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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陆子余集》目录　别集类五　【明】卷一 序、记 《注荀卿子序》《濯缨亭笔记序》《平越西刘氏族谱序》《怡老园燕集诗序》《送同年戚秀夫知归安序》《浙江乡试录序》《静芳亭稿后序》《赠训导严用文之官宁海序》《仙华集后序》《赠长洲赵侯入觐序》《后执法篇赠陈子东之考绩》《赠郡倅常公序》《翰林文先生八十寿序》又一篇 《贵州按察司题名记》《思▯堂记》《邹氏复节妇墓记》卷二 传、碑铭、墓表 《戴先生传》《陆义姑姊传》《给事中李公传》《前乐安令顾先生寿藏铭》《一兰陈翁寿藏铭》《福济观重建吕纯阳祠碑铭》《云南按察司经历刘绍卿墓表》卷三 墓志 《祝先生墓志铭》《贵州杨义司副长官金翁墓志铭》《亡妻盛氏墓志铭》《太医院医士张君墓志铭》《天池山人陆子▯墓志铭》《张时济墓志铭》《怡圃朱翁墓志铭》为奉政大夫、工部营缮司郎中张公撰写的墓志铭。明代已故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陆公的墓志铭。《旌表节妇吴母陈氏墓志》《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志铭》。《钱均卿墓志铭》。《先母胡夫人墓志》附《七十寿序》一首 卷四 行状、祭文 明代已故资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的生平事略。祭奠王文恪公的文章。《祭亡妻盛氏文》《祭邃翁文》《祭外舅盛公文》《祭王履约中丞文》《祭佥事方公文》卷五 奏疏 《处置边防疏》《法祖宗复旧制以端治本疏》《去积弊以振作人材疏》《劾太监阎洪疏》《陈马房事宜疏》《举遗贤以裨化理疏》《乞霁天威以明大狱疏》《劾张桂诸臣疏》《乞致仕疏》卷六 书、简 《奉外舅盛公书》《奉太常钱先生书》《与李仁甫书》《与聂文蔚太守书》《与华修撰子潜论修史书》《与岳厚夫书》《答邓文度省元简》《与杨用修太史书》《答天水胡公书》《答黄材伯侍读简》《答王济美提学简》《与吕侍御信卿书》《与罗状元达夫简》《与永丰聂公简》《与王道思参政简》《与尹崇基太史简》《与萧太守国材论家礼纂要书》《与太宰罗公论困知记书》卷七 杂文 《子家子赞》《子胥论》《读庄子》《读钟离意传》《书刘氏先墓记后》《题赵松雪温日观画》《书姑苏杂咏后》《题贞逸处士卷》《书邓尉山志后》《题墨客挥犀录本》又一则题记 《题汤氏小宗图卷》《书大理卿胡公遗诗后》《拟上备边状》《诏修浚通州闸河议》《名宦祠议》卷八 诗 《咏史乐府二首》《画虎行》《郑卿歌》《李侯行》《边军谣》《担夫谣》《朐冈行赠迟户部兼简冯汝强伯仲》《赋内阁芍药》《送待诏文征仲先生致仕》《送魏师召之芜湖》《游大酉洞天》《赠朱民部使君还朝》《寄谢赵医士》《漫述三首》《幽兰篇》《名都篇》《名姝篇为友人作》《太息行》赠给平湖谢赞府。《赠别王直夫》二首。《赠沈元材》。《门有车马客行》赠给张户部。《留别金生》。《送翁徳宏》二首。《忆家君》。《寄葛太守子中》。《送祝叅政之云南》。《答朱佥事》。《赠顾叅军之都匀摄郡》。《秋水亭》。《送陈太仆谪教海阳》六首。《上饶道中》。《送汪佥事

译之湖南》三首。《送人入蜀》三首。《长门怨》。臣等谨案：《陆子余集》八卷，明代陆粲撰写。陆粲字子余，一字浚明，是长洲人，曾在贞山读书，人们称他为贞山先生。嘉靖丙戌年考中进士，由翰林改授工科给事中，上书议论时政，因而被下诏狱并受廷杖。又上疏弹劾张璁、桂萼，被贬为都匀驿丞，稍后升任江西永新县知县，不久请求以终养父母为由辞官。陆粲精通经史训诂，尤其熟悉当代典章掌故。他向王鏊学习，承传了王鏊的文章法度。徐时行称赞他的文章出入于左氏、司马迁之间，根本不在魏晋诸家之下；彭年认为他专门取法司马迁、班固，文章雄浑深厚、雅正刚健，不是东汉诸家所能相比。这些推许都过分了。只有黄宗羲说：“贞山的文章秀美平顺，不掀起波澜，主要得益于王文恪，实际上是欧阳氏文风的支流，这样说才算真正得到了实情。”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陆子余集》卷一，明陆粲撰。《注荀卿子序》。陆子说：我读荀卿子的书，推重他的文辞，却奇怪当今君子喜爱它的为什么这样少？有人说：荀卿这个人，志意广大而做学问却宽疏，议论大多矫激高亢而失于中正，又常常讥刺孟子，因此近世儒者有些很排斥他的书。我也深深遗憾荀卿没有遇到孟子；假使他能够跟随孟子游学，和孟子相互切磋而去掉自己的弊病，那么荀卿本来完全可以成为醇正的儒者啊！然而自从孔子去世，七十子一派的门徒已经全部离散，教化更加衰微，学士大夫争相追逐权势利禄，唯独荀卿修习先王之言，卓然不迎合当时的爱好，他不正是所谓的豪杰之士吗？战国时代，儒者困厄穷苦；孟子最终困顿于齐、梁，荀卿也老了仍未遇到施展才能的机会，晚年才到了楚国。楚国已经衰落，而黄歇主持国政，未见他有什么值得出仕的地方。正当天下日日遭受秦国暴虐之时，吴国的旧都远离中原，秦国的兵车到不了那里，荀卿难道是准备寄身于此而终老吗？并不是有意求取黄歇的任用。荀卿去世以后，李斯辅佐秦国兼并天下。李斯虽然曾经游学于荀卿门下，最终却背叛离去，采用异端学说来残害百姓、废弃先王之道，大概只是荀卿门徒中不肖的一类罢了。可是有人说，荀卿的学说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学习学说却失去了它的真义，自孔子门下起就不能没有混杂，难道唯独荀卿如此吗？他的老师善于行医，而他的弟子蓄养蛊虫来杀人，这不是老师的罪过。议论者因此而责难荀卿，也确实是错误的。荀卿的书有三十二篇，其中《礼乐》二篇多是《戴记》中的话；其余篇章从《大略》以下，文辞风格并不相同，往往杂见于《孔子家语》等书中，难道是后人抄取它们而加以增益的吗？我私下感慨荀卿因为李斯的缘故而遭受污蔑，于是取来他的书，大略校订章句，又颇多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训释，用来等待那些阅读《荀卿子》的人。

译《濯缨亭笔记序》。已故绍兴郡学训导戴先生著有一部书，名叫《濯缨亭笔记》。我为它整理篇次，订正讹误缺漏，删去重复内容，分成十卷。华学士子潜取来刊刻。戴先生名冠，字章甫，是吴地长洲人。他年轻时聪颖敏捷，专心求学，刚开始在乡校读书，就已经刻意写作古诗文；博览群书，没有不通晓的，但性情刚直爽快而意气自负，自视很高，不肯屈曲迁就、顺从世俗。八次参加乡试都没有中，后来以贡生身份被送到礼部，入内廷考试，名次列第一。然而按惯例只能获得学官职位。王三原任江南巡抚时，很器重戴先生。到了王氏掌管铨选时，戴先生送给他一封信，分条指出十件事，都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一句话也没有涉及私事。王三原为之收敛容色，低头叹息。李长沙任学士时，也认为他的文章奇特，但都没有来得及推荐他。他在绍兴任职很久，和贵人谈话时不肯退让，便弃官回乡。七十一岁时死于家中。临终仍不停地吟咏。随后叹息说：“上天昏昏然吗？世道混浊不清吗？仳倠拥楹娵奢斥乎？矫防驷驾随夷踣乎？算了吧，算了吧！豪杰之士也要废弃而死去吗？”听到的人都为之悲伤。戴先生早年就有志于经世用世，关于兵制、农政、水利等学说，没有不加以研究讨论的。他既然屡次困顿而不能被任用，便更加把感慨愤懑发泄在文章中，文章清峻精确，多有讽谏切责之意。他一生从未有一天废弃书本而不阅读；得到奇文奥义，便拍掌自喜，随即拿笔记录下来。这部书保存下来的内容，仅有全部的十分之二三，大概还不是他最精深的作品。然而其中扶植教道、纠正枉曲、贬斥邪说的宗旨，也大致可以看见。君子说：“士人如果能够在千年之后取得信实，即使长久地埋没于沟壑，也不算耻辱。”太史公说过：“行为卓异、不同寻常的人，心中有所郁结，便退下来谈论书策，以舒展自己的愤懑，希望把空文流传后世来显现自己。”像戴先生，大概就是这样吧？我年轻时就知道仰慕戴先生，感慨他的风采流传日益久远，担心他的遗文湮没失传，于是编次并大略校订它们，使后来的人能够考察阅读。戴先生曾撰写《礼记集说辨疑》，没有完成；现在摘取其中保存的若干篇章，附在本书末尾。他所编纂撰述的作品，如诗文集，还有几十卷，收藏在他家中。《平越西刘氏族谱序》。刘奇编订他的族谱，陆先生看了说：“这不是很好吗，这不是很好吗！”所谓族谱，是宗法遗留下来的意思。从前先王根据出生赐予姓氏，分封土地而命名氏族，用来重视根本始祖，辨明世系类别，明确亲疏关系。宗族不论大小，源流秩序井然，防止混杂，所以仁爱谦让得以推行，天下亲密和睦。等到宗法衰微，仍然还有谱牒，用来记载宗族始终、分合的缘故，使人不至于忽略遗忘罢了。到了末世，谱牒沦废，族姓日益错乱，所以有些士人身穿朝服、乘坐轩车，而他们的族人却混杂在农民和奴隶之中，没有人知道收容救济。唉！先王的礼制不再施行，人民离散已经很久了，谁能够修复宗法使他们重新合聚呢？刘氏的祖先在汝南有名望；自宣武君聚集部众跟随高帝平定乱事，因功使后世承受赏赐，他的儿子刘义才奉诏迁居平越，人们称为西刘氏。到刘奇已经是第五代，于是为族人编订族谱。刘奇可以说是有志之人。我听君子说过：“宗子之法确立，才会有世代相承的臣子。”这话确实不错！如今国家从通侯直到列校，哪有不世代享有禄位的；然而对于宗法仍然没有余暇顾及，因此奢侈华丽之风同流合污，而尊崇贤能、继承美德的道路缺失了。改变习俗，是平庸众人所惊骇的；恢复古制，是中等才智的士人也难以做到的。如果一定要逐渐实行，最重要的莫过于编订族谱。族谱建立，亲疏分支就清楚；亲疏分支清楚，义理就能通达；义理通达，仁爱谦让的道理就显著，宗法也就可以实行了。刘奇这样做，难道没有这个用意吗？假使世代享禄的宗族都仰慕并仿效他，礼制难道不会兴盛吗？所以作此序来劝勉有礼之人。《怡老园燕集诗序》。辛巳年四月初一，少傅太原公张氏在怡老园的池亭设宴，门下侍坐的士人一共八人。这一天风和日暖，酒樽几案洁净整齐，喧嚣尘俗和世俗忧虑，仿佛都逃避开了，没有一点能够进入其中。当时凭高远望，秦余杭以西的群山在城墙之间时隐时现，仿佛排列着形态、施展着技艺而来。酒喝到一半，张公取杜少陵的诗句分韵，命每个人作诗一章；诗章依次写成后，又移席到清荫堂饮酒。恰好有别的客人擅长歌唱，酒送到面前便歌唱助兴，谈论和吟咏交相发作，直到整天才结束。张公说：“今天的聚会很快乐，难道可以不记述吗？”于是颍川陈怡把各人的诗联缀成卷，交给我说：“您何不写些话回复张公呢？”我听说：从前身居高位的人，忧虑不能退居；即使退居了，若还有外物役使他，他自身尚且无暇，又哪里谈得上享乐？至于那些养尊自高、独自倡导而无人应和的人，更不必说了。张公位列三公，年纪还未衰老，便早早收敛心志退居，徜徉于湖山之间，快乐也太多了。而且他弘大厚重、卓异通达，提携后进，总像唯恐来不及，四方求学的人没有不想拿着几杖跟随张公游历的。像今天这样的聚会，虽然只是交游聚集中的常事，但诸生在这里汲取清酒、饮用醇酒，本来就有不必言说的教诲，有无形而在心中成就的教益，难道不能说是快乐吗？从前裴晋公晚年居住在洛阳，和刘白等人不分昼夜地饮酒，午桥、绿野的胜景，直到今天人们还说得出来。然而有人认为，晋公大概是看见时事不合人意，所以借此来隐藏自己；这样说来，虽然有快乐，忧患却仍然存在。如今的时势和晋公的时代不能相比，张公还有什么忧虑呢？然而古代的大臣忧虑时局、体念国家，本来就有身在江湖而心系朝廷的人，张公难道竟然对此毫不在意吗？所以心意受到感触，表现在篇章中的，常常寄托着他忠于国家、爱护百姓的真诚之情，谁能说张公果真没有忧虑呢？张公的忧虑，是以天下为忧虑，这是张公独有的情怀，我们这些人哪里敢说能够知道呢？至于快乐，却是和众人共同享有的。虽然如此，还有一种独自享有的快乐，并不是游宴交往和文字篇章所能说明的。张公自己尚且不能说出，我们这些人又哪里足以知道呢？”我陆粲才智不敏，冒昧地把这些话写完来请教张公。于是作《怡老园燕集诗序》。

译《送同年戚秀夫知归安序》。全椒人戚秀夫以进士身份接受任命，出任湖州归安县令。湖州在浙西，是著名郡府；归安是其中的上县。它的地势在吴江以南、震泽以北；升山在东面，何山在南面，卞山正对北面。武康、长兴一带的群山接连环绕，蜿蜒起伏，娇美秀丽。水流则有苕、霅诸溪，流布灌溉，带来的利益十分广泛。土地适宜种桑和庄稼，又盛产菱、蒲、茶、苎；木棉、文绫足以供天下人穿用。当地百姓质朴而致力于根本，谨慎厚实而不争斗；当地士人秀美聪敏而喜爱学习。王逸少、谢安石、颜鲁公等君子的流风遗教，难道还保存在这里吗？风俗为什么这样美好啊！治理这个地方的人，施政本来应该很容易；可是到了今天仍然以它为难，这是为什么呢？近年以来，东南各郡屡遭水旱灾害，公家和私人的力量大都困顿，不只是湖州如此。徭役繁重而百姓劳苦，赋税繁多而财力窘迫。长官一人承担，百种责任都集中到身上，确实有不容易治理的地方吗？虽然如此，我听说古代君子将要为天下做事，开始时一定从困难的事情上试炼自己。进士出任县令，是做官的开始；即使正处于困难之中，也正是有志之士不推辞的事情。如今做县令的人，治理一两年，便惶恐不安地想赶快离开；热衷于取得名声，却怯于实行义理；善于奉承上级，却疏于获得百姓拥护；前人怎样做，后人就怎样跟随，把这当作当然，使王者的恩泽不能宣达、百姓越来越困苦，难道不是这个缘故吗？所谓有志之士，哪个时代没有呢？料想其中真心经营政事、如同古代循吏的人，也许还是有人，只是世人特别不知道罢了。秀夫是君子。容貌温和而庄重，言语诚实而谨慎。按照这样的品格来治理政事，他一定会实行古道而不袭取流俗风气，这是可以断定的。当百姓正处于憔悴困苦之时，在上位的人如果确实有意施惠，早晨颁布的恩惠，傍晚就足以惠及百姓。何况归安的民风土俗这样淳厚呢？它也应该容易治理。秀夫，你去吧！不要因困难而沮丧，也不要因容易而懈怠；只求政事善治，不只求官位显达，那么归安就能治理好了。《浙江乡试录序》。嘉靖戊子年秋八月，浙江举行乡试，给事中臣陆粲、郎中臣钥，确实奉命主持此事。臣陆粲私下认为，浙江是古代扬州的地域，如今则是首要的藩省。自从我皇祖在南方起兵，平定金陵，便攻下浙江东西各郡。正当国家草创之时，事务繁多无暇顾及，却崇尚礼乐，考察文章；缙绅先生出入朝廷、议论风教，接连不断。其中有二三位老成硕学之士参与侍从帷幄，大抵都从浙江而起，凭借博学和丰赡的文辞，润色皇明的宏大功业。于是皇明的号令典法，光明显著，与三代具有同样的风气，而浙江的文章也就超过天下。陆粲才智不才，曾经喜爱考察本朝旧事，因此知道其中大概。如今承乏担任考校之职，才完全得到浙江贤士们的文章而纵览，发现其中有取之不尽、读之不厌的作品，浙江文风盛盛，果然名不虚传。由此才知道皇祖的恩泽流传深远。然而，文章是道的光华，是实行道德的文饰。孔子从前称赞周代的盛况说：“多么文采盛美啊！”后来谈到礼乐，又感慨地想跟随先进之人，并且说：“至于辞命，我就不能胜任了。”这难道不是说文章也有根本吗？自周代以后，谈文章的人一定称说秦汉，秦汉文章已是很高了。近世以文章取士，应该没有比唐代更盛的了；当时有陆贽主持考校，韩愈一类的人才相继出现，天下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然而韩愈曾经自己说，他当时参加科举考试所作的文章，读起来只会使人扭捏作态罢了，这话是真的吗？还是因为有所激愤才这样说呢？唐代的文章起初也失于柔靡，自从韩愈出现，才振兴文风，使它恢复到古代。韩愈不正是所谓的豪杰之士吗？可是当他刚刚出现时，如果没有陆贽，谁能识别并选取他呢？我国考察古代、建立法制，以经术造就士人，经过一百六十年，政治教化熙盛融洽，文章也日益走向兴盛。学士大夫拿笔展纸，大都能够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只是文辞藻饰有余，而质朴厚重、忠实诚恳的意思，与前辈相比似乎稍有衰减。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有豪杰之士出现来振兴文风，而主持考校的人也能够识别并选取他们吗？圣明的天子正专心致力于教化，多次诏令有关部门选拔师儒，严格制定条约，将要要求士人学习有根本的学问，而不只是所谓的“文章”。因此这次科举，虽然由有关官署主持，却特意选派近臣亲临，意图所在，清楚可见。士人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奋发自励，就不是士人了。何况浙江曾经凭文章领先天下呢？将来一定会有像韩愈那样的奇才，卓然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吧？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人来符合圣明诏令，那么主持考校者的责任也就没有辜负了。只是我惭愧没有陆贽那样的识见，不能识别他们；或者说，所谓公正无私，也差不多只有这样罢了。这次考试，同考试官是学正某某、教谕某某某；监临官是巡按监察御史某；提调官是左布政使某、右布政使某；监试官是按察使某、副使某。参加考试的士人有二千八百多人，选取九十人。刻录其中优秀的文章二十一篇，连同各位执事的姓名编成一录，进献上去。陆粲为此作序。

译《静芳亭稿后序》。少司马高吾先生陈公有一部文章集，名为《静芳亭稿》。他从武陵寄居之地送给我，我接受后读完，不禁叹道：“啊，真是善于言说啊！”陈公是楚地人。从前楚国在春秋时是大国，号称人才众多，像申叔时、声子、子革、薳启疆、王孙圉这些人，他们的辞令雍容典雅，记载在史传中的，灿然形成篇章，大概还有先王遗留下来的风气。此后又有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以辞赋著称，声调流美，也属于《风》《雅》的近支。自汉代以来，作者间或出现；明朝兴起一百年，文化昌明，到了宪宗、孝宗时期，已经极为兴盛。当时名卿大夫中出自楚地的，如茶陵、华容、郴州诸公，都凭借浑厚博大的文章震动照耀海内。武陵在湖北境内，距离中原数千里，陈公从那里奋然崛起，振发文采、铺陈辞藻，几乎可以和这几位公相比肩。如今从这部文集看来，他的文辞大体质朴而雅正，简洁而流畅，表达充分却不污杂，没有艰深刻削的姿态，而构思意趣无穷；不是善于言说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至于指陈事理、切合实际而确实能够施用于现实的地方，陈公经世治事的谋略也往往包含其中。君子认为，他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而已。何况难道只能说是楚人的辞章吗？我曾听说，君子的学问，只有心境宁静才能专一，只有胸襟旷达才能通达。陈公辞去政务居家以后，不让世俗事务扰乱内心，在高吾山下筑屋，每天在其中吟咏游赏，想来他的学问造诣更加深厚纯粹，这不就是因为他从宁静和旷达中有所获得吗？从今以后，陈公的著述大概会日益丰富，这部集子可以说是它的开始。虽然如此，阅读这部集子，也已经足以知道陈公的胸怀志趣了。《赠训导严用文之官宁海序》。正德年间，中丞恒山张公以御史身份奉玺书督察南畿学政。张公整顿政务，刚强执正，不接受请托，升降黜陟明确公允，当时士人畏惧而仰望他，像仰望神明一样。乙亥年，他按试吴中；当时我们长洲的士人列入优等的有五人，其中甫里严君用文名列第一。张公屡次称赞这些人说：“这是进士之才。”于是严君的声誉一日之间在江左隐然震动，各处传诵他的文章，都说：“这是进士之才。”然而严君命运多舛，多次参加乡试都没有中。近来他以贡生身份进京，廷试那天，翰林侍读华子潜、编修闵师望阅读他的试卷，惊叹说：“贡士中竟然有这样的人。”后来他跟随铨部选授，分发到山东宁海州任教。曾经与他交游的人都争相为他惋惜，说像严君这样的才华，难道不能凭科举奋发而起，却只能得到这个职位吗？即使严君自己，难道能没有不快吗？我听到这些话，私下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还不能算知晓道理。科举不足以完全衡量人才，已经很久了。如今做官的人，大都看重进士身份；考中的人骄傲自得，好像有余裕；考不中的人惭愧不足，好像有所欠缺。从君子的眼光看，这只像赌徒对于枭卢游戏，投中还是不中，不过是幸运或不幸运罢了，哪里值得把喜怒忧乐放在其中？可是士人反而以此决定自己的轻重，世人也跟着以此决定轻重，难道不是迷惑吗？士人可贵之处在于自身有所具备，确实有真实的才德。至于外在的得失，我哪里知道呢？严君为什么不高兴？宁海是古代齐国的土地，如今是东方的大州，背靠大海、阻隔群山，人物繁盛。我想当地风俗开阔通达、知识丰富，又崇尚经术、看重功名，还保留着太史迁、班固所称道的风气吗？而严君端正地束带面对他们，神色严肃地自称老师，这也足以快乐了。何况今天的天子英明圣哲，多次诏令朝廷内外选拔贤能，不限制资格；由贡生升入仕途的士人，可以和进士一样任用，往往能够升到显要职位。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勉励操守、整饬官箴，卓然超出同类，以回应皇上的求贤要求；这样的人难道不就在严君身上吗？严君为什么不高兴？我和严君都是张公的弟子，曾经冒昧地列入那五人的行列，与他相知最深；他这次出行，我不能默然无言，所以写下自己想说的话，既用来解除众人的疑惑，也作为送给严君的赠言。《仙华集后序》。《仙华集》是我吴地赵与哲先生所著的。吴地自古以来凭文学享有天下声誉；不仅名卿才大夫的著述显赫流传，平民百姓中那些笃志求学、修习文辞的人，也历代从未断绝。本朝宪宗、孝宗年间，世道太平，海内日益兴盛于文学艺术，而吴地尤其以士人众多著称。当时有杜用嘉、陈孟贤二位先生，以高年长者身份率领诸儒；先是二公有名，接着赵先生与贺美之、都维明、楼仲彞、沈启南、史明古等人相继而起。这几位君子，虽然造诣或许各不相同，但大体都博雅有文，品行和义理修养高洁；出入都穿着古代衣冠，人们看见他们便肃然起敬。部使者以及郡县大夫，侧身经过、拂席相迎，唯恐落后。缙绅中东西往来经过郡中的人，总要到他们的居所拜访并行礼。他们高尚的品格和悠远的情韵照耀一时，乡人直到今天还不断称颂。赵先生尤其气度豪迈洒脱，喜欢谈论当代事务，曾得到巡抚三原王公的知遇。遇到歉收之年，三次上书请求免除赋税，言辞极其恳切。御史清理军籍时，诬陷并拘捕百姓充军，赵先生写信给他，竭力陈述利害，百姓因此得以免祸。其他事情也往往如此。至于文章辞采，也刚健质实，不肯委曲迁就来迎合世俗爱好。古人所说正直、诚信而多闻的人，不就是这种人吗？自从赵先生和那几位君子去世，吴中的耆老旧德大略都已凋零，后来的士人雕琢绮丽文辞，日益走向轻佻巧饰，前辈朴雅诚直的精神渐渐微弱了。我出生得晚，私下独自仰慕他们，却不能见到他们流传的风范和遗留下来的功业，深以为憾。如今读到赵先生的文章，实在又产生了很深的感慨。有人反而怀疑他的言论涉及时事，不是处士所宜，这大概是不对的。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志向；刘胜虽然清高，却未必比杜密贤能；假使李膺成为钟瑾那样的人，也不是他所安适的。那些隐瞒真情、爱惜自身、把自己比作寒蝉的人，只是拘泥于士人一隅的见解，难道这是评论宏达君子的标准吗？这部集子共收诗文若干首，大概是赵先生的儿子、处州教授赵磬亲自辑录的，将要刊刻流传。他嘱托我校订，于是把我想说的话附在后面。赵先生名同鲁，与哲是他的字；他的祖先出自宋朝宗室，居所附近有仙华山，所以用它给文集命名。

译《赠长洲赵侯入觐序》。苏州是天下政务最繁剧的郡，长洲是它的首县。做长洲县令的人，一向都以治理它为难。自从我开始处理政务以来，所见长洲贤能的县令也没有几人。像李开州、俞新昌、贺渭南三位，都是奉行善政的良吏。说到他们各自的长处，如今的赵侯实际上兼而有之。赵侯是关西盩厔人，以进士身份脱去布衣，补任长洲县令。刚到任时，正值县政长期无人治理，弊病积聚如山；他慨然准备全部清除。详细用心考察后，掌握了利弊所在，于是压制豪富强横者，扶助贫弱者。豪强大户和掠夺取利之徒都收敛退避；那些听任他们而困顿失业的人，才开始生气勃勃，仿佛获得新生。许多大姓伪冒缙绅家的户籍，图谋免除徭役赋税，赵侯全都加以厘正，使他们和编户百姓同列。百姓应当服役时，苦于轻重不均；赵侯先默默考察各家的财力高下，亲自登记，到了期限便召集到庭中，翻开名册分别命令，没有不感到适宜的。政务堆积纷繁，他从容裁决，处置总能切中要害，无论大小事情都立即决断。胥吏束手无策，不能作奸；权贵势力的请托也没有机会进入。百姓说：“有李开州的敏捷！”赵侯性情恬淡少欲，清正自守，馈赠贿赂进不了他的门，衣服器用简陋得像寒士。平时不是在公宴上，他从不设置肉食；偶尔出行百里以外，只让一个仆役背着箪笥跟随，粗饭菜羹也欣然甘食。大官显贵经过境内，他一蔬一饭也不馈送；服役于官府的人终年安宁，不知道横加的费用。百姓说：“有俞新昌的俭朴！”制使奉玺书督促拖欠赋税时，其他县的百姓十有八九死在杖下，唯独赵侯亲自抵挡拒绝，又设法筹划多方解决，赋税终于得以缴清，而民间安定，没有受到扰乱。至于各种不合时令的科派征发，则一概削减；上级官员有时表示可或不可，他总是据理力争，一定得到允许才停止。当时如果有拘捕传唤，只发一张纸交给里甲让他们前往，乡村间看不到官府差役的踪迹。他把百姓所遭受的痛苦看得真像自己身上的疾病疼痛，唯恐不能迅速替他们除去。百姓说：“有贺渭南的仁爱！”至于诉讼清理、赋税征集，不过是他的余事罢了。赵侯才识优裕，又果断自信，从不因利害得失而退缩。监司、郡守往往把他视作强硬之人，有时加以责备发怒，他始终不改变。至于接见士人百姓，他又平易简直，不屑用鞭打刑罚树立威势；能够得到他一句话的人，几乎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因此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喜爱他的政绩，赞颂感叹之声没有间断。君子说：“过去列在史书中的循良之吏，可以数得出来；后世以为再也不可能见到。如今观察赵侯的政绩，才知道古人还不值得过分称多。拿那三位来作比较，大概只是举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并记载下来的例子罢了。”赵侯治理长洲四年，同辈大多越级获得清显职位，而他却长期辗转迟滞，没有沮丧悔恨的神色，反而更加勤勉体恤百姓疾苦，孜孜不倦。唉，真贤能啊！这时赵侯将要入朝觐见京师，百姓听说后说：“赵侯从此大概要升迁了！”像婴儿失去母亲一样，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他们一路哭泣叹息，接连不断。我本来就怜悯百姓的感情，又深深惋惜贤能县令的离去，却不能把他留下。虽然如此，我私下有话愿意告诉赵侯：长洲的地域，东西相距不过一百里；每年的赋税将近数十万，杂项征调还不包括在内。近来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田地乡里凋敝，而征收供应的名目不断增加，这难道不是仁人所应当皱眉忧虑的吗？此前赵侯曾把应当整顿改革的事情告诉我，叹息说：“这些是我今天不能做、也不敢说的事情，但我有这个志向。”如今赵侯将入朝成为天子的近臣，就将能够做这些事了；即使不能做，也将能够把它们说出来，难道会立刻忘记从前的志向吗？古代臣子觐见君王，一定要拿着某种礼物作为贽见之礼。赵侯这次前往，难道唯独没有可以献给君王的东西吗？我实在对此深有期望，所以在他出发时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言。《后执法篇赠陈子东之考绩》。闽地陈子东之补任常郡推官时，我的朋友濮阳苏允吉赠给他《执法篇》。如今考核政绩期满，陈子东之将要出行，属县武进县令李元素以下五人请求陆子赠言。陆子说：“苏氏的《赠陈子》已经说尽了陈子的事，哪里还用我说什么呢？”然而李子的请求并不停止，于是我作了《后执法篇》。陆子说：“执法实在太难了！古代，官吏持守法令如同悬挂的秤，上下都安然遵从，没有人阻挠，也没有人蒙蔽。风俗衰败而浮薄，奸伪开始兴起，士人百姓的诽谤怨言容易产生；监司尊严如神，喜怒好恶又没有常规。在这种时候，官吏忙于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空暇实行自己的志向呢？所以一旦有阻挠，便萎靡不振而松弛；一旦有蒙蔽，便疑惑而混乱。于是法令受到损耗，百姓受到困敝，并不是一天积累成的。发表议论的人说：‘士人应当刚强；刚强就不会萎靡。应当明察；明察就不会疑惑。’士人没有刚强明察的资质，所以说执法困难。这话似乎有道理。近世有些官吏声称自己刚强明察，仔细考察却不是这样。他们所谓刚强，是气势汹汹；所谓明察，是琐碎苛察。不久，他们升迁进阶，逐渐做到大官，便把原来的操守全都改变了；原来气势汹汹的，后来变得小心畏缩；原来琐碎苛察的，后来变得昏昧糊涂。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不真诚造成的。君子说：‘不是刚强明察难，而是真诚难。既不萎靡，既不疑惑，又能坚持到底，这才是诚吧？’执法的人如果能够真诚，天下还有谁能改变他呢？陈子起初在濮地讲明经典教义，后来考中进士，补任现在的官职；如今所治理的，是天下闻名的重要繁剧郡县，于是由陈子来治理。他处理烦杂、治理纷乱而游刃有余，审理案件不遗漏实情，议论法律有固定的操守；忠信恳切的心意，明显流露在刑律条文和官府文书之外。这不就是所谓刚强、明察而且真诚吗？陈子如今入朝，将要进阶而显达；即使做到大官，本来也是他必然达到的。君子说，像这样的人，过去治理一郡，不肯枉曲三尺之法而使百姓受害；如今做了大官，难道会有不能实现自己志向的吗？陈子，出发吧！不要萎靡，不要疑惑，要坚持到底，不要说执法困难。起初我认识陈子，实在是因为他的前任长官符子大克。符子，是当今清正强干的官吏。我本来就看重他的刚强明察，尤其希望他能够坚持到底，所以对陈子提出规劝，也借此勉励符子。

译《赠郡倅常公序》。从前我读班孟坚、范蔚宗所撰《循吏传》，观察那些循吏治理政事，虽然施政措施和方略各不相同，但大体都尊重贤人、重视德行，亲自实行礼让来作表率，使百姓心悦仰慕，奋发实行德行义理；因此教化彰明，风俗归于淳厚，后世称赞他们的宏大美好，千年不衰。大概引导百姓有根本，效果就是这样。自从我开始有知识以来，也曾听长老说，从前执政的人，常常把礼教当作大事；对于境内的贤士大夫，每年按时登门拜访往来，仪节雍容，非常盛大。即使山林间的平民中有修饰文辞、端正品行的人，也总是亲自屈尊，以邦君的身份同他们行礼；那些人都穿着宽大的衣服、戴着高冠，行盘辟雅拜之礼，坐下来便讲说古今，经过很长时间才停止，并把这当作常规。在那个时候，弘厚谦抑的风气从都邑传到田野，百姓懂得自爱而重视犯法，狱讼减少，苛刻邪恶之事不发生，上下之间和穆安宁。近年以来，这种风气逐渐废弃；从墨绶官以上，都简慢自矜、尊大自处，对待士大夫，不只是礼意淡薄而已，还加以威吓发怒。有诉讼的人到了公堂，只要稍微涉及缙绅家族，很少有不受到压制的；然而他们所欺凌的，不过是那些闲散、冷落、孱弱的人罢了。即使是权贵之家，哪怕罪恶如山，也不加追问，反而自称能够摧折强暴、扶助弱小，以此树立名声。唉，实在是太不思考了！治理政事自有中正之道，刻薄欺凌小民来奉承大户，贤者以为可耻；而挫辱士大夫来取悦奸邪之人，也是仁人所厌恶的。《尚书》说：“不要违背正道来求取百姓的赞誉。”像他们那样做，称为违背正道，不是吗？于是使喧哗攻讦日益增长，顽劣好讼之风日益繁多，天下风俗渐渐沉溺于浮薄，这是谁的过错呢？由此才知道古代的循吏，能够屈己下交贤者，是为了训导激励民俗，他们的见识谋虑多么深远。优秀的史官把这些事写得不厌其详，也是有用意的啊！交河人常公，考中进士后任尚书郎，升任御史，出任大藩的参政；因被牵连而获罪，降职任吴郡副职。他为人豪迈，有大节操，爱护士人尤其出于天性；即使案牍繁忙，也总担心来不及延请访问耆老俊彦。后辈诸生只要懂得文章技艺，常公都虚心接待引导，察知他们的志趣好恶，指引他们趋利避害。来拜见的人人人都认为常公亲近自己；远近听说后，赞誉感叹接连不断地说：“这种风气，在当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从前宓子贱治理单父，以当地贤士为师，孔子为此惋惜，认为他治理的地方太小，不能充分发挥才能。像常公这样的人，大概是能够厚实地实行古道的；如今因为资历声望将要升迁，君子也惋惜他治理吴郡不能专一而且不能长久。如果让他佩绾章绶而治理这个郡，或者让他安抚南方、给予他若干年时间，礼让的风俗或许就会兴起吧？常公明达而善于决断，宽和简约而不苛刻；审理案件无论大小，都一定参照考核情理和法令，从不苟且顺从上官的喜怒，人们尤其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政绩大概没有什么不可记载的。我正是对常公厚待士人的盛意有所感触，所以这篇文章谈得特别详细，于是写下来作为赠言，也想借此让当今从政的人听到。

译《翰林文先生八十寿序》。嘉靖己酉年，前翰林待诏衡山先生、长洲文公年满八十，十一月六日正是他的生日。学士大夫中善于写文章的人，都用文辞为他祝寿。我一向蒙受先生的知遇和爱护，虽然学识浅陋，怎敢不有所述说呢？我曾经观察到，国家处在太平极盛的时代，天地间冲和融洽、纯粹平和的气运，常常集中到人才身上。于是有道德高尚、见闻广博的人在其中产生。他们如果得到时代的任用，就会像云气蒸腾、蛟龙变化一样，声名功绩卓异；如果没有得到任用，那么他们内心浩大的精神本来就足以自我满足，而蕴藏的功业和才华充溢之后，便独自发舒为文章，衡量天地人三才，镌刻万物，把想说的话发挥到极致，保存于典籍方册之中，都足以取信当今、流传后世，这也是千载难逢的宏大事业。像这样的人，即使收敛自身、隐藏光芒，不参与世俗轨迹，然而他的高尚风操超绝尘俗，震动海内；如鹓雏、鸑鷟在千仞高空翱翔，不可轻慢玩弄，有眼力的人都把他视作盛世的祥瑞。寻求当今这样的人，大概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吧？先生纯正明达、高雅脱俗，口中没有不合宜的话，平时与万物相处从不争竞。至于出仕或退处、辞职或接受等大节所在，他坚持义理坚定不移，始终没有丝毫降低自己去迁就世俗；即使自称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夺去他的志节。他做学问，从不标榜门户、故作诡激来求取名声，而是纯粹完全出于正道。年轻时便厌弃章句拘泥、文辞委曲的习气，写文章竭力追摹古代作者；旁及综合六艺，样样都达到极高境界。起初在乡校读书时，名声已经传遍天下。从公卿到平民，无不人人传诵他的言论，家家收藏他的书。东西往来经过吴地的人，总要到他门下拜访，考察他的德行、请教他的学业，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后来在云间被推荐入朝，进入翰林主持国史，因为不能屈意迎合权贵，于是辞职归乡。天下人尊崇他的节操，却惋惜他的学问没有得到十分之一的施展。我曾私下评论先生的品行，认为他清介高洁如徐孺子，醇厚美善如管幼安，真率自然如陶元亮，君子确实认为这是知人的话。如今先生巍然年届大耋，道德更加尊崇，文章更加奇伟，精神完足、气力厚实，视力、听力、行走都没有衰退。世人常说美好声名和高寿很难同时具备，先生确实兼而有之；难道所谓冲和融洽、纯粹平和的气运，唯独在先生身上完整地禀受了吗？啊，真是盛美！可是我又听说，君子从上天得到福分，不只是自己享用，国家也会因此得到庇护。所以古代那些年高德劭、魁伟卓异的人，他们被任用或弃置、升迁或退处，评论者用来占验国家的盛衰；即使他们闲居安处，也足以训导整饬国家宗族，扶助名教，因为他们所牵系的重大意义就是这样。如今虽然道德教化隆盛周遍，但士人的习气还不纯正，前辈朴实迟讷、浑厚笃实的风尚，几乎已经消失殆尽。如果真能有大雅君子笃实行古道，作为表率来匡正挽救衰败的风俗，大概就有希望了吧？像先生这样有声望、有德行的人，当今世上没有几个。上天如果有意使这种道统昌盛，那么先生所能登上的福禄，也就不可限量了。既然如此，我们这些人为先生祝寿，难道只是区区个人的颂祝祈祷之言吗？应该说：这是替天下向先生祝贺罢了。又 交河常公以藩司大员的身份，因事被降职，稍后迁任副职，来到吴地任职。他诚实正直，和乐平易，喜好并尊重经典文章；政务之余，常常登门拜访郡中的名士德行之人。他尤其敬重礼遇的，是内翰衡山先生文公。今年先生八十岁，常公前往祝贺，说：“我将为先生祝寿，应当有篇文章来助兴，希望把这件事托付给你。”我推辞说自己不才，常公说：“我前些时候侍坐先生身旁，听他多次称赞你长于文章，你就不要推辞了。”我说：“是，是。”从前我听说，《尚书》说：“上天赐予长寿，使天下太平，保卫治理殷国。”又说：“如果还想谋划政事，应当询问这些黄发老人，就能防止过失。”可见年高有德的老成人受到天下重视，就是如此。即使他们出仕或隐退的道路不同，进退取舍也各有不同，却都足以彰显朝廷的荣光，成为邦国乡邑的光彩。像二位老人归来，周朝的事业便蓬勃兴盛；子夏居住在西河，魏国便因而增添了声望。这些事情，自古以来就有记载。先生尚未出仕时，便凭文章和操行负有海内的声望。虽然曾经列身于宫禁近臣之列，却很早便请求退休，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然而，他清白自守、耿介特立的操守，足以使贪婪者廉洁、懦弱者立志，已经足以震动一时了。至于他在家庭中以孝友著称，在乡里宗族中以忠信取得信任，以及他的微言精论都依据仁义道德，这些全都是此人的准则和规范。古人说，国家隆盛的时代，君子必定享有长寿的福分；推想他多余的德泽足以庇护当世，大概说的就是先生吧？大体说来，老成持重的人处世，就像高山峻岳一样，凝然镇重，看不见他施展作为、运转谋划的痕迹，却能兴云降雨，恩泽遍及万物。因此，古代执政的人，很少不把尊重贤者、尊崇年长者作为首要事务，因为知道教化治理的根本就在这里。像常公这样仰慕先生，君子认为他绝不是出于苟且的举动而已。尊崇年高德厚的人，以礼相让来敦厚风俗、教导百姓，他所作的示范意义是很大的。过去任长孙崇奉严陵之礼，孔文举表彰郑公的乡里，前代史书都记载下来，以显扬它们的宏美。在我们吴地，宋代元丰年间，程师孟、闾丘孝终等乡里贤士为老人祝寿，集会名为《十老会》。当时浦城章公岵任郡守，实际上首先倡议举行这件事，众人一起作诗成篇，米礼部芾为它作序，谈论此事的人常常把它看作盛事。如今先生的贤德，与那些君子相比，我不知道应当谁先谁后。而常公所做的事，难道不正是古人的操守和我陆粲所希望的吗？我私下希望用这篇不丰厚的文章赞扬这一盛举，使后世有一天能够把它编入郡志，附在海岳翁之后，也算增添荣耀。所以承受常公的命令，终于不再推辞，替他写下这篇序。

