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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震川集》　　　　　　　　别集类五【明】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震川集》三十卷，其中别集十卷，是明代归有光所撰。归有光还著有《易经渊防》，已经著录。这部书是他的曾孙归庄编订的，首篇为《经解》，末篇为祭文，共二十四种文体；别集首篇为论辨，末篇为古今体诗，共十一种文体。当初，太仓王世贞传播北地、信阳一派的主张，以秦汉文章倡导天下，天下人无不顺从风气，彼此剽窃古人文章，企求跻身文坛。归有光独自怀抱唐宋诸家的遗集，与两三个弟子在荒僻江边的旧屋中讲授，毅然同他们抗衡，甚至斥责王世贞为庸俗妄诞的巨子。王世贞起初也与他抵牾，到晚年才心悦诚服。因此，他在题写归有光遗像的赞语中说：“风吹过水面，水纹涣散而成为文章；风停波息，风与水彼此忘却。千年以来只有您，继承韩愈、欧阳修。我难道另有不同的志趣吗？只是久而久之反而自我伤惋。”大概归有光所持的道理是正确的，虽然凭借王世贞的高名和盛气，最终也无法压倒他。自明朝末年以来，学者知道沿着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道路，迂回上溯秦汉文章，归有光确实发挥了力量，不只是凭借制艺文章称雄一代而已。文集旧本有两种：一种是他的族弟归道传所刻，共二十卷，称为常熟本；另一种是他的儿子归子祜、归子宁所刻，共三十二卷，称为昆山本。两本取舍多不相同。归庄把家藏抄本互相校勘，又补入未曾刊刻的文章，汇编成全集，在 本朝康熙年间刊刻，颇以补缺订讹自负。然而考察汪琬《尧峰文集》，其中有两篇写给归庄的信，反复论说他改窜文章的错误，甚至著成《归文辨诬》加以攻击。因此，归庄所编的书也并非尽善尽美。只是旧本文字多有遗漏简略，赖归庄搜集散佚，才稍为完备。既然另无善本，如今也就依从它加以著录。归有光的诗格调尤其不见长处，汪琬却替他作了笺注。王士禛颇以此为讥刺。如今没有看到流传的本子，大概是当时舆论不赞同，所以这种诗格没有流行吧？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震川集》卷一 明　归有光　撰 经解 《易图论上》《易图》并不是伏羲的著作，而是邵子的学说。从前庖羲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上的象，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大地的宜处，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大概是因为八卦穷尽了天地万物的道理，宇宙之间，无论大小巨细、往来升降、生死消长的缘故，全都显现在卦象之中了。后人如果凭一种学说去求索，没有什么不能贯通的，所以即使是阴阳小数、纳甲飞伏、坎离填补、下数奇偶之类，人人都自以为是《易》，但归根结底都可以用《易》来谈论。我曾经讨论过这件事，认为《易》不能脱离卦象和数理，而卦象、数理的变化又达到不可穷尽的地步；但是其中有正，有变。卦中明白而显著的，是正；从旁推演扩展的，是变。卦中明白而显著的，是圣人所作；执著于没有根据的说法而冒充天下之理，从旁推演扩展的，是明智之人的述作。由一端通达圣人，伏羲所作止于八卦；后来因八卦重叠，不过如此。起初并没有固定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书，而刚柔上下、阴阳变化已经达到极致。夏代称为《连山》，商代称为《归藏》，周代称为《周易》；经中分别列出的卦，其数目都相同。虽然三代名称不同，但伏羲的《易》就是《连山》，在《连山》中就是《归藏》，在《归藏》中就是《周易》，在《周易》中从来没有另外有所谓伏羲之《易》。后人所要寻找的，不过就是散见于《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内容。如今所谓图学，把它当作周代的《易》而不是伏羲的《易》，另在前面排列横图，又从左右加以分析，用来象征天气，称为圆图；在圆图中交错排列八宫，用来象征地类，称为方图。《易》对于天气、地类的说明已经够详尽了，难道还要等到有图以后才能看见吗？而且说它一定出于伏羲，既把横图画成圆形，又把圆图填成方形，前面在横图中列出六十四卦，后面在圆图中列出一百二十八卦。远古无言的教化，为什么竟这样纷繁呢？诸经遭受秦火之灾，唯独《易》凭借卜筮而保存下来；汉代儒者的传授非常明白，虽然没有发明大义，却保存残缺、守护遗文，唯恐散失。这种交叠环布、远在姬昌和孔子以前的图，既然如此重要，汉儒却不加论述，反而独自流落在方士之家，这难道可以据此作为可信证据吗？《大传》说：“神没有固定的方所，《易》没有固定的形体。” 卦分散在六十四卦中，可以排列成圆，也可以排列成方；一旦放入圆方的形状，必然会有曲折而不能周全之处，所以把图分散开来成为卦，卦便完整；又把卦联结起来成为图，而卦便受到局限。邵子以步算的方法推演成《皇极经世》一书，并有分秒值日的术数。他自称这是先天之学，本来以此为要旨；它的纲领不背离圣人，但不能把它当作《易》的创作根本。所以说，从旁推演扩展的，是变。这就是邵子的学说。《易图论下》有人说：“自从孔子赞述《易》以来，如今流传的《易大传》，虽然未必全部出自孔氏，难道其中没有一两句是孔子的话吗？您不相信《易图》，认为它是邵子的学说，这当然可以这样说。但邵子所依据的是《大传》的文字。不是说‘《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吗？这就是他所说的横图。又不是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吗？这就是他所说的伏羲卦位。又不是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吗？这就是他所说的文王卦位。”他说：“这不是《大传》的本意，只是邵子这样说罢了。”《易》的法则由一生两，由两生四，由四生八，其相生的次序确实如此。八卦的象，没有比八种事物更显著的了：天地、山泽、雷风、水火。这八种事物，不必刻意求它们成对，却不能不成对。关于帝的出入，《传》本来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把八卦配合四时，那么既然认为是四时，东南西北就由此确定，并不是文王安排《易》才有这些方位。大概《说卦》广泛讨论《易》的象数，从三才到八种事物、四时，以及人体的各个部分和天地间的万物，有什么不取用的呢？这就是所谓从旁推演扩展。谁能辨别这究竟是伏羲与文王的分别呢？即使图与传并不冲突，但必定是依据《传》制作了这些图，不应说《传》是为图而作的说明。而且邵子说“先天之学的纲领在卦气”，《传》为什么舍弃这一点而说“天地定位”？“后天之学的纲领在八卦的作用”，《传》为什么舍弃这一点而说“帝出乎震”？《传》中关于卦、爻、象、变说得很详细，却从未有一句提到图。能够指出来作为近似依据的，也不过如此。自汉代以来，解释《易》的人如今虽不多见，但王弼、韩康伯的著作及其注解还在；前面所说的那些篇章，没有一篇把图作为解释。大概以图说明《易》，是从邵子才开始的。我奇怪儒者不敢把文王的《易》当作伏羲的《易》，却反而把伏羲的《易》当作邵子的《易》，这件事不能不加以论述。《易图论后》有人说：“您认为《易图》不是伏羲的旧作，这已经说明白了。至于河图由乾方通达而出自天苞，洛书由坤方流行而出自地符，所谓河图、洛书，难道可以废弃吗？”宋代儒者朱子的说法非常详尽，揭示中五之要，说明主客、君臣的位置，顺应五行生克的次序，辨别体用、常变的不同，结合卦与范畴而兼通其妙，纵横曲直无不相合，可以说精妙了。我说：“这正是我担心他的学说过于精妙的地方。”有些事情出于圣人，但对于学者来说不必精细追求，河图、洛书就是这样。圣人聪明睿智，德性通于天；祥瑞的产生，是世间罕见的创见，而奇偶、法象的精妙足以成为创作《易》的根本，这种道理也说得通。然而说“河图、洛书，圣人取法于它们”，这是《大传》中所有的文字；“乾方通达、坤方流行，天苞地符”的文字，以及“五行生成、戴九履一”的数目，并不是《大传》中的文字。把那一名称与这些事迹相结合，把这些事迹与那一名称相印证，既不与《大易》同时流传，也不藏在博士学官之中，却在千年以后由山人野士拿着一尺长的书，说“古代的图书就是这样”，它的传授本来已经沉沦诡秘，因而成为学者所怀疑的东西了。

译虽然他们自以为这种学说无所不通，但这个道理存在于范畴中，实际运用它，却不去求范畴而去求器物。耕作所凭借的是耒，吃饭却不求耒而求粟。有了图书以后才有《易》，有了《易》便可以没有图书。因此，《论语》说“黄河不出图，只不过与凤凰一样属于祥瑞罢了”；《顾命》说“河图放在东序，只不过与和弓、和矢一样属于珍宝罢了”。所以不可以把图书研究得过于精细；把《易》研究精细的人，也就成了把图书研究精细的人。只是他们不知道图书不可以过分精究，却偏要精究它，于是推测、摹拟，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有九宫之法、八分井字纹的图画、坎离交错的卦，以及孔安国、刘向、刘歆、扬雄、班固、刘牧、魏华父、朱子发、张文饶等儒者的议论；有的说九，有的说十，有的合并，有的分开，纷纷不定，又有什么值得辨析的呢？” 《大衍解》所谓大衍，是什么呢？就是用来求取卦的。卦一定要推演以后才能形成。推演的方法因蓍草而起；蓍草的一半，所以是五十。用四十八根蓍草进退离合，形成阴阳、老少的爻画，加上最初挂上的一根，也不满五十，所以使用四十九根。推演的变化，从分为两部分而确定。挂、揲、扐，都是用来推演的；总数只是四十八根而已。分开后挂起来，挂起来后揲数，揲数后归奇，这才造成数目不齐。所谓归奇，是什么呢？四十九根蓍草的数目，如果得到老阳的九，除去最初挂上的一根，必有十二根余数；如果得到少阴的八，必有十六根余数；如果得到少阳的七，必有二十根余数；如果得到老阴的六，必有二十四根余数。把这些余数不再揲数，而归入扐中，这就是所谓治数的方法，举出了它的要点。揲数得到九，余数中就显现三个奇数；揲数得到六，余数中就显现三个偶数；揲数得到七，余数中就显现两个偶数和一个奇数；揲数得到八，余数中就显现两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不必再回头查看揲数中的具体数目，只要已经举出它的要点，这就是营数的终结。至于说“乾的策数二百一十六，坤的策数一百四十四，两篇的策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把揲数按四来计算所得的数。挂、扐虽然只举出要点，但七、八、九、六的数，仍以揲数所得的策数为正数。挂、扐为十二，与太阳的九不相当，但揲数所得一百四十四，除以四的三十六就是九；挂、扐为十六，与少阴的八不相当，但揲数所得一百二十八，除以四的三十二就是八；挂、扐为二十，与少阳的七不相当，但揲数所得一百一十二，除以四的二十八就是七。至于太阴的六，虽然挂、扐之数相当，但为了与前三者相比较，也一定取揲数所得九十六，除以四的二十四作为六。所以七、八、九、六，是从揲数除以四取得的。阳的运行充盈而主进，太阳前进到了极点，数目最多，到了极点就退，所以成为少阴的三十二；阴的运行衰退而主退，太阴退到了极点，数目最少，到了极点就进，所以成为少阳的二十八。至于挂、扐的数，是因过揲而显现的。因此阳本来前进，反而显现为退而数目减少，达到十二；阴本来后退，反而显现为进而数目增多，达到二十四。这是历法家逆行的技法。所以说“用四来揲数，以象征四时”，又说“按照一周年的日数归纳余数，以象征闰月”。闰，就是时令与日数的余数。

译《洪范传》《洪范》这部书起源于禹，由箕子传授下来。圣人以神明般的智慧掌握这条道，垂示治理天下的大法。这一定是上天在幽冥之中保佑，启发了他的内心，所以箕子认为是把它传给禹，而禹是从天那里得到它的。汉代儒者解释经书，多采用纬书、候书，于是认为上天确实把它赐给了禹。把洛书当作九畴，是孔安国的说法；把“初一”至“六极”的六十五字当作洛书，是刘向、刘歆的说法；把“戴九履一”当作洛书，是关朗的说法。关朗的说法被儒者采用。箕子所说上天赐给禹《洪范》九畴，何曾说过它出自洛书？禹排列九畴，不过是说天地人之间的大法有这九章，从一数到九，只是条目的数目。五行为什么取一，五福六极为什么取九？即使按照儒者解释洛书的数，纵横变化，道理非常精妙，禹却不用，只姑且取从一到九的名称，这也必然不是这样。大体说来，《易》的道理很明白，儒者却用河图扰乱它；《洪范》的义理很明白，儒者却用洛书扰乱它。这种说法起初产生于纬书，后来又流传于养生之家，并不是圣人只谈常理而不谈怪异的旨意。《洪范》这部书用天道来治理人事。圣人先于天而行动，天不会违背他；后于天而行动，便奉行天时，不过是顺势而行，不妄自作为。如果稍微夹杂个人的智巧，就像鲧扰乱了五行的次序。读《洪范》的人，应当知道天与人混然合一、同是一种道理；我所做的，就是天的道。天的变化显明昭著，全都是我的行为所造成的。宇宙之间充满、开辟、闭塞，无非都是气；这样以后才知道儒者所说安置天地、养育万物的功业，本来并不在人的本性之外。上天默默安定下民，上天赐给禹《洪范》九畴，以及五纪中的天、稽疑中的天、庶征中的天、五福六极中的天，其天是同一个天。九畴并列陈述，似乎没有统领纲纪，但它们的义理实际上相互联系、贯通无碍。皇极居于中央，前面四畴是对皇极的说明，后面四畴都是由皇极产生的。五行是天道的常理，在五事中敬慎它，用来修养自己；在八政中厚待它，用来治理人民；在五纪中协调它，用来敬奉天时。皇极之道，尽在这里。然后把五事施行于八政，并且适时运用鼓舞人心的权力，这叫作三德；谋议及于自己的内心、卿士和庶民，并命令用龟卜、筮占来询问，这叫作稽疑；考察肃、乂、哲、谋、圣所对应的征兆，这叫作庶征。用皇极聚敛福，就会有福而没有极。前四畴从自身追究，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和要领；后四畴从外部取用，是治理天下的枝叶和余绪。箕子在皇极中谈五福，在庶征中谈五事，这就是可以看见的端绪。敬、农、协、建、乂、明、念、向、威，每一个字都概括一畴的意义。下文不过是列举其条目并加以推演，总的说来都不超出这九个字。敬，是一心的主宰。有敬，那么五事的准则就会显现，成为肃、乂、哲、谋、圣；没有敬，那么五事的准则就会丧失，成为狂、僭、豫、急、蒙。敬的作用不在外部，只是获得恭、从、明、聪、睿的准则罢了。八政，是用来厚待民众的：为他们提供饮食、财货、祭祀和居室，结交亲善，都是为了厚待他们。至于斩伐、杀戮，把罪人陈列在原野、陈尸于朝市，也同样是为了厚待民众，期望彼此匡正而得以生存罢了。君主不能明白厚待民众并施行这些政事的意义，那么设置官职、建立政令就会茫然无所依据，这就是官制错乱的原因。五纪，是用岁数与月数相协调，用月数与日数相协调，用日月之数与星辰之数相协调，再用岁、日、月、星、辰的数与历法的数相协调；治理历法、明确时令，随时观察天象，目的只在协调而已。所谓建立皇极，是说上天在众多百姓之中，唯独任命君主来治理他们。那么君主自身本来就是这个时代取法的对象。既然成为这个时代取法的对象，就不能没有道理来展示给他们看；而所谓道理，又都是这个时代人人共同具有的。只是百姓受到禀赋的拘束，习惯于流俗风尚，于是不知道如何自立；君主也不必琐细地向天下求取治理的方法，只须竭尽自己与民众共同具有的道理，立身于此，以自身风范感化他们，那么天下人就会纷纷知道应当归向的方向。所谓“建”，就是立身于此而使他人以此为准则。所谓以三德施行乂治，就是正直时便正直，应当刚强时便刚强，应当柔和时便柔和，根据事物的适宜而行，不在其中执意采取某一种方式，这就是施行乂治的道理。所谓稽疑，是有疑惑而不能明白，所以通过询问来使它明白。事情明白的，不需要询问；事情有疑的，即使圣人也不能不取决于神明。你有重大疑问，而卿士、庶民众说纷纭，将听从谁的意见？这就是卜筮的设置，也是圣人斋戒、使自己的德性通于神明的原因。人与天之间，精气相互感应，几乎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应和声音。何况人生于天地之间，还要替天地建立本心；一个善念产生，喜悦便呈现在天上，和气也随之应合；一个恶念产生，灾异便呈现在天上，乖戾之气也随之应合。因此要观察自己的善恶，应当观察上天所作出的反应，用来验证它。雨、晴、暖、寒、风都合乎时令，就知道这是肃、乂、哲、谋、圣所产生的应验；雨、晴、暖、寒、风失去常态，就知道这是狂、僭、豫、急、蒙所产生的应验。所谓“验”，就像孝子侍奉父母，每天观察父母的脸色来判断忧喜，这就是君主侍奉上天的诚心。所谓向着五福，就是向往它，并唯恐百姓不能得到长寿、富有、康宁、喜好美德、善终五种福气；所谓以六极为戒，就是畏惧它，并唯恐百姓遭受凶、短折、疾病、忧愁、贫困、丑恶、孱弱等极端祸患。世上的君主都知道舍弃六极、取得五福，但谁能真正向往五福、畏惧六极呢？尧、舜在上，家家都可以受到封爵，百姓没有凶灾、荒年和疫病，这就是向往五福、畏惧六极的实际表现。水向下流，火向上炎，曲直、从革以及稼穑，圣人就是这样考察五行的性质。咸、苦、酸、辛、甘，圣人就是这样考察五行的变化及其无所不在。圣人治理天下，不过是顺应水的下流而使它下流，顺应火的上炎而使它上炎，顺应从革、曲直而使之从革、曲直，顺应稼穑而使之稼穑。因此天不失时，地不失利，万物不失其本性。

译在五事上实行敬，在五纪上实行协调，在皇极上实行建立，在三德上实行乂治；明白地处理稽疑，就会有吉而无凶；从庶征中验证，就能得到雨、晴、暖、寒、风适时的征兆。向往五福，就会得到长寿、富有、康宁、喜好美德、善终的应验。八畴都谈施用，五行却不谈施用，只是直接说五行是这样的，而圣人的运用也就可以看见了。《禹贡》一篇不过说水具有“润下”这一句话，箕子却把它作为常理得以安排的依据，这就是原因。人处于天地之间，有了这个身体，就有貌、言、视、听、思五事。容貌的本体本来恭敬，可以表现为肃；言语的本体本来顺从，可以表现为乂；视觉的本体本来明察，可以表现为哲；听觉的本体本来聪敏，可以表现为谋；思维的本体本来睿智，可以表现为圣。所以五事所说的恭、从、明、聪、睿，就像水所说的润下。这就是所谓万物必有法则，形体和色彩都是天性。能够敬慎地运用这五事，聪明睿智就由此产生，恭敬笃厚而天下太平。所谓皇极，虽然总括八畴，但它的纲领又在五事这一畴。八政，唐虞时归属于九官，禹时有六府三事，周代称为六典，只是这八政分合不同。治理内部的政事有六项，而司寇排在最后；治理外部的政事有两项，而军师居于末位。大概先给人民以食物，安置他们，教化他们，做到这样以后才施用刑罚，那么用刑便可以没有遗憾。邦国交往的礼节不失，抚养安慰人民的恩德常常融洽，做到这样以后仍不顺服，侵伐也不算滥用武力。这是施政顺序。五纪虽然有五项，归根到底实际上只是历数中的一纪。这也是君主的政事，却不列在八政之中，是为了尊崇上天。大概君主承受上天的意旨来爱护百姓，俯察民情而为他们施政，仰观天运而制定历纪，以此与八政相对，所以不列入八政之中。尧命令四位大臣，舜在璿玑玉衡旁校正七政；虞、夏之间，羲和的职务最为重要，所以《胤征》说羲和扰乱了天纪。周代官制的誓师之职归于保章氏，后世更加轻视它。太史公认为它近似于卜官、祝官之间的职务。皇极这一畴为什么说赐福呢？富足、长寿、安宁、逸乐，是君主想要给予百姓却不能从天那里直接取得的；只有使百姓行善，并希望借此改变天地间的气运，这才是赐福的微妙作用。福是天下人共同希望得到的，但人们往往在行为上昏昧迷乱，不知道取法的准则，颠倒悖谬，自己招来祸害。君主建立皇极来给他们示范，使他们知道取法的对象而行善，每天谋求获得福的道路，这就是聚集众福而普遍赐给百姓。庶民在耳濡目染之间得到教化，都能守护你所建立的准则，不敢失落，以此回应你，使你也因而赐给他们守持皇极的福。天下凡是没有淫乱朋党、没有背弃德行的人，都是君主教化的结果。君主教化百姓，只是建立准则来给他们看，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顺从治理，不需要借助声色末节，这就是君主建立皇极的根本纲领。然而鼓舞、振作、长期培育和成就人才的功效，也要适时施行其中，用来扶助、引导、诱发他们喜好美德的心。对于那些有作为、有谋略、有操守的人，要爱护、挂念而不忘；对于不合乎皇极却没有遭受罪咎的人，也应接受他们，使他们安定、和悦，不加拒绝，这也是为了激发他们喜好美德的心。百姓说“这是我所喜好的美德”，便赐给他们福，并知道福的根源归于皇极。虐待孤独无靠的人，却畏惧权势显赫的人，政事不公平而使人心因此不服，都是由此产生的。奉行皇极的君主，一定不虐待孤独无靠的人，也不畏惧权势显赫的人；又对于有才能的人授予官职，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为荣，施展才能和谋略，来昌盛我们的国家；还要厚待他们的俸禄，使他们乐意治理自己的家业，这同样是为了激发他们喜好美德的心。因为人如果没有喜好美德的心，那么即使想赐给他福，他也不会接受，反而徒然成为君主的罪过。“喜好美德”，是人的良心发动而归向皇极的契机。君主造就一代人，关键只在于激发他们喜好美德的心。喜好美德的福被赐下，五福也就都被赐下了。说“君主建立了皇极”，是明确以建立皇极为赐福的根本；说“这是我所喜好的美德”，是明确以喜好美德为五福的纲领。遵循正道、遵循大道，就可以看见宽广平正的本体；这是说皇极的教化广大而普遍地施行于世，出入行动，无不显示着道的光明。皇极之道使百姓受到这样的教化，都是天的道理、天的训示，君主在其中没有丝毫个人的智力作用。懂得所谓宽广、平正、正直，就懂得所谓上帝的训示。所有庶民都接受这种训示并实行它，天子的光辉如同日月的照耀覆盖大地。越接近天子的光辉，就越亲近，也越尊贵。接近天子光辉，是万物欣欣向荣的景象。归向皇极的百姓，大概就是这样。太平安康的时代，用正直治理；强悍刚硬的时代，用刚治理；和顺柔弱的时代，用柔治理。随着时代而调节轻重，这就是《易》所以有小过、大过卦的原因。然而一代人的习俗风尚，多半随着君主性情所偏爱的方向；性情高明的人多使用刚，性情沉潜的人多使用柔。这就是治理的体制不能纯正的原因，所以要加以矫正并克制。强悍而不友善，调和而使之友善，要根据它所受感应的事物来处理，这就是刚克、柔克。高明、沉潜，制约其性情的偏向，也属于刚克、柔克。威权、福赏和玉食等权柄不转移到下属手中，那么正直、刚柔的权力就在君主手中。古代尊崇上天、重视神明，不敢只相信自己，而要等待卜筮来作决定。凭借至诚无私的德性，常常能够与神明相通，所以鬼神会作出回应，各自达到其道理所能达到的极致，不会有丝毫差误。因此卜筮必定可以相信，禹把它作为治理天下的一畴。选择并设置掌管卜筮的人而任命他，卜筮受到重视就是这样。卜的形态，以颜色、墨兆、折兆显示雨晴，共有防、驿、克五种兆象。占断中的变化往来，有贞、悔两种体。就在差错不齐的状态中推演它，以观察顺从还是违背。《金縢》中三次卜龟，《大诰》中说“我的卜筮都吉利”；《士丧礼》中卜葬者有三人。古代卜筮都用三个人，大概是因为对我们极其严肃而信任的事情，只从一个人那里取得裁决还不够。时时也可能不能与神明契合，所以详尽求问。龟卜从顺、筮占从顺，大概是卜筮同时进行，而龟、筮协调一致。大事先筮后卜，晋侯得到阪泉的兆象，赵鞅遇到水适火，又再次筮问，就是这种情况。

译又有只单独使用卜或筮的情况，如“卜稽如台”“梦协朕卜”“卜河朔黎水，我得到吉卜”，这就是卜筮不相继使用。龟卜和筮占共同违背人的意愿，即使卿士、庶民的意见也不顾及。既然称为重大疑问，本来就是人所不能知道而天知道的事情；蓍草、龟甲的道理很幽微。雨、晴、暖、寒、风，是天地舒惨的气，联系于君主的视、听、言、貌之间。大概天人与人相互感应的契机，有不可欺罔之处，所以箕子按意义分类来说明它。五种征候一同出现，各自依照次序，这叫作“时”；极其齐备或极其缺少，这叫作“恒”。雨、晴、暖、寒、风的时令各不相同，但作为吉祥征兆却相同，所以把它们按五事的修养分类归属，只说应当如此而已。要追究为什么修肃必然对应雨、修乂必然对应晴、修哲必然对应暖、修谋必然对应寒、修圣必然对应风，是无法做到的。雨、晴、暖、寒、风的恒常状态各不相同，但作为灾异征兆却相同，所以把它们按五事的不修分类归属，只说应当如此而已。要追究为什么狂必然对应雨、僭必然对应晴、豫必然对应暖、急必然对应寒、蒙必然对应风，也同样无法做到。汉代儒者不推究箕子的本意，拘拘然致力于分离剖析，因此流变成灾异之学。庶征以天道和人事相互推求比较，所以又借岁、月、日、星来比喻君主、卿士、师尹、庶民；这只是旁推扩展，并不是本畴的正传。岁统摄月，月统摄日，岁与日月不停运行，从而形成生养万物的功业。君主统摄卿士，卿士统摄师尹，君主、卿士、师尹勤于职守而不懈怠，从而实现天下的治理。积累日数成为月，把月分散到日中，月便看不见了；积累月数成为岁，把岁分散到月中，岁便看不见了。君臣上下、事情大小以及繁简的差别，就由此显现。岁、月、日、时没有错乱，君主、卿士、师尹不失职，这就是百谷成熟、乂治明达、俊秀之民显现、家家平安康宁的原因，也是治理的征兆。日、月、岁、时发生错乱，君主、卿士、师尹失职，这就是百谷不能成熟、乂治昏暗、俊秀之民隐没、家庭不得安宁的原因，也是混乱的征兆。治理与混乱，只在于职守是否失误罢了。君主、卿士、师尹，是从职守上说；庶民可以谈论的，是他们的情感。就像星宿有喜欢风的，有喜欢雨的，有所偏好，就是庶民的情感。庶民不能自行实现这些愿望，本来就是卿士、师尹的责任。日月运行而有冬夏，月亮运行到不同星宿而有风雨，上位者的举动关系到百姓的休戚，就是这样。月亮进入箕宿便多风，经过毕宿便多雨，停留在轸宿便有雨，停留在井宿便有风；风雨凭借气相互感应，所以说星宿有喜欢风、喜欢雨的。五福六极是上天所命定的，但君主掌握着使它们实现的权力。因此，养育百姓可以使他们长寿，厚待百姓可以使他们富有，节制劳役可以使他们康宁，教导他们可以使他们喜好美德，不伤害他们可以使他们善终。然而有些事情不是养育、厚待、节制、教导、不伤害所能完全达到的，所以还必须在幽冥之中潜移默化、暗中改变；这就是使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其养的最高功效，也是九畴最后一畴的原因。从前王安石、曾巩都写过《洪范传》，他们的论述精美，远远超过刘向、刘歆和孔安国、孔颖达。然而我认为先儒的说法也有时不可废弃，于是颇加折中，又写了这篇传。比如皇极说“这是我所喜好的美德”，就是五福中所说的喜好美德；所谓赐福，赐的就是这一点。箕子反复叮咛的用意，最为深切，古今注家都没有涉及。我不敢说自己在千年以后领会了箕子的心意，但世上的君子如果根据文字探求义理，一定会从我的话中有所取用。《尚书叙录》我年轻时读《尚书》，就对今文、古文的说法有所怀疑。后来看到吴文正公的《叙录》，欣然认为它与自己的心意相合。揭曼石称赞它纲目分明，如同禹治理洪水，确实如此。从此我多次访求这部书，却没有得到。己亥年，我在邓尉山中读书，颇能深入探究《尚书》的文义，更加相信吴公所著的是不可磨灭的经典。于是想到，圣人的书流传至今年代久远，大多被诸儒扰乱；可以依赖来辨别真伪的，只有它们在文辞、体制和格调上的不同。后人即使竭尽力量摹仿，终究也不能得到万分之一的相似。学者由其文辞可以通达圣人之意，而不被异说迷惑。如今伏生所传的书与孔壁所传的书，文辞不同，本来不需要另加辨别就可以知道。过去班固在《艺文志》中著录《尚书》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古经是汉代流传的伪书，与经书分别列出而不混杂，可见当时儒者谨慎郑重到了这种程度。然而唐代诸臣不能深入考察，轻率地把晚晋杂乱的书定为经义和训诂，于是汉、魏以来专门研究《尚书》的学问就废绝了。这样一来，《尚书》的灾难已经到了极点。伏生在流亡散失之后搜集残余，以垂老之年，勉强把如同线头般的传承从他的女子口中传下来，使千万世以后的人凭此还能稍微看见唐、虞、三代的遗文，这难道可以不知道珍惜吗？朱子大概有感到不安的地方，只是来不及订正；吴公实际上完成了这件事。如今列入学官的既然已有明文规定，荐绅先生们却不知道广泛考察石渠阁、白虎观两种不同的义理。学者沿袭旧习，茫然不再寻求反省，却把数百年来杂乱的书籍，奉表彰于一代大儒之手；世人也不能因此尊重相信它，真是可叹。我没有见到吴公的书，于是依稀仿照他的意思，把它整理为今文如下，并把他的《叙录》保存在前面，等待以后得到吴公的书再加以参考。考订《武成》

译一月壬辰日，月亮刚出现残缺的月魄。第二天癸巳，周王早晨从周出发，去征伐商。周王说：“唉，诸侯们！从前先王建立邦国、开辟疆土，公刘能够深厚地继承前人的功业；到了太王，才开始奠定王业的基础；王季勤勉地经营王室。我已故父亲文王完成了他的功业，承受上天的命令，来安抚四方华夏。大国畏惧他的力量，小国怀念他的德行。只因九年之中大业尚未完成，我这个后人要继承他的志向，治定商的罪行，向皇天后土禀告。经过各处名山大川时说：‘有道的曾孙周王发，将要对商施行大整治。如今商王受没有道德，暴虐摧残万物，残害百姓，成为天下逃亡者的主人，使他们聚集在渊薮之中。我这个后人既已得到仁人相助，敢于恭敬承受上帝的命令，以遏止商的乱谋。华夏、蛮、貊，没有不顺从帮助我的。恭敬地承受上天已经完成的命令，所以我向东征伐，安抚那些士人和女子。那些士人和女子，不是为了取得玄色、黄色的物帛，而是为了彰明我周王承受上天的美好恩典，震动而归附我们大邑周。愿各位神灵尚且能够帮助我，使亿万百姓得到救济，不要使神灵蒙受羞辱。’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癸亥日，军队在商都郊外列阵，等待上天美善的命令。甲子日黎明，商王受率领他的军队像树林一样密集，排列在牧野，却没有力量抵挡我们的军队。前面的士卒倒戈，转过来从后面攻击商军，使其败逃；血流得可以漂起杵棒。” 穿上一次戎装，天下就完全安定了。于是恢复商朝原有的政事，政令都沿用旧制；释放被囚禁的箕子，修整比干的坟墓，表彰商容的里门；散发鹿台的财物，开出钜桥的粮仓，大量赏赐天下，于是万姓喜悦而顺服。四月，月亮刚刚出现明亮的月光，周王从商地回来，到达丰，于是停止武事，修治文教；把马放归华山南面，把牛放到桃林的野外，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丁未日，在周庙举行祭祀，国、甸、侯、卫各地的人迅速赶来，执掌祭祀所用的豆、笾。过了三天，庚戌日，燔柴告天、望祭山川，大告武功已经完成。月亮已经生出月魄以后，各诸侯国的君长和百官在周接受命令。爵位只设五等，分封土地只分三等；设置官职只用贤者，任用职事只用能者；重视百姓的五种教化，只供应粮食、举行祭祀；敦厚诚信，彰明义理；尊崇德行，报答功劳。君主垂衣拱手而治，天下因此太平。我考订的结果就是这样，只是把“厥四月”以下的一段移了位置，文势既然顺畅，也没有缺失的文字了。汪玉卿曾经怀疑甲子日次序有误，大概是先儒根据《汉书·律历志》推算这一年在二月置闰，所以四月有丁未、庚戌两日，本来没有什么可疑。《孝经叙录》《孝经》一篇，共十八章，河间人颜芝收藏，后来由颜芝的儿子颜贞拿出来。《孝经》古文孔氏本一篇，共二十二章，是孔氏家族收藏在墙壁中的书，由鲁国三老献出。汉代流传的《孝经》有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孝经》一直没有师承传授。到刘向校订时，把各本合并删定，最终以十八章为定本。魏晋以后，王肃、韦昭、谢万、徐整等人作注的，不下百家，却没有人谈论古文《孝经》。大概古文《孝经》已经并入十八章，而孔氏另外传出的本子也早已废弃了。隋代刘炫才开始把它重新析分，又增补文字来凑成二十二章，并著《稽疑》一篇。当时人于是以为孔氏传本重新出现了，但儒者已经哗然，认为这是刘炫自己伪作的。刘炫又伪造《连山》《鲁史》等百卷，那么刘炫的书又怎么可以相信呢？所以我曾认为，古文《孝经》和古文《尚书》都曾由孔氏传出而后废弃，又在汉、隋之间时隐时现，它们的踪迹大略相同，而可疑之处也是一样的。晋穆帝永和十一年，以及孝武帝太元元年，两次召集群臣共同讨论经义，荀昶撰写并进呈《孝经》诸家学说，以郑氏之说为宗旨。后来陆澄说，这并不是▯所作的注。唐开元七年，皇帝下诏命群臣集议，史官刘子▯于是请求实行废孔传、采用郑注的办法。刘子▯认为郑氏注本身没有问题，这还可以说得通；但他因而想废弃经文、采用刘炫的古文，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当时，儒者都反对刘子▯，天子最终亲自作注裁定，采用十八章，并用八分书把御笔刻在石碑上，世人称为石台《孝经》。宋咸平年间，诏令邢昺、杜镐等人依照它撰作讲义；司马温公的解释却仍尊崇采用古文，他的意思是把今文《孝经》斥为他国疏远的伪书，大概是看到了新罗、日本的别序，却近来忘记了京兆的石台本。元代吴文正公开始斥责古文《孝经》的伪作，因朱子刊定的错误而多有更订；如今我一概依从石刻本，唯独各章的名称是梁代博士皇侃所标定的，并非汉代所传，所以全部删去。我又写下这样的说明：‘孝道的意义真伟大啊！除了圣人，没有人能够了解它。从前孔子曾经没有回答某人关于禘祭的询问；至于他说圣明的君王以孝治理天下，乃至刑法施及四海、侍奉天地，言语宏大而道理简约，难道不是把万殊归于一本的极致道理吗？想来他用来告诉曾子的大概就是这些吧！’即便如此，这部书也不是孔氏旧本。宋、元的大儒固然能在千年之后卓然独见，破除各儒者的疑惑。然而，他们所删去的固然是对的，所保存下来的也未必纯粹是孔氏旧本，那么不如把两种本子都保存下来。秦代焚书以后，各位儒者辛苦地搜集残篇，而文字典籍完整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若不是孔子重新出生，谁也无法使它恢复完整。如今世上保存下来的，如《孝经》《孔子家语》以及大小戴的《礼记》，总可以认为其中有圣人遗留下来的训言，所以不如全部保存，等待后来的学者自己选择。【皇侃见于《梁书》，旧刻作“皇甫侃”，是错误的。】《荀子》序录【《荀子》不是经书，如今因为没有可以归附的类别，姑且编入《经解》之后。】《荀子》共三十二篇，唐代大理评事杨倞常常改动它的篇次，而今本各篇中也有许多次序失当的地方。我想重新加以整理，又顾虑改动过多，只分别划分章条，有时替它断句；句子长短都有用意，但其中也时时有芜杂错误。我取韩愈删削不合之处、附入圣人典籍的用意，把其他脱文、衍字也一并标识出来，使读者一看便能知道。当战国时期，诸子纷纷著书，迷惑扰乱天下，唯独荀卿能够阐明仲尼之道，与孟子并驾齐驱。只是他的著书体例，务求文辞丰富，喜欢援引事物、联缀类比，铺陈夸饰、追求繁多，所以其中不能没有瑕疵。至于精深卓绝之处，孟子也不能超过他。自扬雄、韩愈以来，都推尊他，把他与孟子相提并论。到了宋代儒者颇多诋毁贬斥，现今世人竟不再知道有荀氏了。可悲啊！学者面对古人的书，能够不被流俗迷惑、从心中求得自己的理解，大概很少。《震川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二 明代归有光撰写 序

译《项思尧文集》序 永嘉人项思尧与我在京师相遇，拿出自己所作的若干卷诗文，请我为它作序。思尧怀有奇才而尚未施展，立志学习古文；他的著作值得传诵。现在世人所谓的文章，实在难说了。他们从来没有学习古人的学问，只要有一两个狂妄平庸的人被推为领袖，便争相附和，诋毁排斥前人。韩文公说：‘李白、杜甫的文章还在，光辉焰彩长达万丈。不知道那些小孩子愚昧，为什么还要无端诽谤伤害他们？蚍蜉妄想撼动大树，可笑而不自量力。’文章到了宋、元各位名家那里，其力量足以追及数千年以前的作者，与他们相抗衡；而世人却只把它当作蚍蜉去撼大树，实在可悲。难道不是一两个狂妄平庸的人被推为领袖，因而倡导这种风气吗？思尧的文章本来不需要我的话来增益，只是如今替思尧作文章的人少，了解思尧的人更少。我认为文章是天地间的元气，得到它的人，其气势正与天地同流。即使那些人的权势足以使一个人受荣辱、遭毁誉，也不能参与我们的文章事业；而写文章的人，也不能把这种决定自身荣辱毁誉的权力交给他们。两者相互背离而不能合一，已经很久了。所以，别人所了解的超过自己所了解的，就不能算自己有所得；自己所了解的超过别人所了解的，才算是自己真正有所得。正要在数千年以前追寻古人，像太音那样的声音，哪里会期待折杨、皇华那种俚俗音乐博取一笑呢？我同思尧谈论自得之道，就是这样；思尧果真认为对，那么他在古文方面的造诣一定会达到很高的境界。《玉岩先生文集》序 《玉岩先生文集》是已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周公名广，字充之，别号玉岩，是昆山太仓人。太仓后来建立为州，所以如今称为州人。周公在弘治乙丑年考中进士，历任莆田、吉水两县县令，因治理政绩被评为天下第一。被征召考试后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仅仅过了两个月，便上疏劝谏武宗皇帝。佞幸之人痛恨他，想置他于死地，但皇帝没有治他的罪，因此得以不被下诏狱，只贬为怀远驿丞。然而佞幸之人的愤怒还没有消除，便派人拦路刺杀周公。周公假装成头陀，手持波嗢啰上路，乞讨走了四百多里才得以免祸。武定侯郭勋镇守岭南，迎合上意，假借送白金来试探周公，周公拒绝接受。有一天，他把周公拘押起来，关闭府门，鞭打得几乎死去。行省官员惊惧屏息，没有人敢救他，御史进言后才得以解脱。过了很久，周公改任建昌令，又被贬为竹寨驿丞。恰逢武宗驾崩，今上即位，下诏荐举遗逸之士，周公重新任御史。不久升任江西按察司佥事，历任九江兵备副使、江西提学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升为南京刑部右侍郎。周公从废黜之地重新起用，不到十年便做到九卿，不能说没有得到际遇；但最终不幸去世，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然而天下谈论武宗一朝能够以直言劝谏而显名的人，除周公之外不过几人而已。天子中兴，想要建立万世功业，那么像周公这样正色立于朝廷的人，难道可以一日没有吗？所以我曾认为，士人的忠言直论足以匡正皇极、扶持世道，使它们显著于朝廷，恩泽施及百姓，后世传诵他们的言辞并加以流传，是理所应当的。至于那些诋毁攻击、呼号叫嚷而不被采纳的言论，只是一时的空话，似乎不值得烦劳史书记载；可是学士仍然不断传述它们，难道不是因为天下人渴望获得生存已经很久了吗？有些言论足以使乱世转为治世，使百姓获利安宁，即使没有被实行，实际上也是上天启发那个人，使一代公道得到昭示；后人仍会扼腕击掌，庆幸当时如果能够采用他的言论，就不至于败坏到这种地步。国家历代累积太平清明，到了敬皇帝时期，百姓安居乐业，已经显现出富足繁盛的成效。武宗承继旧业而不改变旧有政策，那么百姓该多么幸运！然而金貂侍从以及佞幸、倡优之流纵横乱政，皇帝常常驾临豹房，轻装骑马懒散出游，后宫都充满愁怨，也始终没有继嗣的喜庆。胡僧借助左道邪术来祈禳、消弭盗贼，于是樊并、苏令聚众作乱的祸患蔓延不止。淮南、济北觊觎权位的阴谋乘机发动。当时元老大臣只从容地劝皇帝早朝罢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实情。周公奋不顾身，指斥切责时事，尤其反复恳切地说应当效法尧舜、应当效法孝宗。假使周公的言论得到采用，天下苍生难道不会受到福泽吗？这就是我在本朝政治有否泰、升降变化之际读到周公奏疏时，未曾不反复阅读并叹息的原因。周公喜好性理之学，同魏恭简公交好，所以几个儿子都曾入魏恭简门下。他任官时的政绩，有许多值得记载的言论和事迹，详细记在他的门人陆光禄鳌所撰的行状中。周公去世十多年后，太仓兵备副使、南昌人魏侯良贵，是周公在江西所培养的门生，登堂拜谒周公的画像，寻求他的遗稿，拿出俸禄刊刻成书。周公的儿子士淹、士洵把作序一事托付给我，因此记述周公平生的大节，并作这样的评论。

译《山斋先生文集》序 当今天子即位十年间，我们昆山在朝廷任职的人遍列九卿和侍从，几乎可以同大省相比。刑部尚书周康僖公和他的儿子大理寺丞周干岐，同时在朝任职。永嘉张文忠公当时正掌握国政，周氏父子都因为不合张公的意愿，先后被罢免，闲居在家以诗文自娱。康僖公活到八十多岁，大理寺丞周干岐仅六十多岁便去世。前一年，周公的次子太仆丞把《贞庵漫稿》托付给我，请我作序。到这时，大理寺丞的孙子廷望从太学回来，又请求我为他祖父的文章作序。我曾侍奉康僖公，又承蒙大理寺丞知爱，不能推辞。我曾读武宗毅皇帝的遗事：当时宁藩图谋不轨，临安人胡永清任按察司副使，在奏事时暗中挫败了宁藩的企图；但王府与近幸勾结，一定要把胡公置于死地。胡公被禁锢拘系多年，给事中、御史章等人又接连上疏弹劾大臣，也拥护救助他。因此，辽东被贬谪的处分，姑且用来安慰并谢绝骄横的王；最终依靠朝廷的清正舆论，权势一时熏天的人始终没能把胡公置于死地。正当永嘉当权时，御史冯恩上书历数并诋毁大臣，永嘉和吏部汪尚书尤其憎恨他直指时事，想罗织罪名置他于死地。适逢皇子出生，将要按照旧例施行赦免，各司分别列举事款上报，由公卿共同评议，其中可以实行的写入诏书。大理寺丞所列事款，大多是为冯御史开脱的，因此永嘉和吏部尚书恼怒大理寺丞，于是把他罢官；冯御史也因此得以不死。唉，正直的大臣和端方之士，世间一日也不可没有。假使不幸被牵连到诛戮之中，旁观者又不出力为他们争辩，那么被囚禁羁押的孤臣，随时都可能死去。我每次谈到这些，未曾不流泪叹息。大理寺丞精通法律，有人或许疑心他的文字过于深刻，但他的论议未曾不引用大体。易州上报两个大盗，其中一人因囚禁而死，另一人患病；如果这两个人都死了，那么他们诬陷牵连的人便都无法申明真相，于是给他服药。后来捕获了真正的盗贼，被诬陷牵连的人都得以释放。原来盗贼是番人郎撦松；边境捕获了他的侄子郎尚，按亲属相互容隐的法律减轻死罪论处。又因怀远番人推荐都督马永担任边将，尚书认为先前有诏令规定马永永远不许起用，想上奏请求任用，说：‘如果奏请不被允许，这个人终究不能起用。’最终还是推荐了他，朝廷舆论一致称赞佩服。惠安伯提督团营，不久有人弹劾他，朝廷让丰城侯辅佐他。丰城侯认为按照爵位自己应当在惠安伯之上，上奏请求改换敕令，交兵部议论。兵部说：‘侯爵位在伯爵之上，这是通常的制度；如果是皇上所命，那么公爵以下的人都不敢抗拒。’他在朝廷中值得称道记载的事情，大致就是这些。我曾说，士大夫不能不懂文章；能够懂文章，随后才能懂得学习古人的缘故。上等的人能够认识性命之理；次一等的人也能通晓治乱的迹象，以此了解当世的事情，并可施用于政务。只是如果徒然凭借科举中剽窃而来的学问来应付世务，往往会到了无从下手的地步。像大理寺丞所谓的有用之学，难道不是从古文中有所获得吗？因此我叙述他行事的大略，以等待后来的君子。我阅读他的文章并试图评论他的时代，共得文章若干卷。题名为‘山斋’，是他的自号。《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年轻时任南都吏曹，历任两司官职，事务清简，只以诗文自娱。他平日说话仿佛难以出口，有人因此怀疑他不懂时务。等到考察他任官所到之处，发现他总是把经世济民放在心上，实在不是庸庸碌碌的人。唉！天下的风俗，它的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士大夫把含糊迁就、随声附和、对任何事都不表示可否当作识时达变；其中稍微自我激励、想要履行职责的人，世人反而共同诋毁嘲笑他。这样看来，先生被认为不知时务，也确实有其缘故。我读到他奉诏陈述意见的文章，其中论述天下大事。当时天子决心振兴国家，中官镇守制度是历代相承、无法革除的弊害，最终竟然依照他的意见废除了。古人所说汉文帝对于贾谊的情形，他所陈述的意见大略已经得到实行了。他正当壮年，升任地方长官，位居外台最高品秩，也不能说没有得到际遇，却最终辞官归去。在家居住十多年，闭门读书，恭谨诚实如同儒生，考察探求六经和孔孟的精义，专心于圣贤的大业。他所著述的许多内容，都是前代儒者没有彻底研究的。至于他自己说，刚满弱冠便入仕，不能讲明实学，只是小心地取法魏晋诗人的遗风，摹拟锤炼来求文章工巧；年轻时的精力耗费在无用之处，深深追悔，常常在文章中流露出来，这样的地方不止一处。闲暇时，他把自己所作的文章命名为《疣赘录》。我得到此书，为它评论并作序，认为文章是道的外在表现。道表现为文章，文章的言辞就恰好同道相称。我对他说：它的旨趣深远，文辞曲折而切中要害，放纵铺陈却含蓄隐约。即使累积到千万字，也都不是那种脱离内在本质、在五脏之情上多方铺陈、堆砌枝节的文字。因此，文章不是圣人所能废弃的。虽然如此，孔子说：‘天下有道时，文章便有枝叶；天下无道时，言语也有枝叶。’道胜过文，文章不求少而自然少；道不能胜过文，文章不求多而自然多。文章泛滥，难道不是道的赘疣吗？由此可知先生每日进步所达到的境界，我实在无法测量。《疣赘录》共若干卷，从考中进士到辞官居家的作品都收在其中。然而现存的还不到原作的十分之一，他仍然自认为是疣赘。

译《五岳山人前集》序 我同玉叔分别已经三年了，读他的文章，越发觉得奇特。我本来鄙陋粗俗，连古人万分之一的境界也不能达到；但我不喜欢写当世的文章，性情独好《史记》，勉强作文，也不像《史记》。玉叔喜爱《史记》，他的文章就像《史记》。确实，人的才力有不能勉强之处。西施心口有病而皱眉，她乡里的丑人也捧着心口皱眉。乡里的富人见了，紧闭家门不出；穷人见了，带着妻子儿女离开逃走。我本来就是乡里的丑人。如果有像西施那样的人，作出西施那样的皱眉，难道不会更加美吗？所以说，只知道皱眉美，却不知道皱眉之所以美。懂得《史记》之所以成为《史记》的原因，才能写出《史记》那样的文章。所以说：鸟鸣与天地相合，那种相合深密无间。文章实在难以言说。每次同玉叔拍掌谈论，彼此相视而笑。如今读到他的文章，只见其光彩灿烂、洋洋洒洒、绵密流畅。分别三年，他的文章竟如此丰富，能够写得像《史记》一样。荆楚自古以来多出文人，左氏的传、荀卿的论、屈子的骚、庄周的篇，都是楚人所作。试读它们，没有不像《史记》的。玉叔生在楚地，他的才性难道同古人不同吗？此前，他把自己的稿子留在我这里一个多月，似乎认为我是知音，于是命我题写在文集后面。从前韩退之才兼各体，所以叙写樊绍述，就写得像樊绍述；叙写柳子厚，就写得像柳子厚。我不能写得像玉叔，何况像《史记》呢？如果真能写得像玉叔，那也不过是乡里那个学西施捧心的人罢了。《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从郢地入继大统时，戴楚望因王府旧有关系授任锦衣卫千户，后来逐渐升任锦衣卫佥事，曾经掌管诏狱。当时，朝廷大臣因议论政事触犯皇帝而被审讯拘押的，先后有十多人；楚望亲自照看他们的饮食、汤药和衣被，常常设法保全他们，所以很少有人因狱中困苦而死。后来他们往往又遇到赦免而获释。永丰人聂文蔚因兵书被捕入狱，楚望又到狱中向他请教兵书，因此朝廷内外的士大夫纷纷称赞他的贤能。嘉靖四十四年，我考中进士居住在京师，楚望多次来访，把自己所作的诗给我看；他说想远远追踪汉魏诗歌，认为近代诗不足取，这使我更加惊异。我后来调任浙西，便同楚望分别了。隆庆二年春天，我到京师朝见，楚望的儿子戴枢汇集他平生所作的文章一百卷，来拜访我，请我作序。大概楚望对于求道是很勤勉的。起初楚望先认识增城人湛元明，当时湛元明年纪很轻，却已经立志求道。后来楚望拜泰和人欧阳崇一、聂文蔚为师；至于安成人邹谦之、吉水人罗达夫，虽从未见过面，却通过书信互相答问。他亲近交往的人，则有毘陵人唐以德、太平人周顺之、富平人杨子修，都是当时天下有道德、有声望的士人。我读他与人往来的书信，大抵属于阳明之学；至于反复辩论，一定期望自己有所领会，并不是苟且追求名声。唉，道理难以说明，已经很久了！像楚望从前所交往的师友，都能卓然自立于世；楚望又同他们往来，反复讨论上下推究，那么楚望自身所达到的境界也就可以知道了。我初次认识他，只认为他掌管诏狱，能够替国家保全善人，是一位仰慕义理的武臣。后来逐渐同他亲近，看到他谈论诗歌，想要上追古代作者，又认为他是爱好文章的士大夫。原来我并不知道楚望在求道方面竟达到如此境界。从前魏舒任将军，钟毓任长史，钟毓每次和僚属射箭，魏舒总替他筹划。有一天，钟毓命魏舒准备成对的箭靶，起初不知道魏舒善于射箭；只见魏舒仪态闲雅，发箭没有不中的，钟毓感叹说：‘我不能完全了解您的才干，就像不知道您有这样的射箭本领一样。’楚望起初不把这些事告诉我，难道是不愿意借此显露自己吗？还是我知道得太晚了？或者是我的见识本来达不到这个程度呢？我同诸位公卿生在同一时代，也颇听说过他们，只是平日不知道凭什么自信。曾诵读《易》说：‘神妙而明白地掌握它，在于其人；默默成就它，不用言语而获得信任，在于德行。’ 老子说：‘话说得太多，屡屡陷入困窘，不如守持中道。’所以我默默地居处，不敢列身于当世儒者之中，亲自接近他们来求得指正；又奇怪孟子同荀卿处在同一时代，却终身不能相遇。到如今，楚望当时所交游的人已经全都凋零离世了。这就是我遗憾之处，也是我羡慕楚望能够同诸位公卿交往的原因。于是读完他的文集，感慨长叹，把它归还给他。【富平杨子修是忠介公的爵号，常熟本作“杨用修”，错误。】

译《戴楚望后诗集》序 戴楚望身处环卫武职，却喜爱读书，不像佩戴鹖冠的武人；尤其喜欢讨论《易》《尚书》《风》《雅》《颂》，都能探究它们的精义，所以他的诗不拘泥于世俗的模仿，而独自出于胸臆。经生学士往往受到科举之学的浸染，大概很难达到他的境界。当今天子即位初年，郊丘、九庙、明堂等处举行各种重大礼仪，楚望每天手执笏板、背负箭囊，在殿陛之下把自己的见闻写成歌诗。从前太史公滞留周南，只因天子建立汉家封禅之礼而已，却不能参与其事，因而引以为恨；楚望可以说是得遇其时了。楚望曾掌管诏狱，当时诸臣因议论政事触犯皇帝以及因其他牵连过失而被捕入狱，他都尽力保全。我读他的《九哀》，看出他不肯迎合承顺时意，甚至因此同权臣失和；他的内心志向大概就是这样。唉！善人是国家的纲纪。楚望急切地为国家保全善类，后来应当会有因此而兴盛的事情吧？我认为楚望的诗，国史应当有所采录。读它三遍，反复叹息，于是作序并归还给他。【附在后面。】先皇帝修治历代功业以来，楚望得以任官锦衣卫，和楚望同等地位的人所享有的，是人臣极高的宠荣；楚望却淡然处之，不把它放在心上，并且常常因为坚持直道而同他们抵牾。锦衣卫勋卫都是同金、张、许、史等外戚交游的人，而楚望闭门读书，进入他的居室，空空荡荡；这是尤其难以企及之处，序文中略去了。于是题写在文集末尾：我年轻时不自量力，怀有用世之志；到了老年仍困居乡里，更加不喜欢同世人交往，世人也不再来访。只有沈次谷先生屡次来拜访我，每次一定把自己所作的诗拿给我看，同我商量评定其可否。先生今年七十八岁，耳聪目明，筋力强健，时常独自行走在道路上；人们到山麓水涯以及佛寺道观，往往都能见到他。大概先生同时代的人大多已经凋零，他的兴致所寄托之处，只能独自前往，没有人同他一起。有一天，先生亲手编纂平生所作，共若干卷，让我为卷首作序。诗歌之道，哪里容易说清呢？孔子谈论音乐，一定排斥郑、卫的声音；如今世人却只追求雕章琢句，摹拟剽窃，把淫靡轻浮、艳丽的辞藻当作工巧，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耗费一生去追求，最终只是成为孔子所排斥的东西罢了。如今先生任凭口中自然说出，很多是民间歌谣以及怜悯时世、忧虑天下的言语，大概正是大雅君子不会废弃的内容。文中子说，诸侯不进献诗歌，天子不采集民歌，乐官不通晓雅乐，国史不明白世道的变迁，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诗难道可以不继续吗？三百篇以后，并不是从来没有诗歌；否则，古今人的性情本来没有不同，难道唯独在诗歌上会不同吗？诗这种东西，不过是从真情中流露出来罢了。次谷懂得诗，我冒昧把这些话同他相互印证。至于他隐居山林、追求高尚的志向，以及世路艰难险恶的遭遇，在他自己的序文中已经说得很详细，所以这里不再论述。

译《草庭诗》序 庐陵人康君奭，字才难，来到吴中游历，士大夫都乐意同他交往。他将要回去，我作歌诗赠给他，并以‘草庭’为题，共作诗若干首，请我为它作序。‘草庭’是康君家中精舍的名称。康君家在西昌城外，面对大江，每天关门在其中读书。他借用周子的‘庭前草不除’这句话给居室命名。大概周子在千年之后体会到了孔子、孟子的心意，正如这庭前不除的草，同他的心意相合罢了。庄子说：‘儵鱼出游，从容自在，这就是鱼的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人同万物本来是一体的，它们生生不息的意旨相同。所以昆虫还没有蛰伏，就不应烧荒；不捕杀幼兽，不取鸟卵，不杀害胎儿，不夭折生命；上天不倾覆鸟巢，都是这种心意。草木繁茂，也是这种心意。天下雷声运行，万物各自顺其本性而不妄作，先王因此盛大地顺应时令、养育万物，也都是同这种生生不息的心意罢了。懂得这一点，就知道所谓‘鸢飞鱼跃’同‘必有事焉而勿正’的意义相同。程子第二次见到周茂叔吟风弄月而归，产生了‘吾与点也’的意趣，难道是说濠梁之游中，庄子因为自己不是鱼，便不知道鱼的快乐吗？周子家在道州，二程子曾跟随他学习，就是如今江西的南安。后来陆象山、草庐相继出现，都在大江以西。而庐陵自欧阳公以来，文章和节义尤其著称为独盛之地，说他们都没有从这一道理中有所获得，是不可以的。近年来，海内学者的声音已经绝迹，而江右一两个君子仍能抱守独见、保存残余，在空谷之中振发声响。当世学术沉沦而仍然屹立保存下来的地方，先生生在那个乡里，难道能说他没有听闻过吗？何君本是彻实，曾做先生的弟子，又同我有太学旧交，尤其多次称道先生的品行。因此我为他作序，说明‘草庭’的意义；至于他的诗，大概不必评论了。《经序录》序【代作】我从前承乏任汴藩属官，因此结识宗室西亭公。他勤奋治学、喜爱古文，有河间大雅君子的风范。曾经得到唐代李鼎祚《周易集传》的刻本，使它流传于世；又为各部经书撰写序录，凡是经书的传、注、训诂，都把它们的序文记载下来，使世上的学者即使不能看到并阅读那些书，也能先看到它们的序，从而知道著书的宗旨，希望借此扩充见闻，不安于孤陋寡闻，这实在是惠及后学的盛大心意。从前孔子整理、阐述先王的经书，用来教导门人，使之世代流传而不断绝。遭遇秦代焚书后，汉代儒者保存将亡的典籍、接续断绝的学术，不遗余力，从此六艺才逐渐完备。太常所总领的博士共有四十人；古文《尚书》《毛诗》《谷梁传》《左氏春秋》虽然没有设立学官，仍推举其中品第高的人为讲郎，让他们在近署供职；天子又时常会见群儒共同讲论，亲自裁决经义，用这种方式搜罗遗失的典籍，广泛保存各家学说，其用意深远。沿袭到后世末流，很快又散失废弃，于是郑玄、王弼之《易》出自费氏之学，贾逵、马融、郑玄成为古文《尚书》之学，孔氏传本最后才出现，三礼只保存郑玄的注，《春秋》公羊、谷梁二传逐渐衰微，传授《诗经》的也只有《毛诗》郑玄笺。唐贞观年间，开始命令诸儒汇集各家章句，撰成义疏，确定一种解释为定论；于是前代儒者仅仅保存下来的书，都不再流传。例如李氏的《易》解，后人只能从这里看到古人传注的一点内容。到啖助凭自己的意思解释《春秋》，史官极力诋毁他穿凿附会，大概是因为唐人崇尚进士科，而经学逐渐废弛，所以杨绾、郑余庆、郑覃等人想拯救这种弊病，却没有成功。宋代儒者开始以自己获得的见解，在千年之后探求圣人的心意；然而虽然有成书，仍有许多没有说尽的地方，幸赖后人沿着他们开创的端绪加以推演；到了淳祐年间的诏令颁布时，这些书已经广泛流行于世。前朝于是用它来取士，本朝沿袭这一做法；学校和科举的格式，免不了有唐代义疏的弊病，而没有汉人的宏博规模，士大夫循规蹈矩、因袭旧说，陷于孤陋却自己不知道。我自从退居山林，得以遍读各部经书，私下根据自己的见解，常有同当今传注不同之处：比如理数、象数的差异，以及《河图》《洛书》与大衍之数中用九、用六的说法，仍未能确定；古今文字的区别，以及豫章晚出的书，仍未能整理；三百篇的完整性，以及《桑间》《濮上》淫靡之音，仍未能排斥。褒贬的实录混乱，氏族、姓名、日月、地名尚未能辨明；郊祀与丘祀混淆，五天帝、昆仑、神州被视为一体，而始祖的祭祀又没有涉及各宗庙；《洪范》以后《金縢》《召诰》《洛诰》二诰的疏略脱漏，并不是朱子遗留下来的本意。开庆年间师门传授的学说，并不是郑氏的深奥义理；绍兴年间进讲的书，也不是三传专门的学问。那么王栢、金履祥、吴澄、黄泽、赵汸卓越的见解，难道可以因为与旧说不同就废弃吗？欧阳子说：‘六经不是一代人的书，它将同天地一样没有终极地存在下去。’把没有终极的长久存在看作千年，在其中也不过一瞬罢了。那么我对后世的期待也是无穷的。唉！士人想要等待无穷后世的认可，就不会被一代人的说法所拘束牵制了。可惜路途遥远，不能同西亭公共同订正这些疑义，只能把序文大略写成这样。

译《史论》序 西汉以来，世事变化、灾患纷繁，典籍浩繁，学者穷尽一生也不能研究完。宋代号称文章兴盛，当时能够读史的只有刘道原；司马文正公曾说：‘自从我修成《资治通鉴》，只有王胜读了一遍，其他人还没有读完一卷，已经想睡觉了。’如今科举之学日益趋于简便，当世人互相讥笑把通晓经学、研究古代看作时文的弊端，史学也更加废弃而无人讲论。遗石先生从年轻时就沉迷喜爱史籍，仿照古代史论、赞颂的体例，写成数万言的著作；先生尤其珍爱收藏，不肯轻易拿给别人看。前些年他在黄冈掌教，常常同客人泛舟赤壁之下，船中总带着几卷《史论》。适逢督学使者将要到来，先生乘船沿江航行一百多里去迎接，船到青山矶，风浪突然大作，船几乎倾覆；他只问随从《史论》在哪里，这同司马公所称的孙之翰的事情极为相似。孙之翰的书得到司马公以及欧阳公、苏公二人的推重，后来才大为显扬。先生从三代五帝的典籍写到宋朝灭亡，贯通千年，并不只写唐代一朝的事情。苏东坡所说的‘暗中同人意相合’，世上一定会有人了解它。我小时候，因是姻亲家的子弟，有机会侍奉先生身边；先生一见我，就期望我是天下之士。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失意无成，恐怕最终默默死去，有负先生的教诲；而先生的门人往往做到大官。先生在黄冈时，一时之间藩司、臬司官员从西陵出发，在学官中以弟子之礼拜见先生，诸生都惊叹不已。如今福建省右辖秦君鳌尤其笃守师门之义，每每想要表彰刊行这部书，却没有来得及。先生对我说：‘你替我的书作序，但不要有所称述，只说我平生没有别的爱好，唯独喜欢读书，老了也不厌倦。’我接受命令连声答应，退下后谨慎地把这些话写了下来。《卓行录》序 从前古代圣人治理天下，已经先用道德教化百姓，仍担心百姓不能合乎中正，于是制定礼来防范。上至赏罚、施政以及一切治理百姓的事务，没有一件不归于礼。即使到了使用刑罚，也只是说要用刑法使百姓处在适中的状态罢了。孔子以平民身份承继帝王的道统，却不能在天下推行，于是退下来同门人修养德行、讲习学问，开始以仁作为教诲。然而对于他的高等弟子以及当世有名的卿大夫，在仁这一点上，孔子似乎都没有轻易许可他们。至于他告诉颜渊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那么孔子的论说从来没有超出礼的范围。只是古代圣人用礼教导天下，使君子和小人都能达到相应境界。孔子对于求学者，只教他们做君子的事情，治理心术的根本，这本来就是礼的精微之处罢了。然而孔子最终也不对人的成就寄予过高希望，所以说：‘得不到中行之士同他们相交，那就只能选择狂者和狷者了。’中行之士所达到的境界本应接近仁；至于狂者、狷者，孔子大概也没有深深斥绝他们。因此，对于隐逸之士一类的人，他没有不逐一评论、排列的。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作《中庸》，论述极其精密，标准也尤其严格，使世上的贤者稍有不合中道，便都成为圣人所弃绝的人；而乡愿一类的人反而能够偷取近似中道的外表，借此在世上惑乱人心。孟子知道这种弊病，于是推明孔子的志意，对乡愿尤其深恶痛绝。由此说来，到了后世，如果不能达到中行，即使行为过分，难道不仍是君子所珍视的吗？像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这些人，难道可以同世上那些少廉鲜耻的人一概而论吗？自司马迁、班固以下，到范晔，设立‘独行’的名目，只选取行为奇特异常的事迹，却不分类编排。唐书在‘卓行’之外，又另设‘孝友传’，大体上是史家裁定编排的方式不同；但扶助纲常、警戒世人、激励风俗，其宗旨是相同的。国家统治天下二百年，金匮石室中收藏的文献没有全部公布于世，也时时散见于文章、碑志和稗官野史之家。休宁人程汝玉一向有志于著述，颇加摘录并分类汇编，共成若干卷，命名为《卓行录》。这些人虽然不全都属于中行之士，但总的来说不违背孔子的志意，所以替它作序。《汊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耸，向下倾斜伸入海中，所以天目山在浙江的山中最高，但仅仅同新安的平地相等。从浙江望去，新安大概高出万山之上，因此新安是山地郡。州、县、乡、聚落都依山修筑坞堡，而山中只有黄山最大，大鄣山次之。秦朝初年设置鄣郡，因为这里的诸水从浙江岭经渐溪流到率口，同率山的水汇合，向北与练溪合成新安江，经过严陵滩流入钱塘江；汊川的水也在率口汇合。汊川，是汇合琅璜之水，流经岐阳山下，两条水流相交，称为‘汊’，大概就是因为它的河口而得名。山岭环绕，水流围护，林木茂密，所以居民聚集在这里。唐广明年间发生动乱，都使程沄聚集民众，在外面修筑保营，他的子孙于是居住于此。新安的程氏分布于各个州县，都以梁忠壮公为祖先，而都使程沄实际上是最早居住在汊口的人。其后显赫的人物有宋代端明殿学士程珌；至于程若庸曾拜饶仲元为师，后来吴澄、程钜夫也都出自饶仲元门下，学者称饶仲元为徽庵先生。其他有名望有德行的人，历代都有。程君元成，名汝玉，是都使程沄的后代，所以撰写《汊口志》。这部志书记载当地的物产、地俗、丘陵和坟墓，汝玉保存乡土文献的用心，可以说十分深厚。大概君子不忘记自己的乡里，然后才能推及天下。唉！如今名都大邑尚且还遗憾记载散失，何况汉口一个乡里，汝玉竟能使它的山水如此增重，那么文献对于世间，难道可以缺少吗！

译《正俗编》序 龚世美君是我所敬畏的朋友，是卓然自立的人。前辈吴三泉先生善于品评人物，从不轻易许可，唯独爱重敬重龚君。曾亲手抄录他的举业文章给门人看，说：“诸位怎么能赶得上这个水平？”龚君也仰慕先生的品行高尚，曾请先生的朋友沈世叔出面请求拜先生为师。先生惊讶地说：“龚君，我想替他执鞭做弟子尚且不可得，这是什么话呢？”见面以后，便请他坐在上座，确定以宾友相待而告辞。当时的名士，如李中丞廉甫，常希望龚君来拜访一次，却不能如愿。龚君偶然经过他那里，李中丞竟赶快写信告诉同僚说：“龚君来过我这里了。”他受到重视就是如此。庚戌年，我从春官落第归来，龚君拿《海潮歌》来安慰我，我惊叹它的奇异；文辞壮伟，直追李白的《庐山行》，我哪里比得上呢？不久我从长兴改任顺德，龚君写文章为我送行，叙事的功力也距离太史公不远了。我认为如今像龚君这样的秀才极少，和他交往的人都听过我的话，知道我并没有说假话。现在我任职中秘，龚君寄信劝勉我从事圣贤事业，又很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感叹，于是把所作《六事衍诗》《四礼议》《居家四箴》给我看，请我作序。我看了这些文章，大都关系到教化风俗，正是我这个任官者的责任；龚君却独自如此恳切，我又何必推辞呢？了解龚君，没有谁比得上我。这篇序，别人能够知道的，我就让他们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我来替他说出。略略叙述龚君往昔的经历，为它作序。《平和李氏家规》序 漳州南靖的李氏，自从分出南靖设置平和县后，如今成为平和人；因为居住在西山，所以闽人称他们为西山李氏，世代都是名门大族。他们的先祖有位西山居士，实在是家族兴起的始祖。传到五世，出了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宁波教授的李世浩，字硕远，族势更加壮大。到这时，居士按世次本应迁出宗庙，文林君却不忍心，于是依据义理另建始祖之庙。文林君跟随晋江蔡介夫先生学习，笃实地奉行古道，设置义田来赈济族人；又仿照浦江郑氏、吴兴严氏，制定《李氏家规》六十九条，可以说是很有志向了。我因此论述文林君制定家规的原因，大概根本出于他不忍让始祖迁出宗庙的心。既然为始祖建立了宗庙，就不能不立宗子；既然立了宗子，就不能不制定法度，以使族人团结、纠正宗族。凡是义理所产生的事情，都是不能停止的。古代宗法制度依据宗族而确定姓氏，大概天子用来治理天下的根本，也统一以此为依据，因此能够使世代长久而不混乱。宗法废弃，天下就失去了根本。然而儒者有人认为，秦汉以来没有世袭卿大夫，大宗的法制不能再建立，只能建立小宗。我认为不是这样：没有小宗，是有枝叶而没有树干；有小宗而没有大宗，是有树干而没有根。礼制失传以后要到民间去寻求。宗子制度虽然不见于法令，但只要不是法令所禁止的，士大夫之家听到李氏的风尚，能够相继仿效实行，也许可以防止并逐渐恢复古制。文林君的儿子李文，是我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居住在京师期间，把这部家规给我看，于是我作了这样的序。《华亭蔡氏新谱》序 古代诸侯世代拥有国家，大夫世代拥有采邑，所以氏族的传承不乱，子孙都能知道自己的始祖。到了周朝末年，诸侯相互侵凌暴虐，国家灭亡，宗族离散，已经无法考察。汉代司马子长搜集遗文古书，只见到《五帝系牒》和《尚书》所集的《世纪》。此后像《官谱》《氏族篇》之类才稍稍间或出现。到了九品中正制实行，氏族才开始受到重视。到五代的战乱，谱牒又散失了。然而自魏以来，旧家大族的世系传承大多有数百年不曾断绝，可以说很兴盛了。士大夫尊崇根本、厚待始祖的道理，仍然还没有远离古道。如今世上的谱学尤其废弛，即使当世的大官，有的三四代子孙都不知道祖先，读书人也迷失了自己的出处，这种情况往往存在。谱牒亡失以后，谁还知道旧家大族实际上有与国家相互维系的作用，关系到风俗世道的兴盛或败坏，是不可不重视的呢？何况孝子仁人思念木本水源的感情呢？华亭蔡用卿开始为他的族人编修新谱，大概是不想远远牵引，而是从自身向上追溯，直到六世；至于最初两世，名字已经不能详细考知。然而蔡君绝不肯有所附会，说：“只是记载我所知道的。”他的谨慎就是这样。我曾论说，后世的族姓虽然多有混乱，但从其根本始祖追溯，仍应当保存其中六七成。蔡氏的先祖出自周文王；蔡叔度是武王同母的弟弟，因为武庚作乱，迁徙了他的儿子胡。蔡胡能够改过自新、遵循德行而变得驯善，周公推举他担任鲁国卿士，又把蔡地封给他，《尚书·蔡仲之命》记载的就是这件事。如今蔡州有上蔡城；后来蔡平侯迁到现在的新蔡，蔡昭侯迁到州来，就是今天的寿州。后来过了二十六年，蔡国被楚国灭亡。然而自蔡泽、蔡义以后，蔡氏常常出了将相名贤，史书从未断绝记载。用卿虽然只能从六世向上推求编谱的用意，难道能不知道自己得姓的由来吗？用卿考中隆庆二年进士，任魏郡司理；我正好在邢州时与他相见，他请我为族谱作序。因此我颇多采录《尚书》《史记》的文字，说明蔡氏得姓的由来；至于新谱中这个族姓的兴盛，则从用卿开始。

译《龙游翁氏宗谱》序 传记说：古代圣人治理天下，反本复始，不忘记自己的生命来源。向上治理祖先和父祖，向下治理子孙，旁及治理兄弟，使全族聚集进食，按照昭穆排列，用礼义加以区别，尊敬尊长，亲爱亲族，敬老爱幼，男女有别。亲爱亲族，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子；敬重宗子，所以收拢族人；收拢族人，所以宗庙庄严。因此圣王治理天下，并不只是为了自私自利。由此推开，从王公直到庶人，所以宗法明白而礼俗形成，权、度、量、衡，文章服色，历法正朔和徽号，器械衣服，也都由此产生。夏商周三代衰败，古制废弃，根本丧失，各人只顾谋生，涣散而没有统摄纲纪，天下于是更加大乱，经过大规模战争才安定下来。在这时，人们像受惊的鸟、离散的鱼，哪里还知道乡里族属之间的联系呢？然而魏晋以后，仍有人勉强整理考核百家，以门第任用官员；即使卑微的姓氏和混杂的谱牒，也都收藏在主管官署，谱牒尤其兴盛。直到唐代，仍然相互崇尚重视。五代衰乱，谱牒荡然无存。即便如此，古代圣王因为亲爱亲族，亲爱亲族便建立宗法；宗法建立，谱系自然明白，并不只是依靠谱牒。谱牒兴盛，正是魏晋的过失。到了谱牒也不存在，学士大夫不知道自己的出处，仁人孝子的心意茫然无所寄托，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翁氏居住在太末，相传自隋代开始迁来，子孙繁衍，在县中的杜山坞、岑堂庵、南村，到处都有他们的居所。住在杜山的翁文钦，能够追考十八世以上的祖先，称其为学士君。学士君以下六世，有官号、妃姓、墓地，却没有记载名字；到第七世以下才开始有名讳；到第十五世才开始记载兄弟；再往下一世，昭穆关系才详细明白。文钦已经把这些编成图，拿出来给我看。我看后感叹：世上的君子，没有人能做到这样。他为此作序，并把谱图归还给他。《浙江乡试录》后序【代作】元年秋，正值天下举行乡试的时期，浙江主管官员遵照法令办理，御史某负责监临。事情办完的那天，于是把士人的姓名和文章编成名录，由考试官某实际作序。某应当在后面作序，仰想圣明天子继承统绪、建立大中正道、体察天道而居正位，百务焕然更新，天下士人都向往风教，弹去冠尘、振整衣裳，希望立身朝廷，赶上太平光明的时运，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天地之气旺盛隆盛、郁积深厚，熏陶而成太平和气，大概不是仓促之间所能达到的。然而，我曾读《诗经》，看到成王、康王时期，那是周家极盛的征兆。成王刚即位，他的诗说：“来询问我将要做的事，遵循这明德的先王。唉，前途悠远，我还没有达到限度。将要使我接近它，却仍然像隔断涣散。”当时成王正处在忧劳困苦之中，对贤才的求取和期望十分迫切。在那时，文王、武王的纯厚德业仍在护佑，秉持德行、崇尚教化，享有禄位的元老还在；同时一代英俊人才已经济济一堂，齐集朝廷。所以诗中说：“想那众多贤士，出生在这个王国；王国能够生养人才，他们就是周家的栋梁。”人才的产生，是为了扶助世运，实在是上天的安排。上天将要使周成就太平有道的长久基业，为了迎接并辅助天命，骏奔效力的士人，早已预先出生在丰、镐两地遗留福泽的时代，等待成王，仿佛早有期限。所以诗中说：“凤凰展翅飞翔，羽毛发出翽翽的声音，也聚集在那里停留。和善众多的王国贤士，使君子任用他们来取悦天子。”这就是上天扶助兴盛时运的方式，而人才应时出现，难道会是偶然吗？国家拥有天下二百年，用学校培养士人，用选举提拔士人，用高爵尊崇士人，用厚禄优待士人，所用来对待士人的方式已经到了极点。天地之气郁积隆盛，到今天才达到顶点，恰逢天子建立年号的日子；如今又敦促召集遗老，褒奖直言，思求众多士人，开辟宽裕的道路，以延揽天下俊杰，于是海内士人感受到风云际会，像鱼鳞一样聚集辐辏，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大概人才没有哪个时代不产生，也没有哪个时代不用人才；能够乘上时势、遇到机缘，然后才显得奇异罢了。浙江古代是会稽障郡，只相当于天下十五分之一，但士人竟如此兴盛。天下十五个同样大小的地区在同一天举行乡试，都这样兴盛。把这十五处选出的士人一同贡于天子朝廷，就是所谓“万国的贤才，都是帝王的臣子；帝王适时选拔他们”，多么美好啊！我谨依春秋端正始初的义理，作一篇圣明天子得到贤才的颂辞。《太仆寺志》序【代作】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任礼科给事中，适逢册立天子、尊祖的大庆，冒死上奏说：先帝请求赦免并召回因大礼之狱而被放逐废黜的诸臣，以及贬斥远逐邪佞等事。先帝正用孝道治理天下，厌恶先前议礼的人，又说道士和祖宗、郊庙都可以使用；因为臣的言论不合他的心意，便把我贬谪迁徙到边远地区。到了末年，诏令吏部召我回来，恰逢先帝驾崩，圣天子即位，起用我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升任顺天府丞，不久又升大理寺少卿，后来进升太仆寺卿。我拜受恩命、开始办事以后，想整顿官署常规，确定卿、丞的职责分工，分条陈述百姓的利弊；又因寺中没有旧有掌故，写奏疏陈述数十件事，皇上总是答复认可。这一年，从河北越过大江以南，百姓遭受水灾，我稍微根据便利情况宽免他们的罪罚；看见马匹遗下的财物，便使百姓不致失去职事。我在省署没有公务，便和两三位同僚发掘旧藏篇籍，其中保存下来的很少，尽力搜访，仅仅完成草创；又沿袭官府文牍，雅文俗语杂糅，并不是足以形成一家之言的作品，只是保存旧事罢了。我曾读《尚书》，看到周武王停止用武力、修治文教，在华山南面放牧马匹，田野遍布，倒置兵器，用虎皮包裹起来，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老子说：“天下有道，就把战马赶回去耕田施粪。”臣私下想到，陛下继承万年无疆的历运，正值中兴；近两三年来，岭海一带的盗乱势力，妖异的气氛完全消散；稍稍征伐猃狁直到太原。陛下盛大的德行和福泽，不是臣下所能企及的。臣又读《尚书》中周穆王命伯冏担任太仆正的篇章，要求他整顿群仆、侍御之臣，勉力辅佐君王的德行，彼此修养以弥补不足，谨慎选择僚属，不可任用巧言令色、逢迎偏邪、侧身献媚的人，应当选用贤良之士。又说：“仆臣正直，他的君主就能正直；仆臣谄谀，他的君主就自以为圣明。”臣反复诵读这些话，想到自己早起晚睡，小心谨慎地办理官署事务，却不能对圣德有万分之一的辅益，有负陛下的宠爱和俸禄，臣不胜恐惧。

译《西王母图》序 新安鲍良客居吴地，将要回去为母亲祝寿，绘制了一幅《西王母图》，来拜见我，询问瑶池的事情。我看《山海经》《汲冢竹书》《穆天子传》，其中所说西王母的事，确实奇异。秦始皇向东巡游海上，礼拜祭祀名山大川以及八神，寻求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传说那里的禽兽全是白色，黄金白银用来建造宫阙，但他终身也没有到达，只能远远望见它们像云一样。汉武帝听方士们说神仙仿佛可以求得，便欣然希望遇到他们。周穆王亲自到达极西之地，来到昆仑山，观赏春山的美玉，得到了秦始皇、汉武帝都无法得到的东西，难怪他乐而忘归。造父为什么要驾着盗骊、骅骝、騄耳四匹骏马，奔驰回来，只为了求取小小的徐偃王？穆王难道不是世人所说的老糊涂吗？列子说：“穆王在瑶池设宴，观看太阳落下的地方，一天行走万里。穆王于是叹息说：‘唉，我这个人德行不足，却沉溺于享乐，后世大概会追究、数落我的过错吧？’”穆王大概已经有悔恨之心了。然而又说：“穆王真是遇到了神人啊，能够穷尽当世的快乐，仍然活到百岁才死，后世因此认为他登上了天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传记说：“天子向西征行，住宿在黄鼠山，来到西王母的国度，手持圭璧，喜好进献锦绣丝带。西王母拜了两拜接受礼物，在瑶池之上设宴，于是驱车登上弇山，便把他的踪迹刻在石头上，又在那里种了一棵槐树，题写道‘西王母之山’。”《山海经》说：“玉山就是西王母山，在流沙的西面。”然而博望侯出使大夏，追寻黄河源头，却没有看见所谓昆仑山，这大概就像武陵的桃花源，明明近在人间，却被人迷失了。 《武帝内传》说：“武帝在承华殿斋戒，殿中有青鸟从东方飞来，停在殿前。皇上问东方朔，东方朔说：‘这是西王母要来了。’不一会儿，西王母乘紫云车，驾着五色龙，登上殿来，亲自设置精美的食物，用盘子盛桃子。皇上吃了，觉得甘甜美味。”汉武帝在甘泉、柏梁、蜚帘、桂馆之间见到西王母，比起穆王驾车乘马、足迹遍行天下，不是更加超逸吗？难道真如公孙卿所说，事情虽然迂曲荒诞，积累多年以后才可以招致吗？然而史书说：“等候窥伺神人，入海寻求蓬莱，始终没有验证，这又是为什么呢？”史书又说：“有时离开，有时到来，她来时风声肃然。” 难道神灵怪异之事，处在有无之间，本来就难以说清吗？庄子有句话：“道存在于太极之前，却不因此显得高；处在六极之下，却不因此显得深；先于天地而生，却不因此显得久远；长于上古，却不因此显得衰老。”西王母得到了这个道，坐在少广山中，没有人知道她的开始，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终结。你回去以后，不妨到西王母那里寻求它；她或许就在你的黄山之间吧？如今皇帝政治清明，朝廷修习黄帝之道，西王母正遍现于中土，人人都能见到她。至于穆满、秦汉时期的那些事情，就不值得说了。【此文依据常熟刻本，昆山刻本另是一篇，是王元美兄弟所作；中间文字相同，而开头结尾不同。有一句说：“我曾为《西王母》作序，观点如此。”指的就是这篇文章。又说：“当时人不能领会它的深意。”大概嘉靖年间陶、邵等方士一同进用，皇上很受神仙之说迷惑，所以太仆府君借这个题目来立论，读者忽略了它，因此说“不能领会它的深意”。末尾引用《法华经》说：“妙光法师难道是别人吗？就是我自身。”又说：“我见灯明佛时，本来就有这样的光明瑞相，难道一定要到昆仑山去求佛和西王母，才算得到生天的机缘吗？”】按照儒者文章的体例，忌讳使用佛书，所以采用常熟本。【曾孙庄识】《陟台图咏》序 南阳宋侯繇以进士身份出任昆山知县，想到自己年少时受到父亲衡州君和母亲夫人的教诲，却未能见到他们显达荣耀，抱有终身的遗憾。他因《陟岵》诗有所感触，便把自己的居所题名为“陟台”。三年政绩完成，受到征召。门人陈九德作《陟台图咏》一卷。江南各地的山，凡是宋侯足迹所到之处，都用来寄托他登山的心意。所谓“陟岵”，是孝子出行服役时思念父母。正当他上下山冈，徘徊瞻望时，那种迫切的感情可以想见。然而《采薇》诗说：“如今我回来，雨雪纷纷”，是一年之后才归来。《东山》诗说：“自从我不能见到他们，到现在已经三年”，是三年之后才归来。大概孝子服役总有归期，他登山也总有停止的时候。如今宋侯的归期有时日，而他的父母归来却没有时日；既没有归期，也就没有哪一刻不在登临思念。他哪里只是登江南的山呢？九德大概只是把自己所见的写出来罢了。从前三代，有人民和土地托付给官员，必定选取孝顺友爱、品德美好的人；因为他们能够慈祥和乐，不肯虐待百姓，而致力于使百姓生存保全，所以他们的政治不严厉而教化自然成功，功效足以兴起礼乐。宋繇出仕能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根本。宋侯治理难治的大县，能够用简约安静的方式处理政务，事事寻求对百姓便利，吴中官吏百姓称赞他不绝于口。人们只说宋侯的才力超过别人，却不知道他的根本并不在别处，正是这个道理。图卷中有许多郡中的名士，绘画技巧精湛，比兴寄托优美，极尽一时之盛。古人废弃《蓼莪》篇，九德却写出“陟台”的事情；至于尊敬老师、重视情谊，把孝思推广到无穷，这两者是相同的。我因此作序，也借此给昆山的官吏百姓看，使他们知道宋侯施政的根本就是如此。

译《防衣春防图》序 吴、粤在三代时不在五服之内，《春秋》对吴仍把它列为最后的夷狄；秦国攻取楚、吴之后，才开始把它们纳入版图；等到大略攻取陆梁之地，全都设置为郡县。然而一旦发生变故，杜横浦、阳山、湟溪的关隘一闭，便同中原隔绝。到汉军攻下汇离、牂牁的水道以后，五岭以南才成为天子的疆土，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会稽、南海的文化物产常常胜过河洛、齐鲁。古人称冀州为中州，大概是天地之气有所集中；既然中州尚且如此，便知道今天吴、粤的兴盛不能拘泥古说来评论。我多次见到番禺士人，往往聪秀颖异，古人所谓的中州有一天也不能胜过它。我在京师任职，曾私下感叹，四方万里之外的人，能够弹冠结绶入朝为官，国家的威灵已经超过三代了。南海郑祖钦和我同榜考中进士，又同在大司空处参加吏部考试；他的相貌谦和，是有德的君子。从始兴张文献公、余襄公都是岭海地区所产，到如今朝廷的丘文庄公相继而出，巍然成为名臣。我曾私下观察同榜诸人，希望有人能够再次继承前代贤哲而兴起，大概我对祖钦尤其有所期待。祖钦讲述他的父亲养新翁居家生活的乐趣：有书史可以娱乐，有山海可以观赏，又有荔枝洲、花坞、昌华、芳春园林等胜景；因而感慨地生出万里之外衡阳的思念。他又估计明年应当能够得到州县官职，顺道回家，便可以经过家乡为父亲祝寿。我又感叹，在周朝盛盛之时，士人也有为王事奔走、不能见到父母的，就像《陟岵》诗所说的那样。如今番禺距离京师万里，祖钦一旦思念亲人，计算着日子就能回来，那么生在今世的士人又是多么幸运啊！恰好有人为祖钦绘制《防衣春防图》，所以作序。《纶宠延光图》序 灔湖金先生以进士身份出任华容县令，不久从郑州入朝任太仆寺丞，渐渐升为缮部员外郎。先生温厚文雅，所到之处做官并不追求声名，而人们自然认为无人能及。嘉靖四十四年，我考中进士，在京师初次于太仆寺认识先生。第二年是隆庆二年，我从吴兴入朝觐见，回来时又在清源的官署见到先生。在此以前，先生的父亲因为天子刚即位、施恩近臣，得以赠授太仆寺官职，如同其子所任的官职；先生的母亲也被封为安人。先生高兴得不能自持，于是详细讲述家世，请我作序，作为子孙的荣耀。我低头沉默，不敢答应，因为我想到天子施恩臣下，近侍独享恩泽，而州县官却不能参与其中；为人子女想报答亲人的心，实在令人感伤。恰逢这一年颁下册立太子的诏书，先生的父亲又再次被赠为缮部官职，也和先生所任相同，先生的母亲被封为宜人。这样，即使我的仕途不得志，也同样受到浩荡恩典。于是想到先生所托之事，想为他作序；恰好有邢州的差役，于是又在清源见到先生。他拿出自己所作的《纶宠延光图》，士大夫们纷纷歌咏它，并且已经编成大卷。先生在太仆寺任京朝官，按惯例可以得到赠官封赠，然而担任京朝官的人常常没有等到任期届满就升迁离去，有的便不能获得封赠。先生最初接受敕命，是因为登极诏书；不到两年又接受诰命，是因为建储诏书。因此，他的父亲和母亲在两年之中两次接受赠官和封赠。先生这次的喜悦超过从前，于是我终于敢为他作序；大概是因为像我这样站在角落里的人，也参与了满堂的欢乐，所以乐意替先生叙述这件事。先生是庐江六县人，咎繇的后代，封国在这里，并且还有咎繇的墓在此；想来这里必定是咎繇最初出生的地方，所以后来以此封国。自唐虞以来，上下数千年，难道没有非凡人物出生在其间而没有留下名声的吗？英布曾辅佐汉王，摧毁楚国却没有善终；此后人才寥落。如今先生崛起，我才知道六地是有人才的；先生父亲潜藏的德行，也因此闻名于世。他日名声流传史册，又不只是因为今天这幅图而已。《王梅芳时义》序 我和东莱王梅芳相识二十年。乙丑年，我们同科考中进士，在内廷见面，握手叙谈生平，十分欢悦。即使在京师尘嚣之中，也常常来往，坐着交谈，不知不觉就过了很久。梅芳谈论人的命运、困厄和通达、早晚，都有一定的定数；唯独一个人用来立身的道理，不可以稍有失误。他的话也是人人能够说的，但他说起来独有深意，别人说不出梅芳这样的境界。因此我更加相信他是君子。他偶尔拿出所作的若干篇时文义理文章给我看。梅芳最初发解时，是山东第一名；到南宫考试，就是这篇文章。后来屡次被考官驳退，直到这时才考中进士。梅芳的文章始终是同一个样子，而他的命运有困厄、有通达，有早有晚，所谓定数确实如此。人的遭遇不是事先能够知道的，只是当它来到这里时，仿佛已经确定，于是称它为数罢了。说是定数，就似乎可以推求；但既然不可知，也不过是偶然发生而已。即使梅芳所说是定数，也还没有把它说尽。梅芳在天曹试政，我任鄣县县令；东方受命经过乡郡，江陵周相圣时任长洲县令，也和我们同年并且交好，准备刊刻梅芳的文章流传。我本来深深了解梅芳，所以替他作序。《水利书》序 《夏书》说：“淮海属于扬州，彭蠡已经蓄水，阳鸟在那里居住，三江已经入海，震泽得到安定。”《周礼》说：东南方叫作扬州，它的镇山是会稽山，它的泽薮是具区，它的河流是三江，它的水泽是五湖。世人说震泽、具区，就是今天的太湖。五湖在太湖之间，吴淞江是三江之一，说法大致如此。然而不能不加以考察。汉代司马迁撰写《河渠书》，班固在《汉书》中记载沟洫，对东南水利的叙述很简略。自唐代以后，漕运供给天下，运输费用所出，应该有关于经营、疏浚以及利弊的论述，前代史书却遗漏了。宋元以来，才开始有人谈论水利事务；然而大多是命官派吏，苟且把事情办成，奏报恢复水利的文章又滥引传闻，不是明白确切的见解。现在选取其中专门研究水利的二三家著述，编入这篇书中。

译《尚书别解》序 嘉靖辛卯年，我从南京落第回家，闭门谢客，旧日朋友很少来访，家中也没有空闲的房间。我白天住在内室，每天抱着小女儿嬉戏。女儿想睡觉，有时在母亲那里吃奶，我就读《尚书》。女儿也喜欢玩弄书本，看见书便用手指着逐行划过，嘴里发出声音，好像非常懂得其中意思。因此我读书从未停止，时常有所心得，便把它写入记录。想到哪里就立即下笔，不能停留，正是古人所说的兔子跃起、鹘鸟落下那样迅疾的时候。没有闲暇把文章整理留在箱笥中，以备日后温习旧学。分章析句，古代各家已经有了成说，我不敢拿自己的解释同他们相比，所以题名为《别解》。我曾说，读书如同画工作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瘦，没有不像的地方；但人们看见画却不认为它真正相似。这一定是只得到外形而没有得到神韵。我读书，也不敢说已经得到了神韵，只是有意从神韵方面去求取罢了。《都水稿》序 我在都水司散值以后，就回到寓所，稍稍想闭门读书；但顾念人情往来，没有时间，常常担心终于被事务淹没。恰好得到长兴县令的任命，欣然生出游览山水的想法。临行时检查自己所作的文稿，发现其中多是在尘土纷杂之中草率应酬而成，有很多可以惭愧的地方；但回头又有些不忍心舍弃。此前宫傅司空公命曾郎中取走一卷，如今编成四卷。那些被别人拿去而没有保存下来的，还很多，于是题名为《都水稿》，用来记载我一时所从事的事务。《防文》序 《经义》一百篇，是我和朋友们辛卯年应试时所作。现在看来，纯正和驳杂并不一致。然而科场取舍，也不在这些方面。四年以后，偶然在文叔的馆舍看到这些文章，其中有足以引发我感慨叹息的地方。当时评论文章，大抵把是否得志作为衡量标准。每得到一篇文章，先问作者的姓名，然后才慢慢阅读它，喃喃说道：“考官真的没有说错吗？他被录取确实应当吗？那些落选的人，真的有足以被舍弃的理由吗？”即使善于辩论的人也不能回答。像这部编册，收录了朋友们的文章：有考中的，有做显官的，有做诸生的，也有像我这样很不肖的；但不把姓名区别排列。读者由此可以平心静气地观看。《群居课试录》序 乙未年，我在陈氏的园圃中读书。园中花木交相茂盛，打开门就能看见山，距离城市只有一百步，超然有身在尘世之外的趣味。跟随我游学的有十多人，陈氏的子弟和女婿也在其中，都是年轻英杰，令人敬畏。每当大家环坐听讲，春风吹动帷帐，两只鹤在庭院中交相起舞，童子和冠者济济一堂，鲁城沂水之间的快乐，在几席之内便得到了。诸生有时利用诵读的空闲，拿笔请求考试，希望按照主考官比较文章的办法来做。我说，考核比较并不是古制，正是古人所谓容易引起争端的事。即使这样，我看诸位的神态，都恭敬谦让、务求互相退让，他们一定不会因胜过别人而面露喜色，也不会因别人胜过自己而怨恨。于是制定了十日一次考试的办法，考试结束后，录下其中文辞雅正通顺的文章；其中寓有劝勉的意思，并且用来考察他们前后进退消长的不同，推广诸位互相学习、互相友爱的风气。有时也有才气雄健、冲破规范而不受约束的文章，我也不会在记录中舍弃。《夏怀竹字说》序【增入】人出生时没有名字，君子认为这是违背常道；有了名和字，又有号，是世俗浮靡的表现。号到了近世才兴盛。山溪水石之类的号，遍布于街巷之间。然而如果没有夸耀自诩的心，而有警戒勉励自己的意思，也不是君子所鄙弃的。夏焕章甫的号是“怀竹”，我很赞赏这一点。先太常的墨迹名妙天下，尤其擅长写竹。章甫确实心怀这种志趣，把竹寄托为自我表现，可以说是懂得根本。我已经写文来勉励他，如果隐去他的美德，便不能充分发挥劝勉扶助的作用。因此又把我所知道的章甫写出来，放在篇首：“我乡里的官宦子弟，都知道自我尊贵，喜欢修饰仪容；在人群之中，不用询问也能知道。章甫为人诙谐，和优伶混在一起，衣裳穿得偏斜，步履走得歪斜，忽而离开，忽而回来，见到他的人都轻视他。章甫是我祖母的堂孙，是我妻子的姑舅之子，内外都是亲兄弟。妻子回娘家省亲时，病重到极点，正要向东返回，进入帷轿之中，情况仓促而无法预料。章甫亲自扶轿，缓缓前行，脸色毫无血色。我在前面开路，回头看见这一幕，为他流下眼泪。章甫又丢下自己的家事，留下来照看我妻子的汤药，整夜不睡，达二十天。妻子去世以后，他匍匐奔走办理丧事，超过一个月。我孤苦贫困、困顿失意，被世人抛弃；面对死亡丧事的威逼，惶惶然没有依靠，在青灯孤影之下，只有章甫在旁边和我低声说话。章甫忠厚笃实、重情重义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不是人们容易了解的。从前太史公自认为没有机会同古代豪杰侠士交往，周济别人的急难、解除别人的困厄时，未尝不发愤感慨、心生仰慕而极力称道。何况我亲自在章甫身上得到这种情义，怎么能不说出来呢？” 《震川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三 明·归有光撰 论、议、说

译《天子诸侯无冠礼论》《仪礼》有士冠礼，却没有天子、诸侯的冠礼，并不是散佚了。记载说：“没有大夫的冠礼，却有大夫的婚礼。”古人五十岁以后才授爵，哪里会有大夫的冠礼呢？诸侯有冠礼，是夏朝末年的制作。天子的长子在未即位时仍然同士一样，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世代继承而成为诸侯，是因为取法贤能。由此可见，天子、诸侯、大夫都没有冠礼。冠礼，是将要要求一个人遵守做儿子、弟弟、臣子和年轻人的礼法，所以冠礼一定有主人。孤子举行冠礼，便由父亲或兄长告诫并设宴，大概是父兄以成人的礼法要求子弟。天子的长子在仍为士的时候，按照士礼行冠礼，所谓“父亲在世，礼就这样实行”。假如不幸国君去世，世子尚未冠礼，便戴上冕服登上王位，这只是践阼之礼罢了。他已经奉守宗庙、君临天下，难道还要再要求他遵守做儿子、弟弟、臣子和年轻人的礼法吗？《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回答孟懿子的问话，我认为其中这句话很有道理：“古代的王世子即使年幼，他一即位便尊贵为国君；国君要处理成人的事务，哪里还需要冠礼呢？”孟懿子问：“诸侯的冠礼不同于天子吗？”孔子说：“国君去世，世子主持丧事，这也就算是冠礼了。” 国君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诸侯有冠礼，是夏朝末年的制作，这是孔子流传下来的话。再加上祝雍《颂公冠》篇的说法，就错了。《公冠》说：“公亲自主持冠礼，迎接宾客，作揖登堂，从东阶登上，在席位上站立；行醴礼以后，从东阶下来，用三献之礼宴飨宾客，没有傧相，没有音乐，大家都穿玄端服；他酬答宾客的礼物是朱色锦缎和有文采的丝织品，四匹马是庆贺之礼。”有人仿照天子礼说：“公亲自主持；称宾客从东阶下来，是因为顾虑尊贵。”这并不是做儿子、弟弟、臣子和年轻人的礼法。而且礼制是从上层通达到下层的，为什么又说“天子仿照冠礼”呢？这不是孔氏的话。周室衰微，先王的礼制不完备，传述者既失去了根本，只知道大略，却想从细节中求取它；不知道礼制的失误在于过于简略，又担心求得详细反而过了头。《公冠》又说：“公的冠礼有四次加冠，戴玄冕。”《左传》中季武子说：“国君加冠，一定要按照裸享之礼举行，用金石之乐调节，并在先君的宗庙中进行。”《玉藻》说：“开始加冠时戴缁布冠，从诸侯以下都通用，冠礼后把它废弃也可以。”玄冠、朱色组缨，是天子的冠。缁布冠配有彩绘的缨，是诸侯的冠。大概那些人一味讲求天子、诸侯、士庶之间的区别，却不知道先王制定冠礼的意义，正是要使天子诸侯与士庶同样遵守其中的根本道理。《公子有宗道论》《大传》说：“有小宗而没有大宗的，有大宗而没有小宗的，有没有宗子、也没有人奉他为宗的，公子就是这种情况。”公子有宗法之道：公子的父亲是公爵，他的庶子成为士大夫，就以士大夫中的嫡子为宗；这就是公子的宗法之道。所谓公子，是别子尊为祖的人。为什么说他是宗呢？回答说：“公子本身不是宗，只是宗法之道从他这里产生罢了。”公子的大宗就是公。公子已经从嫡系正体中分出，所以没有大宗了。即使他的儿子成为继承别子的宗子，也仍然只是继承父亲的宗。等到五世之后应当迁出宗庙，后来不迁的宗子才由此产生。在没有到五世以前，仍然是小宗，所以称为有小宗而没有大宗。公子虽然没有大宗，却不能说他不是大宗的祖先；虽然是大宗的祖先，却还没有到继承父亲之宗的儿子这一代，所以称为有大宗而没有小宗。公子只有一个人。没有大宗，就是有宗而无人承继；没有小宗，也就是没有人奉他为宗。所以说：“公子本身不是宗。”因为不是宗，所以称为别子；因为是别子，所以尊为祖；因为尊为祖，所以公子的父亲作为士大夫庶子的宗，他们便以士大夫的嫡子为宗，而宗法之道也由此产生。先王建立宗法，大体只是根据别子的嫡庶来划分罢了。第二世的庶子，以继承其父祢位者的嫡子为宗；第三世的庶子，以继承其祖位者的嫡子为宗；第四世的庶子，以继承其曾祖位者的嫡子为宗；第五世的庶子，以继承其高祖位者的嫡子为宗，于是小宗的制度便产生了。第六世的庶子，以继承别子者的嫡子为宗，于是大宗的制度便产生了。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合起来就是五宗；而宗法的变化可以无穷无尽，都从公子开始。所以说：‘虽然没有特意建立宗法，却由此产生了宗法的道理。’郑氏说：‘公子不能以国君为宗，国君任命嫡出的兄弟作为他们的宗，使他们以自己应当尊奉的嫡子为宗。若这个嫡子去世，服齐衰九月；他的母亲就是小君，为他的妻子服齐衰三月。若没有嫡子而以庶子为宗，那么宗子死时如同小宗，服大功九月；对他的母亲和妻子都不服丧。若公子只有自己一人，便没有可奉为宗的人，也没有人奉他为宗。’这就是公子所涉及的三种情况。郑氏把这些作为公子的宗法之道，就不是别子作为始祖的意义了。宗族关系有分散，也有聚合。族人不能凭亲亲之情而亲近国君，于是宗族便分散，所以把国君的兄弟称为别子，就是这个意思。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称为宗，继承父祢的称为小宗，于是宗族又得以聚合，所以称为小宗，也是这个意思。先王的宗法之道，是由祖而建立宗，就像树木由根本长成枝条一样。能够确定始祖，兄弟之间就相互奉宗，宗法制度便能实行；不能确定始祖，兄弟之间就不能相互奉宗，别子作为始祖的意义便由此产生。如今假使公子彼此相宗，那么公子就不能以先君为始祖了，宗法又从哪里产生呢？况且他们都不是先君的嫡出正体，都是庶子。而郑氏又把嫡庶的说法推衍得过分了。别子是宗法的起点，不能混乱。因此先王端正宗法的起点；端正起点，就是端正别子。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

译贞女论 女子尚未出嫁，有的人却为所谓丈夫而死，还有人终身不改嫁，这不合礼制。女子本来没有在婚前以自身许配给某人的道理。未嫁而为所谓丈夫去死，并且不改嫁，就是把自身许给了某人。男女彼此不能自行决定婚姻关系，婚姻礼仪由父母主持；父母不在，由伯父、世母主持；没有伯父、世母，由宗族中年长的人主持。男女不能自行订立婚姻，是为了严明男女之别，加重防止廉耻失守。女子在家时，只由她的父母替她作主，把她许配给人而已；她没有其他参与，完全遵循女子的身份罢了。六礼完备之后，女婿亲自驾车迎接并授给她绥带，岳母送她到门口，夫妻共食一牲、交杯饮酒，然后才成为夫妇。假如有一项礼仪没有完备，女婿没有亲自迎娶，或者没有父母的命令，女子便不能自行前往；否则仍然只是私奔罢了。女子尚未出嫁却为所谓丈夫去死，并且不改嫁，就等于六礼不完备、女婿未亲自迎娶、没有父母命令而私奔，这不合礼制。阴阳配偶，是天地间的大义。天下没有生来而终身没有配偶的人；终身不嫁，是违背阴阳之气而损伤天地的和谐。曾子问道：‘婚礼已经纳币，也选定了吉日，如果女婿的父母去世，那该怎么办？’孔子说：‘女婿的父母下葬以后，向女方家送达辞命，说：“某人的儿子遭逢父母丧事，不能继续按照婚礼成为你们的兄弟，所以派某来传达命意。”’ 女方答应了，但不敢出嫁。不敢出嫁而又答应了，本来就说明她可以出嫁。女婿服丧期满，女子的父母派人请女婿迎娶；女婿不来迎娶，然后女方才把女儿嫁出去，这才合礼。女婿有三年之丧，服丧期满而不来迎娶，就应当把女子嫁给别人。曾子问：‘女子还没有到祖庙参见公婆就去世了，该怎么办？’孔子说：‘不迁葬到夫家祖坟，不附祭于公婆，不执丧杖，不穿粗恶丧鞋，也不居丧次；应当葬在女子家族一方，以表示她还没有成为妇人。尚未成为妇人，就不受夫家关系的约束。’先王的礼制，难道是为了薄待女子吗？女子未嫁时服从父亲，出嫁后服从丈夫；服从丈夫，就一切听从丈夫，因此父母的丧服等级也随之降低；服从父亲，就一切听从父亲，夫家的义务还不能牵涉到她。因为出嫁以后夫妇之道才算成立，订婚不过是父母所办的事情罢了。女子本来不能自行决定自己的身份归属，这正是防止廉耻失守的措施。这样说来，女子未嫁而不改嫁、为所谓丈夫去死，是毫无意义的。有人说：‘这样做可以用来激励世人。’先王的礼制不足以激励世人，难道非要违背礼制才可以激励世人吗？论编修家谱的条例 世上研究家谱的人，都称道欧阳氏、苏氏的谱法。我考察两家的著作，虽然小有不同，大体却相同。它们的办法是让族人各自编谱，并且各自详细记载自己的宗支。每个人都详细记载自己的宗支，家谱就很完备，而且可以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这是它的优点。苏氏又说：‘古代只有天子的儿子和最初做大夫的人，才可以成为大宗，其余的人则不可以。只有小宗的制度，还可以施行于天下。所以编写族谱，都依照小宗的办法，而把大宗的制度空置不用。’而我的说法与此不同。古代先有大宗，后来才有小宗，就像树木先有根本，后来才有枝叶。继承父祢、继承祖、继承曾祖、继承高祖，世世代代都在变化；但作为大宗的宗子不变。因此祖先在上面迁徙，宗支在下面更替，却不至于散乱，是因为有大宗维系它们。所以说：‘大宗用来收聚族人。’假如大宗废弃，小宗的制度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不能单独施行于天下。我又认为，家谱只是记载本族世代次序和姓名讳号罢了。那些无法知道的，就没有办法；能够知道的，没有不记载的。只要世代次序和姓名讳号已经详细记载，就不必明确规定某人作为宗法上的宗子，而宗法自然存在其中了。所以欧阳氏、苏氏是用已有的宗法制度来治理家谱，而我则在没有明定宗法的情况下寄寓宗法，这就是我的家谱与他们不同的地方。

译论水利 吴地低洼，水流汇聚，对百姓利害尤其严重；治理水患的人都没有找到水流的源头和归宿，禹留下的旧有水道废弃已经很久了。吴地东北边境四周环绕着江海，中间蓄积着太湖；太湖从湖州各条溪流起，经天目山西北部宣州各山的溪水汇流而来，再从吴江经过甫里，经华亭青龙江入海。太湖面积大约三万六千顷，入海的水道却只有一条，就是所谓的吴淞江。只是吴淞江从湖口到海并不远，却有潮汐泥沙回淤上涌的祸患；太湖沿岸田地肥沃，常常被百姓围垦侵占，和水争夺尺寸之利，所以松江一天比一天狭窄。从前的人不遵循根本，只沿着水流追逐末节，取得眼前的小便利，另行开凿港浦，以求一时之利，于是松江的水势日益衰弱，沿袭到今天，几乎和支流没有区别，有的地方甚至说大腿还粗不过手指，海口也终于淤塞了。这难道不是治理水患的过错吗？宋代扬州刺史王濬因为松江沪渎壅塞不通，想从武康的苎溪开渠，使水流直达大海，开凿水道的起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松江既然淤塞，就应当从它的淤塞处治理；不致力于此，却另寻其他道路，所以治理越用力，距离正确方法反而越远。太仓公替人治病，诊断本来应当决定生死，但有时也不能应验；他认为病人不应服药、针灸，一旦服药、针灸，反而会提前死亡。后来治理水患的人，和给病人服药、针灸有什么不同呢？孟子说：‘天下人谈论人的本性，不过是说人的本来情状罢了；顺应本来的情状，以利导之为根本。’禹治理水流，是顺着水势而行，不妄加干预。想要谋求治理天下的大功，却不知道顺着事物本性行事，其危害真是说不尽。唉，近世的议论，只局限于三十六浦之间；有时涉及松江，也不过是疏通眼前的壅塞，如疏浚蟠龙、白鹤汇之类，从未见有人能够开阔地恢复禹的旧有水道。宜兴人单锷著书，受到苏子瞻称赞；然而他想修治五堰，开凿夹苎、干渎，截断西来的水，使它不流入太湖，却不知道扬州的薮泽，正是上天用来蓄积东南水流的地方。如今用人力去阻遏它，水对百姓既有祸害，也有利益；即使让太湖干涸，对百姓难道就是利益吗？太史公说：‘黄河发生灾害，泛滥成灾，对中原的危害尤其严重。’他只是专门致力于治理黄河。禹治理四海的水，却唯独把黄河作为重点；我认为治理吴地的水，也应当专心致力于松江。松江治理好以后，太湖的水向东流下，其余的水道就不必再费多余的力量了。有人说：‘《禹贡》说三江已经流入大海，震泽也已经平定；吴地还存有娄江、东江，和淞江合称三江，震泽入海并非只靠一条江。’我说：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一条江从西南向上通入太湖，叫淞江；一条江向东南上行，直到白蚬湖，叫东江；一条江向东北下行，叫娄江。他所说的本来是两条水道，都是从松江分流出去的。《水经》所说的‘长渎经过河口，向东便有淞江流出’，正是说江水奇异地分流，所以称作三江口，并不是《禹贡》所说的三江。大体说来，关于三江的解释不止一种，只有郭景纯认为三江是岷江、浙江、松江，这一说较为接近事实。因为《禹贡》特意记载扬州的水道，今天的杨子江、钱塘江、松江，都在古扬州境内。《尚书》是用来报告治水成功的，而松江从震泽入海，《禹贡》大概没有涉及它。由此看来，松江独自承受太湖的水，所以古书把江、湖通称为笠泽。总的说来，它的源头较近，不能和杨子江相比而论深广，但也应当与它争雄。范蠡说：‘吴国和越国，有三条江环绕着它们。’环绕吴越境界的，若不是岷江、浙江、松江，又是什么呢？这样看来，古代把三江并称，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治理松江，吴中一定不会再有水患；再从它旁边引水灌溉田地，就没有不能灌溉的田地了。然而治理松江，必须使它宽阔而深，水势洪大强壮，和杨子江相当，然后才可以说恢复了禹当年的水道。

译水利后论 单锷认为吴江堤坝横截江流，东岸江尾茭白、芦苇丛生，泥沙淤积堵塞；他想开辟茭芦生长的地方，迁走沙村的百姓，运走淤积的泥土，在堤岸上开凿千座桥让水流通过，并在下游开通白蚬江、安亭江，使湖水经由华亭、青龙入海。他虽然知道松江的重要性，却不懂《禹贡》三江的道理；他的建议仍不够高明，所以想截断西来的水，堵塞太湖的上游。苏轼说过：‘要想松江不堵塞，必须把吴江县的百姓全部迁走。’这种看法大概不是单锷所能想到的。如今不削除堤岸，却直接开凿千座桥，也只是因循守旧的议论罢了。崇宁二年，宗正丞徐确提举常平事务，考察《禹贡》三江的说法，认为太湖向东流入松江，正在下游；于是请求从封家渡的古江道开始，疏浚到大通浦，直通海口。当时只有徐确想要恢复古水道，但徐确关于三江的具体说法，如今也无法考察了。元泰定二年，都水监任仁发开凿江道，从黄浦口到新洋江，江面才宽十五丈。任仁发说，古代江道狭窄处还宽达二里；但二里宽的江道也已经是淤塞很久的结果了。从宋元嘉年间起，沪渎就已经壅塞到这种地步，哪里只是千年而已！郏氏说：‘吴淞的古水道可以抵得上千条浦。’又说江旁纵横的浦道，他小时候还看见过宽达二十五丈的；由此可知江道原来有多宽。所以古江盘曲蜿蜒，像龙的形状，大概是因为江水从太湖流来，源头并不远，江面已经很宽；如果水道笔直，水又容易泄去，湖水便不能蓄积，所以要使水道迂回曲折。如今江道这样浅窄，哪里还用得着盘曲成这样呢？我家在松江上游的安亭，我寻找所谓的安亭江，却完全看不见。江南有大盈浦，江北有顾浦，当地人也称那里为三江口。江口有渡口，我询问百岁老人，他们说：‘过去南北渡船，一天往返只有一两次。’由此可知古江的宽阔。本朝都御史崔恭开凿新水道，从大盈浦向东直到吴淞江巡检司；又从新泾向西南经蒲汇塘入江；还从曹家河直线开凿平地直到新场江，江面宽十四丈。郏氏所见的浦道尚且有二十五丈宽，而都水监开凿的江面才抵得上当时的浦道，到了本朝开凿江道反而只有十四丈；这样兴工办事，以今天的规模去比古代，只会一天比一天狭小低下，哪里还能再见到禹当时的江道呢？汉代贾让讨论治理黄河，主张把冀州百姓向北迁徙；在水流冲击的地方，决开黎阳遮害亭，使黄河水向北入海，即使毁坏城郭、田地、房屋、坟墓，数量达到万计，也应当像大禹治理水患那样行事。当权者却毁掉这个主张，破坏、割断天地的本性；这才是人为造成的事情，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如果舍不得那一点点淤沙、茭芦之地，即使年年开浦，而主流和支流的根本方向不正，水势最终仍会横流。自嘉靖以来，年年多旱而少水，愚民便以为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水患了。我曾听说，正德五年秋天，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的雨，吴中便成了大水乡。假如像汉建始年间那样连下三十天大雨，又将怎么办？天灾流行，国家各代都会有；一旦遇到水涝，我的百姓必然会有葬身鱼鳖之中的忧患。有人说：‘如今只开通一条江，那么其余的溪港都应当全部废弃吗？’我说：禹疏通九川，使它们通到四海；又疏浚田间小沟，使它们通到大河。江流的主道既然端正，就可以随地势从旁引水灌溉田亩。而且江流浩大，水势不可能不漫溢；如今的小江尚且有勦娘江分流四五里后又汇合，那么各处奇异分流、向旁边流出的水道，古代娄江、东江的遗迹也许自然会显现出来。再如刘家港，元代海运的千艘船只聚集在那里，到今天仍是入海的大道；上海的黄浦水势尤其汹涌，难道能废弃吗？只要尊重大宗、扶持主流，支流旁系便没有不得其所的。关于三种途径并用的议论 有光担任都水司试吏，太子太傅司空公用章奏考核各位进士，奉命撰写《三途并用议》。议论说：所谓三种途径，就是进士、科贡和吏员。开国初年任用人才，有征聘，有经明行修科，有人材科，有贤良方正科，有才识兼人科，有楷书科，有童子科等。后来这些大多废止，太平以来，专门任用进士、科贡和吏员。这三种途径起初并没有废弃，近来为了革新天下的吏治，才在科贡、吏员之中稍微破格提拔，因此有三途并用的说法。其实此前并非没有并用。我认为朝廷想要取得任用人才的实际成效，对于科贡、吏员应当采取的办法，首先应清理它们的源头。清理了源头，末流才能治理。如今进士和科贡，都出自学校，都采用考试经义、论、策的方式。进士考试不中，进入国子监成为举人监生；举人考试不中，按年资贡入，成为国子监的岁贡监生。这不像汉代贤良、孝廉的对策和博士弟子分明为两途，实际上只是同一条途径。然而进士升入礼部，属于举人中经过选拔的优等；落第者和岁贡生，国家也并不轻视，所以让他们在太学学习，以观察其成就。假如学业有成，即使授予进士出身的官职也可以。如今成均的教育培养制度不完备，只让他们凭资历等待选用，不再像古代那样遵守太学的制度；这就是科贡制度的源头没有清理。吏员在古代本来和士大夫没有区别，后来身份等级分开，便成了另一类人，读书人不再肯屈身受辱于吏员之途。因此本朝按资格任用吏员，最高只到七品，多数任用为属官、幕僚、监当、管库等职；没有保荐，不能担任州郡长官，这样吏员之道本来就不能和儒者并列。然而吏员起初都由藩司、按察司、卫所、府、州、县署用，仍保留着前代辟举的遗法；如今则从一开始做吏，就先要求缴纳钱财，从提控以下直到吏典，只按缴纳钱财的多少来区分出身等级，这就是吏员制度的源头没有清理。要使举人、贡生能够得到人才，关键在于修整太学制度，这样科贡人才就可以任用了；要使掾幕、监当、管库等职能够得到人才，关键在于遵循古代辟举的旧制，这样这些职位也可以任用了。但吏员只能按资历递升，如同祖宗的制度，不能和科贡并列。我对科贡还有一点意见。乡试有甲榜、乙榜，乙榜其实也是考中举人，只是受钦定名额限制，所以列在其次。乙榜授予教职，实际上和进士没有不同。如今却专门把答卷不佳者列入乙榜，又把求恩获授者一概授予教职，这样教官的选任就轻贱了。岁贡本来应当从州县中的俊秀子弟中选取，就像往年所说的选贡；如今不依照洪武旧制，只按日月年资办理，于是岁贡中没有多少俊秀之才，哪里还能施行成均的教育呢？

译我又奇怪，如今不清理制度源头、反而堵塞源头的情况，还不止这些。自从纳粟、买马、穵运、纳级等条例日益开放，吏员的途径混杂而多端，官员选用的制度也一天比一天混乱。科贡和吏员都因此受到妨碍。所以想振兴整顿吏治，不如清理源头而不加堵塞。这些事情，不过是在现有条例中修复那些废坏的部分罢了。对这两方面来说，源头清理了，条例也恢复正常，然后再从其中选拔特别优秀的人，破格提拔。天下奇才俊士少，而才质中等的人多；君王的治国之道，应当先制定制度，使天下多数中等人才都能有所成就，而对于奇才俊士，则可以在制度之外发挥特别作用，不受制度限制。这就是能够鼓舞一代人才的原因。有人说：‘你说吏员之途不能和儒者并列，那么前朝的尚书徐晞、知府况钟都曾得到显要任用，这是为什么？’我说：‘这又不能按照吏员的途径来论说。前朝任用人才，常常从常规资格之外选取。宋景濂是一代文章宗师，杨士奇是三朝辅相之首，他们都以平民身份被特意起用，后来竟掌管皇帝诏制和机密大事，难道是拘拘于循常途径的人吗？’自古以来，即使在中世，也未尝不广泛招揽俊杰，博采有声望的人，虚心等待隐逸之士，盼望得到众多人才。如今一百多年间，寥寥无几，未曾见到这样的人，却专门按照资格递进任用，如今也颇受资格制度胶着束缚、狭隘闭塞之苦，不能开阔通达。因此我才考虑提出三途并用的说法。我认为，如果不大力打破因循守旧的议论，不考察国家旧有的典章，追寻三代、两汉的高尚遗风，用来振作、鼓舞一代人才，恐怕不足以革除历代积存的弊病，也不能取得任用人才的实际成效。谨作此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四年〕 关于马政的议论 我私下认为，古代的马只由官府饲养；民间饲养的马，官府起初并不干预。《司马法》所说的每甸出长毂车、牛、马，以及所谓万乘、千乘、百乘，都是把兵役寄托于农业；有事时征调赋役，官府并不参与平时的饲养。至于官府饲养的马，如《周礼》中的校人、牧圉等官属，以及《月令》所记载的饲养方法，都十分完备，这才是官府自行饲养的马。周代既然有官养马，民间的马官府又不干预，因此百姓各自竭尽力量饲养自己的马，无不尽心；一旦有事征发，车辆和马匹都能完备。汉代的苑马就是校人所掌的王马，民间私自牧养，官府不加干预，都可以自行繁殖，所以街巷之间也有马匹，桥姚等人甚至拥有马千匹。到武帝讨伐匈奴，马匹减少，才开始有借母马繁殖、归还驹马的命令；这只是战争兴起时的权宜制度，并非长久施行的办法。秦汉以来，唐代的马最为兴盛，都是天子自行设置监牧饲养，扰累没有波及百姓，而马匹却如此繁盛。我国设置苑马，正有继承这种遗意的意思；但又在两京畿内、河南、山东编户养马，这又兼用了宋人的保甲法，意在不但由官府养马，也由百姓养马。如今监牧的马没有见到繁殖兴旺，民间牧养的马又一天比一天减少。就拿今天畿郡养马来说，马既然登记归官，百姓认为不是自己的；官府既然把马交给百姓饲养，官府又认为不是自己专有的，马怎么能不衰败呢？从最初立法时就已经知道弊病必然发展到今天。况且天下有能治理的人，没有一成不变而自行有效的法律。假如能够遵守旧制并选得适当的人来求取实际效果，原来也未尝不能借此发挥作用。如今保马制度既不能改变，却又不能守住旧制，往往屡次纷纷更改，只沿着末流行事而不追究根本；越改越坏，一定要到无法再实行才停止。这是如今天下各种事情的共同弊病，并不只是马政如此。我曾考察洪武初年的制度：命有司督促孳生牧养，江南十一户共同养马一匹，江北五户共同养马一匹；以丁口多的人家充任马头，专门饲养一匹马，其余人家令其津贴，以备马匹倒毙、丢失时购买补充；每两年缴纳马驹一匹。又设置群头、群长，官府铸发印信，与守令分掌百姓事务；设有牧马草场，并免除他们一半的粮草赋税，每每加以优待。如果有司能够督责实际而推行，常常使百姓得到养马的利益，那么马又何愁不能繁殖兴旺呢？如今却不能修复旧制，只因为法律有弊病便急于更改，那么天下怎么会有好的法律呢？命令百姓养马，国家的本意本来只是想得到马而已；可是又有所谓本色、折色，这是什么缘故呢？既要求百姓养马，又要求百姓缴纳银钱，这样看来收取银钱就可以了，又为什么还要马呢？于是百姓不把养马当作要务，而把缴纳银钱当作急务。牧地本来是供百姓养马的，却又征收马场的子粒税，并且不断加增；子粒税这样征收，实际上就等同于田税了，又何必再向马户征收呢？于是百姓不把养马当作要务，而把缴纳子粒当作急务。养马的人，考核其所生马驹就可以了；如今不用他们所生的马驹，却让他们购买马匹交纳，于是百姓不把养马当作要务，而把购买马匹交纳当作急务。折色的主张，本来是因为江南、应天、太平等地不是产马之地，为了变通，改为缴纳银钱也可以；后来却把这种办法移到河北，如今又变卖种马而征收草料钱。考察如今改变制度的人的意图，完全是想责令百姓缴纳银钱，而不是责令百姓养马。官府既然不再把养马当回事，只图眼前利益，百姓也更加肆意弄虚作假，图谋私利；有马驹不申报而擅长欺骗隐瞒，不肯拿马驹供官府备用，只愿用银钱购买马匹交纳，甚至有人伤害怀孕的母马，断绝母马交配；上下都互相争逐利益、彼此欺骗罢了。卫文公内心深厚而有德，才使卫国拥有三千匹母马；鲁僖公因为心思纯正，也使鲁国的马匹繁殖兴盛。官府和百姓都把谋利当作一回事，彼此欺骗，又怎能指望马匹繁殖兴旺呢？如今议论马政的人，又不断提出新主意，认为只变卖一半马匹还不够，于是想把种马全部卖掉，只按折色征收钱粮，完全不思考祖宗立法的深远用意，实在令人叹息。河北人勇悍强健，良马是冀州所产；古人因此说，这片土地王者不能没有它来称王，霸者不能没有它来称霸。如今把冀州所产的良马全部抛弃，一旦国家有事，西边的马难道能够拿来供畿内使用吗？古语说：‘改变后不如从前，变更后失败更多，也不能不恢复旧制。’如今想要讲明、整顿马政，必须全部恢复洪武、永乐年间的旧制：江南可以实行折色，畿辅、河南、山东却不可实行折色；牧场原有的定额可以清理，子粒税不可征收；官吏侵吞渔利，可以罢黜、惩罚；但管理马匹的官员、群长、兽医不可裁省。实行恢复马政的命令，使百姓得以减轻负担；百姓知道养马有利，那么即使是官马，也会把它当作自己的马来饲养。还应修复金牌制度，开放关市互市，多购得良马；另行征调百姓饲养种马，再由有司加强督察，洪武、永乐年间的旧制仍然可以恢复。

译大概修整茶马制度，渥洼所产的良马就会到来；放宽草地禁令，让马在野外牧放，繁殖就会兴盛。防止编户百姓任意放牧，桥姚等人的财富就会达到极盛。所以说，车马骑兵是天下的武备。它用来壮大京城声威、防备后患，意义难道浅薄吗？再说，古代相、卫、邢、洺诸地都有马监，都是今天的畿辅之地。假如把官民所耕种、租佃的牧马草场全部核查清楚，将其收出；对于那些成片荒废未垦的地方，也都立起界标，作为监牧之地，全部归入苑马，那么宋人的户马、保马制度，即使废除也可以。何必拘泥于末流，天天办理纷繁的更改呢？关于抵御倭寇的议论 日本在百济、新罗东南的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位于会稽东面，和儋耳相近，建都于邪摩堆，就是所谓的邪马台。古代没有和中国往来，汉建武年间才开始派使者朝贡，前代从未侵犯边境。自前元在四明开通互市后，日本便趁机劫掠居民；到了本朝初年成为寇患，才开始严重起来。然而自宣德以后，金线岛一战取胜，也再没有倭寇来到。如今启衅召乱，实际上是中国奸民冒犯禁令、私自出境所造成的，防范又有疏漏。事情已经过去，追悔也来不及了。但国家的威势所及，无论海内海外，没有不称臣纳贡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寇贼，竟敢肆意侵凌。魏正始年间，宣武帝在东堂召见高丽使者，因为夫余、涉罗的贡物没有送到，宣武帝说：‘高丽世代承受上将军的名号，专门控制海外；九夷中的狡黠盗寇，实在应当由它征讨。按期进贡的过失，责任在于统辖各部的长官。因此高丽世代都有都督辽海、征东将军、领东胡中郎将等名号。’如今朝鲜国虽然没有专门负责征讨的职务，但形势实际上足以制约倭寇；何况朝鲜王一向以恭顺著称，倭奴侵犯，应该可以用这些道理责令他负责。否则就必须出兵直捣朝鲜国都，拘捕其国王，这样才足以伸张中国的威势。像前代的慕容皝、陈棱、李勣、苏定方，都曾在海外建功得志；而元代五龙之败，是由于将帅失误，使中国历代都因此引以为戒，却甘心承受倭寇的侮辱，这不是我所能理解的。只是如今国家的财赋和兵力，还难以做到那一步，只能考虑自守的计策。所谓自守，我认为应当恢复祖宗的制度：沿海从山东、淮、浙、闽、广的卫所相互联络，如果能够恢复原有编制，兵力就不必频繁征调而自然足用。由都司的备倭指挥，等倭寇来到海中便截击歼杀，这样官府也不必增设许多提督、总兵就能办成。为什么不考虑恢复祖宗旧制，却只做这些纷纷扰扰的事情呢？所谓一定要在海中截击，是因为贼寇在海上时，船只、火器都不能胜过我军，而且他们多半饥饿困乏；只有上岸以后才难以抵御。不在外海抵御，就退到内海抵御；不在海上抵御，就退到海口抵御；不在海口抵御，就退到陆地抵御；如果连陆地也不能抵御，就只能据城固守罢了。这就是防御地点越退越低下。应当责成将领，严格制定条例：能在海上击败贼寇的列为最高功劳；能够把守截击海口、不让贼寇登岸的，也按功劳论处。贼寇从某个港口进入，负责把守该港口的官员必须处死，不能赦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如果有司关闭城门坐视不管，致使四郊百姓肝脑涂地，就和失守城池同罪论处。这样百姓才会知道拼死效命，倭寇也就无法侵犯了。备倭事略 倭寇侵犯边境，百姓被杀，死者将近几千人；百姓流离迁徙，所到之处村落因此空无一人。直到如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贼势更加嚣张，州县官府只能勉强据城自保；祸患逐渐蔓延，东南各郡大有可忧。如今贼寇在嘉定，有司却把城门紧闭，任凭他们杀人抢掠，这已经不是仁者应有的用心了。他们只想保全仓库、城池，以免受到罪责，却不知道四郊已经空虚，便有剥肤之势；贼人的气势越来越盛，粮资越来越充足，合力来攻，孤零零的一座城势必不能独存。这样一来，即使是保全自身和妻儿的打算，也未必能够实现。眼下贼徒出没于罗店、刘家行、江湾、月浦等地，这些道路都可以预先侦知。请求秘密、周密地派兵设伏，乘机截击消灭他们。他们由于屡次取胜，认为我军不能作战，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出其不意，便可以取得胜利。古代用兵，唯恐敌人不骄傲、不贪利，兵法说‘使敌人骄傲’，又说‘用利益引诱敌人’；如今贼寇正犯兵家所忌，可以袭击而取胜。我访得吴淞所的一支军队，向来号称精悍，倭贼很害怕，称他们为‘白头虫’。去年宗百户、冯百户看见倭船接近城池，仓促出战，被敌人杀死；有司不加怜恤，反而把罪责归于二人，从此以后人们便以此为戒。又有城墙崩坏，半数坠入海中，并且多年不给军队发粮饷，士兵都饥饿疲惫，常常在道路上乞食，于是导致新城失陷，反而成为贼人的巢穴。嘉定、上海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孤立危险。如今请求召回新城失事的指挥，命他收集归还的散兵，准许他以功赎罪，并以厚重的赏赐相许，使他在贼寇进入嘉定以及往南翔等重要道路的险要狭窄处，埋伏长枪劲弩等待敌人。新城败散之后，剩下的约有二百多人，人数太少，请招募沿海沈、濮、蔡、严、黄、陆等大姓人家；这些人有的向来能够抵御贼寇，有的曾受贼寇祸害，把他们合并为一支，专门担任伏兵和往来游击，贼寇自然不敢接近太仓、嘉定、松江。还可以利用新城的军队，等待时机袭击，城池也就可以夺回并据有。兵法说：‘善于防守的人，防守敌人不会进攻的地方。’又说：‘使敌人不能到达的办法，就是在途中加以攻击。’如今所谓守城的人，只在城内防守，却不知道应当在城外防守，战战兢兢如同已经被围在城中；贼寇还没有到，自己已经先困住了，畏首畏尾，还能剩下多少力量呢？所以说，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鲁国的酒太薄，也会使邯郸遭到围困。苏州的防守，不在娄门，而在昆山、太仓。

