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三 《西塘集》目录　别集类第二【宋】卷一 呈上《流民图》的奏疏 记载三月二十六日以后诸事的条目 免除行钱一事 市利钱 减免三十文以下的税钱 开仓出售米粮 流民 防兵 绘制城外以及开封人折价出售瓦木等事。十一月初一日的奏状 卷二 《大庆居士序》《送王君玉秀才序》《冠义序》——赠给嘉正 《方圣然字序》《方道全字序》《三杜兄弟字序》《潮州吴致之字序》《防子舟字序》《谭文初字序》《王亮弼字序》《王时道字序》《友德斋序》《晋公曳尾堂诗序》《林明中持服诗序》题写郭舜与所绘孔夫子十哲像 题写孙子和宅中孔夫子像 卷三 《来喜园记》《望阙台记》《惠州太守陈文惠祠记》《英州应龙祠记》《连州灵禧真君记》《连州重修车陂记》《邓子山游初轩记》《韶石轩记》《连州新修都景楼记》《清怀阁记》《吴子野岁寒堂记》《泉州进士题名记》《陈彦远尚友斋记》《李天与五经轩记》《豫顺堂记》《新修南山圣寿禅寺记》卷四 《怀集林府君墓志》《谢夫人墓表》《刘公南墓表》《太孺人王氏志》卷五 代写到任谒见宣圣的祭文 代写释奠祭文 代写秋季释奠祭文 代写再次任职时谒见宣圣的祭文 代写谒祭诸庙的祭文 代写再次任职时谒祭诸庙的祭文 代写英州城隍庙庆祭文 代写祭祀社稷、祈求降雨的祭文 代写在龙潭祈雨的祭文 代写祭祀风师的祭文 代写祭祀崇应公、祈求降雨的祭文 代写祭祀显应王、祈求降雨的祭文 代写辞别广利王的祭文 代写林公祭进宝庙的祭文 酬谢明化寺土地神的祭文 祭奠韩文公的祭文 祭奠叶成甫的祭文 祭奠文举 祭奠安之 祭奠萧仲翔 共伯礼祭奠执方 祭奠先父、辞别灵堂 卷六 写给王荆公的信 写给致仕的欧阳少师的信 答欧阳孚仲的信 答复知县李君宝 写给朱舍人的信 写给泉州太守蒋大夫的信 代写给宪使的信 代写给提举达夫再次求助的信 代庆余辨析疑问 代成甫写信求助于曾漕 代写给广西运使的信 代写给徐运使的信 代写给钤辖谏议求助的信 代李秘校请求侍奉赡养父母 代介之再次请求调任京城的状文 卷七 代写连州谢宣谕表 代写韶州谢宣谕表 代写谢太皇太后的表 代写谢钱监减年转官表 代写连州谢宣赐历日表 代写太守谢宣赐历日表 代写谢太皇太后颁赐历日表 代写廖英州因受封其子恩典而致谢的表 代写林丈再次任职致谢的表 代写柯丈因覃恩转为朝议的表 代写进奉同天节银的表 代写太守谢任泉州的表 代写祝贺太皇太后生日的表 代写到任致谢的表 代写英州祝贺平定交州的表 代写祝贺兴龙节的表 代写太守致谢的表 代写接受州敕后的谢表 代写柯丈谢任龙图、知福州的表 卷八 《谢苏子瞻端明启》《受恩复官谢启》《谢广州朱经略启》《谢祖提刑启》《候福建漕徐郎中启》《谢陈刑部启》《谢曹运判启》《邵武谢漕使启》▯运副石太丞启 代替谢帅及提举的启 代替▯安抚内翰的启 代文初致谢许宪的启 代致谢仆射相公的启 代致谢章相公的启 代致谢右丞的启 代林丈祝贺王帅的启 代连州致谢漕使的启 代林丈致候陈察使的启 代致谢座师的启 代太守致谢帅的启 代文初致谢职官的启 代太守致谢宪使、漕使的启 代太守致谢举荐为大藩的启 卷九 致谢莱州太守的答诗 致谢曹公 读孔义甫写给谢丈的致仕诗，有感而作 送陈守仁进入太学 腊月十八日呈给子京 给潮州吴宅的三个外甥看 给女儿看 六镮，资助潮州士人钟平仲 再次来到吴子野的岁寒堂 和孔义再次送谢丈致仕 古代交友之行 教子孙读书 依种道的诗韵，写衙中赏莲花 在公悦席上送周如京 赠云门居士 送声父 感谢太守惠赐酒 呈给曹大夫 醉翁行，赠黎师醇 在江亭与程、瞿二位君子偶然相逢，略饮几杯。太守送来酒，于是写成此诗，送杜靖国出任连州知州。记载连州太守在道路旁栽种树木 给庐山寺的胜老看 依子发的诗韵作劝酒诗 赠余纯臣通判 和李天与秀才 呈给知郡，陈述政事建议 连州斛岭寨的井 论馈赠贿赂 陈元叟的清轩【五言律诗】隆冬时节的桃花 依严巨孟的诗韵作诗【三首】和孟坚二月月底出城之作【二首】在瑞像阁与杨骥雪夜饮酒 和荆公《何处难忘酒》诗 和叔粲《沧浪亭》诗【七言律诗】题仁王寺横山阁 依张子京游天王湖诗作诗 和子忠一同登上西楼 依陈秀才告别之作的诗韵作诗 依子京早春雨中诗的韵脚作诗 赠陈通直的致仕颐寿轩 送林六秀才到广地去，劝他早日归来 依孟坚初冬晴和时见到梨花、桃花之作的诗韵作诗。依张君举秀才的诗韵作诗 题《颐轩》依《环翠亭》诗韵作诗 仲常龙图从广中调任闽地任帅 依张汉公《言怀》诗韵作诗 依太守《仁智堂》诗韵作诗 依《春登楼》诗韵作诗 幽居 依李天与、张温夫的诗韵作诗 辞谢各位知交的招请 呈给苏端明【二首】辞别方公悦 依清溪樊主簿的诗韵作诗 依余纯臣通判《球琅轩》诗韵作诗 依余倅《笼碧轩》诗韵作诗 依广州梁有为秀才的诗韵作诗 烟雨楼 给潮州妹妹看 依子京《下元雨过对月》诗韵作诗 元符年间获释回归，致谢英州太守何智翁 和子京寄来的《霜》诗 依赵资道《秋夜闻角》诗韵作诗 依知郡登高抒怀诗的诗韵作诗 依杜幕《春日》诗韵作诗 依张伯时以再次任职为贺所作的诗韵作诗 依子京《述怀》诗韵作诗 依《麻江桥》诗韵作诗 依张老赠诗的诗韵作诗 观棋【五言排律】谢工部《徘徊堂》诗【七言排律】鸥渚集会【五言绝句】忘机亭 孤屿亭 芳沚亭 读史 论诚 和蔡公《上巳》诗【七言绝句】闭门不出 渔家 见远亭 大水过后，修筑防护前的小屋 宴请十五日相约重阳饮酒，只是忧虑没有登高的地方 走出御史台 在路上看见用绳索牵着五六十个人，这些人负责监管钱财。题灵峰平步亭 随意写成 卷十 《宋史》本传 宋代夏之文撰写的公墓志铭 宋代谢凤叙述的公传 《宋景定建康志》中的介夫传 宋代太常博士刘靖之的谥议 宋代著作佐郎李传道的覆谥议 宋代《景定建康志》所载一拂祠上梁文 宋建炎二年奉安郑先生文 明万历二十年，应天府诸生请求建立一拂祠的呈文。三十一年，应天府诸生请求将郑、黄二公列入祠典的文章。应天府祭文。八闽公祭文 重修一拂先生祠记

译《一拂先生祠录》序 臣等恭谨考订：《西塘集》十卷，为宋代郑侠所撰。郑侠字介夫，是福清人。熙宁年间，他以监门吏的身份上疏，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又把流民图通过驿传递送上去，并再次弹劾吕惠卿的奸邪情状。他正直敢言的声名震动朝野，最终也因此获罪。当时他所保存的东西只有一柄拂尘，所以自号一拂先生。现在这部集子，是明代末年重新刊刻的。叶向高在序中说，它就是依据宋本重新删削编定的：保存奏疏、杂文八卷，诗一卷，另将本传、谥议、祠记等附为一卷；这样看来，它已经不是原本的旧貌了。然而，《景定建康志》中记载的郑侠弹劾吕惠卿、论述西夏事务，以及上呈《君子小人事业图》等奏疏，按道理不应删去，如今却都已不存。大概是因为他被送往汀州编管时，追缴并销毁了他从出身以来所写的文字，于是这些文章也一并亡佚了吧？不过，能够得到其中十分之一，也足以考察看见他言行的大概了。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西塘集》卷一，宋代郑侠撰：《上皇帝论新法进流民图》【熙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臣恭敬地看到，去年发生大蝗灾，秋冬又严重干旱，一直到现在，整个春天没有下雨，麦苗枯焦，黍、粟、麻豆连一粒成熟的种子也没有。十天以来，街市上的米价突然暴涨，人心忧虑恐慌，十个人中有九个害怕死亡。正值春天，却砍伐殆尽、竭泽捕捞；大肆耗费官钱，小心求取一升米；就连草木、鱼鳖也不能生长繁育。蛮夷轻慢放肆，竟敢侮辱君国，都是因为朝廷内外的大臣辅佐陛下不得其道，才导致如此。臣私下认为，灾患有可以招致它的道理，却没有可以立即试验出来的形迹；它的形成是渐渐积累而来的，一旦像狂风暴雨那样发生，就无法再抵御。往往要到血流满地、尸体相借，才知道防止失败；这是愚夫庸人的见识，而古今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圣明神圣之君所以可贵，正在于能够在祸患尚未形成时谋划防范，转祸为福。如今的形势，还有可以挽救的余地。臣希望陛下打开仓廪，赈济贫困；各主管部门那些搜刮掠夺、不合道义的政令，一概废除。这样或许可以及早招来和气，上合天心，调和阴阳，降下雨露，以延续天下百姓濒临死亡的生命，并使宗庙社稷获得万万年无穷尽的福祉。君臣相遇相知，贵在彼此知心。凭臣的愚见，深知陛下爱护养育百姓胜过爱护婴儿，所以自陛下即位以来，只要有利于百姓、便利万物的政令，无不毅然主持实行。陛下的心愿，也是希望人人富足长寿，使他们达到尧、舜和三代那样的盛治罢了。难道只是要小心充实府库、填满仓廪，最终凭借富足、繁衍和强大来胜过天下吗？可是朝廷内外的大臣全不推明陛下的这番心意，反而肆意贪婪刻削百姓，侵害深入肌肤骨髓，使他们困苦得无法生活，眼看百姓死亡却不加怜恤。陛下的存心如此，群臣的行为却如此，不知君臣相遇相知究竟想做什么？难道只想天天越级升迁，凭意气指使别人而已吗？臣又想，什么世代没有忠义之士，什么朝代没有贤德之臣，也只在于君主驾驭任用他们的方法如何罢了。古代有人身在山林田野而不忘君主，甚至樵夫、商贩、普通男女，都想竭尽自己的力量来辅佐君上。如今陛下的朝廷，台谏官默默无言，只占着职位而不敢进谏；事情临头甚至百般规避，不敢担任这种职务；而左右辅弼大臣又都贪鄙猥琐、只图眼前利益，使那些怀抱道术、胸有见识的人都不愿同他们交谈。不知是时势使他们如此吗？还是陛下有什么做法使他们如此呢？如果说是时势使然，那么尧、舜在位时就有夔、契，商汤、周文王在位时就有伊尹、吕尚；以至汉、唐的明君和我朝祖宗的圣明朝廷，都有大忠义、大贤德的臣子分布于朝廷内外。君臣之间的道义，就像腹心和手足一样：君主在上发出号令，臣子在下响应；君主内心发动，臣子在外应和。这样美善的德政向下浸润到后世，草木也会在千百代之后无不欣喜仰慕而仿效。唯独陛下以仁德圣明临朝，怀着抚养百姓之心，而群臣应和的方式却是这样，这并不是时势使然，而是陛下驾驭他们的方法不够明察。陛下用爵禄驾驭天下忠贤，却使他们变成这样，实在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在路旁得到一顿饭的人，便忙忙然设法报答；终身在父亲那里吃饱喝足的人，却不知道感恩，这是庸常之人的常情。如今食禄之人往往如此。依臣所知，君臣之义应当像父子之道：既食君禄，就应忧虑君事，正是把侍奉父亲的孝心转来从事君职。至于‘思考不得超出自己的职位’、‘尸祝不得越过祭祀者的酒肉’，治理厨师的事务、使牛羊肥壮，谋划计算，都应各守其职而不相侵犯。可是国家安危得失，如果知道却不说，难道君主忧虑、国家危急，群臣竟能饱食旁观，把它看成路人的事情而不去救助，还说：‘我各自有职守，天下的事情难道不是我所忧虑的吗？’所以知道朝廷设置官职虽有高下之分，臣子侍奉君主，忠心却不能有两样。与其得罪主管官署，哪比得上不忠于君父？与其苟且容身于当世，哪比得上得罪皇天？臣之所以不避万死，深深冒犯千万重天门来向陛下申诉，全是因为上畏惧上天，中间忧虑君主和国家，下面忧虑百姓的生计罢了。至于臣自身，即使粉身碎骨，像一只蝼蚁一样，也不值得顾惜。臣听说，南征西伐的人，都凭借胜败的形势、山川的地形绘图进献军情，却没有一个人把天下百姓典妻卖子、流离逃散、砍桑伐枣、拆毁房屋并运到城市出卖、交纳官税买粮、惶惶然无以为生的情状绘图进呈。臣不敢把所听到的一切都说尽，只谨慎地将自己在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虽百不及一，但只要经过圣明的目光，已经足以令人叹息流泪，何况数千里之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这幅图谨随奏状进呈。如果陛下看了图而实行臣的建议，十天之内还不下雨，臣就请求在宣德门外斩首，以正欺君瞒天之罪；如果稍有成效，也请依法追究臣越职进言之刑，臣甘愿等待诛戮，以冒犯天子的威严。三月二十六日以后所实行的事项 三月二十六日，郑侠在本门写状，叫马递送到银台通进司投进。状中说：‘奏报秘密紧急之事，关于郑侠擅自发马递的罪，请仍然奏请查勘，臣甘愿服重罪，毫不推辞。’当时韩维主管银台通进司，特意代为奏报，同时收捕驿站铺兵，送往开封府。随即把郑侠擅发马递的事情详细具奏，取来他的奏状和图送到御前。当天已经过了午后，听说皇上反复观看奏状和图，长叹了好几次，随即把奏状和图收入袖中。当夜皇上在寝殿中再也没有睡着，一直到早朝。于是下令差遣韩维查核免行钱的事情，先发还原本不属于行户而缴纳的一万三千多贯免行钱；又把每年免行钱中除应当使用的数额以外的确实余钱一并发还。差三司使曾布查核市易法；派官员到京城各寺院开仓卖米；免除商税务以及各城门商税三十文以下、市利钱二十文以下的征收。命令殿前马步军司列明熙河未用兵以前所管兵数和现今所管兵数。命令三司列明治平以前三司每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以及熙宁以后每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命令熙河路列明自用兵以来所供给的步骑兵数量以及现存数量。

译命令河东、河北、陕西各路查明百姓和财物为什么会这样大量流离。有下令青苗、免役钱暂时停止追索，方田、保甲也一并停止，类似这样的措施共有十八件。到了三十日晚上，又命令韩维起草责躬诏。四月初一日诏令下达，到了初四日晚上下雨。初五日一整天一夜大雨。初六日早朝，皇上拿出郑侠进呈的奏状和图，向宰执宣示，责问他们：你们所奏都说法度修明、礼乐兴盛、百姓安宁，即使三代、尧、舜也没有超过；如今外面的实际情形却是这样！王安石以下的人各自谢罪。王安石当天没有进入中书省，立即迁居定力寺，请求离职。当日各位大臣才知道三月二十七日所实行的事情全是因为郑侠所进的文字。有人认为他擅自发马递奏报，惊动了皇上；有人认为他心神狂乱；有人认为他诋毁良法，请求追捕交给主管官署查勘治罪。御史台直接请求把郑侠交给御史台推勘。此前银台通进司已把郑侠擅自发马递的情况具奏，且已蒙皇上赦免；到这时却又有诏令下开封府查勘。又有许多京城官僚起草文书响应初一日的诏令，到这时都不敢进呈，而奸佞之徒却日夜从匦函投进文字，请求留下王安石主持新法，请求治郑侠狂妄之罪。不久，本月十一、十二日间，因熙河发生小规模败绩，群奸相互勾结，竭力诋毁郑侠，坚持请求继续实行新法、留下王安石，一直争到十五日。京城传说吕惠卿、邓绾等人在皇上面前哭泣，请求留下王安石。忽然十六日，王安石入殿，当晚被锁在学士院。第二天，王安石离京前往金陵，由韩绛任宰相，吕惠卿任参知政事。郑侠因此不断上书。自十七日起，开封府查勘擅发马递之罪，郑侠当即承认；又申明开封府原本与驿递铺兵无关，是郑侠自己出具帖子召来马递，称为奏报秘密紧急之事，不得有片刻停滞，这才使铺兵的罪得以奏请免除，郑侠写下认罪状。自四月十七日皇上听说此事以后，后来中书省收下此案，一直到六月十三日，忽然下令刑部判定应罚铜十斤，奉圣旨释放，依照奏报并特别免除勒令停职。郑侠在京城前后近一百多天，只等待郊礼结束，授予一个广南福建的差遣。出京以后，因为左右大臣的诬陷，皇上的猜疑日益加深。十一月初一日，又进呈文字极力指斥此事，请求皇上亲自召问。本月初五日，接到诏令，追毁自出身以来的文书，送往汀州编管。初六日接受诏令，初七日被押出城门，初九日走到陈州，暂住三日，忽然看见开封府派人到陈州把他追回，不知是什么缘故。到了太康，忽然看见舒亶来搜查衣箱、文字柜等物。不久到了御史狱，才知道是初九日吕惠卿在皇上面前进言。皇上问：郑侠只是一个小官，像青苗、免役等事情，容许他在道路之间听到；至于披甲登殿、禁中君臣面对面说的话，怎么会听得这样迅速而详细？吕惠卿回答说：这些都是韩绛、冯京把事情教导给他、使他这样说的。皇上说：韩绛、冯京是大臣，知道朝廷有不便之事，却不亲自进言，反而让郑侠来说，为什么？当天韩绛迁居定力寺，请求离职；冯京在十一日早朝单独留下奏事完毕。皇上从容地问冯京：大臣知道朝廷有不便之事，为什么吝惜亲自进言，反而曲折地让郑侠进呈文字？一个小官论列朝廷大事，按理本来就不合适，稍加贬逐，舆论很不以为然。冯京于是惊慌奏答说：臣与郑侠一向不相识。皇上仍然怀疑他。冯京退朝后，知杂御史张琥进呈文字，说据传闻郑侠所说的一切都是冯京暗中指使本人，使他进言。冯京身为辅弼大臣，本应与国家一体，知道朝廷有不便之事，却不亲自奏陈，反而结交小人，让他肆意诽谤朝政。冯京奏称：臣与郑侠一向不相识，这件事臣已经当面详细奏报过了。如今有朝臣进言，臣不敢自行申辩；郑侠虽然赴贬所还不远，请求皇上把他追回来对证，使事情的虚实有所归结，因此才有御史台的这场审狱。免行钱一事 京城各行业中以经营获利为生的人上书说，官府每次索取物品，有些不是民间使用的东西，有些虽是民间使用的东西，偶尔也会短缺，通常都要用数倍的价格收买供应官府。如今立法，每年计算官府所需物品的数量，让各行商人共同出钱，由官府预先收买，以备紧急时使用。如果到年终没有用掉，就卖出，最多只收取二分利息，特意因此免除行户的劳役；这样贵在使商人不至于在紧急时以数倍价格仓促采购，甚至损害本钱。这项法律本来很好；如果要真正符合民心，就应让上等行户多出钱，中等行户相助，下等贫困行户特别免除。官府只取够用的数额，不企图获取多余的钱，那就好了。等到正式立法，却不再区分上、中、下等，一律出钱，成了富人的幸运、穷人的不幸。多数人本来不愿意，愿意的人很少。法令刚设立，随即又有指挥：原本不属于行户的人，不得在街市上买卖，以免同缴纳免行钱的人争利；必须各自到官府投充行户，缴纳免行钱，才可以在市场买卖。不去官府自行投充行户的治罪，告发者有赏。这条指挥实行了十多天，京城里即使街上提着瓶子的人，也必然投充茶行；挑水、担粥的人，乃至卖麻鞋、头发之类的人，也没有谁敢不投行。适逢我向丞相献书时谈到此事，又因黎东美此前已经详细陈述，接连听说已有指挥，稍微挑担负贩的小商贩可以免于投充行户。然而所收的钱数已经超过一万缗。三月二十七日圣旨中首先发还的，正是这项免行钱。市利钱

译有人建议说，各城门以及本税务的税钱数额之所以亏折，都是因为官员给商人减免税收过多，而胥吏收受财物，彼此共同隐瞒偷漏，谁也不知道；于是市易司拦截商旅，把货物送入税务官府收买，商旅也不再纳税，因而造成大亏损。于是制定专门拦截的条款，拦截人员都有食钱；官员不得擅自减税，也不得借专门拦截之名取钱；依照仓法，官员无故减税要停职替换，并责令追问各处申报执行条款。官税每一百文，专门拦截等人员按惯例应得十文，于是官府便以此为定例：每缴纳一百文税钱，另向客商收取六文事例钱，用来供给拦截人员的食钱。不久，市易司在申报收取事例钱时作弊，声称所收税钱不到十文的也收十文；这显然是说所收事例钱不到十文的也收十文。等法令实行后，又说所收税钱不到十文的也收十文事例钱。比如苎麻一斤收税五文，山豆根一斤收税五文，却另外向客商索取十文事例钱。本门认为不便，向尚书省申报，但市易司并不执行，导致客商因事例钱多次同拦截人员拉扯争执，说：‘我已经缴了十文官税，你还向我要什么事例钱？必须把条文说得清清楚楚，我才肯交钱离开。’ 不到三五天，适逢三月二十六日的奏状得到三月二十七日圣旨批准，市利钱二十文以下一律免除；也就是说，只有所纳税钱达到三百文以上才有市利钱，税钱在三百文以下的都不再收市利钱。详细考察主管官署当初立法时，是把拦截人员所得的市利钱用来供给他们每月的食钱；不称作事例钱而称作市利钱，大概是取《孟子》所说‘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来命名，是为了贬低这种行为，却又进一步多收钱来增加官府收入，难道不是荒谬吗？所以圣上听说后，规定税钱三百文以下一律不收市利钱。税钱三十文以下免除 自从市易法实行，商旅突然不再进入京城，争相从都城外绕道经过河东、陕西；西北客商经过东南，也是如此。大概各城门都依照市易司的指挥：凡有商货进门，都必须全部押送到市易司由官府卖掉，因此商税大为亏损。上下官员共同隐瞒，朝廷便认为各城门近来多有减免税收，导致严重亏折，于是制定拦截人员的仓法；监官减免一文以上的税，就停职替换。由于税钱征收严紧，凡出城门的人，即使只有一两顶头巾、十几把木梳、五七尺衣料之类，也都必须先到都税务印税，官府发给引照，才允许出门。一天之内，竟有几百道引目出门，不过收三五文税钱，却还必须得到引照，门头才肯放行；否则就要定罪抽分，实在令人惊骇可笑。到了三月二十六日奏上，依三月二十七日圣旨，三十文以下的税钱一律免除，于是这些纷纷扰扰、可鄙可恶的事情就没有了。开仓卖米 自三月初十日以来，听说市易司抵押米粮，前往支取。十一日以后，听说米价天天上涨，从八十五文一斗，涨到二十五日一斗米一百零五文。依三月二十七日诏令，派官员到京城各寺院卖米，当天米价顿时下降。到三月三十日，市场米价每斗七十五文。当初，青苗钱、免役钱的欠款很多，百姓无从偿还，所以市易司允许用田宅、店铺、房舍之类抵押，官府出米出售。传闻官米每石价格连同利息共一贯，而在京城以官米作抵押的商人每斗只能得到七十五文，舂米簸米后出售也只有八十五文。这不只是使欠青苗、免役钱的人稍微缓解了追索的急迫，也使京城米价依靠它而稍稍平稳。计算他们领米出仓，在京城每石已经不到二百五十文；但不知道他们计算每斗领米以及后来还纳入官时，是否另有费用？凡官府想用钱粮来缓解百姓困苦，却没有使他们的困境反而转为更加紧急，都是这一类情况。流民 自熙宁六年冬天起，流离失所的人接连不断；到七年春夏之间，不知有多少，成百上千万人。每逢风沙弥漫、天色昏暗，大的乘车，小的挑担，扶老携幼，堵塞道路；有二三十人的，也有三五百人的，各自都有成群的同伴。然而衣服破烂，即使车上也不过只有一两口锅，破笼、破甑、瓦器之类。问他们迁徙的原因，都说接连几年遭受蝗灾、旱灾，所以到南方赶熟。但实际上也是因为兵事正盛，各种物品价格飞涨，无法自行谋生，于是才这样流离迁徙。他们所经过的地方，从京城向南向东，都在堤坡野地栖息、露宿，采食鳬茈、野菜之类。其中稍微富裕的人，问其迁徙原因，说：贫家富家、大户小户都彼此依靠，贫者依附富者，小者依附大者，用来养活贫弱者。富者也依靠贫者来成就自己的富裕，大户也依靠小户来成就自己的强大。所谓富户大户，不过有财帛、仓廪之类；小民没有田宅，都是寄居在人家那里。他们负贩、耕耘，无不从富户大户那里借本并付息，然后富者日益富裕，再把租居在其田宅中的人当作劳力。如今贫者、小者已经流徙，田地无人耕种，房屋无人居住，仓廪中的财物粮食被众人争相搬走，谁来守护呢？这就是人们不得不跟随流徙的原因。神宗皇帝最为大动圣心的，只有图中所绘的流民一事。即使他们瘦弱憔悴、满面愁苦，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老幼相互拖累，接连成群，哪里是小孩子学画所能仿佛描绘的？到了三月二十七日，圣旨命令河北东西、陕西各处查报百姓财物为什么这样流离。听说各处回复的都说，只是些少量赶熟的人，没有大的流离；又说这些人南下北上，各自都有名为鷰子田的田地，北方旱了就到南方，南方荒了又到北方。这些全都是严重欺骗圣听。皇宫深处，怎么能够知道民间共同承受的苦乐呢？阵亡士兵 癸丑、甲寅年间，熙河用兵。安上门最近各营，每有一名子弟回来，大约都带着半担空书信回来。自城门进入，傍晚时分，左右前后全是哭泣声，大概都是战死者的家属得到书信后在哭。传闻战斗中的伤亡通常是所得报告数字的两倍，大概有报告说死亡万人，实际只报千人，不能据此为准。三月二十七日，诏令查问各处自从未用兵以来所管兵数和现存兵数多少，要据实报告。熙河的战争于是立即停止。图中绘的是城外百姓以及开封居民拆屋卖瓦、卖木料等事。

译自三月初以来，城门外的人已经听说生活艰难匮乏，多吃粗劣食物。忽然米价稍有上涨，渐渐听说有人买麦麸、买麻籽，拌着杂糠米来充饥。大体上，流民在堤坡野地中的，多是这样；城门外之所以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事情，也是这个原因。图中有买麸、买麻籽的人；他们拆屋卖梁柱、砖瓦之类，都用小车装载，或者二三个人接连在路上扛运。他们颈上都戴着枷锁，却还抬着木料、砖瓦出卖。向城中人询问原因，才知道他们是稍微拖欠官钱的人。因此图中才有这些拆屋卖瓦木的人。十一月初一日奏状 十一月初一日的奏状，大意是说大臣欺骗诬陷皇上，完全不合情理。他们都是有所凭恃，之后才敢这样做，令人愤懑不已。因此臣进呈文字，把事情一一列出，像大臣对陛下所说的那样；他们都说河东、河北、陕西各处的流民，是因为南方有鷰子田的说法。臣请求查问：河东、河北、陕西的百姓，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一直流徙不止，究竟有哪个人在南方有田？等等。其中一项说，大臣在御前回答时，常把天旱民流、百物失所、边境背叛、用兵不止都说成天数。臣请求问问这些人，他们是在学习周公吗？是在学习孔子吗？是在学习孟子吗？周公作《无逸》，详细陈述人君享有国位三四十年，或五六年，都是因为人君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天命，自己衡量治理百姓，只怕不能安宁，不敢纵情安逸；如果不懂稼穑的艰难，不听小人的劳苦，一生便安逸享乐，就会早早失去国命。又说：‘只是因为不敬重他的德行，才早早丧失他的天命。’假使周公辅佐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兵革不停到了这种地步，周公会说这是天数吗？孔子告诉鲁哀公说：国家的存亡、祸福都在于人自己，天灾地祸不能把这些强加给人。假使孔子辅佐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到了这种地步，孔子会说这是天数吗？孟子说：用刀杀人同用政治害人，有什么区别吗？又说：最初制作人殉俑像的人，难道不会断子绝孙吗？怎么能让这些百姓饥饿而死呢？又说：大王不要归罪于年成。假使孟子辅佐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到了这种地步，孟子会说这是天数吗？既然如此，那么群臣所学习的都不是周公、孔子、孟轲所做的学问，他们用来辅佐陛下的存心也都不是周公、孔子、孟轲的存心，陛下单凭自己又怎么治理天下？臣所说的陛下‘独力’，是说没有臣子。所谓陛下没有臣子，并不是说没有群臣，而是说没有大臣。所谓大臣，不是指身佩高贵饰物、乘高盖车、掌握大政、每天吃一万钱来使自己肥壮的人，而是以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离职罢了。如果把高爵厚禄都归于自己，清贵的资历、美好的职位都分给子弟，宫中使者在道路上络绎不绝，黄金全聚在私室，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背叛侮辱、兵革不息，却说这是天数，那么这种人也叫大臣，屠夫、商贩、仆役谁不能做？至于披甲登殿等事情，台谏官像草扎的灵偶、木雕的傀儡一样，这些也都一一列在图中。以上这些，臣希望陛下登上宣德门，召集文武百官和京城百姓，把臣的奏状向他们宣示。如果众人认为臣说得对，就希望陛下逐渐惩治约束左右近臣，使他们不得公然放肆妄言，残害万民，危及社稷。如果众人认为臣说得不对，就请求在众人面前斩杀臣，以堵住京城中汹汹流言的道路。《西塘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西塘集》卷二，宋代郑侠撰：《大庆居士序》居士是福州福清人，姓郑，名侠，字介夫；光州司法参军、监在京安上门，是他的官职；英州朱塘水边，是他被贬逐后选择居住的地方。居士本来学习儒学，以孔氏之学为宗，得到老氏学说来阐明它，又得到佛氏学说后才更加明白。孔子的道理，与另外两家只是名号不同而已。三氏以外，百家传记、历代史书，直到医方、小说，只要见到就一定取来阅读。凡对百姓万物有补益的事，他没有丝毫不留意。这就是他的学问。他认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交往，以及上下四方之间俯仰回环的关系，其正直程度就像一只蝉翼；把上下四方合起来，贯通成为一个整体，也正是如此。这就是他的见识。他认为智慧产生于是非判断，形成于毁誉；鬼神祸福以及朝廷的废黜，也彼此内外相应。因此即使面对妻子儿女，也不敢夸张地议论人的好坏；他认为幽暗寂静之处正是鬼神注视的地方，所以从不在内心欺骗自己，对上不畏惧公卿，对下不偏袒乡党；水火可以踏入，议论却不可回避。这就是他的操守。他希望君主成为尧、舜，百姓恢复上古状态；即使只是一饭一衣，四方万里的人也共同得到温饱；一忧一乐，四方万里的人也共同感到悲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上至遥远的古代，下至无穷的后世，大到天地，小到鳞介之物，也都是如此。他的功劳不归于某个个人，万物也不归入私府；这就是他的志向。他看待古今先后，认为别人和自己相等，自己和别人相等，众生和佛相等，佛和众生相等；没有一物不是处于无所取、无所舍，既不即也不离的状态，以广大清净、圆融包摄的一体境界作为自己的安住之处，这就叫居士。所谓“大庆”，是他所居住的山名。