译贵州按察司题名记 贵州按察司重刻的题名碑建成了，宪使王公、佥事朱公嘱托我陆粲为它作记。我得以看到这件事，不禁感叹说：“盛大啊，这大概是史书遗留下来的精神吧？史书没有比《春秋》更伟大的了，它用不多的文字而把劝善惩恶的原则写得完备，为后世作者作了规范，谁能违背它呢？如今所谓题名，古代还没有，大概始于近世吧？除了姓名和籍贯乡里之外，不再增加一个字，但劝善惩恶的道理也清楚森严地显现出来了。说它是史书遗留下来的精神，不是这样吗？贵州原本是夷地，我文皇帝时才下诏按郡县设置，又设置方岳重臣来统辖监临，使它与内地相等。既然圣人的思虑所及如此，那么意义就深远而重大了。只是如今在这里做官的人，自己看待这里，认为它终究不如内地；即使用人的人看待这里，也认为它不如内地。因此延续经历了一百年，王道的恩泽仍然阻塞，习俗也没有改变，难道只是百姓的罪过吗？按察司是群吏的表率，政事的兴废，通常都必然由它造成。题名这件事虽然浅近，但过去的事情和遗迹保留下来了；考察他们所以得到毁谤或赞誉的原因，也就是太史公所说的记录当世得失的林薮了。借此来警戒那些在位的人，或许会有所益处吧？君子说，劝善惩恶的大道理，将要在这里体现出来，谁能说它不是史书呢？” 二位公听了，都说：“先生说得好啊！既然如此，何不把它写下来？”于是便写下这篇文章，置于碑首。思甯堂记 我的兄长子徴先生年轻时跟随我的外祖父参议胡府君学习，开始写文章时，已经显得警敏而不凡。府君认为他奇异，于是取魏阳元的故事为他取字，叫作“思甯”，并嘱咐他说：“你将来能成为我家的好女婿吗？要努力，不要忘记外家的教诲。”先生长大后，和同族兄弟联名应试，才改用现在的字；但他不忍忘记府君的教诲，于是把“思甯”用作自己居住的堂名，也用作自己的号。甯氏在当时并不是显赫之家，只因为阳元的缘故，便在世上有了声名，这也很奇异。虽然如此，阳元所谓“成就我家的女婿”，不过是希望他获得富贵罢了，并不是君子所愿意学习的。府君刚正方直、清白耿介，一生把权势利禄看得像将要玷污自己一样；到了急流勇退之时，居家三十年，断绝了到公府的踪迹。有人仰慕他的名声，想求见一面都不能得到，这大概就是古代独立自守的君子。难道府君是以富贵来期望后人的吗？从前眉山的程氏，有苏长公做他的外甥；歙县的祝氏，实在是朱晦翁的外孙。二位的贤德给外家增添了光彩，这正是府君曾经称道的，也是先生不忍忘记的。先生难道只是把阳元作为自己的期望吗？我刚开始求学时，先生奉府君的命令做我的老师，警醒我的懒惰、启发我的蒙昧，他的恩德实在深厚到了极点。等到我有幸在乙酉年考中乡试荐举，接着又在丙戌年考中进士，两次都与府君是同乡，人们认为是奇事。唯独先生屡次应试都未能如愿，当时的舆论替他感到委屈，而我尤其因自己先于他中举而感到惭愧。先生却安然处之，说：“读书人本来就有应当致力的事情，难道只是考中一次进士而已吗？”君子认为他的修养已经纯粹了。先生今年五十岁，二月十一日是他的诞辰；我当时正任职在外，想着没有什么可以表达祝颂，于是就记述这座堂名的意义，以此为先生祝寿。先生忠信仁厚，从不做矫饰虚伪、不合真情的事情；与人相处没有抵触，即使有凶暴蛮横的人平素欺侮他，他也一概容忍，不去计较。他写文章温和雅正、流畅通达，而秀异杰出的气概自然流露；曾经搜集经史传记，亲手抄录成数百卷书，收藏在家中。日后我将为它作序并使之流传，现在还来不及说到。邹氏复节妇墓记 节妇邹氏，据说是宋代名臣浩的后代。她居住在常熟县东面的始庄，父亲处士士能，品行高尚清白。节妇名淑清，嫁给长洲县百姓陈复；陈复戍守云南时死去。节妇当时正值壮年，没有儿子，却能坚守志向、甘于贫困，发誓不再改嫁。虽然经历艰难危险，最终还是保全了自己的节操。正统甲子年，部使者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朝廷下诏表彰她的门第。节妇死后，葬在县城西边凌桥旁若干步的地方。年久以后，墓地荒芜湮没，逐渐被乡民侵占。邹氏族人共同谋划恢复墓地，但力量不够。处士的五世孙察，当时还年轻，却独自慨然说：“这件事难道不在我吗？”防御史中丞虞山先生陈公有别墅，正对着墓地的乡民住所，于是便买下那块地方。守地的人还在上面盖了房子，陈公起初并不知道。后来有人告诉陈公说：“唉，听说得太晚了。”陈公立即命令拆掉房屋，标明墓地所在，并约束告诫来往的人不要践踏毁坏。丙午年，察由县学生身份参加乡试，便到陈公那里请求。陈公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心愿。”当即把墓地归还给他。察于是召集役夫，砍除荆棘，烧掉茅草，修筑围墙，栽种松树和楸树，选定吉日修举行祭祀。宗族亲属聚集起来，大人小孩都高兴地说：“我们的节妇能够葬在这座山丘上，如果没有中丞公，她最终就会湮没无闻了。” 于是大家一起歌颂陈公的宏大美德说：“这山丘多么高隆，是谁培筑了你的坟土？是我公的功劳。这山丘多么整洁，是谁安置了你的墓穴？是我公的德行。”邹氏的子孙后代，要世世谨慎地祭祀她，祝愿陈公万年长寿，愿上天赐给他福祉。察有一次把这些话告诉我陆粲，说：“这不是很好吗！这不是很好吗！”君子表彰节义，凡是为了敦厚风俗、引导百姓罢了。节妇的事迹曾经写入各县县志，至今已经将近一百年，乡人还在纷纷谈论她。诗说：“甘棠树枝叶繁茂，不要剪它，不要砍它，这是召伯曾经停留的地方。”思念那个人还要爱护他的树木，何况埋藏着他的遗体呢？如今却颓败湮没，这本来就是仁人所忧虑的。中丞公凭纯厚的德行和高雅的道术，维系人伦纲常；他曾经在朝廷执掌宪法，于是纠察辅弼的情谊得以彰显；出任外地官员而保卫治理地方，于是赏善罚恶的法令得到明白执行。如今这件事，对公来说只是小事；然而扶植常道伦理、规范训导地方风俗的意义，正是体现在这里。过去吕荣为糜君殉节，崇义妇为她修筑坟墓；郁生守志，姚子为贞姬表彰名号。这本来就是我们乡邑的旧事。如今又重新遇到这样的事情，而察能够笃念先人的壮烈事迹，迅速地举办公益之事，终于完成父兄宗族的志愿，也很贤能。君子说，中丞公是仁人，察是孝子，这都是盛大的节操，不能不记下来。因此叙述事情的大概，叫人刻在贞石上，立在墓的左边，以充分彰显他们的美德，也用来给后来的人看，希望永远永远不致毁坏。《陆子余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陆子余集》卷二，明代陆粲撰《戴先生传》戴先生名泰，字岳宗，世代是江西永新县人。先生年轻时聪颖奇异，每天能记诵千字，写文章提笔就成。因家中有难而避居襄阳，襄阳人并不知道他。独自住在破屋里，亲自拿着扫帚清扫洗涤；早晚手持一部书，朗声诵读，口中不曾停歇。邻屋的人窥见后觉得奇怪，前来问道：“您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先生不回答。过了很久，有士人了解他，邀请他到家中做塾师，于是入籍襄阳，补为县学生。同辈看见他的学业，都惊讶佩服，渐渐来向他请教疑难，于是降低身份拜他为老师。先生原来研究《易经》，各个研究易学的人都争着愿意跟随先生游学。当时先生的名声传遍江汉之间。成化戊子年，被推荐为湖南乡试经学第一名。辛丑年礼部会试中乙榜，授任蜀地南川县教谕。那里杂居着夷獠，读书求学的人很少，先生日夜亲自督促教导，几年后才有考中乡试的人。调任大足，应聘主持浙江乡试，号称选得了人才。任期两次届满后，请求退休，不等候答复便径自离去。当地长官强行起用他，又调任金坛，但先生自顾年老，更加不愿意。不久最终还是回去了，诸生挽留不成，哭泣着送他回乡。十年后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先生性情敦厚质朴正直，继母性情严厉，他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他做官二十多年，不过是学官，从未在任职之处因私事求托他人。他自己说：“我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平生不能谈论谋利罢了。”年老以后，家中极其贫困，衣服器用单薄简陋，有些甚至是别人不能忍受的，但他始终不问置办产业。他所写的文章，务求以义理取胜；曾经教学生作文，说首先应当修养心性，不要只是让文辞支离破碎。他的见解得到君子认可。先生的先祖本姓萧，元末有个叫宗濂的人，任庐陵判簿；天下大乱时，他组织义兵，捍卫乡里。高帝听说他的名声，召见并授予节钺，他不肯屈服，死在金陵市中。到了他的孙辈成为戴氏的外甥，于是冒姓戴，一直延续到今天。自判簿以节义而死后，乡人都尊崇他。后来子孙逐渐显达，如代长史、礼蜀伴读、弼汀州守禧以及先生，都由科举出身而成为名人。先生的儿子梧，如今任嘉善县令，忠信而喜好修身，使这个家族世代延续。陆粲说：“我从太史公司马迁那里听说，汉高祖灭掉项氏后，下令项籍旧日的臣属都以‘籍’为名，只有郑君不奉诏，因此被驱逐而死。到了他的儿子庄，官至九卿；孙辈中做到二千石的有六七人。如今看判簿的死，真是壮伟啊！他的后世显贵兴盛，大略与郑氏相等。上天对于忠义的报偿，本来确实是有意的吗！”梧与我一同参加进士考试，彼此友善，请求我为他的父亲记述一生；我得知判簿死于守节之事，因此附带记在这里。陆义姑姊传 陆义姑姊，是吴郡陆粲的姐姐。她温婉安静而有见识，嫁到蒋家后成为寡妇。她的弟弟陆粲考中进士，任给事中；他直率鲁莽，喜欢议论政事，一年之中上疏十多次，多次批评弹劾当权者的过失，最终因此获罪，被贬到西南夷地边外。那里荒远，不能带着家属同行。陆粲离开后几个月，他的妻子病死，留下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还年幼。母亲胡夫人年老又失明，正悲号呼天，不知道该怎么办。姐姐听说后说：“唉，这是我的责任。”她回头对自己的儿子说：“好好照看你的妻子，我要去和那两个孩子共同生活、共同承担祸福。”她立即赶到弟弟家，抱着那一男一女哭泣，每天抚养照料他们，还教他们读书识字，记诵经书以及学习女红，恩情非常深厚。男孩女孩都忘记了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后来陆粲稍稍升迁，任县令，经过家门时依恋不舍，不能离别。姐姐说：“你走吧，有你的姐姐在，还忧虑什么？”陆粲于是也毅然辞别，不再顾念家事，说：“有我的姐姐在，还忧虑什么？”过了很久，陆粲退休回家，那男孩女孩都已经长大。姐姐又每天替他们缝制衣服被褥，整理置办嫁妆，直到看着他们都完成婚嫁，才告辞离开，又跟随自己的儿子居住。这时吴地的大夫士人，凡是与陆粲兄弟交好的，听说这件事，没有不赞叹姐姐贤德的行为，说：“从前鲁国有位妇女遭逢乱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保全兄长的儿子，当时号称鲁义姑姊。” 如今姐姐的行为足以追上并匹敌那个人，应该就称她为陆义姑姊了。有人说：“姐姐难道是听到了什么故事而受到激发的吗？”姐姐从未求学，只是从年轻时就喜欢听几个弟弟讲说史传故事；读到稗官小说，以及古人壮烈节义的事情，便常常拍手称好，吟诵不放在口边。她这样喜爱义行，原来就是天性如此吗？然而姐姐居住贫困，脚不出内室门槛；她的弟弟和儿子又都是地位卑微的士人，不能借助四方贤者长者的交游来谈论、宣扬她的名声，所以姐姐的事情只有乡里人知道罢了。如果当世有像刘中垒那样的良史，把她记录并放入《列女传》中，怎么知道她不会和鲁义姑姊一同流传呢？虽然如此，姐姐当初的愿望，难道是为了区区的名声吗？这时姐姐将近六十岁，她的弟弟陆粲准备带着那男孩女孩去给她祝寿，于是写下她的事迹给她看，说：“让你后代的人永远不要忘记。”于是作《陆义姑姊传》。

译给事中李公传 给事中李公，是大梁祥符人。名濙，字宗禹，另一个字是原洁。他的祖先从燕地迁来居住在大梁，世代都有显达之人，是有声望的仕宦之家。李公幼年丧父，努力学习，被选为校官弟子员。他须眉秀美，仪表魁伟，喜好豪迈不凡的大节。成化辛丑年考中进士，过了很久授任南京户科给事中。敬皇帝刚即位时，这年六月初一发生日食，李公上疏劝皇帝整饬自身、修明政务，以消除平息灾异，并趁机陈述慎始保终的戒言。皇帝嘉奖并采纳了它。都城百姓中应当供应杂役的人，那些资产丰厚的富人大多被权贵之家私自役使，而官府的一切需求却特别依靠下等户承担。李公命主管部门核实情况，平均征发；有挟私情来请托的人，严厉斥责并拒绝。于是长期积累的弊病全都革除，上下都称便。宦官钱能一向贪婪奸邪，当时掌管留守钥务，他的兄弟在都城中共同谋取私利、横行霸道。李公上奏弹劾他的罪状，又论说刑官不应干预法纪和政务，措辞尤其严厉切直。当权者因此恼怒。不久有人从孝陵边界内盗取土石，李公查得主犯姓名，上报朝廷。当权者便借机指摘，诬称他妄言，说这不是他所应当说的事，于是下诏削去一级官阶，补任肥乡县丞。肥乡是小县，离京师较近，朝廷显贵往来经过县境时，常常有所索取，郡守县令不能拒绝。李公到任后，便一概依法裁断；此后就再没有人敢妄自索取，大家都说：“没有李这个强硬的县丞，谁能使他们收敛呢？”当时被贬降的官员大多简慢傲岸，不理政事，唯独李公尽心于吏职，体察下情，对百姓先晓谕教导，然后才施以笞罚，百姓非常信任爱戴他，只怕他离开。一天，几百人聚集起来奔赴宫阙之下，上书说：“愿跟随圣明天子请求李县丞来惠养小民。”奏书上报皇帝知道了，但李公因母亲去世而回乡服丧。等到服丧期满，他年纪才五十多岁，便再无做官进取的念头。居家时早晚手不离书，断绝到公府的踪迹。部使者以下的官员登门，他不轻易接见；即使见了面，谈话也不涉及私事。住宅低洼狭窄，有人请他改建到明敞干燥的地方，他谢绝说：“先人住得安适，我不够资格继承他的事业，能保住这里就足够了。”巡抚都御史孙需、陶琰先后向朝廷荐举他，朝廷派郡守、县丞到他家劝他复出，反复苦心劝说，李公不答应。后来他拍着心口笑说：“我的心志竟然比石头还坚硬，怎么能够转动呢？”于是把居所题名为“石庵”，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宦官廖镗镇守河南，势力极盛，轻视士大夫，唯独心中敬重李公，偶尔设宴召请他。当时宾客坐满一堂，等李公举杯，李公不得已勉强前往，酒过一两巡便倚着席子睡着，鼾声大作。廖镗惭愧，回头对左右说：“李公年老了，不能再承受酒量了。”过了一会儿，李公起身擦眼睛、整理胡须，长揖后径直离去。廖镗感到难堪，但又自觉失态，从此不再召请他。评论者把这件事比作宋广平对待王毛仲的事。李公一向轻视钱财，做官所得俸禄全都分送给族人，从不经营置办产业。年老后更加贫困，常常只吃脱去外壳的粗米，有时还接不上饭。独自住在一间屋里，只有土床和芦席，但脸上从没有不足之色。遇到天气晴好的日子，便乘一辆小车，带着子弟族人出游；茂密的树林、开阔的原野，没有不去的地方，心情欣然快乐。正德癸酉年，七十一岁，去世。李公擅长书法，所写诗文都很有构思和情致，现存有若干首。陆子说：班固的史书称赞朱云守持节操，后来不再在汉朝做官，常住在鄠县田间。当时乘牛车四处游览，自得其乐；即使宰相想把他请到东阁，他也不屑一顾。我看李公在盛明之朝做官，多次上书公开讥刺权贵势力，也同样刚强壮烈、激昂不屈。他被贬，并非皇帝的本意；如果后来再次起用他，必定会逐步升到大官。可是他却隐迹乡里，优游终老。遇到有势力的人出面援助，他仍坚持志向而不改变。与槐里令那种在衰败时代屈服于强者的人相比，虽然遭遇不同，但风操却仿佛相似。我又听马文渊说过：“凡人既然显贵，就应当使自己即使再次卑贱也能安处。”如今做官的人，一旦离开官位，便忧愁沮丧，志气仿佛鱼儿失去水一样，只能喁喁待死罢了。像李公这样甘于贫困而不后悔，别人难以做到；所谓能够让自己重新处于卑贱地位的人，不就是这样吗？李公的儿子世德任礼部郎，因触犯小法被贬为吴邑博士，偶然向我述说李公的事迹，我替他择取大端写成传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前乐安县令顾先生寿藏铭 先生姓顾，名兰，字荣甫。他的祖先居住在吴地香山，明朝初年才迁到郡城临顿里，如今是当地居民。父亲名伦，母亲姓薛。先生年轻时俊秀明朗、不同凡俗，未满二十岁便博览通晓群书，补为长洲县学生。弘治戊午年，考中应天府乡试，被荐举；多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未中。正德丁丑年，赴吏部谒选，得到山东淄川县令之职。淄川是小县，但赋税徭役繁重；富人家的子弟大多出钱做省府属官，通过攀附关系谋求免除。先生按户籍逐一查考，命令各科差役都根据资产多少区别对待，吏员们抱着案卷接受命令，不能有任何推诿。上级听说后，把他的办法下达到邻近郡县，施行后没有不称便的。他把其他使百姓困苦的杂役调派，也一概裁撤。县中原有郑康成祠，长期废弃，先生立即修缮治理，率领学官和弟子按时举行祭祀。拆毁僧尼的房舍，就在旧址上建立社学，选拔年轻俊秀的人，设置老师教导他们，百姓渐渐趋向教化。不久改任江西乐安知县。乐安的风俗尤其轻薄，人死后迷信堪舆家的说法，积十多年不下葬；子弟未到成年便结婚；妇女丈夫死后不服丧，马上改嫁。先生用礼义教化晓谕士民，又向监司说明情况，严格制定科条禁令，风俗因此大为改变。里胥和豪强强行侵夺乡民，不让他们正常办事。先生察知其中的利弊，为他们参酌停免、平均调适，常常使孤弱偏远的人得到安置。百姓欢喜地互相传告，从山谷中争相出来应役，长老们惊叹，认为这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当时同辈中任州县官的，大多都能超常升任显要美职。先生治理两个县，经过七八年，因为不能在当权者那里建立援助关系，所以官阶名次没有提升；而且他已经厌倦了仕途，于是竭力请求退休回乡。当时他的年纪才刚超过五十岁。他所蕴藏的才干，大概十成中连一成也没有施展，谈论此事的人至今还为他惋惜。先生天性清白耿介，自从做举子起，便高尚自守、甘于贫困，不苟且接受财物。有人邀他一同向官府请托，说：“难道不能稍稍委屈心志来润泽自己吗？”先生不回答，拂袖径直离去。那人惭愧，对别人说：“这个人本来就是个拘谨孤介的士人。”做官后更加发誓保持清白。先生从淄川入京朝见，乘一辆单车上路，口袋里空空如也。父老替他召集全县筹得几十缗钱来献给他，他最终作诗谢绝。乐安百姓中长期承担乡赋的人，每年要缴纳五百金作为县令的馈送，先生也严词谢绝。等到回乡，脚不踏入公府。他住在偏僻的巷子里，有个小园圃，杂种花木果蔬；培土施肥、灌溉浇水，都勤劳而合时节，久而久之全都茂盛得像树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译他每天在园中徜徉长啸、吟咏，从不过问世间事务。他喜欢读书，每得到一部书，翻阅把玩，片刻也不离手。偶尔写些小诗，文辞情致清丽婉转；也擅长绘画，却不轻易动笔。年轻时颇为少言宽容，晚年更加平和旷达，与客人交谈时，向来从容和洽；即使随意说笑，也意味隽永而有情趣。陆粲与先生同里居住，是后辈，也因仕途坎坷而早早退隐，只是性情刚直不合世俗，唯独亲近先生。先生也不以辈分自居而与我交往，常常来往相从，便解衣盘腿而坐，整日谈笑饮酒，彼此欢乐。后来先生在白莲泾的世代墓地修建寿藏，对我说：“我的年纪超过七十岁，早晚要跟随先人而去；因此请你为我作铭，希望我还来得及亲眼看到。”先生过去交游中最要好的，是文内翰徴仲。徴仲为他写传，把他比作陶元亮，当时的人认为这是知人之论。铭文说：从外面看它高大端正，其中却空旷开阔。这是先生得以保全天性的归宿，等待百年之后，顺应自然变化而离去。有懂得德行的人经过墓下，还会说：“这是古代独自行道之士的墓，难道不应当向它致敬吗？” 一兰陈翁寿藏铭 一兰翁在横山下修建寿藏，对他的儿子晓说：“我老了，没有什么可以希求羡慕的；只是想到，希望当世有德行而能写文章的君子为我的寿藏作铭，我或许可以凭此不朽。你为什么不替我谋划这件事呢！”于是晓到我这里来告诉我说：“这件事没有比托付给您更合适的了。”接着拿出父亲的事状，再拜请求，我无法推辞，于是撮取大略写下来。翁名纲，字宗宪，姓陈，世代是吴地人。祖父本仕，任蜀地罗江县教谕。子孙中有人因做官或求学，便入籍汉州，以便求取功名。父亲昌，是太学生。母亲姓水。兄长经中蜀省乡试，名列高等。翁出生在汉州的寓舍，幼年聪颖不凡，跟随父兄学习《尚书》和毛氏《诗经》，常常就能明白大义。后来随父亲到京师谒选，路过华阴时，父亲突然得病，死在旅舍中；旅舍主人不肯让他停柩，准备把遗体埋在野外。翁长跪哀号，终于得以成殓，又暗中向县令乞求帮助保护丧事，辗转把父亲的灵柩送到蜀地。那时翁十五岁。成年后才得以奉养母亲，带着父亲的灵柩回吴地安葬。家中储粮不到一担一石，亲友中有人哀怜他的贫困，便资助接济他。他开始外出经商，时间久了，足迹几乎遍及天下，常常经过险阻、濒临危险而得以渡过。一天，他慨然说：“奉持先人的遗体，多次踏上令人畏惧的道路，来求取像王阳那样的微小功名，我难道是什么特别的人吗！”从此不再外出经商，而取出过去读过的书，逐渐寻求讲解研究。乡里人争相邀请他来做子弟的老师。翁虽然曾经经商，但他的风度气韵本来就很有儒者风范。他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想到父亲客死他乡，一说起就流泪。奉养母亲极尽美味，每次吃饭一定亲自察看准备妥当，才端到兄弟们面前。兄弟中有人去世，他便替他们收葬抚恤遗孤寡妇，都使他们得到安置。族中子弟因犯罪被发配边疆，翁受到牵连，全部丧失财产，却没有显露出丝毫脸色变化。他一生不是合乎义理的东西，绝不苟且取得。曾经到济南，有个叫袁丞的人寄托给他一百金；途中遇到盗贼，随从四散逃走，翁独自弯弓射退盗贼。有人劝他把金子藏起来，说：“只要以遭盗为理由搪塞过去就够了。”翁不听，最终把钱归还给袁丞。其他事情大多也类似这样。翁生于天顺壬午年正月初四，今年七十九岁，聪明才智仍未衰退。娶苏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晓，是县学生；次子晴，已经去世。女儿一人。陈氏的祖先大概有隐德，教谕君尤其以笃实行事著称，享年将近百岁。至于翁从孤儿起步，奋发自立，虽一生甘于贫困却没有损毁声誉，这实在是难以做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日〕 如今，晓正在儒林中展露才华，有获得俸禄来奉养父亲的希望。上天对翁的报答，难道就在这里吗？当初翁曾读《琴史》，读到《猗兰操》时，心中似乎有所感触，所以自号“一兰”。我替他作铭，以表明他的志向。铭文说：兰花生长在幽远之地，孤独地散发芳香啊；没有人采来佩戴，又有什么可伤感的呢？有像翁这样美好的人，姑且可以用兰花的德性来比拟吗？他的后代美好，秀异而宏大啊；最终会成为国家的芳香，使后世喜爱啊。获得俸禄和百般福分，使它更加滋长茂盛啊。君子刻写铭文，使它的芬芳传播啊。历经千百年祭祀之后，仍将永远有声名啊。福济观重建吕纯阳祠碑铭 福济观建造吕仙纯阳祠，大概是成化年间道士郭宗衡开始修建的，武功徐公曾为此事作记说：神仙幽深恍惚，无法知晓；然而看王大猷所遇到的事情，又显得十分明显。神妙的变化、玄妙的踪迹，乘龙升天、驾霞飞举，谁能够测度知晓呢？我曾听说纯阳考进士没有考中，便弃去功名，最终学道成仙；因此能够乘三光遨游天庭。这样看来，他把文章看作可得之物，把富贵看作草芥，把我们儒者著书立说、刻玉立碑、铭功铸鼎的事情，难道真认为不值得崇尚吗？然而他的真道、神灵和恩惠，又往往足以救济世人、使百姓得福，所以神明奇异的赐予，是对活人的特殊造化。嘉靖甲申年，吕氏祠堂毁于火灾，道士周北山重新建造。栋梁屋宇鲜明壮丽，丹砂和白粉相互映照；中间安置仙像，旁边翼然建有高廊，洞门和神室深邃幽美，仿佛云气散开，于是重新成为真正的仙境。北山名以昂，年轻时学习道术，独自探究玄妙的宗旨，洞彻研究最高的道理；他的心神旷达，思想飘逸，超然尘世之外，而世间的文章和富贵，完全不能混入他的心中。然而他又仰慕儒者的行为，学习孝友的纲常，敦行礼义的节操，受到当时人的尊重。他也曾与高雅脱俗的人交游，整日吟诗饮酒，快乐而不知疲倦；但如果问他神仙之事，他就沉默而笑。唉，这确实是幽深恍惚、不可知晓的吗？还是确实存在，只是难以测度知晓呢？像北山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学道而有所获得了。祠堂建成后，请我作铭，我没有空闲。又过了十多年，才终于能够写成。铭文说：天门东边相接，彩虹桥向西联络；真正的苑囿高高敞开，新宫于是建成。神仙居所如鸾鸟并峙，灵堂如虎跃起；云气构成的楼阁高高飞翔，天工巧妙雕削。雄伟的柱子含着盘曲的虬龙，华美的题额引来仙鹤；阳光环抱着美玉般的栋梁，霞光流淌过珍宝般的楼阁。深邃的宫宇如灵芝生成，洞房中绮绣交错；彩绘的长绳环绕回廊，美丽的帷幕张挂如夏云。银色匾额刚刚发出光辉，金色匣函于是安置其中；馆舍伏着苍龙，门前有朱雀呵卫。星辰攀附桂树门户，清风摇动兰花帷幕；千禽遮蔽栏杆，万朵花翻过台阶。绛色仙府高峻，玄妙仙踪绰约；龙驾在天上运行，螭龙衣裳如雾落下；凤凰衔着红色符节，鳞甲吹动紫色宝剑。琼女吹箫，玉童捧勺；往来于太清境界，享受逍遥的真乐。祥光一旦降临，仁慈之风四方弥漫；福泽广施下民，恩惠如同上等灵药；使乾坤长享极寿，永远以丹青色彩显扬。

译云南按察司经历刘绍卿墓表 绍卿由太学生得到按察司经历一职，被铨选注授云南。在此之前，我以给事中的身份上疏论事，被贬为贵州都匀驿丞。云南、贵州接壤，都是古代西南夷地。贵州土地尤其贫瘠恶劣，不适宜人居。我走了几个月，才到达贵州境上。正值盛夏，暑热多雨，所经过的地方都是大山长坡，上下行走十分劳累，整天道路上看不见行人。不久有骑马的人从后面赶来，原来是绍卿。我们一起在树林荫凉处休息坐下，交谈着互相慰劳旅途的辛苦。抬头看山，两边山崖陡峭相对，几百丈、几千丈高，颜色像堆积的铁；雾气从山顶蓬勃升起，虎的脚印交错在道路上。绍卿忧郁不乐。我回头笑着说：“你后悔来这里了吗？大丈夫不经历这种地方，凭什么知道艰难？你走吧。”绍卿也笑着点头，上马离去。我到了都匀，听说驿舍长期荒废，便租住在平越。平越是云南、贵州往来的重要通道。那些从云南来的人，时时传说那里有位新任刘经历，刚强执正，不接受请托；蛮族首领和武官放纵肆虐，不怕大官府，唯独难以对付刘经历。我听了非常高兴。从我离开平越到回吴地，三四年间没有和绍卿互通消息。后来绍卿进京考核，从巡抚大臣以下，都在考语中称许他为各幕官之首，大概将要升迁官阶了。却有流言传到吏部，于是以不谨慎的罪名罢免了他。后来听说有按察官因为小事对他怀恨，实际上暗中陷害了他。绍卿失去官职后在家居住十多年，因病去世。死后几个月，他的儿子瑊来找我，哭泣着请求我为父亲作墓表；我答应下来，于是叙述过去的事情说：“我认识你的父亲已经很久了，难道忍心不写点什么来安慰他的亡灵吗？”绍卿名某，祖先世代居住在临江；本朝有被编入军籍、戍守苏州卫的人，如今便成为苏州人。他的从祖父刑部尚书与清，考中进士后官至大官；父亲名某，母亲姓某。绍卿天性至孝，十四岁丧父，按礼服丧并努力学习，擅长书法，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他在云南处理政务明敏果断，上级认为他有才，很多事情都依靠他办成。他多次审理平反疑难案件。土官杨训杀人，帅府中凶悍狡黠的奴仆高璧也因事应当贬谪戍边，两人想送重金给他，他都不接受，最终按照法律定案。千户胡学诗杀害妻子，行贿请求权要替他脱罪；绍卿一审便查得实情，判处死刑。有人叫王髯，在路上抢夺并杀人，郡吏点名要逮捕他。有个兵官的儿子也姓王而且有胡须，王髯因此害怕，自行剃发，仍被官吏抓获；他已经被诬陷招供，案件也办成了。绍卿前去复核案件，立即查出真正的杀人者，同时释放了兵官的儿子。遇到饥荒时，他督察平价售粮，筹划周密而赋役分配公平，百姓因此没有饿死。他巡查迤东各郡的粮仓，发现积弊和蛀虫，便清理并改易其他方面的弊病。这些事还有许多没有全部叙述；如果按他任职时间稍长一些，他所取得的功绩本来应当更加可观，可惜他仅仅任满一考，便因暗中蒙蔽而被免职，谈论此事的人都替他惋惜。有人说：绍卿平生刚强急切，缺少宽厚涵容，因此触犯了贵人，最终被废退，这是他自取的，不是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做官只在于不丧失自己的本心罢了，至于祸福，却有不可知的因素。古人说过：“只是取决于所遭逢的时运，不取决于人的机巧或愚笨。”确实如此。如今世上的做官者，有的善于言辞，每天匍匐在公卿面前，在门下叩拜起身，窥伺他们的脸色；然而这些人本来各自有得利或不得利的时运，得利便越级取得显要职位，不得利便也会被抛弃流落，直到死亡。总而言之，荣华显达有一定的命分，并不一定因为谄媚或傲慢而决定通达或阻塞。像绍卿这类蒙受污辱、默默终老的人，世上又哪里数得清呢？绍卿于嘉靖丙午年四月九日去世，享年五十二岁。他的葬地叫灵岩乡桃花坞。妻子郭氏，是我族姑母丈夫的女儿。有一个儿子，就是瑊，是吴县学生；秀美聪敏而有文才，使家学世代延续。《陆子余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陆子余集》卷三，明代陆粲撰《祝先生墓志铭》先生名允明，字希哲，是苏州长洲人。他的先祖出自古代太祝一族，因官职为姓；也有人说是黄帝的后代，受封于祝地，因国名为姓。七世祖碧山在前朝时从松江来任郡守，死于任上，有一个儿子留在苏州，于是成为苏州人。祖父颢是明正统己未年进士，最终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父亲瓛，母亲徐氏，是大学士武功公的女儿。先生年少时聪颖敏捷，五岁就能写一尺见方的大字，读书一眼能看数行。九岁能作诗，常有奇妙语句。后来天赋更加特殊，加上父系、母系两位祖父都是当代魁首，长期受到耳濡目染，不离经典训诫【原文“□目擩耳染”有缺疑字】。稍长便通晓群籍，稗官野史、杂家著作以及幽深遥远、奇崛怪异的言论，全都记诵阅览，并发为文章，崇厚深沉而宏大华丽，纵横开合，包容古今，无所不有。有时在众人聚会之中，诙谐笑语纷杂，他提笔疾书，文思如泉涌，一时声名大振。壬子年在乡试中举，旧相王文恪公主持考试，拿着他的试卷不肯放下，说：“一定是祝某。”后来果然录取，先生使文恪更加得意，他说：“我识人果然没有错。”从此连续参加礼部会试都未中，当权者惊异于他的才华，曾打算在修史时推荐他的名字，最终没有实现。起初他出任兴宁令。那里地处岭海之间，百姓还崇尚喧哗攻讦，迷信禨祥之事。先生向他们宣示礼法的简要原则，选拔优秀子弟，传授经学，亲自讲解，于是当地风俗完全改变。群盗逃窜藏身山谷，时常出来焚烧抢掠，他为此制定方略，一天之内捕获三十多人，县中因此没有了警患，稍后升任应天府通判。不久请求归乡，又过了五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夫人李氏，是乡先生太仆少卿应祯的女儿。有两个儿子：长子续，中进士后入翰林，屡次升任陕西按察副使；次子是庶出，年幼尚未命名。有一个女儿，嫁给潮州府经历王谷祯。先生性情简易高旷，不喜欢受拘束，在众人中好像没有才能的人；然而沉默时喜欢深沉精微的思考，常独居著书，解衣盘腿而坐，心神遨游于玄妙境界。宾客来访敲门呼喊，他好像听不见。他天性擅长书法，出入魏晋诸家，晚年更加奇崛放纵，有人买到他的字，便收藏起来作为荣耀。他喜欢奖掖后辈，终身不谈论别人的过错。他治理家事从不问有无，得到俸禄和四方馈赠，便召集亲善宾客共同凑钱饮酒，纵情歌呼，花费尽了才罢休；有时分给宾客带走，一文钱也不留下，所以去世时几乎没有钱财办理丧葬。据说先生年轻时有意于经世致用，后来仕途失意、科举不顺，便全部发泄在文章中；虽然声名和实际成就都宏大振响，却仍不是他的志向。他所著的书，诗文合集共有数百卷，收藏在家中。陆粲说：“这种文章的功用可以与天地相当。自汉代以来，继承并阐发文辞之道的人，达到这种境界的，也不过寥寥可数。到了嘉靖、隆庆年间以前，兴盛了一百多年，士人仍拘守章句，未曾见到那种恢宏开阔的境界。到了宪宗、孝宗年间，才开始文采斐然。祝先生从诸生中崛起，精心钻研，发挥文采，纵横飘逸而刚健有力，超越追踪古人，真盛大啊！至于他沉潜浮游而自得，像龙一样变化而不受拘束，具有宏大的观照和逍遥的胸襟，已经廓然脱离世俗了。夏侯湛赞东方生说：‘明达通豁，包容弘大，超出同类，遨游于世俗之外的人，大概就是先生吧！大概就是先生吧！’先生于嘉靖丙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去世，第二年戊子年冬闰十月十六日，葬在横山丹霞坞。太原王宠编次他的事迹，陆粲为他作铭。铭文说：‘圣人有文章，本是上天启发；文章最终衰败残缺，谁来振兴它？啊，先生啊，发挥上天赋予的明悟，通达圣人的经典，传播为浑厚铿锵的文声，使全世震惊。只是时代没有给他机会，终身以贫困度日，唯独使他的文辞昌盛，用来照亮群蒙。横山原野上，那座高四尺的，就是先生的坟墓，后人不要毁坏伤害。请看这篇铭文。’ 《贵州杨义司副长官金翁墓志铭》贵州大概是古代牂牁的区域，如今那里成为戎卫的地方有十多个，平越最大。从平越境内通往各地、设置安抚司或长官司的地方有十多个，杨义最大。杨义的辖地有数百里，所治理的地方叫杨山，担任长官的是金氏。金氏的祖先世代在当地称雄。明高皇帝时，派遣大将军出兵平定滇、僰诸夷，途经平越。金氏的母亲听说后，率领部众到军门投降，并献上羊和酒。大将军很高兴，奉皇帝之命慰劳她，开始上奏改其司名为杨义，以此表彰她，并命金氏母亲的子孙世代担任副长官，统领其部众。部众都高兴地说：‘唉！我们的君长拥有这样的爵位和土地，原来是我们老妇人的功劳。’直到现在还把她与冼高凉相提并论。传到第三代就是金翁。金翁名洪，字某，自从开始任职，便以才智闻名。每当有盗寇警报，方镇大臣用檄文调集各司兵马，各司迟疑观望，没有谁先出发。檄文送到金翁那里，他捧着檄文跪下，以额触地，起身读了一两行，便瞪眼拿起弓刀上马，下令说，谁敢落后出发就处死。到了交战时又格外奋勇，所向都有战功，常常在各司中居首。至于赋税征发，也总是提前办齐，因此方镇大臣都爱重金翁。到他年老时，仍不许他闲居家中，遇到重大事情常常交给他办理。有奸民制造伪印，谋划占据城池作乱，金翁侦知后，秘密报告上官，设法捆捕那人，其余党徒惊慌溃散，全境得以保全。金翁既通晓世务，又多有权谋，临事时能收能放，别人无法窥知他的深浅。他很喜欢读书，撰写奏牍或公文，动辄数千上百字，即使年老的吏员诵读，也没有不称赞的。嘉靖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妻子某氏。四个儿子：长子鳌，袭任副长官；次子凤，是卫学生；其余两人姓名不详。鳌等在某年某月某日把金翁葬在杨山原野。贵州距离京师将近一万里，诸酋豪凭借险阻，任意杀人或放人取乐，一方百姓都战战兢兢；他们以为中国有什么了不起，最终触犯天怒，以至全族灭绝，连炊烟也没有了。金氏拥有土地已经数代，却恭敬谨慎、毫不懈怠，子孙相传，声誉光彩更加荣耀，这难道不是行善的福报吗？陆先生说：‘古语说，顺应天道的能够生存。’我在金氏身上看到了这种效果，所以记录下来以劝勉忠诚。凤研治《春秋》，自从我因谪居寓居平越，才开始来跟从我游学。我为金翁作铭，也因为凤的缘故。铭文说：‘杨山高峻，幽闭着这座玄室；夫人没有死去，我的铭文就在这里。’ 若不是这位夫人，我又怎会作铭来训诫臣子呢？《亡妻盛氏墓志铭》