译太仓的防守，不在太仓，而在刘家港，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如今贼寇已经把罗店等处抢掠一空，必然会进犯南翔。贼寇占据南翔，夺取民船进入吴淞江，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葑门，那么苏州就危险了。若向南经过唐行，松江就危险了。如今听说贼寇又到了太仓、穿山等地，常熟也就危险了。所以要在途中攻击他们，使他们不能到达，这才是防守。然而所谓设伏作为奇兵，又要不时出动正兵，彼此形成表里配合，这样才行。嘉定又靠近海边，是内地的屏障；它的县令胆怯，又不懂军事，请委任百姓所信任、所拥护的人，如任同知、董知县、武指挥等，共同协力主持、决断军事。知县负责准备粮食，不得从中阻挠；如果稍有疏忽，苏州、松江两郡就无法保全了。我又考察到，白茆过去有白茆寨，刘家港过去有刘家港寨，青浦过去有青浦寨，这些都是前朝拨置军士防备倭寇的地方，大概春夏巡逻侦察，秋冬返回卫所。又白茆、吴塘、茜泾、刘家港、甘市等处，都有烟墩，烽火彼此相接；由此可见过去备倭的遗迹。如今却疏忽松弛到这种程度，想凭一座城自我巩固，是不可能的。又访得贼寇所占的海岛夷洲中，真正的倭人不过一百多人，其中本地逃亡的亡命之徒固然很多，但也常常有被劫掠后无法脱身的人。近日贼寇抢掠娄塘、罗店等地，驱赶居民替他们挑运包裹；那些看守包裹的人和我方百姓私下交谈，说某府、某州、某县的人被贼寇胁迫，未尝不思念故乡，但已经剃发、穿上他们的服装，和贼寇没有区别；想自行逃走，反而会被州县官府杀死，因此只能犹豫敷衍，苟且延续性命。我希望官府设法招抚他们，明确以丹青所绘的文书许诺保全生命，务必使贼党孤立削弱；贼势不久自然会解散，这正是古人制服敌人、遏制盗贼的长久办法。又听说民间看不到官府出兵，以为必须等到请示防御、等大军到来。我私下看到，祖宗曾在山东、淮、浙、闽、广沿海设置卫所镇戍，彼此联络；每年根据风候调发水师出海，后来又设置一名都指挥统领各卫，专门以备倭为名。如今倭寇到处侵凌，却没有人能够制止；只见官府纷纷抽调壮丁以及原来服役的民快，这些都是平素没有训练的百姓，却驱赶他们去杀贼，结果一人被杀，千人自行溃散，只是增长贼寇的气势，使海外蛮夷听说后都产生轻视中国的心，这并不是祖宗设置沿海军卫的本意。主管此事的人拘泥于文书法规，动辄以擅自调动官军作为推辞。我私下恭读《大明律》中‘擅调官军’这一条，其中规定：如果贼兵突然来攻袭，事情紧急，或者路途遥远，都听任地方立即火速调拨军马，乘机剿捕。若盗贼蔓延，应该防守捕捉，附近卫所即使不属于本管辖范围，也可以调兵发兵策应。若不立即调遣防御，或者不立即向上司申报，及附近卫所不立即发兵策应的，和擅自调动官军同罪。这是各卫可以自行调拨兵力策应的明文规定。如今贼寇杀害百姓，震动畿辅；苏州、松江内地的城门关闭已经一月，百姓惶惶不安。各卫拥兵深居，贼寇就在近郊却不发一箭，难道能忍心把百万生灵送给贼寇，侥幸等待他们自行退去吗？沿海卫所本来足以防御，如今却只让民兵勉强支撑，苟且拖延，养大贼患。等到事情实在不能停止，才请求防御、调动大军。使用民兵，兵力气势孱弱；使用大军，事情又过于重大，这等于虚设沿海数百万兵力。况且大军到来时，我方百姓已经被贼寇掠夺殆尽，豺狼的肚子早已吃饱了。贼寇听说天兵已经出动，转眼便逃走；即使有百万勇猛之师，也只能对着空荡的海面惆怅，徒然使百姓骚扰不安罢了。请求及早裁决处理，遵照《大明律》关于军政调拨、互相策应的规定，这样消灭贼寇就有期限可望，不必烦劳朝廷调动大军，实在是地方百姓的幸运。《三江图》叙说 古今讨论三江的人，班固、韦昭、桑钦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但班固认为芜湖向东到阳羡入海；韦昭把钱塘江、浦阳江分作两条；桑钦说南江从牛渚向上经过桐水，越过安吉，历经长渎。这些都是不熟悉地势的说法，程大昌已经详细辨析过了。然而孔安国、苏轼所说的，也未必正确。现在依照郭璞的说法，把岷江、淞江、浙江作为三江：大概从扬州斜转向东南，扬子江、吴淞江、钱塘江分别在三处入海，而且都以江为名，因此是三江无疑。只是淞江淤塞，水势细弱，已经不再有江的形势，世人于是忽略它而不再讨论罢了。宋淳熙年间，直学边寔修撰《昆山志》说：大海从西防分成南北两支，向斜转而西行，朱陈沙称为扬子江口；从徘徊头向北行，黄鱼垜称为吴松江口；到浮子门以上，称为钱塘江口。三江流入大海，既然禹迹没有改变，这就是今天亲眼所见的情形，诸儒出于主观臆测的说法不值得一提。《江下三江图》序说 《史记》正义说：“在苏州东南三十里，称为三江口。一条江向西南上行七十里到太湖，名叫淞江，即古代的笠泽江；一条江向东南上行七十里到白蚬湖，名叫上江，也叫东江；一条江向东北下行二百多里入海，名叫下江，也叫娄江。它们分流的地方称为三江口。”顾夷《吴地记》说：“淞江向东北行七十里便到三江口。”庾仲初注《扬都赋》说：“太湖向东流注成为淞江，七十里处有水口，向东北流入海成为娄江，向东南流入海成为东江。”大概淞江分出娄江、东江，就像岷江分出中江、北江、九江一样，实际上仍是一条江。古代贤人用这一说法解释淞江下游的三江口，并不是把它当作《禹贡》所说的三江。《吴郡续志》说：“淞江承受太湖之水，一支从长桥流入同里犂湖瀼，经白蚬江流入薛淀湖；一支从甘泉桥由淞江尾流入东华泽湖，再从急水港到白蚬江流入淀湖，然后注入大海。”按照《正义》和《吴地记》寻找它的位置，那么淞江向北流七十里后分流的地方，应当在今天昆山境内。论说者只是想寻找两条江，却不知道正因为淞江水势细弱，那些奇异分流的水道便终于看不见了。《续郡志》说：“昆山塘从娄门经过昆山，通达到海，以刘家港作为娄江。”这说法大概也是附会。《二石说》

译音乐，是仁德的声音，也是生气的发露。孔子称赞《韶》说：“它的美达到了极点，它的善也达到了极点。”孔子在齐国听到《韶》，竟学习了三个月，连肉的滋味都辨别不出来。考察《尚书》的记载，从尧能够充分彰明崇高的德行，到舜具有重华之德而协助帝尧，四岳、九官、十二牧各自尽职，直到蛮夷都归顺。如果说上至天地、下至草木鸟兽，都受到仁德的恩泽，那么仁德的恩泽浩大，已经普遍覆盖了动植物。所以说“虞宾在位，群后以德相让”，又说“众官确实和谐”，又说“鸟兽步履有序，凤凰前来效仪”，又说“百兽都跟随起舞”。这是唐虞时代太平和谐的景象，存在于天地宇宙之间，只不过特别表现在音乐之中罢了。传说说：“夔开始制作音乐，用来赏赐诸侯。” 《吕氏春秋》说：“尧命令夔敲击石磬，以象征上帝；用玉磬的声音使百兽起舞。敲击石头、抚击石头，是夔所能做到的；百兽都起舞，却不是夔所能做到的。”这就是唐虞时期仁政达到极点的情形。颜子向孔子学习了三个月，始终不违背仁，却还没有达到教化万物的境界。孔子告诉他治理国家的道理，说到‘礼乐就用《韶》《舞》’，难道是突然把唐虞时代的最高境界告诉他吗？其实也是在教他礼乐的事情，使他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穿戴周代的礼帽，歌咏有虞氏的遗风。淫靡的声音、混乱的色彩，都不能夹杂其中；这就是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仁德的作用也由此得以通达。即使如此，沿着这条道路去使百兽起舞、使凤凰来仪，难道还会遥远吗？冉求想使国家富裕、百姓充足，却把礼乐之事留待君子去做。孔子用来告诫颜子的道理，也就是冉求所等待的君子之道。想使国家富裕、百姓充足，却不等待礼乐来发挥作用，其弊端一定会发展为聚敛财物。子游能够在小小的武城试行弦歌教化，可以说是圣人的门徒了。自秦以来，掌管百姓的人无意于教化之事，这并非只有一代如此。江夏吕侯担任青浦令，政绩有成，百姓歌颂他。侯名调音，字宗夔，又自号二石，请我写一篇《二石说》。所以我推究《尚书》《论语》的义理，来通达吕侯的志向。《张雄字说》张雄已经成年，请我为他取字。我忝为宾客，不便推辞，于是给他取字为子谿。我听说《老子》说：“知道什么是雄强，却守持雌柔，成为天下的溪谷；永恒的德性不离开自身，又回复到婴儿的状态。”这句话是说，一个人有胜过别人的德行，却以不敢胜过别人的心来持守；德行处在天下人之上，礼却处在天下人之下，就像溪谷能够容纳水、万水都归向它一样。不失去恒常的德性，又回复到婴儿状态，胜过别人的心便不会产生，这就是柔弱达到极点。人处在天地之间，才智稍稍不同于别人，通常就会产生胜过愚昧无能之人的心理；才智越大，这种优越感越严重，所以愚昧无能的人常常到了不能胜过别人的地步，便想反过来争胜。天下的争斗，开始于愚昧无能者不能胜过别人。因此古代君子虽然才智高出天下人，却退然自处，不敢认为自己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最终天下反而没有谁能胜过他，这就是柔弱达到极点。那么，张雄一定要能够守持雌柔，才叫作天下的溪谷；不能守持雌柔，就不能成为天下的溪谷，也就不足以称为天下的雄强者。《陈伯生字说》海虞陈生名叫寅，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这个名字得到尊重，便来向我请教。我给他取字为伯生，并替他论说天地开始生人的道理。起初天地混混沌沌。后来天在子时开，子是滋长的意思，气在这时开始滋长；地在丑时开，丑是纽结的意思，说的是气在这时开始凝固；人在寅时生，寅是说万物生长，蠢蠢而动的样子。那么寅就是人生的时辰，所以称为寅时，生气最为旺盛。夏、商、周三代各有不同的崇尚，而孔子把夏代的时令告诉颜子，世上的君子认为孔子的意思只在于改正朔，却不知道他取法的是生长之道。颜子退下后领会了其中的精义，所以不急于治理天下，而请求实行这句话，终于三个月不违背仁，这才是孔子所谓实行夏代时令的真正意义。我们人共同生在天地之间，所以知道以群居为乐，并且具有礼义、慈爱、谦让之心，也不过是因为有这种生生之理罢了。有人说：“寅是敬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这是舜用来命令伯夷的话；‘严恭寅畏天命自度’，这是周公称赞中宗的话。”可是有谁知道寅也是生长之道呢？内心有生机，所以能够正直清明，能够按照天命自我检束。唉，世上的君子不知道人生于寅时的道理，只说敬畏，往往很少有不至于忘记根本、反而自我助长的人。因此我把伯生作为寅的字，这就是《舜典》和《无逸》的根本道理。能够觉悟的人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守耕说》嘉定人唐夔伯，曾同我见过一两次面，但我心里独自仰慕喜爱他的为人。我的朋友潘子实、李浩卿，都是夔伯的朋友。两位先生多次向我谈起夔伯，我因此通过他们，大致了解了夔伯。夔伯的舅父沈翁以诚，是乡里称道的长者，辛勤耕作已有六十年，没有儿子，后来得到夔伯作为女婿。我又因为夔伯，大致了解了沈翁。沈翁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守耕”。夔伯通过两位朋友请我写一篇说。我说：耕种庄稼的事情，古代的大圣大贤在没有得到机会时，也不怕亲自去做。到了孔子，便不再用耕作来教人，大概因为他曾拒绝樊迟请学稼圃的请求，又说：“耕作，其中就有饥饿。”难道说孔子不耕作吗？他钓鱼、射猎，比较起来，孔子未尝不是耕作。孔子认为，如果时势适合耕作，自己并不怕亲自去做；然而耕作可以是君子处于某种时势时所做的事，却不能成为君子所学习的根本学问。君子的学问不在于亲自耕作，而是要用来治理那些耕作的人。因此，耕作者能够专心做好平常的耕作，不耕作者也不会因为不耕作而有害。那不耕作，并不是安闲地只图自己享乐。如今天下的事情，全都归结到名声上，只有耕作的人还保存着实际，其余的人都不过是安闲地只图自己享乐罢了。立志于古道的人，究竟是要成为耕作者那样有实际的人，还是要成为不耕作者那样只有名声的人？因此写了《守耕说》。《东隅说》东海边称为东隅，西海边称为西隅，南海边称为南隅，北海边称为北隅，中央一带也称为中隅。人们知道四海的边际可以称为隅，哪里知道中央也可以称为隅呢？知道中央可以称为隅，哪里知道四海的隅就不能称为中呢？你向东走而自称东隅，哪里知道其余三海的边际没有与我相对而各自称隅的地方呢？从三海的边际来观察，便称我为东隅；离开三海的边际来观察，哪里知道称我为东隅的反而是我呢？所以东隅，只是因所处位置偶然而得的名称。万物生成，各有自己所处的适宜位置，蜀人何必要知道越地，越人何必要知道燕地呢？如今你处在东方，沿着这个方向向西走，天不会更加圆，地不会更加方；沿着这个方向再向东走，天不会更加下坠，地不会更加倾斜。你在旸谷之地停下车，在扶桑的遗址收住缰绳，仰望角宿升起的清晨，打开太阳神曜灵的藏处，在春宫中游玩，泛舟纵览溟渤，安然靠着几案叹息，倚着梧桐吟咏。东方不过如此。所谓东隅，只是因所处位置偶然而得的名称。能够明白这种偶然，便接近大道了。《怀竹说》

译夏太常的风流雅韵，寄托在纸墨之间。他兴致所到，挥笔所及，往往自己也不自知。虽然被好事者珍藏传袭，却不足以成为太常受人尊重的原因。因为太常并不是受竹子命运支配的人，只是偶然画竹；而他的子孙怀念他，也不是拘囿于竹子本身，而是出于亲情。君子对于祖先，即使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唾液、遗物，也没有不可珍爱的；那种凄怆和警惕惊惧，是有时不能自我控制的。然而我还要进一步说：子孙自身，就是祖宗自身。竹子尚且要怀念，何况祖宗的后代自身呢？凡人做事，没有法度，任意说话，假如顺着这种心思，茫然任由自己所往，都是因为心中没有所怀念的缘故。知道自己所应怀念的对象，就会因敬畏而屏息，回头顾虑，选择地方落脚；将会没有一天能够自我安定，何况还说这是我祖宗的身体呢？披头散发、赤脚裸身，在市井中向人号叫，人们称他为狂人；不久戴好帽子、整好鞋子，行揖让进退之礼，人们马上认为他是儒者。关键就在于是否有所怀念。作为太常的子孙，一定要谨慎说话，顾念之后再行动，深深地自我珍重爱惜，好像手持贵重宝物一样，唯恐失去它，这才是善于怀念。如果只是出于一时感动，不久便忘记，只把注意力放在残纸破墨上，却丢失了真正值得尊重的根本，就不是君子所谓的孝思。我的祖母确实是太常的孙女，玄孙焕与我是表兄弟，他以怀竹自命，所以我特意这样勉励他。《朱钦甫字说》朱钦甫名邦奇，认为自己的字与名字不相称，想要改掉。归子说：古人有名，只是用来区别称呼，不一定要美好；有字，是为地位卑下者设置的，只不过为了避讳名而已，不一定要与名相称。一定要取美好的字来配合名字，并不是古人的做法。即使如此，其中仍有教诲的意义，君子不能废弃。你的字已经足以作为教诲，拿它来验证你的名字，为什么说不相称呢？大概“钦”是天下事情得以成功的原因。内心稍微不出于敬慎，就会横冲溃决、放纵恣肆，最终败坏而不可收拾，精神、思虑所遗漏的也会很多。因此那些被称为天下奇才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敬慎；而敬慎正是用来施展奇才的。骅骝这样的骏马，也要套上笼头、嚼子和缰绳，驾着鞭子驰骋在千里道路上；梗、梓、豫章这样的参天大树，也必须按照规矩加工，才能充当栋梁。如果一定要驾驭不服、一定要被衔橛控制，或者一定要以臃肿卷曲作为奇特，那都不是真正的奇特。君子的道，智慧足以高出天下人，却不轻易使用自己的智慧；勇气足以震慑天下人，却不轻易使用自己的勇气；有绝世的资质，却常常不敢产生胜过普通人的念头。所以他的智勇一旦奋发，天下就没有谁能够抵挡。如果一定要狂奔乱叫，凭借自己的可贵之处，向放荡不羁的人寻求认同，把这当作奇特，那也不是真正的奇特。从前帝尧在位时，天下的英才都集中在朝廷，于是大家推举治理洪水的人，却没有谁能超过鲧。英贤如此集中，治水的责任如此重大，却没有办法舍弃鲧，那么鲧就是天下的奇才而不能敬慎自持，他同庸人也相差不多。用兵中的诡诈变化，君子厌恶它。然而我读《孙子》，其中多是使人警戒敬畏的话，而把军队比作处女、脱兔，孙子所说的奇用，没有超过这一点的。钦甫也可以类推来看，怎么能改字呢？我曾听洛闽诸位君子大略谈起他的事，钦甫如果不认为我的话迂腐，我应当整天向他陈说钦父之道。《周时化字说》周永宁年间，时化居住在娄门，年纪还很小，就放下所学，游历诸侯之国。原来的赵王贤明而喜爱读书，时化带着书前往，赵王很优待他。后来他到了大梁，现任镇平王中尉西亭公更加贤明而喜爱读书，所以时化每年往来于大梁。有一天他经过我这里，请我写一篇为他取字的说。古人举行冠礼后取字，由宾客致辞，这是礼。时化举行冠礼已经很久了，而他的名与字又没有什么相应之处。不过古人命名，不一定都有明确含义；由宾客取字赠给他，即使不合冠礼当时的情形，也可以。过去汉代东平王上疏，请求诸子之书和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中有战国纵横家的权谋诡诈、汉初谋臣的奇谋、天官灾异以及地形险要等内容，都不适合放在诸侯王那里。议论的人多称赞王凤的策略，却不知道东平王请求书籍而不给他，是汉朝显示教化不够广博。国家太平二百年，王子虽然没有实际职事，但禁网宽疏，所以能够时时购买四方书籍，在高大的厅堂、细密的毡席之间从容谈论道理，这难道不是天子的恩赐，也是国家永宁的成效吗？时化也得以趁此时机弹剑而游历诸侯王的门下，大概就像天地运行陶铸，虫鱼都能各自完成自己的生命一样；他用来比喻自己的，大概就在这里。《庄氏二子字说》庄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文美，我给他取字德实；次子叫文华，我给他取字德诚。并且告诉他们说：文饰太美就会流于矫饰，太华丽就会浮薄，浮薄和矫饰相互助长，最终便会败坏。如今的世道正是这样。聪明而为私利使用，不如愚钝而为公义使用；机巧不如朴拙，善辩不如讷言，富有不如贫穷，尊贵不如卑贱。想使文采美好，不如使德行充实；想使文采华丽，不如使德行真诚。以文饰作为文采，不如以质朴作为文采。质朴所产生的文采，是无穷无尽的。一天节省收缩，十天便能有余裕。衣服不鲜艳华美，可以长期穿着；食物不甘美珍奇，可以经常食用。所以说：贲卦以无色为本。贲卦表现为无色，并不是先无色然后才有贲饰。吴地处于东南一隅，是古代偏僻的地方，泰伯、仲雍来到这里。我起初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圣人的用心。他们凭借圣贤的德行、神明的后裔身份，亲眼见到中原文物的盛大，却把这些隐藏起来不施行，反而顺合当地习俗，好像进入裸国便回头解下自己的衣服。因为当地百姓质朴，不可以使他们的质朴流失。等到吴地与中原相通，便开始丧失原有本性，奔放纵逸，没有人能够制止。文饰越盛，虚伪越多，风俗越趋于浮薄。我听长者说：洪武年间，百姓不吃精美的粱肉，民间没有华丽的文采。

译女子到了笄年也不装饰自己，市场上不囤积奇异货物，宴请客人不同时摆上多种菜肴，住宅没有高墙，茅屋彼此相邻，强者不欺凌弱者。不到二百年，这些风俗还剩下多少呢？我年轻时听到、看到的情形，如今又不知道改变了多少。大体上先从城市开始，然后波及郊外；先从穿戴礼服的家庭开始，然后波及城市。人的欲望，哪里有尽头？彼此夸耀、彼此争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挑担贩卖的人在路上遇见穿华服的人，便斜眼看他，啧啧叹息不止。东邻的孩子吃美食，西邻的孩子便跟着母亲哭。婚姻聘礼，酒食宴请，送往迎来，不管家里有没有钱，都说：‘我害怕被别人笑话。’文饰的弊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吗？不只是我们吴地，天下也都是这样。庄氏居住在我的乡里，唯独以朴素自守，致力于根本，努力从事事业，为县里服役，是王家的良民。德实自己建立门户，德诚入赘王氏，两人都因为敦厚而受到人们的信任和喜爱。这大概是没有被流行风俗末流侵染的人，难道不应该深深爱惜自己，使自己趋向所谓真实，而不要从事浮饰；追求所谓真诚，而不要从事浮华吗？礼在上层社会失落了，还可以到民间去寻找，我仍然有所希望。《二子字说》我过去游历吴郡西山，西山与太湖相连。那座山叫光福，仲子出生在家中，所以给他取名福孙。此后三年，季子出生在安亭，当时我在昆山宣化里，所以给他取名安孙。后来福孙将要举行冠礼并娶妻，我依据《尔雅》的义理，给福孙取字子祜，给安孙取字子宁。回想过去，我和他们的母亲共同处在颠沛、危险、困苦、困厄之中，一家人欢乐团聚的日子实在很少。若不是古人那样辛勤劳苦地为天下操劳，便不能使自己的儿子成为有成就的人；我因此记下这件事。这大概也是出于他们母亲的意思。如今母亲去世已经很久了，两个孩子难道不能自我伤感，并思考怎样立身行道，以求不愧对生养自己的母亲吗？或者，这两个名字只是偶然与古代的羊叔子、管夷吾的名号相同。二位先生生活在晋魏之际，风操高尚、节义宏大，远非后人所能赶上。假使孔子评价他们，也一定会认为他们是伯夷、柳下惠一类的人。士人所期望的，是自我修养；至于富贵，则不是自己能够保证得到的。管宁的隐居、羊祜的出仕，我难以预料他们将来的道路。至于他们渊博儒雅、志趣高尚，以道德素养自居，这是士人确实一天也不能没有的东西。否则，即使成为随波逐流的人，侥幸得到爵禄功名而显名于世，也不过是个鄙夫。《震川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四 明代归有光撰写 杂文 《书安南事》安南自从黎利建立国家以后，世代修行职贡。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晭被他的部下陈暠杀害，国人拥立他的侄子黎譓；陈暠逃到谅山据守，经过多年征讨才平定。嘉靖元年，莫登庸拥立黎譓的弟弟黎防，自己专擅占有安南国。天子刚刚即位，诏令赏赐外夷使者到龙州边界，并移文告知谅山卫，却没有得到答复。朝廷知道其国内发生动乱，使者未能到达便返回了。后来莫登庸毒死黎防，立自己的儿子莫登瀛为王，擅自称号并改换年号。而黎譓死于清源府，国人奉立他的儿子黎宁为世孙。嘉靖十五年，天子因皇子出生，告谕少傅说要向高丽、安南颁发诏书。当时安南已经二十一年不来朝贡，两广大臣年年发文询问，始终没有得到要领。天子慨然想发兵讨伐安南，而云南人也上奏说安南人武装威胁、侵犯边境。于是少傅说：天子承受天命、建立法度，统治华夏与夷狄；安南凭恃险固而成为叛逆，长久不来朝廷，无法逃避上天的讨伐。太宗皇帝用兵时，起初分两路进入。大概安南的地域，东边从广东钦州开始，向西经过广西左江，直到临安的元江为界；而广西龙州是必经之道，凭祥州则是其中的要害。西路则从临安经过防自县，由河底的莲花滩到安南东都，只有四五天的路程。大司马所说的九伐之法是：贼害贤人、残害百姓，就加以惩罚；凭恃险固而不服，就进攻；放逐、杀害国君，就加以诛戮。如今莫登庸确实犯有三项罪行，上触天讨，自己招致灭亡。宣布他的罪状、正定名分，只须传檄便可平定。第二年，黎宁的臣子郑惟僚秘密逃到京师，上奏说明莫登庸叛乱的缘故，请求施行天讨。译问郑惟僚说：过去凭祥州的关隘阻塞，海东长庆、高平安、平归化、安西等沿边州峒的土官，因为那里并非安南旧有的往来道路，不肯借道。惟僚带着宗族谱图和奏章进入商船，随风漂到占城，过了两年才得以进见天子。议论者认为朝廷正要兴兵，而使者忽然来到，恐怕其中有诈，请派人到边境发文查验，同时把惟僚安置在锦衣卫的秘密房间里。惟僚上奏说：离开国家已久，不知道国内存亡，若在往来文书中泄露事情，给叛贼提供生计，拖延时日，就会断绝世孙的希望，阻碍国人的归心，也会显出惟僚不为国家效力的罪过。叛军的文书大多停留在凭祥上下冻龙州一带。从前惟僚率军攻打谅山时，曾让黄公显迎接朱埴。朱埴是原国王派来告急的使者。可以询问凭祥州人在某年某月，是否确有谅山卫官黄公显率兵出动；又可查验防上官李珠攻打上琴行庐社时，曾用水牛、黄牛酬谢李珠的事情。郑惟僚是黎氏的臣子。天子于是再次命廷臣商议决定攻讨的计划。【少傅说就是贵溪夏文愍公。昆山刻本误作“贤考”，当时没有这个人，今予以订正。】

译《书郭义官事》郭义官说：“我在防昌、瑞金之间有田。有一天我去田里，经过山中，看见老虎挡在路上，便策马避开它，改从另一条路走，老虎却总是跟着我，驯顺地不肯离去。我留下妾守田舍，一年中回来几次。我返回城里时，老虎送我到江边，才进入山中离去。等我将要到达时，老虎又来迎接。家人叫它小豹。每次看见老虎来，我的妾就高兴地说：‘小豹来了，主人将要到了，快准备饭。’话还没说完，我已经到了门口。到了以后，老虎就跟随我，安安静静地同我起居。冬天寒冷，它卧在我的脚上，用身体覆盖着给我取暖。我离开后，它又回到山中，像这样成为常态。我起初用肉喂它，后来渐渐给它米饭。所以防昌人说：‘郭义官给老虎饭吃。’镇守官听说后，想见见它。老虎来到庭院，咆哮一声，院里的人全都倒下。我急忙把老虎带走。几十年后，老虎突然死了，我不久也去世。嘉靖癸丑年，我的孙子惠担任昆山主簿，把这些事告诉了我。他又说：有一年大旱，祈雨没有应验，众人强迫我写表文焚烧。有神灵附在童子身上，愤怒地说：‘今年本来就不该下雨，为什么叫郭义官来！现在不得不下雨了。’不久，大雨倾盆而下。不过我平日为人诚实朴厚，并没有什么异术。” 我曾经评论这件事，认为动物中没有比老虎更凶猛的，变化也没有比龙更多的。古人曾经有人豢养猛兽，而佛教、道教书籍所说的奇异事物又多奇怪，学者认为那是荒诞虚妄、不合道理的。但我认为，人与人同类，彼此相违背的程度有时超过人与异类之间的差别。等到道理达到极致，即使虫鱼鸟兽也没有什么不同。子思说：‘喜怒哀乐还没有发作，叫作中；发作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学者对此感到怀疑。郭义官的事情确实难以知道真假。唉，正因为它不可知，才可以让我们把道理推究到极致。

译《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的父亲张燿，是嘉定曹巷人。她嫁给汪客的儿子。汪客是嘉兴人，寄居安亭。他的妻子汪妪，经常同别人私通。汪客年老，又嗜酒，每天昏沉醉倒，什么也不知道。几个恶少常常结伴进入汪妪家饮酒。等汪客的儿子娶妻时，恶少们都在新娘房中准备果品菜肴，欢宴取乐。汪妪让媳妇出来，向他们一一行拜礼。贞女不肯，渐渐看见婆婆所做的事情，便私下对丈夫说：‘这些人是什么人？’丈夫说：‘他们是我父亲的好友，已经交往很久，是通家之好。’贞女说：‘所谓好友竟做这样的事吗？他们如果年纪同母亲一样大，做这种事难道不惭愧得死去吗？’一天，汪妪和恶少们一起洗澡，叫媳妇提热水。贞女见到男子，惊慌逃走，便回到娘家，哭了好几天，别人都不知道原因。她母亲强迫追问，她才把实情全告诉母亲。过了很久，汪妪假意说好话向贞女道歉。贞女一到，她便百般凌辱。贞女常常哭着对丈夫说，让他辞退那些恶少。又趁机从容劝汪客说：‘舅舅也应该少喝些酒。’汪客父子始终没有觉察，反而把这些话告诉汪妪，汪妪便常常鞭打她。恶少中有个胡岩，最为强横狡猾，众党都对他低头听从他的指使。一天，胡岩对众人说：‘汪妪快老了，我们不过是图她的钱财，也就是多喝酒罢了。’ ‘新娘子实在太好了，我已经同她婆婆睡过，她难道还能飞上天去吗？’于是他进去对汪妪说：‘小新妇孤高执拗，不合人意；如果能让我胡郎同她共寝，就会欢喜地成为一家人。我们痛快行乐，谁还会把这件事说出去呢？’汪妪也认为有理，谋划让她儿子到县里写状告发。汪妪曾让贞女织一条佩巾，想送给她的私通对象、一个奴仆。贞女说：‘不过是奴才罢了，我难道要替奴才织佩巾吗？’汪妪更加憎恨她。胡岩等四人登楼纵情饮酒，便一起叫贞女来喝酒。贞女不答应，胡岩从后面夺走她的金梭。贞女一面痛骂一面要回金梭。贞女折断梭子扔到地上，汪妪拿自己的梭子给她，她又折断，事情便作罢。过了一会儿，汪妪正在洗澡，胡岩来同她共浴。洗完后，汪妪说：‘今天同新媳妇睡。’胡岩进入房中侵犯贞女。贞女大声呼喊：‘杀人了！杀人了！’并用杵击打胡岩。胡岩愤怒地跑出去。贞女进入房间，自己倒在地上，哭声整夜不断。第二天她只剩微弱气息，直到傍晚才稍稍苏醒，号哭着想要自杀。胡岩和汪妪害怕事情泄露，便把她捆在床脚看守。第二天，他们召集恶少痛饮，二更时一起围攻贞女，棍棒斧头交替落下。贞女痛苦地翻滚说：‘为什么不用刀刺死我，让我快点死去？’ 一人上前刺她的脖子，一人刺她的胁部，又刺伤她的下体。他们合力抬尸体想烧掉，尸体太重抬不起来，便放火焚烧房屋。邻里来救火，用脚踢动尸体，发现尸体已经吓人的惨死，于是惊恐地把此事告诉恶少们。恶少们全都偷偷逃走。有人私下对别人说：‘我用铁锤砸这个妇人数下，她还不肯死。人竟然这么难死。’贞女死时只有十九岁，是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官府逮捕小女奴和各个恶少审问，女奴逐一指认说：‘某人捆住我姐姐，某人用锤子打她，某人用刀刺她。’汪妪骂恶少说：‘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你们以为婆婆杀媳妇没有罪，现在怎么样了？’汪妪不久死在狱中。贞女为人贤淑温婉，侍奉婆婆十分谨慎，即使遭受毒害虐待，也从未说过怨言。等到恶人要侵犯她时，她却独自昂然面对刀刃而不害怕，难道不能称为贤烈吗？恶贼们在闺房之内集体施行污辱，说出来便会加重罪责，不说又成了隐忍不报；她处在这种情形中，确实更加艰难。她从嫁为人妇到死亡超过一年，而在汪氏家中只有五个月，有人因此怀疑她为何没有早些自杀。唉，死亡难道也是容易的事吗？嘉定原来有烈妇祠，贞女死前三天，祠旁的人都听见空中传来鼓乐声，祠中火焰从柱子里熊熊冒出，人们认为这是贞女因守节而死的征兆。我来到安亭，因为见到这件事，感叹她年幼妙龄却能如此自立，凛然之间使人毛骨悚然，于是反复查考，写下事情的始末，以备史官采择。【按：梭，常熟本作梳。我私下认为金梭一定是织佩巾用的梭，不是梳头用的梳；应当是因为读音相近而讹误。】《张贞女狱事》起初，胡岩父子谋划杀害贞女的佣奴王秀。王秀原来曾同汪妪私通，后来已经离开。胡岩用金钱引诱他，叫他一同来。本来想烧尸灭迹，又想诬陷贞女与王秀私通后自杀。他们谋划这件事，目的就在这两点。如今豪强之家杀人，常常夺取尸体焚烧；官府因为没有痕迹，便置之不问，所以杀人者往往焚尸，做官办案的人不可不知道。火起后，人们来救火。胡岩赤身穿着草鞋，衣服被鲜血溅污，最终没有衣服可以更换。有人问胡郎，事情这样该怎么办？胡岩恶狠狠地瞪视说：‘你说有什么事情吗？’立即命令汪客到县里去，照着诬陷贞女的说法办理。此时汪客醉倒在县衙门外，而贞女的父亲张耀已经先进去报案了。张耀软弱，他的岳父已经收了胡岩的钱，教张耀只告发朱旻，让典史来验尸。胡岩还在外面洋洋得意，想用钱买通验尸的人。贞女喉咙下面的刀孔足有两指宽，仍有血沫喷涌出来。验尸人剖开她的脖颈，却妄称‘没有伤’，还把她的衣服全部脱去；她的皮肤青肿，伤痕寸断如同画出的纹路，胁部和下体全是刀伤。市民见血流满地，都呼喊冤枉，有人奋力殴打验尸人。县令也知道验尸人受了贿赂，却只是轻轻责罚。一天，县令白天睡觉，梦见金甲神人，两臂流血，拿刀上前说：‘杀人的是胡铎、胡岩！’

译‘如果不赶快办成此案，我就刺穿你的心。’县令惊醒，询问左右，得知有个胡岩。胡岩的父亲叫胡堂，县令于是认为‘堂’‘铎’声音相近，是传写讹误。逮捕女奴审问后，便拘捕胡岩等人。此前汪妪有千金财产，全部寄存在胡岩家，胡岩因此更加能够用钱行贿求解。那时有一位张副使罢官居家，和服丧的邱评事两人常常进入县衙。县令询问这两个人，张副使回头对邱评事说：‘老法司，你认为怎样？’邱评事说：‘杀一个女子，却要牵连四五个人，难以向监司申报。’县令大多是新近入仕、不熟悉法律的人，又因为案件上报御史后常常担心被驳回、损伤声誉，所以被他们迷惑。县令果然询问办法，两人教他只按雇工奸污家长妻子的法律给王秀定罪即可，以此使案情更加容易解脱。胡岩等人都被戴着刑具拘押，正等待十五日后再次验问，贞女于是释放了胡岩等人。县令到学校时，诸生向他说明大义，县令才惭愧悔恨，返回县衙催促召集胡岩等人。胡岩等人自以为获释，张副使、邱评事两人也坐在县衙前等候结案，随后拿着金钱回去。县令忽然把胡岩等人捆起来，用朱墨涂在他们脸上，押到安亭，同时派人祭奠慰问贞女。张副使、邱评事二人互相看着脸色大变，逃走了。安亭市中没有不欢呼称快的。当时吴中大旱，从四月到六月不下雨，到这时大雨倾注而下。胡岩又贿赂狱卒，使汪妪死在狱中，想以此堵住她的口，并把事情全部隐藏起来。县令也怀疑那些钱是胡岩所为，却只是轻轻责罚狱卒。此前贞女死后，多次出现神异怪事。到这时，把汪妪的尸体暴露在市中。汪客夜里拿着棺材想偷偷收殓她，几百个鬼魂成群追赶汪客，把他驱走。县令还想根据张副使、邱评事二人的话，释放他们作为从犯；但女奴周纶确实指认是他用锤子打死贞女。多次审问，他始终不改口供。县令无可奈何，只赦免了朱旻。那天夜里，朱旻确实共同参与杀人，并不只是躲在门外偷听而已。案卷已经完备，张副使、邱评事二人仍在烈日中奔走，把船停在距居处几里之外，整天商量对策。邱评事说：‘我到了大理寺，这个案件一定会被推翻。’张副使当着别人仍称胡岩为‘岩公’，却说：‘胡公竟然这样没有人心。’贞女的外祖父叫金炳炳，父亲金楷，是成化乙未科南宫进士第二名，曾任涪州知州。贞女死时，金家住处很近，金炳先去看她的尸体，得到金钱，便不再说话。等到母亲一族的亲属大多也得到钱，连张耀也露出动摇的神色。她的族人中有人想发言，但最终停止了。我评论贞女的事情已经很详细，又写下这件狱案来记述世道的变化。仅这一件事，反复曲折到了什么地步都可以发生；只是还幸好依赖着仍有天道。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写。《贞妇辨》张贞妇的事情，县令审讯调查得很详细，傅爰处理得很恰当，已经像日月一样昭然天下了。有人怀疑贞妇还不能算烈妇，说：‘她不如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不自行断绝生命，回到娘家呢？’回答说：‘按义理不能同丈夫断绝关系，她有为妻之道；于是她若遂自己的心意而破坏人伦，便不合顺道。’又问：‘她回到娘家后，为什么不立即死去？’回答说：‘当时还没有找到适宜的死法，她有为妇之道；若为了表明婆家的污秽而洁身自杀，又不合孝道。’然而她守礼而不犯，处在泥滓之中仍然洁白，所以被淫荡凶悍的婆婆虐待，又遭一群凶徒窥伺侵扰，五个月后才让他们逞尽狂妄狡猾。又问：‘他们侵犯她时，怎么能保证她没有受污辱？’回答说：‘童女的贞洁不可玷污，精诚可以贯通日月，诚意可以感动天地。因此普通妇人一声呼喊，凶暴的丈夫便溃败逃散；水不能沾湿她，火不能烧毁她，大概天地鬼神也在帮助她，这是不能用通常道理解释的。事情有先后，踪迹有明显和隐微之别，总之到了死亡之时，一切便明白了。屈原沉入湘水，贾谊还为他怀有这种心意而忧病；所以文天祥被拘禁在幽燕，王炎午写文章祭奠他，难道那些贤人也会像这样彼此不能理解吗？即使如此，亲眼所见的说法不同，亲耳所闻的说法不同，传闻的说法又不同；贞妇的事情，是今天亲眼见到的事实。说她不能算烈妇的人，东方数万民众没有这样说的；那是替贼人说话的人。唉，纲常与天地同始终，而那一个人的言论却想把贞妇超越时代的节义埋没，替群凶滔天的罪行开脱，我不知道他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因此写了《贞妇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书里泾张氏妾事》嘉靖三十四年冬，倭寇退到海上驻扎，我才得以抽空回到安亭的旧居。当时倭寇造成的祸患还没有平息，而吴中地区三四年来被杀害、凌辱的士女已经很多了，其中也常有义烈的女子。我正想访求这些事迹，加以论述记载，却还没有来得及。距安亭二十里，靠近夏驾浦，有个地名叫里泾的地方，有一位张姓妇人。她的丈夫死后，丈夫的弟弟侵占了她的田地和房屋，逼她改嫁，她便逃走了。其兄长所在的地方，丈夫的弟弟侦知她的兄长外出，便劫持她，强迫她嫁给原来答应的陆氏为妻；妇人于是绝食。陆氏的妇女和老妇人每天陪着她，劝说她，她却不回答。十月三十日，她终于上吊而死。我曾读《汉书》，书中称述荀采的事迹：荀采是阴瑜的妻子，十九岁便守寡。她的父亲又答应把她嫁给同郡的郭奕，便假称病重，叫女儿扶抱着他，把他送到郭家。荀采命人点燃四盏灯，与郭奕相见，随后命左右准备沐浴，进入内室并关上房门，在门扉上用粉写道：“尸还阴阴。”字还没有写完便上吊了。如今这个妇人死在陆氏家中，与荀采相同；然而荀采出身颍川名族，是荀慈明的女儿，通晓书籍，有学问，因此做到这样比较容易；而乡野妇人却能小小地守住自己的志节，实在太难了！这大概是命运吧。妇人不是死在贼寇手中，却因偶然遭到逼迫胁持，这与遭遇倭寇有什么不同呢？妇人的丈夫之弟归还了她的尸体，把她葬在亡夫的墓旁，以成全她“尸还阴阴”的志愿。我的朋友、广平人尹张德芳写信来告诉我这件事，我向他询问详情，里泾人也都说确实如此，于是我把它记载下来。论言语 言语在什么情况下才适宜呢？答道：适宜于有实际用途的时候，不适宜于没有用途的时候。言语用来接触、应对事物，和喜怒哀乐一样，都应当有所针对。能够恰当地应对所接触的事物，这就是言语的原则。整天谈论鬼神，人们说这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与自己没有切实关系；整天谈论道，人们说这是有用的，因为它与自己有切实关系。然而，既然因为与自己有切实关系而整天谈论它，却又不能恰当地针对所接触的事物，那和谈论鬼神有什么不同呢？孔子说：“平常的言语要谨慎。”这不是说要谨慎于那些不可以说的话，而是即使可以说，也要谨慎。道存在于人身上，就像耳、目、口、鼻一样；看得见它的人不必询问，拥有它的人也不必宣说。假如有人整天说：“我的耳朵怎么样？我的眼睛怎么样？我的嘴和鼻子怎么样？”人们就会认为他疯癫荒谬。真正有耳目口鼻的人，本来就不需要再说出来。饥饿的人谈论食物，吃饱的人却不谈；寒冷的人谈论衣服，温暖的人却不谈。过去宰我、子贡熟悉听闻孔子的教诲，能够说出仿佛近似于道理的议论；他们的话并非不依循道，却在当时被列为善于言谈的一类。求学者所学习的东西，如果舍弃德行而只留下“善于言语”的名声，那么像宰我、子贡这样的人也可以感到羞耻了。曾子说：“只有颜子像愚者一样。”宰我、子贡二人并不是说没有实际内容的话，最终也都达到了圣人之道。孔子说：“我想不再说话了。”圣人如此重视言语。圣人并不是把言语本身看得贵重。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这就是圣人之道。解说疑惑 嘉靖己未年，会试结束后，我到这时已经参加了七次考试，却仍然没有中第。有人说，翰林院的各位学士一向怜惜我，这次入场考试时本想录取我，极力寻找我的试卷却没有找到，全都失望地叹息。大概是我的试卷被挡在帘外，没有送进去。又有人说，您的名声天下闻名，即使岭海边远荒僻之地，谈到您也没有不整肃衣襟、表示敬意的，唯独您的同乡一定要加以诋毁。您还没有参加考试，就已经有人诋毁您了。考试落第以后，帘外的人又挑剔您的文章来诋毁您，听到的人都替您感到不平。我说：不是这样。有称赞我而使我中第的，是称赞我的人获胜，而排挤我的人没有获胜；有排挤我而使我落第的，是排挤我的人获胜，而称赞我的人没有获胜；有称誉我而使我中第的，是称誉我的人正确，而诋毁我的人错误；有诋毁我而使我落第的，是诋毁我的人正确，而称誉我的人错误。那些人如果既错误又没有获胜，又有什么值得同他们争辩的呢？那些人如果既正确又获胜，又有什么可以同他们计较的呢？没有人促成却发生了的，是天意；没有人招致却来到的，是命运。人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决定谁来举荐或排挤自己，也不能决定谁来称誉或诋毁自己。这是有天命在其中，实际上既不曾有人举荐，也不曾有人排挤，既不曾有人称誉，也不曾有人诋毁。往年张文隐公担任学士、主持考试，当时内江人赵孟静考《易经》这一房，赵孟静又是张公的门生，彼此告诫说一定要录取我，却还是没有录取。后来文隐公从内阁再次出来主持考试，嘱托吏部主事、长洲人章防实。章防实是我的同乡，本来一定能够识别我的文章，而且他自己也夸言一定会录取我，但最终仍然没有录取。当时究竟是谁在帘外排挤我呢？子路被公伯寮诬告，孔子说：“道将要实行，是命运；道将要废弃，也是命运。”孟子受到臧仓的阻挠，却说：“我不能得到鲁侯的知遇，是天意。”所以说，这是有天命的。晋代乐广曾和客人饮酒，客人看见杯中有条蛇，心里厌恶，回去后便生了病。当时河南郡官署的厅堂墙上画着一张漆制的弓，弓角像蛇的形状。乐广认为杯中的蛇就是弓的影子，便再次置酒，请客人来，客人所看见的仍和上次一样，乐广于是告诉他其中的缘故，客人的病就痊愈了。如今有些人的议论，都属于杯中之蛇这一类。于是写下《解惑》。道之难行 在周代的时候，距离先王的时代还不远，孔子受聘于各诸侯国，志在推行大道。守门人荷蒉、长沮、桀溺等人都讥笑他，孔子却不以为然，但大道最终还是不能实行。他同求学者谈论政事，从来没有不归结到道的；例如回答仲弓、子张关于仁的询问，所说的也都是政事。诸子都有志于治理国家，但他们所说的春风沂水之乐，终究比不上曾点，所以孔子舍弃三人而赞许曾点，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子游做武城县令，以礼乐教化百姓；至于谈论君子、小人，也都以学习道为根本。这样看来，孔门弟子虽然施政的范围有大小之别，但他们治理天下的原则与孔子是一致的。自从管仲、申不害、商鞅之流把自己的权术用于世间，他们的规划都足以治理国家，然而全都背离了道，所以无不取得一时功效，却把祸患流传给后世。后世谈论治理的人，都知道尊崇孔氏、贬斥诸子百家，但观察他们实际施政，却反而还不如申不害、商鞅。天下经历了历代的松弛废弛之后，忽然想振作起来，却没有可以主持的人，就像庸医想治病，杂乱地投下各种药剂；想采用申不害、商鞅那种一切以权术治理的方法，也已经无法做到。永年蔡先生镇守苏州时，志向急切地在于推行大道，致力于节省财用、爱护百姓，仿照《周官》中州、党、族、闾组织民众学习法令的政事，又常常召集求学者来同他们谈论道。

译吴地原本是大郡，唯独蔡先生常常能从容处理政务之外的事情，具有春风沂水般的情趣。然而当地习俗安于旧有状态，有人暗中表示异议；先生心中稍稍感到不安，便悠然长去。求学者和百姓对他的爱慕，就像失去了父母一样。而我的门人沈孝年已到了五十岁，生活有原宪那样贫困，先生却唯独喜欢他讲论经书有师法，时常请他来问候；先生身为二千石的长官，却能想到蓬门荜户的士人，他留意境内人才就是如此。我担任吴兴县令时，私下敬服先生的风范，不敢把自己看作当世一般的官吏。可是邓析一类人的诽谤日益严重，先生门下有时也有人传播他们的话；唯独先生不这样，说道：“归君用大道治理县邑，你们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我实在不能像先生所称许的那样，但志同道合者的话，是不能拿来对世俗之人说的。我在邢州任官，距永年一百里；先生回家已经很久了，我才知道这件事，于是到他的家中，留下来一起饮食交谈，丝毫不把官爵放在心上；只是谈到做太守的事情时，不觉因为未能实现自己的志愿而惆怅。当时风雪布满庭院，他送我出门，约定明年春天一同游览太行山。我因为入京祝贺而留在京城，不久又接到滁州的任命，想回去时经过永年同先生告别，便作《道难》作为赠礼。《惧谗》三首 班孟坚为《蒯通传》作赞说：“《尚书》记载流放四罪，《诗经》歌咏青蝇，自《春秋》以来，因祸患而失败的事情太多了。从前子翚谋害桓公，使鲁隐公陷入危难；栾书构陷郤氏，使晋厉公被杀；竖牛驱逐仲，叔孙最终死亡；郈伯诋毁季氏，昭公被驱逐；费无忌进献女子，使楚太子建逃亡；宰嚭进谗言陷害伍子胥，夫差因此丧国；李园把妹妹进献给楚王，春申君因此丧命；上官大夫诬告屈原，怀王因此被拘执；赵高陷害李斯，秦二世上吊；伊戾制造盟誓之祸，宋痤因此死亡；江充制造巫蛊之事，太子因此被杀；息夫躬作奸犯科，东平王因此被诛杀。这些事情都是从小处覆败大事，由疏远之人陷害亲近之人，能不害怕吗！”自汉代以来，像这样覆亡国家、毁坏家族的事情有多少呢？然而小人陷害君子，国家和自身也会受到他的祸害，所以史书还能把这些事记载下来。至于有人在不知不觉中陷害别人，如同射工含沙射影，使人和国家遭受暗中的祸患，而世上又没有人能够说破；他还逃脱了刑罚和上天的谴责，这就尤其令人痛惜了。《唐史》记载卢绚、严挺之二人，都受到明皇的器重，李林甫最终用计谋排挤他们，使明皇仿佛一开始就不知道这两个人。至于君主没有来得及知道的人，李林甫也能容得下他们。到了德宗时，李希烈反叛，德宗想派使者前去，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卢杞推荐颜真卿，说他是历经三朝的旧臣，忠诚正直、刚强果断，在天下声望很高，人人信服，于是陷害鲁公，最终使他被李希烈杀死。小人对待君子，对于君主原本厌恶的人，便诋毁他来加以陷害；对于君主原本喜爱的人，便称誉他来加以陷害。卢杞对待鲁公，就是这样。君主如果不是极其明察，怎么能不落入他们的计谋呢？《诗经》说：“变成鬼，变成蜮，就无法捉到；虽然厚着脸皮还有面目，却看人没有止境。”君子不幸同这种人相遇，能够保全自己的很少。韩文公为人坦率正直，小人的计谋无从施展，便因而憎恨他，使他担任国子博士。相国郑公赐他座位，索取他所作的诗文。立即就有人在相国面前进谗言，也有人在李翰林面前进谗言。俗话说：“女子无论美丑，进了宫都要遭人嫉妒；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入朝都要遭人嫉妒。”君子招致小人的憎恨，难道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韩文公作《释言》来为自己解说。他既然自己说不害怕，又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写了几百字呢？由此可见，文公害怕谗言是很深的。以瓯作比 有个人把一只瓯放在路旁，瓯倾斜后掉到地上，已经破了。那个人正要离开，恰好有个拿着瓯的人经过，他急忙把此人拘住，说：“你为什么打坏了我的瓯？”于是夺走对方的瓯，把破瓯给了他。市场上的人多半偏袒原先打坏瓯的人，拿着完好瓯的人最终无法申辩，只得离开。唉！如果打坏瓯的人当时没有看见别人，早就离开了；拿着瓯的人不幸遇到他，竟用自己的完瓯换了他的破瓯，又把自己的破瓯换成了他的完瓯。事情的变化竟然如此，而那些市场上的人也失去了本来的良心吗！论人的本性不会改变 有人认为人的本性本来就是恶的，这是荀子的学说，只是偏于一面罢了，却不能全部说它错。小人对于可以做成善事的事情，也一定不肯去做；对于可以采取宽厚态度的事情，也一定要表现得刻薄。所以凡是同人相处，往往没有不是害人的事情，就像虎豹毒蛇一定要咬噬、蛰伤别人，确实是它们的本性如此。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笨是不会改变的。”圣人的话，万世都没有弊病。《易经》说：“小人改变外表。”小人仅仅能够使他改换表面，已经是道德教化的极限了。如果想使他像豹一样彻底改变，即使尧、舜也做不到。《重交》一首，赠汝宁太守徐君 从前博昌人任彦升喜欢提拔奖掖士人，士大夫大多受到他的引荐，当时有“任君”的称号。等他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流离失所，平生的知交旧友没有人收养救济他们。平原人刘孝标悲痛不已，于是写了《广绝交论》。我认为孝标只是被一时的见解激发罢了，这大概是自古以来人情的常态，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今选取士人的制度，主考官凭一天的接触，便终身确定门生的名分；各省的乡试又大多由御史监临，主考官的权力于是转移到帘外，往往州县官也都可以阅看试卷，他们录取的士人也称为门生。太仓陆虞部陆子如，从前在严州任职时，参与浙江乡试，所录取的士人有三人，其中两人就是汝宁太守、长兴人徐子与岳州太守、余姚人金某。虞部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儿子鸣阳、鸣銮颇不能自立。汝宁太守以前奉命出使吴中，寻访到他们家，厚加慰问救济。今年虞部原来的住宅被人侵占，汝宁太守写信到岳州，又替他们辗转写信申诉辨理，最终使他们得到公正。刘孝标所说的“羊舌下车之泣，郈成分宅之惠”，如今亲眼看到了。天下知道笃厚地看待门生名分和情义的人很多，但不能不根据形势的不同而有厚薄之别。至于在死后仍然二十年不忘记他们的人，大概我还没有见过。两个儿子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从父兄长明谟，于是请我写文章作为赠礼。汝宁太守笃行古道，他所做的义举不只是像毫毛那样微小，哪里值得在他身边再加以称述呢？虽然如此，曾有门客对信陵君说：“世间有不能忘记的事，也有不可不忘记的事；别人对公子有恩，公子不可忘记；公子对别人有恩，希望公子忘掉它。”我知道汝宁太守能够忘掉自己的恩德，但两个儿子怎么能停止于那些不可忘记的恩德呢？于是作《重交》一首。《震川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五 明代归有光撰 题跋

译题《仲尼七十子像》孔子的门人中贤能的很多，世人却称为“七十子”。太史公取弟子名籍中用古文写成的材料，给他们作列传，但其中同《孔子家语》略有不同。荀卿称仲尼的弟子有子弓，说子弓是弟子中等级最高的，但没有详细说明。汉代文翁石室中的画像，孔子的弟子另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党，这些人《史记》没有记载。宋思陵临摹石刻于临安，画上有皇帝的赞文，以及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秦桧的记文。这一卷大概是从临安石刻的本子传摹而来，虽然年代久远，但古人的典范仍然完整保存，仿佛又看见洙水、泗水之间，弟子们争辩不休的情景。韩子说：“可惜我不能赶上那个时代，在他们中间作揖谦让。”抚摸着这卷画像，长久地叹息。题《洪武京城图志》后 这是一卷《京城图志》。洪武年间奉诏编纂，原为故乡贡进士吴中英家所收藏。辛卯年，我赴京参加会试，吴中英把它拿给我看。到现在已经二十九年了。偶然读到元代御史台编纂的《金陵志》，想到如今市场和朝廷都已变迁，再没有六朝江左的旧貌。于是又从吴氏家借来这部书观看，确实可以看出，分裂偏安的形势与统一全盛时期的规划格局，差别竟是如此遥远。自永乐迁都以后，儒臣们附会解释，认为高皇帝没有考虑后世的打算。我曾恭敬地读明太祖亲制的《阅江楼记》，其中说：“自大禹以后，四方的形势有超过中原而不在中原建都的。大概天地生养人类，气运循环尚未周全。我正当天地循环的开端，气运在这里开始创立根基，这里既不是古代的金陵，也不是六朝的建业。道路里程均衡，万国贡物顺着水流而来，公私所需都不缺乏，利益也可以长久。帝王所做的事情，应当同天地相应。高皇帝的见识大概超越千古，确实可以说有‘配合皇天、谨慎祭祀，使上下各得其时而安定’的意思。我自认为只有自己稍能暗中理解这一点，同世俗所议论的建都问题不同。因此特意记在这里。” 题《高丽图经》后 自从燕蓟沦陷于契丹以后，宋朝和高丽常常由登州互通使者。熙宁七年，又改道从明州通行。从此，明州、越州一带疲困耗损，朝廷供给馆舍、粮食，赏赐三节官吏以及人夫船只的费用，不下数万，所以苏文忠公常常以此进言，希望停止这种做法。然而在崇宁、宣和年间，宋朝又再次派遣使者，竟然充任上节官，并把这部书献上。又过了一年，青城之祸发生了，怎能不令人叹息！高丽同辽接壤，形势上不得不奉行辽的正朔、尊奉侍奉辽，而对宋朝却很简慢。当时中国的国体也已经降低了。宋徽宗、宋钦宗不知道败亡已经迫近，仍然拘泥于经营远方。到建炎以后，形势更加不同，宋朝竟想通过三韩联络鸡林，以夺回二帝的车驾；这种迂腐荒谬，实在可笑。临安距离四明只有一条浙江相隔，常常战战兢兢地担心发生意外，于是推辞拒绝高丽使者，一直到了宋朝灭亡。读高丽使者徐兢的书，颇想尊崇中国，而我却独自因此感叹宋朝不能振作。题《禹贡论》后 《禹贡论》五十二篇，是从魏恭简公那里得到的；我亡友吴纯甫家收藏有《禹贡图》，都是淳熙辛丑年的泉州旧刻本。人们世代称赞蔡沈这部书精细博大，然而我认为，山川土地如果不是亲自走过，终究无法得到它的真实情况。太史公说，张骞穷究黄河源头，却哪里见到所谓的昆仑山呢？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派遣使者治理运河，到了土番朵甘思西部边境的星宿海，所谓黄河源头，这才真正被发现。像蔡沈辨析鸟鼠同穴一事，写了几百字，认为是两座山；而我们郡的都太仆曾亲自到那座山，看见鸟和鼠一同进出洞穴，才知道天地之间没有什么不存在的事，不能凭主观臆断。题《兴都志》后 《兴都志》由工部尚书顾璘奉进圣旨编纂，但体例不合；皇考、皇妣的圣德事迹，国史实录已经详细记载，收藏在宝库金匮之中，其中有些并不应当写入颂赞之书。太仓人潘德元任承天府同知时，把《兴都志》的抄本拿给我看，说这部志书后来又进呈给皇帝，皇帝亲手把它拨到一边，礼部于是也不敢刊行。按照道理，这部志书只应记载陵墓、府邸和殿宇，献皇帝的事迹不应续写进去；既然已经得到圣旨，又不能修改，理应被退回。献皇帝在藩国时，尚书孙交很受亲近礼遇，宫中想吃什么食物，往往就命中使到孙尚书家索取。孙交的宅第连着阳春台，献皇帝便把阳春台偏旁的土地赐给他，又替他修筑围墙和门扉，环绕孙交的宅第。后来皇帝即位，有宦官说阳春台的土地被孙尚书家占用了，皇帝说：“这是皇考赐给他的，我怎么敢夺回来呢？”皇帝孝顺笃厚到如此地步。孙交是成化辛丑年的进士，正德年间任吏部右侍郎，因触犯刘瑾，被改任南京；刘瑾被诛后，升任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召入户部，赐给玉带、麒麟服，后来准其退休。嘉靖初年召回，再次以病请辞还乡，加授太子太保，进阶光禄大夫、柱国，谥号恭僖，追赠少保，大概都是因为旧日的恩遇。孙交有个女儿，献皇帝想聘她做世子妃，孙交说：“王爷下交于我，实在恩厚；但是我的女儿不愿嫁入王宫，所以坚决辞谢。” 献皇帝很不高兴，后来多次请求辞去官职离开，孙交大概因此对自己的女儿感到惭愧，她最终没有再嫁人便去世了。然而皇帝始终厚待孙交。潘君所听说的就是这些。先父说：“我的外祖父太常卿夏公同孙交尚书有旧交。”正德年间，外祖父家中的人到京师，孙夫人亲自叫他们进来，询问他们的生死和家事，并为此流泪；由此可以知道前辈交情的深厚。我偶然因潘别驾谈到孙尚书的事情，想到先父的话，便一并记下。【按：两位公不在同一时代，疑有错误。】题唐代石刻《道德经》这是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经》。开元二十三年，因道门威仪司马秀的建议，命令天下应当修建官斋的州县，都在一处大观旁建立石台，刊刻经文。邢州原有龙兴观，开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质依照诏令立石摹刻。到宋端拱初年，道观和石台已经废弃湮没，知州军事何缵才开始修复，在石台左边刻下记文。我到邢州龙兴观时，道观已经废弃，只剩下半亩地大的宫舍，先前曾有尼姑居住。前任太守徐衍祚把它改为社学，而石台还保存着，隐藏在屋后，很少有人知道。千年前的遗物，没有人知道爱惜，估计也不能长久保存了。

译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 这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在邢州开元寺内。唐高宗淳化二年，才从葱岭传来。这部经能够消灭各种恶业，广泛利益众生。至于翻译的始末，经序中有详细说明。经幢在西廊下，西面已经剥落，所以刻写的文字和立石的年月都无法知道。估计它一定是在这部经传入中国不久后所立，应该是开元年间的刻书。题《大佛顶随永尊胜陀罗尼经》经幢。我已经在开元寺得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又在寺后院看见这座经幢，题名为《大佛顶随永尊胜陀罗尼经之幢》。前一座有序文，这一座没有序文。前一座说是罽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翻译的，这一座说是特进、试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萧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谥大辩正广智、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奉诏翻译的。两次翻译都在永淳年间，其中的不同，大略可以从序文中看出。这座经幢在梁干化五年为安葬僧人大德而建立。考察梁太祖干化元年六月被弑，过了两年，末帝诛杀友珪自立，又改称干化三年、四年。唐庄宗攻取燕地后，势力更加壮大；梁派兵防备赵王镕南侵邢州，杨师厚前来救援，驻军于漳水以东。第二年，庄宗进入魏地，梁、晋隔河交战才开始，邢州没有一天能够安枕，而阎宝等人还能够建造这座经幢。大概从晋、宋以来直到五代，佛教一天天兴盛，所以即使在战争纷扰之际，对佛教的崇奉也没有一天废止。如今天下太平，而民间的佛事反而更加衰微；由此看来，并不一定是儒者能够排斥破除它，大概它的兴衰也有一定的命数。题广平宋文贞公碑【大历七年】这是广平宋文贞公碑，颜鲁公所书，位于今沙河县东北的康陵。丁丑年间，太末人方思道任沙河县令时，碑已经断裂，埋没在土中；他用二百斤铁贯穿连接，使它复原。如今方公所修建的碑亭、封土和树木，全都不存在了。只有这块碑仍然在风霜烈日中屹立，只怕也不能长久。欧阳文忠公认为，颜鲁公的真迹，即使流传到今天的只是残缺零落的部分，也仍足以作为珍宝；如今这块碑剥蚀还少，何况它是广平的重器，若欧公得到它，珍爱赏玩之情一定会超过其他书迹。题帝尧碑【大德元年】这是尧帝碑，由元代翰林学士、江淮等处宣抚副使、充国信使郝经撰写。世代相传说尧最初受封于唐，就是今天的唐山县，但没有依据。汉代的唐县，又在定州的新乐。大概古代地名叫“唐”的地方不止一处。《帝王世纪》说：“尧都在平阳，按《诗经》说属于唐国。”这样看来，就不是邢州的唐山了。《寰宇记》说：“邢州尧山县有宣雾山，又叫虚无山。”《城冢记》说：“尧登上这座山来观看洪水并寻访贤人。”那么这里起初并不是尧受封建国的地方。《寰宇志》又说：“尧把舜收纳于大麓，大麓在昭庆，就是今天的钜鹿。”郦道元《水经注》说：“尧将要把帝位禅让给舜，把他收纳在大麓的原野；即使遇到猛烈的风雨，他也没有迷失，于是以昭华之玉礼聘他。”女县、钜鹿因此得名。钜鹿、唐山如今都在邢州境内，所以把这里命名为唐山，并祭祀尧帝，实际情况也无法知道。郝伯常唯独详细说明尧出生和受封的地方，却没有提到这座庙建在邢州的事情，难道不是对自己所不知道的部分有所缺漏吗？郝伯常的文章和节义，当时人把他比作苏东坡。我的先友吴纯甫家中有《陵川集》，如今也已经不存在了。我珍爱并看重他的文章，所以特意抄录下来。题商中宗庙碑【开宝七年】这是商中宗庙碑。宋代左拾遗梁周翰奉诏撰写，翰林待诏司徒俨奉诏书写。如今内黄亳城镇有中宗陵，朝廷每年派大臣去祭祀它。考察商代从成汤到太戊都居住在西亳，就是今天河南的偃师。太戊的儿子仲丁开始迁到隞，河亶甲于是居住在相，所以相地有殷城，就是今天的内黄。其后他的儿子祖乙又迁到邢。这样看来，殷代诸帝中只有河亶甲在内黄，怀疑他死后葬在那里；而中宗本人居住在偃师，后世特意误把河亶甲当成太戊。梁元褒是后周广顺二年的进士，任虞城县主簿。宋初宰相范鲁公、王文康公认为他是知名人物，不应该辅佐外地小县，便引荐他任秘书郎、直史馆。后来历任翰林学士、工部侍郎，世人称赞他的文章能够改变五代以来的文风，与高锡、柳开、范杲齐名。到了嘉祐、治平年间古文兴盛，实际上正是由此孕育起来的。题《太仆寺志》后 怀东顾先生，先帝在位时任给事内庭，因为进言论事触犯权贵，被安置在保安。他被排斥弃置二十多年，却天性爱好读书，从来没有放下书卷。今天子即位后召他回来，一年之内越级升任太仆卿。他每次提出建议，皇帝上奏后都答复准许；但太仆寺没有旧有掌故，于是把编纂的任务交给他。新建王先生也亲自搜集编辑，书稿几乎完成了。我当时任邢州官职，恰好掌管马政，而我的官职实际上属于太仆寺的下属。顾先生是我素来的旧交，不以官场公礼来拘束我。顾先生入京祝贺万寿，事情办完后，和王先生传檄叫我留在郊外，把书稿给我看；于是我替他们校订了十几处，恰好改任官职的诏命下达，便把这部书全部交还太仆寺。我正替太仆寺校订志书，不久竟然得到太仆寺的官职，似乎并非偶然。虽然如此，我从前在邢州任掌管马政的官员，尚且不了解马；如今只是官衔属于太仆，又怎么能了解马政呢？这部书全是顾先生和各位同僚的功劳，也有王先生的勤劳。书刻成以后，顾先生派人来告诉我，要我把姓名写在书末。读《金陀粹编》自从宰相监督修撰国史以来，史官失职已经很久了。秦桧为了掩盖天下人的耳目，竟把鄂国公的功勋、操守和气节写成诬蔑之史。天下为岳飞含冤三十年，才得到这部书为他昭雪。后来元代史臣也采用这部书为岳飞作传，岳珂就不只是岳氏孝子慈孙了。唉！世人稍有一点轻重不同，人情便随之改变；甘心依附权势，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奸贼秦桧气焰熏天，万俟卨之流又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又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

译读《王祥传》王祥受到后母虐待，后母还要害死王祥的弟弟王览；王览是后母的亲生儿子，却拥护自己的兄长，什么事情都做到了。王祥、王览都被称为纯孝之人，而王览后来几代的子孙才华贤能，在江左兴盛起来。上天用来报答他们的，影响深远啊。题《金石录》后 我年轻时曾在吴纯甫家见过这部书，到如今才从友人周思仁那里借来抄本，又借叶文庄公家收藏的本子加以校对。读到李易安所说“他一生辛勤积累的力量，顷刻之间如云消散”，可以作为后世收藏书籍的鉴戒。然而我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唯独喜欢书，只是认为读书适合我的性情罢了，不能替日后作打算。文庄公收藏的书不下万卷，到现在将近一百年，唯独没有损坏。翻阅之余，墨迹仿佛仍然清晰可见，我不禁敬佩叹息。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题。题《隶释》后 丙辰年，我在南宫，看见关陕一带的人，询问前一年地震的情况，他们说往往有方圆几百里的地方崩塌下陷，华山也忽然变得低小；秦地、雍地之间，碑石大多摧毁破碎，圆得像鹅卵，几乎无法辨识。距离古代越来越远，保存下来的古碑已经十不存一，更何况天地变迁、山陵谷地的变化呢？这样看来，欧阳公、赵德夫、洪景伯所记录的东西，恐怕今天已经无法再看到了。因此抄录洪氏的《隶释》，附记在这里。题《何博士备论》后 这是《何博士备论》二十八篇，如今缺少两篇；其中《苻秦论》颇有脱漏错误，编排次序也有错乱，还没有得到善本来校对。宋代士大夫因功业不能振作而愤懑，却喜欢这样谈论用兵。熙宁年间，徐僖、萧注、熊本、沈起等人采用这些主张，却往往失败。天子不久便以此为悔。元符、政和年间，开拓边疆的议论又兴起，逐渐导致国家灭亡。唉！战争哪里是容易谈论的呢？题《仕履重光册》从前唐代尚书左丞孔戣、国子司业杨巨源，都在七十岁时辞官。韩文公对孔公，深深感叹他的贤能超过常人；他在送杨少尹的序中，把杨巨源比作广受二子。甚至想象他们离任时，城外送行的人、道路旁观看的人，一定是爱慕到了极点，认为别人无法比及。欧阳公对颖州的思念，从来没有一天稍微减退；每当事情有所蹉跎，便感叹自己说，日子越来越少，内心越来越急迫；有志于身体强健时所做的事情，到了衰老以后却不能实现，这种心情也实在可悲。我们昆山的天方先生、张先生和石川先生父子，都在年力尚强之时请求致仕。皇帝的恩诏给予他们品服的褒奖，朝廷大臣又联名上奏荐举。身体康健，享有高寿，放迹于名山之间，这难道不是古今都难以得到的事情吗？这册子完整记载了两位先生致政的始末，而国内名卿的题识尤其多。比如前任大司寇箬溪顾公、大司空南坦刘公，当时正同石翁结为湖南社友，志趣相同、道义相合，他们的称许本来就很适宜。至于大冢宰咸宁王公以下，都是六部尚书、侍郎一类的高官，正飞腾于仕途，却来褒美二位先生，更是数不胜数。唉！士大夫在朝廷做官，最可贵的常常是具有超越世俗、远大高尚的志向，这样以后才能不被爵禄所束缚。这些诸公有的出仕、有的退处而各不相同，都是所谓同心之人的言论，值得玩味。题《星槎胜览》我家有《星槎胜览》，文辞多半粗鄙杂乱。上海陆子渊学士家刊刻的《说海》中收有这部书，并且加以删削润色。然而我生性喜欢聚集书籍，只认为书中所记是当时的见闻，虽然文辞不美，却没有失去真实，保存它来等待班固、范晔一类的人替它作传，也未尝不可。凡是类似这样的书，我都不怕费力校勘；书卷污损破坏了，必定命童子重新抄写，我爱书专心到了这种程度。己未年中秋日。题《瀛涯胜览》我的朋友周孺允家中收藏的书很多，我曾向他求借《星槎集》，用来校对我家的本子。孺允又把这部书拿给我看，大概因为两个人同时出使海外，可以互相参照考订，其中也有古代记载没有记载的事情。从前文文山从北海渡过扬子江，便吟诵苏东坡“这次游览的奇特绝妙，一生中没有超过它”的诗句。进入乱礁洋后，只见青翠的山峦层层叠叠，无法用语言形容。如今海南远接天际，万里之中日月、风云、山水的奇异变化，可惜没有人能够用极其诡奇的文辞穷尽描写。己未年潮生日题写。题文太史书后 次谷珍藏《衡山真迹》六十年，几乎遗失，后来又失而复得，他为此十分高兴。由此可以看出衡山老人在当时受到的重视，也可以看出次谷的爱好和志趣值得喜爱、敬重。然而衡山老所称述的顾仲瑛一事，我怀疑不能同类相比。真愚在馆阁诸公之间游历，同他们唱和，是一时公卿的高雅情趣；而金粟道人的高尚风范，几乎无人能够赶上。像张翥、杨维祯、柯九思、李孝光这些名贤，哪里是江南豪强富贵之家所能笼络招致的呢？衡山老大概只是随意酬答之作，这两件事本来不能相提并论。题张幼于辑集文太史书信卷 文太史去世以后，张幼于辑集他平日所写的书信，摹刻在石头上。太史是尊长前辈，张幼于的年龄和辈分远远不能与他相比，但二人往来书信却恳切勤密，如同平素相交的朋友。吴中自古以来，前辈、后辈相互接引，大多如此，所以这里的文学渊源久远而有承传，不是其他郡所能比的。唉！士人固然乐于有所作为；至于一个人超越时代、独立不群，抬头追想千年以前，俯身遥望千年以后，世道大概也值得感慨啊。题《弘玄先生赞》后 弘玄先生姓秦，名云，字起和，是我姨母的丈夫。娄县的县治在吴淞江北面，而先母的娘家在江南；我母亲和她的姊妹一同嫁到县城中，往来尤其亲密。先母早早去世，我年幼，已经不能再记得她。先生追述旧事，询问我的父亲，我才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因此为之流泪。我的父亲和先生今年都七十六岁，姨母年长一岁，如今都健康。可是先母去世已经四十七年了。因此写下先生的传赞，不能胜过悲伤感慨之情，这也是《诗经》所说秦风、渭阳的情意。

译题《沈母贞节传》后 笠江先生为沈母撰写贞节传，说她孝顺、慈爱、贞洁、善良，作为女子应具备的品德全都有了。我的同年朋友徐子羽同沈氏是姻亲，他告诉我，沈母平生从未偏斜倚靠，也不随便说笑。她侍奉婆婆，因为婆婆喜爱放生，遇到各种被人捕捉的禽鸟，一定买来放掉；又搭架子放食物来喂飞鸟，飞鸟常常聚集在她面前。沈母总是仿效婆婆，所以她庭院里的飞鸟常常依恋人而不肯离去。长子每天到县学询问学业，次子每天既学习又经营生产；兄弟二人轮流换衣出门，共用器具吃饭，四十多年没有听说过一句相互不满的话。子羽所说的这些事情，使贤母的美德更加明白显著。子羽又说，沈氏家族遇到仙人吕洞宾，已经超过三代；由此可知仙人存在于天地之间，常常乘云气而行，千年也不会变化消亡。沈氏家族没有向仙人求取什么，仙人却主动来亲近他们，大概是他们世代积累德行、行善所感召的结果，确实有原因啊。传记中已有的内容不再论述，只评论她留下的事迹。母亲姓蔡，是上海人沈露的妻子，二十六岁守寡；五十岁时，有司上奏朝廷表彰她的门第，当时是嘉靖三十八年。题《墓庐巢燕卷》后 石川张大夫任秋官时，祁州公已经年老，便上疏朝廷请求回乡奉养老人，获得批准。于是他每天在家侍奉祁州公，和乐嬉戏，始终不忘像孩子一样仰慕父亲。过了很久，祁州公去世了。张大夫遵照遗命，把他安葬在州城南面横塘的原野上，并在墓旁筑庐守墓，出现了乳燕来巢的祥瑞。学士先生认为他的品行高尚，为此作记述、歌咏的文章累计有好几卷。这篇赠言因此得以记录下来。考察古代居丧守墓的制度，守庐要在中门之外，睡在草荐上，以土块为枕。举行虞祭、卒哭祭以后，才立柱架楣、剪去屏障，芐草剪断而不编入席中，大概始终不越出殡宫而已。因此，儒者议论说，结庐守墓是超越礼制的行为。然而我认为，天下的礼起源于人情；凡是人情深厚到了极点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礼。孝子不忍心把父母当作已经死去的人，徘徊顾盼，留恋于松树、楸树、狐兔之间，不能回家；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感情深厚到了极点，也可以看出礼制所依据的根本。至于宫墙、涂白的房舍以及睡床的规定，都是由此产生的罢了。从前圣人制定丧礼，正是取法于“大过”卦。唉！天下的事情如果达到过度，都不能作为礼；唯独对于爱亲之心，却不能规定它的限度。所以圣人把这种过度的行为制定为礼，大概正是为了顺应人的真情。张大夫践行礼制而招致如此美好的祥瑞，获得远近一致的赞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从小还是孩子时，就受到祁州公的知遇，他对我的怜爱尤其深厚。如今他的德行言语仍在耳边，回顾今昔，不禁为之流泪。当时我曾想搜集祁州公的遗事，写些论述，却没有实现。对于张大夫的孝行，我深受感动，私下不自量力，把这些话写在篇末。题跋《唐道防答友人问疾书》承蒙您来信询问我的病情，恰好我已经进入梦中，没能及时答复。我的小病很特别，与众不同。别人患疟疾，大多气息紊乱；我这次患疟疾，精神反而更加清明，寒热交替发作，只是文思浅薄不足，又来给兄长谈一谈。躺下之后，一念之间感慨万端，心气雄豪，仿佛胜过万人。起草应制文章，议论面见君主之事，推究祖宗的纲纪，考察宗庙社稷的安危；在朝廷上直言进谏千言，条理分明，于是荡清积久的弊恶，扶植天常，彰明被埋没的人才，剔除邪淫和蠹虫。事情已经办妥，辞去政务向东归去，平生愿望得到极大满足。这样一来，夜已经过去一半了；这种病不知道应归哪一科医治，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药。若用神妙的药剂来压制它，停止我过度的思虑，恐怕不是平庸之人所能做到的，所以我不敢贸然试用没有把握的药。承蒙兄长厚爱，我就把病因写下；看完便请掷还，不要让世人知道小弟患有这种怪病。我有位朋友唐道防，以岁贡身份在京师等待选用，患了疟疾。朋友来问候病情，他就这样答复。唐道防去世后，他的家人在箱子里发现了这封信。唉！士人胸怀才学却不能施展，竟至于沉溺其中而成为疾病，实在令人可叹！而道防最终也因此去世，更是令人悲痛啊！

译题跋《小学古事》我年轻时刚入学，见到乡里的老师，总是把《小学古事》作为训诫教材。当时我才五六岁，先生给我讲苏子瞻回答母亲太夫人以及许平仲向老师诘问的话，我肃然起敬，知道应该仰慕他们。自从科举风气日益败坏，士人把背诵记忆时文当作迅速取得功名的办法，即使有人登上朝廷，也有连王祥、孟宗、张巡、许远是什么人都不知道的。我乡里的沈次谷先生怜悯世俗日渐衰薄，于是把《小学古事》演绎成歌诗，其中夹杂了不少地方俗语，使街巷中的妇女、儿童都能明白。古代施教的人，家里有塾，党里有庠，术里有序，国家有学。百姓住在家中，早晚进出乡里的门，总是接受塾师的教育。乡里有道德、做官后退休回乡的人，便担任塾师。次谷虽然没有做官，难道比古代所说可以担任塾师的人还有什么惭愧吗？题王氏旧谱后 王氏一族在元末有一位名梦声的人，从分水来到这里，担任昆山州儒学正，于是定居在州城东乡。如今州改为县，而东乡隶属太仓州。太仓的王氏，到现在有许多人列入仕宦名册，也已经显达了。自梦声以来，他们的世代次序本来可以考察得很清楚。我姊夫汝康在海东被解除官职回乡时，有人从越地送来一卷王氏旧谱。我翻阅它，发现大多是牵强拼合、串联编缀而成，显然是伪本。魏公号称大名人，是莘地人；岐公则从成都、华阴迁到舒地。左丞的祖先出自润州丹阳，而鲁斋先生世代居住在乌伤，这些人相距遥远，彼此并无关系，却被硬合成一张世系图。晋公有三个儿子，魏公是其中的次子。如今谱中魏公只有一个弟弟旭；所谓他的兄长之子卫尉寺丞睦，也已经去世，谱中却不见记载。旭的儿子是天章阁待制子野，魏公长子司封的堂弟，谱中却把他写成魏公的儿子。岐公的曾祖父名求，谱中却写成名鼎。他的叔父光禄卿罕、堂兄礼部侍郎琪，都很有名，谱中也没有记载。这些人在史传、碑志中都有清楚可考的记载，错乱竟到了这种程度。谱中又只选取四位公的画像，剽取《宋史》的文字编成传记，假托为名人所作。其他错误也多得可笑，不值得再加辨析。我妻子的王氏家族，其族谱也出自太原。自魏公的第十四世孙▯任平江官职以后，才成为吴人。叶文庄公所编的谱，按世代排列，名为《南戴王氏谱》，共有一卷，都是虞伯生、欧阳元功、张伯雨亲笔书写的。甲寅年被倭夷掠走，但他家的刻本还保存着，多少可以作为凭证。我姊夫有志于考察前代的族谱，应当另外加以访求才是。叶文庄公最喜爱古籍，但当时只得到五代的资料，仍加以详细搜集编纂。他去世后，他的弟弟又到松江族人那里访求，继续向上推考，困难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大概自唐代谱学衰废以后，旧家大族弄不清自己先世的已经很多了，怎能不令人感叹呢！题《立嗣辨》后 锡命没有儿子，同父的弟弟宜也还没有儿子，所以把同祖兄长宠的儿子能白收为自己的儿子。当时宠有三个儿子，因此让能白成为锡命的嗣子，道理是顺当的。后来宜生了三个儿子，而宠的儿子都去世了，议论的人说，能白应当归还给宠家，而宜的儿子应当继承锡命。锡命因此写这篇辨文，认为既然已经把兄弟的儿子视同自己的儿子，二十多年像蜾蠃养育螟蛉那样的恩情，实在不忍心再改变。不忍改变，是出于感情；感情所在，就是礼。过去诸葛亮把哥哥诸葛瑾的儿子乔收为自己的儿子，后来诸葛亮有了儿子瞻，而诸葛恪被诛杀、没有后嗣，诸葛亮便派乔回去继承诸葛瑾的祭祀。锡命如今仍没有儿子，这一点与诸葛亮不同；但宠并非从来没有儿子，只是没有孙子，难道不能让能白的儿子继承他的祭祀吗？这样或许就没有遗憾了。题跋《程论》后 乡里的前辈王文恪公教导子弟写论，以苏氏文章为法则。近来的学者只取考卷和书坊刻印的文章，粗鄙杂乱，真假难辨，只知道抄袭而已。我如今所选的小册中，论和考卷里有可以作为范式的文章；不过我懒得全部翻阅，只取近科的防试录和乡试考卷，总共不过几十篇。学者如果能读苏氏文章，再兼取这些作为近代的规范，也就不必再到别处寻求了。题跋《程防》后 以上是乡试程防，这次编纂时也删削了不少。其中关于国家典章、朝廷谋议以及当代施行的事务，有时也可以从中考察。起自壬午，至癸卯，中间缺失的约有十分之二三；此后也还没有来得及续编。《震川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六 明代归有光撰写 书信

译给徐阁老的信 四月十四日，进士归有光恭敬地拜了两拜，写信奉呈少师相公阁下：有光有幸出生在明公的乡里，彼此相距不过百里。从小就知道仰慕您，却没有机会亲自聆听您的教诲、瞻仰您的风采。庚子年，在南京参加考试，所作文章竟得以送达您的案头，承蒙您反复称赞。当时有人有幸侍奉在您身边并听到这些话，便把它们告诉我，我就觉得已经很荣幸了。您这样被当世的巨公长者所知遇，实在是难得。此后我多次参加礼部考试，遇到明公的亲友，他们无不传述您的话来夸奖我。可是有光应试又总是不顺利，只好退回来在乡野耕作，想到古代有人与圣人生在同一时代却彼此不相知，也有人彼此相知却不在同一时代。不被知遇的人遗憾与对方同世却不能相知，被知遇的人又遗憾彼此不在同世。如今我既与明公同世，又得到明公知遇，而明公正处于如日月当空的显盛地位；有光却困顿笨拙、被遮蔽埋没，已经无法振作，以为一切到此为止，再也没有希望登上明公之门。这就是同世却有如异世的感受。往年海虞瞿内翰来访，认为您没有遇合不值得忧虑，只要徐公主持国政，您的仕进就指日可待。如今有幸正逢明公主持国政，又有幸随同众多士人列在末席；可是自从我考中进士以来，几乎又过了两个月，还没有一次得以仰望明公的光辉。这就是有光吃饭不觉滋味、睡觉不能成眠的原因。有光曾读《易经》，观察消长变化的关头，觉得即使圣人也不能没有畏惧。汉、唐、宋的君子每逢这种关头，精神不能不为之震动，脸色不能不显露出来，天下人也不能不惊疑。大概因为一点不顺便激成大变故的事情，是有过的。如今明公处之安然，风俗和世道却因此暗中改变，正如寒暑、雨旸到来而人们没有察觉一样。这是古代大臣所难以做到的。又曾读史书，看到汉文帝因贾谊年轻而疏远他，却询问年老的冯唐；光武帝压下冯衍的赋作，却尊崇桓荣的经学。两汉的风俗和治国体制超过后代，实在就在这里。如今明公在科举之际稍微表示了自己的意向，天下困顿的士人已经欢欣鼓舞地期待明公的教化了。在这个时候，只要稍有才学抱负，谁不想争相磨炼自己，以求进身于明公门下，不愿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呢？何况有光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得到您的知遇。如今我冒昧托人求见门人，只是因为有几十年的知遇，却始终不能亲自拜见明公。明公凭几十年已经知道这个人的为人，却不见他前来，恐怕也不能不感到奇怪。过去曾舍人巩向范资政上书说：“希望依附到您门下的士人很多，假使巩不能从他们中间把自己区别出来，固然不是巩的志向，也必然是阁下所轻视的。” 我一向仰慕曾巩，所以不考虑自己不能达到曾巩那样，却想学习曾巩把自己区别出来的做法。我平生颇写过一些文章，离家时来不及汇集编成一部，只在行囊中找到杂稿十九篇，谨献给明公，或许请您试着看看这些文章，知道我并不是向世俗求取什么。冒犯尊严，实在更加惶恐。归有光再拜。按：《汉书·公孙弘传》说，公孙弘任丞相时，开东阁来延请贤人。颜师古注说：“阁，是小门。”因为正门要避开属官出入，所以特意开小门来接待士人，因此后世士人向尊贵官员上书时称“阁下”。唐代又有宰相入阁的故事，详见《五代史》。我曾见宋刻本《韩文》，韩公上书都写作“閤下”，没有“阁下”。这部集子的昆山本都作“閤下”，而常熟刻本误作“阁下”，应当是只知道闺阁的含义，却不了解开阁、入阁的事情，于是擅自改动。又，称呼避讳之处，常熟本都实际填入讳字，而昆山本都作“某”字。现在考察古人的文集都直接称名，所以依从常熟本填入讳字。曾孙庄识。

译给瞿侍郎的信 有光年轻时在白下应试，才开始认识阁下，便深深仰慕您。后来我先后参加有司考试，阁下一日之间飞升九天之上，却仍不忘记平民出身的人，见我困顿失意，常常为我忧伤。往年张文隐公担任考官，阁下与他共同主持考试，榜单公布后有光落第，到府邸拜见张公，张公忽然闷闷不乐，对客人说：“我替国家选得士人三百名，本不应自己欢喜，却因为失去一个士人而遗憾。”又对有光说：“我阅览天下士人很多，像您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入水不湿、入火不焦。”在馆阁中，您的同乡只有瞿太史深知我，成都赵孟静也了解我。张公再次担任考官，再次见到我，说的话仍然如此。又说：“我不能得到您，瞿、赵二位最终一定能使您得到任用。”文隐公去世后，有光年岁增长，时光流逝，仕进的心情已经冷淡，但仍不敢自行废弃，只是因为文隐公临终前殷切的期望，也依靠朝中像阁下这样了解我的人，心中还有所向往，偶尔能够拜见您。阁下接待我、对我加以怜惜，尤其深厚。前一年我刚考中进士，恰逢阁下请假回乡；我孤身在旅途，处境茫然无所依靠，随后调任吴兴县吏。初夏入朝觐见后返回，幸而在京口遇到阁下，您谈起我平生的处境，对我的慰藉更加殷切。吴兴西面是古鄣，南面相连，地处山水尽头、偏僻之地，与龙蛇虎豹为伍。我勉强任职两年，抚慰安置孤苦贫困者，以不辜负孔子的教诲。那些奸邪豪强和大恶人感到不便，立即散布诽谤议论；当道者怜悯我，没有加以贬黜谪罚，但我的羽翼已经被摧折，精神和形体都十分惨淡，正想办法为自己解脱离去。因而看到阁下称赞、提拔我的话，认为士人本来就会因知己而伸展，从此意气重新振作起来，正要在尘垢中洗刷修饰自己，在泥涂中奋力拔起，在困厄闭塞之地振作疾行，欣然仿佛即将拜见阁下，侍奉君子而仰望您的盛德光辉。近来任命文书忽然下达，我失望不已；不过我已经长期贫贱，如今列入朝廷名籍，成为六品官，难道还要求超过本分吗？但观察当道者的意向，看来只是稍微表示谪罚之意，而往日诬陷构陷的说法更加流行了。我推想这份任命文书下达时，阁下刚到京城，座席还没有坐暖，国家大事还没有来得及讨论，进用贤人、黜退不肖的志向还没有施行。君命当然无法逃避，但朝廷任命官员，也应衡量他的才干器量所能承担的职务；士君子处世，也应估量自己的力量和才分所能承受的事情。如今认为我不能治理县政，却让我去辅佐郡政，这不是我的职任。我明知自己不能治理县政，却冒然接受辅佐郡政的职务，也不是我所能承担的。如果勉强赴任，那就是既欺骗自己，又欺骗君主，罪过太重了。天子刚刚即位，天下被起用的废退之士有几十人，他们都从长期沉没困顿之中出来，显赫而光明。回顾我自己，童年时便承受先朝教养之恩，贡入成均，受到京兆推荐，没有一年不参加计偕，仰望天子、向往朝廷的诚心，直到白头也没有被挫折摧毁。先皇帝晚年才收录我，可如今与我同榜考中进士的人，大半都得到越级提拔，而有光在众进士之中，又不能与他们并列计算。由此可知，我的命运有所限制，而才干也无从施展。凭阁下对我的知遇，如果有光还不能为自己申说，那就再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易经》说：“君子见到事变的征兆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士人的出仕或退处、前进或后退、迟缓或迅速，都有其征兆；如果不是能知几的君子，在徘徊疑虑、左顾右盼之间，受到的伤害就多了。阁下对我的知遇尚未来得及举荐，小人的诬陷构陷之说却已经急速流行，由此可知君子之道没有胜过小人之道。那些机关还隐藏在暗处，不知道最终会怎样，我哪里敢指望仕进之路呢？志士离开国家，并不毁损自己的名声。荀卿、屈原、贾生、董仲舒这些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仍然保全了名声；即使是这四位，生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也仍然会很困难。所以我还敢冒昧打扰阁下，并不是仍然希望获得显达，只是想让自己保全后世的名声罢了。能够爱惜天下人才，在他们不能进用时仍加以成就，使他们建立功业；或者让他们退处而仍能成就自己，使他们不丧失名声，这就是阁下对知己者最大的恩赐。如今我已经具备奏疏，请求告归，认为一个小官的去留也应当合乎礼法，不应默默无言地承受谗人的构陷。我在县任时又获得两次保举，因应建储的诏令得到恩典封赠，想请求颁下敕命，希望您对主管此事的人说一句话，使先人能够在地下享受恩典，也使后辈子孙的愿望得以完成。我的恳切眷恋之情实在无法尽述。不宣。归有光再拜。

译给万都御史的信 我居住在京师时，承蒙阁下三十多年垂念，因此知道阁下的知遇并不会因为地位声望相差悬殊而稍有改变。大臣喜爱贤能、乐于善事，具有宽厚包容的气度，这在如今的世道本不应存在。有光因此也不自我嫌弃，想借此成就阁下盛德高谊的名声，让天下人都能看见。晚年的有光好不容易考中一次进士，奉命出任治理百里之地的县令，才干不能达到志向，行动常常与时俗相违。然而我一心只为百姓，不敢自行堕落在困顿之中，抚慰百姓、使劳苦者得到安顿，这完全出于真诚，鬼神也知道。假如身处建武年间，本应有封侯受爵、得到赏赐的希望。如今却受到这样的挫折和贬抑，实在令人怜悯；流言纷纷而起，跟着相信的人十之有九。小民的实情，怎么能够自己传达到朝廷呢？幸亏阁下与我乡里相连，所听所见的情况，唯独您深深了解并且相信。世人认为有光只是白白读书而没有用处，又年老体衰，不能与后来的英俊人才争驰，便妄自揣测，不等询问就自以为已经辨别清楚，早已有了定论。监郡官考察有司官员的贤能或不肖，多半依据自己的意度，又从奉命调查访问的人那里取得佐证。只是不见本人的面孔，只望着影子就判定他的长短美丑，本来就不相称了；如果再加上个人的亲疏爱憎，又加上所谓流言，即使伯夷、申徒狄再生于今日，也免不了沾染世俗尘垢，除非饿死或抱石沉水，否则不能自行表明清白。前些时候考核群吏，我仅仅免于列入下等考第；如今又被说成不能做官吏，还要让我匍匐在州县之间，使我更加困迫，丧失本性，辗转狼狈，再也无法在众人的毁谤中振作起来。朝廷既然爱惜人才，就应当使他们不失去适合自己的位置。像有光这样将近老年，三十年间不肯自我挫折，以求在天子的科举中进身；一旦考中，就让他与百官一起列在下等职位，不敢奢望公孙丞相、桓少傅那样的地位，即使只如冯都尉、白首郎署，也足以稍微回应天下士人整顿衣冠、希望立于朝廷的志愿。如今这个时代唯独看重年轻俊秀的人。汉代李太尉曾推荐樊英等人，认为有一天入朝会见各位侍中，见他们全都年轻，没有一个宿学博闻的长者可以备作顾问，因而惆怅地替时代惋惜。有光哪里敢把自己列在古代贤人所推荐的人才之中？只是许多老成善良的人，虽然体力已经衰退，我还拥有这样的品格。我认为国家任用老成、养成宽厚的风气，这也是当今公卿大臣应当留意的事情。有光如今已经被摧残到这种地步。士人所凭借的只是气概：气概正盛时，自己认为古人的功业也不值得一提；气概稍有衰减，还想与今人并肩；再衰减一些，就觉得今人已经不可企及了。当初我长期困顿于科举考试，得到一次进士身份、成为州县官吏，已经算超过本分了。如今回头考虑奉养父母、维持生活的办法，想得到一个郡学文学的职位，却又已经无法指望，心中已经没有办法，只能引退离去。譬如行船在水上，遇到风向水势顺利时，可以畅快地一泻千里；到了逆浪冲天、篙桨全都失去作用时，还要不停前进，没有不沉没的。在这个时候不寻找停泊的地方，还能到哪里去呢？这次又冒昧打扰阁下，是因为我自以为鸟儿尚且爱惜自己的羽毛；像我这样修养自身、保持操行，却白头被小人毁败的人，不只是想让自己在当世穷困于俸禄官位，还想让自己在后世穷困于名声，所以才把自己托付给阁下的知遇。只要得到您一句明白的评断，万张嘴也不能毁败我。假使几百人称赞我而阁下不认可，不值得高兴；假使几百人毁谤我而阁下认可我，也不值得恐惧。所以大人君子的一句话，天下和后世都把它作为准则；有光甘愿自行放逐废弃，能够列在荀卿、屈原之后。如今派人北上，请求先人的敕命，并呈上请求解除官职的奏疏，同时说明冒昧打扰的缘由，实在惶恐不安。不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给王都御史的信 我听说天下人的才质，成为君子还是小人，都各有一定的本性。古代所谓知人，并不是随便了解一下而已；一开始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便终身不会改变这个判断。伯乐对于马，卞和对于玉，如果马不能日行千里、玉不是价值连城，两人一定不会顾惜它们；既然两人顾惜它们，马和玉难道会发生变化吗？如果马和玉会发生变化，天下也就不会称他们为伯乐、卞和了。因此我认为人的贤能与不肖有一定的本质，古代知人的人凭一见便作出判断，终身也不改变。那些改变节操的人，一定是起初并非真实本性，只是矫饰而为；这只是号称知人的人认识得还不够罢了。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大概是说既然已经了解他，就应当毫不怀疑地举荐他。因此大臣辅佐君主，平日常常有意于天下人才；一旦掌握政权，便举荐平日所了解的人，人才自然充分而有余，由此能够辅佐国家成就光明事业，声名与天地同其无穷。至于临时才去搜求人才，身处极其尊贵的位置还想周遍了解天下人才，当然不如平日搜求那样从容充裕。有光没有才干，不敢把自己附会为当世贤人。我想到起初阁下任县令时，与我相知最深，大概并不是认为我不肖。阁下清明正直，才智明察，很少认可别人，却唯独对有光加以顾念。从此阁下任郡守，历任外省官职，后来升任中丞，治理河运漕运，在济州、淮扬一带，有光多次往来京师，沿途所经过的地方，阁下没有一次不垂念我。阁下并非对有光有所私情，而是认为国家当世急需人才，才这样做。前一年我考中进士时，阁下正被召入朝任司徒，曾与各位进士一同入见，唯独对我格外礼遇。今春入朝觐见，阁下府第深严，我一两次求见，您却没有拒绝，仍让我进去。阁下不因地位极其尊贵就轻视天下士人，对平日所知的人仍如此殷切。有光自认为以诸生的学问不能治理县政，且办事多泥守古法而与时俗相违，监郡官和台省大吏又没有了解我的人；按理考核应当列为下等，却唯独免于过失和谪罚，那么阁下对于有光，确实如古人所说的明白无疑。您心中明辨决断，已经清楚地存在于幽微之中，这就是士人之所以能因知己而伸展。然而我不能不惴惴自惧，唯恐自己改变节操、操守，辜负阁下。我的任县政绩不敢自比古人，但只是尽力维持小民生活，而奸豪大猾多有不便，于是便散布诽谤议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 如今小民的实情不能传达到上面，所以有光所受的谗言构陷没有止境。现在铨部所取信的，是监郡官；监郡官的考察举荐，又不能完全出于公正和明察。汉人有句话说：“陛下把使者当作腹心，使者把属官当作耳目。”尚书省的裁决，却取决于俸禄百石的小吏，这也是当今的弊病。况且监郡官所作的荐举，没有不极力褒美的；谈到他们的治理政绩，即使古代的龚遂、黄霸、卓茂、鲁恭，也不能超过他们。然而古代的官吏都是长期积累才形成这样的政绩，如今却把平民出身的诸生和年轻人一并计算在内，任职久的也不过两年，怎么会有这样卓越的治理呢？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他们治理的县就应当已经大治；为什么调任之后，那些地方的残破仍和过去一样？这样看来，考察他们的举荐和刺举，也有近于欺骗的地方。何况监郡官之外，又有人搜集流言和浮文；一旦被人说了坏话，就没有办法保全自己。阁下清正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足以压服百官，风采凛然；监郡官不敢欺骗，他们的考察举荐必然公正明察，谗言也无法传到台省。然而即使在唐虞时代，贤圣都在朝廷，仍然有谗言；周朝盛世，寺人也害怕谗毁。即使如此，仍能推行明察公正的选举，天下人都仰望。阁下辅佐圣朝的盛治，难道偏偏不能容纳有光先前所说的那些话吗？想到我受阁下知遇三十多年，如今在能够熔化金属、毁伤骨头的谗毁之日，仕途颠沛跌落，直到阁下还要委婉周全地帮助我渡过难关，这正是我用伯乐、卞和作比喻的原因。又想到前代宰相从不拒绝天下士人，世人多议论韩愈给宰相上书的事情；然而韩愈并不是看重爵禄的人，只是古代三代盛世，上下交往常常通达，士人对于自己的君主、宰相有可以用真情相告的地方。比如王介甫平生高洁孤峭，连天子也不能使他屈服；当他困顿时向宰相上书，自己说出按形势本应得到怜悯的地方，也毫不隐讳。何况有光一向得到阁下知遇，如果有所隐藏而不告诉您，岂不又近于辜负阁下吗？自古以来，一个士人不得志，直到后世之人追论当时，常常因为一个士人的遭遇而把罪责归给当世公卿大臣。如今这次调任出自铨部，并不是阁下所能预先知道的；只是我既然治理县政已经没有成绩，却又勉强让我去辅佐郡政，更加违背我的本性，使志气衰败沮丧，像战败的将领一样，终身不再想仕进。希望阁下为我请求改任一个文学博士的官职，使我奉养老亲。其实从我初次中进士时就已经有这个想法，只是以求告为耻，不敢提出；如果到了今天才说，似乎接近于时势穷困、处境逼迫，贪恋俸禄官位而不知止足。因此我才敢凭自己这不肖之身请求解除职务离去，即使官位卑微，也愿意出仕或退处得当。出仕和退处应当明确，所以我私下向阁下有所请求，希望您知道有光的仕宦生涯虽然颠倒狼狈，却从来没有辜负阁下平日的知遇。伏望您怜悯哀察，使我能够保全自身和名声而离去，不至于毁落在谗人的口中，那就是我最大的幸运了。冒昧触犯威严尊贵，实在惶恐至极。此文的昆山本、常熟本差异很大。现在看来，常熟本的措辞过于峻切，昆山刻本应当是定本，现依从昆山本。中间一段抄本与常熟本相同，现附录如下。在“有负于阁下者”以下说：“昨天在京师，万宗伯是我的同年乡试举人。万公是阳羡人，与我所治理的县接界。我曾私下问万公：‘您认为我治理县政怎么样？’万公说：‘您治理县政没有别的特点，只是小民没有不爱戴您的。’有光答谢说：‘得到这一句话，我就可以无愧了。’万公是当世贤人，并不是欺骗我。这里有七十四字，而‘有光之为县不敢自附古人’以下到‘遂腾谤议’三十字，原本没有。大概初本和改本不同，姑且两种都保存下来。”

译给高阁老的信 我私下认为，天下事物的变化不可预测，但形势所趋一定有端倪可以察见。古代所谓大臣，必定能够默默察觉细微征兆，在事情尚未留下痕迹时就加以控制，所以天下常常稳固而不倾覆。如果不能在细微处控制，而要等事情已经显现后才控制，事情已经发生以后再扶持挽救，仍然可以凭力量振作局势而不至于混乱。只有拥有天下的才干和气概，足以运筹一世而不肯随时衰败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在细微处控制，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当时任用还没有轮到自己。等到事情已经显现而轮到自己时，不能在细微处控制，只能在显著形势上控制，那么就会觉得比控制细微征兆更加费力，这才显出君子的才干和气概。正因为如此，天下的形势将要涣散却又得到挽救，权力将要分散到四方却又有人将它收拢，天下安然享受治理的安定。不是古代的大臣，凭什么能做到这样呢？自古以来，天下没有超过二百年而始终无事的；先皇帝驾崩，新天子承继统绪，四海之内欣然盼望太平，这是世道升降的关键。若要寻求细微征兆并加以控制，本应在先皇帝在世时进行。如今不敢谈论它的细微处，而只谈已经显现的形势，因为天下这个神器不可失去。天子的重臣能够替天子掌握权力，不让它旁落，使朝廷清明、宫廷与官府协调一致；这样以后，天下的事情要向左就让它向左，要向右就让它向右，一切按照我们的作为来做，以求达到承平之治。如果那权力稍微旁落而不能收回，那么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一件可以办成了。天子刚刚即位，起用两三位大臣，而明公居首，天下没有不踮脚仰望明公的。如今政事的张弛错杂安排，使天下的形势已经显现。天子端正衣冠深居宫中，把万机政务交给臣下办理，圣明的胸襟广大，具有如天道运行而不自居主宰那样的盛德；然而恐怕有人正在旁边窥伺窃取这份权力。《尚书》说：“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尚书》又说：“戒惧啊，就像驾驭六匹马走在朽烂的缰绳上。”这就是希望明公早晚向我们的君主陈述告诫的话。明公一旦放下职位离去，天下人便忧愁失望，认为天下的形势没有人能够替天子掌持了。而且如今天下的治理体制也可以看清了。世上的议论者认为夏、商、周三代各有不同的崇尚，而我朝的政务崇尚严厉，大概是从未考察实际情况。太祖承接前朝之后，严厉的政策有时使用；自永乐以后，大体上朝廷政务日趋宽缓，历经五位圣君到孝宗，仁恩浸润周遍，被称为本朝最盛时期。武宗时，宦官佞臣充满朝廷，盗贼横行，强藩暗中发动，天下被称为多事，但国家元气并未衰竭，这是因为国家一百多年积累的基础，以及孝宗皇帝培养得深厚。先皇帝亲自掌握威权和恩福，廷臣有时被诛杀，但天下的治理从来没有不在于宽缓。今天子仁慈宽厚，天下没有人不知道；可是朝廷的政务反而好像急促而空疏，接近衰世的风气，这不能不令人忧虑。祖宗的法度，没有可以轻易改变的。宋代到了熙宁时期，承受积弊之后，正是应当改弦更张的时候；神宗凭借英明睿智、百世罕见的资质，锐意有为，开始任用王荆公推行新法，于是天下士人群起争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君臣竭力推行而不顾后果，延续到绍圣以后纷纷扰扰的局面，国势于是不可收拾。如今朝廷遵守成法，从未颁下一道命令、改变一件事情；可是使者所到之处，却每天都要求变法，终于造成朝令夕改、各地各自不同。凡是祖宗关于平均田赋徭役的政策，写在法令中的，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宋代君臣共同竭力排斥天下人的议论，谋求变法，凭借天子、宰相的权势，最终也不能以力量压服天下、强迫天下一定实行。如今一个使者就能改变祖宗的法令，在一个省推行后，天下便相互仿效，国家典章荡然无存，百姓惶恐不安，没有一定的准则。况且朝廷大臣提出建议，争相拿出一件新奇可喜的主张，钻研苛刻细节，无所不用其极。公卿害怕违背他们的意思，往往就交给有关部门推行；大多迎合当世，形成急迫的政务，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嘉靖年间几十年没有大赦，改元时实行一次大赦，这是天地解冻、雷雨兴作般的旷世恩典。有关部门拘泥于文义，罪人中不能获得赦免的竟有十分之五，免租的条文徒有其名，而派出的使者往来不绝地征求搜取，比以前更加厉害。说是理财，财物却更加匮乏；说是整治军队，军队却更加耗损；说是驾驭官吏，诙诡、佞捷、奸谀、卑琐的人争先恐后地进行欺骗；有考察廉能的虚名，却实行排斥陷害的险恶计策；有荐举的浮夸言辞，却导致私下结交；有办理事务的小聪明，却实行追求速成的错误技巧。如今的天下形势，既没有人加以掌持，而政务又如此纷乱，一切都归结为苛刻琐碎；财物匮乏，军力衰弱，吏治败坏，夷狄窥伺，盗贼纵横，大都束手无策，只是勉强应付眼前，打算维持不到一个月。因此有光认为，如今天下的形势已经不能在细微处控制，只能在形势显现后控制；必须有拥有天下才干、气概并承负天下重大声望的人，像明公这样，才能承担此任。如今明公从容退处，坐看天下变化，这难道是天子把明公列为首要重臣、天下又如此急切地仰望明公的本意吗？从前我曾接受明公教诲，您说读《易经》而深深领会消长进退的道理。我私下认为，明公把这个道理用于自身也可以。六十四卦体现天道运行，循环周遍而无穷；乾卦有复，姤卦有变，坤卦有否有泰，一卦有损有益，世道的升降全系于明公，不可推辞。有光的仕进道路经历屯、蹇之难，九次参加礼部考试才中，晚年得到明公甄别录用，勉强做官，以古人自我期许，不敢辜负明公的教诲。任职两年，身处湖山、夷鬼聚居之乡，颇为百姓所信服；但行动常常与时俗相违，排斥构陷便乘机而来。明公曾谈及往日兴化太守被人诬陷的事，甚至在朝廷上论说，以揭发小人的奸恶情状。如今谗言正盛，我处境孤危，没有大人君子可以依靠，自料再也不能为世所用，已经投劾辞官回乡。我想用余年阐明先圣遗留下来的经书，又亲自接受明公关于《春秋》大义原则的论说，正要着手研究这部书，稍作论述，等有所成就后，再多次跋涉登门，请您加以订正。只希望明公不要拒绝并能指引我。现在派人前往京师，请求颁发敕命，同时呈上请求退休的奏疏，特意绕道问候您的起居；冒昧触犯威严尊重，实在惶恐至极。

译给赵阁老的信 有光年轻时就参加科举，接连困顿而不得志，常常遗憾自己生在太平盛世，只是怀抱着无穷的志向；然而年华流逝，茫然无所归向。当时张文隐公了解我，常常向别人称许我。张公将要去世时，还以没能推荐我、使我通达为遗憾。不过我曾在张公身边侍奉，听他评论当代士人，唯独屡次称赞明公，说明公不仅文章卓绝，将来为国家建立宏伟功业，也终究会有所依赖。我乡里在明公门下的人，也多次谈到我的姓名，因而受到明公的记忆。虽然这是由于文隐公的缘故，然而士人本来就有彼此知己的，有时不必经过传授，只凭言语相接便能契合。明公触犯当时的宰相，退居西蜀十多年；我后来才考中进士，在京师思念明公却无法相见，只能空想岷山、峨眉山的高耸和江水的绵长，惆怅叹息。幸而我与明公生在同一时代，却反而没有机会见面，便以为今生今世已经如此，只能像读书人在百世之后仰慕古人一样。古人已经远去，为什么还认为他们能够了解我呢？大概是因为我了解他们，知道古人如果生在今天，一定也能了解我。明公了解我，而且还与我同时代，却不能相见，仿佛仍处于异世一般；这正是有光所叹息、遗憾的地方。后来我在越中做官，明公才重新入朝；等到明公入京朝见时，我以为可以见到了，可明公又去了南方，而我当时还在京师。有一天，天子忽然亲自下诏召明公回朝。当时全国到京师参加考试的士人有四五千人，都感叹天子如此英明圣哲、能够识人，也感叹明公竟能得到天子的知遇。我又私下高兴地说：明公将要出行，文隐公识人的判断没有错，而我的困顿也终于有了可以归依的人了。那时官程紧迫，我又不能到明公马前迎拜。去年春天我从越地回来，在乡里遇到瞿文懿公，他说入朝时曾和明公一起推荐我，只是有人受到流言影响，从中诋毁我。瞿公于是说，如今荐举士人很难：我和赵公深深了解你，力量也足以推荐士人，却还被阻隔而不能实行。说完后，他很久都神色黯然，闷闷不乐。瞿公是乡里的旧交，平日耳目相接，本来就应当不能忘记我。明公身在万里之外，偶然在几十年前了解我，却还如此不能忘怀、急切援引；在古人中寻找，也没有可以相比的。如今明公因入朝祝贺而来，我听京师人都说起明公多次推荐我的话，便更加感伤，认为即使到了百世之后，士人有不得志而听闻明公如此对待有光，也应当会有所感慨而悲泣。如今我几十年来对明公的仰慕，一旦得以相见，就不必再徒然思念岷山、峨眉山的高耸和江水的绵长了。这一生真是幸运。只是日月流逝，如果不趁早前来，回头看自己内心空虚，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为世所用；而州郡的职务又不是我的才力所能胜任。孔子说：“平居时总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你打算用什么来做呢？”我如今更加害怕辜负明公的知遇，进退之间惶恐不安，恭敬地希望明公能够对我有所安排。我又私下认为，君子之所以不向世人有所求，有两个原因：不了解我的人，本来不应向他求取；既然不了解我，勉强求他，也终究不能使他了解。明知求取也没有益处，所以不求。了解我的人，不必向他求取；既然已经了解我，就无需等待我的请求；如果还要等我请求，那就不是真正了解我，所以不必请求。这样说来，明公已经了解我了。如今我再次说这些，是因为过去做官时，稍微懂得自爱，也自认为能够使鳏寡孤独各得其所；只是非但劳绩不能上达，掌握权衡的人还凭一人的话阻抑天下士人，使那些有志于不负朝廷、为百姓谋划的人，只因不能诡诈随顺、趋奉依附，便横遭诋毁，终于被蒙蔽而终身不能显达，也使后来想做循良之吏的人把这当作戒鉴。这样又怎么能厚重天下的风俗，恢复汉代长者的风气呢？这尤其令人痛心。人才处在世间，有些情形难以言说：用小才之人来议论大谋，必定大肆诋毁；让邪僻之人来考察端庄之士，必定加以严重诬陷。假如贾谊、董仲舒、陆防等人生活在今天，必定不能和时文的浅薄技巧争胜。汲黯、郑当时治理郡国，也一定会因被认为无能而遭罢免。厌恶正直、嫉恨正派，群小纷纷飞扬，仿佛要刺破苍天；屈原正直行事而遭受诽谤，荀卿这样的鸿儒也逃不过谗言，萧望之这样的经学大师也会被拘禁，必然都不能幸免。巧于钻营、机敏取巧的人自行进用，敦厚长者自行屈抑；浅薄短见的人自行升迁，宏伟卓异的人自行隐晦。这就是卓越奇伟之士不能显现于世，而天下忧虑人才匮乏的原因。如今皇帝特意任命明公为宰相，又改任明公掌管铨选，诏令几乎都从中书出，天下都仰望明公的风采，士人无不鼓舞踊跃、自我激励奋发。明公一定能够掌握天下的大机要，与几位元老共同筹划国政，同心同德；一切施行举措，对上仰答圣明天子的知遇，对下慰藉天下士大夫和百姓的期望。像古代的巫咸、傅说那样扭转天地造化，光明如日月，辅佐中兴，使声名流传于史册，是难以得到而又容易失去的机会。能够遇上这样的时代、处在这样的际会，又哪里容易呢？有光自知已经无益于世，而区区所见如此，略为明公陈述，并不是为了自己一身的进退。若说自身的进退，那就全在明公了。若要让狸猫去搏斗牛，让老虎去捕捉鼠类，本来就是不可以的。至于说怜悯我没有用处，姑且让我苟且领取一天的俸禄，像先王时代安置侏儒、戚施、聋人和盲人那样，也不是有光所能安心的。君子在知己面前得以伸展，在不知己的人面前受到屈抑，因此冒昧打扰，忘记了自己的僭越。【此文旧刻删去了五十多个字，今据抄本校正。】《震川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七 明代归有光撰 书信

译《上宋明府书》我私下想到，明府到任以来，施行公平的政令，杜绝请托的私情，这是明府在实行古人的道义。我岂敢把自己当作如今世俗之人？然而我之所以屡次冒昧打扰左右，是因为听说新宫失火，子产哭了三天；祖坟没有修整，孔子悲伤地流下眼泪。如今先世的坟茔成了奸民藏身的巢穴，树木已经全部砍伐，墙垣、标志也全被夷平，神道堵塞断绝，祭祀没有道路，墓穴旁边的穿挖几乎遍布，墓地表面尘土蓬勃飞扬；祖先的幽灵愤恨，甚至还不如马医、夏畦之人的鬼魂，子孙背负着极大的责任和不孝的名声，一天也无法在世上立足。这就是我吃饭不觉得香、睡觉不得安宁的原因。先前幸蒙明府垂听，命令清扫整治，恩德十分深厚。无奈盘踞在那里的人多是衙门的老差役，他们合并数家，设置丰厚诱饵，诱买族人，使自己成为土地的主人；虽然有明确的限令，那里仍旧安然如故。这些人蔑视人家的子孙，占据他们的坟墓，竟如此安然。所以明府施恩及于黄泉，却至今被阻塞而未能施行。法律关于发掘坟墓的条文，对于知情而买卖器物、砖石、熏狸、平园之类，细微事项全都规定完备。先王难道会因为死者的缘故而损害生者吗？大概是因为爱护自己的亲人，所以也爱护别人的亲人；敬重自己的亲人，所以也敬重别人的亲人。不这样，孝子仁人的情感就会有所郁结而不能实现，怀恨积愤、互相复仇杀人的事情必然会在天下更多。从前柳子厚在岭外，唯独想到先墓没有主人，便昼夜哀号，害怕松柏被毁坏，樵采放牧无人禁止，以至造成大灾祸。近世杨文贞公居住京师，写信给宗族子弟，也只是把坟墓上的树木作为忧念。乡里的前辈司马虞公，每次回乡省墓，还没到家，先到坟上去。有光不肖，被世人所弃，幸而还能守护坟庐；但城门以内、近在脚步之间，坟土都无法保全，岂只是樵夫牧人和狐狸兔子的侵害而已？又想到宗族衰落，而各位父兄还守着残缺的经书、穿着儒者的衣冠，三代人的坟墓却眼看着被毁坏，竟然一点也不流泪，仰俯于天地之间，又有什么脸面呢？只希望明府哀怜体察。《上方参政书》某月某日，乡贡进士归有光拜上书于行省大人阁下：我想，阁下凭借深厚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特受简拔任命，分掌京畿地区的政务。这近似后世行省宰相的职务，在古代则是君陈、毕公保厘天下的责任。古代君子从平日担任小官时起，直到成为卿相，他所到之处，总是希望认识天下的贤才，不一定是职分所应当做的，但心中从没有一天忘记过。三吴自古号称人才之地，阁下来此已经几个月了，大概也可以了解其中的人才了，却还没有听说这件事。难道这里没有人才？还是时势有所不暇顾及呢？有光读书学习圣人之道已经多年，有司不因我不肖，曾贡举我到礼部；我屡次进取，又屡次受挫。然而天子的大臣往往也了解我的为人，想见我一面，最后却又不敢见我。他们认为士人所守持的正是在这里，而天子的大臣不以此为罪，反而急切地向人称许我，那么有光所用来自信的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自阁下开府以来，我这个不肖之人的事情已经两次涉及您的门下。阁下也察觉到其中有所作为吗？去年乡里的恶少妄自引用户籍中毫无根据的话，互相牵连诬陷。在这个时候，有光大概是作为罪人被看待的。阁下不把我当罪人，反而让我们在庭中互相揖让，使我尽量说出想说的话；由此可见古代大臣的气度就是如此。然而有司没有察明，以为上官所接受的供词既然如此，告发者必定有理，被告者必定有罪，正要搜罗枝节把我定罪，却没有找到证据，于是便以逃窜之罪来掩饰。实在是因为几十人的告状都没有事实根据，而上官又不能因此定罪，只好在其中勉强找出一项罪名，认为这样就可以交代罢了。他们对于爱惜人才、培养士气，从来没有想到，反而使无赖小人得势，让善良的人如此沉默，实在值得长叹。阁下对于案卷上的供词，或许也有所怀疑而不愿改变，难道不是因为事情细微，如果再加以驳回，就不是委任有司之意了吗？这也正体现了古代大臣的气度。如今又有紧迫的事情，来向阁下陈述，恭敬地希望您稍加察看。孟子说：“同一室中有人争斗，披散头发、来不及系好帽缨便去救他们，是可以的；乡邻争斗，即使闭门不管也可以。”如今这不是疏远的乡邻，而是同室之人的忧患；又加上孤儿寡妇，孤立无援，惨祸迫在眉睫，性命只能维持片刻。如果能有一句话让他们的情况上达明公面前，以挽救他们将要断绝的性命，那么即使因此遭受杀戮和羞辱，我也不敢推辞责任。不过，这也是当今世人可以用来推脱责任的说法。明公可以知道，我确实没有别的企图。过去夏忠靖公、周文襄公在吴地时，入朝便在殿庭上向天子应答，出朝便从容地向百姓询问疾苦，像一家人、父子那样，后来天下人才知道朝廷并不遥远，天子亲近百姓。所以说：“百姓能够接近天子的光辉”；又说：“天子是百姓的父母，是天下的君王。”像这两位公卿，才可以说是大臣。如今的有司，竟只是百姓仰望时所谓如天如神明的人。由此说来，所谓大臣，除了明公还能是谁？天下无道，混乱的案件日益增多，货贿也很多。孔子作《春秋》，彰明一王之法，莒牟夷、邾庶其、黑肱这些人，不过是窃取土地、做穿墙小偷之事，孔子都把他们具文直书，正因为这关系到风俗和世教，即使事情微小也不能忽略。一个男子或女子如果不能尽情申诉，明主就无法与他们共同成就功业。如今我所陈述的，也只是希望使普通男女的心情能够在明公面前充分表达罢了。明公不要因我的冒昧而怪罪我。

译《答唐虔伯书》有光启禀虔伯足下：前些日子张氏女子的事情，是因为一时触动内心而愤愤不平，私下仗恃您对我的了解和爱护，便写信告诉您，希望稍稍为那位普通妇女伸张冤屈。我愚昧而且卑微，平生从未敢干预有司的政务。这次又承蒙您教诲我所未能想到的地方，我哪里还敢再说什么？只是我私下担心，您在其中有所疑虑，是被先入之言迷惑，而没有察看众人的议论。大体说来，安亭数百户人家，从七八十岁的老翁直到三尺高的孩童，说到烈妇的冤屈，有的详细、有的简略，但都认为她是守义而死；说到各凶徒的罪恶，有的详细、有的简略，但都认为他们结伙奸淫并杀人。至于当时下手的恶少姓名，自有明察的官员反复审讯，可以查得真实情况。何况凭一个十二岁的女奴作为佐证来诬陷，以此结成案件，难道会有冤屈吗？四五个凶人挟持淫妇作为主谋，像宰杀犬猪一样共同杀死一个女子；他们来往的踪迹和众多的口供纷然可闻，难道是难以查察的案件吗？天道昭彰，即使在暗室屋漏之处，谁说没有人知道？我所担心的是供词参杂错乱，最终使他们逃脱死罪；但这恐怕也不是确切的看法。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吏胥造成的事情罢了。如今天下审断案件，有不能查得实情的，却没有不能从供词中找到依据的。如果事实已经查清，又何必担心供词不能确定？那些凶徒因为奸淫并强行逼迫而杀人，即使他们开始谋划的是奸淫而不是杀人，后来实际上也已经谋划并实施了杀人，而不只是谋划奸淫。怎么能说不是共同谋划？法律有“造意同谋”的条文，怎么能说不合乎法律本意？天下的事情，应当用开阔、超然的眼光来全面看待。若拘泥顾虑，被流俗的说法牵制，事实可以奖赏，却说法律不应奖赏；事实可以惩罚，却说法律不应惩罚，往往支离胶结，条目越来越多，刑罚和奖赏错乱，只成为徒具形式的文书，人的心术和社会风气日益下降，实在可叹。又有人怀疑烈妇之死，认为凭众凶徒的威势，不能保证她没有被玷污。烈妇如果果真失节，必不会走到死亡这一步；既然确实死了，仅凭这一死就足以证明她的贞节。如今号称丈夫的人，阿谀逢迎、软弱苟且，遇到一点利害便随波倒向；一个小小妇女却在群体的污浊中坚持志节，终于以死殉义，反而还要如此议论，真是所谓喜欢议论、却不愿成人之美了。天地间的正气几乎湮没殆尽，只在妇女中略有显现；我们应当培植它，使它昌盛宏大，不应压抑它，使它消磨。这件事关系到世道，实在不浅。假如让行善的人因为事情隐微而不被记录，让作恶的人凭借法律文辞的便利自行脱罪，那么天下的混乱哪里会有尽头呢？前一封信写得仓促，有不少抵牾之处；现在接着奉上一篇记事，稍作详细考核。这些全都出自众人的议论，我起初并没有夹杂喜怒，只是认为天下的公理本来如此。希望吾兄共同成就这件乡邦的美事；不过也只需根据自己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去做罢了。匆忙写成，未能一一周详。【此文抄本与常熟本大不相同，看来抄本较好，今据抄本。只有“挟淫姑以为主，卒以死殉”十字抄本没有，今据常熟本补入。】《与李浩卿书》益舟回来，把各位的义举详细告诉了我，真令人欣慰，令人欣慰。从前议论纷纷，只因为元凶漏网、烈妇反遭诬陷，这是千古的遗恨；我因此发愤，根本没有想到其他事情。如今各位既然这样为她表彰扬名，那么这个女子就应当在天下昭雪，实在令人痛快。我和乡里人忽然看到天清日明，此外又还有什么事情呢？我与足下相知几十年，从来没有不是默默忧郁地生活、沉默地处世。今天难道是想在海滨草野之间揭示日月、求取声誉吗？只是这篇记事，是我自认为一定可以流传的文章。我年轻时喜爱《史记》《汉书》，却从未遇到过足以抒发自己心意的事情，唯有此女的事略能使人满意；又是亲耳听到、亲眼见到，依据事实写下，稍稍得其真实。但世上懂文章的人极少，原本是想留给千百世之后的人看。益舟说，虔伯也怀疑这篇文章与案卷供词不相合，这实在无法理解。足下可以取来仔细核对，难道真有不相合之处吗？何况史家本来就应当直笔，怎么可以窥测当时人的好恶取舍？如果这样，古代就不会有南史和董狐了。张燿前些日子已经刻了印板，我已经嘱咐他不要急着刊行，让他收藏在益舟家，现送去两册。大体说来，对于知己之人不应秘密收藏，前面两封信也是如此。不过也希望暂且不要给别人看，恐怕会被不知情的人议论。昨天已经写信说明了这个意思；因为我将要立即西归，恐怕不能马上见到足下，所以又絮叨几句。本意只是为了烈妇，其余都是未完之言。我即使遭人唾骂，也不必再计较了。因为是知己之人的缘故，不知不觉说了这么多。

译《与嘉定诸友书》有光拜首致意诸位：我被疾驰的车撞伤，腰痛难忍，长久卧病在城中。近来因为严重旱灾，家人缺粮，我扶杖拖行到了安亭，看见乡里人争相谈论张烈妇的事情，惊愕悲惋了好几天。唉！烈妇已经死了。如今彰明善行、惩戒恶行，本来是有司的职责；但把它宣扬出来，以补助有司的不足，也是诸位君子的责任。听说贵县张侯慨然想端正作恶者的罪行，并且将申明表彰区别的典制，百姓都欣喜地怀抱希望。如今案件久拖未决，而检验的官员屡次出动，我私下担心元凶漏网，烈妇的心志行迹也无法自行昭明。我不才，得以托身交游于诸位门下，早就钦佩诸公的高尚情谊，认为能够把这件事明白地颂扬出来的，只有诸位而已。私下希望诸位在行释菜礼、讲学之余，不惜说上一句话，为烈妇伸冤，以挽救东南数千里因旱灾受苦的百姓，只希望诸位留意。但有人说：使人活着是可以的，使人走向死亡，是仁人所不做的。却没有想到，活着的人值得怜悯，那么死者又有什么罪过？烈妇之死极其惨酷，凡是有良心的人都想把凶徒剁碎来吃。元恶大憝，凶暴残忍，恣意妄为，占据别人的住宅，窃取别人的财物，杀害别人的妻子；如果这样的人不诛杀，那么人们将互相吞食，国家的典章法律也将成为无用之物。又有人认为，赏罚是有司的典制，士人不应参与。平常的一项政事，不参与也可以；但乡邑有重大冤屈、重大案件，有司正要施行公正明察，而士人却怀着隐忍沉默的心，那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士人了。处在今天这个时代，耳目所能接触到、可以使人愤恨痛疾的事情不知有多少；只是如果不是力量所能及，也就罢了。我认为烈妇这件事，诸位有可以发言的道义责任，所以特意依据《春秋》的义理来责望诸位。又担心路途遥远，诸位不能详知，谨将我所听闻的事情叙述如下。《与殷、徐、陆三子书》【此篇本应收入尺牍，因为与前面三封信是同一件事，所以就附在它们后面。】近来造访精舍，有幸承蒙诸位的风采教益，却迫于时间短促，告别时十分惆怅。承蒙谈及贞女的事情，诸位君子慨然有烈丈夫的气概，却苦于无法助成。再次奉上记事一篇，前面所叙述的比较疏略，应当以这篇为证。这些全都取自众人的议论，没有一句修饰，只是不知道按照史法看是否合适罢了。年轻时读书，看到古代节义之事，没有不慨然叹息、泪水沾湿衣襟的，只恨他们与我处在不同的时代，不能同时相见。如今遇到眼前亲耳亲眼所见的事情，却反而旁观迟疑，仿佛与自己没有关系。难道舍身取义的道理，在当代英雄烈士的风气中没有价值，却只在古代更加崇高吗？秋日暑气未消，不能与您相见，此外只请保重。《答俞质甫书》来人送到您初一日所赐的书信，我感激而振奋，反复读了三遍，泪流满面，擦拭眼泪。唉！质甫已经了解我的心意了，难道还要等到千百世以后吗？我自认为处在卑下低贱的地位，仿佛哑巴、聋子、盲人，完全没有见识，也正合乎自己的身份。昨天偶然因为愤激说了一句话，不幸竟有了“喜欢惹事”的名声。然而事情确实就在耳闻目见之中，是临时触动感情、出于内心真诚，不能不说；而且我又一定想请足下发扬它幽微的光彩，把它写进论述之中，并不只是寻求辞藻华美、文章铺陈壮观，以便向世人夸耀而已。只是其中的志意足以令人深深悲痛。《柏舟》《绿衣》这些诗篇中，那些女子所处的境遇，若从今天看，尚且只是人们常说的常情常理；但作者却因此忧伤怨愤，反复叹息，大概是深切哀悼她们的不幸，又赞美她们不合于常情的志节。圣人于是保存这些诗篇，把它们作为千百世的法则。何况今天的变故，比那更加严重万万倍，所以想和足下显扬她的事迹，使千百世之后的人略知今世也有超出《柏舟》《绿衣》中女子的人。即使有人败坏常伦、违背正道、毁弃德行，昏愚烦乱而造成冤屈，天下的公理仍然存在，人心还没有完全泯灭，天地之所以不至于倾覆坠落，也正因为有这种公理和人心。《诗经》说：“我自身都不能保全，哪里还顾得上我的后代？”那个人已经甘愿接受屠割剖剖，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哪里还会顾念后世的荣誉声名？总之，我和足下的心意就是如此。如果足下最终还是推辞退让，我还希望什么呢？《与宣仲济书》有光拜首致意，仲济足下：自从足下寄居我们昆山，我才有机会见到您，认为您是一位温厚的君子。后来听说宣烈妇的事情，更加感慨叹息，认为这就是我先前所见到的宣王的姐姐。等看到足下撰写的数百字文章，凛然仿佛见到她本人，又欣喜烈妇有弟弟可以托付，使她得以不朽。我先前答应为她作传，因为因循拖延，尚未整理成篇；如今将要远行服役，须等稍有空闲再写。烈妇所独自树立的节义太难得了，这个道理在天地之间光明磊落，千万年不会消灭。传记能否流传，这是我们这些人的事情；像烈妇这样的人，哪里有空顾及这些？先前和浩卿谈到旌表之事，令人愤懑。使者只知道借天子的命令作威作福，难道还知道纲纪风化是什么吗？这也不是一天造成的。然而龙逢、比干当时又何曾受到旌表呢？人将离去，仓促写此；明日当面相见，不再一一详说。