译《送王君玉秀才序》在觞深这样的深渊中，船夫驾船像神一样，船沉没了，他也从未因见到船沉没就不再驾船。因为他不知道水有什么可怕，内心没有受到扰乱。假使他战战兢兢怀着恐惧，即使面对沟渠池塘那么大的水，也不敢涉渡，连一步都前进不了。何况是所谓惊涛骇浪，船沉没后还能再次驾驭它呢？道对于天下，并不只是觞深之渊这样险阻而且广大。古代那些无所畏惧的人，把自身当作船，把仁当作船夫，把礼当作船桨，把义当作短桨，把信当作缆绳，把天地之内当作深渊，把智慧见识当作认识渡口的能力，把《诗》《书》当作标志，把正直勇敢当作桅杆，把忠诚顺从当作同伴，把耳目手足当作仆役，让至诚不倦像水流不断，昼夜不停，以神圣之境作为要到达的国土。他们茫然徜徉，浩瀚无边，却没有到达不了的地方。即使有横向的波涛、回旋的水流、惊人的涌浪和巨浪，在他们看来仍像平地一样。他们可以让船头抵达祝融峰，船尾靠近碣石山脚；左边撼动龟蒙山，右边摇动桐柏山；下面水势汹涌，上面震动华山，而眼睛不眨，神色不变。即使有长鲸巨鳄，长着虎爪锯齿，在他们看来也像蝼蚁一样。那么驾船沉没，沉没后又重新驾驭它，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古代曾经做到这一点的，有仲尼、颜渊、孟轲。仲尼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在衰败混乱之后，周公思量着要亲手扶持文王、武王的事业，使它重新振兴；他把这看得像翻掌一样容易，说：‘凡事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对他也就没有办法了。’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时，七天没有进食，四周有犀牛猛虎，守军又用兵器包围他，随从病得不能起身，他却还要拿琴来弹唱。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像他那样。’他住在陋巷，吃一篮饭、喝一瓢水，处于别人无法忍受的忧患中，却始终没有稍稍改变他的快乐。孔子学习尧、舜、文王，一生惶惶不安，处在危亡边缘；颜渊学习孔子，也这样忙碌不安。他们的困窘如此，后世为自身谋划的人，很少不把这看作深切的戒鉴。可是孟轲却说：‘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凭着微小的六尺之躯，没有放置锥子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什么资本，吃着箪中的饭、瓢中的水和粗蔬，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却要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竟想上与尧、舜并肩，说：‘他们和我都是人罢了，有什么事情是他们能做而我不能做的？’孟轲又说：‘舜是人，我也是人。’ ‘舜为天下树立了法则，流传给后世；我却还不免只是个乡里普通人，这正是我忧虑的。’自从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像尧、舜那样的人；而这三个人一旦都想同他们齐等，内心却没有一点畏惧顾忌。真是壮烈啊！这样以后，才能做到无所不到，说出的话、吐出的气息都可以成为法则。到了万世之后，人们依靠它穿衣，依靠它吃饭，依靠它使君成为君、臣成为臣，父成为父、子成为子，兄成为兄、弟成为弟，夫成为夫、妇成为妇。日月因此发光，星辰因此有序，阴阳因此调和，草木鱼鳖因此都能得到各自的生长繁育之道。一旦不采用他们的话，上下就会颠倒错乱，日月星辰在天空失序，草木鱼类在大地枯败，禽兽吃人，人将互相吞食，家庭破败、国家灭亡，妻子儿女不能保全，而自身也会成为鱼肉。后世的人以为这三人真是神圣之人，却不知道他们同自己并没有丝毫不同。所以想要学习道而不能没有畏惧，就会像仲尼、颜渊、孟轲那样。这就如同肉身没有骨头却想站立。《大畜》说：‘刚健笃实，德行的光辉每天更新。’《乾》卦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至于富贵贫贱、吉凶祸福这些关头，正是世人因此局促不安、丧失心志、损伤形体、疲惫精神的地方；可是三位君子看待它们，就像看日夜在面前交替、蚊蚋蠛蠓碰到额头便飞走一样，内心丝毫不受动摇。这不是刚强、笃实，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无论睡眠起居、否泰得失、早晚生死，能够操持自己的力量始终没有丝毫停止，这就叫作自强不息。不能没有畏惧的人却不是这样。冉求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道，是我的力量不够。’公孙丑说：‘道固然高尚美好，却仿佛高得像登天一样，为什么不把它降低到可以达到的程度，让人每天勤勉不懈地去实行呢？’这就是想先贬低损害圣人之道，然后才去实行它；就像把深渊的水弄成污池之水，然后驾船一样。冉求所谓‘驾船像神，船沉没后又重新驾驭’，并不只是坎井与天地相比大小悬殊而已。一个季氏的家臣，竟能使冉求做出奸邪、曲从和小人的行为；齐国卿相的地位又足以动摇公孙丑的心，他所想做的不过是管仲、晏婴那样的人，所以在孔、孟门下便畏惧退缩，远远望见圣人就吓得气短流汗。因此孔子对冉求说：‘他不是我的门徒，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以击鼓声讨他。’孟子对公孙丑说：‘你真是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罢了。’这就是他们每天侍奉在圣人身边，却像被火烤也不能深入领会的原因。王君君玉生得仪表堂堂，气质刚正，说话方直。我在真阳见到他，一看他的眉目，就知道他可以成为无所畏惧的人。问他的年龄，说：‘二十三岁。’ 他的年龄比颜渊小八岁，却已经接近颜渊的刚正。那么，假使君玉不成为颜渊也就罢了；如果想成为颜渊，谁能阻挡他呢？可惜我正想同他交游，他却忽然以侍奉父母为由告假回乡，所以为君玉说到这些。君玉回去后，若能思考我的话，就能成为孔子的船，就是这样的船：居处时可以渡过自己，行动时可以渡济万物。

译《尚书》说：‘好比渡过大河，要用你作船和桨。’ 只有能够同天地万物共乘一舟，出没于生死之间，与它们一同前行，这样以后才可以称得上善于驾船，也就没有觞深之渊了。《冠义序》，写给嘉正 《记》中说：‘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的吉日，给你加上成人的帽子，抛弃你幼年的志趣，成就你成人的德行。’这是万世以来做父兄的人共同的心愿。你幼年时聪颖早慧，在学会舞勺以前，就能通诵五经，学习作诗篇，勤学渐进，与儿童不同。不幸早早失去父亲，哀号思慕十分深切。近三五年来，观察你的志向心意，有许多值得赞赏感叹之处。如今刚满二十岁，礼制上正应当加冠，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成人时期。你小时候没有嬉戏玩耍，本来就没有什么幼稚志趣可以抛弃了。从今以后，只有成人的德行需要成就，全家都在期待你。至于父子之间的亲爱、君臣之间的道义、夫妇之间的分别、长幼之间的秩序、朋友之间的诚信，昼夜精勤，不荒废学业；出入谨慎，明辨内外；厚待他人，克制自己。这些事情，都在于你自己勉励。立身于中正之道，即使在暗室中也不欺骗自己，那么天神地祇、日月星辰、山岳河流、庙社神灵，以及飞翔、奔跑的有灵之物，都会来帮助你，难道不是我这个父亲最深的祈祷吗？《易》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谓强，就是战胜自己。所谓性、情，有的善、有的恶，凡是发自内心而自己认为可欲的，就叫作善。把自己认为可欲的当作善，那么自己不愿意的就是恶。内在的明察鉴照就在自己心中，凡是发自内心而自己不愿意的，也都是人们所不愿意的。用自己所愿意的善去战胜自己所不愿意的恶，一切都求之于自己，不依靠别人。这就是古今贤圣所说的‘下学而上达’，不过如此罢了。所以给你取名为嘉正，给你取字为叔张；只要深思并努力实行，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要警戒，要谨慎，行走坐卧都要佩服、实行这些道理。《方圣然字序》人的口舌用来辨别是非，是上天赋予的职责。因此有‘然’有‘否’，自尧、舜直到今天，没有谁能改变它。草茎有的横着，屋柱有的直立；门闩横置，门轴竖立并转动。醋适宜酸，盐适宜咸，万物各有适宜之处。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然，什么是不然？而彼此的是非相互产生，言语发动如同机括，停留又像诅盟。因此众说纷纭，喧嚣不止，士人对此多有厌恶。只有圣人知道万事贯通为一，所以能不拘泥于一端而寄寓于通达。是然吗？是不然吗？不过归根到底是不然罢了，这叫作凭明察来判断。‘佥’字的意思，是众人聚集而使言辞相同。君子聚集而使言辞相同，便有尧、舜那样的治理，这表现在《尚书》的《典》《谟》训诰中。小人聚集而使言辞相同，便有幽王、厉王那样的祸乱，这表现在《诗经》风、雅的讽刺中。《诗经》说：‘众口附和，纷纷诋毁，也实在可悲。谋划若是善的，他们全都违背；谋划若是不善的，他们全都依从。’在这样的时代，难道没有众人异口同声的时候吗？可是把正确说成不正确，把不正确说成正确，于是谋略计划颠倒，在天地之间没有一物能得到安宁，一天的安定也不可求。是非判断不能明察，危害就是这样。方子气质清朗，精神俊秀，学习有默默领会之处。我给他取名为佥，是知道他的志向所在，希望他将来一定能够站立在君子的道路上。所以给他取字为“圣然”。《方道全字序》道是广大无边的，而万物却细小；人们终身忙忙碌碌，最终陷于细小之处，是被外物牵累了。 “元”是善的首要，也是达到广大境界的意思。达到了广大境界却不知道自己广大，就与道相同，而不同于世俗。所以天下人都说我的道广大，似乎与常人不同。这是因为众人正精细计较、争夺锱铢，我却独自浑厚而不露锋芒。把天下俗事都认为不值得做，自然与世俗不同。正因为不同，所以能够成就广大。既然广大而且拥有它，就不可能再与世俗相差一丝一毫。因此最终显得不像常人，下等士人听了会讥笑；但如果道不能使人不笑它，就不足以称为道了。方侯慷慨而趋向公正，不畏惧强暴有权势的人。他名叫叔完，原来的字是子固。我希望他成就广大，不与世俗相同，所以改了他的字。道的完整，只有达到广大却不知道自己广大，才算不是真正广大。大的尚且不去追求，何况小的呢？因此，那些斤斤计较、争夺细微利益的人，在方侯面前没有一个能与他匹敌，而方侯的道也就完整了。方侯应当努力。《三杜兄弟字序》“忱”是诚的本性，取其内心深沉厚重来说。这是天道。所谓思诚，是思考忠信之道，凭此增进德行、修饰言辞来确立诚，最终达到以诚立言。这是人道。《礼记》说：“诚，不用勉强便合乎中道，不用思索便自然获得，从容地合乎中道，这是圣人。”所谓诚之，是选择善道并牢牢坚持。孟子说：“思诚，是人的道路；选择善道并牢牢坚持，就是这个意思。”庚桑楚所说：“侍奉君主不敢不忠诚，交友不敢不守信，面对下属不敢不恭敬，趋向善道不敢不勤勉。即使独自住在屋里，也不敢使自己的诚心懈怠。”所以孝与诚达到极点，就能通达神明，光照四海；这是说能够以人道成就天道。 “谹”是声音宏大的意思。所谓希声，是说它不能用耳朵听见。扬雄说：“不是雷，也不是霆，隐隐然宏大震响，时间越久越充盈。”把这句话归于圣人，老子所谓“大音希声”，正是说它隐隐宏大，却不是雷霆之声。孔子所谓集大成，就是像金声玉振那样集大成。金和玉这两种东西，不敲击就不会发声，不叩击就不会回应。道作为一种存在，从来不能用声音听见。它仿佛没有具体形迹，却能以无穷方式发挥作用，贯穿天地始终。圣人与道相同，是通过学习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颜回所谓接近圣人的境界，说的就是通过学习而达到的人。 “玗”是东方出产的美玉。玉从石中分离出来而贵于石，是因为它温润而有光泽，并且还可以加工雕琢。所以君主拿它祭祀天地、以礼对待四方、朝会诸侯、镇守万物，并把它制成簪佩。如果玉不经过雕琢，就不足以祭祀天地、礼敬四方、朝会诸侯、镇守万物，也不能制成簪佩。这样一来，这块玉即使有极美的质地，也反而不如未经雕琢的珉石。所以必须经过雕琢而后成为器物，随后才能成为君主所拥有的至宝。这就是“玗”用来祝愿君子美德的原因。《诗经》说：“念及君子，他温润得像美玉。”这是说君子的本质。“像切磋、像琢磨”，这是说他的学问修养。

译《尚书》说：“所珍视的，只有贤人。” 这表明他的学问已经成就，大则可以成为公卿宰相，小则可以成为大夫、士，如同珪、璋、琮、璧一样，可以用来祭祀百神、安定国家、朝会诸侯、治理万民；人们珍爱他到了没有特殊缘故便不让他离身的地步。杜公寺丞辟疆居家时庄严、安适而和悦。女子端正内务，男子端正外事，家道因此端正。他的三个儿子都很贤明，整天与人相对，从未说过一句妄言。群书环绕在他们身旁，三兄弟早晚都在其中学习。他们年龄都还未成年，但发表议论、写作文章，都有足以使人惊异并喜爱不已的地方。我因此私下感叹杜公的贤能：他治家有法，教育有正确的方法，所以能使儿子如此。一天，杜公把三个儿子的名字告诉我说：“我将给长子取名为忱，次子为谹，幼子为玗。”又让我议定他们的字。我说：“取字，是朋友的职责。”于是为他陈述三个名字的意义，并给忱取字思诚，给谹取字希声，给玗取字君美。父亲是子女生命的起始，其中包含天道；朋友以劝勉向善为责任，有相互辅助成就的道理。取字思诚，是希望长兄思考“忱”这个名字的含义：侍奉君主不敢不忠诚，交友不敢不守信，面对下属不敢不恭敬，趋向善道不敢不勤勉。即使独自住在屋里，也不敢因此使自己懈怠。他诚心修养诚德达到极点，就能通达神明、光照四海，以符合杜公为他取名的意旨，并使诚成为他的天性。取字希声，是希望二兄思考“谹”这个名字的含义：懂得圣人由道而成、贤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这种境界的道理；广泛学习，深入询问，厚积学业，追求美善，并且一定以成就大业为目标；能够安定自己，也能够应对事物，以符合杜公为他取名的意旨，最终达到道的境界。取字君美，是希望幼弟思考“玗”这个名字的含义：通过学习积累，通过询问辨析，反复切磋琢磨，使自己温润而有光华，纯粹的美德显现在面容上，充盈于背部。才华和德行美好而广大，足以荐于天地百神，并施行于国家天下，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能恰当合宜。充实叫作美，充实而又有光辉叫作大。希望达到这样的境界，以符合杜公为他取名的意旨，最终达到变化万物的境界。三位君子对于学习已经很勤勉，对于道也已接近。他们的开端已经很好了，专心立志、爱好学习、至死守护善道，这是君子终身坚持的事，并非一日即可完成。有开始也有结尾，然后才可以说成就。成就体现于艮卦，因为它能成全开始，也能成全结束；有始有终，终了又重新开始，所以能够日日更新。日日更新，就叫盛德。盛德，就是德行的成就。能够以无穷方式发挥作用，然后才能与道相同。三位君子应当早晚思考自己的名字，懂得父亲取名的用意；又思考自己的字，懂得朋友为他们取字的心意，并竭尽自己的努力来相称。假如我能看到杜氏兄弟在当世立身，他们都可以成为公卿宰相，那将是天下百姓、昆虫草木的深厚福分，也是我的期望。我听先师说过：“不要担心没有职位，要担心凭什么立身。”伯、仲、叔三位，希望你们努力。《潮州吴致之字序》“临”就是居上位来治理下位者。上对于下，是下所取法的准则，而不是让下位者作为准则。所以君子对于“临”，应当做到教化之心无穷，容纳保护百姓没有边际。“大”和“小”正好相对：不是大人的道路，就是小人的道路。即使在仓促之间离开正道，也会进入小人的境地。《诗经》说：“细小啊，末微啊，是流离失所的人。”这是哀叹身居高位却不实行大人之道的话。“▯”说的是细小，“尾”说的是末端。不治理大的根本，却只治理细小末节；不急于处理根本，却急于处理末梢，沉溺而离开正道，连妻子儿女都不能保全，这是无能之人的作为。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保全不了，却想保全天下国家的人民，实在困难。《尚书》说：“如同生养子女，防范不能不从最初开始；若等到出生以后才补救，就是自己给自己招来灾祸。” 这就是说，治理百姓最急迫的是施行教化，竟然急迫到这种程度。那么究竟该怎样做呢？只是要使他们懂得大的道理，而不去拘泥细小末节。看见龙出现在田野，意味着君主的德行离百姓很近。近处的妻子儿女、兄弟、乡党、州里之人，都会观察君主而受到感化；这难道不是大人的道路吗？飞龙在天，意味着君主的德行显现于上位。天下如此广大，没有谁不环绕在他的耳目之内，而君主正是观察、听取天下的人。懂得龙在田野时的益处，就懂得飞龙在天时的益处。因此三爻所处的位置，都以“利于见大人”为辞。臣子对于君主，只应努力引导他走上正道罢了。顺成他的美德，纠正挽救他的过失，所要使他达到的，只是广大之道。我的妹夫、揭阳的吴君，是有志于学的人。他内心始终不懈，喜爱善道，努力行道，看不起世间那些拘泥细末的人，不肯苟且行事。他名叫大临，我料想他一旦通达，必定会在当世有所作为。所以给他取字“致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游子舟字序》游氏之子名叫中孚，字也叫中孚。给他取字子舟的人，是福唐的郑侠。取字是朋友的职责，而中孚是郑侠的朋友。中孚，是诚信由内心产生并保持于外的意思。所以诚信能够推及豚鱼，然后才能凭它渡过艰难、通行无阻。孔子认为这就像“乘着木船而船中空虚”，是说明诚信由内心达到豚鱼，万物都受到诚信感化；凭此渡过艰难，就像乘着木船而船中空虚一样，没有不能渡过的险阻。这就是中孚卦“利于涉越大河”的道理。以卦象来说，兑是泽，巽是木；木进入泽上，是空船的象征。上卦为巽、下卦为悦，是善于教化的象征。诚信甚至达到豚鱼，便没有什么不信服的，即使在蛮貊之邦也可以通行。这样一来，往哪里去不能成功呢？古代忘掉机心的人，进入兽群而不扰乱兽群，进入鸟群而不扰乱鸟的行列，是因为他的诚信达到了极点。禽兽、豚鱼与人类相差很远，尚且能够如此信服，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所以说，诚信达到极点便能施行。金石不能阻隔它，水火也不能使它沾湿或干燥；金石可以穿透，水火可以践踏，又有什么不能渡过的呢？《尚书·说命》说：“如果要渡过大河，就任用你来作船桨，以使上下人物通行。”这是说诚信传于傅说。防氏之子质朴正直，喜爱义理，与人说过的话没有不履行的。他谨慎恭敬，即使在幽暗的屋子里也这样实行，仿佛众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众人的手都在指着。我喜爱他的名字与他的为人相称，也知道他将来用于当世时，成就必定很大。所以给他取字子舟。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凭什么行走呢？”《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开头的，但很少有人能够有始有终。”只有把我用来使自己诚信的原则推及豚鱼，使一切都诚信相待，这才是真正的船。天地覆盖承载之内，都在同一条航道上了。防子，希望你努力。

译《谭文初字序》天地最初形成时，天不过是极高罢了。如果没有日月星辰、寒暑、云风雷雨的运行来使它的变化神妙，那么仅仅高远就无法自行施行作用，万物赖以开始生长的条件也会不足。所以日月星辰、寒暑、云风雷雨的运行，就是天的文理。大地最初形成时，不过是极其厚重罢了。如果没有山川、陵谷、原隰、阪险的错落来使它的变化灵动，那么仅仅厚重就无法自行养育万物，万物赖以生长的条件也会不足。所以山川、陵谷、原隰、阪险的错落，就是地的文理。天地的文理本来是自然形成的，但从未听说文理的形成是为了遮蔽它们最初的本性。人的文理也是如此。起初人类住巢穴、吃生肉，没有君臣上下，也没有典章制度和常规法则，朝野充满腥臊，礼义一片荒废，人与人只是同类相处，与禽兽没有区别。因此圣人厌恶这种荒乱，担心混乱无休无止，于是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观察鸟兽的纹理和万物的适宜之处，创制各种制度。为人建造宫室，以改变巢穴居住；制作熟食，以改变吃毛血生肉。百姓都对此感到喜悦，随后又为他们制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分别，制定诗书、礼乐、政刑、律令、度量衡等制度，以及进退、辞受、跪揖、拜起、蹈舞等礼节；其中有常经，也有权变，有报答，也有施予。大概从伏羲到尧舜，经历夏、商、周以后才完备。孔子说：“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礼乐制度多么完美啊，我遵从周朝。”经历几十位君主，相隔一千多年，这才有周朝的盛大，并流传到今天；但流传下来的也只是可以看见的形迹罢了，难道就是产生这些形迹的根本道理吗？至于产生形迹的根本道理，大概与人一同到来，也将与人一同离去。父子之间的亲爱，君臣之间的敬重，夫妇之间的义理，兄弟之间的友爱，朋友之间的诚信，都是别人不能给予我的、我也不能给予别人的，只能自己尽到诚心罢了。这就叫作天赋的善。因此诚在内，文在外。依靠内心的诚而行事，却没有外在的文，这是野人的道路；只依靠外在的文而行事，却没有内在的诚，这是胥吏的道路。所以说：“质朴胜过文饰，就显得粗野；文饰胜过质朴，就显得虚浮。”这样说来，人的最初状态不过是至善罢了。如果没有君臣上下、典章制度和事物法则来规范政治，那么只有善良而不能自我治理，万物赖以安定的条件也会缺失。所以君臣上下、典章制度和事物法则的设置，就是人的文理。由此看来，天地人形成文理的方式虽不同，但使它们具有文理的原则却是同一个“文”。也只是从它们最初的本性出发罢了。所以文理有它的起点，也有它的终点。文起于最质朴之处，止于与人的诚心相互符合。只有最高尚的人，才能成全天道。应当遵循旧有的常道，不能因为拘泥旧法而损害天命；不能因为人为因素而损害天道；也不能因为已经成就了天命，就放弃遵循人的常道。天与人不相互压倒，然后文不胜质，质也不胜文，文质相互协调，这才可以成为君主、父亲，成为尧舜那样的君父；也可以成为臣子，成为皋陶那样的臣子。所以说：“文质彬彬，然后才是君子。”这样以后，政治才能得到治理，上下相合，天人和谐，使尊卑之间没有隔阂。因此日月星辰、寒暑、云风雷雨能够顺应自己的规律，天的施行因此广大；山川、陵谷、原隰、阪险能够安守自己的德性，大地的养育因此广大；君臣上下、典章制度和事物法则能够遵循常道，人间的治理因此得以成就。天因此清明，地因此安宁，人因此成就。这就叫作经纬天地的道理。所以说：“天地设定位置，圣人成就其功。”文理真伟大啊！它的作用足以成就君子的治理，又微妙玄深，达到不可知而神妙的境界。它开始时只是明确君臣上下的分别，最终却能经纬天地、成就变化，运行鬼神之道。如果有了文理却忘记它的本初，就像运行日月星辰、寒暑、云风雷雨而遗忘了天，便没有所依附的地方；像安排山川、陵谷、原隰、阪险而遗忘了地，也没有所附着的根基。没有依附，也没有承托，就无法自立，难道还能徒然生成无穷的变化吗？所以至诚，是人所依附并据以自立的根本，怎么可以不努力呢？我的朋友谭君名叫掞，是君子。掞有发扬人文的作用，却不是文理的根本。你本来就有质朴的本质，而掞又能以文理修饰它，所以我给你取字文。起初只是用这个字称赞你的德行。至于能由文理达到诚，足以辅佐尧舜，与皋陶、契同功，那就要看文初始终遵循这条道路了。《诗经》说：“万物都具备了，只等待合适的时机。”文初，希望你努力。《王供奉字亮弼序》太原王公名克允，字亮弼。取字，是为了谨慎对待自己的名字，并使名字的含义得以成就。“亮”和“弼”，都是大臣的职责。所谓大臣，就是以道侍奉君主的人。《尚书》说：“咨问你们二十二人，敬慎吧！要共同辅佐上天的功业，皋陶就是其中一人。”一定要辅佐君主弘扬教化，敬慎地辅佐天地，然后才可以称为“亮”吗？《尚书》又说：“明察五刑，以辅弼五教。”难道一定要担任宰相、辅弼之职，才可以称为“弼”吗？从承担五刑的职事开始，一直到做到只有明察才能允当，与二十一人共同辅佐上天的功业、辅弼帝王，这就是皋陶之所以成为士的原因。做臣子的，不论职务高低、所处地方远近，都应当时时想着辅佐上天的功业、辅弼帝王；这样即使守关击柝，也有尊崇君主、庇护百姓的职责，何况地位更高的人呢？王公性情恬淡平和、平易正直，深知性命之理。他侍奉君主，应该不会挑选职事后才安心；如果不挑选职事而能安心，就应当知道公正明察并无固定范围，只要遇到什么事务都以辅佐君主为心，那么无论处于什么职位，难道不能做到明察而允当吗？这样，皋陶成为士，并不必定要处在皋陶原来的职位才算皋陶；那么，亮弼与皋陶互换处境，也都同样可以做到。

译《王供奉字时道序》辰星居于天的中央，群星环绕着它；嵩山居于大地中央，群山以它为宗主；中梁居于房屋中央，众多木材辅佐它。所以“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古代治理国家、家庭，君主垂衣拱手而无为，天下自然得到治理，所依靠的只是把中道施用于百姓。孔子说：“道不能实行，我知道原因了。聪明的人超过了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道不能彰明，我知道原因了。贤能的人超过了它，不肖的人达不到它。”既然知道超过和达不到都有这样的危害，那么大中的道理，难道可以不随时合宜吗？所以君子时时处处合乎中道，小人却反其道而行。王侯改了名字，以“中”来端正自己的认识，理解“中”的意义，并立志做君子，于是向郑侠求取字，郑侠给他取字时道。所谓时中，就是随时合乎道；所谓把中道施用于百姓，就是把这种时中的道理施用于百姓。古语说：“中庸作为德，应该是最高的吧！百姓很少能够长久实行它了。”时道，希望你努力。《友德斋序》孟子说：“不凭借年长，不凭借尊贵，不凭借兄弟关系而交友。所谓朋友，是以他的德行作为朋友。”就像孟献子与乐正裘、牧仲等五人相交，他不以自己的家世为资本，那五人也不以孟献子的家世为资本。所以称为友德。朋友，是君子用来辅助自己实行仁德的，因此选择朋友只看他的德行。以德行交友，那么天地万物都可以看轻。所以即使贵为王侯，年长如兄长，也不能有所凭恃。不知道一个人怎样，就看他所交的朋友。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交友难道可以不选择吗？如果有所凭恃，贤者就会远远离开，留下的便都是轻浮浅薄、谄媚虚伪、没有廉耻的人。这就是君子慎重选择朋友，甚至把贵、长、兄弟这些关系都一并忘掉的原因。钟君在家中建了一所斋屋，把书聚集在那里，等待朋友来访，也让子弟在其中讲习。斋屋前有小池，种着白藕；左右幽静的空地，都种上花木，供游宴观赏。不认识钟君的人，只看斋屋内外的布置，也能知道他所崇尚的是什么。何况宾客朋友秀美杰出，子弟儒雅，那么钟君的为人又如何，便可想而知了。他请求我给斋屋命名，所以我告诉他“友德”的含义，又为他写下这篇序来说明友德的意义，并作诗赠给他。《晋公曳尾堂诗序》晋公容貌清秀古雅，志趣和趋向也完全如同他的外表。与他相处久了，就像面对晴朗的天空和明亮的月亮，不觉得这是平常所见，喜爱之心总是自然产生。人都是同样的人，但如果所得在内心，那么独自成就的便是饥食渴饮、居住宫室这些不得不与众人相同的事。我所说的处境困穷却能快乐、闭塞却能安泰，才是独自成就的东西。所谓微小，是因为属于他人；广大，则是因为独自成就了自己的天性。晋公居室低矮狭小，但登上他的堂屋，即使是九层高台、宽大的屋宇、华美的建筑，也没有晋公堂中的快乐。饮食俭朴，即使只是干饭菜羹，珍馐美味列满鼎器，也没有晋公饮食的美好。这是道使他如此。他堂中有一只龟，是从园圃中得到的，移到庭院里；他喜爱它不向外追逐营求而能长久生存。于是联想到庄子所说的龟拖着尾巴在泥中，借此拒绝楚王、齐国的征召；又想到那两位大夫，也因此早晚与它相伴而不厌倦。龟只以气息为食，对外没有营求追逐，所以能独自获得灵性而长寿。在惠阳遇到东坡居士苏子瞻，便谈到这件事，子瞻亲笔命名为“曳尾”，并作诗给晋公看。于是告诉我这个不肖之人：晋公对我，难道也就是所谓喜爱之心自然常在吗？所以我叙述这件事，又进一步发挥晋公的意思，作诗三篇，刻在木板上。

译《林明中持服诗序》宰我认为三年的丧期太久，孔子说：“予啊，你对父母有三年的爱吗？”因为孩子出生三年以后，才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三年的丧期是天下通行的丧制。父母抚养、哺育、回护子女的恩德，本来就像昊天一样广大，没有尽头，不是谈论报答所能说尽的。然而如果不以此向百姓表明孝道有始有终，就规定三年的期限，因为子女曾经在父母怀抱中生活，所以制定这样的礼制。即使这样仍然不能做到，孔子便说：“予是不仁的。”本朝制度规定，武臣掌握重兵、处在边疆要地，就不守丧服，穿黑色丧衣处理事务。这是因为他们所掌管的职务重大，才能、谋略、勇气和策略都是朝廷所倚重的，所以用国家大义夺去他们守丧的意愿。小使臣以下的官员也不令其守丧，是因为他们大多出身于校尉、隶卒队伍，担心他们离职后没有生活来源，甚至不能养活自己，所以制度如此。但愿意守丧的，允许他们守丧。可是世间贪污之人，甚至家产富足、积累千万，或者世代为侯伯之后，也依然厚颜无愧地沿袭这种做法。遇到父母大丧，世人也不再以解官守丧来要求他们。驻泊官林明中的太夫人去世时，乡里本来也是如此期望他。然而唯独我认为不能这样做，因为明中出身于世代讲究礼义的士大夫之家，学问已有成就，做官清廉谨慎，丝毫不违法，可以说是读圣人之书而能够实行，不是只读圣贤之书却行为庸常的人所能相比。后来果然如此，于是士人都赞叹佩服。户曹君顾孺用诗赞美他，在职的君子和乡里明白善行的人，也欣然接续歌咏。暂且说报答父母三年、刚刚脱离怀抱之恩，粗略地服丧；能够舍弃职务而遵守礼制，似乎还不足以引起深深的赞叹和惊异，但众人却都赞美他。正因为在长久以来日益浅薄、恶劣的风气中，忽然有一两个人能够超然脱离同类，放下簪袍官服的荣耀，舍弃俸禄供给的优厚，睡草席、枕土块，这正是值得大加称赞的地方。我既然早已了解明中的所作所为，又因朋友关系而感到欣慰，因为我能够用众人不敢用的标准来期待明中；而在职的诸位公卿和乡里的贤俊，也都能听到善行便欢喜，甚至相继作诗歌咏而不加掩饰。因此我把事情的始末编排在诗卷的前面。题写郭舜与《夫子十哲像》生在千年以前，心却存于万世之后；身处四壁之室，道却周遍六极之外。生死未必能自主，但求道一定坚定；穷困显达未必能自主，但行道一定坚定。自晚周以来，这样的人只有一个。难怪他能穷尽天地、俯视四海，人们尊崇归向、敬奉事之，千百年如同一日，没有改变。十位弟子侍立在他身旁。郭舜是古人一类的人。观察他所尊崇归向的对象，就知道他心中所存的是什么。题写孙子和殿直宅中的《夫子像》盲人无法参与欣赏黼绣的华美，聋人无法参与聆听匏鼓的声音。这有时是上天使其废弃，形体患病；但也有人不远千里去求医治疗。至于孔子的道，就像日月的光照；六经的教诲，就像雷霆的震响。世间有人不能听闻了解，这便是见识上的盲聋，是古今的大病；不知道求医治疗，那就是愚昧到了极点。孙侯因武职得到任用，却立志尊崇孔子的道，心里喜爱六经的言论。他把五个儿子都教育学习诗书，所到之处一定替他们选择老师和朋友，谨慎选择他们所交往的人。他画孔子的画像，早晚瞻仰，好像在尊敬应当尊奉的先贤。他的见识聪明，远远超过常人。然而他所做的事情，是喜爱贤人、乐于善行，治家有法，知道百姓的艰难困苦，时常给予救济。由此看来，更可以相信他知道应当尊崇归向什么，也可以推想他的后代一定会显达。《西塘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西塘集》卷三，宋郑侠撰《来喜园记》来喜园，是大庆居士的园子。居士已经在大庆山选择居所，住宅左右前后都是数丈宽的荒地，铲除荒草阴翳，种植疏密相间的草木；经过多年，已有桑树一千株，竹子、柏树、花卉、果树的数量又是桑树的一倍。园中开成几个洞门，架设红薇、金沙、史君、木鳖、栝蒌、木瓜之类的植物。附近又种植枸杞、甘菊、五加、百合等。篱边有药畦，有种菱角的田垄，有种莲藕的池沼，有水渠。筑台以寄托伸颈望阙的心情，开轩以安慰思念亲人的心意。有惠淑堂，用来教导内室妇女；有孚尹堂，用来教导外事。亭子有尚友亭，轩有思古轩，榻有迎宾之处，小径有步月之径。来我家的人，一定从容游赏于园林之间，有时整日离去，没有不感到喜悦的。至于春天花木繁荣，夏天草木茂盛，秋天清爽，冬天素净；雨露滋润枝条，风霜锻炼树干；东边飞鸟、西边鸣禽，它们的声音和色彩，没有一样不是欣欣然的。居士于是感叹说：“草木禽鸟尚且在道理上如此，何况人呢？”所以把园子命名为“来喜”。居士姓郑，名侠，是福州福清人。元丰八年腊日记。

