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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尚书》说：“王从宗周出发，步行到丰地，把成周的众人交给毕公，命他保卫治理东郊；这仍然是宰相的职务。” 嘉靖某年，翁公亲自来任职，恰逢海上有倭寇侵扰的警报。翁公历任内外职务，声望和实际才能都很高，深受皇帝信任。当时松江，即古代秀州华亭一带，遭受倭寇侵扰尤其严重，皇帝下诏让翁公移镇治理。议论者说，翁公具有毕公的德行，又有南仲的威势；他担任保卫治理的职务，同时肩负出征筑城的重任。那些虾夷般的小丑，不久就会被荡平，从而解除天子南顾的忧虑。我不才，承蒙翁公陶铸教诲，得以列在执经弟子末席；又想到东南百姓的父子兄弟将要被救出水深火热，安置在安乐之中。因为松江新建行省，我知道太平即将到来，于是考察古代官制，推论翁公的职事，就是古代牧伯和宰相的职责。天下寄托于翁公的责任并不轻。于是作颂说：光明的皇祖，建都定鼎之初，划定京畿边界，疆域一直延伸到大海；一百八十年间，皇帝的命令从未改变。愚蠢的海岛夷人，困居穷山、受阻挨饿，前来求取衣食，却造成了这些罪过和悔恨。天子说：“啊！命令我的大宰相，你前往夷地担任牧守；所在之处，就是这松江、湖海汇合的地方。公来到这里，万民都在等待。穿上轻暖的皮衣，不是铠甲而是战衣。我的百姓饥饿，要慰劳招徕他们，不得懈怠；我的赋税有拖欠，公不要因此责罪我。”海面波涛汹涌，风云夹杂尘埃；忽然间四面清除，万里光彩。谁是这些番鬼，竟敢制造奇祸？行省府第巍峨，公的德行光明磊落。愿公长寿千年，永远做天子的宰相。公的功勋，铭刻在鼎鼐之上。” 《巡抚都御史翁公寿颂》章皇帝当政初年，首次命六位大臣分巡天下。当时周文襄公任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巡抚”这一名称从此开始。后来任职边疆的人还兼掌军务。江南是京畿附近的地区，每年漕粮都依赖这里，只负责财赋而已。近来倭夷成为祸患，朝廷又命令巡抚兼管边境以外的事务，职责更加隆重。倭国前代也曾为寇，但很少发生；明朝初年便有倭寇，因此防倭卫所从辽海设置，连接到闽、广，首尾相联。祖宗驾驭他们的法令十分完备，一百多年来中国安宁无事。近年倭寇忽然肆意侵犯，学士大夫已经提出了详细的对策。我曾读史书，魏正始年间，夫余被勿吉驱逐，涉罗并入百济，两国的朝贡都不再到来。宣武帝在东堂召见高句丽使者，当面告知联合统率、征讨和安抚的策略，说海外不来朝廷的国家，只有高丽能够制服。如今朝鲜国最为恭顺，倭奴侵犯，这件事理应责成朝鲜处理；否则就应当申明中国的威势。像前代的慕容皝、陈棱、李勣、苏定方，都曾在海外取得成功。有人因为元代五龙江溃败而心存创伤，这只是将帅的过失罢了。然而这两方面的事情，民间可以筹划，朝廷的议论却还没有涉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难道正因为天下的根本在内而不在外，所以只慎重选择巡抚大臣，作为安定内部、抵御外患的长远谋略吗？大中丞姚江翁公二十岁时便考中进士，由省郎出任两司，才能声望十分显著。如今他从山东左方伯升任内台，接受巡抚的任命。这一年恰逢海上风平浪静，灾气不出现，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这是公的福德所致。此前吴地遭遇荒旱，百姓没有隔夜储粮，却还要向北转运三边的粮饷，向南增加两海的戍守，乡里一片凋敝，时局十分危急。公忧虑国家、爱护百姓的心意，多次表现在奏牍中，正准备减少戍卒、减轻徭役，节省漕运、免除拖欠，以解除百姓的困苦，这确实是仁人的话。国家把东南重任交给公，亿万百姓也将依靠他来维持生命，实在恰当。巡抚旧治在南都，如今奉命移治姑苏。公渡海经过州县道路之间，在古代娄江之上建立治所。三月某日，正值公的诞辰，江南各司、府、州、县的官吏、诸生和老人都来祝寿。公推辞说不敢当，于是众人又引用《南山有台》的诗，赞美君子的德行，用长寿来为他祝祷。老人们已经在歌咏中表达祝愿，这是人情不能自已的地方，公又怎么推辞呢？颂说：伟大的宣祖承继国运，光明美善，怜悯百姓，开始选拔并抚循他们。当时文襄公卓然成为名卿，前有忠靖玄圭，告成后配享吴地寝庙，光明相继而更加显著。又有吕氏从岳山降下精气，巍巍然的我公，继承前人的声名。江海边远地区，世代以耕作自乐。倭奴恍惚之间从水路来犯，天子说：“准许。啊，我的大臣，寇乱不是从外面来到，祸根是由内部产生。官吏腐败，百姓偷惰，习惯于过度安宁。你要抚慰我的百姓，不要使他们最终陷于兵乱。”公拜伏叩首，奉行天子的命令，询问、访察，详尽了解百姓的呻吟。奏章屡次上报，仁厚的话语恳切不已，希望终于能够建立功绩。配合这美好的声誉，遥远的东海之滨依靠公作为城墙。愿公长寿百年，永远保全我的百姓。《魁星赞》魁星枕着参宿的首部，这是星官书中的说法；把它画成那种怪异形状，是画史的愚昧。我所知道的，是它灿然高悬于天空，与日月一同光耀，万古以来常常如此。《叶文庄公像赞》（附序） 文庄公的从孙女，是王子敬的岳母，所以从内亲家得到这幅画像。子敬的祖父担任广东按察使时，王公兼任参议，盛公思禹也和文庄公同县。岭南人谈到文庄公，往往流泪。子敬的外祖父顾太守孔昭，曾以御史身份督学京畿；有一次在关外考试士人，怀念文庄公的作品。后来他想画文庄公和孙秋官的像，进出都要拜祭。孙秋官也是我们家乡的先贤。子敬年轻时听说这些事，于是把文庄公的画像给我看，请我代作赞语。谁传下这幅画像，大概是有来由的。啊，文庄公妻子的外家，有着高尚的风范和遗留下来的功烈；在岭海和边塞，人们焚香礼拜他们。两位祖父都这样说过。

译《宏元先生自序赞》赞说：宏元先生年老而贫穷，每天以著述为业；出门没有车马随从，只有一个童子背着书跟随，走路快得像飞一样。他偶尔把自己所写的生平事迹给我看，情况就是这样，从中可以知道他的志向所在。先生以国子监上舍生的身份，先后任霍邑、夷陵的副职。如今世人以不是进士而做官为耻，他不肯尽力迎合，人们也把他当作非进士的人看待。他虽然有志向，却始终不能被世人看见，所以我又叙述先生任两州官员时的事迹；他的志向实在令人悲慨。假如他考中进士，难道不就是世人所称的才德之士吗？起初，山西遭遇旱灾饥荒，朝廷命先生赈济河东的芮、陆、猗、夏、蒲、解三十州县，派一名武官运送数万两银子。怀仁王府拖欠禄米已久，王派人强行把银子运入府中，已经剖开封鞘取出银两。先生派人传话说：“天子怜悯晋地百姓饥饿，所以空出府库来救活他们。如今百姓早晚都要死亡，王为什么要拿这些钱作为自己的俸禄？即使天子听说了王的行为，王将怎样自解？”王十分惭愧恐惧，把银子装好封鞘送还。武官到达后便取出银子，堆放在桌上；官吏站在两旁，称量停当，包裹好纸张，各自写上领取者的姓名，一点也不经手侵吞，依次分发下去。百姓欢呼歌舞，晋地百姓因此得到复苏。诏令又下达给行省，赏赐羊、酒和有花纹的绸缎。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有几百人来索取禄米，攀上墙垣、骑在危险处，大声喊道：“今天得不到米，就要饿死了！”先生同他们谈话，态度温和而意志刚强。有些仪宾说：“判官说得对，何不暂且离开，等司里的文书下来，就会发给我们米了！”宗室都说：“对！”于是彼此牵挽着离去。霍地有荒田三千多顷，每年都责令里甲缴纳拖欠的赋税。先生从粮仓发出一千石粮食给里甲，让他们代为耕种；这一年大获丰收，收得数千石麦子。监察官责骂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做官？竟然擅自下令开仓吗？”但他核查账籍记录十分清楚，无法加罪于他。直到今天，霍地没有拖欠赋税，而且百姓还能把剩余部分据为己有，获得利益。夷陵在三四月间多有火灾，起火时有类似乌鸦的东西成群飞来，衔着火种飞到别的房屋，处处焚烧。《山海经》所说的毕方，大概就是这种东西；但它并不像鹤那样一只脚、红色花纹、白色嘴。柳子厚的《逐毕方》一文，大概从未亲眼见过这种东西；先生所见实在是乌鸦。先生夜里梦见一个人，穿白袍、戴黑巾，翘起右脚，旁边有一人说：“这是白将军。”第二天，百姓列状请求修建火神庙，先生说：“我夜里梦见的其实是秦武安君。” 此前州中有四座绰楔，通向四方的大道都已经被烧毁。先生修建三层高楼，在楼中设置钟簴，塑造武安君像加以祭祀，火灾祸患于是停止了。难道白起在数千年后还在焚烧夷陵吗？然而神灵怪异之事无法穷究。子产、实沈、台骀、黄熊的传说，并不是虚妄。登上楼去可以眺望西陵、石鼻、天柱等山，层层山峦重叠山峰，像翠色屏风。李太白所说的“巫山夹青天”，凭栏就可以看到。飞舟摇桨，在莲沱、漩岛之间出没，真是荆楚最美的景观。秭归的治所位于楚台山，山上长期下雨，水土冲坏，危城将要坍塌，议论想要迁移州治。先生当时代理知州，替它削平山麓，疏通低洼积水，从陡波沟纵横排出；治水工程花费少而百姓不疲劳，州治于是没有迁移。白将军楼、归州街渠的记文，都是先生亲自撰写的。皇帝车驾南巡，省里下檄文统领一万名抬轿夫；皇帝住在飞龙殿，每当有一次召唤，就像皇帝登上山陵一样，抬轿夫不论早晚听到炮声便立即集合，没有误期。各位贵人常来索取抬轿夫，先生戴着小帽藏在别处，贵人都无法征用他们。送皇帝车驾到樊城后，大鸿胪揭榜点名，先生和郡太守以下的官员都先行回去了。有一件边境事务越过界限而没有追问，大概因为天子已经到了邓地，所以免于责罚。后来按察司官员以逃避职事责备先生；那位官员实际上是后来的官员，不了解当时的事情。先生详细说明统领抬轿夫时常常害怕不能免死，那位官员才默然无言。一天，先生接到檄文，要到施州审理案件。施州距离江陵数千里，向南通到夜郎；平时郡里只是以文书遥相约束，从没有官长前来会见。施州长官把百镒黄金放在茶叶包中送给他，他拒绝接受。夜里住在僧寺，寂寥清冷，作诗中有“暗室如白昼”的句子。都御史顾公璘听说后，感叹并称许他。夷陵原有黄陵庙，城北夹河处也有风浪险要之地，先生为此写作《黄陵行祠》。考察可知，黄陵在今天的巴陵，即所谓潇湘的尽头、洞庭湖的入口；而欧阳公只有《黄牛峡祠》诗，所以苏东坡叙述欧阳公丁元珍的梦，以及“石马系祠门”的句子，并把它刻在祠堂下面。先生却说黄陵庙旁另有黄牛祠，大概不知道这是哪一年发生的变化。先生将要升任开建令，却不肯赴任，租船回吴地。因为船身轻，夷陵人抬来大石镇压它，先生心中欣然，拿自己比作吴郁林太守。《王氏画像赞》（附序） 我的妻子太原王氏，于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去世。我悲痛思念到了极点，遗憾没有善于绘画的人，于是记起唐人有这样的话：“景色温暖，和风煦畅；霜气严寒，冰面清净。”这就是为我的妻子画像。又流着眼泪诵读扬子云的话：“春天的树木幼嫩啊，牵着我的手如同鹑鸟啊；离去百年以后，那个人仿佛仍然存在啊。”过了两个月，门人许进士让他的弟弟来画像，我口头传授画法。许弟默默思考了很久，才画成这幅画。家人看见它，没有不悲痛的；拿给几个姨母看，她们也都流泪。小姨认为这确实是我的姐姐，只是没有说出来。然而像我所说的扬子云、虞伯施的那些话，还是没有能够画出来。我流泪哭泣，作赞说：哀悼那美好的女子，思念《关雎》中的淑女。幽远得再也看不见她，只见她乘云彩虹霓而去，像坠落的明月，遗下轻薄的衣裙。秋风萧萧，充满惨痛的离别。来吧，请陈列宝贵的景物。天帝的明珠为什么这样光明？这究竟是她吗，还是不是呢？《震川集》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三十 明代归有光撰 祭文、哀诔 《祭方御史文》唉！庚子年，我与公的孙子元儒一同列名于荐举文书。这一年九月，同榜之士让我写文章为公祝寿。我在序中说，公任两京御史时，还能见到古人所说的柱后惠文冠，于是略谈数年间天下的事情。詹事陆文裕公读了它，认为说得有见识。如今俯仰之间又过了二十年。公的孙子在南宫考试中屡屡不得志，我也在东海之滨困顿失意。当时公大概期待天下的士人，如今又怎么样了呢？唉！富贵、长寿和高寿，公已经都拥有了。后生小子感叹岁月如流水，而长寿的人却不能等待他们，因此不知不觉眼泪从哪里流出。请享用祭品。《祭王方伯文》公年轻时便在甲科考试中奋发成名，意气风发，声誉极为显著。起初任职永康，百姓承受他的恩德；他整治田界，功绩坚固得不可磨灭。分掌南都事务，以整顿我朝政务为己任，奔走江湖之间，没有闲暇安居。在武宁王府，面对无双的勋贵，唯独纠察他徇私，最终以义理使他屈服。后来任于越按察使，继而掌管南海盐政。既使黎人归顺，也使他们知道悔过。接受节制章贡的任命，威势日益显著，皇帝因此记住并信任他。皇帝命端台考核叙用，公从儒士中起身，穿武服却能与武臣共事，爱护百姓、礼敬士人，所到之处都有功绩。桃源、华林、大帽、狂猘等地，一挥旗帜，敌首便被成串擒系。皇帝嘉奖他的功绩，让他镇守云南。后来因为要扶持父亲，未能享尽寿年。自公去世以来，将近四十年，士人的习气软弱怯懦，谁还知道奋勇杀敌？海岛上的小夷，竟敢侵扰我国疆域。直到如今已经九年，我军威势还没有发扬，所以老臣们流泪，思念像公这样的人。恰逢乡里举行社祭，进献祭品于公的鼎俎之前。公孝顺友爱，是宗族乡党所称道的；何况才华杰出，足以使后人仰慕。公有一位贤能的孙子，承蒙与我交游，我恭敬地献上这篇文章，佐助酒食祭品。请享用。《祭王仪部文》唉！先生年幼时便成了孤儿，幸有贤明的母亲教导谋划。二十岁以后，先生在南都展翅奋飞。宏大的声誉一时未能合拍，接连几次考试都受挫。七次参加礼部会试，每次进场都迟疑踟蹰。乡里轻浮之人讥笑他，认为他迂腐。先生不予理会，仍然从容而来，终于被推荐为第一名，冠绝群儒。先前讥笑他的人，都惭愧得像雏鸟。我们昆山这个名邑，世代出产美玉。南都会试的魁首，陆氏、张氏、瞿氏，先生接连其后，梦兆与前人相符。贡士进入朝廷，像夏代的瑚琏、商代的珪璋；清贵华美的官职，正是太常寺所需要的。稍后升任仪曹，前途豁然开阔。上天为什么让他中途突然跌倒，如同騊駼失足？唉！先生如今已经去世。人生的变化，早晨与晚上就可能完全不同。唯独我们吴越，是山海深处的地区；二百年来，从未听见战鼓。一旦海上出现倭奴。先生回乡经过这里，手持符节、身穿朱服，正值荣耀归乡。忽然听见警报，便捐出金钱、散发粮食，防备那些拿着武器的人；振作意志巡守城池，终于保全了城郭。众口可以熔化金属，武夫却睁眼怒视。先生仗义前往，说明他们的罪过，于是遭受凶暴毒害，不久便去世了。在京城八年，最后归葬吴地，能够逃过这种命运的人又有几个？上天真是可以呼喊啊！这一年正月，先生归葬先父的坟地。所有亲友都到娄地为他送葬，俎中有肉，壶中有酒。先生如果有知觉，请饮下这清酒。唉！请享用。《祭朱恭靖公文》孝皇登极十八年，恩泽覆盖天下。他的仁德如同上天，思念并延揽众多士人。六次临轩策士，唯独昆山是县，偏处海边。三次选拔大魁，公都在其中。丰沛的遗风，到了今天已经传承两代；后人都成为宰相，像星宿一样灿烂。唯独公长寿不衰，年龄和德行无人居先。公最初登第时，正逢世道清明，在汉廷中年，像济济的贾生，群臣如振鹭，共同谈论道术；又像虞氏在石渠、天禄阁讲论经史。公守持纯朴本质，不争逐荣华，最终凭资历升任六卿。掌管天官之后，居住在洛京。召公回京的诰命尚未老便已颁行，使丘园永远增光。美好的声誉日益隆盛，海内人士都仰望。天子亲临国学，升歌《鹿鸣》，堂下奏《新宫》；三朝礼制建立，荣耀仪式可与古代相比。为什么上天不肯稍作留憾，竟让他突然结束生命？皇帝因此震惊悲悼，赠官和谥号都很崇高，臣下所受的宠遇，有始有终。哲人已经去世，朝廷内外都悲痛。我献上这杯薄酒，向灵柩之宫告慰。请享用。《祭顾方伯文》我年轻时承蒙公许可和器重，却因自己才能浅薄而辜负了知遇。从前公卷衣返乡时，正赶上计吏一同出发，我不能前往抚摸灵柩表达哀情。如今下葬发引，又正好受巫史所忌，不能参加覆土的劳作。然而公在世时辱承重托，让我论述并编写您的文章；去世以后，我又冒昧越礼，得以撰写编次您的行事。穆叔说过：“这三种事情可以使人不朽。”以此来报答公，我也没有什么惭愧了。恭敬地陈列清酒，向堂前筵席告别，希望公的明灵鉴察这些祭品。《祭周孺亨文》从前恭简公在星溪倡导学术，一时之间学者云集。谁知日月没有过去多久，微妙的言论便突然停止了。只有先生阐发前人的遗教，庄严地守护师门的典范。恭简公认为先生年轻时胸襟开阔，却屡次告诫他不要过于狭窄。然而自从恭简公去世，门人学徒岂止五侯那样多而又加倍诡谲？而先生依照规矩行事，没有过失，大概最终有所成就，不愧于曾参、子贡、颜回、子夏、宰我等弟子，也没有让人觉得他不如他们。先生孝顺友爱、温和善良，实在是乡里的表率。读书奉养父母，年年不出家门一步，和古代笃行的君子并驾齐驱而毫不惭愧。内心耿耿有志于作为，外表安静恭敬、简朴沉默；假如让他立于朝廷，即使不说一句话，也足以用他的德行作人的准则。上天为什么不保佑他，使他老年还在奔波劳碌？今年春天，我县同道之士大约二十多人，一同整肃北上。既没有拔茅汇集而受征召的机会，反而有北风中携手同行的悲戚。谁知先生中途返回，又遭遇这样的极端灾祸？唉！先生的不幸，大概关系到国家；而个人身世的悲哀，又何止像一声轻叹？看见尊中薄酒，我们共同陈词洒泪。唉，悲哀啊！请享用。《祭沈养吾仲常文》唉！有人说：“你们兄弟本来门第显贵，五年之中，却忽然相继沉沦死亡。养吾年轻俊秀，仲常温顺和婉；想到你们曾相伴相从，心中牵挂不已。人生的富贵，如同花朵的美丽；早晨露水刚刚干，到了晚上花已经凋萎。人们都为你们悲痛，大概没有不是这样；所争的不过早死和晚死，又有什么值得互相怜悯？想到你们兄弟曾托付我为墓石撰文，我如今狼狈地向东归去。我的居所尚未修缮，岂敢忘记这句话，以至于辜负往日情谊！”唉，悲痛啊！请享用。《祭居守斋文》

译唉！您处在世人的声名利禄之间，混同于众人，如同美玉混在石头中。那种以市井利害为交往准则的关系，早晨还丑陋，晚上便美好；如春花秋草一样变化，而您始终没有改变。您教育儿子，专心于一部经书，努力培植、不断加以培育。不知道在丰收之年回忆儿子的考试，您总是走在前面；儿子出行，父亲便一同前往，凡有所去必定相随。从前在阳羡，没有遇到选拔甄录，风雨凄清地旅居停泊；儿子为父亲哭泣，父亲又怜惜儿子。两年前的事情，至今还历历在眼前。儿子即将有所成就，您为什么突然死去？后来即使得到万钟俸禄，又怎能赶得上当年？凡是做儿子的，谁能不悲痛呢！《祭唐防伯文》（代作） 唉！黄鹄摩天而飞，一举便能飞行千里；蝉和鸒鸠只能到榆树、枋树之间。谁说不是这样？两者处境不同，先生的志向却只能止于此处。回头看看幼小的孩子，羽翼已经凌空展开。唉，悲哀啊！从前在学校里，先生直言正色，议论不屈；走路时步履方正，说话时衣襟端正。卓然孤高，迈步于士林之中。排解危难，树立节操，义愤之色必定显现。诸生和后学都退让徘徊。州牧、长官纷纷前来咨询。像段干木的居所，路过者都敬仰。众人都注视着您，您如玳瑁、南金般珍贵，为什么直到白首还独自抱守遗经？日积月累，旅途中的贡士终于来到朝廷，获得一命之荣；道途却在彭城断绝。唉，悲哀啊！我们这些同门，早年承受您的深奥教诲；岁月流逝，惭愧自己的德行不似您。三年没有见面，梦中还在京城宅第。听说您将要归来，彼此相告而欢喜。远望城西，白色的招魂旗已经来到。还有谁能和您一同归去？九原不能复起，面对酒杯痛哭一场，把祭品献在筵席几案之前。唉，悲哀啊！《祭刘县丞廷运父文》只有翁氏改唐姓为刘，显赫的太宰，世代都仰慕他的美德。太史振作挺立，承继美好的事业。翁公潜藏德行而不显耀，在乡州之中地位高尚；每逢年节便升为宾客，接受拜见并互相敬献酬答，本应享有更多福泽。为什么却长期患病？唉，悲哀啊！他生下贤能的县丞，品德清正高洁；巡视田野，十个人才有一条沟渠，跟随的人报告饥饿，他每天坐在孤舟上，面对万亩荒芜田地，只忧虑百姓。他把情况告诉太史，想除去田间害虫；百姓正依赖他，却遭逢这样的家庭灾祸。唉，悲哀啊！上天吝惜翁公的寿命，夺走我们的贤侯；按照奔丧礼制，世上却没有人能够这样做。有人更改报丧日期，穿着华丽衣服，办理贿赂之事；卑劣官吏接踵而来，反而把这种行为当作羞耻。县丞则披星戴月赶来，遵行礼制毫不偷懒；他的仁德和孝心，是翁公周密教导出来的。从前国侨使乡校不互相仇视，儒者的道理，所阐明的必定幽深；我恭敬地叙述百姓歌谣，用来佐助祭祀的牲牢和酒食。《祭张封君文》唉！九隆已经倾覆，七绾也已坠落。昆明没有关闭，邹鲁之地同样受到教化。清河一脉绵延不绝，使后代子孙安乐。年老而品行独特，成为乡里的礼宾。有儿子入朝做官，却没有空闲奉养父亲。整日长叹，再三诵读《陟岵》之诗。唉，悲哀啊！大病突然来到，还没有听到多少年月，便已经如此。铜鱼使者到来，传来的消息令人恍惚。询问之后果然如此，生者死者都感到悲痛。唉，悲哀啊！往日越巂相隔万里，如今您乘化随风云徘徊。鉴察这美好祭典，魂魄啊请归来。请享用。《同年祭陈封君文》唉！乙丑年，我们登上南宫考试；我县四人同榜，郑州以此为荣。想到生我养我的高堂，郑州空有荣耀，二亲靠俸禄奉养，唯独府君年寿正隆，前程正未穷尽，为什么却长逝了？太阳忽然终止在府君那里；他家世代传承文学，他的祖父是博士，最早成为先觉，在省中校阅文章，所得文章卓异，府君继承了这门学业，却遭逢时代艰难，把它留给贤子，才开始显露光彩。饮食安乐，品德如珪璋般温润。唉！人生在世，什么能够圆满？可悲啊！贫困时，每次进食都感到艰难。府君到了儿子身上，忽然看见高车显贵；上天仿佛厚待他，却又吝惜他的寿命。悠悠江水旁，有郁然的新墓道；以大夫礼安葬，也显扬了孝子贤人的德行。唉！请享用。《祭外舅魏光禄文》有光七岁时成为公的女婿，不幸岳母早早去世；其间又多遭变故，婚姻之事失时。公的次女贤良淑德，陪伴我六年，突然也随岳母到了地下。留下两个年幼孤儿，把他们交给我今妻怀中，抚养教育，辛劳万端。可是婚姻往来仍如前妻在世时一样，从未间断，真可以说是邢迁把异乡当作故乡、卫国忘却亡国之痛了。大概生死关头，最难以处置。加上我不肖，接连蹇滞困顿，自辛丑年以来，四次参加南宫会试，乡里亲戚都拿这件事讥笑我。公殷切地安慰我，从未不以远大的前程来勉励我。至于我平生迂拙，不能随世俯仰，几十年间退居乡野，彼此相隔百里，有时拜访请见不合时宜，公也从未责怪怨望，连礼节上的细微防范都没有在言语神色中表现出来。公真可以称为淳厚有德的君子了。去年冬天下着雨雪时，公派人到江边，送给我棉衣和木炭。今年四月，有人从公那里来，说公听说我妻子病了，正要开龟占问吉凶；又听说公的病情危重，还多次问起我妻子，公对她的挂念竟如此深。不料过了一个月，公的讣告便到了，我夫妻相对落泪。然而我妻子已经死过几个亲人，因此先让女婿和外甥连夜赶去奔丧，而我妻子不久也病得很重；像剡溪之痛一样，早晚一天比一天加剧，再加上身体羸弱，死丧接连而来，疾病忧患交织。近来听到公去世的消息，更加震惊悲悼、痛苦悲伤，直到今天仍承受不了这种哀苦，气息奄奄，走五六步便忽然自己僵倒在地。只是想到公去世已经超过两个月了，按礼制，灵柩停殡期间，听到丧讯将要前往哭吊，就应穿着丧服前去；之所以拖延到一个多月以后，是因为疾病。乘一叶小舟走一百里，勉强爬行到公面前叩拜，只希望公能举起我的酒杯罢了。悲哉，尚飨。祭顾文康公夫人文 呜呼！女子的职责，本不出闺门；等到地位尊贵起来，便能与皇家相通。文康公通过大科考试奋发起迹，四十年间终于登上极高的地位，富贵长寿、安康宁静，这在当时世人中是少有的。夫人嫁给他，与他白头偕老。显赫的我皇，统一圣明的政统，考订礼制、学习乐章，制作之事纷繁众多；既然大典完备，百神都来相助。文康公仪态雍容，侍立在皇帝左右。啊，夫人也配得上这样的尊荣，穿着礼服朝见两宫，随从皇后居处。太室庄严肃穆，夫人辅佐皇上册立、奉献宝物，手持金章玉牒，引导仪礼。西苑广美，夫人主持养蚕之事，穿鞠衣、乘翟车，夫人便在旁侍奉。遥想千年以前，盛大的礼仪久已荒废，夫人恰逢其时，见到了前所未见的典礼。普通妇人的福分，一品诰命已经很多；而夫人却如此美好，如山高如河长。生前有诰命，享一品尊贵；死后有奏报讣告，得到皇帝赐葬赐祭，葬在潭山原野，与文康公长眠。天子的恩赐，荣宠已经达到极点。凡是富贵，都没有不终结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谁能不悲痛？尚飨。祭叶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妇文

译呜呼！夫人是司马的爱女、衡州的贤良配偶，理应享受众多福祉而长寿安康。石野才德兼备，理应继承文庄公的美好声誉。孺人慈爱孝顺，能够侍奉婆母、辅佐丈夫，子孙也将由此看见后代繁昌。三十年间，家中和睦融洽，人们都说文庄公家还保有典范。一朝发生变故，竟造成这场痛苦的冤屈。萱堂已经空了，蕙帐也不复存在。突然到了主持宗庙祭祀的时刻，怀抱才德便沉沦地下，安葬之事于是留给后世子孙。呜呼哀哉！霜天高峻，千里严寒，悲惨之中，令母扶持灵柩，儿子和媳妇的帷车相连，前往漫长的道路。唉，造物主把人生变成幻梦，众多百姓一生婉美和顺，谁不愿意享乐？回首百年，最终都不是原来的样子。就像一片叶子飞落，千林只剩空树。唯有积德可以传给后人。我怀念文庄公，因而深深生出久远的仰慕；尚有孙辈的谋划，万世永不厌弃。尚飨。祭张贞女文 自古以来，见于史传的女子很多，有的在安宁无事时守持操行，有的在感慨突发的危难时奋身赴难。唯独贞妇所遭遇的，几乎是人生前所未有的灾祸。她处在淫乱婆母控制的家庭中，又遇到凶徒肆虐。魑魅魍魉在大白天现形，豺狼虎豹在深夜聚集施毒。入地无洞可藏，向天呼号也无人听见。她备受百般毒害，最终以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些凶徒的罪恶遮天，仗着钱财势力，竟能让官府把千金悬赏在市中，妄称三尺法度也可以买通。哪里知道神明的官吏会因梦中启示而寻访凶手，把一个幼年女子的形貌带到公堂上辨认。这实在是人心共同的愤怒，也确实说明天网难逃。呜呼哀哉！死去是多么惨烈，活着又是多么艰辛！她独自承担纲常大义，孤零零一身。沉沉昏暗的长夜中，光明却仍然存在。若说不是这样，那么那些凶徒又是什么人？谁没有家庭，谁没有这样的心？吊何氏妇文【并序】何氏妇，是邹平王教授周君的女儿。当初，邹平君在长兴任教，何氏妇随父亲一家住在长兴。何生病了，她暗中割下自己的臂肉，调入花椒汤中送给何生服用，何生很快痊愈。邹平君升任官职后，何生夫妻回到昆山。有一天，何氏妇病死了。何生与我的亡妻有姻亲关系，小时候曾到我家来过。我的妻子去世后，何生也没有来。不料几年之间，何生的妻子也已经去世。我见到何生谈起此事，潸然泪下，于是写这篇文章凭吊她。唯有孝子的独特行为，世人有时议论说它奇异。假如损伤身体来保全双亲，又有什么违背民间常情的地方呢？这是前代所传下来的，在为人子女者本来就有这种行为。到了今天才又见到这样的事，是妇人为丈夫亲自割肉。丈夫和妻子走的是同一道理，谁能说丈夫这样做不合宜呢？残损自己的肢体来侍奉丈夫，原以为白头到老、永远相随。为什么贤淑温婉的你这样快就化去，忽然自己背弃我先行奔赴黄泉？使丈夫徬徨无措，形容枯槁而面色黧黑。早晨出门却难以归来，夜里在空帷中流泪哭泣。只想到丈夫的病值得怜悯，尚且不爱惜自己的玉肌。为什么你远学孝子的行为而不顾惜自己，又给我留下离别的悲痛？从今以后，我如果患病而日渐羸弱，又有谁替我忧虑危急？世间万物彼此托付，各自得到配偶而欢欢乐乐。人生有妻子，本来约定相守百年。为什么在半途中自己失去配偶，行走时忽然感叹夫妻离散？我过去曾经历过这种变故，恍惚间只觉得太阳远去、星辰移动。想起何生年少时垂着发髻，不禁哀悼往昔而伤感叹息。何况我们曾共同经历此事而彼此感伤，不知不觉眼泪已经淋漓。祭外姑文 过去我的亡妻，能够孝敬我的父母，友爱我的女儿和兄弟。由此可知夫人善于教导她。粗茶淡饭的供养，她从未不觉得甘美；知道夫人节俭，管理婢仆时，从未有疾言厉色；知道夫人仁慈。癸巳年秋冬之交，她突然患重病，气息奄奄，却每天想着母亲，便扶她回娘家省亲。病情大大发作后，又扶着她向东走，沿水路二十里，几乎不能到达。十月庚子，将要断气的晚上，她问侍者说：“已经二更了，听见门外风声淅淅，看来天气寒冷，风也要起来了，我的母亲大概不能来了吗？我大概不能等到她了吗？”呜呼！颠危困顿、临死将绝之时，母子之情是怎样的深啊！甲午、丙申三年间，有光因应有司选贡，奔走于二京之间，带着两个孤儿。把他们托付给外祖母夫人抚养，她每次都不免流泪；从此以后每次见到他们，也一定流泪。呜呼！如今儿女几乎都已成人，夫人却突然长逝。听到讣告那天，有光寄居在松江之上，相距百里，戴星赶去，却已经进入内棺了。悲哉！我的妻子在夫人生前，已经使夫人留下悲痛；而夫人死后，我的妻子又无法来悲悼夫人。夫人有五个女儿，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抚棺哭泣。今年灵车将要抵达墓门。呜呼！死者如果有知，母子相聚，已经又三年了。哀哉！尚飨。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赵氏夫人安葬后三天，孙女婿归有光才得以赶到墓前祭奠，哭泣着说：“呜呼！我娶妻归我家本来就晚，但侍奉公和夫人的时间最长，在众孙辈中，他们尤其怜爱我。我的妻子曾详细说过公和夫人辛勤操持家务、使家族昌盛的事情。癸巳年，我妻子遭逢困厄重病，恰逢公和夫人的归轝将要启程，她还扶病到家中来。等到病情更加危急，一天之内几度濒死，才开始把她抬回去，迢迢走二十里到家，唯恐不能到达，她最终死在半路上，并且把不能送祖父母最后一程当作遗憾。今年我岳父才为公和夫人启攒，随即下葬，匆匆之间已经七年了。唉！人生的离合，忽然而来，忽然而去。等到寿命终尽，哪里还分什么壮年？哪里还分什么老年？一同返回荒漠之乡、高丘之原，公和夫人就葬在那里。新坟上的封土像马鬃一样高，草芽已经萌发，樵夫白天歌唱，猿猴夜里哀号。公和夫人不能起身，我的妻子也不能回来，这一切结束了吗，真令人悲伤！这是千古的遗恨。” 谒宋文贞公墓文

译某年某月某日，具官归有光谨以一瓣香拜谒唐宰相宋文贞公之墓。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只有贞观、开元被称为盛治，贤相并称姚、宋；而那种屹然正直、可以与公相比的，只有始兴文献公罢了。有光从刚束发开始，就知道读唐史；感叹天宝以后为什么乱到了这种地步，百姓的灾祸达到极点。假使公与曲江还在，能够匡正扶持，唐朝国运延续多少年，哪里可以估量呢？这确实说明国家会因一个人而兴盛。如今我充任此地官员，初到任时因公务经过南和，听说公的墓在北乡，鲁公的碑刻还保存着，于是绕道在县署斋宿，前来表达私下的景仰之情。唉，公的正直之道，一个国家一天没有它，群臣就会相互萎靡，逐渐走向乱亡而不自知。三代以后，仿佛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这正是我心中耿耿难忘的事情，所以在公墓下徘徊，不忍离去。谨此告祭。祭杨忠愍公文 某年某月某日，具官归有光谨以清酒和众多菜肴的祭品，祭祀赠太常寺少卿、谥号忠愍的杨公之灵，说：从前我世皇承受天命登上帝位，经历多年，常向左右大臣询问政事。中年以后喜好道术，安然处于宽缓无为的状态。有位臣子倚仗宠幸，逐渐成为奸邪祸乱之徒。父子二人掌握权力，扰乱天下。一旦被诛灭，天威不用借助外力，天下人因此感叹。先皇神武雄断，实在是盖世英杰。古来权奸很少有不危害国家的，如今他们却自取灭亡，这是上天厌弃他们，也是上天相助；明代与古代不同，实在是国家社稷之福，可以保全万世。唯有忠愍公在他们势焰正盛时加以抨击，真诚恳切地上疏，引用先王遗训，劝请皇帝觉悟，怜悯国家而不顾自身安危。贼臣对他咬牙切齿，一定要置他于死地。临刑时还作诗，时间就在顷刻之间。季子临受醢刑，帽子衣冠一定整齐；叔夜临死弹琴，还回头看太阳的影子。公为何如此从容，越接近死亡境地，心境反而越安静？又在前些年，敌寇逼近都城，乌合之众喧叫，吞噬百姓。朝廷议论失误，想以此拖延军队。公也抗疏直言，慨然论说此事，争论国家形势的轻重，利害一定要分明。他拍掌按剑，决心与异族势力抗争。当时已经触犯权贵，又遭受拷打，手指被折断，骨头被刻伤，却始终不怕灼烤。辗转万里，仍不停正直进言。有志之士求取仁德，必定走向死亡。先皇的英断，也由公首先启发。皇帝突然驾崩，来不及褒奖公。天子圣明，想继承先帝遗志，首先下达恩诏，加官赐谥，使其恩泽延及后世，以勉励后人。剖心以祭，封土为墓，天下人都归向仁义。呜呼！自古正直之士常遭憎恨嫉妒，邪人迫害正人，千古以来大概都一样。公失意远行，什么时候才能看见那些小人奔走钻营？只能默默自叹；不忍大奸之徒乘时发难，于是震动众人耳目，如雷声传闻。即使那些党人也称说公的忠义，众口一词地赞同，谁敢说不同意见？房子县是公出生的地方，那里新建了光彩夺目的庙宇，祭祀时香烟馨香。公的言论没有消亡，公还有诗章报答皇恩，仍有英灵在；我铺陈文辞来告祭，以抒写我的诚意。呜呼哀哉，尚飨。告祭昆山县山神文 我们年轻时听长者说：从前方国珍作乱时，神灵曾显现应验，远远看见山上的草木都像士兵一样，贼人因而畏惧逃走，但没有文字记载可以考证。唯有民间每年四月十五日举行赛会祭神，以王者的礼仪奉祀神灵。近年官府有时禁止，但祭祀的等级和仪式始终如一。自至元年间直到现在，已经二百年；如今又见海水沸腾，我们百姓肝脑涂地，而官吏闭门守城，境外没有蚍蜉般的援助。百姓既然无所依靠，便只好日夜惶恐不安，独自依赖神灵。愿借神灵默默保佑，在隐微之中消灭这些妖孽，使我们的百姓重新安居田里，父子祖孙世世像从前一样。二百年来向神灵报答酬谢，那么神灵的福泽也将永远没有穷尽。尚飨。告昆山县城隍神文 神灵不只是保护县城，又被认为掌管祸福的权柄，所以百姓奔走奉祭，没有一天中断。如今倭寇逼近境内，残害劫掠我们的百姓，惨毒到了极点。神灵一定会想办法庇护他们。我们县的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田，乡里之间讲究年长者谦让，在吴郡七县中号称淳厚古朴；但近年来风俗日渐败坏，彼此争斗、互相杀伤，以至于今天，几乎到了不忍说的地步。有见识的人早已预料到必定会有今天的事情。然而神灵聪明正直，能使善者得福、淫邪者受祸；神灵所掌管的事情，难道要借犬羊般的贼寇之手，任由他们吞噬百姓、淫害无辜善良的人吗？百姓侍奉神灵很勤谨，哪怕极细小的事情，也没有不向神灵祈求的。如今若任凭那些犬羊吞噬百姓，而神灵竟不知道，这是神灵所应感到羞耻的事情。唯愿神灵明察。祭长兴县城隍庙文 我承乏担任县令，掌管神祠庙宇，未能很好地前来瞻仰，深感叹息。岁月过去而制度未能改变，一直无暇重建，只得姑且涂抹修补来装饰它的外观。如今准备土木工程，选择吉日，谨以此明白告祭。尚飨。祈雨文 这座雉城，卓然是著名的大县。近来人心不如古人，官场之道多有巧诈，于是把礼义之邦变成了夷狄鬼魅般的风俗。上帝因此不悦，降下旱灾。我有光自认为作为师帅官员不贤，愿以一身承担罪罚；但百姓嗷嗷待哺，实在值得怜悯。愿神明降下察鉴，特别赐给我们一天的雨泽，以慰藉三农的期望。谢雨祭城隍神文 正值农忙时节，山川仿佛被洗涤一新；县令实在忧悯旱情，向神灵祈祷。承蒙神灵降临，恩惠雨泽丰沛，百姓万众欢喜。反省自己，只有惭愧；这实在是上天爱护人民，哪里是微薄的诚心所能感动的呢？既然是神灵的力量，岂敢不报答致谢？还要祈求神灵将恩惠施行到底，使我们永远承受神灵的福泽。尚飨。再祈雨文 我有光不聪敏、不明智，也不懂世俗所谓做官的事情，只是独自遵循孔氏的教训；对于治理百姓、侍奉神灵，不敢不尽自己的心力。我所依赖、用来监察下临的，只有神灵罢了。前五月没有下雨，我替百姓向神灵哀求，神灵立即赐下甘霖，四野都得到灌溉，绿色田野一望无际，百姓全都喜悦。如今又到了六月末仍然没有下雨，我替百姓向神灵哀求，神灵却没有答应，因此焦急劳苦，不能安宁；抬头仰望，哪里还有什么希望？愿神灵最终施恩。官员因屡次更换的缘故，不能长久侍奉神灵；但只要一天在任，也不忍忘记百姓。愿神灵永远享受百姓无穷无尽的报祭，怎么可以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祀厉告城隍神文

译具官归有光于今天祭祀厉鬼，就在坛场向城隍神哀告说：“自六月以来，雨泽不降，田禾焦枯。如今我将奉调迁徙，百姓又遭受催缴赋税的急迫，灾气上冲，祈祷也没有回应，全境忧惶，不知道该怎么办。如今我正在等候继任者，还有一天管理百姓的责任，恰逢今天祭祀厉鬼，敢再次向神灵恳切祈求吗？我任县令三年，祭祀没有缺失，怜悯鳏寡，仰对上天。愿神灵不要因为我是世俗之人便弃置不顾，也不要不肯施恩。如果神灵能够督率万鬼，呼唤风雷，顷刻之间使它们到来，仍然可以使今年收成达到一半，以安慰这些嗷嗷待哺的百姓。谨此告祭。” 御史中丞李公哀词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李先因病请求退休还乡。这一天走到郓州安民山，去世了。公为人平和宽厚、修养高洁，自从入朝做官以来，在内外任职二十多年，从未遭受挫折，最终做到大官。适逢天子新建紫宫，规划宏大的规制，以及西苑平台神仙长年之殿，公连续多年负责采办运输这些大型工程，直到完工。被召回都察院后，升用才开始显达，却突然去世了。朝廷上下无不痛惜。大宗伯太常正准备请求按礼典办理丧事、议定谥号，丧柩却已经运回吴地。我年轻时与公亲近友善，志趣相同、学业相投。公在研治五经之余，唯独喜爱司马迁、班固的书。凭我愚笨幼稚、质朴浅陋，公却常常倾心向慕我。每当得到我的一句话，便欣然诵读，认为心中有所收获。即使世人竞相追逐、互相排挤，争着以古文著名，公也能明白辨别其中高下。议论者认为公善于处世，因而能够做到大官。我独自知道，公大概真正从古人那里有所领会，只是用文雅的文辞加以修饰，所以别人见到他便敬重，与他相处又亲近。公长期在官位上，我却独居江海之间，相隔二十多年，只见过一两次。每次见到过去从公那里听来的事情，必定谈起公的话。今年春天，我参加南宫考试，见到过去从公那里听来的事情，公的声望更加尊贵，我的处境更加困顿，而公对我的称许也更加深厚。公当时正在请假，我一次前往却没有见到他，起初以为公是贵人，不愿意来见我。公反而急忙派从人把我叫到床榻前，殷勤慰问；亲手写信给我两次，墨迹还很新。哪里料到竟从此永远诀别。我还没有渡过淮河时，两次梦见公，醒来后询问此事，认为是不祥的征兆，没想到果然如此。这才开始把与公分别数年、没有见到公当作遗憾。公的书信中也说：“从前子产与申徒嘉一同在伯昏瞀人门下学习，申徒嘉说子产倚仗宰相身份站在夫子门前。如今公却在形体之内与我交游，而我反倒要到形体之外去寻找公。公比子产贤能，我却惭愧得像申徒嘉一样。”唉，士人在显达与困顿之间，本来不能没有感情。公如今已经去世，世人所谓的利益和势力，现在都空旷寂寥了，唯独公了解我的情谊仍然鲜明存在，我难道能不表达哀痛吗？我正遭逢先父的丧事，古代朋友有缌麻之服，我便穿着这种丧服哭祭公。祭词说：“从前宁戚在牛口歌唱，齐桓公在黄昏时举火照见他；鬷明在堂下局促不安，凭什么道路才能被人识见？” 管夷吾曾被驱逐，鲍叔牙始终不认为他没有才能而使他遭受黜退。真诚精纯的志向终有一天会通达，显达与困厄的差别又算什么呢？经历星纪多次循环，真诚之心确实仍像从前一样，难道不是吗？如果把人的议论当作毁誉，早晨的云彩、晚上的形势都忽然改变。内心真正有所坚持的人，难道会顺从世俗而拘泥于外在的行迹吗？可叹天道难以测度，公竟与万物一同归于寂静。我只是困顿衰老而又昏昧，茫然奔走却不知道要到哪里才是尽头。年华浩荡地一天天流逝，将来又有谁能使我有所宗主？为什么古代那样的人不再出现，恍惚间竟不知眼泪从哪里流出。思质王公诔 思质王公名忬，字民应，是吴郡太仓人，南京兵部右侍郎倬的次子，历任官职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辽蓟军务。嘉靖三十八年，因为吏部、兵部的奏辞有所牵连，第二年十月初一遭受祸患。京师长子、山东按察使司副使世贞，次子、进士世懋，也一并解职。王公号哭踊跃，悲冤痛苦，几次气绝；第二年春天，灵柩运回吴地。吴地士大夫哀悼他，都说我应该写诔辞，载在白旌上，于是作诔说：从前周代衰亡，灵气也随之衰败；子晋登仙，留下支派后裔，王氏由此传下姓氏，世世绵延而盛大。秦有剪、魏有错，奋勇执钺掌麾；汉有韩信、冯唐，名贤接连不断。睢陵贵胄，仍然位居晋代台司。只有始兴公的功勋超越江左，六代以来光辉显赫，鸣玉佩、承袭组绶；将门与相门，世上无人可比。遥远的朐封，直到唐代仍相继显达；琅琊分支另立，分水之地有谱牒可考。梦声博学，成为吴地始祖。到了先司马一门，连生并蒂，拔擢英才，两个枝条的后代绵延不断，科举声名相继。先司马德行美好、声名显著，辅佐时政有嘉绩，位列九卿，分出俸禄供养族人；即使孤儿鳏寡，也受到优厚待遇，乡里都归服他的厚德，直到身没仍称颂其仁德。公天生神秀，是先公疼爱的儿子，早年便驰名俊誉，能够继承先人的美好事业；刚刚入仕便显露才华，如天马腾跃飞翔，不受疆域限制，迅速升任大官，每天都在整饬王室军旅。公的勤劳功绩，是先公功业的延续；上天理应厚厚报答他，使他享有福禄寿命。为什么却突然遭到倾覆？呜呼哀哉！起初任大行官【此处原文有缺字】，主管有关经国大事的事务，进言共同办理旌旐、丧车，传达皇帝的哀痛诚意。惠文公气宇轩昂，使大宦官震恐警戒；于是巡视南楚，清除残害百姓的贪吏，审理冤狱，使千人得以活命。江汉水势滔滔，千里之间风声振作；在神州执掌缰辔，独自抵御戎兵，修完危急的城墙，安定我们的帝都。后来掌管中台，到东山安抚百姓，主持机要谋划，建立三座城池，使叛逆之节平息，折断其萌芽。皇帝警戒海上贼寇，命他南征；在大浪中血战，渤海染得一片腥红。越地百姓沐浴恩德，沿路哭泣相送。于是统率云中，阻挡敌人，修筑亭障；军营中添设炉灶，旁边看见青烟升起。皇帝说：‘你忬常在行伍之间，只有你贤能而勤劳，替我周全边境。’鲜明的红旗抵达蓟门，杀获敌军首领，年年都有捷报上报。原文此处有疑缺，按文意似谓军功未及完全酬报，茅社分封、田邑赏赐也未及施行，便遭遇这场大难。呜呼哀哉！这一年暮春，敌骑侵犯边威，越过我们的郊境，迅疾如风雷；接着粮食断绝，困守的营垒昏暗，军队向左退却，等待敌军气势衰弱。呜呼哀哉！边疆战事，哪一年没有呢？

译命运啊，为什么如此，公竟遭受这样的灾祸！我想到盛衰就像转动的车轮，先公先走到显贵的位置，公又继承其后，两代人担任同样的官职。公又超过了先公，接着两个儿子也相继显达，才略谋识日益茂盛，鬼神也嫉妒他们，谁能没有怨恨？呜呼哀哉！上帝和苍天，是命运的主宰；既已经使他受恩惠，又再次使他跌倒；既已经让他佩戴荣宠，又再次把他割裂。起初使他荣显，后来又使他憔悴；荣显时使众美聚集，憔悴时忽然坠落。过去为什么如此顺利，如今为什么如此乖舛？是谁在推动，谁在排挤？谁独自徘徊，谁正在横冲直闯？苍天茫茫，无法追问其中缘由。大运转动流逝，人也只能随之消逝。公为国尽力，直到献出生命便完成了职责；有儿子继承事业，不使家世坠落，必定能够恢复往日的根基，这大概也足以给公以安慰。呜呼哀哉！招张贞女辞【并序】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县男子成群闯入张贞女的住室，用椎棒乱打，皮肉被打得寸寸断裂；她没有死，反而乞求速死，于是凶徒按照屠杀猪的办法，捆住她的手脚，刺入颈部，她辗转挣扎了很久，直到血流尽才死。贞女住在一个遭逢乱事的家庭中，婆母引来一群贼人，他们每天闯入帷帐之间；她的志向和操守光明坚定，最终遭逢这场灾难，时年十九岁。杨台州作《招贞女辞》，用来讽谏主管地方的官员。我探求他的意旨而另作此辞。魂啊，回来吧！北面有高楼，那里连着亲家的婚姻关系。还记得你十六岁时，来到这里成婚。如今魂魄独自守着这里，甘苦辛劳都甘愿承受。丈夫虽已不像丈夫，哪里敢因此嗔怪？房门窗牖空虚，月亮已经向西沉落。织机轧轧作响，不分昏晓。为什么要把这里抛弃，让苔藓菌类生长？虫丝缠住门户，满是尘埃。床头的刀尺，都是你纤纤双手亲自使用过的。挂在墙上的遗物，全都是你珍爱之物。魂啊，回来吧！魂啊，回来吧！南面有一排房屋，你的父亲住在哪里？你小时候受父母抚养，尽情游玩嬉戏。母亲替你剪发，亲自为你描眉。出门时向母亲告别，走在路上还迟迟不舍。母亲叮咛你洗濯衣物，不要误了时候。小妹妹呼喊姐姐，哭泣着与你离别。如今母亲倚门盼望，已经过了黄昏约定的时间。当年采摘的东西，还留在箱子里。色彩鲜明的罗襦，还是出嫁时留下的衣物。鸟儿离开旧林，还能飞到哪里去呢？魂啊，回来吧！魂啊，回来吧！夫家已经沦亡，惨痛悲伤令人心神俱裂！闺房中腥臭污秽，野鹿麋鹿奔走其中！父母恩爱勤劳，把我养育成人！修饰容貌、拥有美好资质，如今只能徒然悲辛！在旷野中徬徨，谁来作伴？白日昏暗惨淡，黑云聚集！青草漫漫无边，再也看不见人！群鬼啾啾乱叫，磷火到处飘动！柔弱的身躯、优雅的步态，忽然迟疑徘徊！茫茫默默，将要走向哪里？魂啊，回来吧！魂啊，回来吧！东方有高大的祠门，洁净严肃，朱红的火光灿烂。华美的文木，黄金的铠甲，光彩闪耀；云中鼓乐响起，前来迎接归魂；神女迅疾而至，众人一同欢乐和睦。没有人容颜衰败、鬓发零乱，人人披着华美的绮縠，混杂着芬芳香气。纷纷郁郁地遨游于阊阖门之间，驱驰轻车；邑宰恭敬相迎，迎接尸灵和祝史。那里安闲宁静而广大清美，可以永远安居。魂啊，回来吧！《震川集》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别集》卷一 明，归有光撰

译应制论 士人立身朝廷，应以正直忠厚为根本。天下能否得到治理，取决于臣子是否具有德行，而不取决于才干。天下从来不缺乏有才之人，所依赖来达到大治的，不是得到人才困难，而是使用人才困难。能否使用人才，只取决于臣子是否具有德行。所谓德，必须是资质性情纯正、心术端正；所以他的气质刚强坚毅，出于正直，必不至于谄媚；他的内心宽厚宽恕，出于忠厚，必不至于刻薄。这样才可以说具有德行，然后再任用他的才干。因此天下人佩服他正直的气概，乐于接受他忠厚的教化，而人心和世道也确实系于此。才干施行于一时，本来只是一时的善处；施用于一件事，本来只是一件事的善处。只有正直忠厚之道，它的作用才无穷尽。士人立身朝廷却不以此为本，那么其余便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豫章罗氏说得好：‘士人立身朝廷的原则，不是做惊世骇俗、令人喜爱的事情，也不是以光明显赫来显示人臣的伟大节操，而只是以正直忠厚为根本。’儒者的议论，是多么切近而笃实啊！所谓根本，是说士人用世时，他具体施行、安排的事情暂且还来不及谈，而不可穷尽的功业，实际上都以此为根基。树木有根，根一旦被拔除，枝叶就无所依托了；士人有德，德一旦毁坏，才略谋略也就无所附着了。有了德，才干才能成就天下的事业；没有德，才干所起的作用，只足以败坏天下的事业罢了。君主治理四海众民，一个人不能独自完成，必须和天下士人共同治理。士人想施行自己的志向，便像车辐汇聚一样一同进用，归附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设置官职、分掌职务，人数如此众多。天下的人才，只供天子任用；大概自一命以上的官职，没有空缺的职位，也没有缺乏的人才，于是人人都能尽展其才，凭借自己的职务效力；举眼前的事务来说，就已经能够办好整饬了。正直、忠厚二者，士人即使没有它们，也都可能担当天下的事务，治理天下的百姓，建立天下的功勋，兴盛天下的事业。然而其中有利，往往抵不过它的害处；有所获得，也往往抵不过它的损失。天下幸而无事，臣子安享俸禄地位，便以为才干做到这样就够了，却不知道风俗正在渐渐衰败，积习日久便不可挽回。所以士人必须以正直忠厚为根本；其器量大的，固然已经光明磊落、卓异超群，自立于世，然后无论接受什么职务，都能够不违背正道。因此，把天下的事务交给他，他一定能办成；让他治理天下的百姓，百姓一定安定；让他建立天下的功勋、兴盛天下的事业，功业成就而且广大，之后才没有忧患。呜呼！这就是正直忠厚之道所以成为根本的原因。所谓正直，是什么呢？就是气质刚强坚毅。他的资质接近义，心术端正，必不肯苟且谄媚。天子想做某件事，他不敢稍有阿附；群臣都认为可以，他也不肯随声附和。天子有过失，必定规劝；群臣有奸邪，必定揭发。事情有利于百姓、有益于国家，就争取使它一定实行；有害于百姓、损害国家，就争取使它一定不实行。可以同他做善事，却不能同他做恶事；可以同他行义，却不能同他行不义。千钧的重压不能使他恐惧，雷霆般的威势不能使他惊惧。他直言不讳，没有什么隐藏；正直坚贞，没有什么躲避；刚正坦荡，没有什么屈挠；勤勉不懈，必定要把正确的事情做到。君主因他而改变脸色，奸邪的萌芽因他而止息，四方夷狄听到他的声名也不敢窥伺。这样的臣子，就是正直之臣。古代像排闼、折槛、引裾、毁坏麻袋之类的事，都可以说是正直。其中特别杰出的，如汲黯、萧望之、李固、宋璟、张九龄、陆贽、李沆、范仲淹、李纲这些人。所谓忠厚，是什么呢？就是内心宽广而能宽恕。他的资质接近仁，心术厚重，必不肯苟且刻薄。辅佐天子时以宽厚仁爱为本，与群臣相处不求故意不同。天子有过错，不是因为心意放纵、志向荒怠而造成的，就暗中消解，使他自己不觉察；臣下有过失，尽力包容小过，爱惜他的才能。对国家有补益却不便于百姓的事不做；可以取得名声却无益于国家的事不举。像泰山一样安稳而不摇动，像深渊一样沉静而不可测。宽大和乐，无所不容；谦恭谨慎，仿佛没有才能；浑厚质朴，仿佛没有分别；和顺可亲，容易接近。君主的德行依靠他培养，百姓依靠他滋生休养，国家社稷依靠他安定。这就是忠厚之臣。古代像偿还金钱、脱骖相赠、翻羹受辱、唾面自干之类的事，都可以说是忠厚。其中特别杰出的，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这些人。有人说：正直接近刚愎严厉，可能会激成天下的变乱，这种情况固然有。然而削平方正来变成圆滑，以迎合世俗的喜好，君子始终不逃避被讥为刚愎严厉，正是要走正直之道。忠厚接近无能，可能会因此养成天下的弊病，这种情况固然也有。然而把厚重削成浅薄，以此求取人情，君子始终不逃避被讥为不能干，正是要坚持忠厚之道。大抵由于本性美好，根源又在心术端正，所以正直而不至于刚厉，忠厚而不至于无能，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士人如果舍弃这些，想凭借随波变化而称作通达，凭借凌厉曲折、尽力察知而称作能干，这就是天下人所谓的才干，却不是士人所应珍视的。唐尧虞舜盛世时，他们的臣子都有神圣般的资质，功业与天地并列，仿佛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然而君臣之间相互勉励告诫，不过说要正直清白、辅佐而正直、我有过失你当辅正、你不要当面顺从而退下后又议论；又说临治下属要简约，统御众人要宽厚。这些话多么接近人情啊！古代圣贤辅佐君主，不过如此而已。启发人知道诚信恭谨，这是夏代所以拥有天下、盛大兴盛的原因；有这样的陈述，这是商代所以能够上格皇天的原因；秉持德行、引导明知，这是周代所以能在上帝那里享有声誉的原因。他们正直如此、忠厚如此，所以能够遵循道义、履行诚信，功业达到的程度便能与天地并列。成王告诫君陈说：‘我说要赦免你，你只管不要赦免；我说要宽宥你，你只管不要宽宥。’

译这是告诫他要正直。又说：‘不要对愚顽者愤怒憎恨，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一定要能忍耐，事情才会成功；有宽容的德行，德行才会广大。’这是告诫他要忠厚。天下的形势，使人正直的倾向常常趋向谄媚，使人厚重的倾向常常趋向刻薄，世道之所以难以挽救就是如此。因此不只是士人所珍视的应当如此，拥有国家的人也必须努力培养这种品德，以伸张抗直的气概，保全忠厚的本质。孔子生在周代末年，赞美史鱼的正直，厌恶祝鮀的谄佞，惋惜史书的缺文，又称道周公的训诫，他所感慨的事情深了。众人相互吹气便形成风，相互吹拂便形成风俗。严寒时节，一个人吹气不能使天气变暖；炎热时节，一个人吹气也不能使天气变冷。天下若有一个正直的人，就应当推崇奖赏他而不要因为他刚厉便压制他，如汉文帝信任申屠嘉一样。天下若有一个忠厚的人，就应当敦促尊尚他而不要因为他无能便讥笑他，如光武帝封卓茂一样。这样天下人就知道应当仰慕效法什么。这是天子和公卿大臣的责任。果真如此，百官都能互相为师，在九德的实践上诚信恭谨；羔羊般的正直、行苇般的忠厚，就可以远远追及成周盛世了。谨作此论。太极存在于先天范围之内。天下的道理，不能靠形象来求取。若靠形象求道，道就会局限在形象之中，因而有所不能涵盖；若靠言语求取形象，形象就会凝滞在言语之中，因而有所不能尽述。唉！古代的圣贤，本来是因为天下的道理难以显明，才借助形象来概括天下的道理；本来是因为天下的形象难以详尽，才借助言语来穷尽天下的形象。最终，形象确立、言语设置，反而仍有不能涵盖、不能尽述之处，于是圣贤的心意也就受到穷尽。即便如此，圣贤本来并不是炫耀奇异、故作创制，只是如果有所制作，便要使它能够涵盖天下。所以他们起初创制形象时，是认为形象足以概括道；后来创制言语时，是认为言语足以尽述形象。形象有不能涵盖的道，言语有不能尽述的形象，那么圣贤便不会轻率地给它命名。由此说来，天下的道理不能没有圣贤的形象，天下的形象不能没有圣贤的言语。先天之图，是伏羲的形象；太极之图及其解说，是周子的言语。天下没有不同的道理，就没有不同的形象；没有不同的形象，就没有不同的言语。它们在千百世以前奋然兴起，却常与千百世以后相符合；在千百世以后奋然兴起，又常与千百世以前相符合。先天图和太极图，难道可以仅凭先后、大小来区别吗？然而，为什么说太极包含在先天图的范围之内呢？天下的道理，不过是太极罢了；太极的动静，不过是阴阳罢了；阴阳的变化，不过是合于五行罢了；五行的化育，不过是生出男女、善恶以及万物万事罢了；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的区别，不过在于动静、修治和违背之间罢了。而太极图用几句话把这些都概括了，没有遗漏。既然如此，先天图虽是上古圣人所作，难道还能有所增加吗？周子的著作，包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循环排列，难道有超出太极、阴阳、五行、男女、善恶、万事万物、圣人、君子、小人之外而可以说是太极图范围的吗？这本来不是因为先天图有所不能涵盖、不能尽述而成为周子的过错，只是周子没有脱离言语。没有脱离言语，当然就不如先天图那样笼统包举、深沉涵容、浑然一体，达到忘言的境界。圣贤最初向天下作出解说，本来认为可以穷尽形象、概括道理，用明白的言语晓谕天下，以振醒这个时代的聋聩之人。谁知道形象所不能涵盖的，形象便不能尽述；言语所不能尽述的，也不是言语所能说明的。上古之初，文字尚未建立，《易》的道理浑然流行在天地之间；俯仰、远近、大小、高低、往来、升降、浮沉、飞跃，有眼睛的人都能从中得到形象。天下从来不曾有《易》而后变成《易》，但《易》的道理从未消失。到了伏羲有所作为，才开始创作先天图，把天下的道理全都寄托在方圆、奇偶之间。就像明亮的镜子一摆出来，美丑便显现；深潭的水澄清，连毛发都能照见。然而仍有人陷入追逐形象的弊病，所以天下本来已经遗憾它不能归于无象的境界。谁能想到它产生在圣贤远去、言语湮没之后，竟有人建立图式、附缀文字，喋喋不休地指出什么是太极、阴阳、五行、男女、善恶、万物万事，什么是圣人、君子、小人；言语如此详尽，难道还能与无言的教化相同吗？所以说：图虽然没有文字，却终日讲说也不能把它说尽。唉！正因为它没有文字，所以用言语也不能说尽；而言语能够说尽的部分，正是因为有言语的缘故。因此，自先天之《易》以来，伏羲从未用一句话告知天下，但千古以来的圣人纷纷有所制作，却没有一个超出它的范围。以艮卦为首，是夏代的《连山》，但不能改变先天图中的艮卦；以坤卦为首，是商代的《归藏》，但不能改变先天图中的坤卦；取八卦而重新排列，是周代的《周易》，但不能改变先天图中的八卦。阐明皇极、推演大法，便有所取于表里之说；观察璿玑以察看时序变化，便有所取于顺逆之数。创作经书、取法天地，必定从文字的始祖说起；完备器物、制定用途，制造成器以利天下，必定推重十三卦的形象。它本来没有专门讲声音，后人却由此推演律吕；本来没有专门讲历法天象，后人却由此推演十二辰、十六防、三千六百年；本来没有专门讲寒暑、昼夜、风雨、露雷，后人却由此推演天地的变化；本来没有专门讲性情、形体、走兽、飞鸟、草木，后人却由此推演万物的感应；本来没有专门讲元会、运、世、岁、月、日、辰，后人却由此推演天地的始终；本来没有专门讲皇、帝、王、伯以及《易》《书》《诗》《春秋》，后人却由此推演圣贤的事业。形体器物已经具备，而它们的道理尚未显露，这就是太极的确立；刚柔相互摩擦，八卦相互激荡，这就是动静的枢机。乾、兑、离、震居左而为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为地卦，这就是分别阴阳、建立两仪。乾坤亥巳，是天地的门户，是阴阳彼此包藏其居所的地方。泰否寅申，是人与鬼的方位；天地相交，万物生生不息由此而来。以消长来考察，便可看见动静；以善恶来考察，便可分辨圣人、君子和小人。先天图从未明说太极，但太极无所不涵盖。

译太极图谈太极，也只是太极的解说罢了。因此，无言者不能以言语传达，却能够穷尽天下那些不可言说的内容；有言者要等待言语来阐明，却不能穷尽天下的言语。自伏羲以来，用来铺陈发挥先天图说法的文字越来越详尽，但最终没有谁能自成一种说法、自立一种义理，超出六十四卦之外。譬如子孙虽然很多，却都出自祖宗同一身体。所以太极是先天图的子孙。即便如此，有了先天图，太极图也可以不必创作；那么周子难道会像这样成为多余吗？大概是天下人不知道道，圣贤不得不寄托于形象；天下人又不懂形象，圣贤不得不在言语上详加说明。于是开始揭示天地的秘密，将其泄露出来。自文王以后已经不能没有言语，《易》中也有了太极。孔子也不能在读《易》竹简三绝之后仍然默不作声。大享礼先陈玄酒，却也要使用醴酒；进食时先上黍稷，却也要吃稻粱之饭；祭祀时先献大羹，却也要用各种菜肴充饥。唉，这也是形势所趋啊。泰伯的最高道德 圣人，是能够穷尽天下最深切人情的人。对于别人给予的东西，如果合乎情理、心中安适，就一定接受；接受了也心安。如果不合乎情理、心中不安，就一定不接受；即使接受了，也一定不会满足。人的喜怒从心中发出，不必等到声音、脸色、笑容、容貌显露才知道；而一个人的意向所在，有时只要观察他的举止便能知道。所以接受别人所给的东西，不在于表面上给不给，而在于内心安适还是不安适。这就是天下人的实情。天下人的实情，是天下人共同具有的；但那些迟滞、迂缓、贪昧、隐忍的人，往往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实情。只有圣人的心至为公正而没有牵累，所以能够穷尽天下最深切的实情。《论语》这部书，不用‘让’来教导天下，而谈到让位的只有两处：称伯夷为贤人，称泰伯为至德，就是这样。让位并不是圣人所特别珍视的，只不过是想使自己不同于顽钝无耻之徒罢了。然而喜好名声、喜欢标异，是人们共同的毛病；如果让天下人相互仰慕这种行为而去做奇特偏激的事，天下将会有承受不完的祸害。春秋时期，鲁隐公、宋穆公亲自把国家交给别人，结果弑杀、伤害的祸患，不发生在他们本人身上，就发生在他们的儿子身上；国内大乱，延续了两代。吴国延陵季子，可以说是实行义而不顾后果的人。然而他亲眼看见王僚被杀，最终却不能提出一个计策来平定祸乱；他死后不过三十年，吴国就成了一片沼泽。连延陵季子这样的人尚且不能没有遗憾，所以让位却没有得到实情，其祸患比争夺还严重。如果能够得到真实的情理，那么武王的争夺也可以与伯夷相同。因此圣人看重的是能够合乎真实情理。伯夷、叔齐，是天下的义士。伯夷顺从父亲的意愿，把国家让给弟弟；但最后叔齐不敢接受，父亲的意愿终究没有实现。家庭父子之间，难道没有一点迹象显现在脸色上吗？偏要等到君主最终没有嫡子继承时，兄弟一起提起衣裳离去，这与百姓无法称说的情形不同。所以圣人只认为伯夷是贤人罢了。大概到了泰伯，才成为天下最高的道德。古今的让位，没有像泰伯这样曲折而完全地合乎真实情理的。大概是有伯夷的心，却没有伯夷的行为；有泰伯的行为，之后才可以成全伯夷的心。所以泰伯的德行是无人能够企及的。自从太史公喜欢发表异论，认为太王有剪除商朝的心意，准备把王位传给季历直到文王，郑康成、何晏等人又承袭并阐述这种说法。世上的说法于是认为，泰伯虽然是让出国家，实际上是让出天下；不是因为他完全顾全父子的情感，而是因为他成全了君臣的大义。因此孔子特别推重他。汤王、武王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对天下没有私心；天下归附他们，他们也不推辞。如果让他们家中暗地相互传授、阴谋倾夺，即使以世袭继承为名来决定王位，那和曹操、司马懿之流有什么区别？太王受到戎狄逼迫，在奔逃、逃亡、挽救败局之后，又正值武丁朝会诸侯的时代；即使想狡猾地窥伺天下大权，他的志向也没有机会萌发。即便泰伯能预先看到百年以后尚未发生的征兆，便把别人的东西拿来让给别人，这也是极端好名而不合实情的做法，也不是孔子所取的。圣人没有非要怎样、必定怎样、固执于自我的私心，片刻之间尚且不能预先决定，却说百年以后必定发展到某种情形，不是近于荒诞而不合经典吗？关于剪商一事，先儒曾经辨析过，只是《论语》注解中仍有未完全革除的地方。那些说法只认为太王溺爱小儿子才有这种打算，这不过是晋献公、汉高祖这类中等以下人物的作为，太王一定不至于如此，所以他们把传位给季历直到昌，解释为谋划拥有天下的大计。却不知道儿女亲情，是贤者也不能免除的；篡逆的罪恶，则是普通人也不会做的。《诗经》说：‘于是和姜女一同，来朝见时奔驰着马。’孟子认为这是太王喜好美色；诗人的本意未必如此，但孟子的话也不能算过分。太王固然不能胜过自己对小儿子的一点私情，想把王位给他；泰伯能够顺应这种情意并促成它，这就是泰伯能够让位的原因。泰伯离去，不是在传位的那一天，而是在采药的时候；这就是泰伯的让位无法被人称道的原因。假使太王确有这个心意，而我和他一同站在这里，太王是贤者，也终究会克服邪曲的心思，把王位给我。我若在这时明白说出并公开让位，太王最终会不忍心说出口，他的弟弟最终也不忍心接受，这也就像伯夷、叔齐最终没有实现父亲的意愿一样。张子房教四位老人出来辅佐太子，这件事接近正道，但最终伤害了父亲的心。申生徘徊而不离去，他的心意是恭敬的，却使父亲陷入杀害嫡子的罪名；成功了就成为惠帝，失败了就成为申生，二者都不对。只有泰伯是不可企及的。孔子所说的把天下让出，‘国’和‘天下’本来就是通常可以互称的说法。只要真正得到他的让位，又何必辨别是国家还是天下？只要真正尽到让位的道理，又何必区分君臣还是父子？把自己拥有的国家让出去，反而不相信；却要到尚未拥有的天下中寻找让位，舍弃家庭父子之爱，去臆造百年以后的君臣之事；说孤竹不能算贤，偏要把箕山、颍水说成高尚；说历山不能算孝，偏要把首阳山说成高尚，这就是诸儒议论的错误。预先体察父亲的心意、承顺父亲的志愿，是孝子的最高境界。泰伯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泰伯的行为，正是普通男女都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只有普通男女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才是天下最真实的情感。忠恕距离道并不远

