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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读书后》，明代王世贞撰写。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六。《读书后》。别集类五。明。提要。臣等恭谨查考：《读书后》八卷，为明代王世贞所撰。王世贞著有《四部稿》，另有著录。这部书起初只有四卷，内容是王世贞《四部稿》和《续稿》中没有收录的文章，后来便散失了。他的侄子王士骐从卖糖人的担子上得到残本，于是抄录刊刻，题名为《附集》。后来吴江许恭又从《四部稿》中选取“书后”文章一卷，从《续稿》中选取读佛经的文章一卷、读道经的文章两卷，合为八卷，重新刻印。陈继儒为它作序，称它如同吕氏《读书记》、晁氏《读书志》。考察晁公武《读书志》，每部书都详细说明卷数、撰写者以及源流始末。王世贞这部书在九十五篇中，作跋尾的有四十二篇，作史论的有五十三篇；而四十二篇跋文又全都是议论文章，没有一句考证之语，与晁氏之书完全南辕北辙。陈继儒大概没有见过《郡斋读书志》，只是偶然听到它的名字，便凭主观猜测，认为它也像这部书的跋尾一样。王世贞早年原本不喜欢苏轼的文章，晚年才喜爱它。临终时，床头还放着一部苏轼文集。如今看这部书，常常同苏轼辨析论难，而他的文章反复周详、条理通畅，也都很像苏轼，不再有摹仿秦文、汉文的习气。此外，他为李东阳《乐府》以及归有光集、陈献章集所作的跋文，都心平气和，同他平日的立论不同。他在《东阳〈乐府〉跋》中自称：“我写《艺苑巵言》时，年纪还不到四十岁，正同王世贞等人尊古非今、说这个长那个短，尚未形成定论。至于戏仿《世说新语》，追求形式上的相似，既不恰当，又显得轻薄，流传至今已经很久，不能再把它藏起来，只好随事加以改正，不让它过多误导后人罢了。”如此看来，这部书是他晚年学问境界提高后的作品，以少许胜过许多了。第五卷是《四部稿》中的题跋二十五篇，其中如读《亢仓子》时，不知道是王士元所作，说明没有考察《孟浩然集序》；读《三坟》时，认为是刘炫所作，说明没有考察《隋书·经籍志》；读《元命苞》一篇，所说的其实是卫元嵩的《元包》，尤其荒谬，这仍是早年意气盛而没有仔细校勘的作品。许恭搜集续补这部书，恐怕并不是王世贞的本意吧？但按照原刻本的面貌，姑且一并保存。至于这部书杂论古书，究竟属于杂著，不是目录类书籍，无法归入其他类别，现在仍著录在集部。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读书后》原序。《读书后》是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写的，原来没有收入《四部稿》和《续稿》。最初刻印《续稿》时，其中有许多文章散失了。偶然有个卖糖人，把一捆残书放在担子上，我取来一看，里面竟有先生的诗文数卷和《读书后》。王冏伯得到它后，惊喜不已，刻印出来，题作《附集》，收藏在家中，天下的士大夫不能经常见到。许仲谦说：“这是弇州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只可惜抄写错误很多，甚至有前后颠倒错乱数行的情况。”一天，他得到王闲仲校订的善本，仲谦十分欣喜，请求把它单独刊行于世，同时把《四部稿》中的《读书后》四篇附在后面。陈子说：“先生评论驳斥佛、道两藏经书，尤其奇特宏博，这难道不也是《读书后》一类的文章吗？”仲谦于是同我重新加以参订，共得到若干卷，先生散碎的美玉残珠，便全部收拾齐了。起初，先生遭逢父母丧事以后，每天同敬美、次公在万卷楼读书，正如所谓“士衡住在东头，士龙住在西头”。后来被召起用，历任内外官职，接受郧地的符节，远近来献文章、求文章的人没有一年空缺，宾客饮酒赋诗没有片刻间断，但他仍时时手拿一部书，见于他的论著之中。至于后来收敛自身，居于安静的居所，发誓扫除笔砚，却翻阅佛、道两藏经书，正是因为他勤勉不懈地校订文字。先生具有慧眼和辨析才力，对妙观察智的运用，事事都达到第一流；又用国家法令和家族传统来培育它，用交游见闻来熏陶它，用新旧岁月的积累来加深它。试着把他少年、晚年的《读书后》相互参读，就会觉得早年的文章纵横跌宕、标新立异，好像织锦时向天孙请教，吃肉时还要询问禁脔，虽然耀人眼目、爽人口腹，有时却是从偏门取胜。到了这时，秋霜降下，水面降低，镜子空明，秤衡平正，运刀必然切中要害，觚发出的箭必然命中目标，搔抓必然抓到痛痒之处，判断案件别开生面，文采精华变化万端。这不是笔力随着年老而衰老，而是见识随着年老而成熟。先生曾对我说：“诗文中关系紧要的地方，增减一个字，就像狱吏为犯人平反；安置一句话，就像兵家制定军令。推而至于读书的方法也是这样。如果读书人轻率地确立论点，纵情驰骋议论，大肆发表言辞，往往会有几十年前突然写下的文章，到几十年后便感到惭愧悔恨；即使想追回来改换一两个字，也终于做不到。自己尚且不能使人读后发笑，却想使古人唯唯诺诺、心悦诚服，这是没有道理的。”宋代尤延之亲手抄录古书，即使子弟和女儿也让他们抄写，所藏还超过秘阁，但并不是所有抄本都流传下来。濡须秦氏任金部员外郎时，上奏请求田宅文书不许子孙分割，但最终也不知道散失到哪里去了。如今先生的论著，大体像吕氏《读书记》和晁氏《读书志》，每篇末尾都标明主旨，用来防备遗忘，而先生的精确程度超过了他们。他收藏的牙签标记的万轴书籍，即使未必一一完好无损，但去掉糟粕、保存精髓，那么身后书籍若存若亡，又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呢！王闲仲是先生的外孙，负责校阅，最能精确地继承他的真传。许仲谦是太常次公的孙女婿，尤其熟悉琅琊王氏一家的学说。他说，《四部稿》如同大海之水，而《读书后》则是海中的贝阙珠宫。卷帙并不算浩繁，而学者能够得到前所未有的收获，即使只让它单独流传于世，也足够了。云间陈继儒仲醇作序。●钦定《四库全书》。《读书后》卷一。明代王世贞撰写。读《庄子》一。

译我读《庄子》后感叹说：“唉，世上确实没有像庄子这样尊崇老子的了。”尊崇孔子的人没有超过孟子的，但孟子尊崇孔子，也不过说：“孔子是圣人中最能合乎时宜的人。”又说：“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罢了。”他谈仁义，辨别王道与霸道，探究性善，推求恻隐之心，往往发挥自己所得的心得来写成自己的著作，当然从没有举出孔子的文章来逐字训诂。庄子的著述，即使推演到尊崇上天而无所偏私、歌颂葛天氏的治理，最终也必然归结到老子所说的无名、无欲、无为、无言，直到无始的宗旨；又反复称说挫折锋芒、守持柔弱，收敛光芒、混同尘世，断绝圣智以应对天下，保持柔顺、守住中道，抱守专一、含藏厚重而食养于母体，有精气也有诚信，虚静达到极点，以保全自身的要旨；以及他所批判的失道、失德、失仁、失义的弊病，圣智应当彻底抛弃的主张，反复转折，没有不加以援引的，有时曲折地阐发，有时从旁疏通，而且吟咏它、感叹它，一定要使老子的道高出尧舜之上，把老子的遗言置于六经之下而后罢休。唉，庄子尊崇老子，不是达到极点了吗？” 他不只是尊崇老子，而且还是老子的忠臣。所谓忠臣，就是宣扬君主的长处而避讳他的短处。凡是老子所说的张弛、取予、曲直、施展坚强和运用奇策、取得大处和小处、在天下实现志愿等内容，只要稍微接近权术而容易被人看出，庄子就预先料到宋儒会加以攻击，于是把它隐藏起来。他以为自己真的把这些内容隐藏了，却不知他的文辞剽悍奇诡，自身已经先陷入不当之处了。书籍不可以写得过多，写得过多以至十多万字，而主旨不过数百字罢了，因此内容杂乱而无法最终复述，也会使人厌倦。书籍也不可以抱着刻意的意图来写；抱着意图去写，所以荒诞而不可信，狂放而使人恼怒。唉，庄子为什么对老子忠诚，却不能对自己忠诚呢？” 读《庄子》二。太史公说：“庄子是蒙地人，同梁惠王、齐宣王处于同一时代。他的学问没有不曾探究的，但追究他的根本，归结于老子。他著书十多万字，大多是寓言。写《渔父》《盗跖》，用来诋毁孔子的门徒，以说明老子的学说。”苏轼记载庄子的祠堂，说庄子只领会了老子的粗略方面。庄子大概是帮助老子的，只是不能把他作为准则；就像引述楚国公子让一个手持鞭子的奴仆杀掉主人并把主人赶走，以为这是爱护公子，却不知道侍奉公子的法则。庄子的言论，都是实质上赞成老子、文辞上却不明说，表面排斥而暗中帮助。他公开的正面言论大概没有多少。至于诋毁孔子，也从来没有不隐约流露出自己的意图。他论说天下的道术，从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关尹、老聃这些人直到他自己，都认为各自是一家学说，却不把孔子列入其中；这是因为他尊崇老子。太史公所说的已经到位了！我认为太史公并没有认识庄子的粗略之处，苏轼却认识了庄子的粗略之处，只是巧妙地替他遮掩。当老子那个时代，看到天下风俗日益趋于刻薄，甚至到了用欺诈和暴力互相竞争的地步，便思念太古的质朴；但只见到仁义的名义和实际开启了这些弊病，于是不得不厌恶仁义之名，并把罪责归到周文王、周武王身上。既然把罪责归给文王、武王，又追究它的根源，就认为尧舜不能把无为推到极致，反而用有为开启了后世，于是不得不对尧舜表示歉意。假如尧舜的时代已经流变到周朝末年，真像老子所说的那样，那么就不知道圣人不能改变风俗，只能顺应风俗加以裁制成就罢了。否则，凭老子的见识，即使没有权位，也不会让东周的城郭、十里小巷像畏垒一样，天天变得纤巧狡猾，形成苏秦、张仪那样的风气。庄子又在老子之后一百多年出生。他看到仁义日益虚伪，欺诈和暴力日益加深，而且自身受到礼乐的拘束和劳累。我认为孔子确实说过这些话，而他的门徒又把它们广泛传播，天下人还都把孔子当作圣人。庄子又担心老子的教化日益不能取胜，所以在圣人之外另立所谓“至人”，借此尊崇老子。他又常常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寄托在孔子身上，却一定拿老子的学说来压倒其表面意义。但他又看见孔子确实是不可撼动的圣人，所以间或把一两句格言寄托其中，好像在说：“孔子没有见到老子，这是一个层次；孔子得以见到老子、接受老子的针砭，又是一个层次。”他的主旨在于尊崇老子而压抑孔子。既压抑孔子，又把孔子收服过来，使他成为老子的门徒。他谈论天下道术却不列举孔子，所谓邹鲁之儒，不就是孔子吗？那么为什么又尊崇他呢？至于苏轼想删去《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把《列御寇·汤问》篇中赴齐的内容接在《阳子居》篇后面，另作一章，这个意见很恰当。即使如此，也不能挽救庄子所谓诋毁孔子的问题。读《庄子》三。

译苏轼想删去《让王》《说剑》《盗跖》《渔父》四篇，把《列子》前后的内容续接起来，但没有任何根据，只是因为《盗跖》《渔父》排斥孔子太厉害，便想删掉它们。内篇、外篇和杂篇，哪一篇不排斥孔子呢？只是它们排斥得婉转而深沉，不像《盗跖》《渔父》那样直白浅露罢了。然而我赞同苏轼的意见，我所赞同的原因，是从庄子的文章本身看出来的。庄子的文章宏阔放达、纵横驰骋而不可约束，辞藻高妙而意味深长；但托名之作多有怪诞诡异之处，转折句有时晦涩艰涩、难以理解，用字有时深奥冷僻、不可辨识。现在这四篇中，只有《让王》还接近庄子，其他三篇却过于像正面说理；这三篇文意过于显豁流畅而浅薄。它们的写法很像《礼经》所谓《乐记》《儒行》一类，必定是庄子门徒托名写成的。韩愈作《读墨》，说子夏的后代流变成了庄子，也没有根据；王安石又引用此说，我认为不必说庄子出自子夏一派。像庄子这样的人，大概曾经受学于孔子门下并有所心得。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庄子所谈论的，如君臣父子的大原则，天性、机心和嗜欲的深浅，六经的作用，圣人的议论，都精确切实而文雅，即使田子方、荀卿也不能超过他；只是他研究老子的深度不如自己其他方面，实在是曾经游学于圣人教化之中而后来中途背离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章、三章〕 太史公说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出于老子，所以把他们同老子合在一篇传记中。唐代人尊奉老子而把他们分开，我认为太史公的说法可信。所谓学习，不必是全部学习，只要得到一句话并奉行它：比如“吝啬”“节俭”“国家的利器不可拿出来给人看”“将要取得它，必先故意给予它”，这些都是申不害、韩非所看重的。庄子却没有这些。太史公又说庄子是梁惠王、齐宣王时代的人，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不让他同孟子相遇，彼此较量一番呢？庄子不是告子、夷之之类的人，他们的争辩一定会像涿鹿、彭城的战争一样，使天地为之动荡不安，使日月为之昏暗而无法辨明。庄子失败后，不过逃到“无何有之乡”罢了，但他不会发怒；孟子不会失败，假如失败了，他一定会发怒。读《庄子·让王篇》。《让王》一篇，有人认为《渔父》《盗跖》《说剑》都不是庄先生所作；但读它的文辞，似乎比较流畅，也更接近古代的道理，并不至于悖谬。只是其中说，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尧又让给子州支父，支父也不接受。支父大概就是巢父。舜把天下让给子州支伯，支伯也不接受。支伯大概是支父的儿子。这三位君子，不肯用天下来换取自己的生命。舜又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也不接受，这是不肯让自身殉葬于天下。舜又把天下让给石户之农，石户之农也不接受，这是认为舜的德行还没有达到极点。他们都进入深山、踏入大海，从此断绝踪迹。商汤灭掉夏桀后，要把天下让给卞随，卞随沉入椆水而死；又要让给瞀光，瞀光沉入庐水而死。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肯为天下做事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保全生命；之所以能够接近道，是因为削除名声。为了名声而自残身体，是不明智；保持清白却把自己的污点显扬出来，是不仁。许由、巢父的事迹，许多流传者或许并非虚妄；其他的有的是庄先生的寓言，有的是别人琐碎的话，而庄先生把它记录下来。总之不值得深究，我只是可惜庄先生自己所持的论点同自己相互矛盾。至于卞随、瞀光，他们是巢父、许由等五位君子的罪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读《列子》。我起初喜欢《列子》的文章，认为它同《庄子》一样叙事，却独自简练有力，觉得略胜于《庄子》。王于鳞也这样认为，柳宗元则一向说《列子》的文辞尤其质朴厚重，少有讹误。后来我逐渐熟悉《庄子》，才知道《列子》远远不如《庄子》。凡是《列子》谈论道理、援引譬喻，都明白浅显，只得到虚淡无为的表面，用幻诞之说破除表层的迷惑；庄子却往往深入探究，能够触及事理的精髓。他关于出世、处世的精妙，有超出揣摩和意见范围之处。至于安排句子、锤炼文字，出神入化，本来不是《列子》所敢望其项背的。我认为《列子》并非完整的原文，篇章应当有所残缺，后来有人加以附会。凡是庄子所引用的文字，略显散漫；而《列子》所引用的却简练有力，我怀疑附会者是依据庄子的文字加以琢磨润饰的。柳宗元《列子辨》只举刘向所说《列子》是郑穆公时代的人，认为郑穆公在孔子以前一百多年，又逐一列举《列子》在繻公时代以及同驷子阳交往的事，以证明其说错误。其实《列子》引用孔子的话很多，这就足以知道了，又何必另举子阳来作证呢？况且刘向难道不知道他所说的不是郑穆公时代的人吗？“穆”字，应当是传抄记录者讹误造成的。柳宗元的辨析，辨析了本来不必辨析的事情，尤其可笑。读《墨子》。

译墨子，是战国时代的一位贤士大夫。孟子排斥他，认为他的学说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好像在尧舜时代一天也不能容忍他。后世如韩昌黎一类的人却仍然尊崇他，把他同孔子并称，甚至把他比作神。我认为这些看法都过分了。如今读他的书，大体都是使天下国家得到治理的道理，并不十分违背理义。比如所说进入一个国家，必先选择最紧要的事务，然后再着手办理；国家昏乱，就告诉君主应当崇尚贤能、崇尚同一；国家贫困，就告诉君主应当节约用度、节省丧葬；国家沉溺于声色享乐，就告诉君主应当反对音乐、反对宿命论；国家放纵邪僻、没有礼义，就告诉君主应当尊天、事鬼；国家一味争夺侵凌，就告诉君主应当兼爱。因此，墨子的话只是用来救治社会的药石，并不是想把它执守为统治天下的标准。只有他说棺木厚三寸就足以使骨头腐朽，衣服三套就足以使尸肉腐朽，墓穴挖得深一些而不使污水渗漏，哭吊往来以及办理丧事，都只涉及衣食，好像认为节葬过于简薄而没有道理。这也只是中等财产以下人家的常规，直到今天仍不能改变。探究墨子的本意，大概是因为当时王公大人安葬时，必定要用大棺套小棺，皮革棺饰多重，璧玉等陪葬品一应俱全，戈、剑、鼎、鼓、壶等物杂陈，文绣、白练和大带多到万领，车马、女乐也全部具备；还一定要捶土填满墓道，耽误百姓的事务，耗费百姓的财物。像这样用节葬来矫正奢侈，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骊山的陵墓，不到三年就被焚烧、挖掘殆尽；即使汉、唐、宋以来的各代陵寝，也没有不被盗发的，王公大臣和富贵人家没有谁能保全尸骨。厚葬造成的过失，不只是损耗天下有用的财物去供奉无用之物，残害天下有知觉的人去供奉无知觉的尸体，最终还会暴露亲人的尸骸，抛弃在草莽之中，喂给鸢鸟和犬只，并且打开天下人盗掘坟墓、劫掠杀人的门路；这种罪过比薄葬又何止大上万万倍？为什么反而不加以指责，只指责墨子呢？况且墨子的学说如果实行，君主就一定不能安享宫室的奢侈、声乐、珍玩、狗马和田猎；卿大夫也一定不能安享赵孟、韩魏那样的财富；游说之士也一定不能安享华阳、碣石那样的居处、几十辆后车和数百名随从。起来辞斥、排击墨子学说的人，大概不只是孟子一个。我的意思是，假如没有孟子，墨子本来就不能长久发展壮大。然而所谓堵塞道路又是什么呢？那些贫困失职的人，借用墨子的学说向君主求取，得到任用便富贵显达，即使不被任用，也可以希望得到贤人豪士、富足人家的施舍，得到一所住宅、一亩田地，便足以终其一生。这并不是墨子的本意，而是墨子的门徒把它据为私有后的想法。读《尹文子》。《尹文子》不是伪书，其中谈论刑名的内容，确实是能够论说刑名之学的人所说的。所谓智慧和技巧，都应当同众人共同使用。仅凭个人的贤能不足以完成教化，仅凭个人的能力不足以周全地处理事务；出众的辩才不能挨家挨户地说服所有人，超群的勇力也不能用来统率军阵。因此圣人任用道义来平夷险阻，建立法制来治理差异，使贤者和愚者不互相舍弃，有才能者和庸常者不被遗漏。有才能者和庸常者不被遗漏，那么才能高低便可以齐平；贤者和愚者的功绩都不被舍弃，那么贤愚便能以同样的思虑参与政事。这些都是名家之言。他所举证的内容很多，同诸家书籍大体相互考核，也不违背道理，所以保存下来。读《孔丛子》。《孔丛子》是我家先师孔子的世家传记，其中也包含考证和文辞。自子思以后，孔氏世世代代做诸侯的老师，然而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挽救失败和耻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诸侯能够按照礼节对待孔子的礼法，礼敬他的后代，却不能按照孔子的道理来任用孔子的后人，也不能采用孔子后人的言论。子顺所谋划的策略，都不违背道理；但最后想让魏国暗中讨好嫪毐，以图苟且保全自己，这就大错特错了。孔鲋投奔陈涉，是为了报复焚书坑儒的仇恨，即使因此死于祸难，又有什么可连累的呢？只有叙述世系的一章，说孔琳子孔黄，因为不修德行而失去侯爵。大司徒孔光分出自己的食邑三百户，请求封孔黄的弟弟孔茂为关内侯。孔茂的儿子孔子国，孔子国生孔子卬，孔子卬生弘农郡守孔仲驩。孔仲驩的儿子孔立同刘歆友善；刘歆本来是孔光同时代的人，年龄最多相差二十年罢了，这样孔立竟同他的六世祖一辈的人交友，也太早了。孔立的儿子是孔元，孔元的儿子是孔建；孔建在王莽时任建戎大尹，也似乎太快，恐怕其中一定有脱漏错误。读《刘子》。刘昼所作《孔昭》五十五篇，文辞虽然曲折不直，却爽利刚健而不违背义理，能够辨明是非，具有如布帛、菽粟般切实有用的价值。《清神》《防欲》《知情》《韬光》等篇，苦心追随李、蒙、庄子的门径，隐约好像窥见了道理；处在六朝末年，却没有堕入吟风弄月、追逐烟霞的风气，也足以珍贵了。至于鄙陋的名声以后，稍稍显露学问，这同作品的本真无关，只是多生出来的余习罢了。读《子华子》。《子华子》十卷，说是孔子在剡地遇到子华子，并赠给他一束帛，于是子华子写成了这部书。刘向为它作序，说子华子受到赵简子奉送的赤黄色币帛礼聘，手持玉圭；赵简子杀死窦鸣犊，舜华子、子华子退避不应召，简子大怒，将要用军队胁迫他，子华子离开赵国前往齐国，齐景公也不能任用他，于是他寄居在晏氏家中。赵简子死后，他回到晋国，当时已经老了，于是不再出仕，直到去世。我得到这部书并阅读它，其中《阳城胥渠》一章颇多谈阴阳的道理，也有一些概括性的言论；但关于风轮水枢的说法，也稍微近于穿凿附会。它详细辨析黄帝铸鼎成就、升天远行的事情，但似乎是公孙卿以后人的说法；驳斥郯子论礼的内容确实正确，但似乎是左氏以后人的说法。辞谢赵简子聘请的一章，是模仿《檀弓》和《左传》的文字。晏子侍奉景公时，不治理阿邑；并且所谓到了阿邑就烹杀、封赏的说法，也是晏子的言论。说孔仲尼就是天，又说车辙足迹已经成为祸患，这是孔门弟子的说法。《大道》一章多谈身体内部的变化，时时涉及养生。《北宫意》一章已经谈到医学，是岐伯、黄帝的学说。凡是《子华子》所说的内容，道理接近春秋时代，文章却有很多剽窃模拟。诵读它是可以的，采择其中内容来充实自己也是可以的，但不能把它当作真正的古书。《子华子》。读《楚语论》。

译屈到喜爱菱角，生病时召来宗族中的老者，嘱咐说：“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到了大祥祭，宗老将要进献菱角，屈建命令撤去。君子说：“不违背遗命才是合乎道的。”柳宗元非难这件事说：“礼法规定，斋戒的日子，要思念死者所喜爱的东西，思念死者所嗜好的东西。子木撤去菱角，怎么能说合乎道呢？”苏轼又非难柳宗元说：“柳子见识浅陋得太厉害了！赫赫楚国，若敖氏的贤能闻名诸侯，屈建身为正卿，死者不忧虑百姓，却只忧虑口腹，浅陋也太厉害了。假使子木这样做，国人传诵它，太史记载它，天下后世不知道这位先生的贤能，只听到他的浅陋，子木难道忍心这样做吗？”我则说：“屈建太忍心了，苏轼也太喜欢标新立异了。如今把礼法中较轻的事项同饮食中较重的事项相比，哪里只是饮食更重要呢？既然礼法之事较轻，那么对于本人尚且不能因此废弃饮食，何况对于他的亲人呢？遵从治丧时清醒的遗命，不遵从神志混乱时的遗命，这是常理。屈到的遗命是进献菱角，是混乱的遗命吗，是错误的吗？况且菱角同蔬菜一类罢了，不像邕地人的疮痂、长孺的指甲那样腥臭污秽而不能登席，也不像铜雀台歌伎那样淫靡奢侈，更不像墓穴中殉葬那样残酷。” 宗老把这些话说了出来，屈建点头同意；撤去一盘蔬菜就可以换成别的，增加一豆食物也不算多。国人有什么可传诵的？太史有什么可记载的？天下后世又能知道什么呢？如今屈建既然拒绝进献菱角，又不能替这件事加以隐讳，而国人为了讨好新令尹，把它说成不违背道义并记载下来，太史又把它传给天下后世，这其实是在宣扬先人的过错。屈建拒绝进献，问题不在于这一次进献本身。他不忍心遵守一次小小的礼节，因而抛弃、忘却父亲的嗜好，这是小的不孝；急于宣扬自己的名声，却不替父亲隐讳错误，这是大的不孝。屈建曾经倚仗身边亲信和广地的军队，想对盟主的上卿无礼，抛弃诸侯间的信用而不顾，这就是夷狄行为，又哪里会顾及小小的礼节呢？他的父亲活着时不能在祭器饮食上遂愿，又对屈建的傲慢强暴怀恨在心，所以故意向宗老稍作暗示，而屈建最终却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事置之脑后，这难道不是违背道义吗？有人说，屈到所说的菱角，屈建本来可以进献；屈建不进献，《左传》就可以不提；《左传》既然提了，柳宗元就可以不非难；柳宗元既然非难，苏轼就可以不讥刺；苏轼既然讥刺，我也可以不发表意见。儒者喜欢坚持自己的议论，真是太厉害了。我无言以对。《书赵世家公孙杵臼、程婴事后》。程婴已经把赵氏孤儿救了出来，便对公孙杵臼说：“现在搜查一次没有找到，日后一定还会再次搜查。”公孙杵臼说：“扶立孤儿和牺牲自己，哪一件更难？”程婴说：“牺牲容易，扶立孤儿困难。”杵臼说：“赵氏先君厚待你，你应当勉力承担困难的事；我来承担容易的事，请让我先死。”如此等等。后来韩厥劝说景公，同程婴谋划，胁迫诸将杀戮屠岸贾，消灭他的家族，又把赵武原有的田宅交还给他。赵武成年加冠后，程婴才自杀，以此报答赵宣孟和公孙杵臼。有人说：“程婴可以不死，死去是过错。”我认为不是这样。程婴所做的保存孤儿的事情，确实困难；杵臼赴死，确实容易。然而天下人所能看见的是生和死，所看不见的是难和易。在赵氏孤儿尚未被扶立以前，程婴之所以活着，是为了赵氏孤儿；所以程婴从来没有一天忘记死亡。赵氏孤儿被扶立后，程婴继续活着，就要享受赵氏的报答，程婴难道能不死吗？杵臼以死换来程婴的生，程婴又以死偿还杵臼的死，这难道只是把义做到极点吗？其中大概还有超出义的仁爱。即使如此，屠岸贾又怎么可以非难呢？赵盾最终因为不能讨伐贼人、洗雪冤屈而失误，但他当初所做的事情却值得谅解。屠岸贾起初因为不能匡正、洗雪冤屈而有过失，但他后来所做的事情却值得取法。赵盾既然因法令而承担恶名，却还没有人能够替屠岸贾表明这一点。《书伍子胥传后》。伍子胥勇猛刚烈、忠于自己的志向，是个大丈夫。说他完全合乎孔子的道理，不可以；说他违背孔子的道理，也不可以。孔子在鲁国任事，稍有不合便离开鲁国。孔子又说：“父母的仇，不共戴天。”因意见不合而离去时，已经有了新的君主，并不因为侍奉新君就算怀有二心。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得如草芥，臣子就应当把君主看作仇敌。”孟子说错了。把亲人看作草芥，把他当作仇敌，是可以的；把自身看作草芥，把君主当作仇敌，却不可以。楚平王奸淫太子的妻子，又想废掉太子，推行嫉恨之心杀害太子的师傅，并且牵连他的兄长，比商纣王又好多少呢？商纣王没有杀害周文王，也没有杀害太公望的父亲，为什么却要斩下伍奢遗骨余烬上的头颅并悬挂在太白山？鞭打尸体并不过分，这是感情，也是道理。吴王僚相信伍子胥的话，谋划讨伐楚国，公子光加以阻止；伍子胥没有因此怨恨公子光，反而进荐专诸，让他刺杀吴王僚而夺取王位，大概是看清了吴王僚不可能在楚国取得志愿。公子光因此攻破楚国来伸张自己的志向，所以伍子胥竭尽全力侍奉他；又为公子光的儿子竭尽全力报越国之仇，他必定不会赦免越国。伍子胥想让公子光为伍奢报仇，但夫差不听。吴国将要迁都时，伍子胥极力进谏，因而死去；他知道国家将亡，这是有智慧；能够以死尽忠，这是忠诚。像伍子胥这样的人，在君臣、父子关系上，可以没有惭愧。太史公称说吴国凭借伍子胥的谋略，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向北消灭齐、晋，向南使越人臣服，确实如此！只是伍子胥使吴国强盛的事迹，详细记载在《吴越春秋》中，但其文辞不够雅正，使伍子胥的志向虽明白而才能没有完全显露，因此稍微显得湮没无闻罢了。有人问，伍子胥把儿子托付给鲍氏，是出于什么考虑？我说：“他大概是悲伤伍奢一脉将要断绝，因而强行延续血脉，借托付儿子来表达孝心。”所以我说，伍子胥是不违背孔子之道的人。《书乐毅传后》。

译乐毅攻破齐国，前后共五年，功业却没有完成，最终因为谗言离去，天下人都为他惋惜。只有苏轼说：“当时如果燕昭王还在，反间计不能实行，乐毅最终也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呢？燕国兼并齐国，并不符合秦、楚以及三晋的利益。如今凭借百万军队攻打两座城池，残余敌人过了数年还不能消灭，军队在外疲敝，这必然会有乘虚而入的人。诸侯在内乘虚而入，齐国在外攻击。在这种时候，即使是姜太公、司马穰苴也不能不失败。”我认为苏轼对形势的论述很审慎，只是还不能完全了解乐毅。乐毅，是夏侯玄所说的仁人。他不只是仁人，而且有智慧。他联合诸侯攻打齐国，一战就大败齐军，攻下临淄，齐愍王逃亡而死，齐国的重要器物和珍奇宝物全都运到燕国。到了这种程度，他没有急于攻打莒城、即墨，是认为这两座城不过弹丸之地，不足以成为自己的祸害。莒城南面接近楚国，急于攻打它，必然会借助楚国来成为自己的敌人；即墨东面接近大海，守死城中的只是将被俘的士卒，急于攻打它，只会多杀士卒而不能立即攻破。况且齐国原本是延续数百年的大国，齐人强悍善战，又容易发生变乱，所以一定要慢慢来，用威严和恩德安抚他们。时间久了，齐人全都归附燕国，难道只是归附燕国吗？他们还把乐毅真正当作自己的君主。这样看来，乐毅的军队本来并没有在两座城下苦战五年而全部疲惫不堪。正因为如此，新君即位后，南面称王的机会使骑劫得以取代乐毅；骑劫不得不竭尽精锐攻打即墨，又因为是新将，不熟悉地形，肆意施暴。燕人失去乐毅而离心，齐人失去乐毅而振作，根本不必等到火牛阵出现，燕军失败的形势已经形成了。况且诸侯之所以没有窥伺燕国，自有原因。齐国攻取宋国并讨伐它，燕国攻取齐国却不讨伐，并不只是因为诸侯嫉妒齐国而厚待燕国，而是认为齐愍王的治理不如燕昭王，认为齐愍王对诸侯傲慢而昭王对诸侯恭敬，认为愍王攻取宋国并暴虐宋人，不如乐毅攻取齐国后安抚齐人。况且骑劫战败后，诸侯仍然安然自得，由此可知苏轼的论断错误。否则，假如乐毅确实有可指责之处，燕惠王一定不会后悔并召回他。召他回来而他不归，燕国又凭什么封赏他的儿子？汉高帝是另一个时代的君主，乐毅的后代又凭什么没有功劳却仍能受封？诸葛亮是三代以来的杰出人才，他为什么要自比乐毅，而世人却仍不肯认可他呢？像苏轼这样的人，真是所谓只根据成败来评价人物。《书司马穰苴、孙武传后》。司马穰苴、孙武，是天下谈论军事的人所共同推重的。司马穰苴的兵法已经看不到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孙子》十三篇。它对事理的分析精确切实，我认为即使姜太公也不能超过它。然而太史公却只称赞穰苴的兵法宏阔深远，即使三代的征伐也不能完全说明它的义理。如果他的文章真像这样，难道穰苴尤其胜过孙武吗？但太史公说穰苴，只详细写他斩杀庄贾；说孙武，也只详细写他斩杀吴王的宠姬罢了，好像认为用兵之道一赏一罚便可以概括。即便如此，穰苴既然善于用兵，却让燕、晋的军队得以逃脱撤退，追击他们也只收回了国内原来丧失的封地，不能大规模摧毁敌军。齐景公尊他为大司马并把政事交给他，当时也正可以有所作为，他为什么不修明齐桓公的霸业并将其扩大呢？最终他被高氏、国氏排斥而死。后来吴国强盛，靠的是伍员的力量。柏举之战，他虽然能够乘胜攻入郢都，却让军队分驻在楚王宫中，使秦军得以施行救援；吴军再次交战，两次战败后才返回，又不能预先防备夫概成为内部祸患，这哪里算得上善于用兵呢？太史公又说他向北威震齐、晋，在诸侯中显扬名声，恐怕也是附会夸大的过失。当时孙武一定已经先死了；否则，檇李战败、会稽答应讲和之后，放弃腹心之患的越国，反而去对付石田一样的齐国，孙武为什么不进谏并救正呢？太史公也说：“能够实行的人未必能够言说，能够言说的人未必能够实行。”大概颇能看出其中隐微的含义。司马穰苴的兵法，大概是齐威王让孙膑、田忌一类的人增饰润色而成的。《晏子春秋》也提到过一次；其中他拒绝景公宴饮游乐的事情，也大略可以作为证明。《书吕不韦、黄歇传后》。自古至今，靠权术取得富贵、掌握权势的人，没有比吕不韦更污秽卑劣的；但也没有谁像吕不韦那样机巧。他所筹划的事情，都是凭空设计、极难预料的，可是结果却像回声应声一样。那固然是他受到上天眷顾，也是因为他的权术足以控制形势。至于他驾驭歌女而知道她怀孕，必定要把怀孕三个月的她进献给子楚，后来又足月生下政，这在道理上很难令人相信。莫非这是吕不韦故意编造的说法，泄露给秦始皇，使他知道自己是真正的父亲，从而长久保全富贵吗？还是吕不韦的门客出于感恩，故意这样说来辱骂秦始皇呢？至于六国遗民，则夸大此事，想让天下人以为秦国在六国之前就已经灭亡了。否则，吕不韦不敢说，太后也不敢说，那么足月出生的孩子，人们又凭什么知道他不是嬴氏所生呢？黄歇作奸，和吕不韦很相似，而且是在做相国以后实行的，更加不义。只是他最初使太子脱身，虽然像是在猎取奇功，却非常勇敢而忠诚。史书本来称他博学多闻，看看他献给秦始皇的奏书，也不在韩非子之下。他为了一个富贵的■〈殢上心下〉字，处心积虑地办事，像虺蜮一样阴险，直到身死家灭还没有觉察，难道不可悲吗？春申君不应当称为四公子之一，把卑贱的谋略置于尊贵之上、疏远亲近之人，和文信侯并称为四公子才可以。写在《蔡泽传》后面