译《望阙台记》望阙台，是表达思念之情的建筑。居士本来凭儒学考中科举，起初任光州司法参军，后来监领在京的安上门，便以门吏的身份议论朝廷的过失，竭力抨击欺骗君主、使百姓困苦的大臣，封上奏章十次。天子认为他揭发得过分直露，斥退并弃置到岭外，英州就是他的贬所。但居士能够自己看见自己的过错，认为身居下位却非议上级，议论适可而止却不能停止，这是万死也不可赦免的罪过。幸赖君父至仁，朝廷清明，不肯让他遭受炉镬炙煮之刑，所以赐给他第二次生命，让他到南方边地抵御魑魅。做臣子的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安处，这是忠诚的极致。因此他向北望京城，距离三千多里；又向东望父母的庭院，也仿佛自己身在车驾之下、父母膝前一样。在大庆山麓、朱塘水边有一所房子，稍微能够遮蔽风雨，就认为是居住安身的最大满足，不再希望有高大明亮的屋脊。粗糙的干粮、稀薄的汤浆，只要能够抵御饥渴，就认为是饮食的最大满足，不再希望面前摆满一丈见方的佳肴。夏天穿葛布，冬天穿苎麻，只要能够抵御寒暑，就认为是衣服的最大满足，不再希望穿锦缎绮罗、华美刺绣。大葫芦制成的酒尊，小葫芦制成的勺子，瓦盏木筷，竹床石凳，蒲苇席子，断砖枕头，都认为是器物使用的最大满足，不再希望有金贝、象牙、玉石、珊瑚、琥珀。然而人的感情不是草木土石，行走坐卧、饮食默语之间，不能忘怀而遥远长久思念的有三种：君主、亲人、古人。于是筑土为台，三级，高十尺，命名为“望阙之台”。在台上建三间茅屋，早晚居住在那里，总名为“茅堂”。堂屋设轩，北面叫“北望之轩”，向北望，是因为君主所在。东面叫“东望之轩”，向东望，是因为亲人所在。西面叫“思古之轩”，所谓思古，是希望古代那样的有道君子能够很多地出现。有人说：“你不是忘却忧愁和欢乐的人吗？为什么有这么多思念？”忘却忧乐，不是人的本性。忧虑应当忧虑的，欢乐应当欢乐的，这是人的义理本性。只是世人竟拿本应忧虑的事来忧虑、拿本应欢乐的事来欢乐，反而把不该欢乐的当作欢乐，把不该忧虑的当作忧虑；他们因此沉沦而愚昧，始终不能觉悟，死后才后悔。忧和乐这两个字，用法不同，这正是圣人与愚人的区别。有的人把它用于覆盖承载天地、包罗宇宙，一念一虑大到天地，小到昆虫草木，远及上古以前，近及万世以后，没有一样不受到它的恩赐而有余。也有人只顾儿女、耳目、口腹的微小欲望，终身忙碌而仍感到不足，有道之人对此很鄙视。所以有人提出无喜无忧、忧乐平等之说，这并不是说不应当忧虑天下人的忧虑、欢乐天下人的欢乐，而是针对世俗的错误谬说而发。孔子闲居时面带忧色，颜回听见后，拿琴弹唱。孔子召见他问道：“颜回，你为什么独自欢乐？”颜回回答：“老师，您为什么独自忧虑？”孔子追问他为何能自得其乐，颜回说是因为乐天知命；这种忧虑，是最大的忧虑，也就是把万世当作自己心事的忧虑。在内是父子，在外是君臣，都是人的大伦。父子、君臣，内外的分别只是名目不同，道理没有两样。所以经书说：“父子之道，是天性；君臣之道，是义理。”舜到田野去，每天向苍天和父母号哭。公明高认为孝子的心不应当如此毫不在意。“恝”就是与心相合，无论到哪里都不违背自己的本心，这叫恝。孝子的心，以顺从父母为与心相合；如果不能顺从父母，无论到哪里都不能安心。所以即使有九个男子、两个女子、百官、牛羊、仓廪充足，天下人都极其喜悦而归附自己，也不足以解除他的忧愁；只有顺从父母，才足以解除忧愁。做臣子的，只是把侍奉父亲的道理转过来侍奉君主罢了。子女的心尚且不能这样安心，臣子的心难道可以这样安心吗？所以《诗经》说：“高大的盘曲木在山涧，硕大之人的心胸宽广。独自睡下，醒来便自言自语，永远发誓不忘。”筑盘曲之木来成就快乐，所说的快乐是什么呢？我有幸知道君臣、父子的大道，能够不让外物牵累自己的内心；出仕而得到君主信任是快乐，退居而忧虑君主也是快乐，这就是成就快乐的原因。人人都把他人当作一方，而把我当作另一方，于是我独自如此，但终身不会忘记君主。永远想着端正自己而不忘记君主，这就叫永远发誓不忘。至于忧思的意义，考察《诗经》《尚书》便可知道：尧、舜、禹、契快乐，而孔子、孟子、颜回忧虑。这八个人如果互换处境，都会如此，各自该快乐时快乐，该忧虑时忧虑。我因此找到了自己的老师，所以即使被斥退到万里之外，望阙思亲、想念古人，也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停止。早晨思念，晚上思念，日落月出有所变化，而我的心没有变化；活着时思念，死后也思念，万物聚散有所变化，而我的心没有变化；仰头思念，低头思念，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是我所思念的。回转环顾，飞鸟流云，直到蝼蚁，也都是我所思念的。所以这座台有三级而高十尺，三个名称周遍、十尺环绕。既然如此，什么是快乐？什么不是快乐？什么是忧虑？什么不是忧虑？最后断言：忧虑君主和亲人而无私心，是孔子、颜回；有关于君主和亲人的快乐而无私心，是尧、舜、禹、契。穷困时是孔子、颜回，显达时是尧、舜、禹、契，大概说的就是居士吧。元丰五年中秋日记。

译《惠州太守陈文惠公祠堂记》守护一方土地的臣子，分担君主的忧虑、抚恤百姓；在朝廷接受君命，替天子治理这些百姓，所以太守是千里之内百姓的父母。人的感情是，喜爱他就亲近他，厌恶他就疏远他。从来没有以父母般的慈爱对待百姓，而百姓不把他当作父母来亲近的。世上那些贪鄙暴虐、把恶行施加于百姓万物的人，接着又责怪百姓违抗自己，大概从来都以百姓顽固狡猾、不可教化为借口；这难道是懂得人喜爱就亲近、厌恶就疏远的道理吗？所以做地方长官的，对于百姓只要不愿抚慰爱护他们就算了。古代贤能之人到来时百姓喜悦，离去时百姓思念，甚至有人挽断马鞅、卧在车轮前，不忍让他离去，就像召公遗爱于甘棠树下、羊祜留下岘首碑一样。大概他们的欢欣、思念、爱戴，多是一时的事情；但千百年以后，人们看见那棵甘棠、望见那块碑，尊敬仰慕、感慨万分的心情仍会油然而生，自己也不知道从何而来。那种反复恳切的告诫、滂沱的哭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天下如此广大，只有西周和襄阳的百姓容易教化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他们对召公、羊祜的感情如此深厚呢？这也只是因为他们有抚慰百姓的正确方法罢了。太守陈公对于惠阳，难道真正懂得了爱护百姓的方法吗？建立生祠，是郡中百姓思念陈公而作的。陈公治理本州时说：“天子派我来，是让我治理本州，不是让本州供养我。” 因此，凡是自己想要享受、而不是百姓共同想要享受的事情，就不享受；凡是自己想要忧虑、而不是百姓共同忧虑的事情，就不忧虑。所以事情无论大小，行动无论难易，没有不尽心思考、竭尽力量的；诉讼文书繁多，甚至没有空闲饮食，昼夜思虑，只求兴办有利于公家和百姓万物的事情，去除有害的事情。由此完全掌握了州中的事务。学校破败，士子听不到礼义，百姓不知道诗书的可贵，陈公就为他们修建厅堂、聚集书籍，延请豪俊，召集学生加以教养，使百姓从此知道入内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以及君臣父子的重大原则。做父兄的，也以子弟入学为乐。丰湖淤塞荒废，每年因水涨泛滥而受灾，甚至漂没淹死人物，陈公为此修筑重堤来阻挡灾患，有的地方筑堰，有的地方设闸，用来关闭和泄水，各得其宜；每年的租税收入于是比旧时增加十倍，蒲草、鱼、笋、芡实的收益，也使鳏寡孤独得到依靠。南方百姓大多不把种植耕作当作要务，像大小麦之类，他们大概根本不知道；陈公开始在南津的空地教百姓种麦，那一年大获丰收，于是惠州种麦的百姓多了起来。酉平村是上城外的集市，原来有四座门，门外设置关卡，恰好足以阻碍往来；陈公开始命令拆除它们，打通大路，行人不再受禁阻。这些都是本郡最大的利害问题，是众人想要兴办却不能兴办、想要废除却不能废除的事情，只有陈公凭借力量能够实行。至于水边的亭台、湖山间的楼阁、长桥大船，陈公与属下就在其中休息游玩。面对春日帷幕中的奇花，享受暑阁里的清风，霜天的柑橘、肥美的鲈鱼，雪中的螃蟹、浮在酒面的泡沫，他从未不想与惠州百姓共同享有这些快乐。他心里认为，千里之内如果有一个人不能享有像我在酒器食案前这样的快乐，那就不是我的快乐。所以黑色旌旗、黑色车盖一出动，街巷中便没有闲居的人，连鱼鸟之类也像欢迎陈公到来一样欣欣然。因此百姓无不怀念感激，共同把陈公所建的桥命名为“陈公桥”，把亭命名为“陈公亭”。等到陈公离任，百姓又禁不住思念他，共同绘制他的画像来祭祀。由此说来，惠州百姓对于陈公的亲近，难道与周人对于召公、襄阳人对于羊祜相比，会稍有不同吗？如今陈公本人还在，但百姓思念到极点，只能在依稀仿佛的画像中寻求他的形象。他又怎么知道千百年以后，人们经过陈公的桥、望见陈公的亭、面对陈公的祠堂，难道不会独自尊敬仰慕、感慨万分，仍然不知不觉如昔日百姓一样发出恳切告诫和滂沱哭泣吗？施行恩惠而图谋报答，并不是有德之人的本心。然而，接受恩惠却不知报答，就不是人了。因此，报答施惠而与所受相称，是百姓生活中的大常理。我赞赏陈公能够治理一个州而得到百姓拥戴，即使与古人相比，也没有丝毫惭愧。我又赞赏惠州的百姓能够懂得喜爱陈公的德行，陈公离去后还能思念他，思念他而始终不忘，甚至为他建立祠堂；这与周人歌咏“甘棠勿伐”、襄阳人登岘首山而流泪相比，没有差别。所以我为他刻立碑石，以告知后人。

译《英州应龙祠记》《山海经》说，应龙已经杀了蚩尤，又杀了夸父，后来离开中原，居住在南方，因此南方多雨。《东海外经》又说，应龙居于南极，不能再回到天上，所以天下数次发生旱灾；旱灾时，人们画成应龙的形状，才会得到大雨。我起初读这些书，不能没有疑惑。等到获罪南迁，在英州居住了很久，才知道确实如此。由此可见，传记中所记载的事，不是人的眼睛亲自看见、耳朵经常听到的，本来就很多。实在不能因为浅近的见闻达不到，就怀疑它们不存在。大体说来，南方容易下雨，而且雷声、风势迅疾猛烈，这是常态。春夏交替时，浓云积聚，阴气弥漫，早晚都难以分辨，接连十多天甚至一个月；大雨来临时，仿佛倾倒盆中的水，不到两三天，河流江水就来不及泄去，洪水泛滥，冲毁房屋，浸泡庄稼，使百姓不能安居。每当江水将要上涨，街巷中便扶老携幼【原文“防”字疑为“幼”，属OCR疑误】，背负行李，前后相望，登上丘陵躲避，连房屋也来不及顾及。严重时，船只会从房屋的栋梁屋脊上驶过，所以大水每次退去，市镇都像遭受盗贼洗劫一样，大概就是这种情形。随后又发生旱灾，有时连续数月、经过一个时节也不下雨。南方土地离太阳很近，火气居于其方；山地原野土质瘠薄，大雨刚过，不几天便干燥坚硬，连锄头也挖不动。连续数月不下雨，沼泽干涸，高原剥裂，庄稼又怎能有希望呢？这两种灾害在一年之间大概屡屡出现，因此“多雨而屡旱”的说法确实没有虚假。我私下想，荆州、交州之间，淫祠多得像织布一样，牛羊等祭品和酒醴，每天都有人祈祷酬神；追问所祭鬼神的姓名，十处中常有六七处说不清。像应龙这样的祠庙，反而缺少而没有设置，难道不奇怪吗？于是我默默地同应龙约定，以七年为期：如果七年之内，雨水和晴天都合乎时令，不给百姓造成灾害，那么如果神灵确有灵验，我就为应龙建立祠堂。从元丰己未到乙丑，果然如约而行，春夏没有洪水积涝的忧患，并且连年丰收。神灵对人的感应竟如此明显。既然下雨适时、放晴也适时，本来就是神力从容有余、无需勉强的表现；如果能像己未至乙丑年间那样，长久给百姓带来福祉，那么神就是百姓的父母。施惠而不自认为有德，是居上位者的道理；有施惠却不报答，是百姓的情感。因此我拿出钱来为应龙建立祠堂，知恩图报的人也欣然跟随。今后，雨旱若稍有过度，百姓便按时把它造成的灾害报告给应龙，请应龙听察。上天没有私心，只辅助有德之人。如果应龙的神灵果真能舍弃从前暴烈强悍的性情，永远保持柔和善顺，只思考如何为百姓造福，那么昊天一定会明察这一点，何况世人呢？

译《连州灵禧真君记》有一位来自连山的进士欧阳就，写信送给我说：“我乡静福山的清虚观，是梁湘东常侍寥先生弃官后居住的地方。先生名冲，字清虚，年轻时便以儒者的品行闻名，出仕郡中，任主簿、西曹祭酒。湘东王任荆州刺史时，先生确实担任常侍。他磨砺节操，践履正道，公正而不容苟且，只因大道不能施行，于是拂衣而去，隐居山中。从大通三年到光大二年，先生享年九十七岁。忽然有一天，人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于是把先生居住的地方改建为道观，以‘清虚’为名。先生从前的醮坛、丹灶还保存着，居住在这里的人尊敬仰慕先生，就像奉祀上清之神一样。因此大家共同称先生为真君。每逢荒年、水灾、旱灾和疫病肆虐，必定向真君祷告，从来没有不应验的。”元丰戊午年春天不下雨，皇上想到万物正值生长、农事即将开始，只是甘雨迟迟不到，这一年将靠什么度过呢？于是下诏给各郡国的长官：凡是古今名山大川中那些对百姓和万物有功德的祠祀，都让各地诚心致意，祈求降雨。太守杜公奉诏亲自率领属官，恭敬地带着朝廷的旨意到真君祠祷告。返回时还在半路，甘美的大雨便倾盆而下。杜公回来后对属官说：‘真君的灵验感应竟然如此。’ 于是杜公把这件事上奏朝廷，朝廷下诏加赐‘灵禧’的名号。敕书到达后，郡中上下、远近百姓和官吏，没有不欢欣庆贺的。真君从梁代直到今天已经很久了，离开这里也有几百年；每逢荒年、水灾、旱灾和疫病，百姓都只依靠真君。因为没有灾害，百姓希望真君显赫扬名、声名流传万古，这种愿望不止一日；至于真君曾有多少次高举旗帜、张开大盖来到这个郡，我就不知道了。真君起初遇到杜公，潜藏的德行才得以彰显闻名；朝廷又加以褒扬，以安慰民心，这难道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吗？只是这里云雾缭绕、烟岚弥漫，是猿猴出没的地方，常人不经常到来；如果不是得到清正仁惠、足以取信后世的君子，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并刻在坚石上，又凭什么使它流传长久呢？因此欧阳就希望我为此作文。只是我哪里足以担当呢？推辞而未能获准，于是说：‘天地之间有一种存在，天凭它而高，地凭它而厚，日月星辰凭它而明，人神上下凭它而安宁。云、风、露、雨、雪、霜、雷、电、震动，以及下至山川、草木、鸟兽、鱼鳖，哪一样不是由它造成，却又没有谁知道它是什么。即使古代的圣人贤哲，也不知道它究竟是谁、是什么。于是人们顺着它给它命名为“道”。道本来没有名称，称它为道，只是勉强给它加上的名称。’ 体察并践行道的君子也正是这样，所以说：‘名称，是实际的宾客。’君子不做名称的宾客。天地之间，从来没有只有主人而没有宾客的。”因此，实际达到极致，名声也随之而来。它微小得无从把握，恍惚不定，似乎存在却无法把它当作具体事物；然而万物没有一样不在等待着它。所以说：谁能不经过门户出入？哪一样不是由这条道而行？至于人所行的道，父子相处体现亲爱，君臣相处体现道义，夫妻相处有男女之别，长幼相处有秩序，朋友相处有信用，而人们却不知道其最终根由。天地覆盖承载万物，雕刻出各种形体，都与道相配。天地之间，凭气而生，凭血而成；气血充足，欲望和竞争便随之产生。有的人追逐利益，有的人奔逐名声；朋党与仇敌彼此结怨，骨肉之间互相伤害；奔逐腥膻华丽之物，给百姓留下毒害。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人造成的。只有有道之人，不是父子却能亲爱，不曾交往却彼此知心；不用刻意追求而自然达到，不必约定却自然相期。因此有人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把公事视同私事；胸怀包容八方，转瞬之间仿佛经历万年；救援溺水者和坠落者，扶助倾覆者、拯救危难者。即使事情没有成功，也还要继续前往；谁能做到而不去做呢？人虽然已经死亡，道却留存下来。岁月越久，旧迹越深，而德行却日益更新；即使经过亿万年，施惠也不会磨灭。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大概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一类人，灵禧真君也在其中。古代有道德的士人，有的配享君王，成为掌管五行的天帝；有的因为治理水土、广泛播种嘉谷而配享大地；有的因为聪明正直，升天成为列星，下界则主管名山大川。至于忠诚美善足以影响一个朝代、品行足以影响一个国家、功业足以影响一个时代的人，无不受到天下美好的称誉，在民间享受血食祭祀。灵禧真君离去后，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若不是乘着日月、驾着云风，出入大帝的庭院，就是居住在洞府之中。调节阴阳的舒展与收敛、开合与变化，难道不是他的职责吗？当初他弃官离去，是有蔑视天下的心志的；他对于这里的百姓，难道会反复留恋吗？然而人们的喜爱竟然如此，难道不是因为圣明天子在上，能够褒奖升迁、贬黜降职，成为万世取法的准则吗？使幽隐的光辉显现，使潜藏的神灵彰明，上达青天，下通黄泉，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名声对于实际，就如同影子和形象对于事物一样。杜公所举荐的，正是民众共同的愿望吗？《诗经》说：‘上天生下众民，万物都有形体，也都有法则。百姓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吧？’ 所以，有形之物必有法则；百姓秉持常性，因此喜爱这种美德。灵禧真君生不逢时，怀抱诗书之道和经世济民的事业，却舒展闲居在山林之间。即使他离开这里已有千年，仍然没有忘记为百姓万物造福。因此雨水晴天、疫病灾害等一有祈请，没有不应验的。百姓拥戴他，唯恐他的名号不能显赫。所以一旦加赐封号，环绕连州的境内便没有不欣喜安慰的。假如灵禧真君有幸生在这个时代，凭借他的道术在朝廷做官，又遇到圣明睿智的君主赏识，早晨陈述高明的谋略，晚上提出美善的议论，只求百姓万物丰足、国家安定，那么一定会使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草木茂盛、五谷成熟；百姓的喜悦快乐，又哪里说得尽呢？哪里说得尽呢！元丰二年九月十六日记。

译《连州重修车陂记》熙宁九年除夕，杜靖国任连州太守。第二年正月初，明写信来，谈到车陂的益处说：‘连州是山水秀美的郡，只是冈岭重叠，地势瘠薄坚硬，挖地数尺，很少有不遇到石头的。城中的井有十多口，但稍微发生旱情就干涸了。湟川从郡城北面向南流去，车陂在城西不到百步的地方，水流清澈，味道甘甜。即使大旱烧焦山岭、沼泽干涸，这里的水也不会断绝。从前有人利用陂水的深度制造水车，又凿石修成引水入城的渠道；凡是仓廪、府库和官署房舍，都能依靠它周济。每逢旱年，便引水环绕城中，大概百姓的住房、官吏的住处、僧人的寺院、道士的道室、军士的营垒，以及沟渠池塘的润泽、园圃的灌溉，很少有不依赖它的。有人治理政务不合体制，没有想到修缮费用小而利益很大，于是废弃后不再修理，郡人对此非常叹息。每逢水稍微干涸，公家和私人家的奴仆便纷纷远到城外溪边挑水，以供蒸煮饮食和洗涤，其他事情就顾不上了。这样过了好几年。我的继任者郎中张公开始恢复旧制，并且说：张公为政清明平和，简易公允，不夸耀自己的聪明来掩盖前人的美德、彰显自己的功劳，只谋求公私双方的利益，我很赞赏他。你应当把这件事记下来。我已经磨好了石头等待你。不久，明又写信来说：石碑已经准备好了，但我认为城中百姓有上万人，而车陂的利益只有一轮水车，仍然不够，于是又在旁边增设一轮。这样城中远近没有不能均等得到供给的地方。所费没有多少，工程完成竟然不到十天，而全郡都得到好处。这正是治理政务的急务，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的呢？’我于是长叹说：‘靖国，这大概真是乐于见到善举、并且深切爱护百姓的人所做的事。苍山、巨崖、陂湖、池泽、丘陵、斜坡险地，凡是天地之间的事物，哪一样不是百姓可以利用的利益？问题只在于人不能尽心罢了。只有有智慧的人，才乐于运用自己的才能，并把思考如何救济众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因此无论职位大小、地方远近，凡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事情，没有不举力施行的。世上那些卖弄聪明、轻视愚拙、嗜好功名、喜欢新奇的人，往往任意妄为，荒诞欺骗，像绣春花、画凝脂一样，只是白白耗费而没有实际功效；这样的人本来就很多。至于嫉妒修缮、害怕做事，乐于因循苟且度日的人，又都畏惧责罚、害怕讥讽，偷懒怯弱、退缩躲避，毁掉已经完成的好事，把厚重的利益说成没有用处，这种情形比比皆是。因此山泽的利益被封闭而不能施用于民，阴阳失去正常规律，百姓也得不到它的恩赐。像张公这样，修复已经废弃的设施，却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靖国又能乐于称道前人的善举，并补足张公尚未完成的地方，使全州百姓无不均等受益。他们先后更换政职、调任他处，彼此并不曾相识，却都以振兴停滞、恢复废弛、谋求公私利益为名，竟像同席商议一样。唉！’ 他们用心是多么公正，处置事情是多么恰当；这与所谓‘绣春花、画凝脂，只是白费而没有实效’以及‘毁掉已经完成的好事，把厚重的利益说成无益’，相差太远了。因此我很乐意为此写下这篇记。

译《邓子山家游初轩记》音乐由虚无中产生，菌类由蒸气中形成。人人都听见音乐的声音，却听不见声音所以产生的根由；看见菌类的形状，却看不见它所以形成的根由。因此很少有人能够谈论道。正因为道没有形体，却能形成万物；形体本来没有声音，却能发出声音。声音，大概就是道吧？所以世间没有什么高下、美丑、是非、荣辱，一切都是各自取来的。万物忙碌而精察，只有我独自迟钝而沉闷；淡泊无为，仿佛一切征兆尚未出现，如同婴儿还不会笑。这样，我所遨游的地方，大概是从来没有‘未曾有’、也没有‘有’的境界。所谓有‘有’，有‘未曾有有’，又有‘未曾有未曾有有’。我和自我在这里相遇，此后才有了‘有’。有形而未曾有‘有’的，不能形成形体；如果是未曾有‘未曾有有’，那就只能用神妙来领会了。道没有高下，有了阻滞障碍的事物出现以后，高下才显现。我知道高处不能仰望到底，低处也不能举起到高处。因此把高下交给它们自行成为高、自行成为下，而我不再有高下之分。道没有美丑，有了依附外物的事物出现以后，美丑才产生。我知道即使美也未必真美，即使丑也未必真丑。因此把美丑交给它们自行成为美、自行成为丑，而我不再有美丑之分。道没有是非，有了偏执的认识出现以后，是非才彼此倾轧。我知道，把非说成非并不能真正否定是，把是说成是也不能真正肯定非。因此把是非交给它们自行成为是、自行成为非，而我不再有是非之分。道没有荣辱，有了鄙陋争竞出现以后，荣辱才彼此夸耀。我知道，荣并不能真正使辱成为荣，辱也不能真正使荣成为辱。因此把荣辱交给它们自行成为荣、自行成为辱，而我不再有荣辱之分。《黄帝书》说：‘精神进入道的门户，骨骸返回自己的根本，我还剩下什么呢？’所以即使我的身体长存，所谓高下、美丑、是非、荣辱也从未稍稍经过我的身心。身体如同枯木的枝干，心如同熄灭的灰烬，谁能说不是这样呢？由我的存在而知道有一种不存，那么就能知道我的死亡中也有一种不亡。唉，这个道理非常明白，人们每天都在运用却不知道，因此白白地死、白白地生，随波逐流而没有止境，漂泊不定而没有归宿。甚至有人厌弃自己的身体，有人认为活着就是劳苦，却不知道只是自己使自己劳苦，生命本身哪里会劳苦呢？有人认为外物役使自己，却不知道只是自己役使自己，外物又有谁能役使呢？所以人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真正知道滋味。假如真能知道滋味，又怎么会舍弃常有的珍味而嗜好奇异的味道呢？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在高下、美丑、是非、荣辱之间忙碌而精察，却不知道造成这一切的根由其实自有其来处。失去它以后才去寻找它的人，掌握它时惴惴不安，失去它时又悲伤；茫然恍惚，竟不知道返回的道路，难道不可悲痛吗？如今所谓常有的珍味，大概与我一同出没，不凭借什么，也不必取得，却总是自然充足。推究我所蓄积的道，足以覆盖万物，并施用于无穷，它的德性难道不厚重吗？放弃这个常有的珍味而到别处寻求，正如经书所说，是可惜的。明月珠就在人人身边却没有人取，反而投身大海，向海中寻找珠玉。舍弃我本有的常味，嗜好他人的异味，却不知道有义、有命，也各有分限。到了这种地步还去求取，和投身大海去寻找珍珠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说，归根叫作静，静叫作复命，复命叫作常。认识常道叫作明【原文“知常曰”后缺字，疑脱“明”】，不认识常道而妄自作为就会凶险。认识常道，就能宽容；宽容就能公正；公正就能成为王；成为王就合乎天；合乎天就合乎道；合乎道就能长久，终身都不会有危险。万物都有生，却没有人看见它的根；都有出现，却没有人看见它的门户。认识它的门户，回归它的根本，立足于不苟且的地方，行走在不妄为的田野，取食于不积聚的粮仓，饮水于无穷的源泉；视物如同无所见，听声如同无所闻；遨游在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谁的境域，自在逍遥，连自己的年岁都忘却了。我的朋友曲江邓君子山，刚强正直而有见识。我曾经对他谈到这些道理，他听了很高兴，所以我乐意同子山交游。子山请求我为他居住的轩题名，所以用‘游初’作为名称。《韶石轩记》曲江流经群山之间，韶石位于群山之中。远望它高耸秀美，独自挺立，端正方严，巍然正直而不偏斜，俨然像一位忠诚的士人束好衣带、神色严肃地站立在朝廷上。面向韶石建造轩室的，是州中士人邓生。邓生的父亲称居士，专心立志，砥砺操守，收敛自己的道德修养而自得其志，教育儿子很有方法，所以邓生在学业上有所成就。观察他所喜爱的东西，就知道他所崇尚的是什么了。韶石共有几座山峰【原文“数▯”有缺损，疑为“数峰”】，都从平地高高耸出，森然呈现在眼前。苍苔杂乱，古树倒生，山胸涌起层层云气，山顶触及飞鸟。轻烟半遮，忽晴忽雨，景物出没变化，仿佛有神异之物。这些都是山石的奇异和早晚景色的奇特，能够悦目，却不值得多说。我所喜爱的，是它挺立独出、端正巍然、正直不偏；邓生所喜爱的，也和我相似。因此我乐意为邓生谈论这些。‘韶’是舜的乐曲。山石坚硬刚劲，并不是人的偶然造作；而舜的乐曲在数千百年前演奏，乐曲中所含的道至今仍覆盖万物，施用不尽。望见韶石，便想象舜和群臣在这里从容相处：一人端正拱手面向南方而坐，所谓禹、夔、龙、稷、契、殳斨、皋陶、伯夷这些人，佩玉环佩站立在下面，箫、鼓、琴、瑟连续奏出的九成乐声，仿佛就在耳边。况且百兽一起起舞，凤凰也来呈现祥瑞，这种欢乐难道有尽头吗？由此才知道，那些群臣站立在韶石之下，而他们所体现的道，值得瞻仰的程度，全都像日月高悬天空一样。他们的身体已经死去，骨骸也和草木一起腐朽，但仁义的恩泽却将与天地同存而不衰。我实在担心石头虽然坚硬，也有时会剥裂，而舜与群臣所行的道却不会衰败。唉！韶石虽然奇异，它的声名却不能超出州境，并不是那种能够兴云降雨、使百姓万物受益的存在，也不是所谓名山大岳那样足以镇守安定大地之德的山岳。当年舜和群臣南巡，独自演奏乐曲；这乐曲本来就是欢乐，欢乐必然有道，也必然有所归向，以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然后才把这种感情寄托在金石丝竹上加以抒写。难道舜与群臣所喜爱的，也不过就是所谓挺立独出、刚正巍然、正直不偏的品格吗？如今韶石名闻四方，也和舜与群臣一起流传；好事者往往绘图收藏，沉迷玩赏而不厌，就像圣人对待《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一样。道最怕的是不去实行。如果邓生确实真诚地喜爱这种品格，坚定地树立自己的德行，使它与韶石相匹配；一旦邓生在朝廷上得志，束好衣带、神色端正地站在君主面前有所作为，不逊于禹、稷、契，那么即使到了万世之后，也一定有人听说邓生的道德而欣喜并受到勉励。他们会仰慕他，甚至绘图流传、珍藏玩赏，遗憾不能亲眼见到邓生的面貌，就像邓生今天遥望韶石一样。邓生可要努力啊！熙宁十年三月癸丑朏，过三日丙辰记。