译亡妻盛氏，是已故御史大夫斯徴的女儿。盛氏在吴地是世代仕宦之家，她的祖先大多是杰出而有德望的人。到了御史大夫，更因刚毅和大节闻名天下。孝宗朝时，大夫刚满二十岁，考中进士，奉诏回乡娶亲。嫡妻沈夫人，也是郡中名门之后，她生下了我的妻子。大夫恰好被选为工部郎官，所以给女儿取名为选。她出嫁时，我给她取字德媛。我考中进士后，任翰林庶吉士、工科给事中，我的妻子都跟随我在京师。不久，我因进言获罪，两次被关进诏狱。天子仁慈，不忍杀我，只把我贬为贵州都镇驿丞。都镇地方遥远荒僻，不是人所居住的地方，我不能带家眷同行。我的妻子于是留在家中侍奉母亲，因此原有的脾病到这时更加严重，又增加了痰厥，最终病逝。一年后，我承蒙恩典获准量移，任永新令，不久辞官归乡。又过了很久，才在虎丘西面选择墓地安葬她。我的妻子从少女时起就贞静柔婉。她的祖父通议公格外疼爱她，不愿把她嫁给平常人。通议公也是杰出的人物，与我先父如隐府君有世交，曾到府君家中，府君设酒款待他，并在席间让他见几个儿子。当时我才六七岁，通议公在席上命我作对偶语，我随口便答，通议公连声赞叹。酒宴结束后，他辞别离去。后来一天，府君听说他的孙女贤淑，便派人请求联姻。通议公听后非常高兴，说：‘是那个聪明的孩子吗？’立即答应并接受聘礼。随后写信给大夫说：‘我替你找到女婿了。’等我的妻子出嫁时，年龄才十四岁。府君和我的母亲胡夫人怜惜她年幼，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我的妻子也恪守礼法、竭尽孝道，对待内外亲戚，恩情礼义都很周全。她生活俭朴，饮食从不兼有多种滋味，衣被、簪珥也没有华丽奢侈的装饰。对亲生子女虽然十分疼爱，却从不顺从他们的欲望。她治理家中众人尤其宽厚简约，常常因为我性情急躁易怒而劝戒我说：‘这会损害德行，也会伤害身体，为什么不爱惜自己呢？’直到今天想起她的话，我还感到惭愧。我在浙江考校文章时，大夫恰好奉诏治理漕河，我们在济宁相见，非常欢乐。当时大夫统筹规划各项事务，过于劳累，面容明显消瘦。我的妻子见了忧郁地劝道：‘做官可以停止了，大人何不归来呢？’在此之前大夫已经上疏请求退休，听到这话十分高兴，说：‘这才真是我的女儿。’等我被远谪时，我的妻子起初想与我一同前往，说：‘丈夫安乐时同处，患难时却相互违背，别人会怎样说呢？’我谢绝她说：‘母亲还在，你难道能离开她身边吗？’ 于是她留下了。临别时虽然极其悲痛，却始终没有因我被贬官而怨恨。她的贤德和见识就是这样。然而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上天的夭折。唉！我从结发以来读书求仕，在科举进取上困顿，近二十年间又遭遇家难，受到豪族侵侮，赋税徭役交相逼迫，困厄惊忧，都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而我的妻子确实与我共同经历了这些。如今往事仿佛还在眼前，但逝去的人已经不能复生。何况她患病时我不能知晓，死后也不能参加收殓，这种痛苦哪里说得尽呢？我的妻子生于弘治丙辰年十月十日，卒于嘉靖庚寅年八月二十一日，享年仅三十五岁。于丁酉年三月十八日安葬。儿子一人，延枝，是郡学生。娶毛氏为妻。女儿一人，嫁给王有壬；王有壬是太傅文恪公的孙子，后来凭借荫恩任尚宝丞。铭文说：‘唉，我被放逐到贵阳之南；稍稍归来时，兰花已经先行凋零。你的命运实在艰难，最终留下长久的悲伤；你的德行却很美好，子孙将会昌盛。’ 《太医院医士张君墓志铭》我的外祖父山西参议胡公胡仕，有清廉正直的操守，却未能充分得到任用。辞官回到吴地后，更加高洁简淡，闭门不与人交往。只有乡里的医生朱廷用，因为两家有世交，所以能够多次登门闲谈。当时我的先父如隐府君正寄居在外祖父家中，我的大伯子徴刚出生才几岁，朱廷用的女婿张君汝声也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儿。于是两家开始结为姻亲。张君和我的父亲也相处得非常融洽，闲暇时便来往饮酒歌唱作乐，常常过了半夜才散去。像这样大概有三十年。我的父亲不幸去世、留下孤儿后，又过了几年张君也去世了。张君为人开朗爽直，崇尚气节义理，与人谈话总是剖白内心，毫不回避。他的岳父廷用凭借疡医之术闻名吴中，张君继承了他的医业，又遍读《素问》《难经》等书，掌握其中的精要，旁及史传，对大义都很通晓。诊察疾病、处方用药，十次中没有一次失误，即使廷用本人也说不如他。然而张君性情简慢倨傲，郡中许多豪强长者和贵人，他常以‘你我’相称，豪强贵人很不高兴。有病便请别的医生，别的医生的医术大多不如张君，有的只是耳闻一些医方，胡乱吹嘘以图牟利，但登门请他们的人白天黑夜总是满门。张君医术虽高，却不为人所知。他在门前开设药铺，每天端坐其中，没有病人前来询问，因此家道日益衰落。晚年才因推荐进入京师，按例参加礼部考试，列名进入太医院担任医士。不久因事请求归乡，后来再次进京，等待补缺时得了寒病，死在旅舍中，享年五十九岁。曾与他交游的人为他办理棺殓，把遗体送回家中。张君名镈，字汝声。祖先是汴地人，跟随宋高宗建炎年间南迁，定居吴地。父亲谨因张君的兄长钦贵，获赠中书舍人；母亲李氏，获赠孺人。正妻朱氏所生子女六人，儿子三人：潮、瀚、涛；女儿三人：长女嫁给我的伯父，次女嫁给沈某，三女嫁给石某。庶出子女二人：儿子涣，女儿年幼尚未出嫁。孙子四人，孙女二人。张君于嘉靖乙酉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去世，十年后的乙未年十一月十五日，才得以葬在花园村青龙坞的祖坟。潮请我作铭。张君第二次进京时，更加失意，毫无际遇。听说我在乡试中举，正要赴省参加会试，便高兴地对人说：‘子余现在来了，我的事情就有希望了。’‘子余’是我从前的字。不久他病重将死，有人问起后事，当时他的舌头僵硬，话说不清楚，却还像是在说：‘子余现在来了。’ 唉，张君对我的期望实在深厚！何况他是我父亲亲近厚待的人，我怎能推辞为他作铭？铭文说：‘活着时我不能救济他的困苦，死后我为他作铭。唉，愿张君的墓穴永远安宁。’ 《天池山人陆子玄墓志铭》

译天池山人陆子玄，是我的弟弟。他原名灼，后来改名采。世代是吴地人。吴地西部有座山叫天池，大概就是道书所说可以使人超脱尘世的地方。弟弟心中仰慕它，于是自称山人。他生性奋发英俊，起初作为学官弟子，却不屑于拘守章句，放开眼界，什么学问都阅读。他跟随岳父、故太仆少卿都公交游，专心学习古文辞。不久按例升入太学，更加致力于精进。凡是当世显贵以及以文章著名的人，他总是登门求见，主动结交；凭借自己的文章，往往一见面就得到赏识喜爱，于是名声渐渐显露。长江以东的学士，大多伸长脖子希望与他交往，但弟弟自以为能够经世立功，认为功业可以很快建立。他常常在大庭广众中捋须击掌议论天下大事，言语多触犯当时禁忌，宾客不愿听，便渐渐离去，有的还相视讥笑他。弟弟神色自若，并不因此停止。他在太学二十年，多次参加考试都遭挫折，又遭逢世人的玩弄侮辱，不能没有些许失望。日夜与亲善宾客纵情饮酒歌唱为乐，间或外出游览，有时过了一个月还忘记回来。袋中一文钱也没有，随从告诉他，他好像没有听见。向东登上泰山，作《游仙》三章，慨然有飞升远举的志向。向南越过闽地山岭，在武夷诸山间徘徊，对人说：‘世上没有了解我的人。’ 我听说京师是天下豪杰汇聚之地，又听说燕、赵多有慷慨之士，我将要去那里看看，或许会有希望吧？走到半路因病返回，回到家后心情很是惆怅。夜里多次起身，向东向西走动，对我说：‘从前有人说我在酉年会遭厄运，如今我的形神已经不能相互收摄，我大概就要死了。’于是让旁人退下，嘱咐我后事，那些话凄惨得令人不忍听。兄弟相对抽泣，眼泪一行行流下。过了不久，他果然一病不起。可悲啊！这年是嘉靖丁酉年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四十一岁。八年后的乙巳年十二月十三日，才把他葬在那里，正是天池山脚下。对于弟弟当初的志愿来说，也好像有所契合。陆氏在吴地是著名姓族，宋代末年才在陈湖之滨定居。我们的先父名应宾，母亲胡夫人，共有三个儿子，弟弟最小。先娶都公的女儿，后娶邹氏。儿子二人：长子舒枝，是都氏所生，为府学生；次子敬枝，是庶出。女儿一人，邹氏所生，嫁给太学生陈沛的孙子。另有外孙男一人，名嘉观。弟弟性情豪放不羁，与人交游相处时倾吐心腹，毫不隐瞒。每当谈论古今、品评人物，机锋和辩才层出不穷，没有人能穷尽他的言论；但他固执自信，不肯屈服迁就世俗。即使是过去亲近友善的人，只要有一件事不合他的心意，他就当面斥责，有时因此招来怨恨，也不在意。他在文章方面喜欢称道六朝诗歌，起初模仿盛唐，晚年以谢康乐为宗旨，遣词造句常常像他。闲暇时挥笔游戏，写近体诗和乐府；即使是调笑戏谑、率意而作的作品，也含蓄有致，令人喜爱。他尤其喜欢研习本朝的旧闻实录，所到之处殷勤访求，往往听到别人从未听过的事情。至于幽冥鬼怪、黄冶变化之说，无不搜集记录，写入编录。狡黠的人有时故意胡说来迎合他的心意，他也倾听而不怀疑。听说有奇人异士，即使相距几十里、上百里，也要奔走前去求见，他的爱好专注到了这种程度。我和弟弟一起侍奉大伯子徴读书，彼此讨论高下，互相以师友相待，爱好大致相同，正依靠他时时规劝切磋，希望能有所裨益；可是弟弟却抛下我去世了。铭文说：‘吴地有一位奇士，是陆氏之子；玄生不逢时，又没有长寿。唉，真令人悲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张时济墓志铭》东西两座洞庭山都在太湖之中，包围着市井，居民成排密集地住在山上。田地每亩价值几十金，百姓中稍微有些人口的，往往就外出经商。但当地人大多细琐吝啬，即使家产可以与素封之家相比，行为却更加拘谨鄙陋。张君时济是东山人，性情却独自豪迈高明，轻视钱财、乐于施舍，能够重然诺、守信用，遇到艰难之事也能担当。张君起初学习儒业，后来放弃，转而从事废弃科举的事业。他曾向南泛舟经过江汉，向北渡过淮水、泗水，走遍齐、鲁、燕、赵郊外，交往的多是资财丰厚的富人，货物钱财充盈；张君所拥有的财产还不到他们的十分之一，而且时有顺利和困顿，但心胸常常十分开阔。他与人交易，始终以诚信为本，即使涉及数百金也不刻立契约，事情结束后从不欺骗对方，而别人也没有欺骗他的。他曾在路上拾到遗金，查找物色失主，把钱归还。族人中有出卖产业的，张君替他们付清价钱，又把产业还给他们，不取回报。朋友贫困，流落远方，他便为朋友准备衣物和路费，将要资助他回乡。他做事大多如此。评论者说，张君大概有古代节义侠士的风范，不只是比乡里人贤能而已。至于家庭中的行为，更有许多值得记述的事。父亲孟昂患病，腹部鼓胀，脐下流出水，医生说流出的水味道咸则能活、味道淡则会死，张君急忙取来品尝。母亲刘氏年过八十时，张君自己也已经头发斑白了，却更加笃实地孝养母亲。母亲去世后，他像幼儿思慕母亲一样哀伤，因悲痛而身体消瘦，别人都认为这很难做到。他年轻时曾学习武艺，箭术高超，无人能比。正德年间游历京师，恰逢有诏令选举有才干武艺的人，熟人拟写荐举文书推荐他，张君因为父母年老坚决辞谢，这件事才作罢。他平日手不释卷，喜欢养生家的言论，著成一编书，以老氏虚心守静的原则为宗旨，斥责黄冶、容成一类的方术，说这种做法已经离道很远了。他也善于谈论禄命，常常奇异地应验。有一天忽然写信给儿子说：‘今年我将要观察造化，壬辰年就是我去世的日子。’到了期限，果然因病去世，也很奇异啊！当时是嘉靖庚子年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九岁。这年九月二十六日，葬在俞家山原野。张君名淮，字时济。先娶习氏，继娶陈氏，再娶钟氏。儿子一人，本；孙子一人。余烈有四个女儿，曾孙女一人。本专心求学、喜爱修身，曾游学于王文恪公门下，与我友善。余烈也跟随我游学，并且带着张君外甥、肇庆守朱全甫撰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铭文说：‘谁说经商的人就没有才能？武艺也敏捷而有技艺，却没有得到任用；最终仍然声名流传，在于他的子孙。’ 《怡圃朱翁墓志铭》

译吴郡朱元吉将要安葬他的父亲怡圃翁，亲自写了数百字的行状，拿给他的朋友陆粲看，并请陆粲作铭。陆粲摘录其大意写道：‘翁名某，字某，祖先是吴江儒林里人。先迁居洞庭东山，又迁到郡城。父亲某，母亲某氏。翁生于天顺壬午年三月二十九日，历经世事七十八年，于嘉靖乙亥年三月二日在家中去世。辛丑年【缺】月【缺】日，葬在梅湾山祖坟。娶王氏，具有妇德。两个儿子元吉、贞吉，都是县学生。’‘翁天资朴厚，居家能孝敬父母，与两个哥哥和睦相处。妻子去世后不再续娶。因此族中有人归附他，有人来向他请教，只要发现对方有过错，他从不不尽言劝告；不因对方屈挠自己的言色而迁就。因此乡里人推重他的正直。他年轻时曾学习进士业，中年放弃，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乡里的后辈，同时在家中教育两个儿子。后来，跟随他游学的后辈学业都有成就，两个儿子也成为名士。晚年因厌弃世事离去，在郡城北面开辟土地建圃，种树养鱼来自我怡悦，不再过问世事。因此有人推荐他参加乡饮酒礼，他也推辞不去。所以郡县长官都称他为清洁君子，说翁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一乡善士，难道不是吗？’ ‘有人说：从前朱长文居住在吴地，享有很高声望，以经学教授学生，世人称他为乐圃先生。翁难道是他的后裔吗？他的品行本来就与朱长文很相似。’‘陆粲说：翁大概有意仰慕朱长文，所以号怡圃，似乎是以此自比。因此最终成就了他的志愿，我为他作铭说：’‘呜呼！吴地逸民怡圃朱翁之墓。’ 《奉政大夫工部营缮司郎中张公墓志铭》孝宗皇帝时，我们吴地人在朝廷做官的最为兴盛。那些官至卿大夫、功德著闻于当世的人不必说；即使官位不显赫而事迹值得记载的，也非常多。在工部有两位张公：一位是都水郎中嘉玉，一位是营缮郎中守之，二人都峭直清廉，品行才能相似。当时天子仁慈明察，能够容纳并奖赏臣下；即使左右近臣有毁誉之言，只要守法也不轻易听信。因此两位张公得以施展志向，成就贤名。到了正德初年，逆阉刘瑾窃取政权，两位张公相继获罪。都水公被发配辽东，刘瑾被诛后才获赦回京；宦官仍然忌恨他，最终排斥不用，直到去世。营缮公也被削除官籍，废居家中。有志于当世、痛惜人才难得的士人，至今仍为他们遗憾。营缮公去世时，曾嘱托陆粲料理后事和安葬，于是他的孙子衍庆来求铭。张氏、陆氏世代通婚，张公是陆粲父辈，因此陆粲叙述他的事迹并作铭。叙曰：张公名约，字守之，是吴地长洲人。世代为士族，父亲翥从进士起家，最终官至云南按察使。母亲吴淑人。张公于弘治庚戌年中进士，起初授官虞衡主事，在杭州和芜湖监督竹木税，所到之处剔除奸弊，税收超过定额，连一尺一寸以上的物料也都登记归公，有关官署丝毫不能染指。后来升任都水员外郎。过了很久，吏部认为营缮是事务繁重的司，非张公不可，于是升任郎中。不久奉皇帝玺书在卫辉督造汝王府，根据工程量规定期限，节约削减浮费冗费，省下三十多万。回京后重新掌管本司事务。张真人请求朝廷建造府第，且中官答应了他。张公说，年成歉收、国家贫困之时，却劳役百姓来装饰异姓之人的居所，不是王政。此事最终搁置。京师中靠浮食过活的奸民，勾结中官牟取奸利，平常运输木材，实际只运到十分之一，却把足额的文书送去领取巨额价款，各司官员都不敢诘问。张公严格规定限额和条目，未经核实的不得运输。每当宫省有所发取，或各藩府提出请求，只要不是法令规定的，一概驳回停止。小人们都侧目畏惧他，互相说：‘尚书容易对付，唯独拿那个张郎中没有办法。’最后他负责修治外戚庆阳伯的府第。刘瑾刚刚掌权，准备夺取数百上千处民居来扩建府第，张公据理争辩，激怒了刘瑾。恰逢考察京官，刘瑾便嘱托吏部以‘不谨慎’为由罢免张公。一时台谏都知道他受了冤枉，却畏惧刘瑾，没有人为他申辩救援。张公居家大约三十多年，中间遇到赦免，恢复原有官秩，后来退休。嘉靖庚子年六月某日，即今皇帝在位第十九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某年某月某日，葬在城西金芝岭原野。原配宜人浦氏，继配宜人钱氏。儿子一人，秉仁，是太学生，先于张公去世。女儿二人，分别嫁给县学生杨宸、太学生陈道复。孙子三人：余庆、承庆，均隶属学官，才秀聪慧而有文采，却早夭；最年幼的是衍庆。孙女三人。曾孙一人，夔。张公面容严肃冷峻，外表似乎质朴少文，内心实际上好学，即使年老也没有停止读书。善于饮酒，酒量虽大却不乱。他在家治理生计，从鸡豚饲养到种植技艺，无不有法度；但供养自身却特别俭朴，饮食粗劣，冠服破旧，也能安然接受。平生没有虚妄之言和谄媚之语。唉，他难道就是所谓笃实守行的君子吗？铭文说：‘张公质朴如木，守道笃厚；依法从政，思虑竭尽。那群贪婪奸邪的宦官，干犯国家纲纪；他抵挡他们的锋芒，于是被贬黜而死。他说这是臣子的职责，即使遭贬又有什么怨恨？然而有谁毁坏了它？宠幸不能堵塞惭愧，天道实在昭明；上天赐给张公高寿，使他高朗善终，福分确实深厚。金芝山曲折绵延，张公的坟墓就在这里。谁在随波逐流？请看这篇铭诗。’ 《明故南京礼部精膳司郎中南丘先生陆公墓志铭》明嘉靖辛丑年三月二十日，把我的南丘先生、吴郡陆公安葬在华麓山祖坟。他的侄子陆粲谨慎地叙述陆公主要的事迹并作铭。叙曰：陆氏的先祖，是齐宣王的小儿子元侯通，受封于平原陆乡，于是以陆为姓。汉代豫章都尉陆烈曾任吴令，死后葬在胥屏亭，子孙于是定居吴地。后代繁衍，成为郡中著名姓族。宋代末年，朝议府君陆千九开始在陈湖岸边定居，是陆公的九世祖。曾祖名守道，因为陆公的再从弟少保公显贵，屡次获赠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等称号。祖父名瑄，父亲名溱，又迁居郡城阊门外，因陆公显贵，获赠工部主事。母亲王氏，获赠安人。有五个儿子，陆公排行第二。陆公名应龙，字翼之，南丘是他的自号。陆公生来风采清雅丰茂，年少时聪颖过人。二十岁时进入郡学，写文章下笔立成，文辞义理通畅。多次参加乡试，总是失利。弘治戊午年，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这一年才考中应天府乡试，第二年考中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监督荆州税务。任期届满时，余下税款累计千金，全都归入郡府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丈〕

译不久因病请求告假，居家休养。正德初年，逆阉刘瑾窃取权柄，仇视士大夫，凡是请假超过常期的，都勒令退休，陆公也在其中。刘瑾失败后，陆公才被召回复原官秩，补任屯田司，转任营缮员外郎，又转任都水郎中，奉玺书主管漕河事务。他所兴办或革除的各项事务，都使公私便利；规章约束明确可信，没有人敢因私情扰乱法令。内侍刘潮奉命出使归来，装载私盐，沿途索取资送，鞭打属吏，还持刀伤人。陆公上疏直陈他的罪状，触怒刘潮，因此被逮捕下锦衣卫狱。过了五个月才获释，连降三级，贬为浙江布政司理问。理问相当于古代法曹属官，专门审理狱讼；陆公平心裁决，不靠施笞刑来立威。经过审讯的犯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冤枉；有时因讹传他将被替代，囚犯听说后都痛哭，他得到人心就是这样。过了很久，稍稍升任应天府推官，不久升任南京礼部主客司主事，又升任精膳司郎中。陆公当时已经无意于仕进，于是上疏请求退休。少保公在吏部挽留他说：‘再稍等一等，我将替兄长换上金绯官服。’陆公说：‘这会给我带来灾祸。’再次上疏获准后，不等诏报，便急忙归乡。当时少保公显贵，权势倾动朝廷，做官的人都争着愿意出自他的门下；陆公是他的亲兄长，却只以一名郎官身份归老，士人对此都感到遗憾。但陆公心意安然。后来逆王朱宸濠发动叛乱，少保公被忌恨他的人中伤，全家被逮捕拘禁，遭受极其惨烈的灾祸，唯独陆公得以超然免祸。然而他免于非议，当世人反而更加推重他；他平素身体康健，没有疾病。戊戌年冬十二月十七日，忽然精神不佳，过了三天便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原配姓氏不详，赠安人；继配徐氏，封安人，先于陆公去世。儿子三人：长子耿，也先去世；次子炫，是县学生；次子烶，如今改名太冲。女儿三人：长女嫁姚奎，次女嫁张禾，三女嫁南京刑部员外郎陈椿。孙子三人，孙女六人。陆公忠诚守信、宽厚和善，从束发到白首，从不靠奇异骇俗的行为树立名声。他在人群中说话迟钝，好像难以出口，但为人简易直率，不讲究外在修饰，贤愚之人都乐于亲近他。居家孝顺友爱，侍奉工部府君和王安人，依依不舍，不忍离开他们身边；侍奉长兄如同父亲，待各位弟弟很有恩情。曾有一天夜里盗贼进入房中抢劫，府君赤脚奔出，想用自身代替家人受害，听说盗贼已经离去才停止。后来郡中缴获大量盗赃，盗贼自己承认是陆公家中的财物，郡守召他来查看，陆公说：‘不是。’作了一揖便离开，郡守为之惊叹。他做官将近二十年，所到之处专门以诚信和长者之道待人，官吏和士卒都服从他的恩德信用，也不敢大肆欺骗。他天性不喜欢华丽奢侈，即使地位尊贵，也穿布衣、吃粗食，像寒士一样，除了供养自身之外没有多余财物。晚年更加与世俗疏离，每天端坐一室，公卿贵人登门求见，他总是辞谢不见。有时裹着幅巾、穿单衣在乡里游逛，人们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官。当时有些人以富贵自夸自大，曾讥笑他的简朴，陆公回答说：‘人各有自己的本性，长处短处由自己裁定。像你所做的事，我不愿学习。’孔子说木讷接近仁，太史公称道鞠躬谦谨的君子，陆公大概就像这样的人。铭文说：‘古代有君子，内心没有争竞；万石君和建陵侯，淳厚谨慎、笃实行义。恭谨的我公，确实是他们的同类。含和养静，不嫉妒，不贪求；已经入朝做官，暂时被斥退而后复出。他去世时迅速归返，以远离危险和羞辱。小人谋求私利，财产越多越愚蠢；瞪眼自以为贤，与盗跖同类。通达之人具有宏大眼光，把他们看作腐朽之物，遵从自己的安处，快乐而生动。长寿而善终，福分完全具备；把这些铭词刻在坚贞的美石上，告诫后世贤人。’

译《旌表节妇吴母陈氏墓志》陆子说：刘子政《列女传》记载，鲁国寡妇陶婴抚养孤儿、守持节操，作歌来表明自己的志节，歌词惨痛哀伤，读者都为之悲伤。近来我得到乡人吴镗母亲陈节妇的事迹，于是感慨长叹说：‘唉，贤德啊，这位妇人！她的操守行为艰苦危难，比陶婴更加困难。然而世人有时说古今人物不能相比，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节妇是长洲人陈贤的女儿，嫁给同县吴宣为妻，以柔顺美善、孝敬谨慎闻名。吴宣任郡史时，得了重病，尚未有儿子，而节妇已经怀孕五个月。吴宣将死，心情凄惨，却说不出话。节妇对他说：‘我知道你悲伤的不是寿命短促，而是痛惜后代不能延续。如今我正怀孕，生下男孩固然是大幸；即使是女孩，我也将长期抚养教诲她，为她选择女婿，使她能够安排祭祀，你不用担心没有后代。’吴宣死后，节妇临产果然生下男孩，就是吴镗。但吴宣的父亲吴清后来娶的妻子王氏性情严厉，又有自己的打算，多次劝吴清说：‘新妇还年轻，何不让她改嫁？’节妇听到后，号哭呼天，发誓不改变志节。从此披头散发、毁坏容貌，每天住在帷幕之中，任何人都看不见她的脸。安葬吴宣后，便在墓旁结庐居住。她出嫁时的衣服、被褥、簪子和耳饰全都被婆婆留下，于是她独自纺纱织布来换取食物。后来听说有人谋划杀害她的儿子，也有人说这件事另有受人指使。节妇忧虑恐惧，白天黑夜抱着保护孩子，一刻也不放开；每次抚摸孩子都悲伤哭泣，哭声使过路人也为之感动。她的哥哥陈容也是有气节义气的人，替她往来探视，对人说：‘如果有人敢加害我的妹妹和外甥，我陈容就用鲜血洗净他的衣襟。’最终母子能够保全，陈容确实出了力。吴镗渐渐长大、懂事后，节妇教训他特别严厉。吴镗因此感奋自修，受到称许，被誉为能够继承家业的儿子。他成年后娶莫氏为妻，生子名一桂，家境也渐渐充裕起来，节妇才不时展颜一笑。吴镗想到母亲的节操尚未得到表彰，急忙请各学官弟子向部使者说明，将此事上报朝廷，最终获得旌表，称其母为节妇。嘉靖甲辰年九月十三日，节妇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后来【缺】年【缺】月【缺】日，葬在金鹅乡原野，与丈夫合葬。于是吴镗到我这里行礼哭泣，请求我写墓文，我哀悯此事而答应了他。既为她把事迹记在石碑上，又仿照陶婴作歌，让它与墓志一同刻下。将来如果有人再次传写《列女传》，或许可以采录这件事。歌词说：‘有鸟比翼双飞啊，一同飞翔，忽上忽下；飞到半路失去了雄鸟啊，孤独的雌鸟彷徨；内心坚贞专一啊，终生不再成双；有小鸟啾啾鸣叫啊，在母亲身旁；天命不可预料啊，姑且与这孩子共同活下去。小鸟夭亡后轻轻飞去啊，羽毛纷乱飘散。等孩子长大、家庭器物完备啊，母亲的心才稍稍宽慰。可叹这义烈的节操啊，志士都为之悲悯伤感。把它写入歌谣啊，千年之后也不会忘记。’ 《前儒林郎大理寺右寺副王君墓志铭》君名延喆，字子贞，姓王。他的祖先世代居住在吴地东洞庭山。父亲文恪公名鏊，起初以科举高中，后来官至馆阁，成为当时的名臣。母亲是张夫人。君生来卓异不凡，自幼随文恪公居住京师时，已经聪敏能干，熟悉事务。文恪公性情高洁简朴，治理家事从不看账簿。做官显贵以后，产业也没有增加。君还不到二十岁，回到吴地，便慨然想要扩大家业、振兴门户。当时吴中富庶，而百姓质朴畏事，自重身份，不肯同豪强争强斗胜，因此君得以施展自己的意愿，经营兴办了许多产业。几年之中便积聚了不可估量的财产，各种放贷取息的产业，如冶炼作坊、客店等，到处都有。君在西城脚下建起大宅，前堂排列着供人欢笑的钟鼓管弦，后院相连的房屋有几十间，歌舞绮丽，整日整夜以此娱乐。当时常出门跟随所交好的宾客，纵马驰骋游玩，车马鼓吹纵横道路。贵游子弟远远看见君从旁经过，都屏住气息，不敢快步驱车。君对他们十分蔑视，但遇到士大夫却谦退有礼。中年以后更加约束自己，变得恭敬俭朴，停止了那些妨害百姓生业的苛细征敛，又大量购买古代礼器、鼎彝和图书，充满家中。有尊贵宾客到来，便陈列出来共同观赏，从容度过整日，谦谨恭敬，像个读书人一样。宾客退下后相互说道：“人们都说王公子强健豪迈，今天看来不过是个谨慎厚道的人罢了。”起初他因名籍列于校官而入仕，正德年间凭借荫叙升入朝廷，授任中书舍人，奉命出使闽中颁布诏书。今上在位时又两次出使淮扬各郡，后来又持节册封徽王妃。他所到之处都能谨慎奉行职事，完成使命。任满九年，升任大理寺右寺副，而中书舍人的职务仍照旧兼领。过了很久，又因出使之事经过家乡，恰逢考察京官，掌权者中有不喜欢他的人，便在考语中写他“才力不及”，因此获罪外调为兖州府推官。尚未出发便患病，最终于嘉靖辛丑年正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这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洞庭马坞原。娶毛氏，封孺人，具有妇德。她比君晚一天去世，没有儿子。几位妾室生有五个儿子：长子有壬，官至尚宝司丞；其次是有霖、有翼、有承、有嘉。七个女儿，长女嫁给吴县学生叶献臣，次女嫁给马学诗，次女嫁给太学生安希尧，其余尚未出嫁。孙子一人，孙女一人。君身材高大，胡须鬓发浓密，魁梧强健，不像南方人。他居家侍奉文恪公，孝养极为周备；抚育幼弟延昭，也很有恩德。平日使用财物十分节俭，到了有所规划营建时，却一定追求尽善尽美；他建造文恪祠，工程费用最为巨大，建筑壮丽、庄严、洁净，乡人都称赞它。他尤其善于筹划世俗事务，操纵、缓急进退都不露锋芒，当时的人都称道他。有权谋才略的人，都自认为比不上他。至于他能观察时势而有高下取舍，壮年和老年采取不同的做法，最终使家业昌盛，同时避免了悔恨和过失，难道正是太史公所说的“用武力一切处理事情，却用文德加以持守的人”吗？然而如今那些游手好闲的公子，大多困顿于晚年。君自从成年知名以来，超过四十年，声望始终不衰。当世谈论贤能豪杰的人，往往把王氏列为首位。即使只看他的成就，也足以称为一时豪杰了。我年轻时受到文恪公的知遇和喜爱，曾把女儿嫁给他的孙子，就是有壬。到了现在，有壬和他的弟弟们来请我撰写墓志铭。铭文说：文恪公温厚庄严，履行正道，涵养醇厚；恭敬勤谨地侍奉三朝，身居显贵却能甘于清贫；最终使家业重新兴盛，全在他的后代。大理公英姿勃发，开始便高飞显扬；广泛谋划，施展才略，家业因此昌盛。如今收敛归藏，光辉却不会陨灭。谁不以富贵为贵？那些乘势登高而骄纵败亡的子弟又如何呢？安闲自得而诚实厚道，福泽绵延；从容享受燕乐，饮食安乐，度过五十九年；既安乐又丰足，始终没有艰难忧患，得以善终。把这首诗刻在墓门上，昭示于无穷后世。钱均卿墓志铭

译我们吴地有一位道德纯粹专一的君子，名叫文懿先生钱公。先生有个侄子名叫均卿。他年轻时侍奉先生学习。那时先生凭经学受到四方学士的尊崇仰慕，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很多。均卿每天在先生身边，身形幼小，仿佛衣服也承受不住他的身体，但容貌秀美明朗，才识卓异通达。每当先生有所指授，他总能心领神会。拿笔写文章，尤其意味深长而富有情思。又性情温和严谨，亲切可近，众弟子都爱护敬重他，彼此相处如同兄弟。后来他被选为县学生，曾和同辈一起到郡中应试，名次稍微落后。他默默想道：“我不熟悉耕作，却希望有所收获，这怎么可以？”立即回家，卷起被褥进入内室，堵塞门缝，只留一扇小窗用来传递饮食。他昼夜读书，片刻不停，甚至读到生病，家人只好拆墙把他背出来。病了几个月才痊愈。从此他的学业日益进步，曾两次参加应天乡试却没有考中。士子们传诵他所写的文章，考中者都自认为比不上他。即使先生也叹息说：“像你这样不能中第，大概是命中注定吧！”先生后来入朝做官，升任太常寺丞，之后又回到鸿胪寺任职。回乡几年后去世，而均卿也已经老了。这时先生的两个儿子道卿、文卿，都因勤学在学校中有名；均卿的儿子应龙也继而兴起，名声尤其显著。有一天，均卿感慨地说：“我的头发已经斑白了，难道还要和年轻人争求功名吗？”于是便以疾病为由不再出仕。督学使者听说后称赞他，下檄文赐给他冠服，但这并不是他的志趣。他居住的地方靠近漕湖，环绕房屋种了几百竿竹子，每天在竹林下徘徊。有好友来，就叫人取酒共同饮用，喝得不多便醉了。醉后便歌唱古诗文，折下竹枝敲击石头打拍子，间或下象棋，常常玩乐一整天也不疲倦。遇到风清日美的天气，就驾小船在湖中漂荡，观看云水相映，鱼儿鸟儿亲近人的情景，欣然以此为乐。家产原本微薄，田地不到四百亩，晚年把它分给诸子，更加不再过问家事，命令他们以后不必再来请示；自己的足迹也不进入城市，即使邻里宴集，也很少参加。他天性孝友，侍奉双亲，能够周全地做到和颜悦色、奉养尽礼。长兄行为颇为放纵，他极力规劝，继而流泪哭泣，但始终没有失去兄弟间的和睦。分家时，父亲另外给他若干亩田，资助他读书求学，他坚决推辞不取。遇见别人总是恭敬谨慎，平生没有说过愤怒的话，也没有露出严厉的脸色；行仁义、守正道，壮年老年始终如一。无论贤者还是愚人，都信服他。乡里有凶悍少年带领众人到仇家，准备报复，见均卿坐在那里，便徘徊着说了些友好的话后退去。他对人说：“我若没有遇到君子，几乎就要陷入不义；我到今天才知道改过。” 他以德行感化别人，就是这样。嘉靖戊申年九月二十日在家中去世，距他出生于成化辛丑年【缺字】月【缺字】日，享年六十八岁。后来在【缺字】年【缺字】月【缺字】日，葬于【缺字】的原地。均卿名彻，世系出自吴越武肃王。祖父腴，追赠文林郎、太常寺典簿。父亲贤，母亲朱氏，妻子楼氏。五个儿子：应良、慧，聪慧而早夭；应龙、应元、应登，都为校官弟子员；最小的是应召。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某某。七个孙子，两个孙女。我年幼时跟随文懿先生游学，至今四十年了。多次经过漕河之上，每次见到均卿，都感叹他的风度高雅深厚，而如今他已经不能再复生了。我既为他叙述事迹品行，又作楚辞体的诗篇来抒发我的哀痛。诗辞说：湖边有这样一个人，坐在那里长啸吟咏，身旁是苍翠而柔韧的竹子。佩戴兰草，系着蕙草，忽然高举升空，乘着云车。追逐着来到湖边，久久伫立。谁来扬帆渡湖？我像深丛中的蒹葭。鸥鸟和鹭鸟飞来降落，湖水潺潺流淌。遥望那个人，却始终没有回来；天色已晚，我徘徊不去。抚着衣襟，泪水纵横；回头走到山丘深处。坟墓高高隆起，山势巍峨。可叹死生不过早晚之间，而人终将返归本真，我又为什么要忧愁痛苦？清风冷冷地吹过墓旁的树木，水流回旋曲折，墓土高高隆起。愿子孙后代都遇到吉祥，千万年长享安宁。

译先母胡夫人墓志 唉！我先母夫人去世，到现在已经十五个月了。她的遗孤焕、粲，才得以奉迎灵柩，把她葬在吴郡华麓山陆氏世代墓地，打开先父府君的墓穴与她合葬。粲奉兄长之命，强忍悲痛，叙述夫人的事迹大略，写成墓志放入墓中。我们陆氏世代居住在吴地长洲，是当地的著姓。先父府君名应宾，他的品行事迹已详载于少傅王文恪公所撰的墓志中。夫人姓胡，是同邑祥符里人，父亲名琮，官做到山西布政司右参议，娶恭人阙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夫人是长女，自幼聪明慧黠，善良淑静，诵读《小学》《女诫》等书，能够通晓大义。参议公特别疼爱她，选择女婿时选中了府君，于是让府君住在家中。府君刚正耿介、清白廉洁，做官多年而官位没有升进，家境却日益贫困。府君和夫人年纪都不到二十岁，便共同谋划生计。间或遇到灾荒年，只有藜菜稀粥，连米粒也没有，和家中众人一同吃苦。府君常常戴星出入，夫人则在内主持门户，管理收支，料理纺纱织布，没有片刻放纵自己安闲享乐。每次生下子女躺在产床上，仅三天便起身劳作。冬夜下着雨雪，她跟随府君在灯火下查阅账册，直到深夜，雪花簌簌扑打窗户，纸张都被磨穿破了，寒气侵入肌肤使皮肤皲裂，她仍然片刻不停。这样过了十多年，家境才渐渐富足。参议公辞官归乡后，夫人每天陪侍在他身旁，奉上饮食，至于其他衣服用具等各种需要，也无不供应充足。参议公和阙恭人都安闲地养老，常常高兴地说：“我没有儿子，却比有儿子还要幸运。”参议公晚年得病，府君便为他选择兄长的儿子作为继嗣，把田地房宅全部交给他，另建房屋迎接参议公和恭人来奉养。等到参议公去世，府君为他办理丧殓和安葬，十分厚重，这实际上是夫人从旁协助的。她常常想到先祖父工部公、先祖母王安人，不能早晚侍奉，认为这是遗憾；每逢节令便前往省视问候，奉送供品，孝敬尤其深厚。府君喜欢行善义举，夫人善于顺承他的心意，救济饥民、施棺助葬之事多得无法记载。凡是祭祀、婚嫁、庆贺、吊丧和往来交际所需的费用，她都事先斟酌，使丰俭适中。下至仆僮侍妾的衣服鞋履，也预先及时置办供给，并且务求公平。她天性见识高明开朗，遇事能够裁断，明察果决，具有远谋大虑，胸怀丈夫般的志向。平生严谨洁净，自己的起居进退，都有一定的规矩。内宅事务严肃安静，庭院中没有喧哗之声。抚养几个孤儿，慈爱无微不至，但教导他们一定遵循正道。即使是米盐等琐碎杂务，以及嬉戏淫亵、没有益处的事情，也一概不让它们进入眼中。府君喜欢读史，闲暇时总是手持一部史书，读到古人忠孝节义的事迹，便反复诵说不停。夫人认真聆听，十分高兴，时常拿这些事教诲子女说：“做人立身应当这样。”辛巳年，府君抛下几个孤儿去世，夫人也患了眼病，昏暗到看不见东西，但举止操守仍像往常一样端整。她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便能知道是某某人；整天端坐，内外没有人敢随意出入。几年以后，粲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授任给事中，因为进言议事两次被关入诏狱。消息传来，家人惊惶害怕，夫人却平静地说：“我的儿子做言官，因为进言获罪，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我有什么可忧虑的？”粲最终因罪被贬为都镇驿丞，稍后升任永新县令，不久请求退休归乡。夫人更加高兴地说：“儿子幸好没有毁掉大节，这就够了，何必还要以做官求取俸禄呢？”士大夫听到这话，都说：“多么贤德的母亲啊！”嘉靖己酉年十一月八日，她因病去世，距她出生于天顺辛巳年六月九日，享年八十九岁。又过一年辛亥年二月十三日下葬。三个儿子：长子焕，娶张氏；次子粲，娶盛氏；次子采，先娶都氏，后娶邹氏。焕、采都由乡校升入太学，采先去世。三个女儿：长女嫁给蒋璧，次女嫁给王世荣，次女嫁给姚泰。六个孙子：舒枝，是府学生；本枝，是庚子科举人；延枝、培枝、翘枝，都是太学生；敬枝还年幼。四个孙女。五个曾孙，七个曾孙女。唉！凭我父亲和母亲那样仁慈孝顺、忠厚诚笃的品德，却没有得到上天多少福报；父亲只活到中等寿数，母亲寿命稍长一些，然而早年经历艰难，中年又长期患病，她一生中能够享受欢乐的日子究竟有多少呢！可悲啊！我粲在朝廷做官时间很短，来不及求得天子的封赠诏命，为我的双亲增添荣耀。何况我庸碌懒惰，品行事业都没有建立，无法显扬双亲，只能终身怀着悲悯和忧愁罢了。母亲的嘉言美行，显著于家庭，施及宗族，亲戚邻里还多方寻求善于作文的人来题写墓道、表彰她。我这个不肖的孤儿粲，悲痛荒乱，心神昏昧，不能全部记述。痛哉！不肖孤儿粲泣血谨志。附录：七十寿序一首　袁袠 陆子浚明被贬为都匀的官员，顺路经过吴地，回来为母亲太夫人祝寿。袁生登堂，跪下进酒说：“太夫人享年七十了，幸而身体无恙！都匀距离吴地万里，罗鬼之地险恶，浚明难道没有忧虑吗？”浚明说：“这是为国王办事，有什么可伤感的！”太夫人说：“这是你的命运，有什么可伤感的！”当初浚明到京师任官时，太夫人曾到京师奉养他。袁生是与浚明同年出生的世交子弟，曾到堂下拜见，多次互相问候馈赠，两家对于彼此的事情早晚都能听闻，因此知道太夫人的美德旧事，袁生知道得尤其详细。所以防议胡公特别疼爱太夫人，便让她像陆公一样住在门下。太夫人善于侍奉父母，使相夫教子、内外家政都严整；就她经营家业、约束家人的情形来看，即使是妇人，也有男子般的才干。浚明是太夫人的第二个儿子，兄长和弟弟都从县学升入国学，在学校中很有文名。浚明考中进士高第，和袁生同年，又一同在中书省读书，因此两人特别亲密友善。浚明才高笃学，学识广博，尤其熟悉本朝旧事；袁生也颇爱奇异之事，意气用事，议论不肯相让，直到讨论古今、品评人物。浚明机敏善辩，思路警捷，锋芒锐利，论证曲折而切中要害，袁生没有一次不肃然起敬、凝神倾听而自感不如。