译蔡泽受到唐举一句激将话的刺激，袖手走入秦国，趁应侯正处于自危之时，施展无穷的辩才，使应侯闭口、心意屈服，安然占据相位，就像伸手捕蝉一样轻易。聪明人认为是蔡泽利用了应侯，却不知道也是应侯利用了蔡泽。穰侯是秦太后的亲戚，也是四十年深受信任的臣子。应侯凭一个逃亡之人的身份扼制他而夺取其权势，这不只是利用了穰侯的过失；应侯的才能必定有胜过穰侯的地方。应侯做相国，穰侯日益失势，应侯的相位也就日益稳固；应侯的相位日益稳固，穰侯终究不能振作。应侯做相国时，暗中挟持君主来施行威福，专凭自己的意愿报恩报仇，君主并非不知道，只是想满足自己的最大欲望罢了。武安侯被杀，郑安平叛变，王稽犯法，君主的最大欲望没有完全得到满足，应侯也就无法为自己辩解了。他曾经惶惑地四处张望，想找一个人把自己的退身之地托付给他，却没有找到。后来稍微听说有个蔡泽，游学并求见各国诸侯，接触的人很多却一直没有受到任用，处境已经非常困窘。蔡泽和应侯之间，也并没有平素相知的交情。他鼻子歪斜、面貌丑陋，额头紧蹙、膝脚挛曲，不像是能够长久富贵的人。他和应侯谈话，很能说明消息盈缩的道理，却没有纵横捭阖、操纵天下的深谋大计。人困顿到了极点，就容易施恩；彼此素不相知，反而容易深切感恩；不能长久富贵，就不会和人谋划倾覆他人的计策。明白消息盈虚的道理，就一定不忍重蹈前人的覆辙；没有纵横捭阖、操纵天下的深谋，就一定不能显露自己的长处，也不能使我的短处暴露。因此应侯突然改变主意，推荐了蔡泽。天下人都认为应侯能够任用贤才，却不知道应侯的过错从此再也无法让昭王听见；这难道不是蔡泽造成的吗？昭王本来就是贤明之君，应侯难道不贤吗？这样一来，蔡泽反而更加显得贤能。应侯认为天下再没有能赶上自己的人，从此手握金印、拥有巨额资财，直到老死在东宅，再无忧患。荀卿对于黄歇，韩非对于李斯，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同学，而才能都胜过对方。他们本来就是黄歇、李斯所畏惧而不愿任用的人。黄歇和李斯困顿劳累而死，也是理所当然的。读《黄石公》黄石公的《素书》六篇，内容极其浅显。孔子、老子、荀卿平常所讲的道理，难道另有不传世的秘密，专门传授给子房，而这部书只是把其中凡是可以示人的内容约略编写出来吗？否则，在报仇搜捕张良之后，他跪在圮桥上为老人拾鞋，又在半夜没有失约，这时子房已经领悟大半了，哪里还用得着这部《素书》呢！写在《项羽传》后面 我年轻时读书常到半夜，困得想睡觉，便拿起《项羽传》诵读，立刻清醒振作起来。我认为，没有项羽，就不能激发太史公的文笔；没有太史公，也无法描写项羽。真是充满生气！项羽的罪过，最大的在于杀死义帝、坑杀秦军二十万人、杀死投降的王子婴。他的罪恶不用再说了。但这些事情也都有其原因。义帝也是明白人，只是免不了迂腐。说到底，他不过是一个牧羊孩子。项梁扶立他为王，项梁失败后，他不体恤项羽，便仓促夺取项梁的军队，又不让项羽进入关中。项羽救赵时，他又让项羽做次将，而让项羽听命于寄居楚国的庸奴宋义。项羽心中本来已经对义帝不满，杀掉宋义后，楚军便归属于他。斩杀王离、击败章邯后，诸侯又归附他。攻破函谷关后，秦国又归属于他。他眼里本来已经没有义帝了。义帝还只是表面上派人去请示，实际上把命运交给项籍，尚且不能使他免于灾祸，却说要依照原来的约定，项籍能不怨恨吗？难道只是怨恨而已吗？他还会怀疑义帝同沛公联合起来谋划对付项籍。义帝在上面拥有什么空洞的名义，想用太平时代君臣相处的方式驾驭一个心怀不满的强悍霸主，反而把太阿剑柄倒授给对方而触犯其锋芒，怎么能不立即粉碎呢？即便如此，义帝仍是一个虽然迂腐却没有丧失正直的人。新安坑杀秦军、杀死子婴，大概就是天道。那些诸侯的士卒，积累了几代人的仇恨，而他们的首领都曾把首级送到秦廷。活下来的人，都是在秦军刀下幸存的，也都是那些人的子孙。幸亏项羽一心报仇，谁会不替他们挥戈呢？子婴投降的是沛公，并不是项羽。六国的君主，有的被屠杀而死，有的被囚禁而死，有的饥饿而死。负刍不是项羽的旧君吗？燕王及梁王不是他们祖父的后代吗？谁能忍心呢？所以说这是天道。至于楚汉之间的争讼，项羽对不起汉高祖一件事，而汉高祖对不起楚国三件事。项羽对不起汉高祖，只是没有让他在关中称王，而让他在巴蜀称王罢了。项羽进入关中时，和沛公本是兄弟，又同为楚臣，为什么一定要拒绝而不接纳他？这是第一件。鸿门宴上，项羽不杀沛公而封他到巴蜀，沛公刚到封国，项羽的军队就向东进攻，这是第二件。不过这件事还可以解释；到太公刚从烹煮的鼎中脱身、盟誓的血还没有干时，汉军却反过来挥戈追击项羽，这是第三件。项羽只是得罪了义帝，并没有得罪高祖。高祖死后，凭什么到地下去见项羽呢？我的故友宗臣常常在酒席间大声说：‘我宁愿不能成就事业而做项羽，也不愿成就事业而做高祖！’还说高祖容易对付。我笑着说：‘如果说高祖容易对付，那就错了。高祖遇到项羽时故意显得笨拙，所以想用笨拙战胜他。你如果只看到他的笨拙，便以为他容易对付；否则，章邯、黥布难道都是庸碌之人吗？’那么，他又凭什么取得天下？难道是凭陈平那样的办法吗？写在苏轼《范增论》后面

译苏轼论范增，见解很奇特，但作为书生，他对事情的实际情势却很不明白。卿子冠军宋义是什么人？不过偶然说中了一句话，怀王便拜他为上将军，他的智谋勇力并没有听说过。章邯击败项梁并杀死他以后，楚人的胆气已经丧失；章邯移兵渡河，大败赵军，赵人的胆气也丧失了。赵国全境归附，而秦国势力更强。凭已经被击败的楚军士气，去抵挡正在强盛的秦军，而且士卒都饿得只能吃半粒豆子，手指也被冰霜冻坏，除了脱下铠甲自行溃散，哪里还有别的结果？义帝把子相派往齐国，大概想给他留下逃生之地，又侥幸希望眼前不交战，于是子相假装说大话来压制项籍。项籍如果不杀宋义，赵国必定陷落，楚军必定溃败。楚军的溃败就在顷刻之间，又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替项籍解除危局，为什么不杀宋义呢？范增这时如果离开项籍，秦军追来杀死这个楚国残余的将领并灭掉他的家族，是必然的。项籍获胜后必定怨恨范增，认为他是宋义的同党，事先离开；又认为他是三军所仰望的人，也一定会灭掉他的家族。即使两方面都免于灭族，背叛臣子、败坏将领的名声落在范增身上，他又有什么办法离开呢？范增本来就是奇谋之士，哪里只是不能离开而已，他应当和项籍商量杀死宋义。否则，项籍为什么在杀宋义以后，事事都采用范增的计策，并尊他为亚父呢？那么，范增就不应当离开吗？回答说：坑杀秦军二十万人，失去了仁；不讲仁义就不能取得天下，这是第一件应当进谏的事。违背义帝的约定，让汉王和楚王分别称王，失去了信；不讲信用就不能取得天下，这是第二件应当进谏的事。杀死义帝，失去了义；不讲义就不能取得天下，这是第三件应当进谏的事。进谏而不被听从，就应当离开；离开时不留下愤怒怨恨的痕迹，以保全自身就可以了。像杀死卿子冠军宋义这种事，又怎么能成为离开的理由呢？读陆贾 陆贾，不过是纵横家一类的人罢了。他所撰写的十二篇，都很浅显，没有什么奇特高远的见解，但也不违背正道。有人说这不是陆贾的著作，不是这样。假如是后人伪造的，就一定会歪曲道理、夸张文辞、铺张其事。陆贾本来时时接近儒者；高帝不读书，所以突然听到这些话，便赞叹其雄奇博大。他的心意不在于只凭马上武力治理天下，所以慢慢体会，反而更加有所得。他安抚尉佗、调和绛侯与陈平等人的那些言论，也都是正当的议论。因此，他幸运地以富贵长寿、安宁快乐终其一生，没有像郦食其那样被烹杀，也没有像蒯彻那样遭遇（缺字）的结局。他的学说本来是有道理的。《读书后》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读书后》卷二 （明）王世贞撰 读《淮南子》史书称《淮南子》撰有内书二十一篇、外书很多，另有中篇八卷，讲神仙和黄白之术，也有二十多万字。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内篇，而且又亡失了三篇。读它可以知道，这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它的义理出自《文子》《庄子》《列子》，文辞出自《吕氏春秋》《玉杯》《繁露》《慎子》《邓析》《山海图经》《尔雅》。参与写作的人有左吴、苏飞、李尚、田雷被、伍被等，各自取用所长，却没有达到融会贯通，因此内容多有错综重复，不能整齐统一。不过淮南王的才华很高，文笔很有力量，所以能够形成一家之言。大概自先秦以来的文章，没有超过《淮南子》的。此书由刘向编纂；中篇的亡佚，大概也是刘向在更生时期删改造成的，所以他应当得到了枕中秘藏的大宝书而作此书；后来炼金未成，几乎陷入死罪，父亲又得到恶谥，于是因为忌讳而删去它。淮南王喜好神仙之术，自己获罪而死，遗祸还牵连到更生，能够保存下来也算幸运。有人说：淮南王是真的成仙而去，并没有死。汉朝依法诛杀淮南王，只是找不到他的尸体，因而隐讳其事。读《贾子》《贾子》上下两篇，上篇都是诵说当时事务，其中的事实和文辞都载在《治安策》中。不知道这部书是贾谊自行编成并进献的，还是他把此书进献后被班固删节的？下篇兼论德政，引证古代事例，不过论政有余，论德不足。有人说文帝不能任用贾生，这是妄言；说贾生不能被文帝任用，也同样是妄言。梁国是大国，怀王又是文帝最喜爱的儿子，把贾生安置在那里，想来不久就会召回朝廷任公卿。贾生死后，文帝仍逐步实行他的主张，谁能说贾生没有被任用呢？贾生得到任用却没有做宰相，陆贽做了宰相却没有真正被任用，这说明君主有昏暗和明智的不同。写在《齐悼惠王世家》后（一） 齐悼惠王刘肥，是高祖的庶长子；哀王刘襄，是悼惠王的嫡长子；文帝，是高祖的第四个庶子。惠帝去世时留下两个儿子，按理都可能被废黜；立哀王为帝，无论从对惠帝负责的角度，还是从宗法次序看，都很合适。吕氏灭亡后，诸吕谋害汉室，哀王发兵入京讨伐他们，充当外部主力；他的弟弟朱虚侯刘章在内部行动，夺取诸吕的财产俸禄并诛杀他们，功劳最大。军队出发时杀了召平，诈取琅琊，又攻下济南；军队刚到高宛，绛侯、灌婴、曲逆侯等大臣畏惧哀王的武力，又贪图文帝的仁弱，便放弃这位强者而拥立那位弱者，只归还了从哀王那里夺走的郡，并封他为侯。他的舅舅驷钧所得，不过是用小小的安慰来弥补不满罢了。哀王在这一年去世，而文帝成为极好的君主，德行可与三代相比，传世二十年，难道不是天意吗？文帝二年，王章、王兴居都背叛，割取梁、赵的土地结盟，又把齐国土地分割出来封给他们；他们因失去职权而不满。王章死后，王兴居也因叛乱被诛杀。文帝十二年，刘志被立为济北王。十六年，辟光被立为济南王，贤被立为菑川王，邙被立为胶西王，雄被立为胶东王，他们都是悼惠王的儿子。吴、楚叛乱时，整个齐地只有他们没有跟从叛乱；即使这样，悼惠王的儿子们被封王仍没有完全满足心愿。绛侯下狱，驷钧只是享有微薄的封国，昭又被诛杀而死；所谓外戚专权的说法，凭什么成立呢？写在《齐悼惠王世家》后（二）

译我曾说高帝有四个有才华的子孙，文帝就不用说了。如意年少而深得高帝心意，因为认为他像自己，可惜早夭。真正像高帝的人，一定是哀王、襄景王和刘章，他们都是椒房宫里长大的少年，不畏惧高后余威，也没有料到诸吕的强大势力。哀王聚集东海的乌合之众，突然起兵向西；刘章率北军一千多人，追赶吕产并杀死他，把他的族党全部消灭。若没有胆量、勇气、谋略和决断，谁能做到呢？绛侯和诸位大臣共同商议，认为驷钧像披着虎皮的普通人，恐怕会凭外戚身份掌握权力而扰乱天下；但把他排除在外并非本意。他们真正忧虑的是哀王果断锐利，又担心哀王举兵时名义上是诛讨诸吕，实际上也必然会诛杀那些与诸吕共事的人；于是又考虑到代王的仁厚软弱，便策划拥立他。舍弃有功的齐王而推举出人意料的代王，代王一定会感激我们。唉，谁知道绛侯、廷尉所制造的牢狱之灾，不是针对哀王，而是针对文帝呢？驷钧老死于彻侯之位，薄昭却因暴横而被杀。还不止如此，博陆侯霍光拥立昌邑王，是因为广陵王也在。没有听说昌邑王比广陵王贤明，霍光本来就是觉得广陵王难以控制，而昌邑王容易控制。昌邑王被废后，他又从民间拥立宣帝；宣帝治理天下的德行，谁能超过他霍光呢？然而灭霍光族的是宣帝。徐羡之等人废黜废帝时，先依法除掉义真，是因为义真言语敏锐，所以预先废掉他，以便为文帝铺路；却不知道后来诛杀徐羡之等人的，仍然是文帝。绛侯受辱、霍光灭族、徐羡之等被诛，虽然未必全都出于公开的公心，但这些臣子所建立的事业，都是得到合适的人才才成就了一代治理。所以报答他们的，也太少恩情了。写在《贾谊传》和苏轼所著《贾谊论》后面 我年轻时读苏轼所作《贾谊论》，他认为不是汉文帝不能任用贾谊，而是贾谊不能被汉文帝任用。其中有句话说：‘绛侯亲手拿着天子的玉玺交给文帝，灌婴率领几十万军队决定刘氏与吕氏的胜负，而且他们都是高帝的旧臣。’这样的君臣相得，难道仅仅像父子骨肉手足一样吗？贾谊只是洛阳的少年，想让文帝在一天之内全部抛弃旧制而谋求新政，也太困难了。作为贾谊，应当上取得君主信任，下取得绛侯、灌婴一类大臣的信任，从容相处，逐渐深入交往，使天子不怀疑，大臣不嫉恨，然后举天下之事任由自己施展；不过十年就能实现志愿，哪里会在片刻谈话之间突然使人痛哭呢？看他经过湘水作赋悼念屈原，悲伤郁结、愤懑不平，显然有远走高飞的志向。后来终于因自伤哭泣而夭折，这也是不善于处理困境。一次谋划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以后终究不会被采用呢？他不知道默默等待时势变化，却自我伤害到这种地步，我没有一次不佩服苏轼衡量人物和判断事情的长处，同时叹息贾谊没有言辞为自己辩解。后来读到班固史书所写的传记，才知道苏轼善于揣度事情，却急于坚持自己的议论，并没有完全了解史实。贾谊最初提出改正朔、换服色、制定官名、兴办礼乐，这些主张固然不是绛侯、灌婴所喜欢的，实际上也不是他们深恶痛绝的。他们真正厌恶的，只是让功臣列侯到封国去，所以借改革纷繁的罪名向文帝进谗。文帝也因他们的谗言，姑且把贾谊外放以安抚他们，同时想让贾谊把才能磨炼成熟后再任用，并不是真要抛弃贾谊。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诸侯王的太傅地位在王国丞相之下，与郡守相等；贾谊从大中大夫出任太傅，并不算贬官，只是长沙地势卑湿，而且又是一个异姓、贫弱的王国，看起来像被弃置罢了。不久文帝就在宣室召见他；文帝自认为不如他，于是把他改任梁王太傅。梁国是大国，梁王又是文帝宠爱的儿子，贾谊不死，便会入朝成为九卿。所以说，文帝并不是真要抛弃贾谊。贾谊也不是因为悲郁失意而死。怎么知道呢？悼念屈原的文章，表面上像是把自己比作屈原，实际上是在讥刺屈原不能自行引退而远走高飞。《鵩鸟赋》的言辞，表面上像是在悼念自己，实际上是归结为知命而不忧。他所上《治安策》中那些值得痛哭、长叹的事情，大概是在被宣室召见、担任梁王太傅之后才写的。所谓片刻谈话之间就突然使人痛哭，难道是确实的记录吗？而且贾谊自我伤感，是因为担任梁王太傅时没有尽到职责，又因梁王坠马而死哭泣悲伤，并不是因为没有被任用。寿命长短自有命数；贾谊早夭，又怎么知道不是他的命数已尽呢？却把他的死归结为自伤，又归结为没有被任用，难道不是冤枉吗？史书既然说绛侯、灌婴厌恶贾谊，又记载绛侯到封国时因一句告发而被逮捕拘禁。贾谊以应当礼待大臣的道理来讽谏文帝，文帝于是立即改变做法。贾谊不是为了报复绛侯，而是为了维护国家体统，这难道不是很厚道吗？刘向因此深深惋惜他，而苏轼却不知道这一点。贾谊死后，文帝仍逐步采用他的主张；贾谊虽然早夭，也不能说是没有被任用。我说苏轼善于揣度事情、急于坚持议论，却没有完全了解史实，说的就是这件事。写在《司马相如传》后面 司马长卿不以卓文君私奔为羞耻，反而亲自记述此事，让史家传下去，给后人留下污秽。他的文章辞藻美丽固然不能抵消这一点，司马迁又说他和卓氏结婚后财产丰厚，所以做官时从不肯参与公卿和国家的事务，常常称病闲居，不羡慕官爵，似乎也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心意。长卿本来是聪明人。他第一次出使时，太守到郊外迎接，县令背着弓弩为他前导，岳父又奉承他；他把容易感到羞耻的事转化为荣耀，又建立了开辟疆土的功劳，名声和愿望已经满足了。预先知道武帝容易封赏，也容易杀戮，所以避开仕途，像官吏一样隐居在文园，拥有国色美人，发挥文辞才华来自我娱乐，不也是很安适吗？他的才能已经在西南夷地区得到验证，武帝本来就从心里器重他。假如他稍微参与公卿和国家事务，取得通侯的印绶，佩戴公卿的组绶，本来并不困难；但若和主父偃、吾丘寿王、朱买臣、严助等人一起在东市被杀，也同样容易。王子猷大概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取井丹的高洁，而取司马长卿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就叫智慧。写在《霍光传》后面

译武帝末年，天下空虚、民力耗尽，盗贼群起，强藩和强大的诸侯王在外窥伺。博陆侯霍光、宣成侯等只是凭资历入宫宿卫的普通臣子，没有三公九卿和出征讨伐的旧日声望，却拥立八岁的幼主登上帝位，主持朝政。这样内外祸乱没有发生，公家和私人的仓库逐渐充实，能够使君主安然无忧地信任他们。一天之内，他们杀死尊贵的主子，覆灭强悍的外戚集团，逮捕椒房宫的祖父和副相等重要人物，让他们并排受刑；又不留下后患，废掉一个君主、拥立另一个君主，像伸手捕蝉一样毫无其他变故。若没有沉毅果断的谋略和周密万全的考虑，是做不到的。他们招致祸患的根由，是车驾随从中的芒刺；罪行发展到无法解脱的地步，则是宫中的毒酒。但总的说来，其中也有天道。武帝雄悍残暴、喜好杀戮，霍光本来已经在心中仰慕他。少府徐仁、廷尉王平不过是议狱不当，为什么要处死呢？昌邑王淫乱，确实不足以承担宗庙社稷的重任；即使如此，他的属官因不劝谏匡正而获罪，也只应削减官秩、禁锢罢了，为什么要把二百多人全部弃市？王莽的儿子只是胡乱说话，看在王莽的缘故上宽赦他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让他的父亲毒死自己的儿子？田延年在废立之事上决断，功劳并不小，为什么忍心用欺诈手段取得平直而置他于死地？凡是霍光所掌握的刑法尺度，宁可过严，也不肯过宽。因此宣帝一时（缺三字）把他的子孙杀戮殆尽、一个也没有留下，难道不是天意吗？然而宣帝能够诛杀霍光的子孙，却不能完全抹杀霍光的忠诚，仍把他的像画在麒麟阁中寄托思念。侯爵封赏延续到旁支后裔，太牢祭祀直到东汉，霍光本来确实有足以为自己剖白区别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写在《淮南厉王传》后面 淮南厉王骄纵放肆，不奉行法令。他所犯的事情，如乘黄屋车、擅自授予丞相和关内侯爵位、收聚诸侯王的宾客、招纳亡命之徒、杀害无罪之人，按法律都可以处死；但要说他谋反，却还没有根据。文帝时天下安定得像金瓯，而且最讲究法理，即使是发狂丧心之人，又怎敢凭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与他抗衡？况且男子七十人、辎车四十辆，造反究竟想做什么？如果说派人到闽越、匈奴用市场贸易求取明珠和良马，或许还可能有这回事。可是越过数千里，到边远荒服地区约定会合，想和那里的人互相呼应，世上本来就没有这样的道理。当时天下人其实都知道真相。因此才有了称赞文帝贤明、斥责厉王暴虐的‘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之谣。否则，文帝又何至于最终感到惭愧悔恨呢？刘安谋反确有其事。他大概是因父亲之死而愤怒，自负才华，又窥见武帝有所过失，于是起事，也可以说是不明智了。不过，刘安谋反虽已确定，却还没有真正发动。学仙的人则说，刘安和八公正在修习不死之术，谣言传到了武帝耳中。武帝派人查究，刘安便和八公一起升天。武帝恐怕他们迷惑天下，于是另造说法，仿照后来戾太子、子舆的事情，称刘安自杀，以便勉强结案。因此人们心中艳羡此事，竭尽天下财力去求取神仙之术，却始终不能得到。刘向距离刘安的时代没有多久，得到枕中遗书，珍重并学习它，这难道不是明白的证明吗？只是所谓八公，其中有左吴、伍被、雷被。左吴是首先酿成祸乱的人，伍被是首先谋反的人，雷被是告发变乱的人。雷被被任用，左吴和伍被却被诛杀。看来八公另有其人；否则，我没有看见这三人能够成仙而去。班固的史书不应当把伍被另立传记，应当把他附在刘安传后。蒯通也不应当另立传记，应当附在韩信传后。江充应当附在戾太子传后。息夫躬应当附在董贤传后。唉，谁说班固的史识有一定准则呢？写在《张安世传》后面 张汤和张安世父子，才智强记相同；然而张汤刻薄而奸险，张安世谨慎而厚重。张汤胆大，张安世胆小，难道这就是香草和臭草的不同吗？但其中还有不可理解之处：张汤廉洁而张安世贪婪。刘向和刘歆父子，才气学问相同；然而刘向为了刘氏而攻击王氏，刘歆为了王氏而削弱刘氏，两人的忠逆不同。又如石碏忠诚而石厚反逆，贾逵忠诚而贾充反逆，桓彝忠诚而桓温反逆，黄权投降敌国却尊崇死去的敌人，沈充反逆而沈劲忠诚，李怀光反逆而李瓘忠诚。所谓父亲不能决定儿子是什么样的人，难道只有尧的丹朱、瞽叟的舜、舜的商均、鲧的禹才如此吗？不过，儿子可以有不贤明的父亲，父亲却不可以有不贤明的儿子；这样说来，儿子的责任尤其重大。写在《汉武帝时功臣侯年表》后面

译世人称说汉武帝不吝惜给通侯的赏赐，用来鼓舞天下追求功名的人，所以能够击破匈奴、消灭朝鲜、平定瓯闽、吞并南越、开辟滇蜀，使天下土地增加了一半。然而所谓封侯，实在很难理解；所谓处罚，也不完全恰当。丞相是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本来应当根据贤能选任；如果因为没有封侯便不任命为丞相，固然不对；但因为丞相没有战功就封他为侯，更加不对。哪里比得上等他在相位上取得成效，然后再封侯呢？后来竟把这种做法作为先例，使田千秋凭一句话做了丞相，又因做丞相而得到封侯，这是为什么？卜式请求和儿子一起攻打南越，赏赐他可以，给他关内侯却不可以。哪里比得上先赏赐并听从他的请求，等他立功后再封侯呢？栾大不过是一个妄诞庸人，却立即任命他为上将军，又封给五千户，哪里比得上等验证他的术法、使君主延年益寿后再富贵他呢？大将军卫青击破右贤王，俘获他的将校、人口和牲畜数以万计，增加封户可以；但增加到八千七百户，连他的三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也全都封侯，不是太滥了吗？最后一次他率军包围单于，斩首和俘获一万九千人，使单于的王叛离并改称汉朝的名号，却不增加封户，甚至将校都不能封侯，这又是为什么？戾太子在泉鸠里的住所自缢，男子张富昌踢门而入，令史李寿赶来抱住并解救他；太子如果活下来，封他们为侯可以；如果没有救活，赏赐他们也可以。为什么竟然接连封邦题为侯邑呢？上官桀攻破郁成，俘获其王于康居，并派四名骑兵捆绑押送，因为贰师将军担心途中有失；骑士赵弟拔剑将其斩杀，本来没有什么可赏的。上官桀不过转任一个官职做少府，赵弟为什么却因新畤而封侯？至于处罚不合尺度，更有可以说的地方：荀彘因为捆绑路博德、彼此争功相互嫉恨而被弃市；然而楼船将军最初在朝鲜战败，后来既因左将军获胜而会合，又暗中与敌人讲和，并非没有罪。公孙遂出发时，天子知道两位将军意见不同，让他裁决，并且允许他遇到方便情况可以自行处理；公孙遂于是和左将军商议，捆绑楼船将军，并不是假传诏令。左将军诛杀公孙遂，难道也应当诛杀吗？即使左将军应当诛杀，朝鲜已经平定，难道不能用功劳赎罪吗？张富昌、李寿因救太子而封侯，田千秋因申明太子冤屈而封侯；可是太子无罪的嫡子仍被关进监狱，这是为什么？只是所谓处罚，也不过是举出一个封侯的事例而连带说到它罢了。其他死在酷吏手中、因一时愤怒而被处决的人，多得不能屈指计算。唉！武帝凭君主的威势和天下的力量驱使、诱导众人。幸而取得成功，在即将灭亡的敌人那里获得名声，谁能说这真能鼓舞天下人呢？写在《班史·酷吏传》后面 太史公叙述酷吏，列有张汤、杜周，因为张汤遇到武帝的猜忌，便用深文周纳的办法办案，所以描写他的情状不遗余力；但即使提到他略有廉洁、推荐士人，也不因此抹杀，只是不把他列为贵人。班固称说张汤，说他能辨别是非曲直，国家依赖他的便利；又说张汤、杜周的子孙富贵显盛，所以另立传记。唉，这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太史公诛责张汤，是诛责他的用心。我唯独奇怪郅都是刚正廉洁守信的人。他任济南太守时，消灭瞷氏首恶，其余人都只是害怕发抖罢了，并不像义纵、王温舒那样任意杀人；任中尉时，执法不回避贵戚，列侯和宗室只是侧目而视，也不像王温舒那样谄媚有权势者，使奸恶之人多如山而不可触犯；任雁门太守时，匈奴不敢侵犯，甚至制作郅都的偶像，让骑兵奔驰射击，却没有人能够射中。郅都本来就是勇武的国家干城。他唯一的罪过，是临江王到中尉府对簿时，想要刀笔写信向皇上谢罪，郅都禁止不给，心里认为那是皇上的亲生儿子，自己不敢废弃法令，也不过如此，并不是有所迎合、徇私或用深文歪曲事实。他自己不能免罪，却被加上酷吏的恶名，实在冤枉。田延年增加车牛价格，侵吞资财三千万，罪过当然存在；然而他在河东选拔尹翁归等人作为爪牙，诛除豪强，也不过如此罢了。尹翁归是能干的臣子，一定不会滥用刑罚。田延年在废立之事上有大功，怎么能把他和酷吏相提并论呢？郅都已经死了，却受到太史公的冤枉；田延年已经死了，又受到班固的冤枉。我认为这两位史家也在用深文苛法构陷人。写在《凉州三明传》后面 我读《凉州三明传》，其中的皇甫威、皇甫规、张奂、段颎，都廉洁守节、谦让好施，有将帅的才能，在朝廷内外建立功绩，却都不免成为名声和功业的牺牲品。皇甫威、皇甫规尤其如此，甚至主动上疏说自己是党人，而皇上却不追究。所谓明哲保身，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在朝廷中有声望，立志铲除宦官，谁不知道呢？难道会有受他们征召却不知道他们根本谋划的人吗？不过皇甫规在生死、是非的关头，一时不能决断取舍罢了。事情成功后他才悔恨，辞谢爵位不肯接受，追查窦武、陈蕃的冤屈，上表推荐李膺、王畅，用来同宦官抗争。虽然说已经晚了，却还知道有‘不远复’的道理。纪明真是将帅之才。西羌作乱时，邓骘凭国舅的尊贵身份，执掌大将军的兵权，用天下全部力量同羌人交战却不能取胜，几乎要放弃凉州。段颎凭孤军转战十多年，靠长矛强弩奋尽力量，把敌人消灭殆尽；若不是才能超过常人，哪里能做到这样？晚年却同宦官结交，希望保全自身，最终还是死在他们手里，实在可叹。阳球是酷吏，并不是早有腹心谋划，却凭一纸奏疏诛杀中贵人的父子，立即登上高位，夺取皇帝最宠爱的人而除掉他；汉朝的事情真是不可测量。写在《扬雄传》后面

译自孟子去世以后，有了荀卿。荀卿去世三百多年以后，有了扬雄。中间像董仲舒的正直，以及毛亨、伏生以下专心研究经术的人，似乎都有所补益，却没有人著书立说来维持道统。扬雄才开始仿照《周易》作《太玄》，仿照《鲁论》作《法言》。《法言》编撰的要旨，在于尊崇周公、孔子，辨析学术、经义和治道，当时已经有人称述它。到了韩愈更加尊崇它，司马光更加相信它。司马光对孟子不能完全相信，却唯独相信扬雄。扬雄出仕和退处的行为，先前也没有人非议，只有《剧秦美新》不能不使人略有遗憾。朱熹撰《通鉴纲目》时，直书道：‘莽大夫扬雄死。’这等于把市国的褚渊、历代改朝换姓的冯道都没有受到的斥责，加在扬雄身上。于是扬雄的名字受到世人的讥笑，他本人也无法进入圣人门墙。后来考察他的传记并推究其情势，事情未必完全如此，而他的处境也有很值得宽恕之处。扬雄游历京师、在黄门供职时，正值成帝时期，和王莽、刘歆并列。哀帝初年，又和董贤并列。王莽、董贤都做到三公，凭借显贵权势所推荐的人立即升迁，而扬雄三代都没有升官。王莽篡夺汉朝后，刘歆等人都借符命来歌颂功德，而扬雄仍没有被封侯。他只是因为年老、资历久而转任大夫，由此可知他没有依附王莽。然而他之所以拖延停留而不离去，是因为一旦离开，王莽一定会怨恨他；怨恨他就一定会追赶并杀死他，即使不怨恨，也可能召见他而出现龚胜那样的事情。扬雄看见王莽虽然奸诈，却是唐尧、虞舜以来第一个创立新局面的人；他又不曾举兵用武力剪除刘氏社稷，而且自己也不担任守卫抵抗的职务。这样死去，孔门未必会记载；微子、箕子这样的亲戚尚且受封于周而被称为仁，所以他只好浮沉等待死亡，以保存五代之后一线延续的气息。至于《剧秦美新》，所以本传不提，是因为它或许确实存在，也是在跳阁以后不得已而作，希望像瓦片一样保全性命。况且它所极力歌颂的是秦，并没有涉及汉；所赞美的新朝，是说它比秦好，并不是说它比汉好。否则，司马光能够斥责冯道、讥评王安石，难道唯独宽恕扬雄吗？朱熹的深意，我本来已经知道了。即使是王通那样贤明的人，尚且有人议论他僭越、攻击他的过失；宋朝的道统尚且因此接续孟子，何况区区一个扬雄呢？写在《邓禹传》后面 邓仲华有远见，是萧何、张良一类的人。然而他并不是统领大军的将帅之才。他虽然心志已经坚定，但年纪还轻，名位还低，也还没有熟悉战事。光武帝一旦把六军的一半交给他，尊崇他为三公，又把关中这个强敌所在的重地托付给他，我私下认为这是光武帝的错误。用将之道，高祖大概深知，所以根本政务交给酂侯，谋划决策托付给张良、陈平，而大将军的印信却迟迟不轻易授予，一定要等到淮阴侯出现后才有所归属。他在估量自己和敌人方面是审慎的。史书说光武帝告谕河西时，他的将吏都臣服，因而认为天子能明察万里之外。不过这只是一件事。我认为光武帝的明察不如高祖。高祖把数万军队交给一个钓鱼的人，辅助他的是寄居的降王，却不加以牵制；割让土地给尚未完全丧胆的大盗，也不吝惜；得到一个叛王来满足自己的供给，也不怀疑他。光武帝却猜疑庞萌，压制隗嚣，轻视彭宠，使他们在成败迫在呼吸之间时叛变，算不上明察而有远见。我的高皇帝善于任用人才，实在可以和汉高祖相比。因此，韩公有诚意，虽然没有亲自驰骋战阵；中山王、开平王每年不断接受祭肉的托付。他们都各自得到了适当的任用。既然如此，善于任用将领的人，恐怕没有谁能像汉高祖对待我高皇帝那样了。写在《党锢传》后面 在党锢之祸中，应当把李元礼列为第一，陈仲举次之。窦游平凭借皇后父亲的尊贵地位，迎立嗣君，这不过是人臣通常的节操罢了。可是他本人改变了大国的政局，一个儿子和两个侄子都封侯掌兵。即使最终能够声讨宦官的罪行并把他们全部诛杀，又用什么来使他们心服，使他们不再非议呢？李元礼是文武兼备的人才，可惜不善于使用这种人才罢了。史书说他蕴含义理而能兴起风气，以此鼓动流俗；激励洁白的操行，使威权者感到羞耻；树立廉洁崇尚，使显贵权势者感到羞耻。这三点确实都有，难道只是违背明哲保身的道理吗？即使说这是树立臣节、保全国家体统的方法，也仍然不恰当。林宗虽然说是言语谦逊、行为高危，最终还是享有当时的声誉，也只是因为早死罢了。假使他能活到陈窦之变，只怕也不能免祸。其他诸君还算可以。张元节、岑公孝承受不住刚烈的性情，最后肠肥脑陷，府主判处大辟，而自身也一同逃亡。由于元节受到株连，为此有人捐弃城池、放弃爵位，破族毁身的，达到数十上百处。唉，这难道不是不该成为范孟博那样的人吗？即使不再为各位死友感到惭愧，难道唯独不惭愧于翟超、成瑨吗？况且，贤者未必都属于党锢之士，党锢之士也未必都是贤者。刘景升不肯臣服，张邈、胡母班等人也不选择依附某一方，终于落得如此结局。大约过了十多年，还想凭一个平民的立论同朝廷抗争，我不知道他最后会落得什么下场了。题写苏子瞻《诸葛亮论》之后