译天下人不从实有之处求道，却从虚无之处求道；从虚无之处求道，道就开始荒疏了。从实有之处求道，道才开始存在。求道，并不是求取虚无；求取虚无，就不是真正的求道。道大概根植于人心，而心本来就自有它，哪里还需要向别处求取？所以从实有之处求道，说的就是从自己的心中求取。自从尧、舜、禹、汤的事迹远去，文王、武王、周公的学问荒废，世上谈论道的人多得不可胜数，而求道的人也有无数途径。纷乱不明，孔子门下辞斥并排除了这些说法，时间尚且不够，却提出一种说法：‘忠恕就足以接近道。’天下人正苦于道难以求得，那些说法宏大高远、任意铺张，上穷天际、下极大地，喋喋不休，唯恐自己的言语不够详尽。他们耗尽一生的力量，到了白头还可能找不到根源；而孔门弟子却用一句话概括它，言语多么简约，功效多么直接啊！唉，道本来就是如此，并不是孔门弟子造出了它。天下的祸患，在于不知道道。知道物在哪里，才能取得它；知道道路在哪里，才能沿着它走；知道靶心在哪里，才能射中它。这样取得就能获得，沿路走就能到达，射箭就能命中。不知道道而去求道，言语越多、用力越勤却越不能达到，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唉，也不过是从自己的心中取得罢了。难道说把道看作遥远之物，而心也会成为遥远之物吗？天命叫作性，顺着这种性而行叫作道，心就是道。舍弃心来谈道，就会变得荒疏遥远；荒疏遥远的并不是道。舍弃道来谈心，就只剩下形躯；形躯并不是心。道，是没有什么不能穷尽的；心，是道的居所。所以说：‘上天聪敏而明察，照见并知晓四方；上天精纯而粹美，使万物各自生成同类。’心可以用来成就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可以制作礼乐，可以使万物齐一，可以使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归于一体。它在前面运行，却无法测知它从哪里开始；在后面延续，却无法穷尽它怎样终结；它游行于无穷之中，却没有人知道它的方位。这就是心之所以成为心的原因。心因为防碍道而使私欲有时离散，道因为通达心而使私欲有时夹杂；一旦心失去了成为心的根据，道也失去了成为道的根据。《诗经》说：‘看你没有善行，我的思虑并不遥远。’唉，也只是返求于心罢了。忠恕，就是返求于自己的心、使淳厚恢复而去除夹杂的方法。天性本来如此的人，就不必做这些了；次一等的人可以努力做到。譬如普通人怀有价值千金的璧玉，却在路上丢失了，难道能不沿着原路去寻找吗？如果物我尚未融合，形骸尚未化除，不能与天地万物成为一体，那么一旦融合变化，身体怎么会不能与万物为一体呢？所以从圣人以下，没有不在这件事上勤勉努力的。做儿子的，把父亲的心当作自己的心，还有什么可忧虑不能孝顺的？做臣子的，把君主的心当作自己的心，还有什么可忧虑不能忠诚的？处在前后左右的人，把前后左右之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心，还有什么可忧虑上下四方不能均平的？所以忠恕并不是另有所增加，而是求得自己的本心。遮蔽物除去，眼睛就明亮；污垢除去，镜子就明亮；私欲除去，心就明亮。心明，道就在这里。所以说：‘心的精神，就叫作圣。’所以说：‘夫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所以说：‘神妙而明白地运用它，存乎其人。’所谓‘神妙而明白地运用它’，说的就是这颗心。愚昧和智慧的障碍除去，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中和的本性流行，礼乐就可以制作；形骸的阻塞得以贯通，万物就可以生长；天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彻底贯通，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就可以归于一体。孔子的学说，多么简约而容易，多么直接而切要啊！只是，所谓忠恕，先儒认为是求学者的忠恕。试着推究它，程子说：‘把它充实扩展，就会使天地变化、草木繁茂。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宇宙万物能够和谐融洽，是由于忠恕；宇宙万物变得浇薄离散，是由于不忠恕。’ 秦汉以来，上下等级的区别森严，君臣之间的情意阻塞；贫富失去均平，百姓奔波于征敛，成批死于诛罚，普通男女不能尽情生活的太多了。作为统治人民的人，难道可以对此毫不在意吗？君子尊崇德性而遵循问学 道散布在天下，而君子把它防守于心中，却仍然有待于外在事物，这是因为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心本来不需要依待外物；若要依待外物，就不是心了。为什么呢？形势上有内心与外在行迹的分别，而道理在内外之间没有差别。道贯通天下的事理，心则达到宇宙的容量。天下人相信自己的心而怀疑耳目，认为内在正确而外在错误，自以为心量广大，却不知道心虽广大而拒绝外物，就会有所不能包容。天下人顺从耳目而遗弃内心，认为只追逐形象、拘泥行迹，自以为作用精妙，却不知道作用虽精妙而在内心受到阻滞，就会有所不能通达。把外在事物合起来作为内在之心，才知道心的广大；由内心推及外在事物，才知道作用的精妙。子思说：‘君子尊崇德性而遵循问学。’求学的人对此感到疑惑，认为德性属于内在，问学属于外在。专门从事外在事物，就苦于支离的弊病；专门守在内心，就会驰骋于玄妙空虚的归宿。大的穷究高远虚无而没有约束，小的终日忙碌沉没其中。外在对于内在，竟像这样相互抵触；德性与问学，竟像这样相互违背；尊崇德性与遵循问学，竟像这样彼此不相称。唉！谁知道子思的话，是把内外合起来，使散布在天下的道理归于一心，并把它守在心中呢？现在人之所以成为人，究竟凭借什么？如果只不过是形骸罢了，只不过是饮食动作罢了，那么与那些轻快飞翔、缓慢爬行的动物有什么不同？然而人却超然不同于群生，成为万物之灵，天下最尊贵的莫过于人，正是因为人的德性尊贵罢了。阴阳二气交合成精，造化生成万物，万物都同出于天；天把精华集中在人身上，人又把精华集中在心中。它至清而没有污浊，至纯而没有瑕疵，至贵而无可匹敌，至富而没有同类可比。得到它便成为德，生来具有它便成为性。德性存在于人，贯通天地，覆盖群生，统摄万种作用，浩大无边无际而没有条理限制，又流行于极其宁静、极其端正之中。所以称它为降衷、明命、受中、立极，都是取其尊贵的名称。它在天那里尊贵，在人这里却被轻视；给予它的东西如此重大，接受它的人却如此轻慢，这就像把奇珍异宝横放在道路上，却丢下玉圭丝带去追逐屠夫和商贩。折断树枝的命令，接受命令的人都不敢弃置；守卫关门的职位，任职的人都不敢懈怠。何况我们从上天那里接受了不是偶然得到的德性，却轻慢上天、抛弃上天而甘心如此，这该怎么说呢？

译所以君子想要尽到自己作为人的本分，他的方法在于尊崇德性；而使德性真正尊贵的具体途径，则在于问学罢了。尊崇德性，不是专守内在而不兼顾外在；遵循问学，也不是只追逐外在而忘记内在。德性不脱离事物，所以尊崇德性也不能脱离问学。道理散布在天下而统一于一心；尊崇自己的心，就知道天下的道理没有不归于一心，也没有不在天下之中。遵循问学，就要把天下各种道理弄熟，之后统一的德性才纯粹。《易》说：‘只有深邃，所以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只有察知细微，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务。’《书》说：‘安定你所止息的地方，只在于察知细微而获得安康。’圣人认为，对心志探究得深、在心中安止，本来已经足够，却一定还要察知细微、获得安康。获得安康，就是研究审察而不遗漏，思考而不懈怠；确实这样才能辨明事务并深入通达，审察细微之处，心安而止息也才能安定。假使一百九十二爻没有用于揲蓍，那么所谓接受天命如回声应答，究竟是什么呢？而对于一日、二日之内的细微征兆，如果不战战兢兢地察觉，尧舜之道也几乎要消亡了。所以知，是德性通达的表现；使天地万物与人相通，穷尽精微，认识新的事物，都是为了使它通达。行，是德性的落实；使天地万物与人相通，遵行中庸，崇尚礼，都是为了落实它。即使以戒慎恐惧来建立天下的大本，本来不必等到外物感发、事情变化之际，然而崇尚智慧而安于礼卑，穷究道理而践履实际，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不失去自己高明广大之体，以完成温故敦厚的功夫罢了。所以说：智慧周遍万物，道义救济天下；周遍万物而不超出德性的智慧，救济世人而不超出德性的仁。天下的道理没有超出德性之外的，而遵循问学正是为了尽到尊崇德性的功效。射箭的技艺，不是逞强于拳脚；洒扫这样的末事，本来就是精研义理的学问；缓慢行走这样的细节，本来就是尧舜之道；研习经史的事业，也不是歧路亡羊。本末源流，完全贯通为一。舜的命令说：‘惟精惟一。’虺的诰令说：‘处理事务，也治理内心。’孔子的教导说：‘广博地学习文献，约束自己归于礼。’精微是为了归于一，义理是为了成全礼，广博是为了达到简约。千圣相传的秘密，大概就在这里吧？吴文正认为，遵循问学的功夫有六项，而尊崇德性的功夫只有一项。这话可以说是发挥得透彻，没有剩余了。由此说来，把德性置于问学之外的人，是追逐知识、役使万物；世人所说的博洽之学、雕虫小技、传经之学，如司马迁、刘向、郑玄、王弼之流。把学问置于德性之外而专门尊崇德性的人，是驰骋于空虚、进入幻境；世人所说的顿悟之学、玄牝之学、明心之说，如关尹、老聃、瞿昙、鸠摩罗什之流。自汉代以来，或出于彼、或入于此，我道并没有坠落。到了濂、洛、关一带，几位先生出现，得到了子思学说的余绪，即使从残篇中也已经灿然可见，指出了世人的迷途。然而议论者仍说新安与金溪各有不同，把德性、问学分成专门，只拘泥于鹅湖是非的争辩，却不知道相里、劝五侯各自树立门户的错误。唉！德性，是我本来具有的；学问，是我所从事的。亲自去做就自然能够知道。不懂得从这里议论，却只想从九原起用大儒，在两家之间辨析聚讼，这正是所谓道在近处却向远处求取。唉！六种品德与六种弊病 天下的道理，全都在学习之中。但上天所赋予人的资质，是不能依赖的。为什么？因为它受气质限制。受气质限制，就会有所偏向。若偏向而不求达到中正，往往就顺着自己性情所接近的方向发展。偏向日益加重，自己不能做到的地方终究昏昧而不自知，最后陷入偏邪、诐曲、邪僻、逃避的境地，不能合乎大中至正的法则。它的优点，反而正是造成弊病的原因。上天所赋予的资质，果真可以依赖吗？所以求得达到中正，没有比学习更好的。疏通它就会通达，擦拭它就会明亮，矫正它就会端直，磨砺它就会精密，培养它就会成就；即使是成就万物，也是这样，何况人呢？何况学习呢？学习，就是为了明白道理。道理明白，德性就完整；德性完整，气质就不能限制它。这样才叫作成全自己的天性。所以气质所起的作用小，而学习所起的功效大。糠秕迷住眼睛，天地都会因此颠倒位置。那种美好的资质成为特殊才能，难道只是糠秕之类吗？如今仁、智、信、直、勇、刚这六种品德，是世人所赞美的。一个人如果能够喜好它们，本来就可以称为君子；世人所称道的也不过如此，已经足够了。圣人却说：‘这六种品德都有弊病，只有喜好学习才没有弊病。’ 并不是这六种品德本身值得依赖，而是喜好学习值得依赖。难道是因为这六种品德不美好吗？上天把完整的道理赋予人，本来并不会因人而有所不同。因此，有温和善良、慈爱仁厚的美德，有辨别剖析的明察，有真实不虚妄的诚实，有顺从道理而不欺罔的心，有坚强刚毅、果断勇敢的气质。残忍不足以胜过我的仁，昏乱不足以胜过我的智，欺诈虚伪不足以胜过我的信，迂回周旋不足以胜过我的直，懦弱胆怯不足以胜过我的刚；勇是他的本性，本来如此。然而气质交错而不齐，五行禀赋的多少又有差别，所以会随着偏重之处而占上风。偏重某种品德而喜好它，喜好它却不学习，就会产生弊病。受害于自己的过多而不能自我收敛，受害于自己的不足而不能自我增益。仁者只看见仁，智者只看见智；有信的人把它用成执着滞碍，正直的人把它用成攻击揭发，刚强勇敢的人把它用成强横暴戾。他们本来沾沾自喜，却不知道自己离道越来越远。因此圣人不依赖上天所赋予的资质，而要求在人自身上求得完备。不依赖上天，是为了去除弊病；要求在人自身完备，是为了保全美德。皋陶谈九种德，都以气质的本性为基础，再用变化进修的学问来补济；他所讲的典乐，也不超出正直、温和、宽厚、严肃这几句话。

译晏婴说：‘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喝下去？琴瑟如果只有一种声调，谁能听？’如果只听琴瑟单调的声音，马有时会奔跑踢跃而跑出千里，谁能安然接受我的鞭策呢？调教学习不合规范，驾驭烈马不能使它停止，就连一百里也到达不了。从前孔子的门徒，本来都是天下的英才。曾参的鲁钝，可以说是质朴坚定；高柴的愚拙，可以说是厚重；卜商的偏狭，可以说是有文采；仲由的粗率，可以说是直率。但孔子只说他鲁钝罢了，只说他愚拙罢了，只说他偏狭而粗率罢了。略去他们的优点，却考察他们的弊病。优点不值得依赖，而他们的弊病却很值得忧虑。因此君子知道上天把这些资质赋予自己，便惶恐不安，好像有所亏欠；急切勤勉，不能自我停止；退缩谨慎，不敢自称已经足够。我只是求取道理罢了。于是有探索考究的学问，有沉潜默识的功夫，有反省察验、克制修治的力量，有去除偏向、补救弊病的方法，有深入造诣、达到极致的途径，有消融浑化、融会贯通的妙处。过分的就减损它，不足的就增益它。这样以后，才能得到道理而没有弊病。爱护人，是仁；厌恶不肖之人，也同样是仁。不可欺罔，是智；而能够受欺，也同样是智。践行诺言，是信；而懂得变通，也同样是信。不隐瞒，是直；而能够委婉曲折，也同样是直。没有什么不能伸展、没有什么不能作为，是刚勇；而有所不伸展、有所不作为，也同样是刚勇。正因为喜好学习，所以能够仁；正因为仁，所以能够智；信、直、刚、勇也都因此具备了。它像元气统领四时之气的运行，又像处于中央而观察四方的到来。有六种品德的作用，却没有六种品德的弊病。这六种品德是人的本性，并不是我额外增加的；这六种品德是人的资质，但矫正、克制、振作、磨砺的功夫也不可少。学习之道真伟大啊！孔子和子路大概常常谈到这些，但子路刚直自用，最终没有改变他戴鸡冠、闻鸡起舞的习惯；进退取舍不明，昏昧地终了一生，可悲啊！美德成为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自古以来，聪明绝异的人并不少，但最终背叛道、成为天下罪人的人，起初都由于资质太美。大概是凭借聪明绝异的资质，自信自己的见解无所不包、毫无偏颇，因而形成偏倚诡僻的行为，那么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所以说：老子只看见屈而没有看见伸；慎子只看见后而没有看见先；宋子只看见少而没有看见多；墨子只看见齐整而没有看见偏斜；庄子只看见天而没有看见人。有所看见，也就有所看不见；这就是美好资质之所以会成为弊病。由此说来，迟钝质朴，并不是求学者的忧患；聪明绝异，反而是求学者深重的忧患。圣人的心使天下归于公正 圣人只不过是顺应天下的道理罢了。天下的道理不容许偏私，所以圣人的心也不容许有偏私。正因为不容许偏私，才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圣人的心多么伟大啊！人人都说圣人的心有是非，我却说圣人的心没有固定的是非；人人都说圣人的心有好恶，我却说圣人的心没有固定的好恶；人人都说圣人的心有褒贬，我却说圣人的心没有固定的褒贬。因事物而产生是非，是圣人的明察；因明察而产生好恶，是圣人的感情；因感情而产生褒贬，是圣人的言语。言语产生于感情，感情产生于明察，明察本来只是依据事物而已。天下的事物本来各有可以判断是非的道理，各有可以产生好恶的道理，各有可以加以褒贬的道理。把它们取来提升，不额外增加；抑制它们使之退下，也不额外减损。称它为善，并不是偏爱称誉；指责它为恶，也不是存心毁谤。圣人顺着并依据这些道理，对于是没有私意，对于非也没有私意，对于好没有私意，对于恶没有私意，对于褒没有私意，对于贬也没有私意。迁移变化、进退伸缩，只随着所遇之事而定，无法预先测度。所谓是非、好恶、褒贬，我姑且借此观察圣人之心显现出来的情形，并不是说圣人的心拘泥于这些名称。为什么呢？因为它顺应并依据各项道理。道理本来是一致的，所以没有什么不公正。那些局部而有意为之的应对行迹，本来就是所谓尘垢、糠秕、糟粕、灰烬之类，哪里值得在圣人心中留下芥蒂呢？如今道理散布在天下，事物的是非曲直、可否轻重，随着事物而存在，无不分明。等到它遇上感情而产生偏向，天下万物从此开始失去平衡，天下人的心从此开始失去公正。专断而不能兼容，狭隘而不宏大，隐藏而不能化通，胶着而不能解脱，纷扰而不能释然；每天都拿自己的感情同天下相抗，执着于先入之见来应对后来之事，举出彼处的一点来概括此处的一切，攻击别人的瑕疵而忘记其坚实，喜爱而看不见其恶，憎恨而看不见其美，强行树立己见而不肯回头，终其一生在爱憎取舍上都像榫头和卯眼一样，彼此不能更易。这是为什么？因为感情占了上风。感情占上风，就只有自我而没有事物；他的心不能公正地对待天下，当然如此。天下的事物，只须用天下的道理来处理罢了，哪里容得下一个自我夹在其中？所以只有无我，才能成为圣人；成为圣人以后，心才能使天下归于公正。唉！圣人的心如同天一样，阳气舒展、阴气惨烈，早晨明亮、傍晚昏暗，生长肃杀，各有不同的作用；风雨露雷，各有不同的施行方式。而万物中有大的、小的、高的、低的、栽植的、倾倒的、成熟发展的、夭折受阻的、变易的、流迁的、枯萎倒伏而憔悴的、壮盛而繁大的、倒下又站起的、停息而消亡的，它们本来都随着气的运行而变化；对于万物来说，这就是各自适合的状态。造物者又对什么有所偏爱呢？所以圣人顺应并依据天下的道理，不受自我感情的牵累。天下人所谓聪明、仁德、圣明、德性充足而事业完备，本来不能要求人人都做到；而人的情况又有十百千万种，不能用一条标准整齐划一。有人固然能做到这一点，却不能通达另一点；有人早年有所失误，却在末后设法弥补；有人百无一可观，却有一处可取。世人所谓小人，也还有所长；贤者有时也难以十全十美。因此圣人也只是顺应天下人的实情而已。所以说：‘孔子赞美管仲的功劳，却认为他的器量小，这是圣人的心使天下归于公正。’难道只是管仲一人吗？管仲本来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谈论天时，天没有边际；只指着它显明可见的一面说：‘天的广大，不过如此。’谈论圣人，圣人没有固定形象；只指着他称许管仲的事情说：‘圣人的公正，不过如此。’

译所以就是这一个管仲，世上那些沉溺其中的人，谁不艳羡仰慕他？至于他的德行和学问，本来可以略过不谈；至于极其鄙贱的行为，就摒弃隔绝，不让它进入耳中，那么还有什么功劳值得称说呢？圣人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啊。’又说：‘管仲是个人啊，至于他的仁，至于他的仁。’正当称许他时，不知道其中有贬抑；正当贬抑他时，也不知道其中有称许。管仲的作为，仿佛是两个人所为；圣人也说仿佛是两个人。是非在管仲身上，好恶也在管仲身上，褒贬也在管仲身上；圣人并不以自己的私意来决定。正因为如此，羽山放逐鲧、任命百揆，鲧被罢黜而禹被任用，圣人不认为矛盾；鹿台诛杀、设置三监，纣王灭亡而封于庚，圣人也不以为忌讳。假使鲧能够改变自己，司空的职位便可以恢复；假使纣王能够改过，在孟津的军队便可以不出动。圣人本来从未有过愤怒。早晨把人放逐到野外，晚上又把人提升到朝廷；罪大的人不因其罪而否定他的功劳，罪轻的人不因其罪而掩盖他的善行，只是顺应他的道理，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世上那些盲目的人、失明者、受刑断足者，无不认为他们是被遗弃的人。圣人却说：‘我让你掌管音乐，我让你守门，我让你守卫。’唉！圣人的心如此公正，本来就是这样。《春秋》这部书，严明大一统的原则，所以周王出外巡狩，不能不加以贬责；它明辨尊重有爵位的人，所以诸侯有时也只称“人”；它重视辨别华夏与夷狄，所以夷狄有时也称“子”。书中记载二帝三王的事迹，秦穆公又是什么人呢？却把他列在末篇。我在这里才真正看见圣人的心胸，像天一样广大。它使那些有过错的人不至于因此自暴自弃，也使有一点善行的人能够有所自我发展。被圣人宽容的人，不敢不努力；得罪圣人的人，战战兢兢，不敢自安。这又是圣人在教化人啊。唉！圣人的功德，真是伟大。史书称说安、隗二人平素的品行如何？将要谋划天下的变乱，至于用来修治自身的方面，就不能不严格。士君子把治理天下的事情当作自己的责任，却正好遇上天下崩溃决裂的时候；而天下事的变化，又不是可以仓促扭转、竭力挽救的。天下的小人正乘势放纵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的气势薰灼炽盛，冲击震荡，蓬勃而有不可遏止之势。君子却凭着自己根基薄弱的身躯，战战兢兢地天天与他们抗争，以我们的衰弱对抗他们的强大，以我们的寡少对抗他们的众多，以我们坦白疏阔、洞然无防备的状态，置身于他们闪忽诡诈的圈套和机智陷阱之中。这时，形势是不足以依靠的，只能依靠我们所持守的道。道有时不能胜过形势，然而遵循理义，等待形势尚未确定的天时，有时能够取胜，有时不能取胜，却还足以支撑局面。假如我们立身的根本已经陷入偏颇邪僻，那么小人乘隙钻营、寻找破绽，将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我们既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而原本所依靠的道又已丧失，却轻率地尝试抵挡小人的锋芒，最终就会声名毁坏、事业败落，身体也同小人一起灭亡。由此说来，小人在天下得志，并不全是小人的罪过，君子也同样负有责任啊。我读汉代史书，未尝不赞叹安、隗二人所处置的事情确实正确，同时又赞美范晔懂得说出其中的道理。史书不说小人没有加害君子，而特意说安、隗二人平素品行高尚，小人也没有机会加害他们，这确实足以说明君子能够掌握取胜的道理。我曾说，天下之所以称为君子、小人，并不是人生来就有这样的名称；践履道义而行的叫君子，背离道义而行的叫小人。所谓践履道义而行，平素的行为一定严正；严正并不是专门为防范小人而设置的，因为君子之道本来就应当如此。背离道义而行的人，则淫逸放纵，没有什么不做的。他们淫逸放纵，也不是专门为了加害君子而如此，因为小人之道本来就如此。这是善恶的大分别，也是自古以来邪正相互倾轧、世道升降所系的根本。小人固然凭借其所以成为小人的东西来放纵恶行，但君子如果不知道凭借其所以成为君子的东西来制约他们，那么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我也无法确定其极限，又怎能在二者之间判定胜负呢？所以，君子成功所凭借的是形势，决定形势所凭借的是道。形势有待于外在条件，不能确保；道却是我们所凭借、能够永远伸张的东西。《易》所说的阴阳之义已经很完备了：进退、消长、损益、盈虚，都随着时运而变化，卦辞也因此多次变迁。至于它所说的“道”，却无处不显著。这样看来，君子所实行的道，是有常而不变的，纯一而没有两样。君子站在是非利害交错的道路上，独自守持正道；不因消退而灭亡，不因增长而存在，不因进取而自满，不因退守而有所缺失，不因损耗而陨落，不因增益而滋长，不因盈满而炫耀，不因空虚而困约，只是使自己归一于天罢了。天，正是君子用来确定终极准则的东西。外物又有什么关系？小人又有什么关系？小人能否加害，又有什么关系？天道正当收敛肃杀的时节，本来作为生生不息根本的东西，似乎应当剥落殆尽而不复存在；但它仍完聚凝固，不至于因阴气盛极而丧失生生不息的根本。所以最终太和之气回旋萌动，蓬勃而充盈，变化为朱明长嬴的气象。君子处在小人当道的时代，也只是不要丧失自己所以成为君子的根本罢了。不要丧失自己所以成为君子的根本，也只是不要丧失平素的品行罢了。平素品行严正，守持就不会放纵；守持不放纵，操守就不会毁坏；操守不毁坏，道就能永远伸张。这就像两军对阵，即使还没有完全消灭敌人的防御，也不能有一刻放松用来抵御敌军、预防敌人抄掠的防备。否则，转眼之间，敌人已经窥伺到便利，乘上我们的空隙了。所以说：不要依仗敌人可以被战胜，而要依仗我们有能够战胜敌人的办法。所谓战胜敌人，并不是向敌人求取胜利，而是战胜那使我们成为自己的根本罢了。怒目切齿、瞪裂双眼，不是君子的勇气；披甲磨兵，也不是王者的军队。穿戴冠带、佩剑而高谈仁义，才是教化强暴的方法。东汉时期，外戚和宦官的祸患纠缠不清，难以解除。一时的贤人君子共同劳心焦思，在朝廷上正色直言，在民间主持清议，希望能稍稍缓解一日的祸患，结果反而足以磨快老虎的牙齿；彼此相继倒下、头颈相连而死的人多得数不清。然而考察他们平日的品行，不是过于触犯外物，就是失于防范约束。陈蕃、窦武是一代英杰，亲自挺身排除祸难，却到了把上天之功据为己有的地步；亲戚子弟都佩绶带、封土地，遍布朝廷职位，内部不足以远离权势，外部不足以取得人心。张奂是北州的豪杰，尚且不能使他们彼此信任，反而被群宦官出卖。

译唉，也真是可悲啊！名义上是天下的君子，却拿自己不完全合乎君子之道的一面，同群小较量力量，这就是把兵器送给敌人、帮助敌人进攻。正因如此，君子可以有说出危急之言的时候，却不能有毁坏品行的日子；这是用来支撑天下的办法。邪正相互倾轧的关键，只能直接用道来战胜它。所以说：“《春秋》的义理，是用尊贵来治理卑贱，用贤能来治理不肖，而不是用混乱来治理混乱。”召陵之战，不足以折服水边的辩论；文王之道，不足以挽救▯地的败局；楚国讨伐之举，也不能使庆封收回他的言辞。自汉代以来，任用人物治理国家，像向猛制约恭显，训、注依附仇、王，二李轮流出入，五王彼此残杀，想要除掉小人，却由于不能掌握取胜之道而失败的事情，多得很。君子因此更加重视安、隗二人。虽然如此，二人也不过是各自守身罢了，大概对天下的变局没有帮助。难道是他们操守有余而权变不足，缺少拨乱反正、扭转大局的才能吗？还是光武帝夺取三公的权力，给他们崇高的官阶和美好的名号，使他们徒然拥有空名，政权却丝毫不能参与，因而二人也无能为力呢？我只是惋惜他们掌握安抚天下的权力，品行却不足以自守，才能又不足以经世，反而激发了天下的变乱。这就是我为安、隗二位公叹息的原因。孟子叙述道统，却没有提到周公和颜子。古代圣贤留下的是言辞，而没有遗漏意义；能够得到圣贤的心意，就可以了解圣贤的言辞；了解圣贤的言辞，就可以明白道统的学说。他们有详有略，并不是有所取舍；有先有后，也不是彼此抵牾。讨论那个人，讨论那个时代，汇合其中的不同，防范其中的相同，这才叫作“意”。如果只拘泥于言辞，执着其中一点来寻求种种纷纭的异同，那么圣贤的话就会有不能通达之处。所以只凭言辞看言辞，就会遗漏言辞；凭心意看言辞，就不会遗漏意义。即使这样，也可以说圣贤没有遗漏言辞。我由此知道，周公、颜子与孔子、孟子所传的道并无不同。现在，这种道流行于世，作用在天下，传承则在圣贤之间。从尧、舜直到孟轲，中间经过数千年，可以指着数出的圣贤不过如此而已【此处疑有缺文】；他们已经像肩并肩一样相接了。没有得到承认的人，圣贤不能强行使其得到承认；得到承认的人，圣贤也不能强行废弃。尧不能把帝位传给丹朱，瞽瞍也不能从舜那里夺走帝位，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圣贤关于道的论说，到孔子时才确定，继承孔子的就是孟子。孔子、孟子是亲自拥有并亲眼见到这种道的人。后世的学者应当据此作为定论，难道可以反过来因此产生疑惑吗？在文王时代，周公以大圣的才能承受光明盛大的传承，制定礼乐，亲身建立使天下太平的功业；他身居高位，使圣人之道在天下大为流行，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因此孔子梦见东周，念念不忘周公；删定《易》《诗》《书》《春秋》，整理礼乐，大概都自认为得以继承周公，因此对周公的欣慕也达到极深。为什么孟子唯独没有把周公列入其中呢？在孔子时代，颜子凭大贤的才能承受博学而约取的教诲，能忘却形体、抑制聪明，表现出不违背圣人、如同愚者的教诲；他身处困穷而居下位，却使圣贤之道在天下大为显明，颜子就是这样的人。因此孔子发出“没有颜回我该怎么办”的叹息，痛惜尤其深；又称许他“差不多了”，大概确实认为他已经听闻了这种道，对他的许可和赞许也尤其深。为什么孟子唯独把他轻轻废弃呢？唉，这正是孟子把颜子列入其中的原因。太公望、散宜生尚且可以说是被文王知遇，那么周公就不会居于他们之下了。孟子把继承道统自任，那么颜子也不会在他之后。纯厚地扶助上天、建立德行，是修养和谐所依赖的；敬慎与怠惰、正义与欲望，是诫书所以产生的根源。吕尚、散宜生被说成受到知遇，并没有错。然而，他们如虎踞鹰扬，和那种欣欣然、安闲和美的气象相比，又怎么样呢？孟子不叙述周公，大概是因为既然说到文王，那么周公所师法的就是文王的敬慎，也只是周家的家学；在孟子看来，周公和文王如同一人。父子遵循同一道理，说到这一人，也就可以包括那一人了。《易》由羲皇、文王、周公、孔子共同创作，班固却说：“《易》经历三位圣人，到谈迁时仍与司马迁同称，太史公与班固也同样以史家著称。”《汉书》中的这句话，大概是前人常用的说法。如果拘泥于这句话，那么武王为什么不列举呢？后来孟子称说三王而接着说到思，兼顾孟子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性善、时中之论，义利、王伯之辨，孟子把道统自任，并不是僭越。然而泰山巍峨高耸，和清风、庆云的气象相比又怎么样呢？孟子不叙述颜子，大概是因为谈到自身所得，孟子只是私下以颜子弟子的身份自居；在他看来，颜子仿佛与自己同辈。二人遵循同一道，正当评论自己时，尚且无暇顾及别人。周朝有十位辅政的贤臣，君奭却说“只有这四个人”；说到大孝，便称曾子；谈论好学，则只称许颜渊。这大概也是前人专门取一端的说法。如果拘泥于这些言辞，那么曾子、子思又为什么没有被列举呢？后来孟子评论禹、稷，把他们归于同一道，孟子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虽然如此，周公是没有敌手的。谈论颜子的人往往有不同说法，这是因为他的寿命不长，遗言没有流传，造诣还没有达到极致。不知道防、益、稷、皋陶本来就没有文字流传，而禹、汤、文、武的才分和成就也各有不同。先儒说颜子阐发了圣人的深奥之处，优于汤、武，这是确定的评论。事情只要符合我的心意，我自己就可以由此引发对千古的议论，何况古人已经说过的呢？世上的人只是因为不敢把颜子自处为圣人，所以也不敢把圣人之位给予颜子罢了。后来宋代儒者周子默默契合道统，得到不传之正道，但世人仍因《中庸》序、《明道墓表》没有提及他而疑惑，心态大概也是同样的。总的说来，古人的言语多宽泛简略，后世的言辞多谨慎严密；用这样的心态去寻求古人的学说，二者相互抵牾之处本来就多，议论纷繁也不足为怪。唉！道统的传承，自孟子以后，得到宋儒才更加显明；宋儒去世以后又更加晦暗。读书求仕的人，耳闻目见、拾取传闻，谁不说周、孔，谁不说颜、孟？说起来一天比一天相似，做起来却一天比一天远离；这种道的真实意义已经消亡、败坏、腐烂，几乎无法振兴，这正是有志之士深以为耻的事情，也是主持斯文的人深深忧虑的事情。乞求醋。

译天下的道理，只是顺其自然罢了，不容许人为矫饰。为什么呢？道理本来不需要矫饰，也不容许有所等待。有所谓乞求，便是矫饰，便是有所等待。自己没有而向别人索求，叫作乞；向别人索求并盼望他给予，也叫作乞。道理，是天下人共同拥有的；天下人之间彼此不能完全达到的，正是各自所禀受的道理。应当取就取，应当给就给，各自保全自己的天性，又何必说乞求呢？那醋可以乞求，正道也可以乞求吗？正道，是天地生养人的最高原则，怎么能因为防止生养中的正直【原文疑误】，而扰乱天地生养人的正直呢？天地生养人的正直究竟是什么？父亲表现为慈爱，儿子表现为孝顺，臣子表现为忠诚，弟弟表现为敬爱，交友表现为诚信。这是天下共同的正道，并不是我的正道；我的正道，也不是别人的正道。正确的就承认为正确，错误的就判定为错误；有的就承认有，无的就承认无。如此而已，哪里有关于“我”的东西呢？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我”，就会把事物本来错误的说成正确；成为“我”所认定的正确，而不是事物本身正确。会把事物本来没有的说成有；成为“我”所拥有的，而不是事物本身拥有的。既然把“我”放在其中，又一定要借助外物来成就我，必须得到这个外物，我的道理才得以实现。唉，这样说来，道理岂不是劳苦不堪了吗？这种劳苦，不是正道。微生高的意思，是认为只要能够得到正道，即使劳苦也无可推辞。当那个人来向微生高乞求醋时，微生高恰好有醋，可以拿来施惠；不幸没有醋，微生高心里已经怨恨自己不能帮助别人，于是便向邻居乞求。邻居没有给他无，却给了他有，使那个接受醋的人说：“微生高可以说是天下最正直的人了！没有醋尚且这样，何况有醋呢？小事尚且这样，何况大事呢？”这一件事既可以借以结交，也可以拿来施惠，还可以使人称赞自己。微生高做这种矫饰险诈的事，却不知道天下没有靠矫饰险诈得来的正直；因为这件事便自以为正直，也是愚蠢的。他大概以为正直像醋一样，醋尚且可以向别人乞求，作为自己的东西；正直也可以借助外物，作为自己的名声。唯独没有顺应自然来思考。那醋本来确实存在，但不是我的醋，而是邻居的醋；那个人是向我乞求，不是向邻居乞求；是我给他，不是邻居给他。我凭借我的身份，邻居凭借邻居的身份，为什么要这样借来借去呢？幸好鲁国人所求的只是醋；假如有人向微生高说：“你给我千驷万钟的财物，”微生高将怎样对待他？又有人向微生高说：“你把天下给我，”他又将怎样对待呢？微生高将会说：“有吗？没有吗？还是要向邻居乞求吗？”唉！到了这个地步，微生高的正直就穷尽了。所以天下的道理，从自己这里求取，永远不会穷尽；从外物那里求取，永远有穷尽的时候；顺应天理，永远有余裕；用人为的方式矫饰，永远不足。大概道理在于我自身而不在外物，道理有天而无人为。正因如此，夺取别人的东西就是盗窃，拿取别人所有的东西就是袭取，凭借本来没有的东西而说成拥有就是虚伪；盗窃吗？袭取吗？虚伪吗？这就是微生高的说法。沿着微生高的道路走，那么天下行善也会变得艰难。给予别人一定要等待外物，哪怕一小点东西也不给，那就是吝啬。推而至于必须等到富有之后才行孝，那么颜回只能箪食瓢饮，饥饿不堪。必须等到建立功业之后才尽忠，那么身死功业又毁，诸葛孔明就穷困了。若一定要有外物、一定要富有、一定要功业，那么他们必然会发展到夺取别人的所有，颜回必然会夺取别人的财物，孔明必然要活着而不能死亡才行。果真如此，就会使天下的父亲不能慈爱，儿子不能孝顺，臣子不能忠诚，弟弟不能敬爱，朋友不能诚信，事事都要向人和物乞求，物也要向人乞求；像乞醋一样，只有这样才可能成功，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尽到人的道义呢？这是把人的道义看轻了，把醋看重了。还没有乞求醋时，本来没有正直；乞求醋以后，才开始有正直。邻居没有醋，我就没有正直；这样，正直和醋之间就建立了联系。由此把这种事情视为奇特、视为高尚，那么偷窃父亲而逃亡就不如微生高以正直告发攘窃，历山耕作就不如割股奉亲的孝行，首阳山饿死就不如于陵子的廉洁，而天地生养人的正直，竟然真的不如微生高的正直了。谁说正直竟是这样呢？他求取正直的地方正在这里，我说他不正直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却不知道他做这种劳苦的事，究竟是想要正直，还是想要不正直？不过，微生高还算幸运。世人正把他当作正直的人，奔走仰慕他，孔子却偏偏说：“谁说微生高正直？”假如矫饰只停留在微生高一人身上，而天下确实都正直，天下就不会再有矫饰，也不会有人说：“像这样做，是微生高流传下来的祸害。”唉！微生高因此没有和杨朱、墨子一同成为祸害。这可以说是微生高幸运地遇到了孔子。圣人的心是无穷尽的。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是他的心；天下不能完全归于圣人治理的，是形势。圣人治理天下，不能不顺应天下的形势。形势所不能做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治理出现困难的地方，而圣人的心也正是在这里显得无穷无尽。如果凭圣人的心来运转天下的治理，而我的心果真被形势困住了，却还喧嚷自得地说：“我的治理做到这样就够了。”圣人果真会这样吗？有时受到穷困限制的是形势；不能被穷困限制的，是圣人的心。认为圣人的时代没有一个百姓不得其所，这不是圣人的心，而是用有穷尽的心去衡量圣人；认为圣人的时代仍有不得其所的百姓，这才是圣人的心，因为圣人的心本来就是无穷无尽的。

译《尚书》说：“只有上天生养百姓，使他们有欲望却没有君主，才会发生混乱。” 只有上天生出聪明的人，时代才会得到治理。又说：“确实聪明的人，才能成为大君；大君成为百姓的父母。”又说：“天子做百姓的父母，成为天下的君王。”大概圣人把自己作为亿万百姓的主人，认为这是上天命令我承担的职责，而天下人的性命都寄托在我身上；他这样对天下不能推辞，于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心，确实有不得已的责任。那么忧虑天下的心，怎么能够放下呢？即使如此，天下没有治理好，我忧虑它；天下已经治理好了，圣人的忧虑却终究不能有一天放下。这不是因为有特别深重的忧患而过度操心，而是天下的形势本来就不得不如此。圣人既然不能保证天下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物不得其所，那么即使天下已经治理好了，圣人的心什么时候会有一天自认为天下已经完全治理好了呢？正因为他从未看见天下真正完全得到治理，所以他的忧虑更加无穷；这就是圣人的心。况且起初天下百姓不得其所的情况很多，圣人在朝廷上为此焦心苦思，竭尽心力思虑，穷尽耳目所及，修订法制，陈列准则，诱导他们获得善利，清除灾害；他用仁爱对待百姓，确实已经十分勤勉，也只是希望天下没有一件事物不得其所罢了。然而四海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风俗习气各不相同，嗜好各不一样，刚柔善恶的性情也各有差异；形势上本来就不可能使一切完全相同，圣人又能怎么办呢？做父母的，为了孩子考虑饥饿，给他们乳汁和食物，有时尚且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欲望，何况要遍及天下所有人，想让每个人都有衣穿、有饭吃并受到教化，要求没有一个人不吃不穿，同时又不违背法度、不败坏伦理，圣人果真能够自信做到吗？所以，不可强求的，是天下的形势；不能停止的，是圣人的心。既然圣人的心不能停止，却又思考天下形势中不可强求的事情，那么圣人的心什么时候会穷尽呢？尧、舜、禹、汤、文、武的时代，是多么兴盛啊！他们使万国协和，但驩兜、共工之类仍在贤臣的行列中；他们使百兽率舞，但有苗、宗脍、胥敖之类仍然违抗干羽之舞的教化；教化遍及四海，但舜下车时仍为哭泣的囚徒忧伤，因为他们还迷失于象刑的治理；十一征伐而无敌，但舍弃耕作事务的人仍然勤勉而敬畏上帝的诰命；顺从上帝的法则了，却仍然要进行直到崇山高墙的征伐；垂衣拱手而天下已治，但《大诰》《康诰》《酒诰》的训诫、保厘的命令，以及征讨淮夷、三监的事情，到了第二代还没有停止。因此圣人共同在一座殿堂上叹息，一再说“谁来咨询”，说“每天勤勉不懈”，说“我敬畏上帝”，说“从早晨直到太阳过中偏西，顾不上闲暇吃饭”，说“不敢安逸，早晚勤勉，以建立深厚宽大的基业”；由此可以看见圣人的心。大概所谓政，是圣人用来使天下得到治理的；所谓心，是圣人用来运转天下政务的。它安静地处在大庭之中，却流转于四海之外；端庄拱手处在深宫之中，却明照通达于宇宙之外；在一瞬之间培养，却延续到千万世之后。划分丘、甸、井、牧，使百姓安居谋生了，但劳作百姓、劝导互助的工作还没有停止；在瞽宗、米廪中，以诗书弦歌诵读按时施教了，但感化、惩罚、任用和威严仍没有停止；六典、八法、八则、九贡、九赋、九式，以及祭祀、丧纪、军旅、田猎、出行服役，直到进献鱼类、捕取乌龟、刺取鳖、绘画、刮削磨治等事项，都已经制定完备了，但《维清》《缉熙》所代表的教化仍没有停止。无所不涉及、无所不通达的，是政；不能无所不涉及、无所不通达的，是形势。忧虑形势、竭尽政务的，是圣人的心。如果心自认为没有什么达不到的，就一定会有达不到的地方；如果认为没有什么不能通达，就一定会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圣人的心只要有一息停顿，政务就必然有所未尽，天下的治理就会荒废。有人说：“圣人治理天下，一定能使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永不自满的心。”唉！这不仅是不懂天下的形势，也是没有通达圣人的心。假使天下果真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圣人又为什么会有这种无穷无尽的忧虑呢？天地这样广大，尚且有遗憾，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事。圣人正是深知这一点，所以从一天到两天，万事万物都要考虑，时时警惕，时时安宁，和上天一样永不停息。总的说来，圣人的心与天一同运转。天道运行，阳气呼出，万物生长，到午时达到极点，却从未停止；阴气已经开始产生。阴气吸入，万物成熟，到子时达到极点，却从未停止；阳气又已经开始产生。所以天道运转而不穷尽，用来生养万物；圣心运转而不停息，用来生养万民。然而上天又怎么能使万物全都得到适宜的位置呢？残疾、夭折、困顿、枯槁的生命，在天地的大造化中，什么没有呢？这也是形势。唯有不因为形势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使自己的心也有穷尽，这才是圣人的心。王者治理天下有三件最重要的事。天下的法度，不是圣人不能制定。圣人能够制定天下法度，是因为他能够穷尽法度所依据的道理。法度的制定出于圣人的心，而法度的道理存在于天下。大概道理本来如此，所以我制定法度不得不如此；由此才知道，法度是道所不能停止不行的表现。圣人以道使天下获得尊重，所以不得不重视法度。道存在，法度就得到治理；道不在，法度就会灭亡。有法度，道就能施行；没有法度，道就会废弃。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并不是强行率领天下人来就我的法度；所谓法度，也从来不是凭我的私意制定的，而是看见天下的道理本来如此，随即在其中分条理、划界限，把精微严密之处全部体现出来罢了。那么圣人的法度，难道只是后世繁琐文饰、过分限制、曲意防范、苟且简略而不遵循道的那些东西吗？所以王者的法度就是道。后人只看见繁琐文饰、过分限制、曲意防范、苟且疏略被称为法度，因而疑惑王者为什么也重视这些，却不知道王者的法度并不是后世所谓的法度。“只有上天生养百姓，使他们有欲望却没有君主，才会混乱。上天生出聪明的人，时代才能得到治理；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立师，只是说要让他们帮助上帝，恩宠四方。”

译王者的责任，重大到这样的程度。他上承天命的重任，下念四海生民的众多，寻求顺应天理、使百姓得以生存的方法，没有一天能够自我安宁。上天生养这些人，使他们成群地共同生活；人的生命所存留的是性，性所禀受的是命。它从内心发出，显现在人的行动上，施行于人与人共同生活的关系之中，道的巨大作用无处不显现。只是人们遵循它却不能自知，知道它却不能完全实行，于是血气、心思和智虑胜过道，道几乎因此昏暗。圣人承受治理天下的重任，思考如何使百姓生存、治理、受教，于是设置法度便不能停止。因此所谓法度，不过是观察天下人的作为并加以规范罢了；观察天下人的作为并加以规范，又只是出于道。所以道表现在事务上，不可以没有礼，于是礼就重要；道表现在礼上，不可以没有制度，于是制度就重要；道表现在礼和制度上，如果没有书写文字，性情和心灵就不能相通，于是文字就重要。这三者，是天地所生养的，是生民所建立的，是万物所遵循的纲纪。一个不重视，道就会败坏；两个不重视，道就会悖乱；三个不重视，道就会弊病丛生。大概从上古时候起，百姓安乐和悦，没有不爱惜生养自己的东西、尊敬长养自己的长者、喜爱与自己共同生活的人；这就是礼的表现。有老人，就让他们处在安适的位置；有尊长，就让他们处在尊贵的位置。这就是制度的表现。人的内在情感存在于声音中，声音发出之后，自然形成音韵。这又是文字的表现。这些事情人人都能做到，然而不是王者就不能认识天下的自然情状，并据此制定法度。王者有法度来实行道，使天下人自行遵行礼，自行遵守制度，自行认识文字；由此才知道，王者的制度之所以能够贯通万世而没有弊病，都是因为它是道本来不能停止的表现。假如王者依仗自己崇高的形势，只凭势力和法制，认为天下可以纳入自己的范围，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制定法度，那么王者的法度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所以，朝见天子是为了彰明君臣之义，聘问是为了使诸侯彼此敬重，丧祭是为了彰明臣子之恩，乡饮酒是为了彰明长幼的次序。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礼。雕刻镂饰和文章，黼黻、皮裘和衣带，鼎俎、猪肉和腊肉，宗庙、居处和节制，衣服和宫室，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制度。明确契约，端正防范和关键，确定时日，使语言相通，使情意通达，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文字。所以，虽然卑微却不能不因顺其情势的，是百姓；虽然低贱却不能不任用的，是物；虽然隐微却不能不加以处理的，是事务；虽然粗略却不能不陈列说明的，是法度。圣人通晓天下人的情感而知道其中的道理，通达万物的变化而知道其中的时机，这是精微到了极点。因此测量长短，不差毫厘；衡量多少，不差圭撮；称量轻重，不差累黍。我的心中的礼与天下的礼相同，所以礼由此产生。因此从儿子侍奉父母、天子在明堂接见诸侯，到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燕礼、射礼、士人相见之礼，都可以加以议定。至于穿脱衣服、登降俯仰等礼节，圣人能够议定，却不能凭空创造。我的心中的制度与天下的制度相同，所以制度由此产生。因此从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到龙衮、黼黻、玄衣、纁裳、冕上朱绿藻饰、十二旒的制度，都可以制定。至于多少、轻重、尊卑、大小等区别，圣人能够制定，却不能凭空创造。我的心中的文字与天下的文字相同，所以文字由此产生。因此从天府所收藏的典籍、象魏所悬示的法令，到传达四方、统一书写文字的事项，都可以考察。至于横斜曲直、平正倒仄、开口收口、清浊高下等规律，圣人能够考察，却不能凭空创造。所以说，圣人的法度取法于道，道取法于天；君子之道之所以能够考察验证，是因为它经历三王而不荒谬，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质询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后世圣人也不会使人迷惑，就在这里。否则，用它来相接触却得不到礼的本体，不过是彩色丝带装饰的礼罢了，何以值得重视王者之礼？用它来相临对却得不到制度的分寸，不过是凌辱悖逆的尺度罢了，何以值得重视王者之度？用它来相互晓谕却不能传达心志，不过是借助图像和译官传递的声音罢了，何以值得重视王者之文？所以说：王者处理事务、建立法度，一概取法于律；承接天意、顺应大地，调序四时之气、成就万物，统理八卦，调和八风，治理八政，端正八节，协调八音，舞八佾，监察八方，覆盖八荒，以完成天地生成万物的功业。所谓律，就是天下的道理。它的道理本来如此，就像用圆规适应圆形、用曲尺适应方形，不能改变。这就是王者的律。所以说：大的音乐一定平易，大的礼一定简约。用天所产生的事物来形成阴德，用中正的礼来防范；用地所产生的事物来形成阳德，用和谐的音乐来防范。用礼乐配合天地的化育和万物的产生，用来事奉鬼神、调和万民、使万物各得其宜，这难道不是创制礼乐的圣人吗？有人说：王者的制度既然如此，应当万世不能改变；但孔子谈礼时却说：“夏代的礼我能够说出，然而杞国的后代不足以证明它；殷代的礼我能够说出，然而宋国的后代不足以证明它。我学习的是周礼。”记载礼制的人又说：“有虞氏的旗帜，夏后氏的绥旌，殷代的大白旗，周代的大赤旗。”不要追究夏后氏的冠制如同周代的弁、殷代的冔、夏代的收，它们的不同就是这样。至于书写文字，从黄河流出天苞、洛水出现地符以后，后世流传的又有龙书、鸟书、龟书、鱼书、虫穗之书。从苍颉到史籀，又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变化，难道是圣人的制度仍有未完备之处吗？大概天下的变化无穷，而王者有随时制作制度的道理。孔子大概说过：“哪些地方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存在于天下的道理，难道会改变吗？后世的人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妄自取用先王的法度，却把它全部废弃；从朝廷直到民间，全都变成敷衍一时的政令，无非衰乱时代苟且从事的习气。百姓用来养生送死的事情，没有一件能够完全合乎道理。世上的君子又跟着附会说：“五帝不相袭用礼，三王不相沿用乐。”唉，所谓礼乐究竟在哪里呢？我唯独奇怪，文王、武王、周公的法度到了秦代就断绝了，而李斯、程邈荒谬妄作的制度，直到今天经过几千年却仍不能改变。明君自身恭敬而使功业成就。

译治理天下的责任极其不容易。明主能够独自使天下得到治理，也只是因为得到贤能之人来任用罢了。天下如此广大，却把责任归于君主一人，所以君主不能有一刻自我闲暇、自我安逸；明主却能通过谨慎约束自身来实现天下之治。这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实在是因为治理天下的责任不容易，而我以一人之身去承担它，见识必然有所不周，力量必然有所不够。这样就必然把天下所有事情都集中到我一人身上，使我个人同天下的事务天天在纷扰中交战，聪明、智慧和思虑也随之一同困乏。由此可知，了解天下却想凭一人来治理，本来就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明主要使天下得到治理，不能不得到贤能之人。大概是把天下的事务同天下贤者共同承担，这样自己只掌握关键来驾驭事机，并不是苟且贪图悠闲、无所作为。让天下的贤者承担天下的事务，使他们各自竭尽力量来周全自己的职责，而明主端正衣冠、居中督责，要求他们完成任务；这本来就是天下的形势。现在有一件器物在这里，一人的力量就能把它举起来，因为器物很轻；有比它重的，必定要几个人才能举起；还有更重的，必定要几百个人才能举起。器物越重，举它的人就越多。让众人共同承担，所以即使有千钧之重，也可以不费力地移动。大器物不是一个人所能承担的。假如一个人自恃自己的力量，想独自承担一百个人的职责，那也一定没有这样的道理。天下是大器物，不是一个人所能治理的。世上的君主也有依仗一己的智力和力量，想要包揽天下权力的，于是天下的事务一天比一天纷乱。他自以为自己的权术足以维持局面，认为天下所有人都没有谁能超出自己；认为所有人才都不能承担自己的事务，必须由自己一件件亲自去做。前代君主中有采取这种办法的，没有不导致混乱的。所以明主难道是喜欢闲暇安逸吗？只是他深深看见，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这种方法更合适的。人的耳朵能够听、眼睛能够看，但视听不能超出帷帐和墙壁之外，这是因为有所遮蔽。任用天下人的耳朵，就没有听不到的声音；任用天下人的眼睛，就没有看不见的事物。把天下人的耳朵当作自己的耳朵，把天下人的眼睛当作自己的眼睛，所以四海之外也没有什么不能照见。一个人的身体，本来就有固定的限度。把天下交给君主，使一世之人的才智共同制定政令，那么君主的聪明神智必然能够兼有天下人的长处，本来就应当由他一人来完成治理了。所谓聪明神智，也不过是能够用来治理天下罢了。所谓用来治理天下，并不是只说自己安闲逸乐。因为人的聪明神智，正是用来运转天下事务的。把我的聪明神智运用于天下，所以朝廷公卿、百官各府，任命官员必能使其胜任职务，授予职务必能找到合适的人。找到了合适的人来办理事务，不必由我侵夺他们的职权，而天下各官的职事都由人主所安排。说人主只是自行安闲逸乐，是不可以的。尧在位时，天下的事情很多：洪水正在泛滥，百姓还没有粮食吃而深受饥饿；五种品德尚未和顺，五种刑罚尚未明确，草木鸟兽还没有各得其所，礼乐尚未兴起，共工、驩兜这类人仍在朝廷。然而尧首先任命羲和，恭敬地顺应昊天罢了。难道尧是在谋划迂阔迟缓而不切实际的事情吗？实在是因为人主所应当做的，只有敬事上天这一责任。假使天道稍有不顺，过失和反常显现在上天，人主内心因此惊惧警戒，就应当不敢有片刻安宁。所以舜遵循这一道理，坐在璇玑玉衡旁使七政齐备，以窥察天道，观察它是否顺遂。至于当时天下确实有尚未安定的地方，尧询问这些事，也不过说一两句话而已。等到得到舜，事情就已经办成了。舜于是任用九官、十二牧，天下的事务便无不协调地全部兴办起来。所以孔子称赞说：“尧作为君主，真伟大啊！”又说：“无所作为而天下得到治理的，大概就是舜吧？只是恭敬地端正自身，面向南方而坐罢了。”唉，这就是尧舜恭敬自守而取得成功的道理。以尧舜那样至高的圣德，治理天下又这样无为，却在当时急于求得人才并任用他们，大概正是他们能够无为而治的原因。由此可见，圣人的内心并不是自行安闲逸乐，并非只是安然地恭敬自守而已。尧用来治理天下事务，关键在于得到舜；舜用来治理天下事务，关键在于任用九官、十二牧。由此我才知道古代圣人无为而治的道理。公卿大夫在上面辅助襄赞，百官各司在下面奔走办理，人主垂衣插笏，不动声色，端坐在九重宫阙之上。公卿大臣每天宣布自己的谋议，百官各司每天整治自己的职务，六卿每天率领属官来倡导九牧。其近可以达到乡、遂、都、鄙的官吏，其远可以达到荒远边地以外，人主没有不招致合适的人来治理这些地方的。总之，明主所谓恭敬自守，表面上各项事务都无须亲自作为，而他的精神运转并顺应天道，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是无所不为，正如天运行其精神，没有一处不在。精神因此不会停息。因为不会停息，所以能够无为而治，于是公卿大臣的职事得以宣行。明主的精神就在公卿大臣那里。百官各司的事务得以整治，明主的精神就在百官各司那里。六卿倡导，九牧便随之而行，明主的精神就在六卿、九牧那里。所谓精神，就是无为而又无所不为。人主的精神一旦不能到达，天下的事务就会停滞。因此，精神没有一天不运用于天下。所以天下的贤才得到任用，天下的各种事务得以成功。在深邃曲折、蛰伏幽隐之处，在深宫幽密之地，不过俯仰之间，便能抚治四海之外。难道要把智虑疲耗在一个人的耳目之中吗？所以人主恭敬自守、无为而治，是为了养护自己的精神；人主任用天下的贤才，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功业。不能恭敬自守，就不能任用天下贤才；不能任用天下贤才，就不能养护自己的精神，也不能成就自己的功业。所以天子的车称为大路，车上铺设越席，是用来养护身体的；车侧装载臭▯，是用来养护【缺字】的；车前设置错衡，是用来养护眼睛的；和鸾发出的声音，车行步伐合于《采齐》，行进节奏合于《肆夏》，是用来养护耳朵的；龙旗上垂有九旒，是用来养护性情的；车上设置寝兕、持虎，系有鲛韅、弥龙，是用来养护威严的。总之，是用天下这样广大的一切来供养人主，不愿让天下事务来劳累他，这是为了尊崇他。

译这种尊贵的供养，正是他能够凭精神运转天下的原因。所以说：“最大的音乐一定平易，最大的礼一定简约。”平易，所以人不怨；简约，所以人不争。四海之内，没有不被统摄的，所以能够成为帝王。虽然如此，人主又凭什么得到贤才来任用他们？他的功业能够这样安逸地成就吗？供养人才一定有相应的道理，求取人才一定有相应的方法，任用人才一定要合宜。供养人才不遵循正确的道理，人才就不能成就；求取人才不采用适当的方法，人才就不会到来；任用人才不合宜，就无法使他们发挥作用。唉！想得到天下的贤才并任用他们，而这件事又如此困难，由此才知道明主能够成功，并不是偶然的。《震川别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别集》卷二上 明代归有光撰写 应制策 嘉靖庚子科乡试对策五道 第一问 凡是阐明宣扬帝王功业的人，必定要借助文章来流传。文章，是用来赞美叙述往古、传示后代，使其著录而不可磨灭、流传而无穷尽的。帝王创立的是可以继承的治道，却未必能由后世继承；他们所凭借来流传的，不过是典籍册录罢了。典籍册录如果没有文章，就不足以流传。所以说：“言语没有文采，施行就不能远播。”由此说来，帝王用来使万世无穷的美德延续的事情，创立在自己，而编纂、记述、发扬光大它的人，则在后世。一代的文章不完备，那么一代的道德、制度，也几乎要湮没了。所以古代帝王所依赖、用来使其功业不湮没，使子孙世世代代有所考察的，就是把它托付给文章。我朝列位圣主相继而兴，每一代都有创作和撰述，用来阐明宣扬祖宗功业和德行的著作，也已经很完备了。例如《一统志》《防典》的编纂，都出现在前朝文章兴盛的时代，用以昭示混一天下的盛况和经略治理的踪迹。然而执事以下的人询问我这个末学愚生，我大概对这些都没有见闻。至于考察制度、审定典章，以及博闻强记，更不是我所能做到的。金匮石室中的收藏，兰台秘阁中的记载，草野卑微之人无从看见；我所记得的只有这两部书，已经在天下传诵很久了，愚生难道可以恭敬地评论它们吗？荀卿子说：“想要观察圣王的遗迹，就应当观察其灿然显著的地方。”所谓灿然显著，难道不是圣人的制作，布告天下，启迪后世的吗？虞、夏、商、周的盛况，都可以考察。当时所谓典章制度，都是圣人所创作，又有圣人加以传播宣扬，所以他们的言语文章著明于天下，大到事奉上天、享祀上帝，小到各种虫鱼草木，没有不纤细详尽的。王府之中各种制度都能完备端正而没有缺失，难道不是盛大吗？汉代以后，德行固然已经赶不上古代，但当时文章的兴盛，还仿佛接近三代，所以太史公所撰《八书》、班固所述诸志，仍足以完备一家之言。至于唐代的《六典》、宋代的《会要》、元代的《经世大典》，其文章气势更加趋于衰下；但评论者说，三代以后，只有唐代制度最为完备，《六典》所载建置官职的方法足以向上追比姬周，那么它也不能轻易诋毁，只是同《典》《谟》相比仍有差距。大概虞、夏、商、周既有帝王的制度，又有帝王的文章；汉代文章尚可，而制度不完备；唐、宋则文章和制度都没有达到理想程度。至于如今《一统志》《防典》的编纂，想要同《典》《谟》相比并盛，难道可以和汉、唐、宋的著作同样看待吗？然而我唯独遗憾，当时奉命编纂的儒臣不能深刻理解圣上的意旨，穷究著述一代大典的极致，因而其中容许有搜集拼缀、疏略抵牾之处。大概《一统志》出自睿皇帝的命令，由大学士李贤等人编纂；《防典》出自敬皇帝的命令，由大学士李东阳等人编纂。这两部书，如果认为是圣人之制，那么怎么敢说它们出自两位大臣之手？但它们确实不能没有瑕疵。祖宗的功业超过汉、唐，也应当有可以同三代相媲美的文章，不应当拘泥于末流议论，受制于文辞。可是李贤等人所记载的沿革、郡名、人物、古迹，往往剽窃书传中的字句和诗人雕饰铺陈的语言，不足以称为帝王的制度；至于官职和事例，又多以简略省事为务，使一代的沿革漫无从考察。祖宗拥有的疆土，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祖宗创制的制度，也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如今却如此草率地记述，这是两位大臣的过错。今天子中兴，志向超过古代，已经命令有关部门重修《防典》，那么《一统志》也将依次得到修订。如今开局修书、执笔撰述的，固然都是一代中才学杰出的人才，必定会有见解来扩充圣上的意旨。我仍然认为，彰明往代事业、宣扬功业，使之流传无穷，应当交给一代宗师；体例则应仿照《禹贡》《周官》之书。叙述山川，必须先详细说明其源流，以及田地、土产、贡赋，尤其要写得详尽；至于民风土俗，则大略采用汉代《地理志》和后世图经的方法。叙述官职，必须先说明其体制，对于设置、废除、沿革，全都保存原貌。至于臣下关于制度建设的议论，也应像历代书志、通考一类著作那样，兼收并载，分别评论。我又私下认为，修书大臣在高帝时多从天下延请有文学之士，如梁寅、徐一夔一类人，都以儒士身份参与编修；如今拘泥于科举出身，这是第一不可。苏洵修撰礼书，必定要使实录明白，以昭示后世；如今动辄有所避讳，使人无从考察事实，这是第二不可。自古修书多出于一人之手；如今修书机构既已设立，议论纷杂，分门撰写，文章体制不一，这是第三不可。古代文章必先讲究体制；如今文章驰骋泛滥到了极点，却不以古雅为要，体裁不明，义例不立，这是第四不可。明朝兴起以来已经一百七十年，难道没有像司马迁、班固那样的人，可以编成一代大典吗？愚生狂妄僭越说到这里，只希望执事宽恕我。第二问 帝王既然凭自身使天下得到治理，就尤其必须思考怎样延续这种治理，把万世的事业留给后代，所以天下的根本在太子，太子的教育不可不预先进行。三代的制度久远了，但留下的法则至今仍然存在。禹有典章法则，启恭敬地承受；汤有遗风遗训，太甲最终确实成就了德行；文王、武王有谋议训诫，成王、康王相继成为周代贤明的君主。实在是因为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天命的兴衰、祖宗事业的继承或坠失，都要依赖一个人，所以说：“一人作为元良，万邦因此得到端正。”说的就是太子。太子的教育，是万世所系的事情。恭敬地想到皇天眷顾保佑我皇上，厚重地降生嫡长子，确定东宫的名号，子孙繁衍如螽斯，广泛分封皇子作为藩辅。皇子依赖上天保佑，已经能够胜衣，将要出阁读书，讲学读书关系到宗社的吉祥，臣民都同样庆贺。远考古代典制，近察当今制度，斟酌增减损益，使之合于万世适中的原则，用来辅助我皇上盛德至意的，不只是文学侍从之臣有此心，也是江湖之士共同的愿望。我对今日所期望的，本来就是三代的事情，汉、唐、宋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如今设置六傅，制定宾客制度，建立崇文、崇贤府以及坊、馆、局，官职已经齐备，但并不是古代三公、三少的旧制。

译《帝范》这部书、《戒子》这一篇、《元良》的论述、《承华要略》的制度，教育的内容已经很详细，但并不是古代典章法则那样的遗训。古代法制保存在今天的，只有周代制度最为详备；可以考见的，在二戴的记载以及所谓明堂、青史氏的记载中。古代实行胎教，王后怀孕七日便迁入宴室，太史手持铜器站在御户左边，太宰手持升站在御户右边。到第三个月，王后所要求的声音如果不是礼乐之声，太师便按弦而说：“不敢拿这种声音来供太子听。”王后所要求的滋味如果不是正味，太宰便倚着升说：“不敢拿这种食物来供太子。”太子出生，有士人背负他的礼制，有从诸母中选择乳母的礼制，有知道妃色而入学的礼制，有记录过失的史官，有撤去膳食以示惩戒的宰夫，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乐工诵读箴言，盲乐师诵读诗篇，百工各执技艺来进谏。又有三公、三少：保负责保养身体，傅负责辅导德义，师负责教诲训导。所以成王出生时，由仁者抚养他，由孝者背负他，四位贤人陪侍在旁，德行因此成就。后世的官职不是三代的官职，教育也不是三代的教育，开始制定这些制度的人，既没有周代那样周密详尽的思虑，所说的话又没有亲身实行、内心体会作为根本；官僚同时设置，言辞反复劝说，也只是一时的好看罢了。汉高祖、文帝时代的盛况，所尊崇任用的是叔孙生、晁错一类人，最终使惠帝因懦弱怯惧而废弛政事，使景帝因任用刻薄之人而残害万物。武帝开设博望苑，用来接纳宾客。宾客多是凭借奇异方术进身的人，太子后来遭遇了巫蛊之祸。唐太宗教育自己的儿子极其周详，但聚尘之耻实际上是用自身给儿子作了反面教诲。宋代家法虽然严厉，但它所实行的教育，也没有切实落实到身心性情。汉、唐、宋为天下作打算，未尝不十分详细，但在根本处却如此空疏简略，这正是它们建国只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原因。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宏大的谋划和长远的思虑，无不是三代的法则和万世的计划。建国初年，百事繁忙，首先建立大本堂，其中图书史籍充满，招请四方名贤为太子讲论，筹划陈述治理天下的道理。又编作《昭鉴录》，使太子知道前代太子、诸王的善行可以效法，恶行可以借鉴。成祖文皇帝又编作《文华宝鉴》，因为求学而不知道前代的事情，就不足以有所感发而警戒自惩。成祖所编的书本于太祖的意旨，虽然一件事的善恶都在记录之中，但本来就是因为太子自身关系天下，善恶起于细微的念头，国家治乱的端绪也由此开始，尤其不可不严肃对待。今天想要实行三代的典制，继承祖宗的志向，也应当有可以谈论的事情。我冒昧列举当务之急：第一是选任宫僚。从前太祖不设置专门官员，而让公卿兼任，以防后世离间太子的祸患。官员的名位虽然列在朝班之中，职责却专在训导，不应只取文学才能，而应任用道德足以作师表的人；家丞、庶子都应选择吉士来担任，以充实其职。第二是谨慎选择相处之人。太子虽然有宫官，但平常同他相处的，是保姆、内侍、小黄门一类人；女子和小人容易诱导太子产生不正当的念头，尤其应当防备，选择淳厚有德、谨慎忠厚的人来侍奉，使太子逐渐浸润于德义之中而不自知。第三是尊重师傅。尊卑差别过于悬殊，属官就不能充分尽忠。从前懿文太子对宋濂，仁宗、宣宗对杨士奇，彼此亲近，礼数往来，辩论如同家人父子。太子既有为子的道理，也有为臣的道理，不应疏略师友之礼，以造成彼此隔阂的祸患。第四是明白实学。世俗儒者常说天子的学问同平民不同，文华殿进讲不过摘取经书中的几条来充当故事，这难道是用来深入探究圣人奥旨的吗？必须先专心研习一部经书，再依次学习其他经书。第五是辨明礼仪等级。富贵到了极点，就任凭自己想要什么都去追求，所以《周官》有关于王后、世子节制不节制的文字，用来约束节制，使他们不过分。如今应当使饮食、衣服全都有制度，又使太子和诸王的礼仪等级必定有所区别，用来防微杜渐，巩固万年基业。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执事幸望采纳这些意见并把它们上奏皇上。第三问 三代的音乐没有流传到后世，在遗留下来的经典中，也只有少数可以考察。君子在千百年后追寻散佚的文献，根据它的辞句探求其意义，得到意义之后才足以保存其辞句。然而必须能够深入探究古人的内心，把本末源流融会为一体，然后才可以斟酌古今、拟议制度，把它作为逐渐恢复古制的开始，这实在不是容易说清的。当天下太平无事时，世上的君子动不动就说：“兴复礼乐。”礼乐难道容易兴起吗？从汉代直到今天，经过数千百年，明君良臣彼此叹息，讲求搜集，最终没有谁能够恢复三代的旧制。儒者又跟着贬低这种说法，认为礼以养人为根本，稍有差错，就是违背养人之道。他们大概认为可以随着时代制定礼乐，不必完全符合三代，却不知道三代的礼乐一旦舍弃，天下就没有所谓礼乐了。三代的制度，都不是一代之内完成的，都是从开始时历代相因而用来治理天下，逐渐发展到完备。即使各代有所变革，也不过是在其中增减损益；所以时代不同而不可不沿袭的，是礼；各时代不相沿袭的，是礼的末节。时代不同而不可不因循的，是乐；其不相沿袭的，是乐的末节。三代的圣人都是承接历代积累下来的制度，所以他们的音乐容易兴办而能够施行。到了后世，这些传统荡然无存，又没有圣人兴起，想在音乐已经废弃之后加以考察，难道不困难吗？音乐的来历已经很久远了。黄帝让伶伦砍取大夏的竹子，把它截成两节吹奏，用来确定黄钟宫；又制作十二根竹管，听凤凰的鸣声，把它同黄钟宫相比而制作出来，作为律的根本，所以后世都尊奉黄帝的音乐。《周礼》记载，大司乐用乐舞教育国子，舞奏云门、大卷、大咸、大防、大夏、大濩、大武，并分别安排各种音乐的次序：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用来祭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用来祭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防，用来祭祀四方之神；奏【缺字】宾、歌函钟、舞大夏，用来祭祀山川；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用来享祀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用来享祀先祖。用九次变奏招致天神、地祇、人鬼，本来就是九韶、六英、六列的遗制。黄帝的清角、英招，其根本声调本来就在这里。

