很想搜求人才如山中片玉，却正担心五色日光从眼前掠过而错失人才。怎能逃脱旷废职责的罪责，只会玷污陶冶人才的大业。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辅弼皇极，以叙明民间常理；秉持诚心而使天命和谐。把宏大的美德记载在白玉上，彰显同德之功；在缁衣之诗中歌咏世代美德，切实笃行好贤之志。特别把褒奖典礼加于洛学，恩光遍及乡里。抑制权贵子弟，放宽寒门士人的进身之路；申明禁令，核实人才能力的实情。这些全是大力扶持公道，卓然增光于斯文。于是像我这样琐碎庸劣的人也忝受任用。某人想到无以报答，发誓不辱没您的知遇。脱颖而出、被选中的人称作再次登科；我自怜今日遇到代替上天施行选择的真人造物主，愿把余生永远托付给他。

译代人上书杨节使 两府节使太尉阁下，某曾说，拥有国家，不能让威望深重的大臣一天没有作用于天下。威望深重的大臣，其功效不只显现在纷乱多事的时候，尤其也显现在太平无事的时代。多事之时，他的功劳明显而容易看见；无事之世，他的功劳隐蔽而难以察知。当他冒着烽烟尘土和箭石，摧毁难以挫败的锋芒，在强敌面前鼓勇进军，取得百战百胜的利益，如雷霆震响，如破竹而下，如把千仞高山上的滚石转动，以捍卫社稷、从累卵般危急的处境中拯救生灵，这样的功劳，谁看不见？等到战事结束、兵戈休止，人民休养安定而从事闲暇之业，但他的威灵所震荡之处、气势所慑服之处，使那些横行窥伺的奸邪之人望见便畏惧，在咫尺之间吓破胆、折损气势；盗贼、寇敌的祸患暗中消除潜伏，不敢发作。譬如湍急险恶的水流、峻险的山岭、神龙居住的宫殿、猛兽栖息的洞穴，仿佛不可侵犯，使社稷稳固如泰山而不动，这种功效尤其巨大，却为世人所不知。如果不是有威猛勇敢的胆气奋发，有智谋方略的运转，有忠诚节义的激烈精神，能够远远超出众人之上，高视当世之外，谁能做到这样呢？由此可知，使国家稳固并不靠山川险阻，使天下畏服也不靠兵器铠甲的锋利，只靠有威望深重的大臣罢了。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多事的时期占了一半；然而它之所以能够立国，只是因为有可以倚仗的威望深重大臣。因此，天宝、至德年间，所倚仗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临淮王李光弼；建中、大历年间，所倚仗的是侍中韩弘、仆射李愬、司空李光颜。难道一定要等到安史之乱、朱泚之乱、淮西之乱，才看见这些人的功劳吗？平定之后，朝廷内部的诸镇、外部的四夷之所以有所忌惮而服从、不敢作乱，只是因为有这几个人罢了。这样说来，唐朝拥有天下，难道不是凭借有威望深重的大臣而稳固吗？由此看来，他们被天下任用，作用实在太大了。恭敬地想，两府节使太尉阁下的智谋、勇气、忠诚、义烈，卓然超出当世。正当敌国深入、四蜀震动之时，您奋然以一身转战百场，对上保卫朝廷，对下保全我蜀地，功劳本已很大。自从议和之后，方圆数千里之间，百万生灵安享田亩农桑之乐，没有烽火、鼓声的警报，全蜀安宁，乘机偷袭的盗贼不再发生，朝廷也因此得以尊贵安稳。这一切如果不是依赖阁下，又能归功于谁呢？作为天下威望深重的大臣，功勋盛大、事业宏伟，我蜀地正依靠您而没有恐惧，您却仍然深守谦德，屈尊礼待士人；这正是当今士人都愿意归依门下而不敢落后的原因。昔日唐代杜黄裳，是元和年间的名宰相，实际上出自汾阳王郭令公的幕府；韩退之，是百代文章之士，却也常常游处于北平王马燧的门下。由此可知，威望深重的大臣，其勋业盛大，可以流传万世而不朽。即使杜黄裳、韩退之这样的贤者，尚且愿意出自其门以托附光耀，何况其他人呢？某人虽只是一个无用之人，但从年轻时也想在当世有所建树，私下仰慕阁下的威望二十多年了。曾经希望能够出身于门下，得以仰见光彩，借托勋名而流传不朽。然而为微薄俸禄所迫，匆忙奔走四方，始终不能实现这个愿望。如今我来任官，恰好得以在旄钺之下庇身，这实在是上天赐予我的，使我能够借机幸会，以实现平生微小的愿望。我不胜踊跃，进身拜伏于墙屏之外。恭敬地希望阁下进用我，慢慢考察我的才能；如果有一点可以充任使令之事，不愿庸庸碌碌而已，任凭裁处，幸勿外传。