译后来浚明授任工科给事中，慷慨陈述政事，一年终了上奏数千言，多被采纳，于是更加感奋自励，讥刺弹劾权贵势要，言辞激切直率，毫不退避。他两次被下诏狱，家人正共同为他担忧，太夫人却独自高兴地说：“我的儿子做言官，职责就是进言；进言而获罪，正是很荣耀的事，怎么反而为他担忧呢？”不久浚明最终被远方放逐，太夫人始终没有怨恨，说：“我的儿子谨慎自守，因此有美名；能够不失其节，就可以了。”士大夫和缙绅先生听到这件事的，都叹息说：“不仅浚明贤能，太夫人也是贤母啊。”袁生说：“唉！正直之士屡经磨难，品行因而更加彰明；忠臣处在时局危难之中，节操因而更加显著。浚明以读书人的身份直言国家大事，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可以称得上奇伟的男子了！然而若不是太夫人，谁能成就他呢？古语说：‘居于仁德的人多有祥瑞，行善的人长寿昌盛。’假如这话确实可信，太夫人的寿命还不可限量呢。” 《陆子余集》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陆子余集》第四卷，明代陆粲撰。明代故资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行状。曾祖佖，曾祖母徐氏。祖父昕，皇帝追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朱氏，追赠淑人。父亲瓘，皇帝追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亲胡氏，继母苏氏，都追赠淑人。籍贯为苏州府吴江县范隅乡儒林里，享年六十二岁。公名应期，字斯征，别号值庵。他的先祖与周王室同姓。春秋时有成伯，有人称为盛伯；他的子孙大概以封国为姓，也有人说是召公奭的后代，原本姓奭。到了汉代，为避汉元帝的讳，改姓盛。唐末有个名珰的人，任余杭县令，才从虞城迁居浙江。传了三代，出了宋代参政文肃公盛度。文肃公的后代先从浙江迁到汴京，又从汴京迁到苏州吴江，如今居住在郡城。进入本朝后，像征士景华、御医启东，都是当时闻名的人物。历代详细的事迹，都记载在公所编纂的家谱中。公从小天资聪颖奇异，稍长便学习《易经》。成化丁未年，十四岁补为郡学生。家道中落后，他能够感奋努力求学，读书直到天亮也不睡觉。弘治壬子年，十九岁考中应天府乡试。第二年癸丑考中进士，奏请回乡完婚。不久遭逢母亲丧事，丙辰年服丧期满，授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奉命出使并管理济宁闸。济宁闸处在交通要道，公约束管理严整，按时启闭闸门，船只没有敢于乱行的，军民都感到便利。吴文定公以少宰身份奉召北上时，公正在关闭闸门蓄水，以便利漕船通行。文定公是乡里的前辈，又是尊贵的官员，他的船到了，仍然停了十多天才得以通过。然而文定公并不以此为忤，急忙称赞众人说：“做人臣子的，守法就应当这样。”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他们二人贤能。中贵人奉命往来，都听到风声而收敛止息。有携带大量货物出行的，便全部没收入官。那时太监李广、李兴身居显贵，掌握权势，声势显赫。那些中贵人既然不能得逞，便一起向李广、李兴告状。李广、李兴本来就怀恨他，恰逢他们家人装载几十船私盐南下，听说济宁主事管得严，便把货物全投入南旺湖中。李广、李兴更加愤怒，一同向孝庙进谗说：“这是个轻浮浅薄而且傲慢无礼的人，怎么可以轻易放纵呢？”皇上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儿说：“河道官很难做，你们知道吗？”两个宦官心中仍不满意，暗中指使太监秦文诬奏，说他阻滞进贡新船，犯了大不敬。奏章送入后，孝庙仍将此事搁置。几个大宦官围跪在御榻前不停诉说，皇上于是下诏逮捕公以及供词中牵连到的主事范璋，一并投入锦衣卫狱，严酷审讯。公没有屈服改口，幸赖皇上仁慈明察，得以从轻处分，降为云南安宁驿丞。云南距京师万里，驿站荒僻简陋，他在那里住了三年，穿破衣、吃粗食，却安然自得。有些人把子弟送来跟随他游学，经他指点传授的，后来往往考中科举。前后有台谏官上奏数十章推荐他，却总是得到不予批准的答复。辛酉年才升任云南禄丰知县。禄丰就是古代的禄琫甸白地，百姓一向顽强执拗，公不轻视鄙弃他们，而是制定条约，用礼义教导他们。当时群盗凭借山险阻挠地方治理，多年不能平定。公到任后，首先放宽追捕禁令，进一步向他们显示恩惠和信义，使他们能够改过自新。盗贼受到感动，欢呼着聚集了几百人，伏在县衙门外，自称：“从前县官仇视我们，使我们一天也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偷偷出来作恶。如今官员善待我们，我们获得了新生。从今以后发誓革除旧习，做良民。”于是全县清静安宁。后来邻近境内有盗贼，当地百姓也把他们捆来献上。公道谢说：“你们自己有主管官员。”那些人说：“他们不能治理，送到那里又有什么用？”公不得已，杖责后释放了他们。癸亥年，升任四川顺庆府通判，专门管理粮务。奸民侵吞钱粮，日久形成的弊端无法清理；一旦查明罪状，便全部依法论处。积欠的赋税因此清理完毕。百姓苦于向松潘运送粮饷，往往倾家荡产也无法承担，公又为之筹划，事情办成而百姓没有困顿。丁卯年，听到父亲通议公的讣告，奔丧返乡途中，升任湖广武昌府同知。正德己巳年，起复入京。当时逆臣刘瑾窃取权柄，正在煽动暴虐；他一向嫉恨公的名声，众人都替公担忧。公神色自若。刘瑾最终也没有办法加害他，公又被任命为长沙府同知，督理赤籍，不事搜刮追究，积弊很快断绝。他曾代理郡府印信，审理案件详细明断，监察吏卒，毫厘之间也没有人敢欺瞒。此前王府官校、卫所官军的俸禄粮饷，大多不能按时发放，吏胥借机侵吞，只是在出纳账目上做文章；士卒因此贫困，将领和官吏也发出怨言，几乎要发生其他变故。公召来善于计算的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核查出纳的数目，参照合并各项分配，完全弄清弊利所在，推行下去，郡中于是平安无事。他在其他方面兴革的事情尤其多，离任那天，百姓流泪拦道送行，追思感念他至深，在六君子堂设立牌位，活着时便祭祀他。辛未年，升任云南按察司佥事，分巡金、沧、洱海二道。所到之处，武官和夷族首领都服服帖帖，畏惧屈服。景东府土官陶姓家族世代担任知府，其父子听信谗言而结怨，快要互相仇杀。公与澜沧兵备副使晁必登一同驰入其境，捆捕那些进谗的人，将他们置于重罪，向父子晓谕大义，使他们恢复原来的父子关系，一方于是安宁。公的谋划都出乎晁必登意料之外，晁必登惊叹佩服。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英死后，他的妻子代理政务，儿子朝鸣一向凶暴悖逆，甚至谋杀县令，侵夺民田，抢掠子女财帛。百姓多次上奏申诉冤屈，部里的公文下达主管官司，累计有几十件，但大家都害怕，不敢审理。

译癸酉年，公正要奉万寿圣节表入朝祝贺，总兵沐黔公与巡抚、巡按商议要留下他，把这件事交给他办理。公独自乘车到凤氏所治理的地方，凤氏母子惊惧战栗，伏地拜见，交代实情；公登记罪状，责罚其党羽，依法定罪，各有差等，并把他们侵夺的财物归还百姓，百姓欢欣雀跃。百姓在道路上跳跃呼喊：“盛公是我们的父亲，是上天派来的吗？”公知道凤氏最终必定成为祸患，请求把他的官阶降为同知，设置流官加以制约，于是上奏朝廷。当道者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却搁置不办。后来凤氏果然像公所说的那样叛乱。各处矿产银有每年的定额税课，后来镇守者苛刻搜取，往往因此引发祸端。公又建议上奏，请求封闭矿场以断绝祸源。户部尚书安陆孙公亲自拿着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复奏极力说明封闭矿场有利，皇上答应了。镇守太监梁裕肆意贪婪暴虐，责令将校和土酋进献，索取地方特产，动辄以千计。曾经酿造一次酒，就索取供米八百石。公把其中的危害详细陈述给巡按御史张璞，请求加以禁止。张璞也是刚毅之人，慨然听从。这年春天公升任本司副使，任命还未送到，梁裕已经诬奏公及张璞、晁必登二公有罪，于是三人一同被逮捕押入锦衣卫狱。张璞被杖打致死，各位大臣和台谏官连续上奏请求宽宥。恰逢乾清宫发生火灾，皇帝赦免了他们，恢复原来的官秩。甲戌年回任，专门管理清查军籍和屯田，声望风采更加振作。乙亥年升任河南按察使，铲除惩治强暴，扶持善良，法纪肃然。镇守太监孙清滥受诉状，豪强狡猾之徒借此谋取奸利。公请求见面，责问他说：“您是国家的亲近大臣，为什么竟向下侵夺有司的职权呢？”孙清暗中喝斥，却无法回答，当天便将他罢免。公察知他的属官中有制造事端、危害百姓的，便加以捆绑拘押，有的还戴着刑具站在大街上。孙清更加不能忍受，准备上奏揭发。此时御史大夫毛伯温正在那里巡按，听说后告诫他说：“盛使君是贤能的人，您这样做难道不怕有损清议吗？”孙清才停止。丙子年秋，升任山东右布政使。胥吏常常拖延公文以索取贿赂，办理事务的官吏百姓多年不能离去。当时恰好左布政使空缺，公到任后审阅文书、处理事务，判决如流水般迅速，案件文牍的收发都有期限。他召集吏民站在庭中，当面向他们交代，没有人不称便。过去有赋税收入的余款和赎金另行储存，用来供官府开支，公全部摒弃，说：“名义上是公款，实际上成了私用，我不需要这些。”各种泛滥征收和横额费用一概停止，属官都惊惧戒惕；但后来上任的同僚颇因他侵夺职权而怀疑他，屡有非议，公也不在意。戊寅年调任陕西左布政使。镇守太监廖鸾放纵他的弟弟鹏、侄子铠，想尽办法搜刮百姓财物。狡猾的官吏席守成与他们勾结，假借进贡侵盗官银，国库因此空虚。各地新到任的官员按惯例都要先拜见铠，唯独公不行此礼。公查清席守成的奸情，逮捕依法处置，党羽都吓得两腿发抖。廖鸾更加不高兴，想要中伤公。恰逢制造进贡朝廷的织物，费用数以万计，廖鸾发檄文命公取钱，言辞十分严厉，实际上是想试探公。公接到檄文后，便闭门打开账簿，核查后发现被侵吞的费用已经有数万金。第二天去见廖鸾，廖鸾正盛气凌人地等着，公从容地拿出数目给他看，接着问：“再加上这些费用，估计所造的织物应当有多少匹？如今都在哪里？我愿意把此事上报。”廖鸾没有料到，汗水流满面颊，长跪道歉，这才作罢。中贵人赵林传达旨意，搜取数百上千种地方特产，价值可达数十万，公竭力拒绝，最终没有实行，赵林只得离去。武宗将要巡幸榆林，人心汹汹，藩司、臬司官员商议加赋以备供应，公坚持不可，于是议定从正赋中按每户丁粮多少，缴纳若干银米，准许从来年赋税中抵偿。等到迎接圣驾到来，边地士兵马匹聚集，大小各种供应都安排妥当，处理起来宽裕自如，如同无事一般，民间安稳，根本不知道劳费。那些受宠幸的随从，气焰炽盛，从镇守、巡抚以下的官员都缩脚屏息，没有人敢与他们抗衡。公一向享有很高声望，威名所到之处，远近都为之震肃；而且临事整齐从容，坚定不屈，群小望见他都畏惧。事情结束时，没有人敢以不合道理的请求来干扰他。因此，原任尚书嘉鱼李公当时担任右布政使，也在随行队伍中，感叹说：“李承勋曾经自称是一世俊杰，今天我服了。”皇上也知道此事，急忙称赞说：“盛某是个好官。”返程经过各村邑时，老人孩子焚香迎拜，在道路两旁欢呼说：“若不是公，我们这些人早已成为沟中的枯骨了。”直到今天人们仍不停追思他。己卯年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起初吏部奏议，拟定都御史伍符为第一，公为第二；后来皇上下诏任用公，大概是出于圣意。适逢江西发生宸濠之变，皇帝亲自率领六军南征，一时权贵幸臣横行，各地官吏多忙于搜刮剥削以资助馈赠。公到四川后，首先严令禁止这些行为：不是奉台院檄文，不得擅自征收一文钱、役使一名民夫。凡是假借进贡搜买地方特产，以及声称军门问安而有所征索的，都严加依法惩处。四川土地险远，各族多不服教化，天全六番招讨高文林及其孙继恩尤其凶悍，多次攻围城邑，杀戮抢掠官民。流民谢文义、文礼也纠合僰蛮作乱，公先后督率军队将其剿平。从此各族畏惧服从，开始遵守约束。不久，公因继母去世服丧归乡。辛巳年，今上即位，公因病请求退休，皇帝不准。壬午年起用他巡抚江西，正值兵灾之后，又加上饥荒，百姓和物产都衰败凋残。公于癸未年二月到任，各地盗贼遍布，鄱阳湖尤其被称为盗贼聚集的渊薮。公知道渔船是盗贼的乡导，于是命令把渔船登记在官府，查验其出入；又命守备都指挥一人专门镇守那里，率领官兵日夜巡逻；还设立团保制度来统领乡兵。盗贼到来时彼此支援，发生失职则邻近编伍连坐。能够捕获盗贼的，按数量多少给予奖赏，盗贼无处藏匿，很快便四散逃窜。兊运事务严苛，公上抗疏请求减去一半米粮，改用银两代替，以节省漕运费用；又请求免除各种杂项征调和钱币，数额都以万计。当时省中应当运送到京师及湖广的银两总计数万，公又奏请把它们留下来作为赈济之用，并且广泛筹划。选择各地勤勉能办事的长官，让他们分别到各州县设法赈济。政令整齐严肃，赏罚明确可信，属官没有人敢怠慢职事。被救活的人很多，这一年江西开始获得丰收，而南畿却发生大饥荒。

译公督促收完拖欠的赋银，达到二十多万两，按惯例应换成米运往南京，于是上奏说：“银子散发出去容易，收回来却困难，辗转之间只会给奸弊提供机会，成为百姓的祸害。请立即把这些银子充作米价，连同所征粮四十七万石，一起运到主管官司交纳。”诏书答复准许。当时留都缺粮，各省转运的粮饷大多没有到达，只有江西的运粮船接连不断地向下游行驶，六军和百姓因此得以全活。户部尚书秦公上疏说公有益于国家财政，应该加以嘉奖；皇帝认为这是好建议，特赐给公羊、酒、钱币和帛，并且传告各地巡抚，以示激励。朝廷商议储谷备荒，诏令规定严格，唯独江西积存的粮食超过百万。秦公又把此事上报，所受赏赐也同前一样。甲申年冬，升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当时军政长期松弛，土酋轻视法令，群蛮肆意出没抢劫，幕府的号令几乎无法施行。公慨然想要振兴军政，于是大规模阅兵，将一时逃亡的士兵按次序重新编入军籍；又更加致力于扩大储备，制造船舰、修缮城堡，分派将校，让他们各自守卫要害。纪律严明后，各族首领开始知道畏惧而奉行法令，百姓获得安居。归善县大盗李文积占据桃子园作乱，公督率守备、巡按等官进兵，生擒李文积及其党羽李万金等，斩盗首一千一百三十多级，俘获男女四百多人。思恩府土官刘召聚集军队凭险据守，诱捕兵官，势力十分猖獗。公又奉敕调遣汉族和土官的军队，分别命令守备、巡按及各位将校，授予他们作战方略，进攻岜梅各寨，将其攻破。刘召受伤后投火而死，斩盗首一千九十七级，俘获男女五百多人，招抚被胁迫的良民四千多人，都让他们恢复原来的产业。田州府土官岑猛淫暴残酷，多次出兵攻烧州县，劫掠府库，屠杀良民。前后镇守、巡抚等大臣屡次上奏请求讨伐，诏书下达以后，公与巡按御史谢汝仪以及各位藩司、臬司官员反复筹划了四次，都认为岑猛罪恶深重而逃避诛杀；如果姑息养奸而不追究，势力将更加猖獗，而一方百姓已经深受涂炭，不能不加以救援。于是积聚粮食、选练军队，准备进攻，并上疏详细陈述方略，大体想要诛杀首恶而赦免其余。奏疏下到兵部复议时，公已经奉命改任官职了。起初，太监和总兵两府常常私自役使士卒，沿袭已久成为惯例；公到任后核查军籍，把士卒全部勒令归入行伍，并严厉压制其中官属的暴横行为；又发檄文下达两省及湖广各路，凡是调遣征发，都必须先通报批准才能施行。这样一来，两府的禁令和私役再也无法得逞，便暗中指使亲信在朝中散布诽谤。关键的话传到朝廷，吏部想调和此事，于是改任公为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场。公便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得到批准退休，当时是乙酉年冬。丁亥年，黄河在徐州、沛县决口，漕运河道淤塞，征发民夫疏浚，费用以万计，最终仍未治理好，朝廷为此忧虑，下令吏部会同有关官员举荐善于治水的人，众人一致把公的名字报上去，于是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总负责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河务，并且诫令不得推辞。诏书送到家中，公说：“事情不能因艰难而回避，这是臣子的职责，我怎么敢以虚假的谦让耽误国事？”于是出发。当时尚书李承勋、胡世宁都建议在昭阳湖东面，从留城连接沙河，另行开辟漕运河道；江佥事良材的意见也大致相同。后来黄少卿绾、霍詹事韬也各自陈述有利方案，一并交给提督大臣审察。公到任后，与新受任的郎中柯维熊、员外郎王大化、山东参议刘淑相等共同商议：昭阳湖东面从汪家口向南到留城，地势延展开一百四十里，适宜改建漕运河道。公又亲自到当地反复测量察看，广泛询问当地老人，众人都说地势平坦开阔，可以施工；刘公还认为这是上天帮助国家，特意留下这片土地等待改建，大力赞成此事。公又同山东巡抚都御史王尧封以及三司长官商议，意见取得一致后，便上疏大略说：“黄河所流经的地方，古今从来没有不发生灾害的；而中原地区平坦宽广，没有洞庭湖、鄱阳湖那样的地方用来汇纳河水，所以河道迁徙没有定处，造成的灾害尤其严重。黄河水性避高趋下，如果不多设分流、使水势减弱，就不可能靠人力制服。弘治以前，黄河从潼关以东流下，分成三大支流，其中两支都在汴城以南流出，向东经泗水入淮河入海，当时河南各郡县受害最为严重；另一大支则经过汴城以北，向东到达兖州，又分为两条小支，一条从沛县飞云桥流出，一条从徐州小浮桥流出，都进入运河，直下邳州，汇入淮河入海。正德以来，汴城以南的两支淤塞，合并流入以北的一支，于是全河向东流下，到徐州、沛县都进入运河。从此汴河不再有水患，而徐州以及丰、沛正处在洪水冲击的要地，水流泛滥弥漫，百姓于是遭受其害。近年黄河逐渐向北迁徙，小浮桥旁边的支流也已经淤塞，于是从曹县、单县、城武等县以及杨家口、梁靖口等处冲决四散，直奔沛县漕河，横向漫流到昭阳湖东面；而河水一半是泥沙，水势稍缓便停滞，遇到低洼阻碍便淤积，导致漕运河道淤塞三十多里。” 如今谋划治理，大致有四种办法：一是疏，二是濬，三是筑，四是改。所谓疏，是疏通上游，使水势减弱；所谓濬，是疏浚旧河道，使水流顺畅；所谓筑，是修筑长堤来阻挡洪水；所谓改，就是另改河道，不与黄河正面抗争。上游水势不减，决口就无法堵塞，长堤也无法修筑，河防就不能完成。河防不能完成，淤塞就无法疏浚，旧河道也无法恢复。因此，改河这一举措是不能不实行的。奏疏下到工部，朝廷召集大臣共同商议，都认为可行。诏令趁春天气候温和时兴工。当时公已经命令柯维熊等督工修治旧河，使漕船能够通行；又加固修筑堤岸，以抵挡黄河冲决；还疏浚赵皮寨、孙家渡等处，以减弱上游水势。既然奉命，便丈量土地、分派工程，分别委托属吏中贤能的人监督施工；按时供给食物，公平地进行奖惩，彼此联络维持，统筹管理有条有序。起初议定六月完成工程，公管理周密细致，抚恤安排周到，民夫争相努力；刚过四个月，已经有十分之八九的工程完工。然而谗言纷纷兴起，大功突然被废弃，明白事理的人都为此遗憾。起初负责此事的人因私下请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产生怨恨，朝廷中又有不喜欢公的人乘机从中构陷煽动，说改河并不是好办法。

译柯维熊是福建人，平素阴险，乡里人都怕他；而且他狂躁自用，遇事常常想要纷纷更改，王公稍加裁抑，他就怨恨不平。到这时，他听说掌权者的意图，担心祸及自身，便写了密启投递上去，言辞多有诋毁诬陷，想要出卖王公来为自己解脱。东昌郡守某人，此前曾经收取郡人白银数千两，说要用来治理河道，王公说：“我筹划治理各项费用已经齐备了，哪里用得着这些钱？况且这会使百姓困苦、招来怨恨，将来罪责由谁承担？”便鞭打他的属吏，发文严厉责备他。某人害怕了，也暗中投递诽谤之书，大致与柯维熊所说相同。掌权者更加疑惑，于是借灾异进言，极力请求停止河工，诏令同意了，并且召王公回朝。王公返还时，内阁二三位大臣极力争辩也不能挽回，户部尚书邹文盛公覆奏说：“大臣在外办事，众多言论在内阻挠；三个人说有虎，便使人相信市中有虎；投杼的谣言反复传来，便使曾参的母亲也惊疑。应当想到漕河关系重大，体谅大臣办理事务的艰难。即使满朝发言，也不要把罪责归于某一个人；必须始终信任而不生二心，这样才可能成功。”皇帝没有听从。王公上疏大意说：“弘治年间，都御史刘大夏治理河道的奏疏中说：‘喜好安逸、厌恶劳作的人，容易兴起怨谤；只听声音、追逐影子的人，所作议论难以作为依据。’ 以刘大夏那样清廉忠诚的名德，当时尚且不能免于众口腾议，何况我的才识、声望远远比不上前人，怎么能免于这种事情呢！迅速招致诽谤和责难，我知道这是难以避免的。”于是借口疾病请求罢职，优诏慰留而没有批准。王公又上疏论说柯维熊奸诈险恶、反复无常、挟带私心误国的罪行，并且移文咨问吏部。奏疏还没有上呈，咨文已经送到，掌权者大怒，于是上奏论罪，王公和柯维熊都被夺职。一时议论的人虽然知道王公受到冤枉，却没有人替他申辩，只有胡世宁公抗疏说：“改河的主意确实是我首先提出的。如今听说盛某因此罢职，我还疑心有人诽谤他，惋惜此事中途停止，想要上奏派遣一名忠实不欺的廷臣到当地核查事实，以决定施行或停止，并据此赏罚。”况且自古以来，国家凡是遇到大事办错了，必定追究最初倡议之人的责任。凭盛某的廉洁勤勉、果断刚毅，受任数月，沛县旧河已经疏通，黄河上游也得到治理，应当记录功劳、加以慰劳；如今却因我妄言请求开凿新河的错误而获罪离职，使后来任事的人把此人作为警戒，没有人肯尽力。我的一句话误国太甚，罪当罢黜。皇帝虽然没有追究他，然而天下人听说后都赞叹他的义气。王公在家居住七年，遇赦恢复官职，后来退休。大臣和言官接连上疏论荐，天下士大夫正盼望他重新被任用，王公却因痰疾不能起身，于成化甲午八月二十一日去世。嘉靖乙未九月十三日，原配沈氏、继配顾氏，都追赠为淑人。儿子二人：长子之材，是府学生，娶王氏；次子之荣，娶王氏，继娶沈氏。女儿一人，嫁给前进士陆粲，都是沈淑人所生。孙子五人：长孙茂勋，是府学生，娶陆氏；其次为茂熙、绍祖、茂涛、茂然。孙女一人，许配吴治。王公去世后，之材向朝廷报丧，皇帝听闻后哀悼惋惜，赐谕祭两次，命有关官署办理安葬之事，都按照制度办理。到去世第二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日，葬在横山感慈坞的原野。王公为人眉毛修长，下颌丰满，容貌威严，见到他的人都会肃然起敬。天性刚强坚毅，任小官时就敢于直言触犯权贵近臣。声名震动一时，此后屡次受挫又屡次振作，气概一点也没有衰减；凡是想做的事，必定实现自己的志愿，不因毁誉得失而感到喜怒。忧虑国事、奉公尽职的念头，睡梦中也不忘记；自我约束非常严格，不合义理的东西，即使一丝一毫也不肯苟取。他喜爱善人、憎恶恶人，分明如黑白，因此招致的怨谤也很多。由于这个缘故，他巡抚江右、镇守两广时，属吏都畏惧他的风采；即使是深山中的偏远县邑、丞和主簿等低级官员，也无不改变操守、勉励自己。然而他胸怀虚静，喜欢求教，勇于听从正确意见。每办一件事，都尽心邀请众人来访谈，反复讨论，以求穷尽事理；从未只顺从自己的见解，也不凭自己的长处压服别人。因此，他虽然风格严峻整肃，贤能的人却大多乐意亲近他。在家居住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他曾想到早年家境贫困，父母想吃些甘美食物有时也不能充分供给；等到自己显贵而有俸禄赏赐时，父母却已经不能等到他奉养了，他把这看作最大的遗憾。每逢岁时祭祀，他极尽诚敬洁净；早晨起身一定戴好帽子、穿好衣服拜谒家庙，没有供品先献上，就不先入口进食。他的两个弟弟早年丧父，他把他们带在身边，教育照料无不周到；等他们长大，都替他们娶妻，给他们田地房屋。对待各位妹妹、外甥和侄子，也都怀有恩意。族人中贫穷的，他资助钱财；鳏夫寡妇，他帮助办理婚嫁；死去的人，他帮助办理殓葬。他又拿出皇帝赏赐的金钱，在祖坟旁买田，用来供给时令祭祀。族人中戍守边疆的，按例有每年给付的粮饷，也从这里取得供给。他生活俭朴，做官四十年，家中没有多余财物；饮食只用陶器，没有金银雕琢的装饰。凡是声色享受、奇异玩物、花木禽鱼、图画琴棋，以及世人沉溺喜爱的东西，他一样也不喜欢。平常居止进退，都有固定法度，一点也不失分寸；即使闲居，也一定衣冠端正，从未让家人看见他有懒散的神态。与人交往，一概以诚信相待，终身不能说妄语。至于市井街巷中轻浮猥亵、嬉戏取笑的话，他一句也不说。临终时，他命家人打开门、焚香，整理衣襟躺到枕上，闭眼而逝，没有一句话涉及混乱。听说他所撰写的奏议有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只是王公凭一个书生奋发自立，平生做官所到之处几乎遍及天下，经历风霜、披荆斩棘，各种艰难险阻都尝遍了，晚年升到九卿之列，不能说不是受到际遇。然而，他想做而没有完成的事情，世人或许还没有完全知道。何况他横遭众口诽谤，抱着未酬的志愿终老，天下和后世都将留下遗憾。唉，真可惜啊！我陆粲没有什么才能，从年轻时就有幸承蒙王公知遇，他爱护我，把女儿嫁给我为妻。当王公还健在时，曾让我编次他的平生经历作为传记，却没有完成。如今之材托付我撰写行状，将要凭此向当世有文辞著述才能的君子请求撰写墓志铭，我便把平日所知道的事情编缀如下，以备采择。谨此撰状。祭奠王文恪公的祭文

译某年某月某日，门生陆粲谨以羊毛柔顺、猪鬣刚硬的祭品，恭敬地祭奠先师震泽先生太傅文恪王公之灵说：唉！我陆粲幼年刚刚开始读书时，便诵读您的文章；过了十五年，才登门拜见您。您本是天赋如神的人，游戏于尘世之间，各种纷华事物都不能触动您的内心，唯独喜爱人才。您听说有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所成就一样，犹如饥渴者得到饮食。只是我浅陋低劣，却承蒙您的知遇，您把我当作国士对待，并以千载之久来期待我。您对于圣贤之道，勤学而亲身实行，不树立门户，浑然天成。发而为文章，声如金石，色如玉润，晚年更加精妙，俨然合乎古法；删落华饰繁辞，独自探造本源。取法于《左传》《汉书》，以王安石、韩愈为规模，哪里还有其他所谓名家能够相比，见了您都要整衣敛衽、退避敬服。我不自量力，跪着献上自己的文章，您诵读后点头认可，俯身为我指点评论说：‘这篇文章只要不懈怠，就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文章贵在内容意旨胜过一切，文辞只是它的枝叶；如果只追求文辞，那就罢了。’我拜了两拜接受这番话，仿佛拨开蒙昧、豁然开朗，终身佩服，受用无穷。六经以外，九流百家，浩瀚如烟海，看不见边际。您探取其中深奥的义理，像射箭破的般直中要害；考察古事、辨析疑义，废寝忘食。我效法您的愚见，您说：‘你启发了我，不拘泥于旧常，你的见识卓异。往事旧章，朝廷和民间很少有人熟悉，传闻说法不同，错误一代代沿袭。您核查事实，用墨线串联珍珠一般，将其编纂整理成书，用淡墨细字书写。’我把自己听闻的事情献给您，您说：‘有依据。士人可贵之处在于通晓事务，不能只专治一部经书。你退下后告诉别人：这是我们这些人再增加几年功力也才能做到的，我将要避让你了。’壬午年冬天，我为先父请求撰写墓志铭，穿着丧服，在太湖水边拜伏叩首。您听说我到来，喜悦之情显现在眉宇之间；在山亭中点着篝灯，从容亲切地对我说：‘我得到你太晚了，实在得到了合我心意的人。这篇文章的流传，除了你还有谁能担当？’从前昌黎先生韩愈殷切地对待李翱、皇甫湜，我虽然不是那样的人，哪里敢忘记您的恩德？您说：‘你来了，就不要改变这份情谊；再以婚姻加深它，使世代的交情更加深厚。现在把小女许配给我的元孙。’我推辞说自己并不相称，您却命令我确实把婚事定下。听说您病重，我前往床前探视，您仍然为我舒展眉头，谆谆教诲说：‘每日都盼望康复安宁，能够拄杖穿鞋跟随你。树木毁坏，山岳崩颓，即使有百个身体又拿什么赎回呢？’我在梦中见到您，声音容貌宛然如生；醒来后半夜失去您，泪流不止。巍巍的我的老师，难道真的已经离世了吗？您将乘着风云升降，来到这座堂上。您来到这座堂上，仿佛能够听见我的悼辞。我的话总有说完的时候，而我的悲痛没有尽头。呜呼，悲哉！请享用祭品！祭奠亡妻盛氏的祭文 唉！我的妻子竟然到了这样的极点吗？自从你嫁给我二十多年，从没有一天与我分离。我侥幸窃取科举功名，在朝廷列官，往来南北，你都跟随我。近来我因进言获罪，被流放到万里之外。想到我的母亲年高，儿女都年幼，而你平素多病，不能承受路途劳顿，所以最终没有让你与我同行。你依恋不舍，不能同我分开；临行前一夜，倚着床叹息哭泣。我的心里十分悲伤，但回想你我都还在壮年，今天虽然暂时分别，终究还会长久相处，所以宁愿舍下你独自上路。唉！谁能想到这一别竟然再也不能相见呢？我离开家乡以后，跋涉山川，险阻艰难无不经历；幸而到了贬所，与魑魅为伴、和虎豹为邻。家人中强壮的都病得濒临死亡，我也只是相差毫厘便死去了。你若真的前来，必定无疑会死。我正因为你没有同行而自我安慰，哪里料到你最终竟然也不能免于死亡？即使你随我前来，纵然不幸死去，能够握手诀别，也还胜过活着时不能相随、死后又不能相见。我如今的悔恨，难道还能追悔得回来吗？你的脾病泄泻已经超过十年，我每每为此忧虑，却也没有料到会突然到了这种地步。凭你的孝顺、友爱、贤淑，理应享有长寿，却突然到了这里，实在是上天造成的，这又能说什么呢？你从前曾对我说，有个算命的人推算你的命，说你寿命不会超过三十五岁；我认为这是荒诞欺骗，不值得凭信。你去世那个月的初一，我早晨梦见经过家门进入屋内，却没有看见你，只看见儿女们拥着被子哭泣。我醒来后心中觉得奇怪，但也认为梦境不值得凭信。唉！哪里料到它竟然应验了呢？你去世前一年八月到去年二月，我才开始听到你的死讯。那年七月，我因公事到京城，顺路经过家中，母子骨肉才又得以聚首。不久承蒙特别恩典调任近地，可惜你已经不能看见了。自从你去世以后，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姐都迁居到你的住所，抚养你的儿女；你的父亲和兄长又替你的儿子选择名师教导他们。今后如果不荒废学业，或许可以希望他们有所成就。你如果有知，这也稍微足以让你自慰了。我为你选择葬地还没有找到，又迫于王命，不敢长久安居家中。如今先把你的灵柩抬来，暂时停殡在祖先坟茔旁，依傍我祖父祖母；如果我尽力能够立即找到墓地，就安葬后再上路；否则便先上路，回来后再安葬。唉！我因疏狂而自取罪责，鬼神也不宽宥，把灾祸降在你身上。你病时，我来不及探视；你入殓时，我没有来凭棺诀别。你活着时穿粗衣、吃粗食，我没有一天能够供养你；你死后，我又不能备办送终的礼仪。悠悠苍天，这种遗恨什么时候才会尽头！半夜想起这些，痛苦摧裂五脏。追想往昔，遭逢家庭灾难，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又双目患病，家门衰败，外来的祸患接连而来。我又命运多舛，屡次困于科举考场，孤单一身，各种责任都集中到我身上。严寒盛暑、风雨泥泞之中，早出晚归，劳累、惊忧、困顿、屈辱无不难以承受，只有你与我共同经历。如今幸而做官了，能够吃好饭、睡安稳觉的日子又有多少呢？而你却又死了，悲哉！我还忍心说下去吗？我还忍心说下去吗？从今以后，我再也无意于仕途进取了。祖先留下的薄田可以耕种，破旧的房舍可以居住，我将设法归去，奉养母亲以尽孝心，抚育儿女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以此度过我的余生罢了。祖先的祭奠摆在面前，从此要与你永远诀别，哀号的话发自肺腑。你能听见吗？还是听不见呢？呜呼，悲哉！痛哉！祭奠邃翁的祭文

译某年某月某日，学生、江西永新县知县陆粲谨以羊、酒、果品之类的祭品，致祭于先师邃庵先生杨公之灵说：“我年轻时地位卑微，想着参加公车考试；壮年登朝，才有幸承蒙您的知遇。从前丙戌年，我滥居翰林词林，您从西部回来，第二次主持教化，一看到我的文章，就说：‘这是国家的栋梁之士，不只是学问上可贵，还能用来治理天下。’丁亥年冬天，我拜官谏省，内心惭愧于昏昧低劣，忧虑恐惧交集，您说：‘努力吧！功业从这里开始。’古人已经远去，文庄先生是您的老师。只是我疏忽愚钝，不善于为自己谋划，狂妄直言，因此迅速招来过失。人们说这是由于您，您却不为自己辩明，反而承担罪责、引咎自责；这是老臣的忠诚，您没有遗憾的话，我也没有惭愧的神色。这颗光明磊落的心，可以以天地日月为证。您三次上疏论说农事，拂袖归来；两次请求救助受虐者，不久便遭遇凶灾。我逃窜到蛮荒之地，以死与您相约。万里之外传来讣告，我五内俱摧。蒙优诏调任近地，匍匐着活着回来，却再也见不到您，只有徒然弹泪。今天是什么日子，我竟来哭祭您？山川寂寥，草木在风中如同号哭。古人有言：‘士人为知己而死，只遗憾不能替您先行驱驰。’我如蝼蚁一般处在幽明之间，只能茫然痛哭一场罢了。呜呼，悲哉！” 痛哉！” 祭奠岳父盛公的祭文 某年某月某日，女婿陆粲谨率领儿子延枝，带着羊毛柔顺、猪鬣刚硬的祭品，哭着祭奠岳父右都御史盛公之灵说：唉！悲伤啊！豪杰降生，隔世难遇；屈指数到今天，有谁比得上我的岳父呢？当年您二十岁出头开始做官，任曹郎时因秉持正道触犯时势，被流放迁徙到遥远的荒地，在滇、蜀之间艰难跋涉，辛苦流离；众人都皱眉厌恶的事，您却甘之如饴。不轻视小官，谨慎勤勉地办理吏职，认为无非都是王事，哪里敢懈怠？困顿十年后，逐渐升任按察司官员；面对夷獠杂处、荒残困弊之地，竭力拯救安抚。不久又触犯权阉，再次被关入请室；然而忠贞气节始终不变，臣子的心不是顽石。您总督都察院、出任陕洛牧守时，正值时局艰险，受宠幸者纵横，您竭力阻挡其冲击，执守道义、秉持正直，万民仰望，依靠您为命。皇帝六龙车驾来到边地，上下震动，难道没有当时的贤臣畏缩恐惧吗？您从容筹划，不激进也不屈挠，各项需求都准备周全，百姓不知道劳苦，士女欢呼，挤满街道。人们思念您，如同思念召伯，甘棠之美可以与他相比。后来您升任中台，保卫治理三方，盗贼和侵扰都屏息，奸邪盗贼被摧毁隐藏；那些戴鹖冠、佩貂珰的权贵煽动暴虐、肆意妄为，您一概依法裁制，使我们穷苦百姓得以安宁，使他们不敢放肆。于是他们编造谗言，又有谁跟着吠叫、逞发私意呢？您说：‘回去吧！我难道敢依赖宠幸吗？我上疏说明农事，请求返回我的故乡田垄。’正因为漕运河渠关系国家命脉，皇帝询问廷臣意见，把这件事交给您办理，您说：‘去吧！我难道敢逃避艰难吗？’您早晚经营筹划，心力全部耗尽，大功将成时，嫉妒者侧目而视，一人倡议、百人附和，众人一起兴起诽谤。我本人可以被贬抑，但道义不能被贬低；浩然返回，俯仰之间有什么可遗憾的？只有皇帝了解您，说：‘你端正耿介！’您便用这句话命名堂屋，以此严格训诫自己。闲居七年，荐举奏章屡次送达；国家大事可以托付，除了您还能有谁？征召您的车马文书刚刚到来，为什么不稍作等待？如今贤人去世，国家衰败。追溯您入仕至今已有四十年，官位也并不低，却未能完全施展抱负；才华很大而命运多舛，身处危难艰险，百般挫折也不回头，屹立如山。您孜孜不倦地谋划国事，连睡觉吃饭也可以忘却；体恤怨苦、爱惜自身，我还来不及做到，哪里像您这样的人呢？别人安闲居处、享受荣华，活着窃取显贵荣耀，死后滥受恩泽；唯独您奔波劳碌，尽心竭力而不顾自身，一生坎坷，抱着志愿直到终老。人们也有话说，不能容忍又有什么关系？从前圣贤也曾困于奸佞小人。我从前为您祝寿，把您比作古代著名卿相：汉代只有汲黯，唐代则有郭子仪，近代考察德行、评论世事，确实可与安成李忠文、河津薛文清相提并论。小人的诋毁如水声细碎，萤火和火炬的光明忽隐忽灭；通达之人的美名却如日月，永照万古。王公的大节高峻绝伦，难以攀比；至于各种品行，没有一样不是纯粹完美的。施行于家庭，孝顺友爱、敦厚和睦；恩惠渗透流布，遍及九族。平居没有懒惰的容态，闲处没有猥亵的话语；衣冠整肃端庄，鄙薄的欲念消退；以忠信待人，一丝一毫也不欺骗；处理事务周密细致，细小的事情也不遗漏。临终时的言语仍然凛然严整。打开门焚香，整理衣襟而逝。刚直之气、贞正之心，至死都没有改变。上天明察昭昭，鉴察这份忠实。唉，悲伤啊！我陆粲从年少时起，就做了您的女婿；三十年间，独自承受您特别的恩德。您警戒我不要昏惰，拯救我于颠危，哪里只是我的岳父，实在也是我的老师。我生不逢时，遭遇困厄；被贬官到万里之外，您抚恤我的妻子；儿女们惶惶不安，孤苦艰难，仰仗您的扶持，受到您的温煦抚慰。我多病而疏懒，得以实现归家闲居；将来手扶杖、脚穿鞋跟随您，在乡里社中游乐，也是一件喜事。儿女渐渐长大成人，幸而您还没有衰老，本来以为不久便能承欢膝下。哪里料到一旦您厌弃尘世、长辞人间，四海都会悲恸，何况我的私人悲痛呢？我已经将近五十年没有见到您的面容了。半夜梦见您，宛如还活着。祭俎上有肉，酒樽中有酒。我叩地呼天，您听见了还是没有听见呢？呜呼，悲伤啊！祭奠王履约中丞的祭文 嘉靖二十九年岁次庚戌冬十一月庚寅朔，过了九日戊戌，已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履约之丧已经从南京归来。他的同年朋友陆粲当时正在为母亲服丧，听到消息，便带着羊和各种祭品赶来，祭奠在灵前，哭着说：“唉！您从前居家时，兄弟并驾齐驱，一同驰骋于艺苑，才华出众、声名远扬；考中甲科后，补任浙江左布政等官。任满两年政绩告成，入朝任职，校阅南楚文卷，检阅西部边防武备，屡次建立优异功绩，皇帝屡屡回顾，接连受到选拔提升，进秩为清卿，在南京、北京两都往来任职，终于升为中丞。新的任命很快到来，您掌管章奏而留在都察院，高高戴着惠文冠，总领国家法纪。人们都说仕途险恶，考察您的始终，谁能不有缺失？您做官却很从容，宽和舒展，履行顺利而没有过失，因此登上通显之位，距离公台只差几步，为什么寿命不能延长呢？大概是造化忌讳万事圆满，才使您在将成之时遭遇阻碍。感叹您喜好修养德行，威仪盛大整齐，终日凝重安静，没有人能窥见您的深浅。您的篇章书翰精美工巧，浓厚华美而刚劲妩媚，像麒麟的角、凤凰的毛，是世人珍视的瑰宝。我起初跟从您时，交情还浅；一同被荐举到南宫，彼此相知，却遗憾相识太晚。您在廷试中写下万言，铿锵如金石；回头看我浅陋低劣，仿佛瓦罐与您一同发声。甲科选拔本来大家都期待我们如同双璧，却错误地遭到排挤落选，众位公卿都为之叹息惋惜。