译《连州新修都景楼记》连山都景新楼，是太守杜公靖国修建的。州城北面原来有一座亭子，地基很大而形制低矮，年代久远又已破败。杜公到任后，和属官登亭游赏，回头叹息说：‘这个地方占据城中的高处，处在全州中央。凭栏四望，全州境内没有不在眼前的。登临高明之处，观览清丽胜景，是太守宴请宾客、与州民共同享受安宁无事时光的地方。然而亭子像这样，实在不足以壮大士民的观瞻。于是就利用旧址加以翻新，增高低矮之处使它高耸，替换破损之处使它完整。不到一两个月，亭子就变成楼了。’这样一来，从前所谓凭栏四望、环视全州的景象，还有看不尽的地方；如今便全都看尽了。抬头有风云日星交错形成的文采，这是天上的景象；低头有山陵川谷形成的形势，这是地上的景象。阴晴寒暑交替而来、交替而去，万物因此生长、凋杀、繁荣、衰败，这些都是登高之人共同看到的。至于把湟川看作玉带，海角的湖泊仿佛它的纯缘，十二座亭台楼阁都可以指点看见。美丽的山川胜景，仿佛全都在手掌之中，只有这座楼兼得这些景观，所以命名为‘都景’。至于战事止息、将帅高卧阁中而蛀虫滋生，监狱空置没有囚犯而芳草生长，粮仓堆积如京城而粮食陈旧，牛羊啃食芦苇而成群，鱼儿在深渊中嬉游，鸟儿在云间翱翔，安闲无事，万物彼此呈现一派春意。于是杜公登楼远望，难道只是赏心悦目、怡情养神，还足以观察天地人间的变化吗？这时左边摆着美味佳肴，右边放着芳香美酒，有宾客相聚，却没有官场上的拘束。高妙的议论兴起，仿佛生出清风；清亮的歌声飞扬，足以使尘埃委落。礼让在酒席间形成，争竞在四野停止。和谐的声音传遍近郊，阴阳之气也在天地之间舒展了。因此都景楼的建成，难道只是徒然吗？唉！世上的人正忙忙碌碌没有止境，内心被声名利禄逼迫，又被冠带礼法束缚。可爱的事物在前面，可畏的事物在后面；做一个属官，治理一个小县，也奔走局促，没有一天空闲。像靖国所管辖的，是一个州的广大地域，大体西南到桂州、广州，东北通往韶州、郴州，方圆千余里之间，民政事务和政治体制所涉及的关系极其重大。稍有失当，千里百姓就会遭殃，按理说应当没有时间睡觉吃饭，还要担心政事有所缺失；可是靖国处理政务却如此优游自在，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靖国的为人，喜欢贤能善良之士，发现别人的一点长处也无不加以任用；待人又极其真诚，不因得失而动摇自己的内心。正因为喜欢贤善、善于用人之长，所以远方的人献上谋略，身边的人通报思虑。这样自己的聪明才智就用之不尽，对善恶也没有遗漏的照察，所办的事情无不恰当。待人真诚，所以内心开阔而没有疑虑，无论到哪里都平坦通达，胸怀浩荡而不设钩距，不必费心思考，所作所为无不正当。不因得失而动心，所以困窘时快乐，通达时也快乐。利弊得失正在眼前陈列，也不过像黑夜与白天往来一样，不能扰乱他的内心。这就是他所以宽裕充沛的原因。具备这三点，所以能在有限的岁月中独自拥有无穷的余裕。大旱使山岭焦枯、沼泽干涸，却仍能豁然清凉，只有内心不受扰乱的人才能做到。靖国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我为新楼建成而高兴，也乐意为靖国记下他如何同官吏和百姓共享这些道理，作为新楼的记文。年月日，侠记。《清怀阁记》水的本性是清澈的，因为它从土中流出；泥土搅浑了它，所以才会这样浑浊。慢慢使它澄清，可以照见毫毛。人的认识本来明白，因为它从万物中发生；外物迷惑了它，所以才会这样混乱。慢慢使它明白，可以照察日月。从前清澈的水，被搅浑就浑浊；浑浊以后慢慢澄清，又会恢复清澈。从前明白的认识，被迷惑就混乱；混乱以后慢慢澄明，又会恢复明白。浑浊和混乱，常常是由外界加到我身上的；清澈和明白，则本来就在我自身。经书说：‘天地阴阳相合而降下甘露，没有人命令它，它却自然均匀。’雨露对于天地来说是小事，尚且能够如此均匀，何况人的灵明知觉呢？所以道本来就是均平的，在颜回那里没有多余，在盗跖那里也没有不足。天下共同禁止、却最难做到的事是盗窃；对于盗跖来说却绰绰有余。进入房屋盗取财物，聚集数以千计的同党，而无人能够抵御他。他的智慧如果没有超过常人，能做到这样吗？既然有超过常人的智慧、无所不足的才能，却不把它用于行善，反而用来做盗贼，是因为外物遮蔽了他的明智而自己不知道，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假使盗跖收回追逐外物的心，反过来遵循自己的本性，慢慢去除迷惑，那么使盗跖转变成颜回，就如同翻转手掌一样容易。他不是不能思考，只是已经停止思考了。不思考，所以追逐外物，忘记返回自己的明性，最终不能恢复；因此终身做盗贼，死后成为万世的羞辱，难道不可悲吗？既然如此，人的灵明知觉不但最为均等，而且颜回不会因此增加，盗跖也不会因此减少。由颜回变成盗跖，就是原来明白、现在混乱；由盗跖变成颜回，就是原来混乱、现在明白。这不也像水的清浊吗？老子说：‘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争，停留在众人厌恶的低处，所以接近于道。’然而水被搅浑而随之改变，便会变得臭腐浑浊污秽，不能用来洗脚；这也是它自取其辱，岂不是接近于恶吗？想要恢复本性的人，应当以此为鉴，知道清澈明白本是自己的本性，而浑浊混乱，也是自己招致的。去除搅浑和迷惑，清明便存于自身，然后即使扬起水波、翻动泥沙，与浑浊之物相处，也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因为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对方就会渐渐明白而自己不知道，其中也有我的力量。古代的大圣大智之人，其道理不过如此，广大而精妙，不能用语言穷尽。然而从来没有不是从自我洁净开始的，这就是清怀阁建造的原因。阁下俯视深池，飞桥高廊相通，上下都晶莹通透。居住在这座阁中的人，低头看清流，抬头望旷野，心胸豁然开朗，忘却了世俗。心怀清明之后，先前那些忙忙碌碌追逐外物、鄙陋争竞、琐屑争斗、充塞激战于胸中的东西，不知不觉便离去了。因此取名为‘清怀’。太守杜公并不是到了这里以后才有办法使自己的心清明，只是一直同清澄虚旷之物为伴罢了。从前杜公赴任郡治时，我作诗为他送行，有‘玉壶在堂中有冰’的句子，大概也是说清明品格值得崇尚。如今杜公又建造这座阁，按时在其中游赏，那么杜公所崇尚的就同我的志趣相合了。由此想起诗中的玉壶之冰，登阁远望高廊，清澈的水波上下相映，晶莹通透而清明的景象充满其中。这些都值得绘成图画，使那些互相伤害、互相磨损、沉溺于欲望、如熟睡而毫无警觉的人，一看便洗涤心中的忧虑，就像敞开烦闷的胸襟，让清风来洗涤一样。那么清怀阁的设置，难道只是徒然吗？此阁建于熙宁十年冬，使用修建都景楼剩余的材料，因此取这个名称。太守把这件事交给我作文，元丰元年二月戊申朏，过三日辛亥记。

译《吴子野岁寒堂记》岁寒堂，是子野先生居住的地方。堂前有几株古柏。东西两侧的墙壁，都把本朝各位与子野交好的公卿以及古代在世间留下言论、确实有所补益之人的奇文新诗，刻在坚硬的石碑上，放置在墙壁中。堂上建有藏书阁，先生在其中休息，所以取名为‘岁寒’。堂南面是小池，池南面是两座石山，石山南面是远游庵，庵南面是知非轩。堂东面是日益斋。这些都出于岁寒堂。至于‘远游’的含义，子瞻的铭文已经说得很详尽了。‘知非’并不是刚刚悟知什么是错误的意思，而是从通达的觉悟中知道，即使认为‘非’是错误，也难免再被认为是错误；这样便没有什么错误是不能认识的，这才叫知非。知道把‘非非’看作错误，就没有什么错误了。知非没有止境，无非也没有外物。没有自我执著，也没有外物执著，这就是世间的大宗师。跟随先生的人，无不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他们饥饿空虚而来，饱足充实而去，这种利益难道不大吗？不过是减少有余来补充不足罢了。越来越充实有益，这就叫‘日益’。如今用道来广泛观察天下，再反过来从自身寻求，谁会没有道呢？能够成就大美的，必定要等待正直坚定、悠久不息；天地的道是正的，观察天地的人也应如此。日月运行的道路是正的，所以光明。天地不停地覆盖承载，才成就其广大；日月不停地照临，才成就其光明。因此寒暑运行、阴阳交替，都不是突然推进，而是在持续不息之后才完成变化。浮萍和蓬草蔓延，一株便生出百条枝蔓；葛藤蔓延，早晚就能长满一尺。拿它们同松树、柏树相比，十几个春秋也赶不上它们。然而它们都不能免于凭附依托才能生长；一旦失去凭依，枯萎腐朽随即到来，烈风怒号，霜雪接连不断，便一个也剩不下。事物常常到了这种时候，才知道正直坚定、长久不息的可贵。若是和风舒适，繁花盛放，上下相互辉映，游丝缭绕天空，金色马缰连接道路，那么虬曲的枝条、铁铸般的树干、高崖深谷，谁还会回头顾看呢？等到要建成大厦、修筑明堂，就不再向往那些东西而转向这里了。若不是凭借正直坚定、不屈不挠、长久坚持而暂时落后，它们能够成就这种大美吗？所以到了严寒时节，才知道松柏的可贵；世上谈论坚贞长久的人，都以此作比。先生是正直坚定、悠久不息的人，所以他守持自身专一而不混杂，待人长久而不改变。水火可以踏过，爵禄可以辞去，但诚信不能改变。因此他的心不被忧乐所牵动，外物也不能违逆他。用这样的品德侍奉双亲就是孝，侍奉兄长就是悌，对夫妻坚持区别，对朋友保持信用。大的方面，把天下看作一家；远的方面，把万世看作一日。吉凶祸福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具备这种大美，所以能够仰望并佩服圣人言论的精华，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如同见到他们本人；放怀在几株古柏下翱翔，把小池看作江湖淮济，把低矮的两座石山看作高山，甚至太行、恒山、泰山也不足以说它们高。由此环视八方，再回头看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的治理，不过像掌中之物；尧与桀的是非、秦与楚的争战，也都变得模糊渺小了。此后便无所不知其为非，而先生以无非之心传授不言之教。可惜我没有能够随先生在岁寒堂中游处，以忘掉自己的言语；姑且把这些话寄托在记文中，知道的人一定会大笑，但我的话却是正确的。《泉州进士题名记》求学并不是为了俸禄利益，然而把孝心推及忠诚，把家庭的事业贡献给国家，再把那些已经成就通达的人推向天下；如果除了做官没有别的途径，那么士人登科，就是君臣关系的开始，难道不荣耀吗？所以自唐代以来，进士初次登第，必定有题名记，世人把它指作‘佛名经’。按照这个说法，科举功名属于自己，便算是美好了吗？因为这是君臣相遇的开始，并且能够由此把自己的成就推及天下，事情确实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一点很明白。泉州的进士题名，从欧阳、林氏兄弟以来，到我大宋元祐戊辰年，凡是已经刻板的，都已揭示出来了。我奉命来到这里任教官，恰逢这一年，原有的题名板已经刻满；又过了三年，再次遇到贡士，于是改刻新板以等待当时的士子。黄冠从漕司得到荐举，最后同诸生一起西行，我曾作诗送他们说：‘为报诸君各努力，别为新记待题名。’说的就是这件事。第二年是状元马防榜，登进士第的以及特奏名、武举，共有十几人，于是依次列在新记中。士人求学，忧患在于不勤苦而没有成就；有了成就却不能被录用，是命运。元祐戊辰以前，嘉美的政绩和功业随着时代一起兴盛，其中有人做到宰辅和府尹。那些戴着头巾的君子，都是年轻时勤苦学习、在乡里有品行声望、在朝廷有美好名声的人；愿诸生都有志于成就通达并将其推及天下，日夜勤勉，期望一定达到。我将看到泉州那些卓然挺立、奋发而起的士人，从今以后远远超过前人；那么每年在这块题名板上刻名的，就不会只是一二十人了。因此，这块题名板便以‘甲’为号。

译《温陵陈彦远尚友斋记》《伐木》的序言说：‘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需要朋友来成就自己的。’这话确实正确！这首诗大概是借鸟儿嘤嘤鸣叫来寻求朋友的声音；从它们飞出幽谷、迁上高大的树木开始，本来就没有不是这样的。那么人的出仕或退隐、隐晦或显达，何尝不是凭借良友相互切磋琢磨来成就事业呢？所以神明听见了，也会使天下终归和谐安平。无论拥有天下国家，还是卑贱如伐木者，都不能改变这一道理。虽然如此，圣人常常告诫门徒，不要同不如自己的人交友；所以士人选择朋友，本来不能不慎重。近处，就在乡里和四方寻找；远处，就在诗书和古人中寻找。考察他们的言论行为，比较他们的作为和止息，然后才可以同这样的人并列。因此孟子说乡国天下的善士，他所交的朋友都是与自己同类的人。至于同天下的善士交友还觉得不够，又进一步考论古人，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这就是‘尚友’的学说。从前尧把外甥安置在副宫中，和舜轮流做宾主；子思对鲁穆公说：‘古人不是说侍奉他们吗，哪里只是说和他们交朋友呢？’只有不把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看得尊贵，不把束着皮带的平民看得卑贱；大的方面不受四方限制，远的方面不受万世限制，只求寻访真正的人，这样才符合古人的本意。那么，尚友的意义难道不宏大吗？温陵陈公彦远，家境富裕而笃行仁义，喜爱学习而努力实践。我在温陵听到他一两件事情，颇不像世俗之人的所作所为：例如郡县学校有废弃而不修缮的，道路桥梁有毁坏而不通行的，他必定先拿出自己的钱财帮助官府承担费用，却不急着以此求取因果报应；对官府丝毫没有求取。遇见贫困的人，他必定施惠救济。他勤奋读书，手不停止翻卷。他住宅南面几步之外有一座别馆，轩室前有池塘亭榭可供观赏，中堂设置圆床和环形坐榻，用来同朋友一起饮食。士人勤奋笃实地求学，却没有钱财供给自己的，必定到彦远这里，从早到晚得到饮食，直到寒暑所需的裘衣、葛衣，以及油膏、纸笔等费用，也全都由他出资，通常如此，已经不计年岁了。以一个平民身份居住乡里，能够做到这样；假使他享有大富大贵，又会怎样呢？彦远本来就是温陵的善士，而温陵是大郡，彦远又有这样善良的朋友，当然应当从一国的交友推及与天下人交友，同他们朝夕讨论古代诗书，考察品行道义，核对行为举止；那么他的成就能够估量吗？所以这座斋原来以‘义’命名，彦远来请求我作记，于是改名为‘尚友’。《李天与五经轩记》百姓最值得大为忧虑和畏惧的，没有比不知道常道更严重的了。圣人，就是最彻底懂得常道的人。正因为圣人最彻底地懂得常道，所以只忧虑百姓不知道常道。水向下流，火向上燃，这是常理；船行于水，车行于陆，仁施于父子，义施于君臣，都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上至天地之大，下至万物之细，乃至鸟兽鱼鳖，没有一样不是如此。顺应它就吉利，违背它就凶险。只有圣人能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的治理有政令、教化、刑罚和赏赐。所谓政，就是亲身践行常道，使百姓跟从；所谓教，就是委婉曲折地教诲晓谕；能做到这些就赏，违背这些就罚。至于政令、教化、赏罚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又使百姓能够用歌咏来讽谏，这就是《诗》。人的仪表有威严和文饰、质朴，经常道而推及百事，委曲施行而推及千事，这就是《礼》。事情极其重大、不是百姓平常所能参与的，就有典、谟、训、诰、誓、命等文辞，用来公布晓谕并反复告诫，这就是《书》。又想到吉凶祸福的发生，没有不是出于合乎常道或不合常道的。于是根据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变化，画卦为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爻共有三百六十有四，以此显示其理，这就是《易》。承担天下国家重任的人，认为自己的一言一动，无不关系到百姓的安乐与忧患、利益与祸害、治理与动乱。因此大多设置左右史，记录自己合乎常道和失去常道的地方，用来警戒自己，这就是《史》。各国对史书的名称不同，例如晋国称为《乘》，楚国称为《梼杌》，而《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称。孔子的道不能实行，世人违背常道、败乱德行，孔子周游天下却没有人能够救治他们，于是删定《诗》《书》，考论三坟五典，赞明《易》的道理，用圣人的简约笔法代替圣人的政令，从自身做起而使行为合乎常道，希望影响万世。又因为当时君臣父子违背常理、秩序混乱，赏罚无从施行，于是约取鲁国史书的文字，把褒贬寓于其中。因此，赞美一个善行，万世也不能掩盖它的光辉；贬斥一个恶行，万世也不能洗去它的污秽。它的文字本于鲁国史书，所以也称为《春秋》。它所记的书有五部，后世称为五经。“经”就是常道；“道”就是常道所行的道路。因此，经是关于常道的言说。人的心，是容纳常道言说的地方。常道的言说存在于经书中，诵读圣人经书的人，就把它存放在心里，防守自己的常道，随着实际施用；即使在仓促、颠沛之际，也不敢离开它。这就叫作道。父子之间以亲爱相处，君臣之间以义相处，推广到天下国家，没有施行之处是不恰当的。所以，常道的施行，在尧、舜和三代圣人在上位时，表现为典章、法则、彝伦、皇极和百姓所秉持的准则；彝伦在孔子这里，则表现为圣人在下位时所传的五经。圣人无论处于通达还是困塞，都把实行常道看作最急迫的事，因为百姓不知道常道，就会有任意妄为的凶险；人们互相夸耀争胜，互相掠夺，甚至发展到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还有什么凶险比这更大呢？这正是圣人所忧虑的。陇西李君天与，是学习圣人的人。他家宅西侧有一座楼，向西而建，东面临着通衢；楼中有轩、窗、房、阁，藏书聚集在那里，让子弟在其中读书学习。他有四个弟弟、四个儿子，每两人学习并教授一部经书，已经各自研治一经，又总合贯通它们。于是把他的轩命名为“五经轩”。轩建成后，他来告诉我，所以我为它作序，先叙述这些。至于仁施于父子、义施于君臣，以及长幼、朋友之间的道理，就像日月各居东西、寒暑促成万物生长一样；能够做到的，就称许其为善，不能做到的，就加以教诲。即使是幼年换牙的儿童，即使处在幽暗的房间里，也不敢因此欺骗别人。居家时，就像曾参、闵子骞侍奉父母；做官时，就像皋陶、契辅佐君主，这不是很重大吗？这些都是天与顺应常道所得的吉祥，与经书本身没有关系。年月日，郑侠记。

译《豫顺堂记》。真石先生在住宅西侧修建了一座堂，四周环绕着书籍。先生平时在这里休息。堂中有一座阁，名叫“慵阁”，先生躺卧休息一定在这里。又有一座轩，名叫“默轩”，先生有所寂静而忘言时，一定在这里。还有一间斋，名叫“益斋”，先生同朋友讲论道艺，一定在这里。阁、轩、斋都是先生亲自命名的，从这些名称的含义，就可以知道先生的志趣所在。唯独这座堂还没有名称。一天先生与客人谈话，福唐人郑侠便把“豫顺”作为堂名，取《易》中所说“豫是顺应而行动”的意思。《彖传》说：“天地顺应而运行，日月就不会失度，四时就不会错乱；圣人顺应而行动，刑罚就会清明，百姓就会服从。豫卦所含的时义多么重大啊！”我所取的意思，大概是说，慵懒要有所等待然后才行动，沉默要有所等待然后才说话；再加上朋友之间讲论所得到的益处，那么行动一定顺当。只有行动顺当，天地尚且如此，何况人呢？先生是有道之人，所以我既为他的堂命名，又乐意替他详尽说明。寂静，是道发动的起点；柔弱，是道发挥作用的方式。万物的到来，都从无开始；它们生成时，通常处在卑下、柔弱的状态。把握大道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无所思虑、无所作为，寂然不动；一旦受到感应，便能通晓天下万事的缘故。古人尚未被任用时，就安静地修养自己。他正在静养的时候，本来已经知道自己终究不能不行动。大概即使不走出门户庭院，也可以把天地万物的情状反复筹划于掌上。万物没有永远静止的，到了它静止的时候，就不能不静止；万物没有永远运动的，到了它运动的时候，就不能不运动。因此，废兴有命，动静有时；能在适宜的时机相逢而不固执于一端，必定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到。至于阴云重重遮蔽天空，白昼隐藏了光辉，轩窗在白天也一片寂静，禽鸟不鸣；先生默然倚着几案，忘却自身，顷刻之间仿佛到了华胥国，眼前又见到周公，这就是先生的“慵阁”。万山沟壑一片沉静，长空如白绢铺展，松间的风也不吹动，霜月自有清凉；先生独坐一榻，把是非两方面都忘掉，身体与外物融为一体，心胸包容广阔天地，精神潜藏在虚静专一之中，神思遨游于无所有之境，不知天地如何变化，也不知尧、桀如何兴亡，这就是先生的“默轩”。朋友们从四方来到，鞋子充满门外；正直诚信的人在左边，见闻广博的人在右边，在方寸之心中谈论心性，在言语意旨之外讨论道理。仆从也饱听六经，羞于称道五霸。闲暇时便弹琴下棋，举杯酬酢；酒器倾倒，众人脸上开始泛红，清雅的欢乐尚未结束，便接着以蜡烛照明，直到第二天，这就是先生的“益斋”。这样涵养既已宏厚，张弛就能在一席之间的事业中归于一致，足以恩泽天下，使君主的德业超过尧、舜。以至于华夏、蛮貊、昆虫、草木，没有一样不能得到适宜的处所。即使让他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罪之人，而因此得到公卿宰相之位，他看那职位也如同鼻涕唾沫一样。这样的境界，就是先生的“豫顺”。正因为有所等待然后才行动，所以行动遍及天下而没有怨恨厌恶；有所等待然后才说话，所以言语遍及天下而没有口过。先拟定而后说，先审议而后行动，经过拟议就能成就变化。这样说来，他的顺应，就像幽暗处鸣叫的鹤，它的子鹤也会应和。顺应的意义多么伟大啊！庄子说过：“老虎和人不同类，但饲养它的人能使它亲近，是因为顺应它。不同类的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所以说，天在上面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不利。《新修南山圣寿禅寺记》。南山英华之地，向来由律宗僧人居住，后来僧人星散，寺院倾颓毁坏，没有人过问照料，荒草小路断绝，人人都为它叹惜。元丰壬戌年，转运使孙公开始把此事上奏朝廷，请求将律寺改为禅寺，但住持又两次更换，才得到海相。海相起初只修建了僧堂、小茶堂和小厨室三间。海相圆寂后，直到现在的住持守超到任，才修建了后堂、殿宇、两廊、内三门等。此前殿室建在最高处，寺院后面的基地在山腰，官厅却在今天殿宇所在的地方，又没有法堂，因此房屋布局没有次序，主客之位也无法确定。如今太守廖公亲自规划指画，把殿移到官厅所在的地方，在旧殿址上建起现在的法堂；又在僧堂相对处建香积厨，在厨堂建成后再建主僧寝殿，寝殿建成后才塑造诸佛像。寺山与江相对，寺在山腰，离江很远，每天派童仆到江边取水，往返劳顿，仍不够供给炊煮、饮食和洗涤。于是就在堂前偏东、靠近厨房的地方掘地凿井。山高江深，地下全是坚硬的石头，人人都认为不可能打井。廖公指着那块地开凿，不到数丈便遇到石头；凿开石层后泉水喷涌而出，于是供给寺中使用，并旁及附近居民和往来行人。这口井，正属于锡杖泉一类。井筑好后，住僧汲水，又教化各方有缘人，修建两廊和内三门，依次又修到接待宾客的房舍。总共三年之间，南山寺的格局才完备，廖公出力很多。廖公笃好善事，乐于成就人物的美德；性情又喜爱高旷清爽，对于南山有时每天都来而不厌倦。殿宇建成后，廖公又竭力资助塑立诸佛像，那么廖公的用心是何等深厚啊！事情最怕的是人的志向不坚定，或急躁求速成而使众人劳苦、产生怨恨；或者下属顽固凶狠、不能教化，倚仗固执来违抗上司，这样从来没有办成的。像南山守僧有志于此事，贤能的太守又给予帮助，他们都有坚定不移的志向，徐缓而逐渐地进行：先建堂，后建殿；先建殿，后建厨房；先建厨房，后凿井；先凿井，后修两廊、三门等。郡中百姓无论大小，都知道修建、崇奉寺院是报答君亲的善事，并且乐意拿出有余之物来响应守超的请求，所以能够上下和睦而成就功业。外人有时不知道南山起初是在营建，第一次来时只见大堂巍然，第二次来时殿宇已经高耸，再来时厨房、井、门、廊无不完备，仿佛是神灵所造；若不是有道之人，哪里能够做到这样？至于背山面江，左有山崖、右有山谷，晞旸旧岛、凌烟古嶂，昔日帝王的弦歌曲调、后人的鼎峙之势，峰岩都还存在，遗址洞穴也仍然可见；这些就是南山的胜景，是众人共同看见的。两朵花萼相对，枝干繁茂，丹红的花苞纷纷开放；霜月散发清冷的光辉，松风传来肃穆的声韵。有人暂来而久留，有人早晨前往、傍晚归来；清淡与繁华各自都有余味。这又是四时景物的情态，它们的情趣与人相合，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至于高堂和宽阔的廊屋，人们来到这里仍觉得如同归家；妙法有所传承，仿佛灵鹫峰就在眼前。刺史的旌旗时常到来，宾客随从成群相聚；珠玉相接，酒杯交错；清谈浅酌，以高雅篇章相和。对下，以仁爱百姓和万物为心；对上，只以忠于社稷为乐。人能够做到这样，佛法也会为之彰明。这就是今日的事情，并且可以施行于前后。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如今又出现了。鱼鸟成群，烟霞没有主人。能够使困苦之地变成快乐的郊野，如果不是朝廷清明、守令忠厚，又凭什么能够达到这种境地？我观览景色而抒发心意，请您看看我的浅陋说法。《西塘集》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塘集》卷四，宋郑侠撰：《怀集林府君墓志铭》。君讳绚，字伯素，年少时敦厚、聪敏、柔顺、友爱兄弟，交友不轻率，并且笃好善事。他闭门读书作文，以至于忘记睡眠和饮食。不到二十岁，才华宏富而秀美卓异，因此在乡里有声誉。同母弟绎与君一同有名，皇祐年间同日考中进士，这是君教导的结果。脱去布衣后，被授予潭州长沙县尉。潭州处在南北交通要冲，是商旅舟车聚集之地，又位于湘、衡之间，重山密林，巨盗依凭其间，长期成为百姓的祸害。州县严加警捕，多年不能擒获。君到任后制定策略，全部切中要害，不到一个月便擒获数伙盗贼，于是衡、湘之间不再有残留盗寇。防曲江余襄公到任镇守，把他的功劳记录上报朝廷，诏令升任万户簿。余襄公认为赏赐太轻，又两次为他分条上奏，并举荐他的才能，认为可以试任一县。君勤于奉公，却不愿靠钻营求进，认为这是君主的命令，哪里有厚薄之分？做臣子的只怕不能称职，哪里有闲暇选择？所以不再自行陈述，于是依照先前的恩典，改授宾州岭方簿兼县令，又升任桂州修仁县令。君的志趣高洁，处理政务仁惠爱民，安抚教养百姓，把他们当作子弟一样。因此所任之处都称道治理有方，部司考察其才能后，纷纷上章推荐。像余襄公、李师中公，都非常器重他。由两位公的举荐，就可以知道君的为人了。修仁任期届满本应改授秩级，还没有等到交接，他因母亲张氏去世而回家服丧，服除后被派任韶州恭城县令。君因为先父年老，恳求就近侍奉，没有获准。第二年又因先父去世而回家服丧，喝粥度日，面色憔悴，结庐居丧以终尽忧思，心中耿耿，留下遗憾。过了一年才接受端溪的任命，任期交接后，因病死在任所，享年五十九岁。君是广州怀集人，五世祖某曾任刘氏宰相，所修建的怀州大陂，灌溉田地达数万顷，百姓直到今天还依赖它。君家世代居住在石僵城西边，祖父某、父亲渐都没有做官。母亲是临贺人吴氏，君五岁时母亲去世，张氏是君的继母。君天性极为孝顺，侍奉继母如同亲生母亲，所以张氏爱君胜过爱自己的亲生儿子。君与弟弟绎以及长姐尚书屯田外郎周君的夫人，都是吴氏所生。绎官做到桂州永宁县令，先于君去世。继母所生的弟弟纾没有做官，娶临贺陈氏，生二子：长子俊民，次子天民；三女：长女嫁给临贺陈防，次女嫁给昭平周景甫，三女嫁给防泉王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君的所有子弟都以儒学为事业，姐妹和女儿出嫁的，也都嫁给了举人。由此可知，他笃好善事而不轻率交友，确实如此。他于熙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去世。第二年某月某日，儿子天民把君的灵柩送回。某月某日，葬在某县某乡某里某原。儿子俊民、天民哭泣着请求我撰写墓志铭。铭文说：呜呼！伯素生来喜爱古道，聪敏而勤于自我求学，因此在父母面前有声誉，能够孝顺而又友爱兄弟。他奉公勤勉，治理百姓宽厚。他的心不以求利为志，而以求义为志；志向不在于显达官位，而在于通达仁德。他的才华虽然在仕途上受到压抑，却在道义上得以伸展。假如再给他一些寿命，完全有足以施展的事业。如今他已经去世了，又还能说些什么呢！积累善行所得到的福庆，将在他的子孙身上体现。

译《谢夫人墓表》。我的朋友谭文初，他的妻子谢夫人，是颍川汝阴人。曾祖父泌，官至谏议大夫，以循良之吏著称，是当时的名人；祖父衍，官至驾部郎中；父亲立，官至南雄军事推官。谢氏世代是儒学之家，教育子弟必定以经学，教育女儿也同样如此。凡是《诗》《书》《礼》《义》以及古今传记中所记载的贤妇烈女，只要有可见之处，就一定让她们学习诵读，通晓其中的义理。谢氏认为，妇人最大的祸患，没有比不懂古道更严重的。世间妇女尤其闭塞昏暗，没有听闻、见识；做妻子、做母亲，却都不知道自己应当有所作为的道理。不以古人为师而想让她们不使父母忧愁蒙辱，是不可能的。因此谢氏凡是做父母的，都把这件事作为告诫。生了子女就一定教导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使他们一定有所师法。所以谢氏女子的贤德在世间颇有声誉，而夫人在姑母、姊妹所受的学业中尤其喜好。因此她在谢氏女儿中又最为聪慧早成。父母十分钟爱她，慎重选择婚配对象。求婚的人有十多个，却没有一个答应。文初为人耿介而有志向，侍奉父母极为孝顺。他以前娶过某氏，是广州人，仗恃娘家资财，自负其能，很不懂得规矩。她进门不久，公婆便有不满。因为文初年少，又刚刚娶妻，所以忍着没有说。文初说：“我的父母不喜欢她，那么还要你做什么？从前曾参的妻子因为蒸藜不熟而不顺从父母，曾参就休了她。何况我的父母已经对她不满意呢？”于是休弃了她。夫人的父亲恰好在韶州任官，韶州又是文初的乡里。因此谢父听说文初后很惊异，说：“这才是我的女婿。”于是把女儿夫人嫁给了文初。夫人嫁到谭家时，虞曹公已经辞官挂冠，居住在乡里。夫人从早到晚竭尽心力，凡是早晨省视、晚上安定，以及供奉甘美饮食，没有不尽到敬意的。无论寒暑温凉，即使是席子、坐几、床榻，以及洗脸、梳洗、清洁、洗涤的用品，也无不亲自整理。她少言寡语，进退都合乎礼法。在闺门之内，从未有人见过她显露愤怒的神色，但婢女仆人没有敢冒犯她的。凡是有人向虞曹公进献东西，文初在前，夫人在后；侍者和左右办事的人都十分谨慎，出入庭门时整齐有序。虞曹公早年便在公卿间闻名，官场交游最盛；年老眉白，退居乡野，但车马来到门前，每天都没有清静的时候。内外亲族、邻里和旧交又比这里更加密集。永宁县君去世后，虞曹公内外的粮食供给、亲友往来宴饮、馈赠庆贺、吊唁丧事，乃至盐、醢、醴、酪等物，无不是诸位儿媳妇操办的。虞曹公清贫而乐于施舍，退职后的俸禄微薄。文初吃粗粮、穿粗布，只能勉强做到使饮食衣着稍微美好一些，因此家中常常显出不足。夫人也是儒家子女，大概她处在虞曹公退职以后，却仍能像荣任官职的日子一样奉养内外，对谭家上下没有一句怨言。她能够做到这样，所以虞曹公曾叹息说：“我的儿子能够做人，所以能有这样的妻子。”我被贬居真阳时，文初偶尔任郡中属吏，把我看作兄长。凡是见面问候慰劳，近则一两日，远则十几日，从没有超过几天不来拜访的。文初穿短衣、戴小帽，衣服和夹衣都是补缀过的旧物，但穿着一定端正整洁，远看像新衣，走近仔细看，才知道是破旧衣服。能够把洗濯、整理衣带等工作做到这样，实在不易。文初喜欢招待宾客，像他的父亲承一样，即使宾客人数多少不同、宴席大小不同，也一定准备时令果品和新鲜食物，精制卤味、清鲜蜜藏之物、乳酥煎滴之品，有的干，有的湿；有的脆，有的柔；有的做成奇草名花、珍禽异兽的形状，一定极其精巧，器皿也齐全，明亮洁净。饮食鲜艳，滋味甘美，随时令调节冷热，细致地掌握制作方法；即使学习的人做得相似，终究也赶不上文初席上所出的食物那样可爱。我问他用什么人做这些事，原来只有一个粗笨的婢女，只能供给蒸饭烧火而已；那么所谓洗濯衣带、准备宾客饮食的事，都是夫人亲自做的。我问，宾客费用看起来很宽裕，而你的使用却能满足需要；家里贫穷、俸禄微薄，却能做到这样，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我只是使闺门之内没有无谓的花费罢了。我的穿着就是这样，我的妻子又很节俭；除非是奉祀祖先、接待宾客，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轻率花费。一般说来，公事上的花费用于私事，只有十分之一；私事上的花费用于公事，却要达到十倍。为什么呢？公事的花费有固定时日，而私事的花费没有期限；奉祀宾客是公事，只在暂时的场合发生；供养自己是私事，却每天都在发生。人对日常花费往往加倍，所以临时用度反而不够。我对日常开销有节制，所以临时用度便有余，这都是我妻子谢氏的力量。”我的妻子在家中生活，每天天一亮就起身，家里的事情没有不周遍查看的；洗涤、浇灌、拂拭、擦抹、打扫、洒扫，都亲自带头做给下人看；洗濯、缝补、修补、裁剪、修整，果品和蔬菜的煎煮蒸制，醋醢的制作收藏，也都按时办理，每十天必定周遍一次，周遍后再重新开始。除此之外，她就读书、看古文；没有事情时，书法和这两件事都精通而达到极致，尤其擅长水墨画，具有闲淡的情趣。我每逢休假无事，一定同她谈论《诗》《书》以及前人的言论和行为，考察其中的醇厚与疵病，以观察她的见识；即使是研究儒学很久的人，也没有谁能超过她。她尤其擅长谈论性理之学，而且她所做的事情与所说的道理相互表里；谈话所涉及的内容，只要是古代义烈之士中那些忠诚、端正、正直、节操和品行值得称道的人，她一定反复强调，赞美叹赏多次，好像有意警策我。常常到了半夜以后才睡觉。凡是起床，一定比我先；睡觉，一定在我之后，即使疲倦，也从未改变。她侍奉我的父母像这样，侍奉我又是如此，始终不改变她的天性，也不厌倦她的至诚。我在内助方面实在有所依赖。她回答说：“是。”我曾经把夫人的事情告诉别人，没有不感叹佩服的。按照她的所作所为，本来应该和文初白头相守，子孙众多地围绕膝前。因此我每次劝诫夫妻不能相处的人，或劝勉夫妻能够相处的人，从来没有不把文初夫妻家庭生活的情形当作美谈。后来文初罢官回曲江探望父母。回来四个月后，文初生病，夫人也病了。又过了几天，我收到文初的信，说：“谢氏所做的一切，兄长本来就详细知道。凡是我在外面为国事奔走，闺门之内的事情一丝一毫不用我操心，都是谢氏的力量。如今她去世了，这可怎么办呢？”