译钦定《四库全书》《莲峯集》卷十，宋代史尧弼撰写的小简。致张丞相 今年我寄居在绵竹，所幸每天都在您的府中，屡屡听到丞相您的动静；身在数千里之外却了解得非常详细，仿佛每天侍立在台座之旁，因此也常常用来自我宽解。不像往年偏僻居处，想问候却无从问起，长期怀着歉意，心中不满更加不同。近来冬令已过一半，遥想您依循大道，早晚勤勉；大川正在增添由精神所运化的气象，天与人都在相助。佛氏所谓福德胜过彼者，除了这个还能是什么？我远远借助广厦的庇护，双亲更加康健。我从明年起隐伏山林的计划渐渐可以实现；绵竹一带的民风，我长久以来熟察，实在接近古代礼义之风，只是父兄子弟正在努力求学，而丞相门下近亲中的一两人也聪秀可喜。但乡邑的耕田人和种茶园的人，焦急尤其严重。在嘉州、眉州之间，春天常有饿死者载道，这是我不忍看见的；年年已经如此，又不知道来年春天会怎样？再过十天左右我将回去侍奉邛南，首先想到您的恩情，想前往拜见却不能，临风长叹。恭敬地希望您坐御六气而遨游无极，又有什么可等待的呢？我不胜恳切的私情。近来从戒仲四十九哥那里私下听说，丞相您在奉养父母、问安视膳之余，闭门深居，独自游心于《大易》的微言，著书已经完成。即使这是圣贤的常德，造物主大概也不会允许您忘却世间吧。宓牺氏时代接近太古，遨游于《易》的初始境界；艰难刚刚产生而尚未发展到极点，到了西伯、周公、孔子，变化才达到极点。三位圣人独自体察这种身处险境、抵御艰难的道理，一时乘马虽然仿佛困顿难行，但内心得到灵龟的启示，难道还会因为贪食而失去吗？这件事在当时和后世本来就像鸣鹤的子声一样，没有不相应的。难道不是因为能居处于自己的屋室，发出的言语和行为没有不善的吗？丞相膝下有两个俊秀器识之才，又共同讲习此道，其中的快乐实在难以言说。长公英俊特异、造诣超卓，近来所作文章更加令人快意。又私下听说少公深厚明达，非常奇异。某人遗憾地蹲伏在蜀地深处，不能亲自到门下表达敬意，以求承受余绪，又不能纵观两公的凌厉才华，大大为门下庆幸。凡此仰慕之情，内心究竟如何，难以尽述。匆匆写在纸上寄去。致张丞相之子钦夫 今年来到绵竹，五次收到您惠赠的书信，三次收到您所作的文章，您对我眷顾深厚至极。多年分别以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我慰藉满足。仲随附来的信果然已经收到，严隆的信随后也到了。冬气已经很深，近来侍奉秦国太夫人、和国大丞相，起居情况又怎样？近来我屡屡同仲随交谈，他详细说到钦夫您早晚孝友，上奉尊亲，对外应接事务、酬答交际，一切都周到恳切。贤业进步到这样的地步，仲随极力称道，说着说着不觉感慨流泪。听到这些，更加增添了我的叹息和思念，也使这片心志更加充实；把它推行到四海，哪里不能去呢？文章实在只是小技啊。希望您更加勤勉，不懈不息，这是我深切的期望。楚地、蜀地相隔遥远，遗憾不能同您朝夕相处。仲随每次来访，我们相对而坐，每天都互相思念罢了。听说小道士更加奇异，近来写了什么文章？心中有千万种情意，却还不能尽数表达。只希望您万万保重，使双亲更加安康。答李久善防议 我离开您的门下，又已经过了数月，居住在偏僻之地，不能问候您的起居，思念依依不胜。有人从少城来，每次我都询问您的情况，恭敬地听说近来气体更加充盈，精神气色更加高迈；这固然是道力所致，难道也是岷山、峨眉山的神灵暗中相助，以阴德厚待我蜀地吗？冒昧把听来的消息略作禀报：刘叔夏将赴任眉州通判，而程右史的儿子季侑还没有调任文书，想来您一定已经替他荐举姓名了。这正是小程对您深切的期望；叔夏本来就同右史有交情，再借您的九鼎之言，此事确实可以确定。某人不久将回去侍奉您，谨先把近来鄙陋所作的一两篇呈上，冒昧请您过目，惶恐惶恐。早晚即可当面请您删削，还希望您为朝廷调和谋划一二万分恳切之事，我不胜勤恳。答张德明求志铭 某恭敬地承蒙您专门派人送来书信，伯诚也已经承蒙您的教诲。您的委婉周详和深厚诚意到了如此地步，我是什么人，竟敢承当？只是战栗惶恐。并且得知：霜劲侍奉寿母，令人祝愿起居万福。某人出自朝议先生门下，哪里敢在撰写墓志铭一事上推辞回避？只是文字拙劣疏浅，名声卑微，不是能够胜任的人，怎敢不惶惧呢？承蒙您看重我的意思极其深厚，而且往来再三，诚意激切，使我更加无地自容；如今更不敢逃避使命，以致再次获罪。容我继续构思，然后请您转而请求当世知名的显达官员撰写，以充实此铭，使您的姓名不被玷污在金石之上，那就万幸了。德明与伯氏同年，您却以长者相称，更加不合适。从此请您删去这种称呼；近来督促工匠制作，想来劳烦您的精神了。叔介如今若有消息送到，我即刻前去问候您，再当面致谢。致邛守苏季文 某谨禀，叩首拜上，覆知府太博知炤乡丈台座：近日冬令严寒，恭敬地想您在公务闲暇，安居超然，精神受到神明护佑，起居万福。某人奉养双亲，居住乡里，承蒙大力庇护，粗略无恙；未能拜见侍奉您，倍加保重您的尊体，以等待您被召回朝廷。您是斯文如九鼎般的重镇，不再赘言。东坡先生的精妙道术和绝世学问，已经很久没有在世间听闻了。可是他的余绪发见于文章、政事、言论、风采之中，又有谁能像他呢？