译世人自己不能察知这些，却只知道到洞庭之野去寻找太古的声音，不知道周家盛盛之时本来已经具备六代之乐，《周官》难道会是假书吗？有人说，所谓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是各律相互吹奏的关系；以函钟为宫、大簇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是各律相互生成的关系；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征、应钟为羽，是各律相互配合的关系。音乐变奏的次数，都采用宫调的本数。黄钟位于子，子的数是九，所以九变而终；夹钟位于卯，卯的数是六，所以六变而毕；林钟位于未，未的数是八，所以八变而止。至于最终以此感动天神、地祇、人鬼，并不是像前人所说的到天社、虚、危等星宿去求取感应。至和之气寄托在器物中，依附于声音乐律，感应相通是自然的道理，没有什么不能通达；把天地人分开，只是说法的角度不同。虞、夏、商的颂歌，推究起来本来也有相合之处。文中子说：“教化达到九变，王道大概就彰明了吧？”所以音乐经过九次变奏，淳厚之气便融洽了。凤凰为什么还要隐藏呢？大概圣人的制度随时代不同，并不是截然分成几代各自独有的音乐。成周兼收并用这些音乐，以六代之乐配合十二调，每种乐配两调，以一阴一阳相对而成。各种音乐合起来感动神祇，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力量。所以说：“天和人有可以相通之处，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应和声音。行善的人，天以福报答他；作恶的人，天以灾殃降给他。这是自然的道理。”其他书中记载师文、师开弹琴，师涓记录濮上原始乐声，这些音乐感动阴阳、通达万物，其道理终究不可欺罔。可惜周代衰落以后，帝王不再兴起，天地之气不相应和，淫荡、过度、凶暴、轻慢的声音竞相夸耀，逐渐流传到后世，先王的制度于是无法考察。汉代的制氏，只能掌握铿锵的声调和鼓舞，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后来河间献王所得的雅乐，天子只命太常按时保存演习，不让它用于郊庙祭祀；郊庙所用以及供皇帝演奏的，都是俗乐和淫声。西汉一代，文章兴盛，名卿才士层出不穷，最终却没有人能够兴复礼乐。亡国之音和新声一代代变化、一天比一天增多，从此以后，难道还能够希望恢复吗？前代号称懂得音乐的人，如荀朂、阮咸、张文收、万宝常、王朴等人，最终也没有能够把它真正用于现实。而牛弘、何妥、郑译、李照、阮逸、范镇、司马光一类人纷纷争论，不能决断；士大夫的议论又常常同乐工的说法相违背，真可说是考订修正虽然详尽，铿锵之声却不协调；韵律分析得很动听，敲击起来却不能成声。他们茫然无措，就像盲人没有眼睛，只能用手摸索、指认物体的形状，实在困难啊！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先王的制度已经废弃，后人即使想竭尽心思，在千百年前进行测度摹拟，也无法做到。因此，音乐在汉代以前由主管机关掌握，没有不懂得其意义的；汉代以后由儒者寻求，最终却没有人得到它的法数。这是有无传承的差别，也是没有先王制定它的缘故。虽然如此，音乐在千百代之间只有一个道理，并不因有传承才存在，也不因无传承便灭亡。它的根本在于人的内心，是人心的活动使它这样。感情在内心激动而发为声音，声音形成文理，叫作音；把声音配合起来加以演奏，再加上干、戚、羽、旄，叫作乐。千古以来的人心不灭，千古以来的人就都可以制作音乐。而世上谈论音乐的人，不去探求音乐的根本，却拘泥于音乐的法数。法数是可以知道的，意义却难以知道；懂得了意义，本末就贯通为一了。后人不能明察这一点，却把精力耗尽在璧羡、尺度之间，在累黍多少的细节上反复比较，对钟律声音洪亮或低沉的节度产生疑问，对五声、十二律、变宫、变征的差异纷纷争论。音乐固然不能舍弃器物和法数，但如果沉溺在器物和法数之中，那么用力越劳苦，所得的法数反而越失真。为什么不返回它的根本呢？太史公说：“精神使气运行，气附着于形体，细微之处像形体，显著之处像声音。圣人依据精神而保存它，即使精妙也必定能见效。”庄周说：“用天道来演奏，用人事来验证，用礼义来施行，以人情来建立。天机不显露张扬，而五官都各得其用，这就叫作无言而使内心喜悦的音乐。”古代百姓非常和谐，万物都顺遂，声音、律吕、身体尺度，是五音合于天声；八种声音体现天的化育；七始体现天的统纪。秋天奉养老人，冬天供养孤儿，在大鹿之野蓬勃地召集乐舞。这样看来，明君在上，休养生息百姓，用太和之气陶冶他们，使万物生长各得其所，天地间的灾气便不会发生。然后吹奏律管来制定尺度，命令神瞽记录中和之声，以黄钟作为声气的本源，那么太和之气薰蒸，八方之风调顺有序，凤凰来仪、百兽起舞的治理就可以追求复现了。否则，即使设置机构、建立官署，招募天下懂得音乐的人来研究律吕的精微，使一切都符合先王，也只是瞽史之事，并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第四问 帝王兴起，必定有一代的臣子来辅佐天下的治理，成就宏大而济世的功业。有这样的君主却没有这样的臣子，在上位者常常忧虑不能得到合适的下属，君主的事业无从寄托；有这样的臣子却没有这样的君主，在下位者常常忧虑不能遇到合适的上级，臣下的才能无从施展。然而上天将要开启一代的治理，启发君臣贤明的契合，既然生出这样的君主，使他完成摧毁陷落、廓清天下的功业，就一定会生出这样的臣子，使他发挥共同谋划、辅佐赞助的力量。天下的形势到了极乱就会转向治理，上天爱护百姓深切，必定不会让他们永远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圣人降生，是为了安定百姓；而圣人治理天下，也不是凭一人一手一足的功劳，必定要得到足以替自己办事的人。因此贤臣降生，是为了辅佐圣人。自古以来大乱的时代，没有圣人就不可能实现治理；也没有贤臣，就不可能弘扬教化。它们就像云召龙、风从虎，气类自然相互感应，相互需要而成就，相互等待而会合，但谁知道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尧以前，如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一类人，不见于经典记载，便无法加以评论。虞书所载的九官、十二牧，事迹清楚可考；三代以后，通过革命而拥有天下的，有成汤得到一德之臣伊尹，之后才有升陑之师。

译武王有像鹰一样奋扬的太公，之后才有牧野之战。至于毕公、散宜生、周公、召公一类人，都凭借圣人的德行，奔走前后，抵御外侮，亲近归附者。《诗》《书》所称述的那些人，有大功而配享于先王，及至他们的子孙承借祖先的福泽而拥有国家，延续数百年，其盛况大概是后世无法比及的。三代以后，汉高祖出身平民，诛灭秦朝，击败项羽而拥有天下；淮阴侯、绛侯、灌婴一类人冲锋陷阵，成就百战的功劳。当时称为萧何、韩信、张良的三个人，功业尤其显著。光武帝承接王莽之乱，在南阳奋起，恢复汉朝旧业，于是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马援、冯异、彭岑、来歙一类人施展力量。唐太宗在晋阳起兵，平定隋朝之乱，于是有刘弘基、李勣、李靖、房玄龄、杜如晦一类人建立功勋。宋太祖接受后周禅让，消除五代战争的祸患，使天下达到太平，于是有赵普、潘美、曹彬一类人竭尽谋略。天下不可以没有君主，所以树立君主；树立君主不可以没有臣子，所以生出臣子来辅佐。有尧、舜、三代那样的君主，就一定有尧、舜、三代那样的臣子。有汉、唐、宋那样的君主，就一定有汉、唐、宋那样的臣子。上天爱护百姓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这样，凭什么平定祸乱、完成太平呢？感慨自从元朝入主中国以来，天下危险动荡将近百年。后来元朝气数已尽，天怜悯这些人的乱世，于是使我太祖高皇帝降生在淮甸，用来清除中原的乱气，拯救天下的祸患，援救陷于水火的百姓。几年之间，平定金陵，平定吴地，攻克荆楚，闽、广的元军不战而逃，最终在狼望之北消灭殆尽。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功勋，而圣人独自禀受完全的智慧，功高万古；神妙的谋略和朝廷的筹算，有不是他人能够赞美其万分之一的。与此同时，各位大臣应运而生，都起于淮甸之间，乘机遭逢，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就像汉高祖起于丰沛、光武帝起于南阳一样。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大概是上天将借此开启我国家亿万年无穷尽的治理。所以圣主在上方如龙兴起，诸臣在下方景仰归附，乘风云际会，依日月光辉，把功勋昭示在鼎彝之上，铭刻在史策府库中，其中有许多不是一时所能详尽叙述的。他们的巨大功勋光明显耀于天地之间，如中山武宁王以下六王，功劳尤其显著。天下人直到今天还能够讲述这些事。其他如朱文正、李文忠，都凭借内外亲属关系；郭子兴、郭英、吴良、吴祯、廖永忠、永安一类人，则凭借父子兄弟前后相继出力，在其中效死。大概他们有的总领大军，以不杀戮来显示威严；有的沉着坚毅、善于谋划，用一句话决定大事。武宁王的功劳最大；开平王在漠北穷追敌军，黔宁王在滇南收获战功，这些是方面将领中最著名的功劳。其他人有的安抚一城，有的平定一方，有的专守城池而掌握兵权，有的分镇边地而接受重任，有的激发义愤来抵御敌寇，有的以彻底消灭敌人为目标，哪一个不是体察天地好生的德性，勤勉执行皇祖安定百姓的命令，对华夏有功、给百姓带来恩惠的呢？国史所记载的事情固然无法全部看到，但往往可以在儒臣撰写的铭文、篇章、碑志中见到。这是我私下所知道的万分之一。于是想到一百六七十年来，父子兄弟生长在太平时代，国内没有战争灾祸和烽火警报，固然是我高皇帝覆载天下的功劳，也是诸位大臣匡正扶持、辅佐协助的力量，不能缺少。尚书说：“光明伟大的文王、武王，能够谨慎地发扬明德，使其昭明上升于天，使其广泛闻于天下。只有在那个时候，上帝把自己的使命集中交给文王，也只有那些先正之臣能够辅佐文王，昭明地侍奉他的君主；无论大小谋略都没有不遵从的，这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形吗？”如今太庙已经让功臣配享，功臣庙又设有专祠，金书铁券以及“山河带砺”的盟誓，至今没有废止。近来皇上又兴灭国、继绝世，开放庙藏，查阅旧记，用来昭示元功之臣的名籍，使开平、宁河、岐阳、诚意诸王的封赏重新延及后世。我国家酬答诸位功臣，可以说没有遗憾了。但太平日久，作为他们子孙的人，有的在富贵中骄傲自满，不能体察祖先父辈的心意，时常陷入法律禁令，因而被抛弃；这令人不忍，又不免有厚重的恩德被掩盖消失、选择宣扬功劳不当的讥议。那么高皇帝的《大诰》以及武臣、文皇帝的铁榜训戒，今天实在不可不重新申明并加以训诫。尚书说：“古代我的先王以及你们的祖先父辈，彼此共同经历安逸和劳苦，我岂敢轻易施用不当的刑罚？世代选择你们的功劳，我不会掩盖你们的善行；我在先王面前举行大享礼，你们的祖先也将随同配享。你们若作福作灾，我不敢轻易施用不是德行的举动。”谨以此作为今天的献言。第五问 古代治理天下的人，是供养百姓的生活；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只是听任百姓自行谋生。听任百姓自行谋生，本来可以，但又从中征取赋税；征取赋税本来可以，却不寻求能够长久实行的办法，于是我们征取的无穷无尽，而百姓的生计一天比一天困顿。百姓困顿，而我们所征取的东西也将得不到回应，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两方面都困窘受伤，今后怎么能够妥善处理？这是不可不深入思考、周密筹划的。我国家建都北平，每年把东南的粮食运入京师，数量达数百万。船只首尾相接于江淮之间，加上地方物产、土贡、金帛锦绣，用来供给大官和王室服用的物资，每年常常不断。国家从百姓那里征取的并不少，但近年以来百姓生计日益困苦，国家赋税日益亏缺，水灾旱灾接连上报，有司常常忧虑却不知道如何筹划；然而只知道向百姓征取，却不知道救治灾害、抵御祸患，给百姓以最大的利益。大体说来，西北的田地，水旱灾害常常只能听任上天；东南的田地，水旱灾害通常可以由人力控制。因为那里有三江五湖的灌溉，又临近东南海边，有堤防和蓄水泄水的设施，即使经常下雨或经常干旱，也可以没有忧患。所以从前谈论水利的人，总是先讲东南。《禹贡》说：“三江既已流入，震泽便安定了。”

译震泽就是今天的太湖，《周礼》所说的具区、五湖，大概是同一地方而名称不同。《尔雅》称具区，郭景纯说：“吴越之间有具区，周围五百里，所以称为五湖。”他说五湖，就像称长江为九江一样。《春秋》说越国和吴国在五湖交战，难道太湖之外还另有四个湖吗？有人把具区、洮隔、彭蠡、青草、洞庭列为五湖，又有人依季氏图把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鉴湖列为五湖，这些说法都不对。大禹治理扬州的水患，西部没有比彭蠡更大的湖，东部没有比震泽更大的湖。要使震泽的水安定，在于疏通它的下游，使三江流入大海；这样以后，震泽才不会有泛滥的忧患。震泽本来就是汇聚并排泄众水的地方。西北有宣歙、芜湖、荆溪、宜兴、溧阳、溧水几个郡的水，西南有天目、富阳、分水、湖州、杭州各山各溪奔流汇入的水，都蓄积在湖中，然后由震泽经吴江、长桥向东流入松江、青龙江而入海。溧阳以上，古代有五道堰，用来节制宣歙、金陵、九阳江的水；宜兴以下有百凟，用来疏导荆溪所承受的水；江阴以东有运河泄水而流入江中。宜兴以西有夹苎干以及塘口、大吴等凟，泄去四处的水，这就是治理水源和下游的方法。三江是东南泄水的尾闾；三江水流不快，海潮就会倒灌上来。日久便会淤塞，下游不通。因此疏导吴淞江不可不放在首要位置；凡是太湖以下各江流入大海的地方，也都不可不加以治理。从前宋代单锷曾经撰写《东南水利书》，苏文忠认为它有利于百姓，便把其中事项分条上奏朝廷，但也没有能够施行。大体说来，太平日子久了，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稍有人提出治理国家的计策，便认为迂远、劳师动众而不可采用，所以治理国家的谋虑常常被阻止而不能施行。自汉代以来，天下的财用还没有完全取自东南；到了唐、宋，东南百姓才开始出力供给天下的财用。然而自从吴越在这里割据以后，反而能够修治水利来供给自身，对外奉事大国，对内又不缺少朝廷府库的用度，因此国家不困顿，百姓也还能够支撑。等到天下全盛时，江南歉收，就从浙右征取；浙右歉收，就从淮南征取。于是圩田和塘务因循废坏，白白丧失东南巨大的利益，一直到了今天。钱氏凭一方之地供给国家，只因为治理得专一，所以常常能够满足用度。如今把天下的财力都用在东南，只是因为治理水利过于疏略，所以常常供给不足。唉！天下这样广大，如果不依赖东南，便可以坐视不理而不替天下筹划；但天下这样广大而专门仰赖东南供给，又怎能不考察它的利弊而周密筹划呢？先朝周文防公、夏忠靖公治理东南水利，常常取得成效。然而一百多年来，情况已经不同于当初，有司巡视考察、修治兴举，往往只是沿袭旧例，已经茫然不知旧迹究竟保存在哪里了。如今又把责任推给国家贫困、百姓困顿；国家贫困、百姓困顿也就罢了，任凭他们一直困顿贫穷，那么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也应当广泛访求故老，全面考察前人的议论，寻求今日适宜的办法；又不必拘泥于古代旧迹，只须看水势所趋是否顺畅。因为古今的天时、地势以及山陵谷地、丘陵深渊，历代都有变化迁移，如果一定要凭空穿凿去寻找旧迹，我恐怕劳力越多、费用越大，最终仍不能成功，反而会被那些只图眼前苟安的人讥笑。大禹治水，不过是顺着水势，让水自行流通罢了。五堰、百渎能够恢复的就恢复，白蚬、安亭、青龙江能够疏通的就疏通。有的开成纵向水浦，有的开成横向塘渠，有的在沿海修筑堽身，在堽上设置斗门，使通向大海的渠河不被潮泥淤塞，使防护水患的堤塘不至于毁坏。还要督促负责水利的官员把工程办成，平时经常巡察，禁止富人豪家在上游设置碾硙，栽植芦苇、茭荷，或堵塞陂塘；并仿照钱氏遗留下来的办法，征收图囘之利，供养疏浚清理的士卒，轮番更替，交替服役来疏浚水道。这样以后，水利才能兴起并长久有效，水患才能革除而百姓不受困苦。不然，像近来曾疏浚白茒防，过了多久便渐渐淤塞，这就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事。如今富人有良田美庄，尚且不让它荒芜而加意经营，何况东南还要供给天下的费用呢？况且这种办法，不仅可以施行于东南。齐鲁之地，难道不是古代的中原吗？几天不下雨，禾苗全都枯死，黄茅白苇，放眼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视，只能相继成为沟中的枯骨。这全是因为沟渠制度废弃了。应当稍稍仿效古代匠人治理沟洫的办法，招募江南无田的百姓，让他们以此为业。古代在吴地，曾疏通三江五湖；在齐地，疏通菑水、济水之间的水道；荥阳向下引河水，东南开洪沟，以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以及济、汝、淮、泗各水；朔方两河、河西、酒泉都引河水；关中开湋渠，灵轵引各处水源；东海引钜定水，泰山下引汶水，都是开凿渠道灌溉田地万余顷。难道利益只在三江五湖吗？把这些办法推广实行，不但可以兴起西北的水利，也可以使东南的运输稍稍减省。天下的事情，关键在于用人，不要徒然把它归之于气数，而把议论这些事情的人说成迂腐。隆庆元年，浙江程防四道。问：从前帝王登临大位、创立统绪，都是替后世筹划。比如禹有典则，汤有遗训，文王、武王有谋略功业，他们的子孙能够恭敬地继承，所以夏、商都享有国运很长，周朝超过前代，延续到八百年。汉、唐以后，大概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广泛承受天下，临朝日久，在处理万机的余暇，常常亲自著述，凭睿智思考、玄妙洞察，从自身心性一直到天下国家，没有一件事不留下教诲。其中《祖训》一书，是替圣子神孙谋划的，尤其周详恳切。它的大经大法，世世代代遵守，明白如日月，本来不必再加以赞述。至于其中深切的言论和精辟的见解，能够成为今日圣天子反复思考的内容，可以详细说说吗？我世宗肃皇帝临终凭几而发的训言，告诫深切。皇上孝思深厚，遵奉先帝遗命，改元诏书一发布，便如风行雷动，以至荒远边陲、极偏僻地方，凡有牙齿、披头发的百姓，没有不拭目等待观察德化的。恭敬地读改元诏书，其中说郊社等礼都各自考察祖宗旧典，斟酌改正，由此可以仰见圣天子效法祖宗的盛大心意。诏书所列条目，本来首先奉行皇考的教诲，其中与皇祖训示相符合的地方，也可以大略加以说明吗？臣子替君父陈述烈祖的训诫，大概是忠诚爱戴到了极点。即使有极大的美德却不予彰明，又凭什么来仰报皇上的广大恩泽于万一呢？诸位士子都应当详细作答，我将替你们把答案进呈朝廷。

译帝王统治天下，想要把统绪传至万世，谋划思虑就必须长远；想要保全万世的基业，继承守护就必须勤勉。以长远谋划来垂示统绪，是仁德的周备；以勤勉继承来保全基业，是敬慎的极致。因此德业光明显著，心源绵延不断；显扬承继先业而使之宏大，福佑开启而没有疆界。自古拥有天下的人，都是祖宗在前面创始，子孙在后面继承；所以能够国祚长久而不衰，使用的就是这个道理。请借着明问陈述一番：从前唐尧、虞舜之际，把天下相互授受，并把精诚专一、执守中正的训诫显示给后人。他们平日里在朝堂上相互赞许、叹息、呼告、否定，彼此谈论的无非就是这个道理。然而仍然反复咨问、郑重告诫，实在是因为天下是重大的器物，不能不替它作长远的谋划。因此把天下交给别人时，同时把治理天下的道理也一并交给他，这才知道怎样交付天下；接受别人的天下时，同时接受治理天下的道理，这才知道怎样承受天下。否则，只是把天下相互传授，那就不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的真正意义了。三位圣人当面相互授受尚且如此，何况祖宗的天下传给子孙，难道能不替他们作长远的谋划吗？实在是想到今日取得天下很难，而日后保全天下更难，所以留下训诫替子孙筹划，不能不周详而恳切。因此，圣人有谋略和训诫，明确的征验足以使国家安定保全。禹有这样的训诫，而他的子孙能够恭敬承受，所以夏朝国运延续了四百年。圣人的谋略广大无边，美好的言论非常彰明。汤有这样的训诫，而他的子孙能够努力遵从，所以商朝国运延续了六百年。文王、武王使光明相继、基业安定，陈述教诲，让子孙继承守护大训，不敢昏昧改变，所以周朝国运延续了八百年。大概禹、汤、文王、武王替子孙筹划天下，是如此周密；启、太甲、成王、康王保全天下，也如此完备。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的命令，完全拥有中原，圣武神文，功业如天经地纬，削平僭乱，使四海安定，让天下贤能俊杰登用，共同修明政令刑法。有空时又亲自挥毫书写，凡睿智思虑所及，往往编辑成书，从《存心》《省躬》等录，一直到《孝慈录》《女戒》《昭鉴》。较大的著作，如三编《大诰》《资世通训》《洪范》注，以及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命群臣纂修《宝训》《律诰》《职掌》《集礼》等书。自古帝王著作的盛大，没有比这样更丰富的。至于《祖训录》，尤其是替圣子神孙作深远的谋划，最为详尽而恳切。他曾亲自作序说：创业之初，备尝艰苦，对人情真伪也相当了解。自从平定武昌以来，就预先制定律令，颁布施行。至于开导后人，又编成《祖训》一篇，立为固定法令，用大字书写悬挂在西庑，早晚观看，以求达到最恰当的地步。前后六年，共七次誊写稿本才定稿。我的子孙恭敬奉行我的命令，不辜负我垂训的本意，天地和祖宗也将永远真诚地护佑他们。于是颁赐给诸王，又抄录悬挂在谨身殿、乾清宫、东宫的墙壁上。太祖回头对侍臣说：‘我撰写《祖训录》，是为了把训诫留给子孙。我经历世事，创业艰难，常常担心子孙不知道应当守什么，所以写了这部书，日夜思考，所有事情都考虑得周详完备。反复斟酌六年，才得以编成。后世子孙守护它，就能永远保有上天赐予的禄位。’皇帝的话意义重大，确实是万世圣子神孙应当恭敬承受、谨慎守护的训诫。这部书的篇目，有《圣训首章》，又有《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篇章简约，条理却没有遗漏；纲领宏大，细节也全都说明。历代都保护并遵守它，把它作为大训。至于朝廷的典章制度以及百官有司所执行的事务，有些不必全部叙述，请举出一两项明白说明。训中有这样的说法：‘凡是古代帝王，都把天下视为忧患。守成的君主常存敬畏之心，以祖宗忧虑天下的心情作为自己的心情，这样就应当永远受到上天的眷顾。’圣祖从平民起兵，当时各地僭称王号、叛国作乱的人几乎都被铲除，天下空旷安定，他仍然战战兢兢，害怕天下再次兴起而相互倾轧。何况自古太平日久，没有永远安静的国家，而南面为君所能享受、足以娱悦耳目和心意的事物，又纷纷引诱到面前。君主如果能够时时怀有警惕和恐惧，即使处于深宫幽静之中，这颗心仍卓然清明，那么安逸享乐的欲望便不会产生，对天下的忧虑也会周密，祸乱的萌芽便无从发生。今日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训中又说，忧患常存于心，百姓就会安定，国家就会稳固。大概只是希望风雨按时而来，田禾丰收，使百姓能够顺遂地生活。又说，四方遭遇水旱灾害，应当根据国家储积的情况予以查验，优待免除税粮。即使一年没有灾害，若某地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也应当优待免除。圣祖虽然身在深宫，甚至严寒酷暑、风雨灾异，没有一件不放在心上。当时百事草创，建都封邑，征伐四方，费用十分广泛，但免租的诏令没有一年不颁下。如今天下安定，而大司农却常常告急说费用不足，一年歉收，便商议改折征收，有司还彼此相顾，认为这已经是宽大的恩典了。假如民间不能蒙受免租的恩惠，百姓靠什么勉强活下去？圣明的君主应当顾念并畏惧百姓的艰难，思考小民的依靠，选任劝农的官员，扩大蠲免、借贷的恩泽，这样天下百姓才能乐于生存。今日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又说，帝王身处安逸时，也应常怀警戒防备，行动起居都必须详慎；处理人事，要审慎而合宜；仰观天道，俯察地理，等到一切都没有灾变，然后加以运用【此处疑有脱文】。圣祖亲自披甲戴胄，出入战场，后来做了天子，仍然如此谨慎戒备。君主一定应当庄严处于神明所在之地，慎重对待出入之际，端坐拱手于清静之中，端正仪容，谨慎礼仪，按照和鸾车铃的节奏，清道而行；开设延英阁，召见杰出而年高德劭的士人，早晚接见，反复考察询问，考察古代、验证当今，那么圣德日益修明，上天的眷顾日益隆盛，也就不必劳心于意料之外的防备了。今日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又说，平日修养自身的方法，不可有亲近优伶、狎昵玩乐的过失，不可有沉醉歌唱、彻夜饮酒的欢乐；正宫不可有自行放纵的权力，妃嫔不可有窥伺专擅的行为。又说，内府日常饮食和使用的物品，应当在宫内设局管理，职名既已确定，关键在于遵守。

译所以当时的《日历》《圣政记》都说，后妃居住宫中，不参与丝毫政事；外戚也遵循道理、畏惧法令，不敢倚仗宠幸而危害百姓；宦官之类，只负责洒扫事务。本朝的家法超过前代，达到如此程度。如今阴教修明，后宫秩序井然，更希望能够体会圣祖仿述《周礼》设置宫内机构的意义，修明掖庭、永巷的职掌，使佩戴金貂装饰的人，都有整齐恭谨、诚信端庄的美德，而没有嬉戏傲慢、骄纵放肆的过失。左右近臣都得到告诫匡正，那么王爵和天子的法度就不会旁落。今日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又说，四方各族，即使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足以供给国家；即使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足以役使。我担心后世子孙倚仗中原富强，无故兴兵，导致伤害人命。但羌戎与西北边境非常接近，世代战争不断，必须选择良将、训练军队，谨慎防备。如今抵御西北敌寇，上策在于不主动进攻，下策在于不能善守；谨慎守备边塞，把敌人驱逐出去，中国抵御他们的办法只有这一条。如果想开拓边境，在狼望以北逞一时快意，必定不会有好结果。圣祖曾告诫诸王不要远出开平，说守边的关键，未尝不以事先谋划为急务。因此我对北方边境的敌寇，尤其加以谨慎周密的防备。今日应当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我世宗肃皇帝引导宣扬遗命，告诫深切。皇上改元诏书，确实奉行皇考的教诲。明诏所说‘仰念先帝遗命昭然垂示，深望继承先志、述行先事而两全其善’，正是这个意思。至于郊社等礼，用来遵循祖训的，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至于优待言官、施加恤录恩典，禁止方士施行左道，释放宗人，解除甸人之系，宽释若卢，仁厚对待百司，严格执行黜陟制度，打破铨选资格限制，裁减冗员，分别郡县望紧等差，优待招抚没入的俘虏，杀敌后迅速上报战功；以及加重贪污墨吏的刑罚，督促核查上报，给大臣追加赠谥，给闲散官员增加名位服饰，听任监司荐举征召，这些都是所谓推类以尽义、通变以适应时势，其中有些难以全部列举。明诏又说：各地官员把武备视为不急之务，把轻视敌寇当作苟且偷安；对贼盗、妖逆加以隐瞒纵容，不及时扑灭，往往酿成大患。祖训所说的忧虑天下，明诏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又说：天下军民十分贫困，国家费用虽然短缺，难道忍心照常征派吗？四方听到这些话，谁不感动流泪？田租拖欠的改折、蠲免，以及大官增派的征取、尚方催办的物品、缮部征取的竹木、兵部征收的子粒，大多停办罢免，这就是祖训所说的忧虑百姓，明诏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又说：内府各衙门供应的钱粮，我特意加以节省，自然会有余裕。如今户部、工部以及科道官员，稽查各监、各局、各库的绢帛、军器、香蜡等物，这就是祖训所说内府设局，符合《周礼》天官之义，明诏已经做到这一点了。至于求贤纳谏，种种措施不止一项；凡是能够端正士风、纠正官场邪弊、安定民生、充足国用等长远策略，仍然允许众人直言不讳，这就是祖训所谓防止壅蔽、沟通下情。既然如此，与皇祖的训诫大概没有不相符合的。天下人应当像跌倒后突然站起、聋者突然听见一样，凡有牙齿、披头发的人，没有不拭目等待观看德化成就的。只是我这个愚陋之人仍然恳切希望皇上反复思考这些事情，实在是出于臣子的忠诚和爱戴之情，不能自已。

译《尚书》说：‘我承受上天的命命，使夏朝的国运长久而不衰；有殷的国运想要长久称王，是因为百姓承受上天永久的命令。’ 我私下认为，今日圣天子应当对此加以称颂。问：‘我朝祖宗列圣历代都有实录，表明年代，记载事情，撰述功德，把它作为可信的历史。近来皇上郑重诏令近臣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执笔的士人一定能够仰体皇上的心意，编成宏大的典籍。然而私下考虑，先皇帝享有国祚最久，年代十分长远，又没有前些年记载起居的书，编纂搜集、融会成一家之言，似乎有难以完成的地方。实录这个名称，是从哪里起源的呢？或者说，古人论史，每每认为记史之事很难。从前刘子元曾对宰相说，两部史书都不记载起居；欧阳永叔又论说《日历》废弃，这大概是近代修史的普遍弊病。而刘子玄又说史家有三长；到了曾子固作《南齐书》序，他的论述也很美善。这两人的话，后世多有称道，可以完备地叙述吗？如今先皇帝的史事汇集进史馆，正要下发给学官，诸位士子都能够参与并了解，应该把所听闻的写入文章，不要推辞。’ 治理世道、经营天下的人，建立的是一时的功业；纂述先王遗志的人，留下的是百世的训诫。伟大啊，国史的由来已经很久了！上古帝王承受天命、建立法度，功德与天地同流。那些不能流传的，随着天地化育一同消逝；能够流传的，只依赖史书保存下来。所以巍峨光明的事迹，也能与天地一样长久。即使身处千百代以后，人们仍都能指出并称颂那些神明般的名号。为什么呢？因为寄托在史书上的传承没有穷尽。留下美好的名声，记载往昔的称号，使远古昭明，使后世有所鉴戒，史书所系的责任，重大到了这种程度。近来明诏纂修我世宗肃皇帝宝录，通行天下。如今广泛采集遗闻，特意设置明问来考察诸生，我怎敢不把所听闻的全部叙述出来作答呢？左右史官记载君主的言语行动，在夏、殷以前就已经有了。周代的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都是史官的职掌；诸侯也各自有国史。到了战国纷争，秦朝毁灭典籍，但史官仍然存在。汉武帝任用司马氏为太史，东汉则有班固任兰台令史，刘珍等人在东观著述，这些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人才。因此《史记》《两汉书》冠绝后代。此后史馆撰述史书，无不精心选择人才。即使他们的文辞不能与前代相提并论，也各自代表一时的美善。陈寿以后，大都仿照《汉书》的体例，往往汇集各家材料，分别记录各代，作为正史。正史以外，自唐武德年间起，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人共同创立编年体，实录这个名称也从此开始。唐太宗以下十五位皇帝，每逢皇位更替，必定纂修实录。唯独宣宗、懿宗以后因战乱而缺失。到了五代、宋、元，也都沿袭这种做法，后世修史的人把它作为依据。到了我朝，列圣相承，一如前代旧例，每一代都命令纂修，已经充分宣扬光明，崇尚阐发宏大事业，收藏在金匮之中，永远作为典范，祖宗的宏伟功业确实与天地一样长久。我皇上继承登上宝位，刚到朝廷太庙举行典礼之时，就颁下诏令，特命纂修实录，天下都仰慕圣人孝思深厚、继承先志、述行先事的盛大作为。谨念我世宗肃皇帝，以圣明的资质，掌握中兴的时运，上比列圣以及二祖五宗，享有国祚尤其长久。嘉靖以来四十五年，是古今罕见的事业、旷世无比的功勋，内容广泛包罗，错综编排，在今日纂修，实在极其重大而艰难。我曾考察，建国初年还设置起居注；《大明日历》《圣政记》则是学士宋濂撰写的。他在序中说，幸而能够每天在闲暇时侍奉皇帝十多年，所记录的事情很有实据，使日后修实录的人有所采录，从而把真实情况传给后世。自从不再设置起居官，史馆的论议撰述也少了，那么今天修史可以借助的材料，大概就寥寥无几了。千金的狐裘，不是只靠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制成；高台楼阁的椽子，也不是只靠一棵树的枝条建成。史家所凭借的，只有广泛采集材料。从司马氏尚且采用《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以及班氏之书，后世却都认为这些是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等人的笔墨。自古以来，没有不汇聚众家材料而成书的。因此唐代宰相撰写《时政记》，史官撰写《日历》；宋代则由宰相主持监修，学士主持修撰，两府撰写《时政》，三馆修撰起居注。这些制度如今都已废缺，却想在一时之间责成完成，大概是沿袭旧制容易着力，而重新创制却难以成功。我先皇帝的大制作、大建置，本来已经明白地昭示于日月，天下人共同知道。至于深宫秘庭中的起居动静，群臣却无法记录。圣人的性情深厚美善，圣德精微深邃，如尧的安详宽厚、舜的深沉明智，群臣无法测知。至于分类采集各部门的供报，广泛采录群臣的墓铭、家状；像百官的进退，章奏的裁决，万机的处理，钱粮军队，四夷事务，百官有司的典籍虽然存在，拿它们同旧日府库中的档案相比，似乎也可以找到征据。然而各曹分别掌管，各局彼此分开，年月不断变化，缀辑联结起来，想做到没有抵牾，本来就很劳苦。而一时臣工人品的善恶，心迹的真伪疑似，特殊功勋、伟大德行和非同寻常的事迹，以及奸宄凶恶、梼杌嵬琐之人的形状，墓志和家状都不能完全记载。古代修史，容易有所依据，即使有司马迁、班固的才能，也不能没有材料依据而成书。如今修史，难在没有可供叙述的材料，即使有司马迁、班固那样的才能，也无从显现。唐、宋时期，史官的职掌尚未废失，刘子玄曾对萧至忠说有五件不可，其中第一件说，汉代郡国上报的计簿，太史把副本上交丞相；东汉群臣撰成的材料先集中于公府，再上交兰台，所以史官记载的事情很广。如今史臣只能自己询问采集，二史又不记起居，百家也不通行行状；像现在这样起居注废失，难道不会正如刘子玄所议论的那样吗？

译欧阳修认为，史官的职掌废弛，所撰述的内容简略，百件事情保存不了一件。至于关系国家大体的事情，也湮没而不记载；加上《时政日历》《起居注》都依例积压，相互因袭，所以追修前事时，年代已经久远，遗失的材料无法保存，圣人的典章法度终于废坠。如今追修积压的史事，难道不会正如欧阳修所说吗？然而，良史所可贵的，正在于斟酌裁定体例，广泛采集异闻，考察求取真实正确的内容，发愤讨论，使它们归于一致。古人说：‘亲眼所见，记载的说法不同；亲耳所闻，记载的说法又不同；辗转传闻，记载的说法还不同。’先朝的事情尚且属于亲眼所见，已经同亲耳所闻、辗转传闻相差很远了。我又曾读《汉武帝本纪》以及各志、表、传，都是司马迁当时撰述的；而班固、陈宗、尹敏、孟冀共同完成《光武本纪》以及《后汉书》的列传、载记，当时的纪、志大概并未废弃。自从专门只行宝录，纪、志几乎废弃，这尤其是史家的缺典。我私下认为，实录之外，应当仿照古代司马迁、班固的著作来编写，这件事不应等到后世才决定。先皇帝的大礼、郊祀、九庙、明堂，以及先圣祭祀、籍田、亲蚕、章服、礼仪、河渠、刑法等各项兴建，都散见于编年记载，难以贯通，应当使首尾相连，包罗汇集，可以仿照司马迁《八书》的体例来编写。宰相和百官的奏报、罢免并不固定，可以仿照《公卿表》《公卿志》来编写。群臣的善恶，四夷的叛服，则列传、载记都不可废弃。这就是一代的史书，不是只等数百年以后才来编写的。若只是依靠一部实录，遗漏的事情就太多了。这正是当今史馆应当讨论的。愚以为，汉史成于班固；唐代历书由吴兢、柳芳、崔巍编纂；《唐书》成于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宋代国史共有三部，后来洪迈又请求合为九朝；《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于李焘。我朝二百年，历经列圣，却还没有一部贯通的史书，这也是当今史馆应当讨论的。刘子玄又说：‘史家有三种长处：才、学、识。有学而无才，就像愚笨的商人拿着金钱却不会经营货物；有才而无学，就像巧匠没有楩楠和斧斤，不能建成房屋。’善恶都必须记载，使乱臣贼子知道畏惧，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曾子固为《南齐书目录》作序说：‘古人所说的良史，其明察必须足以通晓万事的道理，其道术必须足以适合天下的实用，其智慧必须足以通达难以知晓的意旨，其文辞必须足以揭示难以显明的情状，然后才可以称得上担当了史官的职责。’ 唉！能够达到刘子玄所说的，才可以成为良史；若达到曾子固所称的境界，那就又超过司马迁、班固而追及其上了，大概就是唐虞三代的史官。如今明诏采集遗闻，诸位士子有幸亲自遇到这项盛事；金马、石渠中的才俊，理应有人承担此任。我只是草野中的下士，只能诵习旧闻罢了，至于阐述撰作史书的大义，哪里敢僭越参与？问：古代国家有大事，一定汇集天下人的意见，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思虑。王通撰写《续书》，曾说：‘议论这件事，难道不是尽取天下的公论吗？’黄帝有在合宫听取意见的制度，尧有在衢室询问的制度，舜有在总章访问的制度，这些都是汇集议论。黄帝、尧、舜已经久远，三代以下只有汉代接近古代，请举出汉代议论国事的例子；其中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废止、有的实行，是否也有值得评论的呢？匡衡、张谭关于郊社的主张有什么依据？贡禹、韦玄成关于祖庙的议论以什么为本？董仲舒、师丹请求实行限田，为什么被废止而没有实行？祝生、唐生请求废止盐铁专卖，为什么议论了却没有采用？公孙卿、壶遂、司马迁关于改历、改正朔的主张，究竟采纳了什么？贾让、关并、韩牧、王横关于治理黄河的主张，哪一个胜过了先诛先零的谋略？为什么最终采用了它？赵充国请求撤除边塞、设置官吏士卒，为什么最终被采用？侯应的主张又如何？这些都是汉代的大事，也是拥有国家的人应当考察的。过去韩退之认为，如果不能超过三代、两汉的文章，就不敢让士子们看；诸位士子都通晓经学、研习古代，来等待有司考察，其中一定有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人，请把它说出来，让我看看你们所学。想要穷尽天下的道理，必须汇集天下人的智慧；想要汇集天下人的智慧，必须兼取天下人的谋略。智慧汇集、谋略合并，天下的公论就穷尽了；天下的公论穷尽，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因此古代国家有大事，常常让议政之臣集合讨论，不专任一人，不拘守一说，只求合宜罢了。所以大臣的话必定采用，小臣的意见也必定施行，众人的思虑汇集后必定加以推究，普通一人的见解也必定得到伸张。丘山由许多卑小土石堆积而成高大，江河由众多水流汇合而成广大，众多贤能之人联合起来便形成公论。这就是古代帝王采用天下议论的原因。王通论述帝王之制，宽广无比、无所不容；天下的危难由天下来安定，天下的过失由天下来匡正，虽有千变万化而我仍守持中道。所以他说：‘议论这件事，难道不是尽取天下的公论吗？’汉代制度中，大夫掌管议论政事；遇到疑难未决之事，就召集中朝士人共同讨论。从两府大臣以下，直到博士、议郎，都可以充分发表见解，不认为小臣与大臣抗衡有什么不妥，这个办法确实公正。至于明问所涉及的，都是当时朝廷的重要事务；如果不是当时能够广泛询问、采集意见，使天下人想说的话都得到表达，怎么会这样鲜明地写在简策上呢？请允许我替您大略说明。古代帝王祭祀天地，冬至在地上的圆丘祭祀，以迎降天神；夏至在泽中的方丘祭祀，以迎出地祇。因此在南郊祭天，是趋就阳位；在北郊祭地，是合乎阴的意义。汉代的郊祀大多沿袭秦代旧制，武帝巡行祭祀天地诸神，又在名山封金泥、刻石记事，荒淫妄诞到了极点。成帝初年，匡衡、张谭才开始提出南北郊的议论，认为甘泉、河东的祠庙并不是神灵所享用的地方，应当分别在正阳、太阴之处举行。于是才开始修建长安南北郊，废止甘泉、汾阴的祭祀。汉代二百年间，郊祀多不合礼制。文帝是贤明的君主，尚且在渭水之滨祭祀；相如是文士，却独自留下封禅之书。匡衡能够以《周礼》为依据，匡正一代的大典，评论者有时遗憾他不能完全恢复三代郊祀、明堂配天的礼文，但他的主张已经很伟大了。按照礼制，天子受命建立王业，以始祖为太祖，以下五庙依次毁去；被毁庙的祖先牌位收藏在太祖庙中，每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使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祖先一同在太祖庙受祭。父为昭，子为穆，孙又为昭。天子举行禘祭，祭祀始祖所出自的远祖，并以始祖配享；因为始祖最初受命为王，所以尊其配天，却不另为他立庙，这是由于亲属关系已经尽了。

译太祖以下五庙，亲属关系尽了便依次毁去，以表示宗庙也有终尽。汉代的祖庙到了元始年间，大礼制度仍未完备，贡禹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韦玄成已经议论废除郡国庙，又根据《礼经》的说法，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只是他认为应当只把高帝的庙作为太祖庙，孝文帝以后各帝都作为承继后代的先祖，亲尽后都应毁去。因此许嘉、刘向又提出不同议论，认为文帝、武帝都应作为宗。汉代二百年间，祖庙制度一直没有定准。贾谊通达古义，却没有在宣室对答中阐明；刘向博学雅正，却附会防御家人的言语；韦玄成能够依据古义，建立一代的大法。评论者仍然疑惑他所说五庙、七庙的数目不同，但他考察依据的内容确实是正确的。自从秦采用商鞅的办法，开通阡陌，废除井田制度，汉初又不加限制，历代承平日久，豪富官民的资产达到数万，而贫弱者更加困苦。因此董仲舒想稍稍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名下的田地，以堵塞兼并的道路。师丹说，古代圣王没有不设置井田的，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太平；如今还不能完全实行，只能大略加以限制。武帝正忙于对付四方夷狄，国内又兴办功利事业，大概来不及实行。况且丁氏、傅氏、董贤显贵掌权，即使诏书下达，也搁置不行。然而后来北魏孝文帝独自采用李安世均田的办法，那么董仲舒、师丹的主张，难道果真迂腐吗？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如果能够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井田虽然不能恢复，均田的办法也可以稍稍仿行。齐国采用管仲的办法，整顿盐铁，征收山泽之利；汉初把这件事隶属少府。武帝任用东郭咸阳、孔仅来掌管这些利益，各郡国多认为不便。昭帝才下诏召集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的疾苦和教化的要领。九江祝生等人抗直进言，都希望废除盐铁、酒榷、均输，不要与天下争利，向天下显示俭约。桑弘羊却独自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业，是控制四夷、安定边疆、充足军用的根本，最终没有废除。从此直到永平年间，时而废止，时而恢复。后来北魏宣武帝曾采纳甄琛放宽禁令的奏表，那么贤良文学之士的议论，难道果真迂腐吗？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如果能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盐铁专卖虽然不能废除，取利的办法也不应过于严密。汉朝自从沿袭秦制，订正朔、晦朔、月见、弦望、月满月亏，多有不正确。张苍明于历法，却仍然沿袭水德的错误；公孙臣建议改正朔，却相信黄龙出现的荒诞说法。百年来历法纲纪的废坏太严重了。司马迁、倪宽等人才开始说，帝王创业改制，不应再采用旧传和旧序，今日应当采用夏代历法。三代的统绪已经断绝而没有次序，应当考察确定天地四时的极限，使阴阳顺序运行，以确定大的历法制度，作为万世的准则。于是招致方士，唐都划分天象区域，洛下闳运算推演历法，后来日辰运行的度数便与夏正相同。从前孔子谈治理国家时说要实行夏历，司马迁的议论，实际也以此为依据。这是古今治历者都不能改变的。汉武帝堵塞瓠子河决口后，后来黄河又多次决口，给东郡造成很大灾害。平当主管河堤，奏报贾让的策略。桓谭主持汇集群议，关并、韩牧、王横等人的意见，使一代治理黄河的学说都具备了。贾让说，古代建立国家、安置百姓、划分治理土地，一定留下川泽的分界，估量水势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筑堤防，让小水可以流入；把陂障修得低下，作为污泽，使水有所停蓄。于是他想把冀州处在水流冲击地带的百姓迁走，决开黎阳遮害亭，使黄河向北流入大海。河水西边逼近太山，东边逼近金堤，水势便不能再向远处泛滥。贾让这个策略，比其他说法高明。过去大禹治理洪水，只是顺应水流的道路；这是古今治理黄河的人都应当懂得的。中国防备边疆，并不是要把兵力发挥到极点，实在只是把谋划做到尽头。西羌反叛时，朝廷出兵并派屯田军，共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想分兵一同出击，张掖、酒泉合兵攻击防开。赵充国独自认为，如果敌人已经占据前面的险要，守住深险隘口，必然会有伤亡危险。他只想舍弃防开之罪，先行诛讨先零，以此震动他们。当时公卿议论纷纷，意见不一，只有赵充国坚持认为这样最合宜；皇帝多次下玺书严厉责备，他仍然不为所动，最终不用劳烦军队，羌人自己解散。于是羌人停止骑兵行动，留下屯田军等待敌人疲敝。大体说来，西羌的反叛，萌芽在于解除仇怨；赵充国急于赴防开之约，使先零不能先行背约，这就是坐着便取得胜算的原因。因此制服敌人的关键，是不能让外域得以缔结彼此的交往，这并非中国的利益。汉朝自从单于入朝，赏赐都比黄龙年间增加一倍；双方既然自以为亲善，单于便请求保守塞上谷以西直到炖煌的边地，请求撤除边防，让天子和百姓休息。当时群臣认为这样便利，侯应却认为，北边的边塞直到辽东，外面有阴山，东西绵延千里，草木茂盛，当年冒顿依凭险阻在其中进出作乱。到武帝斥逐夺取这片土地，把匈奴驱赶到幕北，设置屯田来守卫它。如果撤除边防、遣散戍卒，便等于把巨大的利益显示给外域。雁海、龙堆，是上天用来标志华夏的地方；炎方、朔漠，是大地用来限制内外的地方。国家如果把地利与外域共同享有，却没有藩篱作为界限，那么中国就只能坐受其困。由此说来，中国的要害之地应当牢固守卫，不可以丧失。郊祀、宗庙、井田、盐铁、历律、河渠、边防，都是汉代的大事；宏阔高明的议论，大略都集中在这里。如今朝廷正有郊社、宗庙的议论，而天下田赋尚未均平，盐课又有折耗，历法逐渐出现差错；授时历法的推算，徐州、沛郡每年都有治理黄河的劳役；兀良哈等部，兵力反而成为外敌的援应；受降臣民原有的土地，被抛弃而成为敌人的巢穴。那么这几件事，正是今日应当考察的。不要认为汉代地位卑下、不值得效法，由此也可以大略追寻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古义所谓‘取法后王’，说的就是这个。问：六经的教诲，不曾专门只讲仁。到了《论语》一书，孔门谈论仁才详细起来。如今看孔子回答弟子关于仁的问话，已经有好几次，却都不相同，为什么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仁应当可以由每个人达到。然而孔子所认可的人却很少。当时只有称赞颜子能够三个月不违背仁；像仲弓、冉有、子贡、公西华这些孔门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这些《春秋》中的贤大夫，孔子大体都加以称许，却唯独不承认他们达到了仁。只是对于微子、箕子、比干，称他们为三位仁人；对于伯夷、叔齐，则称他们已经达到了仁。

译至于管夷吾，他是成就霸业者的辅佐，却也说他近于仁。这又是为什么呢？仁竟然这样难以达到，却又说广泛施恩、救济众人同仁有什么关系，难道必须成为圣人吗？那么，圣与仁之间难道还有等级差别吗？后来的学者都认为，孔子未曾直接谈论仁，只是特意向弟子说明用功的方法。果真如此吗？如果这样，那么究竟为什么称它为仁呢？士人知道求学，便读《论语》，却不探求其中的意义，只看到各种纷纭的说法，不能取其正。现在想要防止这种弊病并加以疏通，必定有极为恰当而不可改变的论说。姑且说明其中的大概原则，以考察真正有所得的学问。仁实在难以说明。不是说明它困难，而是体察并贯通它困难。能够体察贯通它，并在内心真正有所自得，便能由各自不同之处求得共同之处，由孔子已经说出的知道他未说出的。即使圣人教导学者，也是因人而异、施教不同，不能只用一个方面来寻求和贯通其原则；但其中最精微、最纯粹的道理，终究只有一个。天下谈论仁的人，弊病正在于不能在内心自行体认，只是徒然从言语上求取，所以才像这样纷纷杂陈而不能统一。您提出问题，以孔子所说的仁来考问，是想观察学者自己有所体会的学问，我这个愚陋后生懂得什么呢？不过，《论语》这部书，我从小就学习，怎敢不摘取其中的话来回答？从前孔子传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想在天下有所作为，却正逢时机不被任用，于是退而追述三代礼乐，编次《诗》《书》《易》《春秋》，以备具王道，成就六艺。孔子自认为这样教导天下已经完备了。孔子去世后，弟子记录他的言论，编成《论语》，只是似乎与前代圣人相比稍有不同。大概孔子平日独以“仁”这一句话作为教导，而这都是先代圣人从未反复强调过的。即使他的孙子子思传述这一道理，也没有完全采用他的说法。孟子略微谈到它，却又把仁、义并举，也不像孔子当时那样专门指着仁来谈。试想，孔子把仁与圣并称，又有“仁人”的称号，那么他所说的仁，大概只是说人的品格达到了最精微、最纯粹的境界罢了。正因为如此，才把仁、圣并称。当时的学者，虽然才能器量各不相同，但他们向圣人学习，本来都立志要达到最精微、最纯粹的境界。因此，弟子们问仁问得特别详细，而孔子的回答却不一样。归根到底，因各人的才质而成就他们，使他们达到最精微、最纯粹的境界，道理只有一个。世上的君子看见弟子们问法不同，孔子的回答也如此不同，便怀疑所谓仁支离破碎、难以会通，散漫无边、无从求取，却不知道达到仁的途径其实只有一个。只是因为各人的才能器量不同，所以引导他们前进的方法各异。比如水，可以把它引导到长江，就使它流到长江；可以把它引导到黄河，就使它流到黄河；可以把它引导到淮水、汉水，就使它流到淮水、汉水。等到水流不停而最终归于大海，结果是一样的。孔子门下有颜子、仲弓、子贡、子张、樊迟、司马牛，人们只看见他们都入门听闻孔子的道，却不知道他们的才质相差很远。然而孔子并不违逆他们，而是顺着各人的情况帮助他们成就，使这几个人都能遵循他的教导而达到仁，这正是孔子善于教导的地方。假如对这几个人，孔子只提出同一个标准来教导他们，就等于让樊迟想成为颜子；孔子一定不会这样荒谬地误导人。不过，这几个人也都能达到最精微、最纯粹的境界，为什么呢？正如孟子所说，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伊尹是圣人中的任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者，孔子是圣人中的时者。伯夷、伊尹、柳下惠，难道能与孔子相比吗？但既然称他们为圣人，也就是达到了最精微、最纯粹的境界罢了。譬如玉，有玫、瑰、琳、珉等不同种类，但经过雕琢而成为器物，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孔子对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都称许为仁，难道他们会完全相同吗？管夷吾能够用功利之术使诸侯归附齐国，却不能勉励他的君主达到王道，孔子却说他近于仁。管仲的仁，难道又能与微子等人相提并论吗？孔子门下可以同他谈论圣人的，只有颜子；颜子与孔子一同走、一同快走、一同说话、一同应答、一同奔驰，却只是还没有达到“仰望它越发觉得高，钻研它越发觉得坚，望见它好像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还不能与圣道融合为一；但他也已经进入仁的境界了。孔子说“任用我就实行道，不任用我就藏身”，是因为颜子能同他一起出仕或退处；至于所谓“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大概是用天下的事情来告诉他，所以说天下人都归于仁。像仲弓出门任使民众，直到治理邦国、家族而没有怨恨，这也只是南面为诸侯治国的才能罢了。颜子与仲弓同属德行科，差距尚且如此之大，他们达到仁的情况又如此不同，何况子贡以下的人呢？子贡向诸侯询问，是因为有大夫、士之间交往的事情。子张问政，所以孔子说到恭敬、宽厚、诚信、敏捷、慈惠。樊迟不懂得以礼义诚信成就德行，所以孔子告诉他先做艰难的事，后求收获。司马牛话多而急躁，所以孔子告诉他言语要谨慎。沿着这几方面使他们进步，难道不也都能达到仁吗？人的才质有大小，达到最精微、最纯粹的境界很困难，所以孟子把伯夷、伊尹、柳下惠称为圣人，孔子也把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称为仁人。孔子所说的仁，就是孟子所说的圣。然而这几个人，孔子虽这样教导他们，真正达到这一境界却很困难。因此，即使像子路那样多才多艺，像冉有那样有才能，像冉雍那样不善言辞，像公西赤那样熟悉礼仪，假使让他们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立于朝廷，孔子都赞许他们，却不许他们已经达到仁，因为达到最精微、最纯粹的境界实在困难。

译当时的大夫中，忠诚如子文、清廉如文子，假使让他们侍奉霸主、离开混乱的国家，孔子都赞许他们，却不许他们达到仁，因为达到最精微、最纯粹的境界很难。至于伯夷、叔齐让出国君之位而逃亡隐居，微子、箕子、比干有的离去、有的为奴、有的死去，他们积累仁德、保持清白的行为，以求自我安定、自我献身于先王，难道不是达到了最精微、最纯粹的境界吗？管仲，圣人恐怕没有完全赞许他。如果说他对于仁，只不过在功业上有这样的表现，那么这几个人，孔子也只是让他们有所进步，终究未必都能达到仁。仁的精微深奥与圣人在最高处相同。后来子贡问广泛施恩、救济众人，孔子却认为这与仁有什么关系，必须以圣来回答，似乎孔子抬高圣而贬低仁；但人们不知道他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广泛施恩、救济众人，是圣人在自身之外建立的事业；立人、达人，才是仁者切身实行的功夫。子贡还不能一下子被许以唐尧、虞舜那样的事业，所以孔子只勉励他实行忠恕罢了。因此说：“赐啊，这不是你所能达到的。”不过，孔子对于仁，难道整天都这样向学者反复谈说吗？大概都是因有人发问，随着各人的情况来回答，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答问。像当时颜子以外的高等弟子，曾子未曾问仁，却能领会一以贯之，难道不也可以说他达到了仁吗？可是后来的儒者又说，孔子平日大概从未谈过仁，只是谈论成为仁人的方法。那么，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应当见于哪部书呢？回答说：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说：“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它统摄着上天。”又说：“元，是善的首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不过，孔子难道有所隐藏吗？他平日凡是回答问题所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宋代张敬夫曾把孔子关于仁的论说分类汇集，编成《洙泗言仁录》，朱子不取用它，说圣人的话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至理，不应局限于把言语分类来寻求，可以说领会到了其中的主旨。后来的学者离圣人越来越远，把尊奉圣人做得过分，甚至舍弃圣人平日用于实际事务以及进德修业的功夫，却想在空虚的想象中寻求并描述所谓仁。天下人都知道佛、老关于空虚的学说会迷惑世人，后来的儒者不寻求切实的功夫，舍弃孔子所说的仁，反而在空虚的想象中寻求所谓仁，这与佛、老的学说又有什么不同呢？《震川别集》卷二上

译钦定《四库全书》《震川别集》卷二下 明代归有光撰 应制策 浙江省策问答二道 问：如今浙江省的地域，古代包括会稽和鄣郡的疆域；这里儒学兴盛，前代史书已有显著记载，古代的情况姑且不论。自从洛学逐渐传播到东南，浙江士人中有亲自到程氏门下受业的，也有向程氏门人学习的，这些人果真值得称道吗？朱子汇集诸儒的大成，陆子静在江西崛起，这两家门人的师承流传，是否值得叙述？与朱子同时兴起的人，果真也有闻于道吗？能够纂述朱子学说的人，也有值得称说的吗？那些以文章著名于世的人，在道方面也有所获得吗？诸位士子生长在这里，仰慕并践行先哲的德行已经很久了，希望共同谈论这些问题。执事先生把浙江道学的传承拿来询问我，我这个承受学问的人，看看自己并不是合适的人，哪里敢参与其中呢？然而古代在学校祭祀先圣先师，所谓先师，就是本国的贤人，明确表示有所向往和仰慕。浙江的诸位君子，我也私下有所了解。从前楚威王向莫敖子华询问，子华回答时说到楚国先代令尹子文以及直到穀五位大臣的事，楚王深深叹息，赞赏他善于谈说本国的往事。我们浙江的儒者，正如齐、鲁诸儒擅长文学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天性，怎敢不加以叙述呢？我曾经认为，士人之所以成就自己，没有比求学更可贵的；求学没有比闻道更可贵。知道怎样求道，然后才知道怎样求学；知道怎样求学，然后才有办法成就自己。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不难了。秦、汉以来，在经学、文章、功业、节操方面闻名天下的人，历代都不乏，但大体上都归于不懂得道，而凭气质行事，所以他们的成就不能接近三代。大约经过一千五百年，宋代河南程氏兴起，继承并阐明了这一道理，其影响流传到闽、粤之间，这正是朱子由此得到传承的原因。至于两浙，也是受到河洛、闽粤学术影响的地方。然而程子门下，只有游酢、杨时、谢良佐被称为高等弟子；我们浙江的士人中，周行己已经能够阐明《中庸》的道理，浙江才开始知道有伊洛之学。刘安节、戴述知道寻求成就自己的方法，因文章和品行受到推重；而蔡元承天资接近道，敏于求问和学习，这些是程氏门人中尤其显著的人。自从龟山杨时承载并传播道学，东南学者大多跟随他游学，宋代才得以获得程氏的正统。榆樗阐发《中庸》《大学》《论语》的义理，王师愈跟随他学习《易》学，朱子称赞他有根本、有文采，德望为东州第一；这些人都是向程氏门人受业的。罗从彦跟随龟山学习，第二代传到李侗，李侗又传给朱子，学者把这一支看作程氏的正宗。陆九渊在江西兴起，超然有所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的道理。两家的议论起初有所不合，但在道体与大用的盛大方面，都没有违背圣人；两家的学说都在浙江流行。辅广、徐侨起初侍奉吕祖谦，后来跟从朱子；伪学禁令实行后，学者离散，辅广不为所动，他所作的《五经解》《诗》《童子问》多有发明。徐侨认为，朱子的书遍布天下，但大多只是割裂摘取，作为求取功名的凭借；真正能够专心精研、笃实实践并理解朱子所说之所以然的，大概很少。他的学问始终以真实的实践履行为根本。叶味道的对策，大多本于程子告诫君主以帝王传心的要旨。朱子门人中，黄干最为著名；何基以黄干为师，得以听闻学术源流的道理。王栢抛弃世俗之学，跟从何基，何基把立志、居敬的道理告诉他。金履祥侍奉王栢，又随王栢登门拜见何基。评论者认为，何基清廉耿介、纯正笃实，像尹和靖；王栢高明刚正，像谢上蔡；金履祥亲自得到二人的学问，又把它们兼备于自身。后来许谦向金履祥求学，他的学问更加振兴，登门受业并有记录的学生有一千多人。何基以下的学者，所谓婺州四先生，被认为是朱子学说的嫡传。陆子静的门人中有杨简，他笃实求学、努力实践，所提出的治理措施，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清明高远，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袁燮端正纯粹、专心精研，常说人心与天地本来是一体，能够精心思考、谨慎守持，就能与天地相似。舒璘刻苦磨炼，改正过错、趋向善良；沈焕人品高明，从不苟且地宽恕自己。朱子曾说，与陆子静学习的人交往，往往能使人自己有所领会。大概浙江尤其尊崇陆氏之学，而慈湖杨简是倡导者。两家门人的传承，在婺州四先生、四明杨氏那里，可以说光明俊伟，能够继承其传统。虽然流传到末流时各立门户、彼此不同，但朱子所说陆子静平日自我期许，是想亲自率领学者专一遵循天理，不让一丝一毫的人欲混杂其中；这种境界远远超出千古，不能加以诬蔑。如今推究程子的学问，从龟山传到朱子，朱子以后有婺州四先生；象山的学问虽然在江西流行，而慈湖最为显著。那么，伊洛、闽粤、江西的学问，哪里还有比我们浙江更盛的呢？虞集说过：汝南周氏继承颜子的绝学，传给程伯淳，程正叔又深深取法于曾子的学问，以成就自己并教导别人；张子厚又多得于孟子的学问。颜子、曾子的学问都出自孔子，难道会有不同吗？只是各人资质所能达到的范围不同，用力之处也就不同罢了。既然如此，所谓道统，岂能妄加议论？这可以作为两家传授关系的定论。吕东莱以关学、洛学为宗旨，主张改变人的气质，他所讲求谋划的，是要开启人的认识、成就事业。陈傅良对于古人的经制和治国方法，考论精密而广博。

译陈亮才气高迈，心怀经世济民之志。王祎认为，考亭朱子汇集诸儒的大成，而广汉张子、东莱吕子都同心协力，以护卫先圣之道。当时江西有简易明白的学说，永嘉有经制之学，永康有事功之学，虽然它们的说法不能完全相同，但总的说来都不违背道，难道不都可以称为圣贤之学吗？这些人与朱子同时兴起，也都有所得于道。至于项安世、黄震、方逢时、史伯璿等人，大约有数十位，都是阐发朱子之道的人。至于以文章闻名于世的黄溍、吴师道、吴莱、柳贯，都是一代儒学宗师；柳贯和吴师道都向许文懿公学习。许文献公卓然独自承担文教的重任，他的论著都以六艺为根本，用来辅翼圣道，认为文章辞采必须根源于学术，衡量它与圣贤之道相合，无所惭愧。宋濂确实出自文献公门下，于是成为本朝文章的宗师。本朝初年设置礼贤馆，宋濂与丽水叶琛、龙泉章溢以及浙右儒者都在其中。本朝尊崇理学，实际上从这里开始。那么今天评论先正对这一道所作的贡献，难道可以把道学和文学分成两科吗？士人彼此共同研究这门学问，并不是苟且追求名声，而是想阐明道。所以天下所珍视的道，只要能够阐明并施行于世，不过是推举出来加以实行罢了。宋代君子不能在世上大有作为，大概是天命不愿兴起三代那样的政治，而世人也没有能力究明并实行它的作用。可是宋濂却说，诸儒前后相继，推明、阐发、疏通、开辟、扶持这一道，义理没有不彰明的，事情没有不被考察清楚的，即使圣贤在后世复生，也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最终却没有人能够依照他的学说在天下大有作为，是因为有志于此的人太少了。难道事情全都是这样吗？我只是因浙江道学的传承，借着您的明问谈及此事；至于道统的传承，我还没有完全说清楚。敬请您进一步教正。问：禹的遗迹已经十分遥远了，《尚书》只记载九州到达的范围，大概已经遍及四海之外。可是古人却说，禹治水时，益主管记录奇异之物，海外山外，无论多远都到过，并把所见所闻写成《山海经》；若不是禹走得很远，就不可能写成这部书。后来学者谈到禹的事情，多有奇怪之说；史书称禹大概在江南会合诸侯，在会稽计算功绩。等到杜元凯注《左传》，说涂山在寿春，那么会稽和涂山难道是两件事吗？会稽本来就是今天浙江的境域。到少康时，又把他的庶子封在这里，以奉祀禹，称为于越，从此越地世代成为君王之国。这果真是禹遗留的功业吗？进入这片土地，看到河洛而兴起思古之情的人，诸位士子都出产于越地，一定知道本国的往事，请谈一谈。从前的圣人开辟天地宇宙，以救济世间百姓。万世以后的人，都仰赖他们的功德并思慕他们。何况禹治理洪水，使大地平定、上天成就，留下万世永远依赖的功绩；凡是有气息的生物，即使在四海之外，也还知道思慕他。何况当年会合诸侯的地方，以及子孙受封守护的国家，难道会有不知道诵述禹功的吗？人们的景仰思慕，有同在一地而知道思念的，有在百里之外而思念的，有在数千里之外而思念的。这正说明人与人的德行相距有多么遥远。不过，如果这个人的德行足以使数千里之外的人思念，而自己又与他同处一地，那么思念之情该是怎样呢？从前唐人建都于河东，殷人建都于河内，周人建都于河南，三河处在天下中央，帝王的遗迹多在那里。后世的人考察寻访其中的缘由、记载其中的事情，唯恐有所遗漏。太史公向西到崆峒，向北经过涿鹿，向东逐渐到海边，向南泛舟江、淮，所到之处，长者都各自说那是尧、舜的遗迹，风俗教化本来就因此不同。他又向南登上庐山，考察禹的遗迹；到九江，再到会稽；登上姑苏，眺望五湖；向东探看洛水入黄河之处、大邳山和逆河；行经淮水、泗水，渡过漯水、洛水、渠水；向西瞻望蜀地的岷山和离碓；向北从龙门到朔方。子长的游历真壮阔啊，其中感慨和深长的思念之情实在很多。他的著作能够纵横驰骋于古今，上下跨越数千年，成为一家之言，也就很自然了。唐尧、虞舜的遗迹，距今已有数千年，但天下人都能知道它们，因为他们的功德盛大，使天下获得无穷的利益。那么，游览观赏圣人遗迹的人，即使相隔数千年，也不可能没有感触。自黄帝以来，帝王没有不建都的：轩辕的都城在涿鹿，颛顼的都城在帝丘，高辛的都城在偃师，帝尧的都城在平阳，帝舜的都城在蒲阪；禹兴起于西羌，汤兴起于亳，周朝称王则建都于丰、镐。黄帝开山通道，从未安居一处：向东到岱宗，向北追逐獯鬻，向西到崆峒，向南登上熊湘，往往没有固定住所。到《尚书》记载舜五年巡狩一次，直到周代仍沿袭此制，那么三代天子的巡游常常遍及五岳。苍梧、九疑之间，记载舜的遗迹尤其显著；经历世代久远，前代圣人的遗迹仍完整存在，《帝王世纪》《皇览》等书，记述得很完备。禹接受治水的命令，翻越九山，疏通九泽，疏导九河，划定九州，足迹所到，大概遍及四海之外；世上的论者却认为《山海经》全是禹亲自到过并记录下来的，说他东到转木，日出于九津，青丘之野、攒树所在、防天之山、鸟谷青…… 山的地区，直到穷发、带方之国；向南到交趾，孙濮、续樠的地域，丹栗、沸水的边际，南方族群黄支的城邑，以及传说中的不死之国；向西经过三危山的险隘、巫山之下，有饮露水的居民和奇肱国；向北到大正之谷、夏海的尽头、祝栗的边界、禺疆的地域，以及积水山、积石山。这些全都是荒诞而无法考证的说法。张骞穷究黄河源头，班勇记录西域，也都没有见到这些地方。大概因为上古时代久远，所以作者常把不合常理的说法托名于古人；而学者谈论禹的事情，尤其奇怪。羽渊之龙、记载禹父的石纽出生、追溯禹的始生、台桑相合而说明禹的配偶；禹观看河伯而得到《括地》之书，看见六子而获得玉匮，在临朐得到黑色文字，在浊水看见绿色文字；桐柏山有鬼神之书，宛委山出现五符的要旨，秦薮记载阳鸟运行的遗迹，应龙有尾巴画图的怪说。它们荒唐而没有根据，实在太过分了。屈原还勤于追问这些事，郭璞竟直接相信它们是真实的。殊不知《洪范》所说上天赐给禹九类大法，禹只是取用其中阴阳的数理，依照从一到九的次序罢了，难道真有神人亲手传授给他吗？唯有会稽的会盟，虽然不见于经书记载，但经传仍有依据。大概禹在江南会合诸侯、计算功绩，并不是五年一次巡狩的常规典礼。