译听到这件事，我惊惧悲痛；凡是知道谢夫人所作所为的人，也无不相互看着而面色大变。在这以前，文初回家探望父母，夫人已经在家中侍奉了几个月。夫人告假回娘家探亲，到了凌江。后来文初得病，书信急忙送到，夫人乘小船，冒着盛暑，经过江上的险处，一夜之间就赶到了。亲属没有不惊讶她来得如此迅速的，她回答说：“忧虑思念太深，便不知道路途原来是遥远的。”因此也卧病不起。她于元丰元年九月十九日去世，享年二十九岁。虞曹公这时也得了重病，听说后大为悲痛，长叹说：“使我们宗族内外永远没有间隙的，正是这个妇人，为什么这样快就夺走她呢？”五天后选择吉日，于是葬在曲江丰乐乡洪义里龙华山的原野上。夫人下葬时，文初的病还没有痊愈，虞曹公的病情又仓促危急，所以来不及为她撰写铭文。后来虞曹公多次写信谈到夫人的贤德，叹息她早亡，哀悼自己内里失去了依靠，仿佛没有地方申诉。我常常奇怪，世上有人生了子女却不知道教导，只把他们像猪狗一样饲养，使他们身体肥壮，却不以德行来美化他们。那些知道名教有益于世的人，也不过只教育男孩，唯独不教育女孩，说妇人的职责无非是遵守仪容，只需谈论酒食罢了。难道不想想古人之所以能够完全尽到妇人的职责并达到这种境地，哪一样不是学习的力量吗？男子出入街巷、交往士友，尚且可以看见并认识。女子则身处深闺内室，没有听闻见识，难道可以不让她读书吗？所以教育子女最应当急迫的事情，没有比教育女子更重要的了。如今却把她们置之不教，这就是悍妇、暴妻、骄奢淫逸、狼狈而不可制服的情况屡屡出现，因而家庭秩序不能端正的原因。假如有善于做媒的人，一定先把这件事拿来同谢夫人相比，那么谢氏的见识是多么卓绝啊！她能把教育子女作为最大的事务，做到如此程度；诗书古训对人的益处又如此之大，难道不应当努力吗？《鸡鸣》的序说：“哀公荒淫怠慢，所以陈述贤妃贞女早晚警戒君主、互相成就的道理。”《静女》诗说：“不是女子本身美，而是美人赠送给我的。”由此看来，古人之所以特别重视婚姻、慎重选择配偶，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若不是贞洁、柔顺、贤淑、恭敬、顺从、勤劳、节俭，能够早晚警戒她的君子、以正道互相成就，很少有不败坏家庭、毁灭国家并把祸害流传天下的。既然如此，人在夫妻关系上怎么能不郑重呢？《诗经》说：“君子和妻子偕老，副笄上插着六颗玉饰，举止温和安详，仪态雍容，如山如河；穿着象征身份的礼服，正与君子相称。” “你的品德不好，又能把你怎么样呢？”《诗经》的序解释它的意思说：“夫人失去了侍奉君子的道理，所以陈述人君的德行和服饰的盛美，说她本应当同君子偕老。”我从这首诗来看，知道卫国人把宣姜视为祸患，只是她没有早早灭亡罢了。有的人是众人喜爱、敬仰、想要她长久存在并同君子偕老的，却中途夭折；又有的人是众人忧虑、愤怒、憎恶，想让她赶快灭亡、不留下后代，以免加重对人家国的危害；有的人却白头而终、儿孙满堂，使善恶报应仿佛令人怀疑，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像谢夫人去世，难道只是她丈夫一家和六亲为之叹息哭泣吗？她早夭短命，固然不值得过分惋惜；但她做了十年妻子，竭尽力量、尽守节操，偏偏没有留下一个子女来继承后代，难道不令人悲痛欲绝吗？可惜她已经下葬，来不及撰写墓铭，使文初心中怏怏，又增加了这一遗憾，所以我替她在墓上立表。谢氏的祖先本来是歙县人，是晋代谢安的后裔，从谏议大夫这一代开始迁居颍州的汝阴，据说如此。

译《刘公南墓表》。元祐三年春三月十八日，长乐刘公在京师去世。过了九个月，他的孤子才从京师迎回灵柩。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依照礼制，葬在长乐怀安县太平里螺峰的原野上。刘公以品行节义闻动天下，文章经术足为人师表。然而五次参加进士考试，直到终身也没有得到一官，因此士人无论贤愚、世人无论远近，都异口同声地为他叹息怜悯。若说这是造物者的作为没有规矩准则，善恶报应不足凭据，道义诗书之学不值得依靠，那么这些都是人们哀痛刘公的理由。但福唐郑侠独不这样认为。上天生成万物，本来就有大小的分别；要使万物齐同而又不能两全，这是自然之理。给它牙齿的就不给它角，给它翅膀的就只给它两只脚；不只是形体如此，内在和外在所受的禀赋也如此。既然已经把大的给了它，又想把小的也给它，天自身尚且不能做到，难道还能把这些同时给予人和万物吗？世间最尊贵的，没有比道义更尊贵；世间最富有的，没有比诗书更富有。世上的人一会儿进取、一会儿退处，借道义诗书来求取富贵，于是道义诗书的道路荒芜了。若是一个人已经通达，而使他通达的道义诗书并未荒废，那么他必定不知道富贵的利益和快乐；他居有富贵与未能通达时没有丝毫不同。能够做到这样，就知道刘公并不是没有通达，而造物者的安排也就可以理解了。此外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上天使他在小处困穷到极点，正是要使他在大处成就到极点。孔子的困穷已经达到极点；若不是困穷到极点，六经的尊贵富有就不能由他极力成就。孟子的困穷也达到极点；若不是困穷到极点，七篇的尊贵富有也不能由他极力成就。如今刘公只是一个平民士人，名声却震动乡里，声望传遍京城；道义诗书的尊贵富有，众人都在歌咏。若把这些取来施用于当今，利益没有边际；推行到后世，恩泽没有穷尽。那么上天使我公困穷到极点，以及我公所享有的成就，究竟是怎样的呢？所以为他的死亡悲哀是可以的，但叹息、怜悯、疑怪却不是合宜的。公讳康夫，字公南。他的先祖从刘累直到汉代，汉代以后刘姓更加显大；公的家谱实际从唐代仆射晏传承下来，直到高祖时才因做官而迁居福建，于是成为长乐人。曾祖父甫，官至皇太子洗马；祖父若虚，官至屯田外郎，赠光禄卿；父亲弈，官至屯田外郎。公小时候聪敏，安静而不嬉戏；和一群孩子相处时，志趣气度独不相同。每天诵读几千字的书，过目便不再忘记。屯田公任凤翔幕职时，公正从师学习，曾在讲席旁听，随后就背诵老师的讲说，一点没有遗漏，在座的人都惊异，因此西部人称公为奇童。屯田君去世时，家在丹阳，家境一向贫困俭约。众人知道这种情况，拿二十万缗钱和财物放在灵柩前，请求帮助办丧事。公说：“这是玷辱我父亲。”当即拒绝了。等到扶柩回家，乡里亲友都称道丹阳的事情，但助丧的布帛不敢进入公的家门。公天性纯孝，居丧完全合乎礼法。他还不到二十岁，却在慎重办理丧葬大事方面，成年人也有赶不上他的；因此在邦乡间更加受到尊重。服丧期满后入学，府学中周希孟先生门下有数百人，唯独公得到推重。母亲太夫人去世时，他七天不饮水浆，终制期间哭泣流血，始终没有开口说话。他居家严肃而令人敬畏，遇到宗族亲属总是以恩意和礼节相待。姐姐是今天长汀县令韩公的夫人，曾经患病，公亲自侍奉汤药，衣不解带，直到病愈才停止。弟弟侄子贫困窘迫，他从来没有不与他们共同分享衣食。别人有急难，他立刻出手相助，义气显现在脸上；所以乡人都以他的孝、悌、仁、爱为师，而公也把敦厚风俗、崇尚和奖掖名教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主持乡校三十多年，部刺史到任时，都对他特别礼遇。在张伯玉公、元绛公、程师孟公三人那里，尤其得到知己般的赏识。治平年间，他被举为孝廉，本道以他的名义应诏，主管部门却认为错过时机而作罢。熙宁年间，五路先设置学官，广东人请求依照先例，请公主持番禺学。朝廷把这件事交下来，索取公所作的文章；公进献《志述》二十七篇，考核为天下第一。议论者认为公尚未做过官，按规定不合，于是事情停止。后来有一天，大臣在天子面前提到公，说：“刘某是天下的士人，可惜年老而没有得到任用，恐怕应当有特别诏令。”事情将要成功时却搁置了，公听说后叹道：“这是命啊。”于是更加专心完成诗书学业，晚年又主持温陵学。大体说来，闽中号称士人众多；从前主持学校的人有时只把士人的聚散当作心意，办事多有姑息。公既然以名教自任，所以无论到哪里都必定建立规矩：士人中精明敏捷、勤奋自励的，必定受到推许；荒疏怠慢、游荡懒惰的，必定受到斥责惩罚。他引经据典进行质问，即使整天也不知疲倦，因此门生多达一千多人，考中高等科目、历任显达官职的人数不胜数。他写文章下笔就有上千字，好像不经思考便自然写成；文章辅翼诗书，以仁义为根基，即使预先构思，也没有能超过他的。他有经学训诂著作若干卷，杂文若干卷，古体、律诗若干卷。他在熙宁年间苗役法实行时，曾把事情写成奏状，认为法令开始制定时本来很好，但执行者都失去了根本，给百姓造成极大祸害；于是绘制图籍进献，最终没有得到答复。他又曾拟写乙丑年廷试策问，大意说：“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阴气积聚而常常寒冷，阳气不能通达，恐怕有人因此以臣下的意见议论君主，以儿子的意见改变父亲的制度，于是造成这种情况。”他还借机详细说明应当如何改革，但从未给别人看。死后遗稿留在箱笥中，看到的人都感动流泪。公起初不写词赋，莆阳蔡襄公勉励他参加一次考试，他便夺得第一。由此屡次受到推荐，到戊辰年春试时，已经是第六次应试，按照恩例应当授予假承务郎。唱名之前两天去世，大概他预先知道辰年对自己不利，已经告诉门生了。然而他仍急忙赶往京师，希望有一天能够抒发胸中的抱负；上天给予他的命运竟然这样不可改变。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公娶黄氏，是朝奉郎致仕嘉祐的女儿。子四人：长子知至，任泉州惠安县尉；次子仲立；三子习；四子修，三人都考中了进士。女五人：长女嫁给进士陈大方；次女嫁给周孝嗣；三女嫁给尚书。公去世后，门生张劝为他撰写行状，湛存替他作述，南安林洵为他作记录；温陵蔡彰又记录了他任温陵教授时的功绩。我实际上与公有姻亲关系，而且从年轻时就是旧交。等到我任温陵教官后，更加知道公之所以能够得到士人之心的原因。

译看四位先生所说的话，仿佛符契相合，完全符合公一生的始终。公虽然困顿穷厄，确实是天地之间的穷士，但他在侍奉父母、敬事长者，以及救济穷人、抚养幼者、教导培养豪俊、成就才智卓异之人方面，都是发自诚心、落实于行动，没有一样不可以刻在金石上、感动鬼神。再考察他关于苗役法的图籍和乙丑年拟定的策问，就知道公忧虑君主和百姓到了什么程度。如今各位门生诵读他的遗说，遵循承继他的规矩法度，都可以用来使君主安定、百姓安宁；又把这些写成文字传给后世学者，使他们懂得治家治国以及父子、君臣、长幼、夫妇、朋友相处的道理，这些无不与日月相互辉映。难道不可以说，若把它取来施用于当今，利益便没有边际；推行到后世，恩泽便没有穷尽吗？所以我逐一叙述公的所作所为和他所享有的成就，用来消除众人叹息、怜悯、疑怪的疑惑，并把它刻表于墓上。公本人虽然困顿，但儿子知至贤能而已经做官，另外三人也才华禀性俊秀良善，必定都能在世上有所建立。君子说：“不在他自身，就在他的子孙。”这话仍然可信。《太孺人王氏志铭》。政和六年冬天，太孺人王氏将要安葬她的儿子，奉议郎吴可权跑了好几处驿站之外来请我为她的墓室作铭。我本来一向承蒙与他交往的荣幸，可权又往来于潮州、漳州之间，详细听说过太孺人作为吴家妇人的情况；她在内外都得到赞誉，只是这些赞誉浅薄而少有可取之处，却一听到别人的一点善行，便总是乐于替人宣扬，唯恐不能传到长久以后。何况像太孺人这样深居闺室而声誉能够传到外界，正是值得传述的呢？于是我欣然接受命令，提笔写成。王氏本是琅琊人，自东晋肃侯王彬起才迁居福建；后来子孙世代居住龙溪，龙溪分置后，这一支便成为漳浦人。唐末有检校司空彦昌，是太孺人的五世祖。当时正值战乱，他独能抵御强暴豪横，成为邦乡所依靠的人。子孙依靠他的资产力量，都谨慎朴实、守持本分，不求做官进取。太孺人的父亲益以仁厚诚信著称，娶卓氏，贤良淑美。太孺人生在仁信贤淑的父母之家，资质性情诚实厚道，从做女儿时便已得到邦乡称誉。宣德君年少时失去父母，他的祖母沈氏十分看重这门婚配，为他四处访求，内外亲属都说没有比太孺人更合适的。两家都以德行择偶，所以太孺人嫁入宣德家。太孺人嫁给吴家时，年仅十七岁。吴氏是大族，太孺人的婆母上无舅姑，宣德君的叔、仲、季三位弟弟都还年轻，而沈氏年事已高。各位外甥、侄子以及内外宗族亲戚前来归依、奉养、问候的，每天都挤满门户。四个儿媳轮流供养并接待宾客，太孺人是长媳，竭尽诚心和力量，没有一点懈怠疲倦。三个房中的供给有时不足，她一定加以补助。沈氏因此更加喜爱她，每天来游玩休息的人多到她这里；太孺人有所教导告诫，太孺人总是欢喜地拜受，牢记不忘。沈氏更加把她疼爱得如同自己的女儿，常说：“王家新妇孝顺谨慎是天性，她所进献的食物，我没有一次不吃饱。”这都是她诚心感动人的结果，并不是因为鼎中烹调的美味才觉得好。衣服用具崇尚朴素，对别人厚而对自己薄。宣德君重气节、讲义气，喜欢交游，时常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孺人没有不欣然答应的，即使簪珥首饰也毫不吝惜。她勤劳节俭、忠厚实在，举止总合礼法；闺门之内，整齐严肃而又和睦宽裕。因此忠州防御使李君亨伯曾到她家，深为赞叹惊异，便约定与宣德君结为婚姻。可权最初的妻子，就是防御君的妹妹。可权刚脱离童年，便送到郡中就学，并给他的师友丰厚资助。不久又劝宣德带他到太学游学。宣德君去世后，太孺人谨守内闱，亲自祭祀供养，更加勉励两个儿子求学，教导各位女儿纺绩织布，使她们具备妇人的德行仪容，出嫁后都得到合宜的归宿。本邦才俊贤良之家，凡是内外宗族姻亲，无论大小，四五十年间，没有一家不曾得到她的恩惠、救济、馈赠；这还不只是如此，本地人贫困时，她也常常周济，从不把这当作自己的德行，甚至婢女妾侍也没有不心怀感激的。可权最初任迎侍之官时，太孺人随他前往。不久沈氏去世，母亲卓氏也去世了，而曾祖姑余三氏的子孙渐渐零落衰弱。等到可权第二次任官时，太孺人独自留在乡里，大概是想到三族衰落，时常应当有所帮助他们的不足；可权再三请求，她也不肯改变。后来可权任怀安时，认为太孺人年老，不应再为家事劳累，而怀安又靠近乡里，于是听从她迎来侍奉，住在官舍。她每天只是焚香诵读经书，有稍微空闲的时间便亲自纺绩缝缀。可权为她修建亭台屋宇，栽种花木果树，希望她有所娱乐，她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可权再三请求，她才说：“这些是我年轻时做的事，如今反而把它当作快乐；这和你处理公务之外读书，有什么不同呢？”从可权刚做官时起，她就告诫他侍奉君主、治理百姓的大节，说：“你出身寒微之家，幸逢圣明时代，稍稍取得科第。从今以后只应勤于公务、清白自守，把孝顺移来侍奉君主，千万不要贪婪躁进，给我带来耻辱。”可权学业有所成就，至今没有忘记这些话；他勤苦学习，收藏书籍不知满足，所到之处一定保全清誉，对百姓也有福益，其中太孺人是出了力的。她施舍散发得广博，是出于天性。熙宁、元丰年间交替之际，乡里接连发生饥荒，富人关闭粮仓，抬高粮价，太孺人独自倾尽粮仓，煮粥救济流浪乞丐，靠此存活的人不止一两个。直到如今有人谈及当时的事情，没有不感动哭泣流泪的。人的本性，谁没有怜悯之心？只是力量有所不及罢了；等到家中富裕、储藏充足，有人却被贪婪吝啬蒙蔽，甚至至亲亲戚也不相顾。大丈夫冠带鲜明，满口谈论仁义，到了困窘急迫之时却把人当作路人看待；如果让他们知道太孺人是这样做的，能不惭愧吗？她居住时一直没有疾病。一天，最小的女儿回家省亲，连续几个晚上和她同睡，早晨还在谈笑；后来听见屋外像有咳嗽声，到了晚上却没有回应，惊起查看，已经去世了。太孺人的封赠依照政和三年的制度，享年七十七岁。她有两个儿子：长子某，原任奉议郎、潮州通判；次子某，没有出仕。女儿四人。孙子孙女十一人，外孙子外孙女二十八人。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梁山脚下北碕的原野。铭文说：她孝敬婆母，如同婆母惠施亲戚乡里；别处流离的乞丐依靠她得以苏醒生存。她的女德女容，使她成为贤良的妇人；她教导儿子，使他成为真正的儒者。闺门肃穆和睦，仍然宽裕地实行于幽深内室；声誉传遍邦国都邑，儿孙满堂。七十多岁安宁地寿终正寝，流传伟大的谋略，刻在墓石和幽暗的墓室中。难道还会羞辱那些鄙陋男子、光彩照人的史笔吗？岂不是与他们没有不同吗？《西塘集》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塘集》卷五，宋代郑侠撰《代林丈到任谒宣圣》。大道被外物蒙蔽，因而出现了叔季时代的动乱，百姓和禽兽之间只差一线。周王在这个时候，独自惶惶不安、奔波劳碌，把车辙环行于天下，如同劝善官摇铃走在道路上一样，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最终却没有一个国家同他合力。于是他把道寄托在六经之中，使先王仁义的道已经被侵蚀的重新明白，使礼乐政刑已经败坏的重新振兴。到了万世之后，父亲因此慈爱，儿子因此孝顺，君主尽君道、臣子尽臣道，丈夫尽夫道、妻子尽妇道；日月星辰各得其运行，昆虫草木各得其本性，这都是周王的力量。连绵的疆域如同通达天际，南到边远州郡，雕题、交趾之地原本与鸟兽杂处，如今却都戴冠穿衣，接受天子的约束，官吏得以教化治理并分别统领他们。周王的功德深厚啊！我有幸接受诏命，从归善调任到这里任职，已经下车三天了。只是我早晚向百姓官吏颁布宣谕、治理他们的内容，都是周王功业的余绪，怎敢不谨慎遵循礼典，向周王表达敬意呢？陈设的肴馔酒浆芳香清美，恭敬地希望您来享用。代作释奠文。周朝衰微，天下动荡，无纲纪文章。在那个时候，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中原百姓不相继沦为夷狄禽兽的，已经很少了。只有周王在这种败坏腐烂之中，竭力把它振兴起来，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没有完全沉沦地下，从而使万世以后的人得以生存、成长，得以穿衣、吃饭，父亲成为父亲，儿子成为儿子，君主成为君主，臣子成为臣子，与天地长久相终而不可倾覆破坏，这就是周王的德行。我是一州之长，如今正值春月，雨露按时降下，草木滋长茂盛。周王之道，就在俯仰之间；即使一只昆虫、一株草木这样微小的东西，哪一样不是周王的恩赐？因此我斋戒清洁内心，洁净并丰盛地准备祭品，恭敬率领属官，在仲春月的上旬丁日举行释奠礼。恭敬地希望您来享用。秋季释奠文。秋天的时令到来，凉风已经吹起，霜也按时降下，万物结实成熟，獭、鱼、豺、野兽都有祭享，何况人呢？因此有思念亲人的，便用思亲之情来进献；有功德于人的，便用报答功德来祭祀。周王之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大概不只是天地父母而已。这种祭享，难道不合乎义吗？所以凡有国家和人民的地方，无论大都小邑，都在这一天为我们的周王举行明洁的祭祀，都是为了报答他使民物生长、成就的恩赐。万物没有什么足以报答他，这就叫无穷的恩德、无法报答的德行。祭器已经排列，牲牢和甜酒也都洁净，只是用来奉上至诚罢了。恭敬地希望您来享用。代林丈再次任职时谒见宣圣。人被色、声、气味、滋味追逐于外，因而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天下人便不能不沦为夷狄，或者变成禽兽。诗书的教化，是用来开启百姓的聪明，使他们从迷惑中返回本初。因此凡治理天下国家的原则，都把儒术放在首位，用来敦厚人伦，树立政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由此而成为圣王的。周朝衰微时，百姓沦为夷狄禽兽的情形更加严重；如果不是孔子的力量，诗书的教化将沉没坠落于地下，再也不能振兴。后世即使想听闻先王仁义之道，又从哪里去寻求呢？所以周王的恩德不只是天地父母而已。王通曾经说过这些话。我在这里任郡守，凡是公家大小事情，只要有成法可以裁决处理，斟酌是否适宜，我没有不依据周王之教的。天子不认为我非常不肖，让我再次任职，这正是依靠周王的力量。任职第三天，谨以礼来拜谒，愿周王降临鉴察，始终启发辅助我。代作谒见各庙文。国家用来对待天下善恶的手段，叫作赏和刑。但赏刑所能达到的，只是耳朵能听见、眼睛能看见的事情罢了。至于幽暗昏冥、聪明才智无法达到的地方，如果没有神圣之灵，便不能窥察。所以官吏掌管刑赏，而神明主持祸福；他们所治理的，实际上都是代替上天行事，奖赏善者、降祸淫邪者，并且与官吏互相配合，表里相应。官吏和神明，就是这样相互配合的。我没有才能，朝廷因为我读书明理，屡次任命我直到州牧。我从惠州调任连州，到任处理政事已经三天了。推究神明与官吏相互配合的道理，所以恭敬地遵循成典，以诚心前来荐告。代林丈再次任职时谒见各庙。幽暗与光明，是夜与昼的规律。没有只有黑夜而不转为白昼的道理，为什么只有光明却没有幽暗呢？神明在幽暗之中任职，代替上天察看善恶，给人降下祸福，所以在这里享受血食。太守在光明之中任职，代替天子察看善恶，对善者赏，对恶者刑，所以在这里享受俸禄。人在明处做善恶之事，太守便取而赏罚；其行为表现于幽暗之中，则是赏罚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由神明降祸赐福。神明与太守所治理的地方不同，但所遵循的道理是一致的。我在这里任郡守，凡公家大小事情，只要有成法，便推行天子的法令使它落实到百姓身上，不敢懈怠。至于事情有可准许或不许、轻重取舍之处，我不敢有一丝一毫在内心昏昧；一切都是为了沟通神明与百姓，却没有什么可以启发神明的。假如能够善始善终，我知道那是极大的幸运。天子不认为我不肖，让我再次担任此职，神明的英灵对我实在助力极大。任职第三天，谨以礼来祠下拜谒，愿神王鉴察。代作英州城隍庙庆贺祭文。城隍在内主持营护，在外抵御，使居住的人有所凭恃而安宁，使那些乘隙窥伺、伺机作乱的人无法动心。城隍对国家和百姓有如此功德，可是庙宇面貌已经毁坏，经历多年，梁木蛀蚀、椽子腐朽，坠瓦满地，风雨飘摇，甚至延及台阶和帷幄。我刚到郡中，便按礼到祠下拜谒，瞻仰之间，怎能不为此痛心？神明对于人有不可知、不可见的功德，而我又不忍为了修好庙宇再次劳烦百姓。然而承接皇上的教化流传，务必要让百姓知道根本、返本溯源，不忘安康宁静的来源，应当怎么办呢？于是我向上级申请，终于得到准许，所求只修殿宇；有见识的百姓和官吏都欣然乐意出力。不出一个月，厅堂和廊序像鸟翼一样展开，旒冕灿若星辰；前面设置几筵，后面悬挂帷帐，辅佐保佑、承接使令，左右内外都安排妥当。这样以后，众人才知道有所依仰，官吏在府中庆贺，百姓在路上歌唱，工程完成的喜悦就是如此。神明对于人的情感，难道会远离吗？于是我率领郡中属官，庄严陈设鼎俎祭品，在这一天举行庆贺之祭。愿神明鉴察这些祭品，永远保佑天下，享受千万年的明洁祭祀。永远希望朝廷安定兴盛，百姓万物安宁丰足，内外上下和谐愉悦，共同成就这一事业，确实是要谋求磐石般的安定。古代仁厚而聪明的极致，即使有缺陷仍不妨碍成为天下福祉之神，大概就是这一类吧。恭敬地希望您来享用。代作祭祀社稷祈雨文。

译古代建立国家，在宫室左边立祖庙，右边立社坛，是表示百姓的生命必定有根本，衣食所依靠的不过是土地和谷物罢了。至于聪明仁惠、能够出力平定险阻、教导耕作种植的，也都可以配享无穷的祭祀。推究所尊崇的事迹，不是已经达到极致了吗？大海之滨，接连多年大旱，贫苦百姓艰难困乏，以至于妻子儿女一同被抛弃，饿死者暴尸道路，令人痛心，今年尤其严重。幸而春夏雨水充足，使秋季庄稼稍微能够成熟，那么困病憔悴的遗民也可以稍得救济。如今迫近秋季却又不下雨，并且已经超过一个月，实在担心再像去年秋天那样，百姓将没有活口，我忧虑太深，几乎废寝忘食。我忝居长官之职，神祀有固定典礼，而旱灾水灾的祈祷首先载入法令，难道不是为了辅佐保佑朝廷，使百姓万物的衣食有所依凭吗？贫贱者努力耕耘，尊贵者勤于劝导，照这样做，人的收获便可以由此取得。至于呵叱云龙，驱使雷电，顷刻之间吐纳风雨，使将要枯死的田野重新生长，若不是神明又有谁能做到？因此我洁净身心，斋戒住宿，为百姓祈求，惟愿神明降临鉴察。代作龙潭祈雨文。祭祀有固定典制，先王之所以勤勉体恤百姓的隐忧，是认为凡非人力所能达到的事情，便只有依靠神明。国家尊崇隆重地行礼致敬，近来又颁布制敕：凡名山大川能够兴云降雨、神灵显赫的地方，都要上报名称。神明在福清境内最为著名，正因为灵异卓绝；自有这个县以来，每逢灾害，只要有人来告祷，从未不获得神明显著的应验。神明对百姓的功力十分显著。由于去年蝗虫造成灾害，今年春麦没有全部收成，百姓极为困乏；幸而耕种播种之初，甘雨多次降下，百姓竭尽力量赶赴田亩，原野高低一片苍翠。可是从仲夏直到现在一直不下雨，几天之内肥沃的土地已经裂开，禾苗庄稼枯黄憔悴，百姓心中惶惶不安，无论大小都忧惧，仿佛早晚就要坠入沟壑。神明在这个时候，难道不会深切顾念吗？我在这里任县令，固然才力有限，但大小诉讼的分别、决断、裁处，不敢不尽心尽力。若有什么罪责应由神明降罚，愿由我自身承受，不要把灾祸加给我的百姓和万物。如今我微薄的诚心发动，如同炉中一星火燧；愿神明一声指呼，风云奔驰，雷霆闪电，把焦热化为清凉，把干旱变为滋润，使百姓由忧愁转为欢喜，由濒死而得生；这愿望就像炉中一星火燧一样迫切。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呢？这就是我恭敬斋洁前来告祷的原因。代作祭祀雷师文。雷是上天的威势，命令震动并发出，使潜藏的万物显现，使刚刚萌发的芽都得以伸展，使幽闭蛰伏的虫类一同苏醒。雷声轰然，使它们惊悸恐惧，以至于获得丰厚的福泽。雷师对于天下，德行就是如此，所以辅佐国家的作用极其重大。先王制定礼法，凡对百姓施行恩泽的，便祭祀这位雷师。因此他列入祀典；州郡长官祭祀他，是要祈求他庇护千里之内的百姓和万物，使人们出入合乎时令，使万物各得其宜。如今正当春季开始农作，怎么可以不为千里之民祈求祥瑞顺遂呢？因此遵循修明礼典，恭敬地以诚心前来告祭。代作祭祀风师文。上天生育万物，风也按时发生，使万物生长养育、成就成熟，又使它们收敛收藏。风和缓时成为祥和的征兆，肃杀时成为凛冽的寒风。有时清凉而合乎时令，顺畅地吹过，不使树枝发出声响；有时一怒而起，能吹飞屋瓦，折断树木，这些都是风的力量，而风伯主管它。州郡守臣的职责，是牧养千里之内的百姓万物，使它们没有一样不得其宜，按时生长、按时成就。如今正当春天，是万物生育的开端，为此向风伯祈求，岂敢落后？因此恭敬整饬礼事，表达敬意并前来告祭。代作祭祀崇应公祈雨文。百姓所侍奉的对象，在明处有官长，在幽处有鬼神，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庇护防卫百姓，使百姓不失去安身之所。泉州濒临大海，土地狭窄而人口稠密，土壤贫瘠坚硬，耕种收获十分艰难，所依靠的就是雨水按时降下，否则便会焦旱而没有收成。接连多年如此，百姓流离迁徙，转死沟壑的已经很多了。幸好今年春夏甘雨充足，禾苗将要成熟。近来又不下雨，实在担心枯旱再次像从前那样，百姓如何承受得了？所以我不胜忧愁，甚至不能入睡，正是因为我忝居这里的长官。神明聪察仁惠正直，在这里享受庙食，温陵百姓家家都庄严祭祀；即使幼儿女子，也没有不知道依靠神明的英明灵验。这若不是有大神庇护防卫的力量，怎么能达到如此地步？圣贤的举动贵在合乎义，而所谓义，只在于合乎时宜。既有庇护防卫百姓的大力量，却不能在这个时候施行，便不能说是合乎义。愿乌云遮蔽山岭，龙依托深潭幽谷，顷刻之间呼叱而来，倾泻山川雨泽，使万家百姓同样欢欣喜悦。神明难道会没有这个心意吗？这正是太守我精诚前来告祷的心愿。代作祭祀显应王庙祈雨文。百姓赖以生存的，是食物；而庄稼所等待的雨水，也正是如此。晋江接连多年焦旱，贫苦百姓缺少食物，甚至父子相互抛弃，流离迁徙十分严重。何况饿死在道路上的人，哪里数得清呢？幸而春夏雨水稍微充足，可以希望今年有丰收，饥饿患病的遗民或许能够稍得救济。进入秋季以来，又这样干旱，实在担心再次像去年那样，百姓将无所依赖。呵叱云龙、驱使雷电，是神明从容能够做到的事情；田野土地裂开，禾苗枯槁，万家焦灼不安，这是官吏所经营的最紧迫大事。以神明有余的力量救济人间最急迫的灾难，正是神明与官吏相互配合、共同辅助百姓的道理。因此我才敢以精诚恳切之心前来告祷。代作辞别广利庙文。我的学识浅陋，突然得到治理这个郡的任命，加上南北相距遥远，地方人事又彼此不熟悉，哪里能够周遍了解事物的利害，使一切举措曲直都恰好合宜呢？不满任期，政事已经理顺，功业也告完成；虽然还不足以达到尽善尽美，也可以说大体完成了，这都是神明的恩赐。惠阳政务没有治理好，上司想让不肖之人前往修整它，调任文书上报朝廷，朝议同意了。既然接受了新的任命，于是辞别这片土地。惟愿神明的德行如天覆盖、如地承载，无论到哪里，难道会不在吗？这里只以一樽酒前来告谢。代林公祭进宝庙文。