译等到我做了谏官，先后次序不同：您刚刚接受任命，我却逃窜到南方夷地。从此二十年间，我们或显达、或隐退，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思念一天天增长，能够相聚又有几次呢？正盼望晚年能够寻访结盟，饮酒论文，哪里料到一朝之间，竟然隔开了生死？我遭遇母亲去世的巨大哀痛，服丧居于苫土之中，讣告忽然传来，悲痛摧裂肺腑。从前刘子在南方服丧，含哀居忧，写文章痛悼柳州；我是什么人，哪里敢忘记这种情谊？虽然文辞不美，也要抒发自己的心意。话说到这里就完了，悲哀难道有尽头吗？您的英灵如果不灭，或许能够鉴察我微薄的真心。呜呼，悲哉！痛哉！请享用祭品。” 祭奠佥事方公的祭文 嘉靖二十九年岁次庚戌冬十一月庚寅朔，过了二十六日乙卯，孤哀子陆粲听说改亭先生方公的丧事，将要下葬，便含着悲痛、扶病而来，带着羊、酒、肉干，哭着在灵几前祭奠说：“唉！天下士人，以彼此相知为难，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何况在今天呢？方公的父亲、方公以及方公的祖父，与我家有三代同年之谊，交契深厚。然而方公了解我，并不只是因为这层关系。方公豪迈豁达，平素很少许可别人；对于当世所谓贤者，有时也不合他的心意，像我这样庸劣的人，却承蒙您厚待。您不只是不顾辈分与身份同我交往，还屡屡奖掖称扬，甚至超过我的实际才德。每到岁时，您赠给我的短札长篇都情意恳切，记挂不忘，时间越久感情越深。我陆粲凭什么能从长者那里得到这样的厚爱呢？正庆幸您身体康健，还能多次随从您的杖履，承受您的教诲。哪里料到大山崩塌、黄河泛滥，竟应验了李侯的梦；郢人死去失去了知音，也骤然引起庄子的悲哀。手书墨迹还很新鲜，而您的英姿却再也看不见了。痛哉！您如今已经去世，富贵、长寿、高龄、性情融朗、善始善终，子孙都能继承贤德，在仕途上发扬美德，各种福分全都具备，天下少有匹敌，这样也可以没有遗憾了。至于我所说的悲悼遗恨，是因为我遭逢穷困灾祸，蜷伏在苫块之中，您病时来不及探视，去世时来不及永诀；大概只不过半年没有见到您的面容，却已经隔开了生死。一想到这些，我便涕泪横流。听说古人有在为母亲服齐衰丧期间前往哭祭朋友的，说是因为交情和道义深厚。何况像我陆粲这样与我公有世代交契，又承受您如此深重知遇的人呢？薄薄摆下酒食，以舒展内心的诚意；悲伤困顿、恍惚迷乱，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方公如果有灵，希望能够鉴察。呜呼！痛哉！请享用祭品。” 《陆子余集》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陆子余集》卷五，明代陆粲撰：《处置边防疏》臣听说，设置险要、守卫国家，是治理世事的重要事务；有备无患，是保全国家的长远谋略。古代拥有国家的君主，从来没有不把城郭、沟池作为坚固屏障的。至于边疆地区，所关系的事情尤其重大，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我切实看到，本朝西北边防的处置可以说十分周密，但日子久了弊病产生，不能没有稍微松弛的地方。比如陕西河套，本来是我国境内，国家初建时曾在这里设置东胜卫，以控制扼守此地；后来废弃而不再守卫，于是使河套的险要被放弃，成为敌人的巢穴。每年秋冬，敌人总是在那里屯聚，成为我边境的祸患。宁夏一带，从花马池到灵州，地势平坦开阔，城堡稀少疏落，边墙低矮单薄，容易被挖掘；壕沟狭窄浅薄，可以越过。敌人常常聚集人众从这里进入，肆意杀戮抢掠。我军没有险要可以凭据，分散防守，就担心人力单薄；集中防守又不能停止，就忧虑粮饷难以持续，使一方骚扰不安，八郡困苦衰敝，原因就在这里。从前提出建议的人，常常想仿效张仁愿修筑受降城的旧例，恢复防守东胜，凭借黄河作为屏障，把宁夏、大同二镇连接起来作为声援；这确实是上策，只是事情体大重大，不敢轻易议论。如今的办法，只有把前面所说的边墙加以帮筑，使其更高更厚；把壕沟挖掘疏浚得更深更宽；对外抵御敌寇，对内保护耕种放牧，这是最为急迫的事务。正德初年，陕西总制都御史杨一清分条陈述边防事务，要求把延绥定边营以东、从石涝池到宁夏横城三百里以内的边墙加筑，兵部已经题覆批准施行，开工筑墙，约计完成四十里。恰逢杨一清离任，工程没有完成；继任者畏惧事务、躲避嫌疑，没有人肯承担此事，因循拖延到今天，边患日益严重，陕西地方更加凋敝。将来的忧患，恐怕不只像今天这样而已。幸而遇到陛下天纵神武，正励精图治，修复推行旧有制度；边防的重大事务，正应及时经营办理。况且陕西自今年六月获胜以来，敌人受到创伤和警惕，没有空暇深入来作乱，地方稍微安宁，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此时不做，后来想做，恐怕更加困难。议论的人多说边塞之地风沙飘击，夯土筑墙的工程难以完成而容易毁坏。然而从正德到现在二十多年，前面所说的四十里边墙仍然屹立如故，那么这种说法不值得相信，也已经很明白了。兴办事业、建立功劳，关键在于用真心实意去做；只要做到极其坚固完整，自然能够经久耐用。如果按照当时原来的建议筑墙、疏浚壕沟，高、宽、深、广都超过二丈，设置敌台以便防守，设置暖铺以便巡逻警戒，设置小堡互相协助，设置墩台以备瞭望，处置精密周详，形势雄伟壮观，再选调精锐士兵，分布在险要之处，敌人有所畏惧，自然不敢侵犯逼近。如果敌人想来送死，仍像从前那样填壕挖墙，我军凭借高处，箭和石块交相落下，他们的人马必定大量伤亡；敌人进来不能攻取，退走又没有东西可抢，势必奔逃溃散，我们趁势追击，没有不胜利的。今天守卫边疆、巩固边境的计策，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我曾询问访问西部人，他们都认为这样便利，并且说有五项好处：凭借高处俯视低处，以逸待劳，士兵保全全部力量来制服敌人，这是第一项。牲畜放牧在野外，可以免于被驱赶掠夺，年年繁殖增多，边民富足充实，这是第二项。如今边境缺少马匹，边墙修成后步兵就可以防守，可以酌量减少骑兵，减轻饲草粮秣的繁杂供应，免除追赶陪从的劳累，这是第三项。宁夏地方大小盐池，每年的盐课常常担心不足，因为守臣以敌寇随时侵扰为忧，捞取盐利又怕惹事获罪；招商又多有畏惧而不来。边墙修成后，就可以按时捞取，商贾流通，盐课充足有余，军用更加富足，这是第四项。广泛开设屯田，安心耕种收获，每年收取粮食，以辅助军需，逐渐减少转运，来宽解内地郡县的力量，这是第五项。议论的人没有察觉这些，只反而以劳民伤财为理由，却完全没有想到陕西各郡年年递送边饷，飞运粮草、车挽粟米，千里不断，这种劳苦和费用哪里说得尽呢？一遇到敌人进入河套，消息稍微紧急，边臣便奏请开放盐引，并请求动用官库银两，动辄就是数十万。如今筑墙只有三百里，先年原来估计民夫口粮等费用只需十六万多两银子，再加上其他杂项费用，总计不过二十万两。边墙建成以后，使敌人不敢进入河套，边地没有骚扰之患，内地得到休养生息的时期，计算每年节省的费用，视同筑墙花费，何止多出数倍。所谓一次劳作而长久安逸，暂时花费而永远安宁，把利害得失多少相比较，也显然容易看出。只是担心边臣贪图安逸，过于畏惧谨慎，自己产生疑虑阻挠；这就在于请圣上独自决断，委任官员并责成办成，然后流言才不会流行，人们才肯承担事务。伏望皇上俯察臣的愚见，请敕令兵部查照先年题覆的事理，并将臣僚中曾经提出此项建议的人一并参详议处，奏报皇上。敕令陕西提督边务大臣会同当地巡抚都御史，亲自到前述地方勘察筹划整治。所需银两，从太仓支取一二十万；如果不够，或酌量开放盐引，或支取陕西布政司没有妨碍的官银接济。选派布政司、按察司二司以及分守、守备等官员分别督理此项工程，务必使工程十分坚固，不。不许苟且塞责；春夏开工，秋冬停止，经过一两年可以完成这件事。这样边防就能永远坚固，敌寇也会收敛停止。等到数年以后，我国财力稍微充足，士卒马匹足以使用，即使再恢复东胜城来收取河套的险要，也可以办到了。臣只是读书作文的书生，不懂边防谋略，偶然有所见解，不敢闭口不言，因此冒昧上陈。伏惟圣明留意边防，这是臣的幸运！陕西一省军民的幸运！因为这关系到处置边防事务，不敢擅自办理，谨题请圣裁。效法祖宗，恢复旧有制度，以端正治理根本的奏疏

译臣恭敬地看到，我太祖高皇帝御制的《大诰》，把君臣一同游览列为篇首。臣每次诵读它，没有一次不私下叹服圣明思虑的深远。自古以来祸乱的根源，常常产生于闭塞蒙蔽；而闭塞蒙蔽的祸害，常常起因于上下之间不能沟通。我圣祖制定典章训诫，用来告诫万世，从“君臣同游”这一句话开始，正是想要沟通上下的情意，断绝闭塞蒙蔽的祸害。他留给子孙后代的谋略，可以说周全到了极点。臣听说天下的形势就像人的身体，必须使血气周遍流通而没有阻滞，身体才会强健。譬如一个家庭，必须骨肉之间欢乐和洽而彼此有恩，家庭才会安康。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总是把通晓下情作为首要事务。君臣之间每天相互接见，不只是三代盛德的君主如此，汉、唐以下也都这样；从来没有像近世这样隔绝而不通的。如今必须先除去这个弊病，然后天下的事情才可以随之得到治理；否则即使兴利除害，每天也嫌时间不够，最终还会暂时得到而终究失去，看不出有什么益处。臣仰想我圣祖开创帝业、垂留统绪，端正名分，极其严格地规定君臣礼节；然而他接见礼遇臣下，延请接纳群臣意见，丝毫没有间隔。当时派遣将领出师，都是当面授予成算。帷幄中的亲信大臣，如刘基、宋濂等人，每日侍奉在左右。远方的低级官员、平民儒生，也都被召来引见。甚至替官府服役的平民，也可以把政事意见直接传到御前。此后如太宗、仁宗、宣宗，都遵守并实行这一做法。当时像三杨、蹇义、夏原吉等人，承受皇帝的容颜，近前面对面议论，反复讨论，犹如一家父子；因此上下互相信任，达到大治，朝廷的政权自然不至于旁落下移。臣听老臣们说，近世朝仪起始于英宗。英宗年幼登基，不能亲自决断万机；当时群臣姑且采取权宜办法，规定常朝奏事限定起数，并隔日预先排定。春坊本来拟定诏令、处理事务，其余政事都等退朝后写成奏疏封缄进呈；这种做法沿袭至今，遂成为惯例。每日常朝，各司引奏的都是琐碎事务，官员谢恩、觐见、辞行，片刻便退下。此外君臣不再相互接见，情意闭塞而不能沟通，各种弊端便由此开启。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到英宗从南宫复辟，才亲自处理政事，大臣如李贤、王翱，特别受到召见咨询。近来孝宗晚年，也多次召见刘大夏、戴珊等议事；然而仍然不能完全恢复旧制，这似乎是在等待今天。陛下以圣明神武登临帝位，总揽权力纲纪，整顿革除弊政，慨然想使一代达到三代隆盛的境界，这是非常盛大的志愿。然而谋求治理国家必须端正根本，就像治病必须追究病源一样。如今国家根本受病之处，正在于上下的情意不能沟通。因此臣的愚见认为，必须先除去这一弊病，然后天下的事情才可以随之得到治理。臣谨按《大明会典》所载，朝仪、华盖、谨身、武英等殿，都可以朝见皇帝、奏报政事。又说：凡是退朝后闲居以及皇帝出行的地方，文职三品、武职二品以上和勋旧文学之臣，都赐座。由此可知，内殿本来就是君臣经常接见的地方；凡是皇帝乘舆所在，臣子也可以侍从。臣又考察《御制五伦书》以及前代名臣所撰《圣谕录》等书，往往记载当时皇帝询问、臣下应答的话语。旧有典章十分明白，可以作为依据。伏愿陛下遵循太祖深远的谋略，继承列圣已经实行的法度，彻底铲除数十年来的弊病，以恢复旧日规制。每天视朝结束退朝后，皇帝驾临便殿接见群臣；凡是政事中的大事，由主管官司提前上奏。到那一天，仍然根据奏本把事情的始末曲折详细陈述，大臣在旁，皇帝同他们仔细讨论可否，亲自裁决。事情办完以后，再广泛询问当今事务、人才贤能与否、军民的利弊疾苦，都可以让他们说出来。侍从、台谏官轮流在当日奏事，或者允许他们不按常规时间请求入见。巡抚、按察使等方面大员以及各边大将，入朝辞行、入京谢恩时，都引见并赐食，向他们询问地方可以自行处理的事务。其余在外任职的普通官员，凡是因事来到京城的，也可以突然召见一二人询问，从而周遍了解民间疾苦。至于讲学一事，关系尤其重大。如今经筵每月只有三次，寒暑又都间歇；只有日讲最为亲近，但接见回答不过几刻钟，情意仍然不能完全沟通。请仿照洪熙年间开设弘文阁的旧例，精选四五位天下博学多闻、通达道义的士人，安排在近侍之中，轮流入值。陛下听政的间隙，便到那里去，从容地向他们询问，或者讲论经史，或者讨论治理国家的道理。这样长久涵养、渐渐熏陶，自然有益于圣德。如此，上下的情意就能沟通，闭塞蒙蔽的祸害就能消除，天下的事情将没有不能办成的；即使三代的治理，也可以由此恢复。臣任言官，适逢清明的朝廷，每每自行庆幸，认为这是世所罕有的际遇，所以常常献上愚忠，作为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助力。惟愿陛下稍加省察阅览，采纳而施行，实在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运，臣也将有幸参与这份荣耀。臣像犬马一样的微薄诚心，实在承受不住这份恳切。去除积弊，以振兴人才的奏疏 臣听说，任用贤能没有固定途径，这是古代一贯的道理。我朝祖宗用人，起初从未拘泥于一条道路。近来主持选官的人专门拘守资格，偏狭固执、停滞不变，把人才完全毁坏了；这种弊病已经不是一天造成的。如今遇到陛下圣明，各项政务日益更新，旧有章法逐渐恢复，天下人伸长脖子，盼望太平。臣愚昧地认为，达到治平没有什么比人才更重要；而要使人才兴起，必须去除多年积累的弊病，所以冒昧略举几件事来陈说。第一，选用、行取以及奏保、旌异这一类事情，专门看重进士；贤能的人哪里没有，难道只有进士才可以任用吗？如今通过这些途径做官的人，即使有的治理没有良好表现，上位者仍然包容放纵他们。过去范仲淹说过：‘一家人哭泣，怎么比得上一条道路上的人都哭泣？’如今当权者竟然不想到这一点。如果那个人是进士，即使让他放纵在百姓之上，也宽容供养、不加追问，不惜让一条道路的人哭泣，却顾惜一家人的哭泣；如果那个人不是进士，就挑剔他的瑕疵，动辄加以打击压抑。人们心中没有仰慕的对象，就不能有所勉励。我们既然轻视他，他难道不会自暴自弃吗？这就是把人驱赶到不善之中，使百姓承受他的祸害。臣认为，举人、监生等出身的人，如果确实贤能，应当与进士一同选取、并行任用。近来言官上奏建言，已经曾经涉及这一点；然而所论只限于远方地区，臣仍然以为范围不够广。

译何况庸人拘泥于习见，往往议论这些做法迂腐空疏、难以实行；如果不把它立为定法，经常切实申明，臣恐怕奉行的人做不到，只会姑且选取一两项来应付旧例，最终无法用来激励劝勉。第二，过去所重视的教职，名臣多出于其中。近来这一选任日益轻视，有志向的人多不屑于担任，而年老昏聩、闭塞无能的人十有七八，教化之法无法实行，人才日益败坏。臣听说正统、天顺年间，岁贡生尚且间或授予京职；如今即使举人出身的教官被行取入京，也不过千人中一两个。若进士告退而去任此官，实在是迫不得已；但吏部遇到他们升迁转调时，按例也不把他们安排在重要职位上。儒官地位低落，已经是人所不能忍受的事，又加以挫折压抑，谁还愿意担任呢？臣认为，这些人如果教化确有成效，应当优厚地加以升擢，以示劝勉；即使是岁贡出身，也应间或防止其中有特别优秀者，破格任用，使他们知道奋发进取，并且借此警戒世上那些玩忽职守的人；还应酌量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们能够养家。巡抚、巡按以及布政、按察等官务必要优待他们，问答时免行跪礼，讲书时一定让他们预先入坐，并且把这个意思告诫提学官，让他们带头实行。岁贡生除遵照近来规定严格考选外，还应恢复旧规：府学一年贡二人，州学两年贡三人，县学一年贡一人，命令他们都入监读书，再从其中选取教职；因为这些人之所以老朽昏聩，正是由于贡期相隔太久。年老昏聩、闭塞无能，正是因为贡期相隔太远，年年月月消磨，渐渐衰败的缘故。如今这样做，不仅使长期淹滞、不得振作的人能够到太学观光，年力尚壮的人也能及时发挥作用。这个办法如果实行，所振拔的人才就会很多。第三，各王府的长史、纪善、教授等官，旧例都选用博学硕儒充任。像杨士竒、周忱就是由此得到重用的，除此之外的名臣还很多。如今却按例任用庸劣无能之人，使他们终身不得升迁，和被废黜禁锢没有区别。因此宗室中屡屡有放纵违法的人，是因为辅导官不得其人，而且权力太轻的缘故。臣请求从今以后遇到职位空缺，都选有学问、有品行的人担任，任期届满后一律升迁。百姓家有子弟，尚且要为他寻找良师，何况皇族，难道可以不选择适当的人来辅导吗？况且按年资劳绩升迁，是做官人的常规，哪里有始终只任一官的道理？这些人的失望不足为惜；但让人看见朝廷有厌弃轻视宗室的意思，难道是厚待皇族根本、劝勉亲亲之道吗？第四，边远地区的州郡，如云贵、川广之地，杂处蛮夷，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长吏的选任，比内地尤其应当谨慎。如今有所谓愿意到远方任职的惯例，那些人大多已经穷途末路，只是苟且谋求利禄罢了。在上位的人为什么要顺从他们的欲望呢？又如凡是外官考察，凡才力不够的，都调往远省，这是轻视当地百姓，让不肖之人去治理他们。如果说是想惩戒这些人，使他们知道戒备奋勉，那么贬低品秩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调往远方？这些地方如果不幸有不服教化的情况，出兵运粮，费用不可计算；哪里比得上精心选择良吏，任用稍微适合当地风俗的人，厚给俸禄，优先升擢，使他们安抚教养百姓更好呢？第五，盐法、马政，是国家的重要事务，不是有才干、有力量的人就无法承担。如今行太仆寺、苑马寺、盐运司等官职，铨选部门非常轻视这些职位，而士大夫尤其不愿意担任。即使有人担任，能够自我振拔的也没有几人。近来朝廷正在商议疏通盐法、整顿马政；然而如果不选择适当的人，只徒然改变制度，仍然没有益处。天下的事情，哪一件不是臣子所应当做的？专门挑选显要职位、厌恶畏惧繁重事务，正是不忠中最大的表现，这种风气难道可以长久吗？以上几项，都是多年积累的旧弊，最为妨害政事，乞请敕令吏部全部加以改革，彻底洗除偏狭、固执、停滞的习气，以施行鼓舞振作人才的权力。不过几年，其成效一定会卓然可观。其他用人的方法中，切合时宜的，臣愚昧地谨慎陈述一点所得，分条列举四件事如下。如果皇上能够扩大天地般的度量，采纳草野小民的意见，敕令下达吏部详细议论可否，选择其中可行的实行，那么对于圣明的治理并非没有小小的补益。臣区区愿意效尽愚忠，也可以试行其中一二了。缘由是要革除积弊、振作人才，事情的道理不敢擅自办理，因此开列如下，谨题请圣裁。一、久任使臣。臣听说《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就罢免或升擢幽明不同的官员。我朝考察古制立法，内外官员都任职九年，考核其功过，以此决定升降。后来稍微改变前代制度，但弘治以前任官的人，也多是经过两次考满才升迁。自从逆贼刘瑾窃取政权，才开始毁坏旧章，内外官员迁转没有常规，人人都想迅速升迁，因循苟且，挨过日子等待升职。即使有所建言，也多半不能贯彻其志向，新旧官员交接之间，奸弊因此产生。近来主管选任的人也曾议论过此事，但所立制度并不公平。比如说知府、知州应当久任似乎有道理，那么布政、按察二司以及府州的佐贰官，难道独自有什么功劳而年年递升吗？况且官做到布政、按察，也已经尊贵了，他们的志向也可以施行了。假使任职年限稍微长些，也不算太委屈，为什么还没有任满就立即迁调，以助长侥幸心理呢？劳逸不均，升迁迟速相差悬殊，人心不服，事情也难以推行。如今要实行这一办法，必须从内廷的部、院、监、寺，到外面的藩司、郡县，一概施行。即使不能完全恢复九年任期的制度，也一定要像弘治以前那样实际任职六年。贤能而特别优秀的人，与其逐级急速升迁，不如让他久任后破格提拔。例如知府可以直接升为布政副使，或升为四品京堂；按察使直接升为副都御史、侍郎；布政使直接升为侍郎或尚书。凡京官任内曾经做过知州、知县的，都从优叙用。这样或许可以使彼此大致均衡，无论职位大小都互相争相勉励，人人都在政绩功业上奋发，不敢希望靠侥幸迅速升迁，百姓生活安定，士人风气也会更加淳厚。

译一、慎重考察。臣曾见故大学士丘濬所著《大学衍义补》中论述考察的弊端，最为明白切实。丘濬的话大略说：本朝每三年举行一次朝觐，天下司、府、州、县各自携带须知文册来朝，六部、都察院查核他们所办理的事务，有尚未完成的，就在朝廷上弹劾奏报，以实行黜陟。近来因为选调积压，设置办法加以疏通，便任凭巡按御史开具揭帖，不再查考实际事迹，立下老疾、罢软、贪酷、素行不谨等名目来黜退他们，这实在不是祖宗最初的本意。按照旧制，官员凭给由到部，考核为平常或不称职的，也都让其复任；一定要等到九年三考，才黜降他们。至于因事降职、除名的，也允许申诉辨理。祖宗爱惜人才而不轻易抛弃他们，就是这样。那是什么人，竟立下这些名目，再加上空洞的文辞？好比死后赐予节惠之谥，使人承受这种暧昧不明的恶名，终身抱恨，怎么能使他的心服气呢？伊尹说：‘一个人没有获得应有的生活，就是我的罪过。’假使天下失职的人遍布郡县，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臣考察丘濬这些话，深深切中了近世考察制度的弊病。只是如今天下所造的须知文册，不过是空文，部院即使有时查核，也不过是虚应故事。前面所说的‘不谨’等名目，实行已久，确实难以突然改变。然而祖宗的良法美意，那些妄庸之人一旦更改它，却像翻手一样容易。何况这些弊法如果想改革，又有什么困难呢？至于所谓考语，大多是骈四俪六、模棱两可而难以辨别的词句。古代圣贤尚且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个人，如今只凭区区几句话，想穷尽一个人的情状，实在困难，何况未必完全公正呢？如果说官吏贤能与否，吏部所知有限，不得不交给巡按，那么也应当让他们明确写出事实，就像古人所说：‘某人是廉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廉；某人是能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能。’还要根据巡按所开报事实的虚实和多少，来决定巡按的考核优劣；这样大家都知道有所警戒，不敢因个人喜怒而上下其手，使公道彰明，黜陟恰当。贤能之人不至于失职，不肖之人也没有苟且容身之处，这对国家的益处就大了。一、淘汰冗官。臣认为，官员冗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一件事设置一个官职，几个人办理一件事，而且台省、藩司遍布充满；国家每办理一件事，往往又议论另行设置官职。这样看来，那些在位的人难道只是坐享俸禄吗？治理政务在于得人，不在人数多少；如果贤能，自然可以兼理事务，否则即使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大体说来，增设一个官职，只是给吏胥等人开设一个骗取钱财的场所，实际上对百姓没有丝毫好处。如今天下额外的剩员到处充斥，越是接近百姓的官员，危害越严重；至于布政、按察二司设置官员，尤其过多。他们巡历地方，有时一时全部到达，有时先后接踵而来，有司的政务被送迎夺去时间，民间财力也因供应而困乏。况且这些官员，贤能的所到之处对地方有益，不贤能的只取具文书，苟且塞责。比如清查军籍是最重要的事务，如今不过派属官前去，把前任官员已经清查过的重新抄录一次，造册了事罢了，军队没有任何增加，里甲却年年受累。他们巡历又只到交通冲要之地，使公私都劳费不堪；偏僻州县有时一年也不到，官吏放纵，没人能管，劳逸苦乐实在很不均衡。如今担任巡抚、巡按的人，只知道督促布政、按察二司出巡，认为这样足以禁止守令贪暴，却不知道官员过多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危害。过去唐代姚崇说，选择十道按察使，忧虑的是不能得到合适的人；全天下只有十个人尚且难以选择，何况如今人数多出数倍呢？臣听说旧制只是由佥事分巡，其余人都坐在司中管理事务。依今天看来，二司官员中紧要的职务，布政司不过是管理钱粮，按察司不过是提学、兵备罢了。然而兵备的设置似乎也过多，只是还可以推托说是为了保障地方。至于词讼既有分巡官，钱粮又有官员督理，那么分守官几乎就是虚设。其他一件官职的事务，也有分给几个人办理的。至于京官尤其冗滥，大多在部中闲散，专门管理事务的人又没有什么建树。臣认为，裁减京官，就可以减少俸禄以缓解国用；裁减外官，就可以减少供应以厚养民生。乞请敕令吏部全面查考，凡不是紧要职位的，酌量裁革；减少一分，就有一分的益处。否则就会十只羊九个牧人，只是徒然造成烦扰，官越多事情越混乱，想使天下得到治理就困难了。一、恢复制科。本朝以经术取士，名义最为正当。然而士人专攻一经，没有时间旁及其他；一旦考中科第，便抛弃所学，不再省察。间或有从事古学的人，又因精力分散在簿书上，志向被进取功名夺去，自己也不能专心钻研。不仅文辞鄙陋，议论和见识也远远赶不上前人。科举制度实行了一百六十年，而人才最终有愧于古人，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况且天下本来就有高明豪迈、不能适应有司规范的人；在科举所取的人才之外，也并非没有遗漏的人才。前代取士不只一条途径，明经、进士之外，还有制科。虽然途径似乎繁杂，却可以鼓舞豪杰俊秀，网罗被遗漏的人才。祖宗朝也有贤良方正、怀才抱德、经明行修等科。臣愚昧地请求仿照这个意思，特设一科，以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凡博通经史、兼擅文辞、通晓治理之道的人，无论有无官职，都可以应试。隔几年举行一次，每次不过录取数人。上等的储备在禁近之地，次等的分置各曹；原先已有官职的，就逐级升进。这样，天下士人就会争相奋发，即使已经做官的人也不会荒废学业，不再有专攻一经的浅陋了。臣又听说，人人都有所能，也都有所不能。

译如今天下本来就有学习兵书、熟悉术数，却不擅长案牍文墨的人；又有沉着勇猛的人，胸中明白，却不能用笔写出来。这些人做官既没有门路，心中常常自负；每当有战乱警报，便想挽起衣袖参与其中。即使不能成事，也可能成为祸乱的开端。唐代的黄巢、王仙芝，宋代的张元、吴昊，都是因为流落失意、没有得到任用，最终陷入凶逆，他们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大体说来，人有才气却不能施展，后来的发展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如果驾驭得法，即使狡猾奸诈的人也都可以被任用。乞请命令各地官府，凡各色人等中不熟习科举业而才艺值得称道的，允许推荐上报，量才试用。其中有了解边情、熟悉武略、膂力和骑射超过常人的，或隶属于京营，或送往各边随军效力。这样既可以收拢遗漏的人才，以备缓急，又可以暗中堵塞祸变，消磨奸雄。至于荐举的途径，近来也渐渐狭窄。请命令文武官员凡到任以后，各自举荐一人代替自己；并查照洪武十五年朝觐官各自举荐所知一人的制度，以及正统年间方面知府有缺、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保荐的事例，斟酌实行。这样或许可以扩大朝廷的耳目，帮助铨选权衡做到明察和举扬，这也许是补救偏失、挽救弊端的一条途径。弹劾太监阎洪疏 臣等奉诏清查各处马房、牛房等处的牲畜，会同御马监太监张鼎以及户部分管委官，亲自到各仓场，将现存的马、牛、骆驼、驴逐一查验。除肥壮可用的留存外，其余挑选退下的、不堪使用的，按照户部题请奉准的事理，送交户部和兵部，发给军民，用于操练骑乘和耕种。兵部车驾清吏司的手本称，御马监太监阎洪等上奏说：在外坝上等处各马房的马匹中，有曾经供皇上使用过的，以及曾经经过金鞍赏赐、登记为选马、披甲成对等类，其中有患病倒毙的，尚且要具奏后掩埋；牛有耕牛、借牛、挤乳牛，驴头以及瞎、瘸马匹，听候圣冬等节取用茶饭；如果一概发给军士骑操，恐怕内外马匹的印号混杂，真假无法区别，请求只按照实际数目核算料草，挑退的马匹免于送交户部等情。臣等看过，马房的设置起始于永乐年间，当时主管牧养的人得当，牲畜繁殖兴旺，确实有助于军国使用。后来制度日久弊端滋生，人情玩忽懈怠，虚增数目，冒领侵蚀钱粮，累积多年，浩大得没有止境。这次恰逢圣明在上，深切希望节省虚耗以资实际使用，特命臣等清查，中外人心谁不称快，都认为这是旷世少有的盛举。臣等查验时，斟酌情理，反复详审，确定取舍；据主管官员、旗军等人再三具结，现存马匹中并没有前面所说的金鞍、披甲等名目。马匹倒毙的，春冬两季送光禄寺，夏秋两季交给马户剥取皮张，送顺义等县入库，也没有掩埋的事例。至于耕牛、借牛、挤乳牛以及可以备用的马驴，都已经酌量留存；那些饥饿、损伤、矮小、衰老、癞病、瘸腿、失明的，才挑选退下送交户部。如今太监阎洪上奏说，一概发给军士骑操，恐怕内外马匹印号混杂。臣等想到，最初奉明诏时，是因为担心马牛旧有印记模糊，所以奏请重新印记。等到查验各类牲畜，除三岁新孳生的马驹外，其余有印记的不过千百匹中的一两匹，而且大多细小浅淡、不真实。臣等根据该监造报的文册，分别列出环吉、三尖等字号，逐一重新烙印；挑退的马匹只是剪记鬃尾，原本没有印号，又怎么会混杂呢？切实考察，阎洪是该监掌印官，主管牧养政务已经多年；马匹在外而印号不清、完全无法查考，既不能及时奏请处置，使奸弊日益滋长，等到臣等挑退之后，竟又借此作为托辞，希望将其留存，他敢于欺罔，实在太过分了。阎洪又说，如今马匹数目少，如果再加以挑退，马厩牧场将一匹也不剩；这又是用危言来打动皇上的听闻，希望他所请求的事情一定能够实行。养育马驹、考察牧养，贵在精良；如果多留劣马，正好成为整个马群的拖累。譬如治理田地的人，不先除去狼尾草等杂草，却希望嘉谷繁茂，怎么可能呢？何况现有马匹不少于数千匹，如果主管此事的人能够用心饲养，假以数年，自然可以逐渐繁殖兴旺。如今却想留下这些瘦弱、患病、残废的牲畜，指望它们繁殖来壮大国家声势，哪里有这样的道理？推究阎洪的用心，实在是担心马匹挑退后，草料也随之节省；派给的数目既然减少，侵吞克扣的利益就必然减少。因此他希望今天留存得越多，正是为了给日后冒领侵吞留下余地。恭敬地想到皇上的敕谕说，各处输纳的钱粮，都是小民膏血的余剩；官府没有实际用途，利益却归于奸贪之人，积弊已经很深，实在令人痛惜。臣等拜读到这里，私下感叹皇上的明察高明，洞悉奸弊。阎洪即使有所言说，又怎么能够蒙蔽圣听，使有用的财物糜费在养育无益之物上，重新成为民生国计的蛀虫呢？然而阎洪巧妙修饰虚假言辞，万一朝廷误听了他的话，那么侵吞财物的人就会因此得计，仍然重蹈旧习，将来更加无所顾忌，那种危害哪里说得尽？臣私下担心圣明节省财用、使百姓富足的至意，反而会被奸邪小人阻挠破坏。明明实行的诏令，最终竟要托付为空话，又凭什么取信于今人、流传于后世呢？臣等责任所在，不敢沉默，伏乞敕令户部、兵部仍按照此前的诏令施行。马匹除发给军士骑操外，其中十分老瘦、患疮、瘸腿的，既难以供膳食使用，又不堪军人骑乘，应当连同牛、驴一起听凭有关部门酌情处置，适量变卖，银两收存，以备购买马匹等项支用。仍乞皇上明白而恳切地降旨，告诫阎洪安静守法，不要轻信下属拨弄安排，共同成就充实国库、爱惜百姓的举措。这样或许法令能够实行，积弊可以革除，臣等也能够奉行诏令，稍微免除失职的罪责。缘由是要振兴余财以充实国库、救恤百姓，事情的道理不敢擅自处理，谨题请圣裁。陈述马房事务疏

译臣等奉诏清查坝上等处的马、牛、羊房牲畜，会同原先派遣的太监张鼎以及户部分管委官主事贾璘等，亲自到各仓场，逐一命主管官员、旗军把现有牲畜的毛色、牙齿、印记、来历如实分别登记，具结上报，并共同逐一查验。除挑退不堪使用的牲畜，已经由户部、兵部题请奉准，变卖以及分发给皇城四门等处摆队使用外，现在实际有马、骆驼、驴、骡、牛、羊以及马驹、牛犊，共三千九百七十七匹头只。查得嘉靖六年尚未奉诏清查以前，户部原先分派各仓场的料草、大麦、豌豆、黑豆等饲料，共一十八万二千一百九十石，草四百九十六万三千束。如今臣等查明各项牲畜都有实数，合计一年应使用饲料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五石七斗八升，草九十万一千五百八十四束。与原数相比，应当减少饲料一十四万二千八百七十四石二斗二升，草四百六万一千四百一十六束。已经造册上奏缴验，并造清册送交，以凭核算钱粮。由此可见，内外官员虚增数目、妄加申报、滥行冒领、侵吞欺骗的弊情十分明显，按法律都难以轻易宽免。由于恭逢奉诏，奉旨免予查究之外，臣等考察，自从设置马房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几十年，浪费侵吞不知有多少，根基盘结、势力倚仗，没有人敢于过问。期间虽然有过一次清查，很快又被阻挠破坏。这次恰逢圣明在上，正在励精图治，虚心接受言论，不再有过去受牵制的忧患，所以臣等有幸承受任用，得以略微施展愚见，勉强完成这件事。不过眼前的弊端虽然已经稍稍革除，将来的忧患却无法预先料定；如果不是深思远虑，制定经常长久、确定不变的法令，这只是堵住水流而没有清理源头，哪里是长久安定之道呢？查得弘治年间给事中许天锡等清查完毕后，曾分条陈述十四件事，该部题覆准许实行。不幸在正德初年被权奸阻挠，未能实行到底。臣等如今根据他们所奏，参酌当前时宜，谨陈十件事，上呈冒犯圣听，乞请下发有关部门议论，采纳施行。这样或许可以清除积弊，使长远有所依赖，对于皇上爱惜财物、使百姓富足的至意，也或许能够略有补益。臣等不胜恳切至极，缘由是要振兴余财以充实国库、救恤百姓，具本开列如下，谨题请圣裁。具体列举如下。一、核查实际数目。臣等私下认为，饲养马匹是为了资助军国使用，因而保护百姓，并不是为了使百姓受害。如今各马房输纳的钱粮，都是小民膏血的余剩，而主管牧养的人任意侵吞欺骗，浪费没有止境。计算饲养一匹马所需的费用，何止耗费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大概是因为分派钱粮时不核查实际数目，发放又全由内臣掌握，所以弊端才到了这个地步。乞请敕令有关部门通行各马房，命经管官员把臣等这次查得的现有牲畜，逐一写明毛色、牙齿、印记、来历，设置文簿，送交有关部门盖印钤记，交主管委官收掌。以后遇到繁殖、倒毙以及该监取回、发下等类马匹，养马官旗先行呈报，由委官验过并报本仓登记清楚后，才准予收除。各官攒遇每月到部注销之日，就把收除的实际数目呈报巡清科道官。草料每月或五日、或十日发放一次，由委官亲自到仓，与内外官员当面核实发放。到年终，科道官会同委官亲自到各仓场普遍查验，造册送部，以凭核算钱粮。这样实际数目就有据可查，积弊可以革除，贪冒之徒也无法上下其手。一、节省虚耗。臣认为，招致远方、供给远行，是马牛的常性。如今所饲养的牲畜老死在槽枥之间，徒然耗费饲养费用，却没有一天能够使用。但如果所支取的草料都成为马匹的食物，尚且还说得过去；只是钱粮的浪费不可计算，而马牛的损耗又更加严重，一举而两失，难道不是尤其可惜吗？臣查访得知，各马房中，马每匹支料八升，牛每头支料一斗、草二束；一匹马牛却兼吃几匹马牛的食物，实在是浪费。这都是内外官员借此多支取，作为侵吞克扣的资财。臣等查照该部覆题及弘治年间给事中许天锡奏文中的事理，参酌增减：除曾经供皇上使用过的耕借牛，其料草应照旧发给；以及三牛房的牛只如今规定每头每日支料三升、草十斤，除此之外不另行议定；西儿骡马以及挤乳马每匹定给料五升，其余马匹各给料四升、草一束，骆驼每只给料六升、草一束。各马房存留的牛只以及驴、骡，都照三牛房的例子，定给料三升、草十斤。已经按数造册呈缴，应当定为固定条例，通行遵守。仍查照弘治年间该部原题的事例，重申禁止侵盗钱粮的规定，敕令御马、尚膳二监转行提督太监等官，严格督促各主管官员。今后马牛在房中，务必要用心饲养。除非遇到天行时气，平常一个月之内，每百匹中倒毙三匹以上的，就把内外官员、军士、医生、兽医一并查究，送法司按重罪治罪。如果提督等官故意纵容、隐瞒，听任科道官据实参奏，使人知道警戒畏惧，那么钱粮就不会虚耗，马牛也可以免于横死。一、免除分派。臣等查得，户部每年分派各马房的料草，都命山东、河南、直隶、顺天等府办理缴纳，动辄以数百万计，实际使用很少，虚耗却占多数。如今臣等已经清楚查明，牲畜已有确定数目，那么钱粮也应当相应减省。况且前面所说的地方遭受水旱灾害，科役繁重，应当敕令有关部门将嘉靖七年分派的数额，除已经征收在官的以外，尚未征收的酌量停止；或者通融计算，准许作为以后年份的数目，以舒缓长期困苦的百姓。臣等还有话想说：各马房的草场土地，本来是供饲养之用，近年曾经派官查阅实际面积，共有土地三万三千余顷；按其地租收入姑且以每亩三分计算，已经超过十万两。假使每年只收取一半，也自然足够使用。近来奉明诏，派官勘察并办理，应该等到完毕上报之日，命有关部门计算处理；以后每年所需草料都从这里取得，分派的钱粮全部免除，今后也不必再次征收。伏望皇上不要被众议迷惑，果断实行，凋敝困苦的遗民将不胜庆幸。