译苏子瞻认为，刘备把仁义、欺诈和武力混合使用来取得天下，这是诸葛亮失败的原因；又说刘表的死亡和刘备有关系，昭烈帝当时正在荆州。诸葛亮想要袭击刘表并夺取他的孤儿，昭烈帝不忍心。后来刘璋以友好态度迎接昭烈帝，昭烈帝到了蜀地不过几个月，就扼住刘璋的咽喉，拍击他的后背，夺取了他的国家。他同曹操的不同之处，几乎没有多少。曹操和刘备的强弱悬殊，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说到用兵，不如曹操强；说到土地，不如曹操广；说到作战，不如曹操能，却还有一样可以胜过曹操，那就是微薄的忠信。诸葛亮迁徙刘璋以后，已经失去了天下义士的期望，才开始整治军队、振作军旅，建立仁义之师，向东长驱而进，想让天下人响应，这就困难了。苏轼的立论大多很充分，所论事情也很美好；然而我认为苏轼只是书生，不懂得事理和形势，而且又不读书、不考察当时的事实。荆州是用兵的要地，诸葛亮当初初次见昭烈帝时已经说过了。昭烈帝得不到荆州，就不能抗拒曹氏；曹氏得不到荆州，就不能消灭昭烈帝，并且可以凭借荆州扼住江左的上游。因此曹氏没有一天忘记荆州和昭烈帝。昭烈帝以左将军身份兼任豫州牧，刘表只是镇南将军兼任荆州牧，他的地位还在刘表之上；只不过二人因寄居异地而相互依靠，大致建立了交情，并不是君臣关系。刘表只是奉天子之命担任刺史，并不是世代承守的国家。刘表是兄长，昭烈帝是弟弟，兄终弟及，并不过分；即使要夺取荆州，本来也可以。否则，就让刘表的儿子刘琦担任刺史，而昭烈帝亲自辅佐他来抵抗曹氏，也未尝不可。昭烈帝不忍夺取，固然是仁厚；但诸葛亮的计策也并非不合义。当阳战败时，幸好夏口还有归处，又幸好孙权没有同曹氏联合；否则昭烈帝的首级已经悬挂在许昌了。我因此说苏轼实在不懂事理和形势。昭烈帝进入蜀地时，刘璋迎接他，是想借他来攻破张鲁；诸葛亮并没有随行。后来会合之后，想要袭击刘璋的是龎统、法正，而昭烈帝不忍这样做。刘璋已经稍微察觉了这件事，便不给他们军粮，并在所到之处派兵把守关隘；昭烈帝想返回荆州，却被拖住尾部，无法离开，眼看就要困死。刘璋难道是刘焉的儿子吗？刘焉不顾宗室危急，凭险固守，废止朝贡，又擅自制造郊祀所用的乘舆法物，不是叛臣又是什么？刘璋继立时，没有请示朝廷。曹氏授予他官职，也只是曹氏把国家当作私物罢了；以义讨伐他，谁能说不应当？所以我说苏轼不读书，又不考察当时的事实。苏轼又说：曹操死后，儿子曹丕继位；曹操临终时召见曹丕嘱托他，曹植从来没有不把袁谭、袁尚的事引以为戒，可曹丕和曹植仍然彼此残害，父子兄弟竟成了仇敌，又怎么可能取得天下人的心呢？这里存在可以离间的形势，不过拿出几十万金，让他们的大臣和骨肉在内部彼此残杀，然后发兵讨伐他们；这就是汉高祖灭亡项籍所用的方法。我认为苏轼不只是一个书生而已，简直是一个妄庸之人的梦话。自古以来用金钱行离间之计的，难道只有汉高祖吗？秦始皇开始时对赵国、魏国，也有过这种做法。秦国离间信陵君、李牧时，形势本来已经像泰山压在鸡蛋上一样，而当时秦赵之间的使者、游说之士车马交错，彼此并不禁止。汉高祖和项籍两军相拒，不过相距几十里，使者、游说之士也不断往来，后来才能够用金钱行离间之计。如今魏、蜀之间使者不通，关卡森严得像戟门一样，谁能替他们送金？两国的大臣并非旧交，谁能替他们传递离间信息？况且曹丕继位三个月便篡夺汉朝，篡位一个多月就召曹植来囚禁他，像对待孤弱的小猪一样；而且他的大臣全都是曹氏的心腹。离间之计必定从裂隙进入，所谓裂隙在哪里呢？一方面坚持义理，责备吴、蜀应当取得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废弃义理，说一定可以乘隙离间，这前后反复，也太荒谬了。因此我说苏轼不过是一个妄庸之人的梦话。题写《诸葛亮等传》之后 诸葛亮和子瑜是亲兄弟，公休则是堂弟。诸葛亮做汉朝丞相，掌握国家大权；子瑜做到大将军，也参与吴国的重大政务；公休在魏国做官做到司空，三人各自以自己的身份侍奉三个国家，却彼此不猜疑。三人又都做到三公，又都靠自己的功劳获得功名，封为彻侯。然而公休独自没有善终，这就是《世说》所载的“蜀国得到龙，吴国得到虎，魏国得到狗”；但公休的声望和实际才能其实都不在下等。只是考察他的行事，恐怕公休也不能被简单地归为“狗”。他在洛阳同夏侯太初齐名，任吏部郎，中丞、尚书等职位都很有声望和实际才能。出镇寿春时，使一方肃静收敛。等到战败而死，他部下几百人没有一个向敌人投降，并且说：“为诸葛公而死，没有遗憾。”这难道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吗？而且不只是公休如此。即使是子瑜的儿子元逊，他的才干也属于诸葛亮一流，只是见识气度比不上罢了。元逊事事仿效诸葛亮：诸葛亮辅佐幼主，他也辅佐幼主；诸葛亮讨伐魏国，他也讨伐魏国；诸葛亮斩马谡，他也斩朱异；诸葛亮责备李严，他也责备李黙。沿着旧迹仿效他，这正是他更快招来灾祸的原因。况且，收服山越，难道比擒获孟获差吗？而淮南之战的胜利，也比祁山之战的胜利更为光彩。最后在坚城前停兵，因为疫病而退军，虽然有所损失，却也不至于像斜谷之败那样。两人的人情风格所以大不相同，后来事情的结果竟有天壤之别，是因为诸葛亮缜密，元逊疏略；诸葛亮沉静，元逊急躁；诸葛亮成功之后谦顺，元逊成功之后骄傲；诸葛亮严厉而仁厚，元逊严厉而刻薄罢了。唉！诸葛亮忠于汉朝，子瑜忠于吴国，思远继承诸葛亮而死于忠节，尚之死于孝道，寿知也能够说明这些。公休忠于魏国，陈寿却不知道。后世尚且能够知道公休的忠诚，而元逊忠于吴国，后世也不知道。唉，陈寿不只是不了解，还把公休同钟会列在一起，把元逊同孙峻、孙琳列在一起，这难道不是冤枉吗？考察元逊刚开始辅政时，声望显赫，每次出行，百姓都伸长脖子想看看他的相貌。淮南之战，他击溃并俘获魏国的全部军队，使中原大为震动。后来虽然战事不利，也不至于抹杀先前的胜利。为什么只过了三个月，便突然失去人心，以至于覆灭宗族、辱没自身，成为世人的谈资，竟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孙峻一伙害怕他的严厉，嫉妒他的声势，便在少主面前构陷他，其中未必都是真实记载。唉！人的价值本来就不能用成败来评定啊！元逊在吴国灭亡，而他的二弟陆乔在蜀国有后代；公休在魏国灭亡，而小儿子诸葛靓在吴国有后代。他们的子孙后来又在晋朝显达，思远和子尚都为节义而死，季京则在晋朝做郎官。上天善于保全贤人的后代，竟是这样。题写《马谡传》之后

译马谡所说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理上的战争为上，武力上的战争为下。”即使是太公、孙武制定兵法，谁能超过这个道理呢？然而张郃不过是一名骑将，凭借张飞少谋略这一点，提防他本来就绰绰有余。马谡使用诸葛亮训练成的军队，一战便使它挫败崩坏，再也不能振作；这正是因为“心战”之说只是浅陋儒生所倾听的空谈，也是街亭失败的原因。诸葛亮还不能完全摆脱儒者的习气，所以轻信马谡而重用他。后来诛杀马谡，是正确的。习凿齿说：诸葛亮获得了诛杀马谡的结果，却没有得到诛杀他的理由。魏延、吴懿可以任用却没有任用，早已不平。假如舍不得诛杀马谡，用什么来使众人服从？从此以后再有人违犯军法，又怎么能只对马谡一人执行刑法？只对一人执法，众议就会纷纷而起；不执行刑法，军队的士气就会瓦解而不能振作。马谡是清谈之士，难道可以同得臣相提并论吗？荀林父被赦免而使晋国称霸，得臣被诛杀也没有妨害楚国强盛；这样看来，楚国也未必就可以非难。再考察《向朗传》，向朗随诸葛亮驻守汉中，向朗一向同马谡友善；马谡逃亡，向朗知情却不举发，诸葛亮怨恨他，免去官职，送回成都。既然马谡已经逃走了，没有立即回去接受司败的处死，反而被捕获之后才抓到他，不诛杀他还等待什么呢？题写《陈思王植传》之后 陈思王是文帝同母的弟弟。文帝即位第二年，就有人建议让曹植监督国事，谒者上奏弹劾他的罪行，文帝召他来想要诛杀他，因太后营救才侥幸免死，但他也多次濒临死亡。大概是因为武帝在世时曾有过夺嫡的谋划却没有成功。因此王仲淹却说：“思王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难道真是他的心意吗？”他同杨修友善，杨修就替他拟定答奏；同丁仪、丁廙友善，丁仪、丁廙就替他请求继承皇位。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为自己解脱。然而曹丕正在矫饰情态、自我装扮，曹植却任性行事，乘车奔驰在驰道中，又在讨伐吴国时醉酒，不能接受命令。这虽然不是臣子的节操，但考察过失可以了解仁心，也可以由此看出思王并无夺嫡和贪求功名的意图，是杨修、丁仪、丁廙等三人替他造成了这种印象。王仲淹大概抓住了其中的隐微之处。虽然如此，思王失去职分，成全他的人是三人，开启此事的人却是武帝。考察汉建安十五年，司徒赵温征召曹丕为茂才，却因赵温选举不实而获罪免官。十六年，曹丕才被授为五官中郎将，而曹植已经封为平原侯。十九年，改封临淄侯。当时同母的兄长任城王还没有封侯。二十一年，任城王才封侯；鄢陵侯当时就是思王，食邑已经增加到万户，而且武帝还常常当着别人称赞他的才干，想要立他为太子，这难道是使思王安稳的办法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不只是一个思王如此，邓哀王曹冲才十三岁，武帝也想立他为太子。曹冲死后，武帝才对文帝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的幸运。”唉，这是什么话！后来任城王因为强悍勇猛而使思王受到威胁，思王被削夺封地，迁徙到藩国，像住在旅舍中一样幽禁忧苦、疏远隔绝，同囚犯逃亡也没有什么不同。以至于文帝后来对臣下说：“我的兄长是孝廉，能够如此便是他的本分。”假使曹苍舒还活着在我身边，也不会有天下。苍舒是曹冲的小名。唉，谁能说这不是武帝开启的祸端呢？如意没有死在吕氏手中，却死在汉高祖手中；司马攸没有被晋武帝斥退，却被晋文帝斥退；定陶王、豫章王只是侥幸免死，但也已经很危险了。根据《魏略》又说，太祖病重时，派驿使召任城王到洛阳，但太祖已经去世。任城王于是对临淄侯说：“先王召我来，是想立你为太子。”临淄侯说：“不可以，难道没有看见袁氏兄弟的下场吗？”这样看来，这句话就是王仲淹所谓“三让”的依据，也是任城王因此嫉恨的原因，更是思王最终得以免祸的原因。读徐干《中论》徐伟长在建安七子中并不特别突出。他所写的《玄猿》《漏巵》《扇橘》等赋，受到曹子桓推重，如今大多看不到了，只有《中论》十一篇留存，这就是曹子桓所称许的能够自成一家之言的作品。东汉末年，他的文章气势最为舒缓柔弱而不流畅，但颇为质朴并且接近义理，《中论》就是这样。看他的学问，已经接近实际；看他的法度和见识，也还足以修养自身；然而这两点并不是孟德急于追求的。《考伪》一章列举了追逐名声的弊病，把它们总括起来斥责为“盗”。既然斥责为“盗”，当然是厌恶这种行为；然而正是孟德倡导了这种风气。孟德倡导它，伟长却加以斥责，子桓还把它当作称许伟长的话，却没有察觉其中的问题。唉，他是真的没有察觉吗？还是对孟德有所不满呢？题写《陆逊父子及陆机、陆云传》之后 陆伯言不过是一个少年书生，却接受符节，地位在诸将之上；挥动麈尾、扬起军策，击破了天下人所畏惧的强敌。要说像昭烈帝那样的英雄，简直像折断枯朽之木一样容易；于是挫败北方军队，安定南方，国家甚至没有损失一支箭。他大概属于诸葛亮一流的人物吧？而舆论稍稍不如诸葛亮，应当是因为治理内政、收集群情方面还有不足。孙仲谋在他尚未建功时能够信任他，在他功成之后反而怀疑他，这不是伯言有勤惰变化，而是仲谋自己有勤惰变化。幼节的德行不如羊叔子，才干却稍胜于他；然而能使孙皓的灭亡推迟，难道不都是他的力量吗？凭孙权的智慧，却不能容纳伯言；凭孙皓的昏昧，却能容纳幼节，这是天意。士衡凭纵横六寸的笔管施展才华，又借助七尺之躯，承受三代将门的声名，却不能反过来收敛锋芒，非分地掌握兵权，以致全族覆灭，难道不可悲吗？道家的忌讳，士衡本来已经知道，却又触犯它。况且伯言前后决胜，很大程度上依靠阴谋；幼节平定西陵时，坑杀屠戮，使敌方没有留下活口，这又难道完全只是天意吗？士龙前后任太守、县令，都有循吏的声誉，然而凭区区小仁，却想做支撑倾覆大厦的木柱，实在困难。题写《羊祜传》之后

译史书赞美羊叔子的地方已经到了极点。他预先洞察形势却不夸耀，表现在曹爽失败之时；有功劳却不占有，表现在推辞封国和食邑上。每天同吴国竞争，敌人却不怨恨他；把恩惠施加给敌人，上级也不怀疑他。军粮积存多年，百姓却没有告知困苦；死后留下思念，长久也没有被遗忘。这难道只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吗？至于他见识宏博深远，胸襟冲和宽厚，郭遐周把他比作颜子，大概并非虚言。虽然如此，我认为叔子是有智慧的人，是得到老氏精髓并加以运用的人。至于说他有仁德，我对此还不敢相信。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老氏说慈爱、节俭、不敢居天下人之先；说两军相交，哀悯的一方获胜；说功业完成、名声成就后，退身是天下的道理。这几项，叔子都有充分表现。俘获敌军孩童却不杀害，捆住敌将又放他回去，这不是慈爱吗？穿着轻裘、系着宽带，铃阁之下不过几个人，这不是节俭吗？一听说要开府，便局促不安、不肯接受，反而把职位让给三位光禄大夫，这不是不敢居先吗？追杀敌将之后，怜惜他为节义而死，厚葬并妥善收殓他，这不是哀悯者获胜吗？大业将要完成时，预先为自己准备放置棺材的墓地来等待，这不是功成名就后退身吗？虽然叔子对吴国施恩深厚，但他没有一天忘记灭亡吴国，这又正是老氏所说的“将要取得它，必先姑且给予它”。况且曹爽是无能之人，却属于魏国宗族，他的志向仍然在于保全魏国；司马氏有才干，却是魏国的贼臣，他的志向已经不在魏国。叔子是魏国的臣子，为什么能够预见曹爽一定失败而疏远他，却预见司马昭一定夺取天下而亲近他？陈留王被立为皇帝时，为什么不愿做侍臣，反而请求到外地任职？没过多久，又为什么安然地担任相国从事中郎，掌管机密？贾充是小人，为什么要把他调出关中，却又秘密上疏请求留下他？大概是预料到贾充一定不能成功出任。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为智慧。仁人应当彰明自己的道义，不计较功劳，而这一点我怎敢相信呢？虽然如此，自魏晋交替之际以来，还没有像叔子这样贤明的人。作为司马氏的心腹，叔子最贤，却没有后代；张华次之，贤名之后被杀，也没有后代。然而这两人仍然成就了自己的名声。裴秀又次之，他的儿子裴頠被杀且无后；王沈不忠，他的儿子王浚也因不忠被杀且无后；贾充不忠，没有后代而全族覆灭；何曾稍有疏失，到了孙辈便被灭族，也没有后代。唉！司马氏的德行如此，怎么能够长久拥有晋国呢？题写《阮籍传》之后 我曾读《晋书·阮籍传》，传中说他喜怒不表现在脸色上，说话玄远，不评论人物；又说他能作青白眼，见到讲究礼俗的人便用白眼对待，因此被人视为仇敌。传文把这些说法看成是作者自相矛盾，却不知道它们都是真实记录。说阮籍凭借饮酒来保全自己的天性，是不对的。阮籍是凭借机巧来保全自己的天性。阮籍早已预知司马氏必定篡夺魏国，不愿做他们的臣子，和荀勖、贾充等人同列；可是他看着自己瑰奇杰出的相貌、宏丽的文章和磊落不羁的才华，想要把这些掩藏起来却做不到，司马氏必然会知道，也必然想要任用他。司马氏想任用他，而他不肯为司马氏所用，就一定会死；即使为司马氏所用，却不参与他们的谋划，也同样一定会死。死了又不足以成就名声，所以他借故逃避。醉酒，一醉竟连绵六十日，那难道是他的真实情性吗？他常常睡在酒店，向步兵校尉的厨房乞酒，甚至母亲去世时还举起二斗酒来饮，吃一种蒸制的■〈犭屯〉，故意使自己远离名教之外，好让何曾等人憎恶他。司马氏都认为这样的人不会死。何曾曾经进言而没有被采纳，所以没有别的结果；即使采纳了他的话，最多也不过是废黜、迁徙罢了，不会置人于死地。然而阮籍仍然担心司马氏看穿自己的用意，所以请求出任东平相，又起草劝进九锡的奏章，表现得像是愿意为司马氏效力，只不过是抵不过嗜酒这一念罢了。使司马氏亲近他而喜爱他，因喜爱他而放过他，让他最终能够保全性命、安死于家中，这就是他的机巧。过去有人说，澄公把石虎当作海鸥鸟；像阮籍这样的人，大概是把司马氏当作海鸥鸟了。嵇康略微知道其中的道理，却没有完全弄清，所以虽然称自己的形体如土木、不事修饰，却时时把锋芒显露在土木形骸之外。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写给山涛的信中，菲薄汤、武放逐、征伐的行为。锺会是什么人？他去拜访嵇康，叉开两腿傲慢地坐着等他，不行礼，还问他从哪里听闻而来、将到哪里见识而去。锺会此次来拜访阮籍，是要向他询问时事，同时也是想看看嵇康的态度。阮籍醉了，不能回答，锺会当然应当因此怨恨他；只是他怨恨阮籍的原因较浅，怨恨嵇康的原因更深。真正了解这两个人的，没有谁比孙登更深。孙登因此以长啸回应阮籍，以严厉的话回应嵇康。等到嵇康入狱之后再后悔，已经晚了。世人不了解这一点，竟把劝进九锡的奏章说成是阮籍的短处。阮籍所写的劝进奏章，在《阮籍传》中看不到，却见于《文纪》末尾，其中说：“大魏的德业光耀胜过唐尧、虞舜，明公的盛大功勋超过齐桓公、晋文公，然后游览沧海向支伯致谢，登上箕山向许由作揖。”既然如此，这正是以讽谏结束推让，并不是劝进。否则，以司马炎做女婿，难道还不足以成为吕公、王莽那样的人吗？然而他竟至于一醉六十日，也不答应这件事。读完《周顗传》后写下。周伯仁这个人，我实在不能理解。渡江以后，假如他追念丧乱的艰难，认为此身不属于自己，或者披散头发隐居山岩，或者寄身于闲散职位，以自己的笨拙挫抑名声，借饮酒来遮蔽自身，那也就罢了。他既然身居九卿之列，参与机密谋议，却纵情饮酒、沉湎其中，狂放乖僻，废弃礼法。而且他秘密上疏申救始兴王，却不说始兴王的德行，本来还像个厚道长者。始兴王是元老和旧交，哀求呼喊着请求救助，他却完全不加理会，反而对左右说：“今年要杀掉这些贼奴，取得斗大的金印系在肘上，难道能不让他们含恨横死吗？”伯仁之死，即使始兴王当时出面救他，日后也必定会被杀，不过只是稍微延缓罢了。伯仁死后，始兴王不能说没有罪过。他查看奏表而哭泣，把实情告诉几个儿子，仍然还差不多可以了。读完《周处传》后写下。周子隐受到当时讥刺的感触而奋发，改变操守，磨炼自己，文武才干果断明达，成为当时人的榜样；他抗拒忤逆权贵外戚，把生命交付给边疆，似乎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仍然认为，他为晋朝死于六陌，不如为吴国死于无难督之手。亡国的悲痛，虽然足以堵住王浑的嘴，但吴、魏都已经灭亡，说到底不过是相差百步和五十步罢了。宣佩的功勋，仍不在子隐之下；可是他晚年不能守住操节，只有彦和首先作乱却得以保全，宣季跟随作乱却得到表彰，晋朝在这件事上难道不是失去了刑赏的标准吗？议论者说子隐的子孙大多有愧于祖先的功烈，我却认为这正是子隐后来结局的预兆。像若筵这样的人，光明磊落，是个君子，而且也算为家族增光了。《读书后》卷二。钦定《四库全书》。《读书后》卷三。（明）王世贞撰写。读完《谢安、谢玄传》后写下。

译谢安石的气度器量宏大而齐整，确实是超过始兴王的人物。然而他大体上只是能够因势乘事建立功业，靠矫饰情态来镇服众人罢了。淝水之战的胜利，虽然可以说有上天的幸运，但谢玄善于用兵，也确实有自己的办法来制胜。苻氏灭掉十多个国家，拥兵百万；平定襄阳以后，气势足以吞噬江左。唯独谢玄凭北府的偏师，徘徊迎击敌军锋芒，使对方覆师斩将，竟达到再三之多；他的胆略和力量究竟该有多么强呢？苻氏发生内乱时，谢玄乘胜向北征讨，却让刘牢之援助苻丕作战。慕容垂这件事，人人都责怪这是失策，我认为还不能算失策。枋头之战中，慕容垂的威势和谋略足以使晋人魂魄丧失。苻丕战胜慕容垂，苻丕就可以乘势掩袭而擒取他；慕容垂战胜苻丕，就再也无法重新收拾局面了。这大概是不得已才与慕容垂交战；刘牢之虽然勇猛，却不是慕容垂的对手。所以一败之后便再也不能振作，谢玄的病也由此而起，难道不是天意吗？读完《晋史·隐逸传》后写下。《晋史》所记载的隐逸之士共有三十五人，但符合隐逸标准的不到七成。范承明，是魏氏的忠义之士；辛叔重，是冉氏的龚胜；龚子伟，是孝行之士，同时具有侠义刚烈的风气。夏仲御，是行为怪异的人，但近于嬉戏。宋令文、郭元瑜，是窃据国土者的陪臣。戴安道，是末世的博通之士。所谓隐逸之士，应当性情平和而接近道，隐遁晦迹而挫抑名声。孙公和、董威辇、郭文举、索伟祖、陶处静，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谯元彦、朱臣容、杨轲，次于他们。杨轲不幸而不能以死自全，并不是他自己招致的。刘子骥是仁者，却不能忘掉自己的踪迹。陶元亮通达，却不能忘掉自己的言论。不能忘掉这些东西，是因为仍然留有名声的根基，所以又次了一等。虽然如此，元亮的作为，在隐逸方面只是次等；但把它附会到气节上来评价，则比较接近了。读完《范承明传》后写下。我观察自古以来忠臣介士对于故国的情形，从来没有像范粲、字承明这样的人。他守持志节，比微子、箕子更加刚烈；保全自身的机巧，比伯夷、叔齐更加高明。人在言语和举止之间，最难约束、持守自己；而他竟然坚持了三十六年，最终享尽天年而死。这难道是慷慨赴死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吗？而且，他不受辱是在废立之时，并不在改朝换代之际。深沉而有先见的古代贤哲，即使圣贤又怎么能超过他呢？伯孙凭借宏博的资质，带领两个弟弟放弃学业，隔绝人事，侍奉承明，终身不做官。可以说，他活着能够奉养老人的志节，死后又能够继承老人的志节。奉养志节、继承志节，是孝的纯粹；世世代代不屈服，是忠的纯粹；伯孙都具备了。武帝宽容优待他们，不嫉妒也不夺取他们的志向，难道还算有君主的气度吗？传文说，太宰从事中郎误称当时的官职，未避讳其师而称太宰，也没有官职。太宰和太师，都是人。读完《慕容盛载记》后写下。我曾读《慕容盛载记》，其中记载慕容盛对群臣说：“管叔、蔡叔忠于王室，而您代替君主处理政务，这不是人臣应有的做法。”所以他说：“您将要对幼主不利。”周公正应当彰明大义的节操，陈述诚意来使众人疑虑消除，却反而在都邑中掌握军队，擅自进行诛杀，使不臣的罪行昭彰于天下。至于伊尹，又说他不能竭尽忠诚加以辅导，反而把太甲放逐到桐宫，这件事和夷羿相同，周公怎么可以与他相比呢？慕容盛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狡猾胡虏，乘着险势占据一方，又在屡次发生篡位弑杀之后，所以他和群臣议论贬抑伊尹、周公，只是要张扬威势、折服人心中的不轨念头，这些话不足以作为依据。只有苏子由的论点，坚持认为世人所说周公的事情与伊尹没有不同，但天下人全都疑惑而不相信。天下这样广大，成王又不明事理，而周公摄政，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周公还没有办法使天下人心服，却强行摄政而把自己当作君主。臣下却行使天子的职权，这是天子所忌讳的。一个人处在上面会被天子忌恨，处在下面又被左右近臣怀疑，大臣们还趁机罗织他的过失；这就是古代忠臣尽心尽力却不能免于祸患的原因，也是后世奸雄之士动起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念头而不顾一切的原因。然而，假如成王亲自处理天下事务，而周公掌握着对人任用或罢免的权柄，我恐怕成王心中会有所不满，管叔、蔡叔之流便会乘着这个间隙离间他们，最终造成动乱。假如成王只有天子的虚名，却不能治理天下政务，我又恐怕周公心中有所不忍，羞惭而产生不安之心。因此宁可由周公摄政，使成王在形式上不受这种处境的影响，以此破除天下奸邪之人的谗毁阴谋；所以后来即使发生管叔、蔡叔之乱，天下也没有动摇。苏氏的辨析很清楚，但也不能算真正善于论说周公。武王去世时成王还年幼，周公凭叔父的尊亲身份，接受武王的重托，治理刚刚登基的天下；如果退居到毕公、召公的行列，那么五服以外的人就会凭借幼主年幼而轻视成王。因此周公背靠屏风上朝诸侯，使天下明白知道成王是君主，周公只是摄政者。他又不愿意让万机政务过多地扰乱成王正在培养的明智，使成王从容成长、成就德行，并在政事上得到锻炼，知道自己必定能够承担重任，然后周公才叩首把政权归还给他。如果相信苏氏的说法，那么七年之内就会把摄政变成正式称帝，天子的名分不归成王而归周公；这正是新莽妄自援引来成就篡夺的说法，难道可以说周公也这样做了吗？而且，苏氏所怀疑的周公不能使天下心服的情形，正如霍光对于昭帝、诸葛亮对于后主一样。天下人尚且不怀疑霍光、诸葛亮，却偏偏怀疑周公，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周公的过失，陈贾已经略略推测到了。洛邑的顽民，从来没有一天忘记怨恨周公；而替殷人作战的武王，早已用黄钺砍下纣王的头，悬挂在太白旗上。如今却让那个愤怒怨恨、凶暴乖戾的儿子做他们的首领，又让失去职位的哥哥和不成器的弟弟去监视他们，不发生动乱还等什么呢？况且纣王自己同商朝断绝关系已经很久了。武庚是他的亲生儿子；顽民挟持武庚，想要满足自己、倒戈作乱，他们因为畏惧而怀有二心，这些都不是使局势安定的办法。微子是纣王父亲的长子，而且贤能。灭掉商朝以后，立即立微子为君也是可以的。有人说：封立武庚的是武王，不是周公。读完《谢灵运集》后写下。

译我起初读谢灵运的诗，开始时很难读进去；既然读进去以后，便渐渐喜爱起来，以至于爱不释手。他的诗体虽然有时接近俳谐，但其中的意趣有些像合掌相对。然而到了浓艳华美的极点，反而像平淡自然；雕琢锤炼到了极点，却更加像天然生成，这不是其他人所能比得上的。鲍照回答颜延之请求评论谢灵运时说，谢灵运如同刚从水中开放的荷花，自然可爱；您若是铺陈锦缎、排列刺绣，也只是雕饰满眼罢了。这本来已有定论。可是王仲淹却说：“谢灵运是小人啊！他的文章傲慢对待君子，颜延之却有君子之心，他的文章简约而合乎法则。”这是什么说法呢？谢灵运是否傲慢，无法知道；至于颜延之的毛病，正是因为不能做到简约而合乎法则。我认为王仲淹并不是真正懂诗的人，大概只是根据成败来评判罢了。读完《何胤传》后写下。士人喜好名声，真是太厉害了！天监初年，何胤和谢朏一同被征召却不肯出仕，这也就罢了；何必还要显示自己必定出仕的势头来打动谢朏，而自己独自隐居，以此独占一代人的高名呢？这难道不是过于机巧了吗？世上固然有用机巧争着求取仕进的人，却从来没有用机巧争着退隐的人。即使清浊表现不同，它们造成的牵累自然是一样的。不过，说谢朏被何胤出卖了，却不对。大丈夫自有自己的志向，怎么可以拿出仕和退处去询问别人呢？何胤大概早已预知谢朏的志向，所以说：“在兴盛的君主时代，怎么可以长久退处呢？”这句话本来正是谢朏乐于听到的。齐氏禅让改代时，谢朏仅仅能够做到不成为褚彦回、王仲宝那样的人罢了。孔子说过：“血气已经衰弱，应当戒除贪得。”谢朏所到之处都以聚敛闻名，哪里还有空闲讨论晚年的操守呢？读完《尔朱荣传》后写下。从前尔朱荣死后，魏收替他撰写墓志，收受他儿子的金钱贿赂，竟把他比作韩信、彭越。后人对此讥笑嘲弄。我认为韩信是用兵如神的人，本来不是尔朱荣敢于轻率比拟的。至于把他比作彭越，尔朱荣还会愤然不肯接受呢。尔朱荣凭借胡虏的姓氏而肆意施暴，残害宗室，屠杀王公，掠夺妃嫔和公主，把天子玩弄于股掌之上而毫不顾忌；把他的头发全拔下来也数不清他的罪过。然而说到雄健勇武、刚强悍烈以及经略天下的才能，自项羽以后还没有见过能和他相比的人。尔朱荣不过是秀容的一名酋长，辖地不过三百里，兵力不满一万骑，却能够招募天下豪杰，使他们全都出在自己的麾下。他的志向最终是要扫平群雄，掌握天下的命运，天下人也因此惊惧而畏服他。他当初进入洛阳，不过五六千人；可是六师所乘的战车和万雉之高的都城，却轰然土崩。他击破葛荣，也不过七千人；而葛荣百万之众，一天之内就溃败了。即使是元颢这样的成就者、陈庆之这样的才干之人，也被他如同摧拉朽木一般攻取。然而说到迅速处置大盗、遥控策划关西的胜利，其中隐约有曹操、刘裕的风采，哪里是彭越可比的呢？项羽的声威和勇猛跳荡，也不是尔朱荣所能企及的。然而项羽有近处的谋算而没有长远的谋略，对眼前的人宽厚而对远方的人刻薄；所以他那种亲昵的爱护，能使二十七名骑兵在乌江相随而不忍离去，却不能使田荣、陈余、英布不背叛。他所面对的敌人，交战必胜，进攻必取，却不能保证曹咎、龙且不败；而且他后来遇到的又是汉高祖，因此他的祸患不在内部而在外部。尔朱荣有长远谋略而没有眼前的算计，对远方的人宽厚而对身边的人暴虐；所以葛荣的部众没有被坑杀，而他左右近臣中无辜而死的人却到处都是。他能使尔朱天光凭少数兵力制胜，能使万俟丑奴、侯渊凭少数兵力制伏刘灵助，却不能察觉元彧等人的谋划；而且他后来遇到的又是孝庄帝，因此他的祸患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唉！古代能够拥有天下的人，必定要有君主的德行；而辅佐君主建立功业、最终成为功臣的人，也必定要具备人臣的本分。人臣的本分，在于才能很大而内心谨慎，见识不凡却不把近处看得过重、能把长远看得长远，这样才可以保全自身。没有君主的德行，而才能又不像人臣的，那些偏据一方而称雄的，如项羽、袁绍、李密；那些委身奉主的，如韩信和尔朱荣。他们的条件不足以拥有天下，只足以走向死亡罢了。其他人有幸成功的，不值得再说。读《文中子》。著书立言的人，除我夫子以及颜、闵、参、赐等几位高足之外，大概没有比孟子更好的了。自孟子以后，便没有比文中子更好的了。至于分析义理、辨别邪伪、精微深奥而通达玄理、沉着爽快而击中要害，他让人仰望而不敢企及邹人孟子的境界。至于衡量事情、评议古人，简明扼要而精确恰当，在河汾之间，他却绰绰有余。怎么能因为他有模拟前人的地方便轻视他呢？只是从前人们说，文中子的高足子房、杜、李、魏诸贤，都显贵而成为贞观年间的将相，却没有一句话提到他们的老师，因此感到疑惑。我这个不才之人的疑惑，当然不只在这里。孔夫子是大圣人，七十名弟子中，年龄没有比颜回、季路二人更大的人；然而没有一个人年长于夫子。如今考察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征等贤人，他们都面向北方拜文中子为师，侍奉文中子，却都比文中子年长。文中子生于开皇四年，卒于大业十二年，寿命只有二十三岁。如今李卫公卒于贞观廿三年，享年七十九岁；魏郑公卒于贞观十七年，享年七十三岁；他们都应当比文中子大十六岁。房梁公卒于贞观廿二年，享年七十一岁，应当比文中子大九岁；杜密公卒于贞观二年，享年四十六岁，应当比文中子大四岁。至于所谓若淹、若威、若州、达等人，已经无法考察。总之，他们的年龄都不比房玄龄、杜如晦小。文中子固然十五岁就傲然自立、成为别人的老师，但难道一定要处处表现得像项槖那样吗？还是说，文中子的微言本来不止这些，而好事的后辈有人抄入杂说，扰乱了它的真实性呢？如果认为这是阮逸伪造的作品，那显然不是阮逸所能完成的。我姑且把这些记在这里，以表示这是存疑之说。读完《李绩传》后写下。