译进宝庙在穷荒险岩的峡谷之间享受血食，但神灵显应的声名却传遍四方。若不是神明聪察正直，辅佐有德之人而降祸于邪恶之人，如同日月高悬天空，怎么能够这样呢？我任职于真阳，学识浅、才术陋，只知道日夜恭敬奉行法令，竭力办理公事，想使德政下及草木昆虫，成为古代循吏，却未能做到。幸而公私安宁，没有灾忧悔恨。部司因为惠阳缺少郡守，仓促间征召荐举我。诏书将要到达，我腰间佩带旧印，手里捧着新符。若不是神明在暗中辅佐、具有巨大的力量，我不会有今天。只是我被守郡之职长久牵系，想来到祠下却不能做到。如今轻舟停泊岸边，使我得以周览山川风物的胜景，又焚香奠酒，亲自叩拜幽静之境，心情顿时开朗。再想到神明离开人世已经很久，却仍然时时想着为上下百姓造福；我在国家领取俸禄，将要前往担任守长，怎么敢懈怠呢？人有东西南北的界限，神明之道又有什么地方不能存在呢？洁净的祭品和礼物虽有穷尽，但我向来服膺的诚心，与神明不分东西南北的广大心愿，是完全相同的。恭敬地希望您来享用。代作赛谢明化寺土地神文。我因为上书议论时政的缺失而获罪于朝廷。天子认为我的情状可怜，不忍心把我投入汤火之中，于是免去我万死之罪，把我流放安置到这里。当我亲手带着妻子儿女，奔走万里来到英州时，英州上下的人没有一个认识我。我乘船停泊在江岸，惶惶不安。过了一会儿有了可以居住的房屋，是因为有明化寺的缘故。寺前高、后面低，没有山丘可以依靠，也没有松竹可以遮蔽。谈论阴阳风水的人认为，这不是聚集居住者的地方。房屋破旧将要倒塌，经过下面的人只怕被压到。墙垣坍塌而没有修筑，可以挽起袖子直接进去。丛生的蒿草茂盛，是青蛙蚯蚓居住的地方；残破的墙壁、腐朽的梁柱，是蛇虫潜伏的地方。人住在这里，能够长久安定吗？所以我刚开始居住时，有人说：“某僧因为获罪而死，某人因为生病离开，长久没有人居住，所以房屋破败。”这样看来，大概是土地神、伽蓝神所造成的吧。我回答说：“大地极其广大，而神明各自主管一方，察看善恶，给人降祸赐福。土地神把使人安居作为职责。百姓安居，神明所居之处便能得到完整，祭祀也能按时举行；神明在下界尽职，并把功效报于上天，正是这个道理。哪里有神明擅自占据这所房屋，不让人得到安宁的呢？” 人又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呢？所谓神明，是因为聪察正直而不妄为。正因为聪察正直而不妄为，所以也只喜爱与自己同类的人。上天后土之所以让神明分居各处、察看善恶，也是认为神明只应与聪察正直而不妄为的人相合。我虽然不肖，不敢把自己比作聪察正直之人；但我侍奉君主和双亲，不敢不尽心尽力。知道法令对百姓万物不便利，便屡次请求改变而不停止，不敢在心中自我欺骗，苟且躲避权贵以求自容。至于同大臣针锋相对，显贵的官位和优厚的职位，都是人所想要的，我却不敢在心中有丝毫觊觎。居住有宫室，出行有车马，俸禄丰厚、用度充足，妻子儿女享受美好，亲属故旧也有所取用满足，这些人所喜爱的东西，我把它们抛弃得如同鼻涕唾沫一样，安然来到这里。神明大概也会说：郑侠究竟想求取什么，才会这样做呢？如果我不正不直，自己背叛了正道，那么神明便可以把我诛杀；如果我所做的是合乎正道的，就应当尽力辅佐公正的大道，赐我厚福，这样才可以向上符合皇天后土把神明托付在这里的本意。哪里能够强横地占有这所房屋，和人争夺居住之地呢？一定不会这样。因此我极力排除众议，和年幼的妻子、弱小的孩子安然住在这里而不畏惧，是因为我不怀疑自己，也不怀疑神明。后来学生从四面八方而来，布满寺院，整治倾斜的房屋，更换将要倒塌的部分，除去荒芜污秽，改移厅堂作为住房，开通门道设置门户，一切只求便利于人，从未干预神明。英州的各位公卿，从太守以下直到属官、县尉，以及经过英州南来北往的士大夫，还有英州百姓，无论贵贱贫富，凡是略知义理的人，没有一个不与我相识，也没有一句非难的话。学生前来求学，迷惑的得到觉悟，污浊的得到清洁，懈怠的得到修整，昏暗的得到明白；虽然还没有大成，但人人都已经向着正道。年幼的妻子、弱小的孩子以及不肖之人，内外仆妾，数口人住了三四年，完全没有灾祸忧患。这样看来，前高后低、没有山丘可依、没有松竹可庇护，难道真不是适合聚居的地方吗？人不能安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由此可知，神明确实聪察正直而不妄为；先前那些不能安居、或因罪而死、或因病而离开的人，大概不是神明所为，而是自己招来的灾祸。又或者是神明不幸遭逢这种情形，使不知神明的人不得不产生怀疑。然而这里是佛寺，儒者长久居住其中，和佛寺变成儒宫而僧人居住其中，又有什么不同呢？因此我不安于原来的居所，卜选房屋迁居。既然能够使人安宁居住，直到有房屋可供迁移，这就是神明的力量。如今从始至终对我郑侠有帮助、并且了解神明聪察正直而不妄为的，没有谁能超过神明；了解神明的，也没有谁能超过我郑侠。神明与我郑侠分处幽明两界，但所遵循的道理却是一致的。因此洁净酒器，准备肴果作为祭品，撰写这篇文章前来致谢，惟愿神明享用。愿神明永远坚守这条道，帮助天地奖善罚恶。祭祀韩文公。先生因为一句忠贞刚直的话，想使君主醒悟，在四百多年以前获罪而来到这里。当时这里的百姓，都受到深厚的恩赐，一直到今天，推崇仰慕、向往服从先生之道始终如一。大道之所以尊贵，未尝不是如此。至于文章和品行，灿然记载在典籍史册之中，史官的笔墨使它们与日月争辉、与鬼神争奥，难怪在天涯地角，人们听到先生的风范便仰慕归向。我不是昏昧无知的人，既然把先生当作老师、仰慕先生的明德，难道只是偶然经过祠下吗？谨敢陈设酒肉祭奠，如同释菜礼中祭祀先师的礼仪一样。祭祀叶成甫文。

译郑侠用清酒、众多肴馔、香茶、饼果、束帛、缗钱作为祭品，恭敬地祭祀成甫长官之灵，并说道：“舜治理天下，所说的是谨慎地彰明五典。五典的解释是：‘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夫妇之间有区别，长幼之间有秩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人承受阴阳的中和之气，与万物一同出没于天地覆盖承载之间，能够由此区别于禽兽的，不过就是这五种关系罢了。父子不亲，君臣不义，夫妇没有区别，长幼失去秩序，而天下却不混乱、彼此不相率成为夷狄的，从来没有过。朋友之间的诚信，实际上与前四者相配，共同成为常道。《诗经》说：‘看那鸟儿，尚且还寻求同伴的声音；何况人呢，怎么能不寻求朋友？’又说：‘棠棣花盛开，用来宴乐兄弟；也说祸乱既已平定，既安定又宁静。虽然有兄弟，却不如有朋友。’最后又说：‘妻子儿女亲爱和合，如同弹奏琴瑟；兄弟已经和睦，和谐快乐而深厚。’作诗人的意思是认为，兄弟妻子之间能够这样和睦，是因为有朋友的帮助。如今士人立身行道的根本，是从侍奉双亲开始；但侍奉双亲若不能使父母喜悦，也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使父母喜悦有方法，不真诚地行善，就不能使父母喜悦。能够真诚行善而使父母喜悦，又是因为有朋友的责成。因此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没有不是由于朋友从旁辅佐自己而端正的。所以从天子直到百姓，没有不需要朋友来成就自己的。兄弟在家中使人和悦，朋友在外面相互切磋勉励。进门有兄弟，出门有朋友，这正是恩义能够达到极致、人道能够成就的原因。因此仁义礼智以诚信承载，称为五常；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以朋友承载，称为五典。兄弟在急难时相救，朋友在安乐时相亲；朋友帮助树立道义，兄弟帮助抵御侮辱。朋友，就是我的陪兄、陪弟。所以年长我十岁以上的人，我把他当作兄长；称我为兄长的人，我便把他当作弟弟。《礼记》说：‘尊贵的人，是因为他接近君主；尊老的人，是因为他接近双亲；敬重年长者，是因为他接近兄长；慈爱年幼者，是因为他接近儿子。’所以称父亲的兄弟为伯父、叔父，称母亲的姐妹为从母，伯父、叔父的妻子也称为母；伯父、叔父的兄弟称为从父兄弟，姑母的儿子称为内兄弟，舅舅的儿子称为外兄弟，姨母的儿子称为从母兄弟。古人这样做，并不是对父母有所轻视，而是把同样的敬意施于各位伯父叔父、各位伯母叔母；也不是对兄弟有所降低，而是把同样的爱施于各位兄长和弟弟。因为他们与父母亲近，所以敬重各位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是因为他们接近父母；喜爱各位兄长弟弟，是因为他们接近兄弟。古人的厚道到了这种程度：认为只厚待亲近的亲人还不够，所以连与他们亲近的人也一并厚待，这才使自己的厚道达到极致。如今的人对自己厚待的人有时反而薄待；对厚待的人尚且薄待，那么没有什么人不会被薄待了。这样说来，敬爱之道，只在于推广而已。敬重各位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是因为他们接近父母；那么敬重父亲的朋友，就是因为他们接近各位伯父叔父。喜爱各位兄长弟弟，是因为他们接近兄弟；那么亲近朋友，却把他们当作路人看待，这不是对亲人淡薄的人不会这样做。《曲礼》说：‘见到父亲的朋友，父亲没有叫你前进，就不敢前进；没有叫你退下，就不敢退下；没有问你，就不敢回答。’这是孝子的行为。这样看来，对父亲的朋友不敬，可以说是不孝了。孔子说：‘兄弟死了，我在宗庙哭吊；父亲的朋友死了，我在宗庙门外哭吊；老师死了，我在寝门外哭吊。’ 曾子说：‘朋友的墓上长满隔夜的草以后，才不再哭他。’孔子遇到朋友死了而无处归葬的，说：‘就在我这里举行殡葬。’古人对待朋友就是这样；从哭吊地点的内外不同，可以知道父亲的朋友与自己的朋友之间又有差别。所谓僚友、执友，名称虽不同，实质并没有不同。为什么呢？职位并非互相统属，便一同出入公府，共同竭力早晚办理君王的政事，遇到危难一同忧虑，平安顺利时一同欢乐，患病时相互扶助，有无之间相互周济，这种情义难道不重吗？如果却把对方当作路人看待，那不是轻视君主的人不会这样做。因此，在乡里相交的是朋友，应当厚待他们；厚待我的朋友，就是厚待我的亲人。在朝廷相交的也是朋友，应当厚待他们；厚待我的朋友，就是厚待我的君主。父亲的朋友，我又称为朋友，这是父子之道同时并行。成甫与我父亲是同僚，那么成甫对于我，难道不就是‘我同僚的儿子’吗？因此成甫比我年长一岁，我毫无疑问应当以长辈礼事奉成甫。古代的教导是，举出一个角落却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落，就不再教他。对于父亲的朋友应当敬重，却不敬重父亲朋友的妻子，这能叫敬重父亲的朋友吗？所以称十一县君为叔母，也是毫无疑问的。既然把舅舅、姑母、从母的子女称为兄弟姐妹，那么父亲朋友的子女，难道不也应当称为兄弟姐妹吗？因此我称成甫的儿子为弟弟，称成甫的女儿为妹妹，都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称成甫为丈，是因为成甫接近我各位从伯父、从叔父；称十一县君为叔母，是因为十一县君接近我的各位从叔母；称他的儿子为弟、女儿为妹，是因为他们接近我的各位弟弟妹妹。因此我拜伏而恭敬畏惧，不敢以嬉戏取乐相待。既然他属于我的朋友范围，我却不敢只把他当作普通朋友来交往。成甫就是这样，而不了解的人认为我对成甫有所求，却不知道我这样恭敬周到，完全是为了厚待我的亲人。成甫认为我说得对吗？成甫患病时，我没有顾及家事，奔走求医用药，扶持照料，筹划各种治疗，最终却没能救活他；我不敢认为自己没有罪责，实在是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做到，不能不认为自己还不够尽力。像这样公正、仁慈、惠爱、忠厚、明察、宽恕，真正是古人所说的和乐平易的君子，难道上天和四方神明就没有暗中辅佐他吗？唯独我这个不肖之人，难道不应当尽力吗？仁厚便长寿，不仁便早夭；君子常获福，小人常遭祸，这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唉！如果掌管成甫命运的神明可以看见，我应当和它辩论，为成甫申明这个道理。

译或者古人认为各自有各自的职责，彼此不能互相干预吗？认为仁义忠信是我所负责的，吉凶祸福则由外物和有关神明掌管。仁厚便长寿，不仁便早夭；君子常获福，小人常遭祸。顺从这个道理，神明便使他得到福；违背这个道理，神明便使他失去福。得失在神明，我无从干预。因此只好把它放在无可奈何之处，称作命运。有人游于世俗之外，甚至在成甫灵柩前歌唱他的死亡；但我却不能不潸然流泪，因为成甫有一个儿子早夭，五个女儿都还年幼，尚未懂事。成甫突然去世，叔母一人怎么能抚养五个女儿呢？幸亏谦甫在曲江寄放灵柩，报知慈母，请叔母带着五个女儿含悲前往。谦甫是她们急切需要依靠的人。人的大事，没有比留下后嗣更大的了。叔母的遗腹子将在这个月出生，他一定会是贵子。前往曲江，今天登船，明天告别，晚上便要启程。大概是希望叔母早些到达谦甫的治所，使妯娌彼此依靠，生产卧床时有人照料。成甫如果有灵，应当竭力辅佐，使船行平安宁静，没有风波惊恐的忧患。十天左右到达韶州，所需合成的药物，一概按照医嘱；用酒和盘中肴馔，只是恭敬地表达约定之意。成甫，希望你来享用。祭文举。唉！文举的学问达到了穷究大道的境界，渊博的源流贯通经书传记；一开口、一动笔，都足以辅助圣人的言论，扶持政教风俗，可以说是明达了。他的品行达到不欺骗幽明、不欺侮儿童，孝悌之心所感通于神明，乡里推重尊敬，子弟以他为榜样，可以说是真诚了。只有明达和真诚，是圣贤的事业；这两点确实完备于文举一身。因此他在穷僻乡里修养自己，而在上位的明达真诚之人能够把文举的姓名上达朝廷，使他终身任府学之职，却唯独为文举惋惜只得到一个官职。可是他寿过七十，始终清白明亮，没有一点污点缺失。古人有人认为这样就已经十分满足，在自己没有遗憾，别人也不以为遗憾，难道不是因为至富至贵正在于此吗？我摆设酒食，对着身影号哭痛悼；只是因为忧伤乡里这样的贤人，不能在临别时赶去，所以替文举写下这一句话告别。祭安之。我郑侠因议论政事而获罪，正当奸邪之人侧目而视，想把我的肉脯食、骨头剁碎成肉酱之时，亲戚故旧中有不顾忌而接纳安之的人，在这里遇见我，用美言厚礼相待，既感叹又欢喜。大概是从未见过面，却一旦相遇，情谊超过亲属。安之整治明化寺的厅堂让我居住，说：‘让介夫因为获罪而居住在我这里，正是我的愿望。’在这个时候，像安之这样有见识的人，难道不是日夜多事、竭尽力量、尽守节操，教人却感到能力不足，周济人却感到财力不足，宽恕人却感到做得不够，帮助人却感到力量不及吗？朋友有急难，他总是挺身而出。当今时代，有像安之这样讲义气的人吗？像他这样忠厚明白、和乐平易而又真诚重义，本应白眉垂发，仍享有荣禄，哪里料到会到了这种地步，竟来吊祭您的孤儿，向您的遗影拜礼呢？身在天涯担任一官，手指聚拢计算只有三百，内外供给刚好抵消费用，俸禄早晨收入，晚上便花光。因为重义而不积财，安之最为严重。当灵车向北归去时，资用一点也没有，子女又幼小，他们将依靠什么呢？当今时代，还有像安之这样贫穷的人吗？您曾经对我说：‘我之所以勉强走仕途，只希望能够得到荣誉，赠封我的父母，这样就满足了。可是刚刚升入朝廷官序，便突然盖上灵柩，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到了黄泉也不能安慰父母。’ 当今时代，还有像安之这样不足的人吗？既然他所做的是那样，所遭遇的却是这样，那么上天丰厚的报答，一定会落在您的后代身上。以圣渊的老成持重，加上各位弟弟能够牢记先生的教诲，难道会有十多个男子，个个身材堂堂数尺，却偏偏担心您死后没有一个挺立于当世的人吗？只是我困顿旅途、福分浅薄，所以与您相遇不久，便遭受永远的诀别，怎能不自我伤痛，叹息贤良之人在世间并不十分幸运呢？摆设酒和盘中肴馔，是希望您像平日一样前来饮酒进食；您难道不会因为它微薄而鉴察我的诚心吗？祭祀萧仲翔文。士人之间相隔先后，有的相距千百世，却仍像同年出生、同日相交；士人之间相隔南北，有的相距千万里，却仍像并门同户、同居一室。若不是道义相同、气类相合，真诚彼此照耀如日月，志趣相契如符节，那是做不到的。世上那些追逐声名利禄、随时反复、见人冷暖的人，他们表面亲如肝膂，内心却如楚越相隔，这种人多得数不清，何况相交长久而又相距遥远呢？像我这样不肖之人，和时势龃龉，正负罪流落天涯；平日里彼此促膝执手，谈心说事，情同兄弟的人，一旦之间都成了陌路之人。仲翔和我没有一日旧交，也没有半面之识，却不远千里写信来表达相爱的情意。他对我的眷顾亲密、嘉奖过厚，即使当面相见，也未必比得上打开这封信所感到的深厚。仲翔所存的心，果真没有偏离正道；而他在心意相交之间看待我，即使有些未能明白、志向有所不同，难道还能这样吗？况且您正值盛年便辞去官职，摆脱尘世烦扰，幽居于林泉之间，以涵养清静淡泊的本性，所以我预祝您长寿。正庆幸您旅途中平安无事，时常能有书信往来，本想用诗歌遍咏您家池台亭榭、芦苇竹林，甚至盘盂、几案、手杖之类，使那些曾经与您执手同游其中的人，也无法超过我。谁知突然收到您去世的讣告，这叫我如何安慰旅途中的愿望呢？唉，天地如梦如幻，万物如梦如幻，我自己也如梦如幻。只有不属于梦幻的，是知道我从未出生、从未死亡，空旷寥廓，称之为无知，却不知道无知正是真知；寂静绝迹，称之为无物，却不知道无物正是真物。仲翔，仲翔！您已经从梦中醒来，过去所得到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您英明，是否还能替我从梦中取出一件东西来？知道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取得，便知道过去那些纷纷扰扰的事物，都是迷惑我的东西。知道它们迷惑我，俯仰回旋之间便一无所系，然后才能不再做梦。这就是我把祭享献给仲翔的原因，不用酒食，而用这个。共伯礼祭文 您孝顺兄长、友爱弟弟，忠诚守信，喜爱善行而不知疲倦，不等朋友开口，人们便已经明白您的为人。三十岁以后才调任官职，二十年间，三次任职部司，一次主持郡务。您的政绩美善，至今还在人们口中传诵。年纪正当盛年，正赶上当今人们沉醉于仕进、锐意求进，如同喝醉后还要索酒的时候，您却独自浩然果断地请求退职，因此能够在高丘和樊篱之间颐养天年，声誉流传乡里。您清正淡泊的节操，令人可以仰取，可以趋向。老子所说的“知足就不会受辱”，说的就是您。临终时慷慨洒脱，没有什么顾恋，辞别亲友，留下偈语而去。孔子为梁木将坏而歌，尸体被弃之后才显明，泡沫聚散也有早晚；我们这些交谊素来相互照察的人，知道您的行止如此，还有什么遗憾呢？如今惆怅地陈设酒杯，像为您送别一样，这是人情之常罢了。先父辞堂祭文

译道理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困难。大人对于道能够实行，所以反而少说。万物贵在坚贞质朴，人贵在真诚笃实。大人的诚心，即使独处暗室也不欺骗。我没有来得及亲见大人侍奉父母，但他爱敬父母的深厚，在州县间有口皆碑。他侍奉伯父，如同儿子承事父亲。伯父说吃饭便吃饭，说坐下便坐下；随从出行时从不并肩同席，必定居于旁侧；神情和悦欣喜，从未有过失色。伯父患病时，他忧愁得脸色如漆，四十多天衣不解带。遇到丧期，齐衰、斩衰都和亲属一样悲痛。他侍奉嫂嫂如同母亲，抚养在世的侄子们。仲姑屡次身患重病，每每濒临死亡又恢复性命；因为亲自扶持她，必定迎接她回家。拿出百金购买药剂，远行千里寻访医生。他对兄弟姊妹的敬爱谦让，都是从孝心推及而来。看他这样对待弟弟，便可知道他怎样侍奉父母。忌日的悲哀，眼泪如绳索不断。由此才知道乡里的评议对人并不欺骗闺门之内的实际。家中政事清明有序，仿佛公堂上的政务；不过数年，家道便因此兴成。防童刚开始受教，婴儿还在襁褓之中，家中共有六个孩子，有的牵着，有的抱着。正当这时，他失去了贤良的配偶。孤苦鳏居，不忍续娶。亲族屡次劝说，他始终不听从，也不顾惜自己的处境。他这样自我惩戒，又有什么原因呢？大概就是高宗、尹吉甫那样，在朋友交往之间从不轻率。即使白头之后仍如初交，相信我所说的忠诚正直。以上这些品德，一般人很少能够全部具备。大人的德行实行起来绰绰有余，而我却容易陷于困顿和挫折。科举场中屡遭困厄，仕途游历却始终和乐，安于天命，从未怨恨。辞官闭门，便借此谢绝世间尘事。优游于园林之中，十五个春秋。左手攀援高大的松树，右手作揖迎接回赐。对于世间还有什么求取的呢？恩宠荣誉自然到来。佩着鱼袋，身有朝廷章服，光彩照耀着庞大的眉宇。若不是上天辅助道义，又怎能得到这些呢？人生不过百年，活到七十岁的人已经很少。衰老困顿、行动迟缓，又还能做什么呢？大人的德行，在众人之中如同高山。对朋友诚信，手执香火遮护芝兰，庄严肃穆，像在沉思。举止没有轻浮之处，邦邑之人敬奉他如同神明。凭借这样的长寿高德，成为乡里的师表。厌弃尘世而升天，哪里还会遗憾未能活到期颐之年呢？只是我这个不肖之人，拘泥于区区一官，使兰草荒芜，饮食冷落。等到您患病，我匆忙向东归去，却什么也来不及做，突然便永远诀别了。悲痛啊！云气高耸，前溪横卧着一片碧绿。您与夫人同葬一墓，这件事已经预先卜定。此时月在析木，日辰正值癸酉。大地开辟、天地相通，也只是依靠指示授予。旌旗幢幡飘动，丧车已经整饰完毕。舍弃这座虚假的居所，归向那真正的住宅。儿孙满在面前，号哭悲恸，跳跃顿足。天高不可听闻，地厚哪里能够测量？我撰写祭辞，陈设酒杯，来倾泻内心悲痛。挥泪表达的眷恋，即使直到终天，也哪里会有尽头？《西塘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塘集》卷六，宋郑侠撰：《上王荆公书》郑侠惶恐，拜了又拜敬启：史馆相公先生，仲冬严寒，恭想您的起居一切安好。我在睡眠饮食之间，也常仰望您的盛德。前些日子忽然有幸拜谒您一次，远望您的车马和光彩。承蒙先生存问慰抚，体恤之诚意显现在脸上。大概我进见时欣喜，退下后失意，因自责悔恨，数日不能释怀。我从浮光不远千里赶来，本以为每日都能侍立在先生的几杖之下，询问疑难、辨析迷惑，或许能够对古人的道学有所领会。如今却成了这样，除了命运又是什么呢？如今先生只努力辅佐大政，使已经败坏的纲纪和疏漏的法网重新振作起来，伟大的功业将与日月相互照耀。我对门下毫无帮助，却又被门局圈禁，不许出入，因此先生的耳边听不到我的话，先生的庭院里看不到我的踪迹。唯独我不因此害怕获罪于门下，是因为先生待我的深厚并不在于能否出入。别人向先生学习的，是文章言辞、进退举止之间的东西，所以见效容易、取得功效迅速。我想学习的，却是学习先生最难学的地方，不是文章言辞、进退举止所能达到的。既不自量力量，又不能亲自受教于先生面前，所以日久仍未有所得，劳苦而无功。先生文章中的言辞、语气、进退、举止和作为，都是先生自己裁度抑制、取其中道而施于百姓的，难道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吗？这些都是人人可以看见、容易学习以求相合的。至于先生所以不同于人的地方，不过像黍米那样大而圆，明亮透彻；向上可以通达高天，向下可以通达厚地，向旁则没有四方的界限。这是人人看不见、难以与之相合的。子贡说：“夫子的文章，是可以听到的；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是不可能听到的。”子贡从孔子那里所见到的尚且如此，已经是不可听闻的了，何况那些合于人性和天道的实践，即使从一粒黍米中去寻求，也更不可能显现出来。这难道是那些趋利忘义、乘势争便、内心片刻不得安宁的人所能学到的吗？如今先生承担重任，掌握大政，天下的事情只要先生举荐，天下的人才只要先生任用。无论器物方圆，都能恰当地用来总领纲目。像所谓提举某事、察访某事、钤辖某事的人，都是君主和宰相寄托耳目、腹心的人。对于这些人，先生也因为他们不容易被看透，却只求表面苟合，就去挑选任用；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章、言辞、进退、举止和作为上勉强与自己相同，便认为他们真正与自己同心，而把权力和职任交给他们。即使那是先生的儿子、弟弟，我也不能插入一句话来稍稍挑剔其中的细微之处；但我确实看见先生不可能没有错误。侠每次看见朝廷举出一项法令、创立一件新事，从来没有不认为它与三代以及尧、舜同样仁厚的。凡是命令刚下达时，稍有见识的士人和百姓，没有不欢欣鼓舞，认为朝廷确实找到了有利于百姓的办法，太平可以坐等实现。等到实行不久，往往就败坏了，百姓和官吏都感到厌苦，甚至皱眉蹙额之后才停止。实在是因为贪婪谬妄的人急于求功、贪图利益，用督促来强行办成事情，却不考虑百姓的休戚，也不顾形势的缓急和是否可行。这样，即使君主和宰相有利民济物的心愿，以及极其美善的法令，也不能长久实行。难道那些只求苟且学习、以便同先生相合的人，事情全都系于面貌、声音、笑容和神态之间，而内心却没有廉耻，暴戾、贪婪、残忍，甚至还不如禽兽，先生也不能完全了解他们吗？请允许我试着对先生说：法令本身极其美善，而贪婪谬妄的人却把它败坏了；先生不必非要亲眼看见之后，才可以完全知道它不适合实行。比如青苗这件事，就是法令美好而善良到了极点的。我起初在浮光看见朝廷商议推行这件事时，本来就常常同百姓、官吏和士大夫争辩它确实有利。那些稍有知识的人，也没有不认为这是好事的。等到实行了一年，就令人厌恶了。这是为什么呢？青苗法本来是因为百姓贫困匮乏，常常在新粮未收、旧粮已尽的时候，以加倍的利息向人借贷，所以官府拿出常平钱贷给他们，只收二分利息；用它来抑制兼并、救济贫困，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然而，天下百姓中因缺乏钱粮而向人借贷的，本来常常占一半；而稍微富裕温饱、能够节俭勤劳以自给、不向人借贷的，也常常占一半。我们的心如果确实在于利民，并不是要从百姓那里取利，就应当听凭他们自愿前来借贷，法令也只应说召集愿意的人来申请。等到贪婪暴虐的官吏急于放贷、以便领取赏赐时，便说：“某县有若干百姓，必须放贷若干；某县有若干户，必须放贷到若干数目。”否则就上奏弹劾；县令、县尉急于奉承上命以求得上级知遇，又巧妙地强行把钱贷给百姓。假如某乡某里某人不来申请，不到一两个月，必定会有别的祸患，而且还无法解除。到了催促偿还的时候，也没有不是这样。于是整个州、整个县的百姓，就没有不申请青苗钱的了。难道先前他们果真全都贫困、没有一个不靠借贷才能生活吗？这种法令虽然表面上听凭自愿，实际上被强迫贷给百姓的常常占一半。到了收成的时候，又不稍稍放宽期限，谷米还没有晒干，就急忙催逼百姓出售；先前能获利十分的，如今连五六分也卖不到，只好拿到坊、郭的当铺去典当；有的甚至到了没有衣服和粗布被褥可穿、可用，也要拿去典当的地步。这个法令本来是用来救济贫困的，反而使百姓更加困苦；本来是用来抑制兼并的，反而帮助了兼并。这样一来，无知的人便说青苗法不好，却不知道是贪婪暴虐的官吏把它败坏了。至于免役这一件事，比起青苗法来，又是更好的法令。国家因为百姓劳苦于服役，耗尽财产来供备官府，而且还没有一定的限额和标准；每年命令百姓缴纳免役钱，与过去所花费用相比，百不及一。官府把收入的钱用来雇佣游手百姓充当役夫，而懒惰闲散的人也能靠为公家出力获得食物。若说这种法令不美善，那天下就没有良法了。我起初看到这项法令将要实行，便认为它比青苗法还要好。如今听说贪婪暴虐的官吏核查百姓财产，有的竟像数屋椽多少、丈量其长短一样，把百姓的牛羊犬马、鸡豚狗彘、铁炉、茶坊、兽罝、鱼笱、食器、寝具等，无不估价折钱来帮助缴纳役钱。却不知道朝廷收到免役钱以后，除了每年雇募工役、调拨供给官员赴任所需的人力以及津运纲粮之外，这些钱还打算拿来作什么用？