译传说称禹望见九山之南，苑宛之中的地方，心意很早就已经放在那里了。因此这次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盟。禹的事业在这里结束，所以百姓悲哀思慕他直到今天。《左传》说禹在涂山会盟，执玉帛来朝见的有一万国。杜预认为涂山在寿春北面；郦道元认为禹会合诸侯时，防风氏来得晚，禹便杀了他。王肃《家语》说涂山有会稽之名，那么杜预的说法就不对了。罗泌《路史》却说禹在钟山召集群臣。晋灼说会稽就是茅山，所以《越绝春秋》说禹登上茅山朝会群臣，于是改名为会稽。现在会稽有禹村、禹墟。又说禹治水到达大越，登上茅山；如今会稽在越地之中，而防风氏的国家在今天的武康，那么会稽也不是茅山了。禹会合群臣的地方，难道不是今天所说的会稽吗？然而既然说到达大越而登上茅山，难道今天的会稽就是古代名为茅山的地方，而不是建康的茅山吗？《吴录》说它本名茅山，又名覆釜，大概是禹把它改为今天的名称。所谓《括地志》说石箐山，又名玉笋山，也叫宛委山，就是会稽的一座山峰，在今天会稽县的东面。太史公说登上会稽，探寻禹穴；所谓禹穴，就在会稽山中。近世的解释者却远隔数千里，转而取巴蜀的禹穴来解释，也错了。禹既然终于会稽，所以会稽人思念他；少康于是把自己的庶子封在那里，以奉祀守护禹的祭祀，称为于越，这就是越国建立的开端。然而传了十几代，中间国家灭绝，百姓又拥立其后代为君，这便成为瓯越、东越。所以越国北界有御儿乡、万岁历的传说，这些事情也颇为奇怪，大概是越人思慕禹，希望让他的子孙做君王到了这种程度。后来勾践做王，与吴国交战；夫椒战败后，退守会稽，得到范蠡、大夫种作为臣子。他乘夫差骄傲之时，在黄池会盟期间出兵袭击吴国都城，最终又使吴王退守姑苏山。因此《春秋》记载越国攻入吴国。当时越国这个小国几乎称霸天下；越国濒临灭亡而又复兴，也正是因为越人思慕禹，希望他的子孙不要灭亡。后来王子搜担心做国君而逃到丹穴，越国没有君主，寻找王子搜却找不到，便追到丹穴；王子搜不肯出来，越人用艾草熏他，又用王车载出他。王子搜所在的丹穴，就是禹穴。吴越交战时，越人在檇李迎战吴军，在姑苏击败吴军，在夫椒又击败吴军，后来退守甬东。檇李就是嘉兴的醉李城，夫椒就是太湖中的椒山，甬东就是句章东面海中的洲岛。又过了几代，越王无疆被楚国灭掉，楚国全部夺取原吴国的土地直到浙江；越人因此四散，各族子弟争相自立，有的称王，有的称君，分布在南海边上。这大概是越人虽然败散，仍然因为思慕禹而拥戴他的后裔为王为君。这里所说的南海，就是今天台州以南的海域。无疆的长子后来迁往琅琊，次子蹄守卫欧余之阳，仍然接受楚国的封号。无诸凭借泉山自守，汉朝立他为闽越王；他的弟弟余善与孙摇又凭借海东一带的土地称王，号称三越；这些地方仍在今天会稽的范围内。这说明即使到了汉代，越人仍然思慕禹，拥戴他的后裔为君。太史公叙述越国的事情，大概反复感叹禹的功劳太大了：疏通九川，划定九州，使直到今天中原诸夏都安定。于是禹的后裔勾践劳苦自身、焦虑思考，最终灭掉强国，向北在中原显示兵威，并推尊称颂禹的遗留功业。他评论《东越列传》时又说，越国虽然是蛮夷之地，它的先祖难道曾经对百姓有过大功吗？为什么能延续这么久？历经几代常常成为君王，勾践一战称霸，直到余善灭国，他的后裔摇王、居股等仍被封为万户侯；由此可知，越人世世代代都成为公侯。他又感叹禹遗留下来的功业，大概越地世代祭祀禹，比三代以后任何地方都更为长久，实在是因为神禹治水的功劳流传万世，太史公对此深有体会。这种论断是不可诬蔑的。我生长在越地，观览临安的胜景，观看钱塘江的潮水，想到宋朝建炎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都城的盛况，常常感慨叹息。何况想到禹的功绩，难道不会有“我们将要成为鱼”的叹息吗？承蒙您明白地提问，我谨把所听闻的叙述出来：总之，其中所怀抱的思绪深远得很。这并不是夸耀自己像伍子胥的臣属那样见闻广博，也不是自比子产那样博物多识。谨此回答。河南策问答二道 问：古代君子因应时势、竭尽心力，忠诚正直地提出宏大的论议，卓然有名于世，载入史传的很多。今天不能一一概举，姑且选取其中最著名的，与诸位士子讨论。有的人为天下共同称道，却也不免有缺点可议；有的人一时救济弊病，却未必通达全局；有的人所说足以成为常法，能够施行于后世；有的人意义深远，可以作为当世君主的法则和警戒。他们都通晓国家大体。有的人学问出于申不害、商鞅，专心致力于国家大业；有的人学术却流于灾异之说。经学精明而少有匹敌的人，遭到阿谀奉承的讥刺，但他的言论可以废弃吗？博物洽闻的人拘泥于五行学说，但也有可以采纳的吗？谈论当世政治得失，晁错一类的人也不能超过他，果真如此吗？志在向君主进献可行、纠正错误的意见，他的论说辨析通达、见识足以洞见政体，能够详细述说吗？至于竭尽忠诚奉献国家、道理归于切实要领的政论，与之相比，哪一种更好？以仁义为谏议根本、光明显著如丹青的论说，是他平生努力学习所得、足以成为后世借鉴的，与《申鉴》相比，哪一种更优？学者称道古代，是为了给当世作规范。上述诸人的著作很多，是否可以摘取其中一两点，足以作为警戒并备办世务，或许接近魏相的条陈、晁错和董仲舒的对策、苏轼的进读、陆贽的言论，用来考察经世致用的学问。

译评论天下的士人，不具备才能，就不足以通达当世事务；不具备见识，就不足以周知事物的实情；不具备诚意，就不足以抒发进献忠言的心意。事务不能通达，谋略就很少能切中要害；实情不能周知，见解就不能达到极致；忠心不能抒发，便会以偏激来沽名钓誉，心怀隐私而多有回避，徇私而少有公心，怯懦而不能把话说尽，不能使人信服。人臣面对君主，到了能够进言的时候，没有不有所进言的，但却常常失去机会。具备这三方面的人，有的狂妄呼号，在万乘之君面前自我表现而不自量，还借此推销自己的欺诈冒进；有的又完全相反。正因为如此，井里的青蛙不能同它谈海，是受空间限制；夏天的虫不能同它谈冰，是受时令限制；见识浅陋的人不能同他谈道，是受教法限制。拿一根小木棍去撞击万钧的大钟，必然不能使它发出声音。世上的议论者说：“进谏的方法，是天下最难做的事。要观察君主容易接受什么，避开他难以接受的，然后使上下都安然和睦。”又认为臣下能够进谏，并且一定能使君主采纳谏言，才算得上善于进谏的臣子。这与韩非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只是担心不能相合罢了？这些人都害怕触犯君主的逆鳞，于是天下便没有忠义的言论了。总之，君子遭逢时势、在人的朝廷中立身，才能足以通达这些事务，见识足以周知这些实情，难道还能忍心不向明主说明吗？所以，明明知道却不说，说了却不说尽，都不是立身于君主朝廷的做法。这就是所谓把自己的君主看作不能成为尧、舜的人。执事提出策问，列举前代关于进谏的论说来询问我。一代有一代的君主，也有一代的臣子，不知道有多少。当时进言陈说的人大概很多，但史书所记载、显著可见的只有这些。把史书所记载的累积起来，大概已经很多了，而执事所举出的又只是其中少数。即使如此，能够进言切中要害、把见解推究到底，并且忠诚足以感动、改变君主，垂示法则给后世的人，仍然很少。像执事所举的，都是这样的人。所谓为天下共同称道，却不免有缺点可议，难道不就是因为贾谊通达国家大体，却出于申不害、商鞅；董仲舒专心于国家大业，却流于灾异之说；匡衡遭到阿谀的讥讽，刘向拘泥于五行学说吗？汉高祖时，同姓诸侯很少，于是尊崇王室子弟，大规模开立九国；诸侯王僭越仿拟、逾越制度，匈奴又多次侵犯边境。贾谊陈述《治安策》，所说都是当世急切的事务；有人说他明晓申、商之学，只是因为他谈到诸侯王应当运用权势和法制罢了。然而分封、增建诸侯，实际上是当时形势所应当做的，与晁错削减七国封地不同。贾谊以三代长久的原因作为根本，认为天下的命运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善在于及早教导，并选择正人作为左右，教育得当而左右端正，太子也就端正了。有人说贾谊和晁错都明晓申不害、韩非之学，而晁错用权术教导太子；像《保傅》一类的篇章，使后世知道三代教导太子的法则，是贾谊首先阐明的，怎么能与晁错相提并论呢？汉初制度疏漏宽简，贾谊想改正历法、变更服色、整顿官名、兴起礼乐，认为汤、武把天下置于仁义礼乐之中，所以德泽普遍；秦把天下置于法令刑罚之中，所以德泽丝毫没有。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转意而趋向正道，这类事情不是庸俗小吏所能做到的。只拘泥于刀笔文书、箱笥案牍之间，不只是汉代的事情，后世直到今天数千年也都是如此。刘向称赞贾谊谈论三代与秦朝政治治乱的意义，他的论说非常优美、通达国家大体，即使古代的伊尹、管仲也未必能远远超过他，难道不是这样吗？汉武帝选拔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贤良身份答策，所说都依据经义、取法天道。他说，君王想有所作为，应当从天道寻求根源；所以圣人效法天道建立道理。天地万物之性以人为贵，人应当懂得自己比物更尊贵。他又说，努力学习和求问，见闻就会广博，知识也会更加明达；努力实行道，德行每天增长，功业就会大成。尊重所听闻的道理，见识就会高明；实行所知道的道理，德业就会光大。这是孔氏遗留下来的言论，七十子弟子没有谁能够阐述。他论说圣王的礼乐教化，希望当世君主改弦更张，这与贾谊的主张没有不同，而董仲舒的学术源流更加深厚。自汉朝兴起以来，天子和大臣都喜好黄老之学，直到汉孝武帝才兴起文学，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这实际上是董仲舒首先倡导的。因此，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说，都断绝其道路，不让它们并进；直到今天，学者还遵守这一原则。不过，放任自便、苟且简略的政治，历经百世仍不能改变。道理与六艺相同，但用以治世的方式不同，也未必都合乎圣人。班固称董仲舒生逢汉朝承接秦朝焚毁学术之后，闭门著述、发愤用功，专心于国家大业，使后学有所统一，成为群儒之首，难道不是这样吗？汉代儒者传授经书都有家法。匡衡精通经说、《诗经》，当时少有匹敌，所以他的论奏纯粹是儒者的言论。他说：朝廷是天下的骨干；公卿大夫彼此遵循礼制、恭敬谦让，百姓就不会争斗；喜好仁爱、乐于施舍，下面的人就不会暴虐；居上位者崇尚义、重视节操，百姓就会兴起而践行；宽厚仁慈、和善惠爱，众人就会彼此亲爱。他说：修养性情的方法，必须审察自己有余的地方，并努力弥补不足；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过分明察，见闻少的人要警惕闭塞；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惕过于暴躁；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惕优柔寡断。沉静安舒的人要警惕错过时机；心胸宽广浩大的人要警惕遗忘。他说：夫妻婚配，是人民产生的开始、万物变化的根源；婚姻礼制端正，然后万物才能顺利成长，天命才能完备。他说：审察六艺的义理，就可以获得天与人的道理。圣王自身的举止、动作、周旋，奉承天道、侍奉双亲、临朝面对群臣，每一个动作都有节文，用来彰明人伦。端正根本、涵养性情，审察经艺、治理内心，端正仪态，这些都是君主的大法。匡衡能够说出这些话，但史书讥讽他贪恋俸禄、保全职位，遭受阿谀奉承的指责，并与孔光等人一同受到批评，认为恭显掌权时，他不能犯颜直谏；这种批评是对的。然而他传述先王的言语，含蓄有度，也足以称为贤者。刘向博闻通达古今，作《洪范论》，发明并阐释《洪范大传》，说明天人感应；《七略》分析判别典籍文艺，综合诸子百家的源流；《三统历谱》考察日月五星运行的度数。他与孟轲、荀况、司马迁、董仲舒、扬雄并称；他讥刺、批评王氏，尤其出于至诚。大概从恭显掌权的时代起，他的忠诚恳切已经在密封奏章中显露出来。他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谐相处，万物就会在野外和谐。纵览历代政治，言辞总是说和气能够招致祥瑞，乖戾之气能够招致灾异。

译因此论及当时的君主：要开创三代那样的事业，就应招揽文学之士，宽容优游，使他们能够并进；章奏交给公车，贤才充满北军。朝臣彼此乖错悖谬，文书纷乱纠结，毁誉混杂，迷惑视听，感动改变人心，真是数也数不清。当时恭、显掌权，善类受到防范和杀戮。永光年间的诏书也说，邪说徒然进用，事情终究没有成功。公卿大夫各有不同的好恶，孝元帝本已知道这一点，最终却优游不决，败坏了先帝的事业，实在可以作为后世永远的鉴戒。此前扬雄的学说见于《洪范传》，推究事迹，类比相从，依据箕子的旨意，阐明天人感应。世间儒者也不可妄加评论。有人说，只救一时之弊，不能算通达权变，难道不是因为崔寔曾论当世治乱，写成《政论》吗？汉代儒者谈论教化，从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都极力论述过；王吉也说，俗吏用来治理百姓的办法，并没有礼义方面可以世世代代实行的准则。只凭主观穿凿，各取一端，结果质朴的风气日益衰败，恩爱之情渐渐淡薄。东京以后，尤其竞相苛察琐细；钟离意、宋均、鲁恭、第五伦这些人常把此事作为论题，杜林也讥讽后世不能以德化人，却热衷于法律，吹毛求疵，诋毁欺骗没有止境。赠送桃李这样的事情，积累起来便成为罪过；家中没有品行完美的人，国家没有廉洁之士，仁义之风也就衰落了。唯独崔寔写了一篇专论，说汉朝承受百王遗留下来的弊病，数代以来，政治多有恩贷，驾驭国家就像放松了缰绳，帝王之路倾斜险恶；应当严峻法令以求治理，把这些主张作为乱世的药石。仲长统称许他的文章，认为君主应抄写一份放在座右，将不会把其中通权救弊的主张看作一时最急迫的事情吗？如果把它施行在宦官外戚纵横当权的时代，当然是合宜的。崔寔的《政论》，难道是通达权变的理论吗？有人说，有些言论可以作为常法，施行于后代，难道不是因为荀悦有志于进献忠言、补救过失，写成了《申鉴》吗？建安年间，政权转移到曹氏手中，天子拱手而已；荀悦自认为时势不能任用自己，于是写成《申鉴》五篇。他所论辨的内容，普遍涉及政治体制，说治理政事的方法，首先要屏除四种弊恶，然后推行五项政事；以虚伪扰乱风俗、以私心破坏法令而放纵、逾越规矩并以奢侈败坏制度，作为四恶；兴办农桑以养育民性，审察好恶以端正风俗，宣扬文教以彰明教化，建立武备以掌握威势，明确赏罚以统摄法令，作为五政。荀悦的议论，并不是适合施行于汉末的办法，只是他自以为怀有王者的谋略却不得志，因而写成奏论来抒发罢了。概括说来，他所提出的措施都是太平时代的常法，可以说言语简约而事情完备。考察他关于端正风俗的论述，他认为君子之所以能够感动天地、感应神明、端正万物而成就王道教化，关键只在于守正而坚定。居于上位的人审定好坏善恶，务必要使功罪毁誉都符合实际验证；听取言论，考察事情，考核文辞，察验事实，不被虚伪欺诈迷惑而动摇众人的意志。这样，事情没有不核实的，万物没有不发挥功效的，善行没有不显著的，恶行没有不彰明的。上下百姓看见利害都关系到自身，便严肃恭敬其内心，谨慎修养其行为，民心也就平定了。汉朝所以渐趋衰败，放纵外戚宦官的权力，造成钩党之祸，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吗？这就是匡衡所说四方的栋梁、刘向所讥朝廷乖错的意思。荀悦的《申鉴》，难道不是可以作为常法的著作吗？晋朝初年，士大夫承袭何晏、老子、庄子的学说，朝廷都把浮夸荒诞视为美好；武帝开创基业后，法度废弛。刘颂竭尽诚心奉公，每次上奏论事，都核查政治体制，说法令禁制过于宽纵，积弊由来已久，不能一下子用严厉的准绳约束臣下。然而要纠正世俗、挽救弊病，自然应逐渐趋向清明整肃；就像行船虽然不能横截急流，却应逐渐斜行前进，稍稍转向所要趋赴的方向，然后才能渡过。他救时纠弊，并不是急迫的主张，这与只求一切从速、敢于断然割除的做法不同。他又说，圣王施行教化，自己掌握根本，把具体事务交给臣下；处理事务开始时就辨别能干与否，根据成败来分别功劳和罪责，使群臣无处逃避赏罚。尚书总领大纲，年终考核簿册，依此赏罚、贬黜或升迁；如今权力不归于上，事情没有功效，也不知道应当责罚谁。细小的过错和荒谬之事，是人情必然会有的，如果全部用法律纠察，朝廷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了。担任监察官的人，往往不能振举大纲，却一定要查究过失，织成严密的罗网来搜捕防范罪过，弹劾奏章接连不断，表面上好像完全出于公心，实际上其中正有扰乱法令之处。所以圣王不赞成琐碎严密的案件，却责备那些专门搜罗小过、夸大弹劾的奏颂。这话确实说中了末世的通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人掌握天下的权衡，却不能以天下的大局来公正观察，只认为这样做便足以堵塞自己一点点的责任罢了，也不过是俗吏的作为。从这些话看来，刘颂想纠正弊病，却不一定要依靠严酷急切的法律，因此比崔寔贤明。与《政论》相比，刘颂的主张是正确的。唐德宗时，陆贽上奏说进谏的原则有九种弊病：君主方面的弊病，是好强争胜、以听到过错为耻、卖弄善辩、倚仗聪明、崇尚威严、任性强悍刚愎；臣下方面的弊病，是谄媚迎合、观望犹豫、畏缩软弱。谈到朝廷缺乏人才，他说祸患有七种：不澄清根源，却只防范末流；不考察实际，却只求广泛访察；求全过甚，嫉妒过甚；考核试用不合方法，取舍违背道理；沿袭旧例而不选择是否适宜。考察人才、驾驭官吏有三种方法：破格擢用以表彰异能，贬黜以纠正失职，依次升进以谨守常规。他希望君主悔悟灾祸、更新教化，关键在于舍弃己意而听从众人，违背私欲而遵循正道，远离奸佞而亲近忠直，推行至诚而去掉诡诈，堵塞谗毁阻挠的道路，扩大进谏争辩的门户，扫除求利的法令，致力于使百姓休息安宁的方法。这些道理容易知道，也容易实行，只在于把它们约束落实到内心。唐史称他的论谏有数十上百篇，讥切时弊，根本都出于仁义，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明白如丹青。苏轼认为，那些文章像进献苦口的药石、针刺危害身体的膏肓；像陆贽的言论，打开书卷便一目了然，汇聚古人的精华，是治理乱世的龟鉴。即使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能够成就清平之治，考察他们在道德仁义方面的作为，大概也比不上陆贽。陆贽论述兴亡的关键，说上天所视所听都取决于人，上天降下灾祥都考察人的德行，并不是在人事之外另有一种天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译而时代的否泰、事情的损益以及万物变化所系，都必然取决于人情。人情有通达和闭塞，所以产生否泰；人情有厚薄，所以产生损益。圣王居于人上，必定使自己的心顺从天下人的愿望，而不使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愿望。因此始终战战兢兢、勤勉戒慎，一天到晚处理万般事务。“几”是事情发生的征兆。确实如此！孔子读《易经》读到《损》《益》时，感叹说：“损益，大概就是王者的道理吧！”陆贽论述天命与人情的关系，可以说切中要害。宋嘉祐年间，司马光上奏说：“君主的大德有三种：仁、明、武。用来兴起教化、修明政治、养育百姓、使万物获利，是君主的仁。懂得道义，认识安危，辨别贤愚，分清是非，是君主的明。只要合乎正道所在，决断时便毫不犹豫，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是君主的武。他论述驾驭臣下的原则有三条：任用官员，赏赐必信，惩罚必行。他说，国家只采纳名声而不考察实际，只诛罚文辞而不追究本意，所以天下人装饰名声以求功劳，巧饰文辞以逃避罪责。应当广泛选拔在位之臣，使各人都担任适合自己的职务；有功就增加俸秩而不调换官职，无功就降职罢黜，另行寻求能干的人；有罪就流放、迁谪或处死，不可加以宽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他又根据祖宗开创基业的艰难、国家达到大治的光盛美好，指出这些成就难得而易失：作《保业》，说顺承而安定它容易，建功以后再挽救它困难；作《惜时》，说没有长远的考虑，必然有眼前的忧患；作《远谋》，说燎原大火起于微小火星；作《谨防》，说外表华美而没有实际，对治理没有益处；作《务实》。合起来称为“五规”。司马光自己说：“我侍奉三朝，都把这六句话进献上去，平生所学全在这里了。”又说：“五规都是守护国家的重要原则，是当世最急切的事务。”宋仁宗可以说是汉唐以来的贤明君主了。当时韩琦任宰相，君臣都是贤能之人，却始终不能完全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做，难道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和作用有所限制吗？虽然四十年深厚的仁德恩泽，也没有能够超过三代的盛隆，实在可惜。我曾读过他的《保业》之规：“天下得来极其艰难，守住它更加艰难。自周以来，分裂后统一，统一后又分裂。五代时百姓几乎没有不遭受苦难的，太祖才开始建立太平的根基。上下经过一千七百多年，天下统一的时间也只有五百多年而已。继承祖宗艰难创立的事业，整个占有四海，传国万世，难道可以不慎重吗？” 君主处在全盛的时代，知道天下容易分裂而难以统一，土崩瓦解的形势常常潜伏在最完整、最安定的局面之中，实在不能有一天不兢兢业业。唐朝自从失去河北，凭天下的力量最终也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后来沦入契丹之手。宋朝南北双方于是形成对峙，最终也不能自立，失败而归入北方。如果能够全部占有唐宋所不能占有的土地，那不是更加应当看重吗？所谓一尺土地无不属于自己，一个百姓无不属于自己。对于爱护我们的百姓、保卫我们的土地，实在不能有一念放纵自己。陆贽和司马光的言论，本来都可以作为万世取法的准则，《申鉴》的话也不能改变。文章有博大和简约之分，本来不能据此论定优劣。您想要取数人的著作，作为可以流传后世的警戒并用来准备世务的材料，我对于前面所陈述的，大概也已得到它们的概要了。从前曾诵读并评论这些著作，虽然它们的言论散见于史传，其中却阐发了天人性命的道理，保存了诗书礼乐的原则，彰显了修治性情、端正自身的规范，明白了端正根本、改善风俗的关键。朝廷所以能够顺利治理，百官所以能够各得其职，王道教化所以兴盛，国家大政所以确定，天命的去留、人心的向背，都系于此。若说这些文章意义深远，可以作为法则和戒诫，那么刘向关于山陵的奏章，以及陆贽、司马光论述天命和保守基业的文章，尤其恳切。至于财赋、军队、农业、夷狄等重大事务，各人的著作都有论述；为了说明明白的问题中尚未涉及的部分，也来不及全部叙述。这几个人本来都是一代伟人，他们的议论著录于本朝，流传到后世；相较于那些拘谨浅陋、柔媚勉强地缀辑成论、内里却空无所有的小儒，真像秋虫的鸣叫。大人的言论深远，小人的言论狭隘；正人的言论直率，邪人的言论阴险；仁人的言论宽厚，害人的言论刻薄；智者的言论明白，昏昧者的言论闭塞。至于像米盐一样琐碎的辨析，不适合在君主面前施行；像用铢称量、用寸丈量那样的细密计较，不足以谋划天下大事；像把蓼菜排成行、给瓶和瓯筑堤、量着粟米来防备、数着米粒来做饭，都不是治理万乘之国的方法。如果这类话常常出现在奏牍中，君主的听闻阅览就会昏乱。所以大木可以用来冲撞城墙，却不能堵塞洞穴，这是器物不同；骐骥、骅骝一天能跑千里，捕捉老鼠却不如狸猫，这是技能不同；鸱鸟在夜里能撮取跳蚤、看清细微毫末，白天出来却睁大眼睛也看不见山丘，这是禀性不同。因此，如果没有治理天下的才干和认识天下的见识，而忠诚又足以冒犯君主，那么他的言论必然不能文饰，他的事业也必然不能长久。唉！哪里能够使这些君子复生，与他们谈论天下大事呢？我生性狂妄愚昧，对当今世务也颇有感触，只是因为不敢把没有人谈到的事情说出来，所以不敢多言；然而我私下仰慕魏相、苏轼分条陈述政事、进读君前的做法，忠贞爱国之情实在难以抑制。问：如今河南设省于大梁，辖有郑、卫、梁、楚、颍川、南阳之地。前代人才兴盛，难以全部列举。姑且选取当时任事、出身于豫州和冀州的人，各举其大概，和诸位士子谈论。你们都遇上了人才角逐的时代。有的人运筹帷幄，却辞去万户侯的封赏；有的人尊崇光明的王者谋略，拒绝接受九锡的建议。他们的心志和行迹怎样？都遭逢戚宦当权的艰难。有的人依违顺从，成就了拥护某方的功劳；有的人守正嫉邪，却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的道义谁更正确？同样都辜负了苍生的期望：一个导致山桑之败，一个导致淮淝之战。他们的名声和实际谁更相称？同样都处于中兴的时运：一个成就了著述的才能，一个完成了应变的事务。他们的功名谁更优？时局多难，有的人怀抱高远志向，却不能避免陈涛斜之败；有的人有胆略，却不能抵御封丘门的攻入。他们的才略谁更高？处在太平时代，有的人见识和器量英伟，制定安定社稷的策略；临事果断，有大臣的风范。他们的德业谁更盛？诸位士子尚且应当评论古人，这些人物本来就是应当用心研究的，何况是你们乡里的先哲呢？请把这些全部叙述出来作为回答。

译担当天下的事务，贵在善于应对天下的变化；如果才干和德行不完整，就不足以承担它。才德纯粹完备，因此能够承受最重大的事情而不惊慌，容纳最繁多的事务而不混乱，用来辅佐世道、成就治理，使天下不至倾覆，也能使自身处在安全之地。一个人自身所具备的条件是这样，但他所遭遇的命运未必如此，这本来就是君子不能保证的。《尚书》说：“如果有这样一位臣子，坚定专一，没有其他技能，这就是他的德行足以兼有才干。” 只有德行而已，便是愚钝、鲁莽、朴拙、鄙陋之人，不能谈论才干。《尚书》又说：“不敢废弃他的义德，一切都遵从谋议，从容守德。”这就是才干以德行为根本。只有才干而已，便是轻浮敏捷、急躁浅薄之人，不能谈论德行。想要担当天下事务，却离不开这两方面，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成功。世人因此说才德不足以汇聚天下的事务，却又去寻求小才薄德的人来任用，天下事务一天比一天废坏而不能振兴，又有什么可奇怪的？从前成周营建东都洛邑，定都在天下中央，说那里是天地交合之处、四时交会之处、风雨交汇之处、阴阳调和之处。《诗经》说：“巍峨的嵩山是群山之长，高峻直达苍天。巍峨的山岳降下神灵，生下甫侯和申伯。”人才之所以兴盛，本来是有原因的。像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成为王者的辅佐；管仲、子产、百里奚、孙叔敖，也都闻名于世，孔子、孟子大概都评论过他们。如今特地因为您明白的询问，略举汉代以来遇到时机、得到明主，经营世务而为史传所记载的人，谨慎搜集来回答。张子房处在秦楚交战之际，因为家世曾为韩国丞相，便为韩国报仇；他选择可以托身的人，最终跟随汉高帝。汉朝天下已经平定，子房不接受万户的封赏，愿意跟随赤松子游历。有人说子房没有始终侍奉汉朝，是因为韩国。诛灭秦朝、消灭项羽，已经完成了子房的志愿；转而侍奉汉朝，对义理有什么损害，却一定要离去，只是因为他所追求的道理恬淡无为，轻视人世间的功名，有飘然远游的志向罢了。荀文若遭逢汉室动乱，辗转经过黄河、冀州，投奔曹氏，迎奉天子车驾，把都城迁到许县。魏国的大业将要完成了，文若不赞成九锡的建议，最终死在寿春。有人说文若之死不是为了汉朝。士人要死也不是轻易的事；如果他甘愿做曹氏建立功业的辅佐，为什么会轻易舍弃生命？只是因为他受才干驱使，估量天下没有可以让自己才干完全施展的地方，却把自己托付给了不合适的人，昧于明哲保身的智慧罢了。世人评论子房，毛病在于把他的过失说得太重；评论文若，毛病在于把他的断绝说得太深。史官的话说得好：“智慧和谋算有所……”【原文有脱字，语义未完】推究事物的起始，未必一定要追究到终局，只要取其归向正道而已，这也是杀身成仁的道理。他的评论是恰当的。陈丞相在楚、魏之间倾侧奔走、处于纷乱之中，最终归附高祖，常常出奇计来挽救纷乱纠结的危难。等到诸吕擅自封王时，他不能有所匡正，反而迎合意旨、顺从权势，吕氏的权力因此兴起。然而他能够和将领、丞相共同谋划，趁机发动行动，于是安定了宗庙。大概他跟随高祖在军旅之间，不忌讳使用诈术，最终凭此成功，可以说是善于应变、合乎权宜。要说成就天下事务的可贵之处，如果都像王陵那样进言，未必能够逆转挫败当时的势头，最多不过称病闭门而已。此后还能有什么作为呢？陈仲举处在桓帝、灵帝时期，有澄清天下的志向，树立清正的声望，抗言评论昏乱的世俗，成为天下正直之士所归依的人。然而宦官掌握并玩弄国权，使天下混浊混乱；仲举与闻喜共同谋划诛杀废黜他们，以清理朝廷。天下豪杰俊士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想着奋发自己的智力来谋划此事。没有多久，太后迁居云台，凶恶宦官得志，士大夫都丧失了气势，国家也因此衰败。仲举只是能够为天下大事而死，智慧却不足以称道。户牖能够成就功业，却不能免于诡诈；仲举自身死亡，却没有失掉正道。史官的话说得好：“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功业虽然没有完成，但他的信义足以扶持民心。汉代世道混乱而没有灭亡，一百多年间，靠的是几位公卿的力量。”这个评论很卓越。殷深源见识气度清明高远，是清谈名士所推崇的人，退居不接受征召，当时人把他比作管仲、诸葛亮，并根据他的出仕或隐退来推测江左的兴亡。等到他入朝掌握国政，正赶上石季龙去世，确实是扫平黄河、关中一带的时机；但他出任中军将军，军队驻扎在山桑，却完全没有抵御敌人的策略，国土蹙缩，军队丧败，华夏震动混乱，难道不是名声超过了实际吗？谢安石高卧东山，本来没有出仕经世的意愿，而众人每每遗憾他不肯出山，为苍生忧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等到他被起用，便以和平安静镇守，以长远谋略驾驭局势；苻氏率领百万大军驻扎淮淝，京城震恐，他却安然不露惧色，指挥授予将帅方略，大体取得胜利，强敌土崩瓦解，中州被席卷而下，江左得以安定，这难道不是实际配得上名声吗？不过，殷深源清高的声誉和雅正的器量，本来就得到众人舆论的归附，而桓温尤其忌惮他。桓温也对人说：“殷浩有德行、有言论，假使让他担任令尹、仆射，足以成为百官的楷模；朝廷只是用错了他的才能。”这话并非虚妄。有人把谢安石比作王导，这确实恰当；但把殷深源和王衍并列，也未免稍稍贬低了殷浩。张燕公在唐玄宗时最有德望；到太平年间掌权，忠诚恳切地纳言进谏，所参与的机密谋议很多，计策也很多，朝廷的大量著述制作，多出自他的手笔。他善于任用人的长处，招引天下知名人士来辅助王道教化，修饰润色典章制度，成就一代法度；天子尊崇儒术，开设学士，修明唐太宗的政事，这些都有张公倡导的作用。开元年间文治物盛、礼乐文化兴盛，张公的功劳占大半，所以天下称许他的文章。姚元之尤其长于吏治，处理事务从不迟疑；三次担任宰相，常兼管兵部、屯戍、斥候，士马储备、兵械器物无不熟悉牢记。皇帝亲自处理万机，早晚都向他询问，其他宰相畏惧威势而谦退回避，只有姚元之辅佐裁决，因此能够专任。继承权臣外戚干预政事之后，朝廷纲纪极其败坏；他却能先整顿有关官署，裁撤冗余职务，修明制度，选择百官使各自适合其才能，所以天下称许他的通达。然而姚元之虽然善于应变、成就天下事务，天性却有权诈的一面；他在相州设计罢免魏知古为尚书，而在东都毁坏宗庙一事上的回答，几乎近于谄佞。因此张说、许国都以文章著称，确实无愧；姚崇、宋璟齐名，但君子不能不辨别其中的优劣。房琯从成都奉册迎至灵武，很快被任用，以天下为己任，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参与决断机密事务，诸将和宰相没有人敢与他相比。后来因贺兰进谗，分兵讨贼，军队在咸阳战败。唐代名儒都称他有王佐之才，然而带兵本来不是他的长处，一与敌人交战，便导致丧师。前史称他若处在太平时代、从容坐镇帷幄，仍不失为名宰相；但任用违背所长，于是受到轻浮虚妄、结党营私的罪责。桑维翰在后晋草创之初任事，藩镇大多不服；维翰劝他的君主推诚弃怨以安抚他们，训练士卒、整治军队，发展农业、疏通商贸，以安定中原。军书往来纷纷，他却从容指点谋划，神色自若。当时齐王舍弃维翰的谋略，听信景延广的狂妄策略，最终被俘。至于维翰屈意侍奉契丹，也就是所谓羽翼未丰便不能高飞，大概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罢了。我又读唐史，看到房琯被罢免时，朝臣多说房琯谋略兼有文武，仍然可以任用；即使房琯自己也认为，若掌握权柄，能够为天子建功。他的败军也是因为监军催促出战，并非他的罪过。可惜他一跌倒便再也没有振作起来，世人把他比作王衍、陆机，实在错了。桑维翰两次掌握朝政，

译把杨光远、景延广排挤到外地，一纸命令指挥十五名节度使，没有人敢违抗。假使让他处在太平时代，他和将相所建立的功业难道会小吗？唉，士人不幸遭逢困厄，身败名裂的，房琯、桑维翰二人就是这样。宋朝自仁宗时期起，天下号称太平清明；韩琦、富弼二位公，以及范仲淹、欧阳修，同时受到任用。世人称为韩、范、富、欧，魏公。嘉祐、治平年间，两次决策重大国事，以安定社稷。朝廷多有变故、处在危疑之际，他们知道的没有不做的，和范仲淹、欧阳修同心辅政。百官奉行法令、遵循义理，朝廷称为大治。富郑公做宰相，遵守典故，实行旧例，以公议加以辅佐，不在其中营私用意，于是百官各称其职，天下相安无事。史臣称魏公辅佐三朝，拥立两位皇帝，垂着衣带、端正笏板，不动声色，把天下安置在泰山一样的安稳之中，可以说是社稷之臣。史臣又称，国家处于隆盛之时，大臣必有长寿的福分，把自己的余力推及当世，足以庇护当时的百姓。富公两次与契丹订立盟约，能够使南北百姓几十年不见兵革。他和文潞公都在太平时代享有高寿。自至和以来，共同确定国家大计，功成之后退处，朝廷内外都倚重他们。由此说来，二位公的功名大概相当。唉，士人有幸遇到太平时代、福德都完备的，韩公、富公二位就是这样。再说中州的人才，这里只是因为您询问才谈到这些。如果论及贾谊的通达、蔡邕的文学、张衡的精思、卓茂的循良、李膺的高节、黄宪的雅量、邓禹的功勋，还有许多，不能一两个地数尽。孔子曾经住在卫国，卫国就有许多君子；光武帝从南阳兴起，南阳就有许多功臣。至于程氏两位先生，传承了千百年来不曾传承的道统；许文正公亲自得到伊洛之学，具有开创天下太平的功业，这些人都是今河南境内所产生的。诗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行走。”我愿借程氏来求观圣人之道，并立志追求伊尹所追求的志向。谨此回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人、十年〕 《震川别集》卷二下 钦定《四库全书》

译《震川别集》卷三 明代归有光撰写 制诰、奏疏、策问 先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治，追赐谥号“文毅”的诰文。诏书说：“朕对于国家的事务，凡是臣下有所建议，只要有可取之处，全都赐予施行；实在是把它交付公议，而不偏私。因此，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治，秉承湘水、汉水之间的灵秀，际遇风云之会，在鸿渐高升之时选拔为魁首，在龙飞之年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进入翰苑为官，侍奉先皇帝三十多年；后来前往南都，统领六卿。不久被召回，置于丞辅之位，忠诚正直，宽厚谅解，本来差不多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长寿。然而隆盛的恩宠和深厚的待遇，君臣之间的情义，可以说有始有终了。前些时候因为嫉妒者进谗，改定谥号不恰当。近来有人上言，朕便下令礼官考察讨论你的一生，认为你文辞崇尚事体纲要，著作浑厚雄伟，心中存有世务，议论慷慨。考察文章可以了解人物，如陆贽通过文章识别韩愈，因公正而发愤；又如汲黯斥责张汤，举荐与他一同升迁，后来都成为今日的宰辅。与他们志趣不同的，实在就是当时的大奸。正因为如此，朝廷敬服你的节操气概，天下追想你的风采。从前我朝的先正贤良，我深深怀念；如果没有一个美好的谥号，怎么能符合舆论？因此赐你谥号文毅。大概公议经过长久之后才得以确定，并不是乐于有所更改，而是一定要归结到这个谥号才算完。” 你不要昧于此事，希望能够享有这个谥号。” 谕祭并追赠资政大夫、南京礼部尚书裴爵，以及追赠为太夫人的配偶杨氏、郜氏的文辞。你本性淳厚质朴，家承一向的良好风气；有儿子成为文学之臣，晋升官位，接受秩宗之命，追赠和封赏接连而来，夫妻一同荣耀。考察这些累积福泽的根源，实在是善德所造成的。再次考核有关制度，怜悯年老者，临终时应当加厚待遇；于是因听闻你的事迹而动心，特别把恩宠和赏赐一并施加。用这些来装饰新墓穴，以太牢祭祀；愿你的幽魂尚在，享用这美好的祭品。谕祭提督福建等处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涂泽民的文辞。你早年便考中科举，历来升至显要职位，多次接受任用，积累了贤能勤劳的功绩。近来粤地盗乱兴起，蔓延到三省，百姓遭受毒害，征发连年不断，成为我国的忧患，也使朕有南顾之虑。你身负镇守方面的重任，敬畏这份诏书，与人协谋进兵，共同形成犄角之势，终于消灭巨盗，岭南、海滨地区渐渐清平。正要念及你的功劳，却突然听说你去世了，难道是因为山川险阻，竟遭受雾露侵害吗？朕因此悲恻，派遣官员前去谕祭。你的英灵如果还在，希望能够享用并承受这祭品。谕祭山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鹏的文辞。你起初凭才俊入仕，屡次接受官职，在桐乡留下恩惠爱护，在御史台整肃纲纪法令，超升为太仆卿，不久又升为中丞。正值猃狁凶悍不可抵御，于是把朔方托付给你；斩首、俘获敌人，捷报屡次传来；修缮边塞、保卫城池，功劳可以记载。正要下达调任镇守的命令，你却急忙上疏请求养病；事业尚未完成，突然遭受大病。边疆多有变故，朕因此拍着大腿叹息；人才实在难得，这是朕所哀痛惋惜的，特派遣官员前去谕祭，以慰藉你的幽魂。你若有知，希望能够享用这些祭品。谕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刘畿的文辞。你出身世代显贵的名门，接连考中科第，仕途清显通达，多次历任各寺监官职。从前在内廷任职，曾经主持紫宫的工程；晚年抚治全浙，使沧海的波涛长久安宁。显著的声誉正深受重用，兰木为椽、桂木为栋的宫室，考工之事最为劳绩卓著；鹤列般的官班、鱼符般的文书，在幕府中获得了最高的评价。恩典推及嗣子，官位达到陪卿。正在请假养病期间，忽然长逝。因此赐予祭祀和安葬，以厚待你的终身。你的英灵如果有知，希望能够享用这祭品。封朝鲜国王妃朴氏的诰文。诏书说：“我祖宗承受上天降下的使命，统治天下。顾念东方藩国，谨慎修行朝贡之礼，世世享受恩赐，而且恩赐不断增加。朕继承宏大的基业，完全遵循先代的典章。如今国君继承王位，已经派遣使者来请求册封，所以妇人的爵号也随从丈夫，再一并提高她的封命等级。你朝鲜国王李昖的妻子朴氏，出自元宗之家，早年熟习妇德教训，于是接受精妙的选拔，配偶于著名邦国。正当继承王位、服丧期满的时候，与你相处合乎礼法，居处安宁，声誉美好；适逢看到你送来的表章，实在符合朕的心意。特封你为朝鲜国王妃。啊！愿你的家庭和顺，成为一国风化的维系；共同承奉祭祀，使后代绵延百世；不要毁弃美好的礼仪，以迎来众多福祉。敬慎奉行吧！” 进香疏。某官某等谨慎上奏：因大丧礼仪之事，仰念大行皇帝乘车远行，突然舍弃天下，四海之内凡有气息的生灵，没有不悲哀仰慕的。何况臣等承受皇恩深重，悲伤思恋之情，更加超过常情。谨备降香一炷，写具奏本，专门派某官携带进呈，谨此奏闻。奉慰疏。奏为奉慰之事。某年某月某日，接到大行皇帝遗诏，得知某年某月某日皇帝驾崩升天，普天之下都悲伤思慕，攀援号哭也来不及表达。仰念皇帝陛下圣明的孝心出于天性，正处于守丧期间，悲伤思慕极为深切。臣等悲痛不胜，无法表达感情。伏念大行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继承宏大的基业，覆盖滋润群生，在位四十五年，享有国运长久，近古以来少有能比。又因为由圣人作为他的儿子，临终顾命之日为天下得到了合适的继承人，朝廷不更改官署，市场不改变行业，海内安宁。大行皇帝在天之灵，大概已经没有遗憾了。天下的神器，帝王的大统，陛下承受这样的托付重任，伏望仰遵遗诏，节制哀痛、克制性情，爱护精神、保养身心，以维系华夏和蛮貊的希望，成为天地神人的主人，使国家的亿万年基业绵延无疆。用来报答并发扬先帝的光明训诫，使万世都能尽孝，实在就在于此。臣等瞻望思恋宫阙，不胜大愿。乞请改调官职的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五年、万年〕 为请求恩准改调官职，以图报效之事：臣于嘉靖四十四年乡试中式，承蒙先皇帝收录，赐臣同进士出身，授任浙江湖州府长兴县知县。臣自以为平生受到国家养育之恩，也想稍微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图报万分之一。想到治理百里之地实在不容易，臣谨守教条，尽心抚慰安辑百姓。妄自认为如今天下百姓的元气已经耗损，应当专门致力于休养，不应采取严厉、锋利、苛刻、细密的措施，以求取眼前的痛快。然而臣拘泥古法而不通晓时务，任性行事而不通达人情，功效毫无听闻，罪过却堆积如山。幸而蒙圣明宽宥，没有加以罪谴，曲意赐予保全。隆庆二年六月十八日，升授臣为顺德府通判。最终因为才能低下、行动迟缓，不能任凭驱策，勉强在官任上任职，白白耗费俸禄。审察自己、估量能力，只愿自行退职废弃。又想到臣从童年起便励志求学，到白头也没有衰减。正逢国家收录人才之时，臣不忍把自己抛弃在造化生成的人才之外。现因入朝祝贺万寿圣节，得以仰望宫阙；君父在上，臣子怎敢不申诉自己愚诚的心意？伏望下令给吏部，把臣改调为国子监的一名官员，使臣能够凭五经训诲学者。匡鼎虽然贫穷，读书却没有因做官求学而废止；

译桓荣已经年老，仍专门以传授经学自许。估量臣的力量，足以胜任此事；希望在没有死去的岁月里，稍稍完成平生的志愿，也让人看见圣明时代并不抛弃人才。臣不胜恳切惶恐之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四年、百里、二年、六月、十八日〕 乞请致仕的疏。奏为请求恩准退休之事。臣于嘉靖四十五年蒙恩赐同进士出身，授任某官。隆庆二年四月内朝觐后回任，如今又蒙升授某官。于某月某日领取吏部文凭一道，随即离任前往原籍某府某县。不料痰火忽然发作，请医生治疗也未痊愈。现在病势逐渐加重，不能继续前行。伏乞圣恩容许臣退休。想到臣从幼年起励志求学，到白头也没有衰减，只在第九次科举中获得功名，承受俸禄两年，微薄的力量尚未耗尽，天地覆载之恩却难以报答。趁尚未死去，臣怎敢忘记图谋报效的志向？完成汉代两部史书，写成唐代一部经书，或许能够阐发盛德，传示后世。问：两浙是天下重要的藩镇，受到至善政治的涵养，百姓安居乐业，到现在大概已有二百年了。只是由于太平日久，吏治日渐磨损松弛，祸患的苗头或许已经萌发，恐怕不能不成为百姓的病害。就田赋来说，豪强兼并土地，里甲摊派税赋，其中有欺骗隐瞒、飞诡变诈，奸邪四处出现；如今想求得田地疆界的端正，实行丈量之法，究竟应当施行吗？就差役来说，官府的征派、应办事务频繁不断，其中托关系、找借口规避，弊害拖累有各种各样；如今想实行均平的政策、雇募的办法，究竟应当沿用吗？自从倭夷入侵，民间征调一天天扩大，近来虽然说裁减了，战争仍未停止；想要减免额外加派的赋税，于是议论节省军粮，同时训练本地百姓，可以吗？自从矿徒成为祸患，州郡骚乱尤其严重；近来稍稍平息，不久又聚集众人，仍然潜伏着内部争斗的忧患；如今想堵塞劫夺的根源，严格封禁山林的法令，可以吗？丈量土地似乎可行，但增加税额又恐怕普遍波及下等田地，不知怎样才能符合遂人辨别田野的制度？雇募差役似乎可行，但缴纳工钱又恐怕连累贫困户，不知怎样才能符合司徒保息百姓的办法？使用土兵似乎可行，但变化或许不可预测，事情应当预先防备；既然已经有衣服破损而渡水的警戒，难道不可以思考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五年、四月〕 修筑边塞似乎可行，但利益所在之处，人们连死都不怕，卝人的严厉禁令和守卫，难道还能恢复吗？这四件事都成为百姓的病害，实在应当及早考虑并赶快筹划。善于救治的人，譬如良医治疗疾病；疾病已经除去而病人不知道，这才是好的，否则用药稍有错误，便免不了使病情更加困重，那样的救治方法就是错误的。由此可知，变革的方法必须斟酌分量，懂得化裁的适宜，然后才能和这些士人一起讨论天下事务。处在穷困闲居之中，却对天下事务没有不尽心研究的，何况这是乡土的祸患，诸位士子一定能够完全了解其中的利弊，不要只是推说不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年〕 修筑堡塞似乎是可行的；但是，利益所在之处，人们便不怕死，[卝人]严守禁令的做法，难道还能恢复吗？这四件事都是百姓的祸患，确实应该及早考虑并赶快谋划解决。善于救治的人，譬如良医治病，病已经除去而病人自己并不知道；否则用药一旦失误，就难免使病情更加困重，这样的救治便不对了。由此可知，变革的方法必须斟酌分量，懂得因时制宜、权衡裁度的恰当之处，然后才可以同这样的士人谈论天下事务；凡是身处困穷而关心天下事务的人，本来都应当无不尽心，何况这是乡土的祸患，各位士子一定能够明白其中的利弊，不要只推说自己不知道。问：我太祖高皇帝从最初建立国家起，百事草创，就命令世子以师礼事奉宋濂，又选国子生国琦、王璞等在宫禁中侍奉太子读书。后来大本堂建成，制度、文物都很盛备。太祖与詹同等议论东宫官属时，想任用功勋、德行深厚而老成的人。当时群臣中符合这一选择的，可以说一说吗？至于皇太子侍奉圆丘、侍奉文华殿、侍奉文楼，没有一刻不接受训诫。太祖这样留意国家根本。历代圣主即位后，他们设置教育机构、安排属官，果真能够完全得到圣祖的用意吗？圣明天子慈爱极其深厚，近日廷臣请求皇太子出阁，尚且因为皇太子年纪还小而没有答应。至于《明堂保傅》一类的篇章，无不在于及早教诲，并选择贤良的人作为左右辅佐。所谓从小养成的习惯就像天性一样，这尤其是今日所应急切办理的。即使举行出阁的仪式，如今东宫官属和讲读的仪注，果真足以完全实行教诲之法吗？从前贾谊年少时，常常向汉文帝陈说这些道理，这件事也正是如此。诸位生员今天应当知道的，请不要推辞，尽管说出来。问：国家遇到异常灾害，是上天用来警戒君主，使他修养德行以保全大业、承受更多福祉的。今天子承继帝位，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天下人都伸长脖子盼望达到太平之治。近来灾异接连发生，难道是上天显示征象，表明它仁爱君主到了极点吗？今年洪水泛滥，漫延数千里；大江以南海水震荡，沿海居民漂流淹溺的以百万计。按照《洪范》五行推求这类事情，可以说是容貌举止不恭肃，所以说容貌受到伤害，就会导致秋季阴气盛而经常下雨。然而到了江河横流、海水飞涌泛滥的程度，这种变化并不只是经常下雨的应验罢了。汉代像董仲舒、郎顗这些人，都能推演阴阳来向当时的君主进言，学者有时认为这流于术数，借经书来寄托己意，不是我们儒家的正道。然而前代因天变下诏，征求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的人；今天天下的事情，可以拿来告诉我们的君主的还很多。诸位士子怀有忧虑世事的志向，请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回答。又问：从前孔子和他的门人讨论学问，后来七十子一派的人就凭借这些道理教导诸侯；汉朝兴起后，六经都有名家，师法相互传授，即使经历千百年，学者也没有废弃它。到了宋代周敦颐出现，河南二程跟随他受业；同时又有张载，与二程并称，认为他们承接了孔氏失传已久的道统。

译到了朱子，又独自得到程氏的正传；汉代以来各位儒者和学者，本来都放在一边，不值得谈论了。然而像程门的高等弟子谢、杨、吕、游等人，都亲自从老师那里有所心得，朱子却往往责怪他们违背老师的学说。至于与朱子同时的陆子静，他的学问造诣已经达到高明的境界，但在鹅湖的论辩中终究不能与朱子相合。如今谈论学问的人之所以彼此更加乖僻、不能相容，就是这个缘故。道理本来只有一个，千古以来人的本心也没有不同，为什么唯独圣人之学竟有这样纷纷的争论呢？希望听听各位儒者的过失，以及朱子之所以独自得到正传的原因。问：北方敌寇成为中国的祸患，我们用来防备抵御他们的力量，常常困窘于不足。强盛了二百年的中国，最终也没有找到战胜他们的办法，只能庆幸他们不来罢了。然而他们是上古以来就不肯臣服的人，这还可以这样说。至于闽、广在我国疆域之内，它们的声名、文物与齐、鲁没有不同，不是秦汉时代可比的。但几年来违抗命令的人接连出现，虽然防备的告急文书屡次送到，他们仍像从前一样出没，不再是先朝断藤峡、八寨那样可以很快扑灭的事情，如今几乎成了我们的心腹之患。议论的人说，不是忧虑没有兵，而是忧虑没有财；不是忧虑没有财，而是忧虑没有将。又说，慎重选择州牧、郡守，就能够招抚晓谕、使叛乱者解散，即使不特别选择将领也可以。果真如此吗？宋代侬智高在岭南反叛，得到狄武襄之后才平定；汉代李固推荐祝良、张乔担任刺史、太守，于是不用发兵，交趾、九真自然安宁。前代得到人才的功效如此。如今朝廷广泛询问廷臣，讨论并推荐人才，自以为已经选尽当世人才，难道智勇兼备的将领、循良的官吏仍然隐藏着没有出来吗？还是说，即使得到像先朝韩襄毅、王新建那样的人，在今天也确实可以保证成功吗？请把这些意见告诉我。问：扬子云的《太玄》，只有他的弟子侯芭能够理解，即使刘子骏、班孟坚大概也不能测知它的深意。然而桓谭认为它胜过《老子》，张衡把它比作五经，到了范望之类的人，又都把扬子云看作圣人，难道他们这样说竟没有一点见识吗？那么，关于吴、楚僭越称王的讥议，我还不知道究竟是否正确。到了司马温公，又说《太玄》这部书主要是用来赞明《易》的，并不是另写一部书来和《易》抗衡。既然如此，如今的学者都知道读《易》，却不能相信《太玄》，那么他们所谓学习《易》，难道也会一无所得吗？侯芭是诸位士子的同乡，所以我拿《太玄》来同诸位士子讨论。问：我太祖高皇帝重新建立天下，创业之初，经营处理各种事务还来不及，却仍然不断撰写著作，上承古代典谟，把它们留给圣子神孙；龙图阁、延英殿所收藏的著作，实在多得很。姑且举出一两件来对诸位士子说。太祖曾认为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想到在思虑之间警戒之心有时会懈怠，便无法彰明神灵，于是命礼官和儒臣编纂《存心录》。又将要祭享太庙，在武英殿致斋，命东阁大学士吴沉等编纂《精诚录》。“存心”也好，“精诚”也好，圣祖用来严肃侍奉上帝神明的心意，已经达到极点了。其中大的防范原则和具体条目，可以说一说吗？以我太祖对祭祀如此重视来看，他居住深宫、处理亲近事务时，难道肯稍有放纵吗？大概就是因为他面对、侍奉神明时具有这样的心情。自古帝王的著作很多，但以儒者的学问承接尧、舜、禹、汤、文、武的传统，这正是历经千古而无人能比的原因。这两部书实在是今天经筵劝讲最应当先讲的，诸位士子已经恭敬诵读很久了，应当恭敬地陈述其中道理。问：近来洪水造成灾害，四方奏报每天都能听到；诏令所到之处都进行赈济借贷，德意十分深厚。先王九年的储备，如今已经不敢希望了。《周礼》说大司徒按照十二种荒政聚集万民，其中也有可以斟酌实行的吗？《管子》书中说：“商汤遭遇七年旱灾，大禹遭遇五年水灾；商汤用庄山的金铸钱，赎取那些因无钱而卖掉子女的人；大禹用历山的金铸钱，来救济百姓的困苦。”圣人处在至高的地位，尚且能够忧念那些因无钱而卖掉子女的人，那么当今百姓一定不至于死亡。吕成公说过：“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以实行的办法，都已经施用过了，如今只要拿来实行罢了。”请举出前代适合今天的救荒办法，有几种？像尧、汤的时代，能不能忧念那些无钱而卖掉子女的人呢？从前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饥荒，费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在饥荒、费用又不足时，却劝说实行彻法，更是如今世人所谓迂阔的说法。然而，发放利益、减轻赋税，确实是荒政的首要事务；如果只发放利益而不减轻赋税，还不如不发放的好。如今商议赈济借贷，未尝不实行，但一说到免除百姓田租，就动辄拿国家财政来作理由。那么，怎样才能一定使百姓受到实际的恩惠，不辜负我圣明天子哀怜百姓的心意呢？程子回答张子《定性书》说，动也能定，静也能定，不迎不拒，不分内外，这个论述达到极点了。然而《易传》解释艮卦的卦辞，说“止于所不见之处，使外物不能接触，内在欲望不萌动”，这仍然像张子担心心被外物牵累。可是《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作中”，程子认为刚一思考就是已经发作了，不知戒慎恐惧是否也已经涉及思虑？吕氏在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求中，杨氏在未发之时用心体验，中道的意义自然显现，这似乎违背程子的话。至于李愿中向罗仲素学习，知道天下的大本就在这里，这就是从杨氏那里得到的；如此看来，吕氏、杨氏的学说也不容易诋毁。还是说，程子所说的“内外两忘”与“外顺虚缘，发怒而不怒”，如何与《艮卦》之传区别？“息缘反照，顺从耳目，内通而外在于心知”这些话又与它有什么不同？“刚一思考就是已经发作”与“可以使心像枯木死灰一样”有什么区别？学者对于佛、老之学都知道排斥，至于我们儒家的心性之学，却常常免不了与它们相涉；这些都是诸位平日应当亲自体验、细密辨析的地方，希望听听你们的说法。

译问：刘向称贾谊通晓国家大体，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又称董仲舒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即使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汉孝文帝是一代贤主，起初未尝不深知贾谊，最终却被东阳侯、绛侯、灌婴一类人排斥弃置。贾谊被贬到长沙，武帝才开始策问三次；董仲舒于是被任为江都相，后来又被公孙弘嫉妒，再任胶东相，最终废居家中。古人说，贤能人才能否得到任用，关系到国家的治乱。贾谊虽未被任用，并没有损害文帝的治理；武帝因为汲长孺在朝廷上争辩，皇上所倾向的却是公孙弘、张汤。如果把董仲舒列入九卿，他又能挽救什么呢？即使这两个人得到君主信任，像伊尹、吕尚那样，他们果真能够追及三代的治理吗？还是班固所说，贾谊陈述的主张，孝文帝大略实行了；董仲舒居家时，朝廷有重大议论，还派使者到他那里询问。等到武帝推明孔氏，罢黜百家，设立学校官，举荐茂才、孝廉，这些都由董仲舒首先提出。那么两人当时大概并非没有遇合。可是贾谊竟至于自我悲伤，把自己比作屈原沉入沙中；后世尤其因为董仲舒没有被任用而替武帝惋惜，这是为什么呢？问：孔子赞说《易》，从庖羲氏开始；删定《书》，从帝尧开始；在这以前的事就没有涉及。即使像司马子长这样喜好奇异的人，也从黄帝开始断定，作为《史记》的开端。然而图纬所记载的内容，世上仍然流传。泰皇、九皇的称号，有的也见于《史记》。《管子》说古代封禅泰山的有七十二家；《春秋纬》有十纪的名称，这些也可以相信吗？有人说古代有浑沌氏，大概是天地开始生成时的情形，像屈子《天问》、刘安《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大多奇异诡怪，却都没有涉及这些。至于豨韦、冉相、容成这些称号，又有什么根据呢？孔子说《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又论述十三卦“制作器物、崇尚形象”的起始，那么上古有天地，后来逐渐出现帝王，本来是必然的道理。可是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书，在孔子时代，上古的书仍有保存，为什么孔子都舍弃而不记录呢？宋代司马温公编《资治通鉴》，道原刘氏与温公十分契合；但《通鉴》不敢续接“获麟”之处，刘氏作《外纪》，却从盘古氏开始。为什么呢？诸位正在书院中读《外纪》，请相互讨论这件事。问：《周官》的制度，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他们彼此保护、彼此亲爱，刑罚、庆赏相互牵连，共同承担国家职务、共同服役于国事。周公用来治理天下的办法，详细极了。国家初年斟酌前代制度，制定里甲制，实际上就是以此为根本。如今天下户籍编制不完备，黄册无从查考，流动人口与土著杂居；按现有丁口派役，牌面沿门轮流递送的办法，在各郡很少实行。奸邪盗贼之所以不断发生，四方夷族之所以交相侵扰，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吗？《周官》中从乡大夫到闾胥，无非是教导百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亲族、尊敬勤敏、承担防务。汉代设置三老，仍然有这个意思。我太祖高皇帝亲自颁发的教民榜文，本来还在。如今想遵照实行，命乡老教导百姓、裁决诉讼，议论的人却认为不可行，这是为什么？不遵奉典章法令，却只求一切取巧以追求声名，难道是国家任用属下长吏的本意吗？现在想求得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的效果，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请诸位士子替我说一说。问：《周官》说宗族凭借族属来得到民众。从前的圣人治理天下，着力于敦厚根本，所以百姓彼此维系而不能解散。氏族的起源、宗法的建立，可以详细说说吗？宗法废弃而谱牒受到重视，历代从事谱学的人可以数一数吗？北魏处在北方，为什么偏偏重视高门？唐代崇尚文雅，为什么又更加推重氏族？袁谊、柳玭，难道不是世家中的贤人吗？如今谱牒已经亡失，宗法难道还能恢复吗？我同诸位士子讨论道理而谈到这些，不要认为这是迂阔。问：军队所绘制的图，画的是地形。古代有九塞，仍然处在中国境内。至于北方边界与外域相接之处，是夷夏之间的大防，没有比这里更严峻的了。秦汉取得河南之地，凭借黄河作为险固，议论的人却不认为这是上策，为什么呢？魏晋时期，氐、羌杂居，江统、郭钦曾经论说过这件事。凭魏武帝的英明谋略，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它呢？北魏的六镇、唐代的三受降城，以及源怀所论、张仁愿所营建的地方，果真是周、秦旧日的边塞吗？石晋把十六州贿赂给契丹，中国失去形势；凭宋太祖、太宗的威烈，也不能争回一尺一寸，整个宋代武功都没有振作，最终留下青城之祸。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我国驱逐前元以后，中国的形势尊强了，然而朔方的旧郡、统万的旧城，元朝还得以占据；朝廷中有谋略的大臣，时时有人提出建议，却没有能够收复。诸位士子为今日筹划，必定有更好的办法。问：军队聚集在一起，必定要有行列。《司马法》关于军旅什伍编制的数目，已经很完备了。管夷吾制定内政制度，为什么能够容易地改变旧制，古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世人谈论阵法，大概本于黄帝的握奇；公孙弘、范蠡、乐毅的说法，果真领会了它的意义吗？诸葛孔明推演它成为八阵图，后世只有晋代马隆、隋代韩擒虎，很清楚地阐明了它。李靖传授这种方法，创制六花阵，用来变化九军的阵法。李筌把四正、四奇的位置配在八卦上，裴绪的新令又有九阵图，这些说法能够详细说明吗？孙子说：“纷纷纭纭，战斗混乱却不可使自己混乱；浑浑沌沌，阵形圆转却不可被击败。用兵的最高妙处，不通过阵法就不能做到。”李筌又认为：“军队像水一样，水依据地形来制成形势，军队依据敌情来取得胜利；能够随着敌人的变化而变化并取得胜利，就叫作神妙。”这样看来，李筌虽然绘制阵图，但他的理论又超出了阵图本身。由此本来可以知道，用兵之道不可不深入研究，希望能够听到有关见解。

译问：古语说：“有必胜的将领，却没有必胜的军队。”将领是三军的主宰。君主寻求天下人才，而得到将才尤其困难。兵法谈论考察将领的方法，有所谓五才、十过、八征，寻找将才可以说很详细了。又说：“将领要具备智、信、仁、勇、严。”又说：“将领所谨慎的，是整治、准备、果断、警戒、节制。”对将领的要求可以说很全面了。然而从前君臣相遇，像风云相感，顷刻之间就确定了关系，像商汤在莘野聘请伊尹、周文王在渭水边载尚父而归，他们果真是经过详细考察才求得的吗？齐桓公在车中提拔管仲，秦穆公在牛口任用百里奚，他们果真是经过完备考核才任用的吗？古人相遇，是这样盛大。如今天下常常忧虑将才难得，但恐怕是有将才而不能得到他。孔明如果没有遇到刘先主，最终不过老死南阳罢了。桓温看重王猛，却又另外寻找所谓“三秦豪杰”，难道是豪杰隐藏而没有出来，桓温没有机会遇到吗？还是即使整天和他们相处，也不能识别那个人呢？请向诸位士子询问这些问题，看他们如何自我期许。问：从战国以力量治理政事说起，关于兵法的著作才开始纷纷出现。它们大体不过是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罢了。后来又有所谓“三门”，这是什么呢？用兵不过是以智慧斗智慧，智慧多的一方获胜；以力量较量力量，力量强的一方占优势，本来不应当有高深到极点的议论。如今这些兵书却往往谈论大道，例如所谓“防备啊防备啊，达到无形；神妙啊神妙啊，达到无声”。又说：“精诚在于神明，战事的权变在于道的极致。”又说：“神明的德性，以端正安静为极致。”如果真像这些说法，那么古代做将领的必须是圣人才能胜任了。果真如此吗？又说：“衡量、度量、数目、称量，是怎样成为用兵的法则的？又本来出于六律。”至于荀卿子的议论、《吕氏春秋》的言语、简要选录《淮南子》所叙述的用兵谋略，诸位士子也能通晓它们的学说吗？古代谈论大道，经历五次变化，才可以谈论形名；经历九次变化，才可以谈论赏罚。那么兵法属于礼乐刑政，是最粗浅的事务。如今能够通达这个说法，就知道兵法并不是最粗浅的事务。希望听听其中的要旨。问：用兵是天下最变化多端的事情，安危存亡往往在反掌之间，计谋得失的关系是很明白的。请以前史来评论：成安君抵御汉军时，如果果真采用李左车的意见，淮阴侯将会在井陉陷入困境吗？吴王刘濞向关中进军时，如果果真实行田禄伯、桓将军的计策，条侯周亚夫会就此失去关东吗？董卓专擅汉朝政权时，梁衍向皇甫义真献计，如果采用了，能成就格天之业吗？夏侯懋镇守长安时，魏延向诸葛孔明献计，如果采用了，能成就攻捣魏国的功勋吗？淝水之战，苻秦军队奔溃，谢安石为什么不知道乘胜追击？渭桥获胜，关中几乎可以收复，宋武帝为什么不知道乘势夺取？澶渊之战，议论者说寇忠愍拘泥于小信而没有立即追击，否则能使辽军一辆车轮也不能返回吗？朱仙镇之战，议论者说岳武穆谨守小忠而不能违抗诏令，否则能使中原完全清平吗？诸位士子来应武科，承担一剑之任，主考官正是希望你们思考这些问题。一定有独自通晓将帅大略的人，姑且举出一两件来互相考察。问：古今谈论兵法的人，没有超过孙子的。他的书对于战争的情势变化，没有不讲尽的。后世用兵的人，即使方形也不能再增加规矩的约束，即使圆形也不能再增加圆规的限制。试举同类事情来说：司马懿不取小利而斩杀文懿，这是有能力却向敌人显示没有能力；班超假称遣散部众而使龟兹投降，这是要使用力量却向敌人显示不使用力量；韩信陈列船只，想从临晋渡河，却把伏兵从夏阳派去袭击安邑，这是把远处显示为近处；岑彭向西攻打山都，却暗中派兵渡过沔水击败张杨，这是把近处显示为远处；耿弇攻打西安却攻取临淄，善于进攻的人能使敌人不知道自己应当防守哪里；邓艾据守洮城而使姜维陷入困境，善于防守的人能使敌人不知道自己应当攻打哪里；徐晃用飞箭使韩范投降，是防守他人的城池而不是进攻；陶侃用书信擒获温邵，是使敌军屈服而不是交战。像这些事情，难道都是熟习孙子兵法后逐一照着它来做的吗？还是孙子之书足以应对无穷的变化，而这些人自己也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呢？如果果真是人的机巧妙用，自然与兵法相合，那么孙子的书也可以没有用了吗？骠骑将军说：“只看方略怎样，不必学习古代兵法。”这话对吗？请替我说一说。问：孔子在当时，人人都知道他是圣人。鲁国三桓，大概是僭越、窃取权力最严重的人。孟僖子临死时，却让他的儿子以师礼事奉孔子。季桓子生病，乘车察看鲁国城邑，叹息说：“过去这个国家几乎要兴盛了，因为我得罪孔子，所以没有兴盛。”我读到这些话，曾经为之悲伤。然而晏婴、子西号称春秋时代的贤大夫。当时齐、楚的君主想割地来封给孔子，子西却竭力阻止。为什么呢？子西还知道孔子是圣人，只是安于僭越鄙陋罢了。至于晏子肆意诋毁讥刺孔子，为什么这样没有顾忌呢？后来司马氏父子号称良史，还承袭他们剩下的议论，认为儒者不可任用。到了后世，往往表面尊崇孔子，实际上暗中使用老聃、申不害、韩非的术数来治理天下。晏子的议论，流传造成的祸害为什么这样长远呢？大概千百年来人心与学术的分辨，就在这里。希望同诸位讨论。问：过去称说吴兴的山水清丽幽远，士大夫都羡慕到那里游览。当地民情风俗淳厚，记载在图志中的情况可以考察。如今的情形如果与古代不同，是世道变化不可挽回吗？还是治理、教化它的人没有做到呢？汉代内史治理租赋，渤海太守教化盗贼，京兆尹治理告发诉讼，这些事都显著而闻名，难道今天独独不能做到吗？他们教化治理的方略见于《汉书》，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做官吏的人本来不敢轻视百姓，应当寻求移风易俗的方法，采取什么办法才可以呢？请诸位士子替我说说。