译一、裁减旗军。臣等查得，各马房的旗军都是从腾骧等卫所抽调到马房，专门喂养牲畜。近来户部覆题，准备把多余的数目按照先年事例发回原卫所操练。臣等查得，各房现有旗军共四千零四十九名，其中被役占、买闲的比比皆是。例如坝上马房只有马、牛等牲畜共二百三十三匹头只，却有军士六百六十一名，冗滥到了极点。设置军士本来是为了马匹，如今马少军多，将有什么用呢？又如湖渠马房，原先有牛马等牲畜共七百五十四匹头只，如今除挑退外，尚有四百九十九匹头只，然而军士只有九十二名，也没有听说有缺少的忧患。举这一处作为其他各处的例子，就可以知道空闲军士很多了。国家养军，每年耗费粮饷，不知有多少，哪里容许把他们安置在无用之地，供人私役呢？应当敕令有关部门，把各马、牛、羊房的军士全部查出，照湖渠马房的例子，根据牲畜多少酌量留用，其余全部按照原议发回卫所操练，使军队充实、牧养专精，彼此实在两便。一、处置牛羊。查得，弘治十七年给事中许天锡等人的奏文中说：西琉璃厂羊房牲口不多，只用一名乘田小吏督率五尺高的儿童几人牧放，就已经足够。如今本房增设的管理官员很多，草场土地几乎被占种殆尽，每日支取的料草也被克减得一干二净。养牲畜的旗军和民户被私下役使、买闲，多年来耗费财力，养着这些瘦小牲口，直到倒毙才送光禄寺，皮肉已经腐坏不堪。只是为了供本房官员凭据，又担心牲口死尽后无凭借、无法领取料草，便把它们作为侵吞克扣的媒介，间或还命军民私自买来补充。有繁殖的，也拿来冒充旧数，大多是瘦弱的小羊羔、牛犊，天天走向死亡。牲口既没有实际用途，钱粮又白白浪费，实在令人痛惜。乞请敕令有关衙门把现有牛羊赶紧取用，免得倒毙而损害公私。草场土地照牛房的例子分给军士佃种，银两交司局收存，以备光禄寺支用购买牲口。民户发回所属县当差。又查得，司牲司、司牲局都在一处，事务非常简少，应当把衙门合并或裁减官吏，并命令兼管等情。臣等这次查验，本房现有牛羊四百七十七只，据司局官吏开报，都是光禄寺历年发下寄养的。臣等亲眼看见它们瘦弱的样子，甚至有刚走出栏圈就僵倒而死的。查究其中的弊情，确实如给事中许天锡所说。除把牛羊酌量挑退，按照兵部题准的事理送交顺天府变卖外，留下的将来势必也会因瘦弱损伤而倒毙。应当命令光禄寺及时取用，并且告诫本寺今后遇到解送纳入的牲口，务必挑选肥壮的收用；不堪使用的退回变卖，或者仍责令原来所属的民户领回放牧，不必发下寄养，以增加耗费的源头。其余如分给土地耕种、发回民户、裁减衙门官吏等事，乞请下发有关部门查议，全部照原奏施行，这对于国计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一、严格买补。蕃牧千户所千户苏镛呈称：东直门内外牛房以及吴家驼牛房，养牛、挤乳，供应膳食。过去遇到牛只倒毙，就让军人赔补。成化十四年，该所千户郝端题准，将外牛房和吴家驼牛房的草场开垦出来给军士耕种，每年征收子粒银一千二百五十两，全部由本所收存；遇到牛只倒毙，就用来购买补充，只保留汤山草场作为牧放之地。正德三年，该尚膳监太监张裕题准，将汤山牧羊草场开垦一半，征收银两修理公廨；后来太监王诚又把外牛房和吴家驼牛房两处的地亩银两全都征收，由监中收存，本所官员不得干预等情。臣等查验三牛房，现有牛四百五十只，其中瘦弱受损的不可胜数，只是白白耗费料草而没有实际用途。由于前面所说的子粒银都归内监缴纳，既没有簿籍可以查考，领取购买时又有克减的弊端，内外官员每年买补牛只，专门挑选瘦小的来充数：既贪图价格低廉，便于花销，又希望它们倒毙后可以再次买补。这种弊端确实不可不严加禁止革除。乞请敕令有关部门仍照先年事例，将前面所说的地亩和汤山草场的子粒银，都命令本所自行收存，设置簿籍；从今年开始，把征收和支用过的银两、买补过的牛只数目明白写出，科道官每年年终查验牲畜时一并核查。如有侵克、挪移等弊情，从重查究。今后买补牛只，务必命收粮主事会同本所掌印官，选择肥壮、乳汁多的大牛，不许抬高价格购买瘦小牛。臣等又查得，坝上、坝南、坝东、金盏儿甸、义河北、高湖渠七个马房各有牛只，除不堪使用而挑退的之外，其中略有肥膘的酌量留下七十只。但马房本来是养马的地方，养牛并不合适，何况这些牛又不挤乳供用，实在没有用途。应当命令上述马房把留下的牛挑选，其中可以挤乳的送到内牛房，其余全部送光禄寺使用。今后凡有牛只，都照此办理；这样或许可以不浪费有用的财物来养无益之物。一、裁减冗员。查得各马、牛、羊房都设置内官管理马匹和钱粮，每处有七八名，或十多名，多的达到二十多名。马少官多，十只羊九个牧人，只是徒然造成烦扰。而且如今牲畜比以前更少，钱粮也不多，官员也应当裁减。乞请敕令有关部门查照正统等年间各马房原设内臣的额数；如有马少官多的地方，酌量裁革。养马的指挥、千户、百户人数过多的，也一体查明，发回原卫所听候操练。其中的内臣，难道没有贤能而有志向上进的人吗？应当命令提督以及巡视仓场的科道官，考察其中勤勉、能干、廉洁、安静的人，具奏表彰升擢；怠惰玩忽、贪婪苛刻的，据实奏报治罪。每年年终仍然计算牲畜繁殖和损耗的情况，作为考核优劣、施行惩劝的依据。这样赏罚分明，人们就知道奋发，这是整顿马政的一个助力。

译一、禁止馈赠。臣查访得知，提督等官每年查验马匹，所到之处，内外管事人员都大摆酒席款待，并馈送茶果，钱财多达数十万、上百万元。那些随行的识字人役，也各自得到按例分发的钱，久而久之习以为常。自上而下，互相索取；如果不是搜刮侵吞，这些财物从哪里来呢？因此征收子粒时就刻剥佃户，收纳料草时就勒索商人，虚增妄报、百般侵吞，这些弊端的源头都在这里。如今马匹钱粮既然已有实数，这种弊端或许会不禁而自我革除。然而正处在积弊严重败坏之后，进行改弦更张的举措，立法不能不严，防患不能不周全。应当敕令有关衙门通行禁约，今后谁敢仍然重蹈旧弊，科道官以及缉事衙门据实参奏，按重法处置。臣等又查访得知，每年马匹下场牧放时，承办委派的官员向各州县佃户索取银两，多年来危害不浅。今后遇到下场牧放的月份，有关部门应先行奏请张榜晓谕；如有像过去一样索取的，严加惩治，这样人心知道警戒，弊端就可以断绝。一、谨慎防范。臣认为给马、牛印烙，是用来区别公私、防止欺诈伪造的，关系十分重大。近来臣等查验各房的马牛，虽然声称有环吉、三尖等字样，实际上大多完全没有印号，偶尔有一两匹有印号的，也多细小浅淡、模糊不清。太监阎洪上奏请求留存，竟拿印号混杂作为借口；臣等已经根据亲眼所见加以驳斥。近来听说天闲内厩的牲畜也有盗换的弊端。如果防范果真严密，怎么会有这种事？如今现有的牲畜，已经由臣等奏请重新严格烙印。今后各处进贡、进献以及新繁殖的马匹，都请及时印烙。每隔两年或三年一次，由提督官普遍查验；只要有纹理细浅的，就照前重新印烙。这样或许可以辨别真伪，奸弊也不会发生。一、建立公署。查得各马房的钱粮由户部设置主事分管；由于仓场距离京城有的在百里之外，各官都没有公署可居，每月到仓时只得寄宿在内臣的私宅。本仓的官攒也没有官署，每次收粮都随同主事到那里租住民房，事情办完一两天便立即回京，致使钱粮的出纳完全不过手，马牛的肥瘦也远不能相互关联。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实在很不方便。臣看见近来京城中拆毁的尼寺很多，尚未全部变卖，应当酌量拆卸材料运往各马房，建造公廨，作为各官的住所；官攒也各自建造房屋，让他们在那里居住，以便收支办理，免得来往道路耽误公务。举荐遗贤以辅助教化治理疏 臣下私下认为，贤才是治理之道首先应重视的，明白荐举圣贤是皇上的首要事务。历观前代，没有不尊崇这一原则的。陛下天赋聪明圣哲，广施文教，延揽期待年高德劭之士，日夜盼望嘉谋良策。虽然珪璋般杰出的人才特立独行，充满朝廷，但遗落在民间的珍宝，陛下仍勤于访求。臣私下见到原任山西按察司按察使顾璘，奇才卓异，文思丰富精美。二十岁便出任县令，声誉清美优良。等到升任大梁长官，显著建立了抚安宁定的功绩；被贬迁到岭海地区，又显露出坚贞孤高的操守。历任藩郡长官，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处理繁杂政务、治理难治之地，没有什么不适宜；遇到事情决断机宜，总能超出常人的思虑。难道只是文采华美蕴藉，独占东南人才之美而已吗？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李梦阳，英俊特出、才智超迈，远远超过常人。过去任曹郎时，气节高峻如玉柱挺立；发表正直言论，使贵戚沮丧；行为严正，使权宦侧目。至于他有益国家的文章，光耀当世，本已可与汉魏作者并驾齐驱，追及《风》《雅》。海内众多士人，都共同把他作为榜样。只是因为他的风格孤高峻拔，不善于俯仰逢迎，受到流俗背弃憎恶，根由正在这里。这两位臣子，都是旷世少有的奇才，清明朝廷的栋梁之器。如今皇帝的治道尚未达到至善，英俊才士却沉沦失意。公卿们正殷切怀有推毂荐贤之意，陛下也兴起了侧席求贤的愿望。每逢考量任用人才的时候，总担心缺乏人才。像这两位臣子这样的人，实在不可多得。假如让他们入朝任职，充任馆阁人才的选择；出任台寺官员，承担藩镇方面的重任，一定能够赞助弘扬大化，辅佐宣明皇上的谋略，增广朝廷穆穆雍容的风气，彰显本朝众多士人的美德。伏望陛下下诏给吏部，再加考察审核。如果臣所说不虚，请将顾璘与李梦阳赶快赐予起用，也许能使瑰奇珍贵的人才重新进入天府的收藏。盛明的时代，难道还会遗弃人才吗？臣为国荐贤的心愿，实在难以抑制。因为这是举荐贤才之事，事理重大，不敢擅自办理，谨此上题请示。请求陛下平息天威以查明重大案件的奏疏 近来据都察院等衙门上奏，复审犯人张福等人的案情罪状，陛下责令他们重新复审，将右都御史熊浃革职，并命侍郎许赞等对原审官郎中魏应召以及张柱等用刑追问。臣愚昧地认为，这类案件案情重大，如果不是刑官用心周密，从容研究审理，就不容易获得真实情况。如今在雷霆威怒之下，不仅司法部门畏惧获罪，大小臣工无不震惊恐惧，即使有微薄的愚忠，又有谁敢主动献言？臣忝居言官，仰见陛下圣明，乐于听取规谏，言事者即使有时不当，仍受到宽容。有这样的君主，怎么忍心辜负呢？所以臣才敢冒昧把话说到底。臣听说，案件关系天下人的重大命运，一经定案便不可追悔，所以圣王对此十分谨慎。如今张福母亲的死亡，从东厂、锦衣卫审问，罪在张柱；按张柱斗殴杀人论罪，刑罚止于绞刑。从司法部门审问，则罪在张福；按张福作为儿子杀母亲论罪，刑罚至凌迟处死。儿子杀母亲，是大恶；凌迟处死，是极刑，不是可以轻易加在别人身上的。陛下对此疑虑而慎重处理，是对的。然而近来司法部门复审时，张福的亲族邻里众口一词，证明他的忤逆罪状；他姐姐的悲痛愤怒又出于至情，不能伪造。熊浃等已经据此定案，但仍认为案情重大，不敢专擅裁决，于是奏请提取原来检验勘察的官员，以及张福所报的邻居、里老，再次复审，他们的谨慎也已经达到极点了。

译陛下若想查清这件事，应当依照他们的奏请，命令拘集证人和佐证，分别隔开审问，互相参照考核，杀人案件一定会有明确的归属。如今一旦便加以谴责震怒，罢免贬黜总宪大臣，其余的人谁还敢保全自己？畏惧威势、躲避罪责，是普通人的常情；但要坚持法律、守持正道，即使贤者也认为困难。比如近日复审时，侍郎许赞闭口不言，少卿曾直用谄媚的话附和，侍郎闻渊、寺丞简霄都借口有病不出，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患得患失的念头太重，务求自我保全罢了。何况如今又处在恐惧之后，如果不是圣明的陛下稍加宽容，他们怎么能毫无顾忌地同心听审此案呢？况且东厂、锦衣卫，是诏狱所寄托的机构，又兼有访察的威势，人们大多畏惧。历来访拿人犯送交司法部门，往往只依照原案拟罪；有时明知有冤，也不敢申辩论理，这实在是历朝沿袭的弊病，并非一日形成。现在幸亏陛下刚健果断，光明如日正中，洞察幽隐，这些人还能有所作为吗？所以刑官也敢据理与他们争辩，实在是仰仗圣明在上，能够容许臣子守法。可是陛下诘责司法部门的原因，无非是爱惜百姓生命，慎重审理案件，求得最恰当的结果而已。只是恐怕这些人会因此虚张声势，况且四海九州的人难以家家知晓，难免错误地引起惊疑，远近传播，这并不是增加圣德光彩、垂示后世的做法。美好的事业难以始终保持，美好的声名却容易损伤，臣愚昧，格外替明主爱惜这一点。至于熊浃贤能与否，臣无暇论及；他奉命复审却没有提审相关人员，原审官确实不能说完全无罪。但都察院掌管风纪，右都御史是二品正官，如今只因审议案件一处不当，便含怒斥逐，仿佛退斥胥吏一样；一个人固然不足珍惜，难道不会损伤国家体制吗？古语说：廉洁远离污浊之地，堂屋就会高大。近来大臣因为复审牵连细小事情而被罢免的很多，如果这种风气不改变，恐怕难以激励臣节、尊崇君上。臣又担心今后做法官的以熊浃为戒，依违逢迎、苟且免罪，不再匡正是非。这样一来，国家还依靠什么呢？昔日弘治年间，郎中丁哲为乐工案件辩护，孝宗皇帝起初也非常愤怒，罢职令其为民。当时有个官员徐珪替丁哲申诉冤屈，因而也被罢职。不久皇上心中悔悟，丁哲重新起用，徐珪也被复职录用。圣人的喜怒，犹如水镜一样无私；有错便改且毫不吝惜，是帝王盛大的节操。所以天下至今称颂孝宗圣明，这正是今天应当效法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稍稍平息威严，特别降下温和的诏令，命许赞等人虚心追究审问，不惩罚前事，不拘泥于既成案卷，不使有罪者侥幸逃脱、无辜者遭受杀戮，务必协调处理，以符合朝廷慎重审理案件的心意。仍请将熊浃曲加怜悯宽宥，使他能够自我更新，以图将来的成效；并告诫约束东厂、锦衣卫，今后凡是访察事情，都应更加慎重，不得轻忽，以免造成冤枉。司法部门的官员尤其应当秉公辨析审理，不许因避嫌畏势而自行疑惧沮丧，使天下明白知道明主的本意原来如此。这样既可以解除百姓的疑惑，也可以安慰臣下，使守法者无所顾忌，刑罚清明而百姓服从。臣实在不胜恳切祈望之至。因为这是请求平息天威、查明重大案件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谨此上题请示。弹劾张璁等诸臣的奏疏 臣谨按，大学士张璁、桂萼都凭借凶险的资质、乖僻的学说，过去从小官身份参与议论大礼，得到陛下提拔安置到近侍之列，不到三四年，地位升至极品，恩宠隆异，古今未闻。即使捐躯丧命，也不足以报答知遇之恩；可是他们竟敢欺瞒皇上、谋求私利，专擅权力、接受贿赂，擅自施威施福，报复恩人和仇敌，只要顺从一己之见，便破坏天下公议而不顾；只要发泄一时愤怒，便废弃百年法典而不顾。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张璁、桂萼不思竭尽全力效忠，以辅佐成就唐虞之治，反而专门坚持苛刻的主张。凡是忍心害理之事，别人不敢做、不肯做的，他们无不挽袖去做，摧残历朝积累的元气，改变扰乱祖宗的典章，败坏士大夫的气节，使朝廷政务日益纷乱。圣心殷切，早晚盼望天下大治，而百姓不能蒙受恩泽，全都是这两个人的罪过。自古以来臣子辜负恩德、误害国家的，有谁比他们更严重？大礼的完成，虽由二人首先进言，实际上根本出于陛下纯厚的孝心；他们却贪取上天的功劳作为自己的力量，凡有奏请，动辄引用大礼作为说辞，以此挟制君父。近来受到言官弹劾，陛下没有立即加以诛杀，只表示告诫，待他们已经很厚了；他们不但没有悔过改善，反而愤然上疏，自陈功劳，累计数百字。臣子为国家效劳，都是职责本来应当做的事，即使周公的功劳，也不是超出本分之外，何况张璁、桂萼呢？即使他们有功，今天用高官厚禄来酬报，也已经超过本分了，又怎能因此自我夸耀呢？他们强词狡辩、掩饰过错，言辞语气悖逆傲慢，大不敬，完全没有臣子的礼法；仅凭这一点，就已不能容于圣明之世了。臣愚昧地认为，君主驾驭臣下，有功固然不可不赏，有罪也不可不诛。张璁、桂萼区区的功劳，已经承受了厚赏，那么他们有罪，难道偏偏可以不诛吗？这只在于陛下裁断罢了。然而张璁虽然刚愎自用、执拗而多私心，但他的手段还较为疏浅，造成的危害还小；桂萼表面宽缓迂拙，内心却深沉刻毒，他嫉恨残忍的毒性从心中发出，像蝮蛇猛兽一样，触犯他的人必死。拿两人相比，桂萼的奸邪尤其严重。臣姑且举几件事来说：尚书王琼奸诈贪婪、险恶狠毒，正德年间结交权奸，混乱天下，罪不容诛。自桂萼等掌权后，王琼让他的女婿和家人暗中住在京城，日夜钻营奔走；送给桂萼等人的贿赂多达巨万，桂萼接连上章极力推荐，张璁在内阁从中支持，王琼于是得以重新起用。桂萼还替他说：“任用有功劳的人，不如任用有过错的人；王琼虽然有过错，但才干不可抛弃。”

译如果这话果真正确，那么小人中有才干的，都可以放纵作恶而无罪，像共工、驩兜这样的人就不会被舜诛罚了。任用凶恶之人，给国家制造祸患，难道是大臣以人才侍奉君主的道理吗？昌化伯邵杰，本是邵氏的养子，争夺承袭伯爵；当时尚书胡世宁是邵氏的亲邻，而邵杰的主母昌化伯夫人，做邵家媳妇几十年，都清楚邵杰的来历。桂萼接受邵杰的贿赂，极力替他主持，最终使他承袭爵位，导致奴隶小人滥受封爵，与功臣外戚的世袭子弟同列，辱国太甚。桂萼平素厚待医官李梦鹤，假借进献书籍之名，钻营授予他官职；二人住所相邻，便在墙内开门以便往来。又有序班桂林和桂萼的管家吴从周，人们称他们为“念一官”，尤其受到信任。这三人专门替人说事，过往行贿求托的人都知道。桂萼又引荐同乡周时望为文选郎中，与他串通卖官选官；凡是好官、好地方，都给他的同乡，通过关说取得。桂萼还纵容宠妾收受贿赂，事情败露后才销毁假银并退还。周时望则放纵强悍的妻子收受赃物，临到离任时还因为收钱而与人翻脸。周时望倚仗桂萼的势力，肆无忌惮。又如南京太仆少卿一职，已经议定裁撤，他想把这个职位留给自己，仍然糊里糊涂地申报空缺；仅这一件事，其他欺瞒行为也可以推知了。他知道自己不容于公论，于是假托养病离职。如果让这种人侥幸免罪，奸臣还用什么来惩戒？陛下可以命吏部查考他任职期间通过大选、急选而任用的官员，看其中有没有特别优待同乡；对于推升的外官，对照历年抚按守巡的考语以及各官资历深浅，看是否应该升迁，奸弊自然会显露。况且吏部是六部之首，文选司又是各司之首，向来都选择清廉谨慎、有声名的人担任。如今周时望离职后，接替他的是胡森，连同主事杨麒、王激三人，都是辅臣的同乡亲戚。铨选这一重要职位完全任用私人，官员的升降、任免都只依从他们的欲望。每逢重要职位空缺，外间私下议论说一定会由江西人和浙江人得到，后来果然如此，久而久之大家也习以为常，不觉得奇怪了。此前因霍韬进言，已经议准京堂和外官有缺时，各部属官可以交相推举任用。自从桂萼在吏部掌权，像戴时宗、姜清由郎中直接升为少卿，丁汝防由员外郎直接升为副使，萧璆由主事直接升为佥事，其他部门也有这样的例子吗？他们故意违背明文规定，用职位来施行私恩，不仅不怕舆论，也不怕陛下了。官爵本是用来对待天下贤能之士的，偏私徇情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令人痛愤吗？桂萼掌管选官刚超过一年，所做的奸弊数也数不清。他引荐同乡和旧交，如原任工部尚书、如今退休的刘麟，是他的表亲。刘麟偏激自用，狂妄诡诈而不近人情；对外表现得矫激，以求取得流俗的名声；对内则经营关系，以填满奸雄的囊袋。虽然已经罢官，仍像漏网之鱼。礼部侍郎严嵩，是他儿子的老师。严嵩起初主持成均事务，因调拨资历而大受舆论非议；不久升任卿的副职，便感恩而更加巩固私交。佥都御史李如圭，从按察使一转便直接进入都察院，依违逢迎的痕迹明显。南京太仆少卿夏尚朴，由知府任职一周年便升为亚卿，其内情也可窥见。礼部员外郎张敔，通晓律历，桂萼便借此与他结交；张敔收受金钱，替人说情请托。御史戴金迎合风向，弹劾大臣时公开使用谄媚言辞，写在奏章中，甘心做鹰犬之徒，严重败坏御史的体统。这些都是桂萼的死党，彼此勾结作奸。其他如礼部尚书李时，性情柔和、善于逢迎，狡猾而多智，在群邪中安插自己的心腹；他刚入仕时，就已经依附于这两个凶人。掌权时，南京礼部侍郎黄绾曲解学说、阿谀时俗，以空谈欺骗世人，从非科举正途而越级取得清贵职位，实在是尸位素餐、乘轩受禄的可耻之徒。他倚仗官势虐害乡里，屡屡听到有人上奏揭发。右谕德彭泽，因罢黜而钻营改换官秩，导致“金壶夜馈”的谣言；他怀有求取引荐、依托权门的心思，玷污了翰林院清贵职位的选任。这些人都是暗中厚待张璁、表面依附桂萼的人。谄媚奸佞之徒互相仿效，渐成风气，人心和士习败坏到了极点。桂萼等人的威势既大，党羽又多，天下人都畏惧他们，双脚并立，屏息不敢出声。在此以前，没有人敢公开说他们的坏话。如今上天启发皇上的心意，使皇上觉察到他们的奸邪。他们自己知道罪大恶极，无处容身，却厚着脸皮站在朝班中，希望得到恩赦。如果不赶快除掉他们，臣恐怕凶恶之人的本性不会改变，怙恶不悛的罪行会更加严重，眼前决不会有安宁之日，将来必定成为国家的忧患。伏望皇上大振刚断之威，迅速对张璁、桂萼等加以诛杀或流放，以向天下谢罪。仍请将他们的心腹如周时望、李梦鹤、桂林、吴从周等逮捕送交司法部门，明正其罪；对于那些阿谀奉承、侥幸升进的人，也要严加惩治，作为臣下依附下属、欺瞒皇上的戒鉴。这样或许公道得以昭明，人心感到痛快，天灾可以消除，民怨可以平息，贤才的进用有了途径，天下清平可以期待，也足以符合皇上殷切求治的盛大心愿了。国家幸甚，天下幸甚。请求退休的奏疏 臣四十岁，原籍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人，由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降为贵州都匀府都镇驿驿丞，后升回原职。臣自幼患眼疾，遇风便流泪；近来因丧妻哭泣过多，双眼红肿疼痛。近蒙圣恩，授臣原职，臣勉强扶病到任，不能签押公文。已于嘉靖十一年九等月间，移文本县，申报有关上司，请求退休。其间一直调治，未能痊愈，到今天眼睛更加昏花，完全看不见东西。又因长期服用寒凉药物，损伤脾胃，现患腹泻呕吐，不能进食，病情十分沉重危急。随即据本县派来的医生旷世标前来看诊，诊得脉息沉弱，气血都虚，且双眼瞳神散乱，神水渐渐枯竭，急切难以治疗等情由。臣想到自己本是草野出身的卑贱士人，不过是章句方面的庸常之流，承蒙皇上天地般生成养育的仁恩，使臣得以列身衣冠之士，滥居掌管一方民社的职位，正想勉励自己的驽钝，图谋仰报皇恩万分之一，这就是臣的志愿，也是臣的本分。只是臣罪孽集中，鬼神降罚，以致患有这种疾病，已经成了废人。况且臣有母亲胡氏，如今年七十三岁，在家中年老多病，长期卧床不起。

译臣的妻子已经去世，所生子女都还年幼，不能跟随任所，孤苦伶仃，触目伤心。臣如果竟死在任上，全家必然无处安身。因此日夜忧愁惶恐，进退两难。如果不向君父仰面申诉，又还能依靠什么人呢？所以臣才敢倾吐哀痛真诚，冒昧求请皇恩。查得《大明会典》中有一条规定：官员自愿请求退职的，不分年龄，一律准许退休。伏望皇上怜悯臣病残废弃的痛苦，体察臣迫切的情状，请下令吏部查照先例，准许臣退休，使臣得以活着回到故乡，死后安葬在祖先坟地。臣死去之日，也如同活着的年月一样感戴皇恩，实在无比。为此具本，专门命义子某亲自携带，谨此具奏禀报。《陆子余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陆子余集》卷六，明代陆粲撰《奉外舅盛公书》收到邸报，得知有任命您为陕西左辖的诏令。虽然官阶的提升不能增加一分，但职权的专一和体制的重要，却截然不同了。只是士大夫的期望仍像没有满足，认为这是按照资历循序升迁，并不是用来对待您的方式。然而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做官笨拙而难以升进，未必不是好事。至于有人说您应当稍微改变一向的操守，用通达圆融来辅助它，粲私下对此很疑惑。说这种话的人，难道不是把祸福得失放在心上吗？可是祸福实际上不是人力所能强求改变的。我听古人说，杜征南在襄阳时，多次馈送礼物给洛中权贵显要，对人说：“我担心的是他们将来加害我，并不是求他们给我好处。”后来辛佐治不肯向孙权、刘表谄媚，说：“这样不过使我不能做到三公罢了。”这两句话都不对。杜征南的见识浅陋，辛佐治的话也不能算有真正的见解。能不能做官、做到什么程度，这个人自身自有一定的命分，孙权、刘表算得了什么呢？前代正直的杨文懿公在馆阁中最晚才显达，有显贵亲近的人或许派人来暗示他，他谢绝说：“我是一个寡妇，守节三十年了，难道肯在白头时改节吗？”从今天看来，这句话大概就是为您而设的吧？我常把这话告诉别人，但点头赞同、内心却不以为然的人很多。近来想写几百字来向您道贺，其中也略略说到这个意思，只是因病没有写成。然而我所称引的这些话，都是您所知道的；之所以又说出来，是想表达这个道理罢了。天气渐渐炎热，只愿您保重身体，等待承担大任。不再详述。致太常钱先生书 离开您的教诲已经一年多了，不知您的身体近来如何？眼疾是否又恢复清明？近来听说您上疏论列，都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世上那些扬眉高视、自称豪杰的人，大多其实怯懦无能；而那些瘦弱清寒、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的人，所作所为反而正是这样卓然不群，这一点不容易向世俗说明。正当陛下虚心纳谏、延揽人才的时候，草野间卑微疏远的人想要抒发忠心、有益于国，却没有翅膀奋飞，心中郁闷而不能吐露的能有多少？先生这一举动，难道只是使寒蝉一样不敢发言的人羞愧而死吗？江西的事情和奏辞，牵连到献吉，朝廷将怎样处置呢？古人评论孔北海，说当时如果还有一个鲁国男子慨然为他争辩，孔融或许就不会死。今天也有这样的人吗？吴地田间先前屡屡遭受水灾，今年又担忧旱灾，难道祸患往复、彼此相抵吗？难道人事如此，即使天道也本来如此吗？仓促写成，未能详备。致李仁甫书 自丁亥年年末分别以来，到今天三年了，再没有听到彼此的消息；彼此牵挂的心情，想来你我都是一样的。我因为疏拙愚直而获罪于清明朝廷，一个月之内两次被下到诏狱，仍幸亏遇到特别的恩典，保全了性命。虽然沉沦在异地，能够保全性命到老，本来已是我的幸运。只是从前和兄长诸位在翰林院相处，行走时衣袖相连，停留时同席而坐，以为这是燕燕相亲的欢乐，想来能够始终相互保全；却不料不久便云散四方，遥远隔绝，俯仰今昔，怎能不悲伤！近来收到子潜的信，得知子忱去世，敷言被勒令停职，景仁被削除名籍，同馆之人的厄运在一天之内同时发生，想起这件事，未尝不泪流满面。我仲夏才到贬所，地方极其荒僻恶劣，传亭也早已废弃，遍地成了丘墟，因此寄居在这座城里。幸赖上官不因职事责罚我，饮食之余，只有惭愧恐惧罢了。兄长寄身在偏远县邑，又遭遇重大丧事，岁月流逝，不久便要服丧期满恢复吉服；想来不会久留，必将走上入朝的道路，若能经过这里，也正是上天借给我们的美好相会机会。姑且投递这张空纸，权当说了重要的话；尚未能奉上您的教诲，务请努力自爱。致聂文蔚太守书 两个月来没有接到玄度的来信，料想您的旅途和身体都安康强健，这使我欣慰。粲自吉水回到县里后，患痔疮、腹泻，辗转痛苦不堪，归乡之心更加迫切，却不敢正式提出请求，因为近来的事情，恐怕会被嫌疑为含有愤懑不平之意。然而我的心性如麋鹿一般，即使身在栏槛之中，精神已经奔驰在丰草长林之间了。昨天廉夫传达您的意思，说粲不应当突然产生这种念头，这话是对的。只是我个人不得已的情由，您或许还有没有完全了解的地方，不敢不向您陈说一番。粲多病早衰，不能胜任繁重复杂的事务；任职一年，百般事务纷杂琐碎，耳目和心思所顾及不到的地方，给百姓造成的困扰很多，应该离职。我的天性迂拙疏忽，对世故人情完全不通晓，遇事任性而行，不再回头顾忌；如果这样下去，将会再次得罪别人，也应该离职。母亲年七十三岁，而且已经失明；妻子去世三年，尸骨还埋在浅土中；年幼的儿子和女儿茕茕无依，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亲自料理，更应该赶快离职。我有三条都足以离职的理由，却没有果断离开，迟疑拖延到今天；即使现在能够离开，也已经太晚了，您却还说这太早吗？不过这种想法，我也从未敢对不了解我的人说到这种程度，如今絮絮说了这么多，只是仰仗您的高明，能够相信我罢了。近来收到家中的消息，吴中的事情大多还和从前一样；只是王履吉在四月底去世了，恐怕这是您想知道的，所以冒昧附带告诉您。其余不详。

译致华修撰子潜论修史书 收到您的亲笔信，知道您奉明诏将重新修撰《宋史》《元史》，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粲听说，君子说过：“班固死后，天下再没有良史了。”魏晋以后，古代的旨趣渐渐衰微；但文辞鄙陋浅近、琐碎冗长的史书，没有比宋、元二史更严重的了。孔子修《春秋》，尚且援引一百二十国的宝书作为依据；司马迁编写《史记》，既参考金匮石室中的秘藏，又广泛采集群书来完成。因此凡是从事史书编纂，如果不先广泛阅览、博采资料，却能写成一家之言的，从来没有。如今宋、元二代的史书，竟只依据当时所谓的实录；而实录所依据的，又不过是各家行状、碑志之类。行状、碑志的文辞，难道能够尽善尽美吗？是非善恶，难道能够完全公正吗？甚至整篇照录，不再删削【例如《元史·赵孟頫传》说：“曾祖某，宋某官，国朝赠某官；祖某，赠某官；父某，赠某官。”这只是当时墓志文中的话罢了，这类情况很多，姑且举其中一例】；又不问这个人究竟如何，凡是官阶稍高的，便动辄为他立传。其中有的只是直叙官职升迁，而事迹空寂，好像一篇行状罢了。所以这部书的篇帙虽然是前代史书的数倍，文辞却没有一篇可以和陈寿以下诸人相比。不只是笔力不及，也是因为记载过于繁杂，难以检括的缘故。其他错误，又来不及一一列举。如今一定要彻底删削清理，另立编纂纲要；先广泛打开献书的渠道，向野史、小说、杂传记求取材料，详细考核它们异同的原因，依照司马公《通鉴考异》的体例编成一书；等全书体例确定后，再下笔撰写。大体上，要用正史订正杂书的错误，用杂书补正史的缺漏。凡是人物庸碌不足以立传的，事情琐碎的，奏疏冗长而空泛无实的，都删略掉，务求繁简适中、是非不误罢了。如果只是拿旧本改易首尾，姑且把事情办完，我私下恐怕后人议论今天，仍会像今天议论过去一样；那还不如姑且保留旧本更好。可是这两部书体制宏大，如果不是在上者宽许年月、不要求速成，而负责此事的诸位君子能够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不肯虚度日时，就不容易完成。至于文章体裁，也应当以平正通达为主，不必像如今写古文的人那样，专门写艰深诡异的辞句，反而使事迹晦涩而不能明白，这是最大的忌讳。圣明的君主在上，重视著述，诸位君子遭逢这种百世难遇的奇会，难道只是接受高官厚禄，借此作为升迁的打算，苟且塞责而已吗？兄长为什么不和文升等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把这个意见公开向朝廷陈说，使两部史书的完成能够追踪班固、司马迁，成为千载以来的一大快事呢？时机难得而容易失去，我私下格外替诸位君子祝愿。粲在病残废弃之后，隐居伏处于山林沟壑，不参与世事，沉默很久了。偶然有所感触，便为知己说上这些话，只希望您不要认为迂腐而稍加听取，也不要让不喜欢我的人知道这些话出自我口而使我再次获罪，那就非常幸运了。致岳厚夫书 自己丑年在临清分别以来，彼此疏远而没有音问，差不多将近十年了。归田以来，更加与世隔绝。海内的老朋友，像兄长您这样的人，不能得到一次握手相见，心中的遗憾怎么说得尽！远远听说您在曲沃任职，仍然慷慨上疏议论边疆事务。大丈夫经世济民的志向，不因地位高低而改变，正是如此。我是个浅陋的人，自知资质迂拙疏远，不适合世俗任用，甘愿守在一处山谷，再没有其他希望。近来不幸被坏人推荐，深以为惭愧愤懑。回想过去和兄长冒死进言，幸而圣心顿然觉悟，国家的议论稍有转变，这正是世道开泰的征兆；而那个人却忍心倡导邪说来破坏它，使奸邪之人再次进用，重新成为善类的祸害。他的罪行上通于天了。即使他后来一两件事上能够提出不同意见，也不过是倚仗宠幸、争相进取的私心，哪里有忠信廉洁的实际呢？即使万一真有一点，也不过是所谓舍弃粗食薄汤的道义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世上的君子因为他有小的长处便相信他有大的长处，反而更加称他为贤人。我一向厌恶听到这样的说法，如今他又想用腥臊残余来玷污贞洁之士。像我这样的人死就死了，难道肯因为这点小事改变我的初心吗？我常常半夜忧思不安，想把这些话向同志倾吐。前些时候我曾把这些话告诉华兄，不知能否传达到您身边？巡按徐侍御来访，传达说兄长托他向我问候，我深深感念您不忘长久交情。趁此方便略述心怀，只是恰逢先弟去世，正在哀痛之中，言语不能尽意。答邓文度省元简 前一年暂时听到您的高论，得以实现二十年来倾心仰慕的愿望，实在因此感到欣慰。因病多事，久未致书；承蒙您屈尊来信，读信得知您因为县志之事横遭怨恨和攻击，我实在为您公愤。感叹正直之道不能与世俗协调，已经很久了，并不只是行为如此，到了语言文字方面尤其严重。古人说孔子修《春秋》，使用隐晦的文辞来躲避祸患。太史公司马迁也说：“讥刺、褒扬、避讳、抑制损减的文辞，是不能明白写在书上的。”我起初还怀疑这些话，认为不是这样；到今天才知道其中确实有深意。因此即使贤如昌黎公韩愈，编写《永贞实录》，仍被人指责，最终遭到删改，未能留下完整篇章。何况如今风俗浮薄到这种地步呢？您遭遇这种情况，大概也不值得奇怪。传记中说：“礼义没有过失，又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 只要您用镇静来胜过它，公论久后自然会明白。如果稍微再周旋奔走，只会增加众多人的议论，被庸俗之人讥笑罢了。使者告辞回去得很急，恰逢有宾客之事，志书还没来得及展开阅读。有空时我将读完它，再向您请教。自知身份卑微，言语不足以取信于人，倘若遇到了解我的人，难道不愿替您伸眉辩论一番吗？其余留待以后再说，不能尽述。

译致杨用修太史书 粲自幼年诵读您的文章，已经深深向往；及至成年入仕，又与您的弟弟用德同年，并一同进入翰林院，常常向他询问您的起居详情，以不能亲自接受教诲为憾。后来我从谏院被贬到都匀期间，在一两位士友家中见到您写的滇中诸作，实在赞叹佩服。归田以来，才得到《转注古音》，略读之后爱不释手。我私下认为，关于这个义理，从汉代直到今天，学者都尊信许氏的说法，没有察觉其错误；虽然赵宧光曾经说到这一点，却还不够详尽。只有您在千年之后卓然有所见解，独自坚持伟论，完成这部大编。您说“弥补夹漈的不足，医治叔仲的弊病”，即使这样自称也是可以的，实在盛大，实在盛大。只是其中还有不少值得怀疑的地方。粲越过自己的能力，曾想写出来向您请教。只是像您这样的前辈，有盖世的豪杰之才，又凭借精深广博的学问，议论所涉及的地方，前无古人；您的著述哪里是我们这些晚辈所应插嘴的？因此迟疑再三，不敢立即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又想，此书关系重大，如果纤微之处有所遗漏，便会成为千载遗憾。所谓不愿让疑惑的罗网使后来的贤哲堕入其中，本来就是您的盛大心愿。我实在怀着爱护而又无力相助的愿望，所以敢忘掉自己的固陋，最终把意见陈述出来，只希望您明察。这部书既然是为解释转注而作，就应当依照许氏《说文》的体例，以字的偏旁为纲；凡是由此转声的字，都列在本字之下加以疏解，这样才可以纲举目张，一览便能看尽。如今舍弃偏旁而采用韵部编排，就有难以说明的问题了。一个字如果在每个韵部都出现，便不胜其烦；只在一处说明，又不能曲尽其义，如后文所说再转、三转以至八九转的情况，这部书能全部说明吗？使后来的人查找而找不到它的源流，恐怕不免留下后人的议论。这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第一点。您说旁音、叶音是转注的极致，这是至理。旁音姑且不论；至于叶音，吴棫的《韵补》已经具备了。若其中有讹误缺漏，不妨拈出，或者附在后面说明，如《古音余》一类即可。如今只摘取其中一两条混入各韵，那么不知道它的性质是转注，还是叶音？其他没有收录的，难道全都没有采录价值吗？取舍之间，一定有自己的用意。这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第二点。至于古文奇字，如东韵的“防”、支韵的“▯”、虞韵的“防▯”，在各篇中常常出现。这类字恐怕无法全部记载；如果确实想扶助正字、扩大异体，尽可以搜集另编一书；若把它们杂入转注之列，恐怕不属于同一类。这同序文所说“不只是炫耀博学而使篇帙繁多”，含义难道没有一点不同吗？这是我不能没有疑问的第三点。其他援引证据来说明字义的地方，或许也有千虑一失，仍有可以商榷确定之处；我有时已随文作了笺注，另行抄录出来，以备您省览，恭敬地托请时川公替我先行转达。不过粲仍私下感到惭愧恐惧，不敢自我安定。深思著述的功业，创始者困难，而后来提出求全意见的人容易。何况凭我浅薄寡闻，竟贸然议论到这些，实在是僭越妄为到了极点。我之所以敢把自己比作季绪，冒犯您家德祖关于琐碎议论的讥评，也是仰仗您胸襟旷达、见识高明，不仅能够像丁敬礼那样宽容我。如果您能够宽恕我的狂妄愚昧，贬下尊意指示可否，使我多年积累的疑问一旦冰释，那么鄙人的幸运就太大了，这原本不是我敢奢望的。只是还请您认真考虑。《滇载记》正在谋划校勘刊刻，完成后将寄居于舍甥姚某任职的重庆，便冒昧把这些意见寄上。临写此信，心中惶恐不安，不知说了些什么。