恭敬地希望知府太博您慨然收取并继承它。晚年全盘承受祖师衣钵，又重新与此道结盟，使一代士人受益深厚。分得符节暂试治理，开府不久，奇异的功效已经卓然显现。难道正如黄豫章所说的海涵地负、声名与实际相称、内外都称职，如今又在您身上实现了吗？私下想，知府太博您从前道学鼎盛，仿佛将要同惠施、荀子一类人物相期于沧州之外；这难道只是善道显现的一种机缘吗？您的声名流传，不仅使眉山增重，我也承受您的光辉而增色很多。敬仰不尽。从前我在高安奉辞向西而去，四年又没有听到您的教诲和情谊了。对于您的道德文章，我的仰慕究竟有多么深切？自从听说您回来镇守白鹤山，我便日夜伸长脖子、踮足盼望您的绛节到来，心情比邛地百姓更加急切。您开府至今将近一年，距离也不过几舍，我却不能赶到门下拜见以释仰慕；又缺少一封书信来问候起居，输送真情，礼节上好像忙得无暇顾及，难道真是我的本心吗？大概从春末起，朱文约经过左绵，过了夏天直到秋天才回来；又碰上邱嫂从湖外回来，一病不起，灾祸接连烦扰，百般感伤，于是因循懈怠。如今才得以派人来拜访您的记室，恭敬地希望您一向深察。即使您或许会因私情怜悯而谅解我，但我这样忍受惭愧、背负罪疚，又凭什么来寄托这张脸面呢？文 庆公和尚茶榜文

译正当灵妙的茶芽尚未萌动时，整个大地没有任何分别；无奈如今已经碾碎，也不嫌与众人分享甘美，只须凭借世外通达之人，来辨别其中真正的滋味。恭敬地想庆公禅师，根苗特别奇异，风味不同寻常，远远超过百草之端，独自秀立在孤峰顶上。明招的铫子，直至将它踢翻，旧篮子也已经抛下。上至穷尽佛子，下至包括一切众生，如今总共用这一碗茶普遍施与；一同分享甘露，从此不妨让两腋各自生起清风。灵妙的茶芽尚未显露，已经知道它是良善的种子。何况它生在天地之前，自有根本，自然稳固而存。必须让它饱经风霜、成熟充足，不要正面催逼，不要妄自期望，也不要拔苗助长。哪里需要劳烦摘取，便足以作为家中珍宝。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踢翻茶瓶、翻倒铫子，不须再重新拈提公案。把月色储在江中，便是东坡活用茶道的方法。印公和尚医眼茶榜文 我私下认为，从万死之中使一生得以复苏，应当归功于大医王；破除群体的昏暗而独自明彻，这就是圆觉。特意持此绝品茶，远远送向胜流。恭敬地想印公大德，宝镜高悬当空，金篦握在手中，透彻看见祖师的心窍，刮开诸佛的眼睛。哪里只是接受龙树的秘方，恐怕也造就了轩辕的灵妙窍门。九衢昏暗，真正可以推举明月来照临；一片太清之境，岂肯让微云稍有遮蔽？功德实在难以思议，文章也不容易酬谢。姑且凭借两腋生起的清风，来感谢价值万金的良药。祭唐惠父知郡文 士人兴盛，我州的唐公尤其早年秀异；背着书箱求学而飞扬显达，在天子学校中扬名。深深探究浩瀚的遗文，发而为华美文辞，常常超过他人。士人争相取法，刻在木板上传播，直到今天仍被诵读，流传于人们口中。登名于朝廷，历经试用已经很久，后来使您回到郡邑任职，政务才干更加茂盛；才华余力宏大，却收敛在衣袖之中。晚年才执掌符节，镇守一州；千里百姓都感叹从未有过如此神明的治理。为什么上天不肯怜惜而夺走您？百姓的父母官长期病重而永远离去，怀抱才华却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来时持朱色旌旗，归时覆盖丹色铭旐；峡中秋风悲凉，送您的船头向西而去。唉，我与您既是兄弟，又是中表亲属，只能借这杯酒寄托悲哀，恭敬地以这篇祭文相助。有所怀念的只是您的德行，眼泪像水流一样涌出。祭谢宰母太夫人文 我州有潺江令尹谢公，贤能如鲁山之清洁，善政如武城的歌弦；和乐仁厚地治理百姓，不勤劳地挥舞鞭杖，这实在是令母教诲他的结果。只是惭愧我孤陋浅薄而得以参与官场，早已熟闻您的德声，考察众人的说法，他们都说：‘她最初嫁为妇人时便和睦姻亲，家中传承慈爱祥和；肃敬和雍、幽静贞洁、安静专一，芬芳充满闺门，如兰、荪、荃、藻、苹。闲暇时她亲自阅读经籍、图书、史书，广泛搜罗贯通，把经书传授给儿子，连黄金也笑着舍弃；发为妇女的训诫，妇言写满篇章。谢氏蕴含吟咏才华，明白透彻如珍珠；下笔追随卫氏世家，落纸如云烟。具备这些众多美德，正是妇德的完备。诗中所歌咏的女士、夫人，她都有。人们都说应当长寿，哪里料到年华尚未老，风木之悲却不能停止，朝露忽然先行消逝？难道已经乘瑶池云车轻盈远去，或者前往清净之方，安坐在宝莲之上？母亲去世的悲痛，使人攀援也无法挽回。我曾准备登堂，使妇人拜在她面前；这才是以美好仪容奉侍她而周旋。如今我来到这里，只能徒然抚摸几筵，恭敬陈设豆笾，眼泪如泉水般迸流。’ 