译唐高宗想废掉王皇后而立武氏为后时，褚遂良进谏，长孙无忌没有进谏，但还能够坚持反对。李勣不进谏，反而从旁助成此事。武氏立为皇后以后，改易社稷、移换鼎祚，把李氏后裔诛杀铲除，几乎殆尽，于是天下人所厌恶的一切都归罪于李勣。我认为不可以因此深深责罪李勣。李勣这个人，才智是有余的。他认为君主因为私爱私欲要更换皇后，我一定无法阻止；即使阻止，也未必能成功，那么灾祸就会随之而来。我是有功勋的大臣，灾祸不达到死地就不会停止。他看见太尉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至亲，又有拥立辅佐之功，却因说了谦卑的话而被流放到荒远之地，最终还被赐死，便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良策，哪里料到武氏竟会发展到遮天蔽日的地步？假如武氏在高宗之前死去，即使高宗后来死了，武氏也不上朝，不废立皇后，不改易社稷，那么李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近臣罢了，关于他的家事也不必流传。况且李勣本来是盗贼中的豪雄：为了父亲而侍奉窦建德，便失去了君主；为了自身又重新侍奉唐朝，便失去了父亲。只不过他善于用兵，懂得权宜之计罢了，怎么能以大臣的节操来要求他呢？吕后封诸吕为王，这件事的安危和关键，比更换皇后严重得多。王陵说不可以，平勃说可以；幸运时成为平勃，不幸时成为李勣，不然又有什么区别呢？但当时吕后和高宗的心意已经决定了，进谏必定不会被采纳；既然不会被采纳，灾祸就会随之而来。做大臣的，能够审察时机而采取权宜之计，也就可以了。写在《五王传》后 张柬之等五王共同谋划诛杀二张，迁徙武氏，反正中宗的帝位，恢复唐朝的宗社，这是多么壮烈啊！不久，妖邪的韦氏在内作乱，武氏诸族在外作乱，五王却衰弱不振，以至于被屠灭。千年以后，谁不为他们痛惜，又为他们惋惜，并且怨恨他们呢？胡寅仲认为，五王在这时应当趁着军队的势力，拘捕武氏，声讨她篡夺帝位的罪行，把她杀掉才是。张敬夫说：‘确实如此。中宗毕竟是她的儿子，难道儿子可以杀母亲吗？五王应当废黜中宗，拥立宗室中贤能的人，伸张讨伐逆贼的大义，然后杀掉武氏才可以。’朱子说：‘确实如此。但宗室已经被武氏杀得差不多了，残存的人又都愚昧昏暗，不能依靠。’我认为，五王之所以能够调动军队，是因为有中宗；恢复中宗，是因为要恢复太宗的宗社。宗室仅存的那些人，不只是愚昧昏暗，而且都不是太宗的后裔。即使想恢复唐朝的宗社，却不拥立中宗，又有谁会响应？废掉中宗而拥立疏远的宗室，又有谁会相信？在当时，如果趁军势把武氏一族无论老少全部捕杀，像吕氏的旧例那样做，是可以的。这样一来，武氏在上阳宫听到消息，也会自取死亡；即使她死得体面，也可以免除后患。至于中宗暴戾昏庸，妖邪的韦氏和她女儿淫乱狠毒，那是天命如此，五王本来也没有办法。写在《李光弼传》后 史思明也是强悍的胡人，他的才力远远超过安禄山；拿李临淮同他比较，李临淮还差得很远。他总共取得两次大胜、一次大败。胜仗都是用少量兵力，败仗反而使用了大量兵力。用少量兵力取胜，都是凭借险要地势、预先谋划，靠忍耐使敌人屈服；一旦在野外交战就会失败。郭汾阳早年能使用大军，却不能使用少量兵力；即使用大军，也未必能够决定胜负。晚年抵御吐蕃、回纥，开始能够凭借险要、预先谋划，靠忍耐使敌人屈服，因此没有失败，最终成为宗社的重臣。可惜啊！李临淮有功名，却不善于保全功名。李临淮的才略和心事，大体相当于陶士行。治理军队，李临淮最强；治理百姓，陶士行最强。李临淮不幸，处在接近河北藩镇的地方；陶士行幸运，和温太真相合，却没有得到举荐提携，终于惭愧愤懑而死。唉，这也有命数啊。写在《李晟马燧传》后 李西平在渭桥战役中，凭一支弱小的军队，处在两个凶猛敌人之间，最终仍能勉力激励士气，成就了补天浴日般的功烈。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忠诚、志向、坚强和忍耐特别出众，大概也因为他有精密的谋划。李西平一旦决断，远胜郭汾阳；但他的器量稍窄，意气稍满，所以后来轻率出手，尊重延赏，最终反被延赏所制。延赏虽嫉妒，却不能同鱼朝恩、元载相比；因此认为李西平对待延赏，不如郭汾阳对待鱼朝恩、元载。马北平的才力，也相当于陶士行；李临淮则只是陶士行一流的人，知道保全自己，不知道保全社稷，所以与李西平相比有天壤之别。德宗在位时，有李西平、陆敬舆，所以国家没有灭亡；但危急时任用他们，局势稍缓便弃置他们，所以不能振兴。唉！写在《李邺侯传》后 自三代以后，臣子出仕或退隐的经历，没有像李邺侯李泌这样奇特的。有时由显达转为困屈，有时由困屈转为显达；有时预先察知时机，有时忍受羞辱。他保全自身的巧妙，也没有像邺侯这样的。七岁时以童子身份被荐举，进入宫禁，和宰相张九龄等诸公交好，已经很奇特了。不久辞去而离开，在嵩山、华山、终南山之间游历，寻求神仙长生之术，又很奇特。过了很久，又因献策入翰林，跟随太子和诸王游处，太子很喜欢他，又很奇特。作诗讥刺杨国忠、安禄山，被斥退安置在蕲春，又很奇特。太子在灵武即位，成为肃宗，派人召请李泌，李泌忽然跋涉艰难前来拜谒，又很奇特。两人站着交谈片刻，他便参与帷幄谋划，与皇帝相互辅佐如同一体；授他右相，他辞谢了，不久又赐给他金紫，任命他为侍谋军国元帅行军长史，这也相当于担任将相，又很奇特。收复两京、迎接上皇、修整道路、清理宫室，都由李泌负责；刚刚功成便辞去荣位，请求归隐以躲避李辅国，又很奇特。当时广平王以太子身份统领元帅，李泌既是他的僚属，又是他的老师和朋友。广平王即位成为代宗，召李泌住在蓬莱阁，强迫他娶妻吃肉，又很奇特。不过，他受到的信重已经比不上肃宗时期了。元载嫉恨他，外放他为江西观察判官；判官只是下属佐官，李泌却不推辞便前往，又很奇特。元载被诛杀后，李泌又被召回；常衮嫉恨他，外放他主管澧朗团练，任杭州刺史，他仍不推辞，并凭吏治才能显名，又很奇特。继位的皇帝成为德宗，躲避朱泚而到奉天，又召回李泌并任用他，这已经只是任用一个正直之臣罢了。他又出任陕虢观察使，开凿漕运粮道，剪除淮西叛乱，又很奇特。从此他才登上宰相之位，天子恭敬地把政事交给他，不再另设宰相，一直到他终身，又很奇特。至德初年，郭汾阳、李临淮；贞元年间，李西平、马北平，他们建立功勋、收复失地，仿佛处在不同朝代，然而都在李泌手中得到保全，又很奇特。李辅国嫉恨他却不能伤害他，元载嫉恨他也不能伤害他，常衮嫉恨他也不能始终压制他，看来李泌从老氏那里学到的权术真是很深。他所提出的深谋秘计，由于听取者只是中等资质的人，不能全部施行；但在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上，功劳也不小。写在《邺侯家传》后

译《邺侯家传》是已故唐朝宰相李泌的孙子李蘩所撰写的。李蘩有才却急躁，曾经历任官职做到方伯，因讨伐贼寇有功，却又因贪赃被论罪处死。将要下狱定罪时，他自料不能免死，担心死后先人的事迹也将湮没无闻，所以写成了这篇传记。他所记载的事情中，得到肃宗知遇，将要任宰相却立即引退；再次得到代宗知遇，将要任宰相又立即引退；唯独最后遇到德宗，不能逃避宰相之位而终其身。其中预先筹划收复两京、平定淮西叛卒的事情，十分奇特。至于前后保护诸皇帝的两条记载，留下来的文字成就却比不上文成。司马文正编纂《资治通鉴》，把这些全部收录；宋景文撰写《唐史》却略去它们。难道是宋景文认为史笔贵在核实，而司马光的意图在于资治，所以姑且采用有益于当时政事的材料吗？李泌本来就喜欢夸诞，李蘩又比他更甚，可以由此类推了。史书又说李泌因为喜谈神仙而被世人讥笑，虽是如此，也不能说他毫无所得。晚年被拜为宰相，最终死于繁忙事务，难道不是自己夭折了天年吗？李泌辟谷，文成也辟谷，却最终都没有坚持到底，这是为什么？富贵的可爱，超过了死亡的可怕。写在《常衮传》后 常衮是唐朝贤能的宰相。只有他和崔佑甫意见不合，便上奏把崔佑甫贬斥到远州，这是他的过错。他们发生冲突的原因，并不在于常衮有过错。朝廷宽大诏令天下官吏和百姓三日除去丧服，崔佑甫却固执地以此为由，想让公卿大夫也三日除服，为什么呢？常衮说：‘按照礼制，臣子为君主服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宜制定的制度，仍是三十六日；唐高祖以来都遵守这一制度。到玄宗、肃宗的丧事，才开始服丧二十七日。古代卿大夫跟随君主服丧，皇帝二十七日除服，在朝群臣也应当如此。’常衮的话，多么符合礼经、正大端正啊！支持崔佑甫，不只是因为厌倦做臣子，而且是在引导德宗厌倦做儿子。自从元载、王缙执政以来，官职靠贿赂取得，常衮想革除这种弊端，杜绝侥幸求进；四方奏请一概不予准许，也不免造成堵塞真实情况，这就是所谓能够承担怨恨的臣子。崔佑甫借机掌握大权，想收取一时的舆论人情来纠正这些弊端，结果二百天内任命了八百人，难道能没有容纳私情、徇私行事吗？宰相的俸禄已经很优厚，又有堂封供给餐费；有了堂封，又每天由内厨供应御膳，足够十人食用。这本来正是元载、王缙贪图享受的东西，却是常衮一天也不能安心接受的。辞去每日供给的御膳是应当的，辞去堂封也不能算过分。鱼朝恩掌管太学时，常衮当时只是散官僚属，却独自认为此事不可；皇帝过生日，每天接受各道节度使进献的金帛、珍宝、器物、马匹，价值二十四万缗，常衮又认为不可，说：‘那些各道节度使，难道能够男耕女织来取得这些东西吗？不过是横征百姓，收敛怨恨来求取皇帝的宠爱罢了。’这两件事，满朝官员都像哑巴一样不敢说，只有常衮明白说了出来。常衮为相时，和崔宁同用一张制书任命，明确表明不属于元载、王缙的党羽。贬官以后，他不因曾任宰相而自我尊贵、安逸懒散，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和政绩。他任观察使治理七闽时，教百姓烧制瓦片来替换茅草屋顶，使当地不再发生火灾；又教导子弟学习经术、通晓艺文。换了一个时代以后，当地文雅人才兴盛，几乎可以和中原相比，这种功劳难道会在李冰、文翁之下吗？那些见识浅陋的年轻人，概括地把他看作苛刻琐碎之人，实在错了。写在李白、王维、杜甫诗后 我曾说，太白的绝句和杜少陵的七言古诗，歌咏起来应当是古今第一；少陵的五言、七言律诗，以及太白的七言诗歌、五言律诗，次于此。当时我对摩诘略感不以为然，后来重新取来阅读，才知道确实足以三分鼎足，其他人都比不上。天子在蜀地蒙尘，少陵的叙述和寄托有无穷的慷慨悲恻之感，而太白却作《上皇西巡歌》，难道是有胸无心吗？他说‘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即使有千古壮丽之气，又和宋人把钱塘当作东都、迎接东狩的皇帝有什么不同？《封事》《永王西巡歌》这些作品，难道他真把永王看成中兴的贤王吗？辞官而不接受赏赐，这种话谁会相信？摩诘体弱，所以不能拼死安定百姓；但他的本意并不是肯为安禄山所用。他一生领悟禅理，舍弃家宅，不顾妻子，却不能辞去禁近之职直到死亡，难道是晚年困顿失意、不能自我排遣吗？这难道就是白香山所说的‘老将荣补贴’吗？写在《韩文》后 韩公的碑志一类文章最为雄奇，有气势和力量，也很古雅，只是间或有未能脱离旧有路径的地方：他想求胜于古人却不能胜过，于是舍弃古人的道路而走向自己的道路，却还没有完全舍弃。奏疏爽利切直，感动人心；但论述政事不如晁错、贾谊，谈论义理不如衡、向。给人写信最好，大多得到司马子长的遗意；但急于向人有所干请时，言辞就散漫，气势也低弱。记叙序文有的浓厚，有的淡泊，在意气相合与不相合之间，总也不失格调。只是所谓‘原’的文章，只有一篇《原道》；所谓‘辨’的文章，也只有一篇《讳辨》，不写也可以。大概韩公对于六经的学问很浅，对于佛氏的书更为粗略，所以他所撰写的解释文章，不能都直入关键；而他其他的驳斥文章，也不能多半切中要害。称他为文士，那么自西京以来，确实应当把文坛盟主的位置归给他。写在《柳文》后 柳子的才华胜过韩愈，但气势赶不上金石般的文章；他的文章也峭拔华丽，足以和韩愈争长短，可是大篇文章就远远落后了。《封建论》胜过《原道》，并不是文辞胜过它，而是议论政事容易写得长，议论义理容易写得短，所以如此。其他驳辨一类文章，更能击中要害。永州诸记峭拔紧洁，其中短小文章可以称为第一吗？唯独他流传的书信，叙述艰苦辛酸、令人鼻酸的言辞，似乎承受不了楚国摇尾求怜的姿态，也似乎承受不了屈原的处境。至于其他篇章，不是攻击别人，就是夸耀逢迎；即使文采斐然，终究违背大雅。像这样的气质，他死于罗池，最终堕入鬼神一类，也有其原因。我曾说，柳子早年把许多时间耗费在六朝文学上；晚年得到幽僻遥远的地方，足以深入学习韩愈文章的堂奥，于是超过六朝文章而居其上。但晚年又被富贵功名分散精力，并且应酬很多，大概所得与所失各占一半。写在《王叔文传》后

译王叔文在永贞元年第二年，顺宗即位，从东宫旧属被任命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王伾任左散骑常侍，仍任翰林待诏。三月，王伾也任翰林学士。王叔文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五月，加任户部侍郎，职务照旧。每隔三五日入翰林一次，去掉翰林学士的名号。七月，王叔文母亲去世，他离开官位。王伾患风疾。八月，皇帝传位给皇太子的第二天，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又过两天，皇帝即位。九月，把他的党羽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外放为外州刺史。王伾死在贬所。第二年，赐王叔文死。韩泰等又被贬为远州司马。唉，王叔文因为不得善终而死，史书却极力苛刻地贬低他，把他当作权奸之首，甚至和李训等人并称，这实在多么冤枉啊！王伾贫困无能，不值得说。王叔文只凭一句话便得到顺宗的信任，但也不是因为深思远虑才达到这种地位。顺宗即位后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废除宫市、斥退贡品、召用陆贽和阳城、贬黜李实、任命杜佑、贾耽等老成贤臣，都能够革除德宗时期严重弊政，挽回已经涣散的人心。其中最重要、最正确的一项，是任用范希朝为神策行营节度使，任韩泰为司马，夺取宦官掌握的兵权，交给文武大臣，最终却被宦官控制，不能保全自身，很快被贬，直到死于斫击之下。大概正因为这件事最重要、最正当，所以灾祸的猛烈也确实由此而来。当刘辟替韦皋请求三川，并许诺以死相助，金钱充斥进奏院的宅邸时，王叔文若有一点贪欲，难道不会被这些东西诱惑吗？可是他反而呵斥并想杀掉刘辟，这是多么壮烈啊！韦皋当时已经预先知道王叔文失去了宦官的支持，所以敢于抗疏直言他的过失，而毫无顾忌。况且神策军的诸将还替他上奏，以辞去宦官为借口，使宦官知道并激起他们的愤怒，更何况裴均、严绶这些人呢？裴均、严绶一向依附宦官。王叔文所任用的韦执谊、韩泰等人，固然不能说都恰当。韦执谊鄙陋无能，但也曾以文学才华成为德宗的宠臣；韩泰等人，则是天下所谓有名望、有才识的人。看柳宗元写给友人的信，说如果同罪人交往十年，那么必定不是为了趋附权势才与他们相合；又说早年[阙文]，才开始惊异他们的才能，认为他们可以树立仁义、兴盛教化，那么也不必为了富贵而求取显达。唯独史书说他们互相推奖，说什么伊尹与周公、管仲、诸葛亮，神情自得，仿佛天下无人。史书又说，王叔文及其党羽十多家，白天黑夜车马如市，等候拜见王叔文、王伾的人甚至要住宿在他们的坊中；饼铺、酒炉，每人都能得到千钱，于是容纳了这些人。这件事很丑陋，不能掩饰。柳宗元又说：‘本来地位卑贱，突然起来掌管政事，别人不信任；追逐利益、求取进身的人挤满门庭，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个能够得到机会。一天之间志得意满，便进一步制造怨恨诽谤。’这才是最真实的记录。但如果不是贤人君子，也确实必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唉！王叔文确实不是贤人君子，但他的祸患却起于宦官。不到五个月，他便背负天下的恶名而死，死后又竟然同李训等人并列，难道不冤吗？李训不能和王叔文相比。即使侥幸战胜宦官，也只是失去一个仇士良，又得到一个仇士良，有什么益处呢？写在《五代史》后 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想把自己比附为像《春秋》那样进行褒贬裁断，于是创立了一套义例；他的文辞颇受世人喜爱。杨士奇称许这部史书，认为它可以和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并列，而义例还胜过它们。我赶紧考察他所谓的义例，也觉得并不十分恰当。朱梁、石晋、郭周，都起于叛臣；前后两个李唐，都起于夷狄；刘汉起于背叛国家的大藩镇，不过是因为承继唐室、占据中原。大的还不能占有天下的一半，小的只有天下的三分之一，延续的年数也不过三十年，有的仅仅四五年，何必完全仿照古代帝王的体例而把他们都列为正统呢？李昇、王建、刘岩这一类人，乘时割据，和朱全忠等人相差无几，又何必完全按照僭越窃国的体例而把他们全部削除呢？死于守节和死于国事的人，相距并不很远，却分成两类。刘旻建立汉国，为什么不把他附在刘知远之后而另列为一国？至于文辞，更是枯瘦乏味，不如范晔；典雅也不如陈寿，和两晋六朝的文章相比，只是稍微有些法度罢了，尚且比不上他平生所撰写的碑志，又怎么能和《史记》《汉书》并列呢？其中《安重诲传》稍稍想夹杂一些议论，痕迹却清清楚楚，文辞意旨拖沓，和伯夷、屈原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杨士奇的评论，不过是偏爱同乡前辈罢了，而那些只凭耳闻、没有亲自考察的人却群起附和，实在可笑。写在《冯道传》后。唉！五代的祸乱达到极点了！做臣子的人，又是多么不幸啊！各地僭越窃国的人暂且不论。做唐臣而遇到朱温，是一死；做朱温的臣子而遇到朱友珪，是一死；做朱友真臣子而遇到李存勖，是一死；做李存勖臣子而遇到李嗣源，是一死；做李嗣源儿子的臣子而遇到李从珂，是一死；做李从珂臣子而遇到契丹，是一死；遇到石敬瑭，也是一死；做石敬瑭儿子的臣子，又遇到契丹，是一死；做刘知远儿子的臣子而遇到郭威，是一死；做郭威儿子的臣子而遇到赵匡胤，是一死。远的不到十年就死，近的不到三年也死。在内不能免于死在帷幄之中，在外不能免于死在节镇任上；出行在边徼会战死，流落荒野会被盗贼杀死，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处置自己的死生。冯道不过是一个愚钝粗鲁的人罢了，却历任十多个君主的宰相而没有死去，这是什么缘故呢？遇到太平时就入朝，遇到乱世时就出仕于外；入朝必定做宰相，出外便成为大藩镇，位居三公，爵封真王，最后还得以善终。他并不是能够用贿赂免死，也不是靠阿谀奉承求得宽容，更不是因为有平民时代的旧交。他大概是掌握了庄子、老子的处世之术，并且善于运用它。所谓不嫉妒、不畏惧、不求名、不用权术，推究本分、任其自然，这六点正是庄子、老子所看重的。然而孔子所说的那种人，正是形似君子而厌恶他成为乡愿的人。即使如此，难道只有冯道一人如此吗？像窦贞固、李涛、李昉、李琪这一类人，都与他相似，只是冯道因为著名而受到贬斥罢了。既然这样，若要指责冯道，就必须选择适合他死去的日子之后再说。写在《赵普传》后。

译赵韩王不读书，却很会组织言辞，句句铿锵有力。比如劝宋太祖收回诸将兵权时说：‘陛下怎么能辜负周世宗呢？’劝宋太宗打破金匮之约时说：‘太祖已经误了陛下，难道还容许再次误导陛下吗？’这些话何必说得如此充分？也不必追究他的本意究竟如何，谁能不因此转变心意呢？我私下考察，自古以来取得天下如此容易的，从来没有像宋太祖这样的；陈桥兵变，怎么能推说不是原先的谋划呢？大概是宋太宗和赵普在外面谋划，宋太祖在内假装无意于此，只有这三个人知道。赵廷美当时还年幼，没有参与。宋太祖把帝位传给宋太宗，约定再传一代才轮到赵德昭，也并非出自本心。宋太祖知道赵德昭年幼，也知道宋太宗不利于这个幼童；宋太宗可以背弃赵廷美，却不能背弃赵德昭。宋真宗确定东宫太子时，赵德昭虽然已经去世，但还有儿子；然而当时朝廷中的群臣没有一个提到这件事。寇准看出了其中的微妙意图，于是请求作出决定。这有什么值得称美的？可是当时和后世的人，也没有一个诋毁他。为什么偏偏对于应当禅位给景皇的事，却不责备宋肃宗、宋愍宗，反而过分苛刻呢？所以我每次读《宋史》，读到宋太宗，就使人想起吴乞买；读到赵普，就使人想起尼玛哈。唉，那些人也还是有人心的。写在《欧阳文》后。欧阳修的文章，典雅浑厚不如韩愈，奇特峻拔不如柳宗元，但典雅明丽方面却也胜过他们。记、序一类文章的文辞，迂回舒缓、曲折有致；碑志一类文章的文辞，整饬从容而流畅，但在有些过渡转折处或许稍显乏力，在收束结尾处有时又显得没有归着。不过这种情况十篇中也不过一两篇。他尤其不擅长写铭和诗，容易造出新奇语句，押韵也较随意，总的说来不如韩愈变化多端、奇崛峭拔。他的其他文章也有迂回疏远而不切实、过于清淡而没有滋味的。但总的说来，宋代文章终究应当让他和苏轼分居洛阳屋舍的两端，曾巩、王安石以下的文章，则可以把他放在两侧廊庑之中。读《朋党论》。朋党的说法，大概自古以来就有。有人说：君子和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小人和小人因为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形势所造成的，也是道理所必然的。欧阳修却独自说：小人没有朋党，所谓朋党是虚假的。等到见到利益便争先恐后，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坚守的是道义，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修养自身，就因志同道合而相互补益；用这些侍奉国家，就同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苏轼又为此补充说：君子以道义侍奉君主，君主一定会敬重他们却疏远他们；小人只顺从君主的言语而不违背，君主一定会亲近他们而狎昵他们。被疏远的人容易被离间，亲近的人却难以离散。君子不得志，就保全自身而退隐，乐于道义而不做官；小人不得志，就侥幸谋求再次被任用，只想着报复怨恨，这就是他们所以必然取胜的原因。欧阳修的说法，是担心君子的朋党被君主怀疑，于是寻求替他们辩解的方法；苏轼的说法，是担心小人的朋党被君主信任，于是寻求战胜他们的方法。这两种说法都说中了道理，却都没有说尽。凡是纯粹的君子，必定不会结成朋党。他们会说：早晚都不懈怠，只是为了侍奉一个君主罢了；会说：内心无所作为，只是为了守住最高的正道罢了。凡是纯粹的小人，也必定不会结成朋党。他们会说：见到利益就趋附，利益耗尽就离散罢了。既然如此，那么结成朋党的，难道是并不纯粹的君子和并不纯粹的小人吗？不纯粹的君子，有君子的节操，却不能完全去除自身的牵累。所谓牵累有三种：一是接近求名，二是喜欢争胜，三是图一时快意。士人本来就有披逆鳞、踏刀刃，冒着万死来成就其正确主张的人；但只要求名的念头还没有根除，士人为了做出令人欣喜或惊骇的事情，就会被卷入朋党。东汉的三君、八俊、八厨、八顾之类，就是这样。宋哲宗、宋徽宗时期，贤者也接近这种情况，这叫作好胜。这些人虽然从行为上看像君子，但只要在一项议论上意见不合，就各自坚持自己的正确，寻求同道者来为自己伸张；附和他的人便摘取对方的过错，以求使对方屈服。宋代洛党、蜀党、闽党之类，就是这样。唐穆宗、唐文宗时期，一些并不完全贤良的人也近似于此，这叫作快心。他们憎恨小人作奸，也憎恨小人党羽的贪婪横暴，甚至冒犯酷吏的法令去剪除他们，结果反而触发了祸患，祸及自身并且牵连国家。宦官专权时党锢诸贤的遭遇，就是这样。不纯粹的小人有三种表现：没有君子的实际，却仰慕君子的事业；他们内心所想的，不过是得到小人的利益罢了。例如唐代的八司马，他们和王伾、王叔文相互勾结而骤然得势。他们并不以显贵为目的，而是要夺取宦官的权力、改变贞元年间的政治，这就是不纯粹的小人。朋党的争斗因小人的争斗而兴起，也因小人的利益而结合，却时时显露出君子的行为。像李德裕的政治谋略、李宗闵拒绝贿赂、李栖楚直言进谏，这些也属于不纯粹的小人。这两类人都容易被察觉辨认。至于那些表面上偷偷模仿君子的形象，暗地里却施行小人手段的人，他们利用自己令人欣喜或惊骇的行为，迎合君子的喜好，使君子受蒙蔽。君子如果有幸察觉，他们便抓住君子被疏远的处境，把君子推入祸患；君子如果不幸没有察觉，也会逐渐受其影响，和他们一起变化堕落，最终无所归依。他们表面上凭借相似于君子的形象收取天下的声誉，暗地里则凭借小人的真实面目谋取天下的权力。局势宽缓时，他们就肆无忌惮地出现，和君子一起进用；局势紧急时，他们就突然隐藏，不和君子一起退避；再紧急一些，他们甚至甘心去讨好宦官和内侍，完全抛弃旧日立场而一点也不以为耻。古代或许有这样的人，我却没有亲眼见过。凡是朋党，都是先王不能废除的，却总是要把它作为警戒。朋党之事，在《尚书》中被写成像‘朋’字的形状，仿佛风吹袭羽毛而不能使它恢复端正。所以《尚书》以朋党淫乱为丑，《易经》则赞美朋党消亡。《论语》又说：君子合群而不结党。可是欧阳修、苏轼似乎认为朋党是好事，为什么又急切地向君主寻求辩白呢？凡是君子，必定没有朋党；不纯粹的君子虽然也有，但往往不能胜过小人。凡是小人，必定没有朋党；不纯粹的小人虽然也有，却往往能够取胜。他们一旦取胜，就足以使君子忧虑、使国家倾覆。然而说到能够夺取天下的公论、败坏天下的人心的，还是没有超过那种表面窃取君子形象、暗地施行小人手段的人。写在《王介甫文》后。