译答天水胡公书 去年秋天，费兵部民献北上。粲曾写了一篇文字托他带上，承蒙您亲笔来信称许厚赐，多年来接连得到您的关怀，领受之后私下深感惭愧和感激。承蒙您委托我撰写乐府的序文，只是以粲的鄙陋低劣，哪里敢担当此事？恰逢先伯父郎中公去世，内心不安，等情绪稍微平定后便来撰写，不敢辜负您的托付。附录的一卷，从《一字曲》以下，似乎还有可以说明的地方。这些篇章放在其他文集中，自然不妨碍它们成为佳作；但若把它们放在乐府之后，就不相称了。柳河东有句话说：“以淮水、济水的清澈来说，即使有秋毫那么小的污点，也本来不算毛病。”然而万一离娄子稍微眯眼看它，还不如没有这点污点来得痛快。承蒙您知爱之深，我才敢越分谈到此事，实在罪过，罪过。《华泉公集》的编次尤其不合人意。我一生所见，这位公的好诗很多没有收入，所收的却有些很不如他的作品。比如《送周子庚使辽左》一篇中“出使比萧何”这一句，今人即使粗知诗歌、能读《汉书》的，也不会这样说；大概一定不是华泉公所作。《辛巳书事》七首，是王履吉的作品，也混入其中，恐怕还须再校勘一次，您看如何？相隔遥远，没有机会侍奉请教；临写此信，不胜依恋。答黄材伯侍读简 承蒙您来信，说正在编纂《翰林志》。像粲这样晚学而见闻浅少的人，没有能力参与其事，只有仰望您早日完成，希望能够快些看到罢了。然而私下有话想对您说：武功徐公，是一代豪杰，他一生的建树，原委始末都很清楚。近来有些怀挟私心制造诽谤的人，把于王之死归罪于这位老人；附和流言的人不加考察，便跟着诋毁。粲每次见到前辈如守溪、南濠、衡山诸公谈论此事，常为之愤懑不平。我私下想写一封信替徐公辨明诬陷，只是自知文笔短浅、人品平庸，即使说了也不能取得信任，因此拖延至今没有成功。如今我对您实在寄予深切希望。只愿您在传记中替他伸张冤屈，使徐公地下有知，不再抱恨千载，那么这个愿望就确实没有白费。其他书还来不及全部考察，唯独李文达公《古穰杂录》所记最为清楚有据。文达与武功极不相容，他书中也有很多诋毁武功的话，唯独记载于王之死时没有一字涉及武功，由此可见公论中有些事实是不能泯灭的。假使真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文达肯替武功隐瞒吗？如今抄录一份寄去，仅凭这一点也足以击破众多妄说了。还请您留意。我托人查访各类书籍，只找到几种，封好一并寄上。近来看到四明黄南山溥编集的文集，其中有《袁尚寳行状》，颇多涉及革除时期的时事，便抄录下来，以备采择。您所询问的王玭，我考查本郡志的科第表，得知他是嘉定县人，字徳瑜，永乐甲申首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江西佥事；志书中没有为他立传，不知此人究竟怎样，还应再向他县的人询问。粲近来编写《左传附注》《史记通义》，都粗略有了条理，只遗憾考证材料还不够广博，另附书目。凡是您所收藏的书，冒昧请求借来抄录，千万不要因为事务匆忙而不备具书信。答王济美提学简 很久没有聆听您的教诲了，实在非常仰慕。承蒙您不嫌弃我的鄙陋，特意屈尊写信，把《性》这一篇文章给我指教。过去我曾说，古今论性，只有孔子的几句话说尽了。圣人的话平实而切当，本来就是如此。先儒把“相近”解释为气质之性，把“下愚不移”归于自暴自弃的人，似乎都不完全正确。我私下想根据这个意见写一篇论述，却一直没有做到。如今得到您的这篇文章，论说明白而详尽，凡是我心中想说的话，里面全都有了。这才知道豪杰的见解已经先于我了，便不由得整肃衣襟，兴叹不已。只是我因久病而事务荒废，迟迟没有答复，又罪过更深。其他还想请教辨析的问题很多，不知什么时候能侍坐在您身旁，以完成这个愿望呢？近来听说北兵率数百骑兵进入内地，京师因此戒严。如今既然设法把他们赶走了，但将来还有深可忧虑的事情。我们这些人虽然吃着粗食，难道能没有像寡妇那样的忧患吗？正值隆冬，愿您为了这篇文章好好保重防护自己，不能一一尽述。

译与吕侍御信卿书 在船中有幸承蒙您设宴交谈，从容畅谈直到深夜；回到住处十天后，再次拜受您厚重的赐赠，实在惭愧。伏想明公具有端方高雅、深厚美好的德行，身处整顿裁量人物的职位，却心怀谦逊，劳心谦下地礼待士人。我这样平庸鄙陋的人，竟蒙受您的眷顾和知遇。近年接连大旱，您忧念百姓和万物，为此减少饮食、不再享用甘美之物，还反复询问救济的方略。而粲本性愚钝，不能通晓世务，虽多次承蒙您询问，却不能稍稍抒发自己的志虑，来辅佐增益您的明断，内心只有惭愧。近来炎热更加严重，禾稼焦枯卷曲，疲惫的农民和饥饿的人只能束手等待死亡。如今若要兴办救济，官府却没有现成储粮，只有平价出售粮食、劝导富户分粮救济，这是其次的办法。若任用贤能的属吏，筹划得当，也不至于苛刻扰民；但主管官吏疑虑观望，最终没有实行。难道是爱惜自己超过爱护百姓，怜恤富人的怨言超过忧虑贫弱者的死亡吗？在这个时候，百姓嗷嗷待哺，等待您举火救济。听道路上的人说，您已经上奏请求动用京师储粮来充作赈贷，并且请求免除常赋。这应当出于仁明之人的独断，不是那些拘守琐碎文法的官吏所能仰助的。有人说，您先前已经上疏请求并获准许，如今再次提出，恐怕会亵渎圣听；而且担心户部的意见或许不同，免不了遭到谴责斥退。这又不对。讨论事情只看是否合宜罢了，难道应当预先计算成败，以此决定做还是不做吗？我私下看到明诏说灾害接连发生，百姓饥饿困敝，命令各地赈济供养，距今还不到两个月。圣上的仁慈恻隐既然如此恳切，掌管财政的大臣哪里有不顺从执行的道理呢？东南是国家命脉所在，近来像竭泽取鱼一样只顾搜求，不作长远打算，如今已经衰败困苦到了极点；如果还不稍加存恤，一旦困兽反扑而发生意料之外的变故，计算所损失的，和所免除、发放的相比，哪里只是十倍百倍而已呢？您若能把这个意思详细地向天子和大臣说明，或许能够得到允许，使广大无边的恩泽充分施下，沟壑中的残存百姓一朝重新活命，这样的功德哪里有可限量呢？希望您务必认真谋划此事。承蒙您来信说我曾经涉猎文墨，想让我献出浅薄技艺，以助您闲暇时的娱乐。我私下考虑，鄙陋的文章不值得劳烦您阅览，所以迟疑不敢献上自己的拙作。但县令赵君再三传达您的尊意，不能最终推辞，于是编写了过去所作的文章以及在省中任职时的一两篇奏稿，献给您左右。尚未寄出之间，整日惭愧不安。以前所呈上的《先姊传》，倘蒙您始终不加弃斥，略施一顾之惠，使我这微小的心愿能够依托宏丽的文章流传无穷，那是粲的愿望，实在不敢奢望。冒犯尊严，惶恐万分，不再详述。与罗状元达夫简 粲过去赴任永新时，在船上有幸得以拜见您，转眼将近二十年了。您的道德、声望，是海内士人共同尊仰的。那些从小就有见识的人，尚且愿意承听您的高论；而粲懒惰因循，没能及时写信向您通报，唯独仰慕向往之心，却不敢忘记。自思资质昏暗低劣，心气粗疏浮躁，虽曾私下涉猎古书，偶有管窥之见，然而距离大道还很遥远，最终也只能到达自己的边缘便返回；又不能亲自趋就高贤，与您相互切磋，如今白了头仍一事无成，常常自我伤悼，恐怕一旦突然死去，便和粪土一样无声无息。孔仲尼以五十岁还没有声名为耻，屈子也悲叹年老而美名没有树立；粲每当想到这些，汗水没有一次不从额头流出，沾湿脊背衣裳。近来又遭逢先母去世，含哀守墓，苟且保存呼吸，恰逢石磐公的儿子出行，因而托他附上这封信，略陈我的心意。《左氏春秋》刻成两册，附上供您覆瓿之用；其他想请您订正的文章，还要等以后。倘若您能屈尊赐示一两句教诲，那又是意外的幸运了。悲怆恍惚，言语没有条理。与永丰聂公简 我们相隔遥远，仰望您的风范已经积年累岁；加上我懒散因循，久未致书问候。远远听说我公横遭诬陷，被逮捕拘系在请室，使我这个草野之人暗自怀抱愤懑。然而没有多久，那些倚仗权势、嫉妒贤能的人，气焰如石火电光，倏忽便消灭了；我公贞正的心志、诚信的节操，反而更加彰显。粲曾私下对人说：“双江公就像镜子一样，每经磨拭，便更加明亮。”近来承蒙听说事情已经明白，您南归经过吴地；粲住处偏僻，过了十天才听到消息，而您的船已经远去了，懊悔惋惜也来不及了。两三个朋友又转述您殷切垂问的心意，使我更加惭愧感激。粲积累罪过招来灾祸，连累先母，她在去年冬天突然去世。粲也遭逢重病，虽然没有立即死亡，但作为天地之间的罪人，只能厚着脸皮勉强行走罢了。石磐师的儿子要回去，便托他附带问候起居。《左氏春秋》刻成两册，也一并附上，请您改正指教。我守丧之中荒疏迷乱，言语没有条理。与王道思参政简 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有共同交谈了。兄长高蹈于海滨，深深韬养冲和幽邃的德性；您的文章和品行，是当世共同尊仰的，实在盛美。粲天性资质低下，年轻力壮时，想做的事情无穷无尽，却懒惰苟且，不能自我勉励。如今头发斑白，百事没有一件成功；虽然仍然沉溺喜爱文史，没有改变旧习，但精力已经大为衰减。每次展开书卷有所收获，也仍然欣喜；可是这种心意维持不了几天，随即就遗忘了。有时拿起笔墨有所写作，过后再取来读，竟像嚼木头奶酪一样，完全没有适口的滋味。田光说过：“骏马老了，劣马尚且跑在它前面，何况本来就不是骏马呢？”由此可知古人珍惜盛年难以再来、谋求美业要及早成就，确实是有道理的。交游之中如永之、文升，都比粲小八岁，却已经突然化为异物。像粲这样衰弱低劣的人，能够长久存在吗？去年冬天不幸，先母去世，我正忍死勉强料理丧事。今年春天已经把妾侍嫁出，把家务交给儿子们。以后倘若还没有立即填入沟壑，就将在先人坟墓旁选择地方营造居所，不再与人世相闻。近来跟从子潜兄读《泉学》《笋江》二记，得以窥见您深厚的蕴藏，知道瑰伟的作品还很多，请让我时时能够一同阅读，这是我深切的愿望。《左氏春秋》是粲在被贬谪都匀时写的，和旧作几篇一同寄去，请您指教。这些浅易直率的话，和大方之家相比，哪里能够相提并论？实在只是借此求取您美好的酬答罢了。子元兄将要出行，请把这封信一并交付；这次特别希望您留心赐教，幸甚。与尹崇基太史简

译乡人张医士从京师回来，我有幸拜受您的亲笔信以及香和丝帛的赏赐，哀痛感激之情实在难以承受。近来敬听子辰工部传达，说兄长思念我情意深厚。世间事务正繁重，若不是豪杰之才，谁能匡正挽救呢？我这样衰老昏昧、闭塞无能的人，僵直得如同木桩；即使让我乘坐一障，也没有办法发挥丝毫作用。兄长是了解我的人，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听说双江等几位君子相继被征召任用，十分欣慰。不过粲曾听说龚遂治理渤海时，对朝廷说：“请丞相、御史不要用文法拘束我，让我一切便宜行事。”虞诩任朝歌长官时，也告诉郡将说：“用兵不厌权变，希望宽容放开缰绳，不要使我有所拘束阻碍。”如今任用人才的人，若能这样，或许诸公便有施展才力的地方；否则，我恐怕他们很难有所作为。乡野之人偶尔谈论官场中人的忧虑，本来很不合适，只是私下向兄长说这些，不要让不知道内情的人听见，恐怕会更加增加流言。患湿病，脚和小腿酸痛，躺在枕上昏沉恍惚，写信没有条理。与萧太守国材论家礼纂要书 承蒙您批示，《家礼纂要》已经按照条目改正。有几处可以商榷的地方，现逐条列出，请您指教如下。一、婚礼亲迎。原注说：“路近就在女家迎娶，路远就在中途迎娶。”您的来教说：“中途没有礼仪节文，想加以补充。” 我考查伊川只说：“路远就在她的馆舍迎接”，没有中途迎接的文字。朱子也说：“让妻家就近设置一处地方，或者出到某处，前往那里迎接，回来举行礼仪。”由此看来，既然有了馆舍，其中的礼仪本来就应当和在女家相同。如果女家应当先告祭祠堂，那么主人应在前一期告祭，之后把女子送到馆舍，就不必再次告祭了。这样是否合适？只是醮女的礼，不知道应当在家中举行，还是在馆舍举行，请您裁定。一、卒哭时的祔祭。您的来教说：“考祔是殷礼；练祭以后祔，是周礼，卒哭。孔子认为殷礼好，而朱子采用周礼。采用周礼，是因为它合乎同类相从的原则。”程伊川说：“丧事必须满三年后才祔，如果卒哭便祔，那么第二年就完全没有事情可做了。而且按礼，卒哭时还保留早晚哭祭；如果已经祔了，寝室中没有神主，还要在哪里哭呢？”张横渠也说：“丧事必须三年以后在宗庙举行祫祭，然后奉迁祧之主归入夹室，迁主、新主都归入宗庙。”程、张两位儒者都不采用卒哭时祔祭。文公也曾说横渠这话似乎得到了礼的本意，所以《家礼》在卒哭时告祔、在大祥时祔庙，大概是两方面都采用了。虽然如此，礼要顺应人情，随着时代有所损益。如果卒哭时告祔，到了大祥才祔庙，相隔将近两年，前后接连形成两次祔祭，不合人情。不如就在大祥的第二天祔庙；如果是宗子，则改题神主、迁主、祔主同日举行，也属于因时损益，符合人情而且简便。我考查《家礼》在卒哭时祔祭一条的末尾说：“祝官奉神主各自回到原来的位置。”注说：“把亡者的神主放入神主匣，返回灵座。”杨氏复也说：“司马氏礼和《家礼》都是祔祭以后，神主返回寝室。”这样看来，虽然举行了告祔，神主仍未进入祠堂，要等三年丧期结束后才迁入。这正是您所说的“卒哭时告祔，大祥时祔庙”，大概是两方面都采用了。又考《礼记·檀弓》的注说：“蓝田吕氏说：主人没有除丧，神主没有迁入新庙，所以把他的神主祔藏在祖庙，有祭祀时就把它请出来祭祀。除丧以后，才把神主迁入新庙。”我的看法是，古代一代人各有一座宗庙，这种礼还能实行。如今祠堂中四代神主都在一处，所谓“有祭祀就请出来祭祀”，便会窒碍难行。这就是朱子虽然采用卒哭祔祭，却一定要把神主送回寝室的原因。对于您所说两次祔祭的疑惑，我的看法也相同。况且卒哭祔祭的祝文既然说：“前往祖考某官处，将某官祔入”，这就是已经告知祖考将要把亡者的神主祔入了。然而神主却不进入祠堂，反而回到寝室，那么祝文的意思岂不是落空了吗？这里的过失又不只是两次祔祭不合人情而已。我私下认为，既然有程、张二人的说法可以作为依据，那么按照您的“大祥时迁祔”的主张，似乎也不违背礼。但《家礼》说：“大祥前一天在祠堂告迁，改题神主；第二天举行祭祀完毕，祝官奉神主进入祠堂。”所谓“第二天”，就是祥祭的当天。如今您想在祥祭的第二天改题神主、迁主、祔主同日举行，不知道依据是什么？请再详细考察。一、《家礼》大祥注说：有人问，儿子为母亲举行大祥祭和禫祭时，丈夫已经没有服丧，他的祭礼应当怎样举行？朱子说：“如今礼制规定几筵一定到三年才撤除，那么小祥、大祥的祭祀都由丈夫主持。小祥以后，丈夫就除服；举行大祥祭时，丈夫也必须穿素服。”现在按朱子的说法，这样是对的；但说几筵一定到三年才撤除，施用于妻子的丧事，恐怕不妥。因为小祥以后，丈夫既然已经除服，几筵也应当撤除。虽然儿子的服丧期限还没有结束，但因为以父亲为主，所以应当如此，请您裁定。一、土地之祭。现在考察当时的制度，各里都有里社、土谷之祭，应当遵行；那么土地之祭似乎就重复了。虽然《朱子大全集》中有这种祭礼，但在古礼中没有依据，恐怕应当删去。至于乡厉之祭，这是当时的制度，也应当保留。都请您裁定。一、《吕氏乡约》中关于礼俗交往、尊卑长幼次序、登门拜访作揖，以及请人、召人、送人、迎人的礼仪。我认为《乡约》中虽然已经列举了大纲，但礼仪细节还不完备。我想删削、节略这些礼仪，附在四礼之后，称为“居乡杂仪”，或者称为“相见礼”，您看如何？一、《六礼纂要》中有乡饮礼。现在考察会典，各里里长和人户也举行乡饮礼，恐怕应当依照制度增补进去，您看如何？

译与太宰罗公论困知记书 去年腊月间，永新王主簿朝觐经过苏地，把您所寄的教札和《困知记》带来了。承蒙您下问，询问《困知记》中有哪些不妥之处，这哪里是我这种末学浅见之人敢妄加议论的呢？此前我也曾反复潜心研读，觉得文辞义理都平实而没有瑕疵，间或有一两处，也都不是关系大体的关键问题。现在谨按篇章逐条列出，以表达我浅陋考虑中的万分之一，来仰答我公的盛意。狂妄僭越的罪过，我自己知道无法逃避。惶恐警惕之至，伏望您逐条详细加以指教，以解除我的愚昧疑惑，幸甚。《凡言心者皆是已发》一章。朱子《中庸序》中“道心为主，人心听命”这句话，我曾经疑惑：人心本来只有一个，如果有一心作为主宰，又有一心听命，似乎就成了两颗心。近来看到阳明先生答复徐曰：“仁大概已经先得到了。”您写给刘贰守的信中也用了这句话，这是为什么呢？我暂且忘掉自己的狂妄僭越，想把它改成：“一定要使道心常存，而人心的发动每每不失其正。”这样似乎更稳妥，不知是否可以。《能者养以之福》一章。如今《汉书·律历志》引用这句话，正作“养以之福”。颜师古注说：“之，是前往的意思；前往归于福。”孔颖达《左传正义》也说：“前往趋向福。”大概古本本来就是这样。然而今本作“养之以福”，仍然可以说是“用福来养育它以求得福”，在义理上也通顺。但杜预注释这里说：“养威仪以求得福”，恐怕并不正确。我认为“养”是养护所承受的中和之性，大概是在举止威仪之间保持敬慎，这才是养护此中的方法。《通书四十章义精词确》一章。《通书》的言论固然精确，但朱子说其中都是为了阐明太极的深意，恐怕未必如此。我尤其不能没有疑问的，是“爱曰仁”以下几句话。比如韩愈《原道》说博爱叫作仁，朱子批评他，认为他只说到了仁的作用而遗漏了仁的本体。如今周子把爱指作仁，和这有什么不同？朱子的解释只是说，先有仁义礼智信这五者的作用，于是根据这些作用来命名它们的本体；这话也许是很善于回护了，但恐怕还不足以使韩愈心服吧？“中就是和；符合节度就是中；中和是天下共同的正道。”这句话也值得怀疑；否则，“和也”上面应当有脱漏的文字。《天道之变尽于春夏秋冬》一章。这一章似乎是在回护邵子，但我对邵子的说法确实感到怀疑。他的书常常把皇、帝、王、伯的道、德、功、力并列讨论，这怎么可以并列呢？他把春夏秋冬配属《易》《书》《诗》《春秋》，然而《仪礼》《周礼》也都是经书，唯独没有可以配属的对象吗？“生生长长，收收藏藏，皇皇帝帝王王伯伯”等话，几乎不成文理。又比如他说扬雄的《太玄》看见了天地之心，老子得到了《易》的本体，孟子得到了《易》的作用，这些说法都不纯正。至于元会运世的说法，更是非常可疑。如果确实像他说的那样，天在子时开，地在丑时之后辟开，经过一万多年人物才产生，以至于伏羲、神农尚未出生以前，凡是经过三四万年以后圣人才出现。那么这三四万年之间，没有衣裳，没有宫室，没有礼乐政教，不知道人们怎样度日？人类难道没有灭绝的吗？从出现文字契刻以来到现在，才三千多年；其中世道的升降变迁，已经不知有多少，竟然说长达数万年都只是洪荒时代，有这样的道理吗？邵子所谓的数学如果是这样，难怪二程不愿接受。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诋毁攻击先儒，只是心中确有疑问，不敢苟且顺从罢了。《或问杨龟山易有太极》一章。龟山所说的“中”，恐怕是指未发之中的“中”，也就是寂然不动的中；这个“中”本来就是太极的全部体性。如果把它看作中央的“中”，恐怕不恰当。汉代儒者把“皇极”二字解释为“大中”，朱子对此深为非难。既然如此，太极的“极”难道唯独可以解释为“中”字吗？这里恐怕应当再加上一句话，用来补足龟山没有说完的意思，您看如何？《梁武帝问达磨》一章。达磨、宗杲都是禅学中高明的人，所以把修建寺院、抄写经书看作人天小果，把读经念佛看作愚人的行为。他们的意思不过是想让人学习他们所谓的上一乘法，在他们的教法中达到高处罢了；恐怕这并不是所谓人心和天理不可泯灭的道理。这句话似乎还应当斟酌。《陆子余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陆子余集》卷七，明代陆粲撰。《子家子赞》【有序】。子家子，是鲁国公族中的贤者。他在昭公时做官。昭公庸碌愚昧，没有什么值得和他共同作为的地方，而子家子却跟随他，为什么长久如此呢？既然已经做了同姓之君的臣子，君主又亲近他，按义理便不忍决然离去，所以宁愿周旋辅佐。直到君主死去才结束。起初昭公和群小谋划对付季氏，子家子劝谏他，他不听。等到意如遭到攻伐，昭公多次请求，想让他带五乘车逃亡，难道真是因为憎恨私党、使君主的意志骄纵，故意拖延公室军队的进攻，等待事变吗？子家子知道这一点，所以劝昭公答应他。答应以后，季氏的谋划更加松懈。意如虽然没能逃亡成功，但昭公也可以不必出逃。双方一旦结盟，国家就安定了。这就是子家子的心意。等到他跟随昭公出亡在外，谋划事情、发表言论、衡量礼制、处理义理，没有一件不合乎节度。唉，真贤啊！昭公去世后，防地的人到来；从干侯跟随昭公的人，都从坏隤出奔，因为害怕季氏报复自己。至于子家子，意如知道他贤能，又答应让他参与政事，他却不接受而逃走。跟随君主七年，至死也没有让利益损害自己的志向，难道不可以称为仁吗？卫献公失国十二年后复国，子鲜、子展这两个臣子出了很大力气。然而孙甯得到民众的支持，还不如季氏专擅；况且甯喜已经有了谋逆君主的意图。而且当时齐、晋仍然强盛，国内有贤者，可以用义理来发动他们，不像范鞅、梁丘据那样贪婪而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如果这样，子家子借助他们也容易成功。否则，以子家子的贤能，如果得到一位中等才德的君主辅佐，即使成为强国霸主也是可以的，复兴国家又有什么困难？只是他的力量不能使君主之身康复，又不足以诛杀权臣，所以也只能保持自身的清白，在去留问题上无愧而已。孔子所说的志士仁人，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见。然而我惋惜他最终没有被载入传记，难道从坏隤出奔以后，就一直退居山林而终身不出吗？我又奇怪太史迁所写贤卿大夫的列传很多，为什么偏偏遗漏子家子，使他竟不能和曹沫、专诸相提并论呢？因此重新评论他的事迹，为他作赞。赞说：鲁国多君子，也有世代为臣的人，是谁遗留下来的呢？源自先君周公、伯禽尊重贤者、亲近亲族的传统。蔼蔼子家，既忠诚又仁厚。君主亡国我跟随，君主死去我逃遁。明王不兴起，谁来替我报仇？我的志愿没有实现，但始终没有怨尤。难道没有才德之士吗？只是内心忧虑自己的私利，跟随仇敌如同忘记一切，抛弃君主如同丢弃遗物。我思念古人，爱惜他却没有办法使他复生。唉，子家啊，你是百世的老师。

译《子胥论》。楚平王无道，他的臣子伍奢因进谏而死。伍奢的儿子叫子胥，逃奔吴国，取得吴国政权，最终使吴国攻破楚国，进入郢都。这时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挖开他的坟墓鞭打尸体，赶走他的继承君主，楚国几乎灭亡。陆子说：唉！君臣关系的变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当时周王室衰微得厉害，晋国虽然是盟主，也很衰弱，不能自我振作，所以使一个人任意行事，却没有人追究。如果当时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君主，举义而施行霸道，那么伍子胥就是首先应当诛讨的人。《公羊子传》记载这件事，说：“父亲没有罪却被诛杀，儿子为父报仇，这种说法对敌人以下的关系可以说，对君臣关系却不能这样说。”如果涉及君臣关系，就没有可以用报复来解释的地方。父亲是儿子的上天，君主是臣子的上天，二者相同。父亲有罪而君主诛杀他，是名分应当如此；父亲没有罪而君主诛杀他，是命运如此。我认为臣子的不幸到了这种地步，死是可以的，逃走也是可以的，怨恨尚且不敢有，又哪里谈得上报复呢？伍氏难道不是楚国的世代旧臣吗？从伍参、伍举以来，站在楚国朝廷上已经有许多朝夕了。一次不肯接受诛罚，几乎使国家灭亡。做人臣的道义，不应当如此。所以伍奢被杀时，棠君尚也回来赴死。父亲因为君主而死，儿子因为父亲而死，死得正当。即使伍子胥成功了，我也认为不如棠君尚这样死去安稳。虽然如此，父亲和兄长已经接连丧命，自己又接着在一朝之内杀戮三人，仍然没有益处。所以像伍子胥这样的人，也只应当逃走罢了。选择一个遥远的国家寄身，只求庇护自身、保全后代，睡在草席上、枕着土块，终此一生而没有怨言，这就可以了。率领仇国军队讨伐楚国，覆灭国都，逼迫其君主濒临死亡，又对亡故者的尸体无礼，这不是人臣的道义。当时昭王逃奔郧地，郧公辛的弟弟因父亲的仇怨将要弑杀昭王，郧公阻止他说：“君主讨伐臣子，有什么仇可言？如果人人都把君主当作仇敌，那么还有什么上下关系呢？”只要举出这句话，就足以概括伍子胥的罪过了。当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时，伍尚因费无忌、干僚和光沮的阻挠而受到排斥。子胥知道他们的心思，便趁机荐举专诸。窟室中的兵器、鱼腹中的剑，以及刺杀僚王的人，都是伍子胥安排的。养的牲畜老了，人还要顾忌杀它；而这个人为了报自己的私仇，竟不难教人弑杀君主吗？在吴国，他拿刀杀君；在楚国，他鞭打尸体；一个人却向两个君主报仇，这是多么悖逆啊！难道是因为他喜欢勇力而没有仁德，只有匹夫的节操，却没有儒者的道义，所以才猖狂到这个地步吗？关于属镂剑造成的灾祸，世人都悲叹伍子胥的不幸；然而我认为即使没有这件事，伍子胥也仍然难免一死。为什么呢？因为臣子把君主当作仇敌而甘心报复，本来就是上天所不能容忍的。虽然如此，伍子胥讨伐楚国，说自己是因为身负父兄之仇，这是孝，却不是正确的道义。他因进谏而死，说君主有先君之仇而不能忘记，这就是忠，而且忠到了极点。那些看见自己的君主有先君之仇却忘掉它，安坐着吃君主的俸禄，只会高谈阔论来欺骗世人的人，外表衣冠、语言谈吐像儒者，内心实在还不如匹夫。他们又岂不是伍子胥的罪人吗？《读庄子》。庄子的文章，在学习他的人看来，是所谓的精要之言和微妙之义。但我对此有疑惑。真正懂得道的人不说话；既然不得已而说，也说一两句就够了。庄子的各种论说，大体不过几个方面，一篇简短的文章就足以说尽，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他反复不断地说，好像在说“我能够懂得它”，这样一来就浅薄了。古语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之处。”像庄子这样的人，我取他的著作来作为异说的备考；但说他不背叛孔子，那就是妄言了。有人说，诋毁孔子学说的话，是糊涂人强行塞进庄子书中的。如今看他的书，确实如此。然而糊涂人是谁呢？不是庄子的门徒又是谁呢？他把李斯的罪过归罪于荀卿，那么，那些在孔子面前喋喋不休地吠叫、却诋毁庄子的人，又怎能逃脱罪责呢？有人说庄子列举各种小道，却没有提到孔子，是为了尊崇孔子，这尤其不对。马医、种田人之类，不敢和我们的君父相提并论，这是愚人都知道的。若把这样的人叫来，与他坐在一起，却不提到我们的君父，说“我是为了尊崇他”，人们一定会笑话他。孔子像天然存在一样，不需要等待别人的赞美。赞美上天本来就是多余的，又何必用那些喋喋不休的吠叫来尊崇孔子呢？如果说庄子的文章有合乎其志趣之处，取而用之，这是可以的；但连同他诋毁孔子的地方也替他隐讳，就不对了。《读钟离意传》。建武、永平年间，政治治理苛刻严密。当时士人缩肩侧足，碌碌无为得像车辕下的小马驹一样，这样的人哪里说得尽呢？像钟离尚书、陈宽博那样的谋略，能够抗拒严厉苛察的君主，可以称得上大臣了。世道衰败，道义沦丧，士人只做应付一时的行为，以迎合时俗的喜好，不只是为了躲避诛罚责难，更是为了求取恩泽。可悲啊！可悲啊！我读史书读到钟离意和宋均的传记，反复阅读其中的文字，不禁为他们流泪。

译《书刘氏先墓记后》。刘生奇把父亲葬在外祖家的墓地里。陆子问：“为什么呢？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有人说：“刘生有自己的用意，所以这样做。”刘氏的外族远迁，留下的坟墓无人修葺。刘生的父亲惦念此事，便嘱咐儿子说：“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子孙因为我的缘故，就不会忘记外祖家。”所以刘生这样做，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陆子说：“刘生可以说没有使父亲的亲情意愿死灭。”但说合乎礼，却还不能。过去曾子说“儿子遵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孔子批评了他。楚国屈到喜欢吃菱，临死时说：“用菱来祭献我。”他的儿子没有照办。君子说：“违背父亲的话却合乎道。”如今只是思念外族，就用自己的身体去殉从此事，虽然对亲人情意深厚，但距离礼还很远。怎么能跟从父亲而不加以违背呢？有人问：“那么，外祖家的坟墓无人修葺怎么办？”回答说：“父亲在世时，就谨慎地照看它；父亲去世后，就把他的话记下来，表明他不忘外族的心意，用来示告子孙罢了。子孙贤能，就不忍忘记自己的亲人，难道会忍心忘记父亲的话吗？子孙不贤，即使拿身体去殉从，也没有益处。”那么，应当为刘生指出什么办法呢？回答说：“孝顺的人，必须按照礼来对待亲人。按照礼来对待亲人，就不怕改葬。” 为刘生指出办法，不如选择墓地把父亲迁葬到那里，这仍然是善行。刘生听后说：“好，我将迁葬。” 《题赵松雪温日观画》。赵松雪画马，温日观画葡萄，合在一卷中，是提学侍御石磐先生收藏的。先生把粲当作门下士，让我题写一句话。松雪绘画的精妙，人人都知道，本来不必再评论。至于日观，只是一位僧人；然而《南村野史》称他因为痛恨杨髡剃发，见到他就斥骂。这样的志向节操，难道只是僧侣中不容易得到的吗？那些外表肤浅敏捷、卑躬迎合的人，应该对此深感惭愧。先生珍藏这幅画，他的用意大概不只在这小小的纸墨之间。《书姑苏杂咏后》。乡里的前辈太史高公季迪所作《姑苏杂咏》一编，古今各种诗体都很完备。评论者说，它可以考见吴中的旧事，不只是诗写得好而已。高公后来因魏守之事获罪而死；同时有个叫周正道的人，也作《杂咏》，对高公大肆诋毁，又摘取《龙门》一诗，说他本人招致党争之祸，所做的和所说的不相符合。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当高公在朝廷时，他和魏守确实共同任职于史局；等魏守来治理苏州，便同他往来，难道是有意要做李膺的门客吗？士人处世，所遭遇的祸福，大抵有幸运和不幸之别；像太史这样的人，君子应当哀悯他，而不应讥刺他。周正道所说的，也未免太不宽厚了！至于他的文辞和高公相比谁优谁劣，懂诗的人自然能够辨别。乡人某重新刻印高公的《杂咏》以便流传，我为它题写了后记。《题贞逸处士卷》。我读杨隐君叙述贞逸处士事迹的文章，没有一次不长叹。古今都说文人多困穷；自唐代柳柳州以高才被时势排斥，他的弟弟宗直也擅长写文章，号称奇峭博丽，然而最终没有得到任用，和他的哥哥一起死在南方夷地。迪功有贞逸，正像柳氏兄弟一类的人，不是吗？虽然如此，那些善于钻营、巧于做官的人，端着高粱、咬着肥肉，仰俯张望，在一时得志，死后百姓却不思念他们。寒士贫弱饥饿，一生没有一次舒展眉头，他死后，贤者却为他悲伤；又用文章辞藻使他更加显耀，让他的声名流传无穷。像贞逸这样的人，足以死而无憾了，还有什么遗憾呢？还有什么遗憾呢！《书邓尉山志后》。邓尉山，是吴地的名山。此前从来没有山志，沈君润卿才开始编写。读者认为它内容详备、体例得当，并非草率之作。我年轻时曾游览过这座山，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近来再次到访，虽然岩谷的胜景没有改变，但佛寺荒凉破败，和从前顿然不同。其中幽静的居处和深邃的建筑，往往被权势之家占据；长松古梅，也几乎被砍伐殆尽。问山僧，他们说是因为赋税徭役繁重，只好卖掉树木来偿还债负。我听了十分怅惘。后来得到沈君的山志，读其中的记载，往日秀美高峻、幽深辽阔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因此长叹不止。或者盛衰相互循环，本来就是事物变化的常理，不值得深究。我唯独感慨横暴的政令频繁施行，而民力一天天衰竭。即使佛教徒自称修习出世之法的人，尚且不能一天安居，保全自己的所有物，何况普通百姓呢？君子可以借这部山志考察它兴废的缘故，用来推知当时的政治，不只是观看游览方面的小事而已。沈君所做的这番小小编纂，心意大概也在这里吧？所以写在后面，等待那些观察民风的人记录采用。丙申端阳日。《题墨客挥犀录本》。这部书，是我乡里人沈生收藏的。沈生有题跋，引用邱翰林的话，认为它是彭乘所撰。考查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墨客挥犀》十卷，续十卷，不知道作者姓名；而邱公这样说，大概必有依据。然而我考察彭乘，是蜀地华阳人，大中祥符五年考中进士，仁宗朝任翰林学士、群牧使，死于任上。他和熙宁、元丰年间的诸公本来就不是同时代的人。如今这部书对涑水、半山、六一都称其爵位和谥号，而且还写到东坡从海外归来的事情，那么应当是建中靖国初年的作品，距离彭乘去世已经很远了。而且书中文章直接抄取宋代各家小说，如《笔谈》《冷斋夜话》之类，拼凑而成；其中也夹杂旧书所记的材料，如解叔谦、魏舒、张华等人的事迹，都是如此。大概是坊间浅陋妄作之人伪造此书以谋利，并不是彭氏的原书。我年轻时曾在朋友家见过宋刻本，可惜没有及时抄录，如今再也记不清了，不知道是否和这部书相同。戊申新春病后初愈，偶然读了一遍，随手写下这些。又题。彭乘是蜀人，渊材是江西新昌人【今为瑞州所属县】；二人原本不是同族，也不是同时代的人。这部书所记载的渊材事迹，都是僧人惠洪《冷斋夜话》中的话。渊材名叫攀龙，据说是惠洪的叔父。

译《题汤氏小宗图卷》。汤氏世代以拥有高额资产著称。吴中子衡生性负有奇气，带着书策奔赴京师，交游于诸公贵人之间。偶尔言语不合，便径直回家。家中徒有四壁，他却处之安然。有时独自长叹，回头对朋友说：“我的先祖大概有许多质朴丰茂、年高有德的贤士，如今族姓繁衍壮大，而族谱还没有建立，先人的遗德几乎将要泯灭了，我凭什么逃避后世之人的责备呢？”于是只记载自己的出身来源，从高祖以下四代编成小宗图，又取出先人的遗像摹绘，放在卷中，并亲手抄录所受制诰以及铭、诔之类的文字，一并具备，说：“姑且记下我的志愿，其他事情就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了。”我听了很为他悲伤。当今世上富人的子弟，能够计较财利、扩充田地房屋，便动辄自称贤人，这也是所谓贤人的说法。至于他们的先世，很少有不昏昧无知的。《左传》有话说：“禽兽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野人说父母有什么值得计算的呢？”如今身穿冠服、住在城邑，积存钱财直到串钱腐朽，躺卧起居在其中，直到老死，却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来源，这是什么样的人呢？子衡虽然失意落魄、靠贫困度日，君子却怜惜他的志向，说：“汤氏有这样的贤良子孙就可以了。” 《书大理卿胡公遗诗后》。从前宣德初年，吉郡胡公槩以大理卿身份巡抚南畿，威望很高。议论者有些讥评他严苛，但我长期以来听长者说：那时天下安定，江南人物众多，乡里邪恶势力横行，百姓大多靠掠夺百姓来发财，而强宗豪门所作所为又多超越礼制。朝廷对此忧虑，赐给胡公的玺书中有“祛除民害”的话。胡公也认为，杂草茂盛就会妨害禾苗，不可不锄，所以他处理政务崇尚严厉。虽然所诛罚的人未必都处置得当，但一时之间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的豪强几乎全被铲除，奸邪之徒改过，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过了一百年，他的名声仍然显赫，使人敬畏仰慕，农民、奴仆都知道称说胡卿。像胡公这样的人，比之汉代官吏，大概就是赵京兆尹、扶风太守一类的人吧？自从太平日久、法令衰败以后，世俗舆论把容忍养成奸邪说成宽厚。执政者雍容自持，天天坐在官署中，默默计算年岁，得到优迁就离职；如果稍微提出意见，有所改革，众口便喧哗，流言文章四处传播，上下相互构陷，一定要排挤他离去。更严重的，非要把他置于死地才感到痛快。唉，真是可悲啊！假如胡公处在今天，恐怕自身都不能保全，还能指望他的功名像这样显扬吗？胡公著有《芝山公余二集》，都还没有流传于世。这首诗只有几十个字，大概是他初入仕途时为我乡里人所作。我偶然得以看见它，于是借评论胡公的事迹，私下记下他所感受到的情怀如此。有志于当世的士人，或许会因我的话而叹息。嘉靖庚戌长夏日，陆粲题。拟作上呈的备边奏状【馆中所作】臣恭敬地认为，近来敌人肆无忌惮，侵扰我国边疆，将士出战，有时全军覆没，多次派使者告急，甚至使皇上劳神忧虑，于是特意敕令本兵官搜选训练士卒，简选任命文武大臣，等候回报后出师，作为援军。臣私下想到，国家设置镇戍、委任将帅，都是为了防御敌人、巩固边疆。宣府是重要地区，是国家的北门，靠近皇宫，更不是其他镇所能相比的。事先预防，临机应对，实在是守边者的责任，不能推诿给别人，这是很明白的。况且以古代来衡量今日，中国的国势，确实没有比我朝更尊盛的，而敌军人数也抵不过我国一个大县。自有敌人以来，也没有比今天更衰弱的敌人了。凭借全盛的国势抵御极其衰弱的敌人，本应战必胜、攻必克，遇到的敌人都应击破，可事情却大大相反：敌人稍有劫掠，我军就支持不住，使百姓受创，边境震扰，这难道只是当时边臣的罪过吗？这种祸患的根源，已经很久