译《答顾伯刚书》有光拜首致意伯刚足下：近来承蒙您的厚意，实在不是言语所能道谢的。又承蒙您教诲我关于顺应之说的意见，我捧读数遍，深深感叹佩服。《论语》这部书，孔子与门人论学最为详尽；他回答诸子关于仁的问题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又说：“说话要迟钝谨慎。”出门像面对贵宾一样，使百姓像承办重大祭祀一样，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这些都是从实际运用处说的，从未只是孤零零地守住这颗心。《易大传》说：“简易而天下之理就能获得。”人的本心本来与天地合为一体，三代以后，只是因为不能简易，不能与天地相似，在日常行动乃至治理天下国家时，往往增加私欲、炫耀智巧，使用计谋权术，无非成为本性的赘疣。因此治理不能达到三代的治理，混乱起来也发展到三代从未有过的地步。来信阐发顺应之说，并用禅让、放伐来说明，可以说把其中未尽的意义都发明出来了。但您认为忠恕在“一贯”中有精粗之别，我私下恐怕仍有未妥之处。所谓“我的道用一个原则贯通”，孔子所说的“一”，大概特有所指而没有明说；其实就是指忠恕而言。曾子因为弟子没有领会，才重新明白说出：夫子的道只是忠恕这一件事贯通始终罢了，没有别的道。子贡问：“有哪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吗？”孔子说：“大概就是恕吧。”恕是终身奉行的原则，也就是忠恕一以贯通，怎么可以区别为圣人的“一贯”是精深的，学者的忠恕是粗浅的呢？忠恕本来没有圣贤之别，只是在学者用功的阶段上，自有生疏和纯熟的不同。贤人之所以接近圣人，圣人之所以与天合一，也只是这个忠恕罢了。子贡说：“我不愿别人把某些事情加给我，我也希望不把这些事情加给别人。”这是子贡能够亲自奉行孔子教诲，所以孔子深深喜悦，说：“赐啊，这还不是你所能做到的。”先儒却认为这是子贡做不到的。如果子贡不能做到忠恕之事，那么后来的学者又能有什么希望呢？道存在于天下，不过就是简易罢了。圣人从容自然地合乎道，学者则勤勉不懈地修养、恢复这一点，归根到底都是竭尽自己的本心罢了。所谓把本心充实扩展出去，便能使天地变化、草木繁茂，其实也只是一个忠恕。正因为一以贯通，才可以终身奉行，怎么能把忠恕二字截然分开，专门说成只是学者的事情呢？承蒙您诚恳地提出问题，我也把自己的浅见请您指正。有光谨白。《与潘子实书》有光拜首致意，子实足下：近来到了山中，登上万峰，找到您读书的地方，徘徊惆怅，不能自行返回。深山荒凉寂静，没有可以交谈的人，心意所到之处，便独自来去。想到古人而不能相见，常常悲歌感慨，直到流下眼泪。科举之学把整个时代驱赶到利禄之中，造就出一类人，世道的弊病已经严重到极点。士人正埋头沉溺其中，再也不知道人生有应当去做的事情，荣辱、得失纠缠萦绕，无法挣脱，直到老死也不醒悟。只有足下卓然不惑，痛恨流俗的沉迷，勤勤恳恳，想追随古代贤人志士所做的事情，在千百年之后考察、讨论圣人留下的经典。凭我这样无能的人，竟劳烦您写下数百字教诲，受到激发之后，哪里敢始终自我废弃呢？我又私下认为，经学到宋代才大为明白；如今宋儒的书都在，那么真正明白经义的人为什么反而少呢？经典不是一代人的书，也不是一个人的见解所能确定的；可是学者固守沉溺而不能变化，更有甚者喜欢自高自大，任凭言论汪洋恣肆而没有折中，这正是当今世上的通病。因此想要阐明经典的人，如果不探求圣人的本心，只在言语之间琐屑计较，喜欢求同而崇尚标异，那么圣人的志意就更加无法看到了。凭足下的高明，一定能够警醒昏昧之人，请不要吝惜教诲我，这是我的幸运。

译《示徐生书》徐生倬跟随我学习已经四年了。世俗学问低下，志向只在科举，把这当作第一要务。天下豪杰正扬眉瞬目，群起追求的也只是这个。徐生如果不是为了科举，文章就不会来跟随我学习；我如果不是为了科举，也没有理由得到徐生。然而我对徐生的期望，是世人所不知道的。今年正月，我游历金陵，徐生写了几百字的信，急切地担心自己的志向不能实现，又担心我离去后失去可以辅助他的人。我没有能够答复。到如今，我将要计偕北上，徐生更加无所依赖，又写信来请教做学问的方法。圣人的道理，其事迹载在六经之中，它的根本存在于我们的本心。本心用来主宰，经典中的事迹用来验证，明白灿烂，无需多说。只因本心还没有迅速开启，却借助格物致知的功夫，所以做学问要从经典的事迹来验证。事迹的显著，没有比六经更好的了。六经的言语，为什么这样简约而平易？不能平心静气地探求它，却另求讲说、另求功效，难怪言语支离、道路旁出。徐生应当敏锐勤勉以辅助自己的志向，安静沉默以涵养真实，约束检点以远离羞耻，在千载之上的圣贤那里凝聚精神、安定心气，六经的道理一定会在你的内心显现。如果只是浮华逞强、喧哗炫耀，和庸俗之人做同样的事，任意放纵口舌，却说自己有不同于众人的地方，那不只是徐生欺骗我，我也在欺骗徐生了。因此写信来勉励徐生，同时也把这些话留给几位同学。《山舍示学者》我疏陋鲁钝、见闻浅少，才艺也没有成效，诸位却不嫌弃，跟随我来到这里。我私下认为，科举之学所追求的只是取得功名罢了，但也没有必然能够取得的道理。诸位都是奉父兄之命而来，我当然不敢另讲高远之论来惊骇眩惑你们。只是如今所学的虽然称作举业，但所读的就是圣人的书，所称述的就是圣人的道，所推演论述的就是圣人的绪言，无非是阐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并且都出自我们本心的理。把本心的道理日日夜夜陈说在自己面前，难道还能顽然无动于衷吗？希望诸位共同尽心研究，不要从事口耳相传的剽窃；用本心的道理去体会书中的意义，用书中的意义来验证本心的道理，那么根本就会洞然明白，意趣就会融会贯通，提笔作文时，文辞通达、义理精当，距离有司规定的标准也就不远了。近来有一种俗学，惯于写记诵套语，往往能够取得高等名次；浅薄的人相互仿效，反而把通晓经典、学习古人看作笨拙。这样我在荒山寂寞之处和诸位谈论这些道理，大概很少有不被他们讥笑的。然而这种学问流传而败坏，人材对于世道的危害实在不浅。整天呻吟，却不知道圣人的书是什么东西，明白地说出自己的主张、公开背叛圣人之道的人，竟把它当作攫取荣华利益的资本。总之，穷困还是显达有命，又不能保证一定取得功名；那些取得的人也不过是沉醉于富贵享受，放纵到没有廉耻的限度，即使极其显赫荣耀，也只是成为父母和乡里的羞耻。希望诸位深深以此为戒。【旧刻收入书信类，有的版本又移置到别集尺牍中。今按此文大概是告示学者，并非书信；但无处归附，因为它和前两篇相近，姑且仍旧。】《与陆太常书》先前在京师，天下等待吏部选用的士人有几千人，无不互相庆幸，认为当今选拔任用极其公正，请托不能行通，士人用财物打通关节的道路已经断绝，海内清平有望。陆公任职铨曹，等到阁下担任太常，不久又因进言被罢职，天下士人无不失望。我是山野间迂陋愚昧的人，居住京师却不知道登门请见；而吏部的门禁又严，即使有敬仰之心，也没有途径前往。幸而在内廷拜见这次任命，才得以远远望见您，又得以在露寒中的鳷鹊之间随行。阁下不嫌弃我，为我说起平生相知的缘分和提携我的心意；虽然您的话没有实行，但我所受阁下的恩赐已经很多了。阁下又过分称许我的文章有司马子长的风格。子长以后数千年，再没有人能够赶上他，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他。我年轻时喜爱他的书，认为其中独有领悟，又奇怪近世数代的史书卑陋凡庸，不足以重新振作。我曾经有志于模仿前人的著述，略加删定，成一家之言，却被湮没废弃，如今已经老了，恐怕这件事终究要不了了之。近在咫尺却还没有时间登门拜见，年岁忽然已到暮年；感念知己的言语，特意派人问候，仓促写来，不能尽述。《与赵子举书》丁未年，龙老主持考试，吾兄在刑曹任职，我得以承蒙您款待相见。到了庚戌年，吾兄因服丧离职，于是就不再相见。龙老再次主持考试，撤去帘幕后，我在他的乡里宅第见到他，当时孙祭酒也在座；我们一起叹息，临送他出门时，流露出不能相舍的情意。京师诸公都说，龙老两次主持考试，不认为您才拙，却每每以失去您为遗憾，这是古人也难做到的事。龙老去世后，能够以龙老之心为心的，只有吾兄而已；没想到我们竟疏远到如此地步。二十多年来，我仿佛坠入深渊大海，沉没到了最底层；平生虽倔强，也不再希望世人怜悯，却不能忘怀兄长，是因为想起龙老而不能再见。分别以后，龙老已经去世，我因此极为悲痛；妻子儿女又相继去世，江上的居所不久遭倭奴抢掠，于是弃置在荆棘之中；薄田每年没有收成，还要承担缴纳粮赋的负担。祖父的遗骸还没有及时安葬，父亲又在去年四月中去世，五内如被刀割；父母丧服期满而尚未安葬的，几乎有五六位，这也是人世间从未有过的事情。我唯独喜爱古人的书，如今也都荒废了。曾经在汴地得到《周易集解》，因而领悟古人象数之学，稍微看见其中端绪，却又不能研究到底。近世许多人想要重新修订《宋史》，认为它篇帙很多。假如文辞和事实相称，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多，又何必厌恶它多呢？我认为这部书真正需要修订的地方，不在于篇帙多少。我有志于此已经多年，但书籍无从借来考证，纸笔也不容易筹办，恐怕这件事也终于要茫然无成了。王城兄将有滇南之行，途中经过贵阳，一定能相见，托他代我问候。乡里旧交如玉城长者，也不是多见的。吾兄奉皇帝诏书，镇守南方，负有分陕般的重大责任，声望日益隆盛，不久当会受到简拔征召，这些不是我这个鄙人敢多说的。恭敬地希望您为国家保重自己。不再详述。

译《答朱巡抚书》我不过是下级官吏中的一个闲员，实在承蒙您曲意成全。近来侥幸得到内补，因名义上列在寺僚长官之下，牵连着用姓名通报，正为僭越而惶恐，低头拜谢您的赐复。如今又承蒙您亲笔写信，捧读信函，感激收敛不住。今天下第一大患，是人人争相提出意见，想要革除弊病，结果弊病反而越来越多。几年来，士大夫几乎已经把这形成风气。水澄清就清，搅动它就浑浊；想用搅动水的办法求得清澈，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明公以宽和安静来镇定局势，这是吴地百姓的福气。下属我愚昧鄙陋，所以向门下尽忠，并且替桑梓谋划，也不过如此。恭敬地请求您采纳，实在幸运。《上王中丞书》前些年我从吴兴回来，就请求辞去职务。像我这样卑微浅陋、才疏学浅，在进退取舍方面，比之当世士大夫，真如所谓江湖中的雀、渤澥中的鸟，哪里值得一提，又岂敢辱闻于您的门下？然而因为明公身居要位，希望使天下士人都能发挥各自的光彩，我又受到您平生的知遇；如果像是甘心在圣明时代自我禁锢，不说一句话来承受那种昏暗蒙尘，也实在太愚蠢，并且有负于明公了。只是我先前所写的信，言语粗鄙，不知避忌，您却屈尊赐下教诲答复，不但没有加以按剑相疑，反而以怀抱美玉来比喻我。我捧着信匣跪读，感慨不已。当今世上，王公大人对于贫贱士人，能像回声一样及时答复的少了；在今世又见到古人，使我这个写信的人也终于不愧对古人，真足以激励天下人。我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努力自我策励。五月内我已经到达邢治，颇为询问访察本职应当办理的事务。至于校牧之事，各县都有法令，要求与百姓亲近并能了解他们的疾苦；如今邢地的马政对百姓颇为便利，而县令确实能够办理，郡里不过以公文作为凭借而已。郡里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反而会扰民，只把事情委托给县里，那么一件事也不做，百姓和官府都能安宁；这就是把无事当作有事来办理。因此我自己庆幸这项职务容易胜任，只是官舍狭窄，又没有书斋，连日来堆土筑成房屋，编蓬草作为门户，砍取曲折的柳枝做架子，也可以放置几千卷书。庭院中不施行鞭笞，文书事务又少，可以整日闭门，怡情养性。幸赖明公在位，使我得以苟且领取俸禄而免于罪责；能够离去，实在是大幸。特地派人领取所得到的诰命，附在这封信中致谢，惶恐之至。给曾省吾参政的信 沈比部经过浙江时，我奉上一封短信，想来您已经收到。不才任县令没有什么作为，任凭天下公论，不敢凭借旧日交情求您庇护。即使公论不明，天下的责罚也自有归属，我不肯把这些纷扰放在心里，再向别人哀求诉说。如今还有一件事要冒昧烦扰您：我离开县里时，县学诸生保留朱大顺为首领，他却被斥退，这尤其可笑。阳司业离开道州时，太学生李偿、何蕃在宫阙之下举幡，集合三百多名诸生请求挽留；难道这样一来，李偿、何蕃都可以被斥退吗？王莽时，吴章获罪，他的弟子大多改名，他的老师云敞却独自弹劾王莽，回来为吴章收殓安葬。王莽最为凶暴，尚且因为云敞有义气，擢升他为谏大夫。如今行暴政的人，难道比王莽还厉害吗？然而那人并非与朱生有仇，只是对鄙人嫉恶太深，所以无所不用其极。明公掌管越中的司法，难道能容一人蒙受滥加的冤屈吗？如果让朱生恢复学业，也可以使东海不再遭受大旱了。至于我自己，只听凭您的处置。《诗经》说：“是谁说要跟从？只说是暴虐。”我不敢斥责暴公，恭请您体察谅解。给林侍郎的信 昨天进见您，承蒙厚意款待，几乎忘了您的尊贵身份，只想着三十年的旧交，感慨更加深切。有光本来有话想说，只是自认为有玷污之过，不可以冒犯高明的听闻，因此含糊其辞地退了回来。分别以来又自己悔恨：士人本来有所托付，如果因为认为彼此一向相知而不把事情告诉对方，实在是不对的。我任县令以来奋发努力，希望追慕古人，百姓渐渐受到安抚，已经有了向往归附之心。原来不必凭威刑和气势压制他们，顺从的人竟这样容易使其归附。只是那些异类之人无法驯服，上面各有不同的防范意图，即使勉强与他们交好，也像用胶粘合一样，终究不能附着。因此往往多有错误，这才知道当今做官吏的困难，就在这里。昨天得到稍稍升迁的消息，我哪里敢轻视朝廷的官爵？只是知道其中的来由有不善之处，所以谨慎避开它。正觉得心中清闲无事，可以在乡间安居，可是那里做坏事的人却纷纷而起。百姓对我有尸祝般的敬意，官府却制造罗织的案件，姑且以吏胥为名，凭借苛细文辞巧加诋毁，实际是在实行排斥防范的计谋。从前韩颍川因为是循吏而受到推举考核，萧长倩放散官府钱财，吏员却受到逼迫而自诬认罪。马季长这个儒者替梁冀写信，李子坚的狱辞如果属实，那么李公即使死了也罪有余辜。如今那些判牍出自豪强奸猾和仇敌之手，还有什么做不到的？所以士人想要获得廉洁的名声，他们就诬陷他贪污；想要获得仁爱的名声，他们就诬陷他残暴败坏。随口说，随手写，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保全。这样一来，下属可以诬陷上司，贤者遭受不肖之人的啃噬；人情风俗把能够取胜当作高明，而民间的实情没有途径传达，这实在令人极为恐惧。古代圣贤论说出仕和退处的道理，最终都归结为洁身自守。有光哪里能默默承受这种玷污？您是中书省的大官，对于鄙人也一向了解，请再借助您的力量郑重说明，或许才能使人相信。我不敢指望经营谋求进身，只希望保全自身的清白，这也是士人自处的道理。恭请您体察。《震川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八 明归有光撰

译书信 奉给熊分司的《水利集》以及论说今年水灾事宜的信。我生长在东南，祖父都以读书和耕田为业，但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水利之学。听说永乐初年，夏忠靖公在吴地治水，朝廷赐给他一部水利书。夏公的书出自宫中秘府，无法求得一见。我只在旧日世家和乡野老人那里搜访，得到几种书，于是全部阅读，间或采录其中议论尤其高明的，汇编成一集。曾经见到汉代，国家有一件事，必定命公卿大臣与博士、议郎共同议论。始元年间，诸儒互相辩难盐铁之事；到宣帝时，桓宽推演此事，写成数万字，并盛赞中山刘子、九江祝生等人，希望由此穷究治乱，确定一家之法。有光所采的水利议论只有一两篇，然而我认为世上流传的书，没有超过这些的。郏大夫考察古代治理田地的遗迹，大概是疏浚畎、浍，使其通向河川，修筑蓄水和防水设施，以及沟、遂、列、浍的制度；数千百年之后，它的遗法仍然可以寻见到这种程度。从前吴中曾经苦于水患，只有近些年雨少旱多，因此人们不再知道水患的危害，堤防也全部废坏而不修。今年雨水多，吴中的田地几乎全部被淹，不论城郭还是乡村的百姓，都有沦为鱼鳖的忧患。如果像郏氏所说的那样，使塘浦宽阔深畅、堤防高厚，即使水势再大于今年，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元丰年间变法扰乱天下，而郏氏父子以及荆舒所任用的人，世人因此连同他的书也一并废弃了。至于他规划筹划的精密，自称范文正公也不能超过他，并不是虚言。单君锷本是昆陵人，所以多论述荆溪运河的古迹、地势以及蓄水泄水的方法，其中一沟一港都亲自察看，并非随便议论。只是他不明白《禹贡》所说的三江，不了解松江的形势，想截断西水引入扬子江上游，工程头绪纷乱，尚未抓住要领。扬州的薮泽叫具区，它的河流有三江；大概湖泽担心水不能蓄积，而河流担心水不能流通。如今不专力治理松江，却想使它的源头干涸，这就像厌恶腹胀，不求疏通便利，反而只闭住人的嘴、夺走他的食物，哪里是道理呢？近世华亭金生所论纲领，实在卓越；然而探寻东江古道时，对嫡流和支流的分别最终仍未明白。实在是因为一条江泄放太湖之水，水力集中，形势就强，所以水流迅疾而常流；水力分散，形势就弱，所以水流缓慢而容易淤塞。这就是禹时的江能够使震泽安定，而后世的江屡次开通又屡次堵塞的原因。松江的源头本来广大，所以分流而成为娄江；如今东江的河道已经细小微弱，东江的遗迹湮没不见，并不值得奇怪。所以应当恢复松江原有的形势，不必一定寻找东江的古道。周生在元朝末年，曾以自己的著作求告行省和都水营田使司，都没有得到施行。后来伪吴得到他的书，开浚各条水道，境内获得丰收。到了张氏统治时，略微见到成效。至于论说松江，他不必开凿那些极其荒谬的说法，其中有些本来就不值得辨析。考察周生的议论，大概也可以说他能够通达时势、适应变化，只是采取了下策。有光迂拙浅陋的意见，只认为应当大规模开浚松江，恢复禹时的遗迹，这与前人的说法略有不同。然而按今时的形势和财力，实在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恭惟执事掌管海上事务，不仅要保障疆土，还要使我们东南的百姓生息繁养，百姓依靠仰仗您的地方实在太迫切了。近来风汛稍稍平息，您开通了瓦浦；这条五十多年湮没的河流，一旦重新通流，连续数月水势泛滥，凡是瓦浦以南相近二十多里的地方，水都向北流。百姓都临水感叹称颂明公的功德。大概是下游多有堵塞，水想寻找道路流出，才会形成这样的形势；没有道路，水就会漫延横流而无法控制。由此可见松江不能不予以开通。松江开通后，嘉定、上海三百里以内的水，都会向东南流去。近二十年来，松江日益干涸，只有昆山以东、常熟以北那些地势高亢、临江临海的田地，每年苦于旱灾。腹地的百姓安然无事，便说江道通塞与利害无关。现在事实已经显现了。吴中长期缺少雨水，如今雨水刚刚到来，如果按水运的规律说，恐怕两三年不会停止；那么持续不退的水灾，将怎样处置？在这种时候，朝廷也不得不打开江道。天下的事情，如果因循不做，就什么也办不成；奋力去做，也未必困难。明公已经亲自在瓦浦试验过了。况且在倭寇之患尚未发生以前，每当有人建议兴修水利，总以没有工程费用为借口推辞。然而如今十多年间，遣将募兵，筑城列戍，把百万军队屯驻在海上；事情到了穷尽、形势十分紧迫的时候，就有不得不做的事情。假如当初没有倭寇之防，谁肯捐出这几百万来兴修水利？假如三吴百姓全都变成鱼鳖，三吴田地全都化为湖泊，事情到了穷尽、形势紧迫的时候，朝廷也不得不打开江道。弘治四年、五年的大水，到六年时，百姓因饥饿和疫病死亡的不可胜数。正德四年也是这样。今年的水灾不比正德四年少，还没有到秋天，百姓已经嗷嗷待哺了。救济灾荒的办法，绝不能拖延。希望您及早筹措米谷，设法赈济；或者采用前人的办法，招募饥民，疏浚引导松江，姑且大略沿用近世的旧迹，扒开两道堤防，铲除芦苇，从昆山慢水江向东直到嘉定、上海，使江水重新由跄口入海，放泄今年蓄积的水流，以预备明年接连而来的水灾，这也是救急的办法。有光愚钝笨拙，没有足以补益当世的谋略，只是承蒙执事知遇爱护，便把自己微薄的见解全部说出，其中或许有可以作为末议参考的，恭请您裁量取舍，幸甚。

译寄给王太守的信 昨天承蒙明府谈到水利，匆忙辞别，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有光并不是懂水利学的人，但年轻时曾经有意考察研究。看过卢公的《武郡志》，只是抄录事迹，完全没有纲要。如今的新志沿袭它，近来谈水利的人，也不过是承袭这套说法而已。我曾访问旧家和乡野老人，得到几种书，只取郏氏几家著作，断定它们是专门之学，于是汇录成书。并非我特别有什么见解，只是三吴之水蓄积在太湖，太湖之水泄入松江，古今的议论没有改变过这一点，所以写成议论来阐明前人的主张。我又曾读《禹贡》的注解，其中对“三江”始终没有定论，只有郭景纯和边实的说法正确，所以确定绘制“三江”图。明府告诉我，说吴淞江与常熟县无关；有光所论三吴之水，并不是只谈常熟一县的水。江水从吴江经过长洲、昆山、华亭、嘉定、上海的境域，附近田地固然借它灌溉，但吴淞江之所以有利，大概不止这一点，只是因为它直接承接太湖之水，使水流出海。如今常熟东北江海边的地方固然都地势高亢，中间与无锡、长洲、昆山接壤的田地，却都低洼而多积水，这全是太湖东流不够通畅造成的。如果吴淞江得到开浚，常熟自然不会再有积水；这样说来，吴淞江难道应当和许浦、白茅并列讨论吗？明府又说扬子江、钱塘江与吴中水利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只是想推明“三江”的说法。大概自古以来论说吴中的水，都必定以《禹贡》“三江既入”的文字为根本；自孔安国以下，以中江、北江为依据，既失于拘泥；班固、韦昭、桑钦的说法虽较为接近，却不够详尽，所以应当遵从郭景纯“只有三江”的说法。这样明白以后，吴中的水才可以得到治理。经典说：“三江既已汇入，震泽就安定了。”前代儒者也说：“三江自行汇入，震泽自然安定。”两句话并不矛盾。然而吴淞一江流入，使震泽安定，实在是关键所在，只是经文简略而没有详说罢了。实在担心论者不知道这条大江的广大漫流与各条浦道没有区别，不辨明源流，或拘泥于张守节、顾夷的说法，只求疏通太湖的三条江；这样用力虽劳，反而会造成工程支离、河道湮没的祸患。只是想恢复禹时的遗迹，确实会使世人惊异。即使按照宋代郏亶时所需的丈尺和工力，恐怕也未必能够做到；而水势积聚淤塞已经造成灾害，希望明府先命当地大略依据今日河道的痕迹，开挖芦苇，使水道从昆山夏驾口直到嘉定栅桥，寻找通海的河口，这样江水就会逐渐通流。今年春天拨出赈济饥民的粮食，招募饥民，或许就可以立即开工。又有沿江百姓大量侵占芦苇地，都以报佃为名；所缴纳的不过斗升之税，所侵占的却是百顷江面。加上对涨滩征税也很多，吏胥从中隐没，官府实际得到的利益很少。从前宋代围田，都有禁约。如今奸民豪强侵占江面，阻塞水道；再过两三年，就没有吴淞江了。如果责令侵占者，免除追缴花利，只令他们随所在之处开挖，以恢复旧日河道，那么官府不费财力，奸民也有所施展。有光在江边退居二十年，从来不敢给当事者写信。有一天我说：“吕公有意兴修水利，只是平日与他并不相知，不敢有所陈说。先前因为分司时的旧识，借开通瓦浦之事问及他；而明府亲自屈尊，以二千石的身份，敦行古人的情谊，虚心下问，并且忧虑百姓将要变成鱼鳖，所以我才特意进言。”然而我对明府的期望，还有比这更大的。过去魏王召见史起，问道：“漳水可以灌溉邺地的田，你为什么不替寡人办成这件事？”史起说：“臣恐怕大王不能做到。”魏王说：“您如果确实能替寡人办成，寡人全听您的。”史起恭敬答应，又对魏王说：“臣若办理此事，百姓必定大为怨恨。臣若罪大，就会被处死；次一等也会被没收家产。臣即使死了、家产也被没收，只希望大王派别人来完成这件事。”魏王说：“好。”于是让他担任邺令，史起便前去办理。邺地百姓大为怨恨，想要没收史起的家产，史起不敢出门，只得躲避。魏王于是派别人继续办理，水流通行以后，百姓大大获得了利益。由此说来，兴办一代的大功，不应顾虑流俗的议论。我的一点见解，总之认为吴淞江一定不能不予以开通。今日渡江，违离您的部下，怎能不仰望留恋？因此回到船上附写此信，不再详说。代作《致王都御史书》我退居山野已经很久，不敢再主动与当世士大夫交往。虽承蒙明公顾念，不遗弃衰老废弃之人，我却也不能稍稍表达问候致谢之情，负罪之感哪里说得尽。如今冒昧不自量力，凭乡里小民的情实来陈述冒犯，惟愿明公采择。往年漕卒与嘉定百姓争斗，当时巡院正好在那一带，见漕卒理亏，便加以惩罚，漕卒于是怀恨，拿着一纸诉状到巡院申诉。他们所运粮米中并非没有掺杂糠秕，但也并不是全部如此。明公考虑军国大计，不容有所宽纵赦免；然而仍顾惜百姓的隐情，没有深究，吴地人无不欢欣鼓舞，感叹称颂明公的德行。近来公文下达，要把嘉定县的粮食运到郡治交兑，民情颇感不便。这好比骄纵的孩子对慈爱的母亲，有了不能满足的要求，不能不哭喊着跟随；这就是我不自量力、代替百姓进言的原因。嘉定靠近大海，距离郡治约二百里，往来要以潮汐为时，又要经过太仓、昆山才能到达。法令一旦实行，民间还要增加转运、搬运和损耗的苦楚，将来的弊害不可胜言。古代天子地方千里，其中作为都城的地方负责输送赋役，远处也不超过五百里就能运到；

译诸侯地方百里，其中作为都城的地方负责输送赋役，远处也不超过五十里就能运到。考察《禹贡》，古代规定输送百里、二百里的贡赋，大概都是必须考虑的。如今江南作为国家的赋税之地，每年漕粮从各地水次运到京师三四千里，费用没有不是出自百姓的；即使名义上由漕卒承担，实际上也是百姓输送三四千里。如今又增加二百里，这就超过古代天子、诸侯输送贡赋的距离了。漕卒旧日的制度，是在嘉定领取交兑的粮米，他们凭借泛舟的便利，丝毫没有损失；而嘉定在苏州交兑，还要另有雇船的差役，费用增加数倍。国初废止海运而改为转运，起初直隶、苏州、松江、常州、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的粮食送到淮安，镇江、庐州、凤阳、淮安、扬州的粮食送到徐州，徐州和山东兖州的粮食送到济宁，再用里河船只接力运到京师，这就是所谓转运。当时百姓认为承受不了，所以改定在淮安、瓜州的水次交兑，增加船脚和损耗米，按船贴补交兑，由军士领取运输，这就是所谓兑运。百姓仍认为承受不了，所以又改定在本府、本州、本县附近的水次交兑，并增加漕卒过江的脚价和损耗；从此百姓不再送到瓜州、淮安，而由漕卒直接到各州县领取粮食运输，这就是所谓长运。国家立国已经一百多年，制度因革损益，务求便利百姓。大概到了长运，制度才算确定，恐怕不可以轻易改变。这个制度一动，恐怕后来的议论者会说苏州的办法不可再议，瓜州、淮安的办法不可再议；至于徐州、济宁，不知道如今的百姓能不能承受。每石米加收五六斗作为交兑费用，就是用一石五六斗来运一石米。何况过江脚价日增月益，不知增加到多少，后来才以长运代替百姓的兑运。百姓所以能在境内安然、让军士自己到来，并不是能够役使军士，实在是增加了损耗米来雇用他们。军士所以不得不来，实在是因为得到丰厚的雇费而替他们服役。明公考察其中缘故，一定不会轻易改变其中的制度。至于粮米掺杂和争讼等小节，明公稍加整顿告诫，所在之处谁敢不奉行命令？何况户部每年奏请派主事监兑，并有专门敕令；监兑如果能尽职，明公就可以不必过问，也不至于开启长运转为兑运的苗头。国家耗尽天下的力量来养兵，一旦有事，军队却到了无所用处的地步，反而只驱使百姓去作战；天下百姓竭尽困顿来供奉天下公事，却不知何时才会停止，因此实在有令人痛心的地方。漕卒强横暴烈，幸赖各地官司与他们抗争牵制，才勉强稍有支撑。如今明公的意向有所偏重，将来漕卒放纵起来，必定无所不至；官吏又顺承风势，谁也不敢过问，百姓仍然像用羊去抵挡狼一样。濒海州县自从遭受倭奴劫掠之后，十室九空，而加征编派的海防赋税日益扩大。到了辛酉年水灾，吴中千里都成了大水浸泡之地，是百年来未有的灾害。当时巡抚衙门没有上奏请求免除赋税，直到今天改征银两、追索赔偿仍未停止。乡民离开农田，天天在官府等待听候审查比较，昼夜遭受鞭打，流血成沟；有的抵押出卖妻儿，把性命托付给权贵之家，房屋折毁，野外遍是荒草，这些都是令人不忍目睹的情景。明公爱护百姓如甘棠遗爱，正体现在我们的百姓身上。如今领受天下的财赋，百姓嗷嗷待哺，还希望您在常规之外施加宽大的恩惠。嘉定百姓就像骄纵的孩子得罪了慈母，可以稍加告诫，却不可以严厉惩罚。况且兑运一事关系重大，因此略微效法狂妄无知者进言，恭请您怜悯宽恕，幸甚。

译论三区赋役水利的信 有光拜了两拜，谨写信给明侯执事。私下听说，明侯因为本县十一、十二、十三保的田地荒芜，居民逃散，拖欠赋税逐日累积，十多年来到这里任官的人，没有不对此深感忧虑，却不能替我们的百姓作长久的打算。明侯为此忧戚，向民间询问意见。有光生长在穷乡，听到老虎的名字就脸色变，哪里能默然不说？我私下认为，三区虽然隶属于本县，却连接嘉定以东沿海一带，号称冈身；田地地势高亢，物产贫瘠，不适宜种植五谷，多种木棉，当地人专门从事纺织。周文襄公巡抚时，制定了变通办法，规定三区每年缴纳官布若干匹，每匹折合米一石；小民可以把布上缴来交纳税粮，官府不加摊派骚扰，百姓得以休息。到了弘治末年，那里号称富庶。正德年间，开始有人因为一个人的意见而改变实行百年的制度，于是把官布分摊到全县。把三区的布分散到全县，并没有看见它的好处，三区却承受了它的祸害，这就是百姓困苦的原因。高地的百姓远不如低洼乡里的百姓。低乡百姓即使遇到大水，还有鱼鳖、菱角、芡实的利益，可以长期在水中采捕来度日。高乡百姓一遇到严重旱灾，放眼望去只有枯黄的茅草和白色的芦苇罢了。低乡水退之后，第二年土地肥沃，收成加倍；瘠土上的百姓，艰难要多上百倍。从前巡抚欧阳公和太守王公实行按田地耗损摊派的办法，只对二保、三保低洼多水的乡地特别议定减轻赋税，却对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区反而增加赋税。原先每亩只交五升的田地，和全县七、八等保的肥沃水田平均摊派三斗三升五合。这大概是一时考虑不够精细，于是留下了无穷祸害。小民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私家的收获有时还不够三斗，田地怎么能不荒芜？欠税怎么能不累积？这就是百姓困苦的原因。吴淞江是三州太湖泄水的大通道，是水流经行的河道。江南北两岸二百五十里之间，有几百条支流引水灌溉。近来水利不修，主河道已经淤塞，支流也随之堵塞。然而从长桥以东，上游的水仍然流得很快；到了夏驾口至安亭、经过嘉定清浦境内一带，中间水流不断如一条线。因此两县与安亭接界的田地，无不荒芜。就三区而言，吴淞江既然堵塞，所以瓦浦、徐公浦也都堵塞。瓦浦堵塞，十一、十二保的田地就没有收成；徐公浦堵塞，十三保的田地就没有收成。再加上五六年的旱灾，沟渠中积满尘土，百姓哀号，只能等死罢了，这就是百姓困苦的原因。我的愚见妄想，请执事加以筹划。第一，恢复旧日官府的办法，希望查考本县往年的案卷。官布在三区征收始于哪一年，分摊到全县始于哪一年，都应查明。祖宗制定的成法、文襄公的旧税，既然可以一下子轻易改变，难道不可以恢复吗？如今的赋役册上，全县的官布都折成白银了。难道不想一想，上供的时候究竟是交白银，还是仍交官布？如果仍然认为应交官布，那么又为什么不能恢复旧制？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必定根据土地所适宜生产的东西来确定贡赋，文襄公的意思大概就是如此。如今常州府有布四万匹，可是那里没有办法得到布，必定要到安亭购买，辗转折耗，公私双方都受到损害。有布的地方不征收布，却一定要责令交银；没有布的地方不征收银，却一定要责令交布。如果责令常州代替三区缴纳银两，常州就得到便利；如果责令三区代替常州缴纳官布，三区就得到利益。这只在于执事向巡抚说明，在一转移之间就可以办到。第二，恢复旧日税额。按损耗征收的办法，是苏州一郡的事情，我的愚见不敢越分涉及，姑且只说如今容易施行的办法。从前王公已经制定耗法，肥沃田地平均摊派三斗三升五合，歉薄田地二斗二升。后来巡抚考虑本县薄田太多，于三十六万石之外又增加余积米数千石。王公命官府重新审核歉薄田地，把这数千石米平均摊派。王公的意思，是想把利益归于下层百姓。官府执行不当，像三区这样的地方最终仍处在覆盆之下，而所保存的余积米也不知道流向了哪里。希望查出前述余积米，把它作为正粮，并减少三区的税额，恢复到原来的数额。这样既不必另行纷更，也可以完成王公想实行而尚未实现的意图。增加赋税到三斗，百姓的欠税日益累积，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得到三斗；恢复旧制到五升，百姓却乐于缴纳，这才是真正得到五升。其中名义和实际，区别十分明显。减去新额以后，又把逃户荒田中挂存的粮额豁免，依照开垦荒田的事例，招募百姓耕种；数年之间，也一定会逐渐恢复生息。第三，修治水利。吴淞江是三吴水道的咽喉，这里不治理，我们百姓的祸害就不会停止。先前谈水利的人不知根本，只图眼前，修一条港、一条浦来敷衍塞责罢了。如果一定要从源头治理到下游，就非开通吴淞江不可。开通吴淞江，昆山、嘉定、青浦的田地都可以开垦。议论者不追究根本，只因看见沿江种芦苇有利益，反而设置关卡征税。从角直浦、索路、港等地起，全部被豪民侵占。过去只是私下侵占，如今又征收其税，这是教他们堵塞江道。上游既然壅塞，下游怎么能不阻塞？我为了三区的田地而希望开通吴淞江，似乎近于迂阔；然而恐怕吴淞江不开，数年之后，不只是三区，三州百姓都要受害。至于开通瓦浦，可以灌溉十一、十二保的田地；开通徐公浦，可以灌溉十三保的田地，这足以支撑眼前，是下策。我的愚见听说，古代君子为百姓的生计打算，必定不肯拘泥于世俗末流的议论，而以敢作敢为的意志决断。何况这三区只是本县很小的地方，在明侯的治理之下，只要得到斗升之水就可以活下去。恭请实行这三项策略，或许可以使将死的百姓重新苏醒；这样对我们百姓的恩德就很大了。如今旱魃造成灾害，明侯从前车马经过、沿河人迹所到的地方，禾稼仅有少数存留；

译至于腹地，再也没有青草。近来又经过秋季水灾，往往千亩田地只剩几茎枯苗，随着水流荡漾罢了。救荒的办法、免租的建议，就像抢救溺水和扑灭火灾一样，更不可拖延。如今三区已经没有富户，所承担的粮役还不及中等人家的财产，赔补和摊派的困累，更加不忍说起。希望明侯顾念这些颠沛流离、无处申诉的百姓，按照弘治年间的旧例以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近施行的办法，免除他们承担南北运库、子马役解之类的差役；这也可以稍稍缓解眼前的急迫。惟愿明侯留意。给傅体元的信 昨天看见子敬寄来的关于丁田的文章，不论文章写得好坏，只是态度含糊，两可其间，主意不能确定，没有说出从前的本意，辜负了使者和郡太守访察民情的盛意。还希望您和子敬从老吏那里追究事情的利害，写成一份议论，借助先前的筹策来谋划，或许还可以挽救天下的事情。这件事并不大，起初只是一个两个小民的浅见，后来变成街谈巷议；顾九和任职期间熟悉听闻这些话，后来入阁，便锐意改变。霸州出自他的门下，特别承迎他，原来的主意并不好。吴民受到这种流毒二十年，如今不攻击根本，却只从枝叶上说，实在令人不明白。比如征发差役时，必定不能再让百姓出银；既然出银，就不能禁止他再征发差役。祖宗以来一百七十年，从没见过官府在原有差役之外再增加一项差役。为什么议定的书册不过二十年，就把银额从七厘七毫增加到四分有余？这也很容易明白。原本确实在于变法，光甫为什么反而极力称赞？他说取于下有次序而不偏，用于上有常法而不过度；如果这样，又哪里容得另行议论呢？这样议论新法，反而回护金陵，真是奇怪。我们心里明知它的危害，承蒙官府虚心询问，却又不直说，和小民一样保持沉默，实在可叹。我平生求学时，文章不肯学习黄口小儿的语言，因此陷于困穷；如今临近老年，又没有希望为世所用，算了。诸位正值壮年，对于天下的事情不可不逐一用心考察，希望将来入朝做官时，能成为有用的学问。给王子敬的信 寄来的文章我都看过了，但一说到丁田，开头就没有抓住病根。只是因为王太守改变了原有的形势，所以必然造成今天的弊害。如今人人都说他的办法完全好，只是后来执行得不好，这其实是附和书册上的说法，并不是当时与诸位公议的原意。不如察院原来的文书，反而没有偏向，可以依照它办理。说松江、常州、镇江采用旧法怎么样？百姓没有别的议论，只有这一点，为什么如此？各种利害纷纷显现，原因就很清楚了。不攻击根本，只在末流上说，实在可笑。即使新太守恢复旧制，七厘八毫不再征差，我只怕一两年后征差又增加，重新变成今天的样子。朱子曾说，议论新法的人不是不多，能够认识根源、切中要害的却很少，难怪介甫斥责他们为庸俗。议论天下的事情多半都像这样，怎么可以呢？只是我们这些人说不出来，官员又是西北人，怎么会明白？本想进城商议，因为往来不便，也懒得再写文章，姑且等到月底见面再商量。陶节妇传，昨天在大风中替她写成了，执笔时更像是在咬冰嚼雪。稿子在敬甫那里。

译代作《论御倭书》我被废弃在山林之中已经很久，天下的事情本不是我所应当谈论的；只是自认为世代承受国家的防护恩德，身在江湖，也不敢有一天忘记魏阙之下的朝廷。何况如今倭奴逆天悖暴，实在是我们父兄子弟百年来的仇恨和耻辱。明公殷切地向我询问，我这点愚见，怎敢不竭尽陈说？我恭敬地看见天子哀悯百姓，广泛颁布仁德的诏令；明公作为皇帝股肱耳目的重臣，承受这项简命，持玉帛祭告东海之神，精诚昭著而神明感应，百灵也都会顺从，那些龟鳖般的小丑，应当知道无处逃遁了。从前裴晋公、李中丞曾奉命视察军队，不久裴元济就被擒，刘稹也授首，终于成就了淮蔡、泽潞的功业。何况我圣朝的威灵远胜有唐万万倍，明公自我期许，难道会把自己置于裴公、李公之下吗？本来就应当广泛延请、采纳各方意见，不遗漏卑贱如刍荛者的意见。我不敢泛泛而谈来冒犯明公的听闻，姑且就今日用兵的形势说起。自从倭奴入侵至今三年，残害我们的百姓，淫辱我们的妇女，焚烧荡平我们的房屋；官府闭城自保，军卫没有谁去抵抗，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装满财物、满载而归，只推说没有兵力也就罢了。如今各省的军队会集在一起，不下十万，屯聚在边境之上；以区区残余的敌人和丧魂落魄的气势，本来早就可以消灭他们而后吃早饭了，可是直到现在仍相持不决，没有看见必战的计策。老子说：“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就会生长，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只求果断速成。”孙子说：“军队长久暴露在外，国家的财用就会不足；兵器钝折、锐气受挫，力量屈竭、财物耗尽，诸侯便会乘其疲敝而起兵。所以只听说用兵宁可拙而求速，没有见过追求巧计而长久拖延的。”如今这样，难道不已经使兵力迟钝了吗？难道符合老子所说的果断吗？议论者说，这些倭寇不应当与之交战，只要坐守困住他们，这固然是一种说法。然而调集天下的精兵，把甲士分散在海上，日久月长而不能决战，那么所谓使敌人困顿的，反而是我们了，这一点不能不察。今日的计策，应当只在于速战。然而军队有分散和合并，不能只是把兵力集中在一处，却不布置队列、不据守要害、不广泛布置形势；否则贼寇出动时，必定观察我军没有防备的地方，奔走聚集而来。因此应当察看地势要害，预备应对敌军溃散奔突。吴越之地濒临大海，可以通行的海口只有几处；既不能扼守这些地方，使敌人突入三江五湖之间；可以据守的要害也只有几处，又不能控制它们，使敌人横行溃散，那么究竟要怎样才可以呢？我认为贼寇在川沙，军队所到之处，能保证他们在东面战败而不向西面溃散吗？攻打他们的外围，他们不会在内部溃散吗？所以太湖口可以屯兵，三▯口可以屯兵，吴淞江中段也可以屯兵。我曾沿江巡行，询问所谓沪渎垒的地方，才知道那是前人防御的遗迹，大致就是这样。营垒正处在苏州、松江二府之间，贼寇一旦来到这里，苏州、松江各县就没有一天不危险。因此修筑营垒，不仅可以抵御贼寇的入侵道路，还可以作为州县的声援。昨天黄冈泾的防御，斩获贼首之多，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然而贼寇如果再次向东出动，那么贼锋虽然在五湖之上受挫，蛮夷的烟火又会连接到九峯之间了。由此说来，分兵屯守难道可以放在后面吗？过去贼寇攻打州府不救，攻打县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县不救；府好像没有州，州好像没有县，县好像没有村落，只在一座城中勉强自保，就像同人争斗时把自己的手脚捆住，断绝同党的联系而孤立自己，这样怎么能够保全自身呢？幸好这些贼寇目前只是抄掠罢了，假如他们有长驱直入的打算，谁能抵御他们？这就是嘴唇和牙齿一起亡失，首尾横向决裂了。即使只把守住城池当作功劳，而把百里之内的百姓置于不顾，作为百姓父母官，内心怎么能这样做？何况京畿千里之地，荡然没有藩篱般的限制，军队失去形势优势，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不可取的第一点。凡是君王的军队，从来没有不分别敌我顺逆、离散敌人党羽的。如今闽浙的亡命之徒和各岛的贼寇，本来就是必须诛杀的对象。假如我们的百姓被他们到处捆绑，又剃去头发，让他们走在前面作为诱饵来欺骗我军，曾听说我军斩获首级二百多，其中只有一二人是真贼，那么临阵之时，难道能不辨别真假吗？应当明确公布购买首级的赏格，用图画和文字说明确实可以免死的承诺。古代用兵，能够使贼寇为我所用，如今却驱使百姓去为贼寇效力，这是不可取的第二点。聚集天下军队，却不建立军政，斩杀和惩罚不能执行，掳掠也禁止不了，前面正在布防，后面的人已经逃散。这就使百姓有一百种逃走退缩、坐以待毙的心思，却没有一种向前进取、求得生存的办法。况且所谓营垒、行阵、间谍、兵器，以及兵力分合、军队部署、虚实变化、奇正之道等，都是兵家通常所讲的内容，如今全都搁置而不讲，这是不可取的第三点。因此今天用兵，应在于果断决策、分兵屯守，以辅助整体声势；又应当告诫州县官吏，不应把关闭城门、堵塞城关当作上策。逃回来的百姓，不可把他们当作奸细加以拘禁诛杀。至于诛杀、赏赐和军令这些大事，如今调来的军队中夹杂着生獠，应当向他们显示中原的纪律，不可让蛮夷嘲笑。这样用兵而不能取胜、不能消灭贼寇的事，是不会有的。然而如今虽然以消灭贼寇为目标，但筹划和安排防务，不经过几十年不能安定。况且倭寇本性贪婪凶狠，又习惯于掳掠获利，即使受到惩罚，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来。自正綂以来，大约将近一百年，到现在突然爆发，就像人的疾病，一旦发作，难道能够立即停止吗？所以应当考察宣徳、正綂年间，先前为什么不断侵盗，后来又为什么突然停止而不再来，从而就能知道其中的原因了。永乐年间，广宁伯镇守辽东，在金线岛西北筑城，夜间看见东南海岛中有火光，便知道贼寇将至，于是截击他们，将其全部擒获斩杀。因此倭寇不敢进入边境。大概他们渡过辽阔大海，航行要经过十天到数月，没有顺风就不能前进，又不能携带很多粮饷；贼寇还没有到达边境，往往已经因饥饿疲惫而停顿。兵法说水战不可背水迎敌，迎击来敌不能顺着水流。唯独在抵御倭寇时，应当反过来使用这些原则，一定要迎着水流逆击，不让他们上岸，这是彻底消灭他们的办法。舍弃这一办法，就会出现从外海进入内海、由海进入港口、由港口进入城郭，像今天这样必然造成祸害的局面。

译我认为应当振作整顿祖宗的法度，从广东、福建、浙江、淮地直到辽东，修整沿海各卫所的防务，那么军队就不必另外调遣了。恢复都司备倭的职任，将领也不必另行选派。如果不这样做而依赖客兵，客兵不可能长久驻留。假使撤回客兵，贼寇就会再次到来，如此周旋不止，军队将永远不能休息，百姓也会耗尽。议论此事的人又说应当开放互市、放宽通番禁令，这尤其是荒谬至极。百年来的寇患无缘无故而来，究竟是谁招来的？元人有句话说：古代的圣王致力于修养自己的德行，不看重远方的珍奇物产。如今却往往派遣使者奉送朝廷文书，乘船渡海，同外夷互市，这是把利益放在远方物产上了。远方的人怎么能够感化呢？永乐年间，曾经派太监郑和到海外一次，但有人已经怀疑这不是祖训所禁止断绝的做法了。何况那些亡命而无所凭借的人，违背皇上的禁令，不顾私自出境、下海的法律，购买港口、寻求通商，勾引外寇，酿成百年祸患。各种纷纭的议论，竟不考察根本，这和扬汤止沸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只有严格加强守备，使鴈海、龙堆成为截然分明的夷夏边界，贼寇才不会产生侵犯之心。我亲身遭受倭寇之难，和乡邑父老反复详细商议这些问题，这番话或许有些合乎道理，希望您赐予采纳并施行。给总制大人的信 我私下认为，我大明拥有天下将近二百年，各地土官归顺，四方边境安宁，足以称为盛世。只有【缺字】时有时猖狂，但他们的气势虽然凶猛强悍，本性还愚蠢直率，除了弓箭之外没有别的锐利武器。中原的顽民固然也有人给他们做向导和帮手，但双方的衣食习惯和爱好大相径庭。再加上北方寒苦，没有物产，也不通贸易，所以这样的事情也不过占千百人中的十分之一。倭寇来去迅速，没有长久安定、常住此地的打算。京师天子车驾所在之地，声势十分重大，防卫十分严密，官属众多，储备富足，号令统一而赏罚分明，凡是所谋划施行的事情，没有不如意的。然而尚且不能不有日夜忧劳之忧，庚戍年的事情就是前车之鉴。如今倭寇的变乱却大不相同：他们本性凶暴狡猾，武器精巧而锋利。高皇帝谢绝朝贡，今上禁止通行市舶，考虑得十分深远。可是官府断绝往来，私人却暗中交通，彼此往来熟悉，向导和帮手反而比中原多出数倍，中原的虚实全都清楚地落在贼寇眼中，所以他们敢于深入。自壬子年三月骚乱以来，到现在从浙江直到吴地，直犯淮扬，烧杀劫掠，奸淫掳夺，几乎毫无顾忌，实在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如今他们竟在废墟中取得粮食，向溃败的军队借取兵力，修筑房屋、开凿河道，完全没有离去的意思。听到风声而仿效他们的人一天比一天、一个月比一个月增多，警报声势汹汹，越发不堪听闻。然而有关官吏大多庸碌懦弱，贼寇逼近时就束手缩头、战战兢兢，稍稍退去便高枕无忧、懈怠散漫。哪里只是没有让贼寇片甲不返的意志，即使想驱逐他们出境也做不到。何况战火之后又接连发生严重旱灾，年度收支没有办法，百姓嗷嗷待哺，官府又加征额外赋税，如筹备海防、供应军饷、修缮城池、置办军器、制造战船等，各种繁重劳役和巨大费用，一概取自百姓。议论动用官府库银，便动辄被说成擅自专断的罪过。然而这正好迎合了有关官吏的打算，因为官库钱粮有限，而从百姓身上取之不尽，他们就可以肆意侵夺。东南赋税占天下一半，百姓贫困、财物耗尽，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又加上这种骚扰，更加承受不起。因此富人变穷，穷人死亡；没有死去的人也衣衫破烂、腹中空空，还横遭强行征敛，人人都说：与其守本分而饥饿而死，哪里比得上跟随贼寇以求侥幸生存？固定的产业和守常的心志彼此都没有了，并不值得奇怪。若不是最近大力减免赋税，恐怕这些人不是向外投奔倭寇，就是在内部成为盗贼。这未必全是百姓的过错。我前些时候因为参加考试的事情在留都，听说贼寇从芜湖一路向南，直抵安徳门，整座城沸腾起来，我当时也免不了惊慌奔走。后来询问得知，不过是五十多个逃窜的贼寇罢

译了。我不觉仰天长叹，捶胸含泪，久久不能平静。留都从府、部、科、道以下，庸碌之流和闲散官员，姑且不论。那些乘雕饰车子、驾华丽车马、穿锦衣、吃肉食，平日自认为高出众人、不可仰视的人，何止上千？竟也悄无声息，没有一个好办法，只知道堵塞关门、征夫守城垛，和穷乡僻邑没有区别。除此之外的一切，他们都认为是迂阔之谈。依我的愚见，内宫虽然有许多珍宝，终究会留下祸害。至于孝陵，那是我高皇帝遗体安藏、神灵安息的地方，万一土城失守，稍有侵扰破坏，各部门各府署又有什么用呢？何况京军除孝陵及江北各卫以外，即使在残缺之后，尚有十三万名壮丁，而官舍中的军余人数应当是它的两倍。既不让他们出战，也不让他们守城，只让市井贫民裹着粮食登上城墙。每人每天由官府供应烧饼二枚，计算费用一百多两银；每夜还要自行准备油灯七盏，计算费用七百多两银。典当出卖财物来供给这些费用，常常还要受到事后责罚，冤屈号哭的声音充满街道。那么平日养兵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等到我沦落后向东归去，又听说这股贼寇再次窜入吴地境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各个有关官府，名义上虽说统领军队出境作战，实际上都各自拥兵自守，完全没有相互策应的意思。偶尔有奋勇向前的人，难道真是胸有成竹吗？不是被严刑逼迫，就是被重赏诱使。而文武官员又都在几里之外，从来没有亲临阵前督战，所以往往因孤军悬立而失败，最终也没有听说有因不相互救援而受惩罚的。于是前进的人送死，后退的人得生；在前面的人受苦，在后面的人享乐；号令不统一，赏罚不分明，彼此沿袭遮掩，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议论者都说，穷困的贼寇会拼死作战，吴地百姓柔弱脆怯，又不懂军事，本来就难以成为敌手。唉！有好的制度和军队，却有无能的将领，不能因此就说军队必败。如今将领既没有选择士兵，又没有训练他们阵法和奇正变化，茫然无知，却贸然让他们交战，这确实就是所谓赶着羊群去攻打猛虎。今天的事情，只有君侯最为重要；今天的权力，也只有君侯最为重要。举手投足之间，勇敢和怯懦便立刻不同；一呼一吸之间，胜负就会骤然改变。希望君侯认真谋划这件事！而且东南的财赋出自农田，农田又依赖水利。我曾经冒昧撰写过一部书，后来承蒙渥州侍御委托编纂图考，考察水利的源流和利弊，也颇有所得。如今因为倭寇往来，竟在湖水流入海洋的通道上全部修筑堰坝，希望把道路堵塞。却不知道倭寇离开海面深入内地，本来就不太依赖舟船；清水既然被堵塞，浑浊的潮水就会日益上涨，水利不通，农田将逐渐荒芜。外患虽然消除，内乱必定发生。有深切忧国忧民之心的人，恐怕不会认为这样做是妥当的。这样的举措，是做成一件而废掉百件。伏惟君侯德高望重，谋略深远。过去掌管文坛，众多士人都敬仰效法；如今掌握兵权，万军都协同一心。您的恩德像春风一样施布，威势像秋霜一样推行。东南百姓，如同脱离水火而登上安稳的席榻，摆脱仇敌而依靠父母。百姓获得新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今天。我本是平民出身的读书人，不敢冒犯越礼。只是过去曾因文章才艺蒙受您的过分奖赏，如今君侯专门掌管武备，正是我们这些人先后前来归附的时候。何况我亲眼看见危急变故，亲身遭受艰难祸患，茅屋变黑、山岭变红，皮肤剥伤、筋骨受损，也曾冒着风雨，顶着箭石，亲自和军队同行四十多个昼夜。我颇能施展纵横才略，像李白那样自负，虽说身高不满七尺，但有一颗可以抵挡万人之敌的心，这一点我私下也自认为具备。公家的愤怒和私人的愤懑，在道义上都不容许我沉默。因此壬子年秋天，我冒昧写作《备倭议》；癸丑年夏五月，我又写作《纪事实录》。不懂得避忌，触犯忤逆之处很多，只希望对当时政务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

译有关官吏间或也实行了其中一些办法，但还没有完全做到。现在我冒昧把所听到、看到的再次缀辑起来，冒犯地混入您的高明阅览之中。伏惟君侯稍稍收敛按剑的威严，体察我勤恳的内心，不计较言辞的粗陋，能够略加审察，那就实在是我的莫大幸运了。【按：这篇文章作于甲寅年，当时府君因守孝在家。如今文中说因考试之事在留都，似乎是替别人写作。后面又说撰写水利书、编纂图考、作《备倭议》，以及说平民读书人不敢冒犯越礼等，又似乎是作者自署姓名。各刻本都没有提到此事，抄本只称“某”而不写姓名。如今姑且依从原文。】《与沈养吾书》承蒙您的来信，极其深切地挂念我，十分感谢。我的妻子还停柩未葬，本想暂时安厝，又觉得太过草率，因此犹豫了好几天。幸而局势稍稍平静下来，但贼人的势力却日益横行。十一日才把灵柩暂时聚藏在西园，工程还没有完工；前天晚上有沙船停泊在市中，市民都惊恐不安，连夜逃走，络绎不绝，直到天亮才安定下来。如今也惴惴不安，仿佛身处边塞，一听到风尘的消息，就准备逃走了。宅中聚居的人不下百口，每迈出一步都关系到流离失所的苦难，不能不稍稍镇定下来。您所谈论的贼势，正是如此。东南地区太平日久，官吏中没有懂得军事的人；假使他们知道古代的方略，一个太守或县令也就能够辨析应对了。如今他们闭城自保，一箭也不发，忍心把百万生灵送给贼人作诱饵，使贼人得到声势；今后祸患蔓延开来，不知将到什么地步。听说蔡操江上奏说，倭寇不过三四十人，都是苏州、松江人想要谋反罢了；徐阁老以全家百口担保，绝无此事。又听说近来任少府在蔡衙门前擒获了贼首，不知是否属实；若有方便，请再寄信告知。贼人占据新城，防守上海，如今他们的意图在南翔，只等[原文“▯”字疑误]到达南翔，我就带着家人逃走。匆忙之间，实在说不尽。东仓的胜仗足以稍稍挫伤他们。昨天防守上海，几乎全都被烧毁了，但贼人的势头还没有停止。不知现在还能否见到钦甫，也请代我向他致意。

译《昆山县倭防始末书》倭寇的变乱，起于上年三月初旬。虽然驿报接连不断，没有一天空缺，但也只是骚扰沿海地区，还不敢深入，仍然害怕归途会受到阻碍。如今他们聚集的人数已经很多，进攻的路线也已熟悉，又知道我方百姓平素不习兵事，也没有预先防备，于是便[原文“▯”字疑误]无所顾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七日、十三日、十六日〕 当天夜里，乡里的士大夫写蜡书招募敢死之士，用绳索缒下城墙，从小路前往向代巡孙公请求救援。十九日，孙公立即再次委派梁凤带兵救援，但梁凤又拖延不前，到了六月才到昆山县西九里桥，索取军需，声称每名士兵要银五两，这才开始进兵。无奈此时百姓贫困，征敛又急，本县一向没有多余财物，不能立即办妥，双方意见不合，梁凤又退兵屯驻在真义一带。偶然与贼寇相遇，只勉强交战；他贪图贼寇的辎重，反而导致大败，火药、铳炮大半被掳去，遗落在田野中、被村民俞辟等人埋藏的，又多得数不清。假如上天不保佑百姓，让贼寇借此壮大声势，那又会怎样呢？这一天他又逃回郡城，谎称我军一到，贼徒全都散去，百姓没有被杀，房屋没有被烧，麦子全都收割、禾苗全都栽种了。一时间上级官员都信以为真，于是不再把昆山放在心上。贼寇侦知救援断绝、势单力孤，二十四日又用三十多架云梯进攻东南、东北两座城门。这时不只是燕尾、剑棱、劲镞等兵器，连佛郎铅锡大炮也一齐发射，城中军民纷纷退避，危急程度是先前的十倍，不得不再次请求救援。然而孙公被梁鳯先行进入的说辞迷惑，颇有为难之色，便派官员张国维叩头哭泣，详细说明梁鳯无能的情状，于是又增加沂、邳和山西的兵士三百多人、本府义勇二百人，再派梁鳯统领他们出发。他给乡里士大夫的信中说：“士兵虽然可以使用，将官却懦弱怯战，我再三用大义责备他”；又说：“翁公则说过‘催促他也不前进，拿他怎么办’之类的话。”依我的看法，或许是因为他贪婪而使他犯错，再责成他以后建立功效来掩盖先前的过失，也未可知。当时太仓陶指挥所招募的款兵恰好到达，又命令两位守备督率军队一同前进，意图限定日期消灭贼寇。然而梁鳯仍像往常一样逗留，从初七日接到檄文出师，到第四天仍驻扎在维亭。本县已经准备好干粮，没过多久又臭腐了；他还动辄以“将领在军中，君命有的可以不接受”为借口，即使张公也无法追究他。贼寇乘此空隙，又在初八日聚集四千多人，架设无数云梯，布列在东西两城之下，用各种办法冲击，造成许多伤亡；官民抵抗更加用力，杀死贼徒的数量也相当。到黄昏时贼寇才稍稍退去，又移兵驻扎在城西的树林中。那里原本是富室的美丽园林，主人珍惜它不忍毁坏，于是最终成为贼寇的巢穴。第二天早晨，贼寇都背着门扇，接连制造飞梁，推着冲车，直逼城中；他们挖掘砌石，用铁锤敲门，声音如雷震动，百万百姓的性命危在顷刻之间。然而人心更加奋发，争相出死力作战，用青草、松脂、麻油烧毁冲车，又从城楼上穿过木板灌下灰汤，坠击并杀死了他们的首领、名叫二大王的人以及几个同党，贼寇才开始退去。当时全城男女摇动惊惶，吊死、投水而死的有好几人；大家伸长脖子盼望援兵，却始终没有看见援兵到来。初十日半夜，生员龚良相、徐倬、傅继善奋起仗义，冒死请求发兵。十一日黎明，在六市铺以西遇到梁帅，距县城尚有三十多里，反复哀求；可是梁鳯更加骄横傲慢，幸赖张公督促他前进，款兵踊跃向东，气势昂扬、志意刚烈，没有辜负“狼”这个称号。梁帅慢慢到达后，有关官员选择地点扎营，梁鳯仍说该地四面被水阻隔，不能阻挡敌人，又退兵驻扎到九里桥外。款兵孤军悬立，势难在野外过夜，只好暂时收进城中，等待梁鳯一同前进。府、县公文反复祈请，他才到城门开门迎入；正想加以慰劳，却已经预先谋划放纵沂兵逃走，给制造祸端留下了机会。正商议出兵进攻，他又妄称本县按兵不发，于是宪司的符檄严厉责备他。十五日，张二府督促梁鳯合兵大举进攻。本县义勇带领款兵直捣贼寇巢穴，激烈血战正酣，众兵远远望见贼寇到来，立即挥军溃逃，许多人投水而死；铠甲、战马和兵器有一半被贼寇夺去。款兵更加奋进，杀伤贼徒二十多人，但由于后援没有接上，终于造成阵亡和被挤入水中的灾祸。于是又让逃军制造款兵优厚、沂兵薄弱的诽谤，欺骗蒙蔽上官，使是非不明、功过难辨。假使有关官吏确实有厚此薄彼，也不过是看上官的意向行事；如果士卒可以根据待遇厚薄来决定去留，那么还要那位将帅做什么？他贻误战机、误害军队的罪责，恐怕不能推托给所谓厚薄待遇。仪部王主政不忍官民遭受这样的荼毒，也不忍承受这种诬陷，于是挺身冒险，仗义直言，竟至于暴死，这都是愤愤不平所导致的。一个人这样死去，国家就会困顿衰败；时局到了这种地步，怎能不令人叹息！事情的根源，大概在于当权者先有意派款兵防守无锡，以此优待他的故交，而梁鳯也不愿厚着脸皮再次进入昆山境内，双方各自违背最初的心愿，终于互相构陷煽动，完全没有想到昆山和无锡都是朝廷的根本之地。何况上面的防线土崩瓦解，下面的局势就会像洪水一样冲决泛滥，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哪里应该有所偏重呢？

译当时我军虽然没有取得全部胜利，但款兵的声威已经震慑了贼寇的胆气，于是贼寇相互引领离去；他们杀害留下的百姓，焚烧留下的房屋，几十里内烟火不断，又持续了四五天，以发泄剩余的愤怒。从四月初七日到五月二十五日，孤城被围共四十五天；贼寇临城攻击，大大小小三十多次。以未经训练的百姓抵挡日益增多的贼寇，城内没有张巡、许远那样的谋略，城外又没有蚍蜉、蚂蚁般微小但持续的援助，城池没有陷落，全靠上天保佑。六座城门同时遭到攻击，被杀的男女五百多人，被烧毁的房屋两万多间，被挖开的棺木坟墓共四十多处，这些都是根据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人所说的。至于各乡村落，在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成中毁去八九成，男女十人中丧失五六人，棺椁坟墓被毁三四成，数量多得无法计算；但这些消息远隔万里，不能立即传到君主门下，即使距离当权者很近，难道都能完全知道实情吗？彼此相互遮掩，以求推卸远处的罪责，贼寇何其幸运，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呢？梁鳯如果起初能够不离开该地，贼寇哪里敢这样深入？如果在中途能够奋力作战而不退，贼寇哪里敢直捣郡城？如果最后能够按期赶来救急，贼寇哪里敢冲击城池、挖掘城墙，给昆山造成这样的祸害？造成这一切的，正是梁鳯。如今他又粉饰言辞、推卸罪责，这是欺骗上天吗？还是欺骗人呢？还有更加奇怪的事：款兵首先登城而阵亡，其中那些被水淹死的人，都是因为沂、邳两地的士兵争先溃逃，挤入洪流；他们不善于水，又因铠甲沉重不能振臂自救，于是全都溺死。并非停留在水边而被淹死的，这种情形值得怜悯，按法律也应当加以抚恤。沂、邳两地的士兵正应当依法追究他们望风溃逃的罪过，以此显示惩罚和劝戒；如今却同款兵一样一并厚加抚恤，这是多么颠倒啊！唉，对待败军尚且如此，那么无缘无故被杀的良民，流血成河、尸骨堆积如山，又将怎样对待他们呢？我曾考察昆山自建国以来，从未遭受兵火，只有人口聚集而没有教化训练，所以如今遭遇这种灾难，人人都惊愕相顾、束手无策，不得已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纵使贼寇猖狂，也没有人敢抵抗，因此所受祸害特别惨重。现在的急务，没有比广挖壕沟、修造月城、筑设弩防、建立营寨、召集乡兵、按时训练、铸造火器、准备弓弩、积存柴米、储备油烛更重要的了。城周围靠近城墙的树林，必须砍去约一里，以断绝敌人埋伏；坟墓如果妨碍城防，应当酌量给付地价，作为迁葬费用。而十家编为一甲的办法，尤其应当严格执行。男子十五岁以下，以及凡是已经成丁的男子，都要全部编报登记；逐门在墙上书写名册，每甲推举一人为甲长，稽查人员出入。若有身份来历可疑的人，即使是商人，不是多年定居的本地人、没有父兄可以证明来历的，也必须追查根究。这样或许可以使内部的贼人不能出去，外部的贼人不能进来，也使图谋奸邪的人没有机会制造事端。至于安抚疲敝的百姓、减免拖欠的赋税、查勘荒废的田地，更是当今政务的大事；而临时动用官府银两，也是应急的重要办法。因为事情有常态和变故，也有轻重之分。处于常态时，仓库钱粮最重要，武备相对次要；处于变故时，军队最重要，财用相对次要。何况居官行法，自有大体：私人的罪过不可以有，公家的罪过却不可以没有。所谓公罪，就是今天为了救济时局困难而动用官银，即使因此触犯法律、受到责罚也在所不惜这一类事情。何况既然已经上报官府并取得文书，权力操持就在自己手中；即使不应当冗滥，又何必拘泥于通常的格式，自己造成束手缩减呢？况且使富户安定，是《周官》所优先重视的办法；劝导富户借贷只能暂时实行而不能长久，能做一次而不能重复。拿有限的富户，想要应付无穷的巨大防务，我不知道他们还能支持到什么时候。以上这些事情，如果能够从内心果断决定，预先制定成算，那么物资充足、军队强盛，地势险要坚固，人心坚定奋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贼寇前来侵犯境内，就应当横向出兵到四郊同他们决战，又何必堵塞城门、关闭关隘，悬悬等待外援，既得不到外援的作用，反而遭受它的祸害，像今天这样留下怨愤呢？我愚昧地参与守城，和贼寇来去的日子始终相随，亲眼看见惨酷情状，有些实在不忍说出，只姑且计算它的始末，留作日后本县地方志记录的材料。其他处置办法，大略已经具载于《备倭议》中；凡是承担地方社稷责任的人，希望能鉴察我的这番真诚，不要把越位进言当作罪过，那就是万幸了，万幸了。《震川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九 明代归有光撰写 赠送序

译《送吴纯甫先生赴试序》我还是童子的时候，就知道有吴纯甫先生。长大后登门拜访先生，心中喜悦，竟忘了回去。我认为世人所说的慷慨豪迈、卓异磊落之士，一定要数先生。先生精通学问，深于文章，熟悉政事。年轻时做县令，受到郡县长官的推重。当权者往往为之叹息，期望给予他重用，认为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后来他遭受压抑、挫折和困顿，几乎三十年；先生自负才华卓异，却没有机会施展，只喜欢向人谈论自己的见解。无论贤者还是愚者，见到他都为之倾倒。那些从少年学生起就稍微懂得趋向正道的人，他一定引导提携他们。士人中有志向的，也都归依先生。每当在嘉林修竹之间相从，衣襟飘拂、方底鞋相伴，欢笑吟咏，几乎没有一天空闲。时常有人质疑辨析，先生剖析细微之处，议论纷纷而起，众多疑惑一下子豁然开朗，像云层散开、雨过天晴，天空清朗、太阳明亮。他谈论天下的利害、百姓的得失，常常在其中寄托着深切的忧虑。天子中兴，慨然有志于恢复三代的治理，诏书多次下达，用来修订彰明千百年来废弛的典章制度，其中没有一件不是先生曾经谈论过的。因此和先生交游的人，都离开去做显要官员，只有先生仍是诸生，行礼谦让、进退取舍始终自若。嘉靖辛夘年，先生才考取乡试第一名，于是将要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穿上王官服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大家都为先生得到机会而高兴，又惋惜他得到得太晚。然而君子的议论，不在于早晚，而在于是否遇到真正的机会。不因仅仅得到机会而高兴，而因得到适合自己的机会而快乐。我认为国家通过科举收罗天下士人，名臣将相接连兴起，豪杰之士没有不在其中显露才华的。可是近年以来，士人的风气渐渐不振。那些卓然不被流俗改变的人，不能说没有。只是那些奔走追逐富贵的人，行动急速得像飞驰，没有人能为朝廷出一丝一毫的力量。他们穿戴冠带，车马显赫，自以为得意；对内侵夺乡里的财物，对外残害百姓。一旦做了官，便日夜勤劳，只怕钱袋不够丰厚、升迁调转不够迅速、交结和奉承做得不够周到。书信往来多于官府文书，馈赠礼物急迫过于缴纳官赋，拜访谒见勤劳过于履行职守。他们的同党又彼此引荐抬举，说：“他是进士。”所以即使他们显露出横行放肆的心意，监察官吏冠盖相望，也没有人能够追究。不久以后，升迁提拔又来了。他们起初不过是羸弱的书生罢了，刚刚脱去布衣，百般资财就可以立即具备，这些东西究竟从哪里得到的呢？难道他们唯独不想想，朝廷怎样取用他们、怎样任用他们、怎样授予他们爵禄和恩宠吗？难道他们平日居处时没有恳切悲悯的心意吗？还是富贵的处境使人容易改变，眩惑而丧失了操守呢？世人所倚重的，完全依赖这些人，却让他们这样日益败坏，君子因此大概会对世道产生无穷的忧虑。当初先生和我谈论天下大事，我没有一次不肃然起敬，同时默默有所感慨。我曾认为，如果在位的人都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天下就可以无事。然而先生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如今先生得到机会了，能在千百人中得到这样一个人，不能说没有收获；能在洪流即将溃决之日阻挡它，也不能说没有力量。如果按照他过去所说的话去办，就像饥渴时得到饮食一样。那些趋附流俗的士人，彼此师法；坚持正道的士人，则直言不讳。直言不讳并不一定是幸运的事，但天下的事情，前一种人不去做，后一种人会去做。倡导的人有一个，跟随的人有十个，那么本来就应当有声气相通的人。这样相互扶持来掌握天下的形势，君子又会认为这是世道无穷的幸运。所以我说先生不能算晚，而像先生这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真正遇到机会。至于那些庸庸碌碌的人，即使从襁褓中就穿朱紫官服，每天只在朝廷上唯唯诺诺，我也不认为他们是得遇机会。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为先生送别。【按：辛夘年是嘉靖十年，府君当时二十六岁，文章和议论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送夹江张先生序》从前天下刚刚安定，士人只要有一项才能、一门技艺，都想着奋发建立功业，以便在世上显露自己。上面用来甄别、升降、激励、鼓舞士人的办法，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天下的小官，姓名也曾经传到天子的朝廷；早晨做了善事，晚上就会有人把它报告朝廷，表彰提拔的命令随即下达；晚上做了恶事，早晨就会有人把它报告朝廷，诛罚削夺的命令随即下达。因此怀有不肖之心的人有所畏惧而不能放肆；凡是接受一官半职的人，都因为爱惜自身而不轻易毁弃自己。正因为这样，才能鼓舞改变一代人的才质，使贤能之士常常从低级官吏中崛起，卓然成为天下的期望。庸碌无能之徒则终身沉沦，不敢有超出本分的想法。太平日子长久以后，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大多都凭资历次序争先奔走，纵横驰骋，布列在天下的重要职位上，以施行他们横暴放肆的意图。穷乡僻壤的百姓愁苦呼告，他们却靠攀援关系、凭借权势、巧言文饰来掩盖罪行，时常还能得到忠勤的褒奖。至于仁人志士，不幸困顿于卑微的职位，竭尽力量实行自己的志向，而阻碍他们的人反而交口称赞。上面的人仍然捂住耳朵不听，只凭自己的意愿在其中决定轻重。公论存在于下层，上面却不知道。有识之士因此郁结不平、扼腕叹息。我的老师夹江张先生主持本县的教育，宽厚温和、乐于平易近人，不设置隔阂界限；而他正直的操守，又不被权势利益所阻挠屈服。他完全了解士人急切需要的事情，常常用从容的几句话，透彻分析他们的情况。先生爱护士人，士人爱戴先生，简直就像一家人的父子。县里的人从有身份的士绅先生，直到市井中的儿童，都知道他的贤能。最近他接到调任同州的命令，没有人不叹息，为他到处询问在长安做官的士大夫，得知那里的风土不及我们吴中，便替先生忧虑。又认为先生如此贤能，本应得到显要提拔，破格任用，谁知反而又奔走于通常的调任之中；这更使人抱有无边的遗憾，也为公论尚未彰明而悲伤。天下的官职，上至公卿，下至州县官吏，等级不知有多少，数到学官这一层，难道真有意考察他的才能与否，决定罢黜、升降、进退的人吗？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够知道我们县里人对先生竟有这样的感情呢？我作为弟子员，在学官任上跟随先生学习四年，亲眼见到先生两次遭遇女婿去世，留下寡女和寡妇；年老时还抚养抱持外孙，客居在万里之外。先生的官职又是世人所说的穷苦、寂寞、无聊的职位，但他处之泰然，从未显露愠怒的神色。因此，在细枝末节之间斤斤计较，并不是先生的心意，只是我和县里人的心情不能自已，才会如此。

译《送李亷甫北上序》西川子和我同年出生，同学一业，又彼此友善。今年秋天，我被考官黜退，而西川子凭《易》科考取第三名。我于是放下自己的忧愁，为西川子感到高兴。然而，西川子将要做官了。到了京师，天子亲临殿前策问，朝廷中的贤能公卿都注目等待；他穿上官服任职办事，一句话说得好，一件事办得对，天下就有受到他福泽的人；一句话说得不好，一件事做错了，天下就有受到他祸害的人。国家聚集天下俊秀贤能之士，给他们冠服和俸禄，并不是为了使西川子个人荣耀。西川子如今也不像我们这些人平日相处、任意放纵、夸张志意时那样，只是有些荒谬的话从口中耳中出入罢了，不会给乡里带来利害；如今他的言语和行为将关系到天下。于是我放下自己的忧愁，却为西川子忧虑。西川子淳厚谨慎、温和易处，和他相处一整天也没有不合。他把自己的心意推及忠君爱国，自然而然便是如此。然而我殷切的心情，仍有不得不说的话。西川子已经整理行装，我因生病不能为他送行，于是派人对他说：“将来有一天你获得休假回乡，我将用从前说过的话来检验你。” 《送王汝康赴试序》吴地是人才聚集的地方，文章的盛况冠绝天下；吴人以从事其他行业为耻，从儿童时期起就都能诵读学习。参加科举、应主考官考试的人，居于学校之中，直到白头仍不能停止学习，江南的风俗全都如此。每年举行乡试时，考场外人群林立；京兆地区只按解额取士，优秀者不过一百三十五人，所以即使是大州大县，常常也不能有三四人中举，甚至有的连续几年没有一个中举者，有司认为这是耻辱。像王子这样的家族，竟然每年能占有一个名额。往年汝钦中进士，任光州大夫，兄弟相继在乡里显耀，旁系亲属更不用说，这也实在是奇事。当初我和王子留居京城，宾朋环坐；王子每当谈到考试，总是只说文章而不谈命运，认为这次考试就像从袋中取物一样有把握。我很惊讶他的话，后来却佩服他的果断。我料想他进礼部考试时也一定如此。可是我听说，君子不应把人的长处说成自己的，却应当称誉别人应得的美名。请允许我谈谈做官的道理。道的作用散布于天下，不过在于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已。别人不了解自己，便不足以施展志向；自己不了解别人，便不足以惠及外物。迎合别人以求通达，弊病在于流于世俗；固守己见而以私意行事，弊病在于傲慢。所以君子有忠恕之道，用来推己及人，扩大德意，上事奉君主，下惠及百姓，把仁爱通达于天下。自从科举之学兴起，求学与做官成了两件事，因此把考中功名看作读书人的终点，把任职做官看作学习的起点。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只要由科举出身，终身可以不必经营便显贵荣耀，随时可望得到，于是士人也说‘我的事业已经完了’。所以说，士人以科举考试为终点，不能据此治理官府；只会写对偶文章，不能据此面对百姓。士人做官，就像刚开始入学，因此说是学习的起点。正因为没有预先培养，仓促间便按照各自接近的性情行事：柔弱的人谦卑怯懦、不能自立，刚强的人又任性固执、自以为是；谄媚的人卑污苟且、只图谋自己，正直的人矫激偏执、忘却外物；宽厚的人废弛放纵，严厉的人侵犯苛察、使人无所容身。这样却说这是古今时势的变化、道理难以实行，难道真是这样吗？君子做官是为了担当事务，必定观察形势来实现志向，必定穷尽实情来振举法令，最终归于厚道。他的刚强，仿佛柔和；他的正直，仿佛谄媚；他的严厉，也以宽厚为本。这就是所谓忠恕之道，推行起来并不因古今而不同。能够诵读《诗经》三百篇便可以授予政事，并不只是因为他博物洽闻；而是因为他浸润在三百篇中，气质情味与诗篇相通，于是和平的情怀显现出来，慈祥和乐、平易近人的政治便流行开来。唐尧、虞舜识别人才的标准，教育贵族子弟的方法，想求得人才而任用他们，也都取法于此。因此这种人的气度深长、器量宏大，即使把富贵交给他，他也有能力承受。我和王子有姻亲关系，所以不知不觉又重复说了这些话。

译《送县大夫杨侯序》同安人杨侯任昆山县令时，毁弃并斥退佛寺，创建书院，召进我有光等几十人到堂上，时时加以训导，不以政务繁忙为借口。众人正相互整饬勉励，显出奋发有为的心志，杨侯却因征召文书北上。于是诸生仿佛有所失去，彼此相顾，感慨叹息说：‘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能够汇合众人的私情来成就公共事业，使百姓乐于接受教化的实际效果，使士人仰慕他的礼法。众人都能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教化无所不至。杨侯有和乐平易的政绩，使地方平稳安静，百姓顺从习惯。近来税籍混乱，豪强狡猾之徒借机逃窜，没有人能查清根由；杨侯替他们按田亩征税，搜查清理隐藏逃漏的土地和赋税，深谋百年大计，这是杨侯给百姓的大恩，所以百姓彼此都在田亩间把杨侯当作自己人。杨侯修整学校，兴办废弃、振举坠败，只按能力所及去做；考察技艺、比较课业而分别高下，从不偏爱谁，这是杨侯对诸生无所不至，所以诸生彼此都在学宫中把杨侯当作自己人。像我们几十人这样不肖的人，杨侯不轻视我们，反而陶冶、奖励、诱导我们，使我们深深承受他知己而不倦的心意；我们几十人又彼此在书院中把杨侯当作自己人，那么杨侯这次出行，难道独不能使我们把这份私情表达给他吗？’有光说：‘称颂德行美善，并不是报答知己的方式；想因为一方百姓的缘故而留住贤者，也不是显示胸襟广大。我愿意向杨侯陈述一些话：天下的事情，不了解的人不能谈；了解却不承担其事务的人也不能谈；既了解又承担其事务，才可以谈。东南的百姓为什么这样困苦呢？凭着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却供给天下，应当有优厚抚恤、宽缓免除的办法，使他们得以施展力量，这样以后无穷的需求或许还可以继续供应。近来连年歉收，掌管财政的人捧水一样小心翼翼，害怕有所渗漏；有司的奏报每天送来，征收督促也一天比一天紧迫。经过两次大赦，流离迁徙的百姓日夜伸颈向北张望，只求靠斗升之粮活命；但诏书和公文不过是免除远年积欠，而那些积欠不是奸民侵吞隐藏的，就是官府已经征收过的，百姓还能依靠什么呢？东南地方的物产虽号称丰盛，但损耗困竭已经十分严重，不再是从前的样子。沿海地区只依靠水利蓄水排水，而专管水利的官员虽已设置，却全不省察。如今百姓遇到水旱灾害只能仰赖上天，这好比种果树，必须裁培灌溉，然后才能收取果实；现在却把它放在贫瘠土地上，遮蔽它的雨露，又让牛羊放牧其中，仿佛只怕收取不尽，又只怕残害得不彻底，怎么能不困苦呢？如今百姓流亡、田地荒芜，到处都是。即使凭着杨侯爱民之心，左支右撑，前面被牵制，后面又受阻碍，不能实现杨侯志愿的地方仍然很多。天子兴起、致力于太平，制作礼乐；一座宫殿废弃，动辄就要花费数万。有关官员奉承圣意、接受诏命，从不报告缺乏，却偏偏不肯稍微拿出一点财力，与百姓共同谋划千万年的根本大计，这是什么缘故呢？从前吴公治理平定地区，号称天下第一，史书没有记载他其他显著的事，却唯独称道他推荐贾谊。贾谊不过是年轻书生，混迹于穷巷之中，吴公凭什么知道他呢？后来看到他谈论天下大计，才知道贾谊的话一定有能够符合吴公心意的地方。由此说来，假如贾谊还没有被任用，那么贾谊的策略，吴公一定也能说出来。我凭这件事把杨侯当作自己人，可以吗？众人说可以，于是我写下这些话。《送何氏二子序》从周代到现在两千年间，先王的教化已经不能再见，幸赖孔子的书籍保存下来，学者世代守护，把它作为家法，借以治理心性，讲明治理天下国家的工具。然而孔子的书经历了焚灭、学术破碎之后，又不能再完整得到；其中足以凭意旨推求而明确不疑的，不过十分之三四而已。儒者先后推衍解释，撰作传注，对保存的经典功劳极大。但在千年之后，凭一个人在一个时代的见解，难道一定都不违背孔氏旧说、没有一句错误吗？世间儒者果断相信传注，却不深思经书本意；遇到传注与经义未必相合之处，宁可委屈经书去顺从传注，也不肯背离传注而依从经书，牢牢守住一种说法，直到白头仍不得要旨的人很多。偶尔有人对此不安，便又敢于提出异论，务求胜过前人；他们的言论汪洋恣肆，有时也足以震动一世的人。汉代儒者称之为讲经，而今世称之为讲道。能够明白圣人的经书，道就明白了，道又有什么需要讲的呢？如今世上人多纷纷提出异说，都是由讲道而起。我认为圣人的言语简易明白，去掉求异的心，不完全被儒者的说法所阻隔，或许就能接近所谓十分之三四的经义。南陵何氏的两个儿子从芜湖乘船沿江而来，行程千里，跟随我到荒野寂寞之处，我常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两个儿子没有不认为我的话正确的。年末他们辞别我离去，可惜他们正忙于进士学业，没有空暇顾及我所说的道理；但他们终究是了解我的，他们的志趣并非敷衍。过去扬子云作《太玄》给刘歆看，刘歆号称博览群书，我却奇怪他不说一句评论《太玄》是非的话，只担心后人拿它去覆盖酱缸罢了，这只是看刘歆的心意如何而已，后世之人哪里有空闲来评论呢？直到扬雄的弟子侯芭，独自知道喜爱《太玄》之书。我并不是研究扬雄学问的人，但士人被理解或不被理解，千年后同样令人感慨。

译《送宋知县序》宣宗章皇帝时，苏州守臣认为吴中赋税太重，上书抗争，为百姓请命。当时虽未能大加扩张，普施广大的恩泽，但诏书所作的裁减，德意十分美好。当时又专门委派重臣核查土地、物产和贡赋，法令极其细密。这并不是喜欢把事情做得繁琐，而是因为顺应土地的条件、百姓的习性，不得不这样。年久以后弊病滋生，吏胥便借机作奸。议论者没有深入思考立法的本意，只求一概简便，名义上说从未纷纷更改，实际上却大大改变了祖宗的旧制。众人跟着附和，认为这才真正得到变通的适宜方法，而三吴百姓暗中遭受其祸已经多年。税籍一天比一天混乱，查核一天比一天严密，催征一天比一天急迫，欠赋却一天比一天增加。因此，在吴中做官的人，督征赋税尤其困难。宋侯任昆山县令时，宽缓却不废弃法令，威严却不伤害百姓；承受弊坏之后，税赋得到辨理，百姓因此和顺。宋侯尤其深切地说旧制应当恢复，写文书向大府说明，大府却不能实行。于是宋侯因征召文书北上，将要成为天子的近臣，可以分条上奏天下事务，这件事难道可以拖延吗？国家仰赖东南供给，凭小小一隅供应天下一半财赋；到了今天民力已经竭尽，气力已经耗尽，已经承受不了这些弊病，又加上反复更改制度，好比人已衰老却服用乌头毒药，恐怕也难以长久了。法令沿袭已久，不可以轻易改变；改变法令却变得不善，也不能不恢复旧制。有人说纷纷更改已经确定，害怕再次更改困难，难道不是大错吗？昆山东部边境土地贫瘠，百姓尤其贫困，自从均税以来，困顿跌倒得更加厉害，每年又接连饥荒。宋侯加意抚恤，先前逃亡的人如今鹄形鸟面，争相出来服役；而到了宋侯将要离任之时，没有不悲哀得像失去父母一样。‘哿矣’。富人尚且为此感到悲哀，唯独宋侯的德政在这里更加显著。当地父老因为我寓居东部边境，请我写文送他。可惜我文才不足，无法说明父老的心意，只叙述自己听到和见到的事情，来赞美宋侯的行为。宋侯是南阳人，时在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代作送郡太守历下金侯考绩序》吴郡是太伯建立国家的地方，秦代设置郡守，隶属于会稽；到汉代中期，人物和财赋已冠绝东南，唐代以后繁盛到了极点。如今这里是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比于古代王畿以内的诸侯，尤其显得尊贵重要。这里属于星纪分野，四周环绕大海，又有具区湖汇聚水流；原野田地肥沃美好，万物茂盛生长；水陆珍品，以及包匦、筐篚中的贡物，细缯、茶、苎麻、空方等物资的输送，三服官的事务还不在其中。一年之内漕运转输达到四百万，乡邑中的俊秀之士佩玉鸣响、接踵进入朝廷；四方宾客奉符乘驿车，络绎不绝于驿舍之间。这里名义上只是一个郡，实际上俨然是一个大藩镇。因此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定是天下精选的人才。金公是济南的名儒，从甲科奋发起身，成为御史，奉命持节，威势传播于闽山。天子忧悯百姓，思量股肱之郡、根本寄托之地，朝廷反复询问群臣，没有谁比公更合适，于是让他来治理这里。壬子年到了考核政绩的期限，当时清风徐来，驷马车刚刚出发，州县属吏相继在都亭设宴饯行。我遍览阊阖门附近，遥想前代政绩，如韦应物、白居易的风范谋略，已经相距遥远。国家考察古代来治理天下，精心选任良好的二千石官员；二百年来，著名的声誉和高尚的德行可以媲美前代，在父老口中称颂，代代都不乏其人。然而当天下无事、休养生息、世代安乐和睦时，吏治宽缓，法令纲目简略；即使赋役繁重，免除和借贷的政策也屡次下达，因此做郡守的人可以从容施政，仰慕前史循良之治，以温和慈爱抚育百姓，来实现自己的仁慈之心。至于上报政绩、述职时，能够与文学之臣和执掌法度的近臣同列，接受赐宴、赋诗，皇帝又屡次下诏，采用周汉增加秩禄、晋升官阶的典制。如今太平日久，吏治已经疲敝，边疆不得安宁，诏使往来不绝；在奢侈成风、百姓贫困、灾荒死亡和凋残困顿之后，宽缓就会废弃上级的供给，急迫又会伤害百姓性命。若不是通晓时势、善于变通的人才，在上下得失之间，便不能调节而不失其宜。公正处在这样的时代，以宽缓安静镇定局势，以宏大简约处理政务，不惊慌、不震惧，能够使上级安定、下级服从，可以说是很难得了。我常在郡中办事，看到公举止庄敬，正如《诗经》所说：‘谨慎威仪，是百姓的法则。’又说：‘以古训为准则，以威仪为力量，使天子顺心，使明确的命令得到赋税。’公大概具备这些品德。我自己生长在济水以西，距离历下不到二百里，作为乡里的后进，仰慕公的德行声誉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承乏任吏，得以在公属下奔走，瞻仰德容，每件事都依从公作为师法，实在担心这次公会依照汉代刺史入朝任三公的先例而被留任。这样一来，谁又能安慰我这些吏民的思念呢？因此我和各位属吏说明其中缘由，并写下来作为序文。此文旧本中有人删去，今仍保存。

译《送郡别驾王侯考绩序》《周官》说，小宰用六条标准考核官府、考察群吏的治理：一是廉而善，二是廉而能，三是廉而敬，四是廉而正，五是廉而守法，六是廉而明辨。善、能、敬、正、法、辨六项用于吏事，可以说已经完备了，但一定以廉洁为根本。因为不廉洁，就不足以考察群吏的治理。所以廉吏的行为，不只是不会损害百姓财物而已，推究其所作所为，没有不是有利于百姓的。贪吏的行为，不只是损害百姓财物而已，推究其所作所为，没有不是有害于百姓的。为什么呢？廉吏所得的一切，不是拿自己的私意给予别人，完全是实行廉让之道，是能够顺应人情的人；即使偶尔有所失误，也不过一两件而已。贪吏所得的一切，必定是把自己的私欲施加于人，完全是攫取侵夺之举，是不能顺应人情的人；即使偶尔有所收获，也不过一两件而已。孔子说：‘天下有道，盗贼首先会改变吗？’天下有道，官吏便没有人肯做不廉洁的事，这就是孔子说官吏是首先改变的人。吴地是东南财赋聚集之处，每年漕运收入，常常以一郡抵当天下的一半；土地广大、物产丰饶，号称富庶。从前倭夷从外海转入吴境，连年侵扰，天子震怒，多次诛杀、更换安抚臣，调集天下军队屯驻海上，军队出动一年多仍无功。百姓既苦于倭寇侵暴，又受到供给运输的扰害，官吏又趁机作奸牟利。蛮夷的祸患，本来就是吏治造成的。等到军队频繁兴动，狡猾之徒攫取掠夺，牟利的门路无穷，于是吴地的子女玉帛不只是堆填在辽阔的海浪之中，也暗中输送到刀笔吏的文书和箱笼之间了。自从前一年携李告急以后，倭寇也不再大举到来，渐渐向北海退去，百姓侥幸暂得休息；但海防尚未撤除，警报没有停止，还没有能够歇肩的日子。因此我曾认为，要使倭寇不再侵害，在于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在于吏治良好。求得良吏没有别的方法，也不过是不把财货看得贵重罢了。天子和几位大臣郑重考虑东南的责任，谨慎选拔牧守，得到云中温侯，宣布诏令，振举纲纪，威严与爱护并行，百姓仰望呼应，有了太平的希望，而庐陵王侯实际上辅佐他完成此事。当时属县的长吏多有空缺，据计算王侯到任以来，在郡中的日子很少，却乘单车往来，遍历辖区；东面直到海边，旁边沿着长江，渡过五湖一带，停留久的经过一年，近的经过数月，最长久的在昆山。百姓认为，这不是能够使王侯屈身承担一个百里小县的事务，而是重新看到了汉代郡太守、刺史巡行县邑的旧例，并且更加亲切、更加长久。王侯为人清廉，不扰民，确实有郤金、暮夜拒绝馈赠、饮贪泉而操守不变的节操，因此百姓喜爱并安于他的治理。让王侯屈身治理县邑，本来不是人们所期望的；但人情习惯之后，反而把这看作理所当然，那么到了他离去时，百姓怎么能不忧伤悲痛呢？于是乡里的进士有光等人在江边为他饯行，认为这件事不能忘怀，是百姓的真情；而铺陈文辞、叙述王侯盛美，是我们这些人的职责。于是写下此序来记述他的行程。《送南京虎贲卫经历郑君赴任序》国家更改前代枢密院的制度，用五都督统领天下军队，留守的四十八卫京军分别隶属其下；而锦衣卫等上十二卫没有隶属对象，作为环卫宫禁的军队，是天子的亲军。虎贲卫大概就是其中之一。虎贲这一名称周代就有，设虎士八百人，掌管在君王前后奔走，率领卒伍守卫宫门，跟随出征四方，作为行军时的卫队。汉代则隶属光禄勋，与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合称八校尉。虎贲中郎将插戴两根鹖鸟尾羽，穿纱縠单衣、虎纹绣裤，是武卫军中尊贵的精选。国家保存了这个旧名称，职掌也没有不同。自从永乐建都北京，六宫和百官都迁到北方，然而皇祖在南京的宫寝、官署仍照旧保留，军卫也没有改变。依凭长江险阻，控制南北交通，祖宗的谋虑深远。太平了二百年，不仅各曹职务清简，禁军也闲静无事，幕府属官每天骑马，带着名帖彼此往来，饮酒游山而已。近来海上出现警报，江淮之间往往骚动，留守各司也不能有一天安然，何况负有环卫重任的军队呢？临安郑君起初辅佐太湖县，因能治理繁剧事务，调任我昆山。昆山位于海上，正当防守冲要，郑君选练民兵，教阅有法；到任不久，便奉檄文到闽越造船，年初才回来，京城幕府的檄文又到了。大概因为上官一向了解郑君，所以调动升迁如此迅速；县人虽然舍不得他，却不能把他留下。凭郑君的才干前往协助军事政务，他将来遇到战事，一定能够有所表现。再说，建国初期设置的十二卫、四十八卫，都是天下精兵；皇祖之所以能够击败楚、举兵取吴，廓清海疆，收取闽越，攻取中原，胜过宋、秦，制服赵、燕，正是依靠这些军队。如今军队编制残缺，竟到了无兵可补的地步，这难道就是军队废坏的原因吗？正因为应当修复，所以不可不思考。《诗经》说：‘丰水向东流，是大禹的功绩；四方因此会同，帝王因此开辟天下。’又说：‘丰水边长着芑草，武王难道不任用人才吗？把谋略留给子孙，使他们安乐地辅佐后代。’愿郑君把这些话告诉承担安定保卫职责的人。

译《送太仓守熊侯赴任光州序》从前侬智高在岭南反叛，聚众一万多人，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官吏百姓都望风逃走。天子认为县官平素没有设置防备，却责备守吏不能空手抵御贼寇，应当体谅他们的实情，所以一概从轻处理。凡是失守的人都夺去两级官职，只有能够任用属下大将、使他们充分发挥适宜才能的人，终于击走侬智高，岭南因此平定。国家太平日久，东南吴越一带山川秀美、物产丰富，百姓到老死都没有见过战争，官吏只按期办理事务，鞭打催收赋税而已，不过三年便常常得到京朝官职而离去。所以天下士人都聚集到吏部，把这里说成乐土。一天倭奴从海外侵凌内地，大江以南的州县无不骚动；官吏平时没有防备，只能据城自守，惶恐不安，不能自保。当时朝廷虽然任命将领，官吏因罪被罢免的却时时有之。议论者认为，守城的责任应当归于有土地之职的官吏，战胜作战的功劳则有将帅承担。官吏如果失守，应当依照皇祐年间的诏令处理。如今熊侯守太仓，太仓东边临海，贼寇一入境便会侵犯这里；这样守了三年而城池没有失守，本应属于褒奖之列，却被使者弹劾，削职为光州固始县幕官。吴中士大夫没有不为此叹息惋惜的。从前岭南的贼寇敢于攻城，如今海岛的贼寇却以掠夺郊野为利；所以城池能够保全并不难，而太仓之城正当贼寇冲击之处，能够保全尤其困难，熊侯的贤能也因此更加为人所知。熊侯为人凝重而有气度，即使在仓促扰乱之际，也能从容不乱；军书接连到来，他仍安闲自若，武夫悍卒见到他便服帖安静，不敢出声。这也是才气超过常人的表现，是州民赖以安定的原因。天下无事时，使者凭借权势作威作福，以升降州县官吏，完全随自己的意愿行事，却不顾百姓的好恶。像战事兴起之际，赏罚任用和处置只在举手投足之间，人的死生存亡都系于此，却仍凭私意行事，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存着什么心。海上的战事到现在已经三年，百万军队每次交战就遭受挫败，原野上暴露着人的尸骨，河泽中流淌着人的鲜血，东南的灾祸也太惨重了。若沿着这种道路而不改变，我不知道结局将会怎样。贼寇刚到时，有奸人从中作间，挟持大吏谋划骗取城池；他登高指挥，万众都看见了，熊侯在阴谋尚未发动之前就派人擒住了他，大吏羞愧流汗，连夜开门逃走。如果不是熊侯破坏了他们的阴谋，贼寇一定会占据太仓城，祸患必定不止于今天。前年秋天，贼寇乘西风返回海岛。岛上的余党数百人被官军包围，暂时藏身于南沙。有人认为他们已经走投无路，应当放开一角让他们逃走，使者不听，传檄熊侯和各位将帅坚守。临近年末，各位将帅都离去，熊侯估量自己不能独力支撑，也解围返回。贼寇得以乘船逃走，使者弹劾熊侯，就是因为这两件事。南沙之责，应当有所分担。至于奸人从中作间，明明是熊侯擒获的，却反而说熊侯把这个人推荐给大吏。凡是刺探举劾，都因为好恶而歪曲事实，大多如此。这时熊侯将要离去，他平素所奖掖的州学生张元防等人来告诉我，说我一向了解熊侯，不能没有一句话。我听说熊侯待罪虎丘寺时，以登临游览为乐，已经遍览五湖的胜景，却接受帅府檄文，返回州中招募士兵。州中父老前后欢呼，如同见到父母；如今熊侯被罢官，面对州中百姓，自己也没有惭愧的神色。我于是斗胆替他申辩，大概是因为对于东南无穷的忧虑，不能不发出怨愤之辞，实际上也是州民的心愿。《赠阳曲王公分守太仓序》阳曲王公治理本郡三年，升任河南按察司副使，在昆陵治理军队。不久诏令把常州、镇江旧属地区与苏州、松江合并，命王公返回太仓设治。王公担任军事统帅，以文学修饰吏治。到了这时，忽然把军事重任交给他，朝廷上下没有异议，仿佛他本来就应该如此。我常说，人才对于社会，各有不同的才能。如果只是接受命令、履行职务，不过办理文书诉讼、粮食财货、军事、河渠等事务，那么他们的治理往往也有可观之处；但这只是秦代以来所谓的吏事。古代所说的担当天下大任，首先要读书学古、懂得治理事务、明白大体，其中有些事情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正因如此，不把文书诉讼、粮食财货、军事、河渠之事看得过重，反而能够无所不通。王公从进士起身，任河南某州守时，每天与诸生讲论文学；他辅佐大名时也是这样。三次升迁到我郡，本郡号称人才渊薮，王公奖励提拔士人，勤勤恳恳而不知疲倦。在兵荒灾病、民生凋残之后，能够以宽缓安静、无事扰民的方式治理；由此推想，他即使统领百万军队，也可以知道他不必劳心指挥便能游刃有余。海内太平日久，一旦外来侵略、内部受辱，难道只是武力不够，还是治理的方法没有尽到呢？从前任延任会稽都尉时，聘请品行高尚的人，以师友之礼相待，派功曹奉命拜谒，给龙丘先生修书；郡中的士大夫争相归附。后来他任九真、武威太守，所到之处都设置学校，兴起儒学，于是边外蛮夷、守塞匈奴、各部羌人绝不敢出兵。儒者对于军事，难道是不同的事情吗？王公在壮年便声名地位日益进步，身为大吏，却像诸生一样求学，这是古代大臣宰相的作为。有光在世上没有用处，从来不敢与州郡官员交往，王公却特别以优厚礼节相待；即使孤独寄居江海之间，我也自认为找到了可以依归的人。王公在本郡时，我一年见他一两次，已经像早晚相见一样熟悉；他在昆陵时，我一年见不到一次，却也像十天半月见一次一样。常常担心他有一天远去，如今他返回吴地，仿佛在枯槁沉溺之中忽然又有了生气。由有光对王公的情谊如此，便可以知道一般士人对王公的情谊了。今年礼部会试和廷试中名列天下第一的，都是吴地士人；王公长久培养、造就人才的功效已经在此显现，而朝廷栋梁之材中，王公鉴别选拔的人才仍有一些尚未显露。从今以后，他们将乘时而起，为国家社稷筹划无穷大计，哪里是区区吏事所能比拟的呢？王公主持所贡士人王执法，因王公到太仓任职，郡中士大夫都前往祝贺。王执法是王公门下的弟子，理应由他用文章赞述王公的盛美；又因为他比我有一日之长，更熟悉王公，所以推让给我来说明此事，作为这篇序文。

译《送吴郡别驾段侯赴京序》自从东南出现倭夷警报，朝廷在定额之外增设官吏，不下数百人。今年巡抚上奏实行裁减，全部送交上级部门。蒲州人段侯任别驾，因为海防事务应当调动；当时属县昆山缺少县令，段侯正暂代处理县事。一年之间百姓感到便利安定，不忍心让他离去。我乡进士二十四人，按照旧例应有赠行文章；他们不因有光不肖，反而屈尊让我写序。天下所需要的是人才，人才不足以胜任职务，却把百里之地交给他，他便畏缩拘谨，常常像不知如何把持，紧紧固守自以为能够掌握的事，而大的事务往往废弛衰败，自己却不知道。他的聪明和力量只达到细小事务，愚钝、困顿、强硬、乖戾，又承受不了放纵任性的习气，百姓怎么受得了呢？孔子门下谈论为政已经很详尽，选取果断、才艺和通达的人，似乎不一定是政治首先要求的；但没有这三种品德，就不能通达人情。因此我曾说治理百姓的人，好比驾船，风势要张就使帆张开，风势要收就使帆收拢，因为这样才能了解风和水的情势；否则没有不失败的。段侯有通达敏捷的才干，对于赋税户籍和兵籍琐事，一看便全部记住；诉讼无论大小，没有不能立即裁决的；取舍和操持都合乎人情，所以从士大夫到街巷中的小民，全都觉得便利安定。段侯曾任嘉祥县令，又任淮阴郡丞，能够用治理兖州的方法治理淮阴，再用治理淮阴的方法治理吴地；风土习俗难道完全相同吗？相同的只是通达人情。因此我曾说，治理百姓的人，好比父母生养孩子，要替孩子选择乳母；乳母因其他缘故离去，邻家的母亲代替她哺乳，仍然可以当乳母；如果又另外为孩子寻找乳母，那就过分了。古代的郡守县令有代理、守任、摄行等名目，但时间久了就成为正式官员。郡丞常常代行县令之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却一定要另选县令，这也是法令的过错。段侯是河东儒者，每次到学校讲学，诸生都佩服他的经学；他的门人中有许多人在朝廷显贵。此前数年间昆山县令缺任，栗侯永禄任职，段侯接替李侯敏德，王侯如瓒都以别驾身份代理县事；只有王侯是泰和人，而三位侯爵都与昆山同属上党郡，都称许王侯的贤能。段侯如今接任，又是一位贤者。现在太守王公年轻而德盛，正在任上；王公是阳曲人，参佐以下大多出自山西，一时人才兴盛，并非偶然，大概是平阳、蒲坂先王遗留下来的教化，使那里君子仍有深厚的传统，这难道不是吴地百姓的福气吗？接替段侯代理县事的别驾周侯，也是绛州人。我本来惋惜段侯离去，却又高兴昆山百姓再次得到与段侯同官同地的人；晋地君子施惠于我吴百姓，影响深远。【昆山本篇开头删去了九十多字，今依常熟本。又考‘兵琐’二字出自《汉书·丙吉传》‘使东曹按边长吏琐科条’，张晏解释说：‘琐，就是记录，指考核边地兵吏的簿籍。’苏轼之弟苏辙文章中也有‘考案边琐’的话。‘兵琐’指兵籍，常熟本不理解其意，于是改作‘兵戎’，不知是否正确。】《送阳曲王公参政陕西序》陕西省治所在旧长安，是周、秦、汉、隋、唐的都城。从前人称这里背靠山、环带河流，四面险塞足以固守；从汧、雍以东直到黄河、华山，肥沃土地绵延千里。即使三河是天下中心，是历代帝王更替建都的地方，但纵观古今建都的形势，没有超过关中的。太祖高皇帝刚平定天下时，曾到汴梁、洛阳，又将到关陕；当时因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作乱，战马践踏，所过之处千里空城、杳无人迹，而金陵宗庙已经确定，于是定为帝都，这也是当时形势所迫、不得不然。永乐年间迁都北方，万世基业于是确定。然而仍以长安为大省，设置布政司；这相当于前代行省的官员，大概如周代的师保，承担万民寄托，责任并不轻。布政司设使，副职为参政，即前代的参知政事，是宰相的副贰。抚恤百姓、教化民众，治理数千里土地，并不只是汉代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职责。今天子哀悯百姓，振兴吏治，还不到三年考核政绩的期限，便特别实行黜陟官员的典制。于是阳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守江南，遂晋升为这一官职。我平素受过公的教诲，便借古代赠言的意义，赞美公的出行。帝王把天下四方作为家园，根本在于使百姓生存，并不一定只有行在所在之处才应当特别忧念。长安土地广阔、物产丰饶，号称陆海，河山土地与从前没有改变；如今却已经严重困顿耗损，难道不是任岳牧之官者的责任吗？从前郑国渠、白渠两渠的丰饶，供给京师亿万人的衣食。到唐代杜佑认为，大历初年两渠灌溉的田地比汉代减少了三万八千顷；当时长安仍是京师，而杜佑已经这样说了。如果确如杜氏所计算，恢复这两条渠，劝农并设置官员，严格修筑堤障，积蓄粮食、整治军队，以收复漠南之地，那么汉唐的盛况难道还不可以接近吗？从前宋庆历初年，当时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请求修筑东京城，议论者认为迂阔，后来才想到他的话。先朝丘文庄公也认为幽燕逼近沙漠，漕河容易堵塞，想加强山后地区的守备，不久又考虑前元海运的办法。如今凭借关中百二山河的险要，如果真能使千里肥沃土地得到利用、百姓富足，而汉唐时期黄河渭水漕运的旧利仍在这里，以此作为国家的陪都，这是万世之计。王公年少显贵而喜爱学习，正有志于经世之学；他治理吴地宽缓安静、文雅清廉、慈爱百姓，吏民歌颂思念之情已经不容我再加铺述，只能用这些迂拙的见解赞助王公，仰报天子对他的宠遇。

译《送童子鸣序》越中人多往来于我们吴中，以贩卖书籍为业。从前童子鸣跟随父亲游历昆山时，年纪还小。几年前，他把船停在娄江，我经过那里，他拿诗给我看，已经能够超出一般人。今年他又来，我的朋友周维岳见我思念与他父亲交往的旧情，便说童子鸣漂泊在外、处境萧瑟，很遗憾没有办法帮助他。不久童子鸣拿诗来给我看，诗更加清新俊逸，值得诵读；但童子鸣对我依依不舍，显然有求学问道的心意，我尤其挂念他。我曾见元人题写自己刊刻的书说：‘自从科举废止，古书才渐渐出现。’我深深感叹这句话。如今世上进士学业日益兴盛，士人却不再知道有书了。不读书而从事求学，这是子路式的巧辩，也是孔子所厌恶的。难怪他们内不能知道修养自己的方法，外不能知道面对、治理他人的方法，纷纷每日争逐荣华利禄，形成流俗，于是天下常有缺乏人才的忧患。童子鸣对于书籍，大概历来都能诵读，我因此更加惊异于童子鸣。典籍是天下的神妙之物。人每天与它相处，性灵一定有能够自行开发的地方。玉在山中，草木便受到滋润；深渊产生珍珠，山崖便不会枯槁。书籍聚集的地方，应当有如金宝般的气息，又如卿云盘曲覆盖、保护在上面；受到这种润泽的东西便不会枯萎。庄渠先生曾对我说：‘广东陈元诚年轻时从未识字，有一天自己受到感发，拿出《四书》整天向它叩拜，忽然就能识字了。’由此可以知道书籍的神妙，并不是说书本本身能够施展神力。古人虽然已经逝去，但他们的精神从未不留存；今人虽然距离古人很远，但他们的精神也未尝不能与古人相遇。这就是书籍可贵的原因。虽然如此，如今的学者只把书当作土偶罢了。童子鸣贩卖古书，却尚且担心自己不能振作。如今想求得古书的意义，我恐怕他会更加困窘。年末我将前往锡山寓居，回来后归还太末，写下这些话赠给他。《送狄承式青田教谕序》我和承式一同参加乡试，在礼部会试中都没有考中，只有承式急于以俸禄奉养父母，留连京城一带。他送我到崇文门外，说自己应当会在浙江一带得到官职，便约我同游钱塘西湖；远则还想到天台、雁荡之间去，想在那里做东道主。然而这个约定又几次未能实现。今年他才得到青田县的任职。青田处在万山之中，足以读书论道，优游自得。近些年来，浙东学者渐渐受到阳明学说的影响，研习致良知之学。承式为人敦厚朴实，谨慎简约，不喜欢谈论，但内心自有所得；如今做了别人的老师，不能默默无言，也将拿出自己的见解，考察讨论彼此的异同究竟如何吧？浙东道学的兴盛，大概从宋朝末世开始。何文定公得到黄勉斋的传授，后来有王防之、金吉父、许益之，世人称为婺州四先生。许益之的弟子是黄晋卿，宋景濂、王子充也都出自晋卿门下。太祖高皇帝刚平定建康时，青田刘文成公实际上与景濂，以及丽水叶景渊、龙泉章三益四人，最先应召而来。当时他们住在礼贤馆，每天参与密议，浙东的儒者都在那里。大概国家兴办礼乐、制定制度、建立学校、培养士人，以及科举的办法，都出自宋儒；它的源流就是这样。近些年以来，处州参加科举，整个郡都看不到一个考中者，有人于是把那里视为深山荒僻、与世隔绝的地方，却不知道即使县里每年贡送几十个人，难道就都能说是人才、选得其人吗？瓯粤这个小地方经过二百年，出了文成公这样做皇帝老师的人，不能说那里缺少人才。天下太平日久，士大夫不懂军事，一旦边境有警，就束手无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勇猛强悍的人身上；这样一来，古人所谓在学校里演习射箭、献上敌人左耳的制度又是为了什么呢？文成公以读书人的身份，面对方国珍在海上起兵，毅然建立军队将其消灭；又辅佐石抹元帅擒灭山中盗寇，最终保卫乡里，带着全城归附兴王的事业。他的文武大略，尚且不是一个乡、一个县的士人所能相比的。承式进入文成公的门下，又同他的子弟交游，难道能不慨然有所感触吗？山川的灵气积聚了二百年，应当会有发扬出来的人；何况又用先王之道、六经和孔孟的话来训导他们，将来一定会看见括苍的士人中有文武兼备、忠孝双全的人出来，为国家所用。

译送熊分司赴滇南任职序 嘉靖四十一年秋，熊公以河南按察司副使、太仓兵备的身份，升任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州学生张端复的先父曾任思南守，和熊公素来交好。熊公曾厚厚地救济他的家人，张端复又受到熊公的知遇。因为州人长久怀念熊公，张端复托我写一篇赠行序。官府和百姓的利害关系，已经由来很久了。官制简略，百姓就一定安静；官制繁复，百姓就一定受到扰乱。然而法制往往由简趋繁。人情并不是喜欢自作主张、诋毁古人，而一定认为自己的做法正确；只是由于因循变更，不知不觉每天都与古代走向不同。等到听闻古代的道理，又没有不感慨仰慕、想要恢复它的。汉代设置郡太守，属官中有都尉，掌管军队、防备盗贼，有时也裁撤都尉，将职权并归太守。后来又设置刺史加以监察，有时派光禄大夫、博士巡行天下，但并不常有。郡国发生盗寇时所派的大将，也极少。如今在州郡之上任命的使者一天比一天增加，因此各部门不能有所施展，往往有好几个人前来监临，却都不过是代替郡守办理事务而已。江南是京畿附近的地区，近年以来，又以省司来统辖内郡，这不是祖宗旧制，大概只是权宜之计罢了。熊公最初以进士身份任太仓知州，恰逢倭寇侵扰，朝廷议论认为熊公宽厚仁慈、正直诚信，远近都敬畏而爱戴他，可以担当东南的重任，于是逐步升为郡丞，终于以按察司的身份统辖各郡。议论者认为，官制虽然改变了古制，但熊公一人历任数职，都是民政和军事方面的官职，而且始终没有离开太仓一带。这就像汉代加授魏尚为云中太守、龚舍为泰山太守、祝良为九真太守，以及张乔为交趾刺史一样。自从熊公任官掌职以来，岛上的倭夷不再侵扰，沿海清平安宁，这是前代刺史、郡守所留下的明显成效。因此熊公在吴地任职十二年，才有升任滇南的机会。吴地百姓叹息不已，以不能再挽留他为遗憾。我料想朝廷是因为熊公资历声望已经很高，姑且借这次任命作为召他入朝、负责内地防务的机会，所以他在滇南不会久留。或者如今的制度常让部院大臣巡行天下，吴地百姓希望熊公像从前周文襄、夏忠靖二公那样再次来到这里。我知道滇地百姓不能同我们吴地百姓争夺熊公。如今皇帝的几位大臣正在革新各项政务，必定会顺应百姓的需要；即使官制不一定完全合乎古制，像此前这样任用熊公，也可以说得到了古制遗留下来的精神。滇南虽然距京城万里之遥，但熊公是楚地人。从巴地、黔地以西，没有道路阻隔滇南。如今那里风土清美，四时景色如春，且有花草鲜妍美丽，中原没有这样的景物。百姓安乐，叶榆、西洱之间听不到犬吠报警之声，只要安卧在那里治理就可以了。我每天都这样期待熊公。《诗经》说：“君子来朝，拿什么赏赐给他？即使没有车马可赏赐给他，又拿什么赏给他玄色礼服和黼纹礼服呢？”又说：“君子多么快乐，福禄使他更加丰厚。安闲啊，宽裕啊，也就是这样美好。”【旧刻删去篇首七十四字，今据抄本补录】送计博士序 从前先王用道术教化天下。自周朝兴盛时期起，用《诗》《书》《礼》《乐》来造就士人，大概由来已久，后来孔子加以整理并阐明。所谓“博学于文”，就是广泛学习这些；广博之后用礼来约束，这就是所谓“一以贯之”。孔子平日教人讲学，并不是能够舍弃这些另去寻求所谓的道。孔子的弟子中，亲身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可以说文质彬彬、盛大兴盛了。孔子去世后，他们各自凭借所长到诸侯国中施教，世上的君主也知道尊崇推尚，于是大概从这时开始设置博士官。秦朝遭遇焚书禁学，博士官仍未废除，汉朝得以沿袭。汉武帝表彰六经，设置五经博士；后世不断增加扩充，到东汉时，终于有十四位博士，由太常总领。当它最兴盛时，石渠阁、白虎观的讨论，天子亲自制定并裁决。秦汉之际，六经之学几乎陷于断绝，却仍仅仅保存下来并重新显著；上天对于这些文化，好像暗中有所扶助，而国家的运祚也依赖它来维持，它所关系的难道是小事吗？汉代以后几百年间，朝廷官职世代有所变更，只有博士一直设置。贾逵、马融、王肃、郑玄的学说在魏晋以后大为流行；梁代的皇侃、褚仲都，周代的熊安生、沈重，陈代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的何妥、二刘，都以博士的名望闻名当世。到了贞观年间《五经正义》施行，前代各家的学说不再同时保存，解释才开始归于一统，学者们只是诵读学习它来求取时誉，于是唐代的儒学衰落了。宋代的大儒开始著书，阐明孔孟失传的学术，用来辅助和阐发遗留下来的经典；直到今天，又把它颁行给学校，定为选取士人的标准，可以说是使道德归于一统、风俗趋于一致了。然而从太学到郡县学校，学者只是专心写应试文章，却没有讲习诵读的功夫。古今选取士人的途径，从没有像如今这样专门只为一科。如果只是凭应试文章，却不能明白其中所以然，我恐怕国家对于士人，使用他们时非常看重，而培养、教育他们的办法仍不完备。假如只是习作应试文章，只想凭它博取一日的富贵，那么士人对自己的要求也就轻薄了。若能懂得讲习诵读、求取自得的道理，那么即使是孔子的教诲，也没有超出这一点。天下学者想要明白道德、性命的精微，也没有舍弃六艺而只凭空言议论就能做到的。柳州计君来昆山任教，用宽厚仁慈的方式教化引导学生，不满一年，便以优异成绩入朝任国子博士。我感叹计君的贤能，希望他有志于承担博士的职务，所以写这篇序赠给他。

译送蒋助教序 全州蒋先生在昆山任教六年，入朝任国子助教。昆山的四百多名学生，跟随两位先生到城门外为他饯行，并请我写文章作序。国家文治兴盛和谐，天下万里之内，无论远近的士人，都通晓明白六艺，文质彬彬地出来为王国效力。因此先生从岭南来到京畿地区主持教化，如今又升任天子所设的成均馆，和那里共同施教；由一个县推及天下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古代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先圣的礼乐，懂得朝廷中君臣之间的礼仪。其中有才智优秀的人，从乡学转入庠序；庠序中优秀的人，再转入国学和小学。诸侯每年把小学中优秀的人贡送给天子；在大学学习叫作造士，然后才授予爵位。如今州县贡举，近似古代逐级升进的制度；而太学中的官员，也选取郡县博士中成绩优异的人。这难道也是因循古代制度的本意而设置的吗？三代教育培养的制度已经无法详知，但保存下来的遗书仍然可以让我们知道其中一二。宋代大儒把《戴记》所记载的《大学》篇看作古代大学教人的方法，认为古代要使天下人明白光明的德性，必定先从穷究事物、获得知识开始，再到意念诚实、心正，修养自身、整治家庭，治理国家，然后天下太平。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说，条理分析得非常细密；可是近世的学说又有不同。既然在太学学习，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教，那么用来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呢？天下士人正喧闹地争论起来。有人把前人所说的学说用来应付有关部门的要求，却把自己创立的学说看作私家传授的奥秘，认为有关部门不应干预，这难道不是违背建立学校、设置官职的本意吗？如今贡举的标准被当作固定不变的学说，人们只是一味学习它的辞句罢了。如果探求它的意义，那么六经和圣人的言论中，有些并不是一个人的学说所能决定的。汉代儒者号称专门之学，直到各家传授的大师，异同纷纷，都致力于求得正确见解而不偏执于一家，所以才有石渠阁、白虎观的讨论；这正是为了统一道德、使风俗一致。天子效法上天、考察古制，几十年来，郊祀、宗庙、明堂的礼仪多有裁定，皇帝亲自驾临太学也有两次了。然而我独自怀疑如今六馆的条格，仍然受拘于软弱苟且的议论；每月记录、每季考核，并不是用来造就天下人才、切实体现天子崇尚教化、激励贤能的心意，反而只是得到一些卑琐随俗之徒，学习辞句去应付有关部门的标准。这不是用来兴起四方太平的根本、制定礼乐、镇抚四方夷狄的办法。我也是太学的弟子，所以先生出行时，私下把这些话请教于先生。《震川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十 明代归有光撰写 赠送序 送同年李观甫赴江浦任职序 凡是同榜进士彼此友善，同门进士之间尤其亲善。同门，是指主考官分经考校、共同被同一位主考录取的人；他们对于主考官有师生之分，彼此情谊比其他同年更加亲密，聚会也更加频繁，还常常以道德事业相互考察，从而知道对方志向所达到的程度。像我们李君这样，恭谨温厚，从他的器量和见识远大就可以看出来。如今他奉命担任江浦县令。按照旧例，同门中外放任职的人，以及留在京城尚未选官的人，应当分别写文章为他送行，而我恰好得到为李君写文章的机会。送行文章一定要有芬芳美好的言辞，我本来就是拙劣之人中的最拙劣者，又不能说世俗惯用的话，但感情上终究不能自已，于是勉强写下这篇文章。江浦是京县，但在大江以西；所以六合原属淮阳，高皇帝定都后，特意把六合分为六合、江浦两县，归属京兆。大概因为京畿是重要地区，不应被一衣带宽的江水隔开，凡是担任江浦县令以及做江浦百姓的人，早晚都要到京兆办事，渡江往来成为常事。我曾向北行走，出龙江关，渡江经过江浦县。县城质朴简陋，不像江南地区；然而从这里向西北走到滁州，经过清流关，这是通往建康的要道，而作为神州赤县，这个地方本来就不是轻微之地。只是凭你的才干，本来应当得到声望显赫、事务繁剧的职位，却反而屈身来这里任职。如今选官的办法，有时把艰难的地方交给某人来考察他的才能，也有时因为某地艰难，选择才能优异的人交给它治理。那么这次江浦的任命落到你身上，难道不是因为荒芜的土地应当开垦治理吗？疲敝的百姓应当受到安抚爱护吗？京畿的县邑应当加以封守巩固吗？如今天下各地，唯独令人忧虑的是百姓贫困而上面不加防护，财力极度困乏却不停征敛。若能知道使百姓生存发展的办法，以及征取财物的方式，即使是贫陋的地方，也足以取得富庶的成效。像江浦这样，更应当休养生息。当天下刚刚平定时，曾经迁徙百姓到和州等地屯田，又多次把田租赐给百姓；其用意始终在于壮大京畿、加重根本。可是如今天下的县邑都疲敝困病，难道只有江浦如此吗？即使江南号称天下肥沃之地，如今也接近贫瘠了。再过几年，大概就不可收拾了。这正是今天守令的责任。李君努力吧，我看三年任满考核政绩时，以治理成绩被征召并列为天下第一的，大概就在你了。

译送同年丁防之赴平湖任职序 同榜进士起初有几百人，常常聚在一起。自从在礼部考试后进入冢宰所属的部门，随后分别送到各曹，各自随所属部门离去，这叫作办事。今年赐予进士出身的共有三百九十四人，分到各曹后，和我一同在工部办事的有四十六人，其中五人被选入史馆。今年夏天首先被选中的共有若干人，都得到外放任职的机会。同年又同在一个部门，本来应当天天相聚，考察彼此的道德事业；可是每天早晨进入部门，升堂恭敬作揖后就退下，最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被选中的人不久又各自得到官职离去。所以所谓同榜进士，也仿佛只是偶然相遇罢了。这就是我对各位同年之间难以相聚从来没有不感叹的原因。这次选官，龙阳丁君得以担任嘉兴府平湖县令，按照旧例，同部的人为他送行，轮到我写序。因此我先说明我和同年之间的情谊。嘉兴本是古代会稽郡、吴郡的地方，唐代还隶属于苏州，作为县设置；后来才从吴郡划出，但风土民俗仍然相同。我原本是吴地人，冒昧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你。如今凡是被选为吴中县令的人，人们都为他忧虑，没有不认为赋税难以办理的。天下的财赋大多在东南，要想把它们征收齐备，确实困难。田租收入大概是天下其他地方的几十倍，然而父子祖孙二百年来把这看作理所当然，本来就不能指望减少，只怕它一天天增加。三十六年以来，民间从未得到减免赦免，水旱灾害发生时，减免和借贷的命令也很少。又经过倭寇焚烧劫掠之后，海上的戍守没有撤除，还增加海防编制，年年增加、月月增益，江淮以南更加骚动不安。军府中侵吞的财物，动辄数百万，这些全都是百姓的膏血。凡是做大官的，和百姓的距离一天比一天远，一切只把赶快办成事情当作能干，百姓的疾苦并没有放在心上。若是做县令，百姓都是我的赤子，早晚都能见到他们，又怎么忍心让他们被逮捕拘禁、鞭打责罚，流离失所、僵卧倒毙，却不加以救护呢？定额供应的数目，本来是百姓乐意缴纳的；至于水旱灾害、流亡冗员、荒地、奸弊所积累的拖欠，以及如今权宜之下各种临时征求，都应当在其中加以调停斟酌；这是县令应当留意的事。我历来观察前任政务，有些人不把催征赋税当作主要事务，但事情也从未没有办成，往往因此被大官征召而离任；而那些急于催征赋税的人，功名反而有时比不上他们。这样看来，唯独把催征赋税作为对东南官吏的告诫，给百姓造成的后患太多了。《尚书》说：“要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百姓，内心真诚地这样追求，即使还不能完全做到，也不会相差太远。” 庄子谈庖丁解牛说：“牛的骨节之间有空隙，而刀刃没有厚度；用没有厚度的刀刃插入有空隙的骨节，刀刃在其中运转多么宽裕啊！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可忧虑它艰难的呢？我本来是为丁君说这些话，也一并把它告诫给在东南做官的各位同年。送同年光子英赴真定任职序 我读史书，看到项羽救赵时，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钜鹿城下的有十多座营垒，却没有谁敢出兵，诸将都站在营垒上旁观。楚国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军的呼喊声震动天空，诸侯军人人无不恐惧。韩信率领几万军队向东攻下井陉，竖起大将的旗帜和鼓，击鼓行军出了井陉口，与赵军大战，击破并俘获赵军，在泜水上斩杀成安君。楚军的威势震动天下。到后来汉军在垓下击败楚军，因而得到淮阴侯，而淮阴侯的功业也从这里开始。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真定的境内。我曾想亲自到那里看看战场遗址，却一直不能如愿。真定本是古代中山国的土地，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向北攻取土地，这件事本来就已经很伟大了。晋室南渡以后，刘渊、石勒、慕容氏、苻秦相继兴起；燕赵之地，慕容道明又在这里建立国家，本来也是一代雄主。唐朝自大历、贞元以后，强藩无法控制，而成德一军尤其骁勇强悍，天下人看待河北，就像看待回鹘、吐蕃一样；大概有一百年不把它看作王朝的土地。宋朝因石晋失去山后各州，于是真定便同契丹接壤。后来金人分守两河两路，不久也守不住了，国事于是不可挽救。如今国家把这里作为京畿的重要地区，太平已经二百年；议论者认为它慷慨悲歌的习气已经和古代大不相同，却不知道燕赵人的这种性情出自本性。然而他们只是因为朝廷的威灵而低头畏服，终究不能真正安然顺服。古人所说的骁勇强悍、不可制服的人，平时未尝不低头畏服；等到有一天被触动了他们无法忍受的事情，骁悍的本性才会显现出来。中山之地既是古代豪杰奋力作战的地方，也是奸雄窃据、建都的所在。唐朝失去河北，国势日益衰落；宋朝失去两路，国家便南渡了。何况如今这里拱卫神京，关系到万世帝王的事业；同古代京兆、冯翊、扶风这些地方相比，如果没有贤能的官吏安抚教化，就无法使百姓安居乐业、壮大国家的藩篱屏障。如今驿站往来的供给、征调兵役所增加的负担，以及摊派，都日益增加，百姓的生活已经十分困苦耗损。议论者却只想着加强三关的戍守，烦劳边地供应军需，认为燕赵百姓柔弱畏缩、可以恐吓驱使，也没有思考过其中的后果。栾城韩山童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如今制度规定推官辅佐府、郡审理诉讼，但往往受监察御史委托办事，而监察御史实际上能够控制一方的命运。我因此把这些话告诉光君。光君与我是同年进士，如今被选为真定府推官。他学问深厚、才干通达，为人聪明仁厚宽恕；至于审理讼狱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对他赘言的。