译问：我太祖高皇帝初定金陵时，姑苏实在是强大的敌人。自从取得江阴、长兴，压制吴地的形势就形成了。耿元帅确实建立了攻取城邑的功劳，于是留下镇守那里。浴血奋战十年，使皇上没有东顾的忧虑，最终消灭强大防线，成就了大功。他经营谋划、防备抵御的策略，可以说一说吗？洪武十七年，皇上亲自确定功臣的次序，功劳高、声望重的有八人，长兴侯排在第六。等到功臣庙中六王以下又有十五人，长兴侯却不在其中，为什么呢？己卯年援救真定一事，他关于生死的大节，世人也没有能够详细知道。诸位士子是他的同乡，应当知道其中缘故，请替我说说。问：先儒有人说：“士人的品格有三等：有志于道德的，有志于功名的，有志于富贵的。”如今天下的人，大多从科举出身。至于志在富贵的人，就不值得谈了。前朝讲明道学的人，如吴康斋；辅佐三朝的杨文贞等诸公，大多并不完全出自科举。如今所谓道德和功业，不通过科举就没有声名。这果真足以网罗天下所有人才吗？然而像这两位那样的人，如果从科举中寻找，大概很少。科举不足以网罗天下人才，那么天下人才究竟在哪里呢？难道士人因为不能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就不能树立德行、建立功业了吗？也有人说科举败坏了天下人才，这话果真对吗？诸位士子都是本邑的俊杰，如今前来应试，你们对自己的期许，在士人的三种品格中属于哪一种？希望听听你们的志向。《震川别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别集》卷四 明代归有光撰写 志 马政志 学者谈论官制，必定以《周礼》为根本。《周礼》一书，世人有时怀疑它与周代制度不合。然而文王、武王、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也颇可以考察。至于说到牧养马匹的事情，夏官所属有校人、趣马、巫马、牧师、庾人、圉师、马质等官，他们辨别六种马的类别，所以天子有十二闲、六种马。职掌中有校、左右驭夫，直到皂师，都负责挑选、分配良马，并饲养驾乘用的劣马，数量为良马的三倍。其政令是调齐马的饮食，检查六项节令事务：春天清除马厩垫草并熏治马厩，开始放牧；夏天给马建凉棚；冬天献上马匹。举行射礼就供给靶子，修筑墙垣就剪除杂草，马生病就乘车载送医治。牧地有严格禁令，有驾车马匹税的分配，有评定马匹价值的标准。毛色相同的马要使颜色整齐，物力相同的马要使力量相当。禁止养第二代蚕。凡是单独饲养的马，占马匹总数的四分之一。春天祭祀马祖，捕捉马驹；夏天祭祀先牧，分配马匹，攻治公马；秋天祭祀马社，收藏马具；冬天祭祀马步，献马并考察驭夫，放纵公马，教养小马驹，训练幼驹，分散马群，割去马耳，焚烧牧草，疏通水道，禁止淫乱。吕不韦《月令》说：季春使累牛交配，使公马跳跃，将母马放到牧地；仲夏分开马群，就把跳跃的马驹拴住。这些都是自古以来传下来的制度，因此能够充分顺应万物的本性。又说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一丘有十六井，出戎马一匹；四丘为甸，甸有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天子王畿以内方圆千里，规定征收赋税的土地为六十四万井，出戎马四万匹。有人说周代大概命令民间养马，考察实际并不是这样。丘、甸所出的马，大概是国家有赋税调发的规定，百姓自己准备马匹以供军用；百姓平时养马，官府并不干预。只有校人以下各官的职掌，才是管理王室马匹，是天子派人自己饲养的。牧师所说的牧地，都在草木丛生、水泉丰富的地区，就像今天的苑马一样。后来天子也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制度，而是自行决定让人养马。穆王时造父驾驭八匹骏马，孝王命非子主管汧水、渭水之间的马政，都不是像《周礼》那样有固定官职。春秋时鲁、卫是弱国，而鲁僖公时坰野牧地兴盛，卫文公有骊马、母马三千匹，诗人都歌颂

译它们。秦国兴起于西北，牧养的多是健马，其诗说：“四匹铁青色的马非常肥壮，六条缰绳握在手中。”又说：“骐骥、骅骝居中，黄马、黑马在两旁。”这是说秦国马匹优良。诸侯以武力相争，各国都有马，至多达数千万骑。后来秦国吞并六国，马匹都归入秦国。等到崤山以东的豪杰兴起，章邯率领百万军队，屡次进攻又屡次退却，最终失败投降，秦国的马匹也不再听说了。汉初高祖与匈奴冒顿相遇，当时高祖被围困在白登山，匈奴骑兵西面全是白马，东面全是青骢马，北面全是乌骊马。南面全是赤色马，高祖因此非常困窘。当时汉朝的马匹更加缺乏，所以采用娄敬的计策，屈意与匈奴和亲。孝文帝、孝景帝遵循古代节俭的原则，马厩中只有一百多匹马。孝武帝依仗中原富强，两位将军出塞，杀敌八九万人，而汉军死马十多万，汉朝也因马少而无法再次出兵。后来天子为了讨伐胡人，大量养马，在长安食用草料的马有几万匹。后来大将军、骠骑将军的军队不断出征，汉军死马又有十多万，于是命令百姓可以在边县放牧，官府借给母马，三年后归还，并归还所生马匹的十分之一。后来车骑用马极度缺乏，县官没有钱买马，于是制定法令，封君以下直到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出母马，天下各亭都养母马。此前天子发书《易》说：“神马应当从西北来。”得到乌孙马，认为优良，命名为“天马”。等得到大宛的汗血马后，认为更加壮健，又把乌孙马改名为“西极”，把大宛马命名为“天马”。据说大宛风俗爱喝酒，马爱吃苜蓿；汉使取得苜蓿种子带回，于是天子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苜蓿、葡萄。等到天马增多、外国使者纷纷来朝，离宫别馆旁边都种满了葡萄、苜蓿，一眼望不到尽头。后来天子下诏深切陈述对过去的悔恨，只是修复马政、重新下令，以免武备缺乏罢了。孝昭帝下诏停止百姓共同出马，废止天下各亭的养马和马弩关。孝宣帝减少御马和苑马，用来供应边郡、三辅的传驿马。元帝、成帝时，多次下诏减少御马。光武帝中兴后，官署都裁减合并，太仆只设置一座马厩，后来设置左骏令。和帝裁减外厩以及凉州各苑的马。后来承华、騄骥马厩中的马也有一万匹了。汉代马匹没有比孝武帝时更盛的；后来因为讨伐胡人，马匹大量耗损，所以实行借给民间母马、三年归还并交纳繁殖所得等各种办法，这就是后世百姓养官马的开始。然而不久便废止了。汉代太仆所管辖的车府、路軨、骑马、骏马、龙马、闲驹、騊駼等监、厩，都是内地的马。边郡的六牧师苑以及汉阳流马苑，都在外地；各牧师苑分布在河西六郡中。北地、灵州有河奇苑，名为非苑；归德有堵苑、白马苑；郁郅有牧师苑；襄平有牧师官；鸿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马官。后来又设置越隽、长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万岁苑；犍为有汉平苑；这些都隶属于太仆。魏、晋以后直到隋代，天下变故很多，军队频繁使用，却没有听说马政有什么成效。只有北魏的马政，自从世祖平定统万后，因为秦州、凉州以西水草丰美，适合用作牧地，马匹大量繁殖，达到一百多万匹。高祖在河阳设置牧场，常年饲养戎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迁到并州放牧，随后又逐渐向南迁移；而河西的牧马更加繁盛，所以天下都称说北魏马匹兴盛。唐代尚乘局掌管天子的御马，左右有六闲：一叫飞黄，二叫吉良，三叫龙媒，四叫騊駼，五叫駃騠，六叫天苑，总共十二闲，分为二厩：一叫祥麟，二叫凤苑。每年河陇各牧场把良马进献，供给六闲御马。后来宫禁中又增置飞龙厩。起初得到突厥马二千匹，又在赤岸泽得到隋朝的马三千匹，把它们迁到陇右，监牧制度从此开

译始。官职由太仆统领，属官有牧监、副监；牧监有丞、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均有正、副之分。每群设置一名长，每十五名群长设置一名牧尉。每年考核成绩，提升排马。又有掌闲，负责调教马匹，使其习惯供皇上使用。

译起初任用太仆少卿张万岁统领群牧。从贞观到麟德四十年间，共有马七十万六千匹，设置八坊：位于岐、雍、泾、宁之间、方圆千里的广大土地，第一叫保乐，第二叫甘露，第三叫南普润，第四叫北普润，第五叫岐阳，第六叫太平，第七叫宜禄，第八叫安定。八坊的田地有一千二百三十顷，招募百姓耕种，用来供应草料。八坊的马分为四十八监，但马多地少，无法容纳，于是又抽出八监，分布在河西丰饶空旷的原野。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为中监，其余为下监。每监都有左、右监，并根据所在地命名。当时天下用一匹缣帛换一匹马。张万岁掌管马政很久，恩惠和信誉行于陇右。后来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监牧；仪凤年间，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诸牧监使。后来又有群牧都使、闲厩使，又设置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临洮军，东北二使都寄治于原州。后来又在盐州增加八监，在岚州增加三监，并有白马诸坊、楼烦、玄池、天池等监。自从张万岁失去职任，马政颇为废弛；开元初年，国马更加耗损。太常少卿姜晦请求到六胡州买马。王毛仲统领内外闲厩，马匹逐渐重新繁殖起来。起初有二十四万匹，到开元十三年达到四十三万匹。天子因为突厥到受降城请求通好，每年同他们互市，又在河东、朔方、陇右买马；既杂入胡马的品种，马匹于是更加壮健。天宝以后，战马动辄以万匹计算，于是削弱了西北蕃部。安禄山以兼任内外闲厩都使、主管楼烦监的身份，暗中挑选优良铠甲马，带回范阳，所以他的兵力压倒天下。肃宗收拢军队到彭原，搜查平凉的监牧，仍得到几万匹马，军队因此重新振作。等到吐蕃攻陷陇右，苑牧的马全都丧失。后来水草肥美的田地，随即被赐给贫民和其他受赐占有者，几乎有几千顷。德宗命闲厩使张茂宗收回旧地，百姓失业，忧愁怨恨。穆宗即位，全部恢复归还给百姓。太和七年，设置银川监，大概再也没有恢复开元、天宝时的旧况了。其他如蔡州龙陂、襄州临汉、淮南临海、泉州万安，都不足以列举。汉代以来的牧马官，后世没有听说，只有唐代张万岁、王毛仲这两个人名声显著，而马匹特别兴盛。议论者认为，唐代是因为得到人才并专门任用他们掌管马政。最初设置监牧时，范围包括秦州、渭州、北防州，以及南面的兰州、狄道、西盖，跨越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的土地。《汉书·地理志》说：“武威以西，本来是匈奴昆邪王、休屠王的土地，风俗颇为不同，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水草适宜畜牧，所以凉州的牲畜为天下最丰饶。”这些地方也都是唐代牧地所包罗的范围。五代战乱时，养马的政事没有什么记载。宋太祖初置左右飞龙二院，由两名使者统领；后来改为天厩坊，又改为骐骥院，并把天驷监隶属其中。真宗咸平三年，设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把各州的牧龙坊全都改为监；外地的监有十四所，设置群牧制置使以及群牧使、副都监、判官，马政全部由群牧司掌管。自骐骥院以下各机构，都听从它的命令。各州有牧监，由知州、通判兼任长官。在此以前，五代的监牧大多废弃，太祖开始设置两个养马机构，又修复旧有马务四处，派使者每年到边州买马，闲厩才开始完备。太宗得到汾、晋、燕、蓟的马四万二千多匹，才开始分别安置在各坊。国子博士李觉说：“冀北、燕、代是马匹所生长的地方，也是敌人所凭借的力量。” 制服敌人，骑兵是当务之急。议论者认为：“要使国家马匹增多，在于用利益诱导人们买马。然而，买马的费用年年增加，马厩牧场的数量却没有增加，这是违背生息繁殖的道理的。况且边地人养牧牲畜，随着水草迁徙，奔驰追逐水草，让公马交配母马，顺应它们的天性，所以马匹能够繁殖增多。至于中原，把马用绳缚住，喂它们干枯的草料，使公马母马分开，压制它们的生性，导致【▯黄虺隤（原文疑误）】，因而逐渐减少损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古代按照田赋征发马匹，马都产于中原，从未听说向边地买马。如今购买边马，价格低的每匹也不下二千，往返运输、供给和赏赐又超过这个数目，所以这是把贵重的东西买自外域，却把它轻贱地丢弃在中原，不是合理的做法。如今应当把买马价格减去一半，赏给养马驹的将士，增加为每月的供给，等到以后交纳马匹时再停止。这样钱财不流出国境，而马匹却能繁殖。大约有母马二万匹，所收马驹取其一半，也可以每年得到一万匹。何况母马又会生驹，十几年之间，马匹一定会增加一倍。过去猗顿是个贫穷的士人，陶朱公教他畜养五种牲畜，于是他到西河去，在猗氏南面大量饲养牛羊，十年之间，繁殖所得无法计算。何况用天下的马来繁殖呢？” 太宗赞许了这番话。仁宗庆历年间，知谏院余靖说：“自《诗经》《尚书》以来，中原养马繁殖，并不只是依靠外域。秦人的祖先非子居住在犬丘，喜爱马，等到饲养繁殖马匹以后，周孝王召他来，让他在汧水、渭水之间主管马政，马匹大为繁殖。犬丘就是今天的兴平，汧水、渭水就是今天秦州、陇州的边界。卫文公居住在河水的【▯（原文疑字）】地，凭此建立国家，诗人歌咏说：‘騋牝三千。’卫国就是今天的卫州。诗人又赞颂鲁僖公能够继承伯禽的事业，也说：‘駉駉牡马。’鲁国就是今天的兖州。《左氏传》说：‘冀州北部，是马匹生长的地方。’今天就是镇州、定州以及并州一带。汉代太原有家马厩，一座马厩有一万匹。又有楼烦、玄池出产名马，就是今天的并州、岚州、石州、隰州。唐代以沙苑最适宜养马，就是今天的同州。开元年间设置七坊四十八监，其中一半在秦州、陇州、绥州、银州，都是自古以来牧马的地方。臣私下看到，今天的同州以及太原以北，卫州、邢州、洺州都有马监，其余州军的牧地有七百多处。请下令让群牧使、都监、判官分别前往旧日的监牧地，考察水草丰茂、四面遥远而适宜放牧的地方，按照《周官·月令》的办法，务必使马匹繁殖增多，另立赏罚制度，以明确鼓励和抑制，这样或许几年以后，马匹牲畜就会繁盛。”

译皇祐五年，丁度上书说：“天顺年间，牧养的马达到十多万匹，后来进言者认为天下无事却徒然耗费财物，于是废除了八个监。然而秦、渭、环、阶、麟、府、州、太山、保德、岢岚军，每年买马二万二百匹，也只能补充京畿和塞下的缺额。自从用兵四年以来，所买马匹才三万匹。况且河北、河东、京东、京西、淮南登记壮丁为兵，请下令：有能力饲养一匹战马的，可以免除两名丁夫的差役，仍不提升户等，以备缓急。这样，国家的马匹就会繁殖增多。”这项建议最终没有实行。至和二年，群牧使欧阳修说：“现在的马政，都是沿用唐代制度；但现在马匹的多少与唐代不同，其中利弊很多，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唐代的牧地，都适合马的习性，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以外，直到河曲的原野；内地则有岐州、【▯（原文疑字）】州、涿州、宁州；向东接连银州、夏州，又向东直到楼烦。这些就是唐代养马的地方。如今考察起来，有的陷入蕃界，有的已经成为民田，都不能再取得。只听说现在河东路岚州、石州之间山地荒芜很多，以及汾河旁边草地也很广阔。” 那里草柔水甘，最适宜牧养。这就是唐代楼烦监的旧址，可以在那里兴建一个监。臣认为，推寻旧迹来求取，楼烦、元池、天池三监的地方，或许还可以得到。臣前些年奉使河东，曾经走过威胜以东以及辽州、平定军，看见那里未耕种的土地很多；而且河东一路山川深远峡长，水草非常好。那里地势高而寒冷，一定适合马的习性。又如京西路唐州、汝州之间，长期荒废的土地数量很广。请下令河东、京西转运司，派官员访察草地；如果有可以兴建监牧的地方，那么河北各监有土地却不适宜养马的，就可以废除。嘉祐年间，韩琦请求清查各监牧地，留下牧马所需的土地，其余听任下等户耕种，派都官员外郎高访等清查河北，得到闲田三千三百五十顷，招募佃户耕种，每年约可得到粮食十一万七千八百石、绢三千二百五十匹、草十六万一千二百束。群牧司说，各监牧地有时遭遇水旱灾害；每个监放牧之外，每年还要割白草数万束，准备冬天喂马，如今却全部分给百姓。将来监中的马增加，又遇到水旱灾害，就没有办法转移放牧。于是诏令派左右厢提举官考察，除去先前被侵占、已经清查出来的土地，暂时租给佃户；其余交给群牧司仔细考察，决定保留，有闲置土地就招募耕种。” 五年，群牧司说，凡是牧养一匹马，往来践踏和取食要占地五十亩，各监既然没有多余土地，就难以招募耕户，请仍按原样保留。广平废监先前分给百姓的土地，也请求收回。于是诏令河北京东的牧监帐所管辖的草地，从今以后不得放任人请射侵占，违犯者按违制论处。当初，真宗采纳群牧使赵安仁的意见，把牧龙坊改为监，并铸印授给它。于是河南改设为洛阳监，天雄军大名改设为大名监，洺州改设为广平监，卫州改设为淇水监，郑州改设为原武监，同州改设为沙苑监，相州改设为安阳监，澶州称镇宁监，滑州旧龙马监称灵昌监。宋朝初年，京城内有骐骥两院、天驷四监、天厩二坊以及上下监；京城以外，河南、河北设置监的有十四处，都归群牧司掌管。干兴、天圣年间，天下长期没有用兵，于是河南各监都被废除。后来议论者认为河南六监废除后，京师需要马匹只能从那里取得，河北路途遥远，不方便，于是诏令恢复洛阳单镇，来牧养河北繁殖的马匹。后来又恢复广平监，把赵州的牧马隶属于它；又把原武改为单镇，迁到长葛。大概从宋朝建立以来，直到仁宗时期，天下号称太平安定，但法度常常到了无法振兴施行的地步，马政也多被废弛。” 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对治理天下锐意进取，于是对许多制度加以变更。熙宁以来，开始有保马法、户马法，后来又变为给地牧马。起初，神宗忧虑马政不善，下诏说：“如今马政不能修治，官吏没有明显成效，难道是任职时间短而才能没有充分发挥吗？为什么监牧这样多、官吏这样多，却严重缺乏人才呢？过去唐代任用张万岁，三代主管群牧，恩惠和信任施行于下，所以马政得到整顿，后世称他有才能。如今上至统领官属，下至坊监使臣，既没有经过选拔任用，调动又很迅速，美其名曰借道，想让官员长期专任本职、充分发挥才能，是做不到的。现在应当考察他们的劳绩和才能，按次序提拔；从坊监以上直到群牧都监，都考核功绩，分等晋升，用来鼓励任事的人。”于是枢密副使邵元请求用牧马剩余的田地发展农政，以辅助牧养马匹的利益。群牧司说，马监草地有四万八千多顷，如今按五万匹马计算，一匹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监剩余的田地不多，应该暂且照旧；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剩余的良田有一万七千顷，可以租给百姓，收取刍草和粮食，同意了这项建议。” 不久，枢密院又说，旧制度由左右骐骥院总管国家马匹，景德年间才增加设置群牧使、副使、都监、判官来主管马厩牧养事务。虽然主管职权很重，却从未亲自巡察，不能全面了解牧养的利弊，所以马匹不能繁殖增多。现在应当分别设置官署，专门任职负责，于是诏令在河南、河北分别设置监牧，任命刘航、崔台符担任，又各设置一名都监。设在河阳的称为孳生监，其余外地各监分别隶属两位使者，并分别条列上报应当实行的事项。各级官吏以及掌管牧田的县令、县佐，都交给监牧使举荐和弹劾，专隶枢密院，不归群牧制置司管辖。当时皇上正重视牧监土地，然而各监牧田都宽广肥沃，被人侵占，所以议论者争相请求收回剩余土地，用来补助刍草粮食；从此请求把牧地租给百姓的人纷纷而来，各监不久便被废除，于是选取其中的良马，其余马匹全部卖掉，收取土地租金，供应买马的本钱。此时各监已经废除，只能依靠买马，而义勇、保甲的马又改由官府供给，朝廷以缺少马匹为忧虑。在此以前，河北察访使曾孝宽说：“庆历年间曾诏令河北民户用财产力量养马，以备官府临时购买，请考察旧例并重新实行。”

译于是开始实行户马法。元丰三年春天，根据王拱辰的请求，诏令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陕西路、河东路各州县的民户，分别按照资产购买马匹：城郭户家产达到三千缗，乡村户达到五千缗；如果城郭户、乡村户合计达到三千缗以上，各养一匹马，资产每增加一倍，马匹也增加一匹，最多到三匹为止。马匹身高须在四尺三寸以上，年龄限在八岁以下；到了十五岁就重新购买，像开始时一样，并登记在提举司。于是各路都实行了户马法。在此以前，熙宁年间曾命令德顺军蕃部养马，神宗询问利弊，王安石说：“如今从坊监用五百缗才能买到一匹马，如果交给熙河的蕃部来养，费用不会太重。蕃部土地适宜养马，而且以畜牧为生，确实便利。”后来得到的小马有瘸弱、低劣、死亡、丢失的情况，便责令蕃部赔偿，蕃部苦于此事，这项法令不久就废除了。到这时，环庆路经略司又说：“已经发文命令各蕃部养马。”诏令查验，符合标准的一匹给五匹缣；鄜延、秦凤、泾原路依此办理，养马的命令又在蕃部实行了。五年，诏令开封府界各县，保甲中愿意养马的听其自愿，仍把陕西购买的马匹选取后发给他们，而户马法改称保马法。” 六年，曾布等奉诏上奏保马法的条款：五路义勇、保甲中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财力较强、愿意养两匹的，也听其自便，都用监牧现有的马匹发给，或者官府给他们马价，让他们自己买马，或者强行发给。开封府界不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超过五千匹。除追逐盗贼之外，骑马越过三百里的都有禁令。在开封府界的，免除输纳粮草二百五十束，另外给钱帛；在五路的，每年免除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用来承担马匹病死的补偿：保户的马死了，由马户独自赔偿；社户的马死了，由社户承担一半赔偿。每年检查马匹的肥瘦，禁止苛刻留难的条款共有十四条。先从开封府界发放马匹，五路则交给监司、经略司和州县再行斟酌办理。于是保甲养马在各路推行起来。在此以前，文彦博、吴充说：“三代有丘乘出马，有国马，国马不应缺少。而且现在的法令想让百姓在马死后赔偿，恐怕不是百姓所愿意的。”王安石却认为，法令刚下达时，京畿百姓大多认为便利，愿意投递文状的已经有一千五百户，绝不是受到强迫。他竭力请求实行。当时河东骑军有马一万一千多匹，每年轮番戍守边境，大约十年轮换一次。” 议论者认为这要耗费仓廪粮食，而且马匹大量丢失，于是实行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接着兵部说，河东正军有马九千五百匹，请暂时停止官府供给，用义勇、保甲的五千匹马补足缺额，合计以一万匹为额。等正军马匹不足五千匹时，才实行发给马匹的办法。事情下到中书、枢密院，认为车骑是国家的大计，不应只为一时节省费用，就轻率地议论废除或设置。况且官府养一匹马，每年需钱二万七千；百姓养一匹马，只免除折变缘纳钱六千五百，折合应缴纳的米价，其实还要交钱一万四千四百多，全部都出自百姓，绝不是他们愿意的。如果刍草饲料供给失当，或者调教训练不善，遇到紧急情况就无法使用。何况减少马军五千匹，日后就应当减少正军九千九百人，又减少配给的马三千九百四十匹，边防事务靠什么来准备？如果仍照旧保留官军的马，逐渐让民间自便牧养，不必限定五千匹，从道理上说是可以的。中书却认为，官府养一匹马，按中书的计算要钱二万三千；招募百姓牧养可以节省杂费八万多缗，而且可以使那些把刍草粮食送入中仓的人无法借机获取厚利。计算前两年，官马死亡数是保甲马的两倍，而保甲有马可以训练作战、抵御盗贼，对公家和百姓都有利。” 皇上采纳了枢密院的意见，河东骑军的马匹得以不减少，百姓的马也不至于受到太大损害。六年，提举河东路保甲王崇极进言，请求让本路保甲每十户取二户训练骑战；每匹官给二十五千钱，让他们买马，限定五年，应当得到马六千九百一十八匹，共需缗钱十七万二千九百五十。诏令用京东盐利钱供给，命王崇极每月上报所买马匹的数量，于是保甲都兼办买马。七年，京东提刑霍翔请求招募百姓养马，免除他们的赋役，于是诏令京东西路保甲免除教阅，每一都保养马五十匹，每匹给钱一万，限定京东十年、京西十五年达到数额。设置提举保马官，京西由吕公雅担任，京东由霍翔担任，共同主管此事；又废止乡村先前按照财力养马的法令，仍在养户马的免养保马。凡养马的，免除大小保长的税租、支移，以及每年春夫催税、甲头盗贼备赏、保丁巡宿等七项差役。此前西方用兵，曾大量调发户马供应战骑，借用的归还，死亡的赔偿马价。这一年于是诏令河东、鄜延、环庆路各发户马二千匹，供应正兵。河东就在本路供给，鄜延再用永兴军等路以及京西城郭户的马补充，环庆再用秦凤等路以及开封府界的马补充。” 户马配给军队以后，就不再补充，于是京东西路的户马又改称保马。公雅又命令每一都每年买马二十匹，起初限定十五年，后来缩短为二年半。京西不产马，百姓又贫困，深受其苦。八年，京东西路既改为保马，各路养马的指挥也被废止。后来给地牧马，也就是本于户马的意思。九年，提举开封府界蔡确说：“近来给保甲赋马，用国马免除他们应缴纳的草料，并赏给钱帛。百姓认为养马比输送草料省事，即使不给钱帛，愿意替官府养马的也很多。请增加马匹数额，每年只免除输纳草料一百五十束。”诏令不得超过五千匹，于是京畿停止发给钱帛而增加马匹数额。哲宗即位，进言新法不便的人把保马法列为急务，于是诏令说：“京东西路保马的期限极为宽松，有关官府却不努力遵守，以致造成烦扰。先帝已经亲自下诏责问，至今仍不能遵守。两路买马期限都加上原诏所定的期限。”不久又诏令把两路保马分配给各军，剩余的交给太仆寺；不能胜任配给的马退还给民户，并责令官府按马价赔偿。公雅都因罪被罢免，保马法于是废除。”

译保马法废除以后，于是议论兴复废弃的监，以恢复旧制度。诏令库部郎中郭茂恂巡视陕西、河东应当设置监的地方。不久又下令河北、陕西转运司和提举刑狱司，巡行考察黄河、渭水以及晋地之间的牧田，上报情况。当时已经停止保甲教练骑兵，并把户马归还百姓。于是右司谏王岩叟说：“军队所依靠的是马，而能使马匹繁殖增多的，是牧监。过去废除监的初期，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十年以后天下必定缺马。后来还不到十年，弊端已经显现，这非常不利于国家。请收回三万匹户马，像过去一样恢复设置监。监牧事务交给转运官，不必专门设置使者。如今郓州的东平监、北京的大名监、元城监、卫州的淇水监、相州的安阳监、洺州的广平监，以及瀛州、定州之间的棚基草地，疆界划分都还存在，使臣和牧卒大半仍在，只要稍加招集，顷刻之间就可以安排妥当；这样百姓免除交纳钱财的祸害，国家得到牧马的利益，难道不是正确的计策吗？况且自从废除监以来，把牧地租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很多；如果重新设置监牧、把土地收归官府，百姓就会像卸下沉重负担一样感戴恩德。”从此，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等监都恢复了原状。”}], 熙宁年间，把天驷四监合并为二监，左右天厩坊也被废除。到这时又恢复左右天厩坊。绍圣初年，执掌政事的人又按照自己的意图决定废置，时论也随之再次改变。太仆寺说：“府界的牧田除去已被占用和租佃的之外，还剩三千多顷，议论恢复京畿以内的十个孳生监。”过了两年，给地牧马的政策便实行了。在此以前，知任县韩筠等建议：“凡授给百姓一顷牧田，就让他替官府牧养一匹马，并免除田租；县里登记马匹的高下、老壮、毛色，每年检查一次，马匹死亡或丢失的责令赔偿。”已经租佃牧田的人，也依照上述办法养马。知邢州张赴上奏了这个意见，并且说：“授田一顷、替官府牧养一匹马，比陕西沿边既养马又戍边的弓箭手优越。”枢密院认为他的请求正确，并且说：“熙宁年间废除各监、把土地租给百姓，每年收取的缗钱达到一百多万。”元祐初年没有考察清楚其中的利弊，只一味废止元丰、熙宁的政策，夺回已经租佃的土地，恢复旧监，桑树、枣树、水井、房屋多被毁坏砍伐；监牧官吏的费用不可计算，牧卒扰害百姓，棚屋、水井被强行摊派，造成的祸害不止一端。左右厢今年登记的马有一万三千多匹，能够配给军队的没有几匹，只有沙苑的六千匹比其他监好。” 如今张赴等人所陈述的办法，是接受田地来养马，既免除田租，又不以繁殖增息责罚，不愿意的人也不强行勒令，并且还限定马匹尺寸，这样在缓急之时都可以得到可用的马。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说：“给地牧马，最初始于邢州守令的请求，从未下令让监司详细考察，各路究竟有什么利弊，也无法知道。百姓居住地与田地相距很远的，难以前去耕种；一顷牧地的价值不高，而马匹死亡、丢失却要赔偿四五十千钱，这一定不合人情，不是百姓愿意的。”这项建议最终没有实行。四年，于是废除淇水、单镇、安阳、洛阳、原武监，罢去提举所和左右厢，只保留东平、沙苑二监。同知枢密院曾布叙述此事说：“元祐年间恢复设置监牧两厢，所养的马只有一万三千匹，而且不能使用的超过一半。如今已经用租钱在陕西设置蕃落十指挥，养马三千五百匹，又有愿意养马的民户数千家；所保留的两个监各自可以牧养一万匹马，马匹数目比旧监还多，而节省官吏费用也不止一项，近世的好办法没有能超过它的。”当时三省都称赞这件事。后来沙苑又隶属于陕西买马监牧司，而东平监仍然废除。大观元年，尚书省说：“元祐设置监养马不能繁殖，费用却不可估量；如今沙苑最号称马多，但占用牧田九千多顷，官府每年为刍草粮食花费缗钱四十多万，而牧养的马只有六千匹。” 从元符元年到二年，死亡、丢失的马有三千九百匹，而且平时没有调教训练，不适合使用。用九千顷土地、四十万缗钱的费用养马，却不适合使用，还损失到这种程度，利弊显然可见。如今以九千顷土地计算，即使其中瘠薄的三分之一去掉，仍可得到良田六千顷。按价值计算，每顷可得钱五百多缗；若以一顷土地招募牧养一匹马，就能使百姓得到土地的利益，马匹得到适宜的饲养，也可以继承先帝把军队隐寓于农民之中的意图。请下令永兴军路提举刑狱司和同州详细考察上报，等查明实际利益以后，六路新边的闲田也应依次推行。此时熙河路兰湟牧马司又请求同时招募愿意养母马的人，每收取三匹马驹，其中两匹归官，一匹作为奖赏。诏令实行。四年又废除。京东西路实行给地牧马，又恢复东平监。政和二年，诏令各路恢复实行给地牧马，又废除东平监。宣和二年，诏令废止政和二年以来给地牧马的条令，收取现有的马匹供应军队。凡是牧田和设置监的地方，都恢复旧制度，又恢复东平监实行给地牧马。这项制度始于绍圣，到了政和年间，蔡京掌权，推行得更加卖力；蔡京被罢免后，又重新废除。” 六年，又诏令制定奖赏标准：凡牧马一整路达到三千匹、州连同所属县达到一千匹、县达到三百匹，提举刑狱官和州县长官各升一官；超过一倍的，再减少磨勘年限。于是各路响应招募牧马的，共有八万七千六百多户，马二万三千五百匹。按照上述诏令实行奖赏后，兵部的长官和副长官也因为兼管八路马政而升官。然而北方有战事，马政也紧迫起来。靖康元年，左丞李纲说：“自祖宗以来，选择陕西、河东、河北水草丰美、地势高寒的地方设置监，共三十六处。近年来几乎全被废除，民间杂乱饲养马匹来充当劳役，官吏借口文书应付责任，马匹再也没有好的了。如今各军缺马的超过一半，应当恢复旧制度，按照当时的需要，清查天下马匹，按价给钱。不到十天，数万匹马还可以准备齐全。”但当时已经不能完全实行他的主张了。前代史书谈论牧马政务的，只有宋代记载最详细。关于出牧、上槽、刍秣、棚井以及增减损耗，大多与今天相同，因为时代相近。这些内容在《兵志》中已经说过，所以不再论述。唯独户马、保马、余地牧马，仍然成为后世的祸害，因此详细记载在这里。希望让议论马政的人知道其中实际的利弊。”

译大概从熙宁、元丰变法直到崇宁、宣和时期，小人当权，制度一再恢复、一再变更，始终没有形成好的政令，宋朝也随之灭亡。渡江以后，颇设置了一些监牧，但江南多是水田；后来三衙遇到暑月，便把马放牧到苏州、秀州，大大成为百姓的祸患。郢州、鄂州之间也设置监牧，但都不能使用，战马全靠川、秦、广三边供给。宋朝初年购买马匹，西方人把马赶到边境，总数十匹或百匹编为一券，先给每匹马一千钱，官府供给刍草粮食，继续喂养直到京师；有关部门出售后，分别隶属各监，称为券马。边州设置马场，购买蕃马和汉马，编成纲，派殿侍押送进京，有时就地配给军队，称为省马。陕西广锐、劲勇等军互相结社，每次买马，官府给马价之外，社众又凑集钱财增加补助，称为马社。战争兴起时登记民间马匹并购买，用来供应军队，称为括买。宋朝初年买马，只有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招买马匹，只有吐蕃、回纥、党项、藏、牙族、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等蕃部。到雍熙、端拱年间，河东有麟府、丰州、岚州、岢岚、火山军、唐龙镇、浊轮砦；陕西有秦州、渭州、泾原、仪州、延州、环庆、阶州、镇戎、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 河西有灵州、绥州、银州、夏州；川峡有益州、文州、黎州、雅州、成州、茂州、防州、永康军；京东有登州。自从赵德明占有河南以后，他买马只限于麟府、泾原、仪州、渭州、秦州、阶州、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后来设置马场，又只限于环庆、延州、渭原、秦州、阶州、文州、镇戎军而已。大概宋朝初年买马，每年只得到五千多匹。天圣年间，蕃部省马达到三万四千九百多匹。嘉祐以前，原州、渭州、德顺军三处三年买马达到一万七千一百匹。秦州每年设置券马一万五千匹。元丰四年，诏令专门用雅州名山的茶叶来交换马匹，从此蕃马到来的逐渐增多。崇宁四年，诏令说：“神宗皇帝励精图治，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致国家买马的法制十分完备。后来监司想侵夺茶马司的利益来补助籴买，所以茶利不能专归茶马司，马匹也达不到定额。近来虽然重新制定条约，令茶马司总管运茶买马的职务，但仍担心有关官府贪图眼前的小利，不顾长远的严重祸害。三省应当谨慎遵守已经实行的制度，不得随意改变扰乱元丰成法。” 从此提举茶事兼管买马，职权才合而为一。宋朝买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叫战马，产于西部边疆，良好强健，可以用于行军作战，宕昌、峯贴、峡州、文州所产的就是这类。另一类叫羁縻马，产于西南各蕃蛮，体形矮小，不合标准，黎州、叙州等五州所产的就是这类。绍兴三年，在邕州设置机构，向罗殿、自杞、大理等蕃蛮买马。然而自杞各蕃本来没有马，大概又是从南诏买马。南诏就是今天的大理国。大理的土地连接西戎，所以马匹很多；虽然是在广南互市，实际上仍然是西部的马。宋朝自熙宁变法以前，苑马政务也不能算好。大概世间损害马匹的原因有三种：一是选择官吏，二是法令繁多，三是更换地方。官吏不是适合马匹的人，这是损害马匹的第一种原因；法令不是适合马匹的法令，这是第二种；土地不是适合马匹的土地，这是第三种。大费替舜帝调教鸟兽，鸟兽大多驯服。后来周孝王把犬丘的非子封为栢翳，他的后代也替我繁殖马匹。古代有豢龙氏，周官中的服不氏掌管饲养猛兽并教它们驯服，掌畜掌管饲养鸟类，使它们繁殖增多并教它们驯服。” 马不是奇异的野兽，一定有能够驯养它的人；如果不是世代相传的专门职业，就不可能做好。羌族儿童、氐人梳着项髻，赤脚行走，随着水草放牧，马和人的心意彼此相通，并不是靠读书人的文字和法度来治理。法令屡次改变，马和人都不能自在适应，又怎么能够顺遂地生长呢？何况把马放在贫瘠狭窄的地方，没有地方让它们舒展畜养；或者放在种植禾稼、稻粳的田地中，沟渠田埂加以限制，使它们奔腾也无法尽情，这不是适合它们驰骋旷野本性的做法。过去元魏兴起于代北，所以马匹特别繁盛，即使唐代的马也未必能比得上。因此说：马居住在陆地上就吃草饮水，高兴时互相交颈摩擦，发怒时背向而立、互相踢打，这就是马的真实本性。元朝起于北方，于是凭借弓箭和战马的优势统一天下。沙漠绵延万里，牧养繁殖，太仆寺的马几乎无法计数。牧马人叫作哈赤、哈刺赤，设有千户、百户，父子世代承袭职务。从夏天到冬天，随着各地的适宜情况，追逐水草而行。醖都的马匹，在朝廷中做卿大夫的人亲自喂养。皇帝车驾前往上都，太仆卿以下都跟随在前面。马匹从建德门外出发，选取肥壮、适合挤乳的马随行。车驾返回京师，太仆卿提前派使者征调五十匹醖都马到京师。” 醖都，是承袭乳车这一名称而来的。皇朝洪武六年，在滁州设置太仆寺。七年，设置群牧监。十三年，增设滁阳、仪真、香泉、六合、天长五个牧监。滁阳有群二十二，仪真、六合各有群七，香泉有群八，天长有群四。二十三年，确定为十四个牧监、九十八群。二十八年，废除牧监，开始命令民间繁殖牧养。三十年，设置北平以及辽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行太仆寺。这一年，太祖因为宁辽诸王各自占据沿边草场收放牲畜，于是绘制西北沿边图：从东胜向西到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从东胜向东到大同、宣府，又向东南到大宁，再向东到辽东，又向东到鸭绿江，向北不止数千里，向南到各卫分守的地方；又从雁门关外向西抵达黄河，渡过黄河到察罕脑儿，再向东到紫荆关，又向东到居庸关以及古北口以北，再向东到山海关外。凡是军民屯种的田地，都不得放牧繁殖牲畜；荒闲平地以及山场腹地，诸王、驸马和极边军民听任在那里放牧、砍柴。”

译靠近边境受封的诸王，不得把土地占为自己的牧场，以妨碍军民。腹地的诸王、驸马，听任他们东西往来，自由营驻，借此练习防守边境。敌人如果把土地占为自己的草场、山场，就告知他们上报。又因为朵甘、乌思藏以及长河以西一带的西蕃，自古以来用马匹进入中国交换茶叶，近来因为私茶出境，进入互市的马匹减少，于是他们的马一天比一天昂贵，中国的茶一天比一天低贱。命令秦王、蜀王派都司官军，在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以及进入西蕃的关口巡查禁止私茶出境。又派驸马都尉谢达前往劝告蜀王说：“秦州、蜀地的茶，从碉门、黎州、雅州到朵甘、乌思藏，五千多里之内都要使用。那里的人一天也不能没有茶。近来由于边吏查禁不严，以致私茶贩运出境，被蕃人轻贱。物品有的本来价值很薄，但使用它时却十分重要，茶就是这样。茶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到宋代利益更为广大。前代并不是要以茶专门获利，大概是控制外域的办法，应当使他们所有的东西价格低，使他们没有的东西价格高。国家专卖茶叶，本来是用来交换马匹、储备国用的，如今却只是交换财物，让蕃夷坐享其利，而进入中国的马匹减少，这难道是控制外域的办法吗？” 又命令曹国公李景隆携带金牌、勘合，直接到各蕃部，命令他们的首领接受牌作为凭证，以断绝奸诈欺骗。诏令兵部告谕川陕守边卫所，巡查禁止私茶出境，又派僧官著藏卜等前往西番再次劝谕。当时晋王成祖率军巡行边境，出了开平数百里，皇上听说后，派人带诏书去劝告他说：“从辽东到甘肃，东西六千多里，可以作战的马仅有十万匹。京师、河南、山东三处虽然有马，如果遇到出战，仓促之间很难收集。假如事势紧急，北平关口以外的马全部加起来不过二万匹。若遇到十万骑兵，即使古代名将也难以在野外作战。我们的马匹数量如此，即使有步兵，也只可以让他们夹在马军之间来助长声势；如果想追击败兵、擒获敌寇，就做不到了。只能离城二三十里，往来屯驻，派出远方斥候，谨慎设置烽火，设置信炮，一旦突然有紧急情况，可以立即知道。边地人骑马，动辄计算为一万兵，声势和防备都很完整。如果想抵挡敌人、奋力鏖战，谁能抵挡得住？如今马匹少，完全依靠步军，必定要经常依附城池。倘若发生意外，就可以坚守保全，等待援兵到来。我一生用兵，指挥各位将领，从未败北而使军士受伤，正是想保存锐气来观察敌情的变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里〕 为什么各位将领每天请求深入沙漠，免不了在和林疲惫不堪呢？这大概是轻率听信、没有谋略，以致伤亡数万人。如今你们又进入广阔的边塞，带领军队远行，假如遇到敌人，难道能免除凶祸吗？自古以来直到今天，北方敌人长期成为中国的祸患。历代守边的要领，没有不把预先谋划作为急务的。因此我对于北方边境的忧虑，尤其谨慎周密。你们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训诫，明白形势，即使不能战胜他们，也不会让他们成为我边境的祸患。太祖已经把元主驱赶回幕北，已没有再穷追的意图，但残余的元朝势力不能不侵犯边境。诸王往往轻率地出塞；他们长期处在军中，深深忧虑马匹少，于是有了这些告诫。因而尤其重视西蕃的茶马贸易，制定金牌制度，命令重臣招抚劝谕。敌人的强兵在于马，中国如果马匹不多，也不能和敌人交战。只有自守时步卒才可以使用，而且也只能把敌人驱逐出境，这确实是帝王抵御敌人的上策。永乐元年，把北平行太仆寺改为北京行太仆寺。四年，应天、太平、镇江、扬州、庐州、凤阳各州县分别增设判官、主簿一员，专门管理马政。又设置陕西、甘肃二苑马寺，并设置北京、辽东二苑马寺。” 五年，增设北京苑马寺监。六年，增设甘肃苑马寺监。赞语说：《易经》称乾为马，在卦辞、爻辞中说到马的地方不止一处，可见马的用途很大。我跟随太史询问皇朝的马政，从洪武以来，大略了解了它的起源，于是写成《马政志》。马政职官 《周礼》记载，太仆有下大夫二人。《汉书·百官表》说：太仆是秦代设置的官职，掌管车马；其属官有六厩以及龙马、闲驹、槖泉、騊駼、承华诸监，边郡六牧、师苑都归它管辖。后汉《百官志》说：太仆掌管车马，天子出行时负责奉驾并主持卤簿，使用大驾时担任驾驭；其属官有考工、车府、未央厩。汉代旧有的六厩后来省并为一厩，之后设置左骏令，另行主管皇帝乘舆所用的御马，因此分布在河西六郡的牧师苑都被省除，只有汉阳有流马苑，由羽林郎监督管理。永初初年，越巂设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设置万岁苑，犍为设置汉平苑。晋代太仆有时设置，有时省除；宋、齐两代只在郊祀时临时设置太仆，执掌车马的事务完毕后就罢免。梁代设置太仆卿，与太府、少府并列为夏官六卿。太仆在汉代是中二千石，梁代列为十二卿，到后魏成为第二品中最高的品级，后来又与九卿一同列为第三品。大概从那以后，品级都定为第三品。当时南北两个朝代，南朝有废置变化，北朝没有废置。隋炀帝把太仆、骅骝署省并入殿内省，设置尚乘局。汉代以来太仆设置官署的始末，今天叙述其中大略，详细情况都在各史书中。”}], 唐代《六典》记载，太仆卿掌管国家马厩、牧场以及车舆方面的政令，总领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和各监牧的官属，少卿作为他的副职。凡国家举行大礼、大驾出行，就供应五辂及属车等车乘。凡各监牧上报的羊马簿籍，就接收并加以稽核，呈送给尚书驾部，以便评议有关官吏的考核。凡春夏秋冬四季仲月，祭祀马祖、马步先、牧马社。《六典》在开元年间编定，此书取法《周官》，叙述太仆的职掌最为详尽，另有尚乘局，也都记载在《六典》和《百官志》中。宋初有飞龙厩、天厩坊、骐骥院，后来设置群牧司，厩牧政务全都出自群牧司，而太仆只掌管天子的五辂、属车以及后妃、王公的车辂。元丰年间改行官制，群牧的职务全部归入太仆。元祐初年，诏令内外马军专属太仆，直接通达枢密院，不经过尚书省。崇宁初年，下诏太仆寺不管理外部事务，恢复旧制。南渡以后，裁撤太仆寺，将事务并入兵部，详情见《宋史》。元代太仆寺掌管阿塔思马，又有尚牧监、尚乘寺，详见《元史》。

译我考察汉代《表志》和唐代《六典》，太仆并不只是供奉皇帝的车乘；从天子六厩以外，直到各处苑囿，也都归它管辖。汉武帝另设奉车都尉、驸马都尉，这才开始把皇帝车乘的事务分开。唐代沿袭隋朝的尚乘局和内厩，另设官署；本朝设置太仆寺，统辖群牧监，后来废除群牧监，命百姓养马，因而由太仆专门统领。内厩另有御马监，只有有时缺马，才向太仆索取。至于卤簿仪仗的陈设，则由大驾驾部和环卫司掌管，也都不再与太仆有关。南京太仆寺旧制仍留在京城；行太仆寺、苑马寺也一并设置，却没有统一统属。辽东、山西、陕西有行太仆寺；辽东、陕西又有苑马寺；甘肃有行太仆寺，过去也有苑马寺。苑马寺的设置，在辽东有永宁监、清河苑、深河苑；陕西长乐监有开盛、安定、广宁苑；灵武监有清平、万安苑。这些地方都是前代水草优良之地，靠近北方少数民族。苑马寺的设置最为兴盛，只是不归太仆统领，这与古制不同。现将洪武以来的官制和职分列在后面。马政祭祀 《周礼》规定，春季祭祀马祖，夏季祭祀先牧，秋季祭祀马社，冬季祭祀马步。马祖就是天驷，房宿是龙马。又据《周礼》，夏季禁止养第二批蚕；天文中辰星是马的精气，龙和马同属一气。古代圣人如果不是通晓天地万物的道理，谁能做到这样呢？因此制定祭祀制度，使国家得到福佑，万物都兴盛。祭祀选用刚日，使用少牢，都在大泽举行。隋代《礼志》和唐代《开元仪》所载祝文都说：‘天子派遣某官某恭敬地昭告神灵。’我考察《秦赵史记》，益曾辅佐舜，掌管虞官，调教驯服鸟兽。后来费昌、仲衍世代担任驾驭之官，因有功劳而列为诸侯。造父受到周穆王宠幸，得到骅骝、温骊、骅骝、騄耳四匹骏马，献给穆王。穆王让造父驾车，向西巡行时见到西王母，因欢乐而忘记返回；这时徐偃王反叛。造父驾着穆王的车，一天奔驰千里赶回。造父因此被封在赵城。后来奄父为周宣王驾车，非子因为善于养马，孝王把他封在犬丘。难道因为栢翳担任虞官，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善于驾车，就能使马繁育吗？上古圣贤都具有通达万物的神异灵性，不是后世的人可以揣测的。穆王和造父的事情，真是奇异。祭祀土地神以勾龙为配，祭祀谷神以弃为配；那么造父、非子，难道就是今天所说的先牧吗？太仆是秦代的官职，主管供奉车乘，又掌管马政。我想秦制大概有所本于古制，或者《周礼》散佚而记载不全？否则，为什么前代的御者都善于驯马呢？太仆兼掌奉车和马政，它的源流出于古制，显然并非始于秦官。洪武六年，太祖驾临滁州，学士宋濂随从，太仆寺卿唐元亨请求在滁州设置庙宇祭祀。永乐年间，北京太仆寺设在通州，因而仿照滁州修建祠庙。神位有先牧、马祖、马社、马步、司马，共五位。每年春秋，天子派太仆少卿主持祭祀；天下凡是养马的地方，都有祠庙，于是成为通行的祭祀。弘治二年，学士王鏊撰写建庙记，文中说：‘国家的大祀，除郊祭以外，社祭土地，稷祭谷物，都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国家的大事在于军事，军事政务的根本在于马，马的生养繁殖在于人力，但也有超出人力所能及的地方，所以祭祀马神本来就应当排在社稷之后。天文中房宿是天驷，辰星是马。《诗经》说：“既伯既祷。”’ 《周礼》规定春季祭马祖，夏季祭先牧，秋季祭马社，冬季祭马步。大明建都在古代冀州，那里是马的产地；通州地势高寒平远，泉水甘美，牧草丰盛，一眼望去延绵千里。世代相传，太宗靖难时曾在这里与南军交战，仿佛有神灵相助，于是下诏在此修建马神庙，就是今天的通州。州北有一地叫坝上，乡名安德，旁边是御马苑，共有二十所。春秋两季的仲月，太仆少卿前往主持祭祀。祝辞说：‘皇帝命某官某前来致祭，出发时一定要辞谢皇帝，回来时一定要在朝廷复命。’仪式就是这样严肃。年深日久，梁柱椽木裂坏，藩篱台阶倾圮，低洼潮湿之处污秽荒蔽，人畜也不加禁止。行礼时只得搭茅屋遮蔽，礼毕便拆去。风露横侵，抬头可见星月，内心虔敬而形迹简陋，彼此相顾叹息，却都因重视工程而不敢轻易改建。弘治八年，太仆卿臣礼才把情况详细上报，并请求立碑题名，以示永久。诏令可以把通州等二十五州县的劳役用于此事，费用取自当年丰收，劳力安排在农闲。弘治九年三月开工，十年二月完工。高大的殿宇、穹隆的正堂、深长的廊庑，以及斋舍、厨房、浴厕，都修缮旧有并增建新的部分。外围环绕着周墙，中央设置重门，按时启闭。经过这里的人都恭敬肃立。这项工程，开始于前任太仆卿臣礼、臣钺，完成于现任太仆卿臣琮；少卿臣质、臣珩、臣缨实际参与协助。寺丞臣珪、县丞臣铎，切实督办了这件事。御马监太监臣春等，实际资助了费用。于是翰林侍读学士臣鏊再拜叩首，把这件事写在碑上。古代王畿方圆千里，可以出车万乘。建国初年把土地分给百姓，让他们放牧，国家和百姓大概都得利。到如今已有一百多年，那些土地难道还在吗？既然从百姓那里征取土地会造成扰害，让百姓放牧又会造成扰害，这究竟是为什么？如今圣人在位，各项政务都得到整顿，尤其重视马政。琮等既然同心协力来崇奉神祠，那么对于人的事务，难道也将依次修复吗？铭文说：‘繁盛的国马，在郊野牧放，散开如云，排列如雨。高大的神庙，坐落在潞水之阳。最初是谁建造它？是我文皇帝。谁敢不虔诚，天驷星光灿烂。看那银河，那里有造父、王良。庙宇有高有毁，起因都在人为。神灵降下祥瑞，人们因此获得喜悦。从前有卫文公，也有鲁僖公，他们的内心深厚清明，思虑也没有穷尽。功业凭才能兴起，也因懈怠而毁坏。刻凿石碑写下这些话，借此告诫后人永远不要停止。’ 世宗虔诚地奉行祭祀；上玄嘉靖年间，四时都派遣官员祭祀，而且都由卿主持。今上仍按通常祭祀的规矩办理。马神祠在通州北四十里的安德乡郑村坝。如今太仆寺中也有马神祠，寺官到任以及每月初一、十五，只像向土地祠一样行礼罢了，没有正式祭礼。举行祭祀时，就在通州坝上；坝上的各处马房养马，由御马监掌管，用马乳供给天子的玉食。

译我已经叙述了前后祭祀祠庙的情况，后来询问熟悉本朝故事的人，得知洪武二年曾在后湖筑坛。此前，皇帝曾下诏让礼官考定祭祀仪式。礼官说：周代官制按四时分别祭祀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先牧是最初养马的人，至于马社是最初骑马的人，却没有听说过。《世本》说，相士发明了骑马。马步是主管马灾的神。隋代沿袭周制，在四季仲月祭祀。唐、宋都没有改变。如今规定在春秋两季仲月的甲日、戌日、庚日举行。于是派遣官员行礼，筑四座坛，使用羊一只、猪一头、帛一匹，颜色为白色；笾、豆各四件，簠、簋、登、象尊、壶尊各一件。音乐使用时乐。献官斋戒，穿公服行三献礼。祝文说：‘神灵始于天地万物，而马降生于人世；经过牧养而繁殖，用来驾驭乘坐，使马厩得到适当安置。历代兴邦、平定祸乱，都依赖战马，百姓因此安宁。朕自起兵以来，多次凭借马匹，摧毁坚阵、击破强敌，马的功劳很大。朕考察古制，依照仪式，隆重举行祭祀，以此报答根本，彰明神灵的功绩。’永乐十三年，行太仆卿杨砥请求在莲花池上修建马神祠，皇帝命翰林院考察古今仪式。翰林院说：古代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之神。本朝在南京只祭祀司马之神。于是设置马祖和司马等五个神位，每一位都用羊一只、猪一头、帛一匹。仪制仿照南京洪武年间祭祀四神的旧例，但永乐年间的儒臣却说，南京只祭司马之神，不应当失考。这样看来，后湖大概最初议定要祭祀，后来到了滁阳又改了，至今还没有考证清楚。天顺五年，皇帝又在坝上的马房另行下令修建祠庙，并在元旦、冬至和圣节派内侍主持祭祀，祭品由光禄寺备办，不归祠官管理。马政蠲免与借贷 从前先王制定法律，一切都以法令为准。他们的本意大概是使人丝毫不敢触犯法律；但法律不能完全实行时，也有时会宽纵或赦免。所以君子把赦免过错、宽宥罪责看作天地的宽解。如果法律一经确定就丝毫不变，人将无从下手，势必导致法律无法胜任；法律无法胜任，法令也就走到尽头。因此圣人用赦免来调通法律。对于向百姓征取财物也是如此。今天让百姓按常规定额缴纳赋税，却要求绝无拖欠，这也是不可能的。也只能姑且制定这样的法律，最终仍要让天下保有不尽之意，使人不再顾念过去的欠负，这样负担就会减轻，也可以勉强为将来打算。这就是王者之道。国家向东南征收财赋，先皇帝在位十年间不时赦免，百姓安居乐业，积欠也少。此后直到三十多年不再赦免，积欠反而更多。积欠既多又不赦免，即使逐户诛杀，也不可能清偿完。天子刚即位，诏书宣布蠲免已经征收的欠赋，天下百姓欢欣鼓舞，仿佛获得新生；可是执行诏令的人仍然加紧催逼，稽查越来越严密，使百姓不能不失望，而积欠最终还是无法收回。这难道不是应该给百姓一个名义上的恩惠吗？祖宗命令民户养马，起初法令确实极其严厉。难道是不希望他们把马养好吗？大概是估计实际情况不可能完全符合这套法令。每次下诏都必定加以蠲免或宽贷，难道不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吗？但这也可以看出天子仁爱百姓的心意，终究不肯因为马政而使百姓受害。所以我把历年来蠲免的法令搜集起来，全部记载在这里。马政库藏 太仆寺掌管马政，而库藏特别是寺中的重大事务，所以有以银易马、以马换银，以及草场余地的租税；凡是收入的财物，都用于买马。马匹不足，就命令购买。百姓通常根据土地是否适宜和年成丰歉来斟酌，财物的出入则由司马核算。犒劳军队、修缮城池、府署营造等制造费用，都从太仆寺支取。大司农缺乏钱财时，也常常向太仆寺借用。御马监或边屯缺马来报告太仆寺，太仆寺就立即给予，有时给马，有时给财物，财物和马在这里是同一回事。因此太仆寺的积蓄特别丰厚，而支出也加倍。苑马政务若不能兴举，边地战马就会不足；太仆若不统领内厩，内廷马匹就会没有节制。所以我每读秦汉官制，总不免有所感慨。汉代母将隆说：‘武库的兵器是天下公用的，国家军备的修缮、治理、制造，都应由大司农筹措钱财。大司农的钱，除供给皇帝乘舆所用之外，不拿来供给宫廷日常奉养；日常奉养和赏赐全由少府供给。这是因为不拿国库的钱供给末节之用，不让民力承担浮泛的费用，借此区别公私，显示正当的途径。’太仆寺专门为国家掌管马政，它的收入又不同于大司农；如果拿来供给其他事务或借给别人使用，就不是守护瓶中财物那样谨慎了。这关系到军国大计，所以特意记在这里。我考察祖宗时期，未设置司库，大概因为当时太仆寺专门掌管马政，积金很少。弘治初年才开始设置官吏，难道不是因为金钱多余了吗？金钱一天比一天多，马匹却一天比一天少。议论的人又说征收金钱方便；如果这样下去，几乎就没有马了。若说积蓄金钱可以买来百万匹战马，立即就能得到，那么内库的钱也就等同于外厩的马了。事情并不是这样：从前曾经拿出金钱买马，当时还说这会扰害百姓而不能实行；一旦仓促间搜括民间的马，难道真能得到吗？正如粮仓里没有积谷，黄金珠玉在手，饥饿时也不能吃。冀北的马号称天下第一，如今百姓每年交纳马匹，往往还要到别的郡去购买；所谓外厩，究竟在哪里呢？而边军的索取又没有止境，涓涓细流不足以填满尾闾的泄口，这不能不替它作长远打算。《震川别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别集》卷五 明代归有光撰

译《宋史》论赞 章献刘皇后 评论说：章献太后因锻银器的机缘，从一个卑微的播鼗女子起步，凭借才艺得到恩宠，最终参与国家大政。她并不是后妃中最美的，却没有把权力假借给近侍，号令严明，威势不出宫闱却加于天下。尤其能够保护仁宗母子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没有丝毫嫌隙。她又下诏让群臣讲读，设置帷幕于西廊；把程琳献上的图掷在地上，听了夷简的话而醒悟，这些都有值得称道之处。李宸妃的事情，如果没有夷简调解母子关系，几乎就无法解释清楚了吧！郭皇后 评论说：仁祖这样贤明，却让阎、吕二人肆意施展奸谋，瑶华最终不得善终，实在令人深为惋惜。推究其中缘故，是由于宠爱张美人，而郭皇后的册立又并非皇帝本意，难道不是因此给奸邪之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吗？杨尚之争，只是这种弊端的后果罢了。慈圣曹皇后 评论说：神宗因为太后的命令，不能压过王安石的主张，他的志向也真令人悲哀啊！选立皇后，必须出自名门；光宪出自武惠一族，她的才能杰出，本来就应当如此。女子最忌因才华显露而受人嫉妒，像曹后这样却不以自己的才华为满足。古代授予管仲、脱簪珥以进谏的风尚，难道后妃只能戴冠佩帔、替皇帝进献膳食而已吗？宣仁高皇后 评论说：曹、高清二位太后亲身经历仁祖宽厚博大的政治，又受到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风气熏陶，她们婆媳之间所见大致相同。明察智慧在闺门之内昭然可见，却偏偏在朝廷上显得昏暗，当然是有原因的。元丰末年，天下已经极度疲敝；如果没有聪明而不受迷惑的人在上面主持纲纪、在下面率领群臣，就不能有所挽救。宣仁太后凭一个女子之身，竭力挽回天下的局势，抱着十岁的童子穿上黄袍、带着天子的法统出面，于是法统得以保存；她退下之后，法统便败亡。即使元祐初年的政治如及时雨一般，我也知道它不能长久。钦圣向皇后 评论说：钦圣太后临朝执政不久，除了确定防务之外，没有什么特别可见的作为。然而她的言论和作风，本来就是宣仁太后的遗风。宋朝兴起以来，贤明的后妃很少听闻。从高、曹、向、孟四位太后开始，她们都处在变故之日，而行动才从闺门中显现出来。月亮固然明亮，可是太阳昏暗又怎么办呢？昭慈孟皇后 评论说：隆祐太后如同瑶华，曾再次被贬到洪州，流离奔波期间，颠沛困顿也实在多了。宣仁太后怜惜她福分浅薄，想来确实如此吧？当张邦昌、苗傅发动叛乱时，孟后不过是孤零零的一个妇人，奸贼及其党羽环伺侧目；她最终却能迎接康王，把玉玺交给他，又引导韩世忠使皇帝复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疾病灾患反而使人产生智慧吗？后来她垂衣穿着练衣，安然享受行宫供养；与那些被绳索钩牵衣服的人相比，究竟哪一种更好呢？韦太后 评论说：高宗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在《韦太后传》中表现得很充分。然而他能够修行问安进膳的孝礼，却缺少枕戈待旦的复仇志向，这不是天子的孝道。靖康之祸中，后宫陷没的人很多，她们遭受杀戮和侮辱的情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至于我读到乔、韦二人在沙漠中痛哭的事情，每次合上书都为此流泪，认为当世的君主不可以不读一读。杨皇后 评论说：弥远窥伺缝隙，以探察宫闱，真是可怕啊！济王也不是成器的人。他当时不在潜居蛰伏、隐藏踪迹的时候侍奉皇帝饮食，反而感慨激愤，写信几乎写成，这究竟有什么用呢？他既然能够砸碎乞巧的器物，为什么面对美人进宫又不能拒绝呢？这大概也是他自取其祸罢了。皇后总论 评论说：世人都称宋朝的家法超过汉、唐，我读了宋史，确实如此！章献太后虽然嫉妒，却没有亏待仁祖；也没有因杨妃而离间母子，英宗、神宗从藩邸入继后，仁祖待他们如同亲生儿子；高宗从两次被废之后即位，奉养老太后，亲自侍奉饮食，母后有病便衣不解带。多么和美啊，确实是三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然而宫闱之中仍时有祸患：杨妃受宠，阎、吕便乘机而入；刘婕妤进宫，郝、蔡便逞凶。弥远造成济王之祸，内外都与杨皇后相互配合。唉，怎能不战战兢兢呢！魏悼王 评论说：太宗认为仅凭咒诅不足以使天下服从，于是又把西池之变说得更加严重，这是谁为他提供了佐证呢？或者说，为什么言辞这样繁杂而意思这样晦涩呢？在这种情况下，利害得失的顾虑消除了，兄弟之间的感情才显露出来。史书说廷美之祸起于赵普，德昭触怒太宗而自刎，这些都不是实录。禹锡来报告变乱时，赵普还滞留河阳；而禹锡是赵普府中的人，仓促来朝，不过是窥见赵普的心意而加以赞成罢了。德昭宽厚，是一位长者，喜怒不形于色；一个匹夫自弃生命，也一定有使他感愤的缘故。仅仅说了一句话触犯君父，怎么会因此自杀呢？这一定是国史忌讳其中的缘故，所以没有流传下来。楚荣宪王 评论说：徽宗这样昏昧，却没有追究蔡邸之狱，大概是因为蔡王当时年幼，而江公望的审理理由明白。危险啊！在大利所在之处，嫌隙就会乘机发生。孝宗时，庄文太子去世，魏王恺应当被立为太子；皇帝因为恭王像自己，终于立了恭王。恺出任宁国判官时，登车回头对虞允文说：‘还希望相公保全我。’我把这件事反复读了三遍，不禁为之悲伤。赵子崧 评论说：汴京失守，宋朝已经改换了国姓。康王的名号还没有正式确定，赵子崧虽然鼓动义士起兵，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檄文言辞不恭，又有什么罪呢？正值中兴之时，本应与天下一同重新开始，宽赦旧事，广泛采纳众人的谋议。可是高宗首先抹杀信王的功劳，又追究赵子崧的罪过，这不是太荒谬了吗！不▯ 评论说：不▯起初以进士出身，治理百姓和地方，能够取富裕者之财来补益贫弱者，所到之处都有惠民政绩，这是古代循吏的用心。到了朝廷任职，又喜欢谈论天下大事，不怕触犯忌讳，真是宗室中的英杰。世人称楚王元俨为天下人所敬畏；其实他只是额头宽、面颊丰满，徒然具有威严的外表罢了。

译诸王总论 评论说：宋朝诸王都以文雅自我约束，擅长书法，喜爱诗书，不只是沉溺于衣裘、骏马、声色之中。大概是因为这种风流雅致自上而下传播开来。以翠羽珊瑚作鉴戒，以及关于假山的应对，都说明君臣的喜好如此相近。又设睦亲院，大宗正有家法，服丧关系在袒免以上的人中，贤能者可以因名声显达；即使疏远的宗族，也能凭进士身份起家。文雅盛美，真是兴盛啊！虽然这不是三代经典制度的本义，却是近古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公主 评论说：自从公主下降的礼制废弃以后，庄敬和顺的风气便消失了。宋朝兴起后，沿袭降低等级的制度，甚至颠倒了公主与驸马坐立的礼节。太宗把鲁国公主下嫁给柴禹锡，唯独偏爱柴禹锡。到了神宗，才下诏劝导公主，使她们遵循妇道。徽宗制定洗手进食的礼仪，用意是美好的；然而公主倚仗权势而骄横放纵，她们处在那样的地位，本来就容易如此，大概只是礼文制定了而实际没有实行。我采录《宋史》，得到其中最贤明的公主三人。其他那些叩城夜诉、吹玉管求恩之类，又哪里值得一一计数呢？靖康之祸中，北迁的帝姬大概有二十人。范质、王溥、魏仁浦 评论说：范质早年受到桑维翰器重，甚至使周祖在雪夜为他解衣，足见他明于机务，具有宰相之才。宋朝兴起后，他逐渐提出建议，修饰和补救旧制的简陋，大概也有他的帮助。王溥解除了河中的疑虑，赞助泽潞的防务，荐举人才唯恐来不及。魏仁浦因黄绢上的激文被激发而起，成为小吏，却能够口头陈说、亲手写奏，谋划没有遗漏，他的才干在周太祖时期都表现出来了。然而范质在禅代之际以文学自我取悦，魏仁浦倒转印信以激怒皇帝，实在危险啊！所谓江湖上的人，习惯风涛而不感到恐惧，怎么能责备他们一定去死呢？石守信 从唐末到五代，方镇之祸彼此牵连、根深蒂固，每当局势稍有动摇，周围就会群起响应；擅自更换军帅，甚至把这种行为带到朝廷，天下人都认为这是无法根除的痼疾。然而小人喜好作乱的心，也必定是因为毫无顾忌才会如此。太祖神武盖世，素来受到石守信等人的拥戴；他尚未显贵时，他们早已低头服从，听命为他效力。等到名号确定后，罢免和任用都由太祖决定，于是顺势收取兵权，形势很容易处理。宋朝的方镇虽然有五代沿袭下来的弊病，却没有五代难以消除的祸患；英雄成就事业，并不需要奇特办法，只要能够把握时机而不失误罢了。侯益、赵赞 二人都有将帅之才。当他们陷身契丹、徘徊于蜀汉之间，进退失据、无所措手时，正是所谓智勇之士遭逢穷困而陷入困境，真令人悲伤！等到他们归顺汉祖后，功名显著，世人却仍以投降受辱来责罚他们，唯独没有想到，天下的人才也是很难得到的啊！王全斌 评论说：赏罚的道理，由人的爱憎产生，大概确实是发自自然本心。王全斌贪婪财货、放纵暴虐，太祖责备他，是对的。太祖又说：‘不是要把你作为戮辱的对象，只是江南还没有平定，暂且拿你来树立法度罢了。’这样看来，太祖没有责怪全斌本人的罪行，只是对他的内心仍有取江南的志向有所肯定。假使江南已经平定，那么成都十万百姓沦为鱼肉，也就不值得怜悯了。孟轲反对谈论利，确实是有道理的。赵普 赵普辅佐宋朝，收回藩镇的权力，解除苛刻暴虐的法令，奠定了三百年忠厚政治的基础，被称为开国元勋，列入太牢祭祀，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然而古人所说的大臣，富贵不能进入他的内心，所以能够立身朝廷，使天下受到他的教化。像赵普这样，却在河阳郁郁不乐，最终哭泣流泪。太宗也自认为是在怜悯旧臣而收用他，君臣之间都没有什么顾忌。虽然赵普两次上疏请求北征，但后来只以长篇文章中责备过失的辞句敷衍，又以跪地拾取、修补文字的作风处事，我知道这种做法在太宗一朝是不能实行的了。卢多逊 我读卢多逊的狱案文书，看到其中说赵白二人相互勾结，竟说希望皇帝早日驾崩；这种构造罪名的说法疏漏荒谬，尤其可笑。卢多逊怀有奸邪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显，赵普也没有真正胜过他。这两个人只是因为权势利益而彼此倾轧，究竟谁邪谁正，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张齐贤 评论说：张齐贤慷慨任事，谈论边防时把治理内部放在首位，施行政务时把爱护百姓作为根本。我看他向天子献策时，竟用手抓饭吃，真是磊落而不拘小节的人。晚年受到薛寇之事的牵累，他忽略细节，大概也确实如此；但他终究不同于那些猥琐苟且、只求保住官位的人。《震川别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别集》卷六 明代归有光撰 纪行