迁坟祭文 改换坟墓不是古礼。孔子听到下雨，甚至担心坟墓崩坏，悲痛流泪。何况人的遗体归还大地，今天却因迁葬而突然震动、暴露出来。做子女的，怎能忍心看见？然而事情有极大的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先前安葬的地方，水流在寅方；按照风水阴阳之法，这会导致祸患延续。大概这些年之间，血亲相继死亡，共有六人，而且都是长辈。寅方水流带来的祸患无穷，而在世的血亲已经没有多少，若再让祭祀承继下去，不能因为此事而多杀亲族。我想，吾家两位父亲的灵魂也不能安处于这片土地。如今重新选择新墓地，符合吉兆，愿他们从此永远安宁。唉！子孙幽暗愚昧闭塞，不熟悉风水阴阳的道理，使看墓之师任意欺骗误导，荒诞欺妄，竟至于使灵魂的血亲多有死亡，又震动暴露遗体而迁葬，我们将逃到哪里去躲避这些罪责？只愿英灵仍然慈悲哀怜，赦免并保佑我们。祭程右史文 唉！人的出没生死于混沌苍茫之中，难道只是偶然吗？才华有大小，智慧有明暗，传授学问之际，难道也有主管者吗？凡是荣辱得失、升降通塞，难道其中存在定数吗？难道忽然来到又暂时离去，起初也没有定数吗？人与人相聚相离、悲欢变化，死生契阔的不同，难道也有可以解释的道理吗？还是没有呢？是天意吗？是人为吗？谁掌握着这一切？谁主宰着这一切？为什么竟然如此不整齐、不可测、无常？竟使我的悲哀达到这样的极点吗？悲痛啊！人的疾病在于才智不足，而您才智有余；发而为精悍凌厉、淘汰锤炼、峻拔清洁的文章，足以在一世中取得高名，东南和我蜀地的士人都推崇称道您。上天既然把才华给予您，仿佛要让您为当时大有作为，难道到此就停止了吗？您曾在螭坳立身，劝讲经史，掌管诏书，横空飞翔如孤骛，一时震惊朝廷，为什么忽然就被迫退却？被人嫉恨，三次罢黜而归；天地日益开明，才俊日益得到任用，众人都说您将被召入掌管皇帝诏制，为什么竟突然离世而去？您的交游遍布天下，唯独同我兄弟亲密深厚、没有间隔；当年曾在雁峰之前执手道别，约定彼此共同成为岁寒之交。我已经远行千里，奇祸横生，而上天又夺走您使您离去。苍天啊！为什么竟如此狠毒？谁能知道前日的欢乐会变成今日的悲恸？即使如此，您把宠辱看得如同游戏；但在死生关头，难道也能把它当作游戏看待吗？《易》说，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魂变化不息；何况您的英魂如此旺盛，究竟应说是存在还是已经消没？这些只是对通达事理的人说的。若是感情深重、思念凝结，又将用什么来止息呢？谁能以道理诘问这种说法，来舒缓我的悲哀呢？近来因为灾患，全家闭门已经很久；您下葬时我不能亲临墓穴，抚摸灵柩，深深有愧于古人的情谊。您若有灵，请宽宥我的罪过，举起这杯酒吧。墓志铭 广汉杨君大年墓志铭

译绍兴辛未年，我经过广汉郡，太守把我留住在房公湖。有一位衣冠端肃的客人恭敬地来拜见，是郡中人，姓杨，名椿，字大年。我观察他的姿态，外表稳重迟缓而内心敏捷聪悟，多种技艺都会，尤其精通琴和医术，指法、脉法往往都有自己的心得。当月夜时，他必定抱琴而来，在茂树翠竹、湖水荡漾交相映照之间，为我弹奏；饮酒常常直到半夜也不疲倦。观察他的情趣，并不是有求于我才亲近尊重我，而是自然有如此深厚的意味。他的真诚，不以世俗的合拍为标准。有一天，他从容地对我说：‘我很早就失去了父亲，没有人约束自己，偶尔接近了不应交往的人，饮酒赌博，因此放纵荒废；活着时没有得到师友源流的益处，如今才知道求学的可贵，内心因疾病而警惕，只是年岁渐大，处处格格不入而无所成就，怎么办呢？’我对他说：‘像您在琴和医术方面，都能每天有所进步；若把这种技艺和智慧转移到读书上，能够不停不厌地学习，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他于是又高兴又遗憾，从此不再荒废读书。我因此更加喜爱他。询问乡里人，他们都说大年家世代本来以医术富裕，却不是把医术作为谋生的技术；只是看到世间贫困的人不能请医而死，以及误服药食而中途夭亡的人，于是探究岐黄之书、五运六气的变化，又旁求其他医方、脉诀；有所心得后便制作丸剂施给病人。辛未年春天，郡中发生大疫，死者接连不断；有些亲族因为忌讳，连探望照看也不敢去。大年不分地位高低，前往救治，不顾忌讳。家人非常害怕，把他拘在家中不许出去，他便假称要到别处去；许多人依靠他而活下来，他自己也不把这当作德行。偶尔带着钱到集市，遇到贫困危急的人，便从怀袖中取钱给他，连对方姓什么也不问。我因此更加惊异。