译送同年孟与时赴成都任职序 安定人孟与时与我是同年进士，只因我的年纪稍长，他常常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我。我喜好古文辞，却和世上写古文的人不相合；与时独自从内心推重谦让于我，确实是出于他的真心。与时被选为成都推官，我也将任越中县令；将要分别，却没有什么可以赠给与时的。只是府中推官是郡的司法官，儒者对于前代论刑的学说，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读《尚书》古文：“敬慎啊，敬慎啊，刑罚只在于使人安静。”这是今文《尚书》中孔氏传本所用的说法。伏生传授的今文把“静”作“谧”，汉代儒者沿袭了这一说法。而太史公《史记》本纪说：“惟刑之静哉。”静就是谧。自古以来谈论刑罚，取其要旨，还没有哪一个字像“静”这样达到极致，真是圣人的话。我把这些话告诉与时。我生长在吴中，只因应试经行齐、鲁、燕、赵的郊野，曾经羡慕想游历西北，却没有机会前往。与时从安定往来长安，又从太行山一带来到京师，如今又到蜀中任官，要走过邛崃九折坂，观览剑阁、石门的胜景，难道不是很壮观吗？从前王介甫初次做官，在大名任司理，韩魏公任大名守，曾告诉他说：“你年纪轻，应当读书，不宜专门从事吏务。”但王介甫实际上从未停止读书，因此怨恨韩公不了解自己。可是韩公的用意是好的。因此我对与时尤其希望他在处理政务之余，不要忘记学习古人的功夫。孔子说：“居住在这个国家，就侍奉其中贤能的大夫，和其中仁德的士人交朋友。”从前张文隐公曾对我说，如今的人才，只有赵孟静在史馆，实在难得。嘉靖二十九年，敌军骑兵逼近都城，公卿们在内廷防守，唯独赵先生提出重大的议论，甚至在朝廷上痛斥结党营私的风气，气节凛然，有些地方连汲长孺也比不上他。京城人至今还能谈起这件事。赵先生是成都人。我原来受到文隐公的了解，赵先生也因此知道我，只是没有机会见上一面。士人之间的相知，难道在于见面还是不见面吗？然而我怀念他已经很久了，也羡慕与时能够见到赵先生，同时又为与时能够得到这样的老师而高兴。送王子敬赴建宁任职序 我五六岁时，就知道有紫阳先生，并且能够读他的书。长大后学习进士的学业，对于朱氏的书颇能精熟诵读。然而有时虚心反复思考圣人学说的根本原则，那么对朱氏当时的论述，也未必件件相合；有时还会过分地分割条析、牵强附会。不过它的大义本来没有违背圣人。朱氏与金溪往来辩论，最终不能取得一致。后来的学者分门立派、各成门户，就从这里开始。只是两位先生当时争论的，也在语言文字之间，而根本纲目的大处并没有不同。朱子去世后，他的学说大为流行于世，世上的君主正好又加以提倡。自从九位儒者配享孔庙，天下便把朱学看作正学的源流；国家选取士人也稍稍沿袭前代，于是把朱氏学说立为学校的正学，没有人提出异议。可是近世有一两个君子起来争论，自己另立学说，创出独到见解，天下学者相互树立旗帜，号称讲道。同时海内形成鼎立之势，始终互不相让。余姚一派的学说尤其盛行，中间暂时停息后又重新大为昌盛。倡导这种学说的人，本来具有绝世的聪明才智，其中一定独自有所见解；但至于做他们门徒的人，却都是一个人倡导、十个人附和，抄袭现成的说法，却不知道其中所以然，只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当世尊贵显达、名声很高的人作为宗主，便足以鼓舞声势，彼此踊跃参与其中。这就是一时士人习气喜好名声、追求高位，却不知道探求本心，不学习那种即使终身隐退、无人知晓也不悔恨的学问所造成的流弊。孔门弟子终身勤勉不懈所做的事，只是求仁罢了。后来子思提出尊崇德性、讲习问学的学说；高明广大、精微中庸、新旧等名目，都是向学者说明求仁的功夫，要求完整而不偏颇，就像皋陶所称说的正直、温和、宽厚、庄严一类的品德。偏偏有人只拿这些话来建立门户，称为讲学，朱子和陆九渊的争论本来已经开启了后世纷纷争辩的局面。至于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不过是说幼儿自然具有这样的知觉和能力；孟子关于性善的说法已经把道理说尽了，又何必偏偏标举“良知”作为旗帜呢？如今的人不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实际功夫，却喧闹地向天下求取名声，聚集几千门徒，称为讲学，以此自夸名声高，这难道不是庄子所说的圣贤之道不明、道德不能统一，天下人各自得到一种片面的认识来满足自己吗？如今想凭讲学胜过朱子，可是朱子一生立心行事，以及他在朝廷任官的作为，没有一件不能同天地相对照。那些讲学的门徒考察自己的行为，果真能有朱子万分之一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为什么还想凭区区空话胜过他呢？我的朋友王子敬考中进士，得到建宁推官的职位。我本来羡慕想游历朱子的故乡却未能实现，如今高兴地希望跟随他前往，却又不能做到，于是告诉他：凡是做官，都只要以朱子为取法对象就够了。间或拜谒紫阳祠，用一瓣香替我默默献上祝愿；假使先生在神灵之中知道，数百年之后，也还有我这样自信而不迷惑的人。【此文昆山刻本和常熟刻本另为一篇，大概是已经写完论道文章，临近饯别时又叙写情谊，所以现在一并保存于后。】

译送王子敬回吴地奉母亲赴建宁序 嘉靖乙丑年，我们昆山的士人参加南宫考试，得到荐举的有四人。我和王子敬、陈敬甫一同等待选官，子敬先得到建宁的任命，便顺路回家，迎接太夫人赴任。敬甫应当得到内署的职位，而我的内外任职还没有确定；然而我留在京师已经半年，忽然到了秋天，凉风萧瑟，起身看中庭，明月寂静，不能入睡。我和敬甫同样有思念家乡的感受，羡慕子敬能够早早回去。从前潘安仁写《闲居赋》，因为太夫人在堂，不能违背在母亲膝下奉养的心愿而远行任职，意思是认为做官会妨碍奉养父母。如今子敬荣耀地回家，又能侍奉母亲，做人子的愿望得以实现，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当初子敬辞别太夫人时，曾听到母亲的教诲，不愿意让他到北方任职，说：“我年轻时生长在京师，对北方的风土还熟悉；你如果在南方做官，我虽然老了，也应当跟你一同去。”子敬果然得到如今这个官职。又因为子敬的舅舅雍里公曾持节巡察八闽，过去向他的姐姐讲过粤中山水的优美，太夫人早已听熟；如今终于实现南行的愿望，将徜徉在武夷山水之间，不比潘安仁乘坐轻便车舆奉养母亲逊色。汉代东方朔字曼倩，任京兆尹时，每次巡视县邑、登记囚徒回来，他的母亲总要问他平反了多少案件。儿子平反得多，母亲便高兴欢笑，饮食言语都和往常不同；如果没有平反的案件，她就发怒，甚至因此不吃饭。所以东方朔任京兆尹时，执法严明却不残酷。子敬奉养太夫人，以孝道为闽地人作表率；他审理案件时接受母亲的教诲，一定能够不愧于古人，而太夫人也将同东方朔的母亲一样，远远流芳于百世。子敬出行时，敬甫和我在崇文门为他饯行，分别后写下这篇文章；这是这一年八月初一日。送张子忠赴南昌任职序 张子忠任南昌县令时，孙子奇、赵元和以及凡是在礼部同事的人，共二十六人，在他将要出行时共同为他饯行，并托我写序。凡是序文，都是送行者的言辞。我又有幸同子忠友善相交，因此不敢推辞。从前孔夫子和他的门人谈论政事，详细记载在《论语》中；虽然所说不尽相同，但都是治理政事的道理，对于具体办理政务的事情却未曾谈及。如果要找一句话来概括它，那就是：“君子学习道理，就只是爱护人民罢了。”如今世上的弊病，在于不懂道理，也不能爱护人民。不懂道理、不能爱护人民的人，成为卑劣而放纵的徒众，本来不值得谈论。至于那些有所建树、号称能吏的人，能吏只是专门经营声势和表面事迹，一时显赫耀眼，众人认为很好；可是天下的元气却日益耗损，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样的能吏，世道又能依赖他什么呢？所以只要学习道理、能够爱护人民，就不应再计较当地水土风气以及时势变化，也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治理。譬如水只要能够流动，至于流成灉、濋、澜、波、潜、浒、沱、洵、沙、濆、汧、汜、沦、泾等不同形态，只由它流到哪里决定，事先不能预料。君子只要能够实行道理，至于成为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平、康、正直、刚强，成为“不友而刚克”、与友相处而柔克，成为沉潜之刚克、髙明之柔克，都只由道理所达到的地方决定，事先不能预料。这不只是适合在杨州、粤地做县令，在齐鲁、燕赵、秦晋之间做县令也同样适合；即使入朝成为九卿，成为天子的宰相，也同样适合。如今南昌是三司的治所，大官在上面镇守压制；有的事情可以抗拒，也有的事情应当承受；有的事情可以顺从，也有的事情应当坚持，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去感动、劝谕他们吗？士大夫入朝任职的和居乡的，前后相接；依法处理时有的违背情理，通融人情时又有的损害法令，难道就没有至公的大义，以及对于道德中重要的事情，不能提高礼遇、尊崇南州的高士吗？当地百姓喜欢揭发争讼，应当惩治他们的狡猾；难道就不能使吏治蒸蒸日上，不至于滋生奸弊吗？财赋不像我们吴地那样繁重，但上缴的贡赋不能废止；应当搜查隐藏不报的财物，难道就不能体恤他们的灾害，减免赋税来施予百姓吗？土地处在江湖之间，盗贼很多；既然已经消灭其首领，又难道不能使他们听闻教令、解散归业，像渤海的治理那样安土乐业吗？从前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同伪汉争夺天下，诸将浴血奋战，坚守豫章以挫败敌人的锋芒，最终完成平定天下的功业，忠臣庙就在那里。然而二百年来，强藩图谋不轨，蛮夷突然侵扰，江湖上的盗贼无处不在。议论者认为如今边疆三面多有警报，只有江右安宁，因此为子忠高兴。这仍然是从事务的繁简、利害来谈。我所说的只是道理罢了。我听说安成有邹祭酒，吉水有罗谕德，正居住在深山中，讲明圣贤的学问。子忠不妨去拜访他们请教，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昆山刻本篇首删去“作序之由”三十三字，篇中于是没有照应，今据常熟本补入。】

译送陈子达赴元城任职序 陈氏在我们昆山，世代凭科举功名显达。子达前一年参加南宫考试没有考中，想通过选官求职。当时有人传达权贵的话，说可以许给他某地某官；子达说：“我难道可以靠行贿来求取官职吗？既然如此，我能够前往那家要求兑现承诺吗？”于是拂袖回家。今年参加南宫考试，又因一个字不合格式而失去资格，不能考完，于是再次参加选官。恰逢铨部政务清明，请托求官的事情行不通，有人因而把中等人物安排到边远荒僻的地区。天下士人聚集京师，都认为朝廷清明太平有望；而子达得到大名府元城县令的职位。元城赋税轻，民风质朴，虽然处于三河之间，如今在京畿地区却独自偏僻遥远；做官的人得到这个职位，便把它看作清高。子达顺应当地风俗而不加扰乱，改变办法来治理它。我认为如今做县令的困难，不在于官职本身，而在于做这个官职上级的人。从前设置县令，把百里之地交给他，所以把它比作牧人放牧牛羊：替它们修好圈舍、备足饲草，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掌握缰绳，适时放牧，而主人不加干预，只看牛羊是瘦弱还是肥壮罢了。如今一个县令却有几十个大官在上面控制；他们不问牛羊是瘦弱还是肥壮，也不让县令办理修圈、备草、掌缰放牧的事情，却烦琐地替他发号施令，苛刻地责备他；想让他向左，就牵制他使他向右，想让他向右，又牵制他使他向左。这就像一个牧人要侍候十个主人，而这些主人又各自按照自己的心意对他喜怒。所有官吏的辛劳焦虑，日夜都用来承迎上级，此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所以说，县令的困难，不在于县令这个职位本身，而在于他的上级官员。如今天子把政务委任给元辅，革新吏治；子达正有志于为百姓办事，而那些做他上级的官员，或许能够稍稍改变以前的做法，使他能够尽到牧民的职责。我对子达此行有所期待，也借此告诫那些做他上级的人。【按：“絼”与“纼”相同，音文忍切，是系牛的绳子。《周礼·封人》“置絼”，注说：“系在牛鼻上，用来牵牛。”常熟本误删此句。】送毛君文高赴元城任职序 先王设置官职，一定有牧、监等职，有防、伍等属官，长官有正职和副职；上大夫则掌管县邑。县邑的长官称尹，称公，称大夫，这种制度在古代就很受重视。大概也一定有防、伍以及正副官属。到了汉代，仍然沿用秦代的郡县制度。县民超过一万户的设令，俸秩为千石至六百石；不足一万户的设长，俸秩为五百石至三百石。县令、县长都有丞、尉，俸秩为四百石至二百石，这些都叫长吏。俸秩百石以下的，有斗食、佐吏等等级，叫少吏。由此可知，令、丞、尉都是长吏。县令是天子亲自接触百姓所设置的官，天子临轩顾问时所见的官员，佩墨绶、戴进贤冠、着两梁冠；县令经过选拔，便可以成为州牧、刺史。县丞是县令的辅佐，也不轻微。如今制度重视内官，所以县令地位轻；县令地位轻，县丞也就轻了。但县令又往往放纵傲慢，自我轻视县丞，这是为什么呢？县里的事务，县丞处理繁杂部分，县令因此可以简省；县丞承担劳苦，县令因此可以安逸。县令有过错，县丞规劝他；县令有所不足，县丞辅佐他；那么县令对于县丞，怎么可以轻视呢？我的朋友陈子达奉命担任大名府元城县令，我写这篇文章已经三个月了。皖城的毛君文高如今前往那里担任县丞。子达刚直不阿，遇事奋发，而毛君为人谨慎厚道，前往辅佐他，二人一定能够和谐共事并取得成效。元城的百姓，难道不是有所依赖了吗？我看郡志，自古以来在魏郡出仕任职而闻名的人不少。在元城，乐广凭县令之职，李若水凭县尉之职，仇览不过是蒲乡的一名亭长罢了，可汉代史书都为他们立传。毛君难道也可以轻视自己的官职吗？您的先人乐善好施，晚年没有儿子，曾捐出钱财修缮本县的崇惠观。上梁那天，县令亲自在三清神像前洒酒祭祀说：“毛某是位善人，如今欣喜地捐资重修这座道观，愿上天赐给他四个儿子，先为他们取名叫梁、栋、材、柱。”后来果然生了四个儿子，便用这四个名字为他们命名，这件事很不寻常。梁，就是文高。由此确实知道，古人所说祈祷神灵而生子的事，确实是有的。如今毛氏的后代，尚且应当有人才出现，而毛君任县丞时，既有神灵预兆，他一定会有非凡的政绩，哪里可以轻视呢？

译送南驾部吴君考绩北上序 驾部吴君的先父宪副公，和本郡陆生鸣銮的先父大夫公，过去同在严郡任职，彼此有同僚旧谊，因此陆生得以跟随您交游。您将因考核政绩北上，陆生请我写赠行之文，而且转达您的意愿十分恳切。我本来是鄙陋乡野之人，又不熟悉世俗文章，凭什么来辱没您的嘱托呢？但我很久以来就听说您的高尚情谊，何况您的情意如此诚挚，哪里能不说几句呢？国家自永乐年间迁都以后，仿照古代镐京、洛阳的制度，同时建设两京。各司各府在南京的，全部沿袭旧制，只是略微裁减员额。兵部尚书兼掌留都的军政大权，所寄托的责任尤其重大；车驾清吏司得以选拔上十二卫的勇健士卒，护卫皇宫，大致相当于古代光禄勋的职掌，统领五营七署的事务，用来辅佐大司马，把军事机要寄托在宫禁护卫之间，并不只是掌管车舆车乘、邮驿和马厩牧养而已。高皇帝凭军队平定天下，把百万军队集中在神京，国家安宁，有泰山般的稳固，到如今将近二百年了。近来营兵群起喧闹，极其猖狂，几乎像元魏神策、虎贲、羽林诸军所造成的祸乱，朝廷的纲纪所牵系的实在不小。军队聚集之处，统帅有时不能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人的情绪又不能及时知道他们积蓄了多久，于是便愤懑不平，想要一次发泄出来，这本来就是形势所导致的。于是想要探求他们的实情，再加以慰劳，他们反而自以为得意，安于放纵自己。这样一来，先前所谓的情绪就不再只是由事情本身产生，而将由这种做法养成习惯；他们因一时的愤懑而受到纵容，便把它当成习惯，国家难道可以有一天靠这种军队来获得安宁吗？从前辽阳的军队曾经喧闹，安抚之后才安定；云中的军队又曾经喧闹，安抚之后才安定。这是边疆的祸患，是四肢的忧患。如今京城腹心之地竟然也这样惴惴不安，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没有受到惩处而仿效呢？如果让他们不受惩处而又有人仿效，我不知道事情将止于何处。天下的变乱没有不是从细微处开始的。唐朝中期起初只是平卢一军作乱，当时没有折断它刚萌发的枝芽，终于酿成祸患，延续到五代，成为一百六十年都无法根除的痼疾。武宗时泽潞擅自发号施令，李德裕请求讨伐，恰逢横水戍兵叛变进入太原，拥立杨弁主持留后事务，议论者多说军队都可以罢免；李德裕立即催促王逢在榆社起兵，斩杀杨弁，把首级献到京师，泽潞也随即平定。李德裕任宰相时并不能完全使人人满意，但临事时有如此的决断和控制，所以能使河北三镇畏惧服从，而防昌的政绩也因此为世人称美。大概天下善于治理的人，能够控制事变的关键，随着形势盈缩变化，没有什么不能应付的。唯一令人忧虑的是因循迟疑不决，只侥幸求得眼前没有祸患，而控制局势又不能出自自己之手，这正是值得担心的地方。陆生说：“您勤勉敏捷地处理政务，凡是监牧、舟舰等方面的弊病，大多有所整顿革新；亲王封国时，还兼理兵部、工部两部的事务，宽裕有余。”我认为这只是说到了您的大概。如今您北上，一定能够把天下的大事和关键献给朝廷。我还有什么话可以帮助您呢？【昆山刻本擅自删去八十余字，今依常熟本。】送周给事兴叔北上序 如今世上任用人才，以及士人被天下任用的情形，都和古代不同；无论是寻求人才的人，还是为这种寻求而应求的人，都有许多古代不应有的现象。古代的士人，上位者知道尊重他们，所以士人也能自我尊重，不轻易求进。如今的世道，不过是自行求进罢了。即使如此，到了今天仍有不可改变的地方，其中也常常保存着自我尊重的道义，然后才可以承担天下的事务。孔子、孟子的时代，世人已经不知道尊崇和采用他们的道术，但孔子、孟子本来没有忘情于这个世道，也跟着世俗奔走，最终因为知道事情不可为而停止，这就是孔子、孟子自我尊重的地方。后世学者遵守他们的家法，即使过了一千百年，也从未改变。孟子谈到伊尹、孔子，大概是极力驳斥当时好事之徒诬蔑圣人、借此满足自己苟且求进的私心。至于百里奚自我出卖，即使五霸的辩士称赞他，孟子仍认为百里奚所成就的很小，却不肯自我出卖来成就他的君主。一个人如果竟到了自我出卖的地步，即使五霸的事业也无法成就。由此说来，士人想凭借功名而苟且求进，即使自己欺骗自己说有所成就，也同样是虚妄的。临安的周兴叔以进士身份任江南县令，后来入朝任给事中。当时的宰相仰慕他的名声，颇为暗示拉拢之意，想把他招致门下。兴叔立即以疾病为由辞去职务。先皇帝末年，朝廷正举荐遗逸之士；等到新天子即位，遗逸之士一时云集宫阙之下，没有不迅速得到显贵提拔的。兴叔本应乘时起用，观察天子的新政，却仍然高卧自如。国家旧例规定，大臣请假在家，除非受到召见，不得入朝；三品以上以外，凡在朝廷任职而获准休假的臣子，都要亲自赴阙，然后由天子授予职务。嘉靖二年冬，兴叔还没有赴阙，任命诏书却独自下达，于是才奉命出仕。兴叔可以说真正懂得古人自我尊重的道义了。我任职吴兴时，往来临安，曾在西湖的古寺中拜访兴叔；那里山深路曲，人迹不到，他正在读书作文。临安防守城池的士大夫都推重他的道义。如今兴叔出仕，确实是能够自我尊重、不肯苟且的人。给事中是负责谏诤的臣子，天子既然嘉奖直言，人们便可以有所建言；每次把意见呈给公卿大臣，他们也不违逆他的言论，奏章往往立即施行。这是因为遇到了圣明的时代，他的言论如此容易实行。正因为言论容易实行，更应当想到言论本身的艰难，然后才行。自古以来，像贾谊、陆贽、王吉、崔寔、魏征这些人，他们的言论无不关系到一代的治国大体。如今的天子承继帝统、登上帝位，正值世道将要发生变化的关头，天下治乱兴衰的关键以及人心风俗的趋向，兴叔独自居住深山之中，已经长期而深入地观察过了。他一定不会只是空谈，而能符合朝廷任用和托付他的本意。我想到自己正徘徊在出仕与退隐之间，还不知道如何裁决自己，哪里足以帮助兴叔此行呢？只是我平生受他的知遇最深，又乐于看到他的道义得以施行，因此写下这篇序文。

译送余先生南还序 太史余先生以进士第三名进入翰林。今年在礼部主持考试选士，先生奉命负责考核评定，录取了三十人，天下人都认为得到了人才。不久，因任官期满考核一次，推恩封赠他的父母，随后获准休假回乡。被他取中的士人认为先生南行，应当有文章为他送行，便按年龄辈分请托于我。大人君子得到职位时，要看他给天下施行了什么；还没有得到职位时，只看他用什么来修养自己罢了。如今的馆阁，并不是立即承担天下政务的地方。即使从最低的一命之官起，都各有职业；唯独把馆阁看作辅佐宰相、培养人才的地方，对于天下的事务，一点也不让它牵累自己的思虑，使馆阁之士保持虚静纯明，以成就自己的德业，同时广泛考察古人的著述，从圣人的经书直到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古今治乱的缘故，无不尽心研究，那么，成为辅相所需要的条件就齐备了。此后有一天授予他们职位，使他们承担天下的责任，就没有不适合的。这就是国家储养馆阁之士的用意。我到京师时，见到先生和本郡的王太史先生，都年少而考中高第；入朝便同在馆阁，出行便并驾而行。他们意气昂扬，却好像总觉得自己有所不足；神色沉静，又好像总觉得自己有所不能，急切地想着怎样赶上古人，却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声望和名位之高，已经足以成为大臣、宰相之才了。而我们余先生对于他所录取、与他相处的士人，从来没有不满怀喜悦地对待他们，引导并提拔他们，唯恐他们不能达到自己的期望。被录取的士人在先生离去时，都惘然若有所失，每天盼望先生归来。士人因为一天的相遇，便确定终身的情谊；这不只是主考官求取士人，希望得到真正的人才，士人也希望遇到贤明的主考官，以便有所归依。韩愈称赞陆贽考察文章十分详尽，又庆幸自己在选取之中；因为韩愈以为陆贽高视一世，自己也愿意依附陆公，自认为是他的门人，便可以无愧。我的科举考试长期困顿，特别得到先生的识拔，天下人尤其因此称许先生，我对他的感恩应当加倍于寻常；如今不敢详细说出，是因为替先生写序送行本是诸位君子的意思。送顾太仆致政南还序 士大夫在出仕、退处、进用、退让之际，常常在内心自我衡量，这不是旁人所能知道的，旁人也无从知道。只要他的内心有一丝不安，就不能在那里安居一天。至于内心没有任何不安，即使召公告老，周公仍然谆谆挽留他。周公、召公这两位圣人都在位时，周公对待召公，就如同召公自己对待自己一样。既然有什么可嫌疑的，为什么不离去，却一定要把离去说成高洁呢？如今世人议论士人离开职位，只说是高洁罢了，难道这就是谈论出仕、退处、进退之道，并且使通晓道理的人无从议论的吗？然而，如果他的内心确有一丝不安，那么离去也正是他高洁的表现。疏广接受二子相劝，以年老为由辞去官位，汉史详细记载了这件事。韩愈又称许他们，把这件事写入《送杨少尹序》，也足以说明当时的人能够知道应该仰慕和爱惜什么。疏广、疏受以及他们离去的缘由，班固不能说清楚。韩愈对于杨侯也是如此；曾子固送周屯田，只把能够摆脱烦劳看作快乐。士大夫把自身献给国家，难道只是因为能够摆脱烦劳而感到快乐吗？班固、韩愈、曾子固的文章，世人都认为无人能及，我却仍认为他们没有彻底说明出仕退处的道理，也没有说明如何自我衡量内心，这不是论述精微之处。我年轻时便和太仆顾公相识。顾公任给事中时，后来被放逐废弃二十多年；我和他谈到做官时的事情，他总是笑笑，从未亲自说起。到了京师，我才询问他，得知他当年奉命出使查勘蜀地事务，能够替朝廷处理此事，不把骨肉亲属区别对待，深得大体。他请求赦免、召还因大礼、大狱等事获罪的臣子，只因这件事触犯当时禁忌，尤其难以启齿。等到他被起用，四次升迁，直到如今任职太仆寺；他在寺中所提出和办理的事情，有许多值得记载。他任职时一定想有所作为，和当年年轻而锋芒锐利地任给事中的时候没有不同，也可以说是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一旦以年长为由辞官离去，难道不可以说是高洁吗？然而他的志向和心意究竟在哪里，他自己不说，别人也无法推测。在他之前，我们吴地致仕离去的，有阳羡的万宗伯；海虞的陈奉常则因病请退。两位公都了解我。顾公回乡时，把我的文章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会认为其中有合乎自己心意的地方。我所论述的士大夫在出仕、退处、进退之间的道理，正是韩退之、曾子固没有说到的。

译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 嘉靖癸丑年春天，我和子云北上，从句曲进入南都。渡江时北风仍然强劲，千里之内积雪遍地。经过清流关，马行走在高山上，我们一起徘徊四望而叹息。到了徐州、沛县一带，水涝正盛，泛滥的水流充满道路，我心中暗自悲伤，认为如果能做一个县令，难道忍心让百姓处在这样的境地吗？子云为人宽厚有分寸，居住乡里时人们大多爱戴他。旅途中所到之处，他看待住宿和饮食，从不只为自己求取便利。四方士人和他相交，在旅店中饮酒告别，依依不舍，情意深厚。我因此认识到子云的贤能。同行者共有四人，只有子云考中了进士。第二年，他被任命为袁州分宜县令。议论的人认为分宜是当今宰相的家乡，便为它寻求县令，访查数日，从四百人中选中了子云。子云要符合他们的期望，也确实不容易。古人说江湖之间山水清远、民风敦厚，容易治理。不知道今天和古代相比怎样，但我知道子云居乡待人的态度；用这样的心推及为官，做县令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宰相不过是希望治理好自己的县，县治好了，宰相的愿望就得到满足，除此之外还求什么呢？如今世俗风气和官吏治理日益不如古代，我曾希望天子和几位大臣留意郡县，慎重选择太守、县令，也许可以逐渐恢复淳朴敦厚的风气。听长者们说，从前宪宗、孝宗时期，法网宽疏，吏治兴盛，不苛察地查办奸邪；国家太平事业能够与成康、文景时代相媲美，没有不是在这个时期实现的。如今的文官，动辄凭主观臆断穿凿附会，专门追求声名和政绩，百务表面上都号称振兴，而天下的元气也因此被耗尽了。比如豪强百姓横行霸断、侵吞隐匿田税的事情，各地都有。如今却加以铲除搜查，几乎用尽力量。官吏对百姓，本来情意应当亲近，如今却尊严得像神明，遇事急切苛刻，几乎没有一点宽免。过去的做法似乎不对，但天下百姓常能安居，田地常能均平，法令也常能实行；如今的做法似乎正确，但天下百姓常常不得安宁，田地不能均平，法令也常常不能实行。这其中的缘故，是可以认真思考的。没有明察苛细的政令，却有浑厚醇和的德行；没有显赫耀眼的名声，却有幽微而实际的功劳。子云的做法接近于此。我担心他认为做官后与平日不同，稍微改变自己的尺度，所以在他出行时勉励他。并且我认为，天子的大臣并不是只为偏爱一个乡里；举荐子云，是为了给天下作榜样，使天下做官的人知道朝廷的用意所在。送陆嗣孙之任武康序 从前陆子潜先生任黄门时，所上奏议多有建言，而他的文章一改吴中绮丽浮靡的习气，最终归于古朴典雅。以我的鄙陋拙劣，竟屡次受到先生称许，只遗憾没有机会有一天跟随他学习。他的侄子嗣孙在嘉靖十九年与我同为乡荐之士，多次一起参加南宫考试，又多次屈居于有司之下，我们彼此同情。长洲陆氏的文章功业，往往闻名于世；嗣孙号称是他家有才华的子弟，理应得到显要的仕途。今年因父母年老，便到吏部请求选官，出任湖州武康县令。太湖水面汇集着三洲，湖州与我郡都濒临太湖，土地相连，就是古代会稽一郡的地域。武康又是湖州属下的小县，偏僻地处河湾湖汊。嗣孙在这里做县令，并没有离开乡郡；治理政务之余，还能侍奉尊敬的父亲，在三万六千顷的湖面上泛舟，沿着曲折的湾隈和迂回的山岭，寻访仙灵栖息的地方，采摘芳草甘果，歌舞饮酒以为欢乐，难道不足以自得其乐吗？人的处境，无论所到何处，最重要的是能够适合自己的心意。心意如果舒适，那么无论如何安排，精神风采都会充盈，事情无论大小，也必能处置得当。若不是这样，只是郁郁不乐地生活，又和把千里马拘禁起来、把凤凰关进笼子有什么不同呢？这样还能有所作为吗？如今世上做官的人，父母亲属在数千里之外，怎么能有一天安心呢？嗣孙既能侍奉父亲，又能优游徜徉于湖山之间，我知道他治理武康，应该会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同年中像嗣孙这样的人，大概很少；这也是我感慨叹息的地方。赠俞宜黄序 国家任用州县官吏，多从平民和生员中选拔，让他们承担治理百里之地的责任，还不到三年，往往就升迁离去；而考核他们贤能与否，全听凭监司的意见。凡是被监司奏请罢免的，本来不必说；至于被监司推荐的人，必定极力加以褒美，即使古代的龚遂、黄霸、卓茂、鲁恭也不能超过他们。龚遂、黄霸、卓茂、鲁恭未必一年就能成就政绩，那么今天被推荐的人远远超过龚黄卓鲁了。然而等到他们升迁离去时，州县的治理仍和过去一样，却没有人称赞他们治理有方。这样说来，官吏的贤能与否，果真都符合实际吗？还是因为替他们扬名的人太多了？上级也只是按照名声来求取人才罢了，这对百姓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我认识宣平的俞君，他任抚州宜黄县令，唯独他的心思急切地放在百姓身上，没有心思追求名声，然而名声也自然归于他。考察他的实际政绩，只以公平宽恕为原则，从不苛刻深究，企图在每一件事上求全责备。宜黄在山中，多次被战乱焚毁；俞君重建县城，能够把它看作自己的家事，从神祠、学校、县衙、桥梁等政务，没有不全面兴办的。这些都不是如今考核官吏所看重的事情，唯独俞君急切地去做，而且无不办理妥善。至于他的施政，又坚持公平宽恕；那么对于当今的官吏，我要在宜黄推许他为贤能了。不过，您也算遇到了好机缘。县里的士大夫，是士人百姓所仰望的人，他们了解我们的政绩，比监司更清楚；但如果他们不是正直之人，就没有不因私情而扰乱法令的。他们向有司提出要求没有止境，稍微不合他们的心意，毁谤便随之而来。宜黄做官的人本来就少，如今只有少司马谭公能够约束自己的家人，一切听凭县令治理；他对有司没有额外要求，所以也没有怨恨。而且他还更加敬重您，替您宣扬声誉。您因此说：“司马公既然如此，我今后在监司那里就不会得罪人了。”至于邻县的官吏，也有许多因为嫉妒而倾轧排挤他的人，因此毁誉不明，监司也无法了解实际情况。我的朋友蒋子征在临川，和您彼此十分相爱重，所以为您奔走推举，您因此更加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谷梁子说：“志向已经通达，名誉却没有显扬，是朋友的过错。”我因此又仰慕少司马的盛大德行和我朋友的贤能，并不只是说宜黄的吏治在当今独善一方罢了。戊辰年春天，我和您一起入朝觐见后返乡，同船而行，因而得以详细交谈，全面了解了这些事。渡江将要分别时，写下此文作为赠言。

译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 天下的治理，常常取决于人情是否能够通达。举眼前近处、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来说，如果上级却独自蒙蔽而不能了解，那么四海之内被隐瞒遮蔽的事情，哪里还有限度呢？古代政治最盛时，甚至鳏夫寡妇也没有被遗忘，何况那些近在眼前的人呢？如今天下的官员，无论是一命之官，都由吏部总理；想凭几个人的耳目周遍了解天下众多士人，那么人才不能自行通达上级的，必然有；侥幸冒充而没有人察觉的，必然有；遭到诬陷而没有人替他申理的，也必然有。《尚书》说：“君王身边有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 唉，能这样做真是美好，可惜知道体恤他们的人太少了！常伯、常任、准人本来就是重要的官员，至于缀衣、虎贲，也同样加以知悉和体恤；这就是周朝盛大的原因。太仓王君凭太学高第，被选为上林苑录事，九年后升任南京光禄署丞。不久，有人想取得他的职位，也被选为署丞，以此逼迫王君离开。当时王君已经先入署三个月，没有任命文书，不能接受替代；那人于是又从吏部得到某州同知的任命文书给王君，王君才离去，而接替者随后从中构陷他，以考察为名要调动王君。于是王君在家闲居了很久，今年赴吏部候选，冢宰知道王君受了冤屈，但他已经列入调动的名册，于是任命他为福建按察司知事。知事的品秩比州同知低，但穿着獬豸衣，从郡守二千石起都以礼相待；在外省，这是清要的职位。这大概就是吏部为王君主持公道的情形。王君世代以科举显贵，本人有才艺；在上林苑任职九年，因考核优异升任太官，三个月后却因过失被贬，这就是那人替王君不平的缘故。而天子的大臣竟能知道体恤他，可以说没有把他遗忘在远方。太仓本是我们昆山旧日的辖境，王君与我家世代有姻亲交情；今年他的堂弟一诚又与我同中进士，因此写下此文为他的出行增光，也用来感叹当今竟有一命之官能够自行通达于上级的事。送北城副兵马指挥使周君序 从前我刚到京师时，见到前辈长者，他们说我们县的风俗淳厚。当时本县在朝廷任职的乡绅，地位甚至可以和大省相比。毛文简公任大宗伯，朱恭靖公、顾文康公都在翰苑。然而凡是同乡士人，从九卿以下直到六馆学士和各类有品秩的属官，在京师遇到乡邑庆贺之事，都联名叙写情谊，不因品秩高低而区别对待。这是我当时所见，确实不同于从前。如今几年过去，诸位公都已去世，在显要职位上任京官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再没有过去的盛况，乡里的情谊也不能不稍有衰减。今年我有幸考中进士，同时中举的有三四人，都互相勉励以敦厚的道德改变风俗。我的朋友葛秋官诚源、张给事虚江，在乡里都特别崇尚高尚情谊，尤其厚重。于是周君汉卿以太学生身份调任北城，承担巡逻警卫的职责，诸位公都前往祝贺，又征求我的文章，为他送行赴任。亲友陆小楼急忙来请托我，因此写下这篇序。周君年轻时就有美好的仪表，是学校中的优秀人才；升入成均后，历任宪台官长的属官，与同舍的人都很器重他。他为人温和恭敬、孝顺友爱，又受到诸位公的敬重和爱护，并不只是乡里的私情而已。这就是这篇序文。送吴祠部之官留都序 凡是要为天下所任用，必定要凭借贤能和才干。国家之所以勤勤恳恳地寻求人才，用优厚俸禄和高贵职位来等待他们，大概正是为了这个；但真正考察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士人如果真有贤能才干，一定会有所表现，希望称职；他们往往遇不到与自己相同的人，反而遇到和自己不同的人，因此天下真正贤能有才的人，没有不遭受谗毁构陷的。大的可以做到辅相卿佐，近的可以做到郎署中负责谏诤献纳的臣子，也可以做岳牧、州县长官；如果确实辜负了职责，必定遭到挫败，辜负得越大，挫败就越重。只有那些看不出贤能才干、也不要求自己称职的人，浑浑噩噩而已，世人反而必定争相称誉他们；他们的爵位越高，俸禄越厚，越能安稳地行走在顺利的道路上，没有人阻碍他们。自古以来，有志之士出仕为世所用，忧虑困顿的时候时常有；至于与世间的是非无涉，随波逐流、顺从习俗，终身安享爵禄地位的人，却到处都是。孝丰吴侯考中进士，任建宁司理，后来召入朝廷任祠部，这正是所谓凭贤能才干自我表现的人，于是获得了升任州同知的机会。他在本州任职时，政令严明，声势卓异，光明显著，威严和恩爱遍行全州。不久又升任郡同知，威严和恩爱又遍行全郡。像这样，他的贤能才干如此显著，理应不能长久安居朝廷。不过，如今天下太平，各项政务大都号称严厉急切，唯独铨选部门在降调和调任上还保持着大体。吴侯虽然被调到外任，但像我们乡里的州和郡，都是京畿附近的重要地区，是选拔贤能才干者的上等去处，并不是古代被贬谪之人的待遇。我考察《唐史》，从朝廷出任外州官员的，多半在岭海绝远边地，直到终身盼望回朝却不可得；偶有获得量移的，都称为宽大放任的恩典。如今吴侯任州官、郡官，一年之内三次升迁，很快又回到郎署，可见朝廷任用人才宽大，爱惜天下贤能才干，又和古代不同了。所以我曾说，士人要为世所用，不遭受挫折压抑，就不足以显出他的贤能才干；稍受挫折压抑，便很快再次受到重用，由此可以知道朝廷任用贤能才干是多么急切。我因此为吴侯的升迁感到高兴。吴侯是吴兴的名门子弟，家族两代都列入朝籍；父亲和兄长都是显官。吴侯正当盛年，继承先辈的事业而起用，在吴兴任职不久，吴地人都怀念他。我的朋友潘京兆和吴侯的兄长宪副君曾任东郡属官，吴侯在太仓时，他们感受到吴侯的恩德；这次吴侯赴建康，所以请我写序。

译赠石川先生序 从前周成王时，召公告老，周公挽留他说：“年老而德行深厚的人，德教不会衰落；如果我听不到鸣鸟之声，便告诉您谋划宽裕之道，我不能让后人迷惑。”又说：“我只希望您协助我们二人；如果您能够敬守德行，使贤俊之民显明而谦让，后人就不会错失时机。”古代的大臣把自己同天下的重任联系在一起，即使年老想要离去，也不能随意实现，所以礼制中才有七十岁退休的规定。大概是精神气力有所不及，上位者想让他休息，并不是要抛弃他；下位者因为疲倦请求归去，也不是把这看作高洁。至于不能实现离去的愿望，即使是自己留下，也不认为这有损清白。后世君臣之间的关系，哪里还值得说呢？君主不把这个人看作关系天下重任的人，所以抛弃他而不加体恤；这个人自己也不再承担天下的重任，所以把离去看作高洁。因此任用人才不能尽其才，休息也不等到他的年纪，后世的致仕便和古代不同了。石川张先生任通政司参议时，九庙发生灾祸，大臣可以自行陈请致仕；先生按惯例本来不能自行陈请，却上书辞去官职，悠然自得地放怀于吴越山水之间。世上的君子称赞他的旷达，却惋惜他在才干尚未用尽、还不到可以休息的年纪时便退去了。乙巳年，先生刚满六十有余，我作为姻亲晚辈，承蒙先生以此相称，在堂下为您举杯祝寿；遍览墙壁间的文章，大多是劝慰老人休息的言辞，我私下认为还没有完全表达您的心意，所以特意称说古人致仕的道理来写这篇文章。赠给事中刘侯北上序【代作】从前孔子的弟子都有辅佐天下的才质，却先把自己的才能在大夫之家中施展出来。大概从小事上可以知道大事，在一方施行的政绩可以推及天下。因此子西对楚昭王说，楚王的辅相、将帅、官尹以及出使诸侯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颜渊、子路、宰予、子贡；如果孔子拥有土地，弟子们辅佐他，就可以称王天下。这都是先在小事上经常试验，从而可以了解他们的才能。后世“循吏”这个名称，开始见于西汉的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倪宽；他们都是通晓世务的儒者，用经术来修饰吏治，天子认为他们是可用之才。董仲舒自行退去，公孙弘、倪宽都做到三公。此后公卿职位有空缺，必定依次选用那些被举荐的郡国守相中有治理政绩的人。至于东汉的卓茂、刘矩一类人，没有不位至三公的。他们仁厚诚信、笃实忠诚，能够感化万物、推行政教，确实是宰相之才。我的同郡刘侯某考中进士，任温州瑞安县令，从士大夫直到街巷中的小民，没有不得到他的欢心。他所兴办、革除而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有八项；等到他奉召之日，百姓奔走攀挽，哭号挽留，挤满街巷。温州属县以及邻界的百姓，没有不赶来的。那么刘侯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循吏吗？刘侯被召入朝后，入朝任吏科给事中，天子也将把公卿的职位交给他了。我认为，刘侯治理县邑的方法，用来治理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然而天下的人才，也有适合治理小地方却不能治理大天下的，黄霸治理颍川就是这样。我之所以独自知道刘侯没有什么不可胜任的地方，是因为我已经亲眼见到并亲自体会过了。我在青田任教时，正好是刘侯治理瑞安的时候，而瑞安到青田只有一舍路程，我曾往来于他的县城。接待宾馆、饮食供给和馈赠礼节，没有一样不周备；他虚心礼贤下士，不因身份贵贱而有所区别。像我这样困顿笨拙、沉沦失意的人，他却更加礼待。我曾在夜里辞别刘侯，去东塔山游览观海；到天明登山时，道士已经出来迎接，饮食馈赠全都准备好了。瑞安的学官因公事获罪，应当缴纳罚金，却竭力也无法偿付，于是托我代为说明。刘侯说：“前两天我已经替他代为缴纳了，正准备报告监司，只是学官还不知道。”《晋史》称麻思还在冀州时，曾向王猛请求，王猛说：“收拾行装出发吧。”到了傍晚诏符便下达；等他出关时，郡县都已经接到了诏符。王猛令行禁止，事情没有拖延，甚至细微琐屑之处也无不如此。王猛之所以有成就霸王事业的才器，就在这里。我由此知道，刘侯的才能可以和古人相比，毫无愧色。嘉靖三十七年春天，刘侯请假回家；我恰好奉命前往南太学，刘侯不久又继续北上。我于是写下这篇文章赠给他的行程。大概我自己也认为，不只是刘侯了解我，我了解刘侯尤其深。赠戚汝积分教大梁序 我年轻时和李廉甫交游，廉甫和汝积尤其亲善。当时他常邀请我出城拜访汝积，汝积正住在家中授徒。到了那里，我们三人相对，竟一句话也没有，只是喝茶直到傍晚才返回，心情十分欢乐。后来廉甫考中进士，我被乡里推荐，而汝积在郡学、县学二十多年，才以贡生身份与计吏一起北上。这时廉甫以都察御史身份从江陵回到都察院，我将参加礼部会试，心想我们三人应当再次相聚，但汝积已经得到开封府司训的职位而离去。廉甫正因病请假，我最终也孤零零地落第而归。不久廉甫在郓州去世；至于我平庸得不足称道，汝积怀有可以施用的才干，却长期压抑到这种地步。等到廉甫去世，汝积才开始出仕，可见士人的困厄和显达有早有晚，不能一概而论。当初我经过徐州，询问黄河水道的源头，船夫往往向西指着黄河流入汴梁的地方。我只是想到大梁的夷门、东苑、平台等古迹，以及前代帝王的陵寝、近世都城的壮丽、藩省的富庶和黄河的雄伟，却不能亲自前往。如今汝积早晚都可以游览这些地方，而且凭借温和善良、淳厚敦实的品格，造就大梁的士人，这也有足以快乐的地方了。士人对于天下所立的志向，最大的，是在世上建立功勋事业；常常忧虑不能实现，有时还会因此招致过高地位所带来的危险。汝积居住在名都，每天都能看到孔子庙堂，陈列祭祀的俎豆，和诸生在其中行揖让礼，讲论六艺的文章。古人所说选择合适的官职出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遗憾的是我和汝积南北分离，不能在一起共同感叹廉甫。如今这样的日子和时光已经永远不会再有了，我们这些人活在世上，只需随所在之处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罢了，此外还求什么呢？汝积所教导的县中子弟，因为老师出行来不及写赠行文章，他的儿子扬将要前往大梁，请我写序，以补上送行文章的缺憾。震川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震川集卷十一 明　归有光　撰 赠送序

译送嘉定丞鲁侯序 吴地东南一带，属县有昆山、嘉定，两县土地相接。这里的百姓往来于两县之间，能够说出两县官员是否贤能，有时还分别举出各自县令的长处来互相夸耀。从前王侯仪任嘉定县令，王侯贤能，嘉定百姓称赞他，昆山百姓也称赞他。我是昆山人，曾有巡按来到这里，我跟随诸生到郊外迎候，王侯也到了；他下马和诸生行揖让礼，仪表威严雄伟，车马光彩夺目，诸生夹道让行，目不转睛地看着王侯，大概贤能的人容易为人所知。然而对于县令如此，对于县丞却不是这样，难道县丞的贤能都不如县令吗？只是权势地位不能和县令相比罢了。嘉定是天下著名的大县，记载在图籍之中，地方有八百里，后来分割为州，仍保存原来的四分之三；大概相当于古代方岳大国的地域。县令的地位如同公侯，县丞是他的属官，哪里只是相当于古代的上卿呢？我看春秋时期各国的大夫，往往凭自己的名声闻名于诸侯，即使到了京师，天子也会改变容色以礼相待。如今做县丞而贤能，也很不容易达到；百姓虽然知道，社会上的人却不乐于谈论，实在是任用权势所造成的。嘉定县丞鲁侯将因考核政绩离任，县学生龚有成来请求我写文章说明他的行迹。我对鲁侯并没有听说过什么。龚有成说：“鲁侯是个贤能的人。”我由此知道他确实是贤能之人。学生和县丞本来没有多少交往，龚有成又是品行端正的人，脚从未踏进鲁侯的公堂，却来请求我写文章，这是因为他很看重鲁侯的离任。此前我们县的县丞方侯鋐很有办事才干，后来离任做零陵县令，小民至今还思念他。我把这件事告诉龚有成，龚有成此前不知道；那么我没有听说鲁侯贤能，本来也是应该的。吏部正忙于寻求人才，只要符合法令的规定，便把他夺去调走，根本不顾百姓愿意不愿意。从前我们县方侯离任时，我说：“他一定会再回来。”后来我站在县境之中，望着侯的车马，却始终没有回来。如今您的县丞鲁侯离任，您不要再说什么了；您将来也会站在自己的县境中，望着鲁侯的车马，却再也等不到他回来。

译送周御史序 士人做官，不是把享受爵禄、掌握利益权势、让别人奔走奉承当作荣耀。只有无论到哪里，都能把恩惠施给百姓，使百姓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他，并让美好的名声流传无穷，这才是他的荣耀。《诗经》说：“那京城中的士人，狐皮衣裳金黄；容貌神情不改变，说出话来有条理。你回归周京去吧，万民都在盼望。”说的是君子能够用正道获得民心，百姓爱慕他的德行，歌咏他的衣服、容貌和言语之美；他虽然已经回到周京，万民仍然盼望他。嘉靖乙卯年，侍御余姚周公奉简拔之命来到吴中巡按。按照旧例，御史巡行天下郡国，通常一年便回朝复命。周公任期届满将要离去时，官吏百姓伏在宫阙下上书请求挽留的有数千人，诏令准许他再次留任。这样将近三年，才改任命他为南畿提学。巡按御史从来没有任职超过两年的，只有周公蒙受了特殊的恩典。自开国以来，像周公这样的人，也不过三四个。周公在吴中时，每次巡行县邑归来，百姓扶老携幼，挤满街巷，使他的车驾无法通行。唉，做官而能得到百姓如此爱戴，真可以说是荣耀了。国家的贡赋仰赖东南供给，从前太平无事时，即使不幸遇到水旱灾害，有司仍然不肯议论减免赋税、借贷赈济。近来海岛夷人作乱，战争兴起，赋税征调日益繁重。然而盗寇越过大海，轻装深入内地数千里，抢掠得一干二净。年年又遭大旱，百姓哀号，连一夜的储粮也没有。当时议论政事的人还以国计为借口，而海上用兵最急需的是财物；他们听到蠲免赋税的话，往往彼此相看而笑。唯独公慨然上奏，把苏州、松江每年数百万的收入全部停征，用来救济伤亡将尽的百姓，把他们安置到安稳之地。自从倭寇入侵以来，人们只忧虑将领选任不当、士兵没有训练、赋税征调无法供给罢了。假如按照议论者拘泥狭隘的见解，岂只是税收无从征出，恐怕还会把东南百姓全部驱使去跟从贼寇；朝廷难道只会损失数百万石赋税而已吗？古人曾说：‘古代最能超过常人的人，能够在动乱急迫之中，实行宽大、从容而长久的政策；这正是天下无法揣测而大为归服的原因。’假使世上的君子能够秉持这番话，倭寇的祸患大概就可以避免了。公治理政事宽大而不扰民，受命统领一方军务时，所任用的都是前朝资深老臣，却总是依法裁处。天下各处调来的军队聚集在海上，狼、广、粤、僰等地的人接连来到城下，没有不收敛约束的。百姓不知道用兵的祸害，这些都是公卓然可称道的地方。公离开吴地的第二年，士大夫大多记述这件事。河南布政使雍里顾公顺应百姓的心愿，作颂诗一首，说古代《诗经》三百篇的作者都没有亲自为诗作序，而要等待卜氏一类的人来作序，所以把这篇序托付给我这个鄙野之人。【昆山本题作《周御史保障江颂》，后段稍有不同，另有颂辞；今依常熟刻本。】《赠熊兵宪进秩序》【代作】镜湖熊公初次考中进士，奉命任太仓州知州，稍后升任吴郡别驾，不久又升为太仓兵备佥宪，如今又奉玺书，被提升为宪副。从开始任官到现在担任方面官，几乎已有一纪，官职总共升迁三次，却始终没有离开太仓治所。太仓旧属昆山，是沿海地区；前代为防备日本，只在庆元、澉浦、上海设置戍守，从没有提到太仓。自从淮阳王建立海运以后，所有泛海运输都从这里开始，装载万斛的船只云集风行，连接到辽海，当时太仓巍然成为重镇。国家停止漕运事务，设置两卫，数百年间海外没有祸患，只有沙丁、醝户有时作乱，但不久便被扑灭。然而三吴百姓聚居生息，反而依靠大水，把它当作天然险阻。嘉靖初年，议论者想撤销新建州，请求设置兵备分司，朝廷保留该州而设置分司。在此以前，浙江省有水利佥宪兼管吴中水利，如今则一并归兵备管理。自从设置兵备以后，日本的祸患便发生了，大概像是已经有了先兆。倭寇最初到来时，正是公任太仓州知州的日子；他能够凭借承平日久、习惯安逸的百姓，抵御像蚂蚁聚集般的敌众，守城功劳最大。可是议论者想用细小的文字罪名加罪于他，幸而州人爱公如同父母，所以压倒众议，把公留在吴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自从公掌握宪职以来，每天都率领安抚百姓，并用边疆战事督促他们；威望推行，恩惠得到信服，指挥调度都得心应手。倭寇的椰帆铁舰飘忽而来，在南面溃败、在北面覆灭，这是谁的功劳呢？朝廷知道公的声望日益隆盛，东南的重任没有人能够替代他，所以才有今天的提升。而我却独自认为这是我们百姓的幸运。天下都在谈论长期任职的好处，却没有人实行，大概是形势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公虽然受到州人爱戴，却仍然被征召提升而离去；全郡百姓到宫阙前伏地请求挽留，也没有人能够顺从他们。如今形势相互牵制，公于是又担任郡守和宪司之职，多次升迁却没有更换地方，直到十多年，地位日益尊崇，与任州官时没有不同，对百姓的治理可以说已经非常熟悉了。汉代侍御史贾昌与州郡共同讨伐盗贼，过了一年多仍未能取胜，当时议论派大将发兵；李固认为，发兵之事可以交给州郡负责，只要选拔有勇有谋、仁慈惠爱、能够任用将帅的人担任刺史、太守，就可以责成他们成功，于是任用张乔、祝良二人，终于平定岭外。如今太守没有兵权，武将又不参与民政，只有公兼任军民两方面的职责，李固的主张大概正在这里得到体现。我议论国家用这种方式任用公，大概合于古代之道的两种用法，因此深感叹息。况且公在内安抚创伤残破的百姓，在外严格防守抵御，岛夷被险要阻挡，不能逼近内地。倭寇长久以来知道作乱没有好处，也将自行收敛了。我从前曾暂代汴省职务，而公如今的官职也与汴省有关，有先后同僚的情谊。近来我隐居在林边，公不嫌弃我鄙陋，耐心地前来询问访问，我们的情谊日益深厚。对于公的升迁，我便不自量力，用这篇不丰厚的文字向您祝贺。

译《送嘉定县令序》太学生张沛从嘉定来，谈到嘉定县令某侯的贤能，说：‘天子有诏书征召侯，侯如今将要动身了。我想有所陈说却没有做到，希望从您这里有所听闻。’我读古代循吏的传记，即使相隔不同的时代，仍然感慨仰慕、叹息惋惜，唯恐记载得不够详细，何况和他生活在同一时代，声誉又彼此相通呢？吴地是东南的大郡，而嘉定地处海边，疆土最为广阔，号称强县；做这里的官，如果不刚强明察、仁慈宽恕，就不足以治理。然而在此以前，嘉定曾有几位贤能的县令，弘治以来享受庙祀的就很多了。如今侯又如此贤能，难道是由于这个地方本来如此吗？这正是我所感慨仰慕、叹息惋惜的地方。张沛说侯的政绩，最重要的有三件：‘从前飓风大作，海水飞溅泛滥，平地积水数尺，濒海百姓被水冲得上下漂流，死了数千人。侯刚到任，就救济幸存的百姓，使他们有安宁的住所，这是他的第一项贤能。’有一两个小丑凭借险要地势逃避诛罚，出入巨浪之中，肆意抢劫掠夺。嘉定距海不到半日路程，又没有坚城强兵防守，却没有受到侵犯，这是他的第二项贤能。‘年成荒歉，百姓贫困，拖欠的赋税日益积累，使者在道路上接连不断地催逼；父亲死了还要治罪于儿子，哥哥亡故还要逮捕弟弟，百姓被鞭打拷掠，因受刑而死，流离困顿，其中惨状实在不忍说。’ 侯能够依法调度，赋税办完而百姓不受惊扰，这是他的第三项贤能。’我认为张沛所说的三件事中，前两件是一时的变故，后一件却是这一地区百姓无穷无尽的祸患。侯既然能够在任县令时救济百姓，如今离任而成为天子的耳目之官，对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东南是财赋之区，国家征取这里的财赋将近二百年了，譬如人年轻力壮时，曾经能够承受百钧的重物；等到他衰弱年老、疲惫困顿，仍用从前的负担驱使他，没有不脉断身亡的。如今把三年限期内的旧欠，责令在一时数年之内归还，并入一年征收，可以说已经不遗余力了。侯为什么不向天子进一言，把数十百万的赋税全部捐免给百姓呢？这比增加戍守、增运漕粮来加强西北防务，重要万万倍。张沛可以把这些话告诉侯。《送嘉定县令张侯序》国家统一天下，户籍所隶属的地方，纵横延伸万里。三吴百姓独自凭借小小的一隅，输纳天下一半的财赋。从前守土官曾上疏一次，向朝廷为百姓请命。宣宗皇帝慨然下诏，削减旧有定额。然而议论者还认为，当时的建议不能大力阐明，不能使一切焕然一新，以显示太平时代均平治理的政道，因此感叹其改革未能充分推行。后来吏胥借此营私舞弊，百姓的赋税一天比一天超过旧额。主管财政的大臣坚持成议，牢不可破，即使遇到水旱、螽、蝗、螟、蝝等灾害，也总是拘泥成法，从未肯减少上供的数额。近年敌骑南侵，朝廷商议认为运输军饷不能接续，催逼欠税的使者在道路上接连不断。因此，担任县令就更加困难了。对上不能满足朝廷的要求，朝廷就说：‘为什么事情交给你办，你却不听从我？’对下不能承受百姓的要求，百姓就说：‘为什么安抚我，却不体恤我？’对上容易获罪，对下容易招怨。县令难做，历来已久，却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吴地所属的县有八个，而嘉定最为广大。但它濒临海边，土地贫瘠；地方广大，赋税就繁重；土地贫瘠，百姓就疲困。用疲困的百姓供给繁重的赋税，就更加困难了。顺义张侯由进士出身，出任这个县的县令，处在极其困难的时势中，对上勤勉，对下抚恤，事情办妥而百姓和睦；又能用余力兴办学校，疏浚河渠，修缮宫馆，整顿武备。一年之内，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得到兴办。如果没有和乐仁厚的德行、通达敏捷的才干，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这时侯将要入朝觐见，天子将实行考核官员政绩、黜退昏暗者而提升贤明者的制度，采用晋级加秩的典章。侯承受皇恩诏命、获得光荣宠遇，是必然的了。我的门人李某根据县中父老的心意，来请求我写文章，以加重侯此行的意义。我并不是懂得文章的人，先前宪副张君已经作了赠行诗，既然让我为诗末作记，我这些繁杂鄙陋的言辞哪里值得污辱侯呢？但李某恳切不已，我终究不能以辞谢绝。于是又为他写了这篇序，大概也就是所谓乐于称道善事的人，并不止我一个罢了。《送昆山县令朱侯序》江南各郡县，田土肥美，多产粳稻，又有江海陂湖的丰富物产。然而征收赋税繁重，供给内府、输送京师，毫不遗余力。当地风俗喜爱奢侈靡费，讲究华美衣服和精美食物；嫁娶、丧葬、时节馈赠、饮酒宴会，都竭力装饰得壮观华美。富家豪民兼并百家产业，役使财物而骄奢放纵，妇女佩戴玉帛，建造高大宅第和田园，音乐歌舞可比王侯。因此世人把江南看作富裕之地，却不知道那里的百姓实际上贫困。当地风俗柔弱，畏惧躲避科役徭役，只想着保全自身和全家，所以奉行天子命官尤其恭顺，号称容易治理。然而在这里任职的官吏，必定是进士中才干优良的人才能得到，但通常不过一次考核便升迁离去。几十年来，江南的风俗和官吏治理就是这样。嘉靖丁未年，南昌朱侯考中进士，得到昆山县令的职位；庚戌年，他入朝京师，政绩成为天下第一。这年秋天，吏部的征召文书到了这里，他将要动身。昆山百姓为侯的贤能而高兴，却遗憾他离去得太快。侯凭借通达敏捷的才干，了解百姓的风俗而不违逆他们的情理，所以百姓尤其容易治理。即使如此，假使能让他再任几年，放宽约束，使他同当世士大夫切磋治理之道，讲求方略，深入了解积久的弊习，并努力加以改变，再推广到邻近各郡，那么百姓的弊病就可以得到振救。天下的祸患，譬如人的外貌美丽而内里有病，饮食言语仍像常人一样；外表高大强健，实际上却有无法测知的忧患，如今江南就是这样。让数千里饱受凋敝创伤的百姓，面对奢侈过度的风俗，对上供奉无穷的需求，却又频繁更换官吏，百姓该怎么办呢？国家漕运数百万，江南出产的贡赋是天下的根本，实在值得深深忧虑。有光等参加南宫考试，亲眼见到天子黜退昏庸、提升贤明的制度，以及用来教化激励天下的措施。退下来考察侯的治理，才知道其中的原因。侯将要离任，我遗憾不能把他留下，却仍然把江南的事情寄托在他的身上。《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说的是君子作为百姓父母的心志，在朝廷之间也不会忘记；他的高明议论，足以巩固国家根本，流传美好的光辉。又说：‘我的马还是小马，六条缰绳湿润有光，驾车奔驰，四处咨询访问。’《皇华》诗中使臣在道路上行进时，尚且希望了解百姓的利弊并访问他们，以便报告天子，何况侯亲自治理百姓，深知他们的弊病；如今又任职于天子的耳目和进言部门，有能够赞助朝廷谋略、补益国家议论的地方，必定不会忘记我们江南的百姓。

译《送吴县令张侯序》如今做官吏的人，凭才智自我施展，在文书和期限事务之间追求办事迅速；像这样，可以说是能够胜任官职了，却还没有达到爱护百姓。温和善良、慈爱百姓，了解百姓疾苦，致力于使他们休养生息、获得安全；像这样，可以说是爱护百姓了，却还没有达到礼待士人。礼待士人的礼节，失传已经数千年了；从两汉以来，循吏中有以此著称的，大概很少。如今世上的士人，一概出自学校和科举，国家的品级制度完备，官吏奉行制度的高低，上下都自然交给法令规章和礼制所加，以为本来就应当如此，而没有官吏特别以礼待士人。其间偶尔有所尊崇、奖掖、延请进用的，一定是本人已经有声望，足以自行显露；否则即使有子思、孟轲的学问，吕望、伊挚的才干，许由、伯夷的高尚，也不过被当作百姓罢了，被当作奴仆罢了。唉！士人生在当今时代，如果不出自学校和科举，又没有声望可以自行显露，难道不可悲吗？我，是东海的鄙陋之人，隐迹于田野之间，利用耕作捕鱼的闲暇，稍微诵读学习古人的书籍，偶有感发，也只是模仿古人的语言写成文章，从未敢拿给别人看。然而当世的利弊、百姓的祸福、士大夫的贤能与不肖，虽然不是我所能触及的，却时时有感于内心。我曾听说吴县县令张先生贤能，他的声誉从吴县传开，海滨一带都说：‘这是如今能够胜任官职的人，这是如今爱护百姓的人。’但我没有机会拜见他。今年奉老母亲的命令，到郡城参加考试，先生在路上见到我，怜悯我，叫我过来交谈，又索取文章观看，替我把文章推荐给主管官员；但他的心意仍感到不足，叹息着，仿佛自己的力量不能亲自把我推举上去；又悲悯不已，仿佛不忍心舍弃我。士人处在这样的形势中，本来就是世人所轻视、当作奴仆看待的人；我既不是出于学校和科举、拥有声名以自我显露，又与先生素无交往，他却如此对待我，我只惋惜这种待遇施加在我这样并非其人的身上。假如当今世上有比我贤能万倍的人，先生将怎样对待他，也就可以想见了。恰逢先生因考核政绩到京师，我仍然处在被轻视、被当作奴仆的地位，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国士来报答他此行的礼物。士人百姓大多诵说先生的德行美誉，唯独我还要陈述他对我个人的恩意；因为先生的用心，实在出自数千年以前，是拿来侍奉圣明天子的，真正是大臣宰相所应做的事。【此文得自汪计部苕文收藏本，题作《送贯泉张先生序》。】文章称‘某’而不写姓名。据自序，此人不是出自学校。如今考察先太仆：他二十岁时已经是博士弟子；如果以尚未成年之年、并非宫墙之内的学生，却为邻县县令考核期满写文章赠行，就近于向上级献媚求交，太仆是不会这样做的。这应当是代人所作。庄识。《赠张别驾叙》张侯从尚书秋官郎出任苏州判官，因所属昆山县令职位空缺，前来代理县务。不到一个月，新任县令就要来了。我们这些同道在玉山南面设宴，邀请侯来欢聚一天。大概没有人不因侯离去而悲伤。唉！人与人相处，交往经过多年，未必就彼此相爱；不但不能相爱，有的人还厌恶相处日久而离开他，只恨他走得不够快。像侯这样不鄙视我们，而我们又爱戴侯，可以说是彼此有情了。官吏到任，都是来自四海九州的人，彼此素无亲友关系，一旦奉天子之命，突然来到百姓面前。像这样，难道是法度威力能够做到的吗？也不过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来相爱罢了。如今有些人自称能够掌握百里之地百姓的生死，以为法度威力可以任意施为，看待百姓冷漠无情，独自肆意妄为；当今世上的庸俗官吏，大多就是这样。侯为人慈爱和乐，远远一看就知道他的真情，所以不到一个月，县中士人百姓没有不爱戴仰慕他的。唉！我们县的百姓辛苦耕作来供给赋税贡物，委曲求全地侍奉天子派来的官吏，大概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即使成群死在鞭笞和棍棒之下，也从未敢有怨恨之心。唯独对于是非的实际情况，百姓也有不能被蒙蔽的地方。平时只能在里巷歌谣中偶然见到。孔子删定《诗经》三百篇，赞美一篇而讽刺九篇，正是为了疏导百姓的情感，使他们能够发言。像《十月之交》《雨无正》这样的诗，即使在周幽王、周厉王的暴虐之下，也不能被彻底禁绝。如今大官有时互相勾结来欺瞒上级，不说是官吏没有良善，反而辱骂我们百姓，认为风俗浅薄邪恶。两百年来仁爱孝顺、忠厚的风俗，怎么到了今天就独自变坏了呢？侯刚开始处理政务，就遇到倭寇来犯的警报。贼寇从海滨深入百里，接连来到城下。侯用安静镇定的办法镇抚局势，即使在仓促混乱之中，也不肯沿袭旧日弊端来扰害百姓。前年贼寇到来时，县里常常提前关闭城门，又严格禁止用绳索上下城墙；小民带着一斗米、一束菜，全都被吏卒苛刻索取。近郊百姓扶老携幼，望着城门呼喊，城上却没有人回应；他们独自坐视百姓辗转于刀锋之下，又每天拘捕可疑的人，诬为贼寇间谍而剖杀他们。这样一来，含冤受苦而无处申诉的百姓，就有不只是死在贼人手中的了。像以前那样的事情，今年全都没有发生。那么贤人君子所到之处，难道一定要任职很久才有效吗？就像及时雨滋润万物，哪里会有边际呢？这样以后才知道侯之所以不同于当今的庸俗官吏；而在一月之间，我们对他的爱戴仰慕竟如此深厚，那么最了解我们县风俗不薄的人，也没有谁比得上侯了。因此我很乐意把这些说出来。侯名牧，是辛丑年进士，山阴人。

译《赠太府思翁黄公序》太府黄公从省署来到吴兴任太守，一年之内百姓便服从他的教令，具有君师般的尊严，又有父母般的慈爱。这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值公的诞辰，郡中士人百姓都来到庭院，为公献上祝寿酒。先前有一位曾任他属县县长、如今也将离任的人，因为县中士民认为有光还可以再留一天，对于侍奉上官的礼节尤其不可废弃，便都叩头请求，于是这一天率领吏民，让六县县长一同到庭拜贺。我看吴兴的士人百姓，料想他们还保留着古代登堂上寿的风俗。只是做官治理百姓本来就困难，而各地风俗的美恶难易，尤其有相差十倍百倍、不能一概而论的。至于讨论治理的方法，不过是刚与柔两种作用罢了。然而这两种倾向出于人的本性，有不能改变的地方。自从皋陶说九种德行，周公也说要引导和了解九德之人的行为，归根结底，刚强的人不能压抑自己变成柔顺的人，柔顺的人也不能勉强自己变成刚强的人。只有守常不偏的吉士，任用起来才无不合宜。自古圣人时代，人才的偏向已经如此，也只能期望他们能够治理好政事罢了。太公和伯禽同样接受周公的命令，前往治理齐、鲁，但他们治理的方法最终大不相同，后来两国的治理也因此有很大差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然而齐、鲁建立之初，难道不都被认为同样沐浴了圣人的教化吗？前汉治理百姓的官员，如赵、张、三王、黄次公、龚少卿、薛赣君、朱子元之类，都卓然有声名；考察他们的政绩行事，怎么能一概而论呢？唯独奇怪梁相州起初把惠爱百姓放在首位，在开皇年间局势急迫时，竟因此受到责备；等到再次请求出任郡守，便用一切手段树立声名，难道不是所谓以诡诈手段获得猎物吗？如今公治理郡政，像相州当年治理郡政那样合于当地风俗，却独自处在刚柔之间，不改变自己的做法，而百姓深为信服，他比古人贤能得多了。有光不才，做了两年官，在苕、霅之间往来，仰望卞山的高峻，遥想苏长公的高尚风范，远远不能追及。如今竟得到贤能的太守而侍奉他，却不幸又因升迁而离去，正已决定归隐田园的打算。有光的家在姑苏，而姑苏本来与吴兴同属一地；今后我虽不能奉行公的教令，做公属城的官吏，却还可以歌咏太平，做公治下击壤而歌的百姓。因此为他写下这篇序。《送摄令蒲君还府序》梓潼蒲君以太学上舍生的资格被选授为吴郡幕官，因昆山县令职位空缺，使者下檄文命蒲君来代理县政。不久，代理县令的替代者到了。蒲君将回郡府，县中士大夫为他送行。蒲君说：‘昆山的风俗容易治理，百姓有争讼，几句话就可以裁决，没有深藏而不可测的情由。只是赋税和号令繁多难办，如果能整顿法令并按时收取，也不至于使百姓困苦。而巨室大族没有骄横强悍、难以役使的祸害。’蒲君的话就是这样。在他以前，昆山多次更换县令，县令总是认为这里的风俗不好。只有南海卢侯宁任县令时，不满一年便调任离去。卢侯大概是没有在昆山得志的人。然而等他离开昆山去别县，以及升官到朝廷以后，没有一次不称赞昆山的美好。士大夫因此佩服卢侯的公平宽恕。后来上党任侯环、李侯敏、德山阴张侯牧，都以别驾身份来代理县政。这三位，有的凭借廉洁安静，有的凭借通达敏捷，有的凭借宽厚仁慈，都对百姓有恩德。因此三位离去时，像卢侯一样称赞昆山的美好。如今说昆山难治，是错误的。唉，百姓对官吏的要求本来很低，只要官吏不残暴地对待他们，并向他们指明一条可以活下去的道路，他们没有不竭尽全力奔走奉承的。’ 如今却不是这样，只是厌恶地看待百姓而向他们搜取财物，唯恐搜取不尽；伤害他们还唯恐伤害得不够。百姓低头不敢出声，而里巷中不能没有诽谤的话。这样还说风俗不好，难道不是诬陷吗？蒲君任县令只有两个月，庭院中常常没有事情。等新县令到来，百姓夹道观看，都说：‘只希望能得到像蒲君这样的人就够了。’所以说昆山县容易治理，蒲君说出这样的话是很恰当的。我因此乐意把这件事写下来，也借此告诉今天所有做县令的人。《赠司仪杨君序》吴地所属的县中，昆山最大。过去把县东部划出建立太仓州时，滨海肥沃的土地和敦厚朴实的百姓大多归入太仓，于是昆山县变得贫困衰敝。曾有人向朝廷进言，想撤销太仓州，把它归还昆山，但事情搁置没有实行。杨君又住在太仓最西面，如今仍然与昆山交界。太仓建州至今只有六十年，虽然已经成为州，却常常没有忘记原来的归属；当地百姓都说自己是‘某县人’。昆山俗称玉山，所以杨君自号玉溪。杨家世代务农，在乡里很有势力。嘉靖戊午年，杨君按例到京师，得到楚府司仪之职后回乡。沈大受因为他是妻子的兄弟，请我写赠言，大概是要说明杨君为何以朝廷的赏赐为荣耀。我听后认为这件事很好。爵位，是天子用来驾驭天下贵人的手段；天下的祸患在于不知道爵位是荣耀。如果不知道爵位是荣耀，天子的权力就会减轻，天下的事情也没有人愿意共同办理。士人接受一纸任命，无不自以为尊贵，气势显赫，远远就能看出来。天下谁不知道爵位是荣耀呢？其实这不是能够直接懂得爵位荣耀的人，而是借此来压服别人，把它说成自己的才能罢了。他不知道这是作为君主上司的准则，所以夸夸其谈，任意放纵自己的欲望罢了。国家的利害、百姓的祸福，他都不闻不问。上级之所以授予我爵位，谁去思考其中的意义呢？像这样，就是古人所说的尸位素餐、窃取职位，难道还称得上荣耀吗？所以只要官员贪婪争竞，天子的爵位就会更加轻贱。由此说来，士人如果真正知道一纸任命的荣耀，就有些事情不能苟且了。杨君从田野百姓成为王朝官员，却还没有真正的俸禄品秩。与世上那些正式受命的官员相比，他所承担的责任较轻。然而杨君独自把得到这一职位看作荣耀，不敢轻视上级的恩赐。假如世上所有有爵位的人都像杨君这样，那么天子的权力就会加重，天下的事情谁不竭尽力量去做，而中国也将无事，四方夷狄不会交相侵扰了。

译《送顾公节北上序》汉世祖命桓荣讲授《尚书》，非常器重他。每次在朝廷与公卿会见，桓荣讲解奏陈经书，从来没有不受到赞赏感叹的。当时儒者受到的尊崇宠幸，没有超过桓荣的。此后几代，桓荣的后代都因桓荣而被任用，一同做到显贵官职。像鲁阳、蔡阳等人，也都因为传授经书而封侯，爵位世代相传。汉代崇尚儒学、尊重经道，超过了前代。如今皇帝即位初年，太保顾文康公从前在经筵任职，公的声音洪亮，奏对详明。每次进讲，天子都肃然倾听。当时皇上正向往学习，御制《敬一箴》《五箴》的注解，都是由公发端的。公曾在冬月讲《洪范》，篇章还没有讲完，虽然天气严寒，也没有撤去讲席。此后公每次升任一个官职，圣谕无不提到他从前讲读的劳绩。皇上好学尊礼，对儒臣始终不倦，就是这样。公的长孙因公在朝廷掌管符玺，任职将近二十年，官位做到卿。公节年轻一些，是公的曾孙，又因经筵恩典进入国子监。如今将要到吏部请求选任；国家对于任子，制度比前代稍严，唯独对帷幄近臣特别加以恩惠，何况公尤其受到皇上的眷顾关注。公节此行，天子看见公的姓名，想起从前的讲学，难道肯把他按通常的调选安置吗？公节年纪正壮，胸怀意气，只是自己认为是辅臣的子孙，应当凭恩泽进用，不愿与读书人争一日之长。如今天下各处列职任官的，大多出自科举；唯独宫禁近臣和禁卫官员，手持囊袋、簪笔侍从的，多是勋戚和公卿大臣的世袭子弟。一天之中天子临朝，左右环顾，看到的无非是所谓亲近之臣和世代为臣之家。祖宗的用意是很深的。公节动身吧，也不要忘记前人，要用忠孝来侍奉君主。《送国子助教徐先生序》海宁徐先生和我在礼部相遇，欢乐得像平生好友。分别十多年，先生随着调令在州县任职，厌倦文书事务的繁冗，请求改任松江教官。松江距我的乡邑只有一舍之地，先生在那里任官四年，我却不知道。后来先生因考试事务来到我县，我们才得以相见；谈起旧事时，先生已经接到任国子监的命令，将要动身了。程大猷请我写文章作为赠礼。我私下认为，科举之学流传已经很久了。如今太学和州县所教的士人，也都学习这一套。选取天下士人，安排在各级官位上，共同治理百姓，本来不应当用今世流行的文章；然而国家考量历代制度的得失，终究认为没有比科举更好的，大概只是希望学习者深入明白圣人的经义，把它施行于世罢了。可是时间一久，天下人盲目习熟那些文辞，不再知道经义根本，士人用喧哗世俗来求取宠幸，苟且取得一时的成功便自我夸耀，他们的文章也就越来越远离圣人之经。自今天子即位以来，辅臣常常以文体没有恢复为由进言，诏书屡次下达，劝勉激励学者；有关官员却不知道根本所在，只致力于改变末流，这就是越改越不能恢复的原因。科举用来作为格式的文章，总要不违背经义，并不是把世俗所谓柔媚软弱、献媚取悦的言辞作为格式。从前张大宝主持贡举，所录取的进士中有被中书省驳回的，便下令学士院写出贡举的标准格式。学士李怿笑着说：‘我年轻时考进士登科，大概只是偶然罢了。假如让我再参加礼部考试，也未必不会落第，怎么能拿我作英俊之士的标准呢？’当时人认为这话得体，欧阳公特意把它写进《五代史》。如今用柔媚软弱、献媚取悦的文辞互相夸耀，考中的人便凭此骄傲地对待未考中的人，并把这种东西作为标准，这正是欧阳子所叹息的。南阳成谊叔想参加科举，而郡中前辈没有从事进士学业的，谊叔便说：‘四书五经就是我的老师。文章没有超过《史记》《汉书》以及韩愈、柳宗元的，科举文章有什么难的？’谊叔最终考中进士，成为当时有名的卿臣。唉！如果真能使学校官员修明经史而略去末流，使士人不在五经四书、《史记》《汉书》之外寻找文章格式，天下士风或许可以稍有改变，人才也可以得到显现。先生曾经用经义倡导松江士人，所以我特意用这些话为他的行程作序。据说如今在太学任职的，多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人，请先生也把我的话告诉他们。【此文与抄本、常熟刻本略有不同。】《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吴越之地濒临大海，天下太平二百年，安宁得连犬吠的警报都没有；百姓反而好像依靠大海作为屏障，不像三边每年都有烽火警报。扬州是保卫疆土的地方，古人所说的天地中央，没有地方能够超过它。承接钱氏割据土地、宋室偏安之后，历代都以钱塘作为国都；皇家定都建业后，浙江成为首要藩镇，城市的繁盛、物产的丰饶，天下都称杭州为富庶。近来太平日久，海防废弛，岛夷乘风迅速入侵，杭州常常受到他们的祸害。倭寇于是从独松岭进入四安，奔向金陵；又从华亭、澉浦突破，侵入苏州、常熟一带，江淮之间无不骚动。杭州离倭寇最近，又首先承受其侵害，所以设置督府，调集天下军队四面聚集在这一带，于是行省的事务比往日繁重百倍。然而自使者以下，有左右布政、左右按察等官，实际上相当于前代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的职位，都只是方面大臣总揽大纲罢了。行省的各种事务，不能不责成属官办理；如果没有才干贤能的人，就不能胜任。因此属官能够胜任，长官以下的人常常安逸，行省事务无不办成；属官不能胜任，长官以下的人常常劳苦，行省事务也可能不免废弛。唐代制度是由大臣自行征辟属官，然后再由天子任命；有人把属官看作冗余的随从，是不可以的。何况如今浙江省时局如此艰难呢？我们乡里的柴君秩，以太学上舍生身份到吏部请求选任，得到这个官职。君平日从不出门与人交往，整天恭谨谦逊。过去倭寇侵犯乡邑时，唯独君率领少年登上城墙，俯视围城的贼兵，接连射出几箭，都应弦倒下，人们才知道君有可以任用的才干。如今内外文武大臣正孜孜不倦地求取人才，士人稍有才能可以自我显露的，大多能得到破格提升；这是君磨炼自己、建立功业的时日。君的先父黼庵公，任南京兆尹，因太庙发生火灾，与兵部侍郎顾公珀、太常穆公孔晖同时被罢免。议论者惋惜他不能充分发挥才能，公深厚的德行应当会在他的子孙身上有所显现。

译《送陈子加序》从前我在邓尉山中读书，那里在郡城西面的太湖边，各座山没有不登临的；唯独北面的阳山大石，听说景色优美，乘船经过时常常看到，却因不能登上去而遗憾。大石旁住着陈老先生，他一生不知道城市官府为何物，容貌高大，带有远古人的风度；他的儿子子加却凭文学才华出众，在郡县间游学，名列乡试荐书。然而子加诚实笃厚，仍然有老先生的风范。子加和同县的殷一清每次出入都相伴；一清的诚实笃厚，也像子加一样。每次参加计偕，二人一定同船。我们乡里的陈子达与他们交好，这三位都是嘉靖己酉年被推荐的，多次在南宫考试中落第，而我被黜落的时间尤其长。每次落第后回去三千里，三人乘船一前一后，我当时常和子达同船，不时呼喊往来相过。今年年年越过淮河渡过长江分别，天子想亲自整顿贡举制度，考虑得到敦厚朴实、有道德的士人，那么一清、子加应当是首选的杰出人才，却竟然落第。我幸运地勉强获得推荐，子达接受调任元城，一清正在等待舍选，子加则请求恩典，担任饶州浮梁的教官。我和三人都在京师，南薰街的寓所相近，虽能暂时聚会，但从此就要分离了。虽然子加和一清无时无刻不在一起，如今也要各奔前程了。想到再也不能像过去落第时那样，同船一前一后、呼喊往来，实在令人感慨。此时陈老先生已经七十岁，子加请求恩典，以俸禄奉养父亲；因此子加将要前往浮梁，经过吴地回去拜见父亲，我便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也用它为老先生祝寿。《送王博甫北上序》我们昆山虽然是吴地偏远的县邑，但前代知名的人才不少，如范至能、卫清叔，他们的遗迹至今往往还可以寻见；然而想求得他们的子孙，却不可得。士大夫之家能够使诗书的恩泽长久不断的，大概很少。宋代左朝请大夫王彦光先生，在绍兴年间很有声名，直到今天他的后裔仍然存在。国初时，朝廷重视贡士的选拔，州郡学校每年贡送士人，廷试后进入太学，选拔成绩高的与进士相等，许多人成为九卿，都是朝请大夫之后。按察司使俊伯以贡士身份任监察御史，高皇帝命他署理都御史事务，并亲自把他的姓名题写在殿柱上；后来历任陕西按察官。俊伯的孙子秀水博士，以平民身份游学京师，宪宗时寄居在樊都尉家中，与馆阁诸公赋诗唱和，后来以博士身份告老还乡。像吴文定公、王文恪公都与他交好，常常为他家写文章。博士年过九十，和我的外高祖夏太常有姻亲关系。我年轻时，博士因为年高德重，邀请我到家中，叫出他的孙子拜见我，那就是博甫。博甫做生员很久，家境日益衰落，又不利于科举考试，直到如今才凭年资入贡。我从前曾参加礼部贡试，在奉天门时，张懋恭实行旧日岁贡制度，颇有一些人被选为尚书属官和御史；然而世俗最终仍把岁贡看得低贱简陋，不久制度又改变了。如今少师徐公常说贡举制度应当恢复祖宗的旧制，还没有实行，而博甫恰好在徐公主持国政的时候入贡，必定会有像他的祖先俊伯那样卓拔的人才；即使不是这样，也应当做郡佐、县尹，或者调任博士，像祖先秀水那样。博甫继承王氏延续不绝、如同一线的家绪，又将奋起振兴它。贤人的后代，过了数百年后，后人仍然有人知道；与那些余下的诸公泯灭无传相比，我认为博甫能够进取仕进，是王氏的大幸。因此博甫将要出发，县大夫为他设宴饯行，博士先生和诸生为他祭路送行，我便为他写了这篇序。《贺戚总戎平倭序》【代作】国家承受上天光明的命令，完全拥有天下各方；凡日月所照临、所运行到的地方，没有不来朝贡的。那些渡海而来的人和事，都是载籍中从未有过的。倭夷起初虽然狂妄狡猾，但最终没有不战战兢兢、俯伏请献的。近来却竟敢侵犯、斥逐州县，逐渐侵食滨海地区，受他们残害的人和地方绵延万里。这大概是由于太平日久，禁令宽疏而武备松弛。天子临朝叹息此事，至今已经十年了。于是向天下征询，精心选拔镇守边境、具有武略的大臣。此时定远戚公凭借世代将门出身任职军旅，长期在军中积累功劳，于是奉到皇帝玺书，接受专任一方军务的重托。此前两浙的战乱稍稍平息，却蔓延到福建沿海莆阳一带，倭寇劫掠杀戮，郡县因此成为废墟。去年冬天，他们又来攻围仙游，双方相持一个多月，危城几乎无法保全。戚公率兵整军出征，转瞬之间，百万敌众一下子崩溃，于是解除了重围。福建人痛恨往年的灾害，人人惴惴恐惧；他们认为戚公有再造之恩，欢呼击鼓起舞，而残余贼寇也纷纷逃散。温陵公正在追击逃敌，约定一定把他们消灭干净才停止。当时，宜黄谭公以中丞身份担任提督，南明汪公任廉访使，在筹划谋略、协助赞襄方面出力很多。他的成功自然容易了。我惭愧地承担着东南防御的职责，军情文书接连传来，内心庆幸不已，不能自已。因此派使者前去祝贺。大江、淮河、闽地、浙江首尾相连，闽海安宁，江淮也不会受到骚扰，这不只是古代邻境之间相互庆贺吊慰的礼节而已。我过去曾见戚公谈论军事，已经看出他胸中的奇才。后来又想到自己才能浅薄，却错误地承担重任，担心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不足以应敌，正寻求防守刘家之礼，探究古代握奇阵、八阵的方法，于是相隔数千里派使者向戚公请教。戚公当时已经调集浙江军队，便命使者带着披甲战马随行，夜里二更率领三万军队越过新岭，悄无声息，黎明时就攻破了贼寇巢穴；其神速，古代名将也没有超过他的。使者回来后这样讲述了当时的情形：他的号令精明，身披羽饰率先登城，亲自面对百死，都是使者亲眼所见。唉！世人说当今没有名将，大概只是名将潜藏而没有被发现。天子神明圣武，诏书多次下达，命令边帅：凡是担负守卫边疆责任的人，无不想着效死尽命，于是有像戚公这样卓然出众的人出现。皇帝的威势所到之处，四海清平安宁；戚公将被载入太常功勋簿册，接受河山带砺、永世不替的盟誓。后世考论中兴的首要功臣，除了戚公还能是谁呢？因此写下这篇序。

译司训袁君督学旌奖序 现今制度规定御史监察各郡，奉行诏令条文，没有什么不询问的，尤其首先要考察吏治的得失，选拔贤能、显扬有才者，罢黜那些政绩无状的人。然而通常一年更换一次，大概因为他们的职责在于巡行纠察，奔波访问，抱着不遗漏任何事情的志向；计算一年之中辖区内官员的贤能与不肖，也可以周遍了解。近来海岛夷寇入侵，江海之间屡遭侵掠，御史余姚周侯当时巡按苏州、松江，在战事纷扰之中抚慰百姓、慰劳招徕，很得民心。百姓到朝廷请求挽留他，直到三年后才奉命担任南畿督学。三年之中，他对所属官吏的了解自然尤其详尽。近来周侯在留都得到任命接替职务，刚一任事，就下文郡县，表彰奖赏贤能，县学博士宜春袁君独自首先受到奖赏。近年以来，各州郡所监察的御史大约有五六人，其他御史的旌奖往往容易得到；只有巡按御史，若不是治理有声誉、事迹特别卓异，通常不容易得到。得到这种奖赏的人，不到一年就会收到征召文书。如今周侯任巡按已久，又担任督学，督学的地位声望又在诸御史之上，他对教官的考察更加专一，因此得到他的旌奖就更加不容易。周侯之所以选取袁君，当然不是随便为之；而袁君能够从周侯那里得到这种奖赏，也非常难得，难怪人们仰望他，并把这看作荣耀。于是泰和王侯以郡丞身份代理县事，奉御史的檄令，带着羊酒和防币到学校举行仪式。四百多名生员认为这是盛大典礼，不可以没有序文，于是带着事迹状文来请我写作。我想到从前倭寇在城内发生内乱，孤城几乎失守，袁君与化州张君率领两斋学生登城防守；当时用绳索缒下城去请求援兵，斩杀消灭敌人，许多都出自生员之中。他又劝勉士大夫捐献金钱、拿出粮食供给守城士卒，城池因此得以保全。生员中有被掳掠后无家可归的，他把他们安置在学校屋舍中，廊庑之间到处都是；并把他们的姓名上报给督学，请求赈济保护。平时有关部门仍沿袭学校中排斥多方人才的陋习，袁君知道其中有屈情，总要反复申说，没有得不到公正处理的。士人有时贫困居住在郊野，一年都不能到学校来，他也不因此介意；至于人情世故和事情变化，只要略加交谈，没有不洞察的。这样看来，他不只是能够担任儒学教官，即使施展于吏治，也有余力。御史所以奖赏他是这样，生员所以称颂他也是这样。官职无论尊卑，只要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就是快乐；袁君能够得到上级和下属双方的认可，他的仕途难道不会宽裕吗？我因此写下这篇文章。赠医士张云厓序 技术一类的事情，地位是很微末的。自司马子长为扁鹊、仓公作传以后，后来写史书的人，大都采取神奇诡怪的说法，把它附在正史之中。我很怀疑这不是治理天下的要务，想为后世确立史书体例，删去方伎传，希望不违背圣人的原则。然而考察《周礼》，周公治理天下，任何事情都没有不完备的；至于医师，特意命令上士担任，向下甚至鸟兽也有医治它们的人。由此可知，各家各派的技艺，都是圣人创制的，是百姓生活一日也不能缺少的；它们在经营治理、辅助教化方面的功劳，达到极点。如今世间的医生也有官职，而四方行医的人不少，但求得像史传中那样值得记载的人，却从未听说过。即使偶尔有人在一时之间有名声，考察实际情况，大多也并不相称。唉！世道的变化，难道不只是士大夫的学术不如古代，技艺也是如此，真可叹啊！嘉靖己亥年，我族中有一位叔父病危，医士张云厓把他救活了。为了想办法表示感谢，于是命我叙述张云厓的才能。我没有详细了解张云厓所治疗的病情，不能依照太仓传记的体例来写，只听说张云厓世代为武官，他家在京师，而张云厓从轩辕、岐伯以来一百七十九家的医论，没有不透彻掌握的；他谈论起来滔滔不绝，治疗人的生死立刻见效。正德年间，大宦官掌权，颇能凭借权势招致天下的技艺人才。当时张云厓游历于他的门下，四方谈论医术的人，没有谁能够难倒他。后来大宦官事败，张云厓没有受到牵连，来到松江居住，后来又迁到吴门，所到之处都给人带来益处。唉！如果要寻求值得记载的人，或许就是这个人吧。赠弟子敏授尚医序 我家自唐代宣公以来，凭文学才能参加制科考试，常常位居天下第一。世代都有显达的仕宦。国朝鉴于元氏任意玩弄法令，法令严厉急迫，士大夫害怕获罪，不敢出仕。长陵在位时，我的祖先凭人才被举荐，仍不敢接受诏命。等到几代太平相承，族人都凭借尊贵显达雄踞乡里，子弟多以臂鹰骑马、出入驰骋为乐，不想求取仕进。我的曾祖父才以生员身份登科，在齐鲁之间任官。先皇帝统治天下时，我和宪副弟弟才考中进士。不过我在南宫考试多次，宪副弟弟一次就考中了。当时大宗伯王公召见四百名进士，大家一起入见，唯独王公走到宪副弟弟面前，问我的姓名，说：‘不是你的族兄弟吗？’大概因为我的复姓在吴中只有归氏一个祖先。隆庆三年，我从邢州入京祝贺，而柏泉叔正任大鸿胪，获赐告假回乡。我弟子敏奉部牒，出任尚医。至此，我们族人都知道了仕进的荣耀，而子敏以下的几个弟弟正在学习进士业。过去海虞章大理的父亲任侍御，章大理兄弟三人都考中进士而做了大官，只有两个儿子没有考中，也凭资历做了官。在此以前，章氏修治住宅，挖土时得到五条鳝鱼；后来侍御的五个儿子都佩带横金带，恰好符合五鳝的祥兆。海虞人直到今天还称道章氏的兴盛。我的叔父的几个儿子，大概将要像他们一样。我借此向弟弟子敏授任尚医表示祝贺，也祝愿几个弟弟能与章氏媲美。而石塘弟弟以太学生上舍身份，同在京城，他和我一样，也有家门庆贺的欢乐。因此为他写下这篇序。

译赠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门外。西寺大概是孝肃皇后因为她的弟弟出家为僧，所以在她成为太后时修建的。宪宗皇帝两次撰制碑文，是顺从母后的意愿。寄居在寺中时，我从寺中左方丈那里见到一位长老，听他说：祖师名叫吉祥，姓周。小时候喜欢出游，有一次出游后没有回来，家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太后尚未入宫时，师父已经很久没有与家人联系了。他到大觉寺剃发出家，却常常在市中游走，晚上就到报国寺伽蓝殿住宿。太后也仿佛在寻找他。忽然有一天夜里，太后梦见伽蓝神来告诉她：皇后的弟弟如今在某处。英宗也同时做了同样的梦。醒来后两人互相谈及，梦境完全相同，当天就派遣几名小黄门，按照梦中神所说的地方去寻找。到那里果然看见师父在伽蓝殿中，于是拥护着他回来。小黄门禀报入内见皇帝和皇后，两人都很高兴。皇后问他当初为什么出游以及何时出家，说着流下眼泪，于是说：‘如今做皇亲，难道不好吗？’吉祥不愿意，又回到寺中。皇后无法强迫他，便厚厚地赏赐他。英宗去世，太子即位，皇后成为皇太后，拿出内库财物修建大慈仁寺。报国寺原来是小寺，今天已成为大寺。它西面的伽蓝殿还保存着。孝宗时，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又为寺立了敕碑。碑上所载的庄田不下数百顷。师父以左善世的身份去世，皇帝派官员前往祭奠。师父当时招收的僧人达到数百人。后来庆寿寺被焚毁，僧人也来到这里居住，僧众就更多了。如今只有道宇和尚是他的第九代嫡传。隆庆元年，我入朝觐见，来见道宇，他还披散着头发。三年后我再来时，道宇的师父已经去世。道宇年纪很轻，却承担了重任，得到有关部门的札文，任左方丈住持。于是京城内外凡是信奉他教法的人，都来向道宇祝贺。道宇的弟子师昂请求我写序。我认为，祖师脱离了做皇帝舅父的尊贵地位，却以世外的佛教为乐。孝肃皇后住在慈宫时，两代圣君极尽孝道，供养恩赐无所不至，而祖师仍然淡泊寂静、安然自若。英宗以来，外戚中受恩封侯的人不能传到几代；祖师所得的庄田至今还在，供养寺中数百人的衣食。由此可以看出，一时的富贵不能长久，而淡泊寂静的人和事业却能长存。道宇神气清明，是禅林中卓然出众的人才。我知道祖师的传承不会断绝，于是写下这篇序作为赠言。赠菩提寺坤上人序 我过去曾在吴郡西面的万峰山中读书，那里旧有一部大藏经收藏在佛阁下。我偶尔前往观看，因此得以全部见到所谓五千四十八卷的经书。其中《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等上品经典，我都大略探究了它们的要旨。虽然有数万字，真正重要的也不过一两句而已；至于旁枝蔓说却如此丰富，所以我知道佛教东传，是佛法衰落的表现，也是摩腾、竺法兰一类人的罪过。从此以后，我几次喜欢与僧徒谈论空理，探求第一义谛，又想把五千卷经书废弃后才罢休。安亭在昆山东境，有一座菩提寺，长老名叫德坤，我多次见到他，也曾这样对他说。嘉靖辛亥年，我因为悼念亡者，请僧人诵经，取来经疏观看，其中往往是忏悔罪过、祈求神灵的话，比布施持戒的说法还要低下，而且又这样偏离正道，更加遥远了。于是我认为，亡者的心与佛的心本来就是一体的；只需轻轻举身远游，乘云驾风，在兜率天自由逍遥，哪里有所谓三道六趣呢？于是把经疏中的话全部取来加以改写，直截了当地说明此心通达空王而无所惭愧；即使世间真有佛，佛理也应当如此。长老连声答应，率领弟子诵念了几十个昼夜，我仿佛恍惚间真的看见了珠宫贝阙以及众生往生天界的地方。想到长老的辛劳，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恰好这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他的生日，乡里人相继带着花果来供养，并拿着文章来拜访我，请我作文叙述这件事。我不善作文，于是想到《法华经》第一卷所说的用千万亿种供品供养佛和僧人，那么这篇浅薄的文章也可以作为替亡者供养佛和僧人的供品。于是我叙述了我与长老谈论佛法的缘由，又感叹我们乡里的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年成荒歉而赋税紧急，流亡人口日益增多。菩提寺建于孙吴时期，至今已有数千年，佛土庄严，寺庙殿宇仍和过去一样；由此可知长老能够守护佛法。此时长老出家已有五十年，世寿七十岁。这就是序。《震川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十二 明代归有光撰写 寿序 方御史寿序 嘉靖庚子年九月戊戌日，是侍御方时鸣的生日。在此之前十一天，侍御的孙子元儒参加南畿乡试，以《礼经》第一名被推荐。撤去帘幕以后，有人提到侍御的孙子。当时两位学士以及京兆以下的官员都高兴地说：‘是侍御的孙子啊！’又有人说，侍御的儿子此前也已经考中乡试。大家再次感叹称道不止。侍御当初与兄长太常公一同以进士身份起家，在正德、嘉靖年间做了著名御史，弹劾官员不避豪强权贵，威风凛然，两京都因此侧目。后来因为大礼议与朝廷意见不合，调任广东佥宪，递交弹劾自己的奏章辞官归乡。从此悠游山林，声名事迹不再传到朝廷，已经超过十二年了。然而朝中的士大夫仍然这样知道侍御；他们因为侍御的孙子而高兴，也像这样；他们没有忘记侍御，也像这样。大概自侍御离开官位以后，做御史就很难再达到这种程度了。世道、气运和风俗反复变迁的情形，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我只是独自高兴，侍御虽然在世上未能实现志愿，但他的儿子和孙子却逐渐走向任用，足以继承他的志向并在世上实行。我当时在昆山参加乡试的士子中有七人，我也侥幸列在其中，大家都与元儒同窗友好。如今我们又成为同年，元儒从南畿归来，在堂上举杯祝寿，并请我执笔写序。侍御气度相貌高大雄伟，是天下所称的健壮男子；关于他的长寿、福德，学士和士大夫谈论得很多，所以我不再论述。我只叙述元儒在京府乡试中被推荐、成为当时士大夫共同倾心的人，以及侍御爱国之心寄托在子孙身上并在世间施行的情形。

译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寿序 上海潘公起初以大司寇身份升任御史大夫，皇帝称赞他老成端肃。凡是他上奏请求兴革的各项事务，皇帝总是赐答准许。遇到旱灾，皇帝命令他考察举荐京朝官员；奏章上报后，及时降下甘雨。第二年，天下官员入京朝觐，潘公所举劾、所免黜的人，天下人都认为合宜。当时潘公年纪刚超过六十，正要受到重用，却立即请求告老还乡，闭门读书，学习导引，并服用御药，作为调养气息、保养身体的事情。今年潘公七十岁，长子允哲考中进士。此前，次子允端以进士身份任南职方；长子此时接受上蔡县的任命，请求朝廷延缓赴任日期，回乡为父亲祝寿。同年进士林树德、乔懋敬托请归有光写序。我曾隐居乡间，早已听闻潘公的声名，不敢以才疏学浅推辞。人的一生最难得的是长寿、福气和俸禄。然而长寿、福禄，我私下把它们比作物品；人的身体好比车舆。世上拥有长寿福禄的人很多，但真正承载它们却很难。因此承载能力胜过外物，才能保全；外物胜过承载能力，就会倾覆。世上贪取很多仍不知满足、最终因无德而败亡的人接连不断。潘公这一生，无论出仕还是退处，没有人能够指责非议他；并且在盛盛之时立即停止，以保全悬车致仕的荣耀，凭借厚重的德行成为元老，在东海之滨默默地享有很高的声望。两个儿子都能继承父亲的美德，潘公又能够享有高寿，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从前韩安国任御史大夫，天子把他看作国家的栋梁；后来渐渐被疏远排斥，郁郁不得志，想辞官归去却不能。疏氏父子任太子傅，请求告老还乡，只是共同备办饮食，请族人宾客来纵情放达而已。万石君年老居家，子孙都做到二千石的高官，只因孝敬闻名于郡国，但这三个人都名著后世。拿潘公今天的情形来看，那么今人确实有超过古人的地方，只是世间没有司马子长、班孟坚那样的文笔罢了。归有光忝列潘公两位公子的同榜末席，又因为二位公子的请求，冒昧写下这些评论，并把它作为祝愿潘公长久享有福庆的话。山斋先生六十寿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是山斋先生六十岁的生日。先生已经拒绝了祝贺的人，有人对我说，先生有谦逊的美德，这样做是应该的。然而我们这些人的喜悦和祝贺之情，也可以压抑而不表达吗？老子说：‘仁者用言语赠送给人。’我敢用言语来祝贺先生吗？先生难道终究要老死在山林之中吗？自从先生辞去官职归来，至今已经超过十二年，闭门著书，足迹不与官府相交。每当使者考察郡县、访求遗逸之士时，没有一次不把先生列为首选。他的名声既已上达天子，也熟知于士大夫之口，却一直没有立即被任用，难道是因为君臣相遇太难？还是将要让他的才能老成，从而在这里承担重大使命呢？我们吴地只是东南的一个郡，昆山又只是郡中的一个县，然而向来号称仕宦之乡。嘉靖改元以来，先是毛文简公以大宗伯的身份在湖湘迎接天子，接着玉峰朱公任大冢宰，周康僖公任大司寇，玉岩周公任少司寇，蔡公任通政使，庄渠魏公、矫亭方公都任太常，柴公任京兆尹，顾文康公凭文学掌管内制，进入内阁，升至少保。其他任台省、法从等职的大臣，文质彬彬，数不胜数。后来各位公卿逐渐辞职离去，如今朝廷中没有一个还在任职。先生是康僖公的儿子。康僖公在位时，先生的官职已经做到大理丞，正逐渐接近九卿之列。后来父子相继归乡，如今除先生之外还在世的，只剩三四人；而以德行声望在乡邦中受到尊重的，也不多见。山川灵秀的气运并没有衰竭，但盛衰消长的规律却就是如此。《易经·剥卦》说：‘不利有所往。’上九爻说：‘硕大的果实没有被吃掉。君子得到车舆。’《复卦》说：‘出入没有疾病，朋友来则没有灾祸。’初九爻说：‘不远就能复归，没有大的悔恨，大吉。’剥卦所说的不利有所往，到上九爻便结束；复卦所说朋友来而无咎，以初九爻为开始。然而上天必定把前一阶段的终结作为后一阶段的开始，所以把没有被吃掉的硕果留下来。由此说来，剥卦的上九就是复卦的初九。先生在诸位公卿中年纪很轻，气势很锐利，上天难道是要把您当作没有被吃掉的果实吗？先生所保存的才能和德望属于天下，而我又是乡邦中人，所以这样说；但这也不只是向先生祝贺而已。淀山周先生六十寿序 淀山先生在嘉靖乙丑年正月八日迎来六十岁生日。王恭人与先生同年出生，她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将在新年一并举杯祝寿。乡里的亲友认为这是盛事，而我们正要应计偕入京，理应先为先生祝寿，于是在履长之日提前前往举杯，并推举我写序。先生从河南罢职归来，是被言官弹劾的。瓯宁李尚书当时在吏部，说河南左布政使周大礼历来有声誉，年纪又正强健，不如弹劾者所说。正好当时他与宰相李公关系不合，宰相便立即借中旨罢免了他。过去我曾认为，天下人常常感叹没有人才：有了人才却不任用，或者任用却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或者任用的方式违背其才能，这三种情况就是天下看似没有人才的原因。先生罢职的第二年，日本倭寇侵扰东南江淮、闽地、粤地之间，各处骚动；边境警报仍年年发生，辽、蓟、楚、粤的山洞盗贼也间或起事。天子临朝叹息，想得到平定祸乱、使天下安宁的人才，天下士人不断被起用又不断被罢免，当时还有人从普通属官突然升为大吏。那时蒲坂杨尚书掌管兵部，正受天子倚重，独自荐举先生有杰出的才能和奇特谋略，负有成为万里长城的声望；世上不是没有了解先生的人，只是仍然没有吏部举荐的奏章，以大冢宰的名义发布任用废置的命令。我说明当时掌权者的过失，是为了激励先生起用，使人不至于产生独自空老的叹息。汉永和年间，李固曾上疏说：‘朝廷聘请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给予大夫的职位，海内都欣喜。’等到杨厚等人免职归乡，一天早晨朝会，几个侍中全都是年轻人，没有一个有多年学问、德高望重的人可以备作顾问，实在令人叹息。像李固这样的奏疏，难道是年轻轻浮的人所能测知的吗？我们同乡这些公卿对于先生，不愿写乡里常见的颂祝套话，所以我这样说。《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邦国的光辉；快乐的君子，万寿无疆。’这是祝愿君子兴起，在位时成为邦国的光辉，并享有无穷的长寿。

译默斋先生六十寿序 我们昆山的习俗，尤其重视生日。从五十岁以后才开始祝寿；每年生日举行仪式，到了整十岁，便把它看作大事。亲朋相互告诫，全部前来庆贺，玉帛交错，献酬宴饮的盛大场面，仿佛这是规定的礼仪；不能做到的人反而以为可耻。富贵人家往往使四方宾客倾尽而来，又有人作文称道这种盛况。考察以前的记载，吴中的风俗从未达到这种程度，不知始于何时。长者说，这样做已有数百年，大概到今天更加奢侈了。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初一，是宪副默斋孙先生的生日。先生出生以后，从丙辰到今年乙卯，甲子已经轮转一周。因此县里为他举行礼仪的人，尤其把这件事看得隆重，来向我索求文章。至于那种礼仪，我不善作文，不能描写庆贺、献酬、宴饮的盛况，只是认为人生百年之内，变故多种多样；在岁时交替时叙说往事、相互感触，亲朋聚会，举杯谈论平生，感慨今日、怀念往昔，其中的意味已经很多了。先生与我同乡，有通家之谊，我从年轻时就认识先生。先生刚满二十岁时，先父出外客游未归，遗体旅葬在苍梧郊野；先生徒步走过岭外，没有资财、行装和随从携带，在崎岖万里的路途中背着遗骨归来。他和寡母、幼弟相依为命，经历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艰难。后来考中进士，脱去布衣，任刑曹主事，兼任御史；因上书论事被下诏狱，先生恪守官职、不肯阿附，与大官争论，几乎遭遇不可测的灾祸。天子仁慈圣明，不忍加罪，把他流放到怀远、夜郎一带。于是从县令调任升迁，不到几个月就改任一官，历任闽、粤、巴蜀、荆湖、齐鲁之间的职务，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一半。天子亲自巡视献陵时，藩、臬、郡、县的官员多因供应不足而被处以重罪，先生当时任湖广佥宪，独独免于罪责，而且受到恩宠赏赐；后来又升任江西宪副，得以归来。六十年之间，沿着荣辱利害的道路回头追述，有许多令人感慨不尽的事情。如今先生抛弃荣耀、辞谢恩宠，在玉山南面择地建宅，有优美的园池、田地和房舍，有贤能的子孙，而且筋骨力量康健强盛，完全没有衰老的样子。回想从前，真像梦幻；想到以后山林花鸟的乐趣，知道它将无穷无尽。这难道又不值得祝贺吗？于是写下此文，也使先生平生奇伟的忠孝大节可以考察看见。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寿序 从前孝宗敬皇帝承接几代熙和安定的局面，又施加深厚的仁德恩泽，一时被任用的人才，都具有深厚的德行和宏伟的气度，历经三朝享受太平的福泽。比如我们锡山的秦端敏公，以弘治癸丑年考中进士，到嘉靖二十三年因高寿去世，官位做到一品。他从登朝做官开始，享有富贵五十多年，难道不是盛世培养得深厚吗？还是人才从上天禀受的资质，都正好适应那个时代呢？像端敏公所禀赋的才能与时代相合，因而成就这样吧？天下的形势，由厚实走向浅薄，就像寒暑更替一样，人们往往没有察觉。然而推究其中原因，一定有人是这种变化的开始。从前有人评论东汉梁统是当时的名臣，却只因他提出增加法律条文一句话，上天给梁氏的报应就格外惨烈；这真是仁厚者的言论啊！我常常仰慕前代德行高尚、资历深厚的长者，想考察他们的施政作为。像端敏公这样的人，我正准备到他家询问他的事迹，经过他的县邑时，往往久久感慨追想其为人。今年我入京朝觐后回来，访问他的孙子汝立，因此得以见到他的儿子二千石君；他的器度仍有前人的风采，这足以让人感叹盛德的时代还没有衰竭。秦君凭借端敏公的恩荫任都督府幕官，升任姚安太守，辞职归来后继承前人的遗业，用诗书教育儿子，两个儿子都文质彬彬地趋向文学。进入他的居室，还能看见先公的典范和遗风。由此说来，孝皇帝造就人才，使几代人享受太平的福泽，难道不只是当时的臣子享有，而且还延及子孙吗？我的门人朱某客居在秦君那里，多次向我称道他的贤能。汝立又喜爱古道，常与我往来。于是秦君在甲子年的生日，秦氏内外亲戚以及邑中人一起前往为他祝寿，托人来向我求祝寿之言。我因此追溯端敏公三代，说明前代太平的恩泽，正是子孙世代享受、源远流长的根由。福建按察使杨君七十寿序 我年轻时有事到金陵，常常经过句曲一带，观览那里山川的胜景。当地有茅山，从茅山向南，连接群岭重叠的山峰，向东伸展到吴兴的天目山，直到罗浮山，直达南海。以金陵的形势来看，如果没有这座山，即使紫岩、天阁回旋环抱，恐怕也显得浅薄而容易穷尽，无法巩固东南的王气。由此说来，龙盘虎踞的说法，也有其近似的根据。所以道家把这里看作洞天福地，大概是云阳氏最早居住在这里；大禹在会稽举行禅让，后世便传说这里有禹穴。古代得道的人，往往在这里乘云气、驾飞龙。茅君后来出现，山便因此得名。后来葛玄、葛洪、许迈、陶弘景、杨义和这一类人，世人都认为他们得道成仙而去。虽然这些说法怪诞迂远，不是儒者应当谈论的，但应当知道天地山川的气运，是神灵降临聚集的地方，其中的道理本来就有如此。按察司杨君是句曲人，以进士出身历任至今官，退休居家，今年七十岁。我的朋友葛理卿请乡里的缙绅诸先生和使者来，请我写祝寿文章。我只是认识这里的山川，却遗憾不认识这里的人。看这座山蜿蜒雄伟、气势磅礴，一如往昔，料想其中一定有陈安世、茅季伟一类的人往来于茅岭洞室之间，只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们。理卿说：‘先生在身体强健的年纪做了大官，正逐渐受到重用而没有止境，却忽然辞官离去，长久归隐而不再回头。他的相貌丰润，气色更加旺盛；他的寿命大概无法估量。依我看来，不是学道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道书说：“句曲是大地的肺腑，土壤肥沃，水流清澈，可以由此超脱尘世。”我也将借理卿之便，跟随先生住在这座山中。先生的年寿，正可以同茅君等人相比。至于世间平庸之人所说的寿命，哪里足以用来祝愿先生呢？’因此写下这篇序。

译通政立斋王先生寿序 士大夫在朝廷献身任职，所应当做到的，是履行臣子的职责。富贵和长寿，都是命运；只需尽自己的本性，命运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如此，若要尽到臣子的职责，没有富贵和长寿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所以《诗经》说：‘快乐的君子，难道不能长寿吗？’这说明君子若没有无疆的寿命，就无法施行他的和乐仁厚，成为邦国的光辉。然而这样说来，富贵和长寿既然是命运，也正是用来尽其本性的条件。因此古代君子不拒绝福气，却也不是主动求取它。世上急于祈求福气的人，所作所为常常违背臣子的道路，却不知道福气的到来并不迅速。好比走一千里的路，悠闲缓行，几天不停下来，抵达终点时自己都没有察觉；可是有些人却想在早晚之间求得，奔驰追逐而没有止境，力量已经不能胜任了。这就是爵禄、荣誉、名声之所以多招致祸害，并使人失去保养性命根本的原因。今天子登上帝位，改元的第二年，在朝廷策试士子。立斋王先生与如今的少傅华亭徐公等十几人，年纪最小。徐公考中进士后进入史馆，其他人大多被选入清华之职，而先生任大行，逐渐升任郎署，出任湖广佥宪，升为参议，获准回乡奉养父母，在乡里居住了很久。与先生同科考中的人，大多做到公卿；先生起初以少卿身份入朝，而徐公已经进入内阁。于是先生一再升迁，得到任南京通政的命令，不久因父亲去世而归乡服丧。服丧期满后，在家等待命令。这年冬十一月十六日，是先生六十岁的生日。乡里的士人请我写文章，为先生祝寿。我想到先生在仕途上辗转四十多年，仿佛无意于进取，如今却已经升到卿少之列。只是因为他很早登科，被人认为仕途淹滞；但由此也可以知道，他仕进从容而不急骤，今后将会得到更大的富贵和长寿。起初，先生任冬官属员时，魏恭简公任祭酒，居住京师，多次称赞他能够守法。等到先生任职楚地，以宽厚安定的态度处理政务。丙申年，先生以佥宪身份到天曹考核政绩，我当时也应计偕入京，搭乘他的船同行，得以朝夕相见。先生是柔弱的儒者，身体仿佛不能承受衣服，言语仿佛难以出口，完全没有骄矜的气势和神态。等到进入有关部门考试时，一个小吏拿着几案跟在他身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出来；考功官员感叹他的文章，认为没有涵养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以我从先生那里得到的教益来看，这种修养是不可企及的。后来我才知道，恬淡愉悦、安静从容的人，一时看似迟钝；但从长远看，再回头看那些仓促取得一时快意的人，两者相差很远。先生同科考中的人，如今从徐公以下，零零落落还能数得出来，至于沉沦埋没的人，不知有多少。大概正如严冬岁末，百花几乎凋尽，而长松巨柏才显出凌云的气势。皇上将要倚重先生，使他位列卿位；所以我特意用臣子的职责来颂扬他。同馆诸进士再寿立斋王先生序 国家仿照前代通进、进奏、银台司的制度，设置通政使司，掌管天下的章奏。自永乐建都北方以后，原来在南京的各司仍然保留，但减少了员额，因此南京通政使司不设置通政使，只有通政一职；然而实际上这是卿辅的储备职位。立斋先生任此官，因为先父服丧居家；服丧期满后又过了很久，正等待召命。恰逢先生六十岁生日，我的叔父接受乡里诸君子的心意，让我写文章赠给先生；而国子学同馆的进士们认为我们同党更不能缺席。不过秦起仁君又托请我写赠言。我想，昆山在吴郡东面，濒临大海，评论者认为这里是山脉穷尽、水流汇聚、灵秀之气所集中之地，所以人才的出现常常冠绝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间，号称特别兴盛：毛文简公任大宗伯，朱恭靖公任大冢宰，顾文康公进入内阁，侍奉在皇帝帷幄之旁。三位先生因考取魁首而升任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做到九卿的，还有几位公。后来诸位老臣相继沉沦去世，自顾文康公以后，人才寥寥。这种循环往复、盛衰消长的规律，并非偶然。于是又间隔二十年，先生考中进士，恰好赶上诸位老臣兴盛的时期。其间先生历任外地官职，回乡奉养父母，如今又逐渐接近卿辅之列。从前由盛转衰，先生在诸位老臣之后承接；如今由衰转盛，先生又开启了开端。古代君子和天下贤才侍奉君主，没有不爱惜同类的，至于同乡之人，更是感情不能自已。因此先行者希望后继者兴盛，后继者也希望先行者显达。苏子瞻凭借一代罕见的才华，平生对于蜀地人尤其深切关怀。他在给范舍人的信中说：‘蜀地自司马相如、王褒以后，直到当时，各位贤才相继入朝，凭文章功业闻名天下；眉山一县，每年考中礼部试的就有四五十人。’这是说君子没有偏私的爱，但对于父母之邦，却不能像过路人一样漠然无情。如今上天将赐予先生高寿，使他成为诸公的先导；由此而兴起的人才，或许会如云气蒸腾、蛟龙变化，难以测度吧？因此写下这篇文章为先生祝寿。少傅陈公六十寿诗序【代作】少傅松谷公把八月某日定为自己的诞辰。如今隆庆四年庚午，正好是一个甲子。朝廷中的士大夫预先相互约定，准备在这一天前来祝寿。公听说后，全部谢绝推辞，不敢承受。但翰林院诸位却各自作诗为他祝寿，并请我作序。公起于蜀中，考中进士，历任宫禁近侍之官；今天子尚在潜邸时，公以经义辅导启发。皇上登上帝位后，便让这位旧日讲学之臣参与机密政务，作疏章进献，都是端正君主心术、治理根本的议论。至于分条陈述天下事务，也详尽明切，可以施行于世。每当奏章送入，皇上没有一次不虚心嘉许采纳的。他为人忠诚恳挚，人们只要望见他，不待他说话，无不肃然起敬。如今他每天参与朝廷大政，匡正辅佐机务的地方很多。天子安坐临朝，国家尊荣，海内归向，百姓所受到的福泽，外廷人士无法知道。今年公刚到六十岁，若与古代大臣高年期颐、面向东接受馈赠、作为天子国老相比，公还正处在壮盛之年，正是君主所倚重、天下所仰望的时候。德行与年岁一同增长，如太阳升起、月亮恒久。因此诸位为公祝寿，并不是认为公已经老了，而实在是祈祷公将来享有无边无际的长寿。

译寿命由上天所赋予，也是天下人都可以得到的。然而有德而长寿，才是人人所愿望的。古人所谓“长寿而不受阻隔，长命无疆”，这些话全都归结为歌颂君子的德行罢了。何况天子的重臣，恩泽遍及天下，天下谁不爱戴仰慕而希望他长寿呢？我读《尚书》，周公告诉召公时，称说商代的六位贤臣，认为“上天赐予他们长寿，使他们公平正直，保全治理殷国”。那六位大臣，正因为德行上达于天，所以上天赐给他们长寿；殷朝之所以能够配享上天、历年久远，也是因为六位大臣长寿。康王命令毕公时，也说：“三位先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我的正道；正因为这样，才成就周朝，建立无穷的事业，也留下无穷的声誉。”周朝的诸位公侯，都辅佐君主实现太平，同心同德，因此恩泽遍及百姓，四方都得到依赖。君主既然长久享有许多福气，诸位大臣也享有长寿。我只是德行浅薄，侥幸蒙受知遇，能够同当今三四位公卿一道处在议论政道的职位上，正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够；而公的盛德，本来就是我所仰慕爱戴的。我正每天勤勉努力，想求得像商代六臣、周代三位先公那样同心敬慎的盛况，使我们都获得长寿，来帮助成就国家亿万年无疆的美好事业，我也希望能够有所依赖。这就是序。顾夫人八十寿序 太保顾文康公以进士第一名的身份侍奉孝武两朝。今天子从南方入继大统，恭敬地给天地和祖先奉上尊号，确定郊祀坛场的位置，开始在九庙举行飨祭，在明堂按礼祭祀百神，考察古代礼制，灿然完备地逐一施行。当时议论礼制的大臣，往往从普通属官中选拔，突然升入枢要之位；而公凭借宿儒元老的身份，侍奉经筵，充任顾问，从容担任侍从之职三十多年，晚年才进升拜为内阁大臣，参与机密政务。恰逢天子南巡湖湘，恭敬视察显陵，把留守京城、掌管钥匙的重任交给他。皇上虽然没有立即重用公，但对他的眷顾已经十分深厚。至于留守京城这种关系天下安危的大事，若不是公，便无人可以托付。君主的恩宠像风雨，发怒像雷霆，其中缘由不可测知。士大夫一旦遇合承受恩泽，贵势和宠幸接连而来，天下士人谁不扼腕踮脚，羡慕这种际遇呢？等到时势转移、权势变化，自己不能确保始终如此之后，才知道公实在是天下最完整的福气。公去世九年后，夫人朱氏年八十岁，长孙尚宝君在家中称庆，请他的舅舅上舍梁君代为请文，求我记述这件盛事。夫人从成年起便嫁给公，与公共同生活到老；论寿数，又超过了公。公的德性和顺而厚重，这难道就是坤道承受乾道吗？夫人的德性安静而长久，这难道就是恒德承接咸德吗？所以说她是天下完整的福气。通常按照阴阳的数理来说，女子要获得这样的福分尤其困难。自古以来，妇人嫁不到合适的配偶、违背人道常理的情况很多，何况还要得到非同寻常的恩宠，并且兼有康宁长寿呢？当初公任谕德时，夫人有安人的诰命；公任侍读时，夫人有宜人的诰命；公升为宫保时，夫人有一品夫人的诰命。皇上尊崇孝养之道，册封昭圣皇太后、章圣皇太后并上尊号。夫人于是朝见三宫，亲自参加亲蚕礼，这种礼仪是千年来从未见过的。皇上考察古事，取法周代制度，举行三蚕礼，夫人陪侍在翟车旁，光明盛大，正是三代的典章，难道不盛大吗？我有光有幸与顾家世代通婚姻，想到我出生那一年，高祖父修建高玄嘉庆堂，公当时在史馆，特意为它作记，对勉励我们后人的意义很深。后来公请假回家，率领乡中子弟到学宫行释菜礼，我也在其中。丙申年，我以计偕身份赴春官考试，公当时以大宗伯兼领太子詹事，我到公府拜见，公留我饮酒，询问乡里故旧，十分欢洽。天气炎热，便在庭院中露天坐着，酒意酣畅，音乐奏起，到半夜才散去，从中可以看出太平时代的风流气象。宰相自知没有什么才能，岁月渐渐流逝，德行功业没有声名，许多地方都感到惭愧；唯独在文章方面略知爱好。因此执笔记述顾家的家庆，实在不能推辞。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寿序。皇上在位第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京大司寇的身份入朝，任御史大夫。公历任地方官，到这一两年间，特别受到显要任用，天下人由此知道皇上的简拔和眷注。这年冬十月某日，是公的夫人曹氏六十岁诞辰。海邑士人瞿君某等十六人和公子允端一同赴南宫应试，便准备到公府奉觞祝贺，又嘱托我作夫人寿序，有光不敢推辞。往昔周朝盛世，周公、召公以及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适等人，共同辅佐成就文王、武王的事业，使天下达到隆盛太平；而这一切实际上以《周南》《召南》为根本。天子、诸侯共同成就天下教化，影响如此深远。《鹊巢》中的夫人，难道就是召公的配偶吗？所以说：“国君积累德行功劳而取得爵位，夫人则兴起家业并据有它；像鸣鸠一样，才可以与之相配。”今天子叙明人伦，建立皇极，曾经把慈宫的训诫颁布天下，举行北郊亲蚕这一久已废弃的盛典；宫中顺序整饬阴教，从椒房开始修明，直到教化流布于田野妇女。何况在位的大臣，无不使家庭和顺，济济肃雍，渐渐受到王化深厚的浸润；因此今天御史大夫的夫人受到诸位君子的颂扬祝祷，正是理所应当。即使拿她同古代《鹊巢》中的夫人相比，她难道也可以毫无惭愧吗？上位者施加恩泽于下位者，直到最卑贱的人才停止；下位者把福泽归于上位者，直到最尊贵的人才停止。政治极盛时，《鱼藻》中“鲜明的花朵”那样的诗歌兴起，于是万物各得其所，鸟兽鱼鳖都没有失去自己的本性。所以恩惠深厚、秩序和顺，没有谁遭遇自身的疾病；愿万年长久承受你的德泽，殷商于是长寿，这样看来，公卿大夫能够长享寿考，也就可以知道了。上天赐予公平正直的长寿，那么君子夫妇共同偕老、共同侍奉宗庙社稷，也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关雎》的德性，是王者的风化；《麟趾》的应验，是后妃的福分，后妃的长寿也就可以知道了。《鹊巢》的德性，是诸侯的风化；《驺虞》的应验，是夫人的福分，夫人的长寿也就可以知道了。国家与成周并盛，仁德下及鸟兽鱼鳖，于是天子享有万年长寿，公卿都是元老高年、成就德业，甚至下至听见鸟鸣，恩泽流布到他们的家庭；这正是上天赐予福极、保全福极的明显验证。难道只是两三个乡里的庆贺吗？本来就是天下的庆贺。

译顾夫人杨氏七十寿序 漕泾的杨氏，是海上的大族。我往往在南宫认识他们家贤能俊秀的子弟。夫人嫁到昆山，是中宪大夫桴斋顾先生的配偶。中宪年轻时便显贵，由翰林院任官为御史，督学京畿；后来不得志，出任边郡太守，罢官回乡，每天闭门读书。他性情简朴刚直，很少有合意的事，唯独与夫人最为相宜。中宪去世至今二十多年了。夫人的三个儿子都不是她亲生的，但如今雍里方伯在壮年辞官，与仲、季二位公恭敬孝养，儿媳们也欢悦无间，正如中宪在世时一样；家势又兴盛起来。夫人嫁入顾家以来，做媳妇、做母亲四十年，享有福禄荣华，这也是活着的人很难得到的。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夫人七十岁诞辰。雍里公兄弟以及内外宗族亲党举杯祝寿，因为我有幸列在姻亲末位，便让我叙述此事。三代王者的教化，以及《关雎》《麟趾》《鹊巢》《驺虞》所描写的时代，可以说是盛极了。然而诗中仍说：“微小的星星闪烁，三颗五颗出现在东方。恭敬地连夜赶路，早晚都在为公事。实在是命运不同。”这是说妇人立志真诚专一，侍奉丈夫，早起晚睡，没有懈怠；但自己能否从丈夫那里得到什么，终究不敢自作保证，而要听凭命运。太史公说：“人能够弘扬道义，却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夫妻配偶之间的爱，君主不能强行从臣下那里得到，父亲也不能强行从儿子那里得到；如果不是通晓幽明变化，哪里能够认识它呢？《谷梁子》说：“人对于上天，是凭道义接受命运；对于人，是凭言语接受命运。”所以君子所承受的是大的命运，而世上的学者认为命运是不可言说的，只把它看作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却不知道要把自己的作为充分发挥出来，使万物各得其宜、保全天地的本性，直到达到命运所允许的境界才停止。命运所不能达到之处，就是本性尚未充分实现之处。以夫人的贤德，如果让她像《终风》中那样，丈夫不来往，只有“悠悠地思念我”；又像《凯风》中那样，虽有七个儿子，母亲却劳苦，那么顺从妇道、慈爱母亲的道理也就无法实现君子的快乐了。歌颂人，是因为她贤德；感到快乐，是因为她得到了合宜的位置。因此我论说夫人，虽然有家族富贵这一通常的理由，实际上是认为顺从妇道、慈爱母亲的道理在她身上得以实行。由此也可以说明古代《关雎》《麟趾》《鹊巢》《驺虞》的意义：天下的道理，不是靠某一个人单独成就的，而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所，王道教化才得以完成。君子谈论性命，大概就是这样。诗说：“君子多么快乐，愿他万寿无疆。” 谨为夫人作颂。丘恭人七十寿序 丘恭人，是某省通政丘经的女儿。当初，丘公生了三个女儿，父母疼爱她们，说：“我的女儿一定都要嫁给贵人。”有人来聘娶，丘公总是不答应；三个女儿都长大后，最终全都嫁给了贵人。恭人是其中之一，是前广东按察使司副使王济美公的妻子。丘公大概曾与司马质庵公一同任御史，司马宪副是丘公的族叔祖。丘公因此有意把女儿嫁归王氏，从苕霅之间嫁到海上，路程超过五百里，因为嫁女一定要嫁给贵人。当时宪副已经在南京任职，后来历任江西等地官职，最后越过五岭，恭人常常跟随他，共同享受俸禄供养。宪副接受诰敕，于是恭人也获得了恭人的封命。我家过去与王氏有姻亲关系，所以详细了解他们的家世。自唐代御史朐封以后，直到分水、明州一带以来，昆山司马和宪副的祖先某官兄弟同榜考中进士，从此科举功名接连不断。宪副去世后，几个儿子都文雅勤学，一诚又在戊午年重新考中乡荐。大概世代久远的故家大族，枝叶繁盛，也不能没有旁支衰落、发展不齐的命数。自恭人嫁给宪副以来，如今已经老了，却独自见到王氏的兴盛始终如一。乡里都称赞丘公善于嫁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恭人生于某月某日，到嘉靖四十年，恭人年满七十岁。诸位儿子谋划为她祝寿，请县学生孙君某来请我作颂祷之辞。我把恭人的事情这样讲述出来，并由此评论说：丘公把女儿嫁给贵人，这一点可以知道；恭人享有福禄寿考直到今天七十岁，丘公却无法知道；她的子孙能够继承前人的美德，丘公也无法知道。然而我听说恭人贞洁娴静、慈爱孝顺；宪副去世后，她抚养前妻留下的孤儿，使他们与自己亲生的孩子具有如鸣鸠平均分食般的平等之义；她的亲生子女侍奉她，也同样没有差别。恭人的德行如此，她享有福禄寿考就是理所应当的。这样说来，丘公也算有办法知道了。古代有娀氏正要承继女娲、莘国女子的美德，即使自古王者的盛大事业，也都有它的根源。因此我称颂恭人的寿命而把根源追溯到这里，希望王氏子子孙孙永远继承不废，以此作为颂祝，这样可以吗？

译顾孺人六十寿序 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孔子居住在乡里，自认为没有毁誉他人的事情；只是他判断是非、褒贬善恶的原则，不能废弃。不仅当时有名望的公卿大夫，甚至莒人的妻子、泰山的妇人，他也同弟子私下谈论并记录下来，认为三代百姓判断是非，大致就是如此。难道这只是《春秋》的义理才这样吗？我年轻时喜欢考察古代事情，曾经有意考论各个时代，只是隐居草野，没有史官的职任。然而时常仰慕古代作者，能够因事立言，记载他们辨明是非的事迹，希望这就是百姓直道而行的原因，将来或许能对史官有所帮助。顾孺人，是太保文康公的女儿，上舍朱君子求的妻子。上舍早逝，孺人守节将近四十年，今年六十岁。乡里的士大夫请我作文章为她祝寿。孺人年轻守寡，战战兢兢地作为未亡人，能够保全自身，直到六十岁而享寿，这已经足以称道了。我还是童子时，在卢兖州家读书，卢氏子弟多次称赞上舍才华出众，只是不幸早逝；他的美德后来由他的弟弟少宗伯继承。况且我的从祖母正是孺人的姐姐，所以详细知道文康公夫人的事情。文康公从诸生起家，在宫禁近侍之职任职三十多年，直到进入内阁，推恩追封为一品夫人，却从未显露喜怒的神色，总是凝然独处，听不到言语笑声。文康公因此像敬重宾客一样敬重她，而孺人的资质性情也仿佛她的母亲。由此说来，女子以才智自我表现，终究不是德行的美好。至于沉默、简朴、庄重，处在顺遂如意的境地，像夫人那样享受众多福泽；以及遭遇不幸时，像孺人那样保持本真、保全节操，这两者对于坤道的顺从是一致的。当文康公在馆阁任职时，孺人确实随母亲住在京城宅第，亲眼见到夫人朝见两宫，协助皇后亲蚕，宴饮赏赐繁多丰厚，荣宠备至。她的兄长宗伯当时任黄门，家势显贵，却能够在芬芳华丽、荣盛艳丽的环境中，独自保全纯白如缟素的本质；正如桃李盛放、艳阳当空之时，仍保持松柏在寒冬中的操守。与那些出身寒微、生活困窘的女子相比，她们生长于淡泊环境，未曾见过荣华而能够不为之扰乱，反而更加困难。这难道不是我想要得到并加以论说的吗？孺人的嗣子某，以孝顺谨慎著称，能够成全孺人的志愿，所以一并记在这里。夏淑人六十寿序 武宗皇帝在位时，奸佞宠臣借助权力，侵扰朝政；天下刚直之士推门而入，高声呼喊，指斥评说是非，在朝廷上直言陈说。皇上始终没有降罪于进言者的心意，最终宽容释放他们，以培养直臣的气节，士人因此多数得以保全。所以当时虽然群小兴风作浪，天下公议却常能伸张，国家纲纪也没有毁坏；这正是国家能够延续万年、历数无疆的原因。我的同乡刑部侍郎周公，当时以御史身份上书论事，受到奸党的侧目，多次陷入危害。天下人壮赞公的气节，也庆幸公最终能够设法保全自己；晚年位列九卿，升任刑部侍郎，正将受到重用，却去世了。有光没有来得及登门拜见公，最后同他的次子士淹、季子士洵相会，谈论公所处的时代，事情就是这样。后来我又到乡里宅第拜见夏淑人，看到她美好的德行和优良的仪范，才知道公在朝廷上的操行，以及他在家中所行的一切，都是有根本的。丙午年，淑人六十九岁；某月二十三日，是她的诞辰。凡是同她儿子交游的人，都相互约定前往，跪拜奉觞。我于是感慨地追思周公遗留下来的德行，又想到如今距离公去世还没有多久，占据公的职位、享受公的俸禄的人，却从来不缺。能够不逢迎苟且取容，甘愿在皇帝万乘之威下受摧折，而把天下的事情全部直言出来的，有几个人呢？拿自己的性命去试探不可测的险境，最终还能保全性命，并使妻子儿女蒙受余荫的，又有几个人呢？先公在海道任职期间，淑人曾经同他共历危难；他升任台府长官以后，淑人又常常共享他的荣显。如今又把先公遗留下来的事业，用来教诲子孙，使自己在余年中得到快乐，这难道不是皇上的赐予和国家深厚的恩德吗？我既已把这些话告诉诸位同僚，于是写下来为淑人祝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五年〕 《朱夫人郑氏五十寿序》。太常卿朱公起初任南畿少尹，居家时曾获赐白金和文绮。戊申年冬天入朝觐见，所受恩宠和赏赐更加优厚，接到任太常卿的任命，又获赐飞鱼一品服，乘驿车回乡。我曾读过他家所收藏的诏书，都是天子派中贵人传达的旨意，恩意周详恳切，赏赐优厚。即使如今身居九卿之列、从容侍奉君王的臣子，能得到这种恩遇的也很少。昆山偏处江海之间，然而自古以来就以文献之邦闻名天下，士大夫登上朝廷名籍、贵显相继不断。至于朱公被皇帝亲自选中，恩宠赏赐接连不断，天子亲自召大司马到迎和门迎接，命令他持勅符乘驿传回乡，穿着朱红色飞鱼服经过乡里，老人们都惊叹不已。朱公任太常卿那一年，正好五十岁，乡里人士前往祝贺。过了两年，夫人郑氏也五十岁，乡里人又前往祝贺。我的朋友某等提前来告诉我，请我写文章表达颂祝祈祷之意。我还记得朱公做举子时的情形；后来他考中进士，任行人，又任给事中，声望才华显赫，看他的意气，简直想率领百万军队，到青海射猎，在燕然山刻石记功后归来。他后来被掌权者阻挠，但从未有人在离开国都之日受到皇帝如此显赫而非同寻常的恩宠赏赐。夫人郑氏，自宋代华原王以来，乡里世代不乏衣冠仕宦之家；如今她才德与之相称，家门兴盛，子孙满堂，她的长寿实在值得庆贺。我听说朱公居家时喜欢方药，精通内学；过去天子亲自询问玄帝论诗的事情，其中情形十分秘密，无法知道。世间传说赤松子服食水玉，住在西王母的宫室中，随着风雨上下往来；炎帝的少女追随他，也得以成仙而去。如果果真如传说所说，那么人间百年的寿命，哪里值得用来为夫人祝愿呢？因此写下这些话，以表达诸位君子的心意。