译王介甫在文章方面颇能持论，接近道理，却喜欢凭借自己的见解取胜；至于语言力求简约而意义务求丰富，想用一百多字写出层层叠叠、曲折委婉的意思，他的长处正在这里，而他的毛病也正在这里。他写志传一类文章，也刻意削裁而有法度，却喜欢在字句之间玩弄小巧、建立规则，这是他的短处。我曾经说过，王介甫讲解字义，起初并不是没有一两处会心之见，于是便想逐字逐字地加以解释，这正是他招来嘲笑的原因。又如治理鄞县，并不是没有使财富增加、取得民心的办法，于是便想把它推行到天下，这正是他的做法流毒后世的原因。假如王介甫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充实而内心谦虚，使自己崇尚智慧而降低礼法姿态，那么司马光本来就会远远落在他后面了。写在《曾子固文》后。曾子固有见识、有学问，尤其接近道理；他的文辞也多半宏阔劲健而优美，但不免受到道理的拘束，有时晦暗阻塞而不流畅，有时牵缠拖沓而不能结束。总的说来，他是朱熹学说的先声。朱熹因为他接近道理而称许他；近代王慎中等人，本来才力胜过曾子固，却只拾取他的短处而舍弃他的长处，文章的晦暗牵缠甚至又超过了他，这是什么道理呢？不必说曾子固，即使是苏洵、苏辙、王介甫，也都不足以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家并列而称为大家；若称为名家，也差不多可以了。《读书后》第三卷。钦定《四库全书》。《读书后》第四卷。（明）王世贞撰写。写在《三苏文》后。苏洵、苏轼都善于立论，而苏洵尤其雄健有气势。只是他好胜而多有驰骋，不太懂得文章和事情的体要，考据旧事却轻率地发表令人惊骇或欣喜的言论，这大概是从战国时代学来的。苏轼格外爽朗，他的论策给后人以很多滋养；记叙一类文章顺着文势流行而容易成篇，终究不如欧阳修舒缓委婉，但其中有许多警策俊秀的语句。他的骚赋不合古法，却超然玄妙，因此很容易获得声名。我曾经说过，苏轼并不是经学方面浅薄的人；他年轻时文章不够典雅，是受苏洵余风的影响；晚年文章不够纯正，是受葱岭一带佛教言论余绪的影响。然而能够得到这两方面的益处，也并不算少。苏辙稍微接近道理，所以文采不能像父亲和兄长；晚年更加接近道理，所以文采又更加不如他们，但仍不失为优秀的子弟。四家文章的优劣暂且不论；论他们的学问，苏轼最为广博，苏辙次之，韩愈又次之，欧阳修的学问范围较窄。写在苏老丈文集后。苏洵晚年才开始向学，而且偏居西部边远地区，没有师友传授学问的渊源，也没有相互切磋琢磨的帮助，因此对于六经，只是略知皮毛罢了。他所学的不过是《战国策》《史记》以及班固、范晔等人的著作，即使佛家、老子、庄子、列子的言论，也没有考察研求过。凭苏洵对六经这点皮毛知识，本来放置不论就可以了，哪里至于凭个人臆见去窥测圣人的内心？又把形势所迫、不得不做的事情说成圣人的施为，使六经之道降低到与百家诸子相等的地位，而且诋毁责难往古，多用深文曲解之辞而不合事情实情。他提出的主张和施行的措施，必定只是权术，对治理国家、挽救乱局没有益处。况且《辨奸论》一文，以王安石后来得到的验证来看，确实仿佛蓍草和龟甲那样准确，但这也是王安石自己给了它验证。一个人嘴上说孔子、老子的言论，身体却实行伯夷、叔齐那样的行为，即使他造作言语、私自创立名号，穿着粗劣衣服，吃狗肉猪肉，蓬头垢面却谈论《诗》《书》，又凭什么知道他一定会被任用？即使任用了他，又凭什么知道他一定会成为天下的祸患？有人说，苏洵在欧阳修门下时，曾经和王安石联句押韵作诗而屈居下风；有人说，韩琦、富弼和欧阳修称扬苏洵，使王安石无从插嘴，只有王安石没有称许他，所以怀恨在心。有人说，苏洵从未写过这篇文章，是苏轼后来见到王安石扰乱政治，才假托苏洵之名写成。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值得讨论。即使果真是苏洵所作，而王安石报复他，摘取他一生所写的书来把他和章惇、王韶、胡不可，或者有人说是章惇、王韶相比；章惇、王韶正是王安石所喜爱的人，他本来就应该不会因为他们而憎恶苏洵。即便如此，苏洵毕竟是天下的才士；假如他的心术端正，又能够多得到贤明师友用经学来切磋磨砺，那么他的雄健刚劲，难道不也会压倒欧阳修、胜过苏轼吗？写在苏轼诗集后。苏轼长公的诗，在当时天下人争相趋附，就像诸侯王争着到西楚求封一样；一转过头来，却不能不产生异议。到了后来，就像垓下之战，正统分离之后便不再归属一处。如今虽然还有喜爱它的人，也不敢公开对人说，他所处的困境也太严重了。我晚年颇不以为然。他们看见盛唐诗歌格调极高、声调极美，却不能大量拥有，不能用来酬答万物、穷尽世事变化，唯独在杜少陵那里有所契合。苏轼之所以不能达到杜少陵的境界，是因为才力有余却不能约束纵横的气势，有余力却不能淘汰浑浊之处。讲究押韵时，韵脚险僻而不求妥帖；斗用典故时，任意逞强而不避粗疏。正如武库中各种兵器，锋利和钝拙杂然并列；这确实是切中他的弊病。然而在他写得合宜的地方，也自有文采灿然、无法掩盖之处。不仅苏轼如此，黄鲁直的奇特峭拔、险峻高妙，也大多从杜少陵那里得到。只是黄鲁直的诗单薄而缺少深味，路径又清清楚楚，所以离开杜少陵之后反而显得更加遥远。黄鲁直的诗不值得观赏。庄子说：‘精神神奇之物会化为臭腐之物。’苏轼有时也会犯这种毛病。臭腐之物重新成为神奇之物，就在于善于观赏苏轼诗歌的人。读《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邵子的《皇极经世书》，是我不敢轻率评论的；但其中有些地方彼此抵牾，我也不敢轻信。例如《观物篇》说：“天由运动而产生，地由静止而产生；天动地静，这谁不知道呢？最初元气分化时，自然是轻清的向上浮升，重浊的向下坠落；向上浮升就自然运动，向下坠落就自然静止。根据运动和静止来说明天地，可以；但说运动和静止产生天地，就不可以了。因为天上有日月星辰，所以把少阳当作星，把少阴当作辰；大地有水火土石，却把少阳当作石，把少阴当作土，这又有什么根据呢？不过，这还勉强说得通。但把星当作白昼、辰当作黑夜，又是什么道理呢？寒暑的变化缓慢，昼夜的交替迅速，凭什么辨别其中的阴阳太少呢？雨露风雷，都是阴阳变化所生成的，为什么把它们归属于地，而说土是露、石是雷呢？雷发出声响，往往是在水土之中，并没有听说是在石中；露极其轻清，最高处在云层之上，也没有听说它在地上。把皇帝、帝王、霸者分别配合春夏秋冬的升降，还可以；至于再配合生、长、收、藏，未免太累赘了吧？说三王主收、五霸主藏，却不知道有什么证据可以引用。孔子说过：‘圣人树立卦象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到了设置卦象以后，才用系辞来充分说明自己的言语。’” 如今把言语配合五帝，把卦象配合三王，这是什么道理呢？况且在五霸的时代，把他们的言论说成属于冬季，还可以；把五霸的权术说成属于冬季，却不可以。冬季的收藏，是为了给春天打基础；五霸的收藏，也是在给三王打基础吗？不得已又把本体和作用、内心和行迹交互配合起来，这未免太过割裂牵强了！假使这部书是在宋代以前出现的，它早就会被排斥在外、驱逐到藩篱之外了。读《韩世忠传》后。

译韩蕲王只是一个健壮勇猛的战将，但他的忠心、志向、才干和气概，颇有古代大臣的风范。晚年能够超然于世事之外，凭借智慧保全自身，这就差不多了。至于保留文成之说，尉迟鄂公尚且没有谈到它。我的看法一向是：宋高宗即使昏庸愚钝，为什么会信任奸臣秦桧到这种地步？议和还不到一年，兀术就已经背弃盟约了。然而宋高宗对秦桧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这是因为他害怕诸将甚于害怕金人。韩蕲王领会到了其中的关键，所以也能够借此苟且保全自己。凡是岳武穆的死，正是韩蕲王得以生存的原因。韩蕲王活着，于是做宋臣的人，都有活着的乐趣，却很少有为死者感到愤恨的了。读《赵鼎传》后。我曾经把宋南渡以后的人才同晋南渡以后的人才合在一起比较，大致认为宋朝略不如晋朝，只是修饰儒术方面还值得称道罢了。修饰儒术，它的可取之处在这里，它后来没落而不能振兴，也在这里。我又认为赵元镇可以比得上我家始兴公，但不如始兴公机巧而善于体察、收取人情；他的平和与熟悉政事，倒足以相当，软弱之处也相同。后来读《朱子语录》，发现与我的评论相合：李伯纪的忠心和志向，差不多可以比温太真，但他刚愎而过分自信，又不能坚忍，哪里比得上温太真的权变奇特、洒脱不羁呢？张德远仅仅比庾元规贤能一些，元规也不是不忠于晋，只是嫉妒残忍、喜欢杀戮，而且争强好胜罢了。他锐意进取而喜欢惹事，所到之处都没有成就，这一点也大致相同。岳鹏举声色俱厉、纵横驰骋，临机决胜，所以在祖士雅之上；至于安抚招徕、镇守治理的谋略，恐怕不如祖士雅。韩良臣又在他们之下。陈康伯不敢望谢安石，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确实很了不起，但也是乘敌军尚未渡江而侥幸取胜，又怎么能与谢康乐相比呢？陶士行是尚未败坏的桓元子，桓元子则是已经败坏的陶士行，但他的才干也不是宋人所能相比的。晋朝的祸根是王处仲，宋朝的祸根是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因此晋朝没有解下玉玺投降，宋朝却有衔璧投降的结局。唉，难道不是很不幸吗！读《通书》《正蒙》秦汉以后，卓然想继承孟子、追随六经之后的人，只有扬雄、王通，以及周、张二位先生罢了。《太玄》是继承《易》的著作，《法言》是继承《论语》中有关论说的著作，《通书》《正蒙》是继承《系辞》《中庸》的著作。它们所达到的深浅不同，成就的纯杂有别，但总而言之，都不能说没有自己的用意。我在它们措辞之间，私下看到了这些。二程先生的志向，在于修明孔子的道并加以辅翼；他们不愿另立一家，所以见解不能完全相合。既然不能完全相合，因此不取《正蒙》，口头上也不谈《通书》。他们称周敦颐为“茂叔”，并不是纯粹把他当作老师。又过了一百多年，朱子才特别尊崇他；朱子尊崇他，也是因为把自己看作他的继承者。《资治通鉴纲目》这部书，是继承《春秋》的著作。大体说来，《通书》所涉较浅，所以文辞雅正而少有深峻之语；《正蒙》所涉较深，所以精微深至而瑕疵较多。《通书》是嫡出的，却不很像嫡子；《正蒙》是庶出的，而且还是孽出的。即便如此，自秦汉以来，还没有人能有这样的见识。既然读它而不能轻易领会，那么他所学的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因此，这两部书只是引导人入门的筌蹄，完全可以不再撰述了。譬如最初制造熟食的人，把食物做得美味，便称他为天下人的食物老师；吃久了，味道都忘了，又哪里还会想到老师呢？《书赵松雪集后》我曾说，吴兴赵文敏公赵孟俯的风流才艺，只有我郡的文待诏文征明可以相当，但两人也略有高下。他们相同的地方，是诗文、书法绘画相同，又都是靠荐举征辟起家的。赵氏的诗稍显雄健却流俗，文章稍雅正却柔弱，他们的浅近平相同。文征明的文章都流畅便利而缺乏深沉，这一点同他远离古文相同。小楷方面，赵氏不能去除俗气，文征明不能去除纤巧，但他们的精妙绝伦相同。行书和押署方面，赵氏接近三王，文征明不能接近，稍逊一筹。署书方面，文征明又稍逊。八分、古隶方面，文征明胜过赵氏；小篆方面，赵氏胜过文征明。不过篆书不如隶书，绘画则赵氏深入唐宋人的境界，文征明稍浅，他们的天然情趣相同。他们在鉴赏和博考方面也相同。官位方面，赵氏最高到一品，文征明仅仅做到一命之官；寿命方面，文征明超过九十岁，赵氏只活到将近七十岁，这是两人的不同。至于出仕或退处以及大节方面的差异，前辈本来已经纷纷谈过了。唯独赵氏文集中有《述太傅丞相巴延德》一章，其中说：“疆土早已分裂，车轨书体应当重新统一。又说：天下都仰望光明，一方却顾念愚昧。”唉！元朝果真忠诚而亲近宋朝君主，果真是巴延的屋社，果真贤能而有功，这些话难道是他所应该说的吗？一个人怎么会胸中毫无心肝，到了这种地步呢！我的文待诏不屑与他同年而语。《书耶律辽史后》羊叔子，是世人所说的仁人。然而我读《辽史》，认为耶律休格镇守燕地的功绩胜过羊叔子；羊叔子镇守襄阳时，没有一天忘记夺取吴地。他之所以勉强做出仁德的样子，正是老子所说的“将要夺取它，必先姑且给予它”。耶律休格的部众，天性贪婪而喜好杀戮，把杀人当作仁德，把战胜当作功德，唯独休格不是这样。他拥兵数十万，凭借接连取胜的威势压制宋朝，而宋朝诸将没有一个能与他较量才干；他却只说“保卫边境，使百姓休养生息”而已。即使让他的部下都受到他的感化，也不轻易进行掳掠。唉，这才是真仁德啊！《书廉希宪巴延诸传后》我曾说，元朝有三位仁人。耶律楚材辅佐刚强的君主，使他不在天下施暴，又能用死来堵塞谋取私利的门路，他的仁德真可说遮蔽天地。巴延灭宋时，庄严而安静；身居功位时，廉洁而俭约；被废弃时，安然自守而富有智慧；应对世事时，刚毅而能裁断古今，真是国家的重臣啊！廉希宪又有学问和才力，是宰相中真正的宰相，是男子中真正的男子。唉，谁说元朝没有人才呢？《书改并五音篇后》

译改订《五音篇》的人，是金朝老儒韩孝彦，字允中。他认为古代文集所收的字还不精确，于是改订《玉篇》，归入五音，按照三十六字母逐一取字编次。他的儿子道昭又同儿子德恩、侄子德惠以及女婿王德珪一起增补订正，使内容更加详备。书成于金章宗泰和八年，由孝彦的侄子道升作序。这部书还没有辨明究竟是道昭、德恩还是德惠所写；其中小楷的笔法处处精妙，我不知道它同吴彩鸾的仙迹相比如何？南渡以后，绝没有可以匹敌的。大概金章宗时期崇尚文治达到极盛，而韩孝彦恰在书成之年去世；他的国家日渐陷于战争，终于灭亡，再也无暇顾及典籍翰墨之事了。这部书幸而没有在战火中化为灰烬，而我又有幸得到它。将来应当告诫子弟把它刻印出来，使它同《三仓》一起流传，凡是《急就篇》以后的著作以及《广韵》《韵会》，都与之并传，岂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吗！陶宗仪题写。《书草莽私乘后》陶宗仪，字九成，对于书籍几乎没有不读的，尤其喜欢编纂文献掌故，如《辍耕录》《说郛》《书史会要》《图绘宝鉴》之类；虽然还没有完全分辨雅正与俗陋，却已经很善于辨识璞玉和良材。洪武初年，宋学士宋濂为他的书作序，史书已经推许他为年高德尊的硕学之士。其间朝廷曾召他参与编修，他没有赴任。我曾见过他的《听琴轩诗序》和送行文章，有的写作古隶，有的写作小楷，大概到洪武末年还留存着。至于这部所谓《草莽私乘》，记载的都是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事迹，是元朝末年诸公撰写的。他能够在改朝换代之际保全身名，晚年又得以寿终，实在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年轻时的笔墨，楷书笔法尤其精谨，值得保存。我既爱惜他这个人，不辱没其祖陶靖节的遗风，又惋惜他的作品湮没，所以特意把它抄录出来。《书宋景濂集后一》我曾同僧人无心一起查阅永明寿禅师每天应做的一百零八件事。且不说精神疲于应接，即使从子时到亥时，把吃饭、睡觉、洗漱和大小便的时间全都废掉来做，也有不能遍及的。后来又偶然检阅宋学士宋濂的《洪武以后集》，发现他十二年中写成文章一千四百篇。永明是神僧，本来不必说了。学士掌握文坛权柄，年过耳顺而又超过，从心所欲，像游刃斫轮一样挥洒自如，心中没有丝毫阻碍，难道不会毫发无累而从容自在吗？我三年来每天五更起床焚香诵读，不过佛经、道经数卷；应酬文章尚且写不完，却也还不能达到学士的五分之一，如今心气日渐损耗而成病，又受子弟之事困扰。禁不住也从种种事情中察觉到这一点，才知道吴门白马的比喻果然不是妄说。于是题写几句话在学士文集之后，不能不发出贫穷后学的叹息。《书宋景濂集后二》宋文宪凭借宿儒的身份辅佐英明的君主，掌管礼乐制作的大权，他的宏伟文章和重大典册遍布海内。近至宫禁，远至四夷，没有谁能离开宋公的文章而不来请求。起初文章骨架尚在，血肉已经丰满，台阁文风却用浅易取代了它；久而到了弘治年间，士大夫又用古雅取代了它。到了嘉靖年间，不完全效法古文，也不完全采用浅易文风，于是又被另一种文风取代。大概到了今天，已经没有人再能举出文宪的名号了，更何况讨论他的著作呢？即便如此，难道可以把文宪的文章完全废弃吗？文宪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对于文章的体制格调没有不通晓的；只是大体上用典实代替宏丽，用详明代替遒劲简练，表达出来总希望意义完全显尽，说出来总希望人人都能明白。因此不能预先掌握后人的文坛权力，时时被后人取代。假如后人只率领偏师同他交锋，孙主簿的三千骑兵也足以抵挡数万疲弱的士卒；如果双方都用尽本国的赋税和铠甲，在大麓争战，那就会像所谓五次交战而秦国不能取胜、三次交战赵国反而两次获胜一样，邯郸就危险了。所以我一直想起用这样的人才。《书方正学文集后》方正学先生之死，天下有义气的人都能为之壮烈激昂，又能为之悲痛。当时，皇帝不能抑制一时的愤怒，屠杀他的宗族亲戚，甚至朋友一类也无不受到牵连；哪怕一张纸、一个字都有严厉的禁令。然而他的文章本来已经被搜集三十多年，到了百年以后才广泛流传，这才知道万乘之威，不能同一个普通男女争胜，正是这个道理。先生的学问出自宋文宪，论博大纯粹不如文宪，但在某些方面却超过了他。他的文章并不完全出自文宪所自托之学，而是取法昌黎韩愈，却不能摆脱苏轼的窠臼；大体上多有飞瀑急流般的气势，少有烟波回旋般的意味。持论很正，但稍稍流于迂曲。他若不是孔孟的书就不读，若不是濂洛关闽之学就不讲；至于周孟桥、杨云敞、孔璋一类有操守的人，他津津乐道，几乎说个不停。他日后未能充分施展经世济民的抱负，而以舍生取义、实现志向告终，本来就是他寄托志向、树立名节的结果。建文帝同他的鱼水之契，在文集中也能略见一二。只是齐泰、黄子澄日夜不得安寝，终于造成燕王的祸乱；祸乱形成后，却把用一根木头支撑大厦的责任交给先生，实在令人叹息。文集中有个林嘉猷，是先生的门人，建文年间任按察佥事；先生派他到燕王世子身边行事，也很奇特而周密。你当时必定不会让先生起草即位诏书；即使不指斥他，也一定不会放过他。至于到了东市仍然悲哀愤怒、刚直激烈的，又岂只是先生一人呢？世上为先生悲哀的人，有的或许过分褒饰了他；但他终究不失为有志之士，而国史在宣宗时修成，似乎也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是史书却说：“方孝孺叩头请求饶命，便把他抓起来。”唉，难道那是会叩头求饶的人吗！《书李空同集后》空同先生在弘治年间上过两道奏疏，对世道人心承担得很重。虽然两次被关进诏狱，被认为是在严刑逼供，实际上反而增加了他的刚强果断之气。至于广信的诉讼，血气和义气各占一半罢了。才高而有脱略疏放的毛病，容易被人利用；名高而崇尚激烈严厉，容易受到牵连。同船遇到风浪，胡人与越人尚且互相救助，却不知道其中暗藏的祸机竟到了这种地步。他先后遇到康德涵、林待用，才得以免出虎口。唉，也真危险啊！嘉靖丁亥、己丑年间，杨应宁执掌国政，名义上最了解先生，却始终没有推举他。事情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我曾说，怜惜人才的人像春风拂面，很快就消散；嫉妒人才的人像冰雪的寒气，一定会透入骨髓。俯仰千古，这件事至今仍鲜明如新，真令人叹息啊！《书李西涯古乐府后》

译我从前妄自认为，乐府发自性情，规摹沿袭《风》《雅》的传统；长篇贵在朴实、自然浑成，短小的言语即使巧妙，也不要离开本色。因此对于李宾之拟作的古乐府，嫌它过多涉及议论，过分删削裁剪，认为十篇中还不到一篇可取。如今看来，这些又怎么可以缺少呢？它的奇特旨趣是自己创造的，新奇的语句层出不穷，即使不能配上管弦乐演唱，也自然是天地间的一种文字。假如字字都要求同房中铙吹的曲调和谐，专门取那些声音和词句已经断裂残破的作品来模仿，认为乐府就在这里，岂不只是西施皱眉、邯郸学步罢了。《书陈白沙集后》陈公甫先生的诗不拘泥于格律，文章不拘泥于体裁，而且都不拘泥于题目；但他的妙处却超越了格律、体裁和题目。我年轻时学习古文辞，实在不能同他相契合，到了晚年才开始心领神会。偶然读到他的文章，有时疲倦了却突然精神振作，有时没有饮酒却陶然觉得甘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像邵尧夫，并不是没有会心之处，只是拖沓蹒跚，处处令人厌烦。譬如剥荔枝、进献江瑶来佐葡萄酒，却把饥鱼败肉、枭羹蛙炙混杂着端上来，使人只顾捂鼻抠喉，呕吐还来不及，哪里有空辨别味道呢？然而公甫极力推重庄孔旸，而庄孔旸又在邵尧夫之下；公甫也沾沾自喜于此，因此不能完全做到无所用心，我以此稍稍责让陶先生。《书王文成集后一》我十四岁时从父亲那里得到王文成公的文集，读起来日夜不放下书卷，甚至忘了睡觉吃饭，喜爱它超过三苏的著作。稍微长大后读秦代以来的古文辞，于是对王氏的文章再也不能领会，也不再顾及他的书；但王氏的文章实际上不可废弃。大概王氏作诗时，年轻时也追求所谓工巧，却受才气驱使，不能深入而合乎法度；晚年把一切都归于道，却仍被少年时的意念所牵累，不能融会贯通而自然流出。他的文章，年轻时不一定合乎道，却往往有精深的思虑；晚年不一定合乎法，却匆促而缺乏深味。他自以为两方面都得到了，实际上几乎正是所谓两方面都失去了。以世俗的眼光看，公甫当然不如王文成；以法度的眼光看，王伯安就远远落在后面了。至于王伯安所上的封奏，陈述事理，叙说功略，纵横开合而宏阔流畅，使人眼前一亮，应当不在苏氏之下。我年轻时曾见魏子才先生说：“王伯安的奏疏绝对不如胡永清，这是就事理说，不是就文章说。” 《书王文成集后二》王文成公所说的致良知，与孟子所说的性善，都在行动处显现本体，不必细究它们的偏全，却都深切痛快。诵读它们能使人突然自我觉醒，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关键就在这里。只是孟子说性善已经足够，却一定要彻底排斥其他说法，来独自伸张自己的道理；王文成说良知已经足够，却还要广泛援引经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观点成立。这样，他所说的正确之处显现了；而我用经文证明、使它相合时，那些牵连枝蔓而不能完全相合的地方也显现了。譬如行路而找到康庄大道，看见的人会振足欢跃、贪食美酪；又得到醍醐，听见的人便垂涎欲滴，哪里还有空去辨别其他岔路和不同的滋味呢？可是北方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嫉妒文成公享受祭祀，却用浮浅的言辞诋毁斥责他，真是蜉蝣想撼动大树，可笑啊。《书李于鳞集后》从前我在西省东署任职时，李于鳞的诗几乎无所不曾见过，而见到的文章只有赠给我的两篇序以及《颜神城碑》之类，不到十多篇。当时我心里佩服他的才能，称说他继承古人，把文坛盟主的位置归给他，众人已经有了在葵丘会盟那样推戴他的议论。可是最后文集刻印流行，反对他的人群起而攻之。然而他们往往拿文章诘屈聱牙来攻击他，这就过分了。李于鳞的毛病，在于气势有阻塞，文辞有蔓延：有时借用冗长的语言来铺演，使人不能明白；有时用古语来表达新事，使人无法辨认；又有时心里并不赞同，却随意应付，不能把自己的辞意隐藏起来，以至于文章寂寥难读，不能玩味。这三种毛病确实存在。至于志传一类文章，他写得好的地方，真像周鼎商彝一样珍贵；书信中所抒写的奇特文辞、淡雅语言，纵横奔涌而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恐怕不是北地、信阳那些人所能办到的。徐子说起他厌恶李于鳞所著的书，我既不认同，也没有空闲争辩，所以在后面记下这几句话。《书归熙甫文集后》我考中进士时，归熙甫已经在公车考试中很有名望，却多年考不中；每次落榜，主考官们都一同叹息遗憾地送他回去，说：“这个人考不中，怎么能算公车中的名士呢？”同年朱检讨是个轻薄的人，多次问我有没有得到归生的古文辞，我都谢绝说没有。一天，他忽然把一册文稿扔到我脸上说：“这些文章难道还不如崔信明水中的东西吗？还说什么为什么不让归生来见我，我也要做李密面对秦王时的样子？”我开玩笑回答说：“你竟然能做秦王吗？就是李密也不是容易对付的人才啊。”我退下来取出阅读，果然是归熙甫的文章，共二十多篇，大多是草率简略的应酬之作，大概朱检讨所见到的只是杜德机的文章。又过了几年，归熙甫的门客、表亲陆明谟忽然寄信责备我，说我不能推举归熙甫，却不知道他的说法从何而来。我当时正值壮年，意气骄盛，随意回信应答，言辞的锋芒颇涉及吴中前辈，说陆浚明还算差强人意，归熙甫稍胜于浚明，但也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的评价。又过了几年，归熙甫才考中；再过几年便去世了。有位门客把他的文集刻印后送给我，我匆匆之间还没来得及打开，就被别人拿走了。不久我迁居昙靖，又得到这部书，才重新读到它。所以说，他是近代的名家；若论奏议、书疏之类，文章滔滔横流而不枯竭，但它的源头却深厚清朗、显著可见。志传、碑文、表文方面，他有昌黎十四分的功力、永叔十六分的功力，又最能得到昌黎删削取舍、脱去俗套的方法，只是铭辞稍稍不及罢了。昌黎写碑志极有力量，这是兼有东汉、西汉的气象而不时流露出来。永叔虽然写得好，终究只是自成一家罢了。可是茅坤却很推重永叔而贬低昌黎，所以应当是不懂得这些。他写给熙甫的序、记也很痛快，所不足的是起伏和结构。起伏必须委婉而有劲，结构必须有意味而能裁制，总要有千钧之力才行。至于照应和点缀，绝不可缺少，还贵在雕琢而不露痕迹；这一点不只是熙甫当时极力推重于鳞，于鳞似乎也有值得遗憾的地方。唉，熙甫和朱生都不能再写作了！真遗憾不能让朱生看到这部文集，看他还能不能摆出面对秦王时的姿态？熙甫集中有一篇文章极力推重宋人，却把我们这些人看作蜉蝣撼树，几乎不容我辈置喙；这应当是针对陆生所见到的回信，所以没有一句不加以回应。我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书洹词后》

译崔子钟评论人物，虽然有时过于刻薄，但往往有见识，不随众人一起悲笑；唯独写文章专事剪裁，却没有充沛的气势，斧凿痕迹和狭窄的路径无处不在，大概是羡慕扬子云《法言》的写法，却又功力不足。我每次读归熙甫的时文，都嫌它难以读懂，像一根千尺长的线；每次读崔子的文章，句句都明白，像线断而珠子纷纷落下。我遗憾没有并州剪刀，可以把归生剪裁整齐，再用端午节续命的五色丝线把崔氏的文章接续起来。读《大学》《大学》一书，是古代圣帝明王相传的体用大要，杂见于《礼经》之中，只是朱子特意表彰阐明，使天下人家喻户晓、熟习践行。它不像五经那样各有专门研究的领域而不能彼此贯通。唉，这也够盛大了！我唯独惋惜朱子勇于表彰阐明，却不精于校订确定。三纲领、八条目已经足够完整。如今却把“知止”及“物有本末”等条目杂乱地放在首章，因而使“致知格物”的解释缺失，反而用庸俗冗长的文字妄加补充。又不把“听讼”一章放在“物有本末”之后，还多加一段解释本末，于是有了本末而没有终始，这是多么错乱啊！王文成关于格物的解释同朱子不同，并且采用《大学》的古本来纠正它的错误，似乎有道理。然而所谓古本，恐怕也不完全恰当。把“新民”解释为在“明明德”之前、在“止至善”之后，明白得像日星一样，谁能废弃它呢？况且想用“如保赤子”一句来证明“亲民”，也未免太迂阔了。依我个人管见，《大学》原本并没有缺文，只是篇章位置稍有失序。前面并不是圣经，后面也不是贤人的传注，大概是曾子引用孔子遗留下来的言论，推演它的意义来教诲门人，门人因而编成此书。前面列出三纲领、八条目，后面再依次解释；古人作文，大多就是这样。怎么知道这不是曾子的书呢？因为文中有“曾子曰”这样的说法，不应当自己说话时又在中间引用自己的话。所谓门人，一定是子思。怎么知道是子思呢？其他门人一定做不到这一点。我现在私下替它订定为：“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在于亲爱民众，在于达到至善。古代想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齐自己的家庭；想整齐家庭的人，先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内心的人，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想使意念真诚的人，先使自己的知识充分。使知识充分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事物的道理穷究明白以后，知识就达到充分；知识达到充分以后，意念就真诚；意念真诚以后，内心就端正；内心端正以后，自身就修养；自身修养以后，家庭就整齐；家庭整齐以后，国家就治理；国家治理以后，天下就太平。”《康诰》说：“能够彰明美德。”《太甲》说：“顾念、明察上天的光明命令。”《帝典》说：“能够彰明崇高的德性。”这些都是说自己彰明德性。商汤的盘铭说：“如果每天更新，就天天更新，再每天更新。”《康诰》说：“使民众更新。”《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所受的天命却是新的。” 因此，君子没有一处不竭尽其极。《诗经》说：“京城方圆千里，是百姓所安居的地方。”《诗经》说：“黄鸟鸣声嘤嘤，停在山丘的角落。”孔子说：“鸟都知道停在应当停的地方，难道人反而可以不如鸟吗？”《诗经》说：“庄严肃穆的文王啊，继续光明而恭敬地止于所当止之处。”作为君主，要止于仁；作为臣子，要止于敬；作为儿子，要止于孝；作为父亲，要止于慈；同国人交往，要止于信。《诗经》说：“看那淇水弯曲的岸边，绿竹繁茂美盛。有文采的君子啊，就像切磋骨器、琢磨玉器一样修治自己。庄重啊，严谨啊，显赫啊，光明啊。有文采的君子啊，终究不能使人忘记。”所谓“如切如磋”，说的是研究学问；所谓“如琢如磨”，说的是自我修养。所谓“瑟兮僴兮”，说的是内心敬畏谨慎；所谓“赫兮喧兮”，说的是威严仪容。“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说的是道德盛大而达到至善，百姓不能忘怀。诗经说：“啊，前代的君王不能忘记。君子认为他们的贤德值得尊崇，也亲爱他们所亲爱的人；小人享受他们所享受的快乐，取得他们所取得的利益。因此他们终身不被忘记。”知道应止的地方以后，才能有确定；确定以后才能心境安静；安静以后才能安定；安定以后才能思虑；思虑以后才能有所收获。事物有根本和末节，事情有终结和开始；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于道了。从天子直到平民，全都把修养自身作为根本。根本混乱了而末节却能治理好，是不可能的。应当厚待的却薄待，应当薄待的却厚待，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诉讼根本不发生。”没有事实根据的人不能把他的言辞全部说尽，使百姓的心志深深畏惧；这叫作知道根本，这叫作知识达到极致。然而这样说来，“致知在格物”一章为什么没有解释呢？大体说来，所谓大人，是德行和地位都具备的大人；所谓学问，是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学问。因此在格物一章，立即说到以没有诉讼为根本，是为了显明本体不脱离作用；在平天下一章，完全不谈国家，而只极力辨析忠信与骄奢放纵的得失，是为了显明作用不脱离本体；中间贯穿修身，显明根本所在，然后才可以谈论学问。王文成的训释，关于“格”虽有些抵牾，但他所说的“物”却相合。至于逐物穷理而流于支离，何必等到辨析之后才明白呢？所以我说，这是曾子传授的，也是子思阐述的。读《中庸》读《中庸》，就知道孟子是子思的门人，毫无疑问。孟子谈性善，委婉曲折而恳切周到，不过是依据顺着本性行事的道理来说明天命的真实罢了。其他所谓尧舜生来就具备善性，汤武反求本性，也就是诚而明、明而诚以及生知、学知、安行、利行等说法。只是“反”这个字，似乎不太稳妥，恐怕有人会作荀卿式的解释。第一章若依朱子的解释，“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从下文谨慎独处的功夫由浅入深；王文成解释则认为，下文所谓“独”，就是不睹不闻；所谓“慎”，就是戒谨恐惧。我仔细推究文义，应当以王文成为恰当。朱子解释喜怒哀乐未发为中，就是天命之性；发而都合乎节度为和，就是顺性而行的道。王文成的解释则是谨慎独处以后修道的教化功夫，只是稍稍违背“致”字的本义。只是依朱子的解释，天下有大本，却没有通达之道。至于“致中和”，分说天地得以正位、万物得以化育，又把戒惧和谨独分开，支离割裂而勉强附会，大大失去了子思的本意。中和，是本体和作用。《中庸》就是已经成就的德性，把它表述出来，只说没有过分和不及罢了，也只说平常罢了。注：把“和”改说成“庸”，是错误的。“庸”这个字，禅宗人士也知道它的意思，说：“平常心就是道。” 君子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几乎达到与道化合的境界了。文章末尾引用孔子失去鹄鸟而反求自身的言论，正是它不同于庄周、列御寇的地方。