此后五年，我又经过广汉，他的儿子浩来拜见，并且哭泣着请求我为父亲撰写墓志；这时大年已经去世四年了。我为之悲伤，不能推辞。考察杨氏世代是郡中的著姓；大年的父亲▯，官承节郎，母亲彭氏。母亲去世几个月后，大年悲伤得形销骨立，终于因病去世，享年三十四岁。有一个儿子名浩，三个女儿；长女嫁给朝奉郎张某的儿子某。我还记得在绍兴某年某月某日，随母夫人葬于雒县宗贤乡雁桥里。推究他的内心，最专注于救济他人、赈恤财物之事，后来必将有显达之处。铭曰：志向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年寿却不算短；因孝而死，幽明不隔；前去追随所依靠的人，永远安居于幽冥之宅。杨君夫人彭氏墓志铭 广汉杨君▯的夫人彭氏，去世四年后，将要安葬她的长子松的妻子张氏；张氏同我的外家有亲属关系。杨松又拿我朋友张耆所作的行状来请求我撰铭，我无法推辞。夫人世代是新都县的望族，曾祖父某、祖父某、父亲某，都有学问而没有出仕。她的母亲年轻时就有美善的品性，父母为她选择合宜的归宿，于是嫁给杨君。杨家一向富裕，夫人进门后，一贯以慈爱和顺、恭敬节俭持家，又以周全施予来对待外物，使杨君能够每天赋诗、饮酒、宴请宾客，自得其乐，不知道有家庭劳累。她还勉励杨君，不要用心机算计、钩取拒纳来求富，说：‘财产的厚薄、聚散，既然仿佛有命，就安然接受它，或许可以成为子孙百代的计划。’因此家里虽然富裕，却没有乘时射利的行为。建炎初年，军队兴起，上下都告匮乏，杨君倾尽家财资助军用，朝廷授予他承信郎以示宠荣。夫人劝告他说：‘君主和父亲正处在危难之中，一个卑微的属吏，怎么可以坐受官爵、安居宴乐而自在呢？’杨君因此出任，统领步卒防备边境；因守边有功，升任承节郎。夫人便替他主持祭祀供奉，必定洁净并有条理地料理家事，细微之处也都合乎法度；和睦内外亲属，使人人都得到欢喜；又教育子弟，使他们立志求学。杨君去世后，公婆年老多病，夫人早晚调制汤药、进奉饮食，凡是想要顺合他们心意的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的，使他们怡然快乐，简直如同杨君还在世一样。杨君有一个妹妹，夫人的妹妹也早年守寡，家产空乏，夫人把她接到家中抚养，从不嫌弃；又收养她的孤儿，抚慰照料，为他们聘娶嫁娶，必定选择大家族，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她深厚地亲爱亲族，这类事情很多。绍兴二十三年，夫人因小病去世，享年仅六十岁。族人、亲友以及乡里都为她悲痛惋惜。夫人生平喜欢尊敬礼遇师长儒者，这是出于天性。当初，耆的父亲岷年轻时跟随伯父张公正己学习文章，后来成为乡里的先生；夫人让松跟随他受业，历经十多年，对他的敬爱一天比一天深。一夜盗贼凿穿学舍的墙，想要抢取财物却没有成功；夫人听说后，天还没亮就装好冬衣前去慰问他，她就是这样勤勉厚道。不久，松参加郡里的宾荐，仿佛将要使家门昌盛，以报答夫人教导提携的辛劳；还没有赴礼部试，夫人便去世了。幼子椿因过度哀毁而得病，后来夫人去世数月，他也去世了。有一个女儿已经许嫁，尚未出嫁，夫人便先去世了。孙子、孙女有若干人。松把夫人安葬在雒县崇贤乡雁桥里祖坟旁边，实际下葬于夫人去世后四年的某月某日。铭文说：不以富贵自我娱乐，行为慈祥，彼此防护爱惜；以此延续儒门，使它将要昌盛。时运若不等待今日，便会消亡。我把这些话写在墓石上，使她的墓藏增光。兄长伯振墓志铭 我的长兄明甫，名尧俊，字伯振，年轻时聪颖过人，才华超群，写文章一定追求奇警，丝毫没有世俗气。他二十六岁时参加类省试，陕西、四川的考官中，沈黎守费公枢读到他论述汉代使屈群策的文章，惊异赞叹，认为不是当今人所能写出的作品。他亲自拿着文章给同考官、秘监何公伦看，何公也拿着他的策文来相见，说他懂得治乱的根本，像制举文一样；而驾部外郎李公百药已经评定他的赋、诗，评语中有“天下之选”几字，于是擢为第一人。文章刊行后，士人都传诵它。我当时正在东南行旅，留在所见之处；何公从蜀地把他的文章送给兵部外郎朱公辂，宰相取来观看，赞赏叹息。登黄甲后蒙恩脱去布衣，拟任剑南西川节度推官，又应召担任永康军教授。何公则接受诰命，授左文林郎，任维川郡教授。不久改任四川茶马事务司属官。茶马事务向来号称繁多浩大，兄长刚开始做官，使者职位空缺，所有事务他都裁决处理，没有留下困难。他把自先朝以来赋税征收、支出、盈亏的情况，一天之内全部查究清楚，连长期做吏的人也比不上他。他间或在各台论事，在人群中发言洪亮流畅，声音清越，震动左右，满座都为之振奋，许多利害得失都采纳了他的意见。他风采神气秀拔，见识器度疏朗，所以议论他的人都认为，他的功名可以很快建立，当世的大事也可以交给他办理。