译《朱夫人郑氏六十寿序》。古人评论外戚之家，说外戚凭借女子受宠，由极其卑微而达到最尊贵，享尽富贵却不凭功劳，因此为道家所忌讳；所以外戚的后代很少有能保全的。然而我考察宋显肃郑皇后的事迹，实在颇有感触。郑后侍奉永佑陵，先以才人身份进宫，后来成为中宫皇后，尤其以端庄谨慎著称，能够约束削弱外戚之家。靖康之难时，她最终随同被迁往北方。族子郑居中在宰相府任职，起初并不依靠皇后而进身；虽然一度凭借攀附而升至高位，曾经主持蔡氏一党，后来却终于同他们分道扬镳。对于燕云之事，他尤其能够极力论述其危害。当时如果采用他的主张，中原的祸患或许还可以挽救一些。正当北迁之时，皇后对金国统帅说，家属没有参与朝政，请求把他们留下而不要同行，因此郑氏宗族没有随皇后北去。然而建炎年间下诏在各地寻访时，郑氏宗族流落江南，只找到荥国一人。华原王的儿子大资却居住在昆山，他的后代器先父子后来都很有名望，当时还被称为侯王之家。到现在已经四百多年，谱系仍未断绝，难道不是因为显肃皇后贤德，没有把富贵享尽，却遭遇古今未有的灾难，所以上天才这样不让她的后世断绝吗？正统年间，时乂考中进士，有学问和品行；他的子孙充任官职，成为瑞安博士。朱夫人就是时乂的后代，如今凭丈夫少宗伯的显贵，荣幸地接受了冠帔封诰。士大夫入朝做官与外戚承受恩泽，本来难以相提并论；然而郑氏的恩泽流传到后世，并且惠及她的女子一支，也足以称道。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五日，夫人六十岁，她的姻亲、乡里进士陈敬父来请我写文章祝寿。当时少宗伯去世已经五年，但家门没有衰落；他的两个儿子能够自我砥砺，不久就有腾达的希望。夫人的贤德，也足以使她享有这种结果：根源深远，流传才会长久；根基广大，树木才会牢固。古代诸侯的夫人称为姬、姜，难道不正是因为她们的家族吗？夫人五十岁时，曾有人来请我写文章；那时少宗伯正接受天子接连不断的赏赐，我便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臣子接受天子的宠遇，应当把它看作家门的荣耀，确实应该把它宣扬扩大；但那些谄媚之徒却认为我是在讥刺他们。我又追述郑氏的世系，使人知道夫人内外两家的兴盛达到如此程度。把天子的宠遇和显肃皇后的后世一同写来为夫人祝寿，已经足够了。《宋孺人寿序》。翰林学士、莆田人黄公的母亲郑宜人，享年九十六岁；她的姐妹们先后也都活到九十岁，其中有一位嫁给合浦县丞宋君。宋孺人明年就九十岁了。世间美好的事物，最难得的是聚集在一起，所以并蒂花、同穗谷被视为草木中的吉祥征兆。如今黄氏的几位女儿，为什么都这样长寿呢？闽地处在山海深处，隔在瓯越之间，天地之气闭塞而未能发扬，经历了数千年；所以如今闽地的物产广博、硕大、丰盛、奇异而独特，荔枝、龙眼和海产充盈于大官的膳食之中。闽地的儒者振兴衰微的遗绪，扶持中断的道统，远远地同洙泗相接；精通经学、怀抱才艺的士人聚集在礼部，常常有数百人，考中高等科举，升任显要官职，在天下留下文章和功业的人到处都是。大概是淳厚、平和、清正、美善的气息，积聚充塞于此，赋予人的禀性也就不止一种。那些年高长寿、清瘦地生活在山泽之间，不为世俗所记载，却同溪花野鸟一起玩赏四时、享尽天年的人，必定也很多。然而像黄氏的女儿这样，全都把高寿聚集在一个家门之内，哪里能够轻易得到呢？合浦君有个儿子任昆山县学谕，学生们都爱戴他，说先前担任教职的几个人，没有一个像宋先生这样品德淳厚、性情平和。推究她们长寿的根源，当然是有原因的！宋孺人的生辰，学生们都把向宋先生祝贺作为自己的心意。爱戴一个人，就一定会爱戴他的亲人；爱戴他的亲人，就一定希望她长寿而安康。如今愿望已经实现了，其中的喜悦自然可以想见。那么昆山的士人乐意为孺人祝寿，难道是出于外在的原因吗？于是他们请我写序说明其中的缘由，并把前来祝贺者的姓名列在后面。《李太淑人八十寿序》。李太淑人因为儿子任中丞而显贵，先后两次接受封诰。中丞奉命出使楚、蜀，太淑人随行到荆州接受奉养，早晚问安、察看饮食，从不懈怠。即使有一天外出，也一定先告诉荆州人，荆州人都称道她。后来中丞奉召回朝，留在御史台辅佐政务，不久便获准辞官归乡。忽然传来安山的讣告，太淑人为他料理丧事，并请求赐予祭祀、安葬和赠典，恩宠荣耀已经达到极点。然而她年事已高，却只能送葬自己的中丞儿子，不能不留下遗憾。此后六年，太淑人八十岁了，身体更加康健，而顾淑人和几个孙子共同奉养她也更加谨慎，这就仿佛中丞仍然活着一样。将要接受亲宾的祝贺时，太淑人却独自忧戚而不快，因为她已经服丧减食很久了。她推辞，不肯承受祝贺，但几个孙子不断请求。女婿管承时来告诉我，她的生日在今年二月九日；我当时正有邢州之行，已经准备出发，便暂且停留，为太淑人祝寿。我和中丞年轻时关系亲善，中丞在交游之中唯独认为我不同寻常。我长期困顿不得志，中丞考中进士后离京做了大官，凡是替人谈论人才，从未不把我推举在前的。凭我的荒谬浅陋，有人或许传播我的文章，借此取得科第；也有人暗中利用我、表面上却诋毁我，甚至有人连提都不提。只有中丞向别人推举我的贤能。古人说，举荐贤才可以得到上等奖赏，埋没贤才则会遭受显著的诛戮。孟氏说，埋没贤才是不祥之事，那么中丞后来成为大官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去年我经过华亭，林少宰还谈起从前李中丞镇守清源时的事情，以及他经过那里时称赞李中丞的话。少宰本来就了解我，更加看重中丞所说的话。太淑人知道，我是她儿子一生中极力称赞的朋友；而且我年轻时曾多次到中丞家去，他家的饮食总是丰盛洁净，都是太淑人亲手调理的。如今我能够登堂拜见太淑人，情义比中丞在世时更为深重了。今天的寿庆，是上天把原本吝惜给她儿子的寿命，增厚给她母亲，中丞也可以没有遗憾了。从前梁上舍为顾文康公的夫人祝寿，请我写序；中丞曾在上舍那里看见，说那是对我的错误奖赏。少保家已经得到我这样一篇文章，已经很多了，哪里还用我的文章呢？我不敢承受这样的话。如今为太淑人祝寿，我想到没有中丞的奖誉，又加上自己衰老迟钝，即使把文章放在一百篇的末尾，我也觉得不够资格。但我们两家是世交故旧，这份情意实在格外深厚。

译《许太孺人寿序》。我曾经说，许氏二百年来一直是昆山的旧族。从前我高祖父在我出生那年建造高玄嘉庆堂，顾太史九和为它作记。记中称承事郎许某远，他的弟弟凤翔，就是今天吏科右给事中伯云的曾祖父。兄弟二人都凭资财做了郎官，家世富足。到了给事中从科举起家，任职近侍，得以推恩封赠父母；太孺人乘着板舆、画鹢之舟到任所接受奉养，实在是当时的荣耀。在此之前，给事中的祖父侍奉母亲，建有寿母堂；给事中因此把旧宅改建成新堂，仍沿用原名。我曾经为那座堂作记。到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是太孺人的生日，明年就满七十岁了。我们吴中的风俗重视逢十的寿诞，到了艾年才开始正式祝寿；宾客写文章、准备礼物，捧酒到堂上，主人迎接延请，奏乐欢宴，以此作为礼节。从艾年以后，礼节每十年增加一层，给事中因此不敢把礼物办得简薄。乡里进士王子敬同太孺人的孙子上舍君结为新亲，而且将要赴京参加会试，担心赶不上时日而使礼节有所缺失，于是在今年提前举行捧酒致敬的礼仪，祝贺太孺人七十寿辰。古代凡有祝祷都提前举行，这在礼制上不也是很恰当吗？愿太孺人的寿母堂延续万有千岁，长寿而没有忧患，难道不正是古人预先祝愿的意思吗？从今天为太孺人祝愿七十岁寿辰，一直到百岁，这样祝愿也是可以的。子敬的先父与封为给事中的同州公是同乡邻里，两家关系亲好；嬉戏游玩、往来拜访没有一天间断，即使风雨交加、早晚时分，也一定要共进一餐、彼此招呼，这些事情太孺人想来还记得，因为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看见他们的儿子和孙子又成为好友，捧酒祝寿，难道不会因此感到欣喜吗？人的一生不过百年，回想往事而感慨的事情常常很多，能够得到安慰并感到喜悦的却很少。像太孺人今天所见的一切，没有一件不值得欢喜，这是人生中难得的事情；而给事中能够使她的心愿得到满足，更是难以达到的。于是作此序。《太仓州守孙侯母太夫人寿诗序》。普安孙侯起初任县令，治理右扶风。扶风人为他建立生祠并立碑，歌颂他的德行。因考核成绩最优，他升任太仓州守。当时海上正在用兵，军队和戍卒络绎不绝地经过太仓境内，数以万计；赋税征调更加繁重，年年又遭饥荒。孙侯谋划处置得当，慰劳招抚百姓从不厌倦，百姓非常感念他。在长江以南数千里之间，谈到吏治清明善良的官员，唯独说孙侯没有人可以相比。孙侯刚到任时，带着母亲太夫人一同前来。州人都知道太夫人的生日，那天官吏和百姓纷纷前来，希望为太夫人祝寿。平时孙侯供养自己，从不因丝毫事情烦扰百姓，唯独在这件事上没有推辞。他把所谓颂祷的古文辞和歌诗全部收下，收藏起来。州人于是认为孙侯确实对这些祝寿文辞有所喜爱。过了一年又到了太夫人的生日，写作古文辞和歌诗的人更多了。我听说孙侯在州任职，务求简易，对于世俗所夸耀铺张的事情一概不放在心上。可是，他难道偏偏要因为这些无用的空洞文辞去烦扰州人吗？孙侯大概也只是欣喜州人对他有所庇护，知道州人没有别的方式表达爱戴，又不忍心拒绝违背他们的心意，并且把接受这些文辞看作足以使太夫人荣耀的事情。够了！古代君子作为百姓的长官，有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的道理，并不只是为了自我尊奉、树立威严，每天处理文书法令而已。实际上，他们应当像一家人一样相处：百姓的饥寒疾苦，没有不知道的，并且全都替他们设法解决；百姓有忧患，官长就同他们一起忧愁；百姓有喜事，官长就同他们一起庆贺。百姓报答官长，也正是这样。《豳诗》说：“摆上两樽酒来享用，说是宰杀羔羊；登上那公堂，举起那牛角杯，祝愿万寿无疆。”在这个时候，上下之间可以说是欢欣融洽了。如今那些写古文辞、歌诗的人，固然表现了州人忠厚到了极点，而孙侯不拒绝、不违逆他们的心意，也说明他对州人尤其有情义。因此我曾经认为，国家设置官职、具备法令还不够，却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来任职。用父母对待子女的道理治理百姓，这难道是法令所能达到的吗？国家设置官职的用意，大概也只是这样期望官员而已。像孙侯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在实行古代的道理吗？太学上舍王君某是太仓卫人，知道爱好文学，担心后人散失这些文辞，于是汇编成卷，请我为它作序。嘉靖四十年六月某日。《朱太夫人六十寿序》。宛陵进士朱应秀，字一松。他的先父二峰先生于嘉靖十三年成为岁贡生。当时朝廷实行选贡之法，所以先生在壮年时被选入贡；大概还没有来得及参加廷试就去世了。他留下夫人和四个孩子，最大的九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中。夫人当时刚二十九岁，不再使用脂粉沐浴之类的修饰，立志守节自持，具有《柏舟》诗中所说的操守。她抚养几个孤儿，使他们长大成人、成就事业，具有《凯风》诗中所赞美的辛劳。这样又过了三十一年，应秀考中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夫人这时已经六十岁了。应秀和我同榜，又一同参加冬官试政。我们每次相见，他似乎都有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过了很久，他才以为母亲祝寿为由来请求我写作。应秀考中进士，难道是有自以为得意的地方吗？还是有某些事情使他始终无法释怀呢？凡是读书人，从刚束发时起，就为了父母而希望自己显达荣耀。应秀如今已经做到了，足以慰藉母亲的心愿，难道还会有不能自得的地方吗？夫人的父母都健在，她生来享有恩泽润泽，行走在平坦的道路上，一旦获得富贵，理应没有什么不自得的。只是应秀想到先父早逝，以及母亲所受的辛劳。《诗经》说：“风雨凄凄，鸡鸣喈喈。”又说：“风雨昏暗如夜，鸡鸣声始终不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再想到母亲此前所经历的一切，内心便忧惧悲伤而受到触动。这就是他不能释然的原因。可是母亲极其深厚的德行，又拿什么来报答呢？因此他急切地想为夫人祝寿，又想到应当请擅长古文辞的人把这些事情传述下来。人们看应秀在这类事情上似乎很是得意，却不知道他是在寻求解除自己不能释怀的心情。从今以后，应秀的仕途一天天显达，夫人的寿命一天天增加，而他不能释然的心情也应当一天天加重。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应秀的心结，只好说，世俗所期望的显达荣耀，他如今已经得到了，或许可以用来慰藉夫人罢了。

译《李氏荣寿诗序》。我读《王制》，看到虞、夏、商、周三代为老人养老、燕飨、供食的礼仪，年龄等级的次序，以及深衣、燕衣、缟衣、玄衣等服制，是多么完备啊！甚至天子在太学亲自拿着酱食进献，拿着酒爵行酳礼，公卿奉上手杖，大夫进献鞋履，礼遇隆重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说：“三代盛世，君王从没有遗漏年高的老人。”重视老人，已经由来很久了。然而古代并没有专门为老人祝寿的礼仪。《豳诗》说“登上那公堂，举起那牛角杯，祝愿万寿无疆”，从此以后诗歌中称颂长寿的说法不少，但也不过是彼此祝颂的话，像史书所说的“为某人祝寿”罢了，并不是因为年龄每增加一纪就举行宴会来祝寿。到了后世，寿节庆贺才从朝廷推及公卿；然而写文章称寿的事情仍然没有。​​我曾说，如今所谓祝寿，大概不过是说某人在世上活了多少年；又往往概括其一生而写下来，也类似家状，这种做法既不合古制，也不值得效法。我居住乡里时，看到我们郡中的风俗，大体上对五礼多有疏略，却唯独重视寿诞之礼，而且常常请求别人写文辞来夸耀铺张，以为吴地风俗奢侈浮靡，特别表现在这里。到了京师，这种风气尤其严重。而我同榜的进士、天下的士人都汇聚在这里，到了祝寿这种风俗，却全都是如此。虽然我的文辞拙劣，诸位先生却错误地认为我有才，于是多次请我撰写而不停止。我总共写了几十篇，但最终认为不合于古法，不能作为法则。即便如此，若只是为了安慰做子女的心情，姑且也可以。今年九月，我因选授将要外调补官；最后，同年魏郡人李已子又以祝贺父母双亲寿辰为由来请我撰文。诸位先生为此所作的诗已经很多了，只有我为他的诗作序，谈论他尊敬的父亲和太孺人的潜在德行与美善品行，所以没有时间再论及他的父亲。其父是州学生，积累学问已久，按次序将要贡入京师，年六十岁；太孺人年五十九岁。李子复把所得的诗汇编成卷，于是寄送到他家中。《震川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十三 明代归有光撰写 寿序 《吏部司务朱君寿序》陈时子行赴京应试时，他姑母的丈夫吏部朱君正在南曹任职，极力称赞子行的文章，后来子行果然考中魁选。子行不把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录取当作荣耀，而把朱君的知遇看作恩德。这年冬十月某日，是朱君的生日，留都的士大夫都来为他祝寿。于是子行回去向我求言。我过去曾在万峰山中读书，万峰大概就是朱君用来自号的地方。山下俯临具区，靠近防水之滨，西南七十二峰耸立在苍茫浩渺的水波之间；山中有高堂古木，千株橘柚，梅、竹、茶树，崇山连绵覆盖。问当地人，知道那是朱君的园圃，只是颇为惊讶主人已经几年没有回来。然而留都的事务清简，士大夫除了闭门高卧之外，彼此游览赋诗，又举杯为朱君祝寿；这本是平民野老的乐事，而做官的人也兼有这种乐趣，岂不是更加丰厚吗？这就是士大夫乐意为朱君祝寿的原因。我又因子行的话有所感慨：科举取士，不能没有一定的格式，但人才也不是格式所能拘束的。世俗之人侥幸在一日之间考取功名，对文章义理还有许多不懂，却喧嚷自称已经通晓，想用规矩准绳去限制天下豪杰之士，也实在可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从前五代时张文宝主持贡举，被录取的进士中有些在中书省复核时落选，于是中书命学士院作诗赋来制定贡举的标准。学士李怿说：“我年轻时考中进士，大概只是偶然罢了。后生可畏，他们的才量不可估计；假如让我再参加礼部考试，也未必不会落第，哪里能拿我作为英俊之士的标准呢？”听到这话的人，大多赞赏他懂得事体。欧阳永叔特意因为这件事为李怿立传。如今朱君对于子行，总算是领会了欧阳先生所说的道理，所以我特意把它写下来，并且用来为朱君祝寿。《顾南岩先生寿序》富贵和长寿这三件事，是天地广大厚重之气积聚而成的。它们到来时，总是参差不齐。人得到它们，虽然同一家中父子兄弟亲密相亲、血脉气息相连，可以通过言语教诫而使思想相同，但唯独这三件事无法预先约定。有的人富厚而贵薄、寿薄；有的人贵厚而富薄、寿薄；有的人寿厚而富薄、贵薄；有的人富贵厚而寿薄；有的人富寿厚而贵薄；有的人贵寿厚而富薄。有时聚集，有时散失，有时平均分配。有时三者平均分配，却有人富有人贫、有人贵有人贱、有人长寿有人不寿；有时三者散失，于是都贫、都贱、都不长寿；有时三者聚集，于是都贵、都富、都长寿。这就是造化的变化在倏忽之间迁移，以此鼓动世间，而有心之人便窥测它，心神不安地猜疑过去，揣想未来。这是我还不能明白的。像我们昆山顾氏的兴盛，大概就是所谓三者聚集的时候吧？自大宗伯以文章名冠天下，将要登上台鼎之位以来，其他身佩金印、身着绯服的人还有二三位。昆山谈到贵显的人，必定说顾氏：宅第相连，宗族亲属和子弟都穿着华美绮绣，千人聚在一起吃饭。昆山谈到富裕的人，必定说顾氏。自桂轩先生以高龄成为乡里的望族之后，顾氏后代世世代代都有长寿的人。昆山谈到长寿的人，也必定说顾氏。如今南岩先生是桂轩的孙子、大宗伯的侄子，年轻时就考中乡试，刚任南昌通判，便飘然写下归乡的辞赋；不能说他不尊贵。他优游于亭台馆舍、花木之间，不能说他不富裕；安闲居处，饮食从容，不服药饵，不修导引，不能说他不长寿。这三件事本来是不可预期的，却聚集在一家，又聚集在一个人身上，这实在很难得。我从未通过介绍与先生相识，但曾听说他的贤德，私下记在心中，偶尔独自感叹，认为先生凭借家世的兴盛，又兼得富贵寿三者。做子女的侍奉父母，如果只是用粗布衣服和粗食淡水来奉养，即使有颜渊的仁德、曾参的志向，也不免有所欠缺。可是像先生这样的人，正是世人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却无法得到的福分。这样就可以祝寿了。今年先生七十岁，县学里的学生都去祝贺，请我为他作序。我想到桂轩先生与我的高祖父在延龄会中世代通婚，高祖父享年八十五岁，曾建造《高玄嘉庆堂》，大宗伯还亲自为它作记，那么我对于先生的文章，又怎么能够推辞呢？

译《同州通判许半斋寿序》我住在乡里没有事情时，喜欢向长者询问本县那些能够守住家业、把家业传给子孙六七代的人，这样的人大概不超过十几家。能够世代守住家业、把它传给子孙而且还能使之光大的人，十家中不过三四家。许氏世代的情况，我是能够说清楚的。自他们祖先讳庆赐的人从嘉定稍稍迁到昆山，实际生下了文衡。文衡的儿子叫德芳，经过两代人的勤劳节俭而致富，子弟也都懂得修习学业、爱好礼义。他的儿子鹏远因为赈济饥民捐出粮食，被授予承事郎；他的侄子鸿高由太学上舍出身，历任平定州同知。承事郎生下思耐翁，任京城的吏目；同州君就是思耐翁的儿子，也由上舍出身选任名州通判，退休后在家闲居已久。他的儿子伯云以进士身份释褐出仕，任分宜县令，正显露声名和政绩，前途远大。大概从开国直到现在，许氏居住在乡里的名人，屈指可数。耕种有田，栽植有园，居住有屋舍。他们的老人参加乡里社祭、宴饮、伏腊等活动，从来没有缺席，享受太平之福将近百年，而许氏的兴盛将要在伯云身上大大发展。所谓能够世守家业、使它光大昌盛，不就是这样吗？同州君为人洒脱不拘，善于自得其乐。他任官于古代冯翊、西华一带，却不能受吏法束缚，有一天拂袖辞官归来，和布衣野老一起陆博、投壶，拥着女子弹琴鼓瑟，整日酣宴。自从伯云不再做官，同州君便常常自得其乐。然而今天的时势已经不同于许氏的上代。假如伯云不做官，难道还能使他的父亲永远保有这种快乐吗？同州君虽然善于自娱，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做官，难道还能终身有条件自得其乐吗？乡人因此把同州君看作荣耀，又认为伯云能够守养父亲的志趣。嘉靖丙辰某月某日，是同州君的生日，大概正好满六十年。此时伯云从分宜入京朝见皇帝，我和本县在南宫应试的若干人，正与伯云一起会集在宫阙之下。等朝见结束返回时，伯云也取道回家省亲。众人说我不能没有文字记述此事，沈成甫、戴与政前来转达请求。我说：我们正跟随同州君享受乡社宴饮的快乐，而伯云回首又有望云思亲之感；既然已经向他祝贺，便趁机称述奉养父母、守养志趣的道理来安慰他。《龚裕州寿序》孔子说：“仁者长寿。”仁者难道一定长寿吗？这是说他能够安静自守，因而得到长寿的道理。人生百年，凭着区区形体，每天都同外物争逐。如果忙忙碌碌地在富贵道路上奔走驰骋，把自己轻视的东西拿来拖累自己所看重的东西，像这样的人，即使活到高龄，他的生命道路也短促。如果不忙忙碌碌地在富贵道路上奔走驰骋，不用自己轻视的东西来拖累自己所看重的东西，像这样的人，即使没有活到高龄，他的生命道路也长久。龚先生奉命镇守裕州，享有大夫的俸秩，家中有丰厚的田宅，享有封侯般的俸禄，穿戴银朱黼黻的华美服饰，这些并没有异于世人；但他又有商山四皓般的高逸。享用温厚甘美、肥腴丰盛的饮食，并没有异于世人；但又有松乔般的闲适。环湖而居，鱼鸟上下飞游，田夫野老歌唱欢笑，在郡邑喧闹之间却得到武陵桃源般的情趣。先生大概是不忙碌奔逐的人吧？君子评论人，取其近似之处。先生大概是得到了仁者以安静而长寿的道理吧？我的内弟温甫与先生世代通婚，前来请我写文章祝寿。我曾经评论，今世所谓寿文，不合古代体制，不过是说某人活了多少年罢了，为什么还要写文章呢？至于说先生，确实可以把这些写进文章里来为他祝寿。于是写下这些话交给温甫带回去。《徐封君七十寿序》我往来嘉定时，和当地贤者交游，结识了子言。当时我本来已经认为他的文章奇异出众，常常向别人谈起他，于是又结识了东楼翁。东楼翁是个慷慨、快乐、平易近人的人。后来子言考中京兆，随同计偕者北上，东楼翁亲自带他同行。我当时在鼓城遇到他们，便租车与他们同车共用坐席，经过齐、鲁、燕、赵二千多里，在风雪尘埃中赶路，欢喜地共同承受旅途的疲劳。我大概看出东楼翁父子是有福德、能够享受富贵的人。后来子言考中进士，以天官属官身份在内阁值班，不久改任大宗伯，负责主持祠祭事务。我到京师时，每次见到他，都感叹他的议论日益精进。当时天子隆重举行郊祀之礼，子言大概就是所谓能侍奉神明、深入考察方士和祠官学说的人。谈到他的职务，他没有一次不是有志于古代那种守道以守官的人。东楼翁居家时每天治理园圃亭榭，和士大夫饮酒作乐。子言有时把他迎到京师，诸位公卿贵人每天来欢宴，宴罢无不赞叹东楼翁的贤德，又称赞他有个好儿子。后来又得到诰命，推恩封赠父亲，已经尊贵显达了。然而子言在部曹中颇有清誉，议论者认为他是兰台秘阁的候选人。不久他因外调补官而出任郡守，众人无不为他惋惜。适逢东楼翁将满七十岁，子言将要赴荆州，经过家乡为父亲祝寿；因为我一向与他们父子交游相知，便托我作序。我知道子言对这次外任心中有所不舍。然而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从翰林院出任二千石的郡守，能够回乡荣耀父亲，对于做子女的愿望来说，大概不是容易得到的。吴中士大夫入朝做官的不能说不兴盛，但能够及时以俸禄奉养父母的却少；已经能够奉养父母而又做到大官的，更少。如今只有长洲钱工部德征官至九列，海虞严学士敏卿任职馆阁，而二人的父母都健康无恙，能够得到与儿子官职相称的封赠。这不只是吴中少有，世上也很少见。如今以子言的年纪、才华、声望和官位，难道会在二人之后吗？我因此知道东楼翁的福禄还没有穷尽。子言能够在文辞上纵横驰骋，对于江山故宅、云雨荒台之间的景物，一定能够追踪屈原、宋玉，甚至超过他们，写出《南陔》《白华》那样的篇章，抒发他的仁孝之心。我才疏年老，哪里能为此效劳？承蒙屈意嘱托写这篇序，惭愧却不敢推辞。

译《葛封君六十寿序》古代君子做官就离开父母，居家就违背君命，常常忧虑不能两全。韩退之谈到欧阳詹说：他舍弃父母朝夕奉养，来到京师，希望有所成就，使父母感到荣耀；即使他的父母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欧阳詹虽然没有离开父母身边，心志却并不快乐；他到了京师，虽然离开父母身边，心志反而快乐。到了王介甫，又认为俸禄和官位，是庸夫鄙人等待用来荣耀自己的东西。贤者内心充满道义，再用才艺表现出来；即使没有俸禄和官位，能够用它们为父母祝寿，父母心里也会无比喜悦。两位先生的话，各有其重视之处，却都不免偏颇。假如做子女的既有成就可以回家荣耀父母，又没有离亲的忧愁；具备道艺之美，又有俸禄和官位可以为父母祝寿，难道不正是人们的愿望吗？不过，两位先生大概是对自己不能得到这种境遇感到遗憾，所以姑且用这番话来使自己得到安慰罢了。葛君理卿辞别父母，赴京应试，主管考试的官员惊异于他的文章，想把他置于第一名，于是他考中进士上第，这就是所谓内心充实而表现于外。国家制度规定，进士释褐后到各曹观政，俸禄品秩相当于七品，可以说既有俸禄又有官位。葛君在京师一年多，获准告假回家，每天侍奉父母，可以说既有成就回家，又没有离亲的忧愁。葛君的父亲虚潜翁年轻时在田野劳动，淳朴无华，不向往荣势，不是那种反复追逐功名的人；有一天得到了功名，也不认为自己因此有所增加，只是高兴儿子在身边，以此为乐。由此可知，韩退之、王介甫两位先生的话，是受到某种激发才说出来的；如果他们遇到虚潜翁父子，对于为人父母和为人子女的情感，一定能够充分地说出来。葛君考中丙辰进士，第二年四月回来，到某月某日正逢虚潜翁生日，虚潜翁这一年六十三岁。友人赵君元和、张君子忠等若干人，都是往年与葛君一同在南宫应试的人。他们以葛君回家为荣，请我写文章为虚潜翁祝寿。我认为像虚潜翁这样的人，正是韩退之、王介甫所希望却不能得到的境遇，这就值得祝贺了。《柳州计先生寿序》我乡的范文穆公称湘南的山川奇异秀美，天下第一。当时范公统帅广右，后来调任镇守蜀地，心中对湘南山水依依不舍，不忍离去。柳子厚任柳州刺史，却作《囚山赋》；看他的文辞，大概连一天也不能在那里居住。范公官位尊显，内心确实喜欢这个地方；子厚却是因贬谪迁徙，长期不能被召回，心中郁闷无聊，所以说出这样的话，这是应当的。不过，他并没有轻视柳州的山水。他在序文中列举的接近治所、可以游览的地方，大概不下于桂山。至于所谓灵山胜地，遍布四方，从峤南直到海上，可以想见其壮丽。韩子说衡山、湘江以南的进士，都把柳子作为老师；他们承受子厚的指授来写文章，全都有法度。由此说来，柳州的山水并不需要等到子厚才显名，而柳州人才的兴起，却是从子厚开始的。如今天下文治清明，皇帝的声威远播，楚粤之间来朝廷任职的人，柳州尤其兴盛，更不是子厚时代可比，柳州山川也因此更加增添光彩。可惜柳、范二位先生没有赶上今天亲眼见到它。柳州计君坤亨以乙榜进士的身份来到昆山任教，学生们都仰慕他；我偶尔向他询问柳州山水的奇异秀美，更加相信两位先生的话，仿佛至今亲自踏上那片土地并游览观赏过一样。计君的父亲靖川先生以乡试中式进士的身份调任潮阳通判，还没有等到任满考核，就辞官回到家乡，建造一座亭子，每天在其中吟咏；他的孝友和清正节操受到柳州人的称赞。我不知道先生的亭子与所谓东亭相比如何，但想来它凭空临江，群山横列环绕，海霞岛雾倏忽万变，景象也会如同一日之中不断变化。嘉靖癸亥孟冬，恰逢先生诞生之日，进士计君忽然生出岭云衡雁般的思亲之感，诸位学生某某替他遥寄祝寿诗文，于是向我求序。我的文章缺少芬芳馨香之气，万里寄到子厚曾到过的地方，实在不免惭愧。【此文经钱宗伯删汰，今仍存】《甯封君八十寿序》凡是在乡试中同榜、在南宫考试中同榜的人，都有兄弟般的情谊；为他们高兴、互相庆贺，本来是应当的。何况对方的父母，在情理上也如同自己的父母。推行尊敬老人的道理，人人都与亲近父母相近，何况是兄弟的父母呢？嘉靖乙丑年，天下士人在皇极殿前对策，同年赐进士及第的共有三百九十四人。广德甯钶、字大受的父亲，正好在这一年八十岁。诸位同年聚集在大受的宅邸，遥遥致以祝寿之意。大概同榜进士为父母祝寿的，就从大受的父亲开始。如今制度中乡试中式与进士还差一级，而世人却以进士为荣耀。没有考中南宫时，仍然潦倒得像普通生员一样。不仅人的感情如此，父母的感情也如此。大受的父亲在前一次科举中屡次落第，已经厌倦他做举子。临行时告诫他去参加铨选；这一年大受落第，而铨部的事情颇有转机，有人请托让大受入选，他却不愿意，于是又以举子的身份回来。父亲很不高兴，说：“我年纪大了，你即使不能做进士，姑且得到一个官职，戴着乌纱、系着角带回来，我就可以闭眼了；我只要看见你做官，不要看见你做举子。即使你将来做了进士，我闭眼以后也只知道你是举子，不知道你是进士。” 大受接受了父亲的教诲，局促不安，不知该怎么办。今年大受考中进士，而父亲恰好到了耄年，可以说终于看见儿子成为进士了。以父亲这样的心情来看，大受因此感到欣慰，又该怎样呢？诸位同年前来祝贺，难道还会有止境吗？父亲天性孝友，洒脱而有远大谋略，乡里人都敬重佩服他。有争讼的人来找他，他只说一句话事情便能裁决，众人无不心服。他曾经有一座大宅被火烧毁，又把宅第重新建得更大；这也不是世上那些沉溺于名利的人所能相比的。他希望儿子做官，大概正是因为他本人具有这样的风度气概。所以我为此作序，让大受带到广德去为父亲祝寿。父亲又将因诸位进士为自己祝寿而高兴。

译《白庵程翁八十寿序》新安程君年轻时客居吴地，吴地的士大夫都喜欢和他交游。都太仆先生喜爱他的淳朴，为他的住所题名“白庵”。程君在吴地住久了，吴人更加信任爱护他，无论贵贱都称他为“白庵”。今年他八十岁，他的儿子永絺、永约，孙子应春，迎接他回到荪田，准备聚集全族为他祝寿。他的女婿吴君某说：“我岳父从千里之外归来，如果没有文章让他带着同行，便不是顺遂老人心意的办法，黄山、灵岭也会笑话我。”于是来拜访我，请我写祝寿的文章。古代四民各有不同职业，到了后世，士人和农民、商人常常相互混杂。如今新安有许多大族，但当地处于山谷之间，没有平原旷野可以耕种，所以即使士大夫之家，也都从事经商，走遍四方。猗顿经营盐业，乌倮畜牧，竹木丰富，以及珠玑、犀角、象牙、玳瑁、果布等珍品，直到卖浆、贩脂之类的行业，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车、驾肥马，穿绫罗，拥赵女，弹琴跕屣的，多是新安人。程氏从洺水迁来，自晋代太守梁忠壮公以来，世代不乏人才，子孙繁衍，散居在海宁、黟、歙之间，大约有数千家，并且都以诗书为业。程君难道不是所谓士人而经商的吗？然而程君为人恭谨诚实，仰慕义理，无论走到哪里，都乐于同士大夫交往，难道不又是所谓商人而有士人品格吗？如今程君将要出发，和妻子、儿女、兄弟、族人以及亲朋故旧谈说平生经历：他走遍天下名山大川和大都会，究竟有多少处？他见过四方贤德的公卿大夫、名人才士，究竟有多少人？那些避世远行、怀抱道术的士人，究竟有多少？他生长在政治清明、国势全盛的时代，至今已近百年，从朝廷到田野，耳目所见所闻的风俗世道升降变化，究竟有多少？屈指百年之内，中间与妻子、儿女、兄弟、族人以及亲朋故旧相见的日子，又有多少？他大概也会有所感慨。年轻时出游，年老后休息，如今能够同妻子、儿女、兄弟、族人以及亲朋故旧相互见面，欢饮饱食其中的喜悦，也就可以想见了。那么，妻子、儿女、兄弟、族人以及亲朋故旧为他的归来而高兴，也就可以想见了。《张曾庵七十寿序》世人谈论人的寿命，以一百年为限。然而寿命长短的定数取决于上天，不能整齐相同。得到长寿定数的人，活到一百岁才算老；彭祖的一百岁，难道不就像婴儿幼小的时期吗？得到短寿定数的人，活过几年便算幼小；夭折孩子的几年寿命，难道不就像临近老年吗？我在世上处境孤苦困穷，所以曾经居住在乡里，跟随先生长者交游。我从小就认识张曾庵先生，他面色白皙，面颊丰满，须髯美好。当时先生已经五十岁，容貌却十分年轻。又过十年，先生六十岁，气色充足，容貌和初见时没有不同，看不出增加了十年。今年先生七十岁，也没有衰老的样子，美好的须发仍然漆黑如初。先生从来不知道世上所谓服食养生、炼形的方法，却能得到这样长的寿命，那么如今的七十岁，也还像婴儿幼小的时候吗？我们吴中的风俗特别重视生日，从五十岁以后，到了生日便要祝寿。前年先生还是博士弟子，意气激昂、奋发有为，诸位年轻人没有谁敢挫其锋芒；即使年轻人也认为先生年轻，所以没有人为先生祝寿。今年先生忽然辞去博士弟子的身份，在家中养老，他的高第弟子某人便前往为先生祝寿。祝寿之后，大家一起请求我说几句话，来记述这件事。唉！您的老师还不可以只用长寿来祝颂。您的老师读圣人的书，自认为已经得到其中的精微，每当酒喝到兴浓时，便为人讲解经书，兴致勃勃地捋须指画，左右顾盼，旁若无人。当世的老学者都不能诘难他。他同人交往，能洞察对方内心深处；规劝别人的过错，甚至说得流泪，这难道不是所谓坚持正道的君子吗？过去我到京师，看见有人身穿玉带，骑白马，饰以黄金络头，前后有侍从呵喝簇拥；那人面色白皙，面颊丰满，须髯美好，俨然就是您的老师。我感叹说：为什么这样像我乡里的张先生呢？张先生六次参加乡试，如今还穿着布衣，走进博士的庭院。可是现在已经过了十多年，不知道那个人如今在哪里，也不知道您的老师自己所得到的成就怎么样了。我又怎么能舍弃您的老师而去羡慕那个人呢？大家都说好，请我就这样写下来。今后每年为先生祝寿，一定会诵读您的话了。

译《晋其大六十寿序》孔子说：“爱一个人就希望他长生，这是迷惑。因为爱他而迷惑，进而希望他长生，这是迷惑；爱他却不迷惑，因而希望他长生，这是人情。”洁净地准备美食，于是用孝心奉献，举行春祭、夏祭、秋祭和冬祭来祭祀先公先王。周公说：“我为你占卜，祝你万寿无疆，难道不是希望你长寿吗？我不敢懈怠，只恭敬地奉上礼币，用来供奉上天，祈求天使王的国运长久；难道不是希望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吗？”这就是爱一个人而希望他长生。然而古人没有用空话欺骗人；人的愿望，上天一定会回应。上天说：“因为我喜爱美德，所以赐给你福分，使你富贵、长寿、长久安宁，这都是上天的安排。”人们都把这些归于上天，只有箕子认为这是人所赐予的：在茫茫天地之间，浩渺无际的境域之外，并没有所谓一个具体的天。人们尊重他，他便尊贵；人们使他富裕，他便富裕；人们希望他长寿安宁，他便长寿安宁；这就是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万寿无疆的说法。箕子关于天的说法精深极了。武王梦见上帝赐给他九龄，文王说：“古人说年龄，牙齿也叫龄。我活一百岁，你活九十岁，我把我的三年给你。”武王的寿命，是文王所赐予的。晋君年六十岁，我的二弟是晋君的女婿，晋君的儿子日亨又是我姨母的儿子，跟随我学习；他们一同来请我为晋君祝寿。希望晋君长寿的人很多，但比不上他的女婿；即使他的女婿，也又比不上他的儿子。由晋君的儿子为父亲祝寿，晋君难道会有不更加长寿的吗？我这个做舅父的正与日亨讨论《洪范》的道理，认为文王能够把自己的寿命赠给武王，深深责备自己，认为自己不慈爱到了极点；因此我希望日亨成为孝子，他一定能够使晋君长寿。算了，我年轻时曾有四方远行的志向，年长以后在世上没有用处，常常想在岁时伏腊之际与亲朋故旧互相问候馈赠，参加饮酒社祭，务必尽情欢乐；愿大家身体健康、长寿高龄，都活过一百岁，父子兄弟白头相伴，成为太平盛世中未被遗忘的人。近来我却隐居荒江，双脚不踏出门外，田夫野老也很少见到我的面容。晋君与你父子有亲戚关系，也多年没有见面，忽然之间竟没想到晋君已经成了六十岁的人。晋君长寿本应祝贺，而我的精神却恍惚，想起头发斑白的老人，光阴浮泛流逝，更加不知道还有什么活人的乐趣了。既勉强为日亨写了这篇文章，又借此说明不能前往祝贺的歉意。《濬甫魏君五十寿序》我起初做魏氏诸位女婿的朋友，濬甫年纪比我小，当时还留着垂髫，见到我便握手，十分亲近。后来濬甫从真义到城中游学，常常来拜访我，他的姐姐便留我们饮酒欢聚。当时恭简公在家讲学，四方学者多聚集在星溪一带；恭简公对本家子弟尤其寄予厚望，而我的舅父光禄公开设家塾，聘请名儒来教。濬甫遵守规矩，没有什么过失，对于进士应试的学业都能精通熟习。濬甫进入太学，一两次参加秋闱都被黜退，于是不再前往，只专心教导自己的儿子。如今两个儿子的学业都已完成，希望可以继承恭简公的事业。濬甫年纪还没有达到五十岁便停止仕进，我曾为此叹息惋惜。明年是嘉靖四十一年，濬甫五十岁，以正月二日为生日。他的女婿沈尧俞因随我计偕北上，提前请我写文章祝寿。到了日期，便张设筵席；大概因为我与濬甫最亲近，又最了解他。可是我既见过濬甫年轻时，又见到他的儿子成人，如今又在他老年为他祝寿，而我的舅父、舅母和濬甫的姐姐已经隔世不在，那么我心中的感慨就太多了。我想象濬甫在华堂中宴坐，女婿捧杯，宾朋纷纷相聚，耳边满是笙歌；而我却正孤舟停泊在江淮之间，从今以后还要经历雾露、霜雪，跋涉三千里，带着空虚无用的身体，想要把自己献给君王，难道不为濬甫感到惭愧吗？而想要为濬甫祝寿，难道做得到吗？古人五十岁称为艾，开始任职掌政；再过十年，才授爵命为大夫。这样说来，士人效力于世、承担天下事务，正好是在濬甫这个年纪。濬甫如果只是安于闲逸，就不是恭简公的教诲。汉代李固推荐樊英、黄琼时说：“有一天参加朝会，看见各位侍中都很年轻，没有一个老成的儒者可以备作顾问。”可见老成之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重视年轻人而忽略老年人，难道是世道的福气吗？我因此惋惜濬甫自行止步，也感叹自己无所用而不知道停止。这就是序。《周秋汀八十寿序》我昆山同乡秋汀周先生今年八十岁，乡里的士大夫大多作歌诗文章为他祝寿。先生的儿子通判君设下盛大筵席，广泛邀请宾客，我等九人有幸与先生父子交往，偶然得以入席。我坐在下座，每天仰望这场盛会，心中暗自羡慕。有客人斟酒为先生祝寿，问道：“先生长寿有什么方法吗？”先生说：“有。老子说：‘安逸就长寿。’又说：‘知道满足的满足，才是永远的满足。’造化平均赋予万物，大小厚薄各有品级限度，所以安于自己的本分，内心就安泰；心安泰，百病就不会发生，因此长寿。愚昧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生出非分的觊觎，得失一触动，内心扰乱，祸害便随之而来，怎么能长寿？所以我看见别人的富有，不羡慕他的财产，只要有薄田破屋，便足以同陶朱相比；看见别人的尊贵，不以他的爵位为奢侈，只要有青毡帷帐，便觉得比金印紫绶还荣耀；看见别人有一时的声名，不推高自己的名声，而是用诗酒陶冶性情，放开胸怀歌舞，老了反而更加壮健，仿佛要这样终其一生。我不知道多余的在别人身上，不足的在自己身上，便欢快地像同那些得意之人相等。我的长寿或许就在这里吧？”客人还没有回答，我笑着说：“先生的议论通达啊！大概是从庄子《逍遥游》的旨趣中有所领会吧？《逍遥游》中说：‘大鹏飞行万里，鹪鹩只占一枝，各自适合各自的处境，彼此不羡慕。’这样，羡慕和欲望的负累就可以断绝。负累断绝，悲哀就离去；悲哀离去，性命就安宁。因此，对人而言长寿就像彭祖，对万物而言长寿就像大椿。通达的人能够得到这个道理，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今后可以称先生为逍遥公吗？”先生听了很高兴，喝完杯中酒便歌唱起来，身体颓然，很快醉倒。我于是拾取这段问答的话，把它合起来作了序。

译《周翁七十寿序》周翁是我弟子建的外祖父。己亥年，周翁七十岁，十月某日是他的生日。子建传达他舅父的意思，请我作序。周翁的祖先从嘉定白鹤村迁居昆山蔡婆渡。他们家族中尊贵的人叫佥宪君，另居城中，人们仍称佥宪君为渡船周家。周翁家资丰厚，后来遭遇官府的科派徭役，却能够勤劳苦干、自食其力，曾两次使家业繁殖兴旺。自上代的高祖、曾祖以来，大多活不过较低的寿数。周翁能有这样的年龄而还未衰老，实在出乎意料，这正是他的子孙和姻亲尤其为之庆贺的原因。子建请我作序，大意如此。于是我和子建谈到，以祝寿为题，是做子女的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不需要写成言辞；古人也没有专门写文章来祝寿。到了诗人祝颂的语言，才开始说‘眉寿’‘寿考’‘万年’‘万寿’，但那也是因对方的德行而表达无穷的爱慕，并没有专门作为寿文的文章。宋代末年，才开始把诗词骈语互相赠送；到了今天，又更加写所谓的序。计算一下其中所叙述的，不过是说某人活在世上多少年，竟写到几百字还不止，不知这有什么用。然而祝寿人家又一定需要这种文章，不得不把它当作乐事。难道他们真是在求取古代的文章吗？不过是把这种东西当作古文罢了。如今世上许多事务只夸大名目而不合乎义理，大多属于这一类。子建有志于古道，所以我把这些话告诉他。其实我的序可以不写，但我说的话却不能废弃。《戴素庵先生七十寿序》戴素庵先生与我的父亲一同进入学宫，成为弟子员，又一同成为增广生，年龄相差不多。他们都凭借明经出身，擅长进士应试的学业，却多次参加京闱考试而不能中第。我还是弟子员时，在班次中见到先生这一辈几个人，他们神情凝重、相貌古朴，我行走坐立都不敢同他们并列，有问题便拱手回答。先生这一辈人也安然自处，没有一丝不敢当的神色。后来我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而先生仍是弟子员；又过了几年，才与我的父亲一同告假回乡。先生家在某地，渡过娄江向北，有陂湖之胜。裕州太守龚西野住在那里。裕州与先生是内外兄弟，但友爱之情不异于亲兄弟。一天见不到先生，吃饭不香，睡觉不安。先生曾患重病，西野行坐都守在先生身边，为他哭泣，病终于痊愈。二人天天相从饮酒作乐。龚氏居所靠着傀儡荡，溯荡向北，重重湖泊相连，水面浩瀚沉浸，云树环绕映照，时而合拢、时而开阔，看不到尽头，即使武陵桃源也无法超过它。西野已经解脱冠缨官职的劳累，先生也卸下了诵读讲学的负担，二人在江湖之外彼此相得，真可以说是远离尘俗、退隐自适了。后来西野去世，先生茫然无所归向；但他的儿子上舍君仍然严格遵守子弟之礼，像父亲在世时那样侍奉先生。所以先生虽然家在塘南，却常常游居湖上。今年先生七十岁，我族祖某是先生的女婿，命我写文章致辞；先生一生的事情他知道得很详细，但也都是我平素所知道的。于是我想到过去在乡校中，先生和我的父亲还在追述前辈的事情，如今又过了几年，已经不能再有像先生当年那样的时光了。世俗日益浅薄，今天还有谁能像龚裕州那样对待先生呢？由此才知道先生深藏幽居，怡然生活在湖水之滨，寿命怎么会不长久呢？先生的长子某如今是学生，其余儿子也都向学，没有败坏先生的教诲。《张翁八十寿序》张翁住在昆山大慈，我曾经从安亭进入郡城，多次经过那里。那里有双洋荡，拥有许多肥美的田地。张翁靠辛勤耕作而富足；他和兄弟友爱，不肯分家各自积蓄私财，常常进城，跟士绅先生们游乐饮酒，连日连夜后才回去。士大夫都喜爱并推重他的风流气度。他的长子子振侍奉父亲尤其谨慎。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是张翁的生日；这一年他八十岁，子振将要设宴会集，召集亲戚故人，为父亲祝寿。子友盛征、伯任允恭与张翁父子交游，子振便通过二人请我写序。我曾经议论，士大夫不讲求谱牒，而乡里平民的子弟一旦富贵，便互相夸耀推重，把它当作门阀。我们吴中已经很久没有延续百年的家族了。昆山车溪的张氏，源流非常久远。我家保存有旧谱，记载张氏世系；范文正公又是当世著名的臣相之家。然而自监狱公以下，彼此通婚的共有十四人，与宋朝宗室通婚的有一人。他们的科第和仕宦世代不断，也往往成为神灵，在当地享受祭祀。自宋代皇庆年间开始在昆山登记户籍名数，直到本朝天顺、成化年间，几乎经历二十多代，四百年而没有改变旧业。所以承事郎夏公娶张氏女为妻，她是夏太常的长媳，确实生下了我的祖母。我年轻时还来得及听说张氏家族的兴盛。可是到了现在，车溪张氏日渐衰落，而张翁才迁居大慈。难道这就是所谓有妫氏的后代将要兴盛于姜氏之后，各有天数吗？我每次到车溪都停船询问，百围粗的大树、几顷大的宅第，当地人仍然能够指明所在。像张翁这样的人，世人已经不再知道他是车溪张氏的后代了。我因为这个世代簪缨的大家族德厚源远，能够在衰微之后重新振兴，又因为我祖母的外家仍有后人存在，所以为张翁长寿而健康感到高兴。因此不推辞，写下这篇序。

译《孙君六十寿序》孙君把弘治七年甲寅十月十二日定为出生之日，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这一年，已经六十岁了。他的儿子某是徐家的女婿，徐某正在我这里求学，便替他转述孙君儿子的意思，认为仅仅饮酒宴饮还不足以表达亲人的欢乐，一定要请我写一篇文章。我说，文章不过是记述事实罢了；如果其中的意义可以加以叙说，言辞又足以作为教诲，所以君子才把它记下来。像孙君这样的寿数，若写成‘生在世上多少年’可以吗？接着颂祝他说：称为耆老，称为耄，称为耋，称为期颐，可以吗？生在世上多少年，是人人共同拥有的；从七十岁到一百岁，是人们通常能够达到的。即便如此，君子的感情总是亲近的，假如自己的父母能活在世上，从七十岁直到一百岁，做子女的难道不感到欣慰吗？《豳风》中的诗，周公为他的君主称述先王的功业，同时叙说豳国旧日的风土；其中所说的不过是耕作、养蚕种桑、整治田地、修补门户、吃瓜断壶，以及献羔羊、祭韭菜之类的事，都是当今田野乡里的日常事务。又说：‘十月收获稻谷，酿成这春酒，用来增益眉间的寿相。’又说：‘宰杀羔羊，登上那公堂，举起那兕角酒杯，祝愿寿命无疆。’ 在十月将尽、年岁将终的时候，不过是酿酒来增益眉寿，宰杀羔羊来祝愿其寿命无疆罢了。古人彼此相处而感到快乐，以长寿作为祝愿，大概是为了使天下人乐于生存而不感厌倦；这正是太平时代的美好事情。孙君从昆山稍稍迁居到郡城，颇靠蓄养牲畜、经商而致富。天下太平已久，赋税繁多、劳役沉重，吴地人因为拥有田产而被牵累，只能收敛屏息。孙君却能超然舍弃旧业，转而凭借能够使自己安定的事情生活，所以能够及时行乐。他居住在市场街巷繁华之地，而他的儿子正穿着儒服，和士绅士大夫交游；这与史书所说邹鲁之士抛弃文学而趋向逐利的人不同。这就是值得记载的地方。某又说，孙君孝顺友爱，父亲去世后嫁出三个孤苦的姐妹，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体现了深厚的德行；至于谈论孙君的寿事，不能全部写尽，姑且说到这里。杨渐斋寿序 国家设置州县官员，都是亲自治理百姓的职务，用来宣示天子惠养黎民的心意。选取这些官员并不只有一条途径，但选拔任用一定以才能为标准，是要让他们人人尽力办事，本来不应因为不能胜任而随便试用。自从进士科受到重视，天下官员的待遇便失去了公平。既然把政务责任交给一个人，又要求他办成事情，就应当考察这个人有没有才能、事情治理得好不好，不应当问他是不是进士。然而当今世道却不是这样；没有朝廷公开确定的命令，却使上下相沿成习、把它当作理所当然，这种情形已经不是一天了。天子深切挂念远方百姓，每年派遣御史巡视天下，全面了解官吏的贤能或无能。可是御史所到之处，急切询问官员是从什么途径出身的；如果是不肖之人而又是进士，御史一定为他改变面色、以礼相待，一定为他列举政绩、加以荐举。铨曹所升迁的人常常就是这类人；后来罪行明显、加以惩罚时，仍然好像很为难。如果确实贤能却不是进士，御史一定不会为他改容相待，也一定不会为他列举政绩、加以荐举。铨曹所贬黜的人常常就是这类人；后来功劳显著、事实昭彰、加以赏赐时，仍然好像很为难。因此，暴虐的官吏在百姓面前肆意横行，上面却没有人能够制裁他们；而豪杰之士只要不是从这条途径出身，便终身低头，失去自我奋发的志气。间或有人卓然不顾流俗，想稍微推行自己的主张，却受不了排斥、阻挠和压抑，只好迟疑离去；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县的杨渐斋先生，以乡贡进士的资格选调为台州府推官。先生的父亲平阳君，号称有风采和声威；先生继承家学，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凭先生的才干，本来不应处于别人之下；对于平反冤屈、处理积滞案件，难道会有不尽心竭力的吗？然而他只因与御史不合，竟一刻也不能安稳地居于任所。即使这样，对先生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先生如今老居安亭，年已七十，赋诗饮酒，和农夫乡野老人相互往来，他的快乐难道有边际吗？我唯独惋惜天下常有被遗弃的人才，而世人习惯于偏重某一途径，不觉察其中的弊病，都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却没有人知道如何挽救，这难道不是当世君子的责任吗？先生以八月八日为出生之日，我的弟弟有尚是先生的外孙女婿，前来索求这篇文章。我曾祖父与平阳君同年中举，交情很好；我和先生也属于姻亲中的晚辈，因此不能以不善作文为由推辞。然而我不敢写漫无边际、卑下谄媚的话，把它当作世俗文章，因为那不是用来侍奉先生的办法。六母舅后江周翁寿序 我年少时不能侍奉先母，等到外祖父年老，又不能奉养他；直到今天，每当想起外家，便禁不住有《凯风》《寒泉》那样思念父母的感情。先母同祖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二人，如今都已相继去世，只有六母舅还在。隆庆二年，他已经八十岁了。六母舅生日时，我正在[疑‘防’]京师任职，不能在那天和诸位兄弟一起为他祝寿。那年秋天我从吴兴回来，闭门不出达数月之久。如今将要有邢台的差事，而外家诸弟来告诉我六母舅祝寿的事，说不能没有我的文章。然而河南兄的序文已经写得很美了，我还凭什么再添一篇？从前我们的外曾祖父世代有敦厚的德行，生了四个儿子，外祖父最小；他和几位伯祖父并列居住在千墩浦上。当时天下太平，家家生活富足，兄弟们和睦相亲、彼此欢乐。先皇帝初年，几位祖父相继去世，外祖父年寿最高；但大家都已经苦于徭役赋税，家业困顿衰耗。河南兄以进士身份起家，于是周氏的兴盛比从前更进一步；然而同祖的兄弟子孙大多没有振作起来，唯独福气集中在这一支。中宪公因河南兄的显贵而接受诰封，六母舅则保有祖传产业。大概四位祖父的家业中，只有伯祖父的旧宅巍然独存；直到今天，能够享有高寿的，只有六母舅一人。而六母舅的儿子子防年也已经六十二岁，尤其能够孝顺奉养父亲。我们的外曾祖父有四个儿子，外祖父最小而且最长寿；伯祖父也有四个儿子，六母舅最小，也最长寿。难道这也是命数如此吗？人生百年如同早晚，这只是过分夸张的说法。先母只比舅父大一岁；如今追想先母所处的时代，岁月遥远，怎么这样久了呢？短促的生命既是如此，长久的寿命又是那样。百年之内，长寿与夭折的命数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我又怎能没有感慨呢？六母舅居住乡里，乡人有诉讼不去官府，却到他的家中来；他能感化、服从乡人，颇有陈寔、王烈的遗风。即便河南兄写文称颂他侍奉诸位父辈的盛德，也并非谄媚；不过，我还凭什么再添赘文呢？然而河南兄为他祝贺八十岁，如今他已经八十一岁了。从八十岁增加一岁，直到无穷无尽，我这篇文章正应当接续在河南兄的文章之后。

译周弦斋寿序 弦斋先生居住在昆山千墩浦上，和我母亲家的周氏居处相近。从前周氏各位老人都有深厚的德行，家产丰足，替子弟延请老师，礼数周到而情意深厚；先生曾经做过他们的老师，各位老人没有不敬重爱戴他的。时间久了，我的舅舅们和兄弟们没有一个不是先生的弟子。我小时候见过外祖父和先生交游相处，也见过我的舅舅、兄弟们跟随先生交游。如今听说先生年老而仍像从前一样强健，往来于千墩浦上，还能步行十多里。每当我见到母亲家的人从江南来，说到先生时，总不免想起小时候母家房屋、井巷和树林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周氏各位老人深厚的德行，浑厚充盈；外祖父和先生交往时，恭谨温和；我的舅舅和兄弟们跟随先生游学时，恭敬谨慎。如今房屋井巷已不再是昔日的样子，外祖父和诸位老人都已不在人世，舅父中只有长舅还在，他也是先生的弟子，年已七十多岁。兄弟中，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子和最为显贵显达，也已经解去官职回乡，正天天跟随先生在桑梓之间交游。俯仰之间回顾今昔，看到时事如此变化，人生难以长久竟是这样；这不能不举杯为他祝贺。嘉靖丁巳年某月某日，是先生八十岁的生日。子和已经写了文章来阐发先生潜藏的德行；我虽然很久没有见到先生，但少年时所见他淳朴的容貌仍如在眼前。我的弟弟子静又来对我说起此事，也是因为知道我了解先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别号弦斋。前山丘翁寿序 从吴郡葑门向东出去，沿途都是湖泊水荡。再向东是沉湖，沉湖以东是甫里。我曾泛舟湖中，只见水波浩渺，远望西山，像一抹淡淡的青色。湖上人家隐现在烟雨之中，船夫指点说，故冢宰陆公的住宅就在那一带。陆氏迁来这里已经很久了，从冢宰公到现在一百年间，科举功名接连不断。大概这是水泽深处的幽美区域，东南灵秀之气所发，集中到他家。至于像山泽中的瘦峭之士，内含淳厚、抱持质朴，如同未经雕琢的玉石，像侗庵翁这样的人，就更加难得。翁是冢宰家的子弟，游学于国学，凭贡选做了幕府官员，对于市朝中的事情从未不曾参与；但从小到老，都不知道世间还有机巧之事。人们用‘侗庵’称呼他，大概正符合他的名号。我从翁身上看出，天地太古的元气、人的性情之理，仍然没有完全消散在纷乱迷惑之中。假如世上多有像翁这样的人，那么朝廷的事务就会清明，主管官署的职责也会减少。翁的夫妇、兄弟都年高，三个儿子鼎立成材；在这以前，他的孙子已中乡试，两个外孙也同时中举。由此可以预料陆氏后代日益昌盛，翁的福禄也日益安顺。甲子年春季十三日，是翁八十岁的生日；他的女婿张君备办了豆俎和酒杯，按照翁平日的方式为他祝寿，于是称述翁的美德，请我写这篇序。我年轻时曾到虞山脚下的老子宫观，那里有一株桧树，据说是萧梁时期的遗物。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认识翁的。当时翁年纪还不大，同游的有三四个人，大家在古桧树下盘旋徘徊，共同叹息说：这棵树从天监年间直到今天一千零二十八年，前来观赏游览的人不知经历了多少代、多少人。如今当时同游的人都已逝去，只有翁独自高寿，确实可知万物从上天所得的寿命长短相差悬殊；想到这里，不能不感到惆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跟随翁到海虞游览，一同计算这棵桧树至今又经历了一千几百年呢？愿借张君之口和翁约定此事，翁会答应我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石、十人、两人、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望湖曹翁六十寿序 戚思呐先生居住在城南护城壕沟的断岸之间，不是车马能够到达的地方；喧嚣的声音隐隐传在水外，环境萧瑟，却有山林田野的趣味。先生素有脱离尘俗的志趣，在室内储藏药物，在园中种菊，弹琴读书，召集乡村子弟，教他们学习揖让、从容、应答和洒扫，年纪越老越不知疲倦。经过他的门前，常听见铿锵的歌诵声。当初我的祖父担任社学教职时，先生也在那里。我的祖父常称戚先生为长者，又曾在书案间见到戚先生的诗。那时我的头发才开始垂到额前，而在座的诸位老人都已头发斑白。如今我的年纪渐长，那些白发老人仍然健在，往往还有活到百岁的人，先生也已经八十岁了。因此我深为诸位难以衰老、而我祖父一辈多享长寿而高兴。当时谈论道理的人，有人认为富贵、长寿、高龄，都是上天吝惜而难以兼得的，所以眉毛斑白、头发皓白的老人，一定处在山林泉石之间，过着清苦沉寂的生活；而穿华服、吃鼎食、享受丰厚积累的人，大多在中年就遭受挫折。以我所见，恐怕并非事实；但其中的道理确实不可欺罔。大概一个人取得的外物越多，内心越焦躁不安，纷乱污垢聚集，却没有恬淡愉悦、安静闲适的休息；这样的人不知道早晚变换、寒暑迁移，却在百年人生道路上惴惴不安。这就好比饮食，真正懂得滋味的人很少。君子祝人长寿，之所以一定把祝愿归到先生这一类人身上，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先生的儿子戚学，以才艺在郡学中声名远播，将要得到主管官员的荐举。那种忽然之间迅速获得的功名，我又知道它不足以打动先生了。

译陆思轩寿序 我的朋友季子升和陆君思轩同学并且友好。陆君今年六十岁，子升托我写祝寿文章。东吴的风俗被称为奢侈，但奉养老人的礼节并不完备，唯独特别重视祝寿。人到了五十岁以上，每逢十年便增加祝庆，必定在生日召集乡里亲戚举行盛大宴会；祝寿文章又多到几十篇，张挂在墙壁之间，来参加宴会的人不过饮酒罢了，也很少看墙上的文章，所以文章不一定写得好，凡是有眼睛、两条腿的人都可以写。我居住在这个县，也像列御寇住在郑国边邑一样，不过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因此凡是来求我写祝寿文章的人，我通常不拒绝他们的心意，便同那些普通人一起写，也借此显出自己的潦倒。即便如此，子升为陆君求文，难道是泛泛而求吗？我难道也是泛泛而应付吗？陆君住在县里的华翔村，往年太仆桐城赵子举来到昆山，曾经到过那里，看见当地田地肥美、江流环绕；他问清我家旧业后来失去的缘故，极力劝我恢复旧业，却没有成功。大概吴淞江水灌溉的便利很大，华翔处在江流要地，宋代曾在这里设置新江驿；新江就是吴淞江，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娄江。即使如此，同学却可能有不同的成就，同样经商却有不同的销路，同样做工却有不同的技巧，同样耕种却有不同的收成，最终还是要看各人的本领。陆君居住在华翔，唯独以善于耕作著称，每年都不耽误缴纳公家的赋税，并且凭余下的收成供养自己；即使遇到战争、军旅和饥荒的年头，他也宽裕而有余。古人所谓‘孝弟力田’的人，所谓善良敦厚朴实的人，所谓能够周济别人、使凶年不能伤害乡里的人，大概就是这种人。子升正是因为这些而看重他。此前，陆君的儿子豫卿在京师参加选官，曾请求严学士敏卿写文章为父亲祝寿；那篇出自翰林玉堂、金马门的文章光彩灿烂，乡里也以此为荣。然而严公文章所听闻的说法与事实有所不同；若想叙述陆君的真实情况，看来应当等待我的文章了。即便如此，我看陆君的相貌还很年轻，那么现在为他祝寿未免太早，子升来请也太早；姑且把六十岁加倍，祝他活到一百二十岁。于是子升来托我写文，我便不能推辞。我和子升、陆君在田野乡间一同放声歌唱，来效法华封人的祝愿：愿天子享有万年之寿，难道不可以吗？【钞本作‘效华封人祝，今天子万年之寿，其可乎？’今从常熟本】东庄孙君七十寿序 从前孔子的门徒中，尊重颜回的清贫，贬低商人的货殖；穿着破旧的粗布袍，也不以和穿狐貉皮衣的人站在一起为耻。到了太史公却作《货殖列传》，后来的史家指责他，认为他崇尚权势利益、以贫贱为羞。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他是因为李陵之祸，愤懑激发，有所感慨才这样说。所以他称说季次、原宪读书，怀有独立守行的君子之德，住空屋蓬门，穿粗布衣、吃粗陋蔬食，终其一生。四百多年后，弟子们仍不断记述他们，难道会轻视季次、原宪而说出这种话吗？他称述袁盎斥责安陵富人的话说：‘你们每天跟随几名骑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哪里值得依靠呢？天下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益而来。’大概正是深深叹息这种情形。晋代刘殷未被任用时，曾向别人借贷，总是说：‘等将来显贵了，我一定偿还你。’后来刘殷果然官位做到三公。刘殷固然意气很高，肯借钱给他的人也很贤明。昆山县濒临大海，但当地人中时常有人能够致富，财富可比封君。近些年来，称得上贤能的要数孙君。孙君的祖先曾和尚书周康僖公有亲属关系，周公非常爱护敬重他。孙君为人诚实厚道，因此能够致富。到了孙君，家业尤其兴盛，所以产业更加扩大，但他仍然谦恭谨慎，像个贫寒士人。县里的士人都乐于同他交游；有人在急难时来告诉他，他常常能够周济救助。于是孙君七十岁时，乡里前来祝寿的，都是贤能的士大夫。我的朋友秦起仁又和他有姻亲关系，告诉我说，孙君不只是财产丰厚，而且德行也很优厚。为人祝寿而称颂他的德行，古人称为善于颂祝。像孙君这样的人，即使太史公也会乐于称道；我因此为他写下这篇序。侗庵陆翁八十寿序 从吴地葑门向东出去，沿途都是湖泊水荡。再向东是沉湖，沉湖以东是甫里。我曾泛舟湖中，只见水波浩渺，远望西山，像一抹淡淡的青色。湖上人家隐现在烟雨之中，船夫指点说，故冢宰陆公的住宅就在那一带。陆氏迁来这里已经很久了，从冢宰公到现在一百年间，科举功名接连不断。大概这是水泽深处的幽美区域，东南灵秀之气所发，集中到他家。至于像山泽中的瘦峭之士，内含淳厚、抱持质朴，如同未经雕琢的玉石，像侗庵翁这样的人，就更加难得。翁是冢宰家的子弟，游学于国学，凭贡选做了幕府官员，对于市朝中的事情从未不曾参与；但从小到老，都不知道世间还有机巧之事。人们用‘侗庵’称呼他，大概正符合他的名号。我从翁身上看出，天地太古的元气、人的性情之理，仍然没有完全消散在纷乱迷惑之中。假如世上多有像翁这样的人，那么朝廷的事务就会清明，主管官署的职责也会减少。翁的夫妇、兄弟都年高，三个儿子鼎立成材；在这以前，他的孙子已中乡试，两个外孙也同时中举。由此可以预料陆氏后代日益昌盛，翁的福禄也日益安顺。甲子年春季十三日，是翁八十岁的生日；他的女婿张君备办了豆俎和酒杯，按照翁平日的方式为他祝寿，于是称述翁的美德，请我写这篇序。我年轻时曾到虞山脚下的老子宫观，那里有一株桧树，据说是萧梁时期的遗物。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认识翁的。当时翁年纪还不大，同游的有三四个人，大家在古桧树下盘旋徘徊，共同叹息说：这棵树从天监年间直到今天一千零二十八年，前来观赏游览的人不知经历了多少代、多少人。如今当时同游的人都已逝去，只有翁独自高寿，确实可知万物从上天所得的寿命长短相差悬殊；想到这里，不能不感到惆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跟随翁到海虞游览，一同计算这棵桧树至今又经历了一千几百年呢？愿借张君之口和翁约定此事，翁会答应我吗？

译望湖曹翁六十寿序 从前欧阳公称赞连处士居住在应山，应山的人教育年长者和子弟，使他们孝顺友爱、恭敬礼让、温厚仁慈，必定以连处士为榜样，说：‘做人能像连公这样就够了。’那些鳏寡孤独以及遭遇灾荒饥馑的人都说：‘乡里有连公，我们有地方申诉、依靠，也就能活下去。’这不是靠政令、恩惠和威势使人如此，而是所谓亲身实行，不说话也能取信于人。我看曹翁也是如此。曹翁的祖先原本是大家族，曹翁年少丧父，家业败落；他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抚养教育弟弟，使他们中乡试；没过几年，家业更加扩大，足以比拟富室。他在乡里所受的称誉，也像连处士一样。我任县令时，长城的外甥王梦元来探望我；前年冬天曾替我向曹翁求祝寿文章，到这时又来请求说：‘这是乡里人的心愿。’曹翁今年六十三岁，既然六十岁已经过去，七十岁正在将来；乡里人从六十岁一直祝他活到一百岁，每隔十年便举行一次盛会。六十岁是祝寿的开始，所以请我记述这个开始，并追补写下这篇文章。我写述曹翁的德行，拿他同连处士相比，却惭愧自己没有欧阳子的文才；但欧阳公只是记述连处士身后的事迹，连处士本人并不知道。我称述曹翁的善行来祝他长寿，使行善的人自己感到欣慰，也不必指望后世之人知道自己；不如和乡人子弟一起饮酒欢笑，同声歌唱应和，称他为善人并祝愿他长寿，这难道不胜过欧阳子称颂连处士吗？曹翁的家在淀山湖，我多次泛舟湖中，曾经远远望见那里，却没能登门拜访。如今长城靠近太湖，远望曹翁的家，连住一宿也可以到达。我正被公务拘束，向东遥望，难道能不惆怅吗？钱一斋七十寿序 嘉靖四十四年，我考中进士，正在京师；这时我们县的一斋钱翁恰好来到京城。钱氏的籍贯登记在蓟州，他的儿子德彝是京学的生员；钱翁年七十，以十二月十六日为生日，将要告老还乡，召集亲戚乡党，并请我写文章作为宴会序文。起初，钱翁在京师游历最久，轻装简从，辞去随从，骑马往返，常常不到二十天。钱翁曾以太学生身份游学于顾文康公门下，顾公非常亲近信任他；他为人谨慎厚道，不泄露秘密，也不因权势而徇私。有人在急难时来求助，他从未不尽心为之排除困难、调解纠纷。他起初被选调为旗手卫经历，捧着有关部门的公文出使边塞；同时出使的人按惯例都要被贬官，钱翁也遇到这种情况；河西之行他不愿前往，于是自行弹劾而离职。等到文康公去世，钱翁从此很少到京师，只有今年来了一次；他骑马走陆路，奔驰疾行如飞，人们见了他，实在不像七十岁的人。像钱翁这样的才干，如果让他主持政事，真可以担当宰相；知人没有错。如今他年老而健康强壮，他的寿命还未可限量；我们县像钱翁这样的才俊，后来哪里容易再得到呢？有人说，钱氏世代长寿，大概是因为积累阴德所致。钱翁的祖父曾任赣州文学，享寿八十四岁；父亲春林君，享寿八十二岁。乡里人称说，赣州曾代理主持守臣事务，使四十多个死囚获得生路；有一道士也被释放，拿金钱来道谢，赣州拒绝接受。那道士的园中有一千竿竹子，截取其中最粗大的一竿制成竹炉，早晚焚香祷祝；临行时把竹炉作为赠礼。如今钱氏的竹炉还保存着。我现在看钱翁的寿数，必定能够超过前人；如果果真是因为积有阴德，那么钱氏家族世代应当会有兴盛的时候，钱翁还能够亲眼见到。梦云沈先生六十寿序 淞江之上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号梦云先生，姓沈；他是通达生命、顺应性情而又喜欢任意生活、玩世不拘的人吧？友人朱君某因为先生六十岁，来征求祝寿文章；我暗中承受先生的教益已经很久了。我不过是被虫蛀食天地间微末之物的人，怎敢妄想对活人稍有补益，即使有身体也不懂得珍惜。听说先生通晓三代的典籍，到如今肾气仍不衰弱，骨骼身躯坚实强壮，大概一定是从深厚的修养中得到的；愿借此机会向先生请教。上天以六气临照大地，大地以五行之位承受上天。顺应天之气的，五年便向右迁移；顺应地之气的，六年便循环一周。五与六相合，七百二十个节气成为一纪；加倍便是一千四百四十个节气，凡六十年为一个循环。这不正是先生的年岁吗？循环往复，如同圆环没有开端，这是天地自然的运行。为什么天地的运行没有终点，而我们却从未见过寿命能够胜过天地的人呢？难道不是因为天气无形，地形有形而无情吗？即使拿天地相比，地由于受拘于形体，已经不能和天一样长久，何况有情之物拿自己同天地相比呢？气有盈有缩，形有盛有衰；天地的运行尚且不能长久保持平衡，何况生长繁育在其中的万物，难道都能得到中和之气而不触犯乖戾之气吗？医脉之法说：天地的变化无法用脉象诊察，是说天地之气顺序承接；循环运行而彼此相生，逆向运行则彼此相胜，循环运行又彼此相救，因此不能不有相胜。没有相胜而不再恢复的；相胜与恢复的发生，并不显现在脉诊之中。所以天地的运行长久悠远而没有边际吗？人的形体不能完全适逢天地之气的中和，五脏之气乘机发作出来，而喜、怒、思、忧、恐等情绪又不能一一合乎节度；它们彼此相胜的气势，又怎能像天地那样相互救助并得以恢复呢？所以周而复始、如环无端的是天吗？从八岁到八八岁，逐渐充实又逐渐虚弱的是人吗？人不能同天地并存，是因为阴阳的形体不能并存吗？能够并存的，是变化的作用吗？变化发挥作用，在天叫作玄，玄产生神；在地叫作化，化产生五味；在人叫作道，道产生智慧。善于保养生命的人，大概就是所谓用道而以神来驾驭生命的人吧？还是说，过盛之处不助长相胜之势，不足之处不妨碍其恢复？喜、怒、思、忧、恐归于一而没有什么能扰乱它，这是天的相胜；它的恢复凭借天人的相胜；它的恢复凭借人，凭借人而恢复，人也就是天。上古的真人与太极同体而不会衰敝，难道是在欺骗我吗？先生的侄子果跟随我游学，称说先生骨相清奇、精神明朗，胸襟豁达、气质平和，行事依循自己的胸襟志趣，不受世俗束缚。先生年轻时曾在月下遇到异人，恍然有所觉悟；对于尘世之外烟霞境界的想象，醒着或睡着都仍然依依不舍。果真如此，那么先生的修养不是常人所能窥测的；他的寿命也不是人间的数目可以计算的，难道仅仅说经历一两个循环就够了吗？经典说：‘善于谈论别人的人，必定能在自己身上得到验证。’先生救济万物的功德已经很广博了，难道不会在自身得到验证吗？难道不会在自身得到验证吗？

译碧岩戴翁七十寿序 人的性情都有快乐和不快乐两种状态，会因遭遇不同而改变；但也有不随遭遇改变的，那就取决于这个人的自身。一个人能够自得其适，他的快乐就会恒久如此；即便遇到不快乐的事，也不能改变它。《蟋蟀》说：蟋蟀在堂，年岁将尽；如今我不能快乐，日月将逝。不要过度安逸，应当专心思考自己的居处；喜好快乐却不要荒废正事，贤良之士总是谨慎。唐地的风俗，是当地人安于不快乐，所以想让他们快乐，终究也做不到。《东门之枌》说：东门的白榆树，宛丘的栎树，子仲家的女子，在树下婆娑起舞。陈地的风俗，是当地人安于快乐，所以想让他们不快乐，终究也做不到。忧虑深、思虑远，节俭而有礼，这是具有尧的遗风；与幽公荒淫、抛弃事业、急于沉溺歌舞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世上的君子姑且不谈这些，只说我们生在世上，实在没有多少时间；若只是忧愁不乐、不能自处，便不是顺应性命真情的办法。所以即便是像唐地那样节俭的君子，也要受到讥刺。古代有庄周一类的人，常常想在天地之间任意放纵自己，认为这就是通达。他们确实有所见识，认为当世的事情如果都合乎我的心意，我就以有所作为来应对；即使百年之内足以成就一些事业，那么我也可以稍微使自己辛苦些，希望所能达到的目标有尽头，便不辞劳苦。如今以人的一生涉入无边无际的事务，即使竭尽一世的心力，最终也不能有所企求，那又何必辛苦奔波，舍弃自己能够享受的快乐，去换取那些东西呢？何况天地日月、风云山水、四时花鸟、稻粱醴膳、宫室筦簟、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些就是人生所拥有的一切。能够自得其乐的人，他的一生常常就等于活了一百岁；他能够抵得上人通常所说的百岁，因为他在天地间独自看见天地的高大厚重，在日月中独自看见日月的光明，在风云山水中独自看见它们的变化，在四时花鸟中独自看见它们的美丽，在稻粱醴膳中独自知道滋味，在宫室筦簟中独自知道安适，在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独自知道情谊。那些不快乐的人，在百年之内昏昏沉沉、懵懵懂懂，又能知道什么呢？我年轻时有志于成为古代豪杰之士，常想勤勉努力建立一生的功业；年老而没有遇到时机，才更加明白人生的短暂。即使年轻时得志，越级取得卿相之位，到了今天，也未必能有所建树，卓然如古人；他的失败还必定会成为世人的指责议论。我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我的同乡碧岩戴翁，年轻时便懂得快乐，直到老年饮酒嬉戏，始终如一。我想，翁观察天地日月、风云山水、四时花鸟、稻粱醴膳、宫室筦簟、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一定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于是戴翁七十岁时，县中的各位进士以及与他的儿子与政共事的人，都前往陪翁饮酒，十分欢乐，请我写文章为此作序。唉！诸位君子陪翁欢乐一天，但他们还各自有当世的忧患，哪里能完全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呢？姑且为此写下序文。杜翁七十寿序 杜翁居住在郡城中，敦厚崇尚礼义，教育儿子读书，屡次邀请名贤同他们交游相处。三个儿子都能自我刻苦勉励，成为学官的弟子。我的朋友陈子行曾在他家设馆授徒；那时子行参加南畿考试，取得第一名，一时之间人们争相到子行门下，求做他的弟子，唯恐不能如愿。只有杜翁能够把他请到家里。子行见到我时多次称说杜翁贤能；子行的兄长子达在南禅寺读书，性情刚直，和人少有来往，唯独同杜翁父子亲近友善。他见到我时，称赞杜翁贤能，也像子行一样。我没有见过杜翁，往年和子达一同赴南宫考试，从郡城经过杜氏门前，曾进去稍作休息，向主人道谢后便离开了。子达这才告诉我，这就是刚才所称说的杜氏；但子达没有事先说明，杜翁最终也不知道我来过。然而我从陈氏兄弟那里，已经完全了解杜翁的为人了。今年杜翁七十岁，当时子达还住在南禅寺；我多次见到杜翁的儿子，他说杜翁以五月某日为生日，请我写几句话为他祝寿；我对好友子达不能推辞。《礼记》说：凡是养老，有虞氏用燕礼，夏后氏用飨礼，殷人用食礼。老年人所应得到的，无非是安适以及供给饮食罢了。杜氏对老人的奉养没有缺失，三个儿子又恭谨顺从、不违背父亲的心意，这不就是所谓既能以燕礼安乐老人，又能以飨礼和食礼奉养老人吗？《礼记》又说：七十岁称为老，可以把事情传给后人；八十九十岁称为耄；一百岁称为期颐。‘老而传’是什么意思呢？人生从少年壮年起，都在寻求凭什么建立自己；到了七十岁，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再做了，但一定有可以传给后人的东西。杜翁把《诗》《书》以及礼义传给他的儿子，难道不是可以传下去的东西吗？人活到七十岁，古人认为很难得；而做子女的心中，谁没有祝愿父亲长寿万年的愿望呢？但如果没有可传之物，做父亲的不能不对父亲感到惭愧；如果没有燕礼、飨礼和饮食奉养，做儿子的也不能不对父亲感到惭愧。杜氏兼有这两方面，所以子达要为杜氏祝贺。

译叔祖存默翁六十寿序 从前我们归氏家族，自工部尚书以下，世代累积荣华显贵，一直到唐朝灭亡。吴中相传，称归氏为著名姓族。如今郡城西边有归王墓。自宋代湖州判官以来，家族日益衰微、不能振兴，只因宗族强盛而受到乡里敬服罢了。素节翁在洪武年间，为躲避灾难，带着妻子儿女辗转逃到巴、黔之间；所到之处都有神人拥护、保卫并引导他，使他得以不死。人们认为我们归氏是神明的后裔，世代应当有兴盛之时，然而直到今天还没有见到。素节翁有七个儿子，我的曾王父是嫡长一支；存默翁是曾王父堂兄弟的儿子。起初素节翁在县东南三十里左右置办别业，位于吴淞江上，地名绿葭浜。当时其他子弟凭借华屋、皮衣、骏马在县城中驰逐，只有季氏独自分居绿葭浜，以耕田为业。到今天五六十年间，我的王父仅仅能够保住旧宅，延续诗书的一线传承；这就像百围粗的大树，只剩树干还在，枝叶将要全无，不再有昔日的繁茂，而七个儿子这一宗族中还存活的几乎没有了。如今我的存默翁独能在艰难困厄之后自我持守；从前季氏宗族和翁聚居时，我眼中还能看见十多人，如今只剩翁一人。这是十多人之中得到一个存默翁。至于七宗的子孙有几百人，也只剩翁一人。这是几百人之中得到一个存默翁。难道不是可贵而且可称贤吗？我自己回想，八九岁时，听说旧邻卢兖州家有族谱和遗训；我的曾王父早年携带荐举文书在京师时，馆阁诸老如宜兴徐文靖公、长沙李文正公、同郡吴文定公、王文恪公所作文章很多，后来终于得到他们为归氏族谱编排次序。只是如今我将要老去，却没有受到时运眷顾，无法庇护九族，因而有葛藟依附而不得的感慨；见到存默翁，不能不为他高兴。素节翁直到我的王父，寿命都接近一百岁；那么长寿本来就是我们家所有的，对存默翁就没有什么需要再祝祷的了。高州太守钦君寿诗序 致仕的高州太守钦君，曾经和我一同参加建康考试。嘉靖十九年，君是顺天府贡士，我是应天府贡士。当时我们郡考中南榜的士人有二十七人，北榜只有君一人，报录传来后便合计为二十八人。一时之间人们把他们比作二十八宿。按照旧例，两京同年被荐举的也算同年；君考中嘉靖二十九年进士，被选为都水主事。嘉靖三十二年，他分管隘船闸；我从京师落第南下，路过那里，欣然有遇见故人的感情。后来君升任虞衡郎，及至出任高州太守，最后致仕居家。我家距郡城只有一舍之近，但我年轻时就进入城市，后来便同君隔绝，不相往来，以为君还在高州。嘉靖四十年，我在京师；君的儿子止信、懋孚正在太学读书，几次来拜访我，说：‘君今年六十岁，请朝廷显贵为他写诗联，汇成大卷，准备带回去为他祝寿，请您为此作序。’我答应了，却没有完成。今年我正参加南宫考试，懋孚来拜访，说他梦见我考中，而我果然考中了。一个进士名次本来不足以看得很重，但懋孚和我分别三年，这并不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前两年他没有梦见，今年却梦见了；人的出仕和退处难道不是有因缘的吗？又难道是因为他和君同年的情谊感动了梦境，才会这样吗？于是懋孚又拿前一篇序文来请求。君的儿子在梦中祈盼我考中，而我却吝于在文章末尾为君祝寿；我认为这不合人情，于是便写下此文，感叹君在世外自在放达，而我却奔忙驰逐、不知停止。《震川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十四 明代归有光撰写 寿序 朱母孙太孺人寿序 我们昆山偏处东海之滨，是吴地的一个县，而山岭环抱、水流汇聚，天地间的精气在这里蜿蜒回旋、凝聚不散，所以本地士人入朝做官、登上显要职位的，常常多于其他州县的一倍。至于年高长寿、享有期颐之福的人，街巷里的老人、闺门中的女子，也有很多。嘉靖癸丑、甲寅年间，以七十岁举行庆贺的有几十家；因做官经过家乡，为父母亲人庆祝七十寿辰的，也不少于三五家。世人称七十岁自古以来就很稀少，何况富贵、长寿、年高三者兼备，而且在我们县里这样的人接连不断，难道不是一时的盛事吗？朱恭之以进士身份起家，做了三年浮梁县令后，赴京考核政绩，天子擢升他为尚书省冬官郎，将要赴南京任职，便沿江东下探望母亲。于是士大夫依照乡里的习俗，像先前几十家那样前来祝贺；又因为恭之做官归来，而太孺人也已七十岁了，祝贺更不可落后。不过，我认为恭之任职南京，距离他的家不过五百里，在京畿以内；古人想请求任职本乡以便奉养父母却不能如愿的事，如今恭之没有请求便得到了，这才是尤其应该庆贺的。士人以自身奉献给国家，却要使他忘掉自己的私情，这并不合乎人情。先王的制度从来不是这样。既然已经使百姓富足，就应当让他们得到安养；难道一方面享用这个家庭的力量，另一方面却忍心断绝他们的私情吗？古代卿大夫都在自己的封国内任职，奉命出使四方时，才有越境远行；但也不超过一定时日便返回，不能安心带着母亲同行。先王体恤他们，已经十分周到了。如今四海统一，做官的人离开父母妻子，随着仕途所到之处，穷尽日月往来，于是夺取他们的私人亲情来奉献给国家，便有难以两全其美的。现在恭之就要出发了，为太孺人祝寿，并不只是乡里一时的荣耀而已。他到了南京，那里的风土之乐仍和我们县里一样；饮食、衣服、宴饮等供奉也和我们县里一样；南京的士大夫前来祝寿，也和我们县里一样。恭之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得到了。假使天下士人无论在内地还是外地做官，都像恭之这样，这就叫各自顺遂自己的性情，也就不再有《行苇》《裳裳者华》所表达的思念之情了。把孝道作为忠诚，还有谁能阻止它呢？还有谁能阻止它呢？

译顾母陆太孺人七十寿序 凡是读书应试的士人，都以考中进士为荣耀。考中进士后，穿官服、享俸禄，奉天子之命，经过乡里，为父母祝寿；姻亲、亲戚、宾客、朋友迎接延请，满堂都是人，每天准备供品，以饮酒宴饮为乐。这是如今所夸耀、所认为富贵的事情，整个世俗都这样看。顾子行如今得到了这些，而尤其有不同之处。起初，子行的父亲侍奉武皇帝，任刑科给事中。当时奸佞和宠臣充斥朝廷，天子天天跟从赵、李之流，不再临幸椒房，而太子之位尚未显明。顾公上疏议论此事；到今上继承帝位，又首先上了八道奏疏来辅助新的政治，他的奏疏保存在史馆中，理应有记载。顾公任给事中以前，也曾由进士出任行人；距他离开君侧，如今将近三十年。子行又以进士身份起任行人，经过家乡，乡里亲戚、宾客朋友仿佛看见他父亲当年的情形，有人因此流下眼泪。而太孺人当初嫁给给事中时，给事中还是诸生；直到他显贵，中间经历了艰难困苦和辛勤劳作。又过了三十年，重新看见自己的儿子像丈夫当年一样显贵，这就是特别不寻常的地方。顾氏世代居住在海上，顾公才迁居昆山南面的千墩浦边，顾氏族人也陆续随迁而来，分散居住在浦水东西两岸。顾公和他的堂兄弟当时一同任黄门官，声势显赫，却始终没有借势欺凌乡里人。当时顾公在京师，太孺人因为舅姑年老、不能跟随，只好留下来奉养他们。后来太孺人守寡，独自支撑门户。长子子绳读书进入太学，子行最年幼；兄弟们恭谨友爱，不分彼此，这大概就是太孺人教导的结果。过去欧阳公为许氏写《园记》，认为许君凭借治理七十二州所余的才力，只治理几亩地作为园林，不足以施展他的智慧，对许君的政事也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唯有许氏的孝悌已经显著于三代。海陵人经过那里，没有不喜爱许君为人的。这样看来，前面所说的事情，也不过是这位夫人际遇恰好如此，并不足以称为奇异。唯有太孺人的美德施加于子行兄弟，使他们如同并生的枝、相连的树，同巢共乳的祥瑞，在这里显现出来。至于富贵、长寿、高龄、安宁的福分归于太孺人，还将没有穷尽。太孺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今科进士沈君子善的妻子。她的外孙尧俞跟随我学习，以十月二十七日为外祖母的生日，来请我写文章祝寿。我于是这样为她作序。张母太安人寿序 张母太安人守寡时，她的儿子秋官尚书郎才七岁，家里十分贫困，不能维持生活。太安人割取苎麻来换取食物，早晨送儿子去跟老师学习，晚上亲自督促他诵读；母子共守一盏灯，灯光微明，一直照到天亮。太安人所割的苎麻品质精良，常常能卖出双倍的价钱；太安人也以此为乐，常年不分昼夜寒暑地割苎麻，以一个女子支撑门户，备尝各种艰难，这样过了好几年。秋官考中进士，任主事；几年后，太安人得到诰命；又过几年，秋官辞官回家奉养母亲；又过几年，到了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已经八十岁了。于是她接受朝廷命服和品秩，又得到儿子侍奉，甘美酥脆的食物、华美绮丽的衣饰，没有一样不是尽力置办的，乡里人以此为荣耀；但太安人仍穿旧衣、吃粗食，照旧割苎麻。秋官稍有过错，她就像他年少时一样斥责他。谈论此事的人认为，太安人可以列入古代的节烈妇女之中。太安人第一次庆祝寿辰时，乡试中式的邬克忠等二十多人到张家举杯祝寿，一同称颂太安人的美德，并由此谈到为她祝寿的意义。我听说，古代善于养生的人，务必尊重生命而不扰乱它，调节起居作息，使奉养适合身体，并且内心不损伤喜怒哀乐的和谐，如同处子和婴儿一样，所以能够享尽天年，不会中途夭折。太安人这样劳苦一生，距离养生之道已经很远了；她所经历的艰辛越深重，所获得的福报也越长久。庄周所说“从大地承受生命，只有松柏能够独自如此”，正可以用来形容太安人。古代尊敬老人，并不只是尊敬他们的年长，还因为他们有德。像太安人这样的人，是可以长寿的。冯宜人六十寿序 我母亲的娘家在吴淞江以南、千墩浦以内的浦上，那里有几百户人家。有一座寺院叫延福寺，寺中有梁天监年间修建的佛塔，高耸直入云表，常常在数里之外往来时都能望见。犍为太守陈德振的家就在塔下。我几岁时，跟随舅父经过他家，当时陈君的父亲还年轻壮健，让两个童子请我入坐。那两个童子如今也已记不得是什么人了。当时陈君还是县学生，不久便成为乡试中式的举人；而陈君的母亲太宜人，正是我已故母亲的姑母，所以我和陈君每次见面，都行甥舅之礼。庚戌年，我们一同参加南宫考试，陈君因病卧在旅舍，不能入场，我时时去看望他。等我南归，陈君赴吏部候选，当时冢宰夏公试阅他的文章，列为第二，便下令让他任嘉定州守。嘉定古称犍为郡，有峨眉山那样的胜景，在今天的天下州郡中也数一数二。夏公赏识陈君的文章，所以把他安排在这个州，想借此改变蜀地的文风。陈君果然能够表现自己的才华，不到一年，蜀中便传扬他的治理声誉；但因母亲去世守丧而回来，未能充分施展才干，服丧期满刚上路，突然发病去世。如今匆匆已经五六年了。陈君的女婿张应仕为宜人祝寿，请我写序，我想到今昔，不禁感慨万千。但也有可以庆贺的地方。宜人跟随陈君从田野间起家，早年看见丈夫考取高第；虽然陈君在南宫困顿了将近三十年，晚年终于因得到知遇而出仕，做了名州的长官，往返蜀道，渡过岷江，经过瞿塘峡，宜人常常跟随他，得以看遍天下名胜。大概我们县里显贵的人很多，但死后不久便因积藏金钱而招来怨恨，妻子儿女甚至要在道路旁乞求怜悯。陈君从利禄方面取得的很少，但他把长寿、安康留给宜人以及子孙后代，这种福泽哪里有穷尽呢？我也是宜人的外甥，所以不推辞而为她作序。

译陆母缪孺人寿序 缪孺人是指挥使陆长卿的妻子。陆长卿是已故冢宰水村公的同母弟弟。当年宁藩叛乱，事情牵连到冢宰，陆长卿和母亲太夫人都死在京师。孺人是无锡人，嫁给陆长卿不久便遭逢家难，当时二十四岁。到嘉靖三十六年，她已经六十岁。她的孙女婿严生垂庆与我家有姻亲关系，来请我写寿文。我说，为人祝寿，不过是表达祈祷祝愿之辞，这是你们所能说的；至于饮食宴饮、婚姻子孙、亲族聚会的盛况，那是陆家本来就有的。至于女子的品行，不出闺门；如果只是把平常的事列举出来，也不是文章所取的，又何必用我的话呢？不过，我听说缪孺人遭逢家中多次灾难，盛年守寡，却保持《柏舟》所赞美的节操，始终温和而有恩惠，善良谨慎地修养自身，这正是《燕燕》所赞美的。等到你们家族倾覆之后，她生育并养育子女，正是《谷风》所感叹的。她说：“我的手辛劳忙碌，我所采集的是苦荼，我所积蓄的是租税，我的嘴终于因劳苦而生病；我说我还没有成家。”这正是《鸱鸮》所表达的怨恨。这些本来就是陆家子弟应该述说的事，用这些来为孺人祝寿，可以吗？冢宰从读书人起家，直到显贵通达，曾经统率百万军队，从山东追击巨盗，渡过长江，在狼山将其歼灭。军队凯旋经过吴地时，所率领的天下精兵都驻扎在吴门，乡人争相观看、赞叹不已，老人们至今还在传说这件事。等到冢宰掌管选官之权，前后十年，士大夫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在他的门下。那时陆长卿倚仗哥哥的势力，声势十分显赫。一旦遭逢大祸，坠入不可测的深渊，幸赖天子圣明，最终保全了他的家族。然而这就像寒林中的大树，经历严霜之后，生机几乎耗尽。万物盛极而衰，衰落久了又会复兴，这是天道的常理。冢宰以诗书传家的恩泽还在绵延不绝，如今已经三十多年，子孙中一定有人能够恢复往日的兴盛。孺人应当能够亲眼看见。陆氏子弟中，叫丕的，是我从祖姑的丈夫；叫钦若、恒若的，都是我的姻亲朋友。严生应当把我的话拿给他们共同观看。郑母唐夫人八十寿序 我的朋友郑伯鲁，年轻时曾在庄渠、甘泉两位先生门下学习，晚年与唐以德交游，居住在郡城，士大夫都尊敬推重他。今年十二月某日，他奉母亲唐太夫人为八十岁祝寿。我与伯鲁同为魏氏的姻亲，魏氏内家中的许多弟弟也跟随伯鲁学习。于是濬甫来请我为太夫人写寿序。唐氏是长洲的望族，郑氏自华原王以来，几百年都是簪缨世家。我因为和魏氏有姻亲关系，常有女仆往来，因此多次听她们说起太夫人的德行。伯鲁循循然遵循学问和道理，每天尽心孝养母亲，做到了许多人子难以做到的事。世俗所羡慕艳称的，只是一时的荣华显赫，可是家门内部往往有亏损败坏；对于上天所赋予的寿命，常常不能完整保有。而郑氏的和善之气却独自聚集在一家之中。伯鲁的父母都年高而在堂，伯鲁夫妇白头偕老，今年伯鲁六十岁，而他的儿子已经有了孙子。这样，郑氏已经五代同堂。父母、夫妇、兄弟、子孙都享有完整的天伦之乐，这种情况在世上大概没有第二家。凭伯鲁的才华，若用于世间，要取得显贵官职并不困难；只是因为不合时宜而独自在乡里受到尊重，然而难道可以因此用这种情形来替代那种显贵吗？我的命运贫穷孤独，伯鲁所拥有的一切，我没有一样完整具备；就像溺水的人看着岸上的人饮酒长啸、高歌，抬头望着他们，心里是什么滋味呢？所以对于濬甫的请求，我并不敢只写一封表面上的贺寿文，这就是序。张母王孺人寿序 上海张庄懿公的孙子绳武，他的妻子是王孺人。王孺人凭借孝顺、慈爱、俭朴、勤劳成就了这个家庭，教育几个儿子都已有所成就，次子仲谦也已经考中乡试。今年孺人六十岁，以某月某日作为她的生日，她的外弟秦光甫将要前往祝寿，来请我作序。孺人对于光甫来说，是舅父的女儿；而庄懿公的儿媳是尚书旅溪朱公的女儿，正是孺人的姑母，也是光甫的姑母之女。孺人的姑母和光甫的姑母，对于光甫都是女兄；因为亲属关系深厚，所以比别的家族更加亲密。光甫曾遭遇家庭灾难，亲旧大多渐渐退避，只有孺人的恩惠和关怀一如平时，因此光甫一直不能忘记仲谦。光甫和仲谦都参加过春官考试，而且彼此相爱。秦氏是昆山的名族，但光甫后来从上海迁来，距离孺人居住的地方有一百多里；可是逢年过节的问候、赠送和庆贺，从未断绝。古人称赞能够亲睦父母一族为孝；教化百姓要具备孝、友、睦、婣、任、恤三类德行，对于做不到的人则用刑罚加以纠正，其中不亲睦的刑罚与不孝相同。《尚书》称九族，《尔雅》称三党，对于亲亲的道理，最终都是归于敦厚。天下的形势常常从亲近逐渐疏远，而君子用敦厚的道理教化天下，总是由远处想到近处。所以，族中兄弟彼此区别，如果不是因为同出一位父亲，那么起初也不过是一个人；外族兄弟彼此区别，如果不是因为同出一位母亲，那么起初也不过是一个人。先王用孝道教化天下，难道忍心亲自造成亲族之间的刻薄吗？因此，君子观察孺人施加于秦氏的恩惠，就可以知道她家的家风。松江距离我们县并不远，难道这就是所谓相距百里便风俗不同吗？我对此实在有所感叹。我的外祖父少保徐公的夫人，是旅溪公的外孙女。光甫前往京师时，夫人以甥舅之礼十分恭敬地接待他；由此可知两位尚书故家的遗风就是这样。光甫前往为孺人祝寿，本应祝愿她获得万世长久的福祉，而我却特意写出两姓往来的友好，根本在于孺人的深厚德行。为她说明事情的缘由，序文就应当这样写。

译王黎献母杨氏七十寿序 我听说，爱护自己父母的人，不敢厌恶别人的父母；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不敢怠慢别人的父母。古代君子修养孝悌，在家中侍奉父母，在外面与乡人友善，内外之心本来就是一致的。我把爱自己父母的心推广开来，用来友爱他人，于是友道得以施行；他人又把友爱我的方式推广开来，用来爱护我的父母，于是孝道得以通达。到了今天，先王的礼制已经没有什么保存下来了，而世俗末流所崇尚的，是互相为父母祝寿，并以此自认为能够孝爱父母；这种做法在古代本来没有。不过，为别人的父母祝寿，难道不正是把爱自己父母的心推广开来以友爱他人，使友道得以施行吗？别人为我的父母祝寿，难道不正是把他们友爱我的心推广开来以爱我的父母，使孝道得以通达吗？古代有养老的政令，退居的人以孝养父母来修行它。百姓知道尊敬长者、奉养老人，然后才能在家孝顺、出外敬悌；百姓知道在家孝顺、出外敬悌，尊长养老的教化才能完成。如今世上所谓祝寿，虽然像礼制，却又仿佛不能停止；把这种心意推广开来，难道不能修养孝养之道吗？罗氏献鸠、司徒保息、周人《行苇》所表现的忠厚，难道不都是由此产生的吗？“酿造这春酒来助长眉寿，摆开筵席，授予几杖并安排侍从”，古代难道与今天有什么不同吗？王黎献的母亲七十岁举行寿宴，是与黎献交好的朋友为她祝寿；黎献于是问我说：“如今世上这样做，合乎礼吗？”所以我就这样论说。黎献用粗茶淡饭奉养母亲，能够使母亲心情欢悦；母亲也能成就儿子的志向，让他与县中的贤士豪杰交游，门外常有长者来访，车马往来时常置办饮食，有陶母截发供宾的遗风。大概与黎献交好的人之所以称许他，就是这些。戊申年十一月初一，是孺人的生日；在黎献家中举杯祝寿的有若干人，他们为黎献的母亲祝寿，就像为自己的母亲祝寿一样。这就是做黎献朋友的情谊。唉，从这里可以看见古代的教化了！因此写下这些话。沈母丘氏七十序 我观察古代，君王的教化修明，内外都治理得当，闺门之中的事情，也都可以歌咏并传述。有的像手持美好的竹筐，治理细葛粗葛；有的抱着被子和帐子，星光灿烂时便起床；有的在春日里出行，登上山冈采摘卷耳；有的沿着水边砍伐枝条。这些都是妇女女子的日常事务，而且是最细微的事情。然而幽静、闲雅、贞正、安静的德性，悄然寓于其中，足以彰明君王教化。此后，女子出现在史传中的，很少有可以记述的，必定要有感慨激发、非同平常的行为，才能流传芳名、在后世留下美名。不仅三王的治理再也见不到了，也因为后世的人喜欢奇异而忽略平常。我的朋友沈伯庸的母亲丘硕人，一生不出一亩之大的内室，辛勤劳苦、艰难维持，低头从事女红，如今已经七十年了。这本来就是夫人所说的平常行为，我不能为了称颂硕人而去寻找显赫奇特的事迹。然而推究并充实她所遵循的道理，难道不正是所谓盛德和君王教化吗？这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我对于硕人的行为，终究不能全部了解，只是与伯庸交往。伯庸是一个伟岸正直、诚实宽厚的君子，我知道他有一位贤明的母亲。伯庸怀抱奇才，长期不被世所遇；我和方思曾都是伯庸的朋友，也都不得志，所以曾经彼此怜惜。后来我们一同考中乡试，便又互相慰勉。从此三个人中谁有喜事，总是互相庆贺。硕人在九月某日过生日，思曾告诉我，准备带我一起跟随伯庸到她家拜寿；于是我为此作序，说明硕人贤德的原因。王母顾孺人六十寿序 王子敬想为母亲祝寿，请我写些话。我当时正有内心的忧患，推辞不能写；但几位朋友多次替他请求，于是我问子敬想说些什么。子敬说：“我的父亲生长在太平时代，我的祖父曾任云南布政使，外祖父曾任翰林、御史，凭文章和政事在当时并驾驰名。父亲年轻时生活在绮罗纨绔之间，读书之余饮酒博弈，十分快乐。后来母亲患痿病卧床，前后十八年。父亲赴吏部候选，等待任次，最终死在京城旅舍。当时执礼才十岁，四个姐姐都还年幼，而我的弟弟执法还在母亲腹中。等父亲归葬故乡时，执法才出生，母亲的病也痊愈了。从此她抚养几个孤儿，孤独地承受忧患。如今二十年过去，年幼的已经长大，年长的已经壮年，有的嫁了，有的娶了；当初还在母腹中的那个孩子，如今也已高大成人。执礼兄弟都懂得读书，不敢败坏先世的教训；执法在今年正月举行冠礼并娶妻。恰好我母亲到了六十岁的生日。回想二十年前，仿佛在梦中，仿佛痛苦刚刚平息，又像渡过茫茫浩荡的大海，在洪波巨浪中颠簸，篙和橹都丢失了，船上的人束手无策，只能彼此相向呼喊。” 等到风平浪静，放开船缓缓前行，沿着洲渚行驶，举杯相互酬饮，这就是我母亲今天能够稍稍安定，也是执礼兄弟自己感到庆幸的原因。唉！子敬的话就是这样；几位朋友用来祝贺的话，以及我想说的话，也不过如此罢了。恩爱啊，勤劳啊，养育子女的忧苦啊，子敬兄弟难道能够忘记这些吗！”

译陈母倪硕人寿序 嘉靖十四年，我在县里的马鞍山读书，陈仲德君为我提供住宿和接待。他待我有礼，所谓主人亲自执席，妻子亲自拿巾梳，住宿的人便让开席位，烧火的人也避开灶台，陈家全都做到了。我曾因此感到惭愧。当时陈君家中财富丰足，兄弟之间友爱相处，公事私事都尽力承担，从不推托回避。曾经把应当分给自己的东西让给弟弟，即使价值千金也毫不吝惜。推究其根本，大概是因为他内室有贤德的人辅佐他。第二年，我应贡进入太学，游历两京，经过齐、鲁、燕、赵的郊野，所到之处必定询问当地风俗，并与当地人交游；这以后才知道，像陈君这样山野间敦厚朴实的老人，实在值得怀念。大概文章越盛，实际德行反而越衰；行走得越远，见闻反而越不足。不过退回来返回故乡，情形仍然如此。难道是几十年之间风俗发生了变化吗？还是各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重视义气的人都不如陈家？或者陈家内室的贤德之人果真不同于常人？在此以前，陈君兄弟也已经去世，只剩两位母亲和几个儿子共同居住；陈君的妻子倪氏，正好在这一年七十岁。她的儿子太学生陈简，就是当年跟我同在马鞍山的人，来请我写文章为母亲祝寿。我想到陈家的厚道，如今再寻求这样的品行，已经不可得了。而陈简的母亲与陈君一同起家，能够辅佐丈夫成就兄弟之间的友爱，使全家和睦欢乐，难道不正是因为她是内室的贤德之人吗？几十年来，吴地百姓困于横暴的征税和索取，富家豪户往往耗尽财产，而陈家的力量也有不及先人的地方。不过，他母亲的贤德，以及陈简恭谨孝顺、慎重自持、不随世俗改变，正是这个家庭所以能够丰厚的原因。过去我为陈君作主人时，虽称赞他的厚道，却也厌恶积蓄财产成为负累；假如能够让财产逐渐减少，使他的儿子一心喜好诗书，致力于清远闲淡的生活，陈简的学问当时就会有所收获。即使到了今天，这样做也还来得及。古代养老的礼制、宴饮的节度，无不包含孝、悌、仁、义的道理，并不只是饮酒进献食物而已。所以说，君子要观察仁义之道，礼是它的根本。我观察陈简，学问日益接近这种道理，并且不同于世俗为父母祝寿的做法，因此可以把这些写下来。朱硕人寿序 朱硕人是尚书旅溪的女儿、张庄懿公的儿媳。硕人生长于富贵之家，公公和舅父都担任六卿，两家都显赫荣耀。后来她与儿子太学君客居京师，按礼法，得到了今少保徐公作为女婿；她的女儿也受封为一品夫人。硕人已经承受了富贵显盛，到了晚年，又因女儿而得到吉祥；此前她的孙子仲谦又考中乡试，今年她已八十岁。少保和夫人赠送慰问礼物，一年比一年增加，乡里人因此以她为荣耀。我朋友秦进士光甫的姑母，就是旅溪尚书的夫人；硕人是光甫的姐姐。此前光甫的父亲曾因牵连误事，家业几乎毁掉，亲族往往弃他而去，只有硕人恩惠勤劳、关怀备至，所以光甫常常称赞硕人的德行，说她仁厚孝顺，和蔼可亲。光甫又说，硕人身处公卿之家，不能像街巷女子那样从事细碎吝啬的谋生之事；但她一生庄重安静，把孝慈推广到九族，使亲族和睦，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盛德吗？由此说来，一个人身处富贵，能够始终享有而不衰替，不只是天命，也是因为他的盛德足以承当它。世人说妇人能够经营生计就是贤能；但按照先王的教化，也不过是使她足以供给妇事罢了。至于巴郡寡妇、蜀地卓氏那一类人，不过是经商逐利之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诗经》说：“到哪里去采白蒿？在池沼，在水洲；采来用它做什么？用来供公侯祭祀。”又说：“她的佩巾整齐端庄，早晚侍奉公家；她的佩巾宽大从容，暂且回家休息。”由此可以想见后妃夫人幽静闲雅、贞正安静的仪容了。某年某月某日，是硕人诞生的日子，光甫来请求我写文章为她祝寿。过去少保曾经居家，有人把我的文章拿给他看，他特意过分地加以奖掖诱导，认为我可以与古人并进。如今过了十二年，我失意寂寞，毫无际遇，而少保正处在显赫权位之间，使人产生身处异世、知己难逢的感叹。因为光甫谈论硕人的事情，我更加知道少保能够显达，也有内在德行的辅助。过去《诗经》和《春秋》称说公侯夫人，必定提到姬姓、姜姓；这种根本在硕人身上，尤其不会虚妄。朱君顾孺人双寿序 朱君在福建任官三年，六十岁；他的妻子顾孺人比他早一年出生。他们的儿子上舍、某县学生某，想为母亲祝六十寿，却不敢先为母亲举行，便推迟到今年，请我写夫妇双寿序，把祝意送到福建。我们乡里的习俗，五十岁称寿，此后通常每增加十年再称寿。凡是祝寿的礼仪，馈赠、宴饮一定丰盛，又要请学士撰写文辞诗歌，倾动全乡，无不做到；这本来是居住在本乡的人所适宜的。至于做官的人，则有王事在身，而且不应以称老为名，本来不必举行这种庆贺。然而古代君子在位时，如果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百姓便会歌咏思念并为他祝颂；不只是称赞他的美德和和乐仁厚，还一定祝愿他长寿高龄，想象他白发长眉的容貌出现在车马衣裘之间，这可以说是盛大的事。由此说来，做官而举行祝寿尤其合宜。吴地和东瓯，在三代时都被视为蛮夷之地；吴地有太伯、虞仲的遗风，后来逐渐同中原会盟，到秦代已经成为郡县；闽地隔着东海，元鼎年间，横海将军、楼船将军的军队从武林、白沙、石邪出发，才建立东粤；直到如今几千年，都已成为天子统辖的内地，文化礼制的盛况与邹、鲁没有不同。凡是闽人到吴地做官，和吴人到闽地做官，就像身处东西两个州一样。朱君在幕府中任职优游安适，没有治理百姓的责任；妻子兄弟欣然把任所当作家，逢年过节饮酒祝寿，仿佛没有走出乡里的门巷，难道不是真正值得庆贺吗？或者朱君的政事足以使闽地百姓安居乐业，并且已被闽地士大夫记载，闽人都知道这些，也不必等待我的话。只是朱君和孺人都出自显赫家族：朱君是大冢宰玉峰公的堂弟，孺人是侍御的女儿、太保文康公的侄女。弘治年间，我县毛文简公与冢宰公相继在两科中考取天下第一，文康公又考取天下第一；昆山这样的小县，几年之间连续出了状元。孝宗皇帝临朝时惊叹奇异，甚至把我县乡里的谶语传到宫中。又历经两朝，三位公都位居台鼎，而冢宰凭借深厚德行和元老资望，至今仍巍然成为乡邦的声望所在。朱、顾两家世代通婚，他们家子弟的才俊和女子的贤德，尤其足以向闽地人夸耀。于是写下这些话。

译徐氏双寿序 天下太平时，朝廷用法制压抑折损豪杰的气概；时间久了，豪杰之气几乎被磨灭，软弱萎靡，再也没有能够担当事务的人。等到一旦寻求有才智、勇力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出来响应。这并不是天下缺少人才，而是培养、驾驭人才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我年轻时认识徐辅卿，他曾向我的朋友方思曾学习礼，思曾多次称赞他，却不曾谈到辅卿的才干。几年来，辅卿作为博士弟子居住在郡城，吴中士大夫都称许他，仰慕他而想同他交往。至于御史和郡太守，每当想了解百姓的疾苦，必定请辅卿来交谈；他没有一次不切中他们的心意，于是吴地百姓往往暗中受到辅卿的恩惠，却不知道是谁带来的。有人认为，士人寄食家中、没有得到出仕任用，就不应参与这些事情；这种话一说出来，便不是对待天下人才的办法，而是专门压制、折损他们的气概。像辅卿这样的人，终究是对世间有用、不可缺少的人。辅卿居家时，年长者每天到他的门下拜访；他又能以余力经营生计，财产和费用逐渐充足，所以奉养父母非常欢悦。凡是做士人的，急切忧虑的只是父母能否得到俸禄供养；即使父母都在，辅卿还未做官，乡里人却已经认为，这胜过得到俸禄供养的荣耀和安逸，他远远胜过常人，难道不能称为有才吗？何况将来的富贵正要逼近他，是想推辞也推辞不了的。于是友人王万全以及县中一向与辅卿交好的人来请我写文章祝寿。我说，他的父母能够享有贤子的奉养，并且得到长寿来保全福禄，其中一定有深厚而隐秘、无人能够知晓的德行；我这里只为他的儿子显著于世的事作序罢了。周氏双寿序 古人亲爱一个人，必定希望他长久生存；希望他长久生存，所以表达颂扬祈祷之意。《诗经》三百篇中，以长寿为言的很多。古代有上寿、祝寿、为人祝寿，大概无非是表达亲爱之意，并不一定只施用于高年老者。只是古代养老的礼制十分完备，却从未有在生辰之日祝寿的做法。这大概是从当今时代逐渐形成习俗，子孙把它当作隆重的礼节，姻亲、朋友、同党把它当作友好问候；这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不过，人爱自己的父母，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凡是可以表达敬意的事，没有不做的；爱敬自己的父母，也爱敬别人的父母，凡是可以爱敬别人的父母的事，也没有不做的。如今为人祝寿，难道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吗？周良佐君，遵循义理，竭力尽职，担任普通士人的职责。他的妻子朱氏，慈爱、俭朴、温和、善良，奉行姻亲相亲的教化，乡里称赞她已经很久了。今年她六十岁而举行寿庆，这是父母慈爱、儿子孝顺，也是姻亲朋友恭敬的体现。孔子说：“我观察乡里的礼俗，就知道王道是很容易推行的。”这也就是所谓既然已有这样的举措，便不能废弃吧？周君的儿子有才，我曾在太学认识他；我的朋友顾文载也是其姻亲，所以我前去为她祝寿，并嘱托我作序。王氏寿宴序 王氏家中最年长的母亲叫孙硕人，今年八十岁。在她出生的月份和日子，儿孙们在堂下祝寿的有若干人，外姓姻亲前来祝寿的有若干人，三代交游前来祝寿的也有若干人。他们都祝愿硕人从今以后长寿无算，又祝愿天下太平、雨旸时若、年年丰收，县官没有苛刻政令和紧急赋税，乡里安居，使硕人享受晚年。他们又祝愿她的孙子、曾孙发扬诗书事业，在王国中得到任用，以报答本朝二百年的养育之恩。硕人能够亲眼见到这些荣盛，祝愿才算完成。她的儿子有功、有亲，退下来与各位宾客设宴，老少纷纷互相敬酒酬答。大家喝醉吃饱后，都说王氏的盛况不能没有记述。我考察王氏居住在昆山度城，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代了。他家的古桧和老栝，苍翠浓郁，仍然都是生长百年的树木。度城在淀山湖旁，有几十户人家聚居，只有王氏住在那里，没有其他族姓。过去有王豫修先生，修养自身、品行高洁，将要入仕却早早去世，一生只以忠孝大节自许，昆山人至今称颂他。他的儿子南阳能够遵守父亲的教诲，是一位有隐德的君子。硕人就是他的妻子。我观察吴中没有能延续百年的家族，忽然兴起，忽然败亡，常常不到一两代便荡然无存。王氏保存着先世遗留下来的产业，虽然时势变迁、事情改变，家业稍有损耗，却也没有贫困；几代几十代读书，虽然没有顺利做官，却没有改变自己的事业。硕人在俯仰之间度过八十年，亲眼看着家族在兴衰之间变化，维持守护家业的艰难，她的贤德难道没有值得称道的吗？至于为硕人祝寿的人，前面的祝词已经很美了，我又还能增加什么呢？

译良士堂寿宴序 从前我的外曾祖父居住在县城南面的吴淞江千墩浦，生有我的外祖父兄弟四人，世代都有敦厚的德行，家中最为富裕，拥有高大宏阔的宅第，隔着吴淞江彼此相望。外祖父在兄弟中最年幼，而伯祖父的子孙常常有人进入太学、在州县做官。然而到了正德末年，他们都被赋役困扰，几乎流离迁徙。淀山公是伯祖父的叔父之子、中宪公的次子，恰好在这时考中进士，于是我的外家几乎坠落之后又重新振兴。大概淀山湖以北、吴淞江以南，几百年来没有显贵之人，精气都集中在我的外曾祖父四个儿子身上，而孟氏这一支尤其兴盛。我的从舅中宪公和晏恭人，生前受到诰命封赠，荣耀显赫。淀山公从郎署中的官职做到守列郡，继而升任藩、臬之职，驻节南海，任中州参政；从一个读书人起步，不到二十年便做到大藩官，可以说既荣耀又显贵。他有治理世务的才能，不肯苟且随从世俗，年纪还未老，便辞官回乡，选择迁居山中，开辟园圃，种植花竹，可以说是志趣得到满足。我的外祖父虽然生长在国家兴盛之时，到了晚年也遭遇衰败困顿的祸患；但淀山公兄弟承蒙恩泽，家业得到滋润丰裕，除耕田读书之外，官府的劳役不进入他们家门，几个儿子也纷纷有仕进的希望，这是我的外祖父当时几乎不能相比的。第二年嘉靖乙丑，正好是甲子年一轮循环，而王恭人也与淀山公同年出生，于是以正月八日、淀山公降生的日子，长兄淞南与弟子嘉、子材举行寿宴，自己也为家中有这样的庆典而高兴，请我作序。我年轻时曾依靠外家，受到诸位舅父怜爱；淀山公又在我束发时与我相互敬慕，我却始终没有什么可以与外家宅相之誉相称的地方，而淀山公能够使家族昌盛壮大；恭人也一同承受荣耀福祉，穿着宽大华美的衣服。她又是我亡妻南戴氏的族人。我还有什么心情可以推辞呢？淞南的命令不能虚应，况且我年末远行，来不及参加寿宴的末席，能够凭借文字把自己置于俎豆礼器之间，也算分享到光荣了。“良士堂”这个名称，取自诰命文辞中褒称中宪公的话；如今用它给新建的居所命名。【抄本作《吴桥周氏寿宴序》，与此文略有不同，今从常熟本。】狄氏寿宴序 嘉靖甲辰年，我的朋友狄尚文在礼部参加考试，落第后想跟随做官的人留在京师，过了一个多月，但这并不是他的志向。他又早晚思念父母，终于拂袖而归。当时东明君已经六十岁了。尚文在堂下拜见父亲，回头看着几个弟弟，高兴地说：“我不能取得功名来使父母荣耀，即使取得功名，也会在数千里之外，哪里能有一天的欢乐呢？”这一年十月前晦日的初度诞辰，尚文率领弟弟们叩头祝寿，摆设筵席，准备酒食，作揖谦让说：“我的宾客不想太多，只邀请相知相游的人罢了。脂膏和精美食物不能备办，只有酒和豆肉罢了。”于是宾客不过几个人，酒不过几巡，宾主整天欢欣谈笑，这可以称为儒雅的聚会了。从前孔子对于礼，大概是尽心研究的。蜡祭虽是小礼，射礼虽是末节，乡饮酒虽是一乡的礼，圣人没有一样不从中观察道理。生辰祝寿的仪式虽然不出自古礼，却也足以寄托养老和教化的道理；只是世俗把它作为夸耀和竞逐富贵的机会，礼文铺张而实际内容不足。狄氏的祝寿不同于世俗的做法，值得从中观察。所以写下这篇文章。唐令人寿诗序 吴地的习俗重视生日，每逢生日，亲戚朋友都来聚集，置办酒席和高会，以此为乐。不过，只有富贵人家办得盛大。南云子是唐令人的丈夫，这次为唐令人祝寿，许多贵人和长者都来到他们的住宅，从大司寇周公以下，全都有赠诗作文，华美的篇章灿然满室。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一定是有原因的。南云子起初曾在学校中有名望，却因性情旷达放纵而自行退去。过去曾经富有资财，又因为不经营产业，把所有财产都耗尽，于是优游于山林乡野之间，以长啸歌咏自得。每天寻求快乐的原因，除了岁时伏腊之外，又举办这样的聚会，使自己不因遭遇而忧愁，并且及时自我娱乐，可以说是难得的人了。南云子称赞唐令人贤德，极力称道，几乎无话不说。看南云子在外面的表现，就可以知道唐令人对内的贤德了。南云子也不以自我称赞为嫌。过去林类活到百岁，披着皮衣拾取穗子，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歌唱，自认为没有妻子儿女正是快乐，孔子也无法责难他。不过，那大概只是自我排解罢了。假如他又有一个活到百岁的妻子与他并肩，在田畦间唱歌，岂不是更加快乐吗？唐令人初夏得病，病情危急，南云子向神祈祷，夜里梦见菱花形的瓦盘，开始得到一只，后来又得到一只，合起来恰好成了一对。唐令人的病果然痊愈了，南云子因此更加高兴。唐令人年满六十岁，赠送的诗共有若干卷，现为这些诗作序。邵氏寿诗序 长洲人邵守中，已经六十岁了。他侍奉祖母，有李令伯那样的孝行。为人敦厚朴实，没有城市中浮华奢靡的习气。他的三个儿子镛、锡、釴，都在郡学读书。锡曾经在兵备宪副王侯门下交游。于是守中在某月某日过生日，王侯作诗为他祝寿。从此听说此事而来唱和的人接踵而至。几个儿子谋划为父亲祝寿，把诗刻印出来，镛来到娄江边拜访我，请我作序。这些诗的第一首作者是宪使。宪使身居外台重职，掌持符节治理军务，身份尊严。王侯担任郡守，已经能够崇尚文雅、接纳士人，因此郡中的俊杰大多聚集在他的门下。他为人喜欢修饰自身，至于尊敬礼遇贤士，往往能够忘却贵贱之分别。他升任宪司以后，仍然没有改变平素的作风。他对待守中，把乡里的平民当作平等相交的朋友，这是尤其难得的。吴地是著名郡县，前代郡守在史籍中多有称誉；至于像韦应物、白居易一类那样风流儒雅的人物，已经遥不可及了。本朝江夏魏杞山修行养老礼，乡饮礼结束后，亲自送郭先生到城门外。安陆姚克一尊敬礼遇隐居贤士，常常推却车马随从，亲自到士人简陋的门前拜访。近来天水胡世甫以诗文会集郡中士人，隆重实行礼贤下士的礼节，这些都清楚可称道。至于我，真可以说是登上台阶才得以前进，靠着车子才得以奔走，涉足于王侯深邃的门庭。今天所见到的，哪里还能像太原那样的盛况呢？或者说，守中能够从王侯那里得到这样的待遇，也是他自己有办法招致的。几个儿子应当把这看作荣耀，并把它传下去。谨作此序。《震川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十五 明归有光撰 记

译见村楼记 昆山县城的护城河，有人说就是古代的娄江，但娄江已经淤塞，把护城河当作娄江，未必正确。吴淞江从太湖西面流来，向北流，好像要流入县城；不到二十里，河道或环抱或曲折，终于向东南流入大海。江水将向南转弯时，背着曲折处形成新洋江。新洋江向东几里，有个地方叫罗巷村，我已故朋友李中丞的祖先曾居住在那里，于是他自号罗村。中丞出游做官二十多年，他的儿子延实生在江右南昌的官署里；后来每逢调任，延实总跟随父亲，走遍东、兖、汴、楚一带，从岱岳、嵩山、匡庐、衡山，到潇湘、洞庭的水边，延实没有不熟悉的，唯独罗巷村，他一生还不了解。中丞去世后，延实选择住在县城东南门内的金潼港，有一座楼高高伸出城墙之上，前面俯视护城河水，远望三面都是吴淞江流域的野塘和浦汊纵横，田埂像画一样，远近村落相互映衬。延实每天在楼中焚香洒扫、读书，并把楼命名为“见村”。我偶然经过那里，延实为我准备饭食；想到过去曾和中丞交游，常常到他所说的故宅“南楼”，一起饮酒谈论文章，转眼二十年过去，没想到竟已阴阳相隔。如今独自面对他儿子准备的饭食，悲伤惆怅了很久。城外有一座桥，我过去常和中丞出城拜访故友方思曾；他不在时，我们便一起倚着栏杆，常常直到傍晚，惆怅地返回。如今我们两个人都已去世，而延实的楼就是方氏的故宅，我怎能没有感触呢？中丞从小带着延实进入城中，往来祭扫祖墓以及岁时出郊游玩，经过的小路，都还可以指认。孔子年少时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有曼父的母亲知道并告诉了他；我难道可以做延实的曼父之母吗？延实既然能够不忘祖先，正有不忘水木本源的思念、严肃的桑梓之情和面对霜露而生的哀感。自古以来，大臣的子孙早年孤苦而能自立的，史传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延实只需努力就是了。见南阁记 嘉靖十九年，我作为南京贡士，登门拜见张文隐公。此后十年，沔州陈先生被文隐公取中为进士；我为文隐公所知，文隐公常常向别人谈起我。陈先生因此知道我，却没有机会同我相见。又过了十五年，陈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身份罢官居家；过了很久，我才和先生的儿子文烛、字玉叔，一同考中进士。我们在内庭远远看见，互相呼唤询问姓名，十分欢喜。知道先生父子之间谈到过我，于是便和玉叔往来谈论文艺，关系更加契合。后来玉叔请我记述他家所居的“见南阁”。先生家在云梦之间，沔水、汉水环绕着那里。先生在住宅中修建花圃，花圃中央建了一座小阁，可以眺望沔水的胜景。大概是取陶靖节“悠然见南山”的话来命名。每当我和玉叔读书论道之余，便带他登阁远眺。然而沔水离江南群山极远，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只好借此寄托悠然的心意罢了。有一天雨后天清，空气澄净，万里无云，我和玉叔凭栏而立，忽然看见群峰涌现，楼阁层层叠叠，山势高峻而明丽，过了很久才渐渐消散，但那确实不是江南的群山。我听说登州有海市；往年我在华亭海上，从金山忽然看见海市，在此前还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史书说，卫州城迁徙以后，旧日城墙、楼橹和佛塔的影像，竟然在正午时分显现出来，神奇的变化实在无法知晓。海边的蜃气能够幻化出楼台，旷野的气象能够幻化出宫阙，云气也各自仿佛山川，难道大概就是这种情形吗？登州海市出现在春夏之际，而苏东坡在岁末向海神祈祷，过了一天便看见海市，作诗自我庆幸说：“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又说：“潮阳太守南海归，喜见石廪堆祝融。”如今所见，又不是海市、石廪那样的景象可以相比的。先生父子一定能够为它作诗。我和陈氏两代有师门情谊，又加上玉叔的请求，并且借此向先生自我引见，所以作了这篇记。真义堂记 昆山县城西面有个地方叫真义，那里有条水叫真义浦，有个里叫真义村。太湖的水环绕郡城，从娄门向东流出，经过昆山入海。自古湖泊水泽相互连通，茫茫一片大水，想来古人所说的三江五湖，有的或许就在这里。后来为漕运疏通水道、修筑塘堰，水道的形状已经很久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真义在今天所说的致和塘上，今天的塘大概就是古代的江。真义浦从巴城湖向南流来，沿着真义村东面向南汇入塘中。巴城以西有包湖、傀儡荡、鳗鲡湖等湖泊相互灌注，有时收束，有时舒展，忽大忽小，其中阳城湖最大。从西北望去，水天相接，真是水乡泽国。世代相传，梁天监年间曾在这里设置过信义县，后来后人失传，便把“信”改作“真”。又有人说，天监所设置的就是“真义”，后来把“真”写作“信”，大概是为了避宋昭陵的讳。前元时期，这里是金粟道人的居所，园池台榭盛极一时，四方名士如张翥、柯九思、杨维祯、李孝光都曾寄居在他家，号称“玉山佳处”。我曾访问它的遗址，想寻找所谓碧梧、翠竹、蓬莱、百花等坊馆，却不能见到，不由得感慨追想那个人，又叹息他高尚脱俗，像高飞的鸿雁一样，却仍然免不了在世俗中自我摧折。我的外高祖太常卿夏公曾经寻找顾氏的居处，在这里买田建屋；但夏公自己住在城中，每年只来一次。最后魏氏又在这里兴盛起来，不知道他们的田庄房屋和童仆，能不能与过去顾仲瑛的情形相比。我的从舅恭简公讲明河洛之学，海内士人常常来到聚星溪边聚集。我的舅父、光禄典簿东溪先生，能够顺承兄长的志愿，以慈爱孝顺、和乐友善闻名乡里，所以真义虽然只是村落小聚，却名声传遍四方。嘉靖甲辰年，舅父分置诸子产业，次子濬甫在旧宅南面建造新居，把厅堂命名为“真义”。舅父母曾往来经过几个儿子的家，到他们那里接受奉养，没过多久，二位老人相继去世。不久倭奴侵掠内地，当时湖上烽火不断，唯独濬甫的厅堂没有被焚毁。于是他暂且租住在城中，想等盗寇平定后返回旧居，但早晚向西遥望，始终不能忘怀。于是请我为厅堂作记。我因此详细记述这里的里居，以补充图志没有记载的内容，又叙述乡里的往事，说明魏氏兴盛的缘由。濬甫在太学读书，多次考试没有中第，但为人遵循礼法，能够守护恭简公的家教。两个儿子正在学习进士应试的学业，不久当有飞黄腾达的希望。濬甫刚四十六岁，两个孙子都已经能够穿衣、快步行走、行礼，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后代将会繁衍昌盛；而我外舅深厚德行所得到的报偿，也还没有尽头。