译他们征取钱财竟然细密到这种地步，而且周遍详尽，丝毫没有怜悯恻隐之心。至于那些连粗布衣服和稀粥都没有的人，这又是贪婪谬妄的官吏败坏法令的明证。以上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君主和宰相没有机会看到、听到，姑且容许他们这样做。可是，在圣君的冕旒之下、先生的聪明洞察之前，如果也有这样的事情，难道只是因为簪简遮满眼前，便没有一个忠义之士把它稍稍报告给左右吗？实在是因为先生所信任的人，既然已经被认为真正与自己同心，那么即使他的话赤诚如血，也必定不会被听取。比如府司的免行钱，同免役钱没有不同，它本来是这样美善。依我的愚见，朝廷如果确实把利民作为宗旨，就应当核算各行所费多少，使旧日行户中最豪富、规模最大的，不过缴纳每年陪费的一半；这样已经是大大的救济了，而旧日行户中贫弱的，一律免除即可。如果实在不得已要他们出钱，他们也应当欣然接受命令。如今却命令贫民彼此纠告，不论过去是否登记在行籍中，只要拿着一种货物到市场出售，就没有不缴纳免行钱的。至于麻鞋、头发、茶坊和小铺，都是早晚忙碌奔波，急需换取一升米、一束柴却还不能养活自己的，如今也无不被强令出钱，作为免行钱。那么，他们原来并不属于行户，有什么免除可言呢？这又怎么能算是宽减百姓的负担呢？又如门司、商税院推行仓法，取商人过去行用之物的一半来供给公家。至于人的食料钱等公用事务，即使数目很小，但它对于便利商旅往来、形成有利条件，实在并非小事。公人们既然按仓法办事，不得索取乞讨，哪里会有不征收的税呢？我认为这项法令既然实行，上级官员就应当察看各门和各在务，不该把苛细而不务宽大的事情当作功劳；可是至今还没有这样的举措。结果公人们多方搜寻，内外都感到叹息厌烦。后来得到提举市易务司的札子，命令不得无故拆解客人的车辆和行装。三司薛公惩罚告诫其中一两个人之后，他们才稍微收敛。四方出入的商旅、士人和百姓，没有不欣喜畅快、歌颂此事的。又筹划规定一贯以下的税钱，不论是什么名目，全都在门处收税。五、七月之间，忽然看见税额增加、盈余增长，哪里想到前一批人因增加税收而获得赏赐，后来的官吏便更加严厉？一天比一天务求增加，一个月比一个月务求增加，一个人比一个人务求增加。至于剥削追究，只求把税收尽数征足，那么前一天的宽缓做法就不复存在，法令又将变得令人厌恶而败坏了。又比如开仓法制定条文，本来只是为了宽饶、润泽客旅。仓法尚未实行时，各门进入在务的货物都由大商人承担役务；他们自己并不会因为少量税钱而冒犯公法。只有小商人以及火下在门处搬运的粗重货物，十件中有三四件可以得到宽免；也有因为货价轻而税额重，不得不予以宽免的。这实际上是为了宽解普通百姓的贫困饥饿，宣扬君主和宰相的仁德，并让他们知道君主和宰相之所以把某些人安排在各门，正是为了如此。因而仓法实行以前是这样，实行以后也应当这样。偶然因为本门有一种税长连纸，每一千张应收税钱五十文足。拦头们认为，按在务惯例，每一千张应收一千零五张的税钱；他们自己遍查条贯，找不到这项规定，又查阅则例，仍然没有，因为没有条例可据，便不敢实行，只领取依照条文每一千张收钱五十文足。不知道从前纸张在税院纳税时，都是在税院附近各处出售，纸铺都到那里收买；等到改在各门收税，客商就可以就近把货物卖掉。有一个姓刘的纸铺主人，从前在税院前卖纸，因为不能卖纸，便把这件事告到本门，说不应只把姓丁的人的纸按每张一张征税。本院于是办理此事，把姓丁的人以及拦头、公人等分别拘禁五六天并定罪。近来又有永防门，因为大商人火下有少量货物在门处纳税时得到稍微宽免，自九月二十七日起被拘禁至今还没有结案；于是各门连一文钱也不敢擅自宽免。这样一来，凡是看见的没有不征收的，征收的没有不搜刮干净的。宽恤百姓又体现在哪里呢？现在姑且说说败坏法令的地方。比如木炭，仓法未实行时，每防收税钱十五文，如今收三十五文。香附子每担收钱十五文，如今每担收税钱四十文。黄蔈中褶席一领，只卖一百文以下，原本额定税钱二十文。过去因为它卖价低，每五领只收一领的税，哪里还敢再宽免？其余像这样的粗重货物，多得数不清。又有市利钱，过去由在务纳税者收取，不足十文也只收十文。这样，半斤檾只收税钱四文，却要再收市利钱八文，其他也都类似。天气寒冷、寒气凛冽时，早晚遇到贫穷百姓，偶然挑来这样少量的货物，有时只按他身上所有的钱数收取，如今却全部征收，不免强令他们脱下破旧的上衣和裤子，拿去向人典当，以凑足缴税的钱。又有不肯典当衣物的人，往往叹息哭泣、抽噎哽咽，实在是令人不忍直视。我常常替他们缴纳税钱，放他们离去。唉！作为百姓的父母，却让百姓遭受这样的困苦，哪里还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呢？这又是圣君冕旒之下、贤相聪明之前，贪婪暴虐的官吏败坏良法的明确证据。既然在冕旒之下、聪明之前就有这样的事情，怎么知道四座城门之外、九州四海的遥远地方，没有人被剥去衣服、解下襦衣，抵押妻子、卖掉儿女，发出叹息流泪，使人不忍看见呢？如今湖北用兵，从去年供应运输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不知道费用达到几千亿，又聚集三五万人去攻打二三千名溪蛮。先生认为这样的人果真是勇敢而懂得用兵的吗？那二三千名溪蛮如果果真违犯义理、不肯顺服，以我们中国的义道、君主的明圣、宗庙社稷的神灵，只要真正得到一名忠义淳厚的良将，不过率领三五百名敢死之士，带着一升粮食，拿着挺来面对他们，那么区区蛮夷便可以掌握，诛杀其中一个不义的首领，其余党羽便会相继向天子请罪。如今搬运国库财物没有休止，聚集无穷无尽的人数，调动湖区数州的百姓，使他们无法生活，不知道如果遇到比这更大的敌人，又将如何抵御？想来他们妄图的心思，只是想把功劳刻在彝鼎之上，丝毫没有羞惭愧耻之色，反而使道路上充满非议、怨恨、诽谤和叹息。这些全都是贪婪谬妄的官吏败坏事情，不能不加以思考。今年蝗灾旱灾，深冬又没有雨雪，也是怨叹之气积聚而造成的。

译先生如果确实能够得到一名心腹之人，使他具有一两分先生这样的存心，让他把天下贫穷、受冻、挨饿、实在没有能力缴纳助役钱的人，从户籍中削去；对于那些稍能自给、不愿申请青苗钱而官司强行给予的，也斥退不许给予。府司中原来不属于行户却被征钱的，一律免除。商税务如果有逃漏，商税案件只能在一日之内审断发遣，不得无理拘禁；如果事情有反复盘问、相互牵连，也不得超过三日，超过三日便加重处罚。其余各司也有这种可以立即审断发遣的事情，应当照此办理。各门所宽免放行的税钱，如果确实是贫困者而不是大商贾、有势力之家，所宽免不满五十文的，不得在商税院另行收取税钱；收税数额不满一百文的，连市利钱也一并免除。这样还担心法令不能长久实行、实行后百姓不能获利吗？我的学问不足以知道天人之间的关系，但《诗》《书》所说的道理既然如此，本来足以使和气充满天地，时令调和、年成丰熟，甘露瑞雪按时降下。《尚书》说：“你只要德行没有小处，万邦都会得到庆福；你只要没有德行，即使没有大过，也会丧失宗社。”实在是天子的德行没有小事，一个人有德，万邦就依赖他的庆福；天子没有德行也没有小事，一个百姓面向墙角哭泣，天子的德行就有所损伤；损伤而不停止，就会发生丧失宗社的事情。天下的庆福在于天子，天子的举措又取决于先生，难道听到这些事情还不动心吗？恭请您俯察听取，那么天下百姓就万分幸运了。给致仕的欧阳少师的信 我听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陷入危险。”《易经》说：“亢的意思，是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后退，只知道存在而不知道灭亡，只知道取得而不知道丧失。能够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这样说来，进退存亡、得失的道理，难道不是一致的吗？为什么知道退、知道亡、知道满足、知道停止这样困难，而圣人却反复叮咛、深深赞叹呢？回答说：“这些本来都是一回事。进退有道，前进就不困难，退下也不为难；存亡有道，存在时不欣喜，离去时也不忧愁。进退存亡都归于道，时当停止便停止，时当行动便行动，哪一样不是一致的呢？”世间那些卑污之人被荣辱之路侵蚀，被高贵的名位利益迷惑，到了暮年仍昏昏然，不知归隐休息；这正是圣人深深告诫后人的地方，所以又把辞官悬车视为盛事，把休止看作美德。这些都是圣人的高尚情操，是常人难以完全做到的，如今少师却具备了。少师的文章与日月争辉，与天地造化争功，流传在典籍中，播扬于不朽之世。少师的道，进取是为了应合时势，退隐是为了保全晚节。《蛊》卦初九说：“拔取茅草，连同同类一起拔出，出行吉利。”说的是少师的进取；《蛊》卦上九说：“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事业高尚。” 说的是少师的退隐。少师的功名卓著，东西南北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少师的进退又同六经和圣人相合，正是如此。我年轻时开始求学，听说古代也有这样的人，尚且终身爱慕，遗憾不能见到他们的风采，何况我生在少师盛大的时代，心中敬服少师盛美的德行，难道能不恭敬拜谒门下，稍尽拜见之礼吗？然而过去登少师之门的，都是搢绅大夫、道德明达俊秀之士，是颜回、渊原、宪之类的人；今天登少师之门的，又都是青云直上、远离尘世、如乔松般高洁而抱守朴素之人。虽然我学问浅薄、见识低下，只是尘俗冗杂、供人奔走的人，却私下不自量力，洁身而来求见，难道不是僭越吗？即便如此，泰山收藏美玉，也容纳珉石；大海接受百川，沟渠小水也同样汇入。这又可以看出少师胸襟的宏大。冒犯您的尊严，惶恐等待命令。

译答欧阳孚仲表 郑侠拜白孚仲阁下：借便人从西边来，承蒙赐下一封书信，言辞情意深厚，实在不是我这个不肖之人所配承受的，既感激又惭愧。道对于天下人来说，就像荒远模糊的国度、特别异常的时代，是人们很少认识的事物；知道得多的人取取得多，似乎知道又似乎不知道的人取得少，而完全不认识的人则疾走而不回顾。看那些贪多务得、勤于攫取而不知满足的人，反而把他们当作愚蠢的人诟骂嘲笑。为什么呢？眼睛能够看见，却看不见从未见过的东西；耳朵能够听见，却听不到从未听过的声音；鼻子没有嗅到过，口也没有品尝过。若把它当作金子，它却不铿锵清越；若把它当作珠玉，它却不圆润洁白、光彩璀璨。它不妖异便是怪诞，不把它剖开击碎、焚烧掉，已经算幸运了。难道一定要有那种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鼻子嗅不到、口中不觉香美，却不怀疑它同金玉珠玑、昆仑一样珍贵，反而常常被认为是虚无的东西吗？如今世俗所习惯的，是可以穿的布帛、可以吃的鱼稻、能使人富有的金珠、能使人尊贵的爵禄。你想不受寒，就取布帛，反而抛弃不取，说“我取的是道”；想不挨饿，就取鱼稻，反而抛弃不取，说“我取的是道”；想不贫穷，就取金珠，反而抛弃不取，说“我取的是道”；想不卑贱，就取爵禄，反而抛弃不取，说“我取的是道”。所以在取暖方面，众人都温暖而我独自寒冷；在饱食方面，众人都肥壮而我独自消瘦；在财富方面，众人都富足而我独自贫穷；在地位方面，众人都显达而我独自困窘。他们认为这不是愚蠢又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使你免于饥寒贫贱的东西，正是众人所愚弄的那个人所独自得到的。因此，如果把自己弄得寒冷、饥饿、贫穷、卑贱，便是我笨拙；如果能使天下人不寒冷、不饥饿、不贫穷、不卑贱，便是我高明。他们昏昧而不明白，难怪彼此聚集在一起嘲笑我。所以说：“上等士人听到道，勤奋地实行它；中等士人听到道，似乎记得又似乎忘记；下等士人听到道，大笑它。”不遭到嘲笑，就不足以称为道。又说：“正因为道广大，所以看起来像不成材。”如果看起来合于世俗标准，那就早已变得细小了。所谓相似，是因为所修养的东西小。世俗所修养的无非是细小之物，所以把广大的道看作不成材。既然如此，想要实行道，就应当取得世俗所谓的不成材；而世俗所认为合宜的，都不足以谈论道。像我这样被世俗视为不成材的人，正想在这方面勉力实行，以取得众人所认为不成材的东西；因此，衣冠之士在朝廷相互嘲笑我，商贩在市场相互嘲笑我，往来的人在道路上相互嘲笑我，耕种的人在田野相互嘲笑我，而我还觉得不够，战战兢兢，只怕得罪了通达大道的人。庄子说：“千年以后遇到一个理解我的人，就像在早晚之间遇到他一样。”那么阁下是什么样的人呢？竟然不远数舍，送来殷勤的书信，情意极其深厚。您竟用古人的道来期望我，哪里想到在遥远偏僻的边地竟有阁下这样深刻理解大道的人呢？这同那些聚在一起嘲笑我的人相距太远了。若不是有超越寻常、不同世俗的见识，怎么能如此呢？确实，海底有珊瑚，沙中有黄金，蚌中有珍珠。从今以后，我实在不敢再仅凭山川、林谷来衡量人才，认为那里无人了。孔子说：“知道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阁下大概已经爱好并以它为乐了吧？从周公、孔子、孟轲、扬雄以来，都是阁下的师友。何必还要同不肖之人相见呢？这四位既不昏暗而黑，也不洁白而白；既不亲近，也不疏远；既不遥远，也不相近。您凭借自己不往来于世俗之间的生活，往来于这四位之间，那么成就伟大的道业，关键在您自己而不在别人。话不想说得太多，只借此表达谢意。希望您明察。不再一一陈述。复李君宝知县 郑侠顿首再次启禀：君宝执事，几天没有见面，对您的倾慕想望无比。昨晚承蒙您赐信，殷勤写了好几幅，情意亲厚，诚心深至。只是因为我这个不肖之人不出门，若不是亲近相爱的人，哪里能够时时见面？酒食肉菜尚且不能忘怀，更何况这些情意呢？我本来常对人说：“朋友，就是人的代理兄弟、代理兄长。”如今君宝对于我这个不肖之人，即使是同胞共腹的亲兄弟姊妹之亲爱，也没有超过您的，难道只是代理兄弟而已吗？不过，我不出门有三个原因，君宝还不知道，所以不得不一一向您说明。哪三个原因？第一是读书，第二是省事，第三是治疗疾病。我之所以把读书看得老而重要，是因为心里认为，三代以前没有孔、孟、老、庄、释氏这些教说，遇到帝王便以帝王之道处之，遇到诸侯便以诸侯之道处之。衰周以后，才有这三家的教说；其实都是忧虑世人沉溺其中而产生的，用来救济他们罢了。所以用孔孟之道挽救衰败时代的弊病而不能做到，于是有了老庄之教；用老庄之教挽救而不能做到，于是有了释氏之教。这三种教说都是纠正一时的偏枉、挽救万世沉沦的方法，但其中不能没有得失。我私下不自量力，想在它们的得失之间说一两句话，使后世万代不再被它们的说法迷惑：那就是要知道三家的教说本来是相通的。孔孟的书我曾经读过，老庄的文章也粗略看过，只有释氏的书成百上千部，我还没有读到其中一部。想要辨析它的得失，却不读完它的书，就像想要判断一个人的曲直，却不听完他的话一样。我家贫亲老，所得只是区区微薄俸禄，福分浅、命运薄，南奔北播，如同飘蓬，如同漂走的浮萍。加上年轻时没有忧虑，遇到花便狂欢，遇到酒便醉倒，虽然有志向，却多年没有赶上实行。年老后想起这些，恐惧得不得了，认为幸好有一席闲静之地，这大概是上天所赐；所以从温陵回家后，立即到了府下，亲自筹措，得到建造一座小阁的材料，回家后便在寝室旁营建起来。每天早晚都在其中，四壁环绕，只向上开一扇窗，自己铺席坐卧在窗下；还作了一阕《西江月》，词说：“寝室新近营造，小阁里堆满蛀蚀的书，旧柱和前楣，分门别类、辨明书帙，排列在东西两边，顿时有一种飘然的意气。全世人都被外物役使，只有我的心甘愿做一个书痴。蓬头垢面，忘记寒冷饥饿，不只是听闻韶乐才有这样的滋味。”君宝听到这些，就知道我心中所存的是什么了。可是因为五个女儿都在室中，人人到了出嫁年纪，家中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催促婚嫁却没有办法支撑，于是向亲戚借得一百千余钱，买来米麦，又随即施放小额借贷来救济日用。

译大约一个多月来，上下往来、应酬接待，烦扰不胜，因此迁到官署事务之处，仍旧应酬接待。人事从午时一直到申时，五个女儿中已有三人出嫁，另外两人婚事稍缓，这才停止；收购米麦仍在进行，只是不再发放小额借贷。人事往来中，只有伯俊因为母亲生病回去，我出去见过他一次。到君宝稍有不适时，我在延庆两三次前去问候；君宝将要到来时，我又出城到郊外迎接。从此早晚都有出入，大概因为宴会应酬过于频繁，亲友又因为我久不出门，忽然往来如同远游归来；而且内外酒食只会增加病患，贝叶经文在三四个月间也不能读完五六函。于是焚香自我决断，从去年冬季中旬起又不出户了，这就是我所说的读书。私下居住时没有人手，每次出门都必须向县衙和各处借人。人事往来像织布一样，有时三四天、五六天也不能在家吃一顿饭，还要徒步奔走在外。那些盲目无知、耳聋一般的人，把公家的事情看得很随便，动不动就托人请托；即使我一概谢绝，在诸位谈论时也不能不涉及当前人间的事情。等到不出门，这些事情全都没有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省事。再者，我从小多病，等到奔走于微薄的官职之间，又在天涯之外流转，被烟岚雾霭、炎热蒸腾所消磨，有时饥饿，有时饱食，因而落得手痛、脚痛、走路跛行、手足拘挛。饮酒不能节制，积久便形成宿疾；风气壅滞，眼睛昏花，牙齿损坏，有时突然咳嗽不止，手脚拘挛麻痹，各种病症无所不有。又想在这时稍稍节制饮食，减少人事往来，自己调养治疗，这就是我所说的治疗疾病。如今已经八九个月了，过去读过而没有记住的书渐渐能够回忆起来，来不及阅读的贝叶经文将近四十函；由此知道释氏之学广大精微、高明深远，也渐渐可以看出它同三家教说相通之处，并明白它不能没有错误言论、错误行为的原因。旧日的疾病近一两个月来忽然像冰雪消融一样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样不肖之人不出门，所得的好处竟然如此。曾子说：“君子用德行爱人。”以上所说都是我亲自得到的体会，君宝爱惜我，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些吗？大概只是没有深入察觉，出门是无益，不出门才有益。前些日子迫于君宝爱我情意殷切，已经表现在言语上，不得已权宜说秋凉时或许能够应命，并不是不真诚。人的大事没有比亲友更重要的，哪里有可以断绝的道理？只是力量做不到，明白的人应当体察。自去年八月几个女儿出嫁的事情办妥之后，我便把家政交给小儿子，人情往来的吊唁、慰劳、庆贺、问候，都让他一并承担；这是让他代我操劳，以免失去对亲戚故旧的情谊。凡是有事情可以指示而让人去办、可以奔走而去办的，便由年长者说一声，年轻者奔走办成，这是古代的道理。五十岁可以在家拄杖，六十岁可以在乡里拄杖，七十岁可以在国中拄杖。我如今六十六岁，距离七十岁还能有多远呢？名山佳水、高阁大厦，谁不想游览？金弦丝管的雅奏、艳丽的歌曲和情意动人的言语，谁不想听？美酒佳肴，谁不想饮食宴乐、欢笑歌唱，再加上棋局博弈，谁不想参与？我却寂静默然、孤独守持，大概不是轻重缓急之间有什么不同，而是认为佳山胜水、高阁大厦，不如天地之间没有一处遗漏地都作为游览；金弦繁复的奏乐，不如寂静无声作为听闻；美酒佳肴，不如诗书典籍作为滋味。至于宴饮欢笑、下棋博弈，来客随时稍作停留，退下后我常自言道：“哪里比得上亲手拿着一卷书的快乐呢？”我这样的游乐，本来常想邀请君宝，只是深怕您没有空暇。若把水阁云台看作胜过我这蛙蚓般的小穴，那就是没有想到不做无益之事、不要妨害有益之事的道理。王通有句话说：“君子不责求人所做不到的，不强迫人做力所不能及的，不使人为自己所不喜欢的事而痛苦。”我确实有做不到、不能做、不喜欢做的事情，心里自己知道。但在君宝面前不说明这些，就是对大君子有所不诚，所以不得不说明。愿您始终保持恩爱，任我自行安排；有时闲暇，不妨前来教诲，这就是我的愿望。承受君子的教诲，却不能把它铭记在衣带和佩饰上，俯伏在门廊下致谢，本来已经可以获罪；如今又说了这些，仿佛是在文饰过错，加上宾客正在座中，来不及回去另写附启，因此整夜不得闲暇，刚刚起身谨慎地写下这一两点。只愿您万分体谅，幸甚幸甚。不再多说。给朱舍人的信 我私下认为，世上一定先有惨酷暴虐、刻薄剥削、残害百姓、伤害万物的行为令人憎恶，然后温厚慈爱、惠民和善、仁民爱物的道理才显得可爱，人们的感情也更加亲近；一定先有昏暗污浊、贤愚混杂的情形令人厌弃，然后明白清晰、分别善恶的道理才显得可敬，形势也更加重要。阳气温和舒畅，植物便萌芽生长，动物便孵化孕育，宇宙广大，同样充满欣欣向荣的气象。只是有人不知道春天的力量。严冬凛冽，雪霜接连不断，节气摧折，皮肤冻裂；一旦用温暖和煦的气息覆盖它们，无不拍手跳跃、鼓舞欢欣而争相趋赴。这就是憎恶暴虐而渴望仁爱的心情。日月运行东西，微小的光亮也必定照耀，通途大道之上，谁会羡慕光明？但风尘阴霾积聚而昏暗，幽闭的门户重重关闭；一旦突然明亮起来，珠玉般的光彩出现在眼前，无不心胸开阔，叩首顿额，徜徉在清澈的光辉之中。这就是厌恶昏暗而喜欢清明的心意。所以爱戴和敬重常常归于君子，厌恶和侮慢常常归于小人。小人的道路没有发展到极端，君子的道路就不能显现，这是感情和形势所决定的。前些日子的不幸，是当时还存在真正像尧舜一样的君主，但百姓没有享受到唐虞时代天地般的恩德、日月般的光明，只因为二三个奸邪之人执掌政权，残暴昏暗之徒乘时一起兴起，三十年间天下动荡不安，没有一天安宁。我常私下疑惑，执掌宰制万物者的心，难道有时会不仁吗？至高至明的光，难道有时会不照耀吗？为什么竟使群小能够如此肆意妄为呢？一旦乾健之天重新覆盖大地，重离之光重新照耀天下，将恢复二典那样的盛治，首先正法诛戮群凶，天下人无不翘首企盼，仿佛将要脱离汤火之苦。不只是世人更加爱重君子，君子之间彼此相爱也会更加深厚；不只是世人更加敬重君子，君子之间彼此相敬也会更加深厚。所以说：小人的道路不走到极端，君子的道路就不能显明，这是情势使然。然而，残暴昏暗、贪墨无耻之所以如此，正是为了给温慈惠和、明白昭晰留下施展的空间。我不肖，在熙宁甲寅年间，不能忍受那些残暴昏暗、贪墨无耻而极其可憎可厌的行径，不停地呼号申诉，直想让九重之中的君主知道外面的事情竟到了这种地步。我被安置在那里，整整十二年，后来遇到先皇帝登极施恩，才得以生还；到了元符初年，又实行旧日的贬黜。我处在严冬凛冽之中而思念阳春的温和，处在风尘阴霾积聚的昏暗中而盼望星日的光明，可以说已经很久了。如今即使昆虫草木，也知道慈惠昭明是值得爱戴敬重、应当更加亲近看重的，何况那些粗知执简牍、学习古代圣贤之事的人呢？

译我恭敬地想，阁下以仁爱而孝敬父母、忠于君主，以明智而学问通达本源，探究精微；您在上庠任职时，教诲学生从不厌倦，而旌旗车驾所到之处，无不是和乐平易、中正平和的政事。士大夫在您的升降任用之中，就像轻重取决于权衡、曲直取决于绳墨一样。难怪我听到您的声誉便仰慕您的德义，诚心悦服，远远地希望进入您的门下。昨日我在福建部司任职时，曾向朝廷请求担任泉学教授，阁下还屈尊以言辞相助，接受任命后奔走办理，希望借此拜伏于您的风范之下，瞻仰君子的光辉。没想到您的旄节突然转移了，我只能怏怏不乐，深深遗憾，自叹命运浅薄。不久叔粲大夫与我相见，详细说到阁下曾深深加以照顾怜惜，我因此更加钦佩仰慕。如今遇到这广大昭明、如同上天倾注而下的恩泽，解除羁系，回乡祭扫坟墓；道路经过南海，而阁下正持旌钺前来镇守，于是我得以顺路把姓名列入您的属下。这种庆幸，难道只是像严冬忽然得到温暖、久受幽暗忽然得到赫赫光明而已吗？然而前些日子您的旌旗经过英州时，我恰好因家中讣告远道传来，舍弟和弟妇同时去世，悲痛惨烈，因此不能到道路旁迎拜，直到今天仍引以为恨。既然我从前仰慕您的德义如此深切，如今又正是情分更加亲近、形势更加有利的时候，理应不当迟延而自我放缓。后来之所以仍是这样，只是因为旅费行囊已经空尽，市场上的房屋又卖不出去，所以一直不能插上羽翼向东而行。不过再过十天一月，我就能登上您的门庭，承听您的咳唾，也已有日期；想到此事，私心不胜庆幸，竟连着几个晚上不能入睡，谨将这一二分心意陈述于您左右，作为请求拜见之前的先行书信。恭敬地想，您以吹嘘枯木、照亮幽暗、广大无边的仁心，一定会赐予应允。不再详陈。上呈泉州太守蒋大夫 我私下认为，人与人本来是均等的，大圣大智之所以不同于常人，只在于有见识罢了。眼睛凭借明亮来观看，而见识寓于其中；视觉有界限，见识却没有穷尽。因此，见识就是精神作用。如今众人环绕在眼前，大家都能看见，这是眼睛共同能够做到的。至于观察一个人的进退、静止、行动以及是否合乎为人之道，默默在心中作出判断，那就不是眼睛所能达到的，而只是靠见识罢了。这就像日月一样，照临万物，是它们的光明；至于在遮蔽覆盖之下，隐藏形迹、藏匿行动，那不是光明所能达到的，而能够洞见一切的只是精神。因此说，见识就是精神作用。世间的事情也像人一样，没有不是事情的，却有大小轻重的不同。所以处理事情时，必定急于处理大的，缓于处理细小的；先处理重要的，后处理次要的。知道事情是事情，这是众人共同具有的能力；知道哪些应缓、哪些应急，知道哪些当先、哪些当后，却是圣智所独有的。所以善恶不至于使祸福颠倒，荣枯不至于使次序错乱，这就是日月精神般的照察；贤能与否没有被疏忽遗漏的错误，赏罚没有先后失当，这就是明白诚信、深切见识的施行。内心自有所得的人，不需要向别人求得辨明。他的饮食、居处、出入、作息，表面上与常人没有不同，但所得的道理寓含在其中；若没有见识，就不能辨别。至于处理事情，或聚合或舒展，或行动或停止，压制它就会废弃，振兴它就会兴起，表面上与平常事务没有不同，但大功大利就由此产生；没有见识，就不能知道这一点。大冶铸造金属时，金属跳出炉子，说自己一定要铸成镆鎁；若一定认为它是不祥之金而铸造它，大家都没有不同。只有知道这种金属必定可以铸成镆鎁，却不让它自行跳出炉子，这才是大冶独有的见识。因此，金属并不难得到，难的是大冶的见识。恭敬地想，阁下凭借不世出的才华，加上卓越见识，学问光明，足以历任仕途，声名满天下。二十年间，繁重重要的职务无不经历；关陕的雄要之地、湖湘的重镇，您都奉命按察巡行，所到之处，贤能的官吏必定举荐，重要的事情必定优先办理。西漠的夷羌、南方荆楚的蜑獠，向来都服从您的威德，伸长脖子叩首，歌咏称颂您的恩愿，没有不爱戴您的；这都是明白诚信、深切见识的施行，而且办事没有不合宜，所以能够如此。天子认为泉州重要，而它处在偏远边陲、风俗隔绝之地，远离京城，又希望泉州人像西南人那样受到恩赐。因此特意让您远道持节旌旗而来，才有邸报下传，人们便已经知道归向服从了，何况您的旌车已经到达呢？我这个不肖之人，正是在此时得以忝列僚吏之末，奔走在您面前，擦亮眼睛仰望云天般的仪表，侧耳聆听金玉般的声音。又看见您到任后作出的一两项处置，便知道此地人物将要蒙受何等的福泽。起初我实在不胜私心庆幸，因此有所请求。政教的根本，以学校为先。何况泉州是大府，却只是倾颓的屋檐、简陋的房舍，不能遮蔽风雨；器物用具一类，十件中常有一件缺少，学生稍一增多，连稀粥都供应不上。教官有职务却没有官舍，在廊庑下寄居已经超过一年了。这难道符合大府的称号，符合明公巨儒尊崇儒学、重视道术、以政教为根本的心意吗？前任太守胡公深以此为忧，恰好有市舶事务，力量和时间都来不及顾及。自从阁下受命数月以后，有人从北方来，传说明公在京城选拔晋江士人，有人能够以礼入门求见。您见到此人便询问情况，特意先问到这件事。本地士人听说后，无不感激慷慨，互相欣喜庆贺。不只是今天如此，正当神明般的政事焕然一新之时，大家都知道自己的职责正在这里，正想把士人们翘首盼望于您门下的事情一并陈献。昨日侍坐时，完全承蒙您询问商议，深知您对此事的留意，和先前传闻的并不相违。若不是明白诚信、深切见识，怎能只是有所见到便毅然实行到这种地步呢？然而各处修缮营造近来才稍稍确定，又正值冬月晴朗，可以修造；如果不把这件事急切上报，只怕早晚阁下会有破格调任的命令，那么此事又不知何时才能实现。这就是我谨慎陈述这一二点的原因。

译代人上呈宪使的书信 我听说，君子对于天下，能够辅佐、扶持并庇护它；其作为没有穷尽，其施行没有定方，最终德性与天地相配，光明与日月相等。没有别的道理，只是举措合宜罢了。《传》说：“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者之上，就能使邪曲者变得正直。”又说：“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者之上，百姓就会服从；举用邪曲的人，把他们置于正直者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为什么呢？天下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本来不可能逐家逐户地亲自查访，必定要树立表率、匡正方向，关键只在于我们审慎决定所喜所恶罢了。所以说：人不能直接凭借方法认识天，却能通过四时寒暑、日月星辰的运行来认识天下；人不能直接凭借方法认识君上，却能通过君上施加的赏罚、爵禄、刑罚和祸患来认识君上。古代君子知道这一点，所以清心平虑，不让喜怒憎爱在内心发生偏移，也不让亲疏、势利在外部影响自己。没有哪句话不是暗中结党，没有哪句沉默不是暗中结党，没有哪项行动不是暗中结党，没有哪种止息不是暗中结党；说话、沉默、行动、休息，没有一件不是结党。只举用正直，只斥退邪曲，那么天下之大便可以拱手而安定。举用正直的好处，在于建立大公至正的道路，开创天下没有枉曲的政治、没有冤屈的百姓，这就是平；不被喜怒憎恶牵引，内心便没有遮蔽，能够照见一切，这就是明。贤能而有德的人，按类别被举荐入朝，职务没有不修治的，事情没有不治理的，国家便有不会倾覆的根基，这就是忠于社稷宗庙。谄媚柔顺、阿谀曲从、搜刮贪婪、嫉妒刻薄之人无从下手，君子得以伸展自己的道，谏言能够实行，意见能够听从，恩泽广泛施行，这就是仁爱华夏和蛮貊。懒惰者受到激励，懦弱者受到劝勉，轻浮者变得稳重，刻薄者变得厚道，人人知道归向正道，暴民不再作乱，这就是天下有道。实行一件事而得到五种善果，于是天下父子亲厚，兄弟和睦，夫妇有别，朋友守信；阴阳在上和谐，万物在下和谐，君臣相与饮宴而天下无事，八方万里都悦服。臣下顺从，雨旸寒燠没有不调和的，昆虫草木没有不得其所的。所谓君子对于天下能够辅佐、扶持并庇护它，其作为没有穷尽，其施行没有定方，最终德性与天地相配、光明与日月相等，就是这样罢了。《书》说：“臣下是君主的耳目，我想使左右辅佐者治理百姓；你们辅助君主治理这些百姓，尤其应当像审慎决定举用和斥退那样审慎。” 举用和斥退审慎，天下人都明白地知道君上所喜爱的确实在这里，没有谁不奔趋；君上所厌恶的确实在这里，没有谁不避开。举用和斥退不审慎，百姓就无所措手足。因此，举用斥退不当而天下仍能治理，古来没有这种事；举用斥退得当而天下却不能治理，古来也没有这种事。古人观察举用斥退的情形，便能知道天下治乱，所以明白天道。治理国家的大计，以及宗社、百姓、万物，都没有不在这里用心思虑的。恭敬地想，阁下在道义上以道为宗，在德行上以德为经，使光明如日月，使公正如权衡，忠于国家，仁爱诚信施于百姓，一心想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使风俗达到成康之盛。因此，沉默与正直相存，言语与正直相评，居处与正直相伴，行动与正直相合；说话、沉默、行动、休息，无不是以正直为准则。公如此爱好正直，自从有人民以来，稷、契、伊尹、傅说、周公旦、太公望、散宜生若不是这样的人，难道会成为公的同道吗？大庾以南、涨海之边，有百姓、有社稷，几乎将近百城。官吏在公面前还敢奸猾，百姓在市井还敢欺诈，偷薄的风俗纷乱交错，如今将会怎样呢？如果一片寂静而看不到这些现象，公堂和民舍都空阔清明，那么昆虫草木、鱼鳖虾蟹以及阴阳万物都将受到恩赐。能够达到这种境地，难道不是因为有道吗？大概门内的官吏，正直的便任用，邪曲的便止息；庭下的诉讼，正直的便伸张，邪曲的便制止；士大夫从旌车之下出来，正直的便进用，邪曲的便罢止。即使只有丝毫长处，确实有可取之处，也没有不被记录的；您对他们一一记在胸中，称说起来口齿灿然。这样一来，不是狂妄，不是迷惑，不是聋子，不是瞎子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悔改恶行、不勉励为善，奋然崛起，想在大君子的门下获得知遇呢？我没有才干，幸而得以任职于封部，在您的车辖之下奔走，已经将近一年。此前暂代治理此地时，原本不敢有所期望；如今正式担任此县县令，也已有四五个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得以把自己的疏拙暴露在您的聪明照察之下，已经不算不久了。天地如此广大，哪里不能容我？日月如此光明，哪里不能照我？像门下这样爱好正直，难道会把我弃置而不取吗？所以我常常呈上短书，把自己进身、历官以及一切谋略操守详细陈述于您左右。如今又不能默默无言，实在因为良时佳遇难以再得，百年才有一次。君子也是这样，百果草木在春夏之时，若不趁时舒展枝条藤蔓，开花结实，很快便来不及了。何况门下是台鼎公辅之才，是朝廷老成之人，岂能被区区远方之地拖延滞留呢？如今若还不说，默默地使自己隐晦，日后一定会深深后悔。因此我不避屡次冒犯亵渎的罪过，再次烦扰您的清听，惶恐不已。惟愿高明之人垂察。不再详陈。