译这些都是我听许多大夫、士人说的。然而兄长从前寄信来江湖间，曾说：“我之所以做官，大概只是为了奉养亲人罢了。”他一定希望儿子回来完成学业，以求得我从古人那里听闻、并且根植于天性的道理。可悲啊！这样一个才华百倍胜人的人，内在的才学还没有发挥到极致，对外也还没有完全施展于实际用途，竟不幸在三十二岁时去世。于是乡里、州党以及天下的贤士，又相互流泪叹息，抽泣不止。兄长性情虚明澄澈，能够贯通古今治道，先民细微隐秘的道理，别人无法穷究推测的事，他一见便能彻底领悟，贯穿融会而没有遗漏。我和三弟竭尽全力，最终也不能与他相比。我们分别七年后兄长去世，去世两年后我才回来；回来两年，嫂嫂刘氏也不幸去世。此前，皇大父的坟地，人们多归咎于风水，说按照葬书是长久不宜之地，所以兄长选择墓地最为谨慎，久后才找到眉山武德乡的山冈。山势如龙，夭矫回旋，投向大溪；溪水停处有潭洞，号称大小龙湫，彼此相望，水色深碧如串珠，又与山势曲折舒缓地相接。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丙申，兄嫂一同安葬在那里。史氏世代登记为眉州青衣人，因此长期居住在那里。自我的曾皇大父以来，家中尚义好侠；皇大父以文章闻名于太学；到了我的父亲，致力于亲身实行学问，周济别人的急难如同自己的急难；我的母亲从旁辅助，毫不厌倦，而兄长又更加优待贫寒的士人。他慷慨大方，把钱财看得如同粪土；有一个儿子宿，孙子更加聪慧，几乎可以说使兄长的事业不会灭亡。铭文说：龙湫的旁边，龙盘绕着山冈；这里是伯兄的墓藏，后代将会昌盛。王老僧塔铭 嘉州龙游一带有个镇叫平羌，临着大江，居民众多而繁盛；有一座院子叫大悲院，高高矗立。市肆中有个老僧绍宗，眉毛浓重，瘦骨嶙峋，颓然出入在百姓之间，供奉钟磬、诵念梵呗。无论街市、郊野还是村墟，他都不选择去处；遇到人不分贵贱、尊卑、老少，都欢悦相处，没有隔阂。有空便敞开轩窗面对竹林，名叫“梢云”，整天孤高地坐在那里，像一截枯木。他平生从未显露过欣喜或忧戚，对于藏有或缺少的东西全都不放在心上；有时有人撬开箱子拿走东西，即使因此贫乏空无，也不因此动心。他活到八十五岁，便去世了，几乎像一个无心无情的人。佛教徒的说法，我不能全部考究，大体是想返归本初，不滞着于外物，使生死变迁不能侵入内心。我不知道师父是否真的通达了这种学说，只是喜爱他能够对一切都不系恋于心。至于今天那些以山林为利，默默居住、缓缓行事，自以为有所获得，然而内心往往一遇外物便暴躁争逐、纷乱不止，不知道自行止息的人，对于佛教的学说，我又不知道他们究竟谁通达、谁不通达。师父在绍兴二十八年正月甲子去世，三月丙寅焚化并建塔。小师法圆既奉养老师于生前，又能厚待其身后，请求我为他的塔写铭。师父姓王，世代都是儒生。铭文说：不住着、不停滞，也不以身自我系留；百年人生如海上的一个水泡，暂且停泊于此，水泡消灭后，今日又将游向何处？哀词 宝文阁学士、开国郡公程丈哀词（并引） 绍兴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开国郡公程公，八十三岁时去世。程公在宣和初年任侍从，持节巡视数道，出镇重要藩镇，晚年封为彻侯，回到乡里居住。他的儿子们有的任二千石官，有的任方郡通守；孙、曾孙、玄孙有数十人，都在做官或求学。每年在他的生日、朔日、望日祝寿时，盛况一时无两，这样持续了四十多年。他年老而更加康宁，聪明才智如同年轻时。如今天下达官贵人，声望地位超过程公的固然不缺；但若论福禄、长寿、善行，以及子孙众多而昌盛，必定要称道程公，人人都认为无人能及。我曾多次考察所谓上天报答程公的情形，确实如此。听长者们说，程公平生统帅边军，从未杀过人。按照军法应当处死的，他必定替他们寻找理由使其得以保全性命；应当徒刑、流刑的，也不稍稍减轻刑罚，而是依照法令论处。每到一处，他都设置方略、严明纪律，人人不敢犯法，边境因此安定。他常常推行这种心意，凡是审理案件都宽恕，治理民财也不肯厚取苛刻。天地的心意，只以养育万物为要务；人如果确实合乎这一点，上天丰厚地报答他，这个道理难道不可信吗？如今人们统帅边军、治理军队，大多忍心杀人，说不这样做威势就不能树立；审理案件务求锻炼逼供，唯恐刑法不够严酷；征敛时急迫苛刻，把百姓的膏脂骨髓几乎搜刮殆尽，却还不满足。因此，有些人不能尽享天年而长寿，有些人虽有富贵，子孙却转眼便衰败，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上天的报应如此明显，世人却从来不以此警戒自己，为什么呢？