译遂初堂记 宋代尤文简公曾经喜爱孙兴公的《遂初赋》，于是把“遂初”作为厅堂的名字，崇陵还亲笔书写匾额赐给他，遗址在今天无锡九龙山下。文简公的第十四代孙质，字叔野，想寻找旧日遗址，却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于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山南规划建造新堂，仍然把“遂初”作为匾额，并写信请我为它作记。考察孙兴公曾隐居会稽，放浪于山水之间，有高尚的志向，所以作了这篇赋。后来他经历世俗仕途，违背了早年的爱好，被桓温讥讽。文简公历仕三朝，受到君主知遇，直到老年也不能离开仕途，却以“遂初”为堂名，这似乎与孙兴公的情形不相称。从前伊尹、傅说、吕望这些人，从奴役、耕作、垂钓中出身，辅佐商、周的君主，终身都不再有隐居的念头。古代志向得以实现、道义得以推行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只有召公告老，周公挽留他，说：“你要明白地勉励并辅佐王，在诚信中承受这重大使命，只有文王的德行能够大大继承无边的忧劳。”当时君臣之间的情形，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了。后世君子不再有古人的际遇，但道义上又不能不出仕。等到已经显贵，有时未必能完全发挥才用，但形势又不能让他立即离去。然而他内心所谓坚定不移的部分，始终不肯随世俗改变；即使处在三公的职位、享有万钟俸禄，内心本来也不可能有一天真正安定。因此，他们超越世俗、远行高举的志向，应该时时表现在言语文章之间，有时甚至不能自我抑制。宋代皇祐、治平年间，欧阳公位居两府，所受的际遇不能说不隆厚了。然而今天读他的《思颍之诗》和《归田之录》，便知道他对自己的职位并不安适。何况南渡以后，即使有孝宗的英明刚毅、光宗的总揽政务，也远远不能与盛宋的治理相比。崇陵晚年，疾病使他神志恍惚，宫闱和外戚干预朝政，时局中有许多不胜枚举的事情。即便如此，二位公的言论已经施行于朝廷，当时的君主不能说不知道，而他们终究不能默默无言地安处。大概君子的志向就是这样。文简公去世至今已有四百年，叔野能够修复他的旧日遗构，使它宛然重现在无锡；南方士大夫进京的必经道路经过这里，过路者登上这座堂，也许还能够想见文简公的仪容风范，读到我这篇文章，心中也不能不有所感慨。寿母堂记 正德年间，我们昆山的许登仕能够孝顺奉养母亲。他的母亲赵孺人享年九十岁，于是把厅堂命名为“寿母”。黄博士应龙为此作记。登仕的孙子，就是如今的吏科右给事中子云，在京师迎接太孺人到官邸奉养，而“寿母堂”的匾额已经撤下。于是给事中的儿子汝愚沿用旧名，请我重新作记，并把文章送到京师。许氏世代居住在县城马鞍山南面，娄江上有田园，租收入颇丰，并以世代为官使家族延续。过去曾请乡里的先生沈通理为老师，当时叶文庄公与张宪副节的兄弟都还没有中第，也常往来于许家。从洪武年间到现在，他们的故居没有改变；推算这座堂的修建，也应当在最初选择宅基地时就已确定。我们县虽然二百年没有兵火，但旧日的世家大族很少有能够长久守住故居的，像许氏这样实在不多见。厅堂的名称只是随着时代更换，如今又是第二次更改，但都叫“寿母”；那么今天的太孺人也应当像从前那位母亲一样长寿，达到期颐之年。给事中虽然不能像登仕君那样耕田放牧，早晚游玩嬉戏，不走出家门，但他身处朝廷之间，仍没有失去晨昏定省的礼节，母子之间的欢乐不亚于前人，这尤其是世间难得的事。从前晋献公为文公子成建成住宅，张老作诗颂扬，君子认为那是善于颂祝祷告；《斯干》诗则是为新宫室所作的赋诗。诗中称颂兄弟和睦以及生男育女的祥瑞，盛大之处又推广到家庭和君王，却没有说到母亲。只有《閟宫》诗说：“上天赐给鲁公纯厚的福禄，使他长眉长寿保佑鲁国；鲁侯欢宴喜悦，使贤妻和寿母都长寿。”这首诗的颂美已经十分铺张，却没有忘记寿母。鲁国之所以成为礼义之国，本来就是这样。选择宅地、建造屋舍，实际上关系到家族和国家子孙的盛衰兴替。如今许氏的厅堂奉养老寿百年的母亲，已经延续两代，可以说既盛大又长久。又以“寿母”为名，那么张老和《斯干》诗中的祝颂确实有所根源，因此应当把这些写下来，告知乡里之人。世有堂记 沈大中以擅长书法闻名乡里，乡里人争相到他那里作客。大中往来于荆溪、云阳之间，富人请他教导子弟；他谈起杨少师的事情十分详细。他天性独爱书法，至于写作歌诗，意趣洒脱，也不落俗套。他在城东南选择地方建屋，取韩愈“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庐”的话，把厅堂命名为“世有”。那么，在他看来，世上那些凭小聪明侥幸取得、顷刻之间便获得成功的人，大中难道不是显得笨拙吗？在他看来，世上那些贪得无厌、不断谋求、每天都抱有缺憾和欲望的人，大中难道不是显得固执吗？唉，他们只是被外物所累罢了。天下的事物，凡是可以被我们据为己有的，都足以成为负累。没有得到时为得不到而求取，已经得到后又因不满足而继续追逐。只要求取的心一生起，不满足的念头就会随之而来。如果能够不走到求取那一步，那么在没有得到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没有得到；一旦得到，也不过是适合自己、使自己满足罢了。这就是能够真正拥有它的原因。大中的居所，本来是我的从高祖的南园。弘治、正德年间，我的从高祖凭借富有和豪侠之气称雄一时，宾客朋友纷纷而来，在园中饮酒吟咏，歌妓与青黛妆饰相映，花木掩映。夜深人静时，环溪之间还传来相互应和的弦歌声。如今已经荒芜成草莽，有多少年了呢？最后竟归到了大中手里。事物有无的转变，谁能预料呢？纯甫吴先生一向与大中交好，替他请我作记。我看这座厅堂的名称，颇有值得感慨之处，于是写下了这篇文章。

译容春堂记 兵溪先生担任县令时，在清漳江边任职，和监郡官意见不合，按惯例可以调任，于是拂袖归乡，在县城西面的小虞浦买下园田，距离县衙约二里。大概从太湖向东，吴淞江曲折流入大海，江水南北分散成许多浦汊，像百足虫一样；其中小虞浦离县城最近，乘船往来，一天可以往返几十次。园中有一座厅堂，打开北窗，马鞍山仿佛就在屋檐边；堂间错落栽种四时花木，门外清水绿田如同图画，所以先生把厅堂命名为“容春”。他自己说，春天存在于天地之间，即使阴山雪岭、幽崖寒谷，也没有它不到的地方；只是这座厅堂似乎能够容纳春天。因为四时景物、山水胜境，一定存在于宽阔闲静、寂寞清幽的地方，而金马门、王公府第、紫禁宫门和黄阁相府，不可能兼而拥有这些。过去孔子和弟子们在沂水边讲论道义，正值春天，大家一起弹瑟歌唱，悠然自得，天下的快乐没有什么能胜过它。孔子让几个弟子谈各自的志向，他们都舍弃眼前的近事，把心思驰骋到冠冕佩玉的仕进生活上，唯独曾点能在这时说出这样的情景，所以孔子喟然长叹。大概春天是众人共同拥有的，而真正懂得它的只有曾点。陶渊明《归去来辞》说：“草木欣欣然向荣，泉水涓涓开始流淌；我羡慕万物顺应时令，感叹自己的一生将要终止。”陶渊明是可以谈论这种境界的人。先生请我为厅堂作记，于是我就写下这些。我的曾祖父和兵溪的父亲思南公，在成化甲午年一同考中乡试。这一年，王文恪公考取第一；我的曾祖父最终担任城武县令，思南公做到郡太守。我和兵溪同年出生，但兵溪比我早九年考中乡试。庚戌年，我们一同参加南宫会试。兵溪到广平任职，刚过三年便已经厌倦仕途；而我直到今天还挂名在六馆的名籍上。因此写这篇记，不只是因为两家世代交好的关系以及我和兵溪深厚的交谊，也是对人生出仕与退处之间有所感慨。自生堂记 我的朋友盛徴伯从小就和我友好，吴纯甫先生则与我是忘年之交。徴伯曾在纯甫门下求学，和顾给事伯刚等四五人尤其是同学好友。几十年间，纯甫已经去世，几位朋友相继考中科举，唯独徴伯一直困顿失意、没有机遇。他为人刚直任性，不肯稍微向别人求助，因此日益贫困。去年倭夷侵犯昆山，徴伯家在东南门，所收藏的诰命以及先父礼部文集的遗稿，全都毁于兵火，房屋也荡然无存。我已经没有力量救济他，只有伯刚深厚地履行故友之义，把他安置在齐门以内的住处，对他的赈济十分丰厚。起初，礼部官员留在南京时，平时无事喜欢研究医方，徴伯年轻时都诵读学习过。年长以后多病，便更加精通他的女婿郑生所传的薛氏妇科医术，在当时很有声名。徴伯兼通这部医书，所以对医学十分博通。他曾在海边授徒，方圆几里以内没有病死的人。徴伯不给人配药，只写药方交给他们，病人往往痊愈后前来道谢。我家有病人，徴伯总是为之诊治。有时病了而徴伯不在，往往就有多人死亡。今年徴伯住在齐门，救治了很多人。有个妇人已经死去，徴伯给她灌下汤药，她便觉得身体能够活动，能把手举到胸前，不一会儿病就完全好了。郡里人都认为这像神迹。徴伯也很喜欢自负，说：“我不再收徒了，要凭这门医术行于世间。”于是诵说扁鹊的话：“越人并不是能够使死人复生，只是这个人本来就应该活，越人能够使她重新站起来罢了。”于是把厅堂命名为“自生”。有一天我经过郡城，徴伯把其中的缘故告诉我。唉！越人的话，我年轻时曾和徴伯互相戏谈，说治理天下的人也应当如此。我那时年轻放纵，意气昂扬地把自己比作古代的皋陶、夔。徴伯又常常诵读古文，称说纯甫的言论。如今我们都已穷困衰老、没有机遇，我却还在不停奔波，徴伯反而能在读书之余运用医术救活别人。这正是我感叹的地方，于是写下这些作为他的堂记。可斋记 我的朋友陈敦书在郡城一角建造房屋，题匾为“可斋”。嘉靖四十一年春天，敦书和我一同参加礼部会试，多次来拜访我，命我为书斋作记。我想到过去和敦书一同考中乡试，考官张文隐公以孔子的话命题，我当时的议论大概没有说尽，曾经想向敦书请教。孟子说：“孔子是圣人中最能顺应时势的人。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处就退处，可以速行就速行，可以久留就久留。”孟子所说的“可”，是说孔子能随时应变而不拘滞。圣贤对于天下，并不是一定要采取某一种固定行为，而是根据所处时势的需要行事，因此也不能不有所不同。孔子在春秋时代成为圣人，也必定有自己所处的方式，并不是说出仕、退处、久留、速行都漫无所适，只是任意选择罢了。说孔子既然出仕而不隐退，就可以出仕、可以久留；孔子的本心，是在不能出仕时不得已退处，在不能久留时不得已速行。速行和退处都不是孔子的本心，孔子自己所处的，正是出仕和久留。所以他自称不同于隐逸之士；“无可无不可”，是圣人出仕应世、顺应事物而行的道理，并不是说因为无可为而隐居。上天保佑下民，使他们有君主和老师；从尧、舜以及三代圣人以来，没有不处在君位或相应职位上的，由此可以知道孔子对自己的期许。总的说来，伯夷、伊尹、柳下惠这三个人中，伊尹与孔子最接近。伊尹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从亳进入夏，又因厌恶夏而回到亳。孔子离开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卫被驱逐，在陈、蔡之间受困，十四年后返回鲁国；他担当天下的心志，与伊尹有什么不同呢？只是世上没有成汤这样的君主，伊尹便不可能像孔子那样出仕；这就是他不及孔子的地方。孔子大概认为文王的文德正在自己身上，有不能自已的责任；至于大贤以下如曾参、闵子骞之类，孔子本来就没有让他们出仕。对于隐逸之士，孔子也没有讥讽。唉！士人生在后世，假如不是圣人，那么在“可以出仕”和“不可出仕”之间，应当懂得审慎辨别。敦书认为我的话阐发了《论语》《孟子》的意义，请我写下来供他观览。

译耐斋记 万安刘先生来昆山主持县学，县学有三位先生，先生所居称为东斋。此前两间斋舍的官署都在讲堂东侧，近来才迁到西面，位置颇为深远。清閟先生到任后，把自己的居所题为“耐斋”。我曾到斋中拜访先生，当时秋风飒飒，黄叶满庭，门外没有行人的足迹，只有一个穿黑衣的差役在左右迎接，替我们送上茶水，于是坐下交谈了很久。先生说：“我担任这个官职，品秩低而俸禄微薄，每月只发廪米三石，用来煮粥养活妻子儿女，常常还不够。这是为了忍耐贫困。上官巡视县境，我在职务上没有管辖事务，往往率领诸生到郊外迎接；到了以后便跟随县令、县丞、主簿跪拜趋走，唯唯诺诺，这是为了忍耐屈辱。久任官员的制度不能实行，官职无论尊卑，大多按期月迅速调迁，而我的官职总是不升迁，这是为了忍耐长久。有这三种忍耐，所以我用它命名书斋。”我告别后，有一天先生派弟子沈孝来请我作斋记。从前孟子谈到士人不以道义为业而出仕，说到因为贫困而做官，只有守关击柝的职位还算合适。放弃学者的职业而去守关击柝，大概也是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只是近代设置学官和书院山长，是为了安置那些有道而不任职的士人，大概使因贫困出仕和为了道义行事能够同时进行而不相冲突；这种制度足以优待天下的学士，比前代尤其好。所以当时把博士官称为清高之职。不过，追求清高的人，其中也可能有不能忍耐的。如果不能忍耐，那么即使博士官也无法担任；如果能够忍耐，就像孟子所说的守关击柝一样也是可以的。扬雄说过：“不以伯夷、叔齐为是，却以柳下惠为是；隐居首阳山是笨拙，居于柱下史之位才是灵活。”士人立身处世，各有自己的选择。假如能够忍耐，即使做到大臣、宰相也可以。于是写下这些话，让沈孝带回去向先生请教。双鹤轩记 我往年游历金陵，在鸡鸣山结识张氏几位贤者。我平时不大习惯称人的字，不知道张君的号是鹤洲。我的家离华亭只有一舍之地，却常常在数千里之外结识华亭的贤士大夫，居家时却从未彼此往来，难道九峰三泖竟能这样隔绝人吗？故友陆宗道来传达张君的意思，请我为所谓“双鹤轩”作记。华亭过去盛产鹤，当地人在海上捕捉后饲养。上海下沙有鹤巢村，那里产的鹤号称仙品。因此秀州一带的地方和水泽，很多以鹤命名。张君起初自号鹤洲，有一天夜里梦见东坡先生对他说：“你名叫鹤洲，不如双鹤吉祥。”其中的意思似乎是希望张氏后代能够接续前代科举功名，在世上显达。东坡曾称鹤这种动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垢之外；诗人用它比喻贤人君子和有隐德的人。但梦中的意思，却又像是在切切期望张氏获得世俗的荣名。坡公运用文字变化无穷，实在难以测度。他为王氏《三槐堂铭》作铭，说修养自身的德行、向上天求取报偿，约定数年之后必定得到，如同拿着左券，双方交手相付。那么他对于今天所谓“双鹤”的话，也一定另有道理。遗憾的是没能当面向张君询问这件事的原委。张君的父亲考中进士，最终做到都宪；张君以太学上舍身份多次参加考试而未中，选调为陕西都司幕官，不久便上书辞职归乡。如今他的子孙文质彬彬，都是国家的英秀，鹤梦的应验或许就在他们身上。或者张君竟能在梦寐之间感动坡公，这也岂是容易得到的事？坡公曾说：“延州来季子、张子房，都是没有死去的人。”我对坡公也这样说。雪竹轩记 冯山人对我说：“我非常喜爱雪竹，所以朋友们用雪竹称呼我；我于是也用它命名我的轩，请您为它作记。”我没有空闲答应他，然而山人请求了好几年。有时寄来诗，有时寄来书信，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我认为山人从雪竹那里获得的意义，他自己是知道的，哪里需要借助我的话呢？所以多年过去也没有回答。山人年轻时喜欢作诗，诗作一出，上海陆文裕公便极力称赞。此前山人住在昆山安亭，等我来到安亭时，山人已经迁到上海境内，与安亭隔着一条江。我曾经过永怀寺，喜爱寺中的古桂，坐了很久。问寺中来往的人，僧人说：“这里地处偏僻，几乎没有人来，只有冯山人常常渡江而来，独自在桂树下吟诗。”后来我几次在张通参的座上见到他。通参和湖州刘尚书结成诗社，两位公都称山人是笃实君子。去年山人已经年老，和通参游历匡庐、武夷，回来后给我看了一卷游记诗。我开玩笑说：“冯先生的雪竹，难道一定要到匡庐、武夷之间去寻找吗？”今年我在青浦嵩塘买田，山人写信给我说：“我近来选择在盘龙建屋，那里离嵩塘很近，您来看看我的雪竹。” 我的性情懒惰，不能去拜访青浦县令，惹得他发怒，我所买的田地几乎被夺走，我也从此被排斥在这个地方之外。山人又派他的儿子来对我说：“我以前告诉过你，雪竹轩又迁到盘龙了。我如今老死在这里；你答应为我作记，几年都没有得到。现在我早晚就要死了，只希望得到你一句话，这是我的心愿。”我问山人的起居，他的儿子说：“去年他和通参在郡中同行，老人眼睛已经看不清楚，路旁有一口没有石栏的古井，他没有察觉便跨过去，差点坠下去；从此不再外出。老人常常自叹：‘匡庐、武夷再也去不了了，雪竹又哪里没有呢？’”他的儿子离去后，山人又多次写信来。正好我将要北上，本想去一次山人的竹居，却不能实现。于是写下这些作为告别，也让人把它张贴在屋檐之间，称作《雪竹轩记》。

译清梦轩记 我的朋友王子敬在住宅西面建了一间书室，题名为“清梦轩”，请我为它作记。我读《无羊》诗，怀疑解说诗的人没有领会它的旨趣；这大概是牧人的梦罢了。牧人在梦中看见，羊角牛耳，羊群牛群密集而湿润，从河里下来饮水，有的躺卧，有的仰卧；牧人还戴着蓑笠、背着干粮，为它们拾取柴草，捕捉禽兽带回来，然后用手臂驱赶牛羊而来。以牧人的愚朴，梦中的景象却能如此，所以我曾说人的心灵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即使列子所说的黄帝梦游华胥之国、周穆王梦见化人居所，以及心神所产生的种种变化，也都应当是可能的。只是庄周、列御寇一类人厌弃世间混浊，恍惚放纵，以此作蕉鹿、蝴蝶的比喻，想变成鸟便飞上天空，想变成鱼便沉入深渊，他们的心意也令人悲哀。人活着而睡眠，是魂魄相交；夜间的规律是睡醒、形体舒展，白天的规律则是清醒、形体活动。《易大传》说：“范围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分，曲尽成就万物而不遗漏，通晓昼夜的规律。”所以精神没有固定方位，《易》也没有固定形体。只有通晓昼夜的规律，才能明白死生和梦醒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子思说：“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发作后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的正道。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喜怒哀乐不扰乱内心，所以心灵虚静明澈，天地万物都完整地显现在其中。古代圣人端正衣冠、凝神垂视，在俯仰之间便能治理四海之外的事情，就像牧人的梦一样；清庙、明堂、郊丘、庐井、俯仰升降、衣服器械，都从他心灵的神妙中自然产生，哪里有什么刻意作为呢？子思说：“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戒慎恐惧，在别人听不见的地方也戒慎恐惧，这就是君子慎独。”孟子说：“夜间的清明之气足以保存这种本心”，这不就是清梦的道理吗？子敬聪敏好学，渐渐有志于道，仰慕近世儒者以梦寐来验证自己的学问，所以用“清梦”命名书斋。我因此把子思、孟轲的学说告诉他。【此文钱遵王删削过，现仍保存。】栎全轩记 余峰先生隐居在安亭江边，在住宅北面建了三间屋，题匾为“栎全轩”。先生为人坦率平易，任性自适，不周旋迎合；对于别人心意所向的事情，有时别人不认为正确，先生也不放在心上，因此无论贵贱，人们都乐意同他相处。然而也正因为这样，他与世俗并不协调。先生二十多岁时考中进士，任郎官，不到十年便做到两司。那时两司官中只有他最年轻，他又神态自若，不肯迎合奉承，人人都有想倾覆他的人，终于因此罢官离去。后来我也来到安亭江边居住，和先生隔着一条水，时常同他相会。先生不喜欢饮酒，但每次相会便整天谈论，有时直到半夜还不离去；即使到了别的地方也是这样。他与人相处没有界限，欢快热诚，情意总是有余。先生喜欢山水，任郎官时奉使荆湖，每天登黄鹤楼，作诗饮酒。他在东藩任职时，拜谒孔林，登临岱宗，观看沧海日出的地方。回来后又仰慕陶岘那样的人，于是驾一叶扁舟游于五湖之间。有人去拜访先生，他常常不在家。去年他到越地，泛舟西湖，经过钱塘江，登上严子陵钓台，游览齐云岩，准备登黄山、游历九华山，兴尽后才返回。有一天，他邀请我坐在轩中，激烈地谈论世事，自己说年轻时很早入朝做官，官阶资历比同时代的人高出不少，一旦受到排斥，心情也不能自我排解。回头看当时的事情，如今已经十多年了。处在安静之中观察动荡，居于闲逸之地窥见劳苦，这才知道今天的处境才是所得。天下的人，谁不自称有才呢？所以一旦被任用便不知道停止。正因为不知道止步，才走到穷困。汉代党锢之祸、唐代白马之祸中，成排被杀的人，哪里数得清？“二十四友”“八司马”“十六子”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一世的才俊？李斯受到秦国重用，陆机、陆云来到洛阳，一时之间声势如风雷，光彩照耀如日月，天下人奔走仰慕、艳羡他们；可是时过境迁，想再求得那样的处境，牵着黄犬走出上蔡东门、听华亭鹤鸣，哪里还办得到呢？那么庄子所说“没有才能反而终享天年”，确实是通达养生的至论，也是我所寄托的道理。我听后叹息，认为这是懂得道理的话。不过，有才和无才难道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吗？世上所使用的是楩木、梓木、豫章木，那么楩、梓、豫章就是有才，而栎树就是无才；世上所使用的是栎树，那么栎树就是有才，而楩、梓、豫章反而无才。先生本来是清庙明堂所要取用的木材，却是匠人轻视的对象。可是如果能成为栎树社神的木材，先生也应当为自己感到庆幸吧？这也实在令人感慨啊！悠然亭记 我外祖家世代居住在吴淞江南面的千墩浦上。表兄淀山公从田野间出身而入朝为官，在外做官二十多年，归来后才开始租住在县城。嘉靖三十年，选定在马鞍山南面、娄水北岸建宅定居。我回忆小时候曾住在外祖家，那里距离县城大约三十里，远远望见山势颓然，像堆积的灰土；烟云缥缈，在若有若无之间。如今淀山公天天亲近这座山，高楼曲槛之间，几案、坐席、门窗常常都能看见它。他又在屋后建了一座小园，在园中造亭，取陶靖节“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作为亭名。靖节的诗，大概不是晋宋时期那些雕琢辞藻的人所能写出的；“悠然”的意味，常常表现在言语之外，不只是某一时刻的适意，而是心中没有滞碍，看见天地间的万物，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我曾认为，“悠然”实际上与道相合，说靖节不懂道，是不可以的。淀山公具有杰出而有作为的才干，所到任处大多留下声誉和功绩，却被嫉妒者所不能容。然而直到今天，朝廷议论有用的人才，必定推举淀山公。淀山公大概未能防备世俗，而他用来保全自己的方法就是这样。靖节去世已久，我没有办法向他请教；我将向淀山公请问“悠然”的道理。那诗说：“山间的云气早晚都很美，飞鸟相伴归还；这里面有真正的意味，想要辨明，却已经无从用言语表达。” “靖节尚且不能把它说出来，淀山公哪里能够说出来呢？”淀山公行遍天下，曾登泰山，游览邹峄，经过嵩山、少室山一带，间或涉足两海，进入闽越险要偏远的地方。这座山哪里只是泰山的一块小石头？只是淀山公之所以悠然，恰恰寄托在这里。庄子说：“旧国旧都，远远望去便心情畅快，即使丘陵草木之中有十分之九已被湮没，仍然觉得畅快。”何况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物呢？我有幸得以侍立在这座亭中，冒昧写下这篇记。【常熟本删去篇末引用的庄子语，今依昆山本】

译卧石亭记 我听说四十年前，大末地方有个人来做我们县的县令，名叫方棠陵先生。棠陵先生是海内名士，曾与何、李等人交游，以诗文著名。他做县令时风流文雅，对百姓有恩惠和爱护，直到今天人们还思念他。嘉靖某年，徐君以选贡身份从太学上舍调任本县主簿，也是大末人。徐君一见我便问：“棠陵先生的遗风，或许可以使我们的百姓有所希望吧？”徐君在书斋空地上建亭，题名为“卧石”，说：“我年轻时侍奉父亲，曾在墓旁结庐守墓，墓在浮石山。如今在外做官，虽然吴越相邻，但遥远地望着千里之外的松树和楸树，思念亲人如风吹树木的感触片刻也不能排遣，所以用这个名字命名我的亭子。”我查考图志，西安北面有一块一丈多高的石头，洪水来了也不会淹没。白乐天诗说：“浮石湾前停下五匹马，望涛楼上得到两条鱼。”徐君所卧的，难道就是这块石头吗？徐君如今参与治理百姓的事务，不能再卧石了。还是因为仁人孝子的心，本来就是一致的吧？古代仁人认为，杀死一草一木也算不孝。如今我们的百姓已经疲惫困苦到了极点，内有沉重的赋税徭役，外有蛮夷的侵扰，徐君都有责任处理这些事务，能够推展自己的仁爱之心吗？这就是所谓每迈出一步都不敢不想到父母。他大概是棠陵先生故乡的人吧？所以我为他写下这篇记。沧浪亭记 僧人文瑛居住在大云庵，庵四周环水，就是苏子美沧浪亭的旧址。他多次请求我写《沧浪亭记》，说：“从前子美所写的记，是记亭子的胜景，请您记述我建亭的缘由。”我说：“从前吴越建国时，广陵王镇守吴中，在子城西南修建南园；他的外戚孙承佑也在它旁边修建园林。等到淮海归附，园林没有废弃。苏子美开始建沧浪亭，最后由僧人居住，这座沧浪亭于是成了大云庵。大云庵建成以来二百年，文瑛寻访古代遗事，在荒废残破、几乎湮没的地方恢复子美的建筑，于是大云庵又成了沧浪亭。”古今变化，朝廷与市井不断改易。我曾登上姑苏台，远望五湖的浩渺、群山的苍翠；太伯、虞仲所创建的事业，阖闾、夫差所争夺的地方，伍子胥、文种、范蠡所经营的功业，如今都已经不存在了。庵和亭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钱镠趁乱夺取并窃有吴越，保有吴越之地，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延续到第四代；他的子孙和姻亲乘机奢侈僭越，宫馆苑囿达到一时的极盛，而子美的亭子却被僧人如此敬重，由此可以看出，士人想让名声流传到千年之后、不与世事一同消灭，还是有其道理的。文瑛读书，喜爱诗歌，与我们这些人交游，所以人们称他为沧浪僧。花史馆记 子问居住在长洲的甫里，是我的妹夫。我时常去拜访他，泛舟吴淞江，游览白莲寺，在安隐堂休息，追想天随先生的高尚风范，我们常常感慨叹息。而子问出行时总要带着《史记》。我年轻时就喜爱这部书，认为从班孟坚以后，已经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它了。只有子问认为我的话正确；有时隔一年见不到他，一见面一定问《史记》，谈话从不涉及其他。后来他的住堂被烧毁，便新建精舍，命名为花史馆。大概是因为在庭院中种植四时花木，把《史记》收藏在屋里，每天在其中诵读，认为人生这样就足够了，不应在世间有所营求。四时花木处在天地运行、古今更替之中，它们逐渐积累变化，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人处在天地之间，唯一忧患是不能置身于事物之外，不知道停止。安静地处在事物之外，看天地间的一切事务，就像庭院里的花在我面前开放、凋谢罢了。从黄帝到太初，上下二千多年，我静静地观察它们，难道不仍然像四时花木一样吗？我和子问共同拥有的不过百年而已；百年之内的人生，与二千多年相比不过一瞬间，却把自身看得过分重要，忙忙碌碌而不知道停止，又怎么能够把世事看得像《史记》、把《史记》看得像花木一样呢？我和子问谈到这些，或许也就达到了读史的境界，于是写下来作为这篇记。杏花书屋记 杏花书屋，是我的朋友周孺允建造的读书之室。孺允自己说，他的先父玉岩公曾任御史，谪居沅湘时，梦见住在一间屋子里，屋旁杏花灿烂，几个儿子在里面读书，琅琅书声传到门外。嘉靖初年，玉岩公重新起用为官，升任宪使，便从旧居迁到县城东门，现在所居住的宅第就是那里。玉岩公指着屋后的空地对孺允说：“以后应当建一间屋子，命名为杏花书屋，用来记载我的这个梦。”后来玉岩公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来不及回到家乡，便在金陵去世。孺允兄弟多次受到侵凌侮辱，不免经历风雨飘摇的忧患，这样过了好几年，才得以安定居住。到嘉靖二十年，孺允修葺玉岩公居住过的堂屋，于是在园中建了五间房屋，收藏书籍一万卷，把玉岩公所命的名字悬挂在屋檐之间，四周种植花木、果树和竹子。春天时，杏花灿然开放，恍惚就像玉岩公当年梦中所见。但回想洞庭的木叶、芳洲的杜若之间，真可以说，醒来所见的反而是虚妄，梦中所做的却成为真实。登上这座堂屋，想到玉岩公，怎能不感慨呢？从前唐人重视进士科，士人刚考中时，长安杏花正盛开，所以杏园宴被看作盛事。如今世上考试进士，也正当杏花开放的时候；而士人考中，多半把梦见杏花当作前兆。这是世俗之人不能忘怀荣名的表现。玉岩公因为进谏论事触犯天子，在岭海之间辗转十多年，所谓铁石心肠，对富贵的念头已经完全灰灭。可是他又以科举功名来期望子孙，大概古代君子爱护国家，不只是竭尽自身的力量而已，直到后代，仍然希望他们世世代代享有德泽，为国家竭力效劳。玉岩公的心愿就是这样。如今距离玉岩公去世才有多久？从前与他同时登第的人，一时之间富贵显赫，后来却有的连下落都不知道。孺允兄弟虽然一时屈居不得志，人们却正期待他们得到重用；他们的几个孙子都聪明秀美，可见诗书教养的恩泽。《诗经》说：“从今以后开始，年年都有君子；有丰足的收成留给孙子后代，大家都快乐啊。”我在周氏家看到了这种情形。

译题玉女潭记 阳羡的山水奇特优美，最著名的是张公善卷洞和玉女潭，它们的名称都寄托于神仙之说。我读《山海经》，其中所说的昆仑山、广都之野、轩辕之丘、不死之国，认为不过是齐谐、邹衍一类人的传说罢了。如今天下著名的山多在中州，往往有许多神仙遗迹，难道这些事情都确实可信吗？溧阳史氏，自汉代杜陵壮侯以来，数百年间，世人称为史侯家。从溧阳到玉女潭有四十里，史君在这中间砍除荆棘、焚烧茅草，劈石疏土，人力已经用尽，天然的景致才显现出来。从玉女潭往前走，可以得到二十四处景观，给它们命名并题写出来，如所谓仙馆、佛窟、瑶台、琪树、鹤坡、鼍峡之类。好事的人听说后心生仰慕，却不能到达，仿佛只能远远望见它们。天下太平，天子圣明，史君是朝廷的贵臣，却竟然自己逃遁到山泽之间，点缀青山碧水，攀附奇异景物，使后世百年的人把史君当作神仙。这样说来，我几乎要怀疑所谓神仙遗迹，都是遁世而长久隐居的人寄托自己的情怀而造就的，史君也属于这一类吗？见苓书舍记 长洲人刘逊与我的朋友盛应祯同年考中进士，两家的子弟彼此友好，又和我一同在太学读书。应祯多次称赞刘逊的为人，说他读书、爱好古道，对品行和情谊非常笃实。刘逊的继父是水部君，水部君曾自号饭苓子。水部君去世后，刘逊用“见苓”题写他的书舍，以寄托思念父亲的心情。后来应祯托请我写记，我说：“为人子的对于已经去世的父亲，不能再亲眼见到；但思念他，就能见到他。无论什么都思念，也就没有什么不能见到了。书舍是刘逊平常居住的地方，在这里就能见到饭苓子，由此可以看出刘逊没有什么不思念的。按照礼制，给人作后嗣的人承受重任，并且以尊贵的服制服丧；服丧时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父母，祭祀时也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父母。就礼文而言确实如此，但说到内心情感，有时或许不能强求；刘逊对于水部君，又在父母般的思念上加重了一层。推及这种心情，可以说厚重到了极点。吴中士大夫记载水部君的事迹，大概说：“水部君当初考中进士，因为父母年老，不肯出仕，恳切上疏请求回乡奉养。等到服丧期满，亲友极力劝他出仕，水部君不得已到京城一次，正值正德初年，宦官乘势凌辱天下士大夫。水部君任主事，掌管漕运事务，居住在济水一带，不久便以有病为由辞官长久离去。”他以饭苓子为号，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因此感动于刘逊的厚重，又感叹水部君在追求仕进方面的清廉，他的风骨不只是可以让刘氏子孙传扬而已。娄曲新居记 所谓娄曲新居，是因为我县位于娄水曲折处，沈先生过去便用它来命名自己的居所。最初吴国建国时，它的东门叫娄门；震泽的水从这里向东流入海，所以这条水叫娄江，就是古代娄门外的马亭溪。溪上重新筑城，是越王余复君治理的地方，于是因而设置娄县，王莽时称为娄治。吴国有娄侯，有人又把它称作疁城。娄江入海的地方叫刘家港，疁与刘读音相近，于是讹传为吴大疁，大概在北野禺▯东边的舍处。沈先生世代是本县人，已经七十岁了，从未走出娄曲，却用它给自己的居所命名，大概是说自己要在这里终老。从前伏波将军平定交趾回来，说他的堂弟少游怜悯他慷慨而有大志，曾说：“士人活一世，取得衣食勉强足够，乘坐下泽车，驾着欵叚马，做郡中的属吏，守护祖坟，乡里称他为善人，这样就可以了。至于努力求取多余的财物，只是自寻苦恼罢了。”当我在浪泊西边的里间，下面是积水，上面是浓雾，毒气熏蒸，抬头看飞翔的鸢鸟纷纷坠入水中，躺着回想少游平日的话，哪里还能够得到那样的生活呢？班定远在西域，年老后请求哀怜，希望回归故乡，不敢奢望到达酒泉郡，只希望活着进入玉门关。这两个人，君子大概都为他们悲伤。唉！人生百年之内，真正属于自己的日子有多少？想要走遍万里道路，每天奔波忙碌而不知道停止，为什么呢？沈先生大概自己叙述年轻时的艰难经历说：“我晚年才在郊外得到一块地，住得安稳而快乐，把我的园圃命名为南园，把馆舍命名为星槎，把堂屋命名为世有，说道：等到我之后，大概才差不多可以拥有这些了。”后来又从别姓手中买来房屋，到如今才在县城南街择地居住。亲朋往来，乡里的风俗淳厚。有一所宅院，有几间屋子，有花有竹，一壶浊酒，几茎腌菜，焚香作诗，自得于晚年之乐，没有什么外物能够改变它。传说旅舍不能长久安定，迁徙的人总是居无定所；这样看来，大概可以免除了吧。我读他的这些话，觉得其中有隐居的情趣，却又感慨古代那些发愤立志的人，在万里之外争取功名，直到白头时回头顾念，忽然产生狐死首丘、依恋故土之感，因此叹息那些漂泊不定的人，究竟何时才是尽头。于是写下这篇记。宝界山居记 太湖在东南，是巨大的水域，方圆五百里，群峰从波涛之间冒出，数以百计；重重水岸、分隔的港湾、幽深的山谷和曲折的角落，无不是仙灵栖息的地方。天下的山得到水便显得秀美，水有时被束缚在狭窄逼仄之处，不能完全显示山的奇特；天下的水得到山便有所停聚，山有时孤单低小，不能充分展现水的情趣。太湖浩荡深广，浸润着众山，山多而湖水足以容纳它们。我想，除海外的绝岛之外，中原没有能胜过它的。因此凡是奔涌、屏列在湖边的山，都借助太湖而显得优美。从锡山经过五里湖，便到宝界山；它在洞庭山以北、夫椒山和湫山之间，仲山王先生居住在那里。先生早年弃官，他的儿子王鉴后来考中进士，也告假归乡。父子在家庭中每天以诗画自娱。长洲陆君来请我写山居记，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我没有到过宝界山，曾经在万峰山读书，把湖边各山的景色都看遍了；虽然山势朝向各不相同，却没有一座不是借助湖水而显出优胜。至于马迹山、长兴一带，往往处在残霞落照之间，那么所谓宝界山，大概也可以远远望见。过去王右丞在辋川的别墅，他诗画的美妙，到今天仍然可以想象那里。仲山的居所，难道比不上华子冈、欹湖等奇美景致吗？千里湖山，难道只是蓝田所有的吗？王摩诘清新高逸的情思韵致，超出尘世之外；然而在天宝末年，他却不能自行决断，以至于沾染羯胡的腥膻。由此可知，士大夫出仕或退隐自有其道理，一旦失足，便再也无法洗刷。像王摩诘这样的人，令人千年之后仍有遗憾。如今仲山父子在圣明时代安然退隐，哪里是王摩诘所能比的呢？哪里是王摩诘所能比的呢？

译南陔草堂记 我的朋友陈吉甫选择居住在县城东南门须浦之上，大概从城门向南出去就是通往松江的道路，江南江北的村民有征召、会集之事，必定经过这里，所以集市相当喧闹杂乱；但吉甫的住宅在浦西。我家旧居在东南门，就是所谓河西；须浦流出之处是县城的护城河，娄水沿此向东流，到太仓入海，船只昼夜往来，呼喊声不断。吉甫家背靠护城河，紧邻须浦，却独自显得萧然，有林野的情趣。他在住宅后面建了几间堂屋，前面临着小池，有亭台、花木和奇石；池南有幽静小路，向西出去就是平坦开阔的田野。堂屋西边是园圃，种着许多竹树花果，此外又有几间堂屋。吉甫把这里作为奉养父母、使父母娱乐的地方，所以用《诗经》中的“南陔”来命名。我读《诗经·小雅》，读到《六月》的序，认为从《鹿鸣》到《菁菁者莪》二十二篇诗，大概先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全在其中。《小雅》衰废以后，四方诸侯互相侵伐，中原就败亡了。然而这些诗必须以《南陔》为根本；一个人没有孝友之心，那么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怎么能够建立秩序？和乐、忠信、廉耻、礼义怎么能够形成正道？法度、积蓄、军队、征伐和功业力量怎么能够合乎尺度？福禄凭什么得到安定？阴阳凭什么得到调和有序？贤人凭什么得到适当的位置？万物凭什么最终成为国家的根基？怎么会不失去恩泽？怎么会不使万物失序？怎么会不失掉事物的道理？万国怎么会不离散？诸夏怎么会不衰败？这就是四方诸侯互相侵伐而中原衰亡的原因。所以乡饮酒礼、燕礼都先击瑟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然后吹笙，在堂下演奏《南陔》《白华》《华黍》，大概是先在外面尽到君臣之道，再在内心反归到父子关系，这样王道就完备了。汉代儒生在秦火之后搜集残存篇章，这几篇诗失传至今，于是便说笙奏只有乐声而没有歌词，却不知道古代《诗经》三百篇，孔子都曾用琴弦伴奏歌唱，以求合乎《韶》《舞》以及雅、颂的音乐。若本来没有歌词，又怎么会有《南陔》《白华》《华黍》这些篇名呢？如今世上流传的《新宫》《采齐》《狸首》《骊驹》，以及三《豳》、三《夏》、九《夏》之类，歌词失传的本来就很多。束皙广泛搜集资料来补写亡佚的篇章，或许也接近古意；但他的用心只停留在早晚饮食之间，若到诗卷中去寻求便可以看出。至于《采苹》等篇，虽然闲淡，意味却深远；像《陟岵》《蓼莪》所表现的幽深遥远、无穷无尽的思念，束氏就不能比了。吉甫的尊人和我的父亲是同学，年老以后又一同参加社集，在社中整天欢喜饮酒，一定喝醉才离去；而他一生具有孝友的品行，吉甫又能承顺奉养他。那么凡是登上这座堂屋的人，就像听到钟鼓、听到笙瑟一样，可以知道《南陔》之诗并没有消亡。因此我推阐《小雅》的意义，把这些写下来。莪江精舍记 我乡严氏居住在吴淞江大直浦东面，世代凭财产富足。到了都事君兄弟，因选拔秀才进入成均，成为太学生；廉卿还曾和我一同参加礼部会试。我弟弟亨甫是都事君的女婿，所以我从启贞还年幼时就认识他。都事君仪表魁伟，胡须美好；启贞年少时已经身材丰硕，和宾客应答、行揖让礼，像成年人和长者一样，见到他的人往往称赞说：“生儿子哪里一定要多？像这样一个儿子就足以知道严氏后继有人了。”都事君去世后，启贞承担继承家业的责任，更加能够光大他的家族，却不幸早逝。他的遗孤严润当时还年幼，母亲诸孺人抚养并教导他，直到他长大成人。如今距离启贞去世，忽然已经超过十二年，严润也已加冠并娶妻。诸孺人是宁邑令贞伯的女儿，她立身有卫共姜那样的操守，教育儿子有欧阳太夫人那样的严格。严润仰承母亲慈爱的容颜，把她当作依靠，足以自我排遣；但想到父亲早早离世，便诵读《蓼莪》诗篇，天天哭泣。他在江上游行，痛惜流水流逝而不再回来。所以用“莪江”命名自己的精舍。有怜惜他志向的客人，请我写记，并请我为他加以解释。我认为人的感情都有止境，至于过度悲伤，也应当使人得到排解。严氏之子真孝啊！只是为自己的父亲悲哀，难道可以用常人的道理来替他排解吗？不过，悲哀也有止境。三年的丧服，二十五个月便结束；悲痛还没有尽，思念还没有止，但丧服在这时裁断，是因为送死有终止，重新生活也有节度。所以说：“先王制定礼制，不能超过限度。”我怜惜严氏之子，他每天诵读《蓼莪》，难道要使恢复正常生活也没有节度吗？你应当继承祖先的志向，思考如何慰藉母亲的心，寻求所谓立身行道、使名声传扬后世的事业；这才是使感情延续无穷的办法。我从前经过严氏家，第一次见到都事君时，他和睦饮酒，整天欢乐宴饮。第二次经过时，启贞已经成为主人，而我的朋友徐直言在他家的私塾里，请我留下住宿，第二天我才告别离开。那就是如今所说的精舍。从前严氏之子来为他的外祖父陆冢宰家求祝寿文章时，我才认识他。大概二十年之间，我看到严氏三代的变化，实在有许多值得感慨的地方。我又赞许严氏之子的志向，于是为他写下这篇记。菊窗记 距离安亭二十里左右，有个地方叫钱门塘，洪氏居住在那里。吴淞江东面是顾浦，转向北流，洪氏的住宅在顾浦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没有丘陵；但浦岸高高隆起，远远望去，住宅仿佛处在山坳之中。从前仲长统曾说：“假使住所有良田广宅，背靠山岭、面临流水，沟渠池塘环绕，竹木遍布；有船车足以代替步行涉水的劳苦，有役使的人足以减轻四肢的劳作；奉养父母有多种美味，妻子儿女没有劳身之苦。良朋聚集，就陈列酒菜使他们快乐；良辰吉日，就烹煮羊羔和猪来奉待他们。在田园间徘徊，在平林中游玩，长久保全性命，不羡慕进入帝王之门。”大体说来，如今洪氏的住宅，隐约正像仲长统《乐志论》中所说的那样。洪家多竹木，门前面对宽阔的池塘，夏日清风吹拂，荷花相互映照；这些景物尤其优美，但洪君不取这个意思，却只把自己的居室题作“菊窗”。大概是因为他曾诵读陶渊明的诗：“酒能消除百般忧虑，菊花能够延缓衰老。”又说：“我的屋子在南窗之下，这一生能有几丛菊花呢？”仲长统的议论虽然美好，但如果人人都必须等到具备这些条件以后才能快乐，那么不能快乐的事情仍然很多。仲长统最终做了尚书郎，在初平、建安年间沾染仕途，与鸿雁高飞远去相比，实在有愧。替他发表高明的言论又有什么益处呢？陶渊明在东篱下采菊，悠然看见南山；在东窗下放怀自得，姑且以此获得自己的生命意义。可以说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如今洪君拥有仲长统那样的快乐，又仰慕陶渊明的高尚情趣，这正是我不能揣测他为人的地方。我将带着酒去菊窗下拜访洪君，请他为我解答。洪君名悦，字君学。

译本庵记 我的客人曹杨君伯厚，把自己读书的屋舍命名为“本庵”。他的朋友张师周来请我为此写记，于是我问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原来今天的少保司马公任曹郎时，杨伯厚出生在官署住所；他的先父少保公以御史身份在江都管理盐务，听说得了孙子非常高兴，便说：“我住在扬州，而这个孩子在这里出生，所以给他命名为杨州民。”又说我们家两代接连享有荣禄和厚福，不敢把这些据为己有，只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后能够做个耕田的农民就足够了。嘉靖四十一年，杨君考中进士，主考官认为“州民”不适合作为称呼，于是改名为俊民。杨君不能违逆主考官的意思，又不敢违背祖父的命名，所以把自己的庵命名为“本”，表示不忘记先少保公。所谓“本”，就是开始的意思。万物的生长都开始于根本，所以用“本”表示起始。从前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告诉他，礼的根本在于俭朴。礼产生于内心，孔子不直接说内心，却说俭朴，是从最初的地方追寻它；这样就没有不能得到其本心的。传记说：“天地，是生命的根本；先祖，是族类的根本；君主和老师，是治理的根本。”没有天地，哪里会有生命；没有先祖，哪里会有后代；没有君主和老师，哪里会有治理。圣人所说的根本，都是指事物开始的地方。人能够想到天地所生育的万物，就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性；人能够想到先祖繁衍族类并生下自己，就不会残害自身；人能够想到君主和老师用来治理天下的道理，就不会遗弃君主、背叛老师。所以有子记载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仁的根本吧？”意思是君子实行仁，以孝悌为开始，这样就可以得到仁的本心。杨君每天侍奉少保公，顺承他的脸色而奉养他，不离左右；孝悌之道不必勉强便已经做到，但他还想到先少保公当年在江都的日子，可见他的心意深远。少保公正掌管国家政务，凭才德受到天子的倚重。杨君在众多士子中学业魁首，仪态从容地进入南宫，世代继承美德，当时人都认为这是难得的事。等我看到他在一个命名之中尚且如此不忘根本，这才知道他家族所以尊贵显赫，大概是有原因的。于是写下这篇记。野鹤轩壁记 嘉靖戊戌年春天，我和几位朋友在野鹤轩聚会作文。我们昆山的马鞍山虽小，却确实奇特。轩在山脚，旁边有泉水，芳香清冽，可以饮用。稍微转向东面，那里有许多盘曲的石头，是山中的胜景，俗称东崖，也叫刘龙洲墓，因为宋代刘过葬在这里，墓就在乱石之中。从墓间抬头仰望，只见苍翠嶙峋，几乎看不见土，只有石壁。旁边有一条小路，蜿蜒向上，不知通向哪里，我猜想其中有仙人居住。最初是慈溪人杨子器，因其父杨名父创建这座轩；凡是能爱好文章、爱护士人而不做庸俗官吏的人，都称为名父。如今把这里奉作名父祠。唉，名父哪里知道四十多年以后，我们这些人会聚集在这里呢？当时参加聚会的有六人，后来到的有两人。潘士英从嘉定来，汲取泉水煮茶，反而成了主人。我们这些人时时散去，只有士英和他的门徒留在那里。狂风暴雨，山崖崩塌，石头坠落，山鬼夜里号叫，真是令人担忧。【抄本详细记有八人的姓名，本可不必列出，今依常熟本】保圣寺安隐堂记 长洲东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随先生的故居就在这里。如今这里是保圣教寺，而郡志又有白莲讲寺；然而甫里并没有两座寺，白莲寺大概是保圣寺的别院。志书记载：寺建于唐大中年间，熙宁六年由僧人惟吉重修。又说惟吉在祥符年间创建白莲寺；如今乡里人所指的白莲寺，只在西廊，后面就是天随先生祠，地域并不广大，不应另称为寺。我年轻时经过甫里，拜谒先生祠，在寺中游览，寻找古代碑刻，几乎没有保存下来的，只有元统二年《法华期忏田记》，由轮管忏司知事比丘、有亲从政文选所立的这块石碑还在。成化二十二年，当时国家历代太平和洽，京师大力兴建寺院，僧司进入街巷剃度了数万人，醮祠日益增多。左善世璇大章住持大兴隆寺，正受到皇帝尊宠；璇又是本地人，姓陈，起初是寺中比丘，获准乘驿回乡省视母亲，于是把母亲迎来奉养在寺中的爱日堂。第二年，他从四明普陀回来，这年八月重修此寺；又过一年五月完工。再过一年回到京师，共建成殿堂七座、廊庑六十间。当初拆毁殿堂时，在梁柱斗拱之间发现木板题记，标明绍兴、宝祐年间，所以知道此前的修建不止一次，只是没有文字可以考查。寺的西北有安隐堂，过去僧人每一房都用堂作为别称，像安隐堂这样的房舍大约有几十处；后来一天天倾圮，如今东边已经没有僧人察看了。主持僧法慧担心它最终全部废弃，而法慧的徒弟也已经断绝。此前安隐堂的房舍分为两支，法慧于是和同堂的徒弟重新合为一支，发誓共同守护它，并请我写记。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到如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又已经七十八年了。璇所主持的修建本来应该有记载，却再次缺失；法慧认为寺院的兴盛或许有所等待，但文章终究不能没有，所以急切地寻求寺院的旧事，希望我有所记述。考察他的志向，他并不只是为了小小的一座堂而已。我既然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考证，只有璇的事迹是我听闻且较为清楚的，因此记录下来；也正因为有这件事作为依托，它才能流传。文章是天地间最为重要的东西。自大中年间到现在已有七百一十九年，世事变化很多，而寺院曾经保存下来，大概没有废弃后不能复兴的；但文章流传下来的却很少。法慧大概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吧。

译汝州新造三官庙记 汝水从天息山向东流入汝南境内，从城北转向东，又从东面转向南。住在河边的人居住的地方叫竹竿巷，大概因竹竿河而得名，实际上是商贾聚集的地方。过去河水泛滥，河岸容易崩塌，有一天居民和街市全都被水淹没，往来的人没有道路可走。崇府承奉樊君捐出钱财，购买百姓的土地和房屋，把它们向内缩退若干步，让出道路供行人通行。从此道路重新畅通，居民和街市也像从前一样繁盛。于是修建三官庙来镇护此地，中间是神殿，左右是两廊。向右转向东，是神库、神厨，又建了几间屋子，让修习道法的人居住。神殿十分宏伟华丽，三尊神像和各位侍从庄严整肃、装饰精美，俨然具有帝王般的尊贵。重重门扉和四周围墙临近水边，汝地百姓都来归依。工程始于隆庆元年秋天，完成于三年夏天。樊君奉使再次经过邢州，因为把我看作本郡人，又是旧日相识，请我为此写记。我认为河水冲毁民居，甚至淹没通行道路，这是主管官员应当忧虑的事。如今主管官员既然受限于力量所不能及，又以劳烦百姓为难；樊君却肯捐出自己的钱财，帮助国家主管部门解决急难，拯救百姓于水患之中，也可以说是贤能了。考察三官这一称谓，出自道家学说；道家认为天地水府为三元，能够为人赐福、赦罪、解除灾厄，都以帝君尊称。有的又认为三官起初都是人，且是同胞兄弟，如汉代茅盈一类；这种说法诡异，大概无法弄清。然而百姓所奉祀的神，神灵必定会显灵。正如史书所载，秦代所祭祀的许多神并不合乎常理，却也有光影显现、震动人心的事情，所以能够招致神明昭示。即使古代圣人建立天地山川的祭祀，也都是由人的意愿兴起，大致不过如此。如今三官特别因为出自道家，所以儒者不能理解它的学说。或者说，樊君建造这座庙，是为了给这一方百姓造福，所造的福大概不少。樊君名准，字某，是郾城人。他读书作文，喜爱贤人、礼待士人，又能够约束王国中的各位校官，使他们不敢犯法。汝南士大夫都乐意和他交游。”},{ 《震川集》第十五卷。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第十六卷。明代归有光撰写。记。《重修阙里庙记》〔代作〕。隆庆三年，阙里重修先圣庙落成。某位官员带着书信和礼物赶赴京城，请我为丽牲碑撰写碑记。在此以前，嘉靖四十二年，衍圣公某曾把庙宇倾圮的情况报告给巡抚都御史张某；当时正准备勘察估量，却因经费不足而停止。到了这一年，巡抚都御史姜廷颐、巡按监察御史罗凤翔和周咏，与藩司、臬司诸位官员共同商议，捐出岳祠的香税和司署征收的赎锾，得到一千六百。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采用州县轮番服役的卒役，并由兖州府通判许际可主管工程，知府张文渊时常督察巡视。工程开始于仲夏，到年末便完工。建筑宏丽，规模〔“防橅”二字疑有讹误〕，与从前相比仿佛有所增加。左布政使某、左参政吴承焘、副使吴道防，也都是首先倡议赞助此事的人。先圣孔子生于尼山，在泗水之滨讲学，去世后葬在这里。此地起初名叫阙里，后来也称孔里。先圣去世后，弟子们在他的坟墓旁结庐守墓，不忍离去。鲁人跟随而来、在这里安家的一百多户，鲁国人便世世代代相传，按时节奉祀先圣。各地儒生在这里讲习礼仪，举行乡饮酒礼和大射礼。汉高祖从淮南返回时经过鲁地，曾用太牢祭祀先圣的后裔。人主登封、巡狩时，没有不经过这里并拜祭祠庙的。我太祖高皇帝在海内兴起时，战事还没有平息，便急忙命令遣官致祭，承袭封赐孔子后裔，并修整装饰他的祠庙。历代圣君继承帝位，世世代代不断增修。如今的天子隆庆元年，在正殿传下诏令，派遣官员前往祭告；又亲临太学，亲自举行释奠礼，命儒臣登堂讲学，并对三氏子孙加以赏赐。天下仰慕学问的人，都低声议论、倾心向往这种风尚。圣人的道理，也因此更加光明广大。那么，鲁地的官吏以及在这片土地上任事的人，今年的这项举措，固然是为了恭敬奉祀先圣，也是为了宣扬圣明天子的德意，是不可不记下来的。如今夫子的庙宇和学校遍布天下，即使深山和边远地区，也都知道诵读并奉行他的著作。他在天之灵所能到达的地方，没有一处不到。然而孟子说：“靠近圣人的居处，竟然有这样大的好处。”荀子说：“学习没有比接近圣人本人更便利的。”孔子去世已经数百年了，求学的人到了他的庙堂，看到他的车服和礼器，看见诸生在他的故居演习礼仪，有人流连徘徊而不忍离去；这本来是因为远处的想象，不如近处的瞻仰仰慕来得亲切。或者说，诸位君子知道恭敬奉祀圣人，难道也只是致力于外在的礼仪吗？从前子游听夫子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使唤。” 如果不懂得学习道理，那么施行于喜怒哀乐之中，便没有一件能够合乎准则，必定不能指望安定君上、治理百姓、移风易俗。颜渊问什么是仁，夫子告诉他要克制自己、恢复礼；等到颜渊请问具体条目时，夫子便说：“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做。”以颜子的天资，尚且还请求把这些话作为终身奉行的事情。所以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时，夫子便用夏代的历法、殷代的车子、周代的礼帽和《韶》乐来告诉他。夫子认为，即使是颜子治理天下国家，也不能有一天离开礼乐和法度，这就是“克己复礼”的含义。后世的学者，连自己的视、听、言、动都不能治理，又凭什么说是在学习道理呢？所以，受到圣人感化而有所体会的人，以求仁为最切近；求仁之道，又以学习颜子为最切近。我赞美这项工程的完成，谨将自己听闻的道理加以叙述，用来告诫求学的人。〔此文旧本内未选，今仍保存。〕

译《顾原鲁先生祠记》。前元朝末年，昆山有一位隐士，名叫顾原鲁先生，居住在海滨，读书学道，不求当时闻名。他端坐在一间屋里，凭几而坐；两臂所倚之处，遗迹依然宛然可见，亲手批注经史。后来他的家人害怕招致祸患，把这些东西全都烧毁，没有流传下来。然而海滨的父老直到今天还能够讲述他的事迹。传了四代，到他的孙子顾启明，现为太仓人，后来稍稍迁居到郡城。他有个儿子叫存仁，中进士，任礼科给事中，得以追赠封号给他的父亲。不久因议论政事触犯圣旨，被贬居庸关外，过了很久才得以回来。吴给事被罢职后，居家尤其喜欢考订评论先世的事迹。郡太守历下金侯，很采纳父老的说法，又认为封君敦厚崇尚诚实朴素，足以教化激励末世的风俗，于是发文命令在郡学中列入祠祀，像州里的乡贤祠一样；又在齐门外卧佛寺东侧建祠，把封君作为从祀之人，以为那里靠近他的家，可以在每年按时举行祭祀。给事认为我完全知道事情的始末，请我写下这篇记。我想，古人遭逢时势，辅佐君主建立功业，功绩施及天下，名声流传在史册上，后世所称述的，往往就是这类人。至于隐居山林、幽静栖身的士人，即使长期离去不返，也一定因为当时君主求贤若渴，征召贤士的礼物车马和玉帛来到山丘园林，世人这才得以称述他们的姓名。至于许由、卞随、务光这一类人，竟然同君主互相谦让天下，他们的事迹当然应当显赫明著。可是谷口的郑子真、蜀地的严君平，都修养自身以求自保；扬雄年轻时曾跟随严君平游学，后来到京师做官，显扬名声，朝廷中任职的人多次称说这两个人，所以他们能够在岩石下面耕作，而名声震动京师。由此说来，如果不是这几个人，虽然终身埋没，也不会有名声。又有与此不同的情形：古代君子修养自身、学习道术，宁可在江海之滨憔悴困苦，也不顾念世俗。他们并不是有求于世间的人，然而越是简约隐退，名声反而越显著；越是隐晦不彰，声名反而越显扬；他们逃避名声，名声却跟随他们。传记中所记载的，数不胜数。不向世间求取名声，而世间也不能不知晓他们，这又何必一定要有所等待呢？原鲁先生死在海滨，直到今天已经二百年了，他隐晦的德行才得以显扬，那么修养德行、磨砺操守的士人，又何必忧虑后世不能听闻自己的名声呢？郡太守表彰他的用意实在深远。祠堂总共包括正堂、寝堂、两廊、门等若干楹，始建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某日，因此作记。常熟县赵段圩堤记 虞山脚下有一个湖泊，名叫尚湖，水势湍急猛烈，堤岸容易崩塌，湖边的人不能把那里开垦成田，往往只好放弃田地逃走。有司每年向其他百姓征收这里的赋税，而赵段圩位于湖的西北面，地势尤其低洼，所受水患最为严重。宋元时期原本有堤，废弃已经很久了。前任县令兰君曾经兴工修筑，弘治年间又被大水淹没。嘉靖丁酉年，我的族人雷占把那里作为自己的产业，倾尽资财修筑堤坝。堤坝建成后，淤泥填成的土地全都变成肥沃的良田，于是请我写记。唉！自从井田、牧地、沟渠的制度废弃以后，百姓用来维持衣食的土地被丢弃在荒草之间的，哪里数得清？有司拘泥于因循积习的说法，把天地间巨大的利益弃置不顾，使百姓愁苦哀号，连寻常几尺之地都难以立足；他们往往拱手旁观，不能提出一个主意，却徒然说从三代直到今天，凡是已经废弃的都不可能恢复。我怀疑这种说法已经很久了。看看雷占所做的事，他出力很容易办成，而功效又十分明显；然而换了几十任县令，只有兰侯能够做到。等到兰侯的事业败坏以后，又过了四十多年，那里成了沼泽地，却没有人过问，这是为什么？天下的事情，难道不都是由人来做吗？事情虽小而不可不记的，正是这一类。

译唐行镇免除役夫记 苏州到松江，从姑苏驿经过吴江境内，共有四个驿站才到达这里，这是驿道。另有一条路，从娄门向东沿娄江而行，又向东南转入黄浦，再向西走，这是沿海的道路。出了葑门向东走，就在湖泊和泖泽之间通行；要避开湖泖的险阻，大多从吴淞江向南出大盈浦，经过唐行镇。过去官船牵挽时，役使各州县的民夫，唐行的民夫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被征发。官船所经过的地方，无论早晚都追赶呼叫，沿途百姓的市镇几乎没有安宁；在风尘、雨雪中冻饿僵死的人接连不断。太守临安方侯知道这对百姓不便，依据法令加以废止免除。镇上的父老相继前来，请求把这件事刻在石碑上。有人认为，贤明的太守奉行朝廷的条教，在千里之内负有如父母般治理百姓、作为师帅的责任；何况如今朝廷上有繁重的赋税征敛，外有蛮夷之事。太守任职以来，声望和风采日益更新，施行惠民利民的政事，家家都有听闻，各县也都有记述；应当还有特别卓越的大事，像这样的事情将多得写不完。不过，那些人也知道父老的心意吗？政事给百姓造成不便，无论大小，就像人身上有病，只有病人自己最清楚；医生能够治疗它，也只有病人之后才知道医生的恩德。如果是这样，那么父老对于方侯的感情就深厚极了。我又因此感叹我们吴中的风俗仁厚驯良，稍稍用恩惠温暖他们，他们就如此容易感动。国家的威势震动海外，有时也有地方风俗强悍的，稍不如意便喧闹相聚而起事；有司不敢惊扰，只能安抚罢了。过去大农因为经费不足，督促天下的赋税官吏，官吏便借机谋取奸利；吴地百姓的父子兄弟成批死在鞭打之下，却没有产生痛恨怨愤之心。由此可知天下如果发生变乱，吴民一定不敢作乱，因为他们爱戴君上，能够忍受屈辱而且容易役使。那些不防备这一点，反而放纵自己肆意横行的人，又是什么心思呢？吴郡丞永康徐侯署理昆山县惠政记。从前永康徐公治理吴郡，正值武宗皇帝末年，叛逆藩王突然发动叛乱，京畿骚动，皇帝南行。吴江是南方的重要郡县，调集兵员粮食，修筑城防、储备物资，等待皇帝车驾到来。徐公不动声色，郡中安然无事。徐公施行宽大仁厚的政务。此前任期已满应当调任，吏民上书请求挽留，皇帝下诏让他以河南右参政的身份重新治理本郡，近世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后来升任江西左参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徐公离开吴郡三十多年后，他的曾孙徐丞侯以太子家令簿的身份出任吴郡判官，清廉之名在郡中广为流传。任满一年后又升任现在的官职。当时东南有倭寇警报，徐侯治理一切海防事务，都有防御遏制的办法，海面没有发生动乱。所属各县有县令缺任时，徐侯总是出巡查看，所到之处安抚百姓；近的一个月，远的一年，百姓没有不怀念爱戴他的。郡中有七个县，徐侯大概已经走遍其中五个。前年冬天到昆山，直到次年暮春才回郡，又因公务多次进入郡城，并不专门居住在县里。他施行于百姓身上、可以作为官吏效法的事情，往往都值得记述。库子是管理县府仓库、为县令掌管储藏的人，过去查核时常常造成扰乱，不廉洁时耗费不计其数。徐侯任职时一分一毫也不取，百姓于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差役。白银火耗一两，折算损耗多至三分；徐侯把京库折收白银、轻装运送凤阳马役、解送京库盐钞、练兵义役等事项，按数额相互调剂，取其中适当的数目，确定为一分。除粮长解送运输之外，又有小差等额外征收的费用，全部命令免除。火耗、小差和羡余，总数不下千计；属吏报告说这些本应是他们所得，徐侯却丝毫不徇私。过去粮长解送时，官府关起门来暗中决定数额，有时贫富之间并不相称，富人能够设法免除，穷人却倾家荡产；数额一经确定，便没有地方再申诉。徐侯把他们全都召到公堂，使他们彼此举证、共同核定应缴等级，一个晚上就决定下来，没有人不心悦诚服。至于催征赋税的祸害，百姓成批死在杖打之下，数也数不清。等到徐侯到任，县衙寂静无声，听不到鞭打的声音，而赋税也自然办妥了。他又捐出俸禄，帮助修缮倾塌破败的学宫和各处神祠，其中许多支出都超出了法令规定。大体说来，吴民赋税徭役繁多，自古以来就以此为患；曾经多次改变制度，弊病却日益增多。有见识的人认为，问题不在法令，而在官吏不廉洁。官吏廉洁了，即使法令尚未尽善，也可以没有弊病。像徐侯这样查核仓役、公平拨解、减少火耗、免除小差，推而广之实行这一类办法，百姓没有不苏醒复苏的。我想到从前工部徐公以仁惠安抚吴地，吴民直到今天还思念他。如今见到徐侯到来，就像徐公重新回来一样。徐侯接续甘棠遗爱的事业，难道看见他所停留过的地方，反而忍心砍伐摧残他的遗民吗？《诗经》说：‘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君子，我要像召公那样。’ 由此可知，古代封建世家的事业，直到今天仍没有不能实行的。晋代周访三代都任益州刺史，四十多年间，功名显著于宁州、益州。徐侯年纪正盛，而所受任用日益隆重，必定能够光大前人的功业。我们吴地百姓的依靠将会长久。徐侯回到郡中时，国学进士陈志道等二十四人共同列述他的事迹，请我记下。我固然因为徐侯对我们同道之人恭敬和顺，有爱护他人、礼贤下士的风范；但实际上是顺应百姓的意愿，并不是出于私心。借此告诉后来治理地方的人。【本文参用常熟本】昆山县新建仓库记 昆山旧有玉峰仓，在西门之外，漕运粮食都积存在那里。每年税粮收入后，漕运士卒都到这里领取交兑，民间称为西仓。济农仓在南门之内，常平仓粮储存在那里，按照每年的丰歉来决定发放和收敛，百姓称为南仓。县志说：这两座仓库大概是巡抚周文襄公改建创设的。然而济农仓的仓廒已经空置很久了。前些时候有倭寇警报，于是把城西的积粮归入那里，济农仓遂改为玉峰仓。鹤庆彭侯以进士身份任昆山县知县，因循旧仓的地基加以扩大拓展，向东直到公馆若干步，开始设置粮囷仓廪，结果引发了火灾。于是吸取以前的教训，兴建新仓，中间设置官府防守的设施，左右两边相对排列，共有若干楹。一年四十一万四千五百石的粮食，全都储藏在这里。这样一个小县，可以说仓粮堆积如茨、如梁、如坻、如京了。这项工程，按照掌管税粮的百姓各自掌管数量的多少，分别摊派劳役，因此上面不耗费官府的钱，下边也不牵累百姓。十天左右工程就宣告完成，观看的人都感叹不已，认为彭侯才能敏捷，而我们百姓又容易役使。如此看来，古代设置城墙、仓库和粮廒，原本就是用来应对年岁的丰歉，供给万民粮食，等待施行恩惠、救济困难，赡养孤儿老人罢了。国家沿用前代常平仓、义仓的制度，形成四仓的建制；历代经营预备，见于诏书的多得数不清。然而这些制度因循废坏已经很久，彭侯承接兵乱灾荒之后，诏书催促办理义仓事务，不得不先处理公家的紧急事项；他虽然有爱民之心，大概也没有来得及顾及这件事。但济农仓这个名称不能埋没，所以一并记下。彭侯名富，任县令时清慎勤勉，办事敏捷，仅从这件事也可以大致看出他的才能。这一年是嘉靖四十三年，岁次甲子，某月某日，仓库建成；九月某日记。

译长兴县令题名记 长兴成为县始于晋太康三年，最初名叫长城。唐武德四年、五年为绥州、雉州，武德七年又恢复为长城。梁开平元年改为长兴。元元贞二年，县升为州。洪武二年又恢复为县。长兴县曾经隶属于吴兴，隋开皇、仁寿年间一再隶属于我们苏州。丁酉年，国兵攻克长兴，耿侯以元帅身份在这里开府治理十多年。吴地平定以后，耿侯才离去，长兴又专门作为县，直到现在已经若干年了。追溯长兴县最初建立为长城，已有若干年；长城改为长兴，又有若干年。过去没有题名碑，我开始考查地图和地方志，把洪武以来任县令的人列在上面。唉！那些接受治理百里之地任命的人，他们的志向也想有所施于百姓，不辜负一时的委任，其中大概有不少人；可是由于文字残缺散失，后来世人就看不见他们了。幸而保存下来的，记载也很简略，实在令人感慨。况且他们流传于后世的情形既然如此，那么当时的是非毁誉，又哪里全都出自三代那样秉持直道的百姓呢？士人发愤修习先圣之道，如果最终不为世人所知，也就算了。我写下这些，是认为后来承接前人的人，本来就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并不是认为前人想要在今天求得自己的姓名显扬。太仆寺新立题名记 太仆寺在秦汉时期都掌管车马，天子出行时负责奉驾、排列卤簿；使用大驾时掌握驾驭之事。它的属官中有龙马五监，边郡有六牧，凡是马匹的事务没有不统辖的。汉代以后，主管的官职大体没有不同。国家自洪武六年确定制度，独自在滁州设置太仆寺，才撤去奉车的职掌，专门掌管马匹事务。洪武三十年设置行太仆寺，永乐初年把北平行太仆寺改为北京行太仆寺，永乐十八年特意称为太仆寺，洪熙初年又称北京，正统元年才确定称为太仆寺。太仆寺设卿一人、少卿一人、丞十二人。历代相承，时有增减；到隆庆己巳年，员额为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管的有验烙、巡牧、劳逸久暂、仓库、京营、按年月轮番代替等事。我刚到任时，对这些事大加推究，发现这并不是最初立法的本意，而是因循废弛造成的。于是分条上奏，大略说：旧制设置少卿二人，一人巡查京营及各边骑操的马，一人巡查京城附近州县寄养的马，都奉诏按年轮换。寺丞十二人，分管京畿八府、山东、河南的马匹。后来又增加少卿一人，把丞减少为六人。如今又把丞官裁空了一半，丞官太少，不足以轮流办理事务，而且还在其中苟且偷安；请求加重三名丞官的选任，使他们同少卿一样协同办事，以均衡劳逸、加强责任。又，验烙和发放寄养马匹本来不是两件事，旧制中巡查、验看都归一名卿官掌管；现在想让两名少卿分掌此事，也像两名丞官分东西管理一样，兼管验马和寄养，各由丞官辅佐。春秋两季的仲月、季月，一并把近京州县送来的马匹发放出去，这是便利之一；都城防务辐辏，可以免除拥挤聚集，这是便利之二；国门严肃，可以暗中杜绝喧闹，这是便利之三；两位卿官分别管辖，事情减半而功效加倍，这是便利之四；卿官巡查不到的地方，由寺丞分任，这是便利之五；遇到缓急事务，可以就近调换，这是便利之六；上面免除入朝参见，下面免去交相托付，可以竭尽力量办理王事，这是便利之七；营军和养马户亲自相互交接，游商和奸猾胥吏不能从中逃避，这是便利之八。奏章上报天子，天子把奏章交给兵部复议，批答准许。于是验马和巡牧一并实行，卿官、丞官相配辅佐，载入正式法令。我又因为寺院房屋破败，奏请全部翻修。按照旧例，各省寺院都有题名碑，最初由卿官邵康僖公锐、张公舜臣重新立石。如今年代久远，石碑已经没有空隙刻写，于是李君义起和簿书应崇元愿意捐出资财，立一块新的坚固石碑；丞官张君进思、郎官君大伦、王君淑都说：‘幸而今天我们正名之后，已经和各位卿官同等，也请把名字立在石碑上。’ 于是大家相继请我写下这篇记。我私下认为，圣明天子改元革新的时候，普遍振作兴办事业，扩大言路，告诫整饬群臣，百事都得到振兴；而我这个微臣稍稍分条上奏一两件事，诏书没有不答应的。这正是我们臣子一心精诚，早晚不懈怠，用来帮助成就圣德圣意、兴起万世太平的事情。近来灾害流行，大江南北，河流海潮呼啸泛滥；京畿和边关，雨雹遍地。雨、水、冰、雹都是阴象，它们的应验主张战争在郊野发生、盗贼在乡里兴兵的征兆。我们职掌军队和马苑，而国家的马匹受到损耗，武备衰退减弱，我们所负的责任尤其重大。况且三关九塞，是使用马匹的地方；京畿州邑，是牧养马匹的地方；大江南北，是财赋之区，也是产驹养马的地方。因此验烙马匹就忧虑：种马不能生驹，寓兵于农的兵政，如何恢复祖宗初年的额数？巡牧就忧虑：牧养刍秣不是合适的人负责，遇到缓急时作为储备，如何抵御匈奴的长处？京营就忧虑：四匹骊马不能相配，如何安定拥有百二山河的神州？仓库就忧虑：九年储蓄尚未充足，如何防备边疆极其紧急的危难？自古太仆卿位列九卿，国家虽然撤去了奉车之职，使他稍稍远离亲近之位，但任命却更加专一而重大。如今正处在因循积弊之后，尤其有许多困难。何况现在官署和官职都发生重大变化，正在革新；我们这些列名于题名碑上的人，难道可以不思考怎样协同自己的心力，恭敬奉行圣明天子的制度吗？臣某叩首谨记。

译长兴县城隍神灵应记 凡是其他郡县的城隍神，百姓奔走举行赛会祭祀，特别兴盛；长兴却不是这样。我到这里那天，神像剥落，侍从跛足斜倚，祠门设在墙边外面；右边就是厕所，前任官府每月初一、十五来一次，从来没有过问。然而神像庄严地安居在那里，没有淫秽亵渎之事，所以我认为长兴城隍神的尊贵独胜其他县。我很是修葺神居的破坏处，重新彩绘装饰神像，清除前面的污秽。然而神像格外高大华美、尊严庄重，像一位君王。祠前有两株古柏，苍翠挺直，十分可爱。左边一株向右扭曲，像绞索一样，更为奇特，确实是神灵栖息之地。我在县里多次审决重大案件，每当心中开朗，往往好像是神有所告知。每当乡里有奸恶之事，总是很快败露，所以我对于侍奉神灵尤其敬畏。大旱，从五月一直到六月没有下雨。县中有方山，从太湖西南望去，最为雄伟高峻。山上有黑龙湫，冬夏水都不枯竭。百姓说过去祈雨多有应验，我于是前往山下想登山，百姓都叩头说山路险峻不可登；以前来这里祈雨的人，都只是遥望祭祀，没有登上去的。我说：‘我是为祈雨而来，害怕险阻就不是诚心。’又说：‘烈日炎炎，没有草木遮蔽，徒步上下将近三四十里，受暑气侵袭，无法登山。’ 我说：‘我是为祈雨而来，害怕中暑就不是诚心。’于是披荆斩棘前行，有的侧面小路仅能容下一只脚，经过小龙洞。洞中也有一处湫水，再向上才到大龙洞。两块石头上面合拢、下面张开，像佛龛一样，高约四五丈。湫水宽几尺，其中十分清凉。于是我拜祭，忽然有东西在祭桌之间蜿蜒。山势更加高峻后，便完全看见阳羡诸山涌出，像层层波涛；向东北望太湖，像一面镜子，隐约可以看见姑苏的台阁。下山时正值盛暑烈日，天空没有一丝云；回到神前拜谢，并献上从龙洞取来的水。刚走出庙门，大雨倾盆而下，四境都得到滋润，满眼都是绿色田野，万人欢呼，认为神的报答如同回声一样迅速。到了秋季中间又发生旱灾，我再次到山上祈祷，下到半山便下雨；虽然不能像上次那样润泽充足，但黑云浓重，四野不时有雨降下，这一年终于免除了旱灾。等到我改任官职将要离开县城时，第二天准备向神辞行，前一夜梦见神对我说：‘我的衣服和胡靴破旧了，又没有船。’当时我正在绘制神像，大概是泥水匠因为神像下半身接近几案，便仍旧沿用以前模糊破旧的样子，以为我看不见。到天明我问道士，果然如此。又因为我们家乡的神祠上常常有彩船悬挂在梁上，我问这座神庙为什么不像我们苏州那样悬挂彩船？道士回答说：‘过去本来有，现在坏了，所以没有悬挂。’我于是捐出钱财，让人重新彩绘神像下半身，并悬挂彩船。我不久前往临安，而郡丞中有憎恶我的人，设法得到县印，当天就带着两艘戈船冒着风雨，夜里到达县城，想搜罗罪证来治我的罪，见到人就鞭打掠夺，县中大为惊恐。有一天，郡丞忽然梦见神指着他的胸口；第二天他的胸口便生出毒疮，死了。我想在庙中刻石记事，后来因出行没有办成。自从离开县城，我常常在心中想念它。唉！假使人人都能任意施展一时的凶暴来害人，那么人道就灭亡了。幸亏神明如此昭然显现，君子坚守道义、遵循事理，在世道汹涌之中，大概也还有所凭恃吧？我写完这篇记，于是把它留给后来的继任者；如果有人与我志趣相同，一定要在祠下刻石，以彰显神灵的应验。张氏女贞节记 张氏女子是湖州归安人，为都御史孟介的孙女、瑞州通判弘裕的女儿。年少时许配给乌程县学生严大临；严大临是工部尚书严震直的曾孙。嘉靖七年，严大临以儒生身份参加浙江乡试后回来，染上疾病。第二年病势加重，已经将死，瑞州通判往来诊视，把情况回去告诉妻子。张氏听说后，闭门把平时制作的女红全部收拾起来，把所有准备装送的衣物都烧掉。家人看见闺房中起火，惊问原因。张氏说：‘我已经用不上这些东西了。’话传出去后，严氏的婆婆派老妇人前去察看。张氏私下对老妇人说：‘他的病无法医治，我应当回到你们家，直到我死去罢了。’公婆受到感动，派人前去迎接她。她的父母认为这事为难。湖州太守梁君、县令戚君认为她的义行高尚，都写信给瑞州通判，劝他成全这件美事。但严大临已经去世，张氏穿着丧服前去哭祭他，于是住在偏房，再也没有离开。当时严大临二十岁，张氏十九岁。严氏于是为严大临置立后嗣，等后嗣长大娶妻后，嗣子也去世了，于是婆媳二人相互守着，归于严氏家。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张氏五十四岁了。我过去曾经写过议论，认为女子尚未嫁人，便为未婚夫守死，或者终身不再改嫁，并不是先王的礼制。曾子问道：‘婚礼已经交纳聘礼，选定了吉日，女婿的父母去世了，那么该怎么办？’孔子说：‘女婿的父母已经下葬，他派人向女方家说明：“某人的儿子遭逢父母之丧，不能继续成为兄弟，因此派我来告知。”女方家答应了，却不敢嫁女。女婿服丧期满，女方父母派人请女婿；如果女婿不娶，女方随后再嫁他人，这是合乎礼的。意思是女婿服丧期满而不娶，女方就可以出嫁。’曾子说：‘女子还没有到宗庙拜见祖先就死了，该怎么办？’孔子说：‘不把她迁入夫家祖庙，不附祭于婆婆，不执丧杖，不穿粗恶丧服，不居丧次，把她送回女方家族的墓地安葬，表示她还没有成为妇人。还没有成为妇人，就仍然没有系属于丈夫。先王施行中庸的教化，是向人们表明合乎人情、可以遵循的道理。女子已经许配给人，女婿服丧期满而不娶，她就可以改嫁；还没有到宗庙拜见就死了，就归葬到女方家族。至于没有说女婿死后女子可以改嫁，是因为这是曾子没有必要再问的事。虽然如此，礼制是用来引导天下人实行中正之道的，而人的高明性情有时会超出通常人情之外；这是贤者、智者的过人之处，也是圣人不加禁止的。世道教化日益衰败，放纵人的欲望、毁灭天理的事情，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如果有人一反常态采取奇特的行为，即使不符合礼制，难道不也是君子所乐于称道的吗？微子、箕子、比干三人，同为纣王的近亲，他们各自所采取的处置方式未必相同，但孔子都称他们为仁人。至于伯夷、叔齐，舍弃孤竹国的封爵，隐居在首阳山，没有在朝廷担任禄位；他们在君臣大义上的名分也很微薄，却以吃周朝的粮食为可耻，最后因此而死，孔子也称他们为仁人。唉！世上评论人物的人，也不过是取法于孔子罢了。

译吴山图记 吴县、长洲两县都在郡治所在地，分别划定境界进行治理。郡西的群山，都在吴县境内。其中最高的有穹窿山、阳山、邓尉山、西脊山、铜井山；灵岩山上有吴国的旧宫，还留有西施的遗迹。至于虎丘、剑池以及天平山、尚方山、支硎山，都是名胜之地。而太湖浩瀚无边，方圆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座山峰沉浸在湖水之间，是天下奇观。我的同年朋友魏君用晦任吴县县令，不到三年，便因考绩优异被召入朝廷任给事中。他任县令时，对百姓有惠爱之情，百姓挽留他却不能成功，而他也不忍舍弃百姓。因此好事者绘制《吴山图》来赠送给他。县令对于百姓，确实责任重大。县令确实贤明，那么当地的山川草木也受到他的恩泽而显得荣盛；县令确实不贤，那么当地的山川草木也受到他的祸害而蒙受耻辱。魏君对于吴地的山川，大概增添了它们的分量。日后我们的百姓将在山岩峰峦之间选择胜景，在佛寺、道观中为他立祠祭祀，本来就是应当的。但魏君已经离开吴县了，又为什么还对这些山如此依恋呢？过去苏轼称说韩魏公离开黄州四十多年仍思念不忘，甚至写成《思黄州诗》，苏轼又让黄州人把诗刻在石上；由此才知道，贤人在他所到之地，不仅使当地人不能忘记他，他自己也不能忘记当地人。魏君如今离开吴县已经三年了，有一天与我一同在内廷，拿出这幅图来，展开观赏，叹息不已，于是命令我写下这篇记。唉！魏君对我们吴地的情意如此深厚，怎么能让我们的百姓忘记他呢？光禄署丞孟君疏浚河道记 吴淞江承接太湖之水，曲折向东流下，三百里后入海。江两旁的浦汊像百足一样分布；江水从甫里转向北流，到达昆山全吴乡。向东有渚浦，又有帆归浦，斜着转向南流入渚浦。江水又向东流，而从浦汊南面流出的水道，向东有张浦，又向东有顾仙浦，又向东有诸天浦，又向东有同邱浦，又向东有新塘，都向南流入渚浦。像塘、溇、泾、浜一类，凡是在这些水道之间的，都是光禄署丞孟君在他乡里疏浚的水道。这是吴淞江东南岸的土地；从新塘向东，江水又向南转，就不是孟君的乡里了。孟君居家时崇尚义举，每年捐资为百姓兴办有利之事。到这次大旱，又捐出资财，把他乡里所有的水道全部疏浚。当时县中百姓告饥，唯独全吴乡的一半地区获得丰收。他的父老感念孟君的义举，请我记述此事。三吴处在江海交界，群山的水又奔流汇注其中，形成大水泽，这就是所谓太湖。太湖分流奔涌而出，汇入大海。如果依靠人力开沟、筑堤、疏导，就没有不能耕种的田地，水旱也不能造成祸害。大概湖水从西向下流，海潮从东向上涌，清流不能胜过浑浊泥沙的淤积，所以水道一天也不能不疏浚。嘉靖初年，朝廷曾经派大臣来治理，至今四十年却没有再治理。古代三江中的两条已经无法考察，如今只有吴淞江向上承接太湖之水。古代江面狭窄处还宽达二里，如今自下驾以来，仅仅像一条线；茭白、蒲草、芦苇生长其中，下游入海的水口也不再畅通。千墩、新洋、黄浦都是乱流，水道怎么能够顺畅呢？所以吴淞江两侧向东的浦汊，只能看见止水中积满水藻；姑苏以东、秀州以北百里之间，田地都不能耕种。我恐怕再过几年，吴淞江日益向西干涸，而湖水更加横流，东南百姓将没有粮食吃。孟君居住在一个乡里，能够兴办本乡的水利，那么那些接受地方长官重任的人，难道唯独可以推辞自己的责任吗？孟君名绍曾，字守约，以太学上舍身份任大官丞。他所疏浚的河道共有三十四条，长二万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用工四万九千六百个，耗用粮食十三万九千觔。因此刻石以告知后来的人。松云庵杨主簿墓田碑记 苍梧杨君际可凭岁贡进入太学，回来后调任长兴县主簿。他为人高洁简朴，每天闭门吟诵，有崔斯立的风度。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到任，五年后的正月二十一日去世。苍梧距离长兴数千里，杨君又没有儿子。当时南海刘君介龄任县令，怜悯他路途遥远、丧事不能归乡，便把他葬在城西二里五峰山的山麓。又置办祭田，让松云庵的僧人守护。等我到县里，杨君的家人流寓在这里，和僧人争夺田地。我认为刘君本来设置祭田，是为了守护杨君的坟墓；如果杨君家人得到这块田，也可能把它卖掉。查问此事，果然有人谋划夺取这块田，于是判决把田归还僧家，以继承刘君的志愿，并命令刻在石上，使之永久流传。张氏女子神异记 嘉靖甲辰年夏五月，安亭镇有一位张氏女子，十九岁。她的婆婆胁迫凌辱她，想同她做淫乱之事，她不从；夜里一群盗贼在房屋中杀死她，又放火焚烧尸体。忽然天风反转，把火扑灭；盗贼一起抬尸想投入火中，尸体却像数块石头一样沉重，没有人能够抬动。事情发生前三天，县中原有贞烈庙；庙旁的人听见鼓乐从天上而来，火从柱子中冒出，轰轰作响。县令亲自前往祭拜。当时大旱三个月没有下雨，士大夫哀悼祭祀完毕，大雨倾盆而下。盗贼仰天跪拜，忽然两腋流血。县令命令把婆婆的尸体暴露在坛上，禁止她家收殓。她家夜里把尸体收走，雷雹突然猛烈降下，几百个鬼魂啾啾叫着一同追赶，他们于是丢弃尸体逃走。等到官府奉檄打开查看时，女子的尸体在暑热中经过三个月仍未腐烂，僵直躺着，皮肤肌肉还像活人一样；颈部和胁部有两个创口，流着血沫。仵作吐着舌头说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唉，实在奇异啊！看古代传记所记载的忠臣烈士之事，多有神奇现象；如今亲眼见到，更加相信了。由此知道节操义行受到上天护佑，然而上天不能护佑他们，使他们一定不遭受伤害，这是为什么呢？真令人悲痛。《震川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十七 明代归有光撰 记

译世美堂后记 我妻子的曾祖父王翁名致谦，是宋丞相魏公的后代，从大名迁到宛丘，后来又迁到余姚。元至顺年间，有人在平江做官，于是全家定居昆山南戴，所以县里人称他们为南戴王氏。王翁为人豪迈奇伟，吏部左侍郎叶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都是一时有名有德的人，彼此友善，又结为姻亲。成化初年，在安亭江边修建百楹房屋，厅堂宽宏开阔，极尽幽静雅致，题匾为‘世美堂’。明代杨太史守阯为它写过记。嘉靖年间，王翁的曾孙某人因为拖欠官府财物，把房屋卖给别人，正好我在堂中读书。我妻子说：‘你在这里，不能让人顿时产生黍离之悲。’我听后已经很悲伤，但也很爱这里清闲幽静、可以避开世俗喧嚣。于是筹划抵押金钱来偿还欠款；卖房所得不够，就每年抵押借贷，五六年后才完全偿清房价。安亭风俗鄙陋，土地又贫瘠，起初县里人争相用不利的说法阻止我；我便称引孙叔敖请求把寝丘作为封地、韩献子迁居新田的事来说明，众人没有不笑我的。我在家事方面从来不加以计较，我妻子最终也从不因家中有无而告诉我，只是督促童仆开垦荒地。每年苦于旱灾，唯独这里有收成；每当稻谷成熟，先用它酿成酒浆供给我的父母，然后才敢自己饮酒。收获到大麦、小麦，就用来制作供给岳父岳母的美食酱料；于是无论烹调饮食、祭祀、招待宾客、婚姻礼仪、赠送馈遗，都没有缺失。没有依靠的姊妹，全都来归依这里。四方来的求学者，住宿和粮食供给没有不得其所的。有人遭逢忧患、心中不自得，始终默默无言，从不向人诉说。因为我喜爱书籍，所以家中有零散残缺的篇章文牍，她总是让乡里的老妇人到处访求，终于置办书籍不下数千卷。庚戌年，我科举落第，走出都城，沿陆路十天才到家；当时芍药花开得正盛，我妻子备好酒为我慰劳，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遗憾。我说：‘正要和你一起到鹿门采药，有什么可遗憾的？’长沙张文隐公去世，我悲痛哭泣，我妻子也流泪说：‘世上已经没有了解你的人了，可是张公辜负了你。’辛亥年五月最后一天，我妻子去世，正是张文隐公去世的第二年。三年以后，倭寇侵犯境内，有一天抄掠这里多次，但住宅没有毁坏，堂中的书也安然无恙；然而我于是住到县城里，每年只来一两次。辛酉年清明日，我带着儿子、儿媳来祭扫，留下来修缮破败之处，住了很久仍不离去。有一天，父亲安闲地坐在堂中，凄然对我说：‘她的居室还在，她本人却亡故了，我想念你的妻子啊。’我退下后对此十分悲伤，于是叙述这件事，写成《世美堂后记》。重修承志堂记 我家过去在宣化里的住宅，连我的祖父也不知道它最初是什么时候建的。只听说高祖父在成化初年开始创建承志堂，当时祖父还刚刚换牙。上梁那天，有两只鹤飞来停在梁上，观看的人有一千，都认为这是吉祥长寿的征兆。祖父做太常卿夏公的孙女婿，夏公亲自题写匾额‘承志堂’。后来高祖父又在须浦之上另建住宅。我出生那年，高祖父梦见有人对他说：‘您为什么不修建高玄嘉庆堂呢？’高祖父醒来后高兴地说：‘城中一定会得到孙子了。’所谓城中，指的就是现在祖父居住的旧宅。后来我和长兄都出生了，高祖父于是第二年在须浦建堂，请顾太史九和为它写记。然而我的祖父仍然自己居住在城中。此前堂前曾经有彩虹升起直达天空，祖父又开辟西园，喜欢种植蔷薇。须浦建堂的前一年春天，花开得很盛，花中又有花蕊形成重叠的楼阁状花朵，满架周围都是，五彩灿烂，是从未有过的景象。西园南边有一口井，即使大旱也不枯竭，人们又认为井水甘美，能够增益人的寿命。因此祖父、伯父以及先父都享有高寿。隆庆二年，我从吴中回来，便回到旧宅，支撑倾斜倒塌的房屋，修补破漏之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第二年二月，才恢复到往日的景观。欧阳公题写王太师画像时说：‘画像已经有一百年，修好它又可以再保存一百年。’我修缮这座堂，也认为它还可以延续一百年。只是年年过去，岁月流逝，我的德行和事业却没有声闻，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副合前人命名这座堂的志意。况且距离我的祖父、父亲去世还不到十年，依依仰望他们的遗风，哪里承受得了这种惊惧悲怆的感情呢？重建承志堂左右夹室记 我修缮承志堂以后，左右两室已经破坏得无法支撑，便拆除重建。左室原是我祖父为伯父和先父请老师朋友讲习的地方。当时王汝砺先生居于师席，朱布政观、张佥宪寛都跟随王先生学习，后来二位又轮流担任伯父和先父的老师。当时与先父同学的人，后来往往也有显贵的。此后伯父又在这间屋里授徒，如今我也正和求学者讲论六艺，以继承先人的事业，所以把左室命名为“论室”。右室则是我先父喜欢接济贫困士人的地方。故友张自新，字子宾，曾借此授徒，先父为他供给馆谷，终年不厌倦。子宾虽然已经去世，但当年跟随他学习的人，如沈孝犹，还来同我交游，能够谈说少年时代的事情；又因为这里是先父以宾客之礼接待贤士的地方，所以把右室命名为“宾室”。只是我做官没有成功，年老而贫困，没有古人开府节镇那样的荣耀富贵，如今却妄自改建此堂，这正是我已经建成却感到惭愧叹息的原因。《陶庵记》我年轻时喜欢读司马子长的书，见他感慨激烈、愤懑不平的气势勃然涌出，不能自我抑制，便认为君子立身处世，衡量轻重的准则常常掌握在自己手中，决不应因一时所遭遇的处境而随之升降迁徙。假如不幸处于困厄之中，那么用来平定心志、怡悦性情，也一定有自己的方法，怎么会像街巷中的小人一样，稍有不如意，悲伤怨恨、憔悴不堪的神色便流露在眉眼之间呢？孔子多次赞美颜渊，却责备子路容易发怒，可见自古以来难得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了。后来我读陶渊明的文集，看到他的文章平淡冲和、潇洒脱俗，悠然超出得失祸福之外，不仅不被困穷所困，反而把困穷当作快乐。百代之后，吟诵他的文辞，心中融融然，尘滓俗垢也仿佛一同消融，这确实是古代善于处困穷的人。推究陶渊明的道理，可以进入孔氏的门径；可是世上的评论者只把他处在元熙改朝换代之际看作大节，却没有注意到他安于命运、乐于天道的实质。困穷的痛苦逼迫于外，饥寒刺痛肌肤，而他的性情却不受扰乱，那么晋宋之间的纷争，在他看来真如蚍蜉聚散一般。过去虞伯生仰慕陶渊明，把他同邵子并列，我不敢奢望达到邵子的境界，却独独喜爱陶渊明。我又是当今的困穷之人，便把自己的屋子题名为“陶庵”。

译《畏垒亭记》从昆山城沿水路行七十里，有个地方叫安亭，在吴淞江旁边。大概图志中有安亭江，如今已经看不见了。这里土地贫瘠，风俗浅薄，县里人都争相抛弃它。我的妻家住在那里，我却独自喜爱宅院中幽静清雅的环境。壬寅年，我在这里读书。宅院西面有一口清池，古树旁堆石成山，山上有亭子。登亭远望，隐隐可以看见吴淞江环绕其间，东风吹来时，帆船常常从荒墟和树梢之间驶过。华亭九峰、青龙镇的古刹和佛塔，都正对着亭子。亭子原来没有名字，我开始把它命名为“畏垒”。庄子说，庚桑楚得到老聃的道，住在畏垒山中；他的臣属中显露才智的人离开了，婢妾中表现仁爱的人也远离了他。他只同那些形体臃肿的人居住，让那些忙碌笨拙的人供他役使。三年以后，畏垒大丰收，畏垒的百姓立尸像祭祀他，把他当作土地神和谷神来祭祀。我住在这里，整天闭门不出。有两三个朋友有时从远方来，我们便一起在荆棘丛中歌咏。我妻子耕种四十亩田，正逢大旱，便用牛拉车，昼夜不停地灌水，颇能收获粮食，酿了好几石酒。寒风凄厉刺骨，树叶变黄飘落，我呼唤孩子斟酒，登亭长啸，欣喜自得：谁能使我远离并抛弃我呢？谁会同我居住而被我役使呢？谁愿意立尸来祭祀我、把我当作社神稷神呢？于是作《畏垒亭记》。【常熟本略有不同，今依昆山本。】《思子亭记》震泽的水蜿蜒向东流去，成为吴淞江，流行二百六十里后入海。嘉靖壬寅年，我开始带着儿子来住在江边，正处在这二百六十里水道的中段。江流到这里将要干涸，四野萧然空旷，没有王维辋川那样的景物，也没有阳羡那样的山水。唯独有一座房屋，共数十楹，里面很宽敞幽深，山池也很优美，足以避开尘世。我生性懒于出门，白天总是关闭双扇门，绿草长满庭院；我最喜欢看儿子和几个弟弟嬉戏，在长廊之间穿行奔跑。儿子来这里时九岁，如今十六岁了。几个弟弟中年幼的分别三岁、六岁、九岁。这是我一生的快乐事。十二月己酉日，我带着家人向西离去；我一年在城中不过住三四个月，儿子很少随我同行。到这时他离去而不再回来，每当想起初八那天他跟随我出门，想不到脚印随着鞋子一同消失，悲痛到了极点，认为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我的儿子在这里住了整整七个寒暑，山池草木、门墙席榻之间，没有一处看不见他的身影。他葬在县城东南门外，守墓人俞老在黄昏时看见儿子穿着旧衣站在享堂中，难道我的儿子没有死吗？于是我修建思子亭，徘徊四望，只见长天辽阔，目光一直延伸到云烟幽暗迷蒙之处；我相信总有一天能看见儿子轻盈地归来。于是我把这些话刻在亭中的石碑上：天地运行变化，随着世代一起迁流，生命之气日益衰薄，哪里比得上古代先民那样浑厚敦朴、刚强不屈呢？上天认为贤良的，或许反而矮小丑陋、跛足残缺；上天认为美好的，像跖那样长寿，而颜回的寿命却必然短促。唉！我的儿子难道敢奢望得到完美的命运吗？今世既然有这样的命运，死去本来也是应该的。从前听说郗超死在贼人中间，遗书还留在箱子里，他的父亲舍不得打开；为什么我对儿子的思念却越来越深，反而觉得他越来越美好？有一个住在海边的贫士，脚上磨出了重重老茧，远道赶来哭吊，眼泪潺潺流淌。王公大人死后还未必能留下传记，我的儿子孱弱，为什么竟能使人如此悲痛？人从胎儿直到百年，什么时候不是走向死亡？死去的人成千上万，死者又有什么值得说的？但我的儿子确实令人可怜！我的庭院、我的房舍，我的书简、我的书册，那里还有他剃去两鬓头发、眉如翠黛、面如朱颜的身影；他仿佛穿着绿色衣服站在我面前，朝朝暮暮，年年岁岁，究竟是像他还是不是他？悠悠苍天啊！腊月初，儿子坐在阁子里，我倚着栏杆，池水浩荡，太阳从山亭升起，万只乌鸦飞来栖止，竹子树木交错遍布，枝条低垂，叶子披散。这样的景象连续三天，我还以为是吉祥，哪里知道这祥瑞竟预兆着儿子的死亡？儿子果真成了神，那就确实没有死了。那时亭子前有两株山茶，影子映在石池里，绿叶红花相间。儿子走过山径，沿着水边缓缓而行，谈笑自若，亲手摘下两朵花，花容相互映照，灿烂如云霞。山花还在开放，儿子却已经离开人世；一旦化去，果真就是不死吗？汉代有太子死后八天周游万里，苏醒后还留下记述。倚着尼渠，我还有白璧可以作凭证。【此处“倚尼渠”疑有讹误。】大风和急雷骤起，俞老战战兢兢，奔跑来告诉我：“棺材已经不见了，儿子如今起身了。”他仿佛就在屋里，我早晨望到太阳西斜，晚上又望到太阳升起。我向西望五湖清澈的水流，向东望大海浩荡的波涛。长天寥廓，阴云四面密布。俞老没有来，悲风萧瑟。宇宙的变化，日日更新、日日萌发，难道说就没有这种事吗？我并不是在怪诞妄想；父子重新欢聚，我今生的愿望已经完结。啊，苍天啊！请鉴察我这专一的诚心。

译《项脊轩志》项脊轩，是过去的南阁子。屋子只有一丈见方，只能容下一人居住。它是百年老屋，尘土泥水从屋顶渗漏下来，雨水向下倾注；每当移动书案，环顾四周，总找不到可以安置它的地方。屋子又朝北，照不到阳光，太阳过了中午就已经昏暗。我稍加修葺，使雨水不再从上面漏下。前面开了四扇窗，四周筑起围墙，用来承接南面的阳光；阳光反射进来，屋内才明亮起来。又在庭院中杂植兰、桂、竹、树，原有的栏杆，也因此增添了美景。借来的书摆满书架，我在这里仰卧俯仰、长啸歌唱，有时静静端坐，万籁俱发出声响，而庭院台阶却寂静无声。小鸟不时飞来啄食，人来了也不离开。每逢农历十五前后的夜晚，明月照在半墙上，桂树的影子斑驳陆离，风吹影动，摇曳可爱。然而我住在这里，既有许多可喜的事，也有许多可悲的事。在这以前，庭院南北相通，浑然一体；等到几位叔伯分家以后，内外到处设置小门和隔墙，常常如此。东边的狗对着西边叫，客人要越过厨房才能赴宴，鸡栖息在厅堂上。庭院先是筑篱笆，后来又筑墙，前后总共变了两次。家里有个老妇人，曾经住在这里。她是我已故祖母的婢女，哺育过两代人，先母待她非常优厚。屋子的西面连着内室，先母曾经来过一次。老妇人常对我说：“那个地方，你母亲曾站在这里。”她又说：“你姐姐在我怀里，哇哇哭泣，你母亲用手敲着门扇说：‘孩子冷吗？想吃东西吗？’我隔着门板同她互相应答。”话还没有说完，我便哭了，老妇人也哭了。我从十五岁起就在轩中读书。有一天，祖母来看我，说：“我这个孩子很久见不到你的身影了，为什么整天默默地待在这里，简直像个女子一样。”临走时，她用手关上门，自言自语说：“我们家读书很久没有成效了，这孩子的成就或许可以期待吧。”不久，她拿着一块象笏来到，说：“这是我的祖父太常公在宣德年间上朝时拿的，以后你应当能够用它。”我瞻看这些遗迹，仿佛就在昨天，禁不住放声痛哭。轩的东面过去曾经是厨房，人们常常从轩前经过。我关着窗子居住，时间久了，能够凭脚步声辨认来人。项脊轩一共遭遇过四次火灾，竟然没有被焚毁，大概是有神灵保护吧。项脊生说：“蜀地的清，一生守着丹穴，财富超过天下，后来秦始皇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刘玄德和曹操争夺天下，诸葛孔明从陇中出山；当这两个人还默默无闻地处在一隅时，世人哪里能预知他们呢？我小小地住在破屋之中，正扬眉瞬目，自以为拥有奇异景致，知道我的人，难道和井底之蛙有什么不同吗？”我写完这篇志以后，过了五年，我的妻子嫁到我家来，常常来到轩中，向我询问古代的事情，有时靠着几案学习写字。我的妻子回娘家省亲时，转述几个妹妹的话说：“听说姐姐家有阁子，那么阁子究竟是什么呢？”又过了六年，我的妻子去世，屋子破坏了，也没有修理。再过了两年，我长期卧病，闲闷无聊，才派人重新修葺南阁子，式样与从前略有不同。不过从那以后，我大多在外面，不常住在庭院里。院中有一棵枇杷树，是我妻子去世那年亲手种下的，如今已经高高挺立，枝叶像伞盖一样了。《秦国公石记》宋代太师、秦国卫文节公张泾，是淳熙十一年的进士第一名，任参知政事，文章议论对当时很有裨益。《宋史》散失，没有为他立传。秦公是我们县的人，县里人能够记述他的事迹。韩侂胄当权时，秦公隐居了十年。他在居住的地方取名石浦，开辟西园，搜集了极多太湖石。直到今天，这些石头还常常流落民间，却都被屠夫酒贩拿去置于腥秽的酒肉之旁，实在可叹。唯独存放在学宫中的那块，为四方来客所敬仰。我住在安亭江边，往来于陆家浜的船中，曾看见坟墓间有一块大石，询问后才知道是秦公的旧物，埋在草土之间，没有人认识。先前吏部侍郎叶文庄公也是石浦人，他家的子弟把这块石头运到这里，我便买下了它。叶氏用载重二百斛的船装载，沿吴淞江顺流而下，把它安置在堂东，作为学宫中的石头。世人认为它是名品。依我看来，它几乎像人工雕刻的一样。这块石头旋转起来像人在舞蹈，形状和质地奇异，类似韎师所率领的夷人舞蹈。如果按甲乙来品评等级，应当位居学宫那块石头之上。唉，秦公是我乡里的先哲，我早晚面对这块石头，就像面对秦公一样。十年前，我在阊门刘尚书家得到一块奇石，形状像一面大旗，在风中猎猎飘动，仿佛汉代大将军的军队到达，阗颜之间大风骤起，纵兵从左右两翼包围匈奴单于，封狼居胥，临近瀚海时的情景。它长期僵卧倒在庭院中，如今立在西墙边了。《梦鼎堂记》凡是州县衙署，后面都另有夹道，作为长官和副职官员的私宅；只有长兴县衙的后面逼近城墙，所以县令的住宅没有周围的墙垣和门廊。燕居之堂与前堂的屋檐相接。我到这里任县令时，正值长期废弛之后，修复经阁、鼓楼、左右廊庑，兴建吏舍、仓库，修成桥梁，筑起月城、水门，一年之内大致完备。燕居堂却屋漏墙塌，于是又加以修葺。虽然前面的庭除并不宽敞，但堂内却显得更加开阔，好像人的外在处境狭窄逼仄，而内心仍保持宽舒的气度。于是我得以在休息时在这里观览古代图书。有一年贡院中将要举行考试，一天我梦见睡在庭院里，院中有一只容得下一头牛的大鼎，旁边有一处方形破裂的地方，我命人修补它。醒来后把梦告诉同僚。恰好长兴士子参加考试，有三人考中，众人都认为这是鼎足三分的应验。不久，南都又传来有一人考中，有人又认为这是补鼎之梦的验证。那么占梦者所说的，果真只是这样吗？鼎是夏、商、周三代相传的礼器，圣人取鼎来象征卦象，卦辞说：“君子由此端正自己的位置，凝聚并承受天命。”又说：“主持宗庙祭器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这本来是君王的事情。然而鼎又用来象征三公，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天下并不是君主一人能够独自运转的，所要借助的是辅佐大臣。因此，鼎由天子用黄金装饰，诸侯用白金装饰；鼎的三足象征三台。三足同为一体，就像三公承受并辅佐天子；鼎用来主持烹饪而不失调和。金玉制成的鼎耳能够安处其位，象征公卿仁贤、天王圣明。读鼎卦的卦辞，可以看见君臣一体的意义，而人臣辅佐君主的道理也完备了。所以又说：“用大鼎烹饪，用来养育圣贤。”这说明天子应当把圣贤安置在三公的位置上，不应让他们处在下位，只能勉强发挥一点作用，却把他们的毁誉、进退交给无知之人掌握，使他们惶惶不安，谨慎选择自己的去向。我年轻时有狂放疏阔的志向，想要遇到圣明的时代，兴起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统，曾经认为管仲、晏婴都不足以效法。如今我老了，已经无力有所作为。台鼎的征兆，大概可以寄望于你们几位了。因此我取这个梦为堂命名，也等待后来接替我、来到这里的人。

译《顺德府通判厅记》我曾读白乐天《江州司马厅记》，其中说：“自武德以来，各级官员都可以便宜行事，这些都不是最初设置官职的制度。从五大都督府直到上、中、下各郡，司马的职权全都被取消了，只剩下官员的名额和俸禄。”隆庆二年秋天，我从吴兴改任邢州副职，第二年夏五月到任，实际掌管郡中的马政。如今马政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是承接太仆寺上下发来的文书而已。所谓司马的职权全都被取消，确实如乐天所说。乐天又说：“江州左边是匡庐山，右边是江湖，土地高亢，空气清爽，优美的景致很多。守土之臣不能游览观赏，只有司马能够从容地游赏山水，并以此为乐。”邢州古代属于河内，在太行山麓，禹贡所说的衡水、漳水和大陆泽都在它的境内。太史公说，邯郸也是漳河之间的一处都会，它的歌谣风俗还保留着赵国的风气。我早就想观览这里山川的美景，可是每天闭门不出，那么乐天所得到的、用来涵养心志、忘却名位的东西，我也无法拥有。不过我独独喜爱乐天胸襟平和开阔、能够自得其乐。看他所作的诗，完全不像古代被贬谪者那样含有无聊不平的意味；这样看来，他所说江州的佳境，也只是偶然寄托在文辞中罢了。即使没有江州那样的美景，难道他就不能自得其乐吗？我从夏天到这里，转眼已经到了秋季中旬，颇能以读书写史自娱。只是衙署之内没有清静的书斋，我修筑了一间土屋，门向西开，寒风烈日、暴雨飞霜都无处躲避。几案和坐具也不能齐备，每月只得到二石多黍米的俸禄。南方人不习惯吃黍米，但我安然自处，自认为能够识时知命，比起乐天也稍不惭愧。于是诵读他的话来写这篇厅记；假如乐天有知，也会认为千年以后竟有一个和他志趣相同的人。《顺德府通判厅右记》国家的制度是，一个郡有长官，也有辅佐副职。副职往往因有具体事务而增加员额。顺德府原有一名通判，后来又设置一名，专门负责马政，并把他的职务隶属于太仆寺。自开国以来，国家让民户养马，议论者认为，这件事即使实行得好，也仍不免沿袭宋代熙宁年间保甲制度的弊端；这种办法还没有成为养马的良策，却先使京畿的百姓疲惫。后来这项制度更加败坏，无法恢复，而有的官员还借此扰民，反而像多余的赘疣。隆庆二年秋天，我从吴兴调来任职，当时少司徒赵公以巡抚身份在浙江，我经过时前去辞别。赵公是顺德府人，他对我说，这个官职如今只要做到无事，便算尽职。我赞叹这真是长者的言论。我因病不能马上来，第二年五月才到任。赵公由司徒出任淮漕总督，当时还在家中，我去见他，他的话和当初一样。于是我居住在邢州三个月，越发体会到他话中的意味。河北的百姓困苦已久，不应再用马政去骚扰他们；我除了奉行文书之外，每天闭门谢绝九县的人，使他们不必前来，文书事务也一概简少，不鞭打一人，吏胥也渐渐离去。我有时独自在空庭中散步，槐花黄落，铺满台阶，心中非常欢悦自得。赵公又极力称赞前任判官王君的贤能。我既然闲来无事，便想考查前任官员的姓名，记在墙上，于是询问王君的事迹，却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位老兵能够说出一些。他说，王君对于马政不太熟悉，闲居时不鞭打责罚人，很像我们的郡侯。如果要问他有什么建树、揭发过什么弊端，那是没有的。然而郡中百姓直到今天仍称说，做官而给百姓留下恩惠的人，没有谁超过王君。我又暗自高兴，只是想，自己凭什么能够和前贤并列呢？还是因为王君在这里任职九年，而我因为疏懒愚钝，料想不能被世所容，加上年老多病日益加重，不久也将告老离去了。王君名云衢，字道亨，是山西高平人，以国子监上舍生的身份来接受调任，嘉靖二十八年到任，直到嘉靖三十六年才升任润州丞而离去。我是苏州昆山人；至于那些我不知道的前贤姓名，所以没有记载。震川别号记 我生性不喜欢称道人们的别号，尤其不喜欢别人把别号加在我身上，往往彼此直呼表字，以表示尊敬。一天，诸位朋友在乡里聚会，认为唯独我没有别号可称，不行，于是给我取名叫“震川”。我生长在大江以东的东南地区，东南的湖泽只有太湖；太湖又名五湖，《尚书》称它为震泽，所以给我取名“震川”。后来人们互相传说、彼此这样称呼，时间久了，便以为这是我自己取的别号，其实我只是姑且顺应他们，并不想接受这个称号。今年我住在京师，结识了同年进士、信阳人何启图，他也号震川，不知启图为什么取这个号。启图是大复先生的孙子，是汴省乡试解额第一名，才华很高而且勤奋好学；和他相处时，他恭谨谦和，正是我所欣羡仰慕的人。过去司马相如仰慕蔺相如的为人，便改名为相如；我有幸和启图共用一个别号，于是也就沿用它。大概我自己称作“震川”，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因此写下这篇文字赠给启图，以表达我仰慕他的心意。

译家谱记 我七八岁时，看见长辈便拉住他们的衣服，询问先世的事情。大概因为我年幼时失去母亲，平日常常不能自我排遣；对于死去的人，怕自己无法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于活着的人，又怕不能知道事实。创伤巨大，痛苦深重。归氏传到我出生时，家势一天比一天衰落。源头久远而枝末分散，人口众多而人心各异。除了我的祖父和各位伯叔父之外，贪婪卑鄙、奸诈暴戾的人往往混杂其中。大约一百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人懂得学习；大约十个人学习，也没有一个人懂得礼义。贫穷了却不知道救济，愚钝了却不知道教导。有人去世，彼此不来吊丧；有人欢喜，彼此不来庆贺。进门便只顾自己的妻子儿女，出门便欺骗自己的父兄。糊里糊涂、浑浑噩噩，渐渐要沦为禽兽了。平时呼朋唤友，有时花费千钱；到了岁时祭祀，却总要精打细算，连极细微的费用也要计较。祭祀用的俎豆、壶觞，很少有整洁美好的；各位儿子和儿媳，按班次参加祭祀的也少有完整的。甚至有人因为要戒备宾客的缘故，改动将要举行祭祀的日期；拿厨房下面剩下的食物，来替换新荐的祭品。这样一来，归氏几乎就要断绝祭祀了。我回头看着房屋，查阅归氏过去的典籍，感慨万分，长叹流泪说：“唉，这难道不是素节公的后代吗？为什么竟到了这种地步？父母兄弟，是我的自身；祖宗，是父母的根本。” 族人兄弟之间的情分，也应当思考，不能不思考。能够思考这些道理，即使饥寒也会彼此相亲相爱；不思考这些道理，即使富贵也会彼此争夺。能够思考这些道理，即使分成万枝也如同同居一室；不思考这些道理，即使同母所生也会变得如胡人与越人般疏远。思考与不思考之间，结果就是如此。人出生并有了孩子，孩子年幼时，兄弟们都咿咿呀呀地抱在怀中，吃饱后彼此嬉戏，不知道有你我之分。长大后各自成家，感情就已经不同了。等到各自有了孩子，兄弟彼此相看，已经像堂兄弟相看一样疏远了。到了这个时候，只怕兄弟离开自己还不够快，哪里还会想到重新团聚是多么困难？这就是天下的形势日益趋于离散的原因。我爱护自己的孩子，却使自己的兄弟离散；我的孩子又各自只顾念自己的孩子，那么彼此离散的祸害就会延及我的子孙。这能说是爱自己的孩子吗？我有光每逢岁时侍奉父亲，跟随各位伯父、叔父和兄弟举杯祝寿，看见祖父满头白发，私下里总想：我的这些伯父、叔父和兄弟，起初不过同出于一个祖父罢了，如今却常常不能和睦相处，因此没有一次不深深地自我悲伤。然而天下的事情，破坏它的从一个人开始，成就它的也从一个人开始。仁慈孝顺的君子，能够以自身率领天下人，何况在骨肉亲属之间呢？古人之所以设立宗子，是要以仁孝之道来要求他。宗法废弃以后，天下便没有世代相传的世家；没有世家，孝友的心意就衰微，风俗日益浅薄，是有原因的。我学习圣人的道，通晓六经的大旨；即使身处困穷、谨守俭约，没有被有关官署录用，我暗中观察天下的治乱和百姓的利弊，心中常有隐忧；每当看见自己的骨肉亲族，抬眼便动心，想要寻求使全族团结的方法，于是从编修家谱开始。所以我编作归氏家谱，并不只是为了编谱，而是要探求编谱的意义和作用。《震川集》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十八 明代归有光撰写。墓志铭 南京车驾司员外郎张君墓志铭。张君名楙，字子培。他的先祖出自郿伯一支；宋朝南迁时，从关中来到南方，迁居太湖包山，后来又迁到嘉定，于是成为嘉定人。曾祖父名墦，祖父名铠，世代以务农为业。父亲名沄，因岁贡进入太学，却不肯出仕求禄，在乡里教授学生。张君年少时掉进井里，恍惚间觉得有神人扶着他把他抬出，因此得以不死。他的天资远远超出同辈，二十岁时考中南京乡试。考官因试题获罪，当年所录取的士子全部被罢黜。后来张君得以参加太学考试，隔了一科才获得会试资格，又过了六年才考中进士，被授予福清知县。福清县古称东侯官，地处山海之间，征召命令不能及时到达。张君廉洁明察、仁慈宽恕，豪强因敬畏而服从，公文一下达便争相奔赴，没有人敢落后。在此以前，常熟陈明君曾任福清知县，百姓爱戴他，大约三年。后来又有两位张君任职，二人都是吴地人，闽人把这视为美谈。瓯宁李冢宰罢官居家时，张君唯独不去拜谒，李公因此怨恨，认为他轻慢自己。后来张君遭逢父亲丧服，服丧期满，李公又任冢宰；按照惯例，起复服官的人要参加吏部试。张君已经拿着文书从案前出来，却唯独不肯拿着一份文书到堂下听候。李公询问堂吏，知道是张君后更加愤怒，于是把他调任孝丰。孝丰属于彰郡，山地险恶，屡次发生叛乱，因此设置为新县。张君用德行安抚怀柔他们；田地分配不均，便丈量土地以宽免贫困户；豪强相互告诫说：“知县的政令很好，不可扰乱。”数百名矿贼作乱，张君发檄文制止，并调集外地军队，独自部署县中百姓进行防守抵御，贼人全都逃散。当时倭寇劫掠两浙，各州县都仿效他处修筑新城，城楼、橹楯、雉堞彼此相望；唯独孝丰不肯这样做，说：“县中到处是山，贼人凭什么能够到来？为什么要使我的百姓困苦呢？”县中清静无事，他时常登上天目山，攀援藤萝，沿着石磴登上绝顶，慨然赋诗，怀有超越尘世、远游高举的志向。后来升任南京兵部职方司主事，大司马南昌张公很器重他。南京每年制造马快船，畿辅以及江西、湖广积欠的料价达到八十多万，朝廷只凭空名发敕令给兵部；兵部每年派遣所属中廉洁能干的人，列上他的姓名，带着敕令前往。到这时，张君被选派出行，刚到一个郡，便拒绝馈赠，于是两省听到风声都肃然，不敢拿私人物品奉送给他。张君到达后，便同当地长官商议最便利的办法，只怕伤害百姓。他一共经过三十多个郡，周行数千多里，冒着酷暑毒热，回来到巴陵时病倒了。那年已经将近年底，他经过家乡拜见母亲；当时他已经升任驾部员外郎，想请假调养却来不及，便去世了。当时是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三岁。张君的嫡母李氏性情严厉，很少宽容他人。张君侍奉生母邵氏和妻子李氏，对她们都十分恭谨，把全部财产都让给弟弟，并安葬了父亲。族人许诺让出墓地，已经修治好墓穴和墓室，后来却反悔了。张君便把墓地迁到别处，没有一句怨言。有一位贫寒士人和张君旧相识，来到孝丰拜访；张君出门迎接，请他到上座就坐。那人衣服污秽，常人都难以忍受，张君却与他饮酒赋诗，竟相处了好几天，临走又资助送行。过去与张君交好的马思学、殷子义，因为道义而彼此看重；等张君显贵后，他对他们更加厚待。张君去世时，两家的妻子儿女都为之流泪。他从楚地回来时，船中空荡荡的，只有几箱尚未上呈的文章。兵部太仓兵备副使熊公前来察看他的丧事，发现箱中有二十多两金子，也只用这些钱置办棺材和殓葬而已。唉！张君可以说远远胜过常人了。他的儿子元焕还年幼，不能料理丧事。弟弟张楚奉太夫人的命令，把他葬在横泾祖坟的左边，并拿殷君撰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我过去本来就与张君交好，哭着说：“我怎么忍心不为他作铭呢？”铭文说：“关西远祖，世代有大梁之名，与伊水、洛水一带的道统相望。太湖山中，暂且展露锋芒；于是来到东海，显扬南方。” 积蓄着深沉玄妙的美德，生下了如鸾凤般的后代。两次治理山阳县，都像桐乡一样有声誉。任尚书省七兵之职，奉使命出行，清风飒飒吹过潇湘。天性宽宏，又清正刚强；仁慈孝顺显著，深厚美好的德行常常流露。年寿逼近尽头，志向却徒然远大。上天不加保佑，使这样贤良的人丧失。把铭文刻在幽深的墓石上，使他的遗体安稳地收藏。悠悠千年之后，仍留下芬芳的余德。” 中书舍人李君墓志铭 李君名允，字成甫，是少傅、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南渠公的次子。本来姓吕，世系出自正惠公吕端；后来从河南再次迁到余姚，因为户籍误把“吕”写成“李”，于是便姓李。李君的高祖、曾祖都因少傅公的显贵而被追赠为少保、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祖母和曾祖母都被追赠为一品夫人。母亲朱孺人生他于京城宅邸，七个月后便去世了。李君年幼丧母，又多病，由祖母杨太夫人、嫡母夏夫人以及乳母抚养。稍长后入学，少傅公尤其用心训诫督促他，大概是因为痛惜他的母亲早亡。李君以县学生身份升入国子监。嘉靖三十三年秋，北方军队入塞，边吏用军队驱逐他们，敌人受到重大惩罚后离去。皇帝因少傅公参与谋划朝政有功，推恩荫及一子，李君于是被授为中书舍人。不久授予从仕郎阶，任满考核后升为征仕郎，并追赠母亲朱氏为孺人。嫡母尚在而生母能够得到追赠，大概是特殊的恩典。李君任中书舍人五年，负责为大官供应酒食，侍奉殿班、书写金册；遇到万寿节，还得到白金和文绮的赏赐。嘉靖三十八年，皇帝册封荆王、吉王、武安侯，派使者前往，李君担任副使随行，恭敬办理职事而不接受馈赠，宗室藩王都敬重他。不久他请假回余姚，养病并把母亲安葬在曹娥江的黄山，修筑坚固的墓室以建祠堂，又奉养外祖母，并为母亲一族置办后嗣、施加恩惠；母亲的亲族也都为她早亡而感到悲痛。此后，假期已满，他辞别少傅公北上；这一年冬天风雪异常，他冒着严寒赶路。十一月入宫朝见，回到任所后病情加重，于二月壬辰去世，正是嘉靖四十四年，享年三十二岁。妻子邵氏，是邵武知府某人的女儿，被封为孺人。李君还没有儿子，正月里另一位姬妾在家中生了一个儿子，少傅公给他取名彭孙。消息传来时，李君的病已经十分危急，他拆信读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李君天性孝顺友爱，为人正直自持；长兄李元、弟弟李兑，都任中书舍人，兄弟三人同在中书省任职，当时的人都以此为荣。李君不幸早逝，而他才华贤能，不能不使少傅公感到悲伤。于是将把他归葬在山麓，选择嘉靖某年某月某日；长兄中书舍人拿着某官某人所写的行状来请我作铭。铭文说：成甫孤高挺拔、修整如羽，早年便像少傅公的优秀次子一样显露才华，承受美好的福祉。在宫廷中身着锦衣，兄弟竞相出众，彼此成就美名。才德如同颜子渊，寿命也本应如此。上天厚待了他的开端，却没有厚待他的结局。还留下一个遗腹子，继承祖先的事业。岳父光禄寺典簿魏公墓志铭

译魏公名庠，字子秀。他的先祖李翁居住在吴地葑门的庄渠，依靠姨母生活，因而跟随姨父的姓氏改姓魏，后来居住在昆山真义。祖父名钟，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奎，字孟文，是恭简公的父亲；次子名璧，字仲文，是魏公的父亲。恭简公名校，官做到太常寺卿，天下知名。魏公娶赵氏为妻，赵氏是宋代周恭肃王的后裔。魏公以资财进入太学，被选授为南京骁骑卫知事。胡端敏公在南京兵部任职时见到他，感叹说：“魏知事谨慎端正，真不愧是子才的弟弟啊！”子才是恭简公的字，端敏公与恭简公交情很深，所以这样说。魏公任官八年，每天骑马行走在清都街，和贤能的士大夫交游。卫所幕府中那些闲散冗杂的事务，没有什么值得他做的。仲文翁病重，魏公上疏请求退休，于是以光禄寺典簿的身份致仕。当初仲文翁已经有数百顷田地，魏公守成而不再扩大经营，但家业每天都更加兴盛。四方士人来拜访恭简公，告退后便到魏公那里，饮酒住宿，招待饮食礼品无不完备。有人借贷后无力偿还，魏公常常撕毁借券。因此李氏一族在庄渠居住的人，仍有上百户。恭简公每年所得的廪米有定额，魏公便仿效他施行。真义又名航头，面向娄江，向东环绕大浦；那里湖荡水田肥美，居住着数百户人家。吴地风俗苦于徭役沉重，上等人家常常设法逃避，把徭役转移给下等人家，使他们无法存活；唯独魏公亲自承担这项徭役，因此家家都得以休息，直到今天航头仍被称为富庶繁盛之地。太史公说：“方圆千里之内，贤能而富有的人，魏公大概可以当之无愧了。”魏公为人清秀，看上去恭谨温和。有人说：“魏君如果是寒士，一定会始终清贫地列于清要之职；如今却被几十座粮仓的财富牵累了。”从太守、二千石官员以下，没有人不知道他的贤能，都加以奖赏、赞叹。魏公的妻子顾孺人十四岁时，家中已经全部败亡，嫁来归魏公。仲文翁夫妇怜爱她如同自己的女儿，孺人也说：“翁婆就是我的父母。”魏公赴任时，独自请求留下妻子奉养老人，自己带另一位姬妾前往；不是嫡妻所生的子女，他也一视同仁地爱护，内外和睦，没有离间之言。元末有位高士顾阿瑛居住在这个乡里，魏氏的富有可以与他相等，而孺人的姓氏和小字又恰好与之相合。魏公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孺人于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儿子五人：希明、希哲、希直，是孺人所生；希正、希平，是侧室所生。女儿五人：嫁给郑若曾、归有光、姚员的，是孺人所生；嫁给顾梦谷、晋骕的，是其他姬妾所生。孙子女十七人，曾孙子女十一人。恭简公这一代曾想恢复李姓，但没有成功；继嗣子乡进士李续起初跟随魏姓，等魏公的儿子希直考中乡贡后，便在礼部备文申报恢复本姓，如今全都姓李。各位儿子、孙子和女婿承继恭简公的事业，大多在成均或郡县任职；为他们排列婚嫁次序的，都是吴中大族和显贵官员。墓在高墟，起初于嘉靖三十三年某月某日暂时安葬，后来举行大葬。我娶了魏公的次女，因为痛惜她贤良而早逝，想用来寄托无穷的感情，只能祈愿魏公和孺人长寿。如今一切都已经过去，岁月也已经久远了，唉，悲痛啊！铭文说：按照《易》的道理，以大德使恭简公一世昌盛而闻名；只有仲文翁精于善道和利道，治理万顷田地，使田亩整齐。魏公能够继承他的事业，以恭简公为老师，使仁德都得以成就。方圆数千里之内，德泽所浸润之处，按照古代的情形，应该称许他这一家世代延续，枝蔓繁衍而鲜明，茂盛共同出自这根基。有一座高大的山丘，在皇考坟墓的旁边；新修筑的玄宫，选择了吉利的年月日，既坚固又安稳，愿福泽因此延续不绝。鸿胪寺司宾署丞张君墓志铭 嘉定以南有个地方叫南翔，张氏世代在当地称雄。到了适耕翁以务农为业、积累产业时，家产终于富足得不可估量。翁的长子早逝，次子就是张君。张君年少时学习进士的学业，进入太学，参加了一次秋闱考试却没有考中。然而适耕翁家已经富裕，便出资让儿子到京师游学。张君又才华俊秀，各位公卿贵人都乐于同他交往。他被选为四夷馆译字生，授任鸿胪寺序班。鸿胪寺选用属官，大多是穿着华丽的富贵子弟，张君却在他们中间正直自持。寺中称他为“阁老序班”；每逢朝会宣读胪传，若有人多次不合礼仪，便把他带走治罪。过了很久，他才升任司宾署丞。他奉命出使边地慰劳军队，经过太原、云中、雁门，兵官都穿着军服，手持弓袋和弓箭，带领数百名随从士卒迎接引导，仪仗卫队十分盛大。又登上五台山，观览清凉寺，人们都以张君为荣。事情办完后向南返回，遭逢父亲丧事；服丧期满赴任，过了一个多月又因母亲丧事返回。当时海上有倭奴入侵的警报，张君的家最靠近边海，倭寇几次突袭，他都逃身避开。曾经因为皇帝仁慈圣明，考察古制而崇尚文治，制定礼仪、制作乐章，几乎经历了三十年，天下和睦融洽，四方夷族都归向风化。凡日月照耀之处，没有不前来朝贡奇异珍宝的；呈上的表章奇特华丽，络绎不绝地来到四夷馆，几乎没有一年不如此。您当时任职司宾，亲眼见过那盛况。没想到一旦有穷困的海岛小夷，远渡大海前来侵扰盗掠，使江淮千里之地顿时一片骚动。每当谈到此事，您常常愤懑忧郁，屡次替大帅筹划策略，大帅也很器重您。大帅多次向您询问计策。您任期届满后，贼势也稍稍缓解，正要收拾行装北上，不久便因病不起。这时是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仅五十六岁。您奉命出使时，因为两位老人年老住在京师，几乎超过十年，于是日夜兼程赶回去省亲。后来又连续遭逢父母丧事，中间曾有一次到京师，坐下还没来得及安定便又离开。等到服丧期满，京师的贵人多次写信催促您前往，最终您没能到达便去世了。人们因此为您惋惜。您名梓，字子道。曾祖某，祖父某，父亲某，就是适耕翁。因您的显贵，父亲被追封为鸿胪寺序班。母亲某氏，被封为孺人。儿子一人，名善鸣；女儿二人，长女嫁严治，次女嫁丘权，都是某孺人所生。庶出儿子一人，名二元，还年幼。张氏先世没有显达的人，从您开始入朝任官，而您的从父弟张懋最后也考中进士。善鸣在这一年十月十二日将您葬在某原，前来请我作墓志铭。铭文说：唉！张君的志向高远飞扬，在宫殿台阶前执掌法令，怎么会如此劳苦！象胥这一职务，本来常常优闲从容。每天都能看到《王防篇》，归来时却面对沧海，波涛连天，终于因困顿羸弱而死；又历经父母两次丧事，永远长逝了。假如没有北上的车驾，也未能让您的才用尽，那么苍天所留下的余地，正是留给后来的贤者。我作这首铭诗，刻在黑色的石碑上。建安知县沈君墓志铭