译代达夫再次写信求见提举 《周诗》有这样的句子：“南方有美好的鱼，纷纷用罩捕取，纷纷用汕捕取。”诗的末章又说：“翩翩飞来的鹁鸪，纷纷地来到这里。”我曾由此感叹：古人之所以对上对下都尽到自己的道，天下国家之所以得到治理而不混乱，安定而没有危险，太平盛盛，甚至达到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龟龙出现在宫沼的地步，大概都有其原因。凡称为“嘉”的，都是说善美超过寻常。所谓嘉鱼，是不容易求得的美好事物。用罩、用汕捕鱼，本来就十分费力，而得到这种难以求取、远方才有的嘉物，若不是所求广泛而没有定方，等待长久而不知疲倦，怎能得到呢？所以捕取它有一重罩，又有一重罩，这叫“罩罩”；认为用罩不能多得，所以又用汕，而且一再用汕，这叫“汕汕”。这不就是说求取广泛而没有定方吗？纷纷然长久等待，不因为所求难得便放弃，这不就是说等待长久而不知疲倦吗？所以后人看见这首诗，便知道它是太平之君的诗；君主至诚地乐于与贤者共同成就事业。【此处疑有脱误】这就是在上位者尽其为君之道。正因为贤者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所以求得难得之士虽少，而诚意却极其深厚。那些翩翩然飞来的人，一个个都专心回应召求。长久等待，正是因为只盼望他们来到我这里，所以说：“翩翩飞来的鹁鸪，纷纷地来到这里。”所谓求得难得之士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劳苦，于是诗中又有“众多贤士，生于这个王国；和乐平易的君子，来游来歌”的盛况。这就是在下位者尽其为臣之道。天下国家如此重大，理应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以等待天下贤良，这就是诚意的极致。山岩林谷中的人，没有不奋然起身、欣然到来的，本来就把天下国家看得比掌握在手中还重要。他们都只是把宗庙社稷、天地百姓万物放在心上罢了。历观古今史籍，凡上下之间果真达到这种地步的，没有一个国家不治理、不安定；昆虫草木也没有不得其所的。反过来则危险、混乱、覆亡，很快连宗族也保不住。这样看来，上下之间的关系难道不严肃吗？国家向上鉴取古昔治世的经验，大力明确升降黜陟；明公巨儒分布内外，只等待天下贤俊，不论在位还是在野，只看是否有才识；并且一定用星日般的光明来照察他们，用衡尺般的公平来对待他们。从内而宰执，到外而部司守长，只要举荐便罢，凡举荐的没有不施行的，那么所谓纷纷用罩、用汕求取贤才，就算尽到了它的道理。处在下位的人，在这个时候若不修饰自己、前来进用以回应上位者，除非是自暴自弃的人，否则不会这样做。我不肖，承接先人的余绪，凭借恩荫得到官职，不敢妄议大道，然而我知道大道在人身上，能够不忘记自己凭什么得到官职，也思考自己凭什么进身。承蒙天意垂幸，才得以在大君子的车辖之下奔走办事。恭敬地想，阁下居处依循仁德，行事依循义理，忠诚地侍奉上级，诚心地对待下属；看待府库所积聚的财物，好像它们不是自己的东西；旌旗车驾所到之处，只询问人的善恶、贤与不肖、廉洁与否、能干与否；只要发现别人一丝一毫的善处和才能，便在口中称许而不停。下位者进见时，您没有不从容地抚慰教诲的；您的委曲周详，即使父兄对待子弟，也没有超过您的。若不是把宗庙社稷、天地百姓万物放在心上，怎能如此呢？所以蒙受您援引的人，没有不把它视为荣耀；那些远远怀着心意想进入您门下的人，谁会没有这样的愿望呢？这就是我这个不成器的人早晚情思奔驰、即使关门也不顾罪咎，曾经用短书求您知遇的原因。我私下认为自己世家寒微，身世孤单，历任官职将近三任，幸而没有丝毫公私过犯。如今托身于您的照察吹嘘之下，就像久处幽暗忽然见到晴空白昼，又像寒冷刺骨时阳和突然到来；若不趁此时舒展心志、发荣滋长，想要开花结果，以回应上面的求贤之意，便再也做不到了。实在怕早晚公有美好的任命，收起光明而回到朝廷，和风也随着车旗向北而去，那么我又将重新陷入幽暗严寒，只剩下枯朽罢了。那岂不是自暴自弃吗？我正翩翩然将要飞翔，而一颗心始终明亮坚定，并没有别的念头；只是希望您赐予一次剪裁拂拭、提携栽培的心意，公请您记着这件事。代庆余辨析疑问 我私下认为，世间事物有似是而非的情况，君子往往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加以辨明；如果明知向上申诉并不合宜，难道还不如保持沉默吗？为什么呢？对方正纷纷扰扰，自己又跟着絮絮叨叨，只会使混乱更加混乱。然而，对于似是而非之事，君子必定会辨明；之所以有时不辨，是因为听取的人不明白道理。《诗》说：“谁说麻雀没有角？它凭什么穿透我的屋？谁说老鼠没有牙？它凭什么穿透我的墙？”麻雀穿屋，似乎是用角穿的，实际上并非如此；麻雀没有角，是客观事实，硬说它有角，就是强词夺理。这是极其明白而无可怀疑的道理。合乎道理的一方胜利，不合道理的一方有罪，强词夺理者不能侵害正直善良。公能够做到这一点。若老鼠确实有牙，说它用牙穿窗，就不是强词夺理，而是道理尚未明白、仍可怀疑的事情。对于可以怀疑的事却毫不怀疑，径直依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取舍，仿佛亲眼看见人的肝肺便直接说出来，众人无不敬服屏息，不敢出声。这正是暴横之人不能凌辱正直善良的原因；若不是有如日月般的明察，能够洞见幽暗隐微，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召公的听察，大概达到了这种境界。这就是南国有《行露》之美、教化明白、恩德显著，又达到《甘棠》所歌颂的盛况的原因。所谓甘棠，就是因为爱戴那个人，连他曾经停留休息的地方也敬重；因为尊崇他的德行，也重视他的职位。不要砍伐它，是爱戴；不要拜倒，是钦敬。周人对于召公，竟爱戴、钦敬他曾经休息过的地方到这种程度，那么他们内心的悦服就可想而知了。既然悦服到这种程度，便可知他们看待此人，必定如同看待神明一样。人即使极其愚昧，哪里会不自行端正自己，却包藏昏暗，使自己与神明隔绝呢？我不肖，如今在您左右获罪，似乎本来不应得到宽容；然而这件事确有似是而非之处。若我拿着檄文到您门下，同邑之人到漕台接受檄文，而我在这里暂代幕职，这似乎像是不顾大君子的命令；但考察实际情况，我实在不敢如此，只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已。我曾私下认为，大君子存心处事，对于万物并无厚薄之分，而所急于处理的，常常先是大的，随后才是小的；至于解决纷纷的事务，也必定先留心于最严重的。起初阁下认为我与浛光同事，只因县长无赖，正当我奔走等待明令尚未下达时，道路上已经接到漕司檄文，命我暂代英幕；又因为真阳县令恰好去世，州府文书命我兼理县事。按照所急在大的原则，浛光县是小事，真阳县是大事；按照所要解决的纷乱以严重者为先的原则，州中没有幕僚、县中没有县令，才是严重之事。

译这就是我停留在这里、急忙向上司申报，请求另行差遣官员的原因；只要朝廷有了替代我的人，我即使早晨接到严命，晚上也会背负命令赶去，谁敢稍有怠慢呢？后来再次接到指挥，行李已经在路上，而浛光县令又将到任，于是我便长期留在这里，难道是我愿意这样做、故意拖延吗？况且我没有什么才能，出生在穷荒偏僻之地，年少时便失去依靠，处在昏暗之中而看不见前途，不能奋发迅速地自我显达；幸而得以在大君子门下任事，您却独自在众人之中把我挑选出来，认为我没有才干，仍让您把一个县分给我治理，那么您左右对待不肖之人的心意究竟怎样呢？这不就像长久蛰伏幽暗之中，突然擦亮眼睛看见日月的光辉吗？若不是上天赐给我的幸运，使寒门孤族一旦得到生成万物般的待遇，怎么能有今天？若我竟敢落后于您的命令，不是狂妄就是糊涂。由此看来，我实在是不得已，便可知了。恭敬地想，阁下高明而诚厚，照察精细入微，度量包容如江汉；我这个不肖之人，正在门下如一株草芥，哪里值得介意？只是心中迫切而不能自安，早晚惶恐，仿佛无处容身；因为我向来仰望门下，并不只是由于这件事，所以不敢把昏暗的心情藏在心中，使自己远离您的照察。今后如有驱使，难道敢不竭尽全力来赎罪吗？只希望您宽释过去的事情，等待我将来的表现，不要因为一时的过错，终身遗弃我；这样不只是我的幸运，实在也是全族的幸运。再次烦扰您清严的听闻，更加惭愧恐惧。代成甫写信求见曾漕 我私下观察天下万物，即使细小如草木，也没有不自行成就其材、用来满足人的需要，却白白生存于世的。《传》说：水火有气而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而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而没有义，人既有气、有生命、有知觉，又有义，所以成为天下最尊贵的。难道说草木没有知觉吗？为什么春天就生长，夏天就茂长，从来没有不顺应时令的呢？《易》的《系辞》说：坤是西南方的卦，万物都在这里得到养育。大概到了夏秋交替之时，万物没有不乘着阴阳滋长养育达到极致，完成自己的成长。材质成熟以后，天下所需的用材便由此充足；由此可知，天下万物即使是草木，也不是徒然生长，它们用来养育百姓的作用已经达到极致。因此，虺、蜥、蛇、蝎，以及芹、荇、茶，大概也未尝没有益处；也未尝有具备美好而不自行显现、自行发挥作用的。美玉藏在山中，虹光高达十仞；精金藏在砂石中，光彩向外发出。它们又向世间求取什么，竟不把自己隐藏起来呢？这都是天地生养我，使我用来满足天下的需要，并不敢把天地赋予的美好据为己有。它们都有气、有生命，却没有知觉、没有义理，尚且对于世间如此。至于人，头圆像天，脚方象地，耳目鼻口齐备，视听言貌完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完备，又听闻先王诗书礼乐法度的言论；他的大道理足以经纬日月星辰、成就变化、驱使鬼神，小道理足以安抚家庭、使百姓万物富足顺遂，却反而隐藏吝惜，不肯稍稍显现于世间，那么他哪里算是有知且有义的人呢？古人中也有晦藏不显的人，他们并不是乐于把天下的【缺文】自【缺文】起来；只是时运和命运极其乖谬，所以收卷锋芒、藏于自身，难道是他们愿意这样吗？如果文明之治已经在上位施行，明公是大贤之人，只以喜好善行为乐，而先王仁义之道无论大小、远近，都无处不可施行，却仍然闭藏不发、伏而不见，这只是想故意隐藏行迹、作出怪异行为，以便后世有所称述罢了。这不是君子的道路，是我们的圣人不做的事，也是学习圣人的人不做的事。我由观察万物的道理而得到这个说法，因此不敢自我堕落，废弃诵读诗书传记的言论；把从前代言行中所认识的道理写下千百幅，凡是早晨听闻、晚上便想实行的，如今正好以一个县来亲自试验，内心也无愧了；于是又想在明天子的时代稍稍前进，以略微施展自己的学问。承蒙上天赐予幸运，才得以在您的旌旗车驾之下任事。恭敬地想，阁下论说笃实、行为端正，敦厚广大而诚信深厚，没有什么不能包容；称许别人的善处，尤其急于奖掖寒门素士，得到一丝善处、一点长处，就像自己拥有一样。所谓文明之治在上，而明公大贤只以喜好善行为乐，还有谁能超过您呢？从前鲁国想任用乐正子执政，孟轲听说后高兴得不能入睡。大概乐正子的为人，只是喜好善行罢了。所谓优于天下，是因为士人都不远千里前来。明公如果确实乐于喜好善行，不问远近亲疏、新旧，只要是善人便举荐，因此众多士人伸长脖子盼望，都希望能够出自您的门下。我虽然极其愚钝，私下也把自己比作细小的草木，却也想借风云之便稍稍成就自己。所以不敢默默无言而使自己隐藏，冒昧烦扰您的清听，实在承受不起惶恐。代人上呈广西转运使 我曾读《易》的《文言》，读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向湿处，火趋向干燥处，云随龙，风随虎”，这才知道圣人讲《易》，在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周遍认识万物情状方面，竟深入幽微到这种程度。水、火、云、风这些东西，并不是内心具有情感、认识和嗜好的存在，只是同类之气彼此相从罢了。由此推求人的情感、认识和嗜好，便可以知道具有这些东西的人的情况。人这种存在，情感、认识和嗜好无不具备，这是君子和小人的共同点。君子，是与义相同的一类，所以情感趋向真实，认识趋向善，嗜好趋向道，并且极其喜爱贤明和乐平易的人。小人，是与利相同的一类，所以情感趋向虚伪，认识趋向恶，嗜好趋向声色财货，并且极其喜爱污浊、险诈、机巧。君子和小人彼此相反，就像水与火一样，想使他们相互感应、相互寻求，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天与火相同，君子因此按类别聚合、辨别万物。”圣人解释卦象时举出一个角，如果不能由此反推其他三个角，便不再教导。天与火相同，那么地与水相同，也就可以知道了。因此天与水相违，就是讼卦；天与水相违而为讼，那么地与火相违而为讼，也同样可以知道。既然如此，万物不能不按类别聚合、按群体分别，即使天地也不能违背这一点，何况人呢？

译《传》说：“方正之物按类别聚集，万物按群体分别，吉凶由此产生。” 明白万物各自按类别聚集、按群体分别，吉凶便由此产生；若想趋吉，寻求相应之道，就不能不以善为标准。乾卦九二爻说：“龙出现在田野，有利于见大人。”所谓大人，是说善、信、美充实于身而有光辉的人，并不只是指九五爻。以善求取、以善回应，不是大人又是谁呢？我想求得无咎而趋吉，所以有利于见大人，向他求取善；我也想求得无咎而趋吉，所以有利于见大人，以善来回应他。求取与回应彼此都以善相交，然后用于学习便能成就，用于仕进便能通达。所谓成，不是成就名声，而是成就德行；所谓达，不是达到职位，而是通达大道。我由此说而知道，无咎为吉、成德达道，从来没有不是由善于求取、善于回应而来的。恭敬地想，运使某官以善为可欲之事，诚信已经具备于己，美好充实于身，大大充实而有光辉，所以我心悦诚服，愿意出来接受您的善政教化，每天接近大君子的模范，希望能够达到古人的一二分。只是我贫穷困乏，不能舍弃微薄俸禄而离去；听说您部下很有空缺，我虽平庸空疏、最为鄙陋，没有超过常人的才能，却始终服膺先王的格言，不敢轻率地有所违背，正要实行已经学到的，达到尚未成就的；从已经任职的地方，达到尚未通达的境地。惟愿您大公至正，公平明察，如同衡器和明镜，丝毫的美丑都不能隐藏。若认为我不能达到大的职位，可以把我外放；希望能得到一个小郡，让我试着施展一二成效，在您的旌旗车驾之下任事，并观察大君子的施政措施，以有所取法，使求取与回应的善都能成就。我不胜幸运。代人上呈徐运使 我私下认为，仁爱并不因有才无才而有所区别，就像土地不因是不是田地而有所区别，玉石不因能不能制成器物而有所区别一样。土地是不是田地，只在于开垦或不曾开垦；玉石能不能成为器物，只在于雕琢或不曾雕琢；人的才与不才，也只在于使用或不使用罢了。人的所以成为人，并不是说耳目鼻口齐备，而是说能够践行为人的道理。因此，对父子没有仁爱，就不是人；对君臣没有义，就不是人；对夫妇没有分别，就不是人；对长幼没有次序，就不是人；对朋友没有信，就不是人。对父子有仁爱，对君臣有义，对夫妇有别，对长幼有序，对朋友守信，却在天下不能施行于大处、在一国不能施行于小处，和那些不仁却表现仁、不义却表现义、不守礼却表现礼、不明智却表现智、不守信却表现信的人相比，难道是人的才能有差别吗？只是驾驭使用他们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罢了。所以人好比土地、玉石；驾驭人好比雕琢与否、开垦与否。以正道驾驭，以法度控制，那么天下没有不能用的人，就像土地没有不能成为田地、玉石没有不能成为器物；驾驭不合道，控制不合法，那么天下无不显得无才，就像土地不能自行成为田地、玉石不能自行成为器物。尧舜和三代盛世，人人都可以封赏，并不是上天生下的人全是有才有德之人；与尧舜三代盛世相反的时代，人人都可以诛戮，并不是上天生下的人全是无才无德之人。由此看来，不是上位者驾驭使用人的得失，又是什么呢？什么叫驾驭人的道？驱使人趋向仁义，不使人趋向不仁不义，就是驾驭之道。什么叫控制人的法？进于仁义的便赏，陷入不仁不义的便罚，就是控制之法。知道驱使人趋向仁义的道理，却没有赏赐来劝勉、没有刑罚来使人畏惧，这叫只有善意。只有善意不足以治理政事；有赏有罚，却奖赏不能落实到真正的善、刑罚不能落实到真正的罪，那么刑罚的作用反而会阻碍善行，赏赐的设置反而会助长恶行，这叫只有法令。只有法令不能自行施行。若用有主见的人治理有情实的政事，赏赐必定恰当地施于善，不差毫厘；刑罚必定恰当地施于罪，也不差毫厘。若不是忘却个人肝胆私情、抛开个人爱憎，恻然只把天下大公作为心意，谁能做到这样呢？这样以后，天下人才便昭然显著、欣然奋起。因此，统治天下国家的人，不必烦劳于各种杂事，只需究察这一点；左右辅弼以及侦察、考核、按察的臣子，也不必烦劳于各种杂事，只需究察这一点。上下同心同明，四海之内，无论山丘、河岳、深谷、朝廷、里巷、水井之间，都没有遗漏善人、留下恶人；如此天下之大便可拱手安定，无才之人也就变成有才之人了，何况人的才能本来就具备呢？又怎么会有不能成就的人呢？恭敬地想，主上推究百王的法度，只收取其中精粹而完整严密的部分，因此高拱而深静，专听天下善恶，不在上位任意产生偏好和厌恶。阁下诸公分掌朝廷的光辉，向下照临遥远的地方和偏僻的风俗；在辨别善恶方面，仿佛能够看见人的肺腑。我有才还是无才，本来已经在您的照察之下暴露数月了；尺寸丝发般的细节，还有什么能逃过明鉴？如果我在才术、智慧、学问、政事施设方面都能如同门下一样，那么君子对待人本来就不要求样样完备，只取其所能达到的，对于其尚未达到的，也会有所包容。况且想到要使天下人才各得其用，达到忘却个人肝胆、抛开个人爱憎的境界；对于万物，这就是天地生成万物的心意。哪里有可以生养、可以成就的事物，却不竭尽力量，反而坐看它被遗弃呢？我不肖，服膺先王诗书的言论，因经传诵读而嘴唇磨损，因笔砚劳作而手掌生茧，从不敢休息；遵循朝廷诏令，疲倦也不敢用来睡觉，饥饿也不能按时进食。井水也有价钱，我还想着用俸钱偿付。我不敢说自己能够成就别人，却不敢不努力。然而前后任职几个官位，滞留已经二十年。幸而上司怜悯我，给予推荐，却大多即将成功时便突然受到阻碍。今年还没有到老年，手指却已不能灵活，鬓发斑白，头发稀疏，自己不能承受这种穷困憔悴，打算舍弃这里而到田野去。因此，如果您对于天下人物本来没有志向，那也就罢了；如果确实有志于生成万物、成就人才，怎么忍心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而不顾呢？所以我浩然向西遥望，瞻仰您的门下，心中有所期待。代李秘校请求侍奉赡养亲人

译我听孟子说：“处在下位而不能得到上位者的信任，就不能治理百姓。得到上位者信任有方法：不能取信于朋友，就不能得到上位者信任。取信于朋友也有方法：侍奉父母不能使他们欢悦，就不能取信于朋友。凭着这样一个连朋友都不能取信的人，却想在上位者那里实现志愿、把恩泽施于下位百姓，就像连一步都走不了却想求取数千里之外的远方。”因此，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经》说：“孝子侍奉父母，居家时竭尽敬意，奉养时竭尽使父母快乐。”君子出仕，对外便要使君主达到唐虞之治，使百姓遵守礼义，没有一件不是为了父母。所以说：“立身行道，使名声传扬后世，以显耀父母，这是孝的最终成就。”对内则希望俸禄丰厚，能够早晚奉养父母，供给甘美丰厚的食物，以满足自己的心愿，也没有一件不是为了父母。因此，家庭贫困而父母年老，便有人不选择俸禄高低而出仕。然而把家庭安排妥当来侍奉公上，正是为了使父母安宁，从而尽到为人子女始终如一的道理罢了。出仕而成为父母的忧患，难道也可以不顾吗？由此可知，进退以及是否出仕，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哪一种一定好，只有施行得合宜，才是善。我不肖，见识不足以明辨善恶，但也承受父亲和老师的训诫，读先王的法言，大略知道什么应当趋向、什么应当背离。先父去世时，我才刚成年，能够侍奉的只有一位老母亲。田地少得不够煮粥，房屋也不足以遮蔽风雨，这些都是明公一向知道的。自老母以下直到两个幼子，一家总共几口人，连一串钱、一斗粮都没有收入来源，大都依靠亲属供给。幸而借着先父的余荫，勉强沾受了防御使的任命，难道还敢以辞避劳苦来挑选俸禄官职吗？只是老母是北方人，我们虽然生长在这里，但全家都不适应岭外的水土。今年春天，从老母以下直到孩子，没有不生病的，只有老母病得尤其严重。到了夏天才稍稍恢复，入秋以来家人和两个幼子又卧病不起。如今病还没有痊愈，老母天天想着回北方。听说将要有差遣任命，便吃饭不香，睡觉不安，全家都惶恐不已。做人儿子的，能够独自安心吗？做官本来就是为了奉养亲人，而我本来也不是为了取得朋友的信任、希望实现所谓在上位者那里施展志向、给百姓施加恩泽，只是想靠一斗一升的俸禄供给早晚的奉养罢了。如今俸禄还没有来得及奉养亲人，却使老母亲抱病忧惧，无时无刻不是这样。妻子生病，孩子卧床，粗茶淡饭也做得不好；居处低洼狭窄，晴天便闷热，雨天便上漏下湿，使人恶心难受。这样难道可以说是居住使亲人感到敬意、奉养使亲人感到快乐吗？如果连口腹之需都不能免除而使老母亲忧虑，那还哪里像一个儿子呢？伏望明公高明博厚，仁德达到极致，义理也尽善尽美，而我如今承蒙您的顾念爱护，虽是父兄对于自己的子弟也不能超过。因此才敢这样琐琐碎碎地上书烦扰您的听闻。最近收到舅父的信，让我赶快侍奉老母亲来到京师，所以必须再次前来申述请求侍养。伏乞明公特别赐予保明，备录此事向上司申报，或许可以防止朝廷早日下达指挥，使我早晚能够随侍老母亲前去，与舅父相见；那么全家几口人都将是再生之恩所赐，生死也不敢忘记您的大恩。代介之再次请求京状 我听说道之行于世间，没有一种出仕或退处、言语或沉默的行为，不观察阴阳消长、顺应时势的适宜性而能够有所作为的。因此时势使人屈抑就屈抑，时势使人伸展就伸展，伸屈没有定规，只看是否合乎时宜。这就是退处不算矫饰，进取不算妄为，而道理无处不可以推行的原因。如今借天地阴阳的和气而生长，于是有枝干的、蔓生的、开花的、结实的、飞行的、游动的、孕育的、潜伏的，即使是蚊蝇之类的微小虫物、蠛蠓之类的细小生物，也无不群聚活动、纷纷出现，长声呼叫而远处相应。等到凄风怒号、高原霜厚，便归根返本，逃遁隐藏，潜伏不出，寂静得看不见、听不到。万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所以只知道伸展而不知道屈抑，不可以同他谈出仕；只知道屈抑而不知道伸展，也不可以同他谈退处。能出仕也能退处，能沉默也能发言，不拘泥于一端一曲，这才可以同他谈道。能够谈道，然后才可以同他共事；能够共事，然后才可以同他共同施行。人的一生不过百年，日夜各占一半，而幼年、老年以及疾病困苦、悲哀欢乐的变化，又占去一半。能够在胸中安然保存自己的志向并推及外物，是因为知道光阴每日流逝、岁月不断迁移，时光从不暂停。士人不幸生在昏乱的时代，往往到老都隐居山野，而上面的人却没有听闻他们。幸而圣主在上，贵人达官作为外间耳目的，明察如日月；这都是千年难逢的一次机遇。如果不知道随机应变，反而闭口退缩，不让自己显露出来，仿佛抬头仰望却无人察觉，使天下有志之士常常像处在寂静之中，既无所见也无所闻，难道不可痛惜吗？因此，看到时机的发生，就不等待终日；士人得到知己而施展抱负，就像越石父得到晏平仲的知遇一样，并不过分。我不才，年轻时不知道刻苦学习，所以对道的涉猎很浅；但从父兄、老师、朋友那里所受到的教诲不能说不充分，听到一句善言，就诚恳地记在心里，不敢忘失。皇上具有尧舜一样的明察，我又得以窃取微薄俸禄，列在士大夫的末位；我自以为，诵读的书不必很多，学业不必广博，只要所见所闻不违背先王的典章训诫，这样做便足以成为一个善士。因此，即使只是一个小小掾尉，难道敢不竭尽自己的愚拙吗？上天赐给我幸运，使我得以伏事于您的旌旗之下；您不只多年教诲我，勉励我弥补不足，又不以我为不才，反而把我推荐给朝廷，认为我足以充任县令、部司廉按一类的职务；对于这些，您又替我大力称扬修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样说来，公对于我，难道只是晏平仲对于石父那样吗？如今我不能自我停止，实在不知道分寸，已经贪求而又不满足了；这是因为士人的忧患不在于实行自己的志向困难，而在于遇到知己困难。我承蒙您在左右近臣中加以知遇爱护，这是千年难逢的一次机遇。如果果真有一丝一毫的才能隐藏在心中而不让它显露出来，那么哪里谈得上得到知己并施展抱负呢？我私下以为，今年推荐的名额削减之后，还有职状没有发出。近来的制度允许用职官状充作京状，我这个不才之人，上赖明公扶持维护之力，县令的职状已经有余，唯独京状还没有。果蒙您始终怜悯顾念，再次赐予润色成全，将来从一个县一个邑取得京官品秩的希望，也从您的门下开始，那么这就是天地覆载般的再生恩赐了。越石父不过是一个鄙野之人，尚且知道在被捕逐时沉默不语，唯独在晏子面前伸展志向。我这个没有才干的人，自以为今日的进取并非妄为，或许可以得到知己而施展抱负。明公一定会加以察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代钤辖谏议

译我私下认为，穷困之士有三种快乐，显达之士也有三种快乐，士君子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心志，大概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年轻时乐于求学，长大后乐于求仕，做官后乐于求知己，这是穷困之士的三种快乐。因为自己的学业有所成就，便想着见到天下求学的人，乐意把所知告诉他们；因为自己的仕途通达，便想着见到天下求仕的人，乐意与他们交往；因为明察足以观察事理，智慧足以辨知是非，地位足以荐举人才，力量足以援助他人，便想把天下贤能、智慧、才干之士都找来，尽力推荐给朝廷，这又是快乐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显达之士的三种快乐。穷困之士的快乐在于成就自己，显达之士的快乐在于成就万物。不能成就自己，就不值得同他谈成就万物；不能成就自己，就不足以称为仁；不能成就万物，就不足以称为智。仁和智，是士君子立身的根本，难道可以忽视吗？流光逝水，转眼便会错过；美好的时机和难得的遭遇，千年之间也偶然才有一次。因此，士君子想要获得这些快乐，没有不急切追求的。然而鸡鸣便起床，半夜才稍稍休息，得到一句善言就诚恳记在心中而不遗忘，古人所学习的东西由此可知了。三个月没有君主就为之吊丧，出国境一定携带礼物，古人为什么出仕由此可知了。不敢在仓促间做不仁之事，颠沛困顿时也不做不义之事；他们寻求施展抱负，有的作牛角歌，有的在堂下进言，更有甚者车轮绕行诸侯的国境，车轨连接到千里之外，古人为什么求取知己由此可知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是不能错过的，就是如此。士君子并不是以成就自己为快乐，成就自己是为了成就万物；成就万物才是他的快乐，成就自己只是他快乐的原因。推究他如此成就自己的情形，那么他所要成就的万物，本来不必逐一指出也可以知道了。我这个不才之人，私下有一二分士君子的志向，早年便独自努力学习，五帝、三代的《诗》《书》，仲尼、子舆的训诫言辞，以及百家诸史的记载，大致都曾经研究过；至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对上治理国家天下、做人的长上，对下做人的臣属，以及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等方面，不能说没有多所知晓。应试未中，才凭借恩荫补任小吏，年纪已经若干岁，才得到一个京官品秩，却还没有稍稍施展作为，日月已经流逝，恐怕将要老去了；这难道也是士人中特别穷困的吗？伏念钤辖安抚谏议历来以人为师，想见天下求学的人并乐意教导他们，谆谆不倦，唯恐他们不能学习，因此所到之处求学者云集；做官能够通达上进，便想见天下求仕的人并乐意帮助他们，所以天下贤能之士能够通达朝廷的，不只是门生、旧交和亲戚；他们能够显达，是因为您的明察足以观察，智慧足以辨知，地位足以荐举，力量足以援助。如今做官的人才智英杰、可以适用于时势的，谁不是被公发现并得到公荐举的？而公却谦逊地看待自己，常常好像还有遗漏。如果不是凭仁德足以成就自己，凭智慧足以成就万物，并且想以此获得快乐，像古人那样急切追求，谁能做到这些呢？这正是他寻求施展抱负的时机。因此我曾经两次以言辞向您身边的人请求知遇。听说您将要收拾行装前往召命之处，我遥望台屏，精诚飞驰而去。所以再次喋喋不休，也正是把古人成就自己、因而成就万物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因此才这样急切。《西塘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西塘集》卷七　宋郑侠撰 代连州谢宣谕表 上天的恩德安定宁静，越过远方而彰明于大宝之君；皇帝的诏文温润，已经把号令传遍九州。如今仍然派遣使臣，口头传达宣谕。直到这海边之外的地方，百姓也都受到皇恩光耀。臣谨此谢恩。臣私下听说，昊天以恩宠安抚万邦，因而命元圣之人作为君主。圣明睿智者抚养百姓，就像慈父对待儿子。古来有国家能够实行这些话的，没有像我朝这样，把这套道理发挥得如此充分。祖先凭功业受尊为祖，先王凭德行受尊为宗，声威堂堂，覆盖八荒；开垦耕种，年年收获，治理荒地成为熟田，使孝慈之德延续亿万世。先皇帝剔除弊端，整顿国家法度，早晚焦劳，以体恤百姓的隐忧，爱民之心没有止境。至于因此损伤圣体，伏惟皇帝陛下深明睿哲，继承大业，以至仁之德接续先皇帝的足迹。如今正处在深沉静默之中，却深知亿万百姓仰望的心情。因此不惜以如雷的声音发出金玉般的诏令，犹如和暖阳气到来，大概是因为怜悯世人的缘故。既然已经应顺时势、下同百姓，所以对百姓的体恤如此深厚，即使想不说话也不可能。臣职任州守，亲自承受训诫言辞，知道九重之内以怎样的心意惠爱安抚百姓，竟达到如此深厚。那么各郡臣僚奉行明诏，应当怎样做呢？只愿知道镇静自守，以副皇上的恩德勤劳；身处这遥远边地，不能亲自前往朝见。臣无任云云。【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立君主，正是把安抚百姓的重任托付给君主。皇帝凭德行接受天命，也只是要以仁心覆盖养育天下。古代有国家的君主，都恭敬地遵循这一道理。纵观前代，很少有像本朝这样做得好的。圣圣相继，世代传承家业，从未安逸自满；即使政务繁重，也不停息休止，始终以惠泽百姓为原则。因此臣妾遍布万方，声威覆盖八表。先皇帝早晚焦劳，整顿纲纪；从奋发有为、扩张声威，到长期勤劳而违背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