译己未科会试杂记 腊月二十四日，天气温暖和煦，我走在丹阳道中。我年近老年却还要有这次远行，心中忽然闷闷不乐。想要仰慕古人的高尚情致，却无法做到；有想说的话，嘴里却说不出来。忽然想到马季长客居凉州时，关西发生饥荒和动乱，于是叹息说：‘古人有句话，左手按住天下的地图，右手割断自己的喉咙，愚夫也不会这样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命比天下更可贵。如今却因为世俗近在咫尺的羞辱，毁掉无价的生命，这不是老子、庄子所说的道理。’于是前往应邓骘之命。唉，这就是我今天的心情啊！因此吟诵他的话，感慨了很久。常熟人瞿景淳，字谕德，任博士时我曾是他的学生，也常同他交往。在白下以及考中进士后，我两次担任礼闱同考官，在内帘面对各位学士时，他没有一次不极力称赞我。有一天他来拜访，谈到平生，说各位公卿曾因我没有考中而感到遗憾，认为这是我们江南尚未完成的一件事。于是他说，担任考官也有为难之处，因为内帘自有一份榜单，外帘也有一份榜单，必须使内榜和外榜相合，才不会留下遗憾。当时他身在内帘，始终殷切关注我。又替我讲述同年、义兴人杨准说起我年轻时的梦：我年轻时曾梦见吴文定公授给我一卷文章，我后来岁贡、乡试都与这件事相应，所以瞿景淳每次向人谈起它，实际是说吴文定公曾以文章相待。各位考官接到命令的那天，相约一定要录取我，并一起到内帘向两位主考说明。常熟严学士讷于是说：天下人已经让这个人长期受委屈了，即使他的文章一个字也不合格，也应该把他列为第一名，肯定不会有异议。金坛编修曹大章尤其踊跃，甚至和各位翰林学士打赌，认为只要搜寻就一定能找到我的试卷；可是把落第的试卷全看遍了，也没有找到。放榜揭晓后，曹大章派人来，把情况详细告诉我；后来又有人说，我的试卷被同乡嫉恨，所以没有送去誊录，是外帘同官说了这件事。不过这也是命运。臧氏的儿子，怎么能使我终身不得志呢？我从石佛闸和铅山人费楙文步行到济州城外，遇到几个泉州举子，一同在市店中休息。这几个人问知我的姓名，都惊惶肃敬地环绕作揖，说：‘我们年轻时常诵读您的文章，以为您是异世之人，没想到今天竟能见到您。’他们往往互相使眼色，私下议论。等我到了京城，我的同乡却借泉州举子的话来诋毁我，不知道我在济州已经先认识了他们。即使真的有人说过这种话，也不应把它传扬出去，他们却偏要假托那些人的话，荒谬竟到了这种地步。所谓外帘官，也当着别人面毁谤我。我当时正要出京城，赶紧写了几句话寄给他的同僚徐学谟，大概是一时气愤不能平，也是我的偏狭。己未年礼闱考试，题目取《易经》节卦六四爻的象义。我讲解‘安’字的大意说：假如圣人制定礼制不是出于自己的内心，却想驱使天下人来服从自己，那么一定会彼此龃龉而不相合；假如天下人行礼不是出于自己的内心，却想勉强自己来服从圣人，那么一定会劳苦而不能承受。‘龃龉不合、劳苦不堪’是秦汉间的说法，眉山苏氏的文章中也多次使用。如今某人摘取这八个字，极力丑诋我，把我在数万字文章中使用这八个字当成罪过来辱骂，也太苛刻了。前浙江省元姜良翰，长期没有考中；高时任给事中时，每次谈到他的文章都咬牙切齿。后来姜良翰也考中了，我却已经老了，哪里还敢指望赶上姜君呢？可惜某人竟以高时自居。嘉定人金乔送我出京城时，偶然谈到这件事；金乔刚从徐祠部那里来，徐祠部与我旧日相识，于是我写信托金乔寄给他，但不要告诉其他人。此前丁未年，我在试卷中讲解《中庸》‘天地位，万物育’，用了‘山川鬼神没有不安定的，鸟兽鱼鳖没有不顺遂的’几句话，房考大臣在卷上批了一个‘粗’字；有个轻薄的人常常诵读这几句来嬉笑，事情也与这类似。大概如今的举子只会剽窃坊间熟烂的言语，连五经和二十一史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吧？这难道不是屈原所说的‘村里的狗成群吠叫，只因看见了怪异之物’吗？这次将要北上，梦中多有奇异之事，应当另外记载。二月收到儿子从家中寄来的信，说他梦见我考中，考试题目是离卦，即‘化成天下’；而乡里人又梦见龙从住宅中腾起，冲破屋顶，露出栋梁。当时考试题目果然出自离卦，我很觉得奇异，便在座中说了出来，传到瞿侍读那里，他也替我高兴。又有张宪臣梦见我在殿阶之间行走，跨过一根木头，木头横在他的肩上；他认为我的姓名一定会排在张宪臣前面公布。张宪臣在礼部试中列第二名，而我却没有考中，这个梦并没有完全应验。家人任慎年少时常跟随我，他所做的梦往往能够应验。今年他跟随我在京城，几次梦见奇异之事，似乎不是他自己能够编造的，但也都没有应验。只有我在二十六日夜里梦见报录我为会试第一名，说今年二十九日放榜，怎么会提前三天来报呢？梦中那人说，是预先报告会试第一名。我因梦中想到甲午年，有人来报告乡试第二名，这正是预报的证据，不禁颇为怀疑。又梦见我在大内，严学士送我下台阶。我推辞说，您是我的座主，不应当屈尊下送；于是便与瞿侍读携手走出来。刚得到这个梦时，我以为严学士是座主，自己一定能考中，但结果又没有应验。难道是瞿侍读后来担任主考，我才会中榜吗？然而我已经不再指望这些了。二十七日又梦见一卷书被狗吞掉。有人说，书被狗吞掉，是狗儿年，不是羊儿年。李元礼、郭有道如果生在这个时代，一定会湮没在尘埃中，没有人知道珍重他们。杜子美诗说：‘温和敦厚的士君子，使我的胸怀完全舒展。灵芝冠绝群芳，怎样才能亲近它呢？’杜子美的这种心意，温厚而亲切，实在可爱。人如果没有这种心意，怎么能说他会亲近贤者呢？我如果苟且与这样的人交往，难道不是自我贬低吗？荀子衡量自己用绳墨，接待别人却用缰绳。庄周已经通达此理，却仍陷入没有瑕疵的境地，也许反而违背了自己的本性。孔子使七十弟子都佩服他，称他为圣人；如果没有一个人佩服他，难道还能算贤者吗？孔子自己说：‘逃避世俗而不被人知，也不悔恨。’只有圣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孔子的话，正是所谓懂得性命之理的话。我每次北上，常常悠然独自往来。一旦和别人同行，就免不了委屈自己的心意去迁就他们，这实在不是我的性情。杜子美诗说：‘眼前没有庸俗之物，虽然多病，身体也觉得轻快。’杜子美真是可以谈心的人。昨天我从瓜州渡江，四下看不见别人，独自欣赏江山胜景，感到特别畅快适意。经过浒墅时，风雨萧瑟，像深秋一样。西山如屏风排列，远近景物掩映相间，凭栏眺望，也是一场奇异的游览。山不必登临，反而更好。

译四月初五日夜里停船在浒墅，我梦见魏孺人另住在一处地方，我前去看她；孺人也来寻找我，后来又离开去相见，当时非常欢乐，以为是世间从未有过的事情，约定彼此迎接，像从前一样做夫妻。孺人的心意也欣然同意。正犹豫之间，岸上响起咚咚的鼓声，我从梦中醒来。自从孺人去世以来将近三十年，我从未梦见过她；民间说因为眼泪沾在入殓时的衣服上，所以不会入梦。如今才第一次梦见她，悲惨而感伤。王孺人也从未入梦。壬子年冬天北上时，我在句曲道中雪夜住宿，梦见孺人来到身边。两位夫人的德行容貌常在我眼前，如今我从数千里外归来又要离去，家乡越来越近，反而感到隔世般的悲伤。初六日从浒墅出发后，从丹阳开始没有一天不遇到风。当天冒着风雨，只走到娄门，便住宿在跨塘桥下。半夜风雨更加猛烈，我清醒着不能入睡。想到这次出行的得失自有命运安排，心中一点也没有芥蒂。只是我跋涉三四千里来到这里，又被风雨阻挡，不能赶快见到年老的父亲。想起丙辰年南归时，见到祖父，他说：‘没有考中不值得说，你回来已经使我心里安慰了。’如今祖父已经长逝，我再也不能见到他，更不能听到这句话，悲痛哪里说得尽呢！第二天经过沙河，风雨稍稍停息，将要到家了。我命童子取来笔墨，联缀写下这件事。世人的毁誉，不足以使我增添什么，也不值得顾虑。只是朝廷中各位公卿即使赞誉、爱护我，也没有机会施展力量；而乡里相识的人毁谤、嫉妒我，却一定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这确实说明我的困厄啊！梦兆本来不值得谈论，只因是当时的事情，所以一并记下。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写，当时已经经过陆市。壬戌纪行【上】二十四日出发，夜里停泊在平乐。第二天中午到阊门。二十七日出发，两个儿子送衣服到新安。第二天早晨到无锡。当天到白家桥，遇雨，傍晚穿城而过，住宿在毗陵驿下。二十九日夜泊丹阳。三十日中午经过丹徒，得到叶子寅的江船，和周孺亨一起等待潮水，于是三人步行游览留侯庙，又游海防寺，回来后在船中饮酒。夜潮来到，冲开港口而出，这天晚上便住宿在江中。元旦登焦山，微风中渡江，得到一只小船便继续前行，夜里到江都。第二天与周孺亨联船而行，住宿在孟城。初三日宝应湖刮大风，夜里到平河桥住宿，距淮河还有四十里。第二天遇雨，住宿在里河。又过一天进入淮河，船只更加狭小，夜里躺在长淮，风浪声一直响到天亮。初六日到桃源，夜里下雨。初七日下雪，西北风猛烈，只走到崔镇。第二天经过宿迁，夜里二更到直河。当时只有我和周孺亨两条船同行，岸上有骑马的人挟着弓箭，大声呵斥，命令船夫下船；船夫们都踉踉跄跄地进入船中。不久看见有人聚集站立，很怀疑他们是盗贼，但最终并没有发生别的事情。初九日到新安，从这天起才有福建、广东人同行。初十日中午经过吕梁，夜里住宿时还没有到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已经过了洪泽，船被落下的冰凌阻住，只得下船用力牵挽才驶出。彭城下起大雪，船停了一天。十二日从宝应出发，阴冷天气中雨雪交替，这天才开始见到太阳，却更加寒冷，刺船人的胡须眉毛都结成了冰。黄河的冰凌顺流而下，船身碰撞冰块，发出剌剌的声响，到了境山住宿。第二天船撞上冰凌，几乎翻覆。观察溜口，只见黄河从西面流来，从这里流入旧河道；冰块推挤着顺流而下。往年这里沟中有水汩汩流过，所以叫作“溜”，如今已经成为大河了。夜里到达沽头。第二天孺亨有一点小病，便想回去，我强留他进闸。夜里和四明王防饮酒，上海曹子见也在场，船停在八里湾。南面月色明亮，四处都是雾，霜降下来像雪一样，岸边的柳树全都凝结成白色。十五日等待冰情，中午才过闸。由于连日寒冷，冰雪刚刚凝结，并不是坚厚的冰，只是船夫胆怯，时走时停。夜里将近南阳，又停下后再走；靠近枣林时又停了，已经听到岸上的鸡鸣。十六日停在仲家浅。十七日经过济宁，夜里停在南旺，在第一道闸和王、曹二位先生饮酒。十八日中午到达南旺。汶水流出，冰雪堵塞河道，同船的船只互相牵引，撞破冰层前进。临近远老口时，月亮出来了，九只船顺风张帆，船上都挂着灯，像排列的星星一样，曲折地行驶在柳树之间。第二天早饭后逼近张秋，饮酒；王先生在船中等月亮，到了聊城，二更时才出发。二十日未到中午到达清凉，聚集在这里的船有三四百只。第二天中午才进入漳河，天上微微下雨，停在渡口住宿。月亮出来后又继续行驶直到天亮，经过武城。太阳西斜时，风停了。在郑家口，月亮又出来了。行驶到二十三日，经过故城，到达老君堂。二十四日，停在新口。二十五日刮大风，没有到达沧州。二十六日经过兴济，走了五六里，因为冰凌阻塞，先后到来的船都聚集在这里，共有上千艘，天下一半的士人都在这里了。开始见到同县的几位朋友，夜里在子敬船中饮酒。二十九日，清早经过静海，住宿在独流。初一日，大风停了，在大王庄饮酒；从起仁的船中出来，到达刘指挥庄，庄里的人全都来叩头。和曹子见略饮几杯后登船。初二日，把船移到杨柳青，步行到韩家树，渡过滹沱河。风冷得异常猛烈，河面有冰，等了很久才渡过去。在泉南诸友那里吃饭，住宿在桃花口的杨村。第二天行至华黎庄，步行观看神庙前的石刻，上面写道：“开泰六年建塔，把舍利藏在娄河西边；咸雍四年七月十四日，雷火烧毁了塔；寿隆二年五月间，常有光怪出现，取得舍利一百多颗；统干五年建造木塔，排列题记各位僧人的姓名。后面题写荣禄大夫、监察御史、武骑尉张轸，下面用砖承托，回写佛号；后面题写荣禄大夫、检校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石恕。” 起初我局促地待在小船中，见闻很少，只记下住宿的地方而已。步行观看这块石碑，见其字迹楷正遒劲，而年号、官名全都是辽代的，所以把它记下来。自从石晋把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片地方沦陷在北方人手中已有五百年。我每次进入北方边界，没有一次不感叹宋人不能到达这里。幸好生在相隔二百年而重新统一、国势全盛的时代，这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在武清饮酒，到了灵谷屯住宿。初四日，经过马驹桥，申时到达京城。自从兴济被冰阻塞，上千艘船聚集在一起，每走几里就互相呼喊着撞击冰块；这样走了几里，又停船。当时船只像乌鸦将要栖息，刚停下又飞起，盘旋不定，这是从前没有见过的。听说白河的冰还坚厚到河腹，于是大家都改走陆路。我自丙申年参加计偕考试以后，七次赴南宫，往返的路程，加上这次计算已有七万里了。壬戌纪行【下】

译初一日，从张家湾出发，皇帝使用的木材遮蔽了整条河，船被狭窄的水道阻住，只勉强驶出。这天夜里梦见月食，月食结束后，我和两个人仰望月亮并下拜。初三日出发。初四日经过河西务，连续两天乘风航行，但每天都没有走完全天。初五日中午，终于逆白河上行，进入漳卫。白河在城外流出，经过密云，与大通、榆浑等河汇合，在漷洲东北流出通州境，向东南到达香河边界，又流入武清，总共三百六十里，在直沽入海。《元史》说榆浑三河之水合流，称为潞河；白河也叫潞河。住宿在杨柳青，第二天住宿在独流。初七日经过沧州十多里，住宿在先前被冰阻塞的地方。初八日经过砖河，时间还早，停泊在泊头，那里有扁鹊庙。扁鹊是渤海人，莫州有他的故宅。谢灵运拟作邺中的诗说：“忆昔渤海时，南皮戏青沚。”当时正值建安年间，并不是清平盛世，但士人能够这样自我娱乐。初九日经过东光到安陵，路上遇到同县的许士事，停船相互慰问；由于同行的人阻隔，不能与他说话，许士事随后派人送来礼物。初十日经过桑园，下雨，船停了很久；雨后忽然得到顺风，船行得很快，但风雨很快又起，没能到达德州。十一日停泊在故城，那里有马都御史祠，和许翔甫一起在县城中行走。第二天经过郑家口，风势猛烈，很快经过夹马营到达武城，观看孔夫子庙中的塑像。河边有两个童子，自称来学习《易》，于是我和他们谈论《易》。这天风向顺利，挂起船帆行驶如飞；虽然有逆流转弯处，却也行驶了一百四十里。十三日傍晚到达临清。卫河从辉县苏门山流出，经过辉县、新乡、卫辉府、新镇、李家道口、莘县、小塔儿等地；清、浊二漳在林县合流，经过临漳、馆陶、小塔儿而流入卫河。漳水、卫水合流二百里经过临清，从辉县东北方向流来一千六百里，又流行一千多里到直沽，与白河汇合入海。元代称它为御河；永乐初年，因为会通河淤塞，于是从淮水入黄河，到阳武后改为陆路挽运，至卫辉以下再进入卫河。向南逆流而行，从静海经过兴济、沧州、交河、南皮、吴桥、景德、故城、恩、武城、夏津、清河等地；静海、青县、兴济、沧州、德州、故城、武城都临近河流。十四日进入闸门，傍晚行至戴家湾。十五日太阳西斜时经过聊城，停泊在李海务。第二天到周家店，南面的水干涸，不能行船；傍晚水来了，行至河城。十七日在荆门遇到大风，黄沙遮天，船像在雾中行驶；经过张秋和戴家庙时，有龙衣船封锁水道。第二天吃饭时出发，跟随龙衣船行驶。这里经过太监所夹带的南方货物，所以船常常搁浅。我曾记得有一年，正好巡抚经过界水，为了封锁东平张长史，便用金钱贿赂太监，买通水路；“买水”这种事真是从未听说过。夜里到达开河。第二天南旺水干涸，到宋尚书祠观看鹅河口，也就是汶水流来的地方；鹅河口就是黑马沟。有分水龙王庙，汶水从这里逆流向北，流出五百多里进入卫河；向南流出二百多里，与沂水、泗水汇合，总共八百多里。向北去的船逆流上行到南旺后转为顺流，向南走的也逆流上行到南旺后转为顺流，所以济宁正处在南北航行路程的中点，行船的人都约定到这里会合。俗话说：“上巴济宁，下巴济宁”，意思是过了这里都是顺流。十九日，在济州登太白楼，陈子敬、许翔甫、沈诚甫、秦起仁、王子敬、陈敬甫一同登楼。向西望济州城和城武县，正好相对。我曾祖父曾任城武县令，楼下有碑刻写道：“永乐十八年正月二十日，敕令行军司马樊敬前往守卫济宁，抚领十万壮士；指挥以下官员的任免都授予总兵官，也听从调遣；违抗命令者斩首。”行军司马的权力竟如此重大，这都是当时的制度，和国初各翼元帅的制度一样，也失载于记载之中。二十一日，赵村突然刮起大风，微微下雨，很快又停了。经过新店时，太阳正红得像血。夜里争着过新闸，船挤在雁翅形的水道中，前行的船只恐怕闸口受损，只得停下。仲家浅水退到二十刻，听见闸下喧闹呼喊的声音，原来是龙衣船到了；闸门开启后，又行至师家庄。二十二日，越过鲁桥、谷亭、沙河，到达胡陵。胡陵人把杨柳枝插在水中祈雨。来时孺亨生病想回去，我强要他继续同行。到太阳西斜时，孺亨的船稍稍落后，听到岸上有人呼喊，我悲伤地对随从说：“周公一定要回去了。”于是停船与他告别，因为认为他的病并不严重。大概过了胡陵不远，我嘱咐他的随从，今晚只要停下，就可以在那里休息了。后来在泊头得到消息，孺亨竟然死了，我悲伤惋惜得非常厉害。夜里我住宿在这里，不能入睡。二十三日，吃饭时到达沽头，会通河的航程就走完了。会通河是元代所赐的名称。至元初年，漕运道路从浙西渡江入淮，再由黄河逆流到中滦，遇到旱地便改走陆路运输，至淇门进入御河。后来在堈城左边、汶水北面修筑斗门，拦住汶水使它流入洸水，以增加泗水的漕运水量；从此汶水才与洸水、泗水、沂水汇合。至元二十年，从济州新开河道，开始分引汾水、泗水等河流向西北流，到须城县的安民山汇入清济旧河道，从而通达大海。至元二十六年，从安民山西南开凿河道，经寿张西北到东昌，又向西北到临清，从此泗水、汶水等才通达御河。总共经过临清、清平、堂邑、博平、聊城、阳谷、寿张、东平、汶上、嘉祥、钜野、济宁、嵫阳、宁阳、鱼台、邹、丰、沛等地。临清、聊城、东昌郡治、济宁都临近河流。弘治初年，黄河在金龙口决口，流向张秋。都御史刘大夏修筑堤防，拦住水使它向南流。工程完成后，赐名为安平镇。出闸以后，水势并不强盛，下游平缓漫流，所以水虽顺流，船行却特别缓慢。到了溜口，才用两支桨划行如飞。河流从汴城北面到张家湾，向东北流去。溜首、江、三家楼、益阳、依逢考县、杨青口、师家楼、新集、马磨、师家道口、冯家集、曲里浦、赵家圈，经过徐州北门，共五百多里。河流在房村决口，后来从冯家集决入溜口，不再经过萧县进入溜口；从那里只走二十多里，就与沂水、泗水汇合。又走七十里到达彭城。汴水到这里共三百七十里。从萧县到冯家集是一百八十里。

译从梁山口进入四十里，经新集进入渔阳、砀山一带。河水漫散四五里，到冯家集才潜入漕渠，流至溜口。溜口从冯家集分成两股，就是旧时所说的大溜沟、小溜沟；两者相距不到半里，分成两道。登上境山，秦起仁、王子敬、沈诚甫都到了。山石高低不平，纹理像武康石，但色泽不如武康石。山上有大云禅寺，依山而建，虽然是小寺，却高峻整齐。有一通至元年间的碑，天色已晚，无法阅读。二十四日，太阳出来时，已经经过彭城了。船中和子达谈论丰、沛的往事。我过去几次经过泗水亭，班固的碑已经不复存在，但年轻时曾见过碑文，于是为子达背诵道：“伟大的圣汉，根基起于沛、丰；上天降下祥瑞，精气感应赤龙；承接鬿星流传的后裔，继承唐尧遗风。一寸土地、一尺树木，都不足以等待这座亭子的建立；建立名号、宣扬基业，正是沛公扬威斩除邪恶，金精受到摧伤，渡过关塞和陵郊，击败擒获秦王。鸿门宴上造成声势，斗璧献纳忠诚；上天决定承受帝王福祚，于是封爵汉中。刻写战阵向东征伐，剿灭擒获三秦；神灵威势和神明福佑，借鸿沟以成事。汉军改唱战歌，楚军改变心志；诛杀项羽，讨伐楚军，使中原各地得到安宁。张良、陈平谋划，萧何、樊哙辅佐到底；出爵褒奖贤人，分封土地酬报功劳。” 炎火般的德行，越发光明；源头清澈，水流洁净；根本兴盛，末枝繁荣。驾驭将领十八人，赞美并记述辅佐大臣；美盛的功勋、显赫的福祚，永远无穷无尽。国家安宁，我君之道兴盛；根生叶茂，仍旧沿用过去的名号。伟大的泗水亭啊，后代苗裔承继于此；上天的福佑，使它万年兴盛。”中午经过吕梁，吕梁虽然悬流奔涌，却不是巨大的险滩。这天是立夏，太阳出现三重光晕，到达下邳时天色还早，于是继续前行。这天风向不顺，却仍然走了三百里。第二天在钟吾遇风，停泊在圮岸下，后来又继续行驶。再过一天到白杨河，遇见陈永康、雷梦龙；船随他们饮酒，经过桃源，行驶三十里后分别。这天风势微弱，所以到达淮阴。泗水从汴县北山流出，沂水从泰山流出，到卞地流入泗水。沂水、泗水合流成为清河，如今黄河也并入其中。郦道元说：“淮水从北面流来，到下邳；淮阴县西边，泗水从北面流来注入。淮水、泗水的汇合处，就是角城，如今的清口。”黄河不再从涡口流入淮水，而是独自从彭城经清口流下。因此，淮水在清口北岸是黄河水，南岸仍清澈，大概流过二十一里才混成同一种颜色。总共经过徐州、睢宁、邳、宿迁、桃源、清河等地，八百多里。只有睢宁不临河、淮。上次经过时，看见太阳正红得像血，远望完全没有云翳遮挡，青苍色的天空向下沉落，圆圆的红日隐现在蒙蒙的暮色之间，真是奇异的景观。前一夜风雨大作，很快放晴。第二天从清江口把船移入里河，停泊在郡城下面。郴州的喻景曾选择来迎候我们。夜里风雨交加，鸡鸣时雨停了；西南风突然大作。在清河想要这样的风，片刻也求不到，如今遇到它却更加猛烈。起初同行的船常有一百艘，到了南旺分成两队，先行的五六十艘驶出会通河，船只全都张帆。这天被风阻在宝应，又聚集了一百多艘船，夜里才开始行驶，牵船的缆绳交错如织，到达瓦淀湖口。十九日风仍然逆向，到了露筋庙，驶出邵伯湖；傍晚湖上无风，清澈的水波十分可爱。夜里住宿在驿站下面。第二天风才转顺，吃饭时到达江都；天气阴沉，风势更加迅疾，于是到达瓜洲。中渎水在江都县开始承接长江；古代的江都大概临近长江，就是这里。淮阴到黄浦口六十里，从马湖出来三四里进入内堤；行至宝应，从湖中行四十里进入内堤；行至露筋庙，出邵伯湖十八里到三百子；在内河中行三十里到驿站。古代的广陵向北流出武广湖，向东流入陆阳湖，两湖相通，五里宽的水道从中间流出，向下注入樊梁湖。旧河道向东北流出，到达博芝湖、射阳湖；向西北流出夹耶，通到山阳。永和年间，陈敏因为湖道风多，便从湖的南北入口沿东岸二十里开凿渠道，通入北口，以避开湖风。这条渠道由来已久，如今世人只知道是陈平江开凿的。吴国将要攻打齐国时，修筑防城，在城下挖沟，称为“刋江”。《地理志》所说的：“修筑水道于江、淮之间，共三百六十里，经过山阳、宝应、高邮、江都等地。”山阳是淮安郡治；江都是扬州郡治。瓜洲与江对岸的京口相对，正好在一条直线上。于是过堤坝进入南方，船上的人开始全都说吴地方言。夜里下雨，清晨起风；渡江时山色明丽，这是以往很少见到的景色，只恨经过得太快，于是驶入江口。游海题名记 嘉靖己未年中秋前两天，王永美邀请我游海。午后从登州出发到太仓，第二天中午出州城东门，便继续前行。等候沙船却没有来，住宿在天妃宫。十五日得到沙船，行至海口时风雨大作，波涛直冲天际。起初还看见海中的长长沙洲和从沙下涌出的高浪，后来什么也看不见，只得返回天妃宫住宿。第二天到海口，雨仍不停，派人去问郭帅，得知他已经去了新城，于是住宿在他的营地。营地前有不少战船，戍守的士兵很少，都是两广人。营中一片寂静，半夜风雨大作，波涛声充满耳边。郭帅正从新城乘着风浪赶来。第二天留下饮酒，直到傍晚才告别。夜里三更，潮水上涨，船忽然升高数丈，水声激荡作响。永美呼喊我起身登岸。岸的北面曲折延伸，隔着阻碍，只能看见东南方半片海面，月色微微明亮。于是我们排列坐下饮酒、弹琴，潮水平稳后才回来。连日虽然风雨不断，海中的船帆仍交错往来；沙滩上有人装载芦苇从西面来，接连不断。刘家河的船都逆风张帆，南北斜行，像织布一样交错。撑船人说：“海上航行依靠风浪，只怕没有风，不怕风大。”我和张德方、陆希皋同日从昆山出发，永美的儿子一夔、我的儿子福孙随行到登州。陆希皋没有同行。刘大伦、杨正学乘沙船来到；杨百户就是那个在海上弹琴的人。李旌尚未成年，几个人都一同前往。总共七天，始终没有见到月亮，也没有到达大海深处便返回了。《震川别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震川别集》卷七 明代归有光撰写 小简 致沈敬甫【以下六首解释经义】孔子说：“用心操持它，它就存在；放弃它，它就消亡；它的出入没有固定时刻，没有人知道它的归宿。”这就是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思。朱子解释说：“心的神明不可测度。”这并不只是说“心的神明不可测度”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人的心与天地上下同流，贫贱和忧患都不能牵累它。应当知道，圣人在烈风雷雨中也不迷失方向，被囚禁在羑里时，这颗心已经运行在六十四卦之上了。即使仰面对着苍天号哭，也仍有安卧在床上弹琴的时候。“公孙硕肤，赤舄几几”，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求学的人应当知道，我们的心也可以如此，并不只是尧、舜、周公、孔子的心才如此。来信的内容不能一一答复，只应当依此存养自己的心，这样便会觉得天地空旷辽阔，生死随着大运运行，再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烦扰了。“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却不能使他们懂得其中的道理”，应当把“由”理解为日常实行，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这句话是在说大道不能实行。百姓很少能够长久如此。孔子大概曾多次为此叹息。子张后来所达到的境界很高，从《论语》所载的十九篇言论中可以考察出来。他早年致力于外在事功、显得堂堂正正，那只是初年的事情。你所怀疑的地方我最终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礼乐只是以和谐为根本，但具体用途各不相同。射礼是为了防御而设置的。司徒所掌的六艺，如驾车、书写、算术，也都是学习来供世俗实际使用的。男子出生时在门左悬弧的含义，却不是说它没有用处，而是白白学习这种空洞的礼文来观察人的德行。这些地方必须考察先王制定礼制的根本，不应只在枝末的言语上寻求解释。“以和为贵”，有子只是针对眼前实行礼仪的人作浅近的说明，并不是在谈礼的根本源头。苏秦二人的文章我曾读过，只是现在忘了，等以后再找来仔细考察。致王子敬 “立”的字是羑若，“执礼”的字是子履。马融、郑玄一类人把“羑”解释为道路，意思是君子想要有所建树，就要顺着正道而行。“礼”就是实践；行动没有不合乎礼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执礼”。承蒙二位询问改字的事情，我就依据字义作了回答。古人取字，是为了表示对本名的尊重。孔门弟子中如颜回、渊、端木赐、子贡、仲由、子路、宰予、子我等称呼，本来都没有什么深意；后世解释姓名字号的意义，却越来越夸张了。致王子敬【以下四首解释名物和称谓】我曾记得年轻时见过一本书，说《月令》中的王瓜就是瓜；所谓“王”，就是今天的黄瓜。这样看来，郑玄注释中所说的“萆挈”，未必就是王瓜的幼苗，或许只是适合《月令》所说的时令，而《夏小正》记载五月有瓜，恐怕就是这种瓜，其他瓜在五月还不能食用。近来偶然看见《九江志》和《建昌志》都说王瓜因为最早成熟，所以被称为瓜中之王，但也不知道它们依据的是什么。读柳宗元《海石榴》诗时，我怀疑它写的就是今天的千叶石榴；如今志书也这样说，才知道孺允也缺少详细考证。志书固然有附会之处，但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高生近日来索取这本书，想必有所疑问，请再替我寻找查检。月令所说“王瓜生”，应当直接断定就是今天的黄瓜；“萆挈”不是。况且把王萯和王瓜相提并论，有什么关系呢？注疏又怀疑二者是同一种东西。古书中一定还有分别说明的地方，若有发现，暂且缺着，等日后再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五月〕 致沈敬甫 昨天从郡城回来，冒着风，身体不太舒服。你的文章等我有空再看。“兽丘”就是虎丘，唐代避讳时也称作武丘。古代六卿的长官称“大”，也是因为另有少卿，所以用来区别。后来如“大将军”，也是官职制度所规定的名称。“大银台”不知道出自哪里，这是近来的坏俗，不可仿效。致沈敬甫【以下四首评论古书】《史记》请把烦琐的界画删改后送来。褚先生的文章风格很不相同。现在另作一篇附在书后；《景武纪》等篇仍然保存在原书中的，还有别的说法。《庄子》这部书，自从郭象以后，就没有人深入研究。近来想略微看看这部书，敬甫如果有空，可以和我一起看，好好商量。先前谈到高愍女碑，你可以说是真正懂得文章的人。班孟坚说：“太史公的文章质朴而不鄙俗，别人也容易看懂。”柳子厚称赞司马迁文章的“峻”，“峻”这个字却不容易理解。近来我写了《陶节妇传》，懋俭很聪明，也可以拿来一起看。致王子敬 《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以及奉还的子长文章，都是大手笔，多处用黄圈标识了，请你看过后仍送回来。赵御史果然有停止征收的榜文，糊涂人得到这种东西，实在没有意思。致王子敬【以下十二首评论时文】沙贼溃败逃走的消息，我刚刚听说。不过有见识的人早已预知会有今天。朱卷留下自己送还，现在不再给别人看了。只是顾处的卷子还很多，却不肯拿出来。这也像人的鼻涕唾沫一样，有人会顾惜自己的鼻涕唾沫吗？捡拾别人的鼻涕唾沫，整天嗅它的臭味，更是可笑可怪。致沈敬甫 考试的事情现在还不知道结果怎样，所以也不能在丝毫之间有所帮助。雨一直不停，句曲山的道路泥泞污浊，实在令人担忧。敬甫接连来信，却很没有振作的气势。科举考试自古以来都带有偶然性，必定不是有能够穿杨贯虱那样的技艺。他不同于年轻人，只看这次彼此相爱惜，姑且劝他去参加。子元失去了妹妹，又被追捕之事牵累，家产空尽；若不是依附骥尾，便不能日行千里。有什么好想法，须到临近时派人通知我。世事实在难以预料，劝你前去固然困难，但也不能不去一次。七篇文章片刻之间就能写成，只是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如果命运眷顾，必定不会显出短处；否则整年低头忙于占卜文章，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必去问江东之神，我这个鄙人就是答案。明明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却把排比句和俗语放在前面，于是触犯了别人。好比眉目生得漂亮，却又长了些疮疤，实在可恶。文章又不是没有根源，胸中本来全都有，不需要刻意安排；只是放纵而不加防范，这就是不敬。如果说到经学，他确实是真正的举子。奴仆带去了一张小帖，事情非常匆忙，不能详尽说明。大意是说，敬甫的经学见解多有超越和领悟之处，只是文章还不能卓然达到古人的法度。这应当是因为读古代作品太少。《星槎集》请送来。近来很喜欢剪纸、染色做成的花，竟不知道树上还有天然生长的花。偶然看见一个庸俗之人评论文章，所以提到这件事。文章越写越好，愿你更加努力。这就是乘着禅机前进，不要再让外道胜过它，那就太好了，太好了！王司马说：“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一时之间必须发起来，这才好。” 文章的大意没有失误，只是措辞不够妥当罢了。然而真正令人厌恶的是庸俗的官吏、庸俗的老师、庸俗的题目，看见它们就让人不高兴。昨天那篇《文殊》写得不佳，想来是被外面那些羡慕腥膻、蚂蚁般聚集的人动摇了心意，反而使清明之气受到扰乱，不能自行发露出来。努力吧，像从前那样写，自然就会得到。文章已经和养吾的一起寄去了，大概敬甫能够看出其中的问题。三代以前的语言，只是因为不读后世文章，所以还没有流于通俗。求子的文章，像璞玉中的玉、沙中的金，这正是市井之人所以甩手不顾的东西。致徐道潜【以下三十六首都评论自己所写的文章】

译《韩集》是叶七沉滞所作，早晚应当催促他送来。前编在馆中，学生们都病了很久，我一直没有去，等去了才能奉上。这部书考订校勘非常精密，解释义理比蔡传也远胜其上，读书人实在不可不看。《易图论》中有些地方可以商量订正，请把原稿一并发来。先前我谈论河图、洛书，把它给吴纯甫看，纯甫说应当留待后世的子云来评定。这篇文章的大意与他的说法互相表里，只是和晦翁的主张实在相抵触；《启蒙》中所谓“依据河图、洛书作为作《易》的根本源头”，被我一概推翻，因此为此喋喋争论，得罪世人，实在可叹。或者程子和康节曾经讨论过这些问题，而他们解释《易》时却完全不用它们，也一定有他们的见解。致王子敬三首 《弘玄先生赞》读过后请立即送回来。我亲自得到他的言语，所以详细记述他一生的行迹；没有涉及天下大事，也没有把当世奇功伟烈写进去，因而更加令人叹息。“吠奢贾人”“出家者”“哑羊僧伽”以及“最无智慧”，都是那本书中的话。腰痛发作，十分痛苦。原来还有望洋之约，恐怕没有缘分了。《思曾墓表》描写得接近真实，不知以活人的眼光看，觉得怎么样？附上《清梦轩诗》，请一并阅看。这诗本来就迂拙，而且又迂拙；“清梦轩”这个名字也很迂拙。致沈敬甫十八首 两篇《礼论》，只是略略辨析注家错误罢了，并没有什么重大发明。再替我仔细校勘，看看是否正确。奉上文章一篇，这篇考核辨析得很详细。前一封信是专为讨伐贼寇而写的，俗人一定会拿来相互讥笑，请你知道后把它彻底毁掉。这些日子用心极苦，所以想让敬甫知道。关于《葡萄酒诗》，前后偶然写得不同，都可以采用。元代设置葡萄户，见于《元史》的占法，我曾经见过，不经意间却忘记了，后来又想起来。张驾部的墓志已经找到了，文章深厚纯正、典雅刚健，很像司马子长；崔瑗、蔡邕也不值得多说。请你试着吟诵这句话，看看是否恰当。墓铭再请给我一本。昨天听孺允说：“外面的人看见书中的詈骂，说事情被大大诋毁，却不知道我们县里为什么有这么多刘向、扬子云。”另外，先前送去的《鲍令序》把京师称为“行在所”，这是子长、孟坚书中的说法，颜师古和小司马也有注释，解释得很明白；可是县里的人只知道皇帝巡狩时才叫“行在”，还因此加以诋毁。这实在不值得争辩，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墓志并没有错误，用来安慰孝子的心。《石老墓表》。敬甫想必已经看到了，只是文章很难写。每写出一篇文章，人们便各有不同的议论，只有我们同道的两三个人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世上没有韩愈、欧阳修这样的两位先生，我还能从哪里说起呢？屋舍中蓬蒿满眼，使人悲伤得无法回去。毛氏的文章想必已经看过了；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忽然明白自己已经脱去了几百年来排比铺陈的习惯。从前自己也没有察觉，更何况希望别人知道呢？为此不禁咧嘴一笑。我在甫里被风阻住，不能进城，直接返回安亭。世事没有什么可说的，暂且投宿永怀寺避过这一年。等到灯火前后就可以进城了。你看过《顾恭人寿文》吗？敬甫请拿来品评一下，不知道和曾子固的文章相比怎样？一笑。又奉上《水利论》后篇以及《禹贡》三江图的叙说。我自认为有些地方是前人没有涉及的；非常规的见解，常人会感到害怕。如今人们看见这些话，一定会惊讶。如果吴中再过两三年发生大水，那么我的话或许也会有人实行。近来编纂水利书，比以前略有增益，但还没有完成，来不及寄去。书中有图有说明，大体不过是论中的意思。荆坡二位老先生见到后，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经书中所说的中江、北江，虽然晦翁有详细辨析，但亨齐所说的其实是孔安国、程大昌的说法。中江、北江流入大海的地方，到哪里去寻找呢？只有郭景纯所说的三江最为清楚。张、陆二篇文章，不加议论，却自有意趣，不要轻率地看待。你的文章没有什么可修改的，只是不要给别人看，恐怕会被不知情的人责骂，也会把其中的天机过分泄露出来。儿子在我的旧箱子里找了半天，找到三篇文章，送来请你看看。写张贞女狱事的文章，应当附在《死事》之后。只是它伤于直露，不便给眼前的人看，先秘密保存，等以后再刊行也可以。这篇文章颇有关系。昨天看了你的来信，非常高兴。考场文章两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不知道和介甫、子固相比怎么样。平日互相砥砺，能够从含蓄的言辞中看出真正懂文章的意见吗？子遇接连来求两篇文章，送来的都是俗文。写俗文，也是一种命运。《惠政记》稿，恐怕让人无法辨认。按法理应当刻石立碑，只是没有热心的人。况且徐君也不是求取官职，谁肯替他做呢？昨天的文章暂且留下看看。《水利录》请寄来。庚戌年那一卷拖延已久，使人不能忘怀，也请一并送还。昨天那篇文字是因为厌恶那个人，所以没有答复；可以随意替我删改增益后给他。这样的事情没有传到耳边，也是福气。刚一见面便像有泥团挡在眼前，极其损害道心。岳父的志文请送给子敬看过，务必告诉他早些送来，不要给别人看。《史记》的谥法，也是后人附会的。抄录的文章装裱必须用新纸才好，不可让太多人传阅玩赏，也不可收入袖中，简直像经过百次传抄的经书一样。把《野鹤壁记》接在《玉女》之后就可以。阿郎的笔迹务必郑重包裹后送还。我的文章哪里能够比得上古人？只是如今世人都把雕琢句子当作工夫，自称想追摹秦汉文章，实际上不过是剽窃齐梁文章的余绪，而天下人却一同尊奉，渐渐形成风气，实在令人悲叹。至于区区里巷中的童子，勉强装作懂文章的样子，这实在有什么值得辨析的呢？致马子问 白居易为元稹写墓志，谢礼六七万；皇甫湜为福光寺写碑文，三千字，裴晋公每字给他三匹缣，他还大怒，认为太少。如今我为甫里马东围作传，难道可以换来一盘菱角吗？一笑。致王子敬 《水利书》的采集很有意义，研究水利的著作没有比它更详细的了，除此以外的都只是抄袭之说。呈送的稿子曾经有抄本吗？明天想寄给伯鲁。这已经像雨后的泥土一样了，只是不能听从伯鲁的意思。东坡的《易书》二传，我在家中曾向魏八求取，他不肯给。这个人很庸俗，我厌恶向他乞求书籍；但又因为害怕他做科道官，不敢把事情藏起来。若有奇异的书，万望寄给我。《水利录》已经刻板印刷，奉上送去。近来听说四部，似乎我郡很想兴修水利，动不动就说白茆，实在可叹。在位的人难道没有武安君、鄃邑之类的私心吗？一时兴起便刻印，后来又后悔。对世人有什么用呢？只应当让后世的人思考我的话。郑云洲到来，又收到你的信，承蒙你挂念，并且谈到修史之事。本朝二百年来没有成书的国史，如今诸位执笔修史的人多如树林；我不过是充数掌管掌故罢了，不敢参与其中。太仆寺志只用一个月便写成，也没有人替它草创编纂；讨论雅俗，粗疏之处很多，其中反复表达用意，自认为得到司马迁的家法，这些只能和真正懂得的人说。致徐子检

译昨天把《节妇传》送去。陶氏、李习之自认为不在班孟坚、伯阳之下。若能请郡中善于书写的人把它刻入石中，摹拓一百本送给连城，使天下人知道有这样奇异的节操，也知道有这样一篇文章。致陆武康 右边这篇《先孺人铭》，谨此撰写。上公家所说的班郢之门，不敢承受这样重大的委托。况且我平生不能写八代之间那种古文，也不是当时所喜好的文体。想到我曾因文章受到贞山先生的称许，所以才敢厚着脸皮写它。《与沈敬甫九首》病得实在厉害，一天忽然自己起身，这可以知道世间的医生和巫师都是妄言了吗？诗二首，寄给敬甫、子敬。题写患疟病时巫师说鬼来求食 疟疾流行十多天，太绎烦乱凝滞，冰与火一同煎熬。奴星正在办事，驱逐穷鬼，哪里还有剩余的羹汤给你们这些鬼呢？题写患疟病时医生说像疟疾而不是疟疾 像疟疾又不是疟疾，这话多么迂阔啊！医理错误，鬼在呼啸。我能战胜它，自然会痊愈。是大禹吗？是卢医吗？还是始终如此呢？因为缺少粮食，经过这里有房屋出租，可以靠它维持饮食；又因为家奴侵盗，已经没有什么了。然而留下来，只不过是懒惰罢了。春闱的文章，读了以后我实在自认为无愧，只是白白被市井中轻浮浅薄的人讥笑，因此不肯出门。十七日，阿三送来包裹和文章，想必已经送到试卷那里了，可以到五弟处看它。我曾抄写过两本，后来又散失了，懒得再抄。孟敏的瓦甑掉落却不回头顾看，卞和的玉被砍去双足却还哭泣，这两种做法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承蒙你来信说到亨斋等事，不觉自己也高兴起来。我并不是喜欢别人称赞，只是世上真正了解我的人很少。张烈女的文章四首，送到安亭观看。近来确有这件事。图谋利益的人很想扰乱她的案件，现在幸而已经洗清了。这里的旱灾荒情非常严重，家人劳苦不堪，吃饭也很艰难；因此我在京城稍作停留，随后就要回去。砖块已经寄还，只可惜没有六头驴把它们载进京城罢了。《益舟志》可以抄出来，在船中无事时观看；偶然想到这篇文章，觉得其中确有意味，不能草草看过。《水利论》具备前人的论述，只是我特意作了疏理剔发。希望主持政事的人实行其中的主张，以惠及东南百姓，并不是存有牛鼎那样的野心。送行的文章，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写就可以了。如果拿册页强迫别人写，就俗气了。施君所索要的文章，昨天想从养吾那里取来；转念一想，我们这些人的作品，一旦拿出来，必定要用来驳破俗人的议论，不能苟且应付，姑且等到明年再给他。今天恐怕写得太草率了。《与王子敬四首》【以下十五首都是哀悼之语】儿子的圹志附上两篇，其中一篇是与子钦去年命我读《骚》的事，正是这个时候；又因时序相感，悲痛得不忍说，这也是至深的感情，曾被人讥笑，难道那些人都没有人心吗？请不要拿给别人看。孺允多次来索取助酒兴的文字，只是歌唱和哭泣不能在同一天同一时刻进行；有人来通问，我写一两句话答复，却总是颠倒错乱，不能成字。但想到您的恳切情意，趁我还没有东归，一定要当面谈谈；按照您想说的话，把它编次写下来，可以吗？不知道诸位什么时候出发，像这样的风景，更难以久留了。那些微小的得失，我早已置之度外，只是这次回来见不到往日的人了。唐人有诗说：“海内无家何处归”，这实在是极其悲痛啊。庚戌年秋天，我的妻子想学习《毛诗》，来问我其中的大义，于是我为她写了《文王之什》。后来因儿女患病，便把书卷搁置了。昨天在书箱中重新找到它，感到极其悲痛。其义理有许多地方与前人不同，送去请您看一看。稍有空闲，我应当继续完成这件事。《与沈敬甫七首》这两首诗其实只是哭泣，算不上诗。昨天见许多朋友都想替我排解忧闷，父子之情已经结束了，只有这双眼泪是为我的儿子而流的。难道还要强行禁止自己哭吗？安亭的情景更加悲痛，想到儿子在枉死城中。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刚刚使旧病复发，现在又发作了。您索要的文字，附在《尚书序》中，也请抄录寄给您，希望能使病中的人稍稍宽慰。应当用这些来自我排解，然而恐怕仍然不能排解。痛苦啊，痛苦啊！头发原来只有两三根白的，照镜子一看，十二月间忽然像增加了十年年纪。人不是木石，怎么办，怎么办？寄去亭记，想要谋求刻石，不知怎样才能办成？请五弟观看。世上的君子，如果用曾子责备子夏的道理来责备我，那么我确实有罪了。痛苦到了极点，死去的人已经有好几个了。我的妻子贤德，即使史传中也没有这样的，绝不是沉溺迷惑。寄去僧人的疏文，我写了两句，大概取《天问》《楚些》的意思，偶然在这里抒发出来。前后共有六首，另有偈一首，还有答复别人的短札，连同书信一道寄去。敬甫请到五弟处观看，也就知道我的悲痛了。自从去年以来眼泪很多，不能多看书。义理和思绪都是新的，人也不再是从前的人，实在恍恍惚惚罢了。圹志说：子建说，这也仿佛只是千古以来的哭声，从来没有不同，何况前世还有屈原、贾生呢？不过是借此发泄我的愤懑罢了。钦甫说：这似乎又比高人更高出一筹。沧浪生带着阿郎的画像来，我大哭一场，几乎气绝。这一生的精神本想用来经营天下，没想到竟被这个孩子消磨殆尽，怎么办呢？孔子西行狩猎得到麒麟，反过衣袖擦脸，说“我的道穷尽了”，您能理解我吗？世人真把我当成疯子了。《世美堂记》可以向知己说。人本来就有面对面却互不相知的，我的亡妻幸而遇到了我。文章写完，与儿子一起呜咽哭泣。《与王子敬二首》秋天天高气爽，明月明亮。我整夜不能入睡，只有哭泣而已。从前写了几首疏文和偈子，只寄给孺允；现在寄去一卷。从前在万峰山中读大藏经，相信其中的道理就是如此，并不是疯狂迷惑。先前承蒙您经过这里，遇到虎狼般的惊扰，感念您的深情，实在不能忘记。画像赞一首，奉上寄去。近来每天读礼书，想依照先王的制度来安排死者的后事，却总是赶不上子建等人，他们动辄高唱浮泛的议论，常引用王夷甫扰乱天下的话，实在可恶。《与沈敬甫二首》没有见面，忽然已经过了一个多月，节候顿时变了，悲伤也日益增加。凉风吹来，尽都化作眼泪。令爱还没有来得及烧纸钱，我心中很是歉疚。野鸭的腿短、仙鹤的腿长，悲哀却是相同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每日都很苦，一天比一天思念深如大海，全部变成了苦水，怎么办？怎么办？承蒙您寄来祭奠之物，我不敢推辞。敬甫虽有哀痛，也不能与我相比。两篇疏文寄去，我今天已经在世尊面前低头了。另有答复别人的几幅小帖，可以向五弟索取观看。《与余同麓太史》【以下都是长兴的事情，自己明白】

译年末有人从北方回来，详细说到阁下始终成全我的大德，以及两次承蒙您亲笔写信，我铭记在心，感激不尽。二月本应派人去接受诰命，来回顾望之间，又不觉拖延过了春天，如今才获准出发，恭请您指示我的生死前途，使我得以沐浴您的光荣，也为您增光。三月二十日离家，五月十日才到邢。恰好监郡者在郡中，又因为官舍长久无人居住，而且比其他同僚的住所更狭窄，只能编苇聚土做成书斋；估计俸钱刚好可以供自己生活，却不能供有余力养活随行的家人，而各种物价都很高。幸而来时借贷购入大米三十多石，足够维持半年了。按照旧例，马政由郡里以巡视查验为名办理，奸利由此产生；如今只专门交给县里，既有县令亲自到场办理，又没有郡里的扰乱，很是便利。从此完全不与吏民交涉，日日闭门，也没有士大夫往来，勉强能够自安。但议论的人都想替有光选择官职，得到清闲的差使，认为这样才合乎他的才能，却不知道有光的苦处正在于触犯忤逆奸豪；他们积下的怨毒和毁谤已经传入掌权者那里，根基深厚，所以满朝的公论也胜不过一两个人的言语。如今这个官职，如果按资历授予，还会比这里更低，真去守关打更也可以安心；只是若认为我适合被安置在这种不肖之人不屑登记的地方，我就不能甘心了。承蒙您知我深切、援助恳切，我感激至极，更无法用言语来道谢，只能把一点隐情述说出来，恭请您明察。临写此信，惶恐之至。再写给余太史 六月中有人回来，得知您的身体渐渐平复，实在欢喜；又捧读您的书信，感受到其中恳切的情意，我怎能不铭记感激？有光在世上最被称为困顿憔悴之人，明公一旦振拔提携我，至今海内都在赞叹仰望。您只是因为守职爱民，不顾虑会招致怨恨。我私下希望明公能在事情开始时振拔我，也一定能在最后成全我。所谓成全，并不是敢求升迁去同那些喋喋争逐的人争一时的荣宠，只求使我不至于失去应有的位置罢了。先前瞿少宰写信给李相，也只是因为平日相互怜惜，并非有光有所求；只是言辞没有完全表达他的意思，也因为有明公代我说明罢了。先人的诰命，估计此时已经用玺，想派家人去取，却连一步也无法亲自前往。恰好有马吏前往太仆寺，谨把这份诰命托付给他，立即让来人携带赐给您。幸甚，幸甚！希望您尽情领略林壑之美，在玉堂清闲之时可以借此赏玩。《与吴刑部梁》从前在白下，幸而有机会同登仕途，承蒙您格外怜爱。回想起来忽然已经三十多年了，而您与我的交情却日久弥笃。自从我初次寄食京城，您便防止我陷于匮乏。前些时候谗人肆意诬陷，您又为我洗雪冤枉。您的至情恳恳、卓然高谊，即使古来被世人称道的，也不过一两个人罢了。如果只说感激得不能自胜来道谢，反而不是对待您的方式。如今到邢已经半月，屋舍空落，没有任何器具，和妻子儿女相对，几乎无法生活。只有自己带着一千卷书，早晚吟诵，足以消磨日月。前些时候在家，每天听说吴兴的事情，十分奇怪。幸而那里的大官持守公正，没有让他们任意中伤。算来我很快就要动身了。乙丑年同年中的诸位，如陆杭州、谢武进，都受到重重弹劾，不久便无事了。李夷陵刚由州官升为佐郡，又得以进入内署。朝廷的公道本来没有一定的意向，唯独对我一人还没有显出豁然，足见子兰的谗毁很深。我这次来，实在是凭借御史大夫、少宗伯的知遇；如今他们忽然重新产生疑惧，我还没有弄清缘由，仰赖您告诉我，我就自行弹劾离职。自从选派援助越地以来，我便不敢给朝廷显贵写信。只是去年冬天想引退，于是向诸公亲自说明自己的私情，并请求应得的诰命。现在派人到余太史那里，接受诰命，略表我的一点心意，恭请您体谅察看。《与周子和大参》住在京师时，每天赶着上朝。退朝后进入内阁，宰相出来，我也跟着出来，却完全没有一件事。修史时，职守只是掌管那一部分，实际都是治厨的人，我不过像尸祝一样。制诰都有旧式，只有赠诰偶尔由我撰写。对于世间的荣辱得失，完全不放在心上，说这可以避世，并不算错。诸公怜惜我，说还有别处可以安排，我自己对此却毫无希望。每天在金铺玉砌之间行走，一点也不觉得劳累。本来想立即回去，只是平生刚强，不肯被乡里的小儿用虚假的弓弦吓退。承蒙茶陵公知我，今天改谥为文毅，恰好由弟弟起草诔制，十分高兴。幸而公子也在中书省，每天和同列相连相处，真能看见门生已经老得须发皆白。内江公尤其笃守师门之义，每次同我谈论，张公有时甚至流下眼泪。内江推荐提拔人才，和茶陵公一样，只是每每遗憾意见不能实行。新郑一向替我兄长抱不平，弟弟去年去信也提到了这件事。如今掌权者似乎只知沿途守旧，实在无法理解。又 江都做宰相的时候，比闭门读书时更加辛苦；黄童白叟在田野歌咏，朱衣紫绶却在朝廷构陷谗言。没有得到河阳那样的褒奖，反而受到相州式的谴责。如今归田的打算已经决定，等候接替者一到就动身，不久便能奉侍您，恐怕要劳您挂念，先写信告知。《与曾省吾参政》张虚老出行时附带的记录，不知是否送达？我不是敢凭借旧日交情，求您在我身上有所遮掩防护。在县任职，比古人当然不如，但比今天的人也应当强得多。为什么到了越中却仿佛无人知晓，实在令人痛恨。您巡行省境所在，应当询问百姓疾苦。如果那里有一两个鳏寡百姓能够亲自陈述，那么事情就清楚了。我并不是贪恋爵禄的人，但名声也不能不爱惜。放纵奸人豪强，并不是民众的本意；好人所厌恶、坏人所喜爱的，也不是真正的是非。察访民情，究明是非的实际情形，是您的职责，因此不得不冒昧告知。恭请不要责怪，幸甚。《与曹按察》匆匆告别，又过了半年。您受到朝廷士大夫的推重，被认为是当世名流。如今暂时屈身做西湖的主人，内召应当不会太久。鄙人过去在吴兴做官，虽然局促于百里之地，但志在使百姓生活，与俗人的好恶相违。调离以后，他们极力倾覆陷害我。如今幸而公道昭明，诸位老先生看清了真相，只是越中从前那些随声附和、喧嚣的人，似乎仍有一层障蔽。仆随缘来到这里，做官的心情很淡薄；然而大丈夫也不肯默默忍受别人的污蔑。您总领外台，主持公议，如果不明白告知，恐怕会被左右那些随俗附和之徒蒙蔽，这不是我用来侍奉您的方式。君子相信盗贼会作乱，所以采用强暴的言辞；孔子甘愿承受混乱，所以采用渐进的方法。反复读您所说的《患诗解》，深为叹息。同年沈秋官出行时附上问候的状纸，谨此陈述心意，不能一一详述。

译《与慎御史》有光冒昧任职于贵郡，而山城偏僻，每天只办理文书、束脩等事务，声名不能传到境外。唯独您还记得平生，多次赐信问候；我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近来得到调任，仓促之间又不能前往告别，实在遗憾。当时我在贵郡，距离您很近，却可以相见而没有相见；如今离开那里，即使想见也不可得了。县里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您的姻亲在那里，一定能略为转告。听说郡中设置的案件非常奇异，行善的人都害怕了。有人说随夷混杂而盗跖反被当作廉洁，古代贤人这样说过，如今竟真的见到了。东坡先生替孔北海作赞说：“假使曹操要害孔公时，鲁国有一个男子出来争辩，孔公或许就不会死。”您是乡邦的重望，不只是故人的私情，从天下公义来说，也能发愤直言吗？博士学官是至为闲冷的职位，稍微写文章涉及此事，就会被诬陷玷污，尤其令人叹息惊讶。此次来信特意请求您写信，为西道解释此事，幸勿吝惜。《与冯某》从前在都水任职时，承蒙您垂念。相隔五年，没有一天不思念您。在邢中得到邸报，知道您奉命前往浙行省。您的旌旗沿西山而来，本想远望您的车帷，最终却没有机会。行省分司在吴兴，而我从前任雉城令，正是您的属官。当时不过是与人像空船一样偶然相撞，最终却结下了怨恨。如今您高飞远行，而捕捉人的弓箭却布置得很严密。韩颍川拘系萧长倩，萧长倩、马季长又互相附会，李子坚的案件，哪一桩不能办成？连汉代这些良吏儒者尚且忍心这样做，何况气味不同、阴险狠毒已成性的人呢？我一向蒙受您的知遇，如果不告诉您，恐怕青蝇般的谗言还未得到察觉，反而是我辜负了您。有关文字颇为详细，附上，并请转呈五岳大理。恭望您明察谅解。《与徐子与》想派人问候您已经好几次了，只是难以派人，因此耽搁至今。竟承蒙您赐信并送来许多礼物，感激惭愧，感激惭愧。张某离开后，我总共附送了三封信。因为那里的陷阱可怕，不能承受捕风捉影的疑虑，出行的计划几乎中止。承蒙您的教诲，我立即又改变主意，毅然前往。王大夫回信说：“美玉没有剖开，应当有人泣血来为它证明。”我虽惭愧不能当此言，然而京师士大夫之所以相信我，实在依赖您平日的旧交和推举；一旦向北出发，便没有后顾之忧，更要依靠您的力量。附上薄礼，表示束脩之敬，仓促写成，望您宽恕。《与俞仲蔚》先前告别时，仓促之间不能把话说完。到了京口，曾写了一篇文字，详细说明情况，派人送给凤洲行省了。湖守怀有极大的恶意，很像韩延寿拘持萧长倩的做法。我的仕途兴味已经完全消失，勉强来到这里，稍有不安，便想上疏辞职离去。然而不能不寄望当世贤者，希望他们对善人共同清白，对恶人共同贬斥。吴兴如有方便的消息，须请您再替我过问。《与张虚冈》十月中旬，我派人上奏请求解除职务，吏部压下不肯上报。各位相知都写信劝勉，说我这样做有轻视淮阳的嫌疑，因此又应当暂且任职；但这实在不是我的心愿，最终还是要辞去。先前在省中，见到学道时他也一向与我相知，对我很有礼遇；说到诸生请求留任的事，他欣然置之不问。后来听了谗说，又极力加害诸生。宋代太学生，如今议论者多责怪他们；但留李纲、救董槐，难道也可以责怪吗？杀陈东、放逐陈宜中，那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您在同僚朋友之间，一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千万不要让我对那里的士民感到惭愧。仗着旧日相知，冒昧絮叨，幸望宽恕。《与周兴叔》先前派人赴京请求解除官职，诸公来信都劝勉我，认为如果不去，就无法堵住进谗邪者的嘴。想到海内仍有怜惜我的人，便又勉强北行。然而长林丰草才是我的本性，料想终究不能长久被束缚。吴兴的事情传来，近来气焰稍有沮丧，但毒害终究没有停止，还要依靠大人君子始终保护我。附上小文和微薄礼物，姑且表达送行的敬意。诸多不敢说感谢的话，是因为叔向没有看见祁奚的意思。请您鉴察体念。《与陈伯求》在县任职时，我从未给朝廷中的士大夫写信；即使您一向知道并爱护我，音信也几乎隔绝。如今一个月内两次写信，是因为有迫不得已的事情。已经上疏请求解除官职，只怕派去的人有时会往返耽搁。连同先人所得的恩命，也必须先行送达，希望您留意。嫉妒我的人，也足以因此快意了；然而他们的吠声仍未停止。当今也有一种清正的议论，只是那个人正受困厄时，没有人肯替他说话；等到后来渐渐辨明是非，那个人已经焦烂了。吴兴正设置案件拷掠无罪之人，罗织罪名为罪犯开脱，实在可怕。这对于我来说，不只是蚊虻叮咬皮肤而已，因此不得不对知己说起我的恐惧。《与于鲤》辛苦治理这个县，还希望在那里享受祭祀；我在贤人之中任职后，没想到离开以后竟有人像舞弄鳅鳣、号称狐狸那样胡作非为，实在可惊可怪，但也不值得过问。承蒙来信，仓促致谢，不能一一详述。《与吴刑部维京》昨天得以跟随诸位乡老，承受您的清正教诲。没想到您很快就得到超擢，我无计挽留，只能徒然惆怅仰慕罢了。鄙人在县里任职没有成效，却不敢轻视百姓。儿童妇女都知道的事情，即使诽谤怨骂纷纷而起，公论仍有十之八九。田野的歌谣，也应当流传在苕霅百里之间。去年冬天派人北行，请求解除官职；许多相知的老人都写信劝勉，姑且留下治理政事，可以说进退两难了。《与王礼部》昨天冒昧前往，不久又承蒙您屈驾来访，仓促之间没来得及说什么。百川孙先生是我过去的同学，也是相知。如今他主持吴兴司法，我从前治理县里的许多事情都与他有关，想请您写一封信，把我的一点意思转达给他。我已经辞职，不应当再有所挂念；只是那里使我心中非常冤屈，捕盗、平徭、减赋等几十件事，恐怕对奸巧之徒不利，他们会趁我离去而反其道而行，我因此不能对那里的百姓忘情。请您务必请孙先生留意；如果其中有错误，我也不敢固执己见，要求他为我辩护。平日我不敢欺凌独断，只是敬畏高明，因此招来的怨恨不少。古人所到之处都询问民间疾苦，而百姓的疾苦和是非最为真实；如今在位者只听信流言，小民的真实情形被压抑已经很久了。如果孙先生肯留意此事，我三年的辛苦也可以得到昭雪；但我不敢求别人知道，只求真正知情的人知道。书信不必另行答复，只请您方便时在左右谈及。仓促写成，幸望宽恕。《与孙百川》

译去年经过海虞时，我拜访王笠洲，便托他写信说明我的心意。笠洲也把曲周的事情托付给我。实在因为做县令，百般责任都集中在身上；即使曲周没有丝毫差错，也不能不害怕，只怕有人在我身后搜寻拾取过失。在县任职时，我不敢求尊丈私下庇护，只求您察看当地百姓的真实情形罢了。如果让尧去询问跖，那是不可以的。宋广平责备张燕公说：“名义极其重大，鬼神也难以欺骗。”这个责任在尊丈身上，我能有什么关系呢？太府公一向包容我，恰好听说有人进谗，也知道他的盛德必不会介意。然而我私下听到这些消息，实在不能安心，希望您在从容之间提到此事。朱进士回来，附上这封信。《与某通判》两年来承蒙您包容，从未有丝毫嫌隙。听说临行时有谗言，说我曾向军门递帖子。军门是大官，我只见过他一次，便写帖子讥讽上官，这会被认为是什么样的人呢？即使愚妄，也一定不会这样对军门。赵公在邢郡，我与他相处数月；如今他召回部中，希望他入郡时当面询问他。如果有这件事，赵公也不会隐瞒。诗说：“君子不惠不舒”，推究其意，是说君子对于进谗的人，应当追查谗言的来源，缓慢而审慎地究问。料想明台对于此事，也一定会置之不问，不与计较；但我的心情不肯昏暗蒙蔽地处在轻薄之中。《与徐子言》从前居住在偏僻的山城县，与世俗不相通，竟不知不觉离别多年，对您的怀念仰慕哪里说得尽。我常常奇怪，我们吴中治理县的人，坐在高位上自视太尊贵，以致与百姓隔绝；我很不赞同这种做法。因此做县令时，一概放松限制，即使儿童妇女，也都让他们到案前交谈。每天庭院中常有上千人，必定把事情全部审决遣散后才罢休，不设置门户阻拦来人的禁令。至于我所排斥攻击的，都是大奸；对待士大夫一定有礼，却也从不缺少真情。只是流俗所讥讽的，是说我不能驾驭吏员；实际上我并没有亏负百里之内的百姓。不幸触犯了某些人，致使凶恶之徒相互勾结，极力排挤陷害我。幸而当世士大夫中仍有怜惜我的人，只是勉强没有被贬谪流放；然而在同辈中已经不再相提并论了。去年因派人带先人的诰命，便同时上疏请求解除职务。南岷王公是旧日相知，压下奏疏不再上报，并写信劝勉我。然而犹豫不决，直到五月才到邢，心里已经后悔此行了。铜梁张公近来巡按天雄，说曾在江陵备道那里遇到您怜惜我的话，还说当时也没有料到我会来到这里。张公因此对我很有礼遇。相隔几千里，没有一封书信，而两位公却在江汉之间彼此谈到我，连咳嗽声都仿佛听得见，实在令人感叹。特意派人托子完寄上谢意，还不知道何时能够相见，仰望盼候之情实在难以胜任。《与冯樵谷》我在湖州时最为自负、最感得意的地方，不亚于两汉的循吏，这并非夸大的话，却仍被那些叫嚣的人不断诋毁。这关系到世道，我个人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在邢地没有一件事值得称道，做官隐居的心情已经使我觉察到仕途不能走下去了。河上的冰一融化，就打算南归。《与沈云泉秀才》朱秀才来，详细知道您的近况，使我感到安慰。过去在县里，见到士人百姓中有德行的，必定敬重并向他们询问，像您这样。只是我所敬重、所询问的人，从未有屏退别人私下交谈的。公家的门户也没有私心。在内署无事时，想起那里的一切都值得记忆；虽然关系疏远，但作为小民，已经十分恳切了。今天承蒙您还惦念我，我也借此自我考察，知道彼此没有忘记。《与朱生大观》您的弟弟跋涉数千里而来，我力量不足以振拔他，然而您的高尚义举已经震动京师了。鄙人的官资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平日在贵县，我不曾欺骗神明，也不曾欺骗百姓。如今见到贵县的人，确实没有惭愧之色。如果我辞官归来又住得相近，可以同一两个知己朋友时时来往吗？《与同年陈给事》离别已经很久了，国事委重，像您这样的从官，怎么能安居林下呢？我在县里十分辛苦，却没有人知道，而倾陷诬害却有种种。平生虽然把毁誉置之度外，却不能没有愤懑。希望您有时召来田野中无处申诉的人询问情况，那一定会有十分之五是公论。我的名誉没有显扬，是朋友的过错；您难道可以坐视不管，不在其中辨明黑白吗？这不是为了我这个不肖之人，也是为了那个地方的百姓。此后恐怕再没有人肯诚心为百姓做事了。朱文学来详细问候起居，附此向您问候。《与王子敬》袁吏部来，却没有带来您的音问，实在失望。吴兴的事情，近来得到消息，知道乡人的态度很不好。我每次同道亨谈起，都说辛苦两年多，专门替那里的人尽力保全我；其实我自认为无愧于古人，没想到竟然受到这样的违逆。道亨也因从邻境完全了解此事，深深叹息。如今对人说起来，好像真的背着污泥而求别人来洗刷自己；古人曾有因做官而被人罗织、以此为忧的人，龟山先生说：“只是看您自己做得怎样罢了。”如果自己所做的都合乎道理，即使无愧而仍不能免祸，那是命运；不把道理当作可以凭依的东西，只怕自己不能免祸，那就既没有义，也没有命了。我来到这里也只是偶然，早已不再谋划仕途；等到冬末进京，便自行弹劾请求免职归去。又 范司成出发以后，我才接受内阁的任命；附信中没有来得及提及，如今耽搁之间不觉又过了三个月，每天都没有想归去。北来的人都说乡里的少年更加聚集结党，一群不逞之徒极力互相倾轧；屏麓也颇知道其中的意思，只是不轻易说出，如果从容地询问他，他一定不会隐瞒。我之所以不离开，并不是能够作冲天千仞之翔，只是不肯被虚张声势的弓弦吓退罢了。《与周孺允二首》【以下多叙述仕宦情况】刚到长城，不久便有书信寄来，感谢诸公都来教诲，唯独您没有答复。难道是心中有所不足，还是送信的人不能等候？县里号称难治，我想用曹平阳、卓子康的办法治理，俗人都讥笑。然而人像久病一样，多服人参茯苓，元气也可以渐渐恢复；附子、大黄终究不敢使用。陈谦甫还能详细说明这里的事情，并请他当面问候，不能一一详述。到了县里，不能致以一声问候，可以知道吏俗如何了。太湖距离县治二十里，我却一次也没有游览。先前到临安时，曾和子实约定游西湖，子实最终没有来；又接连下了几天雨，只能命人抬轿到城外，绕城看了一遍而已。世俗哪里能承受呢？做官不能摆出威势，别人就认为我无能，许多人来指教我。老人难道还肯接受别人的指教吗？不过是任性罢了。太夫人起居万福，托来人草草问候，并附上少许山茶。您并不缺这些，只是借此表达远方的心意。《与唐同年》【名爱】彼此离隔，已经几度寒暑，思念之情哪里说得尽？五月到了邢，不知不觉已经迫近冬天。近在咫尺的魏阙，与湘楚没有区别。哪里只是像扬子云那样寂寞罢了。《与钟上舍》