译您姓沈，名壁，字惟拱，自号如川。曾祖父名昱，祖父名朴，父亲名寿。沈寿在弘治八年参加南京乡试，尚未出仕便去世了。您二十多岁时，在正德二年参加南京乡试，于是父子相继以精通《易》学而闻名。您参加考试时，同考官得到您的试卷，认为特别出众，便拿给其他教官看。后来拿试卷的人因言语获罪，被判有罪，所取的试卷全都落第，唯独您的试卷留了下来。其他教官因此得以推荐。此后您四次参加礼部会试，才被授任鄱阳教谕；尚未上任，因母亲去世而归家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建昌府南丰县教谕。南丰的学者得到您的教诲和规范，争相自我奋发，后来有人考中进士。大概南丰已经空缺了三十年没有人考中进士了。过了很久，您升任建安县知县。您为人刚强正直，过去侍奉大官时，大官认为儒官大多可以宽纵借用。等到您做县令，看见官员奔走庭谒、上下窥伺脸色，便自认为不能这样做，想辞官离去。上官因此了解了您的为人，最终强留您任职。杨文敏公一族世代显贵，扰乱吏治，前任县令都不能把他们怎样。您一概依法处置，豪强贵族全都服服帖帖。汀州、漳州发生饥荒，布政司下令各州县买米转运。您说：“百姓早晚就要饿死，必须得到粮食；现在向他们索取粮食，就像到干鱼铺里去找水一样。只要发解银两，米商自然就会跟来。”您立即发给银两，米商果然跟着来了。其他县买粮的都没能及时办成。像这样不违逆上官的意思、又设法便利百姓的事情，您做过很多。御史巡行县境，距离县治还不到十里，停船想拷打百姓，索要案卷却找不到，正大发雷霆时，同僚都屏住呼吸。您直言说：“如果到了治所仍然找不到，那才是县令的罪过。为什么要在半路责罚他？况且这里也不是拷问的地方。”御史最终自己惭愧屈服，说：“县令说得对。”不久，御史到苏州巡察，责问他的属吏说：“沈建安不是你们嘉定人吗？你们都学习这个人，还担心不能成为好官吗？”任满三年将入京朝见，您经过家乡，便留下不再前往。监司正列举事实上奏推荐您，听说后叹息道：“唉，沈君辜负我了。”您少年丧父，和寡母、年幼的弟弟妹妹相互依靠，孤单无助。考中举人后，家境更加贫困。太孺人年事已高，您到鄱阳任职本来是为了用俸禄奉养老母，可前任教谕的任期还没有满。您正在等待补缺时，太孺人在客地去世，您最终没能靠俸禄奉养她回乡，又在湖中遇到盗贼抢掠，差点不能幸免。等到做官以后，生活尤其清苦，最终因为不肯屈意逢迎而辞官归去。大概您一生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但志向意气丝毫没有屈服。您卒于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次年十二月一日下葬，享年六十七岁。先娶孺人袁氏，后娶孺人李氏。儿子六人：升、晋、泰、钰、金、铨。女儿四人。孙子孙女七人。钰说：“我的先父仕途不得志，但他的操守有异于常人，不能不为他流传后世。我带着他的朋友李昭所写的行状前来请您作铭。”铭文说：‘那种委靡地奔走，叫作随俗；孤独地自守，叫作拙劣。也有并非如此的，是以正直作为主张。对逆境和顺境，都看作同样微不足道。唉！只有项泾的源头，那里有古代君子的坟墓。’ 乐清县丞沈君墓志铭 嘉靖十年，朝廷议论认为，州县每年贡士按年资递进，并不符合祖宗制定制度的本意，于是下令天下学校选拔其中有才之人，沈君也在入选之列。过了很久，贡士制度又改变了，掌权者稍稍压制他。您正在吏部廊下参加考试时，风把试卷吹落，沾上了墨，考试成绩于是落在末位，只得到乐清县丞一职离去。过了一年，您死在官舍，儿子衍庆等把灵柩送回，暂时安葬。又过六年，才合葬于天平山祖坟，并请我作铭。我比您晚出生，但曾经和您一同在学校领取廪食；博士堂中实行贡法时，我也和您一起入选。当时东南的才俊都聚集在留都，早晚相聚于白下，您处在其中，说话仿佛难以出口，但酒意酣畅时却怡然自得，很多人都喜欢同您交游。您在吏部时，我也参加礼部会试，正聚集在客舍中，听到选榜发布，在座的人都叹息，认为您的遭遇不公。您回去收拾行装，我又到家中为您送行；在城西陡峭的岸边，正让工匠制作新衣，您穿上出来，拜见我时只顾看衣服的颜色，起初并不把官职放在心上。如今因您儿子的请求，算来相隔五六年了，悲伤得仿佛又见到您。您名大梁，字景和，别号卓斋。您的先世居住在吴县竹桥，后来又从阳羡迁徙到昆山。高祖方，追赠大理寺评事；曾祖鲁；祖父存，任城武县知县；父亲涛。您为人孝顺友爱，同母兄长大楠三次任二千石之官，不忍让母亲跋涉万里去奉养自己，便亲自用粗茶淡饭奉养老母，使太夫人安居。侍奉寡居的姐姐，终身不懈怠。对待妻子，即使她有病，也不因此失去夫妻间的欢娱。代理县令时，赈济当年饥荒，抵御漳州盗寇，废除衙门前的供应摊派，在温州人中很有声望。您生于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享年五十二岁。妻子胡氏，继妻王氏。儿子七人。沈氏世代为官，而您又有许多儿子，且以才智俊秀著称，将来一定有人能光大沈氏家门。铭文说：把薜荔缝在身上啊，这是当时所弃用的东西；束缚骏马啊，使它不能前行。世人的怨恨啊，已经施加而来；承受重重负累啊，也有东西留给后人。叶县县丞苏君墓志铭 您名陇，字文玉，姓苏。宋朝末年有一位名文祥的人，从扬州迁居苏州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享，文享生士牧，士牧生彝，彝生寅，这就是您的父亲。起初，文祥孤身一人来到海边居住，后来子孙繁盛，逐渐分居，大多成了富裕人家。大概苏氏传到如今已经衰落，只有您因为宽厚，不苛求财利，反而独能保全家业。您曾替弟弟代缴拖欠的赋税数百石；弟弟死后，又按礼制为他办理殡葬。您娶尚书龚公弘的女儿。尚书任都御史治理漕河时，奴仆仗势欺辱州县官员，官员以为他是尚书的亲属，便委屈自己侍奉他。等您前往探望岳父时，所经过的地方都非常谨慎收敛，没有人知道您的身份。曾经到一个县，坐在驿亭里，恰好那个奴仆在那里侍立；有人惊慌地告诉县令，县令这才备礼迎送。您作为长者，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您由太学生出任河南叶县县丞，不久便以病辞职。叶县百姓按规定替官府养马，每年更换一次，卖马的人索要高价，买马的人耗尽家产，百姓深受其害。您命令按平价发银，专门让富户承担这项差役，马匹不必每年更换，只更换羸弱的。县内有文台山洞，群盗凭借险阻藏在那里，屡次出来抢掠。

译您挑选壮丁组成民兵，带着火药器具攻打他们，盗贼于是被消灭。叶县人尤其称道这两件事，说：“县丞只是小官，却能庇护我们。”嘉靖十九年，您六十三岁，于五月二十五日去世。儿子二人：九河，先已去世；九畴，太学生。女儿四人，分别嫁刘侣、陆瑶、徐似、葛汀。孙子二人，孙女一人。嘉靖二十年十二月九日，随葬于马泾西面。铭文说：苏氏从江都渡江而来，后代如水流般不断兴起又衰落，只有苏君贤良，时间越久德业越深厚。苏君在叶县，抚养百姓如同抚养孩子；整顿养马政务，家家都有母马和骡马；能够奋勇施展武力，于是摧毁文台山盗窟。虽然官职卑微繁杂，也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太阳升起的地方，月浦的角落，苏君的遗骨藏在这里，千年万年不要开启。【按：‘硩’音哲，是摘取、摧毁的意思。《周礼》说，硩簇氏负责覆压夭鸟的巢。常熟本遇到凡是难字就改写，所以作‘歼’字。又常熟本对于先世名讳以及各位女婿的名字都删去了。按：女婿的名字不载也可以，先世姓名却不能删。今依昆山本。】抚州府学训导唐君墓志铭 我的朋友唐君道虔，以贡士身份等待选授，在京师住了两年，得到抚州府学训导之职。还未到任，行至距济州二十里的地方，便在船中去世。这时是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享年五十六岁。他的弟弟钦训在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把他葬在嘉定县何家港的祖坟。前来请我作铭。您姓唐，名钦尧，字道虔。您的祖先是蜀人，宋代有一位名以道的人，任太医院提举，跟随康王渡江，于是在浙江绍兴安家。此后世代担任医官。元元贞年间，永卿任平江路医学教授，才开始在嘉定登记户籍。传到第二代守仁，以贤良方正被乡里推荐，任乐清主簿。又过四代，您的父亲垶为博士弟子，早年去世。您少年丧父，入赘沈家，但侍奉母亲孝顺。即使只是儒生，生活清贫，常把作为学生所得的供给全部带回奉养母亲。曾到海虞参加考试，忽然心中悸动，急忙赶回；母亲正患重病，您向县中神明祈祷，请求以自己的寿命代替母亲，病竟然痊愈。每到元旦，您一定焚香拜庙，以报答神明的恩赐。您与沈老翁相处，欢洽得像父子。沈氏所生的儿子叫时雍；他的两个儿子时叙、时升，都是庶出。等到您去世，沈老翁抚养他们，待遇一律平等。人们因此称赞沈老翁，也更加了解您侍奉岳父的情义。您的弟弟钦训，年少时由您教育，婚娶也由您操办，兄弟间友爱无间。您仪表丰美端正，远远望去清逸脱俗。您的声誉早已远远超过诸生，考试常常名列第一；但您不喜欢当时流行的剽窃文章，而喜欢讲论时务，遇到事情便奋发激昂，具有大节。嘉定是濒海的县，但历任县令中，政绩清楚可考；他们亲近贤人、乐于行善，有宓子贱的遗风，无不敬重礼待您，前来向您咨询，并且得到您的帮助很多。县令调任离去后，有人又回来担任郡守，仍然思念您，把您请到宾馆，让自己的儿子跟您交游。有人以为郡守送给您金钱，您呵斥着退还了。同舍生李炤被诬陷，您率领诸生与御史争辩，最终使他得到昭雪。县中有张烈妇被盗贼杀害，案件尚未查明，您到学官任都讲，详细分析其中的缘由，县令于是把张家的小女奴叫来审问，凶手才被抓获；有人用利害关系恐吓她，她也不为所动。海水泛滥，沿海漂走数千家；这一年又遭大灾，米价暴涨，您哭泣请求发米赈济，百姓因此得以保全性命。倭寇侵犯边境时，您正随计吏出行到吴门，听到警报立即返回，向大官报告，请求临时借调邳州、庐州的军队作为援兵。盗贼逼近城下，您手持宝剑登上城墙，亲自冒着箭石。一夜之间，盗贼包围城池三面，击鼓喧嚣，只有西南角寂静无声，您对此感到怀疑，立即跃马前往，看见盗贼正从山林脚下曲折出来，将要渡河，您命令连弩射击，盗贼惊慌恐惧而逃，最终解围离去。此前城中没有储粮，您认为县城靠近海边，盗贼必定首先进犯，便请求把漕粮折换成银两，上奏留下十万石粮食，因此城池虽被久围，百姓却没有恐慌。当时狼兵被调来守城，您拿出私财厚待他们的首领，使人人都感激您，以备仓促有事时可以指挥。您虽未被世俗任用，但您的议论和施行之事惠及百姓，都是身居要位者所应做的事。假如世上的君子都能像您这样做事，也就可以说没有荒废自己的官职了。我和您同郡，曾一起做诸生，亲眼见到您为李炤之事争辩；御史反复询问辩难，想用言辞把事情追究到底，您抬头高声论说，辞气慷慨。当时在场的诸生和群吏有几千人，都肃然倾听、叹息。我认为，假使您生在两汉时代，凭这样的风节就足以在当世显名，可惜世人没有人能够识得您。您在京师时，我参加南宫考试，多次见到您，常常看见您面带忧色、闷闷不乐。我想挽留您同您交谈，但您当时总是和宾客同行，最终没有成功。后来我南归，听说您被授任抚州训导，便多次写信给李瀚，询问您的归期，并且说：“道虔平生刚正不屈，作为一郡的文学之士，难道会不合自己的心意吗？也许他将要往来江湖之间，寻访荆国、象山、草庐、邵庵的遗迹，与诸生饮酒赋诗，意气应当更加豪迈。”李瀚很久没有回信，却送来了讣告，实在令人痛惜。后来，李瀚因为和您交情深厚，写成了您的行状，我也大体采录整理了他的话。您一生所作《易说》以及诗文数十卷，都收藏在家中；钦训又把您答复朋友问病的书信拿给我看，其中谈到梦中之事，尤其奇异怪诞。铭文说：唉！唐君仪容庄重整齐，来到京师，却未能施展才用；心中的遗憾始终不能释怀，终于忧郁而死。梦中登上皇天，风雨随从；云气景色幽暗迷蒙，庄严肃穆的宝宫显现，日月光辉照耀，天色晴朗〔原文此处有二字不可辨〕。济济一堂、恭敬有序的虞廷百官，卜者占卜说，应该任卿、任公。为什么忽然周游四方呢？唉，如今世上的人，谁不想显达荣耀？您却未受一命之官，这正是世人的悲痛。您已经去了，只留下寂寥的新坟；浩浩荡荡的大道运行不息，哪里才是它的终点！【□□各刻本、抄本以及唐氏石刻都作‘星同’二字，无法解释，必是错误。推测错误的原因是：韵书中‘暒’与‘星’同音，这两个字也许原本是旁注，正文另有二字；抄写者看见‘同’字与上下文押韵，便把这二字写入正文，反而遗漏了正文二字。一本有误，其他版本便都跟着误；唐氏得到文章后立即刻石，没有时间详察。今也不敢擅自改动，姑且缺字，庄重地记下。】永平张封君墓志铭

译您姓张，名凤举，字腾霄，是云南永昌人。永昌过去叫金齿。洪武年间，凉国公平定云南时，永昌起初还没有设置郡治，便把京师百姓迁来居住。张氏世代居住金陵，到现在已有二百年，成为金齿人。您的县叫永平，您的世系和事迹另有记载。您年轻时努力务农，生活俭朴，性情耿介独特，被机巧狡黠的人讥笑，却不放在心上。虽然贫穷，却尤其喜欢周济别人。您的儿子德化，隆庆二年参加礼部会试没有考中，又参加吏部考试。当时天下赴吏部候选的人有几百名，德化考试得第一，任中书舍人。德化贫穷，不能供养自己，仍然节省俸禄寄回家奉养父亲。这样，德化在中书任职两年多。永平有上京报告政绩的官吏来到京城，说您已经去世，却没有家书传来。德化悲痛不已，疑惑而不肯相信。计吏说：“我在某月离开永平县，经过舍人的家门，看见家人都穿着丧服，又听说这一年正月，您出席乡饮酒礼，人们说老舍人已经非常衰弱，到了需要人扶着才能回家的程度。没过多久，听说您得病；病情稍有好转，能够自己扶着起身，人们又说老舍人已经没有大碍了。过了一个月，竟然去世了。”您临死前留下遗令，检出箱中的文书，分成几封，每封都有记号等待舍人回来，并且所记的月份、日期、时辰都有事实可以验证。德化号哭跳跃，发丧办理丧事。您是在隆庆四年三月庚寅去世的，享年七十五岁。妻子刘氏，慈爱而且善于教子。德化起初借别人的书来读，孺人摘下簪子耳饰为他买书，并主持祭祀，尤其清洁虔诚。孺人卒于嘉靖某年某月，享年若干岁。孺人先葬在宝珠山，德化择定某年某月，将您葬在萨祐山，距离孺人的墓若干里。因为我和德化同在中书任职，他哭泣着请求我作铭。铭文说：张氏从江东起初作为迁徙来的百姓，并非寄居而是安居下来；子孙繁衍，皇帝的教化远播，礼俗恭谨温厚。后来有一位超然自守的老人教导后代，入朝掌管诏令，奉命成为天子近臣。既已享受到俸禄奉养，便顺应教化、归于本真。博南山高，兰仓水分流；在这遥远荒僻的地方，承载着我的铭文。昭信校尉、崇明沙守御千户所正百户晁君墓志铭 您姓晁，名相，字民弼，祖先是庐州合肥人。父亲名聪，祖父名贵，曾祖父名宁，高祖父名通海；通海是国初因随军立功，开始授任镇海卫崇明沙守御千户所正百户的人。从通海到您共五代，世代承袭这一职务。我查阅晁氏的黄册，记载其先祖最初起兵时有七人，跟随邵六元帅，凭这份功劳使子孙世世不断。只是邵六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如今已无法考察。大概在兴王之际，三十四位功臣虽然富贵过盛，也有许多人丧命、亡国，因而消灭。卫所的世袭官职却常常不废，这就是所谓长沙之功载于法令，而称为忠诚是有道理的。您年轻时通晓《毛诗》，是县里的诸生；御史考试名列前茅，得以领取廪食；再次参加秋闱却没有考中，于是准备承袭父亲的职务，说：“我家世代是武职，偏要在文科上求取功名，难道不是超出本分吗？”于是穿上戎装，等待有关部门的任命。大饥荒之年，您请求调运六个县的粮食来供给军队，使军中没有发生粮饷断绝的呼喊。江北盐盗兴起，您奉檄前去擒捕。流窜盗贼向南溃逃时，您率领一千士兵扼守京口闸，事情平定后得到白金赏赐；这些都是您任官期间值得记载的事。您的儿子廷宣已经长大，便说：“我喜爱文学，却要以武职终身，这难道不是违背我的志向吗？圣人在上海时，海面平静无波，武人没有机会献身效力，我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于是他在娄江之上养老，修筑房屋、种植园圃，饮酒赋诗，终此一生。安人顾氏，是刑部郎中、进阶朝列大夫顾谧的女儿；十九岁嫁给您，具有贤德，通晓《孝经》《论语》，治家有法，儿媳们都以她为榜样。您卒于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八岁。安人卒于次年九月初一日，享年六十一岁。儿子三人：长子就是廷宣，承袭百户职，以捍海功得到都督赐予的白金和银牌；次子廷宠，是镇海卫学生，二人都是安人所生；次子廷宪，是县学生，为侧室沈氏所生。女儿二人，百户扬州官舍林宪、镇抚包守正是她们的女婿。孙子二人：中用，是县学生；中立，是廷宣的儿子。廷宠没有儿子，便以中立为嗣。嘉靖三十年十二月，现将您葬在昆山东北塘泾字圩的新墓地。铭文说：晁氏的先人原先是百夫长，记载着这份家世功勋，因此能够世代享有官职。耿介地乘船，出没于海上波涛之中。洪水大到仿佛连天，也没有人能把他怎样。这份功业施及子孙，使他们在职位上不懈怠。于是营建安居养老的吉地，终于和他的配偶一同在这里饮酒栽花，终身埋葬于此，永远离开海边沙地。【按：‘富贵淫溢，亦多陨命亡国’是《汉书》的成语，旧刻把‘富贵淫溢’四字刻在‘不替’之下，必是错简，今予以订正。又按：邵六帅就是邵荣，后来因谋反被诛。】例授昭勇将军、成山指挥使李君墓志铭 歙县李氏的家谱，大概出自唐朝末代的后裔。永宁在南唐任宁国判官。宋景德年间，李氏才成为歙县人。崇吉任福州知州，传到第九世为雄县知县。芦芦生社鼎，社鼎客居海虞，娶殷氏女，生下您后又回到歙县。过了很久父亲没有回来，母亲抱着您织布缝衣养活您。等父亲回来时，您已经八岁了，于是父亲把您带到歙县，教您读书作文。但父亲不久去世，嫂嫂厌恶您，您把应得的财产全部让给她而离开。稍稍长大后，您客居嘉定。嘉定南面的南翔，是一处大集镇，有很多歙县商人。您于是居住在那里，也时时经商。往来临清、江淮之间，隔一年回一次歙县，但最终把嘉定作为自己的家。长子汝节，于是以县学生的身份被推荐参加礼部考试；其他儿子也都在县学求学。歙县山地狭窄贫瘠，不能养活人口，因此很多人经商。但当地人也看重故土，即使在外地到老，也很少成为别县之人。您本来就喜爱南翔的风土，而且为人仁慈友爱；即使南翔人也唯恐您不肯留下。乡里有争讼，您居中调解，总是帮助贫困的一方。您还常常散钱周济贫困的朋友，以及妻族中无力婚娶的人。临终时嘱咐儿子说：“我的兄弟只有两人，你们幸好能够自给。你伯父家的孩子家境单薄，不能不顾念他们，特意把我的财产分给他们以供养。”兄长的孩子，就是少年时被您赶出来的那个孩子，是嫂嫂所生的。起初朝廷兴建大型工程，临清设有营部厂。您在临清捐献财物帮助烧制砖瓦，因此被授任成山卫指挥使。后来您叹息说：“国家有事，百姓捐输本是分内之事。朝廷所赐的章服，我只拜受而已，却从未穿用。”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您葬在嘉定第二塘的原野。您的儿子汝节，是我在安亭任教时的学生；我因此了解您的事迹。铭文说：

译啊，显赫的唐朝宗族，如今成为平民。歙县李氏的谱系，源远而有来历。有美德的成山，以义捐财而获得官职。天子的恩典来到，赐予荣耀，却没有穿用所赐的丧服。东海浩荡，新墓永远闭藏。千里黄山，是英魂所依止的地方。考察德行，排列写入铭文，以彰明他的家世起源。明朝故例授苏州卫千户所正千户陈君墓志铭 您姓陈，名端，字仲德，世代在昆山马鞍山南麓务农。您的父亲泰，起初才能积累财产，晚年有田一千亩，生了三个儿子。您和您的二弟璋都还年轻，最小的弟弟尤其年幼。您的父亲去世后，乡里人相互议论说：“陈君辛苦劳作到老，如今留下这些儿子；他们都不懂事，家业将要败落了。”于是又共同谋划，用繁重的徭役困扰他们。您兄弟更加奋发，一个到县里服役，一个留在乡中督促农事，每年都有积蓄。您性情长厚，尽力让弟弟欢喜，曾经把价值千金的财物推让给他，根本不计较。因为两人都尽力经营，别人也多称道他们，替他们买置田宅。您的田地每年常被水淹，您把沟渠、田埂、陂塘修治得很完备，又疏浚杨林、风塘、五界等处的水道，商议由田户出役并请求借贷，凡是便利百姓的事都做了，最终也得到百姓出力帮助。您的几个儿子进入太学后，您也带着财产到京师，遇到例授机会，被授为苏州卫千户所正千户。回来后颇以此自娱，更加修治宫室园池，享受富人的乐趣。然而不幸很快就结束了，您在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娶倪氏为妻。儿子二人：简，是太学生；弟弟璋所生。您因为子女众多，把五个养女当作自己的女儿，分别嫁给朱可观、张良桢、顾袍、王楠，其中一人许配给某人，但尚未出嫁您便去世了。次年，葬在住宅旁的祖坟中。简曾跟随我学习，于是前来询问墓志铭。铭文说：世人凭借门第芬芳、富贵显荣，您却凭努力耕作与之并驾齐驱。难道这也是人的才能吗？为什么反而要因此互相讥笑？那些佩玉鸣响、身穿华服的人，又怎么一定合宜？感叹玉峰高峻险峭，您就出生在那里。千秋万年，您的精神永远留在这里。《震川集》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 《震川集》卷十九 明归有光撰 墓志铭 抑斋先生夏君墓志铭 您名集，字思成。曾祖父名防，任太常寺卿；祖父名钺，任承事郎；父亲名景清，是太学生。太常公因为书法优良而受到长陵的知遇，在内阁任职三十多年，以文雅风流闻名当世。他的子孙富贵，多染有绮罗纨绔的习气。您出生时，夏氏家族仍然兴盛；后来家道中衰，唯独您保持清寒朴素。您做诸生时，兄弟之间发生争产诉讼，官府查问情况后，判决把财产归给您。您说：“兄弟因为争执，我一个人怎么忍心享有这些财产？”坚决推辞不接受。御史考试中您名列上等，本应补为廪生，却突然患病，说：“我病得不能处理各种事务，怎么可以白白领取学官的廪米呢？”于是以病情报告，让您的弟弟补上。姐姐守寡，您抚养教育她的外甥盛化；盛化后来长大成人，成为县学生，招收门徒数百人，乡里都称赞您的高尚情义。您多次考试未中，便托病不再出仕，把住所题名为“抑抑斋”，学者称您为抑斋先生。您年轻时因为多病，便精通医理，为人诊治不索取报酬；贫穷的人甚至送菜送米给您，因此人们大多感念您。太常公赐予的墓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墓旁树木森然；您率领子弟在四时节日培土栽树，使墓地不至倾塌。我的祖母是承事的女儿，也是您的姑母。我的伯父、父亲和您是亲近的中表兄弟。我年轻做学生时，还来得及看见你们都在学校，像雁行一样相随，举止从容，可以由此看见盛世长者的风范。我的父亲比您年长五岁，也在这一年去世。悲哉！世道越来越喧嚣争竞，前辈已经远去了。您卒于嘉靖壬戌年正月庚子日，享年七十三岁。妻子王氏，是应城县知县王永的孙女，具有慈爱节俭的德行。您去世四年后，她在八月丙子日去世，享年七十八岁。隆庆庚午年十二月甲寅日，您葬在祖坟右侧，王孺人附葬。儿子三人：绍贞、从吾、从昌，都是学生。女儿五人。孙子七人，孙女六人。曾孙三人。族子禴写了您的行状前来，请我作铭。铭文说：方圆百里的县中，历代都有公卿；富贵而且有文才的人，夏公享有盛名最为长久。出生于这样的名门，仍然保存古代法度；佩戴儒者之服，诵读并遵循六经。啊，夏公，皇帝赐给您墓地，又让四代祖先陪葬，以此称扬您的后代。王府君墓志铭 王氏是河南安阳人。元朝末年有一位名安贞的人，任昆山州知州，王氏才成为昆山人。您名可能，字体中。祖父被封为永康知县，名诂；父亲任云南右布政使，名秩。您是他的第四个儿子。云南公负责江西兵备时，攻打华林、大帽等山中的盗贼，立有功劳。宁王心中畏惧他，便极力结交，曾召他的幼子入内抱在膝上，答应把郡主嫁给他。云南公谦逊推辞，才得以免除。后来宁王邀请您赴宴，张乐陈列百戏。您当时十五六岁，容貌俊美。宁王非常想让您做女婿。您假装不明白他的意图，辞谢回去，因此没有遭遇祸患。人们因此很称赞您的见识。云南公去世后，您以县学生的身份获得资格，按例告假进入太学；一旦触犯御史，便立即弃学离去，于是更加勤苦地守护父亲留下的家业。乡里节日庆贺、丧事吊唁、往来交际，您从未失礼。在娄江上建造房屋，堂屋庭院宏丽，即使那些专门谈论节俭和经营生计的人，也比不上您。后来遭遇接连的变故，家产日渐削减，前后五次迁居，意气仍然自若。您天性爱好秀美的山水，每年都带妻子儿女到越地游览西湖。起初大哥经营产业，每次向您咨询，您总是把自己的谋划全部告诉他。小弟喜欢游荡、爱好宾客，您常常在兄弟之间参与宴饮欢乐，人人都能得到您的体谅；而对于兄弟之间急难、死亡和丧事的情义，您尤其周全。您一生从不阿谀逢迎、随人评判是非，尤其能够容忍别人的过错。有人烧毁了他的田地房屋，官吏逮捕并依法处置，您最终替他求情免罪。您常常谈起父亲任官时的事情，拍掌激昂，其中大概有自负的抱负，可惜没有得到世俗任用。后来没有机会让世人见到他的才华，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日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娶金氏为妻。儿子六人：执玉先去世；执璋、执璧都是学生，为金孺人所生；执瓒、执瑁、执琮为诸姬所生。执瓒先去世。女儿二人，嫁给县学生朱应望、陆尊道。孙子四人：绍尧、绍舜、绍禹、绍文；孙女三人。您病重时，吩咐儿子把自己的意思托付给从子执礼说：“我看世上作墓志铭的人，大多用美好的行为粉饰死者，这又有什么合适呢？反而使死者长久在地下感到惭愧。只有归子写文章，文辞质朴而接近事实。我死后，你为我写行状，一定要请他作铭，这样我便没有遗憾了。”铭文说：从前王公仕宦有声望，执掌法令，扬威楚地，实际整顿军队；摧毁山寨，平定流寇，辞谢与宁王结亲。天子嘉奖他，命他镇守云南。功劳正要载入史册，却没有长寿。王公确实有儿子，但赏赐没有延及后代；辜负了他的才干和任用，最终死在乡野园林。把这些事写在黑色石碑上，等待后世贤者评鉴。朱隐君墓志铭 您名珽，字朝贵，是苏州嘉定人，世代居住在守信乡蒲华里。父亲名锦，祖父名毓，曾祖父名惠。元朝初年本姓赵，中途冒姓陈，后来入赘朱家，赵氏一支渐渐湮没，已经无法考察。朱氏母亲所生的子孙繁衍，于是成为朱氏，因此乡里人都称作桥内朱家。您生来英俊豪迈，八九岁时，乡里的豪强来访，衣服整齐华美，备办酒食，主人恭敬地请他入席；豪强更加傲慢。您瞪眼直视他，对祖母说：“这个人是什么东西？”拿着手杖边骂边把他赶走。豪强急忙起身出去，说：“这孩子真令人害怕。”您曾因事情拜访龚尚书，应答慷慨，尚书说：“可惜您住在乡村，如果做士人，一定能成为能干的官吏。”忽然有一天，您放下农具进城，询问儒生学习的事情，到了弱冠便被选为社学教师。吉日，县令召集各社师考试诗歌，您的诗县令常常独自称赞。您替父亲承担徭役到京师，沿途经过各地，总要抄记进士录，展开阅读不肯放下，说：“假如我有儿子，一定要让他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当时儿子用宾还没有出生。您曾经把财产推让给弟弟，又生性喜欢周济救助别人，最终到了不能养活自己的地步。每天拿古诗吟咏，怡然自得。晚年得子，对他尤其慈爱；天性仁厚，不能忍受一点点怨隙，到了老年更加宽厚和蔼，绝不与人计较。

译您寄情于乡野之间，二十多年不到城市去。将近七十岁时，儿子用宾考中乡试，主考官评定他的文章最高，学者们传诵不已，最终实现了您的愿望。您的妻子李氏，继妻严氏、孙氏。儿子二人：长子就是用宾，为严氏所生；友恭还年幼。女儿三人，女婿为王顼、陆萱、吴中英。我和用宾多次在京师相见，嘉靖四十一年又一同从南宫落第回乡。您的年纪比我的父亲大一年；父亲在四月去世，而您在五月三日去世，用宾和我正共同承受这种终身的悲痛。用宾在次年十月某日把您葬在漕浜原、蒲华塘右侧，请门人进士陈应台撰写行状，又通过同年进士秦霑、丁允亨前来请我作铭。我的父亲尚在殡殓之中，我怎么忍心为您作铭；但义理上又不能推辞。铭文说：性情刚直啊，不能柔顺屈曲；亲自处在草野啊，〔一字缺〕守护坟典；苦心行义啊，自身却困顿艰难；有后代啊，能够振兴家业；逃居闲野啊，老来闭门自守；只是命运相逢，始终没有显达；在您身后终于获得福祉。我为此作铭，石碑可以镌刻。【韵书说‘▯’字音为‘兖’，意为柔软的皮革；有抄本作‘好’。】冯会东墓志铭 会东居住在昆山安亭，喜爱吟诗，往来于吴淞江上。江边有座禅寺，会东常常独坐在古桂树下不停吟诗，人们大多笑他。会东常常靠给人授课维持生活。有一天经过上海，陆文裕公当时正值五月，看到朱橘结满果实，欣喜地说：“久闻冯雪竹的大名，请为此作一首诗。”会东当即口头作诗，语言逼近唐人风格，陆公大加赞赏。雪竹就是会东的别号。会东性情潇洒，喜欢游览山水，但经济力量不足以独自拥有；游山的士人反而带着会东同行以增声望。他游历吴越诸山以及匡庐、武夷，所到之处总有诗作流传。过了很久，他眼睛患病，不能出门。文裕公的儿子思禹把江上的别业赠给会东，会东父子在那里努力耕作。后来倭寇侵掠，会东于是逃到上海城中，潘录事把自己的住宅分出一处让他居住。海邑的士大夫自从受到文裕公赏识，原本就已经认为会东奇异；到这时争相迎请他，但会东因眼病推辞不出。张都御史邀请他参加文会，会东只到他门前一次，辞谢而已。秀州风俗文雅而爱惜士人，自从元末杨廉夫、天台陶九成侨居那里，便很喜欢当地的风土。会东受到海邑士大夫敬重，大概也是这种遗风。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娶唐氏为妻。儿子六人：适、迁、遂、逵、述、逊，如今只有迁、遂在世。女儿嫁给黄良辅，也已先去世。迁、遂都以诗才闻名。会东临终时嘱咐迁说：“我死后，一定要请归君为我作墓志铭，因为我平素和他交好，而且你的母亲王孺人与会东的母亲是兄弟姐妹。”迁派人到京师，借陆都事前来请我作铭；大概将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那是会东过去亲自营造的墓穴。铭文说：诗人的创作，并不是凭词藻豪放，而是从性情灵气中流出，其境界也因此高远。古代的至人，德性完备而保持真性；有时像背着蓬草行走，有时像卷曲甲壳而居，必定能找到同类，于是便在此止息。江水浩荡流淌，留下悠长的清香。后来或许有人认识他，那就是会东的坟墓。周孺亨墓志铭 从前孔子修订阐明六经，以及同弟子问答《论语》中的学说，无非是教人保全性命之理，用来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他所说的道。孔子去世以后，天下研究道术的人杂然并出，学者奔走追逐，迎合当世君主的爱好。孟子修明孔子的学说，使它显明于世，但其流弊却越来越深，无法遏止。从人的饮食服用、器物使用，到治理天下的事业，没有一样不出于道。大概经过一千多年，社会与道分离而成为两件事。宋代的君子才开始把阐明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一直到今天，后来出现的传人接连不断；然而如果没有名位，就不足以倡导此道。既然有了名位来倡导，不仅那些志向坚定、笃信道义的人跟随应和，即使所谓追求荣禄、仰慕高名的人，也纷纷想挤进来依附。等到长期倡导此道的人去世，应和者也随之停止，所谓仰慕高名的人便全都消散了。只有那些志向坚定、笃信道义的人，长久以来始终不变。像我的朋友孺亨，难道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庄渠魏先生在正德、嘉靖年间，把阐明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当时国内仰慕追随他的人不少，二十多年以后，能够自己称为他的弟子的人几乎没有了。孺亨始终如一地笃信此道，不幸没有被世所用，世人也不了解他这个人。他之所以修养自身、砥砺品行，在家中修明孝友忠信，一直到终身不变，正是因为他是魏先生的弟子。孺亨姓周，名士淹，字孺亨，世代都是太仓人。父亲名广，官至南京刑部左侍郎；他的上代祖先都隐居不仕。朝廷因刑部公而追封他，封号官职与其生前相同。孺亨在嘉靖十六年乡试中举，礼部会试却屡次未能中第。当初，刑部公任御史时，上书武宗皇帝，触犯了佞幸之臣，因而两次被贬，最后任竹寨驿丞。孺亨十三岁时，随父亲居住在沅湘之间，已经奋发立志求学。三年后返回，正好魏先生退居星溪之上，于是跟随他交游，每天端正姿态恭敬而立，不随便说一句话。有人说刑部公应当告诫儿子不要从事道学，刑部公说：“天下有极其重大的责任，就让孩子自己承担，您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孺亨于是开始得到魏先生的学问。余干胡敬斋，大体上以主静为功夫，保养并合聚冲和之气，使其积蓄到极点再发出来。他曾说：“上天的运行，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只有潜藏待时的龙最接近这种境界。”但他与同时代讲论道学的人始终不能完全相合。当时天下尤其尊崇阳明学说，虽然荆溪唐以德起初跟随魏先生学习，后来又转向王氏之学，只有孺亨称述自己老师的学说，始终没有改变。我年轻时做过魏先生家的女婿，有幸听到他的绪论，但自己迷惑荒谬，始终没有所得；而先生晚年寄予我厚望的心意，却特别恳切不已。先生去世后，只有我和孺亨在内心把他当作老师；我曾拿自己的见解同孺亨质证，其中不相合的地方有十二三处。后来校订先生的遗书，孺亨阐发其旨意的地方很多。嘉靖四十一年，我与孺亨一同赴京参加计偕，经过徐、沛，到了夷陵，孺亨因病返回，我悲伤地感叹，回头看去竟没有同伴。孺亨最终没能回到家就去世了，那年二月三日，享年五十九岁。他的弟弟士洵在第二年九月九日，把他葬在尉迟村刑部公的墓旁。夫人毛氏先已去世，孺亨请我为他写墓志铭，尚未等到下葬便去世；到这时便把毛夫人附葬在一起。夫人没有儿子，以弟弟士洵的儿子邦模为嗣子。铭文说：道义走到了困窘的境地，世人没有谁把它当作平庸之事；既然不是困窘于自身，那又有什么可悲痛的呢？《曹子见墓志铭》。

译嘉靖四十一年春天，我北上，经过徐州、沛县，遇见子见，前后一同走了二千里，到了干宁，被冰阻断，于是便同子见乘坐肩舆，在陆路上行走，经过武清境内。当时同行的有晋江许天琦、王同赞、张国谦，华亭张从律，他们都被推荐入试，只有我和子见落第。又过了三年多，我也中了进士，而子见已经先去世了。天下读书人每年到南宫应试的，不下数千人，能够中选的十人中不到一人。当时同行的六个人中，五人都考中，只有子见不幸落第，我对此非常悲伤。命数确实是无法预知的啊！子见的才能，对于国家来说本来是很有用的，最终却不能施展，难道不可惜吗？子见名世龙，是松江上海人。元代有一位宣慰使梦炎，他的后代世系从此才可以考记；后来宪使时中、御史闵相继在本朝显贵。父亲名鼎，用资财捐授昭勇将军、某卫指挥使，迁居到本县琴村。有三个儿子，子见最小，九个月时父亲便去世了。小时候，他曾因事情拜见县令郑君，郑洛书非常器重他。他侍奉生母极为孝顺，母亲生病时，直到不解衣睡觉才罢休。子见幼年丧父，依靠伯兄抚养长大，于是像父亲一样侍奉伯兄。后来伯兄有了孙子，子见便把他抱养得像亲生儿子一样，说：“我是用这种方式来报答兄长的恩德。”然而兄弟三人共同居住三十多年，从来没有一句隔阂的话，人们都认为这很难得。子见家在淀山旁，田地十分肥沃，因此是乡里的大户。后来家业逐渐衰落。子见中举以后，便振兴父亲留下的产业，资财累积到千万。他经营生计很节俭，但凡是义理上应该做的事，如同救济灾害、抚恤患难，便毫不吝惜。郑县令是闽人，家族被倭寇残害，他的儿子流寓松江，子见首先割出肥沃的田地作为郑君的祭田，并且向县中人倡导讲述他的行为，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在这以前，松江新设青浦县，子见作为青浦县学生参加乡试；后来青浦县撤废，他又恢复为上海人。子见卒于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某日，享年四十九岁。妻子王氏，生女一人，嫁给谢允诚。续娶王氏，生男一人，名志尹；志臯是他收养的伯兄之孙。子见去世后的第二年正月四日，葬在他居所西南的新墓道。铭文说：曹氏家族出自轩辕氏，快有邾国、荆楚凭借势力凌驾于诸国，后来却灭亡；从西汉都城兴起，赐封壤地于平阳、沛、谯的曹氏开始，直到汉代、赵宋，各个时代都有侯王，到了本朝，簪缨官族更加显赫。如今在湖泖之旁有这样一家，才德之中只有子见称得上国家的良才；他使家业丰厚，却没有能够充分施展他的长才。如今他的遗体安藏地下，永远稳固，等待后代昌盛。《太学生周君墓志铭》。君姓周，名士淳，字孺初，世代耕种在太仓司马泾之上。曾祖父名海，祖父名文，都被皇帝追赠为刑部右侍郎。父亲名广，官至通议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通议公娶张淑人，家境十分贫困，常常到了断炊的地步。淑人夜里点灯纺纱织布，一直做到天亮，用来供给全家饮食。曾经有客人来访，她买来肉，全部拿来招待客人。君当时还是婴孩，索要食物而啼哭。通议公吃不下饭，含着食物假装走进去喂给君。张淑人早逝，通议公进京参加会试，带着君同行。旅店里见到他们的人，没有不怜悯的。通议公很早就生了这个儿子，大约十六岁便生君，因此在共同经历贫苦生活时，想尽了各种办法照顾他。通议公任御史时因上书言事获罪，被贬到岭海十多年。君与继母夏淑人留在昆山，每天困窘而没有积蓄。对外忧虑严厉的父亲寄身蛮荒瘴疠之地，对内又顾念慈母，只能以粗茶淡饭奉养，艰难尤其深重。后来通议公地位声望显赫，始终没有改变儒者朴素的生活方式。仲弟士淹跟随庄渠先生求学，君也常常去跟随，听取他的议论。君从小传承父亲的《易》学，对于《诗》《书》《左氏》《戴记》，也能旁涉学习。后来北游太学三年，告假归家，延请志同道合的人，闭门诵读而已。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去世，享年五十四岁。配偶徐孺人，出嫁时已经来不及侍奉他的姑母，却侍奉夏淑人孝顺谨慎。通议公曾说：“这是同我一起辛勤操劳的儿媳妇。”年岁已高时，她侍奉夏淑人，暑月仍穿着厚衣，汗水浸透衣襟，行妇道极其恭敬；有美味的食物，不先奉献给夏淑人，自己便不吃。丈夫去世时，几个孤儿还只是儿童，她抚养教育他们，都长大成人。她在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儿子二人：邦柱、邦臬，都是弟子员。女儿三人，分别嫁给朱景濂、张凤翼、郑志清。孙子三人，孙女一人。君去世时，因为时日不利，暂时安厝以等待吉日。到这时，他与徐孺人合葬附葬于新塘里侍郎墓地，在昆山尉迟村北方，即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我曾读过侍郎所上的奏疏，当时正德年间，皇嗣尚未出生，天子不临椒房寝宫，每天住在豹房。西方的喇嘛僧以妖术迷惑皇帝，假子钱宁之流，权势震动天下。而山东群盗流窜劫掠中原，蔓延到江汉之间。当时天下人人恐惧不安，担忧发生不可预测的祸患。可是皇帝升遐之日，内外清平安宁，最终能够开启中兴之治，靠的正是公等数十人以直言在朝廷上匡正昌明政事。我晚年才有机会同他的两个儿子仲、季交往，得以考察评论他们的家世。到这时读到君的家状，推究他一生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他留给后人的东西，已经十分完备。因此我借此谈论公卿人家的子弟，希望像君这样的人，或许能够不使家世衰败。铭文说：正直啊，周公！你匡救我武皇的死亡，始终没有后悔。两次被斥退到穷荒之地，有谁同你共尝艰苦？温和恭谨的公子，依然保持着儒者朴素的家风。厚重的俸禄只到这里，奢侈华丽的风气已经败坏。你的家世将会怎样？告诉你的子孙吧，你留给他们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学生叶君墓志铭》。

译景泰、天顺年间，有一位名臣叫叶文庄公，他的事迹详载于国史；至于他敦厚地奉行孝悌、改善风俗并施行于乡里的事，昆山的父老大多能够说出一些。公去世至今将近一百年，县里没有人不称他为“文庄公”。本县成为公卿显贵的人很多，如今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子孙；而文庄公的门第没有改变，子孙也没有荒废儒学，家中传下来的图书有数千卷，仍然收藏在楼阁中，部帙完整，封印锁闭如旧，由此可以看出公留给后世的东西。然而如果不是他的子孙贤能，也不能做到这样。文庄公名盛，官至吏部右侍郎。他生了乡进士名晨，晨生衡州府同知名梦淇。衡州先因文庄公的恩荫进入太学，选任台州府通判，后来逐渐升迁，死于衡州，这就是君的父亲。君名良材，字世德，是文庄公嫡系世孙。君的母亲王氏，是兵部右侍郎名倬的女儿。君的内外两家都显贵，但他平素崇尚儒者朴素的生活，年少时一直在学校中，与贫寒士人交往相处，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同。至于读书作文，他却不肯落后于人。提学御史张鳌山因为君是名臣之后，亲自到学校为他举行冠礼，并给他取字“世德”。后来御史光州人卢焕校阅君的文章，认为他写文章不用起草，片刻便能写出数千言，文辞铺陈纵横而无穷尽，却不拘泥于固定格律，尤其赞赏惊异。从此其他御史考试，他总是列为甲等；到了正式大考却总是不能中选。他在学校中知名将近三十年，才以岁贡身份与其他贡生一同进京参加廷试，分派隶属南太学，又未能等到选调便去世了，人们因此十分痛惜。君为人极其孝顺；父亲衡州君死在任所，自己不能亲自为他含殓，逢年过节祭祀时，格外悲痛。他侍奉王夫人非常谨慎，王夫人性情严厉，君年过四十，偶尔有过错，仍然长跪到王夫人去世，一件事也不敢擅自作主。他对同族兄弟亲近有恩，情分如同亲兄弟，却一生从未问过他们家中是否富有或贫困。有时同知心好友饮酒，在山水之间放意游玩，整天都欣喜自在。他年轻时颇为自负，想着有朝一日驰骋当世，光大前人的美德，最终却困顿失意，也没有流露怨恨的神色。因此，过去同县中弟子一起作文的人没有几个，后来都做到了大官，君仍然同他的同伴照常作文。有时停下笔自言自语：“我生于辛酉年，和我同月同日出生的人如今已经做了某官。”又说：“我家自高祖、曾祖以来，很少有人活到中寿；今年年岁渐渐逼近，恐怕不能实现我的志愿了。” 说完这些话，他又同门生相视而笑。他心里大概不能完全忘怀，只是特意把它当作玩笑，最终也没有因此介怀，他的天性开朗旷达，大都如此。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十三日，享年五十三岁。娶周氏，是刑部尚书康僖公名伦的女儿，性情温婉顺从，不喜欢奢侈浪费。君每晚读书，孺人做女红，常常共用一盏灯火，直到天亮。生子恭焕，才十五天便在台州官舍去世，王夫人对此十分悲伤。周氏去世时为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享年二十岁。续娶沈氏，是吴江人，父亲某凭借资财在乡里称雄。她侍奉王夫人二十多年，竭尽孝道，家中缺少东西，甚至脱下簪钗耳饰来供给，同时亲自过着俭朴的生活。她曾经怀孕却没有生育，抚养几个孩子像自己的亲生子女，对妾媵也都能仁爱相待。君也多次称赞她贤德。她去世时为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二日，享年四十四岁。儿子二人，长子就是恭焕，乡进士；次子恭炌，县学弟子员。女儿一人，嫁给诸有昱。孙子二人，俭封、俭圭；孙女三人。文庄公获赐葬于溢渎原野，距县城约二里，世代按次序安葬；君应当因为作为孙辈随葬于祖父墓旁，所以周孺人在她去世后的第二年十二月四日先葬在昭次。到这时挖开旧墓穴，让君同两位孺人合葬，实际日期是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某日。在此之前，恭焕、恭炌带着友人俞允文所写的行状以及君亲自撰写的《周孺人行状》来请我写墓志铭。我本来就是了解君的人，难道能够推辞吗？铭文说：士人难道不需要等待时机吗？文庄公如果不是遇到时运而取得地位，凭什么能在天下被称为名士？士人一定需要等待时机吗？那些佩玉鸣珮、在一世显耀的人，结果又怎么样呢？身体死去而名声湮没，后来才知道，那些有所凭借的人即使困顿跌倒，最终也常常能够伸展。可叹啊！君没有辜负自己的志向，回去与文庄公同居地下，等待后世的人来评说。《沈贞甫墓志铭》。我初次认识贞甫时，贞甫年纪还很小，正在马鞍山佛寺旁读书。等到我娶王氏为妻，便同贞甫的妻子成为姻亲，常常到内亲家相聚。我曾进入邓尉山中，贞甫来同住，每天游览虎山西崦上下的各座山，观赏太湖七十二峰的胜景。嘉靖二十年，我选择居住在安亭。安亭在吴淞江上，处在昆山、嘉定两县交界，沈氏世代居住于此，贞甫因此同我更加亲近友善，以文章书信往来，几乎没有一天间断。由于我在世上困顿，贞甫却独自信任我，即使有一个字的疑问，也一定来找我考订，最终总以我的话为是。我退居江海之滨二十年，经历丧亡、忧患、颠倒、狼狈等事，这些都是世人所讥笑的；贞甫却完全不因世人的议论而动心，与我共同进退。即使一时富贵显赫、众人都惊骇观望，贞甫也不因此改变对我的态度。唉！士人在不得志时，得到别人的一句肯定，也不能忘在心里；我凭什么能够从贞甫那里得到这样的信任呢？所以贞甫去世，我不能不为此痛哭。贞甫为人刚强严厉，喜欢自我修饰，严守操持；不是他认可的人，他从不假以辞色。遇到事情慷慨激昂，即使跌倒也不躲避。他尤其喜爱读古书，一定要到名山以及佛寺、道观去；所到之处便扫地焚香，图书摆满几案。听说谁有书，就想方设法求取，亲手抄写到数百卷。当今世上有一种通过科举迅速取得功名的学问，都把通晓经书、学习古人为迂腐，只有贞甫对书籍有这样的爱好，大概正是在向古人学习，而且还没有停止。不幸他患病，病了好几年，却更加勤奋著书。我非常敬畏他的志向，又担心他的精力不能持续，最终他竟因病去世，真令人悲痛！起初我住在安亭，无事时常常经过他的精舍，同他品茶谈论文章，有时一直到天黑。等贞甫去世，我再次前往，又经历兵火之后，只能独自徘徊，不知要到哪里去，更使人产生荒江寂寞的感叹。贞甫名果，字贞甫，娶王氏，没有儿子，收养女一人；有弟弟善继、善述。他葬于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某日，享年四十二岁；就在这一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的祖坟。真是令人悲伤啊！铭文说：天啊，命运啊，实在无法知道；他的志向这样勤奋，却止步于此。

译《陆允清墓志铭》。我起初并不认识允清。前一年允清客居并受聘在我乡里教书，我才见到他。但我性情少出门，不能多次到他的馆舍去。只有允清的门生丁允亨时时邀请我到他家，迎请允清来一起饮酒。有一天允清忽然来同我告别，随即返回太仓。我正要出发中秋泛海，船经过他的城下，想去拜访他却没有成功。没过几天我回来，允清已经去世了。悲痛啊！我竟没有能够同允清成为朋友。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不遵守国家法令制度、以求通过科举的。然而这样实行已经二百年了，人们越来越机巧，法度却越来越败坏，彼此剽窃剥取，把腐烂、熟软的文辞当作工巧，而六经和圣人的言语，简直被视为泥塑木偶。允清对于经书，大概是学习它并从内心求取理解；有些地方自己不能得到答案，即使是河洛、考亭一派的学说，也常常奋起同它争辩，可以说是能够在自己内心求得真知的人。至于当代事务，他都能通晓并加以阐说，而且全都有条理。由此说来，假使允清获得任用，能够施展他的才学，难道会同今天那些人一样吗？像允清这样不得志，又有谁能说科举能够真正得到人才呢？江南人多聘请允清为老师，允清独自以老师之道自居，即使他的门生中有显贵的人，也不肯稍稍降低礼节。世俗之人认为这很奇怪，但允清照样实行，人们尤其因此敬重他。他年轻时贫困，奉养双亲，同继母和姐姐的恩义非常深厚；即使每天贫困而没有积蓄，也从来没有不怡然自得。他性情刚正耿介，却没有骄傲高亢的行为，所以所到之处人们都爱戴敬重他。他去世那天，没有人不流泪。当初有一天允清同我宴饮聚会，感慨地说：“从前许靖享有很高声名，蜀先主却不想任用他，法正认为许靖的虚名已经传播天下，如果您不礼遇这个人，天下人将认为您不好士。先主最终还是任用许靖做司徒。”允清的意思是说，时世不能兴用尊贵的名士，却竞相尊崇权势利益。我说：“大丈夫得志时可以像龙蛇一样腾跃，不得志时就像蚯蚓一样潜藏。应当伏藏闭塞的日子，却还希望有显扬拔擢的荣耀，一定不会有这种幸运。君子隐遁于世而不被人知，也不因此后悔，是可以的。”允清深深认为我的话正确。允清名寰，居住在海虞横泾，后来迁到双凤，又迁到沙头，这些地方原来都属海虞，如今属于太仓州。允清又自称他的先世居住在尹山，尹山在吴江县。允清去世时五十一岁，娶刘氏，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杨道立，小女尚未许嫁。著有文集若干卷，经书解若干卷，《老子》《庄子》《参同契》注各一卷。去世后一百一十一天，葬在某山，实际是嘉靖三十九年某月某日。允亨办理老师的丧事，守护他的家，又替他请求我写墓志铭。铭文说：千丈高山直入云端，匠石斜眼看着幽兰，却没有人含藏芳香来赞美它。顺应自然变化而去，难道反而会成为灾气吗？既然他的志向仍然存在，又何必一定要在世间施展？弟子请求我撰写铭辞，于是刻在黑色墓碑上。《周君墓志铭》。君在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去世。在此以前，他的儿子诗参加礼部考试落第回家；当时国子监祭酒上奏说：“监学的法令已经败坏很久，天下士人云集京师，却有的一天没有被主管官员录取，往往就离开京城回家，六馆几乎空了，这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景象。请下令各地长官敦促遣送士人到京城，整顿学校制度，以期达到教化成就的效果；有不按照诏令办理的，治罪。”皇帝下诏说：“可以。”于是诗正在南雍，隔年才回家，没有赶上见君去世。君去世又不是因疾病，更令人悲痛。君的妻子早在十年前去世，诗和他的弟弟谏、训、谟、启打开墓穴，把她与君合葬在县城外小虞浦的原野，请我写墓志铭，哭泣着说：“先父年轻时遭遇忧患凶祸，孤苦无依，寄居在我母亲的娘家，同先母立志自立，跟随乡里的老师学习；没有成为什么农民或商人，又不能继续求学，后来便进入县府书办。诗当时还是儿童，县令看见他的文章而喜爱他，因此对待先父不同于其他办事人员。等到后来先父教导儿子时，不肯一味优游，而先母独自严格督促，一点也不宽贷，曾说：‘我生养你们十分辛苦，你应当自己努力。我看见某某、某某都因贫贱而发迹，你如果能自立，不要忘记我的话。’” 先母不久便去世了，先父亲自做汲水、舂米等家务，此前这些事他从不过问，大概是不愿让孩子们知道，担心他们因此分散志向。诗所交游的人，年龄都同先父相仿，先父更加收敛光芒，把他们当作朋友；大概凡是同我们父子交游的人，彼此都相处融洽而没有隔阂。想到祖父早逝，每次祭祀总会流泪，感叹处世艰难，不敢稍稍放纵享乐。等到诗乡试中举，才开始自我宽慰；而诗当时正要完成太学学业，等待参加礼部考试，几乎就能得到微薄的俸禄，天却降下灾祸，竟到了这个地步。想来我家本来贫微，先君先母用一生的力量辛勤劳作，使我们有田地房屋，让诗兄弟能够专心求学；同前代那些凭孤儿身份奋发自立的人相比，诗相差得还很远，却连一天奉养父母的机会都没有，尤其令人悲痛。愿先生赐给他一篇铭文。”根据他的朋友沈孝所写的行状如此。诗的话确实说得很好。君名寰，字民服，享年四十九岁。孺人姓金，享年三十八岁。葬于甲子年正月某日。唉！作为人子，其悲痛哪里有穷尽呢？我听说君任从事时，巡抚都御史曾经逮捕一人，误因同姓名，把他拘押到南京司法机关的监狱，判处死刑；那人的父亲已经年老，而且没有儿子，便到县里申诉。君替他说情，县令当天就上报案情，洗清他的冤屈，把那人带了回来。像这样保全救活他人的事还有很多。考察古代的情形，后来应当会有兴盛之人；这就是铭文。《李君墓志铭》。乡进士李宪卿的父亲叫李君，名玉，字廷佩。祖父某，父亲某，母亲某氏，世代耕种于昆山罗巷村。李君起初进城做了杜家的女婿，学习读书没有成就，便做了县府属吏。不久又辞去职务，看见儿子修然挺立、聪明超过常人，抚摸着他叹息说：“我几十年来谋划想做成自己的事业，却一直没有成功；我家的好田地大概就在这个孩子身上了。我耕种他、培育他，将来就能享用他的成果。”于是每天让他同县里的贤俊交游，供给他所需的一切，做得十分周到，不让一丝一毫的事情经过他的手。宪卿心中常常因缴纳赋役而困窘，李君竭力替他筹划经营。人们看见宪卿衣服必定整洁，饮食必定丰盛，经书史籍也一定备齐，便以为他的富裕足以使他宽舒自在，却不知道其实他的困窘并未缓解，连宪卿自己也不知道。嘉靖甲午年，宪卿在乡试中列高等，第二年李君因病去世。归有光说：“世俗之人争相追逐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每天强迫自己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对于那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漫不经心而不加省察，终身困顿于劳作之中，心力疲惫，事业荒废，直到走向死亡才停止，也真是可悲。李君是个淳厚的人，比那些凶猛急切地追逐利益的人差得很远，但他能够估量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而立即停止，凭借自己能够做到的专心努力而毫不懈怠，最终因此享受了养成人才的成果。”

译有人说李君所受的命数太过薄弱，几乎就要显达兴盛却突然离去；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李君的寿命不到五十岁，假如宪卿没有中第，他难道就不会死吗？如今他在去世前已经能够看到儿子有所成就，这正是他勤劳养育儿子所得的回报。君生于成化丙午年，葬于去世那年的某月某日；儿子就是宪卿，孙子、孙女各二人。铭文说：朱沥的山丘，是君安息的地方；把福祉留给后代，也就等于留在自己身上。谁能分辨生与死呢？《居君墓志铭》。吴县学生居鼎重在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失去了父亲。第二年四月初二日，嫡母柴孺人也去世了，都暂时安厝在昆山朱地村。到这时，他的生母陈氏去世，两个女儿又相继夭折。鼎重的妻子顾氏又在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以前去世。鼎重于是选择三十保鳞字圩原野的一块墓地，安葬父母和妻子，并按礼制把两个夭折的女儿附葬。大约在一年之内，遭遇三次丧事，加上改葬的，共有六次；灵车首尾相连，道旁观看的人无不叹息流泪，说：“像居氏这样接连死亡，世上却还有这么多人活着，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世人都在纷纷扰扰地活着，只有您可以死去吗？”君名懋，字士勉，祖先是吴县人。祖父名某，父亲名某，生有四个儿子，君最小，所以乡里人都按排行叫他举子。他不肯入仕，居住田野之间，以饮酒放浪自娱。他性情刚强，对世事很少有可意之处，曾因事情触犯太守王仪，王仪让两个人把他按倒扑打，几乎打死，但他的言辞气势始终没有屈服。起初他没有儿子，后来鼎重渐渐长大，便送他跟随老师求学。君也改变原来的态度，礼聘贤士同他们交游，礼意十分周到，常常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句教诲。鼎重作文得到认可，君高兴得胜过穿上华贵礼服的荣耀，带着儿子赴试。所到的阳羡、海虞等地有奇异胜景，他往往遇到旧友，便邀请他们一起饮酒。到了御史考校的日子，他早起晚睡，等待侍候，像普通生员一样。鼎重考试失意，君连日叹息呵斥。鼎重大概已经能够自立了，而君却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柴孺人的祖父是追赠应天府尹的晟，父亲名奎，堂叔奇大，他们都考中过进士。奇任黄门，屡次升迁至京兆，位列九卿之间，家世显赫。孺人却独自守着贫寒朴素的生活，把鼎重当作亲生儿子，把他的妾当作妹妹。鼎重的妻子刚刚长到覆额的年龄，进门时她便像爱女儿一样爱她；妾和媳妇也谨慎地侍奉她，家门内部和睦，人们都认为这很难得。柴孺人去世时六十一岁。陈氏享年五十六岁。她们葬于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铭文说：唉！居君知道做儒者的艰难。绫罗绸缎养成的习气，使人骄傲而安逸；玩弄奇巧的言辞，使人以谗毁为乐；夫妇仰慕贤者，志向才独自专一；却不能享受报偿，只能把一切交付给上天。《詹仰之墓志铭》。仰之姓詹，名高，二十多岁时从休宁来到昆山寄居，在这里客居四十多年，六十二岁时去世。仰之所从事的是经商获利，对于文章，并不是因为学习而懂得；只是他一生喜爱文章，超过了那些懂文章的人，甚至忘记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直到死去才停止。世上的评论者一定认为先懂得才能喜爱，可仰之的喜爱超过了懂得，难道这是出于天性吗？经商和求学本来是不同的道路，如今求学的人所喜爱的，只不过像商人一样追逐利益；而经商的人却独自喜爱求学者所喜爱的东西，难道不是很奇异吗？起初，仰之跟随我的朋友吴秀甫交游，秀甫已经死了好几年。在仰之临死的那一年，他急忙来见我。我同他谈起秀甫的为人，恍惚间就像秀甫还活着一样，我们一起流下眼泪；但他心中似乎有想求取的东西，却没有说出来。有一天，仰之沐浴后整肃衣冠，召来同自己交情深厚的人同他们诀别，整理检查箱中的数十卷文章，交给他的儿子，随即去世。我悲悯仰之的志向，护送他的儿子岩秀、昆秀带着丧柩回到休宁，问起他的葬期地点，他们说：“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原。”于是我为他写下铭文：詹氏出自詹侯，后来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唐宋之间又有奉忠公五大将军，以忠勇列入祭祀典礼，如今成为休宁五城的詹氏。不过近世显贵的人大概很少。即使如此，仰之这样贤能，而我还为他作铭。这样说来，显贵又有什么用呢？《朱肖卿墓志铭》。君家世居住在安亭镇，此地分属昆山、嘉定两地，所以君既是嘉定人，也可以说是昆山人。安亭有两个沈氏家族，从前有个沈元寿，仰慕宋代柳耆卿的为人，创作歌曲，教童仆充当俳优，因此在县里闻名，这就是君的族人。君的父亲是朱翁，是朱氏的外孙，君因此也冒用朱姓，传承下来字肖卿。当初朱翁喜好任侠，见到恶人一定要使他受挫困顿，同时扶助好人，乡里人没有谁敢违逆朱翁。朱翁年老而无子，六十多岁时接连收养了君兄弟三人，君排行第二。朱翁起初很自伤，后来有了儿子便十分高兴，三个孩子稍稍长大，每天都带着他们出门，骑马射雕，在村落中夸耀自己有儿子。然而朱翁最终等到儿子成人才去世。君相貌高大，肤色黝黑而有胡须，意气用事，役使他人，想要学习父亲，但不如父亲。当他父亲在世时，安亭号称富庶；自正德以来，户口日渐减少，田地荒芜不治，所以旧日大户勉强有少数留存。君作为大户人家，奔走于两县之间，没有安定居处，所以虽然竭尽力量，也不能振兴家业。君卒于嘉靖十九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二岁。娶陈氏，生儿子三人：果、善、继；善述又是沈氏之子。女儿二人，分别嫁给某某。沈果在这一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原。果读书爱好古学，他的妻子是宋太师王文正公的第二十二世孙，也是我妻子的妹妹。我因此往来安亭，曾同果交游；在他下葬时，我为他作了墓志铭。铭文说：昆山东部一带，从前号称繁盛；后来官吏失去治理，百姓疲惫不堪，大人物小人物都惶惶然，奔走四方。君处在这种环境中，双目炯炯有神，怒气充满胸中，想要奋发而起却反而跌倒。唉，天意又有什么办法呢？《归府君墓志铭》。

译府君姓归，名椿，字天秀。祖父名仁，父亲名祚，母亲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娶曹氏，父亲名永太，母亲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儿子三人：雷霆、电；女儿嫁给钱操。孙子五人：谏、县学生谟、训，都是国学生；让，年幼。孙女三人。曾孙六人。于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在马泾，即濆泾。考察归氏出自《春秋》所说的胡子之后，胡国被楚国灭亡，其子孙来到吴地，世代成为吴中的著姓。到了唐代宣公，仍然世代显贵，封爵官职次序，都详细记载在唐史中。宋代湖州判官罕仁居住在太仓，他的别支居住在常熟白茒。居住在白茒已经有好几代了。从湖州这一支往下，按照昭穆依次排列。府君是我曾祖父城武公兄弟中的一人。府君起初务农，后来延请礼聘师儒，教导训诲几个孙子，渐渐文雅而趋向文学。府君年轻时也曾学习写作，后来放弃了。夫妇早晚辛勤劳作。白茒在江海边缘，地势高而仰，土壤瘠薄盐碱，浦水时而疏浚、时而淤塞，没有好田。府君观察水势远近，疏通溪流、设置水闸，用来灌溉。起初居民很少，只有几间零落的茅屋。府君身材高大、相貌古朴，为人倜傥而乐于施舍；他既让出田地，又每天开垦，居民渐渐来此定居，于是形成房屋和店铺，像县城一样。晚年几个儿子都采用他的方法，治理数千亩田地如同治理几十亩，役使属下百人如同役使几个人。吴中大多以水田获利，府君家却专门经营旱田。富户们争相追逐肥沃良田，府君却选择贫瘠的田地，说：“只看我的力量能不能做到，田地没有不能耕种的。”人们因此佩服府君精于农事。古代的君王对于农业生产十分勤勉，下至保介、田畯、遂师、遂大夫、县正、里宰、司稼等官职，设置官员、任用人才，都是如此完备。汉代二千石官员派遣县令、县长、三老、力田以及里中善于耕作的父老，接受耕田器具，并学习耕种、培育秧苗的方法。当时赵过、蔡癸一类的人，都因精通农业而做到大官。如今天下的田地，只有江南得到治理；中原数千里的田地，三代时期沟渠纵横的遗迹还没有恢复。议论者又想仿照前元海口万户治理京师临海盐碱芦苇田的办法，以节省漕运、巩固国本。这件事实行起来确实便利，却长久不能施行，难道不是因为负责此事的人难以找到合适的吗？有时人们往往叹息事业不能建立，说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像府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世间所需要的吗？铭文说：从前在颛顼时代，曾说：“只有我的祖先，世代绵延在汝水、颍水之间，却受到荆楚的逼迫。直到唐代才昌盛起来，佩玉之声相继不断。我们的祖先从湖州来到这里，同东海的鱼为伴。”又有一支后代居住在白茒浦，江海空旷，寂静得没有炊烟人迹。是谁使这里聚集了人口？是府君的抚育经营。府君身材高大，才能没有做不到的事；他确实使田地千秋万代都能耕种，使盐碱地上的黍稷长得茂盛，拥有成万亩的田地。为什么不把虎符收藏在这片土地上呢？《震川集》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二十。明代归有光撰。墓志铭。《赵汝渊墓志铭》。宋熙陵有九个王子，其中第八个是周恭肃王赵元俨。恭肃王生定王赵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赵宗绛。安康郡王生南阳侯赵仲鑛，南阳侯生处州兵马钤辖赵士翮。赵士翮开始迁居严陵，生保义郎赵不玷，又从严陵迁到浦江。赵不玷生三观使、武经郎赵善近。赵善近生武翼郎赵汝侣，赵汝侣生赵崇傒。从定王以后到赵崇傒，才失去官爵，成为士人和庶民。赵崇傒生赵必俊，赵必俊生赵良仁。赵良仁这一支才从浦江迁到吴地，就是今天长洲的金庄。赵良仁生赵友端，赵友端生赵季永，赵季永生赵同芳，赵同芳生赵瓛。赵瓛生四个儿子：濓、潜、深、滨。赵潜就是赵汝渊的名讳。赵汝渊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娶昆山真义里朱氏为妻。赵汝渊六十六岁去世，时间是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夫人五十五岁去世，时间是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有一个儿子赵世贞，四个孙子：和平、和顺、和徳都早夭，最后生了和敬；一个孙女。葬于隆庆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长洲某乡。宋朝自青城之难后，三千多个王子全都被北方俘虏，分散在四方，侥幸有少数存留下来。至于周王的后代，因为世代以诗书传家，所以谱系还颇可考证。他们在长洲的后裔中，赵同鲁是最贤能的。赵同鲁是赵汝渊的再从父。赵汝渊夫妇孝顺恭敬，行为合乎士人的道德。赵世贞正准备凭进士身份振兴家业。赵世贞与我的前妻魏氏，是内外兄弟亲属，所以他请我撰写墓志铭。铭文说：宋朝失去了维护国家的宗室屏障，宗室沉沦于北方，真可悲啊！重重昏乱之中鼎折覆餗，因不仁而遭受灾祸，甚至牵连九族；幸存者孤零零地残留下来，藏身洞穴以延续生命。只有恭肃王在当时被称为贤德之人，按理说他的子孙应当世世代代传承下去。适宜做君，适宜做王，如今却成了士人庶民，也只是在家中修身，以鱼和豆类祭祀祖先；用什么来铭记他们，才不愧对他们的世代呢？金君守斋墓志铭 我年轻时听说嘉定的漳浦有位君子，名叫沭斋先生，还没来得及见他，先生就早早去世了。后来我在魏恭简公门下认识了他的儿子。等我居住在安亭时，安亭距漳浦十里，和贤者的居处相近，仿佛可以闻到并汲取他的芳香。先生的侄子、太学生乔又跟随我交游，得以常常向他询问家事。乔的父亲守斋君将要下葬，于是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根据墓志状文，金氏从县城南翔迁到漳浦，五代传到处士金鉴。金鉴生[原文作“▯”，字形有误]，生三个儿子，长子名洲，就是沐斋先生；次子名瀚，就是守斋君。金氏在漳浦务农十七代，家业日益壮大。沐斋先生于是立志做儒者，与海内各地的名士交游：广东的湛甘泉、浙右的蔡我斋、山东的王纯甫、江西的夏敦夫以及恭简公。守斋君努力耕作经营家业，以资助哥哥做官求学。沐斋先生考中进士，调任永康县令，不久改任国子助教，又任高邑县令，所到之处清廉，从百姓那里分文不取；衣服器用，都是守斋君从家中送到官署。沐斋先生从永康入京朝见皇帝时，只带须知册、役官和夫役四人，事情办完后，连存放册籍的书笥书架也一并还给县里。他在京城时，整天闭门不出，不把一封书信给别人。他一生吃饭从不同时吃两种菜。有人说：“先生并不是有所依赖于他的弟弟。”人们因此认为兄弟二人都是贤者。守斋君和哥哥小时候一起求学，他的老师要鞭打哥哥时，守斋君就悲泣，老师每每因此停手。他受到哥哥的爱护就是这样。父亲可田翁性情严厉，遇到不高兴的事，守斋君就长跪一整天，即使风雪中冻得身体僵硬，也不敢移动膝盖。老人晚年宠爱一个庶子，守斋君便亲自在祖居北面建造别业，把价值千金的产业心甘情愿地让给他。有人担心他不可能毫无遗憾，但守斋君却十分欢喜。当初，儿子乔还没有出生时，他就把沐斋先生的幼子过继过来，取名嵒，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疼爱，而嵒也不知道自己不是守斋君亲生的。他平时面对别人谈起哥哥的恩德、称赞哥哥的贤能，几乎说个不停。世道沦丧败坏，行善的人尚且战战兢兢，害怕不能免祸，何况沐斋先生的卓越品行，守斋君不仅没有妨碍，反而成全了他，难道不能称为贤者吗？守斋君享年六十三岁，于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六日去世。妻子颜氏，二子即嵒、乔；六个孙子：应鹏、应龙、应鹭、应元、应麟、七郎；一个孙女。死后七年葬在漳浦西面的新墓地，墓志说是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铭文说：同样都是兄弟，谁在冰雪中艰苦度日呢？谁混杂在污秽荒草中修补居处呢？谁悠闲安适地过日子呢？谁争执不休而疲惫困顿呢？谁奔波漂泊，耗尽自己的精力呢？谁困顿停滞，只能吃粗粝的食物呢？谁在谋划百年的事业呢？谁在思虑千古之后的事情呢？我无法知道；知道这座坟墓的人，难道就是先生的弟弟吗？王邦献墓志铭 王君于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四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第二年十二月七日，暂时安葬在度城的祖坟，后来于某年某月某日正式安葬。我和王氏有姻亲交情，他的孤儿继忠又是我的朋友，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推辞不得，于是作序并撰铭。序文说：王君姓王，名瑭，字邦献。他的祖先居住在昆山淀山湖，已经二百多年了。有个叫寿峯的人，在元末兵乱时流转到四方；吴地平定后，又回到原来的居处。寿峯生福，福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瓛，瓛生乡进士鉴，鉴生漳，漳就是王君的父亲。进士王先生早年失意，却有远大志向，平生以治理天下自许，曾经在堂屋墙上大书“忠孝”二字，所以王氏的堂号叫“忠孝堂”，乡里至今还传称此事。进士王先生第一次参加礼部会试，就因病死在京城寓所。王君二十岁时补为博士弟子，已经感慨身世，想着继承祖先的志向。正德、嘉靖年间，东南百姓困于粮税和徭役，贫困耗损到了极点。即使儒者都亲自服役，王君也让自己的僮仆代为承担，以至于自己生活不能自给，却始终不因此荒废学业。他在南京六次参加考试，最终仍未中第。王君年轻时就有筋骨方面的疾病，晚年更加严重，年近六十时病势更重。

译他跟随诸生拜见御史时，跛行[原文作“跰▯行”，疑为OCR讹误]，众人都在庭中下拜，只有他伏在地上不能起身。御史让两个学生搀扶他行走，但他的气力并未因此衰竭，过了很久才告辞离去。他常常观看祖先写在墙上的文字，感动得流泪。唉！上位者想从下位者那里求取的不过是忠孝，但未必能够得到；下位者想侍奉上位者的也不过是忠孝，但未必能够遇到施展的机会。王氏处在困顿卑下的境地，父子祖孙都以此相互告诫，直到头发斑白仍未能实现，昏昧无声地终其一生，真是可悲啊。王君为人仁慈宽厚，常常施舍财物；有人辜负他，他也不因此怨恨。他虽然身体有病，面容却十分和蔼；我和他相处，可以说真正了解他的为人。王君的母亲沈氏，是城武知县沈存之的女儿。娶任氏，没有儿子。同母弟杲生二子继忠、继孝，王君像亲生子一样抚养教育他们，并把继忠立为嗣子。继忠娶张氏，生两个孙子文昌、文光。起初，进士王先生因为王君善于作诗，推荐他学习《易经》；如今继忠、继孝二人又以《春秋》为业，成为博士弟子。铭文说：牧养得好，草木深奥处便生出屏障；田地反复耕作，便生出鹌鹑；只有忠心随着孝行而来；三代都是儒生，今天正当兴盛。李惟善墓志铭 李瀚将于嘉靖二十九年某月某日安葬他的父亲李君，提前写好墓志状来请我撰铭，说：君姓李，名元，字惟善。高祖名保，曾祖名虎，祖父名宗，父亲名英，是县学生。母亲袁氏。君于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妻子张氏，三个儿子：澈、瀚、[原文作“▯”，字形有误]。澈和[原文作“▯”，字形有误]都已先去世。瀚是县学生。两个孙子：一鹏、一鸾。一个女儿，嫁给宣应楫；宣应楫是县学生。一个曾孙，名绍先。李氏世代居住在嘉定守信乡，君因为入赘的缘故居住在新泾。新泾四十年前还是荒野，如今已形成集市，商贾聚集在那里。瀚选择墓地，距离住处若干步，墓地面向张氏的墓，形势就是这样。我过去曾为张老翁作墓志，说：老翁淳朴，没有世俗机心，得到李君这个女婿后，把家事交给他管理，自己每天饮醇酒，什么也不过问。李君凭才能使家业丰厚，又收养张氏族人潮作为自己的儿子。后来自己生了三个儿子，都姓张，而[原文作“▯”，字形有误]又成为潮的儿子。两姓子弟聚在一起，欢乐融洽，没有隔阂和嫌隙。等老翁年老后，才让潮承继张氏，并恢复三个儿子的本姓。起初潮在诸子之列，如今却被称作舅舅。泾水使渭水显得浑浊，清澈的是泾水岸边；说的就是李君这样的人。《春秋》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这些事很值得记载，实在数说不尽。铭文说：吴淞江向东流去，练水从岸边流出，奔向浩大的大海；红日照耀着起伏的土冈。这里聚集着千户人家，种植棉花，也杂种黍稷。有一位美善的大丈夫，出生在孟姞新泾的原野上，居处和父亲的终葬之地都已选择妥当。墓地左边为老人的墓道，森然茂盛；两座土丘相对而望，没有可惭愧之处。把这些话刻在石上，永远不会剥落。张克明墓志铭 嘉定张君于嘉靖十九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起初娶孔氏，孔氏于弘治某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若干。再娶秦氏，秦氏比张君早一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葬在新泾的居所附近。嘉靖二十年某月某日，孔夫人原先葬在倪家浜，后来迁来与张君合葬。张君名杲，字克明，为人刚直，没有私心。遇到看不惯的事，发怒之后便罢了，随后又欣然如常。乡人争相来请他裁决是非，有时甚至受到鞭打，他也能够不怨恨。每天饮酒，防止醉醺醺，常常随即睡去，完全不把世间事务放在心上。两位夫人都具备妇道。张君年少丧父而贫穷，常常依靠孔氏的力量，才得以维持生活。秦氏恭谨柔顺，从不违逆；她和张君同年，二人都享有高寿，人们认为这很难得。然而张君最终没有儿子，孔夫人生了一个女儿，招赘李元为女婿。李元刚成年，能够承当家事，张君把一切家业都交给他，于是家业逐渐丰厚。张君的弟弟某人有个儿子叫潮，李元抱来作为自己的儿子。李元又亲生三个儿子，名叫澈、瀚、[原文作“▯”，字形有误]，都姓张。张君去世后，瀚流着眼泪，叹息说：“《春秋》记载莒人灭鄫，就是为了这种情况。我作为儒者，不能不纠正名分。”于是把这番话告诉李元，最终让潮承继张氏，而自己另立李氏。瀚起初称潮为哥哥，如今却称他为舅舅。我听说这是张氏厚道的表现：把女婿当儿子，教导外孙如同教导孙子。而李元爱潮如同亲生儿子，到了瀚按照礼制加以裁断的时候，可以说是在改变关系的同时得到了适当的处理。铭文说：有女儿来奉养，有女婿来治理家业，有后代来继承宗族，有女儿的儿子来匡正礼制。唉，张君真可以说是有儿子了！陈君厚卿墓志铭 君姓陈，名圢，字厚卿，世代居住在嘉定黄浦东面的海边。父亲名廉，字汝界，是宝源局大使。生有兄弟四人，君最小。母亲黄氏先去世，父亲也已经年老。同县人马梁的妻子李氏，是陈氏所生，怜惜这个孩子，抱来当作自己的儿子。然而马翁自己有儿子，君娶张氏，生下一个儿子便夭折了。君叹息说：“马翁是我的父亲，我一定要得到马翁的孙子，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正好马翁的儿媳怀孕，张夫人每天等候照料她，后来生下一个女儿，张夫人说：“如果是男孩，我就感念马翁的恩德，把他作为儿子；女儿就不必了。”儿媳又怀孕，生下一个男孩。张夫人住在马氏房中，男孩满月时，便背着他回家。夫妇二人十分疼爱这个孩子。冬天曾经用自己的身体给他取暖，不让他躺在席子上。等孩子开始跟随老师学习，僮仆全都派去陪伴他，自己亲自汲水灌田。张夫人为人严厉刚毅，儿子走路稍有歪斜，就一定叫来训诫。她每天督促孩子读书学习；君性情宽厚，常说：“孩子的富贵自有命数，不应当琐琐碎碎地唠叨，使人不得自在。”不过，张夫人内心深深爱着儿子，每次出门一二里，从来没有不流泪的。君一生喜好义行，把祖先留下的产业全都让给哥哥，除了完全用来赈济周济之外，没有留下多少。

译父母年老而贫穷，他终身奉养他们，又抚养两个孤孙。有人带着一百两官银，听到县里召唤，匆忙离去，把银子遗忘在旅舍。君后来到达，独自留下看守，等那人回来后交还给他。有人向他借钱，后来却赖账不还，君替他偿还。此后那人再次有所请求，君仍然给予，从不提起之前欠债的事。起初君把产业让给哥哥，后来马氏分给他的家产，他也不接受。后来从黄浦迁到南翔，又在新泾一带耕种。新泾靠近大海，正逢飓风兴起，海水漂流泛滥，嘉定东门外放眼望去全是无边的波涛。君从南翔走到新泾，不认识道路，忽上忽下地涉水前行，于是得病多年，最终病危。君叫来儿子要笔写道：“我欠某人多少东西，又欠某人多少东西；我死后你一定要替我偿还。”至于别人欠他的债，他却没有说。君取出历日指着说：“某日我应当离开人世。”又命人向祖先祭告，到了那天便整理好衣服去世。这是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三岁。张夫人在君去世后十四年去世，正是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享年七十五岁。临终当天，她对儿子说：“过去你父亲去世时，某人曾经侮辱过你；但这个人是你父亲过去的好友，不要记住他的过错。” 她又说：“你不要忘记马氏所生的孩子；我死后，应当更加厚待他。”大概这对夫妇就是这样贤德；如果不是他们的儿子思彛来请我撰写墓志，我也无从知道这些事。由此可知，世上从来不缺少像古人一样有卓越品行的人，只是他们埋没在乡里，没有显扬于世。学者都说立嗣一定要同宗。然而我认为，圣人的制度并不只是听任天然血缘而已，在不得已时也有人为的辅助安排，这正是为了互相生养。慈母如同母亲，《礼经》大略记载了这条原则，但古书已经亡佚，不能全部看到，也可以类推。像陈君这样的事情，情义多么深厚啊！思彛凭这件事而生，也凭这件事为他送终安葬，并祭祀他，就可以了。我作这篇铭文，是为了成全思彛作为儿子的名分。陈君起初安葬在新泾，如今选择墓地在县城东南依仁乡的芦泾，并把张夫人附葬在旁。这是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铭文说：他的德行极其厚重，上天却让他的妻子怀孕生育、抚养教育他人之子，仿佛吝惜把亲生子女给他；又像靳氏那样，以自己的力量求得白鹭的眼珠。两人同出一气，相互看待，既慈爱又孝顺，真诚专一没有二心。如今已经有了儿子，可以守护他的墓道。上天确实会报答他，希望他的德行永远不会坠失。陆子诚墓志铭 君姓陆，名意，字子诚，居住在太仓州东乡，是赠文林郎陆塾的儿子，严郡推官陆愚的弟弟，娶龚氏为妻。龚氏居住在昆山庙泾，夫人是山东布政使龚理的曾孙女、武冈知州龚震的女儿。武冈知州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兵部右侍郎王倬的儿子、都事王愔；次女嫁给吏部左侍郎叶文庄公的孙子叶梦泗；幼女未嫁。武冈知州因为把女儿许配给陆君，便聘请陆君入馆任职。陆氏是世代显望的家族，所以和各家多有姻亲关系。武冈知州最初任闽地漳郡的副职，带着儿女亲家同行；后来改调回任，陆君染上南方瘴疠，回到家中就去世了。当时是正德九年九月九日，年仅二十三岁。龚夫人又随武冈知州到任所，居住在长沙、零陵之间数年。武冈知州去世后，夫人才带着儿子回归陆氏。大约过了四十一年，夫人才去世，当时是嘉靖三十三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九岁。于是她的儿子明谟悲伤父亲早逝、母亲寡居抚养教育自己的辛劳，准备把父母合葬在太仓州花浦长泾东源，并希望为他们谋求不朽。明谟年幼，不能知道父亲遗事，詹事府主簿王世德是陆君的外甥，替他写了墓志状。但王君当时也年幼，只说听说陆君的兄弟们都称赞他是陆氏有才华的子弟罢了。至于他所叙述的姨母为人慷慨，乐于施舍，平生刚强坚定，没有女子柔弱的姿态，这已经足以称为贤德了。我家的从祖母和武冈君同祖，几位姑祖母又多嫁到东乡，所以我能够知道两家族姓的来源。明谟长大后，曾感慨古人的风操节义，尤其喜欢吟诗；而詹事府王家当时正显贵兴盛，王世德以清要官职镇守南京旧府，一天却在洪武门挂冠辞官归去，其中一定有过人之处。我认为他的话可以作为可信的证据，所以为陆君撰写铭文。铭文说：正当结为夫妻，却不能共同走完一生；四十一年后，才说归来同葬于墓中。一生的分离，换来千年的同处。王君时举墓志铭 君起初名翺，后来改名羽，字时举，世代居住在海边，以行医闻名于家族。年轻时读书，讨论问题一定要寻求真正的理解，不理解就不肯罢休。遇到有能力的人，总要前去请教，因此治疗别人的疾病大多能够痊愈，但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有人称赞他，他总是说：“我所从事的医术，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是神圣之道。只是如果不把天下的书都读尽，通晓天地运行变化，并把这些道理参照融合到人的身上，就不能从事今天这样的医术；否则不过是徒然剽窃、臆测，侥幸猜中罢了。”至于别人是否酬谢，他从来不曾期待。性情诚实厚道，端正严肃，一生不接近不合礼法的女色。居住在乡里，常常令人敬畏。往往少年们成群聚集嬉戏，听说君将到，便都跑去躲藏，说：“朱文公来了！”有一天出门，看见一个儿童在路上哭，问他为什么，儿童说：“早晨进城，丢失了所带的东西，恐怕回家后会被打。”君问明物品价值，便替他赔偿。过了一会儿，儿童拿着赔偿的钱物回来，说：“早晨丢失的东西已经找到了。”君也就不再接受，儿童哭着道谢离去。他曾经自己遗憾没有读书，见到儒生文士，必定肃然退立，觉得他们的学问深不可测，对读书人的爱慕就是这样。起初，君的堂弟翘才几岁，堂兄将要去世时，叫君嘱咐说：“儒学难以成就，不如把你的医术传给他，容易学会，只要能谋生就行了。” 君后来没有听从那人的话，而是教翘读儒学。一年后，翘被选为郡里的博士弟子员；虽然没有得到仕进机会，却凭文章才艺在士林中获得称誉。君于嘉靖三十四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娶严氏，生子女各五人：儿子用宾、用卿、用才、用享、用文；女儿嫁给某某。孙子孙女若干人。君的兄弟也有五人：翔、翀、翎，都是弟弟。翔没有儿子，便以用享为嗣。于是翘来请我作铭说：“哥哥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我，四十年间供我衣食并教育训导我。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哥哥去世时，倭寇侵犯嘉定，又发生大瘟疫；哥哥每天一早就出门诊视那些染疫的人，最终也因染病去世。当时城池被围，而我正逃往西南湖上，直到他死去我们也没能相见，这成为我终身的痛苦。”他来请我作铭，已经三年了。铭文说：世代承袭着虚浮的华饰，本来朴实的根基却沉落在海边；淳朴的士风也日益浇薄，但还存在抱持医术直到老死的人。唉！孝顺友爱的美德有了坟墓，它是多么高大啊。蒋原献墓志铭

译君名杲，字原献，是宋代尚书礼部侍郎蒋堂的后代。他的祖先是宜兴人，蒋堂任苏州知州时迁居于此，于是世代居住在长洲邓巷里。曾祖名达卿，祖父名集，父亲名淮；君的妻子也是长洲望族，家在甫里。君不幸早逝，已经下葬。过了十八年，马夫人去世；又过了十三年，才附葬到丈夫墓旁，这是合乎礼制的。他的儿子炼来请我作铭，说：“我年少，先父下葬时丧葬之事没有办完，无法把他的事迹刻在墓中。如今得以安葬母亲，才从母亲和先父的交游者那里听到一二。先父奉养双亲，早晚的供给不让兄弟们为难。官府有疏浚河道的徭役，族中贫困者，他替他们代出力役。凡是所做的事情，从内宅妇女到乡里众人都很满意；他坦荡待人，尤其受到人们敬爱。我的母亲守寡十八年，代替先父上奉父母，下抚诸子，使先父不至于后继无人；这些都不能不写入墓志。”炼又拿出家中收藏的当代名公表彰墓志数十篇，例如陈、刘二位祭酒，徐武功伯，李文正公，吴文定公等，谈论蒋氏先世，往往提到孝友和文学中科举，或者称其为循吏；至于居住乡里的，大多敦厚长者，能够把仁爱利益施及他人，救济别人的急难唯恐来不及，赈济借贷有时达到千石。他生病时，乡人向神灵祈祷的以千计；去世后哭吊丧事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大概数代以来都是一脉相承。文定公评论蒋氏，认为这样的人难道是因为爵位高居上位、势力足以安养百姓才得到这种声誉的吗？那些治理一郡一县的官员，有许多人比这还要惭愧。大概蒋氏的品行义举在乡里显著，就是如此。考察他们的世系，从洪熙到弘治六七十年间，正赶上国家休明、天下太平的时代，数代和睦兴盛；乡邑老人安居本土，家业富厚繁殖，以醇厚的德行和恩惠利益庇护一方的人，往往都有。蒋氏正是其中最著名的。到了君这一代，就有值得感慨的地方了。然而看炼所称述的他的行事，仍然有先世遗留下来的风范。君卒于嘉靖元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葬于某年某月某日。夫人卒于嘉靖十八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九岁，葬于嘉靖三十二年某月某日。墓在王巷祖坟旁。三个儿子：炎、炼、爕。三个女儿。五个孙子；炎已经先去世，所以与请我作铭的炼不同。铭文说：青邱旁边，吴淞江的水湾，有一位君子，使他的后代昌盛。他不吝惜施舍，百姓因此得到安居。乡里的父老兄长欢笑不断，大家带着酒来欢聚，共同享受丰收之年。都说这是上天的力量，那么又是谁造成的呢？年岁过去，世事变迁，日月不停流逝。我把这些铭刻在墓中，思念你的时代。潘用中墓志铭 君姓潘，名干，字用中，是嘉定人。祖父名煦，从冶城迁到东练祁水边，就是所谓的罗店，在那里置办产业、积聚家产。父亲名廉，因为没有财产可以节省，便把全部资财耗尽。到了君这一代，家中已经没有遗留下来的东西。君年纪还轻，遭逢父亲去世，身体瘦弱地睡在草席土块之中，讨债的人挤满家门；他左右支撑应付，安然不为所惊，终于把事情办妥整顿好。由此三十多年，他清廉刻苦，自我勉励，收拾积累奇零余利。今年修建寝室，明年修建厅堂，后年整治田地房屋，期望逐步扩大产业，不急促求成。罗店是嘉定的大镇，商贾聚集，人们多机巧逐利。君存心忠厚宽恕，常常把贪取暴利、聚敛财富当作戒律；人们也没有看见他贫乏，最终反而富足有余。君为人温和善良，沉默寡言，内外都称他为诚实厚道的长者。起初他是县学弟子员，后来他的儿子士英也成为弟子员，父子二人一起入学。过了很久，君最终辞去学籍。士英曾经照料病中的父亲，抱着他喂食喂水，夜里父亲口渴，就用津液润湿他的口，爱护父亲就是这样。君患风痹，仍然操持家务。士英请他稍稍休息，君说：“我怕你荒废学业；我活一天，就替你料理家务一天。”就这样过了五六年，直到去世。士英在学校时，每当御史来考试，他曾多次名列第一，却始终没有考中进士；但士英不忧愁，反而以不及古人为耻。他跟随老师求学，曾经到百里之外去拜师，由此就可以知道君的志向了。君于嘉靖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去世，享年五十六岁。第二年十二月初九日，葬在脚袜泾的原野。妻子沈氏，儿子士英、士贤，三个女儿，分别嫁给某某。两个孙子。我有幸和士英交游，为他作铭。铭文说：“他参与事务，却并不任意自专；居家蓄积产业，却淡泊安静，仿佛没有求取功名利禄的心；施布恩泽，是因为他的缘由；使树木繁茂，使这座丘墓安宁，这就是君的深厚福德。” 《震川集》卷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二十一 明代归有光撰写 墓志铭 陈处士妻王夫人墓志铭 夫人姓王，是陈处士陈可乐的妻子。父亲名士高，凭岁贡进入太学。父亲三次娶妻都没有儿子，原配某氏只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处士娶王氏为妻，在王氏宗庙举行成婚礼。太学君落魄失意，不经营生计，家里穷得只有四壁，却唯独喜欢饮酒。夫人做女红来供给他的费用。宾客一到，酒食菜肴无不满足他们的需求。太学君去世后，她才归入陈家。不久处士患痨病，生下一个儿子；孩子满一岁时，处士将死，回头对夫人说：“大哥没有儿子，可以把这个孩子给他。”夫人说：“奉养老人、抚养孤儿，是我的责任。”于是流下眼泪，割断头发来表示自己的誓愿。当时是庚午年，发生大灾荒，道路上到处可见饿死者。夫人抱着一岁的孩子，哭送丈夫，又汲水做饭以奉养接待公婆，十分艰难。最终她以孝顺奉养终老双亲，并为他们办理丧葬。她命令儿子侍奉他的伯父，完全按照丈夫的教诲行事，内外互相依靠为生，直到取得成就。家中没有一亩大的房屋，居住在闹市之中，人们很少见到她的面容。尼姑和老妇往来富贵人家，和妇女杂处，又频繁诵经礼佛，常与寡妇交游；夫人一概谢绝。晚年眼睛昏花朦胧，十分不自在。医生来了，她却拒绝说：“我的手不能给人诊视了。”她二十四岁守寡，处士六十二岁去世。当时是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这样，她守寡已经四十年了。起初，处士的曾祖名翊，中乙榜进士，授胶州学正，历任应山王府教授，曾任乡试同考官。昆山士人凭借《易》学考中进士，从应山君开始。家世代读书，清贫而有节操，值得刻在墓上。夫人有一个儿子，唐县学生；两个孙子，王道是县学生，次子王政。葬于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马泾随字圩的新墓地。铭文说：天地阴阳确立位置，最初便有了人民。阴阳交合，男女各守贞正的行为。圣人顺应这一道理，制定为常法。效法天地，垂示象征，恒久不变。王道衰落，才有《关雎》的讽刺兴起。《郑风》《卫风》日益淫靡，礼俗因此倾颓。妇德败坏，天地昏暗。谁知道千年以后，这颗心仍然明亮。美好啊，贤淑而温婉，居然具有这样的天性。她和昧谷争芳，与高风竞节。有显赫的彤管为她作记，在青史上昭然可见。子政作传，元凯辅佐经典。没有什么隐微之处不显明，没有什么幽暗之事不呈现。把铭辞刻在石上，用来继承前人的事业。太学生陈君妻郭夫人墓志铭 夫人姓郭，是长洲人，封鸿胪寺丞某的曾孙女、处士某的孙女、太学生郭受益的女儿，嫁给陈氏工部都水司郎中陈天贵的儿子、太学生陈大雅。享年四十四岁，于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去世。太学生为她办理葬事，派儿子良谟来请我撰写墓志铭。起初，夫人嫁到陈家时，太学生每天游学于学校，不能经营生产，家中几乎无法自给。夫人的父母家在吴淞江边，田地肥美，年年收成很多；她便拿出嫁妆中的衣被财物买置田地房屋。每年冬天就前往收获，苦寒一直到春天，脸面常常冻裂生疮。凡是宾客祭祀、缝补、做饭等事务，全都由她承担；平时节省用度，亲自出力，华美的衣服、珍贵华丽的饰物，都摒弃不用。亲戚朋友有邀请她参加宴饮的，她说：“饮酒不是妇人的事情。”总是推辞。辛勤劳作二十多年，家用已经能够供给，而她的丈夫凭年资贡入太学，任期届满后等待选授，应当出任州县官，不久就会有俸禄奉养父母，并教育儿子走进士之业，事情也已经有成。有一天突然患上重病，她自知不能痊愈，便从容地向儿女叙述平生，说自己从开始做媳妇直到如今，辛劳就是这样。这就像驾船渡江，船上的人已经全都登岸，唯独驾船的人沉没了，因此不禁悲叹。家人估算做棺材需要若干钱，夫人听见后立即说：“我不需要这样的木材，值若干钱就可以了。”又说：“我平生自认为已经为你们家竭尽劳苦，但不愿浪费钱财；只要有一块石头，请能写文章的人记载我的墓志，就足够了。”我听见后为之悲伤。夫人作为女子，希望自己的名声流传后世，难道只是为了区区名声吗？这是因为她一生的志行有不能默默湮没的地方。我读《谷风》诗，大概说的就是夫妻关系的变化。诗中说起一个妇人怎样对待丈夫：“到了深水处，就用方木测量、用船渡过；到了浅水处，就游泳渡过。不论有还是没有，都努力设法取得，以至于储备柴草来抵御冬天。”即使非常细小的事情，也亲自说起，勤恳不倦。千年以后，仍可以由此看见做妇人的心情。这也真是可悲啊。夫人生两个儿子：良谟，长洲县学生；良防，尚未入学。一个女儿，嫁给李春阳，李春阳是吴县学生。孙子孙女二人。葬在武邱乡，时间是去世次年正月二十四日。铭文说：郭氏世代是大族，居住的地方约有一方之广；大鸿胪又加封爵位，也凭尊贵而兴起。她嫁入陈氏宗族，辅佐丈夫，成就他的美德，辛勤谨慎地积蓄家业并以此自得。可悲啊，那些华美的衣裳，却不能让她安享如同婢女般的劳作。一生的志愿，迫于短暂的生命，未能享受成果，却把福祉留给后代。顾夫人墓志铭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的妻子顾夫人去世；第二年沈子善考中进士，任鄱阳县官时，夫人仍停柩未葬。不久沈子善以中宪的身份离任回家，第二年办理安葬，把夫人附葬在昆山县横塘祖坟旁，正是嘉靖三十二年某月某日。子善提前来请我撰铭，他的儿子尧俞跟随我交游，每当想起母亲便流泪说：“我母亲贤德，除了先生还有谁适合为她作铭呢？”唉，富贵、长寿、夭折，并不是评判贤德的标准；贤者的志向也不在这些事情上。然而世人总把这些看作幸运或不幸，彼此因此悲伤或欢喜，这也是人的常情啊！沈氏世代以诗书闻名，家中中宪沈大楠继承先人美德，前代武官中有三人做到二千石；夫人的父亲给事及其兄弟从海上家族中兴起，一时同在黄门任官，都显贵显达。夫人托身于两家，得到子善作为女婿，谁不为之高兴？然而夫人还未成年，适逢给事去世，她哭泣悲哀，几乎不能活下去。后来每每追思父亲，心中都有终身的悲痛；子善做诸生时，仕途不得意，夫人和他共同劳苦，具有《鸡鸣》诗中警戒丈夫的志意。等子善游学于两京太学，终于在京城士人中考取第一；后来两次考试不利，等到考中进士时，夫人却没能活着见到他。

译大概富贵、长寿和夭折的命数，即使父子夫妻也不能彼此相及，这正是可悲之处。夫人生来聪慧，几岁时就替给事父亲制作小帽。给事喜欢戴着它出门会见宾客，常常用格言教训她，夫人总能记住。后来她常常把这些话说给自己的儿子，勉励他们。她为人庄重，在父母身边，不问不说；有时整天一句话也不说，即使中宪也敬畏她。沈君与人交游，都是以文章学业相互往来；如果喜欢对方，便准备酒食让客人尽情欢聚；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是林中的茶水也不会及时送上。看到儿子夜里读书，她就一边纺绩，一边陪着共用灯火，以此勉励督促。祖姑太宜人尤其孝敬她；中宪任官时，太宜人年老不能行走，曾说：“我有贤良的孙媳妇，就是你；你的脸和眼睛就在我眼前。”她贤德如此，大概对子善的仕途和求学帮助很多。给事名济，任刑科给事中。中宪名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绍庆，如今任鄱阳县知县。夫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享年四十岁。两个儿子：尧俞、尧典。两个女儿，女婿为王炳衡、王伯稠。后来又生一个女儿；妾生两个儿子：尧钦、尧文。从前雍门子因为在孟尝君面前哭泣，孟尝君也为他更加抽泣呜咽，流泪不能自止。我为夫人作铭，大概也是因为有伤心的事情。铭文说：“ 唉！人的容貌婉美、品行美好，本应长寿，为什么突然夭折？她的品行孤高，却没有得到福禄。唉！造物主偏偏把这一点看得如此微小，谁能知道其中的缘由呢？潘府君妻沈夫人墓志铭 我年轻时和潘士英子实交好。子实从嘉定来到昆山，居住在马鞍山岩石之间。我也时常去拜访子实，因此得以拜见潘府君。他气貌正当壮年，兴盛豪迈，喜欢饮酒，不屑于经营生产。沈夫人出自清浦大族。清浦在县城东南海上、黄浦以东，俗称江东沈氏。夫人舍弃安逸优渥，勤劳刻苦来辅助家庭，又用余力建造高楼大屋居住，使子实能够任意游学。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潘府君去世。第二年十二月，葬在脚袜泾的原野。我曾经为他撰写墓志。府君去世后，夫人主持门户，和他在世时一样。子实又聚集县中的俊杰，每天和他们讲习学业。某县的人往往有人考取科名，在朝廷显贵；有的人不幸在时运中困顿跌倒，也因为道义而受到乡人尊重，这些人都是子实的朋友。人们因此更加称赞夫人的贤德；她的次子士贤也努力求学，成为诸生。倭寇侵犯边境时，子实家靠近海边，最先遭受兵祸，于是奉母亲逃到我在安亭的房舍中居住。我家人都得以受到她慈爱的教化。第二年倭患更加严重，子实离开那里，逃到淀山湖中。夫人命令船只继续向远处行驶，离开那里前往檇李，进入城郭之内。淀山湖王氏，是我的姻亲。当时跟随孺人出行的人都得以免难，未跟随孺人而留下的人全都遭到杀害。她在仓促危急之中仍有这样的明智。战乱以后，家产全部焚毁，子实稍稍卜定新居，才开始忧虑不能具备菽水来奉养母亲。于是他参加计偕留在京师，被选授为处州龙泉县学博士。龙泉县的县学宫舍全都倾塌毁坏，因而留在那里奉养妻子。上任以前，他修缮馆舍，想迎接孺人前来，孺人却终于因病去世了。子实并不是苟且求仕的人，他跋涉千里求取俸禄，是为了奉养母亲，却最终不能让母亲享受一天在官任上的奉养，难道不令人悲伤吗？不过，即使子实早早取得科名，也不会迎合时俗去做大官；即使做了大官，也一定不会借此来使母亲荣耀。因此，如今子实奉养孺人的心意，大概可以说没有遗憾了。我为府君作铭，到这时已经二十年，才又为孺人作铭，而我和子实也都老了。对此又不能不有所感慨。于是铭辞说：沈氏，是江东世代有名的家族。黄门侍郎柱后，两位贤者都得到提拔，成为孺人。父亲名肄，祖父名辅，世人称他们为孝子。善庆深厚，府君名干，字士英。士英有两个儿子，续娶的女儿分别嫁给金诩、徐应元、张来之。配偶先于母亲去世，留下孙男孙女七人、曾孙二人。子孙繁多，福祉昌盛。己未年腊月初五，享年七十六岁。不是早夭，撰文志墓，沿用前面的文辞。明年除夕将与丈夫合葬。周子嘉妻孺人墓志铭 震泽东山，是淞江环绕吴地而向南流经的地方，所以吴地多用江来命名。子嘉世代居住在江南，唐氏居住在江北，都是昆山的偏远地区。两地相距二十里，所以孺人嫁给子嘉时，参知公已经考中进士。子嘉因为兄长的缘故，在做诸生时便任清廉小吏，俸禄不足以奉养家人，幸赖国家恩泽，得以安居乡里，不受征召骚扰。他看见先世虽然凭财产在乡里富足，却屡屡为徭役赋税所困，如今可以无事，于是便与孺人耕种田地常有数百亩。孺人每天给一百多人送饭，岁时、伏日、腊日以及宾客亲族的费用，不让子嘉开口，全都亲自筹办。她侍奉两位长辈，极尽孝养。参知公在数千里外做官，有贤良的兄弟，又有贤惠的儿媳，得以无所牵挂。孺人生孩子时，舅父中宪公已经病得很重，听到消息也很高兴。起初晏恭人去世，孺人悲痛哭泣；后来又为中宪公哭泣而得病，不久也去世了。子嘉为她悲痛，过了十七年还没有下葬，说：“不敢薄待我的妻子。”又说：“当初我维持生计艰难，如今生活稍稍宽裕了，我的妻子却享受不到了。”于是于某年某月某日葬在千墩浦奈字圩的新墓道。子嘉名大宾，有一个儿子名之荣，三个女儿，分别嫁给某某某。又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继室赵氏所生。孙子一个。我和徐韬仲都是子嘉姑母的儿子，所以子嘉请韬仲撰写事状，请我作铭。子嘉说我们都是外兄弟，足以相信我们的贤德而不会虚妄。铭曰：“谁为她开始营造，却没有完成对她的奉养？我把自己化为泥土，有人或许住在我的上面。这大概是她的命吧！如今看见你的子孙成长，供奉黍稷以祭祀她，就让她永远享用吧。” 方母张孺人墓志铭

译乡进士方范循道的母亲张孺人去世，将要下葬，请求我为她作铭。她的事状说：张氏世代居住在昆山冰墟村。曾祖父名奎，祖父名佩，父亲名锦，母亲潘氏。父亲年轻时学习举子业，长大后任郡府属官，不久便辞去。父亲生了五个女儿，都聪明颖慧，而我的母亲尤其端庄稳重、贞洁贤淑，颇熟习《小学》《列女传》，能够明白大义。嘉靖初年，我父亲因御史议论大礼不合而归乡。过了很久，先妣封孺人范氏去世，于是依礼聘娶了她。在此以前，范孺人方正贤淑，举止合乎法度，人们认为她是女中丈夫。我的母亲志向操守清美纯洁，举止有规矩，族人内外都说她有范孺人的风范。过了一年，生下不肖的先父，于是把先前置办的产业全部归给伯兄，带着我母子另筑房屋居住。母亲想到先父留下的财产很少，害怕不能供给生活，便细致地经营生计，仅仅取得足够的用度，却常常预先储备美味和酒食，以供父亲交结婚姻亲友之需。父亲能够在江山绿野之间从容游赏、心情闲适，实在多亏了母亲。那时我正向学，父亲对母亲说：“孩子年少，不要让其他爱好夺去他的志向，他将来远大的前程是可以期待的。” 庚戌年秋天，父亲突然去世。母亲敬谨地继承父亲的遗志，向伯父咨询，广泛访求名宿，请到家塾来教我，供给和馈赠都一定丰厚，希望我早日成才，以在九泉之下慰藉先人。不到一年，官司和差役接连侵扰。母亲于是抚摸着我哭泣说：“你父亲不愿把丰厚的财产留给你，正是为了今天；可是人情竟然这样，怎么办呢？你赖以自立的，只有能够读父亲留下的书罢了。假如你辜负先人的志向，我还凭什么活着呢？”于是我们一起大哭。我因此惊惧自警，痛下决心奋勉。适逢倭寇警报，家产荡然焚毁，母亲又卖掉簪珥作为延请老师的费用，不够时便再拿出一点已经置办的产业来资助。自先父去世以来，到现在十五六年间，经历了无数震荡艰苦，她一直惴惴不安，不敢有一日安宁，只是尊敬老师、教育孩子的心意，时间越久越迫切。当时我跟随伯父读书考试，稍有不合意，伯父便命我长跪，并用大杖抽打。母亲既恼恨我愚钝，又十分怜惜我，便扔下杖整日号哭。她每晚点灯督促我读书，又亲自纺麻织布，即使隆冬严寒，门外雨雪交加，也仍然凄然相对，丝毫不肯宽纵。甲子年，她患腹疾，三年不能起床。丙寅年病势更加严重，这年冬天恰逢五▯的诞辰，子弟、姻亲穿戴衣冠聚集而来，举杯祝贺。母亲勉强支撑病体起身，整理衣服登堂，但疲惫不堪，不能站立，于是自己叹息说：“我一定要死了！自从你父亲去世以来，他留给你的困难更多，是我抚养你直到今天；我即使死了，在地下也没有愧对你的父亲了。”第二年正月某日，她终于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儿子一个，就是不肖的范；孙女一个，尚未婚配。唉，别人的母亲只是母亲罢了；假如范没有母亲，难道能有一天独立生活吗？范如今刚刚成才，能够奉养母亲一天，而母亲已经不能等到这一天了，这就是我抱有终身遗憾的原因。事状就是这样。我与方氏相交已经三代了。侍御名凤，和他的兄长奉常公名鹏同榜中进士，在当时很有名望，人称“二方”。侍御性情豪爽，但对范孺人却很敬畏。后来他与张孺人分居，夫妻感情十分深厚，舍弃平生所经营的产业，重新建立家业，所以循道称说他母亲的辛勤劳苦，正是这样。他的伯兄名筑，官长史，是范孺人所生。又有延请家塾老师如我的朋友桐城赵中丞子举、秦进士光甫以及海虞二陆，他们后来都相继考中科第；循道又考中乡试，将要继承两位父亲而振兴家业。人们都说孺人主持家务，极其尊奉老师的礼节，所以循道痛切怀念母亲，认为她不同于别人的母亲，确实如此。循道侍奉孺人尤其孝顺。孺人葬在县治马鞍山的南面，与祖墓相邻而另成墓域，实在隆庆某年某月某日。唉，她值得铭记！铭曰：美好啊，慈爱的母亲；又有孝顺的儿子，选择跟随先人安葬。只有墨食，留下福祉给后人。张孺人墓志铭 孺人姓张氏，是太学生陆子征的妻子、武康县令本枝的母亲，世代是长洲人。起初崇尚医术，张公和子征的父亲如隐公都入赘居住在祥符里，因此张公把女儿嫁给子征。子征名焕，和他的弟弟灿、子潜兄弟几人在吴中都有名声。子潜高中进士，入翰林任给事中，而子征长期没有考中。子征为人博雅，善于著书，喜爱游览名山胜水，兴致所到，常独自往来，不理会家务，家务全由孺人承担。孺人也认为经营生计细碎吝啬，不是丈夫应该知道和参与的。至于教育孩子，孺人也亲自督促责诫，因此子征能够悠闲游学，几个儿子的学业也都有所成就。子潜任给事中时因上疏论事被贬到都匀，他的妻子又病死了。母亲胡夫人年纪已大，每当想到仲子得罪朝廷，被谪往万里之外，孺人独自陪伴奉养她，便用温和的话安慰开解，胡夫人才高兴起来。孺人起初治家十分俭约，等到本枝考中乡试，仲子、季子二人都入太学，便感叹说：“三个儿子都长大了，我现在可以无事可做了。”于是为他们分割家产，自己独居一室，每天只是焚香礼佛，又喜欢阅读《北史》遗文、《隋朝故事》以及各种稗官小说，把其中的故事讲给儿子们听。本枝迎接母亲到任所奉养。一天，孺人下堂时跌倒，伤了左脚，因而生病；病情稍好后，两个儿子迎她回家祝寿，不久却因另一种疾病去世。那是元年甲子二月某日，享年八十一岁。儿子三个：长子就是本枝，次子培枝、翘枝，都为太学生。女儿一个，嫁给刑部主事查懋光。孙子四人，姓名为某某；孙女四人。曾孙男女四人。陆氏自从冢宰公以来最为显贵，族中多人列名朝籍；后来出了子征兄弟，而本枝又以官吏身份因循良著称。他听到丧讯后返回，吴兴人都为之惋惜。我与本枝同年中举，又同在一处任官，因此在这一年九月某日把孺人葬在贞山，奉子征之命来请我作铭。铭曰：陆氏在长洲，世代久远了。冢卿一支兴盛，极其显贵而后来衰败。黄门官功业文章卓著，是当时的宗师。太学生博雅多才，确实配得上做他的兄长。既是名门望族，本应有贤良的母亲。贤母身材高大，德行声誉都很显著。她经营家业时，把财用管束得十分紧急；等到有人代替她承担，便如同解除束缚，出来游乐。武康县令穿着官服，衣裳飘动，观看子孙。施行循良政绩，很快便归于天命。她从容安享八十一岁，最终把颂词刻在玄石上，留传无穷。张孺人墓志铭

译孺人姓张氏。曾祖父名璠，祖父名锦，父亲名沂，凭财产在海上称雄。孺人十七岁，嫁给沈君坦。沈君从小不能经营生计，遇到赋税征调，便总是迁徙躲避。孺人常梳椎髻、穿单衣，步行跟随丈夫；到了那里便和女奴一起劳作，从不希望得到父母家的任何资助。沈君有时极其困窘，心里难免怨恨，孺人只是低头沉默。母亲年老又患病，兄长鸿胪君梓在京师，孺人早晚侍奉汤药，寸步不离，母亲因此安心。她平生没有疾病，一天在后园右手食指被荆棘刺伤，鲜血直流，终于发展成重病，那是嘉靖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享年五十一岁，棺殓用品尚未齐备，鸿胪君料理此事，葬在吴塘源头，实为当年十二月初八日。儿子二人，大有、大成；女儿一人。大有跟随我游学。我一向知道孺人疼爱儿子，每次大有告假回家，她必定询问所学；大有回答得有条理，她便喜色显露。我妻子沈氏，从娘家出来便称孺人为嫂子，但她年纪最小，孺人曾在别处居住，两人不曾相见。就在五月以前，我妻子去世，孺人独自说：“唉，贤德的人本来就不能长久活在今天这个世上。” 因此流泪多日。我退居安亭江边已经十多年了，自从遭受这次悲痛，回顾一生，惘然无可向人诉说。有的人讥笑我私情超过礼法，却不知道我实在有着关于身世的无穷悲哀。听到孺人的话，我为此多次痛哭。到这时，大有来请我作铭，想到她的话更加悲痛，于是写下序文并作铭说：可叹啊，生来福厚而命运多舛；不嫉妒，不贪求，是君子的选择。生前有美好的言辞，所以在这里为她作铭。陆孺人墓志铭 孺人姓陆氏，是朱君艮的妻子、封吉安府推官苓的儿媳。父亲名桂，母亲王氏；伯父名松，伯母朱氏。她实为吉安府人家的女儿。孺人年幼时，伯父母没有儿子，便把她收养为亲生女儿；为了使朱氏有后，便招朱君入赘。过了很久，伯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陆氏族中，名叫蕾的人说：女儿不能承继宗嗣，女婿也不能主持祭祀，一定要让蕾继承后嗣，于是应当让她回归朱氏。吉安府当时是诸生，穿布衣、吃粗粮，仅能勉强自给。后来长子考中进士，选调吉安，得到推恩封赠，后来又任监察御史、福建副使。吉安府去世后，又任广西廉使、河南布政使，而太夫人仍健在堂上。孺人始终孝顺奉养，甚至她的兄弟也依赖她。她二十岁时患寒疾，自以为终身不能生育，便替丈夫置妾；妾生了三个女儿，后来她自己又生了三个儿子，抚养他们一视同仁。她一生没有奢华享受的爱好，也不迷信邪神鬼怪；经营生计尤其精细，因此家道富足。她说自己于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儿子邦教，娶归氏，是我的外甥女；邦礼，娶徐氏；邦治，尚未婚配。女儿分别嫁给县学生周履冰、杨承芳、张复祖。她在去世当年十一月壬寅日暂厝于祖坟，后来于某年某月某日正式下葬。周履冰撰写的孺人事状十分完备，我为之采择编次其文辞，作铭说：三代典籍《诗》《书》所记载的女子品行，并不在于有什么怪异奇特之处，而在于仁爱、孝顺、勤劳、俭朴，并且没有嫉妒猜忌的资质。即使今日世间本来就有这样的人，世人也不察觉，不知道她们的存在。知道这一点的人，请看我的铭文。张太孺人墓志铭 太孺人张氏，是已故户侯章君注的侧室、归化县令若虚宗实的母亲。章氏世代是海虞人。若虚的曾祖父珪，任监察御史；祖父格，任大理寺卿。御史的四个儿子都入朝做官，其中排行第二、第三的官位达到九卿，而大理寺卿最为贤能。大理寺卿生下注，注凭财产任某卫千户。起初昆山东部边缘有个地方叫安亭，有杨氏，也是名门。大理寺卿过去与杨翁友善，于是让户侯入赘杨氏。杨女早亡，杨翁说：“女儿不幸，我不能让章家外甥失去依靠。”于是替章家外甥娶洪氏之女，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户侯因此一直居住在杨氏家中，但没有儿子，便以兄长的儿子棨为后嗣。太孺人在诸妾中最后入门，生下的儿子就是若虚。不久户侯和洪孺人都去世，太孺人抱着孩子日夜哭泣，终于哭瞎了双眼；她依靠作为后嗣的兄长之子生活，而户侯与两位妻妾都葬在安亭。若虚考中乡试后，太孺人扶着几案绕行，喜悦得不能自持。等若虚任归化县令，却不能赴任，他的孙子太学生衡已经能够独立主持家事，太孺人便跟随孙子回到海虞。等到若虚去世，从归化回来，家人怕太孺人悲伤，没有把消息告诉她；直到太孺人去世，她还以为若虚仍在归化任上。又过了三年，太孺人于嘉靖甲子年五月二十七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当初，太孺人十五岁嫁给户侯，长久没有怀孕，其他妾室常常怀孕却不能生育。太孺人又过了十五年，三十岁时才生下若虚。另一位妾丰氏刚守寡，父母想把她改嫁，丰姬愤怒地剪断头发，哭着说：“怎么能把女儿给别人喝茶后便死去？难道改嫁一次，茶钱就特别贵吗？”最终也没有动摇太孺人。后来便把丰姬接来共同居住。作为后嗣的兄长之子后来任永州官，先前因为在单县任职最应当得到封赠，永州请求把封赠改给他的生父若虚；当时若虚正在礼部任职，兄长心中期待他，而永州认为若虚可以自行取得封赠。等若虚久试不中，颇以为惭愧；后来调任归化，说：“我的父母不能得到单县的封赠，应当可以得到归化的封赠了。”但最终也没有得到。于是衡于隆庆元年三月初六日把太孺人葬在虞山拂水岩先祖墓旁，若虚的墓在她墓的北面。我与若虚同学，又同榜中举。若虚娶陆氏，陆氏原为王氏，和我的妻子是姑侄，因此我们都曾在安亭同住。王氏几年后分居别处，不能亲眼看见她母子的下葬，因而引以为憾。铭曰：命运使她成为妾，又守寡而失明；传承世业、接续家声，正是她的功劳。母亲疼爱儿子，期望没有穷尽。山石高峻，水位下降，坟旁树木丛生，猿猴哀鸣，老虎长啸。霜雪覆盖的山野空旷地生长啊，她死后没有归来，也没有来相从。龚母秦孺人墓志铭

译孺人姓秦，名清。父亲名璿，祖父名恭，获赠刑部员外郎。她的丈夫是龚君河，字顺之。顺之的父亲名干，祖父名纮，任承事郎。曾祖父名理，是山东左布政使的门人，私谥为清惠先生。孺人刚嫁来时，公公的祖父方伯公已经去世。公公作为编户，负责乡里的赋税；正德庚午年发生大灾荒，县官不肯减免和借贷，反而把全部责任都推给负责征赋的人。公公耗尽财产缴纳仍然不够，只好全家逃走。追捕孺人旁舍的差役来到时，她正怀孕；天气酷热，她被关在密室中，几乎中暑而死。顺之常常在夜间冒着雨雪行走，身上沾满泥浆，有时被拘系鞭打，鲜血浸透衣服。孺人私下取来衣服替他洗涤，不让公婆知道。顺之常常外出，孺人独自努力侍奉双亲、抚养教育孩子。孺人本是儒家女子，祖上世代显贵，后来多次遭遇困厄，却能安然处之，昼夜纺织不懈。她性情端庄严肃，即使年老见到男子，也常常用衣物遮蔽自己。长兄元氏知县雷修，是谨慎的人，每每敬佩赞叹她。当初龚氏自宋代殿中侍御史猗渡江南而来，遇到异人，得到一根枯杏枝，异人教他栽种使其复生，于是便在此定居。殿中君来到昆山畯仪村，种下那根树枝，果然复活；居住六代以后，杏树已经长得很大，树围达数十围。后来稍稍迁移到十里外的地方，叫青墩；又过了五代，方伯才显贵起来，所以县中称龚氏一族居住得最久。到了顺之这一代，青墩的旧居才失去，于是迁徙而没有固定住处。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乙巳日，孺人终于在学宫的寓舍中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儿子二人：邦衡、邦伯；女儿二人，嫁给王仁、高岱；孙子二人，孙女二人；曾孙一个。邦衡就是孺人在旁舍中躲避时怀上的孩子，年轻时便有俊秀才华，成为县学生，以《春秋》教授乡里。县人尤其遗憾孺人没能享受到儿子的俸禄奉养。当时灵柩停在学宫，想要尽快下葬，所以于六月丁酉日葬在小虞浦的新墓地。铭曰：殿中君向南迁徙，历经四百个春秋，畯仪村这一族才兴盛起来。青墩美好，在这里嫁来这位贤母。自从秦氏得到高大的杏树，树活了一百年便成为薪柴；生前没有固定居所，死后却有高大的坟墓，勤勉地把铭文刻在墓石上，以等待后人。季母陶硕人墓志铭 季母姓陶，是昆山某里的女子。二十一岁时嫁给同县季君。生三个儿子：镐、龙伯、钺；一个女儿，嫁给杭成乐。孙子四人，曾孙男女二人。七十一岁去世。母亲幼年丧父，由嫂嫂抚养，她侍奉嫂嫂如同母亲。嫁到季家后，抚养伯父留下的孤儿如同自己的孩子。家里常常贫乏，她靠女工补贴费用；后来家境宽裕，母亲仍勤劳谨慎不停。龙伯读书，成为博士弟子员。各位公卿贵人爱惜他的才华，争相降低身份与他交往。龙伯也屡屡登门求见，有人颇为讥诮他。但龙伯认为读书人应当有意气，不能对人低头屈节；若没有通达世务的资质，便始终直行己意，不顾自己在公卿之间交游。礼节往来一定与他们相称。门外常有长者车马和宾客，来季家饮酒的每天有十几人，费用都由母亲供给，母亲始终不厌烦。龙伯因此更加得意。龙伯擅长写应试文章，虽然多次考试没有中，人们不认为他不才，反而认为他一定会自我奋发；所以龙伯没有因此沮丧，母亲也年年怀着希望。去年秋天，母亲生病，而龙伯的妻子支氏怀孕。术士说：“在子丑月，喜事冲病，或许能痊愈吧？” 母亲听了很高兴，屈指算着，对支氏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等支氏分娩后得病很重，母亲惊惧地抚胸说：“我的媳妇贤惠孝顺，她死了，我也死。”不久支氏去世，母亲悲伤惋惜了一个多月，也去世了。唉，真令人悲痛啊！当时是嘉靖十八年三月己亥日，于是同年十一月庚申日葬在白马泾的新墓道。龙伯请我作铭。铭曰：品性美善啊，又有美好的才能。荣华俸禄没有承受，寿命却没有等待。养育儿子的忧悯啊，命运究竟在哪里？把铭文刻下以安藏她，永远不会毁坏。王母孙孺人墓志铭 太湖东北又分流成十多个湖泊。它的东面是淀山湖，最大。淀山湖向东北转折成为溪流，又汇成小湖，叫度城潭。湖水的景观实在宏大。水势将尽却又重新汇聚，境界无穷而更加优美。这就是我们吴地成为水乡、如此富有水产的原因。从前有一位具有隐德的君子，叫王复斋先生，和他的儿子南阳先生居住在潭边。父子都是磊落奇伟的人。我曾祖父城武公一向与复斋先生友善，所以直到今天，子孙仍然结有婚姻之好。我每年时常到他家一次，多半在中秋时到湖中泛舟赏月，或在潭边竹林间休息，观看鱼鸟飞翔游泳。主人为我摘取佳树的果实，采集芳香的桂花，煮茶清谈，指点潭山旁竹木之间。两位先生饮酒下棋的地方，后来登上忠孝堂，我因此感慨叹息。潭的东北面大概是王氏世代的坟墓，墓的南边是南阳先生的葬处，已有三十年了。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十三日，他的儿子有亲开始奉孙孺人与父亲合葬。此前来请我作铭，并亲自写事状说：“先父名懋德，就是南阳先生。先母姓孙氏，是我家度城附近碛礇地方的人。外祖父名奎，外曾祖父名源，先祖名某，就是复斋先生。他考中进士参加礼部会试未中便去世，没能看见我父亲的婚娶。祖母凌孺人亲自督促课业，把他送入县学做弟子员。先母嫁来不到半年，祖母便把家务交给她。祖母性情严厉，很少有事情合她的心意；先母能够委曲周旋、顺从迎合，常常使她欢喜。晚年祖母患病，辗转卧床，将近三年，先母亲自调配药物饮食，扶持她起居，直到终身都不疲倦。父亲中年患痰疾，母亲为他置妾杨氏，生了一个女儿，母亲爱她如同亲生。等父亲病逝，母亲与杨氏同住一室，吃饭同桌，睡觉同被。杨氏侍奉母亲也十分谨慎，如同女儿侍奉母亲，这是人家很难做到的事。自从父亲早逝，母亲在艰难和疾病中生活了三十三年，唉，真令人悲痛！事状就是这样。”又说：“先母八十岁时，我兄弟为她祝寿，冒昧请您作文记叙。您又为我从兄邦献的墓作志，了解我家的人只有您；而且您又擅长文章，这件事不能推辞。”于是我作铭说：

译淀山湖的东面，度城潭的郊外，有王氏一族世代居住其间。庭院里有古树，堂屋中有遗留的书籍。她是碛礇人的孙女，像云树一样绵延；她嫁来侍奉丈夫，也温婉而贤德。中途丈夫背弃而去，疾病忧患缠绵；她独自度过八十三个春秋，最终跟随丈夫归葬。谁在前，谁在后？白水绵延，绿草茂盛。我写下这篇铭文，刻在积德之家墓道上；愿家族大大昌盛，子孙不断延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十三年〕 朱母顾孺人墓志铭 孺人姓顾，世代是昆山人。高祖父名大本，赠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曾祖父名良，祖父名恂，所赠官职都相同。父亲名鼎臣，任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康。孺人是国子生朱君端禧、字子求的妻子。子求的祖父名拭，任云南道监察御史；父亲名绂，赠礼部左侍郎。正德年间，文康公在翰林院，子求按例升入国子监，和孺人一起进京，住在文康公馆舍。当时有诏令，国子生中不满二十岁的让其回家生活；过了一年，文康公心中不忍。子求占卜留下不吉，占卜出行又不吉，文康公很是疑惑，最终还是派他出行。不久，子求死在家中。起初子求有一个儿子，早夭；到这时只剩一个女儿，孺人抚养孤女、侍奉婆母，接连服了三年丧，哀痛和礼节都极其周到。不久女儿也死了。子求同母弟名隆禧，任礼部左侍郎，也就是追赠其父官职的人。此前曾以他的次子世扬作为孺人的儿子，世扬死时还年幼，于是把他带入京师，跟随文康公居住。这时文康公已经任吏部左侍郎，掌管詹事府事务，尤其怜惜她，说：“我的女儿成为女儿而不是妇人，大概是因为喜欢她曾经在身边。”文康公日益受到皇帝亲近任用，屡次升迁，终于进入内阁。皇帝派中使到家中，恩赐接连不断。文康公拜谢接受赏赐时，一定叫夫人和女儿过来观看，感叹不已，大概是为了荣耀天子的赏赐，也借此安慰寡居的女儿。夫人端庄稳重而有德，孺人极像她的母亲，常代替夫人主持家务，家人很少见她说笑。每到傍晚，她便独居一室，只和带来的孩子面对灯火，暗自流泪。文康公在世共八年，去世后，孺人随丧返回朱氏家中，从此老于朱家，去世时六十七岁。那是嘉靖四十年二月七日。儿子就是世扬。礼部侍郎起初有一个长子，后来去世；因为世扬年幼时由嫂嫂抚养，不忍夺去母子之爱，最终把世扬确定为长子的后嗣。后来有孙子一人，名鹤年；孙女三人。于当年十二月十七日与子求合葬于县城马鞍山南面里拱字圩的祖墓。文康公去世后的三十年间，家中没有死亡丧事和哭泣，唯独他的女儿早年守寡，福分大概没有完全具备。我曾评论此事，认为孺人正当春光明媚、桃李盛开的年华，却独自守持霜雪般的操守，不愧为宰相家的女儿。铭曰：丈夫早年夭亡，又折断了自己的幼苗。是父亲吗？是母亲吗？不能救助她的创伤，这难道是她的命吗？抱着空虚依靠着亡夫，还要怀抱哺养幼子吗？是孙子吗？后世自有宗庙祭祀，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因此作铭。沈引仁妻周氏墓志铭 孺人姓周，是昆山人，嫁给同县沈引仁为妻，生三个儿子：友、恭、孝。引仁去世已经二十三年，恭也早已去世。孺人六十五岁时，生有孙男孙女五人，然后去世。当时是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这个月二十日葬在蒋泾原野，与引仁合葬。引仁的祖父曾入赘王安道家，安道是县中有名的医生，因此沈氏世代传承医术。引仁幼年丧父，孺人嫁来后便主持家事。当时引仁的医术还没有名声，家境十分贫困，内要奉养寡母，外面又不能缺少用度，大多依靠孺人的力量。后来引仁医术大为盛行，家境稍稍宽裕，却患了消渴病，每天吃一斗米、十斤肉，病了六年；医术因此荒废，赠送酬谢也完全没有收入，家境于是更加困窘。各种所需都要依靠孺人，她昼夜辛劳，侍奉引仁更加谨慎。引仁牙齿全部脱落，不能进食，孺人曾亲自喂他；即使想吃妇人所忌讳的食物，她也喂给他，毫无难色。引仁去世后，她终于把两个儿子抚养到能够立身；两个儿子已经能够奉养她了，孺人仍亲自劳苦，竭尽全力。引仁过去有一些借贷债务，时间久了，债主往往放弃追讨或忘记了，孺人却都逐一登记次序，设法偿还。到她临死时，棺木殓葬等事，全都亲自整理。她的两个儿子到了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尽孝的时候，只剩下悲哀罢了。起初，引仁和兄长不和，兄长屡屡苦害他，曾经夜里借酒登上屋顶大声喧闹，把屋瓦全部掀掉。嫂嫂随即来道歉说：“兄长竟然疯狂到这种地步，如今毁坏了瓦，我来替你修葺。”他的嫂嫂本来就是贤妇，而孺人也贤惠，她们每件事都互相调解，因此引仁兄弟最终十分和睦。唉，孺人所能做到的，可以说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了。铭曰：可叹啊，沈君的医术，只有医术有兴有衰，命运又随着时势变化；只有贤淑的妻子真正辅佐了他。经历百般艰难，仍如此勤劳。她作为女子的典范，请看这篇铭诗。唐孺人墓志铭 太学生、嘉定人沈君煦的妻子唐孺人，她的祖先从晋阳迁到上海，传到第四代为右副都御史瑜。瑜的幼子铠生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女儿都嫁入沈氏。长女嫁给监察御史灼君的堂兄，幼女就是孺人。沈君同胞兄弟六人，长兄刑科给事中炤，退休居家，奉养母亲、恪守妇节，率领兄弟和诸位嫂弟妇到堂下行拜礼，孺人在其中尤其贤孝。沈君完成太学学业，孺人随他居住金陵，后来请假归家，过了很久，沈君去世，太夫人龚氏也去世。在四月中接连遭遇两次大丧，孺人守丧合乎礼法。儿子兆当时还年幼，孺人辛勤抚养；兆多病，每当病发，孺人便不吃不喝，焚香膜拜祈求福佑。她教导兆继承前业，又把他送入太学。倭寇进入内海，孺人催促准备行装，逃入昆山；没过几天，故居全部焚毁。第二年，寇盗逼近昆山，她便避居金坛，又迁往白下，过了很久。营兵发动叛乱，城中人惊恐骚动，她返回昆山居住，但最终不能到达江东，据说死在昆山的寓舍中。江东在海上，要渡过吴淞江再向东，所以当地人以此称呼；那里有鱼、盐、蒲、苇之利。沈氏世代居住于此，数百年来是大户人家，却因兵火而全部荡然一空。