译了。臣听《尚书》说：“凡事都要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忧患。”兵法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办法应付；不要指望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不可攻破的力量。”近来边防废弛，将吏苟且偷安，平日只是玩忽职守、消磨时日，一有事情便惊慌失措，等事情解决、军队解散，又恢复安然状态，毫不放在心上。这就好比住在河边的人，不能预先修筑堤防，一旦洪水突然到来，只能带着家人登高躲避，希望洪水退去后再回到旧居，年年迁徙，苟且应付。谋划国家事务如此，可以说太疏忽了。臣私下看到这种形势，愤懑不已。过去贾谊年纪轻轻，就愿意用一尺长的丝带捆住单于；终军年轻时，想请求长缨去擒获强大的南越王。他们二人难道只是为了求取名声吗？实在是感念一时的际遇，想在明主面前效死尽节。臣才疏，承受国家储养，受恩无量；自知身份疏贱、资质驽劣，进不能参与朝廷末席的议论，退不能充任军队的一员，至于在一处边障效死，这一点微薄的忠心，也无从自行陈列。谨将边防事务中应当施行的事项逐条上奏，大概是为了长久的谋划，而不是为了应付眼前的紧急情况。臣实在愚昧，不懂国家大计，恭请陛下宽赦臣的狂妄，特别予以采纳，臣将不胜荣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第一，明确赏罚。臣听说统率军队的方法，没有什么比纲纪更重要；纲纪的维系，没有什么比赏罚更关键。赏赐应当与功劳相称，惩罚应当与罪行相当，这是君主驾驭英杰的大权。赏罚一旦失当，即使有良将精兵，又怎能使用他们呢？守边固圉的大臣，是天子所托付、承担一方安危的人；举措稍有不当，就会成为国家的大患。因此使用他们，千万不可不慎重。如今有人在朝廷接受爵位，却把财物输送到私室；手持斧钺镇守边境，却借权势庇护宫禁中的关系。没有功劳却凭借滥用恩宠升迁，有罪却含糊遮掩、侥幸免罚。所以即使有忠诚勇敢、果断坚毅的臣子，只因一句话不合时宜，就被呵斥责罚、斥退弃置，再不顾惜；而庸碌鄙陋、贪婪饕餮的人，却能够坐享富贵。这正是忠臣义士扼腕不平的原因。贤能者未必得到任用，却有人设法使无辜者逃脱惩罚，其中必有阻挠贤能者；被任用者未必贤能，却享受非分的福禄，其中必有庇护他的人。陛下也曾察觉这些情况吗？天下的祸患，起于因循苟且，形成于蒙蔽阻塞。如果不能振作精神，一举铲除这些弊病，就看不出以后能够治理好。陛下圣明的资质高超卓越，世所罕有。近来亲自审理重大案件，天威所到之处，臣下都震惊恐惧。如果真能把这种忧虑边事的心情推广开来，有一天慨然想要革除积习的弊病，多次在便殿召见大臣，从容地询问访察，消除壅塞隔绝以广开耳目，核实名分和实际以确定升降。至于台谏官的论列、抚按官的举荐和弹劾，也应当考察是否确实出于至公，虚心接纳，委屈自己听从，使个人喜怒不能遮蔽辨明是非的智慧，使爱憎之言不能扰乱辨别邪正的事实。各位将领贤能还是无能、勇敢还是怯懦，都要使圣心明白了解。有功必定赏赐，不因关系疏远而遗漏；有罪必定惩罚，不因身份尊贵亲近而免除。录用有功有才之士，优厚抚恤为国战死者的家属，严正处理临阵退缩、扰乱军心的刑罚，严格禁止搜刮百姓。恩惠足以使勇士归心，义理足以激励死士，又何必担忧武功不能建立呢？齐威王不过是一个诸侯，却能振奋威势，斩杀即墨大夫，烹死阿大夫以及身边那些妄加毁誉的人，于是四邻听说后都不敢进兵。齐国因此大治，难道天下的君主反而会有做不到的吗？只要有意于此，稍作转变，就能使将吏改过，士卒振作；区区敌兵，臣看他们不值得一提。第二，广泛招募。臣想到敌军深入，我军与之交战，人数少而敌人多，不能相敌，于是以至于战死。

译所以议论者多忧虑边兵太少，想赶快调发京军前往协助。但臣认为，近来的战事，假如守御的各位臣子能够把地方大事放在心上，不分彼此，合力谋划，互相防守支援，即使没有取得很大的胜利，也自然可以保全我军，不至于全军覆没。这样看来，导致失败的原因，或许不完全在于人数多寡。古人说：“征发士兵满一万人，不如招募几千人。”如今边郡本地人中有很多善于作战者，也常常进入城堡，与军士一同守御。臣请求增加招募他们来抵御敌人，这远胜于京军。因为土兵生长在边地，熟悉地形，耐得寒苦，习惯战斗；对内想保卫自己的房屋坟墓，对外想为父兄子弟报仇，他们是为自己而战，勇气会增加百倍。只是担心将帅不能抚恤他们，反而虐待驱使，所以他们畏惧应募。应当公布丰厚赏赐，供给武器，优厚发给粮饷，允许事情平定后恢复旧业、回乡务农，不把他们编入正式军籍；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东西，就直接赏给他们。这样勇健的人就会争相出来效力。至于京军，平时受到豢养，骄纵懒惰，没有经过战阵，不熟悉道路，也不习惯劳苦。何况大将一出动，随从参佐之类动辄几十上百人，名义上说是报效从军，实际上却借机谋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所以临阵时便退缩不前，失利时便争先逃窜。侥幸获胜，就抢夺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况且斩获首级的利益，正是武夫所贪图的。如今边地士兵冒着性命取得首级，京军却靠谈笑间夺走功劳，使边民离心离德、战士丧失斗志，大多就是由此造成的。做将领的又偏爱自己的亲信，有时因为权贵的嘱托，明知他们会坏事却不加禁止，导致军情泄露，这实在不是小事。臣请求从今以后每逢边境报警，不必调动京军；有时只命令大将率领他们，驻扎在附近，远远作为声援，使敌人知道我国内外都有防备，也应当听到风声便逃走。万不得已必须前往时，更应严禁部下的随从亲兵，不得侵夺边军功劳、破坏军法；还要告诫他们，不得邀功杀害被俘后逃回的人。有人违犯，即使是主帅最宠爱的人，也必须在军门前斩首示众。如果将官任性地调回防地，听任纪功御史查明事实弹劾上奏，这样或许可以革除过去的弊病。话虽如此，军事形势难以预料，今天的事情，臣岂敢断定京军可以不出动吗？过去成化年间满四作乱，议论者多请求从京师发兵讨伐，大学士彭时极力坚持不可，有人用危言恐吓他，彭时却不为所动。后来满四终于被土兵击平，前事足以作为证明；这实在是当权者应当仔细谋划、审慎处理的事情。第三，严格训练。臣想到，今天军士中吃空饷的人多，真正能战斗的人少；加上许多私门役使、侵占军士，军籍又有冒名顶替的弊病，内则宫廷宿卫单薄，外则营堡空虚。近来明诏特意开放投充名额，以收纳勇士作为爪牙，这也是权宜补救弊病的一种办法。但臣听说，军队贵在精锐而不贵在数量，数量多而不精锐，也只是徒然。请求敕令兵部，并选派一向有声望和刚正作风的给事中、御史三四人，会同各营将官，把现有军士全部检查一遍：老弱有病的淘汰，疲惫怯懦的淘汰，游手无赖、冒名入籍而实际上不能使用的淘汰；抽选精锐，与投充之人新旧相杂，编成什伍，严格加以训练，以备缓急。至于操练方法，只是教他们坐、起、进、退、分、合、快、慢的节奏，表面虽整齐可观，实际临敌却没有用，何况与敌人交战时像野兽伏地、鸟群四散，哪里来得及从容遵守节奏？从今以后操练，务必使每个人掌握一项技能，而且必须精通；又要使每个人兼习射箭。弓弩实在是中国的长处，两军相遇，必须长兵短兵兼用，才能取胜。臣请求在各营将士中及附近州县选取善于骑射的人，不论军人、百姓还是官舍子弟，设为教官，分领队伍，专门教授射箭，并制定赏格：以十支箭为标准，能射中八支的为上等，五支的为中等，都有赏赐；三四支的为平等，不赏；不到三支的惩罚。达到标准者，除每月粮饷外另加赏赐；教官也按照所教之人达到标准的多少来赏罚。凡军士有争讼，就以射箭决断；有过失，就以射箭处分；有所请求，也以射箭决定是否准许，其他技能都以此为准。还应传令各边全部仿照这个标准施行。各种优良武器，如广中猺獞以及唐、邓等地使用的药弩之类，都应取来其制造方法，让军士演习，以备使用。《语》说：“一人善射，百夫决拾。”如果使人人都自我激励于武勇，那么即使京军也可以用于边境，不出二三年就能在对外夷的战事中取得成功。第四，整顿马政。马政的败坏，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官府牧养的马场，名存实亡；交给百姓牧养的马匹，只造成损害而没有益处。两京畿、山东、河南的编户百姓负责养马，已经不堪其困苦。顺天等府县又有寄养的骑操马匹，繁殖不旺，倒毙接连不断。草料饲养的负担、死亡赔偿的苦楚，动辄使人倾尽家产也无法承担。等到分发给骑操军时，大多疲病瘦弱，在内地奔驰尚且力不能支；出塞御敌，更不是它们所能胜任的。过去晋人说，冀州以北是马匹生长的地方；杜牧也称河北出产健马，劣马每天还能奔驰二百里，如今这种情况在哪里呢？百姓受到养马之害，官府却得不到马匹之利。不实行先王的法度，却沿袭宋人的保马制度，这种制度难道不可以略作改变吗？马匹能够繁殖增长，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主管的人得当，牧养有适宜的地方，饲养有正确的方法而已。近来士大夫竞相选择显要清贵的职位，不愿亲自担任管理牧场的职务。在内，太仆寺长官和副职升迁调转不固定，已经难以指望他们真心经营；在外，苑马等官职，大多选用资格稍低、声望不显的人担任。偶尔有能够自行振作、抵御弊病的人，也实在很少。

译这就是主管者没有选对人。自永乐以来，各处草场以及监苑旧址，大多被权势显贵侵占。过去提出建议的人，曾多次谈到这一点。近来的明诏也命令整顿经营，只是还没来得及施行，不逞之徒已经散布言论加以阻挠。若不是圣上在上面独自决断，而主管者能够亲自承担怨恨，不被浮言动摇，这件事就不值得议论了。如今不考虑这些，反而沿袭旧路，进一步困苦我们的百姓。百姓的力量有限，养马的祸害无穷，最后只是人马一起死亡罢了。这就是牧养没有合适的地方。古代畜牧，都有政令，由有关官署掌管；从防止母马失配，到放牧、调教、训练，没有一件没有法度。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而且一匹马竟由几个人轮流牧养：今天在甲手中，明天在乙手中。牧养没有固定主管，奸弊日益滋长；燥湿寒暖调节不当，饥饱劳逸没有节度，马匹自然天天生病。这就是饲养没有合适的方法。三种弊病不除，想要振兴马政，终究不可能。得了七年的病，才去寻找三年生的艾草；如果平时不蓄养，终身也得不到。到了现在还不做，等到事情发展到无法挽救时才去做，难道不是太晚了吗？过去唐朝初年马匹很少，后来张万岁主管群牧，在任几十年不升迁，在陇右、河西设置八坊四十八监，地域广达千里，招募百姓开垦数千百顷田地，用来供应草料。后来马匹大量繁殖，达到七十多万匹。如今那些地方本来还在；前代史书所称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的情况，应当与古代没有不同。如果确实能够依照旧有遗迹，斟酌当时形势，制定出通融而长久的办法，务必使上面不损害公家，下面不妨害百姓。选拔朝廷大臣中有才干声望的人，让他专门经营此事，授予重大权力，给他足够的年月，允许他自行选用属官，只求得到合适的人，不限制资历品级。等事情稍有头绪，再推广到山西、辽东各路。两京畿、山东、河南的马政，则一定要像前朝大学士邱濬所说的那样，“在百姓养马之中寓含官府牧养的意思”。此外，对于今年以前拖欠的旧债，一律免除，与百姓重新开始，这样才可以施行。我听说，有治理的人，未必有固定不变的治理之法；哪一种法令能没有弊病呢？加以变通，使之适用，也在于用法的人罢了。为今天的计划考虑，确实没有什么比得到合适的人更重要。如果在这件事上用心，这就是整顿兴办马政的根本大计。第五，振作士气。用兵的方法，以士气为主。强敌在前，擂鼓迎战，冒着箭石，呐喊呵斥，而三军披靡退败，这是士气造成的。古代善于驾驭将领的人，一定先振奋他们的士气；鼓舞振作的方法，有些不在爵禄赏赐和刑罚诛杀之内，所以士卒踊跃奋勇，愿意献身效死。自从太平日久，士大夫鄙视武臣，即使地位相等、身份相当，仍然轻蔑他们。遇到有关事务，任意径自办理，不相互商议；稍微地位低些的，便慢待欺凌侮辱，无所不至。武臣自己也不尊重自己，委曲迎合他们，好像朝廷派出镇守的贵人一样；其势力尤其显赫，将吏奔走俯伏侍奉，在称呼之间，真与奴仆没有区别。其中顽钝无耻的人固然不以居人之下为羞，而英伟磊落的人，也应当有局促不安的感受。这样不但观瞻不雅、体统有失，而且会使士气因此消沉。人的气概，激励它就日益伸展，挫伤它就日益屈缩。比如初次出仕的文臣，大多英锐有为；等到长期困顿于州县，奔走于迎来送往之间，往往志气衰颓，锋芒几乎耗尽。何况武夫平素缺少操守，更容易被摧折屈服呢？议论者一定会说：这些人粗鲁强悍，恐怕稍给他们好脸色，就容易产生骄傲轻慢。臣认为，奖赏过分，使桀骜狡黠之徒得志横行，固然不是太平盛世的福气；但压制过度，使英雄之士低头丧气，难道又是妥善的办法吗？关键只在于适度而已。请求敕令各地镇守、巡抚、藩司、按察司等官员，今后接待将官，一定要增加礼貌；除非他们违法生事、无礼害人，不得轻易纵意凌辱。遇到应当共同商议的事情，应当平心静气，与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坚持的意见确实正确，就应当欣然听从；如果有奇才异能，自然应当优厚礼遇，虚心谦下，以至诚感动他们。这样或许士气会日益昌盛，国家威望也可以建立。第六，选拔奇异人才。说到当今的忧患，人们都说人才难得。上至朝廷，下至郡县，都有缺乏人才的忧虑；而军旅方面，尤其忧虑不能得到合适的人。这难道果真是没有人才吗？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只是使用人才的人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用资历限制他们，豪杰中处于下位的人就不能进用；拘泥于一人弓马技艺，能够抵敌万人、具有智谋的人就会被遗漏。选取人才而要求样样完备，倜傥不羁的人也会因小过失而被弃置。等到有紧急情况，宁可任用潦倒衰老、贪鄙昏庸的人，让他们承担重大任务，却不知道求取人才的方法，反而妄称人才难得，也太不思考了。况且英雄卓异之士，内心一定有所自负；如果不是上位者深知其才而特别对待他，他本来就不会乐意效死、竭尽才能。过去李愬攻打淮西，俘获降将李祐，任用他为心腹，诸将猜疑忌妒，流言上达，李愬仍极力保护他。李祐感动得流泪，最终依靠他的谋划擒获了吴元济。所以对于士人，若平时不厚待，却轻率地使用他，从来没有见过能够取得成功的。如今偏将、低级军官和普通士卒中，难道没有奇才吗？只是不能自行通达到上层的人很多。希望本兵官和出巡边地的大臣慨然以替明主求取人才为念，有贤能功劳的，不必受低微职位的限制；有智谋的，不必追问其弓马技艺；有才干气魄、可以任用的，不必计较他的小过失。应当虚心访求，多方搜罗，或命令统军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参互考察验证；果真得到合适的人，就破格提拔，以特殊礼遇对待，推诚相待，使他感到腹心相托，加重赏赐以勉励其功劳，使他能够在众人中显示自己的才能。

译三军将士都注目仰望他，而他若不思考如何自我效力，就不是人才。至于普通军士，也应当特别看待其中勇猛敏锐的人，使凡有技能者都能自行显露，不至于混杂在同辈队伍中而被埋没。平日受到感奋，想着奔赴功名的道路，遇到缓急之际，一定有可以使用的人。臣又听说，古代行军时，一定多设置副职、参佐，以扩大耳目，咨询谋划，同时收用被遗漏的人才，防止意外变故。听说现在军中也有各种名号，只是有的不是朝廷设置的，所以士人得到它并不以为荣耀。臣认为，对于有智勇、曾经立功的人，应另立特殊名号来安置他们，如古代所谓参谋、典籖、行军司马之类，使他们的礼秩和体统稍稍不同于众人，以表示宠异。如果认为可行，就从京营推行到各边，这也是激励人才的一种办法。第七，抚恤将士。臣想到，守边士卒身经百战、遍体伤残，终年辛劳；与内地坐享粮饷的人相比，劳逸苦乐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上面不加优厚抚恤，就像陆贽所说，怨恨产生于待遇不均，这是已经无法避免的；将帅又从中剥削他们，平日积累的怨望必定不小，到了有一天驱使他们冒着刀刃作战，就困难了。幸亏陛下怜悯边兵，明察这一弊病，特意在诏书条文中严禁克扣月粮，禁止克扣确实是对的。但臣愚昧地认为，如果没有办法改变造成克扣的条件，这种弊病最终不能革除。为什么呢？朝廷先优待将帅，然后将帅才会爱护士卒，这是自然的趋势。臣看过去的君主，称得上善于任用将领的，没有超过宋太祖。太祖任用李汉超、郭进等人守边时，都把关市税收优厚地给他们，又丰厚赏赐金帛；他们的家属住在京城，由县官供给，贸易往来又不征收商税。因此边臣都财力富足，能够用来供养士卒；一旦通过询问洞察敌情，遇到寇盗劫掠，也能预先知道、提前防备，多次取得胜利。宋太祖一朝始终没有西北之患。一般人的情性，私下的生活计较不足，常常就会怠于奉公；何况将帅要舍弃自身来担当安危的冲要，更不能不体恤他们的私生活。如果他们区区俸禄不足以养活自己，就会想尽办法搜刮财物，用来行贿送礼尚且来不及，又哪里有时间替明主养士、取得奇功呢？臣私下看到，国家没有名目的开支，每年以万万计；如果确实能够拿出其中一半来增加边臣俸禄，在常规赏赐之外另加优待，使他们能够多收纳智勇之士作为心腹：聪慧机敏的用作间谍，力量强健的用来作战，明白术数的用来了解气候，熟悉韬略的用来参与谋议；山川险易、敌情虚实、行军调度，都预先熟悉研究，不至于临事惊慌。将帅既然财力宽裕，自然会优待士卒，国家养兵的恩惠也能流布到底层；即使素来心怀不满的人，也会感恩而知道爱戴上级。过去李牧担任赵国将领，边地军市的租税都收入幕府，作为士卒的费用，于是能够击破赶走东胡。魏尚任云中太守，拿出私钱每三天杀牛犒赏士卒，所以匈奴远远躲避。假如今天守边的人能够这样做，即使敌人有十倍的兵力，臣也知道他们不能有所作为。第八，选择主帅。主帅是三军的司命，整个国家的祸福都系于他一身。所以用兵之道，不过是选择将帅罢了。手持斧钺而专断行事，掌握战机而当机立断，这类事情不是只具备处理文书才干的人、只长于一人弓马技艺的人所能办到的。精神志意足以克敌制胜，威势气概足以震慑敌人，镇定力量和宽宏器量足以担当重任，远大心胸和开阔气度足以用人，长远谋划和宏大策略足以应付变故；再以忠诚为根本，以谨慎周密来统领，兼具这些条件，才可以称得上大将之才。如今各将领中有名望的不过几个人，也还可以承担一面之任；至于具备文武全才、能够担任大将的人，又有谁呢？臣私下认为，威望一向浅薄的人，临事时难以使人服从；人品不高尚的人，做事一定顾虑很多，这些人都不足以作为推毂任用的首选。只有圣明天子具有宏大高雅的气度，不因小过失而舍弃国家的干城之才，不因浮言而废弃有用之人；大臣中担负选将责任的人，又能竭尽诚心、以国家为重，选取才干声望超过常人的人，而不担心他们的名位压过自己，这样可为大将的人才就会出现。况且选择将领并不难，任用将领才难。做将领的人，不是像州县管理米盐的官吏那样，可以每年考核、按时升迁。如果这个人确实可以任用，近则十年，远则二三十年，甚至终身任用罢了。如今这个月调动，下年又迁转，座席还没有坐暖，就又改任其他镇；地形还没有熟悉，民俗还没有了解，军情还没有接触就离开了。即使有韩信、白起这样的名将，也无法取得成功。只有非同寻常的人，才能做出常规之外的事情。汉朝任用陈平，拿出黄金四万觔，不追问其使用和出入，终于因此消灭项羽。如今的边臣，稍微支用一钱粮食，或提拔一名将校，稍稍突破常规，文法官吏就拿着尺寸之法议论他日后的责任。显著的功效不予记录，流言很快传播；他正忙于求得免受诽谤，又怎么能要求他建立功劳？假如将领选得合适，任用有道，调剂粮饷，优厚抚恤边民以充裕其力量，广开屯田，疏通盐法以增加财力，不让受宠贵臣从中离间，统一他的权力，给他数年时间，不因人言而动摇夺取，使他能够施展才华、养威蓄锐，等待事情发生，即使一次出兵就夺取敌人，也是可以的。臣又听说，天下的事情有根本和枝末，边境是枝末，朝廷是根本。过去土木之变，有于谦一人，便得以安定；近来孝宗晚年信任刘大夏，北方边境虽有时跳梁，最终也没有形成祸患，这就是治理根本所取得的效果。如今富人修建住宅，刀锯斧削的工匠难道一定要一个个挑选吗？也只是寻求一位优秀的工师，把事情委托给他，指挥众工匠各自发挥所长，这样房屋就容易建成，也难以毁坏。军队是国家的大事，不只是修建住宅，难道不选择优秀的工师可以吗？如今舍弃大的谋略，计较枝末小事，忘记根本，即使整天忙碌，又哪里有益处呢？恭请圣明深思社稷的根本大计，忧虑那些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天下将十分幸运。探究根本、穷尽源流的议论，实在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所以臣条陈边务，以此作为结尾。愚昧的忠心受到激发，不知道避讳，幸望陛下怜悯并察看。臣恳切祈请至极。关于下诏修浚通州闸河的议论【内阁考试所作】

译具官臣某说：臣恭敬地接受敕书，因某官臣某所上关于修浚通州闸河事宜的奏疏，交给臣等详细议论后上奏。臣恭敬地认为，通惠河是前元都水监郭守敬开凿的。国朝自文皇帝定鼎北方以来，每年运输东南租赋，以供给京师。起初因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言，朝廷命尚书宋礼、平江伯陈瑄开通漕河，以代替海运。但从通州到都城四十里之间，陆路运输困难，于是商议疏浚郭守敬所开旧河道，设置水闸蓄水，以使漕船通行。然而年久失修，河道日益淤塞，只得继续使用陆路运输，车辆和脚夫费用极其巨大，以至于加耗日益加重，东南百姓不堪困苦。纯皇帝时，曾经商议修复，但豪贵势力感到不便，谣言沸腾，假造妖异之事来动摇皇帝听闻，此事于是搁置，知情者对此深感遗憾。到现在又过了几十年，国家财政的困窘、百姓力量的困乏，又不是从前可比，修复的计划确实应当赶快施行，不可拖延。幸赖陛下圣明，俯从言官的奏议，特命大臣考察可行与否，诏书命令谆切，期望一定实行。凡是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都认为这是世所罕见的机遇；而持异议的人仍然喋喋不休，说工程难以成功，这不只是没有智慧，实在也是不忠。臣请求允许我逐条驳正这些意见。如今议论者说：风水之说，是世人常说的；通惠河的水源出自西山，流经大内，如今想要疏导，恐怕会对诸陵和京城的形势有所妨碍。臣认为，这只是浅陋卜史的说法，君子不应谈论。即使真有此事，河道与山陵相隔遥远，对于他们所谓阴阳向背的说法，也相距太远而互不相干。何况如今不过因循旧河道，稍加疏浚治理，并不是凿山开路、动辄截断地脉的祸患；对于京城形势，又有什么损害呢？反对者又说：国家财力正困乏，公私耗尽，突然兴起大工程，怎么承受得起？况且水路运输的迟缓，哪里比得上陆路运输快捷呢？臣认为，成就大事的人不计较小的费用，而不经过一次劳作就不能获得长久的安逸。陆路运输每年所费大约几十万，假如拿出三四年的资财来完成这项工程，也仍然值得去做；何况旧有河道尚存，水源不会枯竭，工程可以计算日程完成，费用未必达到这个数目。再说舍弃陆运而采用水运，节省的费用是十倍；水路滞留不过几天，虽有装卸货物的劳苦，却没有雨雪泥泞的阻碍。把费用多少与运输快慢相比较，利弊也就清楚了。反对者又说：京城内外的脚夫何止万人，他们靠运输脚钱维持生活，一旦停止陆运，就会使他们失业，恐怕会产生其他变故。臣又认为不是这样。所谓疏浚河道，并不是说就此废除陆路运输，而是说与陆路运输并行。河道建成以后，制定禁令，只用它来通行军民的运输船；其余如商人的货物运输、官民往来，仍然走陆路。这样船只不至于拥塞，车辆也不必废弃，一举而保留两方面的利益。百姓得到便利，怎么会产生变故呢？各种漫无边际的议论，大意不出这三点；从明白事理的人看来，都不足以忧虑。天下的事情，谋划贵在周详，决断在于独立。诗说：“就像那建造房屋的人，到道路上去和众人商量，因此不能完成。”只有朝廷之上刚断不惑，办事的大臣一心为国，不被人言吓倒，工程才可以成功。那些倡导异议的人，不过是世家大姓贪图脚钱收入罢了。朝廷的威令一旦施行，他们又哪里敢在其中支吾阻挠？至于修浚的方法，关键在于考察地势高低。臣私下听说，京城地势比通州高，而水势向下，蓄水泄水很困难。河道浅，遇到旱灾容易干涸而难以通行；闸底低，泉水流得太快而难以蓄积。现在应当在靠近京城的地方，从大东桥以东开挖，使河道加深，削高就低，略为平坦；增加设置闸门，多筑成层级。挖去泥土，河道就平；闸板加高，水就深；这样逆流而上的运输船就没有艰难阻碍了。还应增设治理河道的官员，加重责任，时时加以疏浚。凡是乘势谋利的人，假借尚方供应为名，放船拦阻运输船的，按违制之罪治罪；闸门开闭要有节度，蓄水泄水要合乎时宜。此河一旦建成而不再废弃，就可以免除脚价，减少加耗，东南百姓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吧？况且过去在通州设置粮仓，正是因为陆路运输艰难、粮食不能全部运到京师，才采取这种权宜而不得已的办法，有识之士对此深为朝廷忧虑。己巳之难时，曾经采用言官的计策焚烧马房的草料和粮食，这实在是前事的明显鉴戒。此河开通以后，粮仓可以撤除，领取官粮的军士免除往来挑运的劳苦，太仓陈旧的粮食可以深藏在坚固城池之中，也就可以避免意外之患，难道不是万世之利吗？不过臣还有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的考虑：国家的财赋出自东南，所依靠的沟通往来的只有一条河而已。沛水淤塞，漕船就会阻滞；假如再有比这更严重的意外祸患，又将拿什么来应付呢？因此前朝忧虑国事的大臣，如大学士邱濬，曾经提出海运的办法。他的考虑虽然似乎迂远，但他的主张并非没有道理。臣根据愚见认为，漕运制度固然应当万世不废，而海运的船只也可以预先训练，以备不时之需；应当广泛寻求熟悉海路的人，如元代的朱清、张瑄，让他们详细研究后施行。万一发生其他变故，这条路不能通而另一条路能够通，也是国家财政的一种帮助。国家太平的事业与天地一样长久，而杞人般的忧虑，臣私下实在不能忘却。因此臣内心所怀，承接诏命便直说出来，狂妄妄言，回答了没有被询问的问题。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它迂阔疏远而弃置，那么就是社稷的幸运。臣不胜至诚祈愿，谨此议奏。名宦祠议

译谨考察苏郡学名宦祠所祭祀的古今监司、守、倅等官，共有若干人，其中有六人与苏州没有关系。王魏公旦、富韩公弼、欧阳兖公脩、苏端明轼、陆文安九渊、李文靖侗，都是贤人；但让他们在苏州享受祭祀，懂礼的人就会对此感到疑惑。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是为了彰明功勋德行，劝导忠孝，显示爱敬，作为百姓的准则，不可不慎重。我听古人说：“鬼神不享用非其同类的祭品。”又说：“不是自己的鬼神却去祭祀，是谄媚。”这些君子从未在苏州任官，虽然声名和实际功业都显著，但他们的恩惠流布到苏州，并不是专门施于苏州；在这里祭祀他们，就是越过礼制。有人说：各位君子的言行功业符合祭祀的意义，所谓以功劳安定国家、以法度施惠于百姓的人，应当天下都祭祀，何况苏州呢？陆粲认为不是这样。依照礼制，只有天子拥有天下，他的祭祀没有不能通行的地方。凡是拥有国家的诸侯，祭祀山川百神，都不能超出国境。卫成公想祭祀相国甯俞，说：“甯俞的神灵在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享受祭祀了，不能因此妨碍成王、周公的命令。”祭祀楚昭王时楚国发生疾病，占卜说：“黄河之神作祟，应当在郊外祭祀大狗。” 楚王说：“三代规定祭祀，祭祀不能越过望祭的范围。江、汉、睢、漳，是楚国所望祭的河流；黄河不是楚国应当获罪的神灵。”最终都没有举行祭祀。如今主持祠祀的，是郡守、郡丞等人。郡守、郡丞的品秩不过相当于古代诸侯；诸侯祭祀尚且不敢越过国境，而郡守、郡丞却可以祭祀其他境内的贤人，把这当作合乎礼制的事，难道有什么依据吗？如今的制度，只有孔子作为儒学宗师，能够接受天下共同祭祀。除此之外，如皋陶、伊尹、伯夷、太公这一类人，尚且不能与孔子相比；他们的祭祀也都不超出本乡和受封的土地，这是礼制的节限。各位君子即使具有孔子那样的圣德，虽然贤能，也不能超过皋陶、伊尹、伯夷、太公；在不属于他们的地方祭祀他们，就是越过礼制。追究当初他们得以被祭祀的原因，已经无法知道；大概是当地人喜爱贤人，借此寄托自己的爱敬，或者他们的门人子弟有人在苏州做官，把私人祭祀附会于学校，后来人便沿袭下来，而懂礼的人也没有改正它。有人说：各位君子的祭祀列在学宫中，当地人习惯听闻，已经三百年了；如果有一天撤去，必定会惊动百姓的听闻，伤害忠厚之道。与其有错误而撤去，难道不如有错误而保留吗？陆粲又认为不是这样。非合乎礼制的礼仪，君子中有不认为它尊贵的。孔子说：“难道说泰山还不如林放吗？”如果认为死者没有知觉，又何必祭祀？如果认为死者有知觉，那么这种祭祀也不过是扭捏作态，死者根本不会顾念它。君子以德行爱人，小人以姑息爱人。如今举行这种不合礼制的礼仪，既亵渎贤者，又违背先王的经典，还超越当代的制度，并不是小过错。不赶快纠正，却沿袭小人的姑息，还把它当作忠厚，也太鄙陋了。况且自汉代以来，监司、守倅中贤能而没有得到祭祀的还很多，应当选择其中合适的人加以祭祀，并停止祭祀那些不应当祭祀的人，这在情理上是恰当的。并且可以使百姓知道礼制的严肃，即使是贤者也不得僭越冒领，如此或许可以禁止淫祠，斥退不合类者，以此显示教化的根本。因此从这座祠堂开始，谨慎提出这个建议。陆粲曾借此私下观察此事。如今名宦、乡贤两祠所列的人，仍有不合后学心意的。乡贤姑且不论，名宦祠只列到宋代而没有涉及前代，范围狭窄而不完备。列在其中接受祭祀的人，未必都是极其优选的，又夹杂着二三位寄居此地的官员，范围太泛而不专一。像魏文靖、杨文元，固然是寄居官员中的贤者，但文靖已经奉敕在书院祭祀，文元则吴学也曾设祠祭祀。本朝夏、周二公也各自有专祠，却又在这里列位，似乎也近于亵渎。至于王防，是奸臣秦桧的妻兄，以聚敛酷虐著称，竟也列入其中。诸贤如果有灵，应该以同他一起受祭为羞了。苏州是名郡，四方都在这里观察风俗。礼制和祭祀典章一事，已经如此草率；如果这也可以苟且，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苟且呢？所以我曾冒昧地不自量力，依据郡志所记载的诸贤，摘取其中最突出的一些，共得若干人，像上面这样列出。晚辈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却贸然议论此事，确实是狂妄僭越。不过，有志于风俗教化的人，或许会采纳这些意见。若能共同广泛讨论并实行，固然是本地的一件盛举。名宦事略【已经祭祀的，不列入】汉 第五伦，长陵人。任会稽太守时，改变当地风俗，禁止淫祀。他用自己的俸禄帮助贫民，因此获罪被征召。百姓替他申诉，在宫阙之下上书，使他得以免罪归来。后来官至司空。钟离意，山阴人，是郡中的督邮。当年发生大瘟疫，钟离意独自巡视，为百姓尝药，所到之处救护了很多人。后来有一天，太守出来巡视灾民，迎面告诉他说：“您不要出来，只要钟离督邮一个人来就可以了。”官至仆射。王充，上虞人，任郡治中，后来自行免职归乡，闭门撰写《论衡》。书中内容并非都精粹，却宏阔自成一家之言。张霸，成都人。任郡守时用经学教化百姓，野外因此没有盗寇。升任侍中，去世后，私人谥号为“宪文”【以上四人都在吴郡尚未分郡之时】晋 邓攸，襄陵人。起初任河东太守，后来陷于羯人之手，向南逃奔，被任命为吴国内史。他为政清明，只饮用吴地的水而已。任期届满，百姓极力挽留他却没能留住，便作歌思念他。最终官至右仆射【邓攸抛弃儿子的事情，被世人非难；然而他治理吴地的功绩不可掩盖】唐 韦应物，洛阳人，起初任环卫官，后来改变志向成为儒者，以善于作诗闻名。任苏州刺史时，清廉修洁，少有欲望。数十年后，又有白居易。白居易的政绩没有见于记载，但苏州人尊重他的名声【韦应物如今在学宫有专祠，唯独祠额题作“集贤太守”，令人怀疑】王仲舒，祁人，任谏官时，与阳城一同论劾裴延龄之事，因此获罪被贬。后来逐渐升迁，任苏州刺史，使苏州教化成为天下第一。去世时任江西观察使，追赠散骑常侍。李德裕，赵人。先任苏州刺史，后来又任浙西观察使。他辅佐唐武宗，有功于端陵，被授为太尉，封卫国公。只是颇为徇私，受自己憎爱之情影响，因此被远贬，死于海上。然而他治理南方最久，也很有声望。本朝 姚善，安陆人。建文年间任苏州太守，政绩声望最为显著，因忠节而死。朱胜，金华人，宽厚而有长者风范，百姓安居并受到他的教化；他离任很久以后，百姓思念之情仍未衰减。后来擢升为江西右布政使，任内去世。一百多年来，奉行仁政的官吏几乎没有超过他的。

译王恕，三原人。成化末年，以尚书身份巡抚南畿。有个妖人跟随大宦官在江南横行，王恕上奏将其斩首。后来又奉诏召回宦官，内廷降下的诏令纷至沓来，王恕多次执奏请求罢免他，因此触怒权贵，辞官归乡。后来再次起用为吏部官员，稍有不合意，最终又离去。他享年最高，追赠太师，谥号端毅。王恕忠诚宽厚，世上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在士人风气颓靡之时，唯独他保持羔羊白素般的操守，具有古代大臣的风范。《陆子余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陆子余集》卷八，明陆粲撰：《咏史乐府》二首 俎上翁 广武城边，旗鼓罗列。重瞳的项羽拔山而起，气势如虎。他手提老翁，把他按坐在高高的砧板上。汉王出言轻慢，项王大怒。砧板上的老翁，心中独自苦楚。心中独自苦楚，儿子却听不见。儿子只说要索取杯中的肉羹。儿子既然出生，老翁就只好去死。三军都穿白色丧服，这是为了谁？幸好还有君臣关系，却没有父子情分。事情一旦长期假借，最终必然归还。机心一发，自己也不知道。匆匆几句话，实在可悲。汉家创立帝业，为什么这样草率？谁说杂取霸道而未必就是错误？您难道没看见，当日在阴山沙漠之中，弯弓鸣镝，亲手射杀老翁。拥篲行 汉王被楚军困住时，老父忍受死亡威胁登上高高的砧板。楚汉议和后，老父归来，战争却依旧继续。唉！老父归来，汉王才建立了大汉的根基；老父被俘三年，活着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功业成就后不记得老父曾受危辱，却只记得他曾经斥骂这个无赖儿子。泗水亭长做了帝王，宫中的老父仍然只是平民。老父活着时不知道皇帝的尊贵，家令说了一句话，老父才开始害怕。儿子前来朝见，老父手拿扫帚迎接；片刻之间，诏令传来，尊奉他为上宾。皇家的命令让他归来，床上堆满黄金。从前是田舍老翁，如今成了天子的父亲。手持扫帚迎接一次，竟真有帮助。唉！手持扫帚迎接有什么值得讥笑的，仍然胜过当年被置于砧板之上。画虎行 山人让我看画虎图，请我作《画虎行》。我生长在城郭，不认识老虎，从前只是随意谈论，确实没有根据。自从被贬居住在这里，靠近夷人聚落，常常惊闻夜间虎啸，山谷中风声骤起；仿佛听说行旅之人遭到老虎扑食，常常有白骨支撑在草木丛中。早晨有人击鼓驱赶猎人，老虎中箭，人的欢呼声四起，儿童奔跑，我也一起跑去。走近仔细观看，抚摸它的胡须；刚看时它伏在地上，似乎还没有死，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口吻上的血呈紫色。回去后再展开画卷观看，神态狰狞，竟然非常相似。画这幅画的画师，你是谁？是谁让你画成这样的？笔墨丹青不过浅近的技艺，哪里值得拿来追问事物的道理？想起来真令人叹息。我听说太平时代，野兽总是躲避人；唉，如今猛虎成群，再也没有刘昆那样使虎渡河而去的人。黄公的赤刀，伥鬼偷走裴旻，李广也都消亡了。书生徒手没有一寸铁器，对着这幅画只能使双眼徒然欲裂。把画还给你，为你唱道：“如今虎迹转而更多了。” 郑卿歌 您难道没看见闽中的郑卿，是个湖海之士，十年来骑马走遍燕京的道路。昨天他通过公车献上三千篇奏牍，刚在玉阶前投上万言书。文章翰墨，是清明朝廷所珍视的，更何况他的相术被称为绝伦。他看过成百上千的人，从没有一次失误，常常高谈阔论，使缙绅震惊。自古善于相人的人各有名声，近代没有超过袁四明的。从前他怀抱才艺登上王门，扬眉击掌，何等雄壮。龙颜真人有四尺长的胡须，虎头将军有一品的贵相。君臣相遇难道是偶然吗？流传下来的往事一定不是虚妄。郑卿的绝学是上天传授的，著书还想排斥荀况。长安的公卿纷纷前来请教，门外太阳已经升高，车子不知有多少辆。我初次在南省见到他，在三百人中看出他的英俊豪迈。他握着我的手说我风骨奇异，惭愧我哪里是廊庙之才。谁说在黄扉玉堂之上，会任用我这样野鹤孤云般的人？自古贤圣困顿于草野，腾跃升天终究会有时。只是如今世路多沉沦，尘埃之中谁是封侯的骨相？牝牡骊黄这些表面特征并不可靠，骅骝、騄駬也不过徒然奔驰。蔡泽只能沉默吟咏而被人讥笑，唐举如今也只能让我低头徘徊，仍然求问于你。男子汉的紫绶不在腰间，光明磊落、气势峥嵘也只能自我称许。唉，郑卿，不要说了，听我把歌唱完。秋风渐高，白日将尽，暂且与你喝尽杯中的美酒。将来我拜访希夷先生，在石室中亲手翻阅、抄录瑶册。青天会召你骑上黄鹄。李侯行 李侯是古代那样耿介的士人，洁白如冰雪；平生只吃藜苋等粗食，不接受肥甘厚味。南山的柏叶虽苦，也还能咽下；首阳山的薇蕨却甘美如饴。官厨发的粮米还不满一把，稀薄的粥饭使吏卒常常饥饿。近来他乘单车来到极远的边地，豪强酋长和凶悍官吏都惊惧屏息。面对摆在案上的饭菜，他想挥手推去，只因忧虑百姓面有菜色。这颗心光明炯炯，上天应当知道；世俗之士耳聋眼瞎，又怎么能够理解？山中的夷獠之人，不知为何而来，眼睛不识字，心肠却直，指天画地地诉说。李侯隐约像是在说，如今这样的人实在难得；纷纷而来的官员车盖挤满道路，谁是吃肉的官员能够作长远谋划？西南的兵役况且还没有停止，万物困病，怎么才能复苏？拿着大粱啃肥肉，是众人所羡慕的；有志之士吃藿叶，反而被认为迂腐。可怜李侯如今成了迂腐的儒生，白首之年仍然身处边隅。范丹的鱼釜已经长久寂寞，李侯这样的节操，世上没有人能有。唉，李侯这样的节操，世上没有人能有。边军谣 边军苦，边军苦，只恨自己生来就被编入军伍。每月只发几斗仓底粮食，其中一半是泥沙，根本不能煮食；全都拿去换卖，以筹办科差，颗粒粮食何曾进过锅釜？官府欠粮和私人债务还没有还清，又见官府发散银两来买粮。去年买粮，揭瓦来偿还；今年瓦片用尽，连房屋也拆了。官府积存粮食以备荒年，哪里知道先割百姓的肉而形成疮疡？近来听说为了防守婺川的贼寇，竟把所有壮丁都派去运粮；老弱孤苦已经无法保全，更何况面对敌阵、临近刀枪。柔弱的孩子还没有离开母亲，就被抱到街头卖掉，以供军装之需。民间哭声每天震动大地，天高路远，无法传到君王耳中。您难道没看见，京师养着三十万军队，他们有手却何曾捻过弓箭？太仓里有粮，百事不愁，吃饱后还靠着歌楼游玩。担夫谣 挑夫来了，挑夫来了！你是做什么的？军队要服差役。朝廷养军本来是为了杀贼，却派我们来做挑夫，谁会怜惜我们？自从年少时就被编入差役，到老还奔走，何曾休息过？如今壮丁逃亡得只剩几十人，残兵又全都瘦黑可怜。风雨霜雪之时，冻饿衰老，还要强行驱赶；用手揉碎麦屑，淘水充食，头脸污垢油腻，身上悬挂着虮虱。高山大岭，山坡盘曲百转；衣服破了，肩膀磨穿，双脚无力，走三步就回头，走五步便发愁。茂密的竹林深处，到处是老虎的踪迹。回来歇脚时还没有走下山坡，驿亭又报告官员经过。早晨也有官员经过，晚上也有官员经过。整个贵州地方，手掌般大小的土地，哪里用得着这么多官员？太平时不肯体恤战士，一旦有紧急情况，又将怎么办？唉！一旦有紧急情况，又将怎么办？朐冈行赠迟户部兼简冯汝强伯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