东坡翁曾写《外祖逸事》，说程公的四世祖曾被冤枉为偷盗芦菔根，宁可免官离去，后来活到九十岁。他的儿子活到八十五岁，曾孙们都做官而有声望。同时代任监司的有三人；程氏德行的源流，已经由来很远。到了程公，更加推行这种心意，使程氏一族日益显达，难道不是这个缘故吗？程公一生处世圆满，还有什么遗憾？我只是哀叹有德的长者在世间太少，所以把他的事迹表彰出来，作为世人的鉴戒，并缀以六章词，每章五句。词说：有显赫的存在，延阁高大；彻侯尊贵，子孙前后相继，金印一枚接一枚。有人驾车出行，乡里人都来观看，指给别人说：这就是长寿善行，使我乡里荣耀的人啊。有高大的宅第，如今已经消亡；从前只是头发花白时，还能在林下宴饮欢笑，扶杖持几，陈列酒器，如今都已逶迤消失。乡里人相互告知，曾经是华美的屋舍，忽然变成丘山；乡里没有了这个人，悲痛无法抑制。观察他的哀荣，平考他一生的行为，正因为他不忍杀人，不以杀戮玷污自己，上天便给予报答。告诫你们后来的世人，努力修养你们深厚的德行，不要陷于浅薄，以此增益程公的福禄，使他的家世永远延续。宇文龙图时中哀词（并引） 龙图宇文公去世时，大夫、士人前来吊唁，都说：“这是当今有德的长者。”当初，他的两位兄长在二府任职，声势显赫，皇上也特别关注他们。宇文公历任内外官职，都有声望；身份尊贵而德行荣耀。我同他相交三十年，他从未对人说过重话，即使地位卑微的人来讲话，他也总是和蔼可亲。听到别人的善行，仿佛是自己做的一样，可以说是有德的长者。如今他去世了，然而这大概只是人们看到了他温和恭敬、自我约束的一面，谁知道他在办事时刚强明断，在进退取舍、持守自身方面，实在非常勇武果决呢？士人之所以不及古人，是因为刚强的人不能沉潜而后发，柔弱的人不能高明而自持；二者都不足以成就德行。锋芒外露的人必遭挫折，只知忍让的人又不能与之共立。像宇文公这样，难道不是既能沉潜，又能高明的人吗？宣政年间，权臣震动天下，天下士人都经过他的门下。宇文公曾与他同朝为官，却丝毫不屈己求容。当时正倚恃太平而忘记乱世，只有宇文公担心国势衰弱。等到他多次向诸公进言而不合，便请求调任外地。皇上留他在朝中任赞读，不准。于是他出任平阳知府。燕山用兵时，燕将刘嗣初刚来分兵屯驻，人心反复不定，形势汹汹，谁也无法测度。宇文公只带一名骑从抵达他的军营，以诚信相待，向他说明失败的祸患；同时暗中部署防备、张扬声势，使那些犀牛、老虎、豺狼般的人安伏帖服，不敢出穴窥伺。

译两河地区因此依赖他而得以安定。当时主管官员正想依靠燕山的战事侥幸求功，宇文公不愿如此，恳切请求解除职务离开郡府。没过几天，刘嗣初叛乱，杀死守将，屠杀平阳。不久两河也相继陷落。后来宇文公任潼川守臣，朝廷正想起用他，他又极力请求任祠禄官。此时蜀地的征敛日益急迫，郡县日益削弱，官吏也更加惴惴不安，而宇文公已经安居家中，淡然自守了。他究竟看到了什么，才会这样做呢？我从东南出行归来，才得以拜见宇文公。他不因我的年辈、爵位、德行而有所区别，与我议论时无所不谈；因此我更加详细地了解了他的内心。我确实看出，他温和而能守正，沉静却能敏锐地预见先机，退让谦下仿佛怯弱，办事却坚毅果断；在进取时能与人抗衡，在退处时又勇于退让。他处事非常勇敢果决，只是遗憾没有在世上充分显扬便去世了。因此我曾认为，像这样才可以称为有德的长者吧？那些甘愿自我卑屈、弯腰跪拜，畏畏缩缩地谨慎到不敢越过丝毫规矩，并把这当作有德长者行为的人，不过是以媚世求宠、固守名位而不肯离去的人罢了，这对治乱之道又有什么益处呢？莠草混乱禾苗，紫色夺去朱色，人们厌恶它，正因为它似是而非。考察评议宇文公德行的人，或许应当把二者区别开来吧？词说：我们衰败的时代太过松弛懈怠了啊，末世风俗崇尚柔弱，像水波一样日渐颓靡啊；凭此去谄媚取悦权势啊，谋求衣食的罗网已经狭窄啊；谁能深入而使浅水变深，便可揭衣涉水啊；我怀念那位君子，面对横流涕泪啊；身披明月般的光辉，处处清晰啊；空旷寥落之中将要展翅高飞，正凌厉而上。啊，忽然看见了什么？收敛身形而离去啊；进取时从容不迫，退处时勇敢锐利啊。曾经如此温和善良，却又能够果断刚毅啊。可惜再也不能使他复起，九泉之下已经闭塞啊。我写下这篇词宣泄哀痛，悼念这个时代啊。程右史哀词（并引） 我州的右史金华公以文章闻名于当世，交游遍满天下；晚年尤其同我友善，大概是喜爱我的真诚，而我也得以了解公的心意。分别不久便听到讣告，我不觉失声悲哀，于是追述他一生的事迹，其中有些内心情怀，世人还没有完全知道。当初公向东游历，我与他同行；主持政事的人一见到公，因他的文章具有西汉风格，便把他荐入策府，擢为右史，兼任外制、劝讲，供职于西清。