译承蒙您不忘旧日交情，也很感谢昨晚所说的话，尤其感谢您惦念我。不过，若像对待山峰那样同我结为布衣之交，也是可以的。时行时止，应当顺应所遇，不敢因为颠沛困顿而失去原来的操守。推荐人才本来就是在位者的责任；等到要靠我自己去求推荐，那这个人也就不值得看重了。凭什么把被他推荐当作荣耀？有重要官职，千万不要牵连到我。鄙人的姓名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成为累赘。《与龚子良》承蒙您赠言，仓促之间又遭遇儿媳丧事，不能前往拜谢。文章虽然不是我本来应当写的，却全是实录。若不是相知，怎么能如此相信我？天下士大夫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不必说三代之说，连两汉的循吏也已经受到讥笑了。百姓有什么罪过，竟遭受这样的不幸？家人从京口回来，附此致谢。《与傅体元》承蒙您到舍中送我，又有赠送扇金的厚意。恶俗之人一向不相信别人，只有徐龙湾来信说：“哪里有五月里披着皮裘，还能在道路上拾到遗失金钱的人呢？”徐君不是当面誉扬别人的人；正因为人情彼此不猜疑，所以我没有推辞您送来的礼物。京口回来的人附带致谢。《与王子敬六首》南归时与您的旌旗错过，仅仅相隔十天，遗憾没有见上一面。我在二月十二日赴任，这个山乡长久没有得到宽缓，告讦成风，监狱常常满员，办理文书直到夜里也不能休息，实在很违背我的本性。所幸士民相信我一片诚心，儿童妇女都知道敬仰爱慕，我深感惭愧，只是没有办法使他们不失望。每次审理案件，都以诚心求取实情，自己觉得心境豁然清明。做官与求学确实不是两回事。这样不断实行而不懈怠，就知道古人并不是难以做到的。您所说的杨君等事，我先前也只是开玩笑提过，您却当成真的，因此我深为叹惜。他竟拿梁国的鸟来吓唬我了！衰老晚年得到一个官职，实在使我自信。凡事必须在庭中实行，不见到这个人，怎么能希望别人了解我呢？县里长期破败，所需官钱又都被侵吞，衙门中一条鱼、一棵菜都要自己购买，比市场价格还贵，这尤其可笑。每天审理百姓诉讼，一天中也会有好几起人命案件。过去彭户部在我这个县里很被称为能干的官吏，按我所判的案件计算，两个月间已经超过他三年所判的了。为什么要这样自我苦害呢？先前到顾渚采茶，登高远望太湖，惆怅地生出了归来的念头。承蒙您提到《宋史》，我心中十分遗憾，恐怕最终不能有所成就，但仍不能忘怀。行人仓促，不能详述。彼此离隔，恍惚间已经过了一年。何日能够相见还说不定，自从来到这里，总共收到三封信。每次打开信函如同面对面相见，反而更加惆怅。县在太湖之上，山水十分美好；只是每天办理文书，少有休息闲暇，使人更加感叹自己陷于俗务。杨夫人既然被迫迁徙而死，实在令人悲痛。其他像蛮触相争那样的小事，不值得说了。令弟的家信中一定会详细告诉您。太守公孙子阳一类的人，如果得到您的书信为我揭露真相，否则又要把我压抑下去了。半年中审决了几百件案件，陈谦甫曾抄录其中一两件，没有别的文字，因而附上。这其中也有精微的道理，有空时可以看一看。其余文字等候续寄。周兴叔最近已经经过郡城离去了，我写了一篇序为他送行，仓促之间没有来得及抄送。王元美从大名回来，带来那位巡抚的意思，大概和王少宰所说的一样，应当让我做书院山长。我正犹豫不决，得到元美这番话，才又作了出行的打算。夏二来不及附信。五月初十日到邢地，在道亨的官署中掌管印务。如今初六日太守才到，官署中完全没有事情，公堂寂静。我没有见过南方做官有这样的情形，只有当地风俗俭朴鄙陋，近来又力求裁减，几乎接近貊道。然而我天性愚拙，反而很喜欢这种情形，只是终究不能安心于孤危的处境。《与沈敬甫四首》考选庶吉士，保存年老者的人很多，我本以为诸公也会争相替我说话；而给事中又上题本想限制年龄，这些人的用意是嫉妒，实际上是阻挠此事，使我不能通过。我本来也一向不想就任，只是随缘得到一个官职，诸公自己徒然纷纷议论罢了。人生出仕或退处自有定数，不是由人能够读出来的。《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这些话，读来很有意味。出任山水之间的县宰，在松桂林中读书，有什么不可以？内阁没有什么事情，不过每天吃太官的膳食罢了。有相知的人说，还想为我另作安排，但我很爱惜这种寂寞。希望千年以后的人能够想见扬子云的高尚情致。在阁中看到揭载的高皇帝告谕中书文说：“先前写天地，天地中什么也没有；后来写天地，天地就是天地。先前写圣人，圣人没有知觉；后来写圣人，圣人就是圣人。”这话很奇特。若要完全实现这话的意义，那么这个官职必须与天地、圣人冥合贯通，才算尽到职守。如今世上要寻找扬子云，哪里还能找到呢？山城地处偏僻，不在交通要道，虽然只隔着一湖，距离燕京却更加遥远。为了五斗米折腰，心中默默不能自得。生了个痴儿，官事官事，实在难以了结，怎么办呢？丙丞相不考察吏员，我本性实在不喜欢考察吏员；别人说我不能稍微考察吏员，众人便一致称赞我。我只是笑着说：“我不是不考察吏员，只是姑且拿这话戏弄您。”然而最终还是没有考察吏员。每次处理政事，吏员环绕站立，妇人和孩子每天围在案旁，常有几百人，片刻之间把事情判决遣散，自己觉得很痛快。有人劝我应当像神人一样自尊自重，我又做不到。和太学生饮酒，有人讥笑我；然而没有太学生肯招我同饮，我反而遗憾不能和老兵饮酒。人应当任性而行，怎么能强行压抑自己来求得合乎世俗的人道呢？好！昨天从顾渚山上远望太湖，扬帆半天就可以到家了。因为您与我相知，所以告诉您这些。《与陈吉甫》兄长打算什么时候进京参加会试？明年过了二月，恐怕我又回到住处，彼此不能相遇了。王大夫确实有故人之情，不过政事不必依靠别人，来往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一天有事，在天雄遇到从前在石丞子门下执经受业的人，和他坐了很久才分别。人生何必自我苦害呢？我们还不能说已经老了，但同时代的人已经有一半去世了。在府中夜卧，听到更鼓声，清醒得睡不着，追念平生故人，想像少年时聚会那样，哪里还能做得到呢？偶然有人回来，附此问候，写得仓促。《与顾懋俭》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的信一同到达。这一天也有信寄给家里。朱卷被王内翰带走还没有归还，抄本在十九日的封套中，想来您已经看到了。原文没有一个字改动，只是系辞后篇抄录错误，因此改了二股，不能记得原稿了。天下人并不是没有识见，只是在填榜时有鬼魅作祟。馆试时我曾见徐少师，已经当面告诉他不参加下一科；后来果然上奏限制年纪，士人舆论也颇为不平，似乎有嫉妒的人在其中作怪。然而我又有什么想法呢？大冶铸金，金子难道会自己跳跃吗？难道要自称我是干将、莫邪吗？近来读书渐渐接续上了，很好；但必须沉着，不要轻易放过。希望也用这些话规劝两个孩子。《与万侍郎》【以下四首属于马政】

译銮驾回来后，本想约知交好友到郊外为他送行，没想到他竟提前一天离去了。他的高尚风格实在难以企及，比东都城门外送行者的车马多达千辆还要贤德。我勉力处理这里的事务，颇以扬子云的寂寞自慰，然而思念颍地的心一天也不能忘记。太仆志已经刻印完成了，仅用一个月便成书，又没有经过考订；但对于国家马政的沿革变化，颇能反复深入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幸望赐览，有机会时还请不吝指教。致曹按察 雉城朱进士曾经背着书箱到您门下求学，如今考中秋榜第一名，足以为门墙中的桃李增光。我从前也在雉城，和他有相从游学的旧交，趁他回乡省亲，附带问候您的起居。太仆寺南滁有志，那里过去没有志书，正好现在开始草创；但从考察牧政这件事看，天下事务只是天天改动，却不考察其中的所以然，往往都像这样，实在令人感慨。我之所以在这部书叙述沿革时反复深入地表达意见，也是这个缘故。只请您阅览后指教。致顾太仆 续送三县牧马草场碑，请您赐阅并收入书中。这是孝庙初年的新政，所在之处都在官署立石，实在是为长远打算。如今若一并移文京畿内、河南、山东各州县，各拓印一本送上，取来载入志书，尤其有凭有据。谨此奉告：我与您一个在江湖，一个在朝廷，幸而得以一两次见面交谈，却突然出了国门，心中实在惆怅不已。管马官属于太仆寺的属官，我因接到檄文，留在慈仁寺馆舍，校订志书。连日批阅，唯独辽东、陕西、山西、甘肃行太仆寺以及苑马寺，完全没有文字可以考察。驾部所存的掌故资料，烦请命令令史查考后抄给我。还有，杨防庵曾以都御史督理马政，不知是哪一年停止的？在此以前是否有以都御史巡督的？又杨公所督的陕西一路、辽东、山西、甘肃，是否也曾有专门差遣的官员？其余有关马政而可以指教我的事情，也请不吝详细告诉我。《震川别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震川别集》卷八 明代归有光撰写 短札 致周淀山四首 我们两家是世交，却不能见上一面，实在遗憾。昨天从京口渡江，便从六合走了十二天，已经到了城外，寄居在报国寺。收到董御史的荐牍，想来此时您也已经听说了。前年我在部里时，见到高老，深为他惋惜；等到冯芳洲来，我们拍掌谈论此事，却一直寂然无声，没人过问。董公竟然提出破格荐举，可见天下仍有知人者，不觉有贡公得王吉相荐时的喜悦。刚得到邸报，恰好有人要往东边回去，便附上这封信，也是我私心中的喜悦。这边的事情非常异常，代理县政的人天天想陷害我，有一天忽然发狂，自己把自己绑到太守面前，简直像受了神灵驱使。吴兴人纷纷传说这件事，使我的名声得以显扬于世。其实我确实孤立无援，只能依靠那些愚昧的百姓，他们还想把我列在贤人之间祭祀罢了。然而我更加厌恶痛苦，只怕离开这里还不够快。来人走得很急，我点着蜡烛写下这些，实在遗憾，不能把话全部说尽。奴仆的信大略写成了，又让来人当面陈述，希望您能体察我的真情。我平生不肯阿谀逢迎，如今却好像掉进井里向人呼救一样；但其实并不是如此，只是应当明目张胆地说出来罢了。近来收到阁老的信，说：‘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论，这是国家赖以建立的东西。如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廷，公论不在天下。人们各自执持自己的说法，仓促反复，和天下争强，却敢于不顾纲纪，破坏风俗，使人心衰败，纷乱到无法收拾，不知最终将会怎样！’这话说得伟大，抄录下来给我兄长看，读后实在痛快。北方极其寒冷，珠米桂薪，几乎不能度日。冬末进京朝贺，当即上疏请求归乡。防记和杂文，托傅体元抄录呈上，不知送到了没有？刚写信给陆希皋、俞仲蔚，颇觉畅快。防记已经刻石，再寄两通，并附《神应记》，请您过目。等到了京城，实在想请求回到乡里。恰逢时局一新，元老和旧日故交相知相助，有了这次升迁，因此不敢开口。离开这里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乡里的年轻人为什么竟拿梁国之鸟来吓我呢？承蒙您挂念此事，其余让儿子当面详细说明。答周淀山 刚刚承蒙您的教诲，恳切之情使我的悲感更加深重。老父还健在，我不敢去死。然而所谓百姓生存的极端艰难、遭受毒害的极度悲哀，即使勉强自我抑制，眼泪也像河海一样，水也无法使它停止。亡者与尊嫂恭人同从南戴服丧，距离并不远。不幸她以非凡的资质嫁给了薄命之人，天下最珍贵的宝物放置在不当之处，如珠玉摧毁、玉璧破裂，默默地沉没，这真是千古的痛苦。按照礼制，齐衰服丧时面对吊唁者而不说话；只是承蒙您始终不止的眷念之情，姑且写信奉上答谢。并抄录几幅答谢短札，想让兄长知道我的真情就是这样。这类话不是世俗人的言语，世俗人见了没有不大为惊怪、认为我狂妄迷惑的。致王仲山 久仰您的高尚风范，却一直没有机会拜见。先前所写《山居记》，实在是因为思念您深切。虽然辞藻芜杂不足观，但我的心神驰骋在烟波崖石之间，仿佛在贵人身旁听见咳嗽声一样。不敢拿它比拟古人，您却不加鄙弃，反而赐以褒奖。我没想到竟被名贤取录，获得华衮加身般的荣誉。因此喜出望外，但回头看看自己又惭愧不安，最终反而惊疑起来。又承蒙您赠送名画和礼物，并把先公墓碑的事托付给我，我怎敢不勉力承担，为知己效劳？很快草草写下这封信奉告，不能详尽。示庙中诸生 诸位在庙中的学生，志向品行修养纯洁，学业也日渐精进，我深感欣喜。只是岁月如流水，人情容易松弛，希望你们更加努力鞭策自己，以成就远大的事业。每天按照课程学习，必须遵守条约；宁可迟缓，不可急速，宁可笨拙，不可取巧，这样或许能够得到真正的收获。况且这座庙的神灵，是一方所共同崇奉的，精神英明爽利，必定聚集在这里；你们必须早晚提醒、省察自己的内心。常常与神灵相对而祭告，聪明睿智自然会日益增长，自己却不知道。致吴三泉 《沈母文》的草稿，大略很不足观。我之所以没有推辞，并不是说自己擅长此事，而是想借此学习、练习。只是我沉溺于庸俗的学问，胸中没有这种意味，却勉强写作，实在惭愧。幸望您替我裁削；如果实在十分悖谬，请不要把它刊行。院试文章，只是一时为了应付主管官员而作的，已经不太记得了；我的性情又懒于写作，想来我之所以得到您门下的知遇，并不在这些文章上，请不要苦苦逼迫我。绿色芭蕉可以分一些给我，请您命守园人替银鹿帮忙，因为我强行让家僮到别处去了。建兰的遗种，您既然已经舍弃了，就一并赏给我，怎么样？我过去在东皋读书，后来定居家中，曾为它作记，遗憾的是不能背负它所在的土地一起归来。如今连以前所种的和您家的东西都带走，便可以说是背负着它所在的土地归来了。幸望原谅我的不廉。昨天在灯下陪您坐着，偶然想起远方的人，不知不觉被感情驱使；半夜思量起来，羞愧得汗都出来了，这也是在君子身边侍奉时的过错。已经知道自己有罪了，早晨想去东皋，但心火沸腾，鼻中很有气息，于是懒得束发了。子宾的老母免除差役，事情的权力掌握在粮里手中，官府不便直接察觉。如果想写信，事情又似乎没有缘由，恐怕会有拔剑相向的人。乡间人看待秀才非常看重，便想让秀才替他们说事，实在可笑。承蒙您错误地知遇我，我岂敢自处于菲薄之地？只是出于本性，不愿做世俗的寒暄礼数。暗中知道您的起居，就足以自我安慰了。童子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所以说到了这些。有光长久承受您的过分爱护，您总拿古人期许我，我惭愧自己狭陋不堪，辜负了知己的期望。半夜想起这些，心痛而面红。昨天因为亡友的缘故，感伤他的泯灭，便勉强做自己不能做的事，也想请您用一句话决定我该进退。又因为您恳切的情意，使我忘了羞涩。可是您的来信过分推许奖掖，我哪里敢当？我哪里敢当？李习之那样的人，意气和才华怎么样，韩文公却能不顾颜面地做他的老师？我哪里敢奢望有李习之一分？如果您把自己比作韩文公，那么这样做自然没有不可。平日我的议论训诫，哪里能超出您言语涕唾的余波？难道大贤君子引进后学的方法本来就应该如此吗？还是因为您认为有光庸碌驽钝，所以特意用重话来激励我？唉，我哪里敢当呢？或者您并不认为我不可教，而是想借此成就我，那么我也不敢不努力。将来如果没有辜负做门下弟子，都是您赐予我的恩德。

译我多年沉病，没有一天强健，学业也荒废衰落，只能眼看岁月流逝，惴惴不安地害怕有所失坠，心中无聊到了极点，完全不像少年的意趣。因此不能时时向您修敬礼节，可以说是疏慢，却不能说是辜负。我的确极其愚笨，但也有耳目，对黑白丑恶的判断不至于颠倒得太厉害。我私下想，您是我本应终身服侍的人；别人想进入您的门下，连侧脚站立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您借着言辞和脸色接纳他们，他们最终因为与您不相似，还是会自行离去。这样我才得以列入门籍，和别人并肩做人。如果这样我还要背逆，除非禽兽的好恶与人不同，否则不会到这种地步。您平时有所教训，我没有不铭记服从，认为那都是至理名言。只是我对外显露的，常常还不到内心的十分之一；如果仍不能有所承受，这是本性已经形成，无法强行改变。况且您既然已经知道我是可教的而教导我，却又怀疑我是否听从，这就是您的过错了。如果我喜欢谄媚而厌恶听取善言，那么早就被您门下断绝了。水作为万物之一，流动而且善于渗入，但五尺深的沟渠，早晨满了，晚上就干涸。顽石伏在道路左边，时间越久越不会改变位置。您究竟想要我怎样呢？早晨收到您的信，猜想您是深切挂念我，觉得我对您的教诲疏远到了极点，只怕我不听从，所以用这些话来激励我。我没有什么可以回答的，于是只向来使道谢。然而终究不能不自我说明，所以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些。病中遣词昏乱晦涩，终究不足以表达全部心意，请您谅察。得到《寓圃杂记》非常高兴，计算有八十多叶，可以留我两三天抄完奉还。起初约定访您时，草草作了说明；事情又是表兄首先提出的，我不宜擅自作主。表兄又没有立即说明实情，不知他的意思究竟怎样？我和表兄虽然都在您门下，新旧关系或许也有不同，难道因为表兄有亲近依附之意，而我便有自外于您的心思吗？况且诸位的意思并不在访您，只是想借此机会来听取您的见解。假如您不肯屈尊光临，诸位从此就会离心离德了。我只是因为轮流拜访的次序应当加快，才确实是在替诸位办事，并非我个人的私事。我即使受到责罚，诸位又有什么罪呢？明天我和诸位恭敬等候；如果等不到您，就一起到您门下等候，非得到允许不可停止。我是个无知的人，不过是被当作小孩子畜养罢了，请不要拿大人的意见和我争长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前夜有幸侍奉在您身边，谈到我的家事，您多方体恤，说出了别人难以说出的话。我是什么人，竟能承受您如此的知遇爱护？而您的来信又过分推奖，认为和我谈论就像饮醇酒一样。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感动，只是久别重聚，人情本来就应当如此。我凭着平庸的才干，不能像古代豪杰那样纵情放达，幸而耳目还没有十分昏塞。我从少年时读前人的书，常常内心有所感慨，私下认为其中的道理正确，就像饥饿必定要吃饭、寒冷必定要穿衣，并不是说虚名美誉足以使人艳羡而已。只是世俗的意见自成一套，偶尔有人说一句话，稍微提高声音，他们便一起讥笑，认为是狂妄，捂住耳朵跑开，甚至不愿听闻。因此我默默无言，认为即使说了也没有益处。近年我补任学官弟子员，衣冠士人有二百多人，时常聚集在堂下，笑语喧哗；而我孤独地没有同伴，只读墙上的碑刻，抬头数屋上的椽子罢了。即使略有往来、被称为交情深厚的人，到今天也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如今承蒙您知遇爱护，拿古人期许我，所以不知不觉把一切都对您说了。在别人那里这叫沉默，在您这里却叫善辩。您所谓合乎人意的地方，恰恰是我所以违逆人意的地方。您担心南北做官，难免彼此背离，也不必为此作无穷的忧虑。我常常想起去年这一天，在池边饮酒；那时梅花将要开放，天气温暖融和如春。仲、季二星刚刚沉没在西南方，云色浓郁，与溪水相互映照。又有王生增添乐趣，第二天早晨承蒙他以诗相召，其中有‘花枝哪能辜负隔年的约期’一句。如今哪里还能够这样呢？这才知道离合自有定数，而今眼前的情形已经如此了。吕成公新婚一个月不出门，竟写成了《左氏博议》。人们说有无不可预料，但假使让我效法他，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偶然还做不到罢了。您来索取前一封信，我不敢照办，留下它来记录我的过错。有光叩首。三泉先生身边的人，夫人所害怕的事情，必定会说：‘不要让某人知道。’又会说：‘不要被某人挑出短处。’像您这样的人，只要从容说一句话来责备我，我就已经无地自容了。如今您的信传来得不痛快，又当众羞辱我；药已经够苦了，难道还要再加毒吗？即便如此，我也因此知道了您爱护我的深厚。只是我并不是刚愎自用、掩饰过错的人，前信所说的事情内心颇有冤屈，不过是姑且自我说明罢了。对于自我责备，我实在不敢稍有宽恕。平日常常郁郁不乐，惭愧得不忍看镜中的影子，和人说话也觉得没有意味。我想到十一二岁时，已经慨然立志效法古人，如今却仍碌碌无为，不能自我克制。凡人不做君子，就会做小人；古代豪杰之士，日夜检点自己，却最终也不能完全除去病根。我又是什么人呢？看到别人称我为小人便发怒，反过来自己揣度，难道就能做君子吗？孟子说：‘人能够扩充没有偷盗之心’，又说：‘扩充不受轻侮的实际。’像这样，便是所谓义。然而扩充没有偷盗的心，必须施行在有偷盗之心的地方；扩充不受轻侮的实际，必须施行在受到轻侮的时候，我如今才稍稍得到其中的道理。您说我得到某人的一半，您即使说我就是那个人，也可以；即使说我是盗跖，也可以。朝歌有胜母之里，是古人所厌恶的地方，但曾参居住在那里，反而更加尽心奉养母亲；墨翟进去听到音乐，反而更加悲伤。因此说：‘更加使用凶事，本来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古人说种树的人，用手抓树皮、摇动树根，离开后又回头看它，反而恰好伤害了树。我说树木没有知觉，不能自行生长；假使它能够自行生长，就可以说它知道方向了。承蒙主人的美意，应当一天就能长到合抱，怎么能说是伤害它呢？从今以后我知道该怎样努力了。分别以后事情多有拖延，到今天才开始写信答谢。知道长者不应再记挂别人的过错。

译赠言一首，抄写如下。我读《易经》，对否、泰、姤、复之间的变化深有感触。天下的败坏，开始时一定由一个人开始；天下的治理，也同样从一个人开始。因此对于您的出仕，我深深为此恳切期望。自认为鄙陋拙劣，不习惯写古文，姑且说出自己的见解，不能剪裁成精妙的语言，只是使辞句蔓延，又不知道避讳。俗话所说的‘依照本意直说’，几乎想要自我毁掉，却又不能停止。我年纪已经大了，却一事无成，惭愧辜负古人，平日默默不乐。您将要入朝任职，功业一定会显赫完成。假如我将来不至于发狂得病，某一天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便可在从容闲暇时，和农夫老人歌咏先生长者的德行，记述太平盛世的盛事，使它光耀千百万年；回头看班生替窦氏执笔的事，也会为之羞愧千载。眼前这些小事，就不必说了。致顾懋俭 早先所说的事，我非常了解孝子的心情，只是力量达不到，古文又和今人的习尚相违背，令人叹息罢了。眼下还有三四篇，都是替贫苦人家请求借贷而作的文章；像《先大夫乃须扫室焚香》，就不容易写。请把《贵州统志》送来让我一看。致沈敬甫四首 午睡醒来，阅读各篇议论，确实如您所说，其中有实在的内容。大体上从四明得到的最多；有人说四明误导您，一定是错误的。这类文章混在数千卷胡言乱语之中，有鼻孔的人都必能辨别出来，不知为什么竟沉滞到这种地步。写文章必须有显露、出彩之处，从有出彩之处达到无须刻意出彩，才是妙境。敬甫的毛病就在这里，没有出彩之处，便像陶器粗劣鄙陋，不是器物之美，所以古书不可不读。‘旋’字、‘枕’字，一进入杜甫集中，便称为最好的上乘法，全在这里。字之所以难以下笔，是因为写出时不是从心中自然流出，所以反复推敲而不能确定。我已经全部说明了。大水淹没道路，行人无法通过，于是音信也隔绝了。这个地方连续多年遭受严重旱灾，今年却种了花豆，淫雨把作物泡烂了；又因为没有圩岸，横流的水泛滥，谁也无从下手。前两天雨停了，觉得水退了一两寸；一年所盼望的花豆已经全没有了。刚刚让人翻耕田地，买秧苗插种，工本增加了一倍，而且又太晚了，但仍不是没有万一的希望。有人来告诉我，西乡极其惊惶骚扰；并不是这里地势高而坚固，而是这里的人能耐荒年，西乡人不能耐荒年。三篇文章送给敬甫、子敬、懋俭共同阅览。我曾记得泉老说：王济官至一品，富有可比王侯，文章中却自称家徒四壁，真可笑。我没有隔日的储粮，然而文章中却写不出一个‘贫’字，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致高经历 翰林待制刘德渊墓表，由学士王恽撰写，墓在城西西丘里程家湾；隐士林起宗墓碣，墓在城西南永安村东一里，由苏天爵撰写；都尉墓在县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有冯氏族姓。以上三碑，请您查访，每碑拓两本赐给我。致王沙河 经过县城，给您增添了许多麻烦，多谢您治理之地有石碑，烦请命工拓印几本。杨诚斋说：‘除了借书、买酒之外，没有一件事打扰公私，千万不要见怪。’ 致徐南和 先前请求慧炬寺的断碑；又听说城北东韩村东岳庙中有《开皇石桥碑记》，也请命人拓印一两本。官舍中没有事情，颇羡慕欧阳公编《集古录》，只是力量做不到，因此拿这些事麻烦您，幸望不要怪罪。致邢州属官 我没有才能，只是充数任职，在邢州没有能力为百姓做什么；连年收成不好，我不估量自己的力量，替百姓向上官请求怜悯，希望比往年解送和摊派差役稍微省易一些。然而这一切又都是贤明的县令们日夜竭尽辛劳，使我安享其成，不至于因过失获罪。如今有幸稍稍升迁，想到一年中与诸位相处，知道自己鄙陋笨拙、不通世务，却每每承蒙教诲；现在就要分别，不能没有感情。早晚只希望得到朝廷召回，草草写下这些以表谢意。致傅体元二首 收到您的信，承蒙您挂念。每当读李习之的文章，看到他想推荐天下士人，急切得像自己的疾病和痛苦一样。假使李习之得志，真是古人所谓大臣宰相的才器。有人竟讥讽他，实在狭隘。读到您的信，心情惨然，也为自己伤感。自从历任官职以来，觉得这个官职最清高。以前在京师，看见身居要职的人每天骑马，在大官门前等候。高人达士拿这些与他们相比，几乎胜过他们。这就是晨门、封人一类的人之所以受到孔子敬慕的地方，只是其中又有不能长久任职的人罢了。儿子境遇落魄，但自身命运的事我都不能替自己谋虑，哪里还能顾虑他呢？所谓能否成功，那是上天决定的。您寄来的诗，看见了吗？宋广平的墓在沙河，有颜鲁公的碑，是前任县令方思道从沙土中发掘出来的。这块碑欧阳修、赵明诚也没有见过。碑文有不少地方与史书不同，请抄录《旧唐书·宋璟列传》，随便附还来人，我想拿来互相考核。近来把文章看得颇为警戒，极少写作；有一两篇寄给儿子，想看看，可从他那里取来。不详尽。懋俭派人来询问，才知道您遭逢母丧，实在惊愕悲痛。我想回乡的心情非常迫切，只因秘阁中有数万卷书，想全部读过一遍，因此被牵延至今，还不能决定。致王子敬十首 上午以前托敬甫把文章给您看，不知您看到了吗？《可斋记》想得到伯钦的书，烦请转托求取。北窗的梅花，就像面对您一样。二石说：‘奉行去年的事情，兼办栗家的事情，想等到新春。平生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尝试过，唯独没有与官吏对簿过。如今也不能不试一次。’ 见到郡丞，他自称是老吏，说话滔滔不绝；缓征的说法很难被他接受。大概他是从郡中来，已经受到抚公的约束。替人作墓圹志，又作权厝志，比一般葬志详细核实，只是不够奇特罢了。孙文也不高明，姑且送去请您评定。您的来信善于叙事，按理说我恐怕不能再加以文饰了。熊君竟有皇甫度辽的风范，平生后悔拜见贵人，唯独这次行动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事情也已经当即决定，十分明白通达。从前对人的昏昧糊涂，简直不是泥团所能完全形容的。道路上泥泞低洼，无法通行，所以没有音信。昨天有人回来，收到您的信以及子和的信，承蒙您二位挂念。内人暂且住进馆舍，但久病在身，疑虑重重，不能出门。事情尚未办完，稍等一等并无妨碍。起初来势突然猛烈，确实难以抵挡。这件事容易处理。郅都、宁成那样的人，本来就不容易做成。盛六来讲述他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可笑之处，使人不再怨恨他。

译庄渠来信请求校定孺亨的文章，这不是府公的意思；按事情的体制本来就应当如此。儿子把文章传给我看，想按年代编次，附入《周礼》《春秋》《大学》等书中，非常好。如果完成了，可以封好寄到宅中，见到我时请告诉我。陆子潜的《荒政十二解》立即借给府中看，敬甫是否已经署名？事情还不能从远处估量，文书已经下达，恐怕不会再有变更。并且必须得到确切消息，才可以行动。想来这道门一打开，士大夫就会像墙一样拥进来，哪里还容得我插足？昨天陈子达来信，劝我进城，我回答说：‘这里有两件奇事：看不见戴乌帽、乘轩车的人，盗贼多次经过门前却不肯进来。’这里并不是不荒凉，只是小民已经习惯，反而更加安定罢了。连日卧病，青山绿水已经与我无缘。只有读书一事，又不肯借给别人替我抄写，只能长叹。沈君的诗等一等，我过些时候再作。吴兴派来的人回来，收到您的信，并承蒙您惠赠《桥记》和图书印章，深深感谢您的挂念。经过家门时，子钦又承蒙来信相赠。我每每想起您，遗憾不能每天写信到您身边。在试院中托程秀水办事，最终没有成功。抄录文章后看见世情险恶，常常不愿呈给上级，这也往往是大官造成的。那五道策问以及前面的四道，承蒙缺员而任职，我不推辞罢了。最后一道丈量均徭，却混入了鄙俗语句，正如您所说，真像淄水、渑水混合之后，连易牙也能辨别一样。朱太守想来不是俗流，到了京城我应当去拜候他。年老的境况实在不堪，明年春天如果不是请求差遣，就是请求归去。老子长大到孟坚的时代，如今哪里还能有呢？与麓已经进入太常，太岩改任玺丞，刚到任还没有见面。阜南衙门里热闹喧嚣，也稍有聚会，但每次见面都很有猜疑。兑隅出巡边地很久还没有回来，正惦念他。大体说来，如今京师的风俗，不是同乡或同署的人，很少聚会；人情浮泛，真像浮萍偶然相遇。不只是世道淡薄，也是因为有志向的人不多见。致徐道潜 先前说有万树梅花，实际上只看见枝条；山中还寒冷，如今大多还没有绽放。我每天让慎奴去探看。当地人说：‘往年常常到二月中旬花才开放。’齐鲁叟趁这个时候来，而且月色也更加奇妙。今年节气晚，如果想看桃花，必须等到清明以后。结社的约定，起初的意思如果能够实现也很好；但众人的志趣终究不同，应当以闭门不出为上策。鲁叟难道也可以接受这种束缚吗？我在这里也非常痛苦，写文章每每拿起笔就扔掉，想从山僧那里借《楞严经》来自我排遣罢了。早晚盼望见面，其他不再多说。致陆五台 先前冒昧给您写信，承蒙您不加鄙弃地回信，往往多有推奖，并兼有教诲的话语。然而到了这样的年纪，还想去南山射杀猛虎，实在是不自量力，可笑。沈茂才来拜访，特意借他致谢。附上《水利纂》一部，奉给您阅览；这是关于东南利害的重要著作。使者只拿空泛的文章来应付诏令，幸望您赐阅。致姚画溪、徐龙湾 谨派小儿前去拜谒；如果不把他当作礼节上的往来对象，那么长者对他的教诲就深厚了。致冯太守 《性理稿》只阅读了一遍，草草之间很不详细，只略加朱批作出区别；原来已有的批识，不容我再改评了。序文平正通达，很不像近来时文艰涩生硬的体格，真是有德之人的言语。中间的堂联又写了两副，奉上请您赐教改定，择取采用其中一副。致沈上舍 前些日子经过您的治所时，已经束装待发，实在遗憾不能做您的主人。我一向仰慕苏长公的高尚风范，在阳羡买田，姑且想仿效一番。兄长酒席上的戏言，您却忽然派人远道送来，重视诺言竟到了这种地步。我于是便不想向北走了。大丈夫不能辜负国家，有什么可惭愧的？只要离开，就可以自己决定了。致管虎泉 每每承蒙您不弃，亲自殷勤地挂念我。临行时按义理本应做蔬食饭菜答谢，却没有做到，请恕我多罪。几位令舅也一定会见怪。儿媳突然去世，恰好官船已经停在城下，各种差役都已集合。我年老又承受不了哭声，于是哭声便不能停止。林回舍弃价值千金的玉璧，背着孩子逃走。家事如此，而且又没有显著升擢，却可以借此行道、承担这项差役，真是极大的愚蠢。致顾懋俭二首 奴仆到路上说要往东来，我心情仿佛飞动，感叹了很久。与世间越来越没有缘分，却承蒙二三位君子不加鄙夷，真像还成了菖蒲腌菜一样。日后相见时，诸事来不及细说；请把五灯、房防元一并转交给我。近来偏爱佛教经典，古人年纪大了多半如此，不要怪我。致沈敬甫十八首 五弟来送信，极其感谢您的挂念。得失自有命定；如果因为被人知遇而存有一丝希求，便不是我的本心，所以迟迟不肯离去。俗人不能理解。此次遇到大风，横渡江淮而渡江，其中景物更加奇异，大略都写在各首诗中。前些天托舍弟办理，也没来得及专门抄录寄去，如今只抄寄一首江中诗。近日将要回来，许多想说的话不能尽述。亲友们懒于写信，先前曾替您说铁剑锋利、倡优拙劣，果真如此吗？每次读柳宗元的《囚山赋》，自己也觉得无聊。让回来的人附上这封信。去年在京师，有一天和华亭林与成一起在虚斋饮茶。我问与成：‘最近寄家书了吗？’与成回答：‘也没有什么可寄的。’我来这里三个月，亲友的书信几乎断绝，只是因为没有什么可寄托的。敬甫近况怎样？《太玄》曾经读完了吗？儿子们恐怕终于会成为流俗之人，教他们看看老父的字说。我收到信时，他们从来没有提到信中的事情，为什么呢？风俗浅薄恶劣，书生刚做官，便有一种做官的气势。如果一旦上任，远远看见他，就仿佛看见堆积的金银。俗人说‘进士不会饿死’，这句话尤其会败坏人心。文章很有精深的义理，但却使读者不能不以文字损害辞意、以辞意损害作者的志趣。子钦刚得了一个男孩，取小名寿孙，采用秦玺文字的意思，却又很新奇。今后汤饼之会，还能让我参加吗？一笑。子钦替我出行，正所谓船在江心失事时一壶水也价值千金，我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写了《阳曲序》，明天可以来看看。先前没有储备，不能久留，往北边住处去了几次，也不算少。前面的话只是和您开玩笑。敬甫近来很有领悟；一件事情领悟了，便没有什么不能领悟的。老妇颇为聪慧，往往隔着墙就能辨认来人。看到您的来信，真奇怪！心里非常悲伤。士人不得志，应当会有这样的念头。然而必须放宽胸襟，心胸广大；死生也是大事。这是庄子的话，我不觉说错了。圣人没有这样的话。文章也很好，只是不知您平日是否和这个人有往来？如果只是在学校里认识、见过面便送给他，难道不会像把夜明珠投给人一样吗？质朴正直而喜好义理，察言观色，考虑如何谦下待人。圣人的话，句句都值得思考。

译我祖父的诞辰在本月二十二日。衰败的家门不能像外间那样铺张礼仪，而且几位伯叔父还在，我也不敢作主。允斋有一番美意，邀请几个知交，备办鸡黍以为欢聚就可以了；必须不能有杂宾。幸望代我致意。喉咙里常有痰，实在不舒服。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人，都不要放在心中就好。顾伯刚想刊刻三泉的遗文，敬甫那里有所收藏的，请全部交给来人；或者再替他寻访，这也是门人的责任。吴甥来时，我多次说起这件事，可是一见面就忘了。性命之学，圣人恐怕也难以说明；我想写一篇议论，却纷纷扰扰，始终没有空闲。眼前的事情没有一件合意，大概全都落在六十四卦中的一个‘困’字上。家姐夫出行已有日期，已经托子敬去借宅第；这件事可以让养吾知道。两次承蒙您来信询问，我都没有答复。所到之处大多是庸人奴才，恰好受到他们的戏弄侮辱。史书称淮阴侯韩信家贫而品行不端，求借钱财却没有所得，我不幸正像这样。传文说：‘从前为了自身死亡也不接受的东西，却为了宫室的华美、妻妾的奉养，以及所认识的穷困者得到我而替他做。’读来实在自我伤感。这是纯甫亲手在他家中写的，得到它并不是想让外人知道。他胸中的耿耿不平就是这样，我反复读了三遍，为他流泪。现在一并寄去，幸望好好收藏。先前借绳索一事，写了信却始终没有收到答复，失去田地实在苦恼。不过文节公的大石已经放在庭院中，即使饥饿也可以拿来充饥。城市中的耳目一天比一天坏，来到这里虽然极其荒凉偏僻，却能使人生出道义之气。《游山记》很有兴致，我略看了一遍，冒昧涂改了几行，不知您认为怎样？因为眼泪多而伤眼睛，不能耐久观看，文章也写得极为困顿。过去我和纯甫游览这座山，从山北破龙涧下去，到达白龙寺，尤其奇异胜绝。有一道泉水从破裂的石头间流下，约一里长；相传有白龙破山而去，山势确实像被劈开一样。幽深的泉水与乱石相互冲击，淙淙作响。旁边有许多珊瑚、瑶草，石缝之间不时还有积雪。贤昆玉不曾到过这里。读到游记便想起纯甫，因此惘然。致某人三首 我因为没有入朝，不能到东郊去远望车尘。大丈夫难道要效法儿女的情态吗？只是人世间知己难得罢了。远别不能不感到惆怅，有机会再告诉您。承蒙您寄来书信，等到我离开京城才收到，因此来不及答复。然而我赞赏您的志向，您一定能够进步到古人的境界，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这件事不能徒然说说，必须靠积累而达到。昨天到家，十分挂念您，想见上一面；但长久外出，应酬纷纷，知道您因病不能来，即使来了也不能从容讨论研究，又有什么办法呢？竟然写《宋史》，是什么人敢这样做？把辽、金附入其中，也是儒者常有的说法。即使耶律氏还可以这样说，金源一族占有中国一百十有七年，难道可以把它比作刘渊、石勒，而辱没所记载的历史吗？我年老只得到一项任命，恐怕会有文书簿册的扰累，但这个志向并没有衰退。假如上天再给我一些年岁，一定能够有所成就。回到住处时，不知不觉匆忙过去了，没有来得及略作从容的款待闲坐。这一行实在有愧于故人，可以说是往来不怕麻烦。佛曾两次遭受诽谤，说的是孙陀利和旃遮女；这些事情本来不知对佛、对于佛法有什么损害？修行到了这种程度，即使调达推山，又有什么可怕？邢州之中有很高明的僧人上人，我却稍微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僧侣中也没有人知道，所谓僧传尤其缺略鄙陋，没有凭证。我颇为访求到一些，想为他们表彰记载。这些人都是有所成就的。刘太保显露出宰官身分，不虚假；在官场中所见的人，都令人厌恶。想和您长谈一次，哪里能做到呢？致王昭明 甲寅年，我流转在山中，每天承受您的教诲，正要安定下来，您却突然有远行的差事；彼此隔绝竟超过十二年。年老以来，只有孺亨与我亲近相依，没想到他竟突然去世。他身后的事情实在令人痛心。听说您往来于吉水、永丰之间，颇以此自得；但这一两年间，双江、念庵相继去世，您又将归向何处？难道没有顾念故乡桑梓的情怀吗？《恭简公集》先前王知郡托我校定，我不敢擅自决定，曾和孺亨商量斟酌，但李纯甫并没有完全依照采用。您近来应当更加深入进修了，不知是否有可以让我领受教诲的地方？我晚年才考中一次，而祖父都已不在人世，千钟厚禄也不能让他们享受，我心中悲伤，只是徒然增加痛苦罢了。如今将要在太湖之滨做县令，采山钓水，姑且做一个吏隐之人，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同年胡原荆赴任，附上这封信，不能详尽。致张通府 城外积聚的粮食，实在是资助贼人的物资。前日我曾当面启奏，请求下令限期搬运进城。如今已经过了三天，还没有人奉令办理。只听说贼人在新塘徐监生家运米，装得满船而来，恐怕是有攻城的打算。这是我方将要陷入困境，贼人却反而得到就地取得粮食的便利。还请求严厉督促各乡储粮之家，如果仍像以前那样抗拒命令，就按军法处置；或者听任百姓量力搬取，或者立即放火烧尽。至于田里剩下的麦子，也请督促立即收割运入城中。海上用兵已经三年，我军之所以不能取胜，实在就在这里，而议论此事的人却没有察觉。否则，以饥饿疲惫的贼人深入我方境内，即使有百万之众，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军旅之中，非有威严不可行。请求您采纳。贼人从新塘装米向西行，不经过新开河，而从真义出来，这是通往苏州的道路。如果他们有攻城的打算，一定会向南来、经过北面，从东门出去。应当秘密埋伏在北面，或北城湾，等贼船经过，用佛郎机铅铳击破它们。但贼人经过北门时，一定是在夜间到来，必须谨慎防备。致凌廉使 承蒙赐下关于水利的奏疏，这对东南的利益实在太大了！捧读之后不胜叹息。昨天我曾上奏陈述，并不是敢于以此来激发事端，而是因为守土任职本来就应当这样。如果竟然把这归罪于议论地方事务的人，岂不是借豪强之名而加以虐待，防范得未免太过分了吗？如今还有一事要陈述：刘清惠公去世不久，家门衰败，孙女遭到杀害侮辱而死。如今幸而已经昭雪，他的孙子却又被判处死刑。刘夫人到县衙跪拜，令人悲恻不已。查看她的狱辞，大概不至于判死刑，似乎是罗织文饰出来的。以清惠公那样的贤德，尚且可以适用所谓‘十世宥之’，何况还有先皇帝体恤刑狱的诏命和新朝宽大的恩典呢？只希望您留意此事。《震川别集》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震川别集》卷九 明代归有光撰 公文移牍【附审判词】请求免除并宽贷赋税的呈文 呈文是为请求免除、宽贷赋税，以保全百姓性命一事：自从倭奴犯境作乱，沿海沸腾，浙江全境的寇乱，以苏州、松江一带最为严重；苏州境内，又以昆山受害最深。本年四月初五日，倭寇一万多人，东南方向从上海、嘉定，东北方向从太仓、常熟，分路入境劫掠；西南方向进入华亭、吴江境内，西北方向进入长洲境内。本县七乡十四保都在包围之中，贼人所到之处荡然一空，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贼船结成阵势驻扎在新洋江，绵延数里，昼夜攻打围困。城中想尽各种办法勉强支撑，孤城形势十分危急，只能勉强自保。到了将要被攻破的时候，富家大户的财力也已经耗尽了。贼人从四月进入境内，六月出海；百姓逃亡求生，稍稍回来时，房屋都已经被焚毁，财物积蓄也已经耗尽，父母妻子有一半遭到屠杀剖割，村落之间处处都能听到哭声。当时六月将过一半，农事和手工业都错过了时节，百姓流离死亡，连生产的本钱也没有了。其中能够冒着刀兵，在盗贼冲突之处吃野菜粗食、耕种田地的人，不到十分之一二。加上酷热干旱肆虐，从六月一直到九月没有下雨，禾苗枯死，几乎全部绝收。古代五谷不能成熟，称作大灾荒；天灾流行，国家历来都有。然而从来没有兵乱、荒歉和赋税征调在同一时间如此急迫地并临。我私下想到，东南百姓父子祖孙为国家努力耕作，用来供给一百多万的经费，至今已经一百八十多年了。平常遇到灾害，也知道君父所急，不敢希求宽大无边的恩典。只是如今遭遇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变故，也希望得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恩典。直到现在冬月将尽，宽恤的诏令还没有宣布，而主管官员照旧开仓征收赋税，鞭打的威势反而比往年更甚。百姓喧嚷不安，不知道自己的性命还能保全多久，彼此传言惊疑，认为朝廷竟有把东南置于不顾的意思。上面之所以向下面征求财物，是估量下面的力量足以供给；下面之所以竭尽力量来满足上面的命令，也是估量自己还足以供给上面的需求。所以在上者安定，在下者顺从，双方都不至于互相伤害。古语说：‘烧掉树林来打猎，第二年就没有野兽；抽干池水来捕鱼，第二年就没有鱼。’如果今天的事情这样发展，岂不是像在没有禽兽的地方打猎、在没有鱼的水泽中捕鱼吗？在大灾荒和疫病之后，百姓饥饿哀号，本来应当按照君王的命令施加恩惠，家家户户都赐予、增加救济，尚且还不能救活他们；现在反而进一步搜刮削减，百姓的性命已经走到尽头，再没有可以逃往的地方了。即使把抗倭之王的脖子扭断、把海中的国家全部荡空，天下的局势也还值得忧虑。自古以来，国家常常因外寇而不断征收赋税，再加上水旱灾害，百姓流离饿死，主管官员却不据实上报，上下互相防范，终于酿成最大的祸患。大祸常常产生在原本没有料想到的忧患之中。自从倭寇侵犯以来，各处都有无赖百姓给他们充当向导，帮助他们壮大声势。他们能够以少数冒充多数，原因就在这里。即使到了现在，盗贼仍然到处都有，一里之内，几家聚居的地方，鼓声也多次响起。近来嘉定县令巡行田间小路，顽民聚众呼啸，竖起激变的旗帜，甚至在白天把县学生员碎割杀死，县令只得狼狈返回，放置此事不敢追问。人心这样容易被引向作乱，难道可以不预先设法防备吗？太平日子长久了，百姓不知道战争；自从遭遇这场寇乱，各种差役全都兴起，整顿兵器、挑选士卒、增修城墙、疏浚城壕，没有一件不是出自百姓。加上海防方面的预备，借用丁田的次数日益增加，与平常相比，所缴赋税已经多了好几倍。如果不设法曲意安抚，彻底打破常规，把今年的田租全部免除，东南的祸患恐怕不知道将发展到什么地步。天下的事情，愚昧百姓既然不敢说，只有主管官员的力量足以说出来。然而苏轼有句话说：‘官吏中不喜欢谈论灾害的，十人中有九人。’不能不加以察看。我们这些人承受国家栽培的恩惠，深切感受到乡里的共同灾难，冒着越职获罪的危险，斗胆为东南亿万生灵稍稍请求片刻的生存机会。恭敬地希望您上体朝廷好生之仁，早日赐令施行，实在是国家无穷的福泽。因此谨具呈文，呈上应办的事项如下。请求议处荒灾的呈文 呈文是为请求议定处置灾荒的办法，以使百姓脱离困苦一事：本县从去年四月至六月，海盗聚集在境内，四处烧杀劫掠，使耕作错过时节；又加上严重旱灾，整年没有下雨，五谷不能成熟，各处都一片萧条，盗贼纷纷兴起。巡抚都御史多次上奏报告，百姓无不感激，以为宪台忧国爱民的诚意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辗转死于沟壑，也不再遗憾。如今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看到朝廷施加宽大的恩典。这就好比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医治、用药、祈祷祭祀，没有一件不做到，但病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孩子也知道父母已经无能为力，却仍在父母身旁辗转号哭，求得片刻性命。这就是我们恳切烦渎、不能停止的原因。近来看到邸报有折银的议论，查得嘉靖八年折兑一百七十万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兑二百一十万石，嘉靖十二年折兑一百万石，嘉靖十四年折兑一百五十万石。以前都是平常的灾荒，在应兑运的四百万石中，折兑数量多的达到二百多万石。这次折兑，希望能比照嘉靖十年更加宽大、增加数额，这样或许可以在准许折兑之中得到实际的免除和宽贷。又因为昆山一县遭受贼害特别深，贼人从上海、华亭、嘉定、太仓、常熟等道路进入，都到昆山才停止；昆山全境的西部，到这里才进入长洲的边界，昆山全境的南部，到这里才进入吴江的边界。当时负责防护粮储的部门发布告示说，巡抚、巡按都已经批示到达，认为昆山、太仓、嘉定是灾荒最严重的地方。如今邸报却把昆山和长洲、吴江等县列在一起，因此请求比照上海、太仓等处，与长洲、吴江稍稍区分等级，这样或许可以在通融处理之中得到适当的补救。

译又说到本县丁田一项，原来是十年中每年按图分为十甲，轮流承担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变旧法，规定每年出银：每丁出银一分，每亩田出银七厘七毫，由官府收存，自行雇人服役，以免十年轮流编派。如今轮编依然照旧，而丁银、田银年年增加，计算今年本县丁银已经增加到每丁四分，田银每亩增加到五分；全县合计增加了三四万两。假使仰赖皇恩免除三四万两的粮银，实际上却增加了三四万两的丁田银，这就成了巡抚大臣多次向上奏请都得不到的东西，主管官员却安坐在上面从下面夺取。议论此事的人往往拿时局来解释。我私下看到，海上用兵至今已经三年，军费所需百物，包括开河、筑城、造船，以及修筑砖城、敌台，制造兵器、火器，雇用勇夫和边防海防各项支出，如果不取自田赋，就取自大户以及诉讼赃罚等项目，并不取自丁田。那么这三四万两银子，恐怕就是神输鬼运，谁也不知道究竟到了哪里。恭请查照祖宗均徭旧制，下令各府州县，不得仍然使用嘉靖十六年的册籍，重复征派差役，改变扰乱已经形成的法制，以满足无穷的贪欲；这样或许能在临时救荒之时，同时寓含长远便利百姓的办法。我们又想到，折银的议论，也不过是微小的恩惠。如果按照今天的时势，不能把赋税全部免除、宽贷给百姓，就决不能使他们安居田里，粮银最终也没有办法筹办。何况海盗还在猖獗之时，把百姓逼成盗贼，将来的祸患更是说不尽。因此谨具呈文，恭请早日赐令施行。陶节妇呈文 呈文是为请求表彰节孝，以激励风俗一事：本县六保有百姓陶子舸的妻子方氏，年仅十八岁，嫁给子舸为妻，刚满一年，丈夫就因病去世。这位妇人多次想要自杀，但想到婆婆陆氏还在世，便压抑感情、忍住心志，竭尽力量奉养婆婆。婆婆本是寡妇，也严守节操；白天两人同室而居，夜晚同被而寝，片刻不相离，彼此恩爱超过母女。丈夫去世至今已经九年，乡里没有不敬重她独守节操的。到本年七月，婆婆患痢疾六十多天，四肢身体溃烂，床褥间腥臭污秽，妇人抱着她起居，洗涤脏衣服，人人都替她捂鼻子，唯独妇人自己毫不以为意。婆婆不吃东西，妇人也不肯吃；婆婆有时还强迫她进食，使她不至于死去。五天以前，她天天悲哭，连水和浆液也不再入口。九月九日，婆婆去世，出殡所需的衣服、被褥和殓具都已经准备齐全。入殓以后，她把金屑和水调服，未能死去，便又徘徊在井边，想投井自尽；因井口狭窄，身体下不去，于是进入灵堂凭着棺材哭泣。到了半夜，她呼唤婢女冬女，随她走到屋西的池塘边，告诫婢女不要让家里人察觉。婢女年仅十二岁，果然害怕挨打，不敢说话。于是她跳入池水中，池水清浅，沉浮了很久才死去。婢女尚且不敢说话，只是哭得十分悲痛。家人察觉事情异常，询问之后找到了她的尸体，只见她的两只手还紧紧握着茭白根。入殓两天以后，脸色仍像活着一样。当时远近前来观看的人，没有不流泪的。此前丈夫的弟弟营葬子舸时，妇人想和丈夫同穴安葬，丈夫的弟弟迟疑没有答应，妇人便拿出自己的钱财请人另作同穴，不久就完成了。到给婆婆入殓时，棺中唯独没有褥子，妇人便从绫被中裁出布料，缝成两条褥子。她的死亡大概早已决定，并不是仓促间自杀的。我们想到，妇人嫁从丈夫，关键在于以死相随达到极致；即使有时出于一时的感慨，也无不关系到万世的纲常，所以国家都认为这关系到教化和治理的根本，在法令上本来就属于应当表彰的范围。如今寡妇方氏，年纪刚到及笄之年，家中没有抱养的孩子，侍奉丈夫只满一年，奉养婆婆却将近九年；她的节操凛然如冰雪，孝道上通神明。等到老母已经终享天年，她便自行追随丈夫到地下；死生先后之间，没有一处不合宜，细微曲折之处，也略无可议。与其他为节操而死的人相比，她尤其超出同类，实在是极其不凡的资质、卓越的行为。因此谨具呈文，请转呈上奏，施行表彰。答湖州府询问长兴县地方风俗 长兴县地处湖山之间，盗贼公然横行，民间连鸡犬都不得安宁。从广德、宜兴往来的客商，常常遭到劫掠；互相告发的风气，浙江省以这里最为严重。上司虽然屡次明令禁止，但一旦有人诉告，没有不准许审理的，因为告发者敢于欺骗诬罔，言辞又足以耸动人听。至于牵连追捕，有时达到数百人，经过司、府审理，旷日持久达数年，使民间惊恐骚扰，不能安生。田地制度虽然有定额，但当地习俗把洪武年间祖籍登记的名户作为征收对象；征收时，彼此推诿调换。又有田地连接成片而户籍上只有几亩的人家，也有深山中的大户，终年不肯接受拘传。这都是由于吏治苟且，逐渐养成这种风俗，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即使有龚黄卓鲁那样的政绩，也不是几个月就能见效的。送交恤刑、防审狱囚名册的揭帖 长兴县为狱囚一事：本县已经呈上囚犯名册，除军徒罪外，凌迟处死三名，斩罪五十一名，绞罪二十五名，凌迟、斩、绞合计七十九名。古代天下太平，判决的案件只是前代的十二分之一；唐代开元盛世，天下判处死罪的仅二十四人。如今一个区区二百里的县，死罪人数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我每当临堂审察，看见监狱里挤满囚犯，手脚戴着刑具，蓬头垢面，倒在地上哭号，没有一次不为他们感到悲痛。如果这些人确实罪当其罚，尚且应该加以哀怜；何况其中还有许多无辜而被枉判、滥捕的人，难道可以不替他们申明真相、依法审理吗？我不自量力，常常为此同巡按、道台争辩。去年察院防审时，颇为采纳我的意见，保全使其活下来的人有好几个。只是我迂拙愚直，不懂得察看上司脸色，也不肯迎合意旨；因为遵守成案而获罪的事情也有过，但始终不敢欺骗自己的良心。大体说来，这个县湖山阻隔、地势深险，掠夺劫杀的习惯渐渐形成风俗；当地民风刚烈凶猛，稍有一点怨恨就往往发展到杀人。又有所谓‘白捕’，专门诬指平民为盗；有所谓‘讼师’，专门教唆人打官司。因此捕获的盗贼未必全是真的，有的人反而遭到牵连；判处的罪刑未必全都恰当，有的人反而受到罗织陷害。

译一时之间，主管官员审理听讼或许有不明察之处，但时间一久，民间的公论从来不会不存在。如今幸而明台莅临本郡，人人无不翘首盼望获得再生，恭请您特别施加明察宽恕，以清理本县的狱讼。应当像卢扁治病那样，无不尽心；至于病痛哀号、在床褥间辗转呻吟的人，更是应当首先急切救治的。尚书说：‘过错即使很大也可以宽宥，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应惩罚；罪行有疑当从轻，功劳有疑当从重；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于不合常规。’过错大的尚且可以宽宥，有疑问的罪行更应当从轻。尧舜那样的圣人，宁愿使自己处在可能失于常规的境地，实在是害怕误杀无辜。易经说：‘雷雨发动，解卦形成；君子由此赦免过错、宽宥罪人。’在解卦之时，圣人是对确有过错、确有罪行的人加以赦免宽宥，并不是说只赦免宽宥那些没有过错、没有罪行的人。如今先皇帝关于恤刑的诏令，本来就是好生之德；圣天子大赦天下的话，也正如雷雨发动之时。恭请明台依据典谟和《易传》的文字，奉行宣扬圣人的德意，把宽大无边的恩泽施加到穷困偏远的乡里，使覆盆之下的人都能仰望日月的光明，使解网之恩远远惠及湖山之外。这样，和气充盈，丰年的应验自然到来；百姓自然会认为自己没有受冤，主管官员也能共同享受这份福泽。古人有话说：如今的狱吏，上下相互驱使，以刻薄严酷为明察，审得深重的人就能获得功劳；名声平平的人，往往留下后患。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疫病，因为人死得越多他越获利。如今审理案件的官吏，也正是这样。又有人说：祖宗的仁德，就像存在于人体中的元气；如果不让有见识的士绅议论它，却让舞文弄墨的刀笔吏玩弄文字，损伤元气，那不是国家的福分。如今上报的囚犯名册，抄录了以前的供词，因此多有故意写得深重、苛细定罪的文字。刀笔吏所作所为，有关情况是下级官吏所知道的，我略略列举在后面，用来对钦恤狱囚之意稍作帮助。恭请您裁察省览。长兴县编审告示 长兴县告示：本官错误地承担了治理百里之地的职责，只知道奉行朝廷法令来抚养小民，不敢迎合上官来求取保荐；是非毁誉，都置之度外，不在意。查照粮长制度，自洪武以来就有完备的成法。恭敬阅读《诸司职掌》，其中规定办理税粮：粮长督促里长，里长督促甲首，甲首催促各户。又恭敬阅读《大诰》，其中说，粮长的差役本来是使官府和小民都便利的。之所以使官府便利，是因为按期办足粮额，劳苦在粮长身上；官府不过议定差派一名运粮官到某处交纳，实在不费什么心力。又说，从前官府征收税粮不方便，所以重新设置粮长，教导田地多的大户管理田地少的小户。想来这些大户肯顾惜自家田产，一定会推行仁心来救济小民，所以特令他们赴京当面听取我的话，领取勘合。祖宗为百姓立法的心意，竟然这样精细周详。然而在国家初建时，也有许多地方不设置粮长；只是江南田赋最重，所以特设粮长，至今已经二百年了。那些名臣重辅和前来抚循地方的官员，难道不能深思远虑，为百姓兴利除害、补救偏失吗？但最终还是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如今浙江中部所谓的里递，本官不能全部了解；朝廷的制度典故，实在不知道应当怎样奉行。从前因为愚直，触犯了分守道。实在是因为本官亲眼看见本县里甲凋敝，一个里中十甲很少有完整的；即使勉强凑足名额，也不是丁口多、拥有田地的人家，而丁口多、拥有田地的人家，平常年份已经充当粮长，没有遗漏的了。因此不应再从里甲中寻找粮长。那些丁口多、拥有田地的人家，在一甲中往往占有十甲的田地，在一户中往往占有十户的丁口，甚至还不止这些。所谓豪强侵凌百姓、分割田地并劫夺借贷，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如今却又议论要优待借用这些所谓豪民，让孤丁单户、穷得无立锥之地的人家受捆绑挨打来替他们服役，这实在不是我这种迂拙之人所能理解的。本官之所以说应当先丈量田土，重新确定里甲，使十甲都完整如同祖宗制度，同时也应当遵奉《诸司职掌》：粮长督促里长，里长督促甲首，甲首催促人户，不应当一下子废除粮长之名。这样一来，所谓赴京领取勘合就可以废除了。如果赴京领取勘合不能废除，岂不是近于欺骗蒙蔽吗？前一年已经迫近十月，因此触犯分守道，以至于派别的官员来替代这件事。本官担心更加伤害小民，于是连续昼夜编定册籍；虽然名义上承用了里递的文书，实际上是有作用的。第三年的粮长之所以仍用第三年的粮长，是因为前任官员把全县能够充当粮长的大户编定下来，三年轮流充当，这是劳逸交替的办法。如今审查里递，前两年的人已经服过役，只有后一年的人可以设法逃避，他们也有人不能心服。如今县中奸猾顽劣、肆意妄为的人制造谣言，欺骗迷惑上级官员，牵连误导府县，拘捕穷民来代替他们服役，因此常常有人逃到别的地方。那些不能逃走的人，有的田地只有十亩，有的只有二十亩，一家父子祖孙相传的产业，全都卖掉了。又有年轻妻子和女儿被卖掉，用来偿还官府。甚至还有人在街市上吊自杀。等到豪民和奸吏做交易，允许他们免役来收取贿赂，却暗中替他们作保，把侵吞收取而欠下的数目仍记在这些人的名下，使他们终身逃避欠款，不能回乡。又有豪民欺凌孤儿弱户，替他们收取粮银，却公开赖账；等到被追究时，贫户无力赔偿。当职北归过江时，沿途有人前来诉说，我没有一次不为他们感到痛心。到任以来，稽查后来改动的情况，已经有逃户没有服役，却被拘来勉强发运；负责解送的人也无力承担。

译何况署理官员虽然已经更换，也自己后悔当初的错误，原本并没有正式确定册籍榜文。如今上司催促解送各项钱粮十分急迫；由于后来制定的里递出自豪民和奸吏之手，毫无凭据可以相互核对，仍应照最初编定的榜册办理。后来编入里递而逃走的人，直接除去其名，以免以后受到牵累。漕粮已经发运的，就免除他们收取解送；白粮等项目已经解送的，就追究原来编定的大户，按数出银归还贫户，同时告谕地方招回逃亡百姓，使他们恢复产业。本官作为百姓的父母官，难道不想优待体恤大户而专门偏重小民吗？只是大家都是君王的百姓；你们大户享有田宅、僮仆和富厚生活的供养，小民终年辛苦，连粗糠和短衣都常常供给不上。况且那些耕田经商的大户又收取他们的租息，如果刻薄剥削小民，大户又能依靠什么呢？何况大户每年充当粮长，不过是损失一点微薄利益来帮助县官；如果小民像如今充当里递这样服役，生计就全完了，我怎么能不怜悯体恤他们呢？本官因此恳切告诫你们这些大户，各自为子孙的长远打算，不得仍像以前那样侥幸逃避、剥削伤害小民。暗中有鬼神明察，明面有国家法令，应当各自深思。所有解送户仍照以前列具在后。九县告示 查得本官负责管理马匹，尚未到任时就已经熟知北方民间养马的苦处。今年秋季解送马匹时，正好遭遇水灾，各处都被水淹没，收成已经没有希望，而官府期限又催逼得很紧，买马十分困难。近来听说百姓因为买马，哭声遍布村落之间。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既不能赈济宽贷他们，难道还忍心额外有丝毫损害百姓吗？如今解送来的马匹，一律由堂上验看之后，领取批文解送到寺院，本官只查看簿册、核验数目而已。马匹一到便立即处理，不停留片刻，百姓人人都知道。只是仍然担心人情难以测度，而谋利的途径很多：有的衙门人员可能趁解送马匹之时故意索取，有的各县马头可能胆敢在帮贴之外另行向百姓摊派。加上愚民习惯把官府使用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也甘心自行负担；无籍之徒反而因此从中牟利。对此不能不加以防范。因此命令各县把发下的告示张贴在交通要道，如有上述欺骗诈取行为，立即到府衙首告，或者由本县自行察觉，从重追究，不得有所宽纵。各县也应体察本官痛切挂念小民的心情，特此告示众人知悉。请求退休的申文 本官近来奉命调任，今天就应当回归田里，再没有求取仕进的念头了。然而有些话又不能不说。古代君子离开自己的国家，而他的言论还留存，可以作为后人的遗训，这才称得上没有忘记自己所侍奉的国家；离开自己的国家，而他的政绩还留存，可以作为人们对他的遗爱，这才称得上没有忘记自己所受的使命。如今本官在这里，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本来无所可说；但仍有一片愚拙的心意，愿为您说明。本官年轻时凭着虚名闻名海内，晚年才侥幸得到一项任命，实在不敢苟且任职来辜负国家的委托。圣贤训诫天下士大夫，应当坚定志向，一心只抚恤小民；即使身处山僻、夷人和鬼神杂处的地方，与龙蛇虎豹共同生活，也要怡然自得地每日抚养他们、把他们当孩子看待。本官遇到事情便奋发激愤，想有所建树，不能委曲求全，不顾个人利害，因此多次触犯忤逆。如今这次调任，实在是由于谗邪之人的中伤。朝廷中的士大夫大概还不忍心把我完全弃置，所以才把我安排到这里。恶木垂下荫蔽，志士也不去休息；盗泉水飞溢，廉洁之士也不饮用。士人所珍爱的是名节。志士仁人，不会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宁可牺牲自身来成全仁德。志士仁人之所以宁愿舍弃生命也不顾惜，是害怕毁掉仁德的名声。所以名节这种东西，是即使天地同样毁坏也不会毁坏的。诗人的篇章、荀卿的著作、屈原和贾生的作品，他们逃避谗毁、自沉而死，却仍然珍惜这一点名节。所以说：‘不能让清白的自身承受外物的污浊。’本官是读书人，通晓文学，并不是能干吏治的人；只是曾经诵读孔子所说的话：‘要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保护百姓，只要内心真诚地去求取，就足够了。’如今世上的县令，大多把尊严高贵作为自处的姿态，和小民远远隔绝。本官一概放松旧有的拘束，召来妇女儿童，用吴地方言同他们交谈，务必了解实情。凡有诉讼案件，差吏抱着文牍来到面前，本官刚看完诉状，立即询问便作出判断，即使鬼神也无法预先知道，差吏更没有办法事先得知而容纳他们的奸诈。凡小民来到堂前，即使本官事务十分匆忙，也先叫人传唤发遣，担心乡里往来等候困难；也不常常制作复杂的狱案，只是教导告谕他们，使其认罪服输，百姓都叩头离去。民间的里长最为繁重困苦，被认为是十年中的灾难。本官在县中三年，不曾役使一个里长，小民安然无事，几乎不知道有官府。从前办理均徭，吏胥全都从中取利；本官关门审阅册籍，按照田地的多少分别编排，老吏束手无策，乡老也叹息说：‘今年倒了一座坝。’乡里把连绵成顷的田地称作‘防’，就像苏州称作‘圩’。乡老每年都把均徭作为谋取私利的机会，如今无利可取，所以说‘倒了一座坝’。至于田地被水毁坏而荒废的事情，县里的风俗刁钻强悍，喜欢拿人命互相诬告；富家一旦被诬告，官府便会借机示意索取，往往交纳数百金。凡是我见到以人命诬告的案件，都立即替他们结案，富人不用花一文钱。只是检验尸体时，我都亲自到现场，有时还私下到村落之间叫来愚民和小孩询问，终于得到真实情况。即使在烈日下暴晒，暂时在古寺休息、喝一杯水便继续前行，也从未扰害百姓。县中有大盗，二三十年都不能擒治。本官从士卒中挑选勇猛强健的人，召到堂后，给他们饮食，用重赏引诱；因此往往能够尽力办事，很快将盗贼擒获。像张家浜、钟家浜、下渚、磨盘山的盗贼，从前都和县里相互勾结，县中许多人替他们窝藏财物，因此尤其放纵。从前太湖到湖州的商人常遭劫掠，如今船只可以昼夜通行，乡间夜里也不再有狗叫。磨盘山、下渚的盗巢都是本官亲自到达的，钟家浜的盗贼甚至发展到格斗。当时天色已晚，风冷山深水阔，本官带的人不过几名，最终还是把他们擒获。钟家浜一个村子，钟姓有四五十家，都不是良民。