译“鬼神之为德”一章，直接同《易经·系辞》相互表里，《祭义》不足以完全说明它。郊祭和社祭的礼仪，是用来祭祀上帝的。这句话很有深意，而朱子因为文中没有说后土，便认为只是省略文辞，似乎失之偏颇。天以形象显现，地以形体存在，虽然分为上下，但各自都是一种事物；而主宰它们的却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冬至在南郊祭祀，所祭的神就是上帝；夏至在北郊祭祀，所祭的神也是上帝。这就是所谓《易》有太极。所以《诗》《书》和圣贤所称述的，只有上帝，并不是有意略去后土而不说。佛教所说“帝释天道之”，以及所说“玉帝”，也是这个意思。所谓阎罗王，是主管治理那些终尽一生而成为鬼的人，并不是土地之神。孔子说“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孟子所说的王道，只是使百姓如同子女一样的一条罢了，为什么就能使齐、梁的君主突然改变心意而听从我呢？博学、审慎询问、谨慎思考、明辨是非、忠实实行，这五者不可缺少，关键只在“之”字上体会明白。朱子讲格物，对于这个“之”字似乎还没有彻底领会。王文成讲格物，知道有这个“之”字，却想废弃这五项，也是不可行的。因此他们都不了解圣人言论的完整意义。子思说：“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得其位，万物便得到生长。至诚如同神明。”这处境界完全得到《易经·系辞》的精髓，不是孟子所能比及的。“衣锦尚絅”一章同首章相互表里，分别对应戒慎恐惧以后所做的功夫，精细详尽而恳切周到。《读书后》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读书后》卷五 （明）王世贞撰 读《秦本纪》一 秦始皇的恶行达到极点，但他创制立法的功绩也值得记载。他称皇帝，废除封侯，设置郡守县令，即使是王族至亲，也不给一尺土地的俸禄，这难道不也是广大而公正吗？春秋时期，徐地有淮夷，青州有莱夷，雍州有犬戎、义渠，豫州有三川、陆浑之戎，冀州有鲜虞、赤白长狄、山戎；荆州、扬州一带，则没有不是蛮夷的。他们同鸟兽杂处而生，到了尧舜时代，教化也不能超过数千里。荒服以外，大体只是因循当地风俗施教罢了。秦朝把这些地方一扫而清，直到今天，即使西北远至朔方、辽西、无终、令支，南方越过百粤、五岭，直到巴、笮、滇池，没有不穿戴衣冠、谈论诗书、治理礼乐的。唉，这是谁的力量呢？所以秦始皇、汉武帝不足以作为人主的典范，然而他们的功绩却足以称道。先王的制度中，有因道理走到尽头而不得不改变的，是封建制度；百姓拥戴君主，服三年之丧。有因形势走到尽头而不得不改变的，是井田制度。古文中，在古代有益而且完善的，是纪年；有损害而却有其好处的，是肉刑；有所简略而又有好处的，是氏族制度。唉，合乎时势啊，合乎时宜啊，合乎时宜，合乎时势啊。读《秦本纪》二 秦国夺取天下而不合乎道义，其罪不在秦始皇，而在庄襄王以前的君主。秦国后来失掉天下，其罪不在秦始皇夺取天下，而在秦朝守成的方式。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以来，以军功等级的赏赐诱导战士，使军队强盛。六国的百姓，从始祖直到远孙，他们的首领世世代代进入秦国朝廷，在泾水、渭水之间受封；男子不能耕田，女子不能织布，士人不能拱手奉行先王的事业。大概到了始皇时，天下名义上的共同君主周赧王，只能在秦国宫阙之下叩头，而周朝也就断绝祭祀了。当时六国中有四国同秦国接壤，其中一半土地已经归秦所有。秦国即使大规模出兵攻下六国，也不是每处都经过血战和封垒攻坚，实际上有些就像长平、伊阙之战那样。秦国的形势不得不兼并六国，六国也不得不合并到秦国。况且秦到了这时，并不是取代周，而是取代六国。六国不是僭越的夷楚，就是篡夺晋国的赵、魏、韩，以及篡夺齐国姜氏的田氏。秦国为什么不能消灭它们？假使秦称皇帝，废除封侯而设置郡守县令，又减轻徭役赋税，同天下相安无事，谁能说不可以呢？贾谊说得好：“没有施行仁义，而攻取天下和守住天下的形势已经不同了。” 古人有句话说：“汤、武以违逆的方式取得天下，却以顺从的方式守住天下，儒者都认为不对。”我认为不能这样非难他们。桀、纣是谁的后代呢？是禹、汤的后代。商、周本来世世代代以臣礼侍奉他们。桀、纣二人的君主虽然凶恶，但毕竟没有超出五服之外，也没有使商、周的百姓全都遭受他们的毒害。即使不忍心而诛杀他们的君主，慰问他们的百姓，立他们近支后裔中的贤者，如微子、箕子一类，来匡正辅佐政事，难道不可以吗？当时夏、殷还是完整的国家，并不像周赧王那样局势已经细如发丝、不可挽回；商、周是大国，也不像晋、宋那样陷入危亡而不能退让。圣人赞许他们政令的仁厚，也明白他们内心并无所求，只是姑且称作“顺应天命、响应人心”，但仍不掩没事实，时时显露真实情况。孔子没有完全赞许汤、武，正是他没有完全贬斥秦、晋的原因。近世有个迂腐的儒者丘氏，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轻率地发表意见，贬斥并删削这段正统论。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在行僭越之事。读《魏志》我读史书读到魏操，从来没有不厌恶他的机巧而惋惜他的拙劣。他身为汉朝的辅臣而任宰相，挟持天子号令诸侯，以此收取天下的权力，最终建立魏国。他先暗中夺取权力，后来又公开推却，说：“难道我要以臣子的身份终身不变吗？”这是多么机巧！然而天下人没有从内心赞同他，后世也没有人在口头上赞同他，大家一举给他定名为“篡夺”。唉，确实是篡夺啊！汉献帝时，董卓、李傕相继酿成祸乱，天下土崩瓦解。天下想趁机任意妄为的人，哪里有限呢？曹操死了，没有曹操，天下也迟早会亡，反正都是灭亡罢了。既然有曹操会使汉朝晚些灭亡，为什么不修明诸葛亮的政治，率领军队坚持忠贞纯正，廓清区宇、安定人心，而不忘记汉朝呢？这样既可收服汉人的人心，又不使人厌弃汉朝的德政；即使建立魏国，也应当明白坦荡、顺理成章吧？可是他偏偏像狼一样贪嗜，像狐狸一样诡诈，屠杀残害忠于旧朝的人，傲慢地废弃礼仪节操，直到弑杀皇后、侮辱君主才罢休。唉，这又是多么拙劣啊！即便如此，魏操本身还不值得多说。我尤其惋惜的是刘裕。刘裕不是曹操所能相比的。他从桓玄手中夺取国政，后来又把已经失去的晋朝重新夺回；没有刘裕，晋朝早已不成其为国家了。弑杀零陵王，难道也可以到此为止吗？曹丕没有加害山阳公，刘裕却加害零陵王。他的后代灭亡，也同样如此。唉，谁说没有天道呢？读《宋史》

译宋朝之所以能够同汉、唐并称为大一统的继承者，只是因为它的君主共同节俭、崇尚礼让，家法严明，施政像慈爱的父母爱护子女一样和蔼罢了。其他方面本来比不上晋朝，我姑且略举几项。宋太祖贤明，不是晋武帝所能相比的；然而他夺取后周的方式，却又比晋武帝更加严重。晋武帝凭借历代积累的基业，离弃君臣名分，形势上已经不能退回去再称臣了。宋太祖却只不过是一个殿帅，本来是周帝所扶植、视为手足的人；他一旦乘隙袭取帝位，就像承接树上的蝉一样轻易，他将来在地下怎么去见周帝呢？晋朝改朝换代之际，它所面对的敌人是偏霸一方的孙氏；宋朝面对的却是承继正统的刘钧。因为刘氏一方名分较重，宋朝的赵氏一方就显得较轻。晋朝自太康年间攻下吴国以后，没有一尺土地不纳入版图；宋朝直到太宗朝才取得太原、降服两浙，然而卢龙十六州的土地仍像从前一样被契丹割据。天下原本已经失去九分之一，李继迁又割据银州、夏州，黎桓又割据交趾，天下再次失去九分之二；而宋朝君臣这才日日惴惴不安地奉送岁币，像侍奉兄长一样对待契丹。等到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北去，以及遗留的君主向南逃窜时，其情形同晋朝差不多。晋朝偏安江左，它的君主忘记了中原，但也未曾不下诏召集群雄并驱逐敌人。宋朝偏安江左，它的君主没有一天不想着恢复中原，然而却从未不向金人上表称臣，并尊奉其伯父为君。晋朝灭亡时，尚且还有禅让承受的迹象。宋朝灭亡时，衔璧投降、载棺入朝，再次受辱于王庭，难道竟甘心于志气衰败、遭受屈辱吗？所以说，论宋朝的治理，它比汉、唐低一等；论它的正统，它也比晋低一等。谈论正统的人如果伸张宋朝，就不能只贬抑晋朝；如果贬抑晋朝，就不能只伸张宋朝。而且宋朝怎么能越过晋朝而与汉、唐并列呢？有人说：宋朝有濂洛诸儒承继，又有闽学承接先王之道，秩序井然，这大概就是它成为正统的原因吧？回答说：孔子是鲁国人，世人终究没有因此把鲁国放在盟主晋国之前，何况濂洛诸儒呢？他们是认为宋朝使诸儒生显得尊贵吗？还是诸儒生使宋朝显得尊贵呢？读《荀子》。我读荀氏的书，他说人性本恶、礼是用来矫正人的，大多是愤激嫉恨而失之过分的言论，难道只是小小的瑕疵吗？至于他说“养心没有比诚更好的”，这句话却很有意味。所谓诚，就是真实而不虚妄。就“诚”本身而言，这是圣人的事；就偏举一端来说，这是贯通上下的道理。宋儒举出这句话来非难道：“既然已经诚了，内心还用得着涵养吗？这不过是言辞而已。”孔子告诉鲁哀公说：“想要事奉父母，就不能不知道人；想要知道人，就不能不知道天。”这也是荀氏的说法，宋儒还应当再次举出来非难说：“这是把天和亲分开、把道德从外面强加给人的说法；这是只知上达而不知下学。”这不是太悖谬、太失次序了吗？宋儒喜欢讥刺诽谤古人，专门抬高自己，竟到了这种地步。庄子又说：“父子之情不能在心中解开，君臣之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这真是名言啊！不过，说“无处可逃于天地之间”也已经说过头了。宋儒又举出来非难。父子关系以恩为主，君臣关系以敬为主；天理与人情，难道会没有丝毫差别吗？尧去世，四海之人像死了父母一样悲痛，但必须是尧，才会像死了父母一样。父亲即使不慈爱，哪怕是瞽叟像尹吉甫那样，或像晋献公那样，父亲去世后，儿子难道就可以不悲痛吗？读扬子。我读《扬氏法言》，其中所称述的，都是先哲，很少有背离道的人。不过，它的文章割裂，声调曲折，昏暗混浊，剽窃因袭的痕迹纷杂可见。太过分了，他难道是有意这样写的吗？说到写文章，圣人对于文章本来是无意为之的，只是为了通达自己本来具有、不能隐藏的道理。所以他的文辞浅显，说出来却更加深刻；把深刻的道理说出来，却并不隐晦。突然读它，像日星一样明亮；慢慢读它，又像大羹和玄酒那样古朴深厚。这才是文章的法度自然形成了。世人以为扬氏的道有毛病，我以为扬氏的文章有毛病。即便如此，文章本身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读《管子》。我读《左传》所称述的管子事迹，大略是：辅佐齐桓公，使政事归于正道；攻打楚国，迫使郑国退却；太子辞让上卿之位；礼仪文雅，言论有德，是个君子。即使孔子也称赞他说：“他的仁德，就是这样的仁德。”等到读《管子》一书，除去他亲自制定兵制、兴办鱼盐等重大政策之外，往往选择卑近而容易实行的办法，以小的积累谋求大的成就，把失败转化为功绩，巧妙取用而不致匮乏；他使自己的君主愚昧，又使百姓愚昧，以此蒙蔽天下诸侯，使他们全都采用自己的策略而不敢背叛。我私下认为，战国的策士把这些权术附会增益进去，大概是后来的事；如果相信全是管子所说，便难免荒谬。齐国本来是由许多狡猾人物组成的国家，戎狄和楚国本来就是强大的敌国。突然任用齐国而使它称王，齐国一定不会相信；突然使戎狄、楚国称王，楚国一定不会屈服。管子善于顺应时势。到了三代，人还纯朴；等到周朝衰微，人就彼此争辩不休。孟子说：“管仲是曾西都不肯做的事，而您却要我做，您愿意这样吗？”又说：“称王不必等到国土很大，文王凭百里之地，商汤凭七十里之地，滕国难道没有五十里吗？”井田制度，孟子的主张已经能够实行了。至于筑城于薛的问题，到了这一步，他的本领才穷尽。得到贤王而使天下称王的，是周公；得到霸主而使国家称霸的，是管子。能够使天下称王却没有遇到君王的，是孔子；不能使天下称王却想要称王的，是孟子。从前宋朝南渡以后，像鸡蛋一样受金人压迫，濂、闽一派却天天不厌其烦地以正心诚意的说法告诫君主，至于用兵谋略却一概不谈。万一不幸君主真的任用他们，让他们丈量土地、整顿军队，那么不出一个时辰，国家就会饱受敌害。唉！如今哪里能起用管仲，让他的才能担任将相，使他向南治理岛屿，向北击退敌人；然后慢慢把濂洛诸儒安置在学校里，让他们从容地高谈阔论，文饰他们所欠缺的地方呢？读《逸周书》。

译我读《逸周书》七十一篇，未尝不惊异于它文辞的奇特深奥，同时又奇怪它的悖谬。它极力赞美成汤和武王，说：“桀和他的五百名属下停留在那里，齐国百姓不接受他们、抛弃他们，他们便往投奔汤。每迁徙一次，就被抛弃一次。”成汤放逐桀后又回到薄地，三千诸侯大会于此。汤退后拜了两拜，站到诸侯的位置上，诸侯没有谁敢就座。又说：“武王征伐西方的怨国九十九个，割下敌人首级一亿七千七百七十九万，俘获人口三亿万二百三十。”这样的武王，简直就是秦始皇、汉武帝那种奢靡之主。王子晋说：“我再过三年，就要作为上宾到帝那里去，所以到今天还称说晋仙已经离去。”《王会》叙事本来有典章法度，然而它所记载的奇异百姓、淫乱残灭以及怪异鸟兽，又是多么荒诞啊！怎么能不使君主津津乐道于夸大之事呢？只是书名叫《汲冢》的，并不是依据真正的《汲冢书》。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掘安厘王墓，出土的书共七十五篇，有《纪年》《琐语》《梁丘藏》《徼书》《易》《国语》《论语》等篇目。杜预序中称有“太甲杀伊尹”的事，今本都没有。书中记载“武王斩纣，妲己把头悬在两面太白旗上”以及“周公谥法”，已经收入《太史公史记》，难道要到魏代才出土吗？即使如此，我没有能够看到真正的《汲冢书》，仍以此为遗憾。不过孟子谈到《武成》，只取其中两三片竹简，这是为什么呢？读《孔子家语》。我曾读《家语》，奇怪它错杂而不精纯。比如它所说的商羊、萍实，对大道有什么益处呢？即使如此，难道其中就没有圣贤的话吗？自从宋儒表彰四子，把它们列入经书，唯独尊崇《论语》以来，《论语》流行而《家语》废弃，甚至《周礼》《孝经》这些圣人治理国家、穷尽人性的书，也不能列入学官，让诸儒传习，实在可叹。孟子谈仁义、排斥杨朱和墨子，功劳很大。至于辨析理气之类、讨论君臣关系，却还不够透彻。他有的是承担使命而发言，有的是矫正偏弊而立论；与经书相比，就像月亮与太阳一样。所谓三礼，就是《周礼》《仪礼》《曲礼》。如今废弃《周礼》《仪礼》，不予收录，却把《月令》《檀弓》《儒行》等篇列在其中，轻重次序颠倒得太厉害了。我不自量力，想为三礼作诠释，删去其中附会于歆、莽褒扬王莽的内容，编为《礼经》；尊崇《论语》，删去其中不是孔子所说的话，再采集《孝经》《礼记》《中庸》《大学》《家语》中凡是孔子所说而又纯粹的内容，另编为经，用来配合《礼经》，合称六经。那些不是孔子所说、但还比较纯粹的内容，如《鲁论》、弟子门人之说、《檀弓》诸家，合编为传，与《孟子》辅翼经书，合称二传；只是我还不敢这样做。姑且把这些记在这里。读《关尹子》。《关尹子》九篇，是刘向进献的。说关尹就是那个与老子相遇并让老子留下五千言的人。书中的论说闭塞支离，略微接近实际，却并不是深得老子之学的人。它的文辞不过是《潜夫论》《论衡》一类，怎敢指望它能比得上西京的何等著作，或《庄子》《列子》呢？至于书中说厌恶生死的人、超越生死的人，都是大患。譬如幻化之人，如果有厌恶生死或超越生死的心，只能称为妖，不可称为道；这显然是摩腾入洛以后才有的说法。难道刘向另有不同的底本吗？还是刘向原本脱漏错误，后人妄自增补呢？如果老子没有替关尹写五千言，那也就罢了；如果老子确实替关尹写了五千言，那么这些话不是关尹所说，便毫无疑问。读《鬻子》。《鬻子》是一部伪书。它的文辞虽然不违背道理，但总的说来极其浅陋，不过是拾取先贤的遗说再加以修饰罢了。说大禹拿着一顿饭，七十次起身，这不是比“三次吐哺”更荒唐的说法吗？七十次起身，未免太劳苦了。大禹得到七位大夫，如杜季施等，他们都不是夏氏因生而有的姓氏。至于所谓东门虚、南门壖、西门疪、北门侧，几乎像是儿戏。鬻子九十岁时做了文王的老师，可是末篇又说：“从前鲁周公派康叔到殷地去守卫，为什么呢？”阮逸伪造《元经》，李荃伪造《阴符》，刘歆伪造《周礼》，这些已经很确定了；但他们还能够修饰文辞，从没有像《鬻子》这样浅陋的。即便如此，假如伪书写得接近真实，难道不如伪得离真实远一些吗？接近真实反而会使人迷惑。读《列子》。《庄子》的话常常引用《列子》，有人说《列子》是附会编造的书。这大概不对，它的论旨与《庄子》没有大的差异。它叙事简约而文辞铺陈，法度似乎还胜过《庄子》。只是其中所说的化人拜见周穆王，以及西方有圣人的话，往往借来抬高瞿昙氏的学说。至于说这种教法曾经在中国流行，后来被秦朝废绝，唉，也很荒谬。我认为《列子》中记载的这两件事，以及《关尹子》中的话，都是后来的儒生旧文，并且是信奉瞿昙学说的人暗中增益进去的。读《亢仓子》。《亢仓子》的文辞，是东京以后才有的，甚至比迂腐的儒者还迂曲；它的议论没有可取之处。我读公孙龙，虽然他的言论荒诞鄙陋而乖谬，但总的说来放纵而善于强辩，俨然保留着战国的风气。伪书大多援引得少而增饰得多，拘束得多而自由发挥得少，刻意雕琢。亢仓子是伪书。《列子》记载亢仓子，于是便有了《亢仓子》；《家语》记载子华子，于是便有了《子华子》；贾谊称说鹖冠子，于是便有了《鹖冠子》。唉！士人假托一个空名来求自己的言论流传，这种心情也很可悲啊！读《鬼谷子》。刘向、班固没有记载《鬼谷子》，《隋书·经籍志》才开始著录，因此读书人怀疑它是伪作。然而它命名篇章非常奇特，文辞也宏伟高远；其中关于捭阖、张翕的机变，大体出自老子的学说。老子所说以退为进、以给予为取得、知道光明却守住幽暗、知道雄强却甘守雌弱、知足而不求更多、不以大为大，天下后世谈论权术的人没有能超出这些的，可见老子比鬼谷子高深。鬼谷子，是老子最忌讳的一类人；仪、秦，也是老子最忌讳的一类人。即使如此，终究不能完全避讳，只能借言辞推卸责任。老子对于礼，还爱惜它，认为它是祸乱的开端；可是把他的学说充实起来，就会成为仪、秦式的诈术，申、韩式的惨酷，市井式的荒诞，以及梁、角式的极端悖乱。唉，祸乱哪里说得完呢？考察《鬼谷子》，说他是楚国人，隐居于鬼谷，不著姓名。书中曾有信责备仪、秦；既然是他教导了仪、秦，又为什么要责备他们呢？《续仙传》说：“鬼谷子就是王诩，得道后成为地仙。”这是阿谀之辞。读《邓析子》。

译《邓析子》五篇。邓析是郑国人。有人说他多次非难子产的政令，子产便杀了他。考察《左传》，是驷歂继承子太叔执政后，才开始杀邓析。他这个人不值得评论；他的文辞属于战国策士，注重循名责实、考察法令、树立威势，是早于申不害、韩非而发出这种声音的人。至于他说上天对于人、父亲对于儿子、兄长对于弟弟，都没有深厚的亲情，这是为什么？先王使用刑罚，本于爱护；邓析使用刑罚，本于没有亲情。唉，杀他实在太晚了！《转辞篇》对有智者说话，依靠辩说和权术，语言与《鬼谷子》相同，难道是后人附会他的宗旨，苟且增饰文辞吗？总之，小人的言论往往出自机心的发动，所以彼此相差不远。《吕氏春秋》记载邓析曾教人如何买通打捞溺尸者、如何索取反尸者的钱财，双方争胜而无穷无尽，他本来就是市井中舞文弄法的魁首。谁能说驷歂错用了刑罚呢？读《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的文辞杂乱，不文雅驯正，往往像《齐谐》以及稗官小说，是他的食客写成的。吕不韦把千金悬在市场上征求增删意见，却没有人敢动它；人们害怕他的意图，所以不相信他的命令，哪里会真的去增删呢？儒家一派取用它篇首所记的《月令》，把它列入经书，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吕不韦的机巧真厉害啊！起初他用财富役使自己的身体，暗中扰乱秦国王室而自己还不知道；后来又用财富役使自己的言论，暗中扰乱圣人经典而仍然不知道。唉，这难道只是吕不韦一个人的罪过吗？读《韩诗外传》。《韩诗外传》共十篇，是汉人燕韩婴所著。他注释《诗经》有二十二卷，而此书则杂记孔子的遗言，以及春秋战国诸家中略微接近道理的说法。大抵是引用诗句来证明事情，而不是引用事情来阐明诗义，所以多有浮泛不切实、牵强附会而可笑的话。大概是驰骋才情胜过阐明诗义，因此说诗的宗旨已经衰微了。唯独它的文辞比较明白刚健，可以诵读；所记载的事也不太违背人情事理。只是说孔子南游阿谷的隧道，竟类似怀春的吉士；又说周公讨伐管叔、蔡叔，是受到隐士一句话的刺激，这两处都是大错。孔子看见狸的脚印和老鼠的踪迹便弹琴，曾子听见后就知道其中有贪婪凶狠之心，真是这样吗？难道“螳螂捕蝉”的说法就是由此开始的吗？然而，如果用它来赞美曾子能够辨察声音，就可以；若说它因此改变了孔子的心志，就不可以。可见喜好新奇的人容易悖谬。读《白虎通》。《白虎通》这部书，汉章帝建初四年下诏，让诸儒在白虎观会集，讲论五经的异同，命五官中郎将魏应奉诏提问，侍中淳于恭上奏，皇帝亲自称制裁决，仿照孝宣帝甘露年间石渠阁讲经的故事，所以称为《白虎通》。又考察《班固传》，天子曾会集诸儒讲论五经，撰成《白虎通德论》，命班固编纂其事。这样看来，这部书是班固执笔的。书中关于礼乐、名物、制度的言论非常详细，常常杂取经书和传注，并不违背义理；唯独关于五行相生相克的次序，完全把人事拿来配合。大体出自吕不韦、董仲舒的余论；至于确立赏罚、议论褒贬，则多取《公羊传》《谷梁传》的义理。到了记述封禅时，阿谀之心就完全暴露了。我曾说，汉代儒生多借助经书来修饰现实，宋代儒生却一定要推求现实来迎合经书。借经书修饰现实，有时距离事实很远而且失实，但对事情的成办有帮助；推求现实以迎合经书，有时接近事实而且恰当，但对事情未必有帮助。前一种成事的典型是隽不疑，后一种失实竟到了刘歆辅佐王莽的地步。唉，这也足以作为鉴戒。读《三坟》。毛渐为《三坟》作序，当时人都认为它是伪书，只有毛渐相信它。先不论它浅薄草率却勉强仿造古语。说伏羲画《连山》，其中却有民兵器、阴兵、妖阳兵、妖兵、阳阵；到了《策辞》又说：“主宰我的屋室，主宰我的刀斧。”说神农作《归藏》，又说：“杀藏墓。”这些都是不知时代先后而妄加解释的人所作。隋朝征求天下遗书，有个叫刘炫的人伪造《连山》等《易》书一百多卷，进献上去，受赏后离开。后来事情败露，被依法定罪。所谓《三坟》，难道就是刘炫所造的书吗？读《元命苞》。这部书据说是后周卫元嵩所述，唐代苏源明传授，李江作注，杨元素从秘阁传本刻印流行，又由张升传给杨揖。我认为这就是素来所说的撰作，或者是张升所撰而托名于前人。每卦下面常常写重叠的文字和难字，但考察各种字书便容易明白；它的旨意很浅，却不太违背义理。而且经、传、注仿佛出自同一人的手笔，所以我认为是宋人所作。凡是唐代以前的伪书，义理驳杂却时常有精深的旨趣，文字杂乱而古雅，字形奇异而有些不可识；如今这些特点反而都相反，所以我认为它是宋代的。《乾坤凿度》也是如此，只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汲冢周书》不是秦汉以前的人就无法伪造。读《卫霍传》。前人称《卫青霍去病传》具有太史公叙事方法的奇特之处，然而其中评论卫将军说：“对于天下，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评论霍去病则说：“只是得到上天的幸运，不至于穷困断绝罢了。”唉！匈奴是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敌人，卫青、霍去病之所以多次取胜而不受挫，难道全是天幸吗？至于伍被向淮南王称奇大将军，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吗？李广大概是屡战屡败，太史公津津乐道地反复写他，称述他的才力勇猛果敢、仗义有气节、富有仁爱怜悯之心，描画军事形势仿佛亲眼看见一样；对于卫、霍的胜利只说是幸运，对于李广的失败却说是不幸，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意味了。我不幸才能没有被孝武帝知遇，最终腐刑加身而老去；像公孙弘、儿宽那样的两位将领也不过是平庸之辈，为什么还要安然自得地取得三公之位呢？他大概是在以李广自比。太史公写游侠、刺客、货殖、伯夷、屈平等传记，都有所感慨；唯独在李广、卫青、霍去病传中寄托比兴的意味更多。我既然深深领会了他的旨意，又惋惜他因为个人缘故掩盖卫、霍摧破敌人的精妙之处，使后人无法寻得。读《会昌一品集》。

译我曾奇怪唐朝中兴以后，称说贤相时只举裴晋公，不提李文饶，实在难以理解。后来得到《文饶一品集》读它，先不说他的文辞剀切精密、瑰丽华美，单看他揣摩形势、判断事机，委曲而切中利害，即使鼌错、陆贽也不能胜过他。裴公攻下蔡州时，天子的意志已经坚定，将要谋划合围，而蔡州灭亡的形势已经形成。裴公不过是赞助天子作了决断罢了。蔡州攻下以后，天下的声望都归于他。等到他统帅河东，手握都统印，统率环绕数道的军队，接受皇帝进退军队的命令，却不能攻取赵国一个支郡，声望却仍和过去一样。他一次向李逢吉屈服，第二次向崔植屈服，第三次向李逢吉屈服，第四次向李宗闵屈服，而声望又仍和过去一样。这究竟遵循的是什么道理呢？李文饶辅佐武宗，沟通黠戛斯，击破回鹘，平定太原，安定泽潞，仿佛摇动枯枝一样容易；相隔千里之外，百万军队披胆相待、听候号令，国家声势尊严，君主威望振作，即使不说超过裴公，也已经远在其上了。等到他被贬，天下人却有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难道都是只根据成败来评论吗？他讥讽太尉所得的赏赐过多，却没有听说有人拿司徒与他相比；他讥讽平泉庄园过于奢侈，却没有听说有人拿绿野堂与之相比。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裴公靠真诚，李公靠权术；裴公靠宽容，李公靠嫉恨，仅此而已。史书说他人家施予一饭也必定报答，别人稍有触犯也必定报复。像这样分明于恩怨的人，谁能想到那个暗中排挤他、把他置于死地的，竟是他一向施恩的李敏中呢？为什么李文饶精明的魂魄能够托付给令狐，而不能在敏中那里快意呢？那么他的鬼魂本来就比他本人贤明了。唉！才能达到李文饶这种程度，却不能被称为贤相，真令人畏惧啊！《读书后》第五卷。●钦定《四库全书》。《读书后》第六卷。（明）王世贞撰。读《圆觉经》。我读《圆觉经》所说“四大各自分离”，想到如今这个虚妄的身体究竟在哪里，不由得恍惚失神。读到它说“四种因缘暂时和合，虚妄地产生六根；六根与四大，内外结合，虚妄地产生缘气在其中积聚，仿佛有缘相，假名叫作心”，又不由得洒然醒悟。我自束发以来，亲身经历的荣辱、忧喜、悲乐，粗略算来已有几十上百件；它们天天忙乱地役使我、让我承受，仿佛我把它们当成真实境界，这不是太荒谬、太失算了吗？不得已而勉强承受，又给它们加上假名；事情已经过去却不肯放下，反而又强行执著。唉，我残害自己实在太深了！不即不离，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这就是我们证得第一义的善法。我对一切的爱著既然断绝，万般境界便都空了；不愿意成佛，何况求生天界，这样也就差不多了。庄子说：“至人进入水中不被沾湿，进入火中不感到炽热。”唉，这哪里只是水火而已啊！读《坛经》之一。《坛经》难道是圣人说的话吗？然而它所讲的并不是圣人的教法。它的教法流行天下，于是便没有祖师了。不是没有祖师，而是人人都能成为祖师。黄梅的门徒大概有一千多人。慧能只是引导而不明说，弟子们跃跃欲试，已经很有进步。达磨所显示的宗旨，真是幽微。孔子说：“参啊！我的道由一个根本贯通。”曾子说：“是。”孔子出门后，弟子们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先生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所谓悟，就是理解、觉悟；但理解并不等于真正的悟。酥、乳、醍醐虽然品类不同，人们都可以尝到而得到滋味；如果天天携带醍醐来吃，真正知道它滋味的人反而很少。读《坛经》之二。阿难亲自跟随世尊，前后几十年听受《楞严经》时，几乎使法身毁坏而不能支撑；世尊多次显现圣光，屈伸金色手臂指示要旨，他仍然没有悟道。六祖一拜见黄梅弘忍便立即觉悟，他的根器可想而知。然而到了迁化时，能够显现虚空变化、把遗骸分送两国，又是多么通达神妙啊！孔子说：“有人生来就知道，有人学习后才知道；等到知道了，结果是一样的。” 写在《僧倜禅师传》后。读《倜禅师传》，他秘密修行、精妙悟解，教化遍及元魏、高齐时期；当时的高僧大德，大概连南岳慧思、天台智顗也比不上他。只是考察《朝野纪闻》完整记载的两本书，却说僧稠年轻时做沙弥，常常和同辈凶暴酗酒、角力争斗，总因力弱而受人欺侮。有一天，僧稠向金刚神祈求庇护；当天夜里梦见神现出巨大身形，手执金刚杵，逼他把一钵筋全部吃下。醒来后力量突然迸发，同伴仍然侮辱他，他便横着踢踏殿壁，走了几百步，数次跃起，头顶竟达到屋梁；随后又能牵引千钧重物，拳脚敏捷、勇武过人，一举一动都使观看和听闻的人惊骇。后来他终于证果，进入林虑山，修建寺院，壮丽到了极点。齐文宣帝听说后发怒，想杀掉他，亲自率领数万骑兵前去讨伐。僧倜带领僧徒在山谷口等候，皇帝惊怪地问他：“陛下要依法加罪，我担心鲜血污秽伽蓝，所以在这里等候受戮。”皇帝大为惊讶，便以礼忏悔。饭食设置完毕后，皇帝对僧倜说：“听说法师从金刚神那里得到力量，想亲眼见见，可以吗？”僧倜说：“那只是人的力量，我应当为陛下显露一点神力。”于是命令各根梁木起来相互撞击，声音如雷霆震动，木片崩裂纷纷坠落。皇帝害怕而制止他，于是听任僧倜度化人众、修造寺院，不加禁止。如今的传记没有记载他吃筋、咒木的事情，只说他出家剃发，神识强悍勇猛；又说他接受十六种持胜法，节制饮食、鞭策内心，九十天所吃的米总量达到四斗。他又在西王屋山遇见怀王，两只老虎互相搏斗，咆哮声震动山岩，他便用锡杖把它们分开，两虎各自散去。齐文宣帝要加害他，他带领徒众预先迎战，因此皇帝受到感化而悔悟，这一点倒与传记相合。另一部传记说，齐干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时，僧倜没有任何病患烦恼，端坐而死；寺中充满异香，火化时有数百只白鸟在烟上盘旋，悲鸣了很久。两部书所载却又说，当时并州营造幡子尚未完成，僧倜得病，临终时发愿来世做一位大力长者，完成这件功德；三十年后，隋文帝经过并州看见这座寺院，恍然像记起了什么，便命令营造寺院，于是寺院在当时建成，所以说隋文帝就是那位大力长者。仔细推究传记不记载这些事情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僧倜法师已经证得四果、地位居于五地，怎么能向鸟类草木求助、现身于国主面前，修习小乘事业而造作有漏之因呢？然而考察隋文帝在魏大统七年出生，二十年后才是干明元年，如今却说他是僧倜法师的后身，就更加可笑了。因此附记在传记后面，以补传记的缺漏，也证明别传的荒谬。写在《南阳国师传》后。

译司空于頔问紫玉大通禅师：“什么叫黑风把人吹入罗刹鬼国？”禅师说：“于頔，你这个做客的汉子，问这件事干什么？”于頔脸色顿变。禅师说：“这就是黑风把你吹进罗刹鬼国。”代宗在便殿，指着观军容使鱼朝恩，对南阳国师说：“朝恩也懂佛法。”鱼朝恩上前问道：“什么叫无明？无明从哪里产生？”禅师说：“衰败的相貌已经现前，奴才也懂得问佛法。”鱼朝恩大怒。禅师说：“这就是无明，无明正是从这里产生。”这两段非常相似，也都极其痛快。然而禅门僧人往往使用这种伎俩，时间久了便不值钱了。于司空原籍本来就是罗刹鬼国的人，鱼军容一落地便种下无明的种子，一生都在其中谋生，哪里还用得着问答呢？写在《知玄法师传》后。《佛祖统纪》说，知玄法师从成都拜见僖宗，僖宗优厚礼遇他，赐号“悟达”，不久他回到九陇。他在禅定中见菩萨为他摩顶说法，说完便隐去了。不久又看见一颗珠子进入知玄左腿，肿起而且疼痛剧烈，上面长着“鼌错”两个字。知玄知道这是前世业报，便把右膝安放好，卧着死去。书中说，知玄的前身是汉州三学山的知铉法师，临终时患病，与知玄的情况正相似。考察《神僧传》，知玄曾偶然遇到一位僧人，那僧人患迦摩罗病，知玄侍候看护他从不厌倦。临别时，僧人说：“你以后会有灾难，可以到西蜀彭州茶陇山来找我，以两棵松树作为标志。”后来知玄住在安国寺，僖宗礼遇他，赐给他沉香座。忽然膝上长出一颗人面疮，眉眼口齿都具备；给它喂食，它便张口吞吃。知玄于是想起僧人的话，进山寻找两棵松树，发现中间果然有一座庄严的佛寺；那位旧僧出来迎接他，非常欢喜。知玄便留下住宿，把自己的痛苦告诉他。僧人说：“不用担心，山中有泉水，明早灌洗它就会痊愈。”天亮后知玄到了泉边，刚捧起水，疮忽然开口说话：“还不行，您没有读过《西汉书》吗？”知玄说：“读过。”疮说：“既然读过，难道不知道袁盎杀鼌错吗？您就是袁盎的后身，我就是鼌错，世世代代向您寻求报复；可是您十世为僧，戒律精严，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如今您接受的赏赐过于奢厚，名利之心生起，所以我才能伤害您。但迦诺迦尊者用三昧法水洗我，从此我不再怨恨您。”知玄于是捧水洗疮，疼痛深入骨髓，昏死过去后又苏醒，病便痊愈了；回头看时，寺院已经看不见了。知玄于是在那里卓立锡杖，撰述《水忏》三卷。查考两种传本，虽然都说知玄的前身是袁盎，但具体事情没有一处相同，只有这是冤仇报应这一点相同。难道袁盎陷害鼌错虽然很深，但其他行为还可以；鼌错蒙受冤屈虽然惨重，但他后来造作的罪因反而低劣吗？这个疑问留待后人辨识。写在《佛祖统纪》后。自从《景德传灯录》出现以后，续作不断，后来合为《五灯》。它的宗统从释迦世尊以下，列为迦叶、阿难陀；其中有马鸣、龙树，直到菩提达磨，称为西天二十八祖。达磨来到中国，成为初祖，直到慧能为六祖，衣钵传承便断绝了。六祖以后最显著的是两宗，即南岳怀让、青原行思。怀让门下有马祖道一，道一以后又形成五宗。这部《统纪》则是宋代僧人法盘另立教宗，以《法华经》为经，以天台为宗统，以止观为入门。它说有三谛：中谛统摄一切法，真谛泯灭一切法，俗谛建立一切法。这个秘密宝藏之所以不能显现，大概是被三种惑障遮蔽。因此又建立三观来破除三惑：空观破见思惑，证得一切智，成就般若德；假观破尘沙惑，证得道种智，成就解脱德；中观破无明惑，证得一切种智，成就法身德。大体说来，这个义理在龙树那里奠基，经南岳慧思发挥，在天台智者那里完备。自从达磨西来以后，禅宗把这些一扫而空，直截简易，最受高明之士信服。可是这种说法逐渐衰落，法盘便推南岳慧思承继龙树，推天台智者承继南岳慧思，同时把从提婆达多到般若多罗的西天历代祖师略去不提。他甚至斥责禅那属于别传，引用辽人焚烧《坛经》《宝林传》的事来表示快意；还说贤首藏法师背叛而窃取其中的义理，清凉观法师公开议论异同而自立己意，慈恩观法师也是如此；又说圭峰宗密私下采用他们的说法，却专门讲四禅八定的次第之学，何必用这种儿戏来侮辱前辈高僧呢？唉！天台并不是错误的宗统，止观也不是错误的入门；醍醐、酥酪都同属于乳，钗、钏、杯、盂都同属于金。事物尚且彼此不争，我们为什么要争呢？况且向燕国去的人，只是担心头朝向南方罢了。我头朝北走，或者走水路，或者走陆路；走陆路时或骑马或步行，不过是岁月上稍有不同，何必担心不能到达呢？近来有一个狂妄庸俗的僧人，乳臭未干，连三昧都不认识，却动辄挥舞斧钺攻击贤首，这都是法盘一派替他开了先例。所以即使像李长者那样精深博大、像大慧杲那样超绝，我也不敢把他们当作我的老师，因为他们有争斗之心。何况法盘，更何况这个狂妄庸俗的僧人，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罢了。写在《佛祖统载》后。