他多次引用经义，符合国家的政见，皇上用言语称赞他。南方优秀士人，都自认为比不上他。主持政事的人权势更加张大，喜怒任意施展，震惊一世；没有谁不畏惧，争相做柔软圆熟、顺从办事的人。他们认为公稍微回转柔顺，东西两处的官职都可以很快得到；但公一向旷达脱俗，平等看待这些事，议论如风般喷涌而出，直中要害，因此被忌恨排斥。后来命他任安远县令，安远在荒远边徼，人们都说那里不能忍受；公却作歌写诗、饮酒自若，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诗句间含有讥刺，在书信中常常引用譬喻，切实讽谏，都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听到的人因此害怕，更加忌恨他。后来派他任彭州丞回乡，嫉妒他的人接连不断地进谗，于是有了武昌之狱，又有靖川之调任。公从安远归来，在豫章城与我偶然相遇；他欢呼着同我谈论文章，整天都没有表现出自己正在辗转迁徙。他将要赴靖川时，我在石笋峰下为他送行；他面对宾客，仍像平时一样嘲笑谈谑，浩然自得地离去。主持政事的人去世后，公才得以回朝；英俊之士渐渐被升用，凡是起草诰命的人必定要请公来做，可是讣告已经传来，人人都悲悼他有文章而没有长寿。事物的道理是，跌落之后必然重新兴起，兴起后一定会大为振作才停止；这样看来，我难道能不悲伤吗？然而他始终三次被贬，处之泰然，常像在游戏一样，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所领悟才这样吗？又怎么能把死生和寿夭当作悲哀呢？友人家伋、仲安很善于评论公，认为他精明强干而内心坦荡；他看待与主持政事者交往的人，和看待交结一命之士，没有差别。仲安大概是真正了解公内心的人。公的文章世人都知道，却不知道他的内心为何如此，所以我把这些事编次写出，以宣泄我的哀痛，并缀以词说：谁披着云锦般灿烂的羽衣啊，逆流而上，飞向清都的高处；忽然回旋的狂风震荡薄云啊，惊得翅膀折落在高远的关隘。事理有时会被阻遏，但终究必然通行啊，这也是盛衰消长的常理；不须臾停留等待啊，华屋终将成为丘坟。那些车轩冠裳沾满泥污啊，这些翰墨却如彩虹盘旋；若以锱铢来较量轻重啊，实在可见上天一向吝惜。怀抱价值连城的珍宝而自我珍重啊，哪里还忧虑通达或困塞；何况把宠辱当作游戏啊，料想死生本来是一以贯之的。想到仓促分别才过了多久啊，忽然已经再也见不到你的声音和容貌；心中惆怅怨恨而长期摧伤啊，眼泪淋漓，天天潸然流下。可叹露水和闪电都不能停留啊，圣贤又怎能免于此呢？若不是浩劫可以摄取啊，只有微妙本体永不改变。假如我们在这一道理上符契相同啊，将来或许会在无边无际之中彼此寻求。简池守孙公哀词 我州之所以在天下享有声望，是因为风俗敦厚，议论正直，士大夫有家法，子孙又能世代遵守，往往足以流传后世，化导乡里。孙氏自少师公历任内外官职以来，就以风节闻名。简池守朝议公又能以清白廉谨继承这种家风，在家中整饬子弟，一切严格遵守法度；做官时动辄以礼义行事，遵循规矩。在乡里，我州人喜欢议论，通常很难使人信服；但只要说到家法，就会称道公父子两代，始终没有异议。从前我州有个太守大肆谋求奸利、违法乱纪，而且性情暴躁傲慢、行为不善；他依仗我州士绅的声势，故意侵凌侮辱他们，专门用声威吓人，使人不敢窥测议论，于是更加肆意妄为。公从简池请求祠禄归来，太守前来拜见，公依礼只见了一面，随后便告诫门人谢绝来访。于是他深居简出，从未私下同太守相见，使太守仿佛无法判断自己究竟与公亲近还是疏远；直到太守败亡，也丝毫不敢无礼地加害于公。古代做官的人，出仕便把恩泽施加于百姓，居乡则把恩泽施加于州里；至于一举一动都以礼义为准绳，使人看见便可以效法，听到便一定会振作，这已经是恩泽中的上等。至于恩泽更为深厚的，是他去世后还值得乡人祭祀于社，这说的不就是这种人吗？公的品行和政绩详情，墓志刻文中已有记载。我州乡里的评价，以及所有贤能大夫、士人的公论，都写在词中：仰望故国啊，乔木高耸；有德之人已经亡故，还有谁值得我们仰望呢？检验他一生啊，没有丝毫过失；凛然遵守家法啊，使美德世代相传。入学求学啊，出仕做官；佩带徽章啊，遵循道路和轨范。善行惠及一乡啊，人人都以他为榜样；纷纷而来的后生啊，却安然自弃。以旷达放纵为乐啊，把诙谐怪诞当作行事；丢弃规矩法度啊，越过德行礼法。唉，九泉之下啊，再也无法使他复起；用文章表达哀痛啊，告诫我的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