译叶裕住在太湖洞庭山中，泛舟湖上，徒步行走二百里，来与我交游；但他也不常停留，常在江海之间来往。所到之处只要言语投合、情意相契，便停留几天，饮酒高歌，十分欢快，随即又到江海之间去。人们都把他当作狂放的读书人，然而他同我谈到自己的母亲时，却没有一次不呜咽流泪。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他的母亲去世并将下葬，他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悲痛得不能自已。我还没有写成墓志铭，恰逢倭寇之难，叶裕也离去了，三年没有再见到他。我想到叶裕平生喜好游历，连年战乱，道路阻隔，他的生死几乎无法知道。有一天他忽然又来了，仍然像以前一样请我写他母亲的墓志铭，悲哭不止。原来，江海之间的人只把他看作狂生，却不知道他对母亲竟有这样的孝诚。洞庭人依山而居，不过是吴地的一个乡里，但他们喜欢经商，往往走遍天下，到处都有洞庭人。至于他们对于父母妻子儿女的欢乐，和常人一样；可是叶裕的母亲遭遇却不同，独自孤苦伶仃地度过一生。叶裕年过四十，仍未娶妻成家，凡是人通常应当拥有的，他都没有。叶裕自己说，他刚出生时，祖母早晚诅咒他，拜着祖先的牌位给他取字，叫作叶士贞。为什么不把这个孩子送走，以消除母亲的忧患，把他寄养到外家去呢？当时叶家住在澄湾，他的外家住在湖沙湾，东西相望，相距约一里。外祖母抱着叶裕，倚门望着西山，只见傍晚的烟霭一缕缕升起。叶裕思念母亲，黯然落泪。叶裕每次说到这件事，尤其悲伤。他的母亲姓陆，去世时六十五岁。叶裕后来娶沈氏，生有一个儿子。我怜惜他的心意，于是为他作铭说：五湖洞庭，叶裕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终老。我为这件事作铭，他大概就没有什么遗憾了，也可以慰藉地下的亡灵。【铭辞在昆山本中颠倒而不押韵，今依常熟本。】《震川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震川集》卷二十二 明归有光撰 权厝志、生志、圹志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顾公权厝志。顾公名梦圭，字武祥，世代居住在昆山雍里，所以以雍里为号。高祖名良，曾祖名恂，都因为文康公显贵而获赠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祖父名宜之，封为山西道监察御史，是文康公的哥哥。父亲名潜，任监察御史、马瑚府知府，后来进封中宪大夫。顾氏自中宪大夫起考中进士，文康公官位做到台辅，而顾公父子仍世代登科，在当时显贵。顾公最初做官时年纪尚轻，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任南京吏部稽勋司主事，升任验封司郎中。适逢诏令下达征求意见，顾公上疏提出六件事，都是当时政务的要害；其中罢除宦官镇守一事，后来在当时得以施行。高陵吕仲木、吉水邹谦之，都是海内名流，与顾公同在郎署。有一天，顾公正饮酒，吕公摘取梅花，对他说：“武祥，你就像这梅花一样。”顾公受到推重就这样。顾公曾与吕公泛舟清溪，心中也欣然自得，认为自己得到了知己。后来升任广东布政使司参议，巡视部属到遂溪，途中因暑热口渴，县令跪着献上茶和瓜。顾公知道县令贪婪，拒不接受，最终弹劾罢免了他。海北有平江、青鸾、杨梅、乐民四个珠池，诏书催促采珠非常急迫。顾公上疏说：“海面上的珠池，先朝通常十五六年采一次，有时十年采一次，这样才得到美珠。近来三年采两次，珍珠已经耗尽。大概珍珠蚌生长繁殖十分困难，采得越频繁，得到的珍珠越少；不经过长久积累，不能得到美好、硕大而繁多的珍珠。每次采珠都要动用成千上万的舟筏和士卒，在海中往来，因而有人借机成为盗贼。近年的大盗黄山秀，大概就是从珠池一带起兵的。蜑户接触瘴气和腥秽之气，往往立即死亡，更值得怜悯。海北近来遭受饥荒，凋敝困苦尤其严重；劳役不停，还会有其他祸患，这不是国家的福分。请求下令停止采珠，保养珍珠的来源，以宽缓百姓的劳力。”奏疏上呈后，文康公看了惊愕地说：“为什么要做这样惊动人的事情呢？”奏疏交给有关部门后被搁置，没有答复，而两郡最终还是买珠充作贡品。都御史陶谐主张进剿西山猺人，腾空他们的土地，再迁入新民填补，并引用韩襄毅公的事例作比较。顾公极力说猺人不应全部杀掉，而且新迁来的百姓害怕被他们吞噬，土兵也厌恶猺山荒凉，那里必定无法居住。韩公当年是在廉州流贼残破之后，召集新民填补空地；而廉州都是平原，不能与现在相比。陶公最终听从顾公的话。不久，顾公升任江西左参议。遭逢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改任河南提学。他教导士子，首先用品行和义行来训诫；高才学生文汴，河南人都称赞他。适逢郊庙大赦恩典，顾公进阶为中宪大夫。这一年，天子的车驾经过安陆，河南一省的官员全都出城迎接，顾公却留守。有诏令说：宗室中只有亲王可以到行在朝见。顾公把诏令张贴在省门，亲王以下的宗室因此比平常更加收敛。升任福建布政司左参政。福建多有连绵的山岭，顾公冒着炎热和瘴雾，巡视部属一千多里。适逢倭寇劫掠连江，从浙江进入寿宁。寿宁群山起伏如波涛，官兵到达时，贼人便分散藏入民家，忽然无影无踪；官兵一走，他们又出来。顾公到达后查出他们藏身之处，将其全部捕获。这年冬天，又有浙江贼人从车岭进入松溪，劫掠崇安、建阳。顾公到建宁，又捕获当地盗贼，贼患这才平定。大体上，福建人把贼人当作自己的衣袋和粮囊，所以故意纵容他们；顾公大概抓住了事情的关键，并非只是靠兵力就能平定。升任本省按察使，又升任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宁时，疾病发作，上疏恳切请求退休，获准。顾公在福建执掌司法，毫不屈挠；但高御史为人刻薄严酷，州县官员受到审问，没有一个能免罪。朝廷舆论责怪高御史。高御史知道顾公已经离任，便想弹劾顾公来为自己解脱，奏疏被搁置没有答复，而高御史最终还是获罪被贬。顾公为人敦厚稳重，不善于言辞；所到之处闭门读书，完全没有其他嗜好，生活俭朴得像贫寒之士。他孝顺友爱，恭敬谦逊，乡人都称赞他的厚德。顾公在河南任职时，文康公正当权用事，人们都以为他会得到破格升迁。等到福建藩司的任命下来，没有人不叹息，都说顾公没有攀附家族势力来升迁。然而，他年少登科，喜爱文学，本应处在清贵显要的职位，却长期滞留外省，这并不是他所乐意的。他曾对亲近的人说：“北河上摇船的人发出‘邪许’的号子，说的是‘腰弯折’。这是如今人们用来比喻两司官员的话。”他心中不能没有失意，大概就是这样。虽然官位尊贵，能够统辖一方，却在身体强健时便解下官印，优游于山林之间。他的儿子又都才俊，能够继承他的事业，众人望着他，认为无人能及；然而他最终还是默默不得志而死。唉！世上能够实现自己志愿的人，大概太少了。一个人的遭遇，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像顾公这样的人，难道不可悲吗？顾公死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九岁。妻子皇甫氏，封为恭人。儿子二人：允默、允焘。女儿一人，许配李延实。孙子孙女四人。因为当年年成不好，暂时安葬在中宪公的墓地，墓地在县北巴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三日。铭文说：巴湖水势浩荡，在东方安置着高高的原野；古木萧瑟森然，贤哲之人就安葬在这里。于是选择山势龙脉，穿凿墓穴，其中有曲折不顺之处，便前来依从此处。金井之中浮着墓穴；考察旧事，撰写铭文，记下它的年月。悲痛有余，实非言辞所能表达。等待再次卜选墓地，只有龟甲和墨兆才显示征验；铭文排列官位，昭示于后世，垂刻在高大的石碑上。

译伯母徐孺人权厝志 伯母徐孺人于嘉靖二十一年暂时安葬在须浦的原野，墓地在曾大父城武府君墓域之外。伯父说：“有光，你替她写一篇墓志。”于是我流泪叩头说：“编纂叙述先人的遗行，是子弟应做的事，怎么敢推辞？”于是写道：孺人姓徐，祖父名明，任长寿县教谕；父亲名尚志，母亲姓朱。孺人嫁到我家时，曾大父城武府君已经去世很久，而高大父承事府君还在世。我的伯父是嫡长曾孙，孺人是长房媳妇，侍奉长辈有十多人，循规谨慎，柔顺和善，妇人的职责没有一点缺失，内外都无人能够非议她。当时世道安定和谐，家门兴盛，老少都欢悦。孺人刚来做媳妇，而伯父还是县学弟子，正有声望，努力进取，孺人却从未享过一天安乐。后来赋税徭役日益苛扰，家门衰败，孺人长期保持勤劳节俭，终于在劳苦中度过一生。她所穿的衣服，还是年轻时穿的；所使用的器物，还是年轻时用的，也没有到缺乏的地步。她性情尤其沉静寡言，每年送两个儿子入学，自己学习妇女的事务，独居一室，终日听不到她说笑的声音，仿佛屋里没有人一样。其他婢妾有喧闹争执的，她也从不斥骂发怒。孺人的娘家与我家相邻。此前朱孺人身体安康时，孺人的几个姐妹常常来往聚会，几位母亲总是感叹羡慕，认为这种亲近很难得。孺人多次患病，常常卧床数日，但总能起身。嘉靖十九年二月一日，她终于患了重病，享年只有六十岁。唉，真令人痛心！当初先母和孺人先后来到我家，先母比孺人年长七岁，却早早离世。有光离开先母已经三十年了，每当看见伯父伯母两人相依相伴，便悲惨地流泪，认为我们兄弟没有这种悲哀。如今又在我们兄弟之间被生死割裂，想再见伯母也不可能了。伯母生有两个儿子：有嘉、有庆；两个女儿；孙子孙女五人。郑君汉卿寿藏铭 郑君汉卿五十九岁时修造寿藏，请我写下他的家世、生年月日并为之作铭。蘧伯玉年近六十岁时，每过一年便改变自己，尚且不知道今天所认为的是非是否正确；那么五十九岁又怎能算作完全正确呢？汉卿难道宁愿把今天的五十九岁看作正确吗？蜚廉替纣王建造石椁，北方的桓司马也建造石椁，君子都讥笑他们。赵太仆、司空表圣一类人，都预先修造寿藏，后世认为这是通达之举。如果认为埋在上面会被乌鸦老鹰啄食，埋在下面会被蝼蚁吞食，那么这两个人也会受到世人的讥笑了。事情大概不能一概而论。羊叔子登上岘山而叹息，杜元凯亲自把功业写在两块石碑上，一块竖立在岘山之上，一块沉入汉水深渊。这两个人难道是为了身后的名声，才登高远望、遍览百世以后，感叹人生迅速变化吗？他们的用意是深远的。我年轻时听长者说，我乡先达有高尚的情致：天下太平时，士大夫弃官居家，以诗书文艺为乐。我的外高祖太常夏公和汉卿的祖父介庵先生，生前都有寿藏。几十年来，前辈的风流雅致，已经遥远得再也见不到了。汉卿大概是有意仰慕祖父所做的事吧？汉卿名吉，字汉卿，又自号怡山。他的先祖是汴人，宋华原王居中的后代，南渡时才开始在昆山定居。祖父名文康，是正统戊戌年进士，请求皇恩回乡奉养父母，此后不再出仕乡里，正是所说的介庵先生。父亲名暠，是成化戊子年举人，遥授吉水县丞。汉卿生于弘治辛亥年某月某日，娶某氏，生有女儿，嫁给顾光裕作侧室；某氏生有儿子某某。我为汉卿如此书写，是因为我知道他想有所述说，却又不亲自说出，我也无法替他评论。郑氏世代传授带下病医术，疗效神奇，家中有很多医方；汉卿尤其能够灵活变通，救活了许多人。但我问他治病的情形，他也不肯说，只说：“救活人本来就是医生的事情，而且我也不知道人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元凯并不是为了区区一时的功劳；我哪里敢希望自己成为后世的太仓公呢？寿藏在圆明村某字圩的原野上，共有三个墓穴，在十月生日那天封闭，实际是在嘉靖二十八年。铭文说：天地广大无边，日月循环运行；星辰灿然排列，万物全都显现形体。谁说它存在？眼睛明亮，便看见它明亮。谁说它不存在？眼睛闭上，便看不见它。把死亡看作居所，把生命看作脊梁。啊，郑君真是古代通达事理的人；在高堂上长啸高歌，在幽深的墓室中快乐饮酒。我为他写下铭文，刻在坚贞的石头上。

译南云翁生圹志 唉！国家凭科举文章选取士人，士人凭科举文章升入朝廷；一个人的贤能或不肖，以及有才或无才，都不取决于此。至于能否考中，虽然与科举文章有关，却也不完全取决于文章写得好还是不好；那么掌管这件事的人，岂不是命运吗？南云翁年轻时做诸生，在学校之间很有声望，如今老了，仍然能够背诵自己写的科举文章。正德年间，和南云翁一同在考场较量文章的人，往往到今天已经官至九卿，甚至入朝任三少。如果拿文章的工拙来同南云翁比较，却不知道究竟谁先谁后。假如南云当时能够考中，他的富贵显达哪里可以估量？世人谁能因此轻视他呢？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南云刚满二十岁，御史便供给他廪食；即使不能考中进士，也应当按照年资升入国学，最高不会低于县令、府佐，最低也可以做郡文学。然而当时主管官员却按照因小过失而淘汰的惯例把他除名，使他万里前程刚出门就跌倒。我只是奇怪，当时为什么不能爱惜人才，竟轻率地这样对待他。话虽如此，与南云同时考中而得志的人，即使显贵荣耀达到九卿、三少之位，如果果真在职务上旷废职守，苟且钻营求取俸禄，辜负天子的任用和使命，难道能像南云这样洒脱，不受任何牵累吗？南云家中富有财产，他做诸生时便颇为放纵自得，喜欢音乐歌舞；他被御史淘汰，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南云既然放弃科举之学，便每天跟随乡里的先生长者参加社集。他本来不能饮酒，却更加喜爱音乐歌舞，因此花尽了家产，但仍然欣喜快乐，没有一天不是这样。他到这时已经七十一岁了，这难道不就是所谓通达生命真情的人吗？南云翁起初与家父同学，又与伯父同年出生，所以常来我家往来。我自知浅陋，南云翁却独独喜爱我的文章，认为可以流传，十二年来一直请求我为他的生圹作志。我未能答应他的请求，翁也不恼怒，反而更加勤恳地请求，对我说：“人死以后才有墓志，这篇志文是活着的人无法看见的。我得到你的志文，就能看见死后的事情；希望你为我写墓志。”翁为人有风致，可以说在生死之间十分洒脱；这样看来，我所说的命运，又不值得拿来对翁说了。翁姓龚，名某，字某；‘南云’是他年老后自取的号。于是写下这篇志文。姚生圹志 嘉靖十九年，姚生子英从嘉定来到昆山，向我的朋友周士洵学习。当时姚生十七岁，那年秋天参加京闱考试，没有考中。两年后，才重新向我求学。我一看到他的文章，就感叹说：“没有谁像你这样深刻地了解我。”姚生住在安亭东庵，后来因病离开，久未相见。这年冬天十月甲辰日，他去世了。唉！姚生没有见到我，却了解我；我同他相聚不过几个月，却总是忧伤地想念他。这种情形，实在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姚生的志向和文章，本来不应止于此，难道是天意吗？姚生有父母，祖父还活着，并且已经年老。他们怜爱姚生，早晚盼望他有所成就。姚生参加考试时，他的父母到其他郡参加考试也从未不跟随。因此姚生去世，对他的父母尤其悲痛。将要下葬时，我没有什么可以寄托哀思，便让姚生的朋友李汝节买来墓石，把这篇文字写上，放入墓穴之中。

译亡儿防孙圹志 唉！我七岁时，先母为我聘定了先妻，又把我的姐姐嫁给王氏。一年后先母离开了我；我晚婚，刚生下女儿，每当谈到先母的往事，夫妻便相对哭泣。又过了三年，我生下儿子；那时先妻已经患病，但十分高兴，叫女婢抱孩子来给舅父看。临死的晚上，她多次说到两个儿子，还时常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给我看，真是令人悲痛。大概我家祖上刚有了曾孙，所以他的祖母给他取字为“曾孙”。我不忍违背母亲的话，又因为“曾孙”不能作为名讳，所以取名“防孙”。那时我的儿子刚出生三个月，我日夜盼望他长大成人。直到如今过了十六年，看见他神采秀异，已经能够读父亲所作的文章，我常常自己欣喜，觉得先妻仿佛没有死。这样，先母晚年的心愿和先妻临终前的话，也可以稍稍得到安慰了。没想到我不慈不孝，竟把祸患延及儿子，使我的祖父、父亲在白发之年哭泣我的儿子。儿子去世时，家中无论大小都极尽悲哀；如今母亲一族的人哭他，比哭亲外甥还要悲痛。与他交游的人也聚集在一起哭泣。他性情仁厚孝顺，看见父母以及各位母亲，仍有婴儿求乳般的亲爱神色；他待人慈爱，常说出许多长辈老成的话，所以他一死，没有人不悲伤。起初我怜爱儿子，没有严厉督促功课，有人因此责怪我，我却心想，像我的儿子这样的人，本来就不需要督促功课。曾经试过他的学业，他对三史都能自行理解。诸生来向我求学时，我很少出来，常让儿子代我传达，往往说得正如我的意思。有时我从外舍进来，他总是走到几案旁，展开书卷，看我正在读什么书。我闲居无事，学习著书，每写成一篇，他就高兴地拿去朗诵。我同他谈世俗之事，他却不屑一顾。有一天我和求学者讲书，退席吃饭时才想起孩子们；天气寒冷，太阳已经西斜，我还没有吃午饭，让人去看看，才知道儿子已经告诉母亲准备饭食了。洞庭有个来求学的人，十分贫困，我收留他。儿子有时到他的屋里，看见他的饮食，便殷勤慰问安慰他，使那人感动落泪。我同妻兄买房，房价已经谈妥，他却仍不断索求；儿子常从容地说：“舅父舍弃大宅而住小宅，应该想到我的父亲终究会体恤他，其他事情就不要说了。”我误打了一个人，儿子上前极力为他争辩，我起初没有醒悟，后来却后悔。那个被打的人听说儿子去世，为他大哭。我在世上困穷已经很久，正打算闭门教导儿子；儿子能够理解我的心意，我虽然口头不说，心中却暗自高兴，只以此自我慰藉。可是上天又这样夺走了他，我究竟对上天有什么罪过呢？这一年十二月，我生病怕冷，不能早起，每天让儿子在卧榻前诵读《离骚》。那清亮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防外氏的丧事发生时，儿子眼睛有病，不想前往；勉强他之后才去了，大概是因为已经到了酉时。他去了，甲子日便死了。他刚到外家时，姿容明丽，见到他的人都惊叹异常。他平生一向强壮，没有疾病。谁料出门时，姐弟相携，笑语满面；回来时，却悲哭相对，转眼之间就再也看不见我的儿子了。死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见到我，晚上还坐起来，说：“大人不胜劳累，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不睡觉。”又说：“我的母亲不要哭。我使母亲身体衰弱，如今母亲已经为我哭了三次了。”他还多次催促，赶快带我回家。我说：“你的病不能移动。”他立即皱眉，十分痛苦，大概是因为我不听他的话，想借此盼望儿子能够活下来。他死在外家，并不是他的心愿。唉！谁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呢？我正处于依恋母亲的年纪，上天夺走了我的母亲；后来我知道有家庭，妻子却又去世；儿子刚刚长成，又死了。上天对我如此狠毒，为什么这样痛苦啊？我儿子的孝友聪明以及他的命相，都不应当早死。他三个月便丧母，十六岁又弃我而去，上天对我儿子，为什么如此残酷啊？当时他连家门都没有迈出，却因为外出而死，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术士说：“外家的丧事，以甲寅呼应癸巳。”我的儿子正是癸巳日出生。青乌之书所说的那些阴阳术数，诡谲而令人畏惧，我一向认为不可信；难道它又真能把祸福转移给人吗？禹鼎沉没，九黎败坏德行，这是为什么使光天白日昏暗，邪鬼猖狂，神奸纷扰，凶恶的毒蛇和大猪，长爪巨牙，横暴于原野之间呢？为什么像我儿子这样美好、纯洁、清正的人，竟让他遭受摧折，沉埋地下？难道一定是邪恶凶暴、残忍乖戾的人，才可以享受富贵而长存于世吗？奉行仁义、称述先王的人，不仅被世人讥笑，反而也是上天所嫉恨厌恶的吗？我在世路上昏昏然，失意孤立，无所归向。回头看三个幼儿，韩愈所说的“年少而强壮的尚且不能保全，年幼的孩子难道可以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吗？”唉！我在世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求了。按照礼制，公为嫡子服长殇、中殇之丧，大夫为嫡子服长殇、中殇之丧。这样看来，嫡子也可以按殇礼办理。《春秋》中伯姬去世的传文说：“她还没有出嫁，为什么记载死亡？因为已经许嫁了。”妇人许嫁后，取字并行笄礼；死后便按成人的丧礼办理。郎地之战中，汪踦战死，鲁人想不把他按殇礼办理。孔子说：“能够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即使想不把他按殇礼办理，不也是可以的吗？”先王的礼制只是为此制定大法罢了。至于根据时势增减，以及轻重是否适宜，都听凭人来裁定。《檀弓》所记曾子问礼的几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礼的精微深意，不能一一传述。我悲悼母亲的心愿，也认为先妻到这时才算真正死去，所以给儿子取字为“子孝”，按成人的丧礼办理。大概这是我祖父、父亲所悲痛的，也是国人所认可的，更是先母心愿所在。孔子说：“延陵季子。”延陵季子是吴国熟悉礼的人。延陵季子葬儿的做法，并非古已有之，却得到孔子认为合乎礼制。我想不把我的儿子按殇礼办理，可以吗？儿子死后第四天，在丁卯日开凿墓穴，地点在县里的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享堂的东房。仓促下葬，实际上还没有完成正式葬礼；写下这些，只是为了记载我的悲痛罢了。嘉靖二十七年，岁次戊甲，十二月某日。女如兰圹志 须浦先祖墓地的北面，连绵成片的，是过去诸位夭折孩子的坟墓。土坑刚刚封好、堆着新土的，是我的女儿如兰。她死后埋葬的日子，是嘉靖乙未年中秋。女儿出生超过一周岁，已经能够呼唤我了。唉！她的母亲怀孕生下她，又艰难地养育她，因为孩子有母亲，我便没有特别加以抚养。直到她临死时，才抱了她一次。上天如果果真知道她会这样出生，又为什么要让她出生呢？

译女二二圹志 女儿二二出生的年月是戊戌、戊午，她出生的日时又是戊戌、戊午，我认为很奇异。今年我在光福山中，二二见不到我，便常常呼唤我。有一天我从山中回来，看见大女儿已经能够抱着妹妹，心里非常高兴。等我要出门时，二二还跳进我的怀里。到了山中几天，太阳将要西斜，我正在读《尚书》，抬头忽然看见家奴站在面前，惊问：“有事吗？”奴仆没有立即回答，只说了些别的事，随后慢慢退立一旁，说：“二二今天四更时已经死了。”她出生三百天便死去，时间是嘉靖己亥年三月丁酉日。我回来后，给她置棺收殓，于某月某日埋葬在城武公墓的北面。唉！我自乙未年以来多在外地，女儿出生时我不知道，她死时又没能见到，真是可悲啊！寒花葬志 她是婢女，是魏孺人的陪嫁婢。嘉靖丁酉年五月四日去世，葬在虗邱。她侍奉我，却没有活到终老。这个婢女刚作为陪嫁来到我家时，十岁，梳着垂下的双鬟，穿着深绿色的布裙。有一天天气寒冷，她生火煮荸荠，煮熟后削好，装了满满一瓯。我从外面进来，拿来吃，婢女却把它端走不给我。魏孺人笑话她。孺人常让婢女倚着几案吃饭；她一吃饭，眼眶便慢慢转动。孺人又指着我取笑她。回想起那个时候，转眼间竟已经过去了。十年啊，实在令人悲伤。《震川集》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震川集》卷二十三 明归有光撰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我的朋友方思曾去世时，正赶上倭夷来犯，暂时安葬在某地。后来他的父亲长史公在各地任官，儿子方升年幼，不能正式安葬。某年某月某日，才附葬在他祖父侍御府君的墓旁。他的儿子来请求我写墓上的文字；又因为正式安葬没有确定日期，所以没有写成。到现在才把文章交给他的儿子方升，让他刻在石上。大概上天造就人才非常困难，而使人才成就事业尤其困难。它所生的人，往往数千百人中才能得到一个。这个人如果果真出自数千百人之中，那么他的处境一定会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不肯同千百人的作为相同；而他所遭遇的事情又会激发他，因此不能安稳居处、从容行事，迅速进入中庸之道。这样看来，上天造就人才，果然尤其困难。思曾年轻时便具有奇异超逸的才姿，二十多岁时，凭《礼经》成为京闱考试的首荐。后来一两次参加礼部会试都不顺利，便自我斥责并怀疑说：“我所做的已经认为达到极点了，却还是不能考中；他们一定有超出我的方法。”于是让人准备书信和礼物，奔走四方，寻找曾经考取高第的人以及乡里有才德的人，把他们全都请到家中供养。那些人中也有后来做显官而离去的。然而思曾自负才华，反而认为那些人的方法实在不能胜过自己，于是也厌弃他们，不能长久延请。他参加考试而没有考中时，便愤懑遗憾，产生不屑于世俗的志向。后来每次跟随计吏出行，常常渡过大江，在北岸徘徊，便掉转船头登上金山、焦山两座山，游荡一番后回去。他和宾客饮酒放歌，绝不与豪贵之人交往。偶尔同他们接触，看见他们行为龌龊，必定以气势压倒他们。听说临安有研究佛学的人，思曾便要前往拜师，作礼赞叹，请求他为自己讲解。此后遇到禅僧，即使是其门徒所谓堕龙、哑羊之流，也下跪礼拜，施舍财物，希望得到真正的佛法。于是人们便认为思曾果真沉溺于佛教，却不知道他是因为不得志，才在这方面放纵自己的意趣。由此看来，古代毁掉衣服、剃发，逃到山林中不肯入世的人，未必都是专心于佛道，也可能是因为有所愤懑才这样做的吗？凭思曾的才华，如果有人安排适当，使他没有愤懑之气，他最终会不会不走上这条路呢？然而假如给他以寿命，让他活到今天，又怎么知道他的愤懑不会更加严重，最终仍然不会走上这条路呢？

译或者，佛道空旷洒脱，不与世俗争竞，足以消除他的愤懑之气呢？或者它会使他平息心气，不需要借助外物，安稳居处、从容行事，最终走上中庸之道呢？这就是我感叹上天造就人才困难的原因。思曾原名元儒，后来改名钦儒。曾祖名麟，赠承德郎、礼部主事；祖父名鳯，任朝列大夫、广东佥事，曾任监察御史；父亲名筑，现在任唐府长史。侍御与他的哥哥鹏同年考中进士；侍御因为触犯权贵而外放，他的哥哥则任翰林春坊官，做到太常卿，也被罢职归乡。思曾后来才出仕，原以为一定会比前辈更加显达，却最终没有得到官位便去世了。时间是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岁。娶朱氏，是福建都转运盐使司判官希阳的女儿。儿子一人，名升；女儿三人，都是庶出。思曾年轻时便与我友善。我和现在的李中丞廉甫傍晚在城外护城河桥上散步，每次望见他的居所，都会惆怅地回去；彼此相爱相知就是这样。后来我同他一起参加文会，又一同考中乡试。思曾在园亭田野间经营生活，每到梅花开放时，总派人来召我，我大多没有去；思曾有时乘肩舆经过安亭江上，却一定要尽情醉酒后才回去。他曾把我的文章给上海陆詹事子渊看，陆氏说了过分褒奖的话。思曾凌晨乘船来告诉我，并不是为了求得世俗知名，却也由此可见思曾爱我之深。思曾下葬时，陈吉甫已经为他作了铭文；我只是痛惜思曾的才华没能充分施展，因而替他向上天表达遗憾罢了。从叔父府君坟前石表辞 归氏世代在吴地显著，从唐代天宝年间到同光年间，一百八十年间，凭文学和科举功名成为公卿侍从，有人做到令尹、仆射，甚至封王，吴地人至今还记载这些事。宋咸淳年间，湖州判官罕仁居住在昆山太仓的项脊泾。洪武初年迁到今天附城须浦之上，六代人的坟墓都在那里。叔度逃难，奔走在夜郎、邛笮之间，有神人前来迎接，要带他到宜兴，徐文靖公为他作了传。叔度两代之后成为我的高祖，名璿，任承事郎；生我的曾祖，名鳯城，任武县知县。城武公有三个儿子，长子是我的祖父，名绅；次子是我的叔祖，名绶；幼子是我的叔祖，名绮。府君是次子的儿子，名格，后来改名于德，字民从。弘治年间，曾祖父母和叔祖父母在同一年去世。府君幼年丧父，由我的祖父教育；后来常依靠幼叔祖居住，两个父辈对他恩爱勤劳、抚养教育，贡献很多。后来我们归氏居住在海虞白茆的人，兄弟都修习学业，聘请府君前来。府君于是带着全家出行。白茆靠近江海，府君在田野中建屋居住，四面望去空旷辽远；每当秋风吹落树叶，便自然产生思念故乡坟墓的感情。然而归市隐约苍茫地坐落在远处，那里是归市各位兄弟的家；他们时时往来聚会。府君因此高兴地说：“我住在这里，大概不会缺少脚步声了。”府君虽然住在海虞境内，却仍和宗族叔父归谏一同列名昆山博士弟子，每年都有廪米供养。归谏又把自己所得的一半推让给他；这大概是白茆各位父辈兄弟三十多年亲睦友爱、互相担当救济的可贵情义。然而府君性情旷达高洁简淡，只因宗族之情彼此依靠，除此之外从不向人屈服。他曾与人交好，后来那人显贵，府君却终身不再见他的面。有了所得便喝酒喝尽，因此不能经营成家；但他天资非凡，书籍过目便能成诵，每天能够抄写经义百篇。人们见他无意于功名学业，却把技艺练得十分纯熟。他多次参加考试都未中，适逢督学御史的公文到达，府君本应贡入国学为博士；有人暗中持两端，向御史请托，府君落入他的计谋，最终被列为次等。返回途中到扬子江，大风雨连续多日不能渡江，忽然患病，腹胀泄痢。府君的母亲龚氏，是青县教谕绂的女儿，也是山东左布政使清惠先生理孙的女儿，家世以科举功名著称。府君年

译轻时曾随几位舅父计吏北上，到这时叹息说：“我年轻时跟随舅父观看京城的繁盛，宫殿、官署、街道，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天子使国家治理、复兴，建立并阐明几项大典，又准备防御外国；我正当壮年，却不能有所作为，如今老了，将要只望一望宫阙，却终究不能奉命前往了。”

译府君死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五岁；娶张氏，是修武县知县谦的孙女。张氏死于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享年六十二岁。生有四个儿子：有恒、有伦、有守、有徴。章氏生有一个女儿，是章氏所出。汉阳太守贤的孙子有四个儿子：士弘、士和、士毅、士达。城武公的墓在须浦之上，先祖妣以及次叔祖父母附葬在左边，先母、先姑附葬在右边；先姑以下已经没有多余的墓地，所以另建新墓，在海虞万岁泾的南面，向南距离白茆浦一百步。按照礼制，公子最初来到别国，后世便以他为祖，称为别子，表示宗族有始祖。又说，离开本国三代以后，爵禄仍有人列于朝廷，出入仍有诏令通告本国；如果兄弟宗族还存在，就回去向宗族后裔报告，表示宗统没有断绝。唉！宗族衰落，想到我们的先世曾有美好的宫室和族墓，兄弟相联；我的叔父最终却困顿穷苦而死，怎么能不为此悲痛呢？他下葬时，叔祖昙以下的人都从昆山前往哭悼。同学诸生把他的品行上报给主管官府。友人陈敬纯收集赙赠，弟弟学颜供办葬事，尤其竭尽了力量。【按：文中没有说明章氏是续娶，也没有说明有侧室，疑有脱漏。】刻本、抄本都是如此，现姑且阙疑。通政使司右参议张公墓表 先生姓张，名寰，字允清，世代是苏州昆山人。曾祖名用礼，赠官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父名稹，父亲名安甫，任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员外郎。当初，奉政大夫有四个儿子，稹是长子。次子和，任中顺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三子穆，任太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兄弟几人都以文章和节操著称于世，号称“二张先生”。幼子种，任濮州判官。当初英宗皇帝临轩策试士人，中顺大夫兄弟一同参加礼部会试，太中大夫名列第二。到入宫对策时，皇帝把中顺大夫定为第一名，并派小黄门秘密到他的宅第去辨认他；因他眼睛有毛病，便把他放在二甲第一名。太中大夫按资历本应入朝任都御史，李尚书秉任大理寺卿时，受到王槩排挤，太中大夫又在李公的奏疏中，于是被罢官。兄弟四人中，只有长兄和幼弟没有中进士；但长兄实际上生了奉直公，幼弟生了大理评事申甫，后来也都考中了进士。奉直公性情高洁简淡，不屑于世俗应酬，任祁州知州期满便辞官归养，诏书嘉奖他，提高品秩后让他回乡。大概张氏子孙并不十分繁衍，却世代有人登科，二张先生最有名，而先生父子仍继承了他们的美德。昆山人因此以先生为荣耀。先生于嘉靖辛巳年考中进士，第二年任济宁州知州。到任后减免户役和徭役，安抚流亡百姓；州中水陆两个驿站合并为水驿，必须等到结冰封冻时才供应陆路驿站，以节省费用。修缮学校，挑选有才俊的学生，督促他们学习。创建方正学先生祠。当时奉直公到济宁接受奉养，一向不喜欢这里；先生所处的是孔道要冲，早晚整治储备、设置防守和候望，于是上疏请求改任，调往濮州。濮州连接济宁北部边境而地处偏僻，先生更加革除繁苛，拿出库钱赈济饥荒。水流冲毁州城，先生重新修筑并增高羊马城。东郡有大盗，诏书点名缉捕却一直不能捉到，先生暗中诱使盗贼首领，掌握了他们的行囊财物，于是追捕并斩杀了他们。巡抚都御史把他的功绩上报为最优，兵部却以不是边功为由搁置不行。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补任开州知州。开州临河，河水泛滥退去后，留下许多淤塞的田地；豪强兼并土地，又用虚假的租额和影射的办法把负担转嫁给下户，先生命人编制鱼鳞册，按次序登记土地，以断绝他们的奸计。编纂二州州志，修缮卫公子路墓，升任刑部山西清吏司员外郎。尚书认为先生有才，命他代理浙江司郎中，唯独推行宽缓的法律，百姓因此没有含冤受屈。不久，获准告假回乡奉养父亲。奉直公年事已高，非常疼爱先生，常和他同起同卧，一刻也不分离。奉直公享年八十四岁去世。先生居丧时住在墓旁守墓，曾有乳燕飞来的祥瑞。服丧期满后，授任通政司右参议，处理司中事务；清闲时，衙门散值后便随即离开。名流作诗，议论九庙发生灾祸，诏令京官三品以上各自陈述意见。先生官秩五品，前往拜见夏学士，询问诏书旨意，想要自陈，夏公敷衍回答说“可以”；他平素不喜欢先生，是想误导他。先生于是上疏自陈，获准致仕；因为年力尚强却坐此罢废，评论者都替他惋惜。后来巡抚、巡按先后推荐他，吏部又特意上表推荐，最终都没有施行。先生归乡以后，只以图书史籍自娱，临摹名家法帖，整日挥笔也不疲倦，喜爱游览名山。当初曾跟随奉直公游览荡山，登上天目山，父子相随，衣冠端整雅正，浙江人十分仰慕。后来更加能够纵情游览，渡过浙江，向南到达武夷山；又到庐山，回来时游览石钟山、小孤山、采石、九华山、黄山、白岩，足迹几乎遍及东南各地。在此以前，坦上翁和名士吴珫、陆昆等结为湖社，孙太初也参加其中。坦上翁就是前工部尚书刘公麟。建安李尚书曾说，他见过坦上翁：在岘山没有预备过夜的物资，只用乳羊换取市上的酒，风雨潇潇，却高兴地直到深夜；他的高尚风度可以想见。坦上翁唯独同先生交好，先生晚年加入湖社，而顾尚书等名贤也都在社中。先生每年按期到苕上，社事结束便游山；但因为他为人平易旷达，所到之处大多喜爱他，大官迎接他时，常把他比作郑庄公，说他行走千里而不带粮食。自从王阳明去世后，学者渐渐离散。先生曾登门求学；到这时，吉水邹谦之、余姚钱德洪作为师门中的高第弟子，召集讲学于怀玉山，先生欣然前往，原想第二年游太岳山，却突然患病而不起。事情发生在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六岁。儿子四人：恒慕、恒纯、恒思、恒学；女儿二人；孙子六人，孙女四人。先生为人笃厚，重视品行和情义；侍奉长姊终身孝敬不衰，置办义田来赡养宗族。年轻人有一点善行，他便过分地加以推奖，因此许多人依附归向他。陈主事在济宁分司任职时被人诬陷，拘系入狱，先生当面抗议使者，终于洗清了他的冤屈。杨太仆被杖死在朝堂，先生召集旧友宾客为他置棺收殓；他所管辖的三个州，经过三十多年，那些人仍不断前来问候赠送物品，可见他们受到先生的爱戴。有人在宴席上冒犯他，他只坐着睡一会儿，打个呵欠，便命人抬轿离去，从未与人计较。晚年只以游览为事，在船上的日子最多；家中事务一概不问，别人望见他时只觉清冷萧然，带有神仙般的气质。先生去世后，郡中有人设坛焚香、奉茶降仙，先生凭借乩笔自称已经成仙，说：“我年轻时承蒙先生爱重，使我同他的长子订有婚姻之约。”先生从怀玉山回来后，立即去拜访他，又置办酒席相邀，想把文章托付给他，却没有完成，只说：“这是孩子们一辈的事情。”不幸先生不久便去世了。于是诸子于嘉靖癸亥年十月二十八日癸酉日，将先生葬在本县东南防川乡七保在字圩横塘先茔旁。嘱托我为墓上的碑石撰文。我哪里敢推辞呢。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车驾司郎中王君墓表。

译无锡有一位隐士王君，他把仁爱和孝行施于家庭，又教导乡里的子弟。两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当初朝廷因长子的官职，推恩追封他为户部某司主事；等到次子任职车驾司时，诏书又依他的官职封赠父亲。按世俗标准，他已经享有荣显了，但王君却喜欢高尚退隐，遗弃利禄权势。听说儿子有良好政绩、办事得当，便写信慰劳，却始终不以获得官职封赠而自夸。他认为，做官的人不能顾念家庭，居家的人也不应把自己看成有官职，父子之间的界限就是这样分明。长子当时正在侍奉父亲，次子升任广东官职；因王君年高，不忍让他越过岭南，也恳切上疏辞官归养。于是父子兄弟相聚，又承欢膝下十多年，王君才去世，享年超过八十岁。他见到了五世孙，许多孩子环绕膝下，和乐愉快，独自享尽天性的欢乐。像王君这样的人，我所见江南仕宦之家并不多。王君名泽，字均沾。高祖名宏，居住在三登里，因有才干调任浙江都转运盐使司判官；他疏通盐务，商人蒙受恩惠，去世时商人一同出钱安葬他。曾祖名惟益，祖父名经，兄弟五人都喜欢任侠。宣德年间被征调到上林苑服役，因此耗败了家产。父亲名宗常，靠教授书籍维持生活，却用经学教育子女。王君因此通晓经学，成为人师，无锡学校的学生有一半出自他的门下，两个儿子最终也凭经学显达。王君为人极其孝顺。父亲喜欢甜食，他每天储备枣、柿、蜂蜜以及饴糖，必定让父亲称心。有一天，仆人从台阶下经过，脚受伤而病情危重，王君割股肉给他治疗。母亲袁孺人失明，他在左右扶持照料十多年，母亲的眼睛忽然自己复明，人们说这是孝诚感动所致。有个商人被抢劫，积蓄全部丧失，在市场上乞讨，几乎饿死；王君知道他是湖湘一带的人，长期在吴地经商，心中怜悯他，给他丰厚钱财，使他能够活着回到故乡。他乐于施舍、急人所难，大多如此。他每天阅读古书和医方，又多次同道士交游，得到许多秘方制成药剂，救活了很多穷人。居家时没有安逸懒散的样子，检点约束而精明，即使年老也不因此自我放纵。他曾服用延寿丹，形体精神充实滋润，黑发蓬蓬重新长出，头骨隆起，眼睛忽开忽合。超过八十岁时，侍妾又生下一男一女。嘉靖三十七年秋天患病，食量渐少，气息微弱，眼睛炯炯却不能入睡，急忙索取枕中书，又索取《阿罗汉传》，忽然逝世。人们尤其认为奇异。这一年八月十八日，享年八十九岁。配偶钱氏，是吴越武肃王的后代、浔的女儿，封安人，赠宜人，先于王君去世。儿子三人：召，任户部某司员外郎；问，任广东按察司佥事；防，字子怡。女儿二人。孙子二人：金、鉴；鉴考中进士但尚未参加廷试。孙女四人，曾孙、玄孙男女共十六人。于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在马鞍坞先茔旁。我多次经过无锡，行走在九龙山下，想同当地贤士大夫交游，却一直没有机会。如今佥宪嘱托我撰写墓碑文字，大概是因为我早就仰慕王君的高尚风范，却一直不能亲近。于是读了进士鉴所写的行状，这才知道他的子孙中能够成名的人，都是因为有王君。于是摘取大略，写在墓上。

译怀庆府推官刘君墓表。怀庆府推官刘君于嘉靖某年某月某日葬在上海县方溪。若干年后，他的儿子天民准备行状，请我在墓上撰写墓表。刘氏先祖从大梁来到华亭，名叫亨叔。亨叔生仲礼，才迁居上海。仲礼生庆，庆生四子，长子名铣，次子名钝。铣因犯法被拘押在京师，钝暗中请求看守代替兄长，令兄长出来见家人一面后回去等死。钝被拘押后，铣回到家中，欺骗父母说钝已经死了，自己获赦回来。钝被长期拘押，兄长却不来，京师士大夫都知道他的冤屈，纷纷送给他饮食。很久以后他获赦回家，家人惊骇，以为遇到了鬼。母亲哭着说：“孩子饿了想要食物，我自己祭祀你，不要吓我。”钝详细说明自己没有死，家人才开门接纳他。铣慌忙从洞穴中逃走，此后不知所终。钝生玉璵，玉璵任建宁太守；玉把家中的衣物送到官署，不让官府扰民。玉璵最终成为廉吏。玉的儿子名兖，任汀州通判。兖的儿子名兆元，字德资，就是刘君。刘君从小举止就不同于一般儿童，成为生员后，常常考试取得高等。嘉靖四年考中应天府乡试。此前，他的亲近之人曾诬陷加害他；等刘君中举后，那人又说：“我本来就称赞德资聪明，如今果然如此。” 刘君反而更加厚待这个人。上海风俗奢华，喜欢自我夸耀，唯独刘君闭门读书；即使兵法、阵法、风角、占候之类的书，也都亲自抄写。他有时跟随乡野老人披散头发、伸腿而坐，快乐饮酒，并不故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计偕入京后回来，渡江登上秣陵诸山，呼唤古人的名字，举杯同他们酬答，不醉不止。嘉靖某年选调怀庆，前任太守已经调走；恰逢宦官奉命到王屋山降香，百姓苦于供应而大量逃亡，刘君代理太守，能够权宜办理，使者报告事情办成后离开。刘君曾审理囚犯，有一女子呼喊冤屈；他查明她是被诬陷的，且已在狱中二十年，于是释放了她。武陟有个富人把女儿许配给豪门，借此利用女婿家的资财致富；后来女婿家贫穷，富人便纠集豪强作证，想要离婚。刘君责令他们把女儿送回，但怀疑富人家中有许多婢女，送回来的恐怕不是真女儿，于是询问是否有老妇人曾看过女儿脸上有黑痣，后来果然证明送回的不是亲生女儿。刘君大怒，想要按户籍查抄富人全家，最终还是让女儿与原夫成婚。刘君为人宽厚温和，但执法十分严明，即使宗室贵人请托，也不能改变他的裁断。不久因病离任，走到淮阴道上去世。临死前，他对同县人说：“我当初和唐元殊饮酒欢呼，哪里知道会有今天？我死在这里，没有亲友故人为我诀别；儿子还没有成人，女儿还没有出嫁；我怀抱着报效世间的志向，却没有施展，真是命运啊。” 所谓唐元殊，是刘君的堂兄弟，刘君在汀州时与他同学并相交亲善，当时常一起游二老峰。他们戴着皮帽，带着弓箭，跟随童仆上山，自己带着酒。酒喝得兴浓时彼此相视大笑，别人无法猜测他们的心情。后来元殊经过海上，距上次相见已经好几年，便述说平生经历，慷慨激动得流下泪来。炎热天气里置办酒席，一边歌唱一边饮酒；酒兴浓时赤身站在池水中，传递荷叶筒来取乐。刘君既因饮酒困倦，又被水浸泡，终于因此得病。一天，他卧在覃怀的官署中，看见一个女子在几案旁徘徊，以为是自己的婢女，便呼唤她取茶，转眼间却看不见了。从此精神情绪不愉快，于是请假回乡，最终去世。当时是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九岁。刘君先与陆文裕公的女儿订婚，后来娶瞿氏为妻。儿子二人：天民、天献。女儿三人，分别嫁给太学生顾从德、县学生张时雍和张秉初。天民因自己年幼丧父而伤感，写了不少叙述父亲遗事的文字，请我这样为他写下墓表。可惜刘君独自怀有奇异的才气，却放纵在杯酒之间；然而他已经施展出来的一二分才能，足以无愧于古人，只是没有完全发挥才干，实在可悲。

译敕赠翰林院检讨许府君墓表。上天厚待有德之人，本来是要使他的家族兴盛；有时却不让他在自己的时代显达，而特别把福泽集中到他的儿子身上，然而仍让他困苦郁结而死。这样看来，其中的道理似乎无法知道。但如果没有他的困苦郁结，后来也不会大大发扬；这就是命运屈伸消长的必然，道理也未尝不可知。敕赠翰林院检讨许君的儿子名国。许君在世时，许国已经考中乡试，后来成为会试第一名进士。当时许国正准备赴京参加礼部会试，许君突然去世。不久，他的夫人汪孺人也相继去世。许国服丧期满后，便赴礼部会试，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隆庆元年，天子刚即位，推恩近侍官员；许国当时任检讨，得以凭官职追封父亲，汪夫人也封为孺人。唉，许国如今既显达又尊贵了，但父母竟来不及看到；这就是许国痛哭流涕、感荷国家厚恩而又怀抱无穷悲哀的原因。许氏自唐代睢阳太守许远的孙子许儒为躲避朱梁之乱以来，世居江南，子孙多在宣州、歙州之间，而许君如今是歙县人。许君名鈇，字德威。曾祖仕聪，祖父克明，父亲汝贤，都有潜藏的德行。许君幼年丧父，依靠外祖家；稍长后，带着本钱跟随叔父经商，颇有心计，十多年间把账籍掌握得像看手指一样清楚。叔父所到之处，喜欢同当地士大夫交游，许君都替他慰问答谢；他的书信又写得好，江湖间都推许他的文雅。叔父起初没有儿子，便把许君同母弟钰收为儿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金。金年幼时，叔父客死在外，许君主持丧事，把遗体运回安葬。金长大后，许君把叔父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他。有人挑拨钰，说金不是继父亲生的，谋划将他赶走。金害怕，向官府申诉，钰因理屈而愤死。于是许君同母的弟弟们纷纷议论，想要向金索取财产并加以残害。许君说：“钰自己没有道理，他的死也不是金造成的，金有什么罪呢？”他流泪劝解，事情才停止。有人又劝金说：“父亲去世时财产经由你兄长之手，未必全有明白账目。”金怀疑父亲确实还有余财，许君更加不为自己辩解，总是偿还给他。许君既承受不了金的索求，又要奉养几个寡母、救济他人的贫困，终于家产耗尽，于是到吴中向各家收取债款；后来又全部贫困，只空手回来，进门时却神色欢然。晚年因病居家，仍每月同族人一起吃饭，训诫约束子弟，焚香静坐，吟咏不停。嘉靖四十年九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孺人的曾祖父、祖父名讳不详，父亲名宪。孺人刚开始梳髻时，曾同姐姐捧酒祝寿；父亲喜爱她柔美婉顺、善良端庄，叹息说：“我怎样才能让这个女儿成为我的儿子呢？” 大概汪处士是因为没有儿子而感到遗憾。许君长期在外，孺人侍奉公婆，对几个叔弟都十分有恩有礼。许国出生时已经有七个孩子。许君多年后回家，才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儿子，有时甚至十多年不回家。孺人每天生活困窘、没有积蓄；曾遇大雪，她裹着破旧的被絮躺下给吃奶的孩子取暖。她还独自经营母家的事务，奉养并送终于母亲黄媪。人们说，当初处士叹息不能生儿子，但孺人生女儿也不逊于生儿子。孺人能够通过巫术召请神灵，常常听到神灵说话。她曾对许君说：“孩子将来应当显贵，但我和你都不能等到那一天了。”后来果然如她所说。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我读王荆公所作《许氏世谱》，其中称大理评事许规曾有同乡客死在外，千里运回他的尸骨，并归还他的金钱。许君虽然只是许规家族中的兄弟，但事迹大略相似。许氏两次都因积累阴德而再次兴盛，难道上天报答施与人的方式，就是这样显著吗？还是伯夷之后，根源深远、流传长久，后世忠孝的善行从未断绝呢？上天难道会使他们世代兴盛而不衰，其福泽不止于此吗？许国如今任太史，既有道德又有文才，同我交游，让我为他的父母撰写墓表。我年轻时喜爱荆公的文章，哪里敢把自己的文章列在他的《许氏世谱》之后？不过这篇文字考核翔实，也可以使人相信许氏，并让知情者知晓。贞节妇季氏墓表 唉！男女之间的区别，正如天地阴阳之气，共同维系着世间，其道理只有一个罢了。然而闺门以内很少谈论这些，也是因为阴从属于阳；地道不能成就事业，这是有家庭以来的常理，所以没有机会显著地记载。只有当女子不幸失去所依赖的丈夫，孤单地成为寡妇时，才出现这种情况。才智低下的人往往不知道从一而终的道义，先王对此怜悯，但形势也无法制止她们，于是姑且顺从她们愚昧低下的本性罢了。因此礼制中有为同父异母兄弟服丧的规定。至于才德高明、贞洁明亮的人，她们的出路有两种：一种是决意赴死以追随丈夫，另一种是守贞终身。二者都是世人所称赞的，也是国家用来表彰区别的。然而从君子的观点看，如果不是迫于突然发生的危难，就必须以死为义、以生为不义，这才是可以赴死的正当道路；否则仍然只是贤智者的过失罢了。这样说来，守贞终身，确实是中庸之道中最难做到的。妇女对于丈夫，正如臣子对于君主。君主去世，世子年幼，国家政令和百里疆土的命运，都寄托在孤儿和臣子身上，国家责任正十分重大；臣子能够为君主尽忠，就在这种时候。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以臣子殉君的。以臣子殉君的，是秦国的三位良臣，所以《黄鸟》这首诗因此而作，也是圣人所斥责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丈夫不幸去世，而丈夫的儿子还在，难道可以独自去死吗？即使没有儿子，只要还有可以依靠的人，也没有理由去死。关键在于能够保全自己的节操，以顺应天道罢了。常熟文村女子季氏，是同县人蒋朝用的妻子，年轻时便丧夫，抚养孤儿世卿，直到他长大成人；她守寡二十七年，于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去世。黎平太守夏君玉麟认为她的行为高尚，称她为贞妇，在《季孺人传》中只称许她教育世卿的功劳，认为这对蒋氏有功，但还没有墓碑。季氏的合葬墓在虞山南面邵家湾，是她公公汝州太守蒋氏的墓地。我因世卿来请求，便论述并写下这篇文字，为她表彰墓道，也让人知道女子不幸丧夫后，应当把季氏这样的人看作合乎中道的榜样。《震川集》卷二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二十四。明代归有光撰。碑碣。中宪大夫、贵州思州府知府、赠中议大夫、赞治尹、贵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嘉靖三十年，贵州麻阳苗族发生叛乱。在此以前，思州知府李君参加铜仁战事，回来第五天，苗族龙许保、吴黑等人假扮哨兵，突然冲入城中杀人抢掠。李君巷战失利，同他的孙子文炳一起被擒，被扣留在府城两天后，劫持回寨。苗族每次擒获郡县长官，必定要求厚重赎金，巡抚衙门、按察司以及守将也庆幸朝廷不知道，往往答应他们，渐渐成为惯例。李君说：“天子任命的官吏被贼人劫持为人质，这究竟是谁给他们开了头？”于是写信告诉清平镇将石邦宪，催促他进兵，不要因为顾忌我而迟疑。石邦宪没有答应。李君骑马出了盘山关，到达稍寨；那里山崖高耸、水势深急，于是自己投身跳下。贼人惊慌，一同把他拖出来；他气息仅存，贼人把他丢在路旁离去。思州人把他抬回清浪卫，他在那里去世。麻阳苗族的叛乱已经数年，辰州、沅州、镇筸、铜仁、石阡、印江都受到祸害。李君刚到任，就奉檄在军队之间奔驰，后来又修筑铜仁城。然而思州原有的关隘守兵，被代理知府侵吞削减而离散，贼人因此得以迅速到达。事情上报后，诏令追赠贵州按察司副使，荫封一个儿子，命按察司佥事戴楩到家中宣谕祭告，赐葬于融县高沙昌八岭。古代治理天下，驾驭蛮夷，只要得到勇敢、有谋略而又仁慈惠爱的刺史、太守，往往不必劳烦军队，蛮夷自然会收敛。如今知府受一郡托付，却每天让舍人从事军吏的差役；事情失败后，又没有不把责任推给守将的。清平距离思州只有一夜的路程，而太守被贼人困住已经数日；况且对方不过是六七百名残余苗民，守将如果竟然像没有听见一样，这究竟是为什么？朝廷对于因公殉难者的抚恤已经很优厚了，但对于军吏却应另行加以惩罚。李君名允简，字可大，祖先是贵州各城的人。元代有祖先任融州路巡检使，于是迁家到今天柳州的融县。高祖子赞，封奉直大夫、协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芳，中进士，任云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父序，中进士，任吏科给事中；父亲镛，乡试第三名，未做官便早逝。叔父铎，任乐昌教谕。李君年轻时跟随叔父赴任，学成后回乡。二十岁中乡试，第二年中会试乙榜，授任潼川学正，尚未赴任便遭逢母丧。服丧期满，改任夷陵，代理荆门州知州，施政清廉勤勉，百姓感念他。升任内江知县，公正廉洁自守，士大夫请托都没有得到满足。遇到大旱，他斋戒沐浴祈祷，赤脚在烈日下步行，让儿子唱道：“旱灾已经太严重，治理城邑不是合适的人；宁可让灾祸伤害我自身，不要使百姓受苦。” 三天后连降大雨，旱情完全缓解。他曾在通津修治石桥，御史题名为“寿溪”。“寿溪”是李君自取的号，御史以此表彰他能够得到百姓拥戴。大学士茶陵张文隐公听说李君的名声，向吏部请求让他任本州知州。内江百姓挽留他而没有成功，便哭泣着为他立碑。李君到茶陵后，均平瑶族赋税，清除奸弊，豪强百姓因此收敛。皇太后的梓宫合葬显陵时，他奉檄供应粮食和草料，所经过的地方没有缺乏，还得到白金、文绮的赏赐。他的政绩最优，本应升迁，张文隐公亲自前往向吏部请求说：“希望让他再任一年，等黄册编成，茶陵百姓就能受到十年的恩惠了。”他受到重视就是如此。升任云南同知，代理澂江知府。李君既多次治理百姓，号称精明干练。凡是上报的狱讼案件，监司都认为公平允当。有豪强夺取民田，他勒令归还原主；豪强不服，再次向朝廷申诉，交法司审理，结果都如李君所判。任满离开云南时，百姓哭泣挽留，并像内江时一样为他立碑。不久升任思州知府。李君既不能留在郡城，又因孤城盗寇很多，便把府库财物送回融县，只同孙子文炳居住，独自守城三年。在思州任职六个月便遇害，这一年是三月初六日，享年五十岁。孙文炳被劫持后，最终用重金赎回。夫人吴氏。儿子一人，名祝，是乡试举人，如今代理新昌教谕；女儿五人。融县对于中原来说很远，但龙城直到今天仍是仕宦之乡。李氏世代有人中科举，子孙接连不断，而李君又因殉职显名，即使中原世代做官的人家，像这样的也很少见。李祝有志气有品行，为父亲的死感到悲痛愤懑，请我撰写铭文，我不能推辞，于是铭曰：‘黔中之地，连接五溪。麻阳苗民猖狂，驾驭他们却没有把握时机。大水漫天，先是漏水的器皿。军队官吏败坏武备，习惯了轻慢欺骗。光明磊落的李侯，真正明白自己的志向。奋勇而不顾死亡，以断绝被劫持为人质的恶例。皇帝嘉奖他的精忠，恩诏优厚地降下。他们又是什么人，竟把天子的官吏当作交易物？拿自身作为赎价，活着难道不惭愧吗？他们又是什么人，是国家边疆所托付的守将？听说太守殉难，竟然连看也不看一眼。自古以来写文章，不是为了辞藻，而在于有所表彰，才能使它永远流传。融山荒僻绝远，我确实把这些刻在碑上。石碑高高耸立，碑文也很美好。千百年后，可以与柳子厚的文章相配。’ 何氏先茔碑。南陵进士何煃，是晋代孝子何琦的后代。他家的祖坟在本县西山，山绵延数里，群峰环绕外围如同屏风，大水环绕前方如同衣带。何氏世代葬在那里。五世祖名海，祖妣项氏；曾伯祖名铭，祖妣孙氏；曾祖名锐，祖妣孙氏。世代按照昭穆次序排列，只空着高祖的位置。高祖万户府君名应龙，另葬在界桥山；祖父名旺，另葬在柏山岭，而祖妣章氏葬在先茔右边几十步处。大概葬了三代，而祖妣的墓地与祖父不同。历年久远，墓地毁坏荒废，何煃于嘉靖乙巳年加以修整，培土植树。他写信来请求我在碑石上作记。我听说：古代只筑墓而不起坟，后世才开始起坟；古代不修墓，后世才开始修墓。礼制中这些细微的变化，很难说清。把活人当作死人来对待，是不仁而不可行的；把死人当作活人来对待，是不智而不可行的。然而孝子对于父母，无论做什么都希望表达父母已经去世的事实，所以礼制的微妙之处很难言说。后世君子知道重视墓地之事，难道不是古礼的变化、而且更接近人情吗？《周礼》规定冢人根据爵位等级确定封土的尺度以及植树的数量。看墓土的高低，就知道墓主地位的高低；看植树多少，就知道爵禄命数的多寡，这都是为了让后世子孙能够辨识。凡是何氏葬在这里的人，都质朴敦厚、淳朴坚定，以忠厚传家而没有显达于官位，因此没有什么事迹可以记载，只写下他们的名讳和生卒，以示给后代的人看。【这篇文章昆山本与常熟二本差异很大。昆山本叙述何氏先世的生卒年月以及何煃的历任官职较为详细，但文辞不如现本，因此采用常熟本。昆山本有铭辞，仍保存在后面。】

译大吉这一姓氏，归、有、胡、何四姓，源流本来是一脉；何氏在四宗之中尤其世代显赫。许多人成为显贵的封侯和外戚，有汜乡、蜀郫、慎、济阳、宛等族，因时运变化而形成成阳、阳夏、颍昌等支派，于是越发尊贵而达到极盛。后来东海、郯、庐江诸支相继显现，儒雅之道郁郁兴盛。晋代兴起后恩泽显著，难道不是从庐江的文穆公何充辅佐皇室而兴盛的吗？孝子实在是何氏兄弟，他们都具有声名和德行，流传到宣城、阳谷等地；子孙世代繁茂，绵延千年。为什么先代如此兴盛，而后代又阻塞不通？层层相接的坟墓，山高水深，墓藏十分宁静。想象他们生前，都是头发花白而牙齿尚全，和乐而有古朴的本质；德行积累长久，于是生出黄门之才，逢到时机便兴盛发达。松柏挺立，石虎、石马、石羊排列，青翠茂盛而高耸。你们这些后世子孙，有孝有忠，恭敬地看待这篇记述。三国时何夔仕于魏，封成阳亭侯；晋代何曾是阳夏人，因任三公而封颍昌侯。阳夏何氏到何曾才显贵，所以说“颍昌之支由何曾开始”；何曾每天耗费万钱，几代人奢侈过度，这就是“越发尊贵而达到极盛”的意思。何无忌是东海郯人，何充是庐江人；宋代何尚之以及何承天兄弟，也都是庐江人，这就是“庐江相望，儒雅之道郁郁兴盛”的意思。何准的女儿是晋穆帝的皇后，何充任尚书令辅佐幼主，谥号文穆，这就是“晋代兴起后恩泽显著，从庐江的文穆公何充开始”的意思。何求和他的弟弟何胤，世人称为“何氏三高”中的人物；何胤又有孝顺隐士的称号，这就是“美好啊，孝子实在是兄弟二人，他们都有声名和德行”的意思。宋神宗时，何正臣以刑部侍郎知宣州；宣城大概指这里，阳谷则未详。庄识。叶文庄公墓地免租碑。吏部左侍郎叶文庄公的墓在昆山城南湓渎的原野上。叶公于成化十年在任上去世，朝廷按制度下令安葬，但墓地每年仍要向官府缴纳租税。嘉靖十六年，天子奉册宝为祖宗进上徽号，向天下推恩，诏令前代帝王陵寝以及著名大臣、本朝文武大臣敕葬的坟墓所在地，由官府负责修治，设置守墓人；尚未免除税赋的，一并免除。当时邻近的常熟县按照这一制度办理了大理寺卿章公格的墓地，唯独昆山没有办理。到这时，百姓叶奉向巡抚都御史翁公陈述，翁公把这件事交给县里处理。知县陈侯子佐发文给常熟，取来章卿墓地的先例上报。巡抚公说：“文庄公是当代名臣，应该依照丁酉诏书办理。”于是文庄公墓地才开始不再缴纳官租。我国正统己巳年发生土木之变，几乎造成宋代南渡的祸乱，世人说于肃愍公有旋转乾坤的力量。当时叶公在谏官任上，一两天内连上七八道奏疏，对辅佐朝廷谋划实在贡献很多。确实，台榭的椽梁并不是一根木头的枝条所能支撑的。第二年，皇帝回到京城，叶公上交匿名书信，请求迁往河南避居。朝廷中的臣子没有人敢替他说话。然而这正是所谓要等百世之后的圣人来判断，也不会迷惑的议论。自从蕃酋阿罗进入黄河河套，蕃族便长期居住在那里不肯离去，成为陕西边境的祸患。议论的人想把他们驱逐出去，但东胜以东城堡相连，田地分布其间。叶公奉命前往察看，独自认为道路险远，劳费太大；并且春季来得迟、早霜又会妨碍耕种，因此只请求增加戍守。到当今天子在位时，议论政事的人锐意想要收复河套，不久天子震怒，这些人都被杀死，后来才知道叶公所说的时势艰难，是卓越的见识和深远的眼光，别人无法相比。叶公任职所到之处都有建树和创见；他清明正直，声望在本朝很高，确实是一代名臣。天子思念辅弼之臣，深厚恩泽施及坟墓；而主管官署却如此废弃制度、阻挠诏令。巡抚公恭敬奉行明诏，修复并举起废置已久的典章，在军队疲敝、饥荒流行、每天都无暇自给的时候仍积极办理，这种风义尤其值得推崇。贤人君子去世后，远的相隔数千年，近的相隔数百年，但他们的光辉显扬于世，常常像在世时一样。大概贤人虽然去世，后世贤者却相继出生，所以能够为他们表彰、尊奉，使他们的精神意气相承相续，历经世代反而更加新鲜。这就是世道人教不至于衰败的原因。叶公的五世孙乡进士恭焕，感荷天子的恩典，感念巡抚公的情谊以及县侯的勤勉，因此请我把这件事写在碑石上，告诉后人。安亭镇揭主簿德政碑。安亭镇在昆山东南偏远处。镇北三区的石田，每年收成在其他乡里中最差。过去周文襄公特意给予优厚的借贷和宽免，规划县里的赋税，按年分发给他们，务求舒缓百姓的负担，百姓因此能够安心从业。后来县官削减了每年的布施，按通常数额征收；水利设施也废弃不修，田地地势高，干旱时不能蓄水，突然遇到雨涝又无处排泄，屡经水旱灾害，百姓忧愁困苦而失去生计。然而主管官府习惯于知道三区贫困低下，每逢议论宽免抚恤，仍总是先从三区开始。正德末年，负责此地的官吏颇为急刻，有人向他们说，三区靠近海边，离县治曲折遥远，土地又分属四县；向东催逼，百姓便逃往西边，赋税不能按时交纳，这不是田地不好，而是因为百姓仗恃地势、抗拒吏治罢了。于是官吏竭力搜寻他们的过错，开始设置收解等差役；与其他乡里一样拘捕拷打，因而有几十个大户死在狱中，百姓无数逃亡，田地大多荒芜。此后十多年，主管官府每天都担忧三区赋税不能征收，太守以上的官员全都知道弊端，却没有办法挽救。嘉靖乙未年，年成大旱，田野没有青草，官府仍像平常一样催征赋税，百姓惊惶四散，将要使这片土地空无一人。主簿揭侯向太守文安王公、县令同安杨公陈述，请求允许借粮抵兑，约定年成丰收时归还；又逐亩丈量查看，把确实不能耕种的土地除去赋税，建立图头制度。

译所谓图头，先前是由一名粮长掌管全部赋税，结果把自己的家产都耗尽；如今每一图设置一人，事情和劳力都减少，也容易查办。又查考旧例，免除他们负责收取和解送赋税的差役，使他们永远不再承担这项差事。幸而两位大人都有勤恤百姓之心，所以揭侯的建议得以施行，百姓渐渐安居乐业，于是相互哭泣说：“我们这些人自父子祖孙在此生聚一百多年来，几乎不能再互相保全，直到现在才又能拥有自己的家庭，这都是揭侯的恩赐。”于是立碑，请求记述揭侯的事迹。唉，先王的道理，是根据土地来养活人民，必定权衡轻重，使之均平。像我县的三区，几乎应当像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那样优先救济，那些暴虐横行的人究竟存的是什么心呢？揭侯的职位虽然卑微，早晨有这样的心志，晚上便付诸实践；而且这只是暂时挽救弊败、仅仅达到力量所能及的办法，百姓却共同喜悦到这种程度，那么那些瞪眼旁观、说百姓难以治理的人，也不过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揭侯名夔，是江西南丰人，元代翰林学士文安公的族孙，以太学生身份调任此职，号称贤良的主簿，还有许多事迹可以记载。玄朗先生墓碣。唉！士人能够自我修养，立功立名于世，取得富贵，世人没有不称道他的。若仅以此便认为贤能，就不知道这也只是他的外在表现罢了。假如他的内心并非如此，即使一时显赫，君子又取法于他什么呢？从前孔子门下的人，持守自身、立身处世，即使不拘小节，也不因此妨碍对他们的评说，可以说要求很严格了。然而对于虞仲、夷逸一类人，他们都超出礼法之外，孔子却未曾不深深称许他们。大概是知道他们内心所存并非苟且如此。从前我的亡友吴纯甫曾称道玄朗的为人，历数平生所交，却唯独说玄朗有高尚的品行、许多重大的节操，因为这些都表现在隐微、幽独之处，是不能向人公开称说的；这正是玄朗之所以贤能，而世人却不知道他的原因。玄朗姓沈，讳金马，字天行，后来改讳世麟，字明用，自号玄朗。他年轻时就有俊异才华，写文章任意挥洒，出口即成。与吴纯甫、周于岐同乡，三人都很有名望，彼此友善。于岐仕途通达，官至大理寺丞。玄朗、纯甫屡次困顿于乡试。纯甫晚年才被荐举，后来一再参加南宫会试，又都未中，最终至死未第。然而两人在学校中的声名都很盛。太末人方思道任昆山县令时，自负为海内文学之士，却对玄朗、纯甫十分推重奖掖。后来纯甫更加自励奋发，营建名园，和他的门徒讲学论文，县中的才俊大多归附于他。玄朗则任性沉湎于酒，没有一天不醉，往往面对别人说的都是醉话。他常拿着胡饼独自往来山中，有时梳着髽髻、袒露身体在市中行走，遇到不合心意的事就破口大骂。家贫时向县令借贷，县令也笑着给他。郡推官曾迎请他去做老师，玄朗每天只同他饮酒，一句话也不交谈，年终便辞去，酒瓶酒罂堆满庭院。督学御史与他有旧交，发文书命他读试卷，玄朗毫不在意，故意胡言乱语加以拒绝，御史也无法使他前来。玄朗读书有很强的记忆力，后来却完全不再看书，而书架上仍有数千卷书；他指着书架对纯甫说：“我的精神已经游历在这些书中间了。”他的寄托情趣就是这样清远。玄朗于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去世，享年四十二岁。有一个儿子，名叫大宗。玄朗的祖父讳愚，字通理；从祖讳鲁，字诚学，兄弟都有文名。葬在县中马鞍山。纯甫有一天和我经过那里，指着说：“这里就是玄朗家的墓。” 过去这里的古柏非常奇异，常年郁郁葱葱、苍翠茂盛；由此看来，这一代本来会代代有文人，如今却忽然枯萎了，明用恐怕不能再有后代了。不久果然如此。沈氏至今仍有做官的人，只有玄朗才真正负有才华。人死了，气质也随之消失，世人还称他为狂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他附葬在朱沥原祖坟中。纯甫说：“我应当为他写墓铭。”等到纯甫北上，大宗在浒墅为他送行，哭泣着请求。纯甫答应南归后办理，最终却没有实现。于是大宗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又过了二十年，我才把它写在墓上。这是纯甫的心愿。唉！纯甫也可以说是深知玄朗的人了。张季翁墓碣 古人所说能够尽孝，不过是活着时尽力供养，死后尽力表达哀痛罢了。活着时尽力供养，达到千钟俸禄的供奉，饮食膳肴、各种美味，都认为没有比这更丰厚的了；然而即使只是吃豆羹、喝清水，也仍然可以尽到自己的情意。死后尽力表达哀痛，达到朱红绿色的龙輴、题凑式的墓室，都认为没有比这更隆重的了；然而即使只是收殓手足、归葬地下，以蓬草土块遮蔽坟墓，也仍然可以尽到自己的情意。这些都是先王用来穷尽人的性命之理、顺应万物之情，使人能够做到的事。至于人的行为有善有不善，不能把它归责于他的子女，要求做人子女的只致力于宣扬先人的善行而亲近他。若先人的行为不能全善，就会有诬蔑亲人的人。因此，凡不合礼制而礼制又允许做的，活着供养、死后哀悼，也就做到尽头了。不过，这是考虑到父母可能有不善之处。人不可能全无不善，所以不能把这种责任归给子女。假如父亲有善行而不加彰显，那也不合做子女的情意。这样看来，礼制并不只限于活着供养、死后哀悼而已。我认识张季翁的儿子献翼，曾到他家中，同他饮食，却没有来得及见到季翁；然而早就听说他的贤德了。在此以前，季翁六十岁时，献翼和他的兄长凤翼请文士为他撰写传记序文数十篇。我听到这件事，怀疑季翁在他活着时就为他准备死后的事情，这样一来，孝子的责任便全都尽到了。季翁大概命不久长了吧？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季翁去世了。然而季翁的品行，最终依靠这些文章而显扬，所以可以说他的儿子在供养父亲、哀悼父亲之外，又尽到了责任。于是献翼请我在他墓的左边刻碑。我想，各位作者已经写得很详尽了，我哪里敢再铺陈，只写个大概。季翁讳冲，字应和，祖先是濠州人。国初才开始在吴地登记户籍，几代以后成为富家。季翁为人孝顺友爱，把财产让给兄弟，曾割大腿肉来医治父亲的疾病。他曾游历燕地归来，替人接受寄托的千金，却被盗贼抢去。金钱的主人听说被盗，前来询问，季翁欺骗他说：“钱都在，我全用自己的资财赔偿了。”最终始终没有说出实情。他奉养守寡的姐姐，代她承担户徭。季翁喜欢梳高髻、戴小冠，穿短衣楚制，携带吴姬演唱歌曲、表演蹴踘等游戏，常在吴城西面的山水之间，人们把他看作少年侠士。然而他的重大节操却是这样。他又以师史之业为务，喜爱搜集古书，为儿子招致千里之外的宾客，大概都已经文质彬彬、具有文学修养了。儿子就是凤翼、献翼，都是太学生；燕翼是府学生。葬在塘湾百花山，据说实为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六日。褚隐君墓碣

译前代史书有孝友传，我曾对此感叹。世上的善人君子，如果不是事迹显著于朝廷，便无法被人看见。至于山岩沟壑、民间草野之中，默默无闻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能够列入史书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二。像榆次的褚隐君，如果不是他的儿子进身朝廷，和当世君子交游，又凭什么称扬他呢？隐君世代居住在榆次东白一里。他的父亲讳鑛，仁慈善良，乐于施舍，在沾县重舆山一带牧养牲畜，牛羊多得可以用谷来计量，人们称他为东山翁。东山翁病重将死时，隐君仰天请求代父受死，在山神祠中赛神祈祷；他离家数里，每走十步便叩拜一次，见到的人都怜悯他。他又替母亲诵持佛教《盂兰经》十五年，从不停止；果品蔬菜只要有新鲜的，必定先送给母亲，自己才敢品尝。叔父两人没有儿子，他终身孝敬奉养他们。叔父去世下葬后，又为他们建立祠堂。他替弟弟重新娶了后妻，弟弟为了逃避徭役逃到旁县，他把他召回，并分给他田地房屋。县中有大规模劳役，官吏请求行贿免除，隐君说：“我有财，却不帮助县官解决急务，反而拿来贿赂私吏吗？”每年的租税一定最先缴纳，乡里人受他感化，再没有敢拖欠的。有人患病而死，原先曾偷割禾稼，被田主鞭打，便诬陷田主把他打死；隐君率众向官府申诉，为他洗雪冤情。年成歉收时，山庄中一千石粮食全都拿来赈济饥民，百姓仍不满足，又偷盗他窖藏中的粮食。他们的同党泄露说：“这家人连饥荒都不能忍受，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不值得过问了。”然而从此以后他家里贫乏了，只要有人来求助，他仍一定委曲自己去帮助。平生看重承诺，不和人争执，田地、房屋、财物都必定谦让，而终身穿布衣、吃粗食。他曾自号善庵。榆次张先生说：“善庵孝顺友爱、忠诚守信，如今很少见；即使暂时困顿，上天也将使他有后代。”后来果然如此。他先娶李氏，继娶秦氏，最后娶贾氏，三位夫人都有贤德。隐君于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葬在本县杨安祖坟旁边，先前去世的两位夫人附葬。儿子五人：鍼、锭、鈇、钺、镗；女儿一人，嫁给杜庭元。鈇于嘉靖四十四年考中进士，在京师备具行状来拜见我，请我在墓石上写铭文：晋地的原野多么平坦广阔，原野和低湿地上草木茂盛，羊牛成群而毛色润湿。有一位美好的人，仁德穿戴在身，义行积蓄于内。他的儿子才智高峻，已经看见他步入仕途，确实是国家的栋梁。他最终必有所建树，追随前代的声名，成为公卿。后世将考察他的根源，就在这里。赠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吴君墓碣。嘉靖某年，皇帝下诏说：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吴翰，可以追赠为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亲李氏，追赠为孺人。皇帝命翰林儒臣撰写诰敕，命梁拜受捧持，感动哭泣，并到墓前焚烧黄纸告祭。在这以前，墓碑还没有备好；梁升任刑部山西司主事后，才开始在墓道上竖立墓碑。文林君的美好德行，诰词中所称赞的已经全都写尽了。君姓吴，讳翰，字某，世代是华亭人。君没有凭什么显扬于世，但幽深潜藏的德行久而自会发光。他任性情而行贞正之道于民间，终于能够上达天子，并体现在诰词中，难道不是荣耀显达吗？君的行为大概不是为了求得世人知晓，以求获得善人的名声，只是出于本性自然如此，而且件件都是世人难以做到的。《诗经》说：“和暖的南风吹拂酸枣树心，树心嫩美，母亲劳苦。”子女对于母亲，谁没有孝敬爱戴之心？但能够做到恭敬却很难。君的母亲失明，他孝敬奉养极为周到；母亲有所责备，便呵斥他跪下，即使跪到一整天，母亲没有命令他起来，他也不起身。君的孝行就是这样，诰词所说的“竭尽力量、使母亲尽享欢娱”，他完全当之无愧。《诗经》说：“鹡鸰鸟在原野，兄弟处于急难之中。” 每逢有好朋友，便不免长久叹息。兄长对于弟弟，谁没有友爱之情？但也不能不顾惜自己。君的弟弟被官府误行牵连，君把他藏到别处，自己却遭受杖打拷掠，终于使弟弟脱离灾难，并帮助他成就学业，最终贡入礼部，成为郡学的教官。君的友爱兄弟之行就是这样，诰词所说的“挺身救援急难”，他完全当之无愧。《诗经》说：“那里有美酒，又有美味佳肴，和睦亲近他的邻里，婚姻亲族也都来往密切。”人一定要自己富裕，才可以帮助别人；而君乐于施舍、招待宾客，酒器常常倾空，赈济救助从不疲倦，每天都没有储藏，酒樽却从不空着。君救济他人、爱护宾客就是这样，诰词所说的“崇尚义气、乐于施舍，践履谦逊、执守礼法”，他完全无愧。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君却并非刻意去做，只是本性如此。推究君的志向，即使没有闻名于世，也不是他意料之中的事；而上天报答了他，使贤能的儿子在郡县间施行政令，声名显著于当朝。所谓“立身扬名”，对君来说已经成为不朽。我同君的儿子交往三十年，因此了解得很详细，便不推辞他的请求而写下这些。他的世系、出生和卒年另有记载，这里不再详述。泗水何隐君墓碣 何氏世代居住在鲁地泗水。君讳珍，字伯荆。高祖父名清，曾祖父名名，祖父名聪。聪有三个儿子：瑄、璠，最小的就是君。何氏世代修习学业，不做官就离开仕途去务农。大哥做县令，作为长子的君和二哥留在田间。起初县里举荐君有德，让他担任亭长，督理乡里的赋税。赋税缴纳上来而百姓没有怨言，县令表彰他的才能，带着鼓吹、粮食牲畜、红绸和金簇花到他家两次慰劳。后来他连续十九年担任乡饮酒礼的宾客。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某日，他没有疾病，享年若干岁去世。临终时告诉儿子凌霄说：“你们兄弟三人，如今只剩下你还在。你又勤学并孝养我到今天，使我得以善终。我担心给你增添负担，我死后三个月就把我送回幽冥之宅，不要久停灵柩使我悲痛。”凌霄依照父亲的话，三个月便将他安葬在某乡的先茔。君娶杨氏，嘉靖二十年十一月某日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她慈爱和善、恭敬严肃，能够帮助君治理家庭。她先于君去世并安葬，实际是合葬。三个儿子：凌汉，其次是凌霄，再次是凌云，早亡。两个女儿嫁给张某、毛某。庶子凌斗。三个女儿嫁给陈某、乔某，其中一人尚未出嫁。凌汉的儿子名学，凌霄的儿子名问，凌云的儿子名虑。凌霄起初任云中郡的佐贰官，因品行才能出众而调任魏郡佐贰官，就是今天的大名府。我任职于邢州，邢、魏两郡的长官和佐贰官经常往来，因此我同凌霄交好。我又曾和他一起在京师办事，早晚都在宫阙之下，于是他对我说，他的先人下葬时来不及埋设墓铭；按照法令，可以凭品官身份在墓上立碑，所以拜托我为他写墓志。我答应了却没有实现。到了这一年将要结束时，他从大名派人到京师来请我写铭文，说：谁算聪明而四处奔走？翻山越水，乘船漂浮，骑马奔驰。谁算愚笨而安居一处？耕田、务农、垂钓、捕鱼，从年轻到壮年再到老年，终身不出乡里。这里是孔子的乡里，刻铭来揭示他的事迹。这就是古代三老中的贤善之人。宣节妇墓碣

译节妇姓宣，是苏州嘉定人，同知防的孙女，濮州通判效贤的女儿。节妇年少时就有非凡资质，出生几年后，濮州生病，她侍立在床下，整夜不离开，连续多日如此，人们都认为奇异。后来她嫁给张树田为妻。树田同乡里的沈师道友善，师道的妻子孙氏，夫妻相亲相爱；而树田暴戾，没有人能够忍受。节妇回家见父母，父母面对她哭泣。节妇说：“这不值得使父母伤心，这是女儿自己的命。”树田生病时，节妇送药给他，树田把药泼掉，骂道：“你想毒死我吗？”节妇含泪退下。等到树田死时，节妇披头散发，号哭跳跃。人们起初见树田狂暴虐待，都认为难以忍受；等他死了，却都以为高兴，而节妇哭得极其悲哀，完全不是众人所料想的。此时沈师道也去世了，孙氏和节妇两人志趣相怜，常常派女奴往来联络。等孙氏送丈夫的丧事经过河下，便请求见节妇，以死相要挟。不久，两人在同一天自缢。节妇被救活，重新苏醒，而孙烈妇最终死去。三年以后，父母打算把节妇改嫁；节妇看见他们家人私下议论，察觉了他们的意图，便登楼自缢。当时是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她二十五岁。我的朋友李瀚，是一位好义之士，每次谈到节妇的事情，都慨然叹息。到这时，他和节妇的弟弟应揖一同请求我把文字写在墓上的石碑中。唉，那些舍弃生命、殉守道义的人，放眼天下实在很少寻见。嘉定在吴郡东面临海之处，并不是大都会的腹地，然而几年之间，女子为守节而死的就有四人：甘氏、孙氏、张氏、宣氏。张氏所遭受的祸难最为惨烈，我曾经为她记述此事。至于宣氏，大概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铭文说：幽深的山谷，见不到阳光。葵与藿生长在这里，却要面对严霜。那个幼稚而狂暴的人，把生死当作儿戏。绿衣在暴风中飘动，这是自古以来令人悲伤的事情。生不逢时，却留下了这篇铭文。王烈妇墓碣 我生长在海滨，足迹没有走遍天下，但亲眼见到乡里女子为丈夫而死的有几十人，都了解她们的事迹并加以记述。然而天下曾经发生变故，大官为之死节的却只见一两个；天地间的正气，难道唯独偏在妇女身上吗？大概世上的君子，有的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有的虽遇到事情却不是合适的人，所以无从显现罢了。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入侵，我所居住的安亭，有一个女子从东南方向逃来，衣服束扎得非常牢固。贼兵追她到一座佛寺，想要污辱她，不能得逞，便剖开她的腹部，肠胃流了出来。乡里人用草草葬在北原上，始终不知道她的姓名。我想为她写墓志，却没有来得及。至于王烈妇的死，发生在姻亲之间，如今已经二十年，却没有一句话来记述她。到这时，她的弟弟执礼才请求我写文刻在她的墓上。原来烈妇的丈夫周镒早死，留下两个孤儿，后来都患疹病；年长的七岁时死去，年幼的疹病痊愈后又患病，病了一年多。烈妇为此废寝忘食，想尽各种方法求医，却无法治愈，孩子也在七岁时死去。烈妇于是自缢。唉，难道不可悲吗！执礼说，她在未出嫁时喜欢读古书；父亲赴京参加选官而死在京师，姐姐每次哭他，听到的人无不凄然落泪。平日里，她抚养教育执礼极其周到；妹妹出嫁后，以婆母的行为为耻，不肯履行媳妇的礼节。一天姐妹相聚，谈到这件事，姐姐说：“妹妹错了，哪里比得上尽孝，使她自己惭愧而不再这样做呢？”她又说，别人到了生死关头，确实很难做到；姐姐在这件事上却把死看得非常轻，大概从来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真可以说是奔赴死亡如同回家一样。周镒的父亲讳土，任工部都水司主事；祖父讳▯，封监察御史，是太仓人。烈妇的父亲讳可大，是太学生；祖父讳秩，任云南右布政使，是昆山人。她于嘉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去世，享年二十七岁，葬在双凤里吴墟的原野上。第二年，太仓州守把这件事上报巡按监察御史，奏请礼部在她的里门表彰。国家依照古代制度表扬节妇，增高她家的外门，在门上安置绰楔，左右修建台座，高一丈二尺，宽窄方正相称。墙面涂白，四角涂红；路人经过时可以有所观法，不守节义的人也以此为耻。这是用来扶助和维持世间教化的，意义深远。防水部君去世后，他家把这件事搁置下来，一直没有办理；而周镒又没有留下后嗣，执礼时常梦见烈妇带着她的孩子，有时是年长的，有时是年幼的，大概是她的精魂并未消亡吧。曹节妇碑阴 长洲人苏宝的姑母，十八岁时嫁给曹绶，二十七岁时丈夫去世，守寡四十九年，于嘉靖庚子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她没有子女，苏宝于甲寅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将她葬在长洲县戴墟妍字圩的原野上。我为她题写墓名：“曹绶妻苏氏贞节之墓。”苏宝又请我在碑阴写道：“我姑母去世前三年，我卧病在床，姑母来看望我。我见姑母已经老了，便谈起她一生的事情。她抽泣着说：‘男子正当壮年，哪里用担忧疾病困苦？如今我已老而将死，女儿不能不替我安排。我死后，千万不要把我葬在曹氏墓地。曹氏墓地狭窄逼仄，自从丈夫死后，他们宗族的人大多火葬后分散埋在荒野之间，遥遥五十年，已经不知道丈夫葬在哪里了。假如把我夹杂在重重坟墓之间，恐怕又和谁相配呢？离这里一里多地有个界浦，水很清洁，我死后一定焚烧我的遗体，把骨灰撒在浦水中，使我的骨头和这水一样清澈。’”苏宝因此营造了这个新的墓地，大概经过十二年才终于完成。唉，真是可悲啊！《诗经》说：“活着虽住不同的房间，死后也要同葬一穴。”

译传记说：“合葬不是古礼，自周公以来就没有改变过。” 卫国人的附葬，是把尸骨分开；鲁国人的附葬，是合葬。孔子出生时叔梁纥已经去世，葬在防山；等孔子的母亲去世，先停棺在五父之衢。邹人曼父的母亲告诉孔子他父亲的墓所在，然后才前去合葬。孔子对于安葬母亲如此慎重，假如没有曼父的母亲，他一定不敢把母亲葬到防山；即使依从古礼，难道不可以吗？苏氏大概正是懂得这个道理。自古以来，女子不幸失去丈夫，能够守持礼义、不受侵犯的，见于史传的不少；但一定要详细叙述她平日闺门之内的操守，她的节义才会显明。像苏宝称述他姑母，只说了一句话而已，归根到底，和古人临终时改变衣裳、整理衣带又有什么不同呢？唉，五十年的高尚风操、刚劲节义，可以由此想见；千年以后，人们也应当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愿她的骨头和这水一样清澈，因此为她表彰记述。张通参次室钮孺人墓碣 孺人姓钮，她的祖先是淮阴人，父亲客居吴中，于是开始成为吴人。张公讳寰，任通政司右参议。他的父亲讳安甫，任祁州知州，封刑部员外郎。张氏世代凭科举功名显达于世，其中最著名的是两位张先生。他们都没有儿子，祁州府君只有张公这一个儿子。张公的嫡妻王宜人，年过三十仍没有儿子，府君为此忧虑，于是为张公娶了孺人。当时孺人十五岁；四年后，十九岁时生子恒慕。后来其他妾又生子，于是有了四个嫡庶儿子。府君认为螽斯繁衍的祥瑞应在孺人身上，非常宠爱她。张公任尚书刑部官时，孺人留在家中，为儿子聘请老师；夜里就点灯纺纱织布，亲自督促儿子学习。等张公回来，恒慕已经长大，学问也有了成就。起初府君性情高旷，到任后总是自行弹劾请归；张公做官也不顺利，父子都喜爱游览名山胜水，不问家事。只有孺人勤于经营生计，因此祭祀、婚丧、宴饮、伏腊等费用不至于缺乏。张公常常外出游历，一年中回家通常不过一两个月。几个儿子轮流到孺人处奉养她，她尤其欢喜。孺人为人温婉顺从，对婆母和各位妯娌之间，孝敬友爱，没有隔阂。她经营生计细密节俭，却不相信因果报应之说。吴地风俗中尼姑、老妇往往出入人家，孺人绝不与她们来往。临终时她没有谈及别的，只反复叮嘱儿子，不得让男子参与她的含殓。她去世时五十九岁，当时是嘉靖壬戌年。第二年附葬在县城东南防川乡横塘的祖坟中。古代女子不幸成为侧室，但贤德终究不可磨灭的，如《小星》中所说命运不由己仍守本分，《归妹》中所说以恒常之德相承，圣人都把她们写入经书。张氏世代有文学修养，两位张先生去世后，郡中名士刘钦谟、杨君谦为他们作表志，到今天仍在流传。恒慕喜爱并崇尚文雅，具有先世的遗风，不忍贤母湮没于后世，已经在墓室刻了铭文，又请求我在墓道立碑。《震川集》卷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二十五 明代归有光撰写 行状 吴纯甫行状 先生姓吴，讳中英，字纯甫。他的先世不知起于何处。曾祖杰从太仓迁居昆山。祖父璇，父亲麒，母亲孙氏。先生生来聪慧出众，喜欢读书。父亲为他购置了一千卷书，任他随意阅读。同乡有个黄应龙，先生听说他擅长古文，便拜他为师，每天到他门下等候。黄公认为先生非同寻常，留下他交谈。家贫不能置办饭食，就同他喝粥，谈话往往整日不止。先生因此没有什么书不读，而他的古文造诣大多得自黄公。先生梳着童髻进入乡校，御史喜爱他的文章，封存他考试的试卷，发文书给有关官员传看。另一位御史到来后，所有考试都把先生列为高等。开化人方豪来任县令，县里有重大劳役，召见先生的父亲；先生写信拜见方侯。方侯当时年轻，自认为有文学才华，没有什么能合他的心意；得到信后认为奇异，便邀请先生交游，十分欢洽。后来方侯调任各地，凡见到熟人到吴中来，必定把先生的姓名告诉他们。然而先生意气自负，豪爽而不拘小节。父亲去世，遗留下很丰厚的财产。先生按账册查看那些借贷后无力偿还的人，便把借据烧掉。他喜欢六博、击毬，发出妇人的声音，拥着妓女，弹琵琶，唱歌自娱，散尽家中千金。过了很久，他才改变作风，收敛节操、修饰自身，但又不屑于做拘谨猥琐的小儒生。他笃行孝友，急人之难，处理大义洒脱明快，没有人敢用利益来打动他。县令曾设馆迎请先生，想送给他一些礼物，见到先生后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先生的弟弟曾因事情被置于审问之中，县令看见姓名，疑惑地询问，才知道是先生的弟弟；先生自己并没有提及。先生和门徒考订古事、讨论学问，庭院房舍洒扫得清洁明净，图籍史书摆满几案，彼此面对饮酒，纵情畅谈而不停。即使先儒已有成说，也一定反复推究其中的道理，不肯苟且附和。后辈有一点长处，他便欣然视为自己所培养出来的，立即替他称扬。同乡人听说后，常常说：“吴先生莫不是说了大话吧？某某都是小孩子，懂得什么！”然而这些人往往一两年便考中进士离去，有的还能自立成名，在当世闻名。而吴先生年老了仍是诸生，到学宫中进退行礼，在博士面前作揖谦让，脸上没有一点怨色。四十四岁时才成为南都举人。先生更加厌弃世俗事务，在城东经营土地，种植橘树一千株，卖橘来供给生活；每天闭门不再与人往来，只让儿女环侍在几案旁，诵读诗书罢了。年轻时所喜爱的诗文完全不再写，说：“六经是圣人的文章，也不过是阐明人心中的道理；既然我已经从内心领会了这些道理，那么六经也不必逐字穷求。如今世上的文章怎么样呢？”嘉靖戊戌年参加礼部会试未中，回程到淮地时，先生原有腹疾，这时病发，回到家中。两天后便去世了，是这一年四月某日。距他出生的弘治戊申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一岁。娶陆氏，早亡，没有儿子。侧室某氏生一子，名原；生女三人。长女嫁给工部主事陆师道，其余两人都已许配。我和先生相知很深，十年前他曾对我说：“你将来不要忘记夷吾、鲍子的情谊，我老死以后就不担心后世无人知晓了。”于是先生的弟弟中材请我为他撰写行状，我不能推辞。唉！先生没有被世所用，我所叙述的只是大略，但他的志向和心意从中可以考见。李南楼行状 李府君讳玉，字廷佩，号南楼。祖父某，父亲某，母亲某氏。娶杜氏，生一子名宪卿，是乡试中式的举人。孙子孙女若干人。生于成化丙午年某月某日，卒于嘉靖乙未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岁。宪卿择定父亲去世的年月日，准备葬在新墓地。下葬前，他穿着丧服来到我家告诉我说：“我不肖，不敢让先父的品行湮没，想略加编次，为他向乡里的长者求取墓铭。但我悲痛荒乱，毫无头绪，每次一提笔便心摧肠裂，想写又停下。见您熟习太史公的文章，希望借您的手来完成。希望您不要拒绝我。我将把大概情况告诉您，请您为之作文，求您使先父在地下得到光荣，这件事只有仰赖您了。”我连声答应，不敢推辞。宪卿呜咽流泪说：“我们李氏居住在昆山罗巷村一百多年了，世代以务农为业，从来没有显达的人。先祖质庵生了四个儿子，先父最小，入赘城中的杜家。他读书求仕没有成功，做了县里的属吏。不久便辞职回家，在家闲居将近三十年，专门把我这个不肖子放在心上。他延请老师朋友，尽自己能力供我学习。看到县中的豪杰才俊同我交往，就非常高兴；如果我所交游的人稍有不足，他始终不高兴。我一向体弱多病，他心里独自怜惜，却从不说出来。他为人忠实，没有别的心思；同人交往能够洞察对方的内心，谨慎地选择值得尊重、值得守信的人，尤其喜欢当面指出别人的过错。先祖父母住在伯父家，他常常徒步出城去探望，有时还用轿子接他们到家。遇到宴席不能让他们参加，他一定凄然不乐。等他们去世后，收殓和安葬所需的物品，没有一样不是尽心筹办。他所受的田地房产全都给了几个叔父，说：‘父母活着时我没有能够尽到供养的责任，父母死后我怎么忍心接受他们的产业呢？况且各位兄长贫困，也本来应当得到这些。’他曾掌管区里的税务，不忍心在斗斛升合之间取得一点多余，宁可自己承担麻烦，这正是他内心所乐意的。今年春天忽然发病，自己也颇感危险，但我还被清水阻隔，未能立即回去。他心中悬念，认为我没有到，病也不能马上好。早晚望见我来到，心想自己的愿望已经得到安慰，疾病应当去掉五六分了。因此命人遍访医药，不至于成为痼疾。哪里料到病势拖延超过时日，病情一天天加重。五月十日，我才抵达家中，他的脸色已经不是往年那样了。我赶紧到郡城去请医生，但他已经无法起身。唉，真令人悲痛！先父因为我的缘故，姑且想要经营置办产业，使我不必为衣食操心，始终不得安闲自逸。如今我得以进取，希望稍稍让他歇肩，他却已经去世了。唉！我和您说到这些时，悲痛得不能详述了。”我听后很伤感。我起初和宪卿交往时，曾见他仪表丰美俊秀清朗，衣裳整洁，洁白得不沾尘埃；我们时常来往谈笑，常常一整天，甜酒美食丰盛精美，不用请求便已备好。宪卿对这些一概不在意，我这才知道府君之所以任由儿子出游求学，正是因为如此。如今世俗把学生考中称为有成，宪卿去年在南都考中举人，府君也已经看见他的成就，足以得到安慰了。只是府君辛勤培植，却来不及享用果实，实在可悲。我厌恶世上撰写事迹的人不加核实，所以不敢对宪卿所说有所增删，使后来的铭文可以据此考察。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曾祖父茂。

译祖父聪，追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亲玉，追赠承德郎、吏部验封司主事；第二次追赠奉政大夫、吏部验封司郎中；第三次追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讳宪卿，字廉甫，世代居住在苏州昆山罗巷村，以务农为业。通议大夫始迁居县城，只有公一个儿子，便让他跟随博士学习。山阴萧御史鸣凤认为他的相貌气质非凡，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显贵，我没有必要再看他的试卷了。”前辈吴中英有识人的眼光，常常称赞他，认为他是瑚琏之器。公平日自我修养整饬，喜欢同名流俊杰交往，对庸常之辈不屑一顾。考中应天乡试，礼部会试未中。父亲通议大夫去世，服丧期满后再次参加会试，考中，赐进士出身。第二年选任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历任升为郎中。在司任职的官吏，没有不感念他的恩德。任职九年，宰相鄞人听说公侍奉新宋公，两人都是当世名卿，都很赏识他。升任江西布政司左参议。江西地区各地田地相差不大，但税粮收入多寡却悬殊极大。如南昌、新建两县，方圆仅百里，多山地湖泊，税粮却有十六万；广信府六县、赣州府十县，粮额都为六万；南安府四县粮额为二万，三郡二十县的粮额还不及前面两县。巡抚副都御史提议均平税额，公任粮储道时制定办法，均摊调配并加以折中，最为简便。大概国初逐次平定僭伪势力后，田赋往往沿用原有的制度。议论者说，苏州的田地不到淮安的一半，吴地赋税却是淮安的十倍；松江两县的粮税竟和京畿内八府一百一十七县相当，税制不均到了这种程度。吴郡过去曾经均平田赋，但均平只限于一郡，而且破坏了两税法，暗中增加了额外赋税，百姓深受其害，不如江西办法完善，可惜没有能够实行。公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负责临清兵备。此前临清防备薄弱，又多次传言倭寇将从井陉口入侵劫掠临清。临清连接漕运通道，是商贾汇集之地，人心恐惧。公处置此事安然镇定，有人替他谋划，想调动他的任所，公说：“哪里至于这样？”境内屯兵数万，他调度有方，倭寇最终也没有到来。师尚诏反叛河南后逃到五河，兵败溃散，只带着几名骑兵逃到莘县，被擒获。在临清镇守三年，商人百姓称赞他简约安静。瓯宁李尚书从吏部罢职回乡，沿途颇为懈怠傲慢，公慰劳送行时礼意格外优厚，李公非常高兴，感叹说：“李君不是随俗的世人。”我因此认识了他的为人。公被召回京，立即被荐升为湖广布政司右参政。景王封地在汉水以东，尚未赴封国，诏令德安营造王府，公负责督办工程；又因为承天修建祾恩殿，升任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个月后，不久升任巡抚湖广右佥都御史。他上奏水灾，请求免除、借贷赋税，并亲自到鄂渚、云梦之间巡视安抚灾民。东南用兵、抵御倭寇时，军府檄文到达，调动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镇溪、大刺等地的土兵三万二千人，所经过的地方，粮草供应没有缺少。公于是上奏说：土司各自都有分守的兵力，不可过多调动，而且没有益处，只是白白耗费粮饷。后来土兵回返，往往掠夺内地人口，公发布檄文，所到之处搜查核阅，将被掠人口全部送还故乡。显陵遭遇大水，冲毁两座红门和黄河便桥；旧王府的龙飞、庆云宫殿也多有毁坏，公上奏请求加以修理，并修建元祐宫碑亭。当时奉天殿发生火灾，诏令大臣在江陵开设府署，总督湖广、四川、贵州采办大木。工部刘侍郎刚刚受命便因父母之忧离职，皇帝特意召公升任左副都御史，代替刘侍郎负责此事。此前天子考察古制，营建九庙；但西苑神仙长年之殿以及珍台闲馆，每年都有兴建，已经大量耗尽蜀地、荆楚的木材。公到任后，靠近水边的地方已经没有高大的木材了，于是进入巴、庸、僰道一带，转到荆、岳，再到东南川地，往来督促，在荒远的边地搜寻木材。于是万山中的木材才逐渐运出。然而皇宫紫宫的旧制在永乐年间极其瑰丽，金柱粗大的周长终究无法凑齐。公上奏说：臣督率郎中张国珍、李佑，副使张正和、卢孝达，以及各该守、巡、参政游震，副使周镐，佥事于锦，先后深入永顺卯峒；政徐霈、佥事崔都进入容美；副使黄宗器进入施州金峒；政靳学颜进入永宁以东兰州儒溪；副使刘斯洁进入黎州天全、建昌董防；进入乌蒙的政缪文龙进入播州、贞州、酉阳；佥事吴仲礼进入永宁以西落洪、班鸠井、镇雄；程嗣功进入龙州；参政张定进入铜仁省溪；参议王重光进入赤水猴峒；佥事顾柄进入思南潮底、汪集，进入永宁顺崖。同时，湖广巡抚右佥都御史赵炳然、巡按御史吴百朋先后亲自巡历荆州、岳州、辰州、常德；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黄光升巡历叙州、马湖、重庆；巡按御史郭民敬巡历邛州、雅州；贵州巡抚右副都御史高翀巡历思州、石阡、镇远、黎平；巡按御史朱贤巡历永宁、亦水。臣亲自赶赴涪州，六月上到泸州、叙州。况且巨大的木材必定生长在深林穷谷、崇山绝壑、人迹不到的地方，经过数百年才能长成；能够达到合抱粗的，也很少不是中空腐朽的。从前尚书宋礼以及近来的尚书樊继祖、侍郎潘鉴，只采得几株超过一寻一丈的木材而已。如今三省所见所采，直径一丈以上的楠木、杉木已有二千余丈，直径四五尺以上的也有一百一十七株，数量比从前已经超过很多了。只是所派取的木材高大异常，所以树围很难合于规定。臣奉命之初，担心搜求还不够全面；如今已经深入穷尽地搜寻，知道这样的巨材实在不可多得，而先年营建所用木材也必定另有来源。希望皇上敕令有关部门，商议按照木材的大小加以取用，这样臣等就可以专心办理采办之事，而大型工程也能早日备齐材料了。皇上准许了他的奏请，命令改求次一等的木材。此后木材也越来越多地从江淮运出，运到京师时，▯筏首尾相接。然而天子仍然认为，皇祖时殿宇遭灾后十年才建成，如今还不到六七年，想等到得到巨材以后再建，所以殿宇的修建仍没有确定日期。此时西部工程突然兴起，漕运下来的木材大多被取去使用，三省的官吏百姓在外奔波暴露达三年，没有片刻休息。有人期望大臣替他们进言，天子也亲自怜悯他们。将作大匠又能以规削、胶合、附缀等方法，极尽般尔的技巧，而现有木材估量起来已经足够使用。公恳切请求开工，停止采木以使荆、蜀百姓得到休息；使者接连不断地行走在道路上，言辞和神情都十分悲苦。而工部大臣竭力承担此事，天子听从了他的意见，经过占卜后，开工日期已经确定。

译后来漕运的数量多次超过先前所下达的数目，且多有超额，总共得到木材一万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奏时把功劳推给三位巡抚，下至小官，没有不记载其劳绩的；这里不逐一记载，只记载他所奏报的两司历经采伐的地点：四川方面，督办儒溪、播州、建昌天全、镇雄乌防、龙州兰州的木材；湖广方面，督办容美、施州、永顺卯峒、靖州的木材；此外，督办湖南在九嶷购买木材，荆南在陕西阶州购买木材，武昌、汉阳、黄州在施州、永顺购买木材；贵州则在赤水、猴峒、思南、湖防、永宁、顺崖采办，南方还从云南金沙江取得木材。大致说来，荆楚地域虽然广大，但山中木材难以采伐，路途险远，必须等到雨水季节才能顺流运出。施州有石坡、乱滩，水路迂回千里；贵阳一带山岭深险陡峭，要经过川、辰的大河才能到达城陵矶；蜀地群山阻隔千里，木材要排开岩石、冲过山谷，经过急滩险涡，历时数月才能抵达防河。官吏百姓冒着瘴疠毒气，林木蒙密，毒蛇、虎豹交错出没；万人一起号子声声，木材在拖运中摧折撞压、崩裂坠落，鸟兽的哀鸣震动天地。这大概是出入百蛮之中、穷尽南纪之地，其艰难就是这样。所以把这些附记在这里，使后人有所考察。从前称说雍州南山盛产檀木、柘木，天水、陇西多产材木，因此丛台、阿房宫、建章宫、朝阳宫等工程，都因当地有所出产而兴建。金源氏营建汴京新宫时，采伐青峰山的巨木，尚且认为这是汉、唐时也无法取得的东西；公却在山林被砍伐、木材隐遁之时，发掘天地所藏，帮助国家完成大业。他为国家亿万年的宏伟基业所付出的辛劳，真是达到极点了。这年冬天，征召他回内台。第二年，考察天下官员。不久疾病发作，他请求告假。病情日益加重，于是请求还乡，天子准许了他。他走到东平安山驿时去世。这是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日，享年五十七岁。公做官二十多年，从未有一天居家。山东平定盗贼、湖广营造工程、东南平定倭寇时，多次得到白金、文绮的赏赐；至于提督采运一职，则是从中级官职破格升任，大概是皇上亲自选拔的。祖父、父亲以及祖母、母亲都受到诰封和赠封。母亲杜氏，封为太淑人。他所任职的地方，一定迎接母亲前去奉养，世人都以此为荣耀。公侍奉太淑人孝顺谨慎，每逢巡行的日子，便派人问安，回来后总要到堂下拜见。太淑人吃素，公曾跪着请求她改食荤膳多次，太淑人不得已才为他进食一些荤菜。公一生从不谈论别人的过错。对于他所敬重爱护的人，他与他们十分亲近；至于他所不屑的人，也从不徇情宽贷。在江陵时，有一名被差遣的吏员迟迟不到，公问他原因，那人说自己正在市肆中吃饭，而且没有马可骑。原来按旧例，台所差遣的吏员应由荆州供给饭食和马匹，但这些都被荆州夺去了。公说：“那个年轻人不过是想树立名声罢了。”最终不再追问。周太仆从滇南回来，公没有出门迎候，大概是因为不知道此事。周公是本乡的前辈，便按照礼节责备他，公在仲宣楼设酒，深深地谦逊道歉而已。他相貌俊美，从年轻时起衣服就鲜明华美，显贵以后更符合他的志趣。到了京师，大学士严公迎接他，对他说：“您不但才华声望超过常人，仪表风采也足以成为朝廷的楷模了。”他所任官职清廉而不苛刻，采办银两不下数百万；从前银两堆积在堂中，公绝不让它们进入台门，只储存在荆州府。他招募商贩，给出的收购价超过通常标准，人人都感念他。因此他总督三年，虽然辖地穷困偏远，百姓却没有受到惊扰，这正是难能可贵之处。这一年，奉天殿、文武楼宣告落成，皇上亲自命名为皇极殿、皇极门，西宫也不久便建成。天子正要对臣下加恩，叙录任事者的功劳，而公已经来不及看到了。他娶顾氏，封为淑人。有五个儿子：延植，是国子生；延节、延芳、延英、延实，都是县学生。有四个女儿，分别嫁给孟绍颜、管梦周、王世训，其中一人尚未出嫁。有七个孙子：世彦，是官生；世良、世显、世达，其余尚未命名。有六个孙女。我和公从年轻时就相识。诸位儿子来请求我撰写，于是我在他家得到他遗留下来的文字，参照自己所见所闻稍加编次，交给史馆。谨此记述敕封文林郎、分宜县知县、前同州判官许君的行状。君姓许，名志学，字逊卿。他的祖先是苏州嘉定人，名庆赐，做了昆山魏氏的馆甥，于是成为昆山人。其子文衡，文衡生琮，文衡的小儿子名瓒。琮的儿子翊，任承事郎。瓒的儿子翀，任羽林卫经历、平定州同知。承事郎翊生襄，敕授登仕佐郎，任南京驯象所吏目，这就是君的父亲。自庆赐迁居这里开始，到第二代便有兄弟数人，勤于经营生计，积蓄了很多财物。他们在家塾中聘请耆儒沈同庵先生，来教育诸子。当时叶文庄公、张宪副和、张布政穆、沈宪副讷，都是一时名贤，都往来于他家，所以许氏富裕，而子孙中有许多人列身于衣冠仕宦之中。君年轻时勤奋好学，记忆力很强，善于写文章。登仕郎大概仕进较晚，得子后十分怜爱，因此出资让他升入太学生，六馆中的士子都推让他。君多次参加考试都没有中选，后来以监生资格选任同州判官。六年中，他一共代理过五处州县事务：同州、夏阳、临晋、澄城、重泉和同州。因为各地正官缺任，其余各县只要命令离任，必定让君代理。士大夫都作文记述此事说：“他承接上级、治理下属，一切都有成法；奸邪轨迹一经发现，境内便肃清。他不额外征索来迎合上级官员的心意。修缮学校，勉励读书人，这些是朝邑所记载的事迹。整顿以前的弊政，革除浮华奢靡，断绝馈赠贿赂，储粮和俸禄都充足。

译传达政令精明，修建启圣祠和名宦祠，这是蒲城所记载的事迹。” 如今各州县的正官都由朝廷选授，只有代理官可以由监司自行任用，大体类似前代由地方辟举的官员。因此，有时人选不合适，便一定不让他代理；有时只让他稍作试用，随即发文令其离任。君代理官职，掌印至四五处，由此就可以知道他的才能和被选用的程度了。他的儿子给事君说：“如今重泉、临晋一带，百姓中还有画着他的像来拜祭的人。”又说：“谿田马公、苑洛韩公，都是关中名士，每次见到君，没有不更加敬重的。”解官以后，他在祖茔旁修筑亭园居住。每逢岁时尝食新粮，总是先用来奉养父母，然后自己才敢品尝。他与人交往不设防备和心机，但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因此往往也少有与他相合的人。县令征收科役涉及君家时，君自认为曾经任过州县七品官，便与县令争辩而毫不屈服。县令想加重困辱他，恰逢给事君发来解围的公文，于是得以免除。君起初做太学生时，曾游览各地；后来任同州判官，又登临观赏华山的胜景，十分自得快乐。到了乡社中，也常常聚饮，整日谈笑。吴中土地肥沃富饶，但赋税沉重、风俗奢靡，所以很少有延续百年的富裕人家。即使是大官之家，也往往不过一两代便败落。许氏自国初至今，居住在县城柴巷的宅第始终没有改变。房屋居室的美好、田园和店铺的收入，又凭借诗书使家业相继延续下来，到了给事君时才显贵发达。当初，给事君任分宜县令时，已经按其官职敕封了君；到这时，人们正庆贺君将要得到进一步加封的诏命，却不幸已经去世了。君卒于嘉靖己未年六月初六日，享年六十三岁。娶钱氏，封为太孺人。有一个儿子，从龙，任户科给事中；有一个女儿，嫁给张必显。有一个孙子，汝愚，是太学生；有两个孙女。有光的高祖父在世时，已经同君家交好；我见过家中的文字，其中有顾惟诚、许鹏远的名字。鹏远就是承事君，而惟诚则是太保顾文康的父亲。高祖父因此与两家结为姻亲，我的祖父与登仕君又都是高龄老人，同属乡社，而君与我的父亲又同属一社，社中君最为年轻。癸丑年，给事君同我北上，我们在路上并辔而行；他曾因登仕君年老而忧虑，心中却以为君正当壮年，来日还很长。不料登仕君去世才刚超过六年，君也只活到中等寿数便去世了。给事君因此悲痛不已，急忙设法使他名垂不朽。因为我了解他的家世，于是采录了一些他治理冯翊的政绩，让我编次出大略，保存于家谱中。将来墓道铭志的文章以及史馆推恩封赠的制诰草稿，大概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考证。《封中宪大夫、兴化府知府周公行状》公姓周，名书，字存中。他的祖先是汴地人，宋靖康末年随驾到临安；到了贵一这一代，才开始在昆山吴家桥定居。贵一生思聪，思聪生士贤，士贤生显，显生明，就是耕乐翁。耕乐翁有品行声望，学士吴文定公为他的墓志铭写道：“刚直君子。”他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名璿，就是乐清翁；次子名玑，另有玉、衡。衡是太学生。周家世代孝敬兄长、努力务农，到衡进入太学后，才凭借儒雅的品行考入上舍。然而兄弟们都凭财产成为乡里的富户。吴家桥在县城南面的千墩浦上，正对桥而居，并在小溪东边，只有周氏兄弟居住，几乎形成了一个聚落，没有其他家族。其南面只有晏翁一家。乐清生了四个儿子，公是最小的一个。母亲姓张。公刚成年，便做了晏翁的女婿；虽然住在岳家，仍然与自家东西相邻。每次入内问候父母，因为他是女婿，父母怜爱到了极点，一见到他便喜形于色。公年轻时立志求学，成为博士弟子，越发自我砥砺，但因疾病不能完成学业。他患的是痰喘，一年到头不能痊愈，即使痊愈，过一月又会复发。然而他天性孝顺友爱、恭敬谨慎，并不因疾病而废弃礼节。母亲张硕人去世时，他哀号痛哭，形容憔悴如柴；几个孩子劝解他，他反而哭得更加悲哀，只看到他们跟随自己捶胸顿足，才稍稍得到安慰，说：“孩子们能够帮助我表达哀痛。” 从此以后，他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乐清晚年患了末疾，不能行走，却又时时想要走动。公早晚扶持他，让几个孩子在旁边读书，轮流替换。乐清认为他能够体察并满足自己的心意，高兴地说：“我有儿子，也有孙子，死而无憾了。”兄弟之间友爱深厚，不忍一天分离。二哥曾患腹胀病，被人抬到家里，公早晚不离左右，端着汤药亲自调制后送上。对其他内外宗族亲党，他也都以深厚的恩意和礼数相待；见到年长者，尤其敬重谦让。有人冒犯他，他总是反省自己说：“大概是我有什么地方招致了这件事吧。”于是置之不理，不与人计较。自从未能完成博士弟子学业后，他平常总是郁郁不乐，因此尤其勤于教育孩子。聘请老师、讲究礼数，费用从不吝惜；而且管教防范十分严格，几个孩子循规蹈矩，从来没有沾染世间轻佻放纵的习气。仲子宪副君从束发直到显贵，无论到哪里都一定同天下知名人士交游；任官时约束自己，当时的士大夫都称赞他，这都是公教导的结果。他任兴化知府时，政绩完成，向上考核，得到按照其官职加封的恩典，金印绯服光彩夺目，他却惶恐不敢承当。宪副君起家后，进士出任郡守，直到掌持宪节、专门治理海南，累计做官十多年，仍住在原来的屋舍中，连一瓦一椽也没有增加。二哥去世时，公的病已经很重，仍然勉强支撑病体前去哭吊，哀痛至极。从此公便再也没有起身了。恭人姓晏，父亲名安，母亲姓赵。她性情端庄稳重，少言少笑，与公做夫妻五十年，始终相敬如一日。公从壮年患病直到高寿，她在身边调护照料，功劳很多。几个孩子从小读书时，公外出便为他们题写标志和书额，亲自督促课业；她勤俭出于天性，即使显贵之后，纺织仍未曾离手。晏翁早逝，留下许多孤儿，而且都是庶出。恭人辅助母亲赵氏，将他们抚养得十分有恩德。晏家产业日渐衰败，赵母的生养、死亡和安葬，全都由恭人承担；她又同公商议置办田地，守护晏翁夫妇的坟墓，按春秋祭祀。公生于成化壬寅年六月六日，卒于嘉靖丁未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六岁。恭人生于成化甲辰年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年闰九月十一日，享年六十四岁。有四个儿子：大伦，是太学生；大礼，就是宪副君；大宾；大器。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姚舜卿、凌天惠。有十五个孙子孙女。当初宪副君任兴化知府时，多次派人迎接公和恭人前去奉养；恭人对他说：“做官应以清白自守、爱护百姓为根本。到了那里若要受用甘美厚味，反而会成为拖累，而且往来的车马也都是百姓的民力。吃鱼羹、粗米，在田野里难道就不能自己准备吗？”

译于是坚决推辞不去。等到诰封的命令下达，宪副君立即飞驰上疏朝廷，请求蒙恩归乡奉养父母，大意说：“自从镇守郡府以来，感激圣上的恩德，没有一次不立誓尽力行事，希望报答万分之一。不料积劳成疾，虽然勉强居于官位，精神却日益消耗，已经一天也支撑不住。想到臣的父母都已年过六十，也时常患病；相隔二千余里，山海阻隔，音信不通，实在担心他们早晚客死异乡，给臣留下无穷的遗恨。臣曾经把这些情况上报，但巡按御史等体察朝廷任用人才的心意，劝慰挽留臣并让臣调养，以致拖延到今天。臣忧思更加深重，于是不得已冒死在宫阙下哀鸣。臣私下认为，为国忘家是臣子的道义，也是臣平生自我发誓要做到的事。然而若疾病使我废弃，不能为时世所用，那么听任我在父母身旁休养，亲自奉养他们的日常生活，正是国家教导人们行孝的道理。况且如果臣的病立即夺去性命，那么鞠躬尽瘁，臣作为臣子的本分和愿望已经完成；如果反复迁延、久病不愈，白白消耗国家的俸禄粮饷，臣的罪过更加深重，也不是朝廷任用人才的本意。希望陛下俯察微臣，下敕吏部，容许臣退休。幸而没有立即填沟壑而死，那么扶杖穿履养老的岁月，也都是歌咏太平的日子。” 奏疏上呈后，朝廷勉强挽留他。不久又有前往广南的任命，他本来不想去，公和恭人却强劝他上路。他刚到任视事，恭人的讣告便送到；大概三个月之间，他两次渡过鲸波远望京国，而公的讣告也接着传来。宪副君因此深深自伤。有光的先母与公同出一祖，不幸早逝。我曾想起年少时在母亲娘家，见到那些群从诸舅，每次相见，他们总是哀怜安慰我，谈起我母亲生前的事，彼此都流下眼泪；直到如今，仍使人有渭阳之情的悲感。而宪副君又与我同学，相互了解友爱，所以把公和恭人的遗事交给我，让我编次。于是我说，宪副君既然已经卓然立身于世，而周氏淳厚的德行和深厚的根源，大概是有所本源的，因而把这些附记在家谱中。魏诚甫行状 唉！我娶了诚甫的妹妹，因此对诚甫了解得很深。谁能料到诚甫这样的贤者，成就竟止于此呢？大概诚甫的病已经很久了。自从我的妻子嫁来，有时谈到她哥哥，总是忧虑他不能长久，以至于流下眼泪。后来我的妻子去世，过了八年，诚甫的三位同族兄弟都身体强健、没有疾病，却先后去世，之后诚甫才去世。对诚甫来说，这算是幸运；但以诚甫这样的贤德，上天本不应让他长期患病，最终却还是死去，实在可悲。诚甫名希明，姓魏，世代是苏州人，起初居住在长洲，后来逐渐迁到昆山真义里。曾祖父名钟，祖父名壁，都凭勤劳耕作致富，在县中居于首位。钟生了我的舅父光禄典簿，也生了诚甫的伯父太常公。太常公以进士起家，是当代名儒。诚甫年轻时精明强悍，凡有所作为，都发自内心，不能被人动摇。他小时候很放纵任性，没有人能够约束他。后来听到太常公的教训，忽然有所感悟，于是刻苦求学，以礼来约束整饬自己。当时诚甫是县学弟子员，和同辈四五个人每天早晨赶往学舍；那四五个人常常结成一群，都穿着宽大的衣服、束着大带，举止合乎规矩，端正地拱手站立。博士和诸生都觉得他们奇异，有人上前戏弄侮辱诚甫，他也不为所动。每次走在市中，儿童都在道路两旁喧哗，而诚甫始终端正拱手，神色自若。诚甫一生没有子弟们通常的玩乐嗜好，只独自购买数千卷书以及古代法书、名画；只要想得到它们，往往花费不计其数。他乐于行善、仰慕义行，常常欣喜自得，因此郡中的名士大多喜欢同诚甫交往。每次到郡城，跟随他游玩的大都是有文学修养的儒雅之士。离他家几里路，有个地方名叫高墟，诚甫喜欢那里幽静优美的景色，便修筑了别业。枝山祝允明写《高墟赋》来记述他的志趣。诚甫补入太学生，三次参加京城会试都没有中选，后来因病自我放弃仕进。居家时仍每天收集图籍史书。我当时到诚甫家住宿，诚甫早早起床，搬移整理东西，忙乱不堪；我躺着看他，笑他不肯让自己清闲。诚甫也回头对我笑，却始终不能停止。虽然患病，他面对别人时饮食、言语都和平常一样。客人来了，他便拿出所收藏的书画翻阅，等客人看完离去，从未显出疲倦的样子，始终不改变自己的爱好。至于经营产业、积聚财物，他心中完全不放在意；固然承袭了祖父的家产，也是因为他的性情本来如此。诚甫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享年三十九岁。娶龚氏，是裕州守天然的女儿。有两个儿子，长子大顺，是太学生；次子大化。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孙子。

译先妣事略 先母周孺人，生于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十六岁嫁到我家。过了一年生下女儿淑静，淑静是大姐。又过一年生下有光，再过一年生下一个夭折的女儿，另有一个满周岁却未能养大的孩子。又过了一年生下有尚，怀胎十二个月。过一年生下淑顺，一岁后又生有功。有功出生时，孺人比哺乳其他孩子时更加健壮，但却多次皱眉，对几个婢女说：“我为孩子太多而受苦。”一个老妇人拿一杯水，里面放着两只螺，进来对她说：“喝了这个，以后怀孕就不会这么频繁了。”孺人拿起来一饮而尽，顿时哑了，不能说话。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去世。几个孩子看见家人哭泣，便跟着哭，却还以为母亲只是睡着了。多么令人悲伤啊！于是家人请画工作画，画出两个孩子，吩咐说：“鼻子以上画有光，鼻子以下画大姐。”因为两个孩子的相貌像母亲。孺人名桂，外曾祖父名明，外祖父名行，是太学生；外祖母姓何，世代居住在吴家桥。吴家桥离县城东南三十里，从千墩浦向南，正对着桥，靠小港东面而居，居民环绕聚居，全都是周氏。外祖父和他的三个兄长都凭财产成为富户，敦厚崇尚简朴诚实，和人亲切交谈时总说村里的话，见到子弟、外甥、侄子没有不疼爱的。孺人在吴家桥时，便料理木棉；进城后则纺绩麻线，灯火荧荧，常常做到半夜。外祖父隔不了两天就派人来问候馈赠，孺人并不以米盐为忧，却劳苦得像连明天都无法谋划。冬天炉火中的炭屑，她让婢女做成炭团，一个个堆放在台阶下；屋里没有废弃物，家中没有闲人。大一点的孩子牵着她的衣服，小一点的孩子抱在怀里吃奶，她手中的针线缝补从不停歇，屋内井然有序。她对待童仆有恩，即使到了用鞭打责罚的地步，也不忍心让他们事后再有怨言。吴家桥每年送来鱼蟹、糕饼，通常人人都能吃到；家里人听说吴家桥来人，都十分高兴。有光七岁时，和堂兄有嘉一同入学；每逢阴风细雨，堂兄总是留下，有光心里依恋，却不能留下。孺人半夜醒来，催促有光背诵《孝经》；他立刻熟读，没有一个字不顺，于是孺人十分高兴。孺人去世后，母亲何孺人也去世了。周氏家中发生了羊狗之类的疫病，舅母去世，四姨嫁到顾氏后也去世，先后死了三十人，最后只剩下外祖父和二舅。孺人去世十一年后，大姐嫁给王三接，王三接是孺人当初许配的人。十二年后，有光补为学官弟子。十六年后有了妻子，也是孺人当初为他聘定的。过了一年抱到女儿，抚爱她时更加思念孺人。半夜里，我和妻子相对哭泣，追忆一两件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其余的事情我已经茫然不清了。世上竟然有我这样没有母亲的人，上天啊，这是多么令人痛苦！

译请敕命事略 先父名正世，是吴中的著姓人家。先曾祖名凤，成化甲午年考中乡试，选授调任兖州城武县知县。先祖名绅，是县学生，做太常卿夏防的孙女婿。夏防凭文学成为一时名臣，诗书学业因此世代承传。先祖家教尤其严格。先父早年入县学，多次考试都没有中选；后来我出仕并有了名声，等到我考中乡试，先父便辞去学业。先祖对几个兄弟很有情分，唯独自己退让，居住在较为简陋的地方。先祖年高而老，先父与伯父年纪也都超过七十，侍奉在他身边时每天都喜气洋洋，像少年一样。儿子们都不知道他们已经老了。他每天闭门读书，常常自得，以为自己有所收获。性情坦率，从未与人争执。他和乡里结社，有白居易香山、洛社的遗风。社中人尤其敬重他的德行，称他的别号为“岫云”，说他如同从山穴中出来的云，任意自在而无心。壬戌年，我八次参加会试未中，返回家中，先父就在这一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又过三年我才考中进士，而先父已经无法看到了。可悲啊！因为我长久困于考试，祖父和父亲都以高龄等待我，却终究没有等到。等到先父刚去世，我才考中一次，却连一天用俸禄奉养他的机会也没有，这便成为我终身的遗恨。我仕途既然没有顺利实现，只庆幸因建储诏书而得以推恩封赠，这也可以在万分之一的程度上稍稍安慰为人子女的感情，因此冒昧叙述其大略，交给史馆。先母姓周，世代居住在县城的吴家桥。先外祖父名行，是太学生，家世以耕农为业。外祖父起初入成均读书，后来他的族孙大礼才考中进士，任河南左参政。先母是大礼的族姑。先母十六岁嫁给先父，聪明勤俭，前后只相隔一年生下大姐和我。有光和大姐七八岁时，先母便教我们小学和女红，熟悉日常的功课，从不稍稍依赖先父，因此先父十分欣慰。不幸先母二十六岁去世，留下的弟妹又有三人。大姐嫁给河东都转运使王三接，王三接任礼部官员时，封大姐为安人。只有我长期没有考中，而先父年事已高，先母坟上的树木已经长到合抱，我因此有无穷的感慨。常常默默惭愧，觉得对不起大姐。先妻魏氏，是光禄寺典簿庠的女儿，也是太常卿、谥号恭简公校的族侄女。恭简公是当时的名儒，学者称他为庄渠先生。先妻从小生长在富贵之家，嫁来以后却甘于清贫淡泊，亲自操持家务。时节回娘家省亲时，因为顾念我家门第从前的旧日声望，先妻从未自己开口诉说，以为凭自己的能力也可以供给生活。等到她生病，妻子的母亲每天派人来探视，才叹息说：“姐姐为什么从来不自己说，我们竟不知道她贫困到这种地步。”她曾对有光说：“我每天观察你，实在不像今世的人。男子汉应当自己立身，为什么要忧虑眼前的贫困呢？”她侍奉公婆以及继姑都孝顺恭敬，闺门内外无论大小，都没有不喜欢她的。人们认为她有这样的德行，不应当早死；她生了一个儿子，十分俊秀聪慧，却又夭折，只剩下一个女儿。天道终究真是无法知晓啊。继妻王氏。吴中王氏大多自称是太原王氏之后，但实际上没有考据可以证明。唯独先妻家的谱系最为清楚久远，有明确的承传。她的曾祖父曾在吴淞江上读书，当时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和吏部左侍郎叶文庄公都是当世名卿，因文章往来而结成婚姻交好。到了第二代，壮年男子相继去世，家中又深受徭役困扰。先妻幼年丧父，妻母教导她十分修整谨慎；十八岁嫁来，没有失去妇道，抚养前妻的孩子，十分疼爱。后来这个孩子死时，她哭得十分悲痛，病情便突然加重。她聪明慈爱，大概是天性如此。魏氏在世时，有光还年轻，是诸生；等到王氏参加乡试，家境更加贫困，年年往返北上办理事务，落第后又承受穷困忧愁。有光自己叹息，平生在世上没有得到称心如意的东西，唯独有两位贤妻；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随意眷属吧。如今遇到恩典，按封赠旧例，应当封赠前妻中的一人和最后一人，而恩诏竟允许把封赠转移。现在的妻子费氏也愿意推让，王氏在泉壤之下也得以蒙受世所罕见的广大恩典。我从临安辞谢台省官职回来，经过弁山。午饭后，船中无事，因而写下这些文字。当即派人赶赴京城接受敕命。虽然只是简略数语，但一落笔便哽咽难言。人生的悲痛，没有比这更深的了。《震川集》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二十六 明归有光撰 传

译归氏二孝子传 归氏家有两个孝子，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列入家谱了。因为他们的行为卓异，而身份卑微，只有宗族亲属和邻里知道。因此我想扩大他们的传闻。孝子名钺，字汝威，幼年丧母。父亲另娶后妻并生了孩子，孝子因此失去了父亲的宠爱。父亲要打孝子时，总是索要大杖，对他说：“不要只用手打，伤了你的力气。”家里贫穷，食物不足以供给炊煮，饭将熟时，后母便喋喋不休地数说他的罪过。孝子的父亲大怒，把他赶出家门。这样后母和她的孩子便得以饱食。孝子多次困顿，匍匐在道路中。等到他回来，父母互相说道：“有儿子却不住在家里，一定是在外面做贼罢。”于是又打他，多次把他打到濒死。孝子依恋地站在门外，想进去又不敢，只低着头偷偷流泪，邻里没有不怜悯他的。父亲去