译元代僧人华亭智常撰写《佛祖统载》，书名与《佛祖统纪》相同，但体例却不同。它以七佛、二十七祖、中国六祖、一花五叶为主，教典正传、净行、神足等无不收录；又仿效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年方法来编写，用心也很勤苦。只是有些地方不能令人满意：既然把释迦列为始祖，又是佛教教主，就应当详细叙述他在兜率天降生、以及出生时教化众生的事迹，不应过于简略，这是第一处错误。后世如观音化身为宝志、僧伽，弥勒化身为傅士契，文殊、普贤化身为寒山、拾得，尚且还能记载；而四大士亲自辅助世尊教化众生，事迹瑰伟奇绝，舍利弗、须菩提又都是佛的大弟子，却不能和诸位高僧一起记载，这是第二处错误。佛出生以前，编年有什么用？至于三皇诸纪，都是《路史》以及稗官小说的说法，怪诞而不合经典，又与佛典不相符合，却全部记载，这是第三处错误。佛出生以后，震旦历代沿革记载一二项作为年代纲要就够了，却详细记载无关紧要的政事，滥录与佛教无关的人物，这是第四处错误。只要存心攻击异端，即使是猖狂恶毒的言辞也必定收录；只要事情取同党之说，即使鄙俗荒诞的话也加以记录。一句话有一点帮助，便把小人全说成君子；一件事稍有相反，便把贤者立即说成不肖，这是第五处错误。大体上只是熟悉《五灯会元》罢了，对于佛教全部经典还没有广泛通晓，遗漏挂漏之处很多，这是第六处错误。又把僧侣幼年时的交游、受到贵人富人的恩宠礼遇拿来炫耀世俗眼目，觉得写进书里很有趣，这是第七处错误。必须大动笔墨，删去十分之八，再增补十分之三，然后才可以称为佛教史，也才不愧为佛门之书。我姑且把这些记在后面，等待将来有人修正。第二卷记载太古诸君，列出盘古、天皇、地皇、人皇氏五纪，太昊、炎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以及夏、商各代；它们既然在七佛之后，又不是与释迦同时。至于三皇以前的事情，出自稗官，内容多荒诞，略去也就可以了。比如太昊在位只有一百十年，女娲在位一百四十年；而共工、大庭以下共十五代，总计一万七千七百八十七年，那么每个人都做了一千多年天子，难道合乎道理吗？少昊既说是黄帝之子，又承接黄帝的世系，却又说历十八代一千五百年；颛顼既说是黄帝之孙、少昊的堂侄，又承接少昊的世系，却又说历十代四百九十年；帝喾既说是黄帝的曾孙、颛顼的堂侄，又承接颛顼的世系，却又说历八代五百二十年；帝尧既说是黄帝的玄孙、帝喾的次子，又承接帝喾的世系，却又说历九代二百五十八年，怎么会自相矛盾到这种地步呢？第三卷《世尊降生成佛事》本应详细，却反而写得简略。说他出生在二月八日，说他出家也是二月八日，又说是十二月八日。如今天下都在四月八日浴佛，在腊月八日煮粥供佛并布施僧人。那么前面两个二月八日，恐怕并不确实。周穆王乘八骏马游历西极；孝王时，外国进献二尺长的老虎和四角犀；周宣王时，史籀改定大篆；周平王时，政权出自方伯，秦国开始驱逐诸侯的宾客；又有东巡琅邪、刻石之事。这些与佛门有什么关系？后面的事情也大都如此。老聃身长四尺六寸，额头凸出，眉毛粗大，嘴唇反卷，鼻子上翘，肩膀尖削，胯部宽大，耳朵蓬卷，头部以及全身都是丑陋的形状；这些是谁见到后又是谁记载的呢？大概是道家一派妄称老子有八十二种美好相貌，把他比拟为世尊，所以佛教徒便反过来加以诋毁。《史记》说：“老子进入流沙，不知所终。”可是本书却在己卯年记载他去世，也没有证据。唯独孔子的事迹记得详细，却不敢有所诋毁，大概是因为孔子的门徒正要驾驭世俗社会的缘故。秦始皇癸未年，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从西域来到中国。秦始皇厌恶他们的异俗，把他们交付狱官。不久有金刚神打碎狱门，把他们救了出来。这件事极其荒诞，不值得相信。第四卷中说，郎将蔡愔、博士王遵等向西探访佛道，到达大月氐国，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便迎接他们回国。恐怕不是实录，应当是摩腾、法兰自己来到中国。至于把佛道比较起来、焚烧经书的事情，也是荒诞的。当时根本没有所谓道经，而且所称的大臣也不合史实。我以前已经辨析过了。第六卷说：“支道林供养鹰，又供养马，严重违背佛教戒律。而且晋代高僧都是凭借老庄之学在佛教内部获得俊逸声名的，所以这里的说法自然浅薄。” 孙兴公、许玄度与佛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也要为他们立传？郗嘉宾是桓氏削弱晋朝的人。当时那些僧侣小辈，不过得到几百缗钱，便彼此互相称扬罢了。第七卷。僧肇公被姚兴杀害，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为什么避讳这件事，却不避讳师子呢？慧可没有忏悔玄高的事，却避讳僧肇，这又是为什么？只是他传记中所谓“将头迎向白刃，恰如斩断清风”，恐怕也是附会之辞，不像僧肇所说的话。第八卷。谢灵运谋反，被弃市处死，这与佛教有什么关系？僧人、道士不向君王行礼，可以；如果连父母也不拜，那只有世尊才有资格这样做。第九卷说：“达摩是观世音大士的化身。”而志公也称自己是大士的化身；两人同时显化，南北方的人因此疑惑。其实不必怀疑，不过是千百亿化身中的两个人罢了。范晔、魏收因为能够叙述佛教之事而没有贬斥性的言辞，却不知道范晔的叛逆作乱、魏收的淫乱鄙俗，和崔浩、李德裕相比，差距何止天壤。第十卷记载文中子的事很详细，大概是因为他的言论中提到西方圣人。第十一卷说，唐高祖接受禅让时，百官跪拜歌舞，僧人只是高呼万岁，拱手站立。鄂国公尉迟敬德、金吾卫将军刘文靖上奏说：“僧人还没有成圣，都是凡夫，为什么竟然对王侯只作高揖？”皇帝命令确定双方的尊卑，并编入朝廷典章。考察当时，尉迟公正在宋金刚部下做贼，刘文靖任内史令，也没有担任金吾卫将军。原州有五块石头，质地青色、纹理白色，形成了“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秘密谶语。这与佛教有什么关系呢？玄奘法师聪颖明达、善于记忆，大概可以和鸠摩罗什相匹敌吧？但在道德操守上，他比鸠摩罗什更为清白刚烈；稍有不足的，只是喜欢说华丽的话罢了。第十二卷记载黄梅弘忍大师前世的事，我将在本传中加以辨析。吕太后、武瞾如此淫乱，却能够弘扬佛法，难道真是懂得佛法的人吗？即使是权宜的教法也不会把她们排除在外，难道还不只是舍近求远、以直尺求曲线，捡了獐子却丢了兔子吗？阿阇世虽然杀父而且罪不可赦，但在一天十二时中还会有善念。像这两个妇人一样，善念永远断绝，必定堕入无间地狱。嵩岳珪与岳神谈论道理，确实雄健爽利，但还不是最为极致的言语。第十三卷记载《法秀施袈裟回向寺领玉箫进玄宗》一事，既然荒诞不经，篇末又涉及淫秽猥亵的言语，实在很不合乎本来面目。

译元鲁山虽然不穿僧服，也说僧人的话，并且有僧人的操行，把他附在这里记载是可以的。安禄山攻陷长安，玄宗进入蜀地，而守臣中有和安禄山一起反叛的人；此人曾任阆州太守，路旁有他的画像。玄宗看见后大怒，用剑砍下画像的头；此人在陕西，头却无缘无故忽然掉了下来。正史、稗史都没有记载，实在荒诞可笑。大慧杲引用这件事来证明禅悟，智常又把它载入书中，这是为什么呢？第十四卷记载，观军容使鱼朝恩在皇帝面前对慧忠说：“朝恩也懂一点佛法吗？”随即问慧忠：“什么是无明？明从哪里产生？”慧忠说：“佛法衰败的征兆如今显现了。”皇帝问：“为什么这样说？”慧忠说：“一个奴才也懂得问佛法，难道不是衰败的征兆显现了吗？”鱼朝恩脸色骤变，大怒。慧忠说：“这就是无明，无明就是从这里产生的。”这番话与大通回答于頔“恶风吹入罗刹鬼国”的机锋同一格调，不过于頔因此心悦诚服，而鱼朝恩反倒更加生出愤怒，略胜一筹罢了。鱼朝恩后来又和慧忠问答，言语过于峻厉险峭，而且没有什么深刻意味。他当时威势正盛，连君主都畏惧；慧忠不应当这样激烈地折辱他，或许是他的门徒加以粉饰的。第十五卷《清凉国师澄观》说：代宗大历元年戊申，澄观奉诏入宫，奉命翻译《华严经》。德宗贞元十二年丙子，命河东节度使李诜迎接澄观入京，与罽宾三藏般若共同翻译乌茶国进献的《华严经》，这大概是再次翻译。贞元十五年，进号为镇国大师，并加授天下大僧录。到开成三年戊午，才示寂，世俗寿数一百零二岁，可以说是有深厚德行的老僧了。清凉从南阳忠、径山钦那里得法，受到君主尊敬礼遇；然而没有听说忠国师推重江西石头希迁，而清凉所推重的却有百丈、大珠、南泉、西堂、药山、归宗，所以其中应当另有用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石〕 第十六卷《大颠折韩昌黎书》是僧人后辈伪造的。我以前已经辨明过这一点。柳子厚年轻时急于追求功名，不加自我约束，但还没有什么妨害；晚年远在外地做官，郁闷失意，直到死亡。至于说神灵用恐吓来索求祭祀和希望，说他属于阿修罗道，甚至不能这样说。怎么可以因为他写了华丽的言辞来赞美僧人、讨好佛教，就恭恭敬敬地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呢？智常有一篇议论说：“周武帝废除佛教时，僧人冒犯君主、抗争此事的，大约有几十人。到了唐高祖议论淘汰僧尼时，惠乘、玄琬、智实、法材等人也惶恐而奋力争辩，引经据理，慷慨激昂，也可见佛门中还有人才。大历以后，祖师之道已经兴盛，我们佛门的豪杰全都趋向禅林。到了武宗议论废除佛教时，稍微能够坚持的，仅有知玄一人罢了。虽然皇帝的意旨无法改变，大势也不能逃避，但在变故之际，竟没有一句话值得记载，这也是我们这些人失去学问的缘故。”考察智常这番话，确实说得过于粗率，但也不应全部弃置不论。宋代宣和年间也是这样。从第十七卷以后，唐代宗门的机锋技法几乎穷尽，幸亏赵州、临济另作一番提点和警策。五代以后，讲法的法席更加兴盛，作者众多。只是我觉得，各位大德往往是从学问中融会通脱出来的，虽然辩才无碍、文采天成，却能够登上江西禅宗的顶峰、透彻领会曹溪的精髓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很多。了元虽然是诗僧，身上还保留着葱岭一带的气息；洪觉范则只是一个剃发苦吟的寒士罢了。陈、隋之际，有个焚身的崖菩萨，此人十分奇异，事迹也很伟大，但这里没有记载。政和皇帝已经在宣德门使佛教受到屈辱，观灯时又被一个白眉毛的行童指斥，几乎无言以对，随后便闭口不言。即使把炮烙、刀砧等刑具一齐施加，最终也没有得到他的一声惨叫。《铁围山丛谈》《夷坚志》都记载得很详细，而这里也没有记载。张无垢九成居士，是佛门中的龙象。他和妙喜仿佛是同一个人，如今却完全不把他列入同类，难道是他有什么不足吗？张无尽请求担任台谏官，想要获得呵佛骂祖的资格，并和司马光、二吕等贤者相抗衡，这正是他准备写《无佛论》时的见识。后来写了《护法论》，便和蔡元长分道扬镳，这才知道佛力是不可思议的。晚年洒脱超然，不问世事，未必没有所得；我以前怀疑他，实在过分了，难道没有看见屠夫广额的故事吗？又说：“朱仲晦年轻时不喜欢读时文，曾因想起一位高僧谈禅，直指本心，明明白白、灵灵妙妙。到了十八岁请求参加科举时，跟随刘屏山。刘屏山料想他一定会留心科举学业，等到搜查他的箱子，只发现一帙《大慧语录》，这就是那句话的由来。这是禅者奉承大慧，又借朱先生来增加分量的话。朱先生平生没有书不读，他的问题正在于钻研旧纸堆而没有出路；如果真是这样，难道就是所谓晚年还未必明白的人吗？” 宇文虚中作为宋朝使者出使金国，后来做到翰林承旨。过了很久，因为嫉妒他的人诬陷他想要结交南方来客、杀害北方人，结果全族被烧死。如今却说他享年一百零八岁，无病无灾，盘腿执笔，朗声吟诵着离世，这难道是实录吗？他的诗中所谓“英名留付世人传”，应当是被杀时留下的绝笔话罢了，这和佛门有什么关系呢？书中所载《李屏山鸣道集》，其中抨击闽学、洛学，有时说得对，有时说得不对；为它作序的是湛然居士移剌楚材。移剌就是耶律，是辽姓的误读。我过去很赞赏楚材的功劳，却怀疑他的行为中有佛图澄、僧稠的用意；如今果然如此，他大概就是释子转世的后身了。刘元城说：“孔子和佛陀的言论，前后相互呼应。孔子说不要主观臆测、不要绝对肯定、不要固执、不要自我中心；佛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它们的次序好像出自同一个人。只是孔子以三纲五常为道，所以关于色空的说法，只是略微开了个头。他又说，所谓‘禅’这个字，六经中也有这样的道理。达摩从西方来到中国以后，禅宗的话大为流行，佛法反而衰败了。如果他不来，佛法早就灭亡了。我被贬往南方，平日虽然从儒学以及老先生的出处进退中得到力量，但也不能说对此事没有帮助。我曾说元城在元祐党人中最为杰出，流放荒远之地万里，年近暮年而气节不受挫折，肤色也没有丝毫改变，真奇怪他的定力从何而来。如今他毫不隐讳，比诸位贤者高明得多。然而正因为此事，他不能被收入理学名籍，只能吃孔庙中的■〈犭屯〉脔。老先生，就是涑水公。涑水公的心性和操行几乎接近闵子、卜夏，但在生死问题上，恐怕不如元城明白。”

译帝师的名字，史书说是怕克巴、巴尔斯济苏，又说是巴特玛，都是错误的。他的制诰中称名为巴喇宻特巴勒丹。他的完整赐号是：“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阐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自从有佛教以来，他所享有的显赫与尊崇，还没有超过他的。论心印不如达摩，论神足不如图澄，论聪慧敏悟不如鸠摩罗什，论记忆不如一行，不过略微会持诵法咒、唱诵佛经罢了，却受到世祖的过分宠信，掌握天下佛教的权力，岂不是太幸运了吗？写在《弘明集》二集之后。《弘明集》是梁代僧人彦悰编述的，《广弘明集》是唐代僧人道宣编述的。它们大体上都是同道教徒争论，以抨击和拒斥对方为功，只姑且取其护卫佛教的作用，而不计较言辞是否愤激夸张。彦悰公所编述的内容，多是东晋、宋、齐人的话，既不能使文章畅达，对于所看到的印度佛典文字，也理解得很浅薄。就像嘴里想吐出话却结巴，手指想伸展却抽搐；大概是义理使文辞窒碍，文辞又被义理困住，进攻固然不能取胜，防守也不像善于辩论，不过如此罢了。至于道宣公的编述，梁武帝弘扬佛法之后，穿黑衣的诸位贤者接连出现，他把这些著作全部收录，文辞也逐渐流畅。只是其中讥笑、辱骂、荒诞、傲慢的言辞，不只是佛教自身难以承受，就连我们古代的先生们也会作呕。其中写得好的，不能胜过陈琳的檄文、张汤的判案；写得拙劣的，则只是一个村社中的喧闹攻讦罢了。那些道教徒又比这更低劣，没有一刻像老子那一派，哪里值得与他们辩论呢？考察道宣编述此书和《续高僧传》，可以说他笃信佛教、喜好学习，却不能说他懂得大道。他在佛门中追求建立功名，所记之事像史书，所用之文有文采。对于儒学来说，大概相当于郑康成、范宁一类的人，不能指望他达到濂洛关闽诸儒的境界。我因此妄加评论：达摩以下的各位祖师，他们的境界大致像孟子。智顗大致像朱子，但两人都胜过朱子。永明延寿的功业可以和朱子相匹敌，却远远胜过朱子。大慧杲的性情类似程叔子，学问类似陆子静，只是两者略有高下。这句话同时涉及佛、儒两家，所以两家的人都会不高兴；然而有见识的人自会明白。《读书后》卷六。●钦定四库全书。《读书后》卷七。（明）王世贞撰。写在《黄庭内景经》之后。《黄庭内景经》是太上道君在蕊珠宫所作的七言咏歌，用来阐明修身养性的要旨。人的一身，最终归宿都在泥丸，而发挥作用的地方都在心。三庭三田之内还有余地。真人就在自身，不必询问邻近之处。有一句话仿佛预先知道后来有人会从西邻取得它，所以我特意把它揭示出来；这样即使飞升超度于世，也已经有充分的凭借了。这部经由景林王真人传给南岳魏夫人。在四十多卷仙经中，它居于首位。南真仙化之后，过了将近三十年，才把它传给东华杨司命，它又居于首位。司命以后，依次传给护军长史许思玄的幼子、上计掾道翔，再传给道翔的儿子黄民。黄民为躲避战乱进入剡县，把各部经书一同寄放在东阐马朗家。晋安太守孔默罢官回乡，听说此事后，用厚重的财物和殷勤的礼节恳求黄民，才得到传写本。孔默来不及诵读，他的儿子熙先、综先才华横溢却性情狂妄，说经书诵读一万遍就能成仙，认为这是妖妄之说，准备酒席，把经书全部取来烧掉。后来他诱使舅舅范詹事晔反叛，遭到灭族；缮写经书的人王兴私下各自抄录了一本随身携带，渡过钱塘江时经书漂失，只剩下《内景经》。王兴于是深信诵读一万遍的说法，刚诵读便失火烧毁了房屋；第二次在露台诵读，又遇雨水浸湿了书套，终于气结，历日而死在深山之中，于是经书在儒、道两家手中的传本都断绝了。王灵期拜访黄民，恳求得到经书后，便擅自增删，并加上华丽文辞，于是盛行于世。黄民回到钱塘后，留下一厨真正的经书交给马朗；后来日子渐久，再也无法取回，便去世了。马氏珍重供奉这些经书，家中人都长寿而极其富有；但三代以后改而侍奉佛教，经书也逐渐散失。后来，正本和抄本分别散藏在陆静修、孔璪、杜京产、顾欢、钟法师、娄居士等人那里。陶隐居想尽办法购得经书；陶隐居有神明般的鉴别力，只有他能辨认杨君以及二许的真迹，并且使《内景》《外景》两部分全部齐备，把它们秘藏在茅山。如今道藏中保存的版本就是这一版本。这件事本来与王羲之毫无关系，不知为什么会牵连到他。宋思陵有王羲之的临本，考察《宣和书谱》却没有记载，恐怕他得到的王羲之《内景经》也是伪本。《黄庭内景经》又名《太上琴心文》《太上金书》《东华玉篇》。孔熙先兄弟以为诵读一万遍便能成仙，因而嘲笑这种说法，却不知道传授者不是凡俗的老师，而是仙师；接受者也不是凡俗的骨骸，而是仙骨，并且还必须是慈惠忠信、沉心专注于玄妙真理的人。接受经书后斋戒九日，使用玄云锦九十尺、金阙凤文罗四十尺、金纽九双来答谢老师；沐浴后住在僻静的房屋中九十日，诵读一万遍，一天完成。即使这样，也应当诵读一百一十多遍，并不是容易的事。如今这部经托付给刻书业，流传天下，那么耳闻目睹而接受它的人，老师是谁，接受者又是什么人呢？即使诵读十万遍，又有什么益处？我从本师昙阳子的教诲，时时默默诵读，也已经能够背诵全文。文仲子休承答应替我用小楷书写，以便奉持；一个月后，休承眼中生翳、手发颤，不能完成承诺，于是改请周公瑕。公瑕每天忙于碑版之间，却能抽身替我完成这件事，结下这段方外缘分，也是一件美事。写在《道德经》之后。

译周公瑕从前替我书写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不久便遗失了。庚辰年，公瑕从谼中回来，想到自己将要老去，便向我索取一份传抄本。有人说公瑕急于得到传本，而我又为遗失经书感到遗憾，于是催促公瑕继续书写。古人所谓“光彩如神明，顿时恢复旧貌”，大概就是这样吧！装裱成卷后，我写下这篇题记。考察太史公记载老子，说他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不详，字伯阳，是周朝守藏室史。周朝衰微时，他于是离开周地来到函谷关。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请勉强替我写一部书。”于是老子写下上下两篇，讲述道德的意义，共五千言，然后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最终去向。又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人说活了二百多岁，是因为他修道养寿。又说老子的儿子名叫宗，宗做了魏国将军，封在段干。宗的后代假在汉孝文帝时做官，假的儿子解做胶西王太傅，他的世系本末十分清楚。然而太史公说，道家使人的精神专一，行动合于无形，能够充足地供养万物；儒者博学却缺少要领，劳苦却功效少。道家以老子为宗师，儒者以我们的孔子为宗师。孔子的教诲，大概是万世君王都应取法的准则；但他的门徒不明白两家学说开端处的相合之处，于是贬抑老子，把他当作异端。而老子的门徒中那些庸俗鄙陋、荒诞怪异的人，看见佛教从西方传来，事迹宏大奇特，声势高峻盛大，光耀一世，便无暇同儒者争辩，反而偷取其中残余的影响，想与佛教抗衡，并且一同流传。他们大概羡慕释迦的名号，便说他历经许多劫：在伏羲时是郁华子，在祝融时是广寿子，在神农时是大成子，在轩辕时是广成子，在少昊时是随应子，在颛顼时是赤精子，在帝喾时是录图子，在尧时是务成子，在舜时是尹寿子，在禹时是真行子，在汤时是锡则子，到周代开始才是老子。轩辕时代，广成子居住在崆峒山一千七百年，而在这以后还没有结束。远古的事暂且不论，在广寿子、大成子之前，或者在随应子、赤精子之后，又是什么人呢？况且尧、舜、禹并不是不同的时代，却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三个化身，迁移变化为什么这样迅速？三代以来，贤能的公卿并不缺少记载，又为什么一个也没有提到？甚至还说老子生于商代，替周文王担任守藏室史，名叫爕邑子；武王时迁任柱下史；成王时仍守旧职，名叫经成子；后来于是向西游历流沙。康王时又回来，名叫郭叔子；昭王时又向西远行，等等。这大概又是附会《化人经》的说法。惊异于释迦有三十二相、七十二种好相，他们便也说老子有七十二相、八十种好相；惊异于释迦身高一丈六尺，他们便也说老子身高一丈二尺。他们不知道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人们已经认为他是长人而感到奇异；如果有人身高一丈二尺，人们却不感到惊怪，实在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而且史书为什么没有记载呢？老子是至圣，他化身为太上灵真至尊，又何必借用西方的事来加以修饰呢？然而到了儒者贬斥他、把他指为异端的时候，又实在可笑。老子的言论往往都是格言，体是极其虚静而不是虚无，用是极其广大而能够消融万物；他的事迹，精深处用来修治自身，粗浅处用来治理天下，取法他确实能够找到根源。大道废弃，才有仁义；智慧出现，才有大伪；六亲不和，才有孝慈；国家昏乱，才有忠臣。说得真透彻啊！君子处在世间，非常不乐意享有这些名号：仁义、孝慈、忠臣。这些名号都是不得已才有的，所以说：“断绝仁义，抛弃仁义，人民就恢复孝慈。”所谓断绝，是断绝这些名号；所谓恢复，是恢复它们的实际内容。将要收敛它，必定先让它张开；将要削弱它，必定先让它强盛；将要废弃它，必定先让它兴盛；将要夺取它，必定先给予它。这是说祸福相依、正道最终取胜，造物者仿佛诱使人自满，是为了让治理国家、修养自身的人在事物张开、强盛、兴盛、得到时警醒思考，并不是教人使用权术。不能理解老子立言的本意，也不懂他的文义，却妄自替他辩护，这就是荀卿所说的卑贱儒者。王世贞说了这番公允的话，却受到如今分别信奉儒、道两家之人的谴责；但是，如果我的老子、孔子仍然在世，他们会认为这是值得谴责的吗？还是不会认为这是值得谴责的呢？写在《庄子要语》之后。庄子也是人类中的天才。他所处的地位和成就，是天才中的人物；他的言论有时突然超出尘世之外，因此也是人类中的天才。只是他出世而不能完全超脱，也没有达到大雄氏那样的境界，所以又是天才中的人物。他所说的话将近几十万字，如今我从中采录，周生替我记录的，十成中还不到一成。然而这些话都纯粹明莹，就像谷物得到精凿、乳汁得到醍醐和酪、砂矿得到银子一样。自从庄子的言论出现以后，后世善于修辞的人猎取其中的奇异，重视见识的人凭借其中的博大，拘泥于一端的人怀疑它荒诞，谨守经典的人忧虑它诡奇。他们这样做都各有来由；但是，他们固然都有所承继，这与庄子本人并没有关系。我采录这些话，只是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东西，这也与上述四类人都没有关系。写在《关尹子要语》之后。从前关尹子在函谷关以东看见一缕紫气，便知道像老子那样的圣人要来了。如今读《关尹子》中的一句话，就知道这不是关尹子的著作。虽然这是后世那些认识玄理、懂得养生、苦心思索以求奇异的人所写，但他们并不是为了借关尹子的名望来托名。为什么呢？能够认识玄理、懂得养生、苦心思索以求奇异的人，一定不会认为关尹子的名望足以增重文章；借重关尹子的人，必定只是剽窃黄帝、老子、庄子、列子的片断余绪，把文章的主旨压低，却把辞藻写得铺张夸饰。如今这篇文章所压低的是文辞，所伸张的是义旨，所以说它不是为了托名关尹子。至于王生替我书写这篇文字，奇异已经到了极点，思考也苦心到了极点。这样也就可以了吧。写在《天隐子》之后。《天隐子》一书由司马子微编述。有人说它传自天隐子，我怀疑其实就是司马子微自己所著。注解《参同契》的人认为它浅近；思悟真理的人认为它局促狭小，但它也自有道理。至于说胎儿已有形体，已经在呼吸精血，怎么可以停止饮食而求长生呢？这就是所谓只看见一面、没有看见另一面。子微的术法，不过是避免疾病、延长寿命罢了。如果道能够使人不生病，又何必说避免疾病；如果能够长寿，又何必说延长寿命呢？他所说的坐忘，是因存想而达到的；又因为存想而忘记言语，所以精神才能专一。写在《化书》之后。

译所谓《化书》，就是观察变化。凡是从有忽然变成无、从无忽然变成有，都是变化；从有逐渐变成无、从无逐渐变成有，也都是变化。用自己推及万物，用万物推知万物，用万物推及天地，都是在有无交替之际得到的，其中包含着保养自身、治理天下的方法。它的宗旨深远，文辞华美，语言简约而切中要害。因此有见识的人说：“这不是齐丘所著，而是真人谭峭、景升所著。”景升写成此书后交给齐丘，让他推行。齐丘把书藏起来，冒用自己的名字。有人说：“齐丘得到这部书后，嫉妒景升，便把他杀了。”有人说：“景升醉后，被齐丘装入皮囊沉入水中。”道家人说：“景升是羽化成仙的人，齐丘无法杀死他。”宋人讲述传奇，甚至说有渔人捕到一条鱼，得到一个皮囊；水藻封住皮囊，形状像■〈马犬〉鸟蛋。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个人，正在呼呼熟睡。他醒来后问渔人：“《化书》流传开了吗？”渔人说：“已经流行了。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快乐，请再替我把皮囊缝好，放回水中。”这都是附会。渔人怎么会知道《化书》是否流行？渔人捕到人后又把他放回水中，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这部书，我认为齐丘必定窜入了自己著作的十分之一二，然后把它掩饰成自己的作品。例如《五常》一章，忽然说：“运用帝王的筹策，代替天地掌握权衡，这样的人就是仲尼。”这大概是齐丘借以自我标榜的意思。景升如果确实是作者，一定不会推尊仲尼，也不必依附儒者。况且齐丘在谈论观察变化时，总是自称小人，所谓“不经考察便招致祸患”，真是可笑，可笑。写在《元始上真众仙记》之后。这篇记又另题为《葛洪枕中书》。序文说，在罗浮山夜半静斋时，忽然降下一位真人，授予作者此书，说：“天地阴阳尚未分开时，一片混沌，形状像鸡蛋；有位盘古真人，自称元始天王，在其中游行。经历六劫后，忽然生出太元玉女，二人相互交通元气、凝结精气，仍居住在玉京山宫殿中。每一劫施行一次，太元母生下天皇；天皇有十三个头，统治三万六千年。后来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太元母又生扶桑大帝；东王公号元阳父，九光玄女号太真西王母；太上真人是元始天王的弟子，金阙老子是太上的弟子。他们的职掌，就像世俗中的司徒、丞相等官职。其他神灵真人的名号，往往和职位、功业图谱相互出入。至于说张衡、杨云是北方鬼帝，治理罗浮山；嵇康是中央鬼帝，治理抱犊山；伯夷、叔齐是九天仆射；周公旦是北帝之师；屈原是海伯；王弼是北海监，这些都没有记载在《真诰》中。可是又有更可笑的地方：葛洪在晋惠帝时已经升化，而许映、许穆、许玉斧、郭景纯都出生在东晋南渡以后，与葛洪并不是同一时代。” 又说二许是真人，却没有掌管职务，似乎又是没有读过《真诰》全文的人。喜欢夸饰而不考察古事，凭此写成伪书，过了很久才逐渐暴露，真是太幸运了！道藏中这样的书很多，不能全部摘出，只摘出其中最明显的。” 写在《许真君石函记》之后。《石函记》上下两卷。考察这部书，既然说是许真君所记，其中所构撰的内容却全不像晋人的语言。大概自张紫阳以后，陈泥丸、白紫清相继出现，都凭借无所阻碍的辩才，阐发性命之学的宗旨。一时间门下弟子仿效他们创作，末流宗派的卑下气息扑面而来。甚至把《醉思仙歌》托名给真君，把《大还丹歌》托名给吴猛，把《铅汞歌》托名给严君平，把《龙虎歌》托名给阴长生，把《破迷正道还丹歌》托名给锺离云房，把《敲爻■〈謡，土代言〉头坏》说成赠别方处士，把《题王先生庵门赠乔二郎鄂渚二道谷神直指大丹诸歌》托名给吕洞宾，把《还丹破迷至真三歌》托名给刘海蟾。这些作品鄙俗、冗长、杂乱，不能摆脱沿街鼓板说唱的气息，好像出自同一张嘴。他们不知道长生之作的四言诗何等古雅，具有正始的声调；海蟾的五言古风、钟离和吕洞宾的近体诗清新飘逸、秀拔有力，何曾没有唐诗的本色呢？这必定是陈上阳一类人所作，给丑妇涂脂抹粉，却冒犯了西施，实在可恨。如果其中有一两句精深到位的话，也不妨仿照《摩天偈》的例子选取它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写在《坐忘论》之后。杨用修说，司马子微的《坐忘论》应当是“坐驰”之误；这大概是只见过书名而没有熟读其中的言语。他所谓“执心住空”，仍然有所执着，既不合乎道理，反而成为弊病。如果“心中生起的一切都消灭，不分别是非”，那就是永远断绝觉知，进入盲目的空无。如果任凭心中生起的一切而完全不加约束，那就和凡夫本来没有区别。如果只断绝善恶之念，内心没有归宿，任意漂游，等待它自行安定，只是白白欺骗自己。如果遍行各种事务，却说“内心不受污染”，在言语上很好，在实际行动上却非常不对。这些都是从内心深处锤炼过一番的人，所以对于心所受的病症能够如此诚恳而透彻。他治理内心的方法，是说：“平息纷乱而不消灭光明的觉照，守持宁静而不执著于空；持之以恒地实行，自然能够得到真正的见地。”又说：“有疑问就任凭思考，已经悟到就停止思考。一定要思考时，思考会以智虑损害恬静，这是以末端伤害根本。若有烦恼、邪念和乱想，随即觉察，便把它们除去；毁誉、善恶，也都立即排除。不要让心承受外物，心不承受外物，叫作虚心；心不追逐外物，叫作安心。心安而虚，道自然会来居住。”这样说下来，不就是我孔夫子所谓“不要主观臆测、不要绝对肯定、不要固执、不要自我中心”吗？有什么不同呢？这与曹溪、黄檗的道理也相距不远；按照这样的说法来解释“忘”，怎么能说是“坐驰”呢？所以我说：杨用修似乎没有熟读其中的言语。写在《三茅真君传》之后。