译当时刮的是西北风，如果从上风放火，完全可以把他们烧尽，以此作为功劳。本官宁愿用力攻捕，只把那些骑马跌落的擒获了几人，其余向南逃跑的全都没有追赶。像前面所说的盗贼党徒，大体上只是登记擒获他们的首领而已。本官始终不敢自己夸说，上官也只看到结案文书上写着‘强盗某某’罢了。然而因为这个县盗贼很多，又有诬告为盗的事情。县里有空王寺，坐落在深山中，捕卒曾在这里拷打百姓，逼他们诬陷他人为盗；被诬为强盗的多达七人，后来都得到平反，并以捕卒诬陷之罪治罪。太湖边有十三户人家，被乌程县定为盗贼，又被宜兴县诬陷六十多人为盗；受到牵连而被捕的人全都逃入湖山之中，一个村子几乎空了。麦子成熟而变黄坠落，山鬼白天哀号。本官亲自沿湖岸行走，遍入山中，查明事情并非如此。发文给两县，逐渐招集百姓回来，地方才稍稍安定。做县令，就像给婴儿哺乳，饥寒、干湿，只有乳母知道；又像良医诊察病情、调制药剂，分毫不差，才能治好疾病。本官只有自己知道其中的辛苦。那些沾沾自喜的人以自我满足为能事，苛细察查的人以苛察为明；处理簿书文移、治理案件时，是否也曾想到这些呢？监狱中的死囚，刑具一副接着一副。本官审知其中有枉屈滥判的，辨明后释放三十多人，并依照法令发给衣粮。天气寒冷下着大雪，妻子亲自缝制棉絮，亲手送给他们。有囚犯的母亲去世，请求保释羁押出去安葬母亲后回来，本官便听从了，到了期限果然回来。囚犯们都感动流泪，听说本官生病，都向上天祝祷。只是虽然未必对百姓施加鞭打，但县中最大的恶徒一定立即擒拿。案件结成后，因病困而死在狱中的人也有十多个。只是当地风俗依仗山湖险阻，百姓仗恃力量、喜欢争斗。有几个大族，终年不与官府相见。本官颇为登记他们的首领，住在乡亭中加以劝诱，也有些人前来；但只能宽容抚养、逐渐教化劝导，害怕激怒他们而引发变乱。宋济王府的变乱，起于太湖渔人；国初耿侯也曾依靠本县百姓抵抗张氏，奋力作战十年。近年有反贼江天祥。古人之所以说，与其竭力寻求勇猛将领，不如得到一个县令，是说县令能够在祸乱萌芽时折断它、消灭它于未成形之际。如今治理百姓，专门以扰乱他们来显示自己的能干，这难道懂得老子所说的烹小鱼之理吗？再拿近日清查军籍来说，只应依据该卫所勾取军丁，凭此进行清查；如今却把洪武以来的军籍全部拿来，一概勾取审查，一个军户有时牵连一百家，又牵涉邻近的保、里、甲，一个军户的勾取竟至于扰动一百多家。因此县里不敢承办。再说近日宣读有关粮长的命令，粮长侵吞欺骗本来应当追问，但侵欺实情也无法核查，只有那些自行首告的人，才可以依法治罪。如今一个粮长下面开列出小户欠粮一百多项，就想让每个人都到官府来，那么小户欠一斗米，在嘉靖未赦免之前，各自都能安居；到了隆庆大赦之后，反而遭到拘捕，所费岂止一斗米？这样还不如不赦免更好。因此县里也不敢奉行。僧道虽然古人说是百姓的蛀虫，但如今他们耕田服役，与百姓相同；又有防司统辖，每次清查都免不了使人到各寺院骚扰。那些清净居住的空寺，只是守着原有的定额，既然国家没有废除他们，也应当让他们安生。因此县里不肯奉行。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都与上意相违；有人说县令骄傲，也有人说县令怠惰废弛。小瓶之智，只能守住自己的器量；如今替朝廷牧养这一两个凋敝困苦的百姓，怎么能只做逢迎阿谀、以求讨好取悦的事？不能安定百姓，反而又去扰乱他们。粮长是洪武以来确定的制度，《大诰》和《诸司职掌》中都有记载，圣谕又说得这样恳切。天下也有不设置粮长的地方，只是江南财赋最重，所以用粮长督促里长，里长督促甲首，甲首督促人户，几百年来从未改变。如今新实行里递，或许是为了便利浙东；如果嘉兴、湖州与苏州的风俗财赋相同，本官生长于苏州，也知道粮长责任重大而且困难，不能废除。用里递来收粮，好比把散钱聚拢起来却不能串成一贯；又让小户督促大户，就像让羊去驱赶狼。就长兴县里甲凋敝的情况来说，逃亡绝户后仅存的不过十分之二三，都是贫困下户：有的没有田地，只替人做佣工；有的只有五亩田；田地多到二十亩的，就算上等。让这些人担任里长，而大户不做里长，反而作为普通人户；大户分割占有的田地达到千亩。如今姑且按照里递法施行，充当里递的人也不应舍弃大户而另找他人。本官曾在其中调停，采用大户的子弟户充任里递。但实际上今天的里递，就是过去的粮长。小民颇以为这样不会受到骚扰，大户却又萌生设法逃避的念头。趁本官入朝觐见之时，他们把祸害转嫁给小民，散布流言、捏造文书，牵连误导府县，追捕小户充当里递，以致逃亡、卖掉产业、抛弃妻子儿女的人数不清。有人上吊自杀，上面却没有听到。等本官回来，从京口到苕霅之间，沿途哭诉的人接连不断。本官把他们全都召回，恢复旧役，但受到的伤害已经很多了。如今世上想要污蔑士大夫，估量其他办法不能造成祸害，唯独一旦说有受贿，就没有人能够保全。归安县李知县为人清廉刚强，违逆世俗；大体说来，吴兴人并不只是奸民喜欢告发别人。即使是李知县，士人也竟然凭空捏造罪名想要诬蔑他，索取的贿赂达到数千。幸亏察院竭力替他辨白。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以明白义的心，改变为明白利，难道是圣贤反而不如盗跖吗？只是他们不肯这样做罢了。本官平日在家，从来不问生产经营，吴中士大夫都知道。如今县中可以成为谋利漏洞的，不过是人命、强盗、粮长和徭役，如前面所说，哪一点都清楚可察。本官在这些事情上不谋利，别人也就没有可以谋利的地方。本官家族自宋元以来号称巨族，家中世代供奉的东西也并不菲薄；但本官自己的生活极其俭朴简陋，衙门里每天只取一百钱，叫差役到市场买东西，每天不过一斤肉和蔬菜。离家三四百里，两个儿子守着房舍读书，隔一年才来探望一次，绝不与外界交往，住两三天便离开。离开时自己买一只小船，肉不过二三斤，米不过一斗。衙门前的人都知道这些。平日许多纸赎都听任告免；上京申报详察时，水手银和柴马银至今还被侵吞隐匿，没有追究。人们说做官如果不严酷，就无法满足贪欲；吏民庆幸没有施加鞭打，苟且免除责罚也是人之常情。有人说这是放纵差吏，并不是这样，只是宽待他们罢了。

译曹平阳、丙丞相尚且不能按察官吏，难道可以一概非难他们吗？若只据一端来裁断，斤斤计较，那么朱勃的过失，与马援已相去很远了。我在士大夫中待人一向很有礼意，只因一两件事不合，便对我深恨不忘，竟没有一天能忘怀。然而李归安压制我也太过分了，未免是有意为之。我平日与人无怨无忤，只是不幸偶然遇到这件事罢了，却遭到如此深的怨毒，实在有难以解释之处。即使想像李归安那样诬陷污蔑我，但如前面所陈述的，每一件都可以查验覆核。况且像里递之事，假如稍有谋利之心，为什么不向大户卖人情而竭力保护他们，反而不顾他们的怨恨，专门取小户而偏加袒护呢？署印官和县丞因贪赃败露，是因为署印官发狂后自己公开说了出来，穿着囚服在太守面前跪首。昨天有一名岁贡生从京城回来，说京师已经人人知道此事。如今被察访逮捕，所谓发狂，正是我还在北河任职时发生的。现在府中众人纷纷把罪责归咎于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察院难道不应当察访此人吗？又难道要借着他被察访的缘由，反过来牵连我，把我当作仇敌吗？如今这两种怨恨又同里递大户以及近来所治理的恶吏勾结为一体，被察访的官员不肯自己服罪，反而想向我泄愤。里递大户不肯服从，恶吏被申报后也不入狱，反而在外面肆意妄行。一群无赖借机纷纷想来谋害啮噬，那么我将一身无余了。我之所以反复详细陈述，并不是只想求得别人了解，实在是因为我认为如今这个世道，已经没有立志效法古人的人了。像我这样有志于古道的人，也不过是孔子所说不得已而思求狂者、狷者所能达到的境界罢了。一想实行古道，立即就遭到中伤，而那些犬吠般的诋毁仍不停歇。难道是任事者想要重重告诫今人，不许实行古道吗？营平侯说过：“老臣不嫌自我夸耀，是为了向明主说明此事。”我也想让人知道，当今世上仍有愿意做古代循吏的人，只是世人不能容纳他们。如果认为我是害怕遭祸而急于自我申明，我也并没有这种意思。因为在今日清明的时代，即使是江湖间的一名小吏，只要上面有贤能的监司，也一定不会任凭豺狼放纵吞噬。天下人的常情，是喜爱善人而憎恶恶人；朝廷的法令，是奖赏善人而惩罚恶人。假如恶人依法获罪，却无缘无故想要牵连善人，世上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如今又用法令治理一个小吏，这个小吏反而四处进行告讦，左右奔走办事的人没有一个不被追捕，县中人为此丧失了胆气，而这个小吏却每天召集少年，穿着鲜艳的衣服、蹬着絇鞋，出入府倅的衙门。您同一群无赖每天撰写诽谤文书，啮噬长官，国家的法纪已经荡然无存了。伏望您明察此事。又乞休文 我任官办事无状，已经上疏请求解除官职。然而两年来我早晚不敢懈怠，只想着奉行宣扬圣德，抚恤防护小民。至于那些豪强中感到不便的人散布流言、撰写诽谤来中伤我，如今我已经置之不理，不应再有所顾虑。连日来那个县的人多来申诉，那里事情的枝叶震动、根本动摇，我也不能不有所思虑，只是不敢因此烦扰您。唯独因为事情关系国家大体和地方风俗，所以不敢不说。署印官和县丞被察院察访时，正值我在进京朝见的路上；那里的事情已经败露。当时察院把访单交给我，我全都疑惑，认为县中一定有人对我恨之入骨。浙江中新行里递之法，我拘集的都是贫困的下户。又有人说，用里递收粮，像散钱一样零碎，不能凑成一缗，使小民催督大户，犹如让羊去驱赶狼，实在难以实行。因此便把大户中以花名、假名逃役的人充作里递应役者，改变我原先的规定，制造小民的怨恨，实在是署印官做的。这件事败露也正因为如此；那些被拘来服役的大户，如李田等人，便投进署印官的衙门，同他结为一党。又有小吏沈良能违法乱法，多次拒捕，依仗广德大猾。于是我向各上司具文申报。沈良能本来就是署印官所任用的心腹，因此亲自穿着絇鞋、华丽衣服到府衙出入府门，又同署印官结为一党，借此联合各个恶少，互相告讦县中之人，同时响应，都是承袭署印官的作风。防备考讯拷掠，无不承认，诬陷中伤的巧计已经在其中施行了。这样做关系国家大体和地方风俗：官员自己被察访，却妄行牵连加害，那么君子与小人、邪与正、清与浊的根源便无法辨别。豪民被差役，奸黠的吏员被逮捕，党羽相互横行，诬妄之辞抵赖遮掩却都能占据上风，那么官民上下的区别便无法端正。奸民告讦的风气也无法停止。又有朱学方正之类的人，各自因为重大奸恶而屡次犯法，县里已经将案件具文上报院道，后来却因此在狱中病死；甚至还告发无关之人，使人命相互牵连多年，并且一并派人检验、追查，直到把人逼死。我认为，像这样的事情，即使任凭他们陈说，只看文卷，也已经死有余辜了。奈何还要株连牵害，使公文往来追捕的烦扰不断；县里一有讯问便有人告发，这样一来，县令的权威就再也无法振作。萧望之是一代大儒，当年替韩延寿考察东郡官钱，官吏不能承受，便都自诬服罪。假如当时不是有人明察真相，那么萧望之的灾祸就不会只发生在恭显之世了。狂妄浅陋之人冒昧陈词，伏乞宽宥。太仆寺揭帖 先前驳回春季应行的马匹，责令有关县抵换补足；如今本年秋季解送马匹，已经按数办理，另派官员领解。只是考虑到本年大水异常，民间遭受十分严重的灾害，所买马匹已经使百姓不胜艰苦。据邢台等县知县耿鸣世等禀报，他们都用心挑选，已经有很多匹马合用。本府冯知府又亲自当堂查看检验，并且已经补换。现在据沙河县知县王进朝禀称：该县解送的马匹，尺寸多有不合规格的，但毛色、骨骼坚实挺拔，气力精强，比起那些庞大而虚浮的马，反而大概还要胜过它们。只是仍担心这类马匹，或因规格降低而不合要求，或在群马中比较起来稍差，导致其中一两匹被驳回，必将破坏数户人家的产业。恳请您俯念地方情形，若上述马匹确实不是下等马，足以分配给武卫骑操之士使用，便请一并免予驳回，也可稍稍宽解京畿内困顿憔悴的百姓。因此具禀。王哲审单 查得姚古、鲍希专门同王哲相互帮衬，强作证词；除已经结案的证据外，现存县中未结的文卷还有二十多宗，每一宗都有他们的名字。如今姚古改名为姚仁，鲍希改名为鲍义，说两人发誓同心，常常替王哲捏造证词，改名为“仁义”，明白表示彼此不相负。再据王哲父子的刁恶，向来为人所侧目；即使有嘉谷，弩也会张开，泽中的野鸡也不会停止；即使有香饵，钩子显现，深渊里的鱼也会远远躲避。吏胥贪污，本来难以保证，但若从王哲手中取受，便有所不敢；关于受贿的罪状，固然应当查究，但若出自王哲之口，却有难以凭信之处。如今在审问之间，已经取得王哲刁诈以及姚仁、鲍义结党捏造供词的真实迹象，众多事实都已明白，现据此拟定罪犯的罪名。陈大德审单

译审得陈大德确实把张氏搂住，想要强行奸淫；验看大德舌尖，果然是被咬掉的，无法自行隐瞒。按律法本有强奸条文，但官府很少有人遵照使用，是因为所判罪刑很重，而事情又难以查实。若不用这条律法，动辄按和奸处置，便会使强暴者得逞，贞节妇女受到污蔑，律法设置这条规定也就成了无用之物。从前召公审理诉讼，使衰乱的风俗得到防止，贞信的教化得以兴起，所以有《行露》这首诗，大意是说强暴的男子不能侵犯贞洁女子。如今据查陈大德多次行无礼之事，等到事情败露后，又抗拒违背法令文书，希望拖延多年，使事情始终不能查明。然而张氏独处深山之中，她的贞心可以表明；大德这件经过多年仍难以取证的案件，他的舌头还在，二者相互印证，应当依律审问定罪。贺潮审单 审得邵忠先因贺潮离去，便卖掉了他的原有田地；如今见贺潮回来，又把旧日荒废闲置的田地归还给他，正如鸠鹊互相占居的时候；逃亡的人重新回到旧业，实在正是鸿雁安集之时。诉状虽有一半涉及诬告，依律应当从轻发落。原先遗留下来的田地，听凭贺潮自行管理并收取收益。《震川别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别集》卷十 明代归有光撰 古今诗 游灵谷寺 清晨走出东郭门，初升的太阳照着我的脸。春风习习吹来，好鸟的鸣声绵延婉转。在山岩转角看见黄屋，登上山坡寻找神山。半天过去仍在山麓，十里路都行走在长松之间。芳草掩映的道路蜿蜒曲折，古老的禅门寂寞冷清。彩绘长廊的丹红剥落，朱红门上的铜环已经锈蚀。大殿高耸，梁架仿佛悬空；宝塔留存，可以攀登玩赏珠饰。苍鹰在树间嬉戏，野鹿悠闲地看人。山深林静，正为隐逸之士所喜爱；太阳已经西斜，我还不知道何时回去。读史二首 谢公四十多岁，高卧在东山之间。妻子儿女来问他，他掩住嘴笑而不答。长安的公卿和大夫，富贵能有多少年？难道不能顺应时势吗？我的志向并不是这样。所以任凭公子年长，垂下价值百文的钱串。刘毅家中连一石粮食也没有，却能一掷百万钱。淮阴侯为母亲置办坟墓，行军经营出万户人家。田氏的豪气并不在这里，只是意气仍然如此。怎么能仿效那些拘谨的儒生，拘拘束束、琐琐碎碎地行事呢？东海有大鹏，扶摇而上背负青天。可怜蜩和鸠却在榆树、枋树之间相互讥笑。京邸有怀 帝国远在云天之上，故乡又在何处？城头的日色昏黄，隔壁传来吴地的方言。忽然有所思念，默默地长久伫立。人情在离别时总希望有人相伴，谁来怜惜你呢？甫里送妹 甫里县城西角，吴淞江水流缓缓，我要前去，不能回来。进门又忧虑叹息，小女儿走来相送，牵着我的衣服问要到哪里去。人生总会有归宿，怜惜你在出嫁时送姑母。金山寺 长江中涌起一块巨石，万古以来浮在江中。倚着天空建成高险的楼阁，凌驾波涛成为奇特的游览胜地。僧人呼唤鼋鼍出没，客人指说蛟龙的深潭。云开处露出钟山的山峰，日光映照扶桑洲。海上的山峰只有三两处，南北之间仅凭一叶航船。百年的战争平息，江水在这里安静地流淌。金陵还家作 自从出门那天起，就预先约定相见的日期。西风吹过洋子渡，仍嫌归舟行得太慢。如今面对寒月，芭蕉青绿而湿润。一个儿子在县城西面，一个女儿在松江岸边。两处牵挂萦绕心头，就像蛛网上的丝线。和俞质甫《夏雨》，仿效联句体三十韵。浮云正浓密低垂，天光景色很快就收敛了。连续十天大雨深重，千里土地冲破了封藏蛰伏。茫茫水神发出叹息，萧萧山鬼为之哭泣。光明之神幽居高处，朱明之气闭藏而炽盛。天边云气似将渐渐散开，淅淅沥沥的雨却又骤然加急。遇到夜晚，雨势转为连绵不断；水流分散，更加湍急涌动。万条山谷中水声轰鸣，百川灌注而来。池水增添了细密的波纹，树林的颜色浸润在湿气中。毕宿离开后月光暂时明亮，井宿当空，星光总是湿蒙蒙的。湖光潋滟，翻卷成皱褶；海潮苦涩，彩虹般的旌旗仍高高飞翔。云做的衣裳还在日光下缝织，覆下来的洪水哪里能够收回？天漏了，谁能够修补？马牛混杂在三江之间，混沌苍茫中九座山峰挺立。我感叹自己从东方来，独自行走，却被空城阻隔。梦中离开思明两地，占卜得到坎卦，重重险难相袭。谁能借我卜商的车盖？我只能戴着杜甫式的斗笠。纷纷扬扬，余下的花朵落下；寂寞之中，愁苦的乌鸦聚集。穷巷长久闭门，高河近处只能取水。天地正处在氤氲状态，风雷交替呼吸。凄清地听着清晨的鸟鸣，蒙蒙地望着夜里的微光。作有功绩以求时雨，思念文德而忧虑百姓的粮食。青蛙和螟蛉徒然耗费灰来驱逐，鱼虾却任人捞取。坐在宽大的屋中反而更加凄清，躺在方床上听着忧闷声滋长。怎样才能度过这段日子？怎么能够使家人丰足？泥泞道路使脚上重茧开裂，梅雨浸湿了重重衣物。寒袍旧衣仍舍不得丢弃，书册也懒得打开。回头叹息风云充满，怎能让蛟龙受困？短短的木屐徒然磨损，折下的头巾空自高耸。俯仰之间观看天地宇宙，尘土弥漫，原野和低湿地都迷失了。饥饿的阻隔看来无法避免，辅佐光明的事业又哪里是我所能做到的？【旧刻作“高河近通楫”，“楫”字不押韵；别本未选入，正因如此。现在改押“汲”字，似乎更稳妥。】濠梁驿 崎岖的江北道路，又来到这里渡过淮水。策马走向广阔的原野，苍茫中看见帝王之都。绿树葱葱，紫云郁郁升起。阳光照着城上的楼阁，寒鸦飞过高高的城墙。原野多么萧条，放眼望去延绵百里。当年侯王们在这里接踵而来，如今只有背负货物的商贩，正午时分倚在空荡的集市中。徒然有八尺身躯，穿着短褐，饿得几乎要死。当年兴王辅佐帝业的人，未被任用时也不过如此。淮阴侯庙 我来到淮阴侯祠，清幽的槐树遮映着朱门。当年长乐宫中的事情，千年之后仍有余怒。五年之间征战龙虎，最后却落得身首置于肉案。努力追求功名，功成之后实在也苦。船被沽头闸阻住，便在陆路走了二十多里，到达沛县。上沽、下沽相隔，闸头仿佛与百里之外一样遥远。曲折的河道中看见船桅，相距却只有咫尺。舍船沿平坦道路而行，马蹄仿佛生出羽翼。麦穗在和风中低垂，披拂着铺满宽阔道路。听说江北百姓终年饥饿，没有粮食。我来到江北，每每高兴看见茂盛的麦子。走着走着野树合拢，已经到了古沛驿。汉帝留下的原庙，屋瓦残破，仍带青碧之色。蛟龙化去已经千年，鸡犬的景象却似从前。想寻找刘邦《歌风》之处，闾里间只剩杂乱的遗迹。如今泗水边上，人们还树立着歌风碑石。南旺 叹息我向南行进，船只日夜向南漂浮。今天看见汶水，从这里分向南北流去。帝京忽然已经遥远，落日使暮愁生起。当年宋尚书的庙宇，千秋以来仍然崇高。大丈夫如果遇到时机，何必一定要有宏大的谋略？叹我学习《禹贡》，胸中排列着九州。手杖策马徒然往来，令人笑我已经白头。曾经怀疑伯颜的策略，难道不是良谋吗？《洪范》是上天赐给禹的，大道由箕子推衍为《洪范》。五行已经混乱，三事也因此没有修治。鲧的堤防日益兴建，百川失去了应有的流向。看不见徐、房之间，黄河却载着高丘而来。沛县 泗水环抱城郭，向东流去，水光日日闪动。丰、沛至今还在，汉代的往事却已过去千年。叹息我又能做什么，只能独自感慨频繁往来。封侯已不可期，白日里坐看自己沉沦。每次见到沛县父老，都在泗水岸边旅行。鸡犬仿佛仍如昨日，但这里的人也已不是昔日之民。空传泗水亭的旧事，城中井邑仿佛也未必真实。城外绿杨成行，高高的酒帘悬在风尘中。还有卖酒的人家，不知王媪已经传了几代。高祖庙的神灵仍在，英雄却反过来笑看世人。徐州同朱进士登子房山 上船后忽然闷闷不乐，便呼朋伴登上高丘。子房确实是高士，他的祠宇也清幽。俯视徐州城，黄河如带般映照流过；青山环抱，孤城仿佛一根发丝悬在其中。河水日日侵蚀河岸，浩渺如洞庭秋色；乌鸦、野狗争食死人，田垄间到处是骷髅。使者沉下白马，守臣建黄楼以记之。我算来自己又能做什么，只是白白增添许多忧愁。百姓随着大势流转，谁能知道其中缘由？看到这个著名旧邦，怀古之思悠悠不尽。自从徐偃王以来，唯有青山留存。刘邦、项羽如今在哪里？子房空自运筹谋划，后来只随赤松子而去，不必等待封侯。

译自徐州至吕梁述水势大略 黄河漫过徐州一带，原野上层层水波涌起，万人都化作鱼。只剩一座孤城令人凛然，淹没在积水之间，只看见屋檐栋梁半已倾颓。日月照着蛟龙居处，风浪中栖息着蜑民。水势侵逼连接群山，浩荡的烟霞映照明亮。山势回转，时而又围成圆形，仿佛盆盎承接晶莹光色。忽然看见开阔之处，天边横着翠黛般的山色。来到这里顿觉景象不同，日日都像在江湖上行船。吕梁终于水流安静，悄无声息，没有水声。狼牙山沉没在深水中，一夜之间长鲸奔走而过。三道洪水坐失险势，蛟龙也不能与之争。才知道房村之间的水，还没有得到宣泄。就像人得了疾病，腹部坚硬而中间膨胀；白白役使数万人，工程何年才能完成？鲤鱼山 鲤鱼山头，天天都有日落，山色呈紫红。远远看见两位君子登岸，便询问他们的疾苦。这里盛产粟麦，却被洪水冲荡，水久久不退。已经三年没有收成，今年虽然播了种，湿土中干枯的芽才刚刚萌发。他们指着柳树之间说：那里就是我们的家。上个月洪水泛滥时，群盗肆意猖獗；小弟独自骑马，冒险射杀了五六个盗贼。大哥善使长枪，奋力作战，幸而得以脱身。他们又给我看刀箭留下的伤痕，十指上还凝结着血。我问他们这是为什么，多半是屯军士卒所为。居民怎么敢这样做呢？开始是军队强行驱使、劫掠百姓；后来军民合一，百姓聚集起来，军队势力孤弱，百姓又反过来劫掠士卒。鲤鱼山前后于是成了盗贼的巢穴。徐州、沂州两兵备司近来竭力剿灭军盗，挑选骁勇健壮的人，呼喝着跟随主帅，百姓和盗贼都被擒获。有时也有逃跑的，其中稍微狡猾的便行贿通关，仍然暗中勾结；因此这一个月间也颇见安宁。两人告别后，我为此深深叹息。一个披散头发的童子，竟也能把这些事情说得清楚。百姓中的盗贼尚且值得怜悯，本来是被饥荒所逼。军中的盗贼却接受犒赏，竟用盗贼去杀盗贼。我在淮、徐之间行走，常听说邳州士卒，荆楚人多轻捷剽悍，这样养成祸乱并不是长久之策。自刘家河将出海口，因风雨返回天妃宫二首。到了海边，忽然雷雨大作，高云升起，巍峨纷披。船篷湿透，酒杯错落飞动。波浪冲天，一片漆黑，神龙助长风威。我探访远方的愿望还没有实现，最初的心愿便已改变。无缘拜见海神，只好叩首祈求天妃：愿求一日放晴，让我尽情领受光辉。八月还在消退暑气，白露尚未凝成霜。云气和景物聚结着蒸腾的郁气，雨势任意倾泻。江水争相飞溢，螭龙争相回旋。金色的天枢沐浴着太阳的光明，今夜却无法望见。放眼观看水势上涨，天际一片茫茫。只恨不是西风，不能把我吹到扶桑。从海虞回来，遇风受阻，夜间停船。第二天在途中作诗。百里之外看见青山，想来这次回去确实不会很快。风浪之中仍要宿在水上，龙蛇仿佛惊动了夜间的居处。天亮出发时景色更加惨淡。河川道路还很曲折，水流湍急，超过船行所能承受的限制；寒云笼罩，太阳还没有舒展光辉。芳草绵延无尽，寂寥之地少有打猎捕鱼的人。寒冷的光色冒出明亮的湖面，北风转向高高的土丘。旧日之事已经成为往迹，余生只愿读书。古人已经不可见，年岁将暮，我又能到哪里去呢？淮上作 长淮为落日饯行，圆圆的光轮正像赭石。倾泻的红光注入流波，这种奇景无法描写。淮水从西面流来，黄河从北面流下，汇合后一同向东流去，终年不停地奔泻。可怜我这个跋涉千里的客人，春天来到时已经转眼到了夏天。独自站立，徒然惆怅，能够同我交谈的人很少。宝应县阻风 夜泊淮阴城，清早向淮南路整理船桨。遇到西风狂暴，任意呼号发怒。清河千里之间，东风每天都来阻误。我祈求这样的一天顺风，却始终不能遇到。苍天难道有自己的意志吗？无法追问其中的缘故。只看见向北去的船，迎着风像飞一样渡过，反而使离去的人感到畅快，顿时忘了我的事务。湖波浩渺而深，今天怎么能够渡过去呢？壬戌南还作 自从走出皇都城门，清澈的水明亮得仿佛可以捧起。大风卷起羊角般的旋涡，飞沙旋转如雾中丝绢。乘着快船顺流而下，逆流而行时又转来转去。长河横贯千里，回旋的溪流每每曲折九转。时序正值暮春，景色确实明丽和美。市镇村邑临水折岸，柳树刚被春雨洗润。想问北州的旧事，却只因南行日期催促。同行船只接近百艘，早晚相互追逐。挂起船帆如雁翅相接，转动船桨如鱼尾相续。常听见夜间聚集的喧声，又看见风把船帆排成一簇。所遇见的都是南方珍品，为什么要弃荆玉而取它们？并不是为了庆贺弹冠相庆，只是相呼一同进入山麓。又 在漳河、卫河困阻了半个月，今天早晨望见邹山、峄山。和风不时迎面吹来，船行在积水中，水深还不到一尺。行路每日滞留，归乡的思绪更加急迫。从前去时冒着飞雪，如今回来却看见茂盛的麦子。胸中蕴藏的志向没有机会施展，只能徒然随旅伴络绎前行。西苑正呈现祥瑞，东郡也下着鱼雨。番禺有冒用名号的人，建州却到处充斥。为什么唐尧般的朝廷不用贾生的策略，让贾谊的文章仍然幽闭不显？酒杯更加滋润，天命如果本来就无常，人生实在多有困厄。走吧走吧，不必再说，去大泽里放牧猪吧。登济城望城武 城武在漠地时本来是县，后来才在兖州西南。我曾经在那里任县令，满一年时教化才逐渐普及。我本性喜爱潇洒闲散，等待任命实在苦不堪言。飞雪沾湿乌帽，几乎想抛下官簪，最终因小病返回，没能任满一年。当孝皇在位时，仁政正在渐渐浸润。我来到济城登临远望，落日已经过半；向西遥望，恰好又触动旧情，久久伫立，独自悲伤无声。经学几代以来屡遭废弃，实在令人惭愧。淮阴舟中晚坐写怀二十四韵 清浦上轻风吹拂，渡过赤日，阴云遮蔽。昨天还问圮桥边的鞋履，今天已经来到下邳街。淮地酒市中有醇酒，楚地歌声夹杂着琵琶。两种麦子吐出新穗，百草铺展繁盛花朵。纷披的花草布满宽阔道路，离离的草木覆盖平沙。寂寂地坐到傍晚，悠长的思绪越转越多。先皇从前宽宥天下，世道还处在亨通美好之中。朝廷制作礼乐十分兴盛，公卿们纷纷议论礼制。众多属官有的得到擢用，许多读书人由此起家。我笨拙不合时宜，遭逢时世而废弃，岁月渐渐流逝，青春年华已逝。不能得到一官半职，空自惭愧读了五车书。等到鸿雁渐渐高飞，几乎将要远离龙驾。暂时还有登上青云的希望，怎奈已经白发蓬乱。勉强做一个小县的官吏，奔走在大府衙门。反省自己常常黯然，看别人却正得意张扬。哪里能让鸾凤栖息，反而同龙蛇混杂相处？世路越走越令人畏惧，我的生命本来就有尽头。万事已经如此，一任官职又何足挂怀？走吧，回去吧，不要让名声受到玷污。归田后记载平泉的草木，任凭寝丘田地荒治耕作。补写亡佚之文，缀辑《狸首》，考订古书，为《君牙》作注。希望用余下的岁月，去探寻云霞。只因这是我的性情所适，并不是为了向世人夸耀。只要不愧对尼父，或许还可以等待侯芭来求学。隆庆己巳年赴京，寄居城西报国寺，赠给宇上人。

译慈宫崇奉佛教，在这里建造了绝非华丽炫目的寺院。深岩幽闭着香火，高峻的山势俯瞰郊野。郁郁苍苍的虬松枝条低低压下，环绕着宽广的大殿。当年皇帝的舅父亲自削发，住在这座寺院。传说说经时老龙来听，抬手便有五只狮子出现。曾听长老说，天上降下曼陀罗花遍地。我认识宇上人，他如今剃发为头陀，头顶高耸，容貌修整。弘扬佛法，精通微妙义理，在论说和赞颂中引导我。走过彩绘长廊，他指示西方极乐世界的变相图。清晨起来供奉清茶，时常一同享受禅悦。他给我饭食，而我年老将要归去，对尘世之事如今已经厌倦。应当结下尘世之外的缘分，或许还能在山中相见。邢州叙述三首 壮年时已经困顿失意，到了末路还要借助前辈的引荐。所遗憾的是我的卑微姓名，早已被诸公听闻。既然奉行大廷对策，便到司空属署观政，从而结交天下士人。早晚相互往来，道术穷究孔孟；深奥文章推重迁、固；善于谈诗的仰慕匡鼎；起草玄文仿效扬雄；通达事理如贾谊；英俊少年超过终童；守持高节可比汲直；曲学阿世则鄙陋如孙弘。我自以为支离疏拙，却在这些人中奋臂而出。一天除授文书下来，我便沦落到故鄣以东，勉强靠俸禄养家，弯腰屈身，实在惭愧。在鄣东任职两年多，我谨慎遵守圣人的经义，立志推行教化，革除烦扰，刑罚法网宽缓。连奔走的差役也有千人来庭前，我每天分别派遣他们，直到日暮，庭中没有一个含冤之人。判处死刑而得以释放的没有遗漏，常常把囚犯放回家中，人人都说赋役公平；招纳强壮的年轻人，以丹青之辞同他们立誓。萑苻一带有许多久为盗贼的人，擒获斩杀后便全部清除；余粮留在田垄，绝没有犬吠惊扰。只是我以怜悯之心治理地方，却不能谨慎对待权贵，因细小嫌隙而生出怨恨，惨烈得如镆铘宝剑。兵乱如风雨般日夜飘摇，我辛苦周旋也只是徒劳；我流泪叹息，像西河守那样坚持古道，最终仍然没有成功。任县令既未能做到底，稍稍升迁后任邢州佐官。虽然这里号称三辅，近处却不比湘水投书之地好多少。我修葺先人的旧庐，决意返回田园；所以在岔路上哭泣，是因为进退不能自由，也仍然留恋俸禄。整理行装准备出发，船行经过齐鲁，园中石榴花开放。舍船沿宽阔陆路而行，梨树、枣树排列在道路两旁。行至周地才看见种植苜蓿，入郡便询问骅骝良马。当前应当抚恤凋残困苦的百姓，天马却不可求得。乡里减少征召，上下都没有怨恨。汝南有许多名士，太守被称为贤侯；他戴星早起办理民政，宣扬风俗，通达皇帝的政教。郡中事务日渐稀少简易，我得以借此享有余暇，闭门少有迎送。得到古书便校勘，正可以容我做一个隐居的官吏；退朝用餐后常常优游自在。只是辜负平生志向，不能分担圣明时代的忧患。暂且等待黄河冰解，便停下车驾回到山林。琼州的张子与我同年登科，都做县令。江南的张子从建德改任当涂，如今入京朝见，又改任荥县。一年之中三次调换县令，寄居京师时住处相近，便作诗赠别。岭南出现奇异人物，始兴最早开创先声；余公也从地方崛起，在天圣年间高高挺立。圣代的丘丈，庄重而富有学问，超过从前的贤人。回忆我童年时，曾听家父说：我郡中有个桑生，仗恃才气，颇为轻浮机巧。余公一见便认出他，进见时每每把他引荐到前面。夫人出来佩戴玉饰，珍馐美味罗列在华丽筵席上；当时吐哺待士的风气，可以同古人相比。余公的文章根本道理严密，不肯追求纤巧艳丽。无奈轻薄之人动辄喧哗议论。张子来了，余公乡里的旧年往事使他的志向更加坚定。他同我一起参加曲江宴，面带鲸海般的气概。又问余公石屋在哪里，世代事业是否还保存着遗篇。如今您做县吏，仕途辗转如同驿传。朝廷也不重视您，为什么不能稍稍怜惜您呢？使君从天边来，万里往返旋行。您的才能难道不够办事吗？只是古道多有艰难。叹息当时所崇尚的风气，以致循吏之篇被废弃。咏史 从前齐威王在位，选择人才来治理百姓。只有阿大夫，声名每天都在外面传播；唯有即墨县令，却被小人共同诬陷倾轧。是非一并颠倒，四境交相侵犯，战事不断。怎样才能召来左右近臣，把阿党的小人全都烹杀？从前楚庄王在位，三年不理政事。膝上放着美女，整日饮酒不醒。有鸟停在土山上，不飞也不鸣。怎样才能任用伍举，使楚国一朝成就霸业之名？从前帝王武丁在位，三年不发布政令。他沉默思考治道，殷国却还没有安宁。怎样才能梦见圣人，在傅岩寻求那样的贤者？奉托俞宜黄访求危太朴文集，并请蒋、萧两位同年以及长城吴博士一同留意。从前宋学士曾称赞危太朴的文章，独力支撑衰颓的文坛，清越的声调直薄高云。我年轻时略微见过他的作品，每次诵读都十分欣喜，淡然如玄酒的滋味，从不沾染尘世的芬芳；如果想要恢复大雅之音，这个人确实可以称为同道。假如不是知音者赏识，宋公哪里肯这样说呢？唉！轻薄之人正狂吠不止，真是可惜！书册散失，家藏所积又很少，我徒然像尝到鼎中一片肉，整个鼎中的美味却未能分辨。四位贤人游宦所到之处，博闻通达，多有前代旧闻，请替我一一访求，也许可以借此慰藉我的殷切心情。奉和冯太守巡视西山关隘，依宋庄《见弃田有作》的韵。云代抵御敌兵，千里羽书急切告警；邻境畏惧英明的牧守，沿山转行，险阻颠踬。通谷之间只能容数行人，四周所在都已经到达。猃狁虽然并非易于对付，中国也有所防备；可悲的是《云汉》《小雅》诗中所说的，百姓几乎没有遗留。今岁洪水冲割怀地、襄地，颇不异于巨浪从高崖坠落，推挤着万块山石坠向周原。从前肥沃的土地一朝化为沙碛，乡野老人仰天痛哭，这是前古所未记载的。遥远的孤岭隔绝天际，习习阴风吹来；月明霜白，空馆中无法入睡。有什么办法救护疲惫的百姓？只能作诗来表达志向，常常展开诗卷阅读，纸上已经看见残留的泪痕。从前听说《舂陵行》，如今的人难道反而轻视它吗？我也惭愧地吃着俸禄，只能徒然叹息惭愧。送袁太守之兴都 青阳之气下降，江水中万灵都朝向汉东。先皇从前南巡，在庆善宫饮乐。父老拜受赏赐，又唱起像沛中儿童那样的歌。忽忽二十年过去，百姓仍然呼喊着胡弓。为什么长陵县令还要报告织机空置、布帛匮乏？袁侯具有忠孝的资质，做官以明干著称。您应当等待选任为贤能的牧守，皇帝特地下诏褒奖崇重您。此行将解除苛细烦扰，以和乐仁厚之风教化百姓。愿千年守护皇陵，远远同丰、镐相同。赠孙太仓 您出身于岭南，家族是羽林忠臣之后。曾任三辅属吏，遗留下的仁爱至今仍在。去年您来镇守州郡，美好的声名更加高扬。自从海水中出现蛮人的船只，遮蔽了朝阳，吴地一带日益创伤残破，江海之间多有军队驻扎。大军仍在，年成又凶，百姓凋残困苦，无法尽述。您勤勉地抚慰养育百姓，百里之民都感戴您的仁恩。自古设置官职，各项事务都有根本缘由。所以设置守令，无非是为了惠及百姓。这个任职实在很不轻，乃是天子选拔任用的人才；为什么不奉行天意，反而砍伐摧毁它的根本？光明灿烂的元道州，名声同南岳一样尊崇。追呼催逼尚且不忍，何况千年之后还会听到这样的言语。可悲啊，征求搜刮已经穷尽，江村到处充满恸哭。作诗代替百姓歌谣，也许可以传达到周遍各处。读佛书 天竺降下神灵圣人，利益就在这座雪山之中。真正的苦行者仍被九种烦恼缠绕，已经不只是吃马麦、空钵乞食而已，实在令人羞耻。纷纷的旃荼罗女子还在诽谤议论，也许还没有停止，却不知道他的手指之间仍然能够变出五头狮子。

译书王氏墓碣寄子敬淀山湖上 我年少时便仰慕节操义行，认为即使死于沟壑也确实心安。曾整治文辞游历燕都，却不愿求见侯王；甘愿跟随渭水边的老人，到了老年仍然垂竿。对于世事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本性颇爱文章。王君敬重我的姐姐的节操，一谈到她便泪流不止；当年两鬓尚未斑白仿佛还在眼前，如今二十年过去，尸骨已经寒冷。请我把这些写在贞石上，希望可以长久流传而不磨灭。我写成之后又自己读了一遍，也能使肺腑清明；一扫齐、梁时代的习气，大概可以追随孟子、韩愈。《素庵诗》《易经》中有太素，太素是质朴的开始；白色的文饰垂布，皇帝乘彤车，以此资助帝王治理；大享时尚用玄色酒器，大路上覆盖素色帷幕。伊尹称周公为素王，后代渐渐增加文饰礼轨；素冠是当时人所希望的，素衣是当时人所喜爱的，素色的韨带寄托着心中郁结，素丝使《国风》显得美好。五次染色便成为五种颜色，因此墨子悲叹素朴的功用日益被装饰。素封之人日益奢侈，素位日益逾越，素质日益毁坏，素诚日益变成欺诈，素道日益衰靡，素食日益泛滥，素节日益废弃，素书日益惨刻，素问人则人日益死亡。流俗相互纠缠错乱，纷纷争相穿戴齐地的紫服。庄子眼中胶着朱色，周鼎的垂饰也零落；指着救弊之道说，没有什么比忠诚更好。世道的变化哪里能够止息？东海扬起素色的波涛，树林中潜藏着朴素之士。我愿甘心吃素饭，自然可以尊崇朴素的操行。素朴的抱负哪里值得多说，素心只在于此？只是因为喜爱素庵主人，所以作诗来赞扬他的素朴。清梦轩诗次孺允韵 王生思索精妙的道理，独自居住而逍遥自在，于是用“清梦”二字题揭此轩。在幽静的房屋中处世，实在是大梦之中较为长久的一场梦。世事纷扰不停，清明真实的精神也将沉沦消亡。谁能减少嗜好欲望，引导自己进入大觉？像鲁侯那样乡往圣道是多么愚蠢，想要前往却忧虑没有桥梁。太清之气日日深澄，其中却有众生忙碌。我听接舆说过，难道这些话真的毫无根据吗？古代得道的人，夏天能够制造冰凉。西方有圣人，以清净之身而闻到妙香。飞龙遨游上天，到了冬天才伏藏。谁知道黄泉之下的疑团，也可以登上大皇之境。清梦轩诗再次孺允韵 任意漫游，尽情在辽阔天地间徜徉。小小的构筑不是宽广大厦，幽静居处却得到便利的房间。图书任凭鱼虫蛀蚀，庭阶间夹杂着兰花的芳香。环境寂静，群动止息；精神愉悦，独自长久安睡。心神栩栩，意象舒适；如蘧蘧然的梦，忘却万物变化。在这里观看世俗，逼仄狭隘之处不是我的故乡。汉高祖的玉玺竟误传，金瓯也几乎因梁而倾覆。偷带武器固然说是骚乱，衔发而行也同样忙迫。目光昏暗而容貌自高，喋喋不休的冠冕又有什么用？恍惚如乘坐浓云，清冷地驾御着凉风。在钧天听广大的音乐，在玄都闻奇妙的香气。往昔错误地驰骋而去，后来简略地把史书收藏。最终惭愧自己处在三季之世，尚不可比拟九皇。【据此首共十三韵，前首疑少了两句。】山茶 山茶孕育奇异的资质，绿叶凝聚着深浓的色泽，常常开出红花，偏偏在白雪之中。虽然具备富贵的姿态，却没有妖媚艳丽的容貌。经历岁寒也不凋谢，自然可以配得上春风。我将要评定花卉品第，便拿它比拟三公。梅花特别素洁，于是同伯夷、叔齐相同。东房夹竹桃花 奇异的花卉来到这里，在不同的境地灿然开放，铺展红色花朵，芳美的姿态仿佛承受天命。为什么偏偏要借用桃、竹的名称？从前来到这花前，时常听见脚步声。今天花儿依然美好，可那个人已经远行。没有人同我一起幽静欣赏，长年累月锁在空庭之中。昨天来打开门一看，不禁叹息，泪水纵横。火鱼 水中畜养的鱼已不是从前的品种，火鱼自此创始；只不过几寸大小，却忽然显现出五色的鲜明光彩。勺水停留在深潭般的容器中，清澄的方池任它回旋。春雨催生绿萍，秋风吹动红蓼。它确实只在盆盎之中，却独自觉得江湖浩渺。每每看见银色的鳍跃起，时常看见宝色的尾巴摆动。水涸小坑也能容纳它吐沫，吞舟的大鱼却嫌厅堂太小。少年们一起惊叹呼喝，整天互相戏弄。喂虫使僰童疲惫，汲水使王媪困倦。海上的人家都这样，吴中也时时仿效。谁会想到听见鹤鸣，竟比豢养龙还要扰乱。此物变化很多，形状从早到晚各不相同。鲜艳美丽时惊人如羽化，憔悴时又因颜色枯槁而惆怅。物理显现出怪异的形象，苍天确实像飞鸟般奔驰。什么是妖异祥瑞，什么是吉祥征兆？愿天子万年长存，皇图日益绵延。沧海终于清平安宁，小盗贼全都剿灭。周山进献白鹿，霜色的毛多么洁白。应当长久养着这种鱼，把它进贡到灵沼。钟山行二首 钟山的云气多么苍苍？长江万里奔流而来，水势浩荡。这里龙蟠虎踞，是帝王之宅；秦始皇开凿山岭，截断山脉。孙吴、司马氏历经六代来到这里，南唐的神京也同帝王车驾争相辉煌。分得的紫色气运哪里能够担当？偏安一隅、苟且休息，实在只是徬徨。宋、金末年，元兵强盛，威势震动六合，云日也变得昏黄。百年之后治道达到极限，国运随之灭亡。天命所归的真人平定八方，手持尺剑转动天网，一举洗涤乾坤，混合同一万方。考察卜问而定都建国，开启百代皇统。钟山的云气多么苍苍！钟山的云气多么苍苍？其中有宫殿楼阁，琉璃闪烁，黄金映黄；苍松老柏排列在驰道旁，朱红色建筑交错在岔路之间。百万貔貅军队白天伏藏。日色淡淡照着官衙北墙，萧萧的风吹过日光。白发老人流着泪为我指点：“东边是长陵，西边是未央宫。” 郓州行寄友人 去年黄河泛滥，从徐州、房山一带直到今天，仍在填塞淤土；高大的房屋倾覆，齐鲁千里一片萧条。流离失所的人纷纷挤满道路两旁，牵拉着小车，装载家什；挖地取火、野外焚烧，处处可见。壮年男子和年轻女子乞讨行乞，也不以为羞；五岁小儿都能熟练地跪下、起身。卖儿卖女，休说价钱；同床共枕的亲爱之情，也忍心舍弃。彼此携手送到古河边，转身向青天号哭。原野一望，像落地的乌鸦；人们围坐着蹒跚挖掘草芽。草芽挖尽了，连树梢也剥得光秃；回家后竟吃人，像吃猪一样。今年已经四个月没有下雨，两季麦子都没有种子，官府储粮已经耗尽。近来听说沂水、泗水一带多有啸聚的盗贼，郓州太守因为征调兵粮而忧愁得束手无策。乌鸦群飞，啄入人的脑中；活着的人还恨不得早些死去。自古以来，天下的祸乱多发生在山东，何况如今山东居中扼守二京，控制、连接江淮，四方输送的物资都汇聚于此。王者防守所谋划的，禹贡所供给的，三吴、百粤以及四海的防务，都像人的咽喉一样，不能有一口气不通。使君当尽力辅佐天子、忧念百姓疾苦，深谋远虑，应该有一天知道事情的结局，不要让竹帛上只有前人的功业独自显美。《谈侍郎歌》侍郎的妙笔，世上无人能比；侍郎所受的恩赐，常常装满车。玄天坛上，写下泥金字；大道殿中，书写潄玉之文。早晨入朝值班，穿着绣有狮子的衣服；傍晚回到府第，穿着绯袍、佩着鱼袋。近来承蒙诏令，允许乘驿站楼船、画舫驰行，返回故乡。笑我文章虽然空自磊落，老来仍无成就，只能骑着跛驴。《黄楼行》在彭城停留了五日，船遇狂风，吹来的雪不肯停歇；推来的冰凌大得像房屋，船夫半夜不停地呼喊。老夫拥着被子，只能端坐在雪中，天天望着黄楼。东坡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令人轻视我这个东家丘。《二石歌》

译太湖波涛翻涌，连接着江海；两块石头飞来，落在我面前。大的诡奇雄伟，像在跳蛮舞；高的萧疏挺立，格外清秀。回想当年秦公开辟西园，岩石争相来到庭院门前献奇。悠然间天天与西山为伴，大贤的名迹已经成为往古。我见到它们便下拜，这样的礼节也未尝不可。近来尚书被称为豪迈勇武，能招致这样的石头，实在很值得称道。起初看它像一面大旗，从绝漠中升起；斜眼看去，巍然又像九皇圣人。它像鹑鸟那样居处，像鸟那样行走，衣服下垂如羽毛，独自站立在崆峒的旷野。仰观天空，云将和鸿鹄似乎想说话，却不能开口。自从我拥有它们以后，每日婆娑观赏，即使没有酒，也能放声高歌。恰好将要远行，又能把你们怎么办呢？迟迟徘徊，还能再看一个多月；来观看吧，不要嫌我看了数百遍。可叹我哪里能像龙一样以清气为食，老来疲于奔走，违背了自己的心愿。《赵州石桥歌》我的同年好友蔡鸣阳任赵州太守，向我讲述石桥的奇异，并拿图经给我看。我多次往来京师，遗憾没有经过那里，于是因蔡侯的话写下这首歌。六国争斗之时，赵国更加骄盛强壮，真是雄伟啊！赵武灵王尤其雄杰勇悍，曾游大陵，因奇异的梦境受到感动；上天赐给他神女，其中有孟姚，于是改变服饰，学习骑射，扩充军队，拓展疆土千里，功业多么高大！北方土地开辟，从代地到犬戎相通；巍巍的灵寿山兴起，岧嶤高耸一日之间，沙丘却变得不可测度，只能空自回忆从前的梦境，鲜花仍然娇艳。后来赵王迁进入函谷关，李牧被杀，廉颇死亡或逃亡；从此赵地又经历百般变化。悠悠千年，岁月遥远，到今天谁还说鄗地的事情可耻？只有河水迫近洛水，迢迢流去。问赵州人，他们茫然不知，却共同夸说洨河的大石桥。这座桥的建造真是奇异，像神人刻成；班尔屈伏蛟龙，仿佛伸展身势便可与彩虹相抗。扶栏似乎要动，光彩摇曳如日光；天下万里，九衢由此通达。地面平坦如手掌，长河仿佛失去了仙人；张公倒骑驴，驴蹄留下的水涔印痕，宛然可见。赵州太守的政绩非常卓异，能够利用闲暇编纂图书。唉，太守的名声将流传远方，与这座桥一同长存。表兄淀山大参用自在居士的墨竹请我题诗。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风流，极像古代的少年英俊；在承明庐任待制时，重瞳屡屡回顾，以此加以慰抚。玉堂无事，只把竹影落在绢帛上，仿佛生出风雨；翠叶苍筠充满人间。有人越过大海、翻越山岭，争相购买我家的三幅珍藏大轴画；其中一幅如今在尚书府，另外两幅翻飞着流入海岛夷地，这些神物已经化去，不可再见。我的兄长从哪里得到这样一幅尺幅白绢，竟不惜一千缗钱向海商求购？盛夏时在紫薇省展开它，凉气忽然遍布厅堂；北墙仿佛豁然打开门窗，雨势像要滴落，风吹竹叶披拂起舞。此时静坐又有什么可求？满眼再也看不见尘土。湘妃、帝子面对它哭泣，藐姑山的神人又有谁能与之为伍？兄长喜爱绘画，也懂得画的意味；我却正潦倒困居在蓬门之中。墨竹从前以李夫人的作品著称，湖州孟端的画也都值得谱录。高人自有千载流传的名声，世上的寻常儿女哪里值得计数？写诗题竹并不是为了竹子，俯仰之间，只觉得自己的内心苦楚。东坡先生难道会随便说话吗？真正知晓我兄长的，只有老可。文湖州是东坡的从表兄，与东坡最为知心。东坡曾把他比作钟子期。东坡的诗说：“老可大概能为竹子写真。” 《十八学士歌》十八学士，谁能与他们相比？怎能比得上他们像瑚琏一样登上明堂。阎立本绘画，褚亮作赞，到如今遗留下来的事迹仍然光辉灿烂。隋朝末年，天地崩裂，英雄豪杰在草昧之中都成了侯王。真人纵横驰骋，平定天下，于是停止干戈，兴起文章。天策府大力延揽人才，盛行儒雅之风，群英汇聚，个个都是才德兼备的丈夫；遇到时机便能显露自己，智谋和技艺都很出众。可惜啊，美好的谋略也没有流传久远，风流文采仍旧沿袭齐梁。我的爱读成周《卷阿》诗，贤士和和蔼蔼，像凤凰一样；如果能凭六典使天下太平，远远追比二帝，超越夏商，那么唐初得到这些士人，本应与之并论，为什么治理成效却比不上成康之世？这中间难道没有河汾之才吗？只是他们白白被遮蔽，师门始终没有显扬。唉，房玄龄、杜如晦尚且如此，又何必遗憾薛先生过早去世呢？《题异兽图》从前我曾读《山海经》，其中所说的怪兽大多有奇异的名称。孔子删定典籍，记述《禹贡》九州，也没有超过万里路程。搏木、青羌之类，怎么会来到这里？伯益所作的疏解，我怀疑并不真实。西方旅国进献贡物，召公因此忧惧，作书训诫，尤其反复恳切。周代史官独自写下《王会篇》，睁大眼睛记载各种怪物来到异域朝廷；下笔的人或许是在夸耀它们的奇异卓绝。流传久了，谁能辨别真假？即便如此，宇宙又怎么会有穷尽？环绕大海之外，也都有人类。阴阳变化，没有什么不产生异物。它们不是寻常之物，也不一定是神灵。曾听说汉朝进献扶胥，唐代又有方物进贡。东方旌旗上的一角，马尾从绝壁上出现；绿色毛发忽然朝着人间走来。近代听闻的事情并非荒诞，往往史书都有依据。如今画画的人，画的究竟像什么？难道不是荒诞漫无根据，根本不足以考察吗？古代图画和记载，难道一定完全相合？任凭情意创造，都能画成形状。画狐狸似乎可以画成九尾，红色的头、圆形的题记，都随着丹青任意安排。唉！谁说解衣盘礴的人就称得上良史？他连驺牙和麟趾都不认识。《甫里天随寺》偶然经过白莲院，是为了寻找绿鸭池。僧人打开挂满虫网的门，来人惊动了枝头的鸟。斜阳照在半庭的雨迹上，清风吹着几卷诗。空门中安放着遗像，千年以后，你仍令人追思。《恨诗二首》清朗的光辉如同秋月，游荡的魂魄散入朝霞。首丘的遗言还在，临终易箦时的心愿又有什么可叹？平生作为丈夫的志向，只能把死亡寄托在宫人的斜巷。曾参尚且为原母守孝，杜氏难道就没有家吗？又一首 误入青乌之术的谋划，真成了黄鸟般的哀鸣。用隋侯之珠去弹射燕雀，宝剑失去了风雷般的威势。文武之臣今夜都已尽去，天地在今天倾颓。我正要跟随你离去，又何必制定丧服制度？寓居漕湖钱氏家中。钱氏本是吴越王的后裔，聚族居住在这里。此地名叫钱港。钱港湖乡幽深，名门古树成行；茫茫众水汇聚，漂泊的我乘一叶船来到这里。问起遗留下来的深厚交情，笑容因相逢而展开；于是观看吴越家谱，世事不免使人悲哀。《驰驿》深宫里穿朱衣的贵客，手持圆形金字牌；皇恩光耀如日月，歌声乐声传遍江湖。百座馆舍以牙盘进献食物，千名壮夫锦衣传呼。哪里比得上乘一叶扁舟，来往轻快得像飞翔的野鸭。《甲寅十月纪事》沧海掀起洪波，蛮夷的侵扰持续了一年；紧急军书交递于各郡国，烽火接连烧到吴门。云气凝结着残兵的杀气，潮水增添了战血的痕迹。于是歌咏《祈父》诗篇，流着眼泪，实在不忍再说。其二 兵火经过之后，焦土遍布江边村落；道路上全是豺狼般的踪迹，哪一家还保存着鸡犬？寒风吹着白日，鬼火在黄昏中乱窜。为什么征收赋税的官吏还要再次来到门前？《乙卯冬留别安亭诸友》勉强又要踏上旅途，朋友的殷勤使我感念故交。悠悠寒水之上，朔风猎猎吹来。以弹雀为能的人常被众人讥笑，屠龙的技艺也早已受到世人嘲嗤。来来往往确实很频繁，诸位不会因此产生疑虑吧？《姜御史年九十六》

译柱后惠文冠下，众多官吏都肃然起敬；林间这位百岁老人，曾与我同官，如今都已不在同一个时代，仿佛已经忘却。他还能够辨认蝇头小字，使鸠杖也增添光彩；洪崖仙人如今仿佛可以看见，未必真有长生丹方。《郭都统戍刘家河，因防次壁间韵》将军今日树起两面旄旗，邪气和灾异今年渐渐要消散。东海一带自然仍然地势险要，南方夷人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骄横。春日龙旗翻动，旋风奔涌；秋日虎垒清肃，枕着夜潮而眠。立即就能看见功业告成、上报明主，海王被系住脖颈，全部前来朝见。《西苑观刈麦》御苑中清风正好，麦收时节，皇帝乘金舆晚间出行，进行宸游。麦穗分成两岐，凝结着露水，低垂而金黄茂盛；万斛粮食连接到云际，绿色田野先为祈求丰年。瑞雪多降，时节一到，甘雨便应玄修而来。丰收是美好的回报，并非无缘无故；每一粒粮食都曾关系到圣主的忧虑。《送上卿顾东白先生致政还乡，次张奉常韵》诏书使者欢声传来，屈尊乘车相聘；您在漠庭忠厚如蔺相如，众人争相称道您在任时的才能。数着马匹也无法挽留您的辞归，官职归还之后便去垂钓。疏傅在田野有许多旧业，陆贾的行装中还带着新书。故人独自惭愧，像冯中尉一样，白头仍然只是郎官，还佩着玉珏。《缭丝灯》，次李西涯、杨邃庵二先生韵二首 圣朝以威德为本，致力于怀柔万里之地。滇南如今如同内地州郡，卭竹多年来通过贸易交换珍宝。缭丝灯如今盛行流传，流僰人的技艺是近来才见到的。织女的功劳长久未获酬报，却又想起当年李学士在玉堂中留连诗酒的情景。长安的灯火映照得夜色通红，丰年的欢乐万方共同享有。四夷的少数民族归来，接受鞮鞻之乐；南海的珠玉，归功于妇女的纺织技艺。精美的绸缎呈现清丽的奇巧，空旷方整之间显出纤秀华美的精工。泰陵内直的诸位元老，都沐浴在春风甘露之中。《赏荷次韵》碧绿的池水清澈明净，荡漾着满天荷香；满眼荷花，仿佛置身水乡。映着阳光的新妆争相显得婀娜，迎着风轻轻起舞，真称得上清逸而狂放。应该以千杯美酒酬答佳客，却无奈正值清平之世而两鬓苍白。傍晚乘凉后各自归去，一轮明月把沧浪水浸得满是清光。《叠前韵》红色荷衣凌乱，水泉也带着香气。醉眼惊讶地看去，这并不是人间常见的地方。满眼烟霞，万物都焕发出色彩；无情的鱼鸟，任凭它们纵横猖狂。翠绿的荷盘珍美华丽，流动着明月的光；宝盖般的荷叶聚集罗列，直通遥远的苍穹。又看见一枝荷花，仿佛燃在水底；这是上天让神女沐浴在沧浪之中。《郑家口夜泊，次俞宜黄韵，因怀昔年计偕诸公》飞沙整日不停，几乎没有光辉；浪急风高，月色也暗淡。因想起樱桃成熟，催促着节候；行李还滞留在途中，尚未到春天归去。独自唱着吴歌，弹奏长铗；穿着楚地衣制的短衣，实在令人怜惜。来往常常经过郑家口，当年一同来的伙伴，如今已经很少了。《小屯》小屯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只有十几户土屋人家。年轻妇女不时出来汲水，黄沙埋没了她们的弓鞋。《清明济上》三月在瀛州踏着积雪行走千里，寒风一直吹到济宁。道路上的女子斜插柳枝，这才知道今天已经是清明。《题周冕赠任别驾卷》成山斜斜转向，黑洋贯通南北；一眼望见神京，任侯如天上赐予的保障；长城隐隐约约连接到辽东。江南各郡，尽都据守城池、躲藏洞穴，有谁肯出兵？只有使君亲自披挂铠甲，在刘家港口观看潮水上涨。东仓白天寂静，城门内外烟火连天，豺狼般的敌人正在发怒。忽然驾着回潮船，奔向海道；传呼声中众人全都避让，只见瘦弱的官人。在巨浪中浴血奋战，日日奏报战果；东南各处都盼望恢复生机。画工不懂得将士忧劳勤苦的心意，却画成了《南溟全胜图》。《行卫河中》风雨纷纷，送客的船驶向天涯，魂梦日日悠悠。可怜两行眼泪徒然零落，只能交给漳河向北流去。《初发白河》白河水流浩荡，整日汤汤不息，一直流到天津，连接着海洋。我想乘船从这里出发，明天早晨便打算到达家乡。胡地的风刮过大地，卷起黄沙。三月的长安看不见花，却想起故乡风景优美，樱桃刚刚成熟，正好回家。《过兴济》河水迢迢，去路遥远；春风不停地吹，追逐着飞花。行人共同谈说前朝的事情，指着那边说是当年戚畹的家宅。《李廉甫宪副书斋小酌》青灯照着夜雨，十年前和今天，在书斋中各自黯然。并不是故人没有旧日话题，只是凄凉地谈起楚江边的往事。从天津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一个月了。离开宫阙的日子很远，悲怆之中写下这首诗。漳水悠悠，向北流去。远行的人日夜驾着向南的船，行来忽然走完三千里，又到了扬州，遥望越州。隆庆二年，上京朝见后向南归还，与宣平俞、宜黄武进陆太学同船，赠诗一首绝句。卷起帷幕，初次认识龚遂、黄霸那样的人物；一见如故，又登上参照李膺、郭泰同舟的船。归途不知春天将尽，桃花已经落尽，船行经过扬州。又赠给陆太学 羡慕你的家在下蒲，居处距青山百里，进入具区；自己耕种湖田，供应伏日和腊日的生活；万竿修长的竹子，布满了书斋。《赠俞公子》我端坐在蓬门之中，独自挺立不安。像你这样器宇不凡的人，年纪又最轻。他日后难道会忘记父亲的朋友吗？不要因为我向你下拜而嫌弃我。文渊。《送同年查都谏山西行省》忽然换上朱衣，前往早朝；刚从谏官之职出来，镇守郇瑕。想起你昨日还在鸣珂之地，如今鳷鹊云边，已飞起黄昏的乌鸦。送朋友到玄墓山读书。已亥、庚子年，我曾经在这里读书。邓尉山前，有古佛寺和官湖，万顷湖波贮藏着群山的倒影。想寻找老子当年居处，只见五棵杏树参天，宝殿在它们东边。《檀溪跳涧》滹沱河曾经开启中兴的功业，修武先行逃走；隆准公三百多年后，汉室的余烬熄灭，仍延续着宗庙祭祀，寄托在蚕丛之地。《宋康王乘龙渡河》大漠之风悲凉，青色车盖遥远；七陵笼罩在暮烟暮雨中，一片萧条。宋康王如果得到真正的龙来驾驭，哪里肯到钱塘去询问海潮？《文渊阁四景图》白日里身在承明殿，独自安静居处；闲来展开画图以怡悦心情。坐看四时随着璇玑运转，全都是风调雨顺的时节。《题二鱼图》江东四月，进贡新鲜的鲥鱼，正是把樱桃进献宗庙的时候。圣主遥想它们来自建业，向南遥望孝陵，生起悠远的思念。蓬莱的海水有千丈深，是从哪一年形成的？得道之人乘飞鲤而去，还不如乘一叶扁舟驶向五湖。想要学习养鱼，就去寻找范蠡。《偶成四绝》自从当年谢绝合欢之事，便不忍心常常看团圆的月亮。如今谋生之事如秋水般冷落，只有芙蓉花还美丽可供食用。餐食芙蓉花。不相信韩愈真的能送走穷困，只看登上屋栋，便有纷纷而来的事物。六韬、金版这样的兵书，知道有什么用？还不如乡邻中那个卖菜的老翁。按：乡邻，指屋栋；稯稯，纷纷的样子。语出《庄子》。在西窗下睡醒时，太阳正昏暗。坐着看青山，暮云升起。所幸少年人的狂放轻率还在，面对别人仍然谈说刘殷。按：乞贷。推山，调达，自相加满；满眼都是婆提与夜叉，因为爱好如来的深奥佛法，坐着飞来的箭镞便是莲花。按：忤逆。《高邮湖为断缆所击，几至失明》高邮湖水悠悠，送我这远行之客。无缘无故飘来一块瓦，造成一场虚惊。上天保留我的双眼，并不是没有用意；应当是为了像左丘明那样完成史书。《光福山》

译十年后重新来到古寺之中，穿着布衣，仍像当年相逢时一样。山僧却还记得我的姓名，饭后不敲阇黎钟。《海上纪事十四首》这里本来属于吴地，年年灾荒相连，百姓的生计已经令人悲哀；唯独这里没有战马兵戈，又看见椰帆从海上驶来。二百年来，只知道养兵，却不加训练；一名骑兵出城突围，民兵被杀尽，州官逃走，后来又到民间征取壮丁。海上的风波不容忽视，东郊的杀气天天弥漫。使君自有坚固如金汤的防守，怎么忍心让我们的百姓成为贼军的食物？为躲避灾难，家家都买船，想留下来团聚，保卫乡里州城。淮阴的市井之人当年轻视韩信，如今还举手嘲弄，笑个不停。大盗睁眼逞凶，遍布全国。伊川早已化为戎地，百姓的膏血供给豺狼。不要奇怪夷兵把海滨烧得通红。文武官员聚集在大府中，轻装出战杀贼；有任公这样的将领，谁不是把黄金看作泥土？他独自骑着青骅马，来到沪渎以东。任公一生浴血奋战，余下的莲碧花桥村坞却空虚荒废；义士刘平能够代人赴死，吴门如今已没有人可以与专诸相比。上海危急混乱，军队便被抛弃；有人白龙鱼服般逃走。昆山城上人群纷纷争相询问，抬头露面，称呼使君。一半遭受刀兵，一半逃出生天；一处燃起烽烟，处处都惊恐。听说民间还在说笑，只因催征赋税暂时停下，便感到庆幸。新城险峻绝立，倚枕在东方的危地；一千名甲士足以供人指挥。城墙外空有波涛，忽然在城头竖起海王旗。海岛上的蛮夷也喜爱珍宝，使君何苦逃遁？深入遭遇倭寇，自然有保全自身的办法，足以消耗床头的一万两黄金。海潮刚刚染上鲜血，流霞映着白日，万鬼发出悲鸣。官府却害怕君王发怒，只勘报出四十家受创的情况。海水茫茫，直到太阳升起的东方。敌人来时恍惚，离去后无踪无影。宝山刚刚看见天兵降临，百万貔貅般的勇士，都归属总兵统率。江南今日召来倭奴，从此吴地百姓不得复苏。君王本来就是真正的尧舜之君，不要说山东的盗贼已经没有了。《颂任公四首》黄梅时节风雨年年如此，沙头浪涛拍击长天。最是使君谋略宏大，笑看东海之敌将要投鞭归降。小小的贼寇猖狂，防御他们十分辛劳；他们跳来跳去，时常像猿猴。贺兰山拥集的敌众尤其令人痛恨；李广即使没有军队，也只会自行逃走。夕阳下孤城的战事还很遥远，遥望楚军营帐，已有乌鸦栖息。将军如果真肯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兵中还有谁敢留恋家乡？穿着轻便的白色夹衣，每天率兵出战；即使万死，难道会顾惜一个人的性命？男女老少都知道，任别驾巍然守在海上，成为坚固的金城。隆庆元年，皇帝巡幸太学，赐给六馆诸生宝钞。陆启明与受赐并被召见的人分得若干，褚。天子来到辟雍，拜祭素王；亲自颁发宝钞，遍及胶东学校。我可怜自己没有参与桥门之外的盛事，隔了一年才来分得邻女般的光彩。《寄胡秀才》只是因为文章才华，命运却困顿；可怜你如今暂时沉沦。夷吾终究会遇到知己，唐举也绝不会错看相貌识人。冰崖草堂赋 它倚靠玉山孤峰高耸而立，前面是娄水曲折回旋。这里在城中占有清和爽朗之地，在山的南面形势雄伟。有一位默斋主人，建造了这座冰崖草堂。既然命名如此特别，试问这个名称的意义谁能当得起呢？只有这座山秀美壮丽，天天都悠然可望。观看云气景物的变化，忽然感到早晚之间便有无常。哪里管什么夏日暑热、冬日严寒，经历四时而凝结成霜。由此可知主人志向深远，寄身于幽静偏远之地来自我操持。他年少时便负有奇才而坚持操守，在蛮荒之地怀抱终身的悲痛。哭泣苍梧而不得归返，越过五岭而彷徨。最终孤孤单单地自我成就，在空旷的天路上翱翔。手持法度来匡正君主，志向不因正直方正而毁损。逃过斧钺加身的严厉诛罚，随即远远流窜到夜郎。不久，蒙“防恩”而迁徙到内地，幸赖天王圣明。掌握外台的宪令符节，金印紫绶的光彩显赫。一旦离开这里便不再回顾，飘然来到故乡。唉，那些身居高位而食肉的人大多鄙陋，人人都把身穿锦绣当作荣耀。始终纷纷争逐，像火焰奔驰一样，太阳炎炎而没有尽头。好似夸父追赶太阳，谁知道会因炎热而疲困，却又羡慕那清凉之处？我看到这座草堂的名称，顿时心神清爽，如同驾御着北风的〔缺字〕。追随范蠡于五湖之上，在首阳山看见伯夷。身佩明月般的宝玉，却仍然思念粗布衣裳。厌倦了满眼都是鼎中煮熟的肉食，志向始终不离糟糠。打开北窗抬头仰望，只见丹红的山崖、青翠的峭壁，凛然显现出冰谷的精华。恍惚间如同处在雪山的南面，寒气凛冽而冬日之气绵长。早晨接受使命，晚上便饮冰，我曾听“防庄”说过这句话。赞美君子的美德和声誉啊，志向和节操越发坚强。于是作这篇赋来颂扬祈祷，祈愿长寿无穷无尽。嘉靖乙卯九月初一，是宪副默斋六十岁的诞辰。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赠给他；南云又与先生有布衣之交，便再次请求我作这篇赋，也借此表明先生深厚地眷念旧交，竟能使南云如此情意深切。《震川别集》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