译关中王令赐绂从白光禄那里启封取出，常常带来白光禄亲手刻写的《三茅真君仙传》。我恭敬地读它，发现就是《真仙通鉴》所记载的内容，只是增加了不少细节。三位真君的成仙事迹明显存在于名山之中，《真诰》和南真石函的记载也明白地摆在眼前，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遗憾的是，玄门中执笔写作的人不通晓史学，肆意加以文饰，以至于给人留下攻击的把柄，最终反而成了多余的累赘。我请求略微谈一谈。所谓一百一十二字的宝号，是受自天帝，还是受自人间呢？如果受自上天，不过是《真诰》中所说的那些称号；如果受自人间，不过是唐、宋以后所加的封号，不应当繁杂到这种程度，而且还抄袭北极、文昌的■〈言比〉漏。秦代封彻侯，最少也不过蜀地的应文信以及秦始皇时的王贲、王离、赵亥、赵成、冯毋择罢了。李斯做丞相尚且不能封侯，为什么又有长平侯偃、广信侯熹呢？战国时期有封号而没有谥号，秦始皇又不设置谥号，为什么又有长平恭侯呢？定录仲君，据说生于景帝戊戌年，到武帝元朔元年被举荐为贤良，授任五官中郎将。考察元朔元年是癸丑年，仲君当时只有十五岁。这一年虽然下令郡国举荐孝廉，却没有听说举荐贤良。西汉官制中没有所谓五官中郎；因上书而被授为郎中的，只有主父偃等三人，也没有听说授任中郎。征和二年转任太子太傅，考察这一年是癸丑年，戾太子谋反；如果发生在此前，他就会和少傅石德以及宫中臣属一起被诛杀；如果发生在此后，当时已经没有太子，也不可能设置太子太傅。元凤元年授任破胡校尉、武威太守，这一年是辛丑年，当时并没有设置破胡校尉这一官职。保命季君据说生于庚子年，武帝建元三年被举荐为方正却没有赴任；考察这一年是癸卯年，季君当时只有四岁。又说他游历梁国，做孝王的上宾；但那时孝王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宣帝地节二年，他从洛阳令转任西城校尉；这一年是甲寅年，季君已经七十五岁，而且当时也没有西城校尉这一官职。元帝即位，仲君授任执金吾，季君授任五更大夫，转任西河太守；考察这一年是初元元年癸酉年，仲君九十五岁，季君也九十三岁，不应当再列入官籍。如今九卿、二千石官员中如果有这样的高寿，君主一定会特别表彰，史书也一定会为他立传，不应当寂寂无闻到这种地步。况且九卿年表中，执金吾是冯奉世，并没有所谓仲君，也没有设置五更大夫这一官职。总的说来，研究玄学的人不应当因为它有文饰，就任意加以议论；守持儒学的人也不必厌恶它的文饰而随即产生诽谤。取其道理而加以节制就可以了。长夏无事，我偶然写下这些话给王令看，假如可以留给光禄，稍微删削一番，怎么样？写在《桓真人升仙记》之后。丁卯年秋天，我避居弘法寺，抽出道藏中翔字函的一小册，书名是《桓真人升仙记》。我非常喜爱它，于是亲手抄写了一遍。书中说，西蜀华盖山李桓仙君把金丹大药以及飞步、隐身等秘诀传给桓法闿，传授完后又教诲他，让他跟随陶隐居做门徒，披散头发、赤脚，拿着锄头种菜，经过十二年，我将举荐他给上帝，让诏令他升入云天。书中还说陶隐居有三件是、四件非；所谓四非是：第一，注释药饵方书，杀害禽、鱼、虫、兽来治病救人；第二，喜好推算星辰运行，穷究天机，暗中厌弃鬼神，谈论人的吉凶祸福；第三，种植花木，耕作山林，砍木建屋，依仗自己的声势，亲近朝廷；第四，妄想过于深重，便希望升仙，开始建造待仙楼，修筑降真馆。又说陶隐居雕琢文辞，耗费精神钻研典籍，穷究经书义旨，喜好记述异事，而且求取真道不能专一，暗中同时修习两门，声称修行菩提之道，又依据西天记载写往生文，儒道佛三教并修，因此上帝还没有认可他。桓法闿依照这些话去做，果然按期升天。关于四非的说法，正是我非常赞同的。后来稍有空闲，读完全文，却鄙弃它，因为它拖沓猥杂，完全没有六朝文章的气韵。我又遍考各部道藏，发现《高道传》说：“桓法闿，字法舒，不知是哪里人，侍奉陶隐居，在华阳馆十多年。一天，有两个青童和一只白鹤从空中降下，陶隐居高兴地以为应当是自己得道升天了。青童说：‘这是太上所命的桓先生。’陶隐居盘算门徒中没有姓桓的人，推究后找到服役的人法闿，便责问他：‘你平常修行默朝之道，亲自朝拜上帝已经九年了。’陶隐居更加想拜他为师，法闿推辞而不答应；陶隐居于是恳求说：‘我求道已经很勤奋了，却还长久滞留人世，难道是因为有过错吗？请您替我查问一下。’法闿驾着白鹤升天，三天后秘密降临陶隐居的房间，对他说：‘先生的阴德已经显著了，只是您所修订的本草书把■〈亡上虫下〉虫、水蛭之类作为药物，对人有利，对物有害，因此稍微滞留了十二年；如今罪过解除，应当投身蓬莱都水监。’”这篇传记是道士贾善翔所撰，进呈给成都李汝成后，李汝成加以驳斥，说陶隐居是玄门中的董狐，怎么会有异人在门下而自己却不知道？又得到陶隐居的墨迹，南平王所建的清隐馆，就是弟子桓法闿居住的地方。邵陵王又记载，陶隐居升化以后，法闿仍然在世，没有提前升天的说法；而且法闿是接受陶隐居传法的高足，他绝不是服役之人，这是十分明确的。根据贾高所撰的传记，说都水监之事是门下弟子女真钱预先告知的。又考察陶隐居所著《冥通记》，其中说周太玄从定录赵丞那里得到南真夫人的传授，完全没有提到法闿。至于这部《升仙记》，极像唐末宋初人所作。开头记载李桓命法闿拜陶隐居为师的话，尤其荒诞。而且当时陶隐居还在世，怎么能称他为贞白先生？大概是作者不知道“贞白”是陶隐居升化后所赐的谥号。伪造书籍的人幸亏会泄露破绽，否则真会使人头晕目眩。《读书后》卷七。●钦定四库全书。《读书后》卷八。（明）王世贞撰。写在《张道陵传》之后。

译《天师一传》大概是因为世代谱系而作的。其中牵强附会之处，简直无法言说。请允许我逐条辨析它。书中说，和帝即位后，听说他有道术，便以三品印绶征召他。那时汉代根本没有三品官。又说征召他为太傅，封为冀县侯。这又是因袭卓茂的事而加以附会的。太傅位列三公之上，大邑通侯，难道在太平时代会突然授予一个草野之人吗？况且这难道是小事，史册却会不加记载吗？又说他所受的神符，只要执笔远远一画，千万鬼众便全都死去，还能使它们复活。既然这样，当时西川的疫鬼，太上老君当然只需略加示意就足以平定，又何必放任它们作恶到极点，再借天师之手来制服呢？阳都一带多是深山穷谷，王法无法施行，所以天师得以便宜行事加以统摄。那里即使人口繁衍，也不过几万人，怎么会有三万六千种外道呢？一画便能杀鬼，既然是太上老君亲自授予他的本领，却又责怪他杀得过分、杀气污秽弥漫天空，这又是什么道理？张鲁以汉中投降魏国，受封为侯并善终，史传记载得非常清楚。如今却说他不接受封爵，白日飞升。况且曹子建所作的论，详细称述当时的道术之士，却没有提到张鲁。张鲁的儿子张卫、张隗都没有什么奇术，何况飞升呢？况且哪有子女十几人，连续几代都飞升成仙，却没有一个人留下纪年？从晋代到昭成、椒、仲回、逈、符、子祥、通、仲常、光、顺、士元、修、谌、秉一、善、季文、正随、干，他们寿命长的都超过一百岁，少的也不低于九十岁。为什么在干曜被召见以后，子孙的寿命却都同常人一样了？大概是前代的世系数字不清楚，又缺少记载，只好用长寿来弥补。记载不明，就可以凭影响揣测，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总的说来，到了镇南以后，虽然印、剑、符、箓还保存着，但未必件件都在修持；那些修持的，也未必件件都有效。到了宋真宗时期，他很喜欢这些事，所以才陆续有人出来应验。然而也没有什么能够惊动人心的。到了宣政年间，虚静先生继先出世，他的倜傥奇变，使君臣彼此争相以文章来铺陈。后人因袭他的事迹，难道真有世代谱系吗？《真诰》虽然时时称呼天师，却只称他为‘陵’，也并不十分尊重。写在《玄风庆会录》后面 长春丘真人在西域雪山的南面拜见太祖，面对面告诉他的有将近三千字，大略叙述师传的宗旨，并告诫他：过分愤怒会伤身，过分喜悦会伤神，过度思虑会伤气；又恳切地把节制色欲列为首要之事，同时谈到保卫国家、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减轻赋税等事。元太祖生性喜好杀戮，怀疑这些话与自己的性情格格不入，但太祖却赞叹不止，称他为神仙，赐给他可以便宜行事的金虎符，让他统领天下道教。以佛图澄的神奇本领，尚且能够使石勒信服，但也几次陷于危难，石勒同样不能采用他的话。长春为什么能在元祖那里得到这样的信任呢？有一种说法是，长春能够咒水瓶使水中生出金莲花，元祖因此相信了他。但考察谱传，都没有记载。录文者说：‘移剌楚材’中的移剌，恐怕是‘耶律’的讹误。他的官衔称为侍臣、昭武大将军、尚书礼部侍郎；但元至至元以后才开始有侍郎，而且侍郎也不隶属于尚书省，这恐怕是错误。其二 后来考察《湛然居士西征记》，其中很称述长春的短处。湛然就是楚材的别号。这个移剌氏，应当是另一个楚材。其三 丘长春是道门的法嗣，他的学问实际上得自禅宗。他用片言只语使蒙古太祖醒悟，太祖便让他总领道教；可是他的弟子不能个个贤明，往往侵占寺院作为道观，或者改塑三教的神像：让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释迦牟尼居右，甚至让三者都站立侍从。后来传了四代，到了所谓孟格皇帝时，采用少林僧裕的奏疏加以辨析，查明道士李志常等人义理堕落、焚烧佛像等事，斥责冒充僧人的道士十七人，归还佛寺三十七所。又到了色辰皇帝时，再次焚毁道教经书，恢复佛寺二百三十七所，并下令全部改正塑像，道教于是屈服了。从前寇天师谦之以符箓之法辅佐拓拔世祖，世祖因此完全废除佛教，杀戮僧人。寇谦之后悔而想劝谏，却已经来不及了。唉，他的老师是医生，弟子却蓄意用毒杀人，老师又怎么能没有罪呢？写在《真仙通鉴》后面 《麻姑坛祠记》是颜鲁公撰写的，赵道一依靠它撰成《蔡经传》。只是其中说，麻姑拜了两拜，却没有相见，一转眼已经五百多年；又说自从接待以来，已经看见东海三次变成桑田。等到麻姑取米撒在地上，米便变成丹砂。方平笑道：‘姑姑不过是故意作少年人的游戏罢了，我已经老了，不再喜欢做这种欺诈般的变化。’既然如此，方平得道应当在盘古氏以前。可是等到他撰写《方平传》时，却说方平是东汉的东海人，举为孝廉，授任郎中，逐渐升至中散大夫；在孝桓帝时，主管太尉陈躭家三十多年，后来尸解离去。这样看来，方平再次经过蔡经家，不过是一百多年的事。推算他的始末，最多只是活了二百岁左右的人，又怎么会比麻姑还老？而且又说沧海三次变成桑田，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方平在东汉时曾经中途出来一次吗？还是另有一个方平？或者经过蔡经家这件事确实存在，只是传述方平的人，传下了他的姓名，却没有见过他的文字？前传说他镇守青城山的丸仙宝室，后面又说他镇守昆仑山，彼此也互相矛盾。车子侯是扶风人。汉武帝喜爱他的清静无为，逐渐升迁他，直到侍中。有一天，他对家人说：‘我如今要补任仙官了。’武帝思念他，便为他作歌，歌词如此如此。考察起来，这就是奉车子侯。奉车子侯是霍去病的儿子，武帝派他随从封禅泰山，某天夜里死去。武帝思念他，便作歌悼念。又有一种说法记载，他曾对家中的道士说：‘子侯已经成仙，不值得悲伤。’按照桓氏《新论》，武帝憎恶子侯而将他杀死；如今却把这件事说成飞升成仙。又不知道奉车子侯是霍去病的儿子，反而称他为车子侯，尤其可笑。

译太极真人杜冲说，周昭王二十七年，他听说文始尹先生登真，于是住在灵宅、栖心玄学而修道；康王特意赐给他黄金百镒，修缮他的旧宅，并赐号为楼观。书中又说，老子在周代任藏史，孔子还曾向他请教礼；后来他向西渡过函谷关，尹先生挽留他，于是为他草写了五千言。如今却说周昭王十七年尹先生得道，这是第一处错误。康王是昭王的祖父，如今却说康王赐金百镒修缮旧宅，这是第二处错误。恐怕都是牵强附会，不能相信。又说周穆王喜好并推崇黄老之学，尊崇修建灵坛、立庙，设置老君和尹真人的像，更是可笑；难道说穆王时就已经有老君观吗？又说杜冲真人在昭王二十七年才开始学道，道成后，宗年二十岁时拜他为师；他活到一百五十多岁，至厉王十三年才飞升。这是说昭王距厉王时已有一百七八十岁了吗？楚康王的事尤其荒诞：王翦灭楚时已经俘虏楚王负刍，哪里还会再有康王？《周义山传》是一篇博大畅达的才人文章，然而其中反复引用的各位仙真，都只是传记中已有的记载，没有一件是新奇的。至于所谓黄老无英、白元君，又是《黄庭经》流传于世以后才有的说法。如今说他们是汉宣帝、汉元帝时得道的人，恐怕未必可信。费长房因为丢失符箓被鬼杀死，华佗因为耽误期限被曹操杀害；这些都是方术之士，怎么可以列入仙人之中呢？长房获得符箓的经过，从壶公那里开始，在范晔《汉书》中记载得很详细。《丹台录》说壶公姓谢，名元一，恐怕也是附会之说。刘宽没有听说过他有仙道，只是《真诰》记载了他。《路大安传》尤其荒诞。按照传文，大安生于顺帝汉安元年壬午，到晋惠帝永康二年辛酉，应当已经活了一百八十岁了。可是当时王戎才七十岁左右，传文却说大安是王戎的外甥，王戎是他的舅舅，草率竟到了这种程度。况且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赵王伦反叛，自任相国；第二年正月在金墉城废黜惠帝，四月恢复帝位，改元永宁，因此根本没有永康二年。惠帝连豆麦都分辨不清，是个糊涂人；一年之内先被赵王伦废黜，复位以后又由齐王冏专权，皇帝连饮食起居都不能自主，又怎么能召见大安，驱除禳解厉疫呢？传文所谓上真传授名录，年份和姓名相合，就可以冲天，于是说大安在大安年间白日飞升。然而实际年号是太安，不是大安。这类错误非常多，姑且辨析并记录下来。据《真诰》中陶隐居的记载，许黄民本来没有得道，不应列入仙人传记。胡长仙的事非常奇幻豪纵，只是他处在唐中宗、武后时期，年代应远早于叶静能、张果，却没有见于史书的方术记载。《太平广记》搜罗得不遗余力，对叶法善、罗公远一类人物记载非常详细，却偏偏没有提到长仙，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有人增饰的吗？许真君诛除妖蛟以及拔宅飞升的事，神奇豪纵，足以惊动凡俗，光耀一世。如今遗迹还在，谶记也都存在。唯独《晋史》搜罗神怪之事，程度不亚于虞初，旁及义云，却偏偏遗漏许敬之，不可理解，这是第一件不可理解的事。郭景纯在行刑者和鹊巢树上的事都记载了，却顾意遗漏真君化鸽的踪迹，这是第二件不可理解的事。真君居住的地方既不偏僻，寿命又达到一百三十六岁，白日飞升；他的家属和门徒，何止一百人，官府却全都没有上报，这是第三件不可理解的事。《真诰》赞扬许氏，记载晋室诸贤，几乎没有遗漏，难道长史作为真君的堂弟，竟完全不把他列入其中，这是第四件不可理解的事。陶隐居遍访仙迹，如饥似渴，唯独对于真君的事迹茫然不知，这是第五件不可理解的事。如今龙沙高出豫章城，地仙之事应当有可以验证的地方；但先师昙阳子诗中说‘五陵教主，世多不能悉’，而给真君作传作注的人，却把东门之镇说成宛陵，南门之镇说成浩陵，西门之镇说成鹊陵，北门之镇说成涪陵，中门之镇说成泰陵，以此来落实它的分野。只是这些地方相距太远，名称又像是新造的，不知是否确实如此。王子年能够预知苻坚南伐必败，却不能保全自己；能够预知姚苌的儿子姚兴没有谋略而会擒获苻登，却不能预知自己会死在姚苌手中，这是极大的谬误。难道是佛教所说的偿还宿债吗？还是因为他用来述说谶纬、谈论吉凶祸福，触怒了真正的主宰而获罪？正史没有说他因兵解而死，恐怕是传述者增饰了。他所著《拾遗记》十卷，大概还没有写完，就已经可以看出其中违背道理的诡异之处。项曼都是个荒诞之士，和过去所传的古强、蔡京一类人相互类似。他所说的‘斥仙人者’，不过是指责、指点仙人的人罢了；却把他当成真仙，实在太没有见识了。徐启玄为王大夫医治女儿金英的事，怪异得无法形容，而且又牵涉许多无谓之处。难道是徐启玄想要暗中占有他的女儿，所以故意施展障眼隐形之术，夸张欺骗来控制她吗？据《南史》，萧子云在侯景之乱时避居外地，后来死在那里；如今却说他回到萧山，又迁居清虚馆，遇到神人降临，告诉他说，清虚馆东北有都水坑，水从东面流入，可以迁居。萧子云于是又把家迁去寄居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年。一天，上帝赐给他玉册，封为元洲长史，仍主管郁木福庭的簿籍；神仙府中八十二口人一同隐居，从此不再出现在世间。我不敢认为这件事确实如此。不过萧子云毕竟是名卿大夫。清虚馆在萧山附近，并不像地肺、桃源那样深远险阻。他全家八十二口，又不是只有一个人，怎么会居住二十多年，却没有引起君主派人寻访，也没有留下宗族亲党的踪迹？他的死亡地点和年份，史书没有另外记载，又是什么原因？况且文人学士一类人，必定会拿萧子云作为谈资，哪里会有这样显著的迁化奇事，却一点也不提到？我猜想，或许是栖居清虚馆的羽客，恰好汇集了张、杜、昙、永等人的仙迹，于是牵连萧子云，把他当作陪衬罢了。吴道子的画迹虽然神奇，但他终究只是一个画工。正史、野史记载他的仕进和出处，详细而明白，从没有把他当作仙人。如今却说他得到袖中仙术，周游人间。玄宗听说后召他入宫，宫中有几寻高的粉墙，便让他画山水。吴道子请求使用一缶墨浆，泼在墙上，再用帷幕遮住。不一会儿，请皇帝前去观看，只见山水、林木、人烟、鸟兽，无不齐备，而且精妙绝伦。吴道子慢慢走着指点，指出岩石下有一个小洞，敲击它，洞门忽然打开。旁边有一个童子，吴道子奏道：‘这个洞中景致很好，臣请求进去为陛下先行探看。’于是跳了进去。不一会儿洞门关闭，守城的士卒说：‘吴道子出来了。’皇帝再次去看所画的地方，却只见洁白的墙面，山水全都没有了。何齐东这个野人荒诞无稽，竟到了这种地步。他不知道吴道子供奉唐明皇最久，画迹遍布宫禁以及长安的寺院屋宇。这真是可鄙可笑到了极点。

译许栖岩的事情无法考知，但他所说与太乙元君相对答时引用《黄庭》《老庄》的三句话：‘只要思得一部，寿命便无穷；真人的气息，以脚跟承接其精，才是最真实的。’其中似乎颇有领悟。后来又命道士劈开太华山，什么神灵能在海上建立桥梁，什么鬼怪能做到这些？这又像是梦中呓语。大体说来，这篇文章就是唐人传奇，如《嵩岳嫁女》《南溟夫人》一类的作品。刘忠州刘晏所遇到王十八的事，见于《太平广记》，文章典雅，事情也核实可靠。只是他既然爱好这样的事，遇到的又正是这样的人，而且身居宰相、掌管盐铁，却不想着回头脱身而招致流放和杀戮。所谓利欲使人智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嵇叔夜传》说：‘舜听信奸臣的话，杀了伶伦八人。’又说：‘晋文帝命令嵇康面向北接受诏命，去教导宫人，嵇康不肯服从。皇帝便在市中杀了嵇康。’这又是一个齐东野人式的荒诞故事。司空在南北朝时是三公之一，齐明帝时期，哪里会有司空张岊？东昏侯即位后，每天都在寻求杀戮，哪里会容许司空解职，还让百官为他饯行呢？大体上，这些都是宋徽宗时期为了粉饰而编造、用来乞求恩泽的，种种事情都属于这一类。玄真子是一个隐居而无所牵累的人，几乎可以说已经得道了。然而所谓把席子铺在水面上，安坐饮酒，来往如飞；又同颜鲁公告别，挥手飞升，这些事情在正史、稗官以及吴兴地方掌故中都没有记载，可以说是画蛇添足。张果是宇宙初开时的白蝙蝠精。叶法善既然因为太极紫微左仙卿的身份而被谪降人间，他的品格和地位远高于张果，为什么反而泄露张果的宿世因缘，使自己突然死亡？唐明皇月夜之事，一说发生在西凉州观灯，一说是两次游月宫；而陪同引路的人，有的说是叶法善，有的说是罗公远，有的说是申元之。大概是一件事由不同的人传述，所以说法不同。不过恐怕也是虚妄，不值得相信。申元之与张云容的事，另有传奇记载，内容很详细。郑遨的行迹极其奇异，但他是隐逸之士中很有高雅趣味的人，并不是仙人。欧阳修的《五代史》为什么遗漏了他？谭紫霄在五代时已经懂得庄子、列子的旨趣，并且同佛教相合，难道不是开悟之士吗？他辞去荣华、谢绝施舍，活到一百五十岁仍安然自若地解脱而去，比杜光庭贤明得多。黄损在南汉做官时任尚书仆射，忽然隐遁离去，三十二岁时回来，题诗后又离去，也很奇异。然而这首诗所说‘惟有门前鉴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连同全诗四句，都见于贺季真的诗，恐怕是好事者妄传的。崔伟的事荒诞虚幻，不值得相信。所谓灰袋道士，张口像簸箕，五脏全都露在外面，见于《酉阳杂俎》。但这件事已经在《舒虚寂传》中见过，而且人物又都是翟天师干祐的弟子，怀疑其中一定有一处错误。《李升传》中记载他同元稹、白居易饮酒时作有绝句，其中‘谁能无路趣名利，臣事玉皇归上清’两句，《钟离云房传》中也有，称是吕先生所作；应当以《李升传》的记载为正确。纯阳传不应当收入《邯郸卢生事》。邯郸的吕翁，是开元年间遇到的人；那时吕纯阳还没有出生。《贺员外传》说有个乔仝，年轻时患严重的麻风病，离开家而自弃于荒山，遇到水部，水部教他吃松脂，年纪大约八十岁上下；他在水上行动如飞，曾多次随水部向东游历，经过潍县。元祐初年，他来见苏子瞻，说：‘我的老师曾游历密州，在常山路上认识您，心里好像很喜欢您。’子瞻挽留他，他不肯；又说：‘我的老师已经以正月十五日约我在蒙山相会。’子瞻作诗送乔仝，并作五首绝句寄给水部，从此世上便没有人再见到他。考察苏子瞻的文集，确有这些诗，诗写得很好，苏子由也有赠诗。然而当时有见识的人说乔仝是妄人，他原本没有什么见识；贺员外得到诗后竟离去，向人夸耀，后来苏子瞻便再也没有见到他。陶隐居、孙思邈、陈图南三位先生，都不能断定九重天上的往来。我觉得陶公似乎稍微有些用意；我一向喜欢博览广搜，又自负有才而仰慕鬼仙，那么陶公就是我的老师。近来特别厌恶射猎，想向孙先生求几丸药，用来救济道路上的贫苦孩子。回来后借希夷先生的一枕黄粱，学习五龙睡法罢了。水 丘子的话不多，却很有至理，应当是得道之人。《王筌传》说，他起初遇到一个乳房长到肚脐的妇人，妇人说：‘我是萧三娘。’按照《西京杂记》，乳房下垂三尺的妇人，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七星，东方朔知道这件事。《张拱传》记载道士说：‘神仙把辟谷看作下等之术，然而不食五谷便没有污浊之物，没有污浊之物便不会泄漏精气，由此也可以进入道境。子房等人竟然用丹药来疗治饥饿，本来已经很迂曲了。你想得到这种道术，从今以后不贪恋女色就可以了。这是确实的道理，我会牢牢记住。’

译我读《宋史·林灵素传》，惊异于其中荒诞虚幻之处很多，却没有别的奇术。如今看了这篇传记，荒诞就更严重了。其中有些地方同正史不合，所以记下来。传文说，林灵素本名灵蘁，‘灵素’是宣和年间赐给他的名字。他所称以法术召来刘皇后的事，比少君召来李夫人还要怪异壮观。正史说林灵素称蔡京为左元仙伯，王黼为褚慧；如今却说蔡京是北都六洞魔王中的第二洞大鬼头，童贯则是飞天大鬼母，并劝皇帝诛杀他们。又说他同张虚静陪侍皇帝在禁中宴游，看见元祐奸党碑，于是同张虚静一起低头致敬；皇帝作诗说：‘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不知所说的奸党究竟是谁。皇帝第二天把诗给蔡京看，蔡京惊惶恐惧，只请求出京罢了。灵蘁住在通真宫的密室中，别人不能进去。蔡京探知其中有黄龙帐、金龙床、朱红几案，以为这是僭越妄为，便上疏论奏。皇帝立即同蔡京遮掩着进入他的密室，只见明亮的窗户、洁净的几案，此外没有任何东西，蔡京于是认罪。至于说他当时真的使西王母降临自己的密室，那就更加荒诞了。正史说大水冲犯都城，林灵素用尽法术也不能退水；而传文却说水是太子招来的，只要请太子向他行礼，水自然就会退去。后来他又上疏说：‘臣当初奉上帝之命，为陛下除去阴魔，断绝妖异，尊崇大道，赞助忠贤。如今蔡京是鬼中魁首，童贯是国家贼臣，陛下却任用他们掌握重权，把兵卫交给他们，国事荒废，奢华太过。切切要防备丙午、丁未年兵马长驱直入，腥血遍布万里，两宫和天子的亲属都不能保全。’于是请求辞官回乡，诏书不准。到了冬天，御史台全体弹劾他，林灵素当天便封闭道观，接受赏赐，带着一个童子步行出国门。皇帝赐给他温州的宫观让他居住。第二年八月初一，他带着奏章，托温州太守上呈朝廷；又把偈语授给弟子张如晦，便化去。他事先在城外相墓，命人在墓穴下面再挖深五尺，见到龟蛇就下棺；见到五色云气，盖上土便离开。走到百步之外，忽然山崩石裂，不知他去了哪里。皇帝听说后震惊悲悼，赐文祭奠。他的官号是：‘高上神霄玉清府右极西台仙卿雷霆玉枢元明普化天师洞明文逸契元应真传道辅教宗师金门羽客冲和殿侍宸行特进太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食邑八千七百户实封三千户赐紫玉方符通真达灵元妙护国先生。’ 传文说，到了渊圣即位时，渊圣索取元先前赐予他的东西；七宝珠和墓地却寻找不到，又发生雷电、蛇兽等异象。渊圣大为惊骇，派使者赐御香，设醮致谢，封他为通真达灵真人。根据这些内容，这篇传记据说是尚书左仆射赵鼎被贬以后所撰，似乎必有根据；可是史书只说食邑、实封等事，不知道政和年间的官制根本没有封邑。皇甫坦曾经做过淳熙、定光宗皇后的医者。淳熙晚年进见时，椒风阻止他直到死去，所谓‘皇甫误我’，说的就是这个人。此人本来确实有道术，不过他的传记无非依据碑志中阿谀墓主的言辞罢了。陆务观的《西游录》曾经经过他的居所，当时也有褒贬不一的言语。姚平仲、朱仙的事，有很多记载此事的人，极像钟离云房。如果这天晚上功成，即使最终不能马革裹尸，也应当列于通侯的甲第之中。却想把人淹死在坛瓮里。苏养直的事，大概另有记载此事的人，不是赵氏所夸张编饰的。只是我曾看过一部小说，忘了书名，里面说苏养直晚年病危，服得丹药而起身，同洪庆善说了这些话。后来他终于因年老病弱而死，也没有什么作为。元旦欢饮直到天亮，他披衣拖杖出门，奔驰而立刻化去，就是这件事。养直年轻时便有文才和品行，眉山长公曾替他作研铭：‘太阳、太阴、女几诸仙’，这句话稍稍遮掩了其中的含义。《列仙传》记载的，大概是容成、素女的房中术。正如《楞严经》所说‘坚固而不休息者’，天地之间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也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只是不能拿来作为准则。钩弋夫人是个奇异的女子。她被汉武帝发现，怀孕十四个月后生下昭帝。燕、齐一带方士的余习，使士人还喜欢谈论这类事情。如果把她当作仙人，那就是梦中呓语了。传文把麻姑说成王方平的妹妹，更加可笑。这件事只有颜鲁公所撰的坛记中出现过一次，哪里有过兄妹关系的说法呢？《紫素元君传》中记载的任生之事，怀疑就是传奇中所说的封生。韩太华是韩安国的妹妹、贰师将军的妻子，在易迁宫中得道。如果她是贰师将军的妻子，就应当因巫蛊之罪被杀。难道是说她在这件事之后才化身成仙吗？韩安国老死后三十年，贰师将军才显贵，看来她应当是最年幼的妹妹。《王进贤传》说，尚书令衍的小女儿是愍怀太子妃。洛阳发生动乱，刘曜掳获了她，渡过孟津，想要侵犯她。进贤骂道：‘我是皇太子妃，司徒公的女儿，你这个胡羌小贼，竟敢侵犯我吗！’随即投河而死。她的婢女田六出也没有屈服，投河而死。她们遇到嵩高女真韩西华而得度，居住在华阳。《易迁宫真诰》记载得很详细。按照本传，太子妃字惠风，刘曜攻陷洛阳后得到她，把她赐给部将乔属，想娶她为妻。惠风拔剑抗拒辱骂，因而死去。她守节而死的情形完全相同，只是一个死于水，一个死于刀刃，略有不同。惠风因为抗拒刘曜而死，她的父亲衍又因为劝石勒即位而死，两人的死没有差别；难道他不为自己的女儿感到惭愧吗？《徐仙姑传》说，她是仆射的才女，活了几百岁，容貌却常常像二十四五岁。她独自往来于江湖之间，寄居在寺院。有几个恶少想用刀控制她并侮辱她。仙姑笑道：‘我是女子，却能够舍弃家庭，寄身云水之间，不避蛟龙、虎、犀，难道还怕你们这些鼠辈吗？’随即解衣躺下，马上把蜡烛吹灭。众人非常高兴，想要扑向她，忽然全都僵坐在那里，嘴也不能说话。第二天，仙姑慢慢整理行装，走出山去；过了很久，众人才恢复行动。仙姑往来江南一带，容貌越来越年轻，行走如飞。她所到之处，神明都敬畏，没有人敢怀着恶意冒犯她。我认为，姑且不论仙姑是否得道，即使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能够这样，也真可称为淤泥中的莲花。只是我不知道她年轻时靠什么生活。花姑是女道士黄灵微，行止也与她相似。李腾空是李林甫的女儿。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却不知道李林甫本来也是谪降人间的仙人，何况他的女儿呢？大体说来，宰官贵臣多半是前世有来历的人，只是关键在于名册失传了。写在《陈上阳金丹大要》后面

译陈上阳名叫陈致虚，是元代人。道家书籍几乎没有他不读的；他的文章虽不能说典雅纯熟，却也宏大纵横、辨析广博，自成一家。他论述精、气、神，援引经法，警策动人。关于金丹药物的妙用，也有可以采纳之处。可是到了鼎器一章，所谓偃月炉必须取自女子身体之中，这就是错误了。我唯独奇怪他妄自援引儒家、佛家的话，轻薄侮慢圣贤的言论，认为他的罪过不比调达投身星宿轻。关于这一点，我在《悟真篇》后面已经详细说过。近来江陵、宜黄两位大夫还遭到毒手，不知这两位大夫下到泥犁、阿鼻地狱时，会不会也同这个老家伙相遇？写在《李素庵中和集》后面 我起初得到这部书并阅读，觉得文字紧峭爽利，很有意味。对于一切内丹、外丹、吐纳、伸经之术，如《黄庭》《参同》《悟真》一类，他都指斥为旁门小道。可是究察他的主要旨趣，大多出自禅门，如四祖启发法要、融禅师在南岳醒悟、大寂禅师的言语，又杂取《中庸》来加以修饰。总的说来，他只是想建立一家之言，并不一定真有所得。我所听说的尹蓬头、赤肚子，以及我所见的阎蓬头、刘大瓢之流，年长的达到几百岁，近世的也都很强健，饮食超过常人。旁门小道如果长期实行，也自然有些益处，只是不能使人超脱尘世。这些人正是曹子眉山公所谓吃猪肉的人，也是李先生所谓谈论龙肉美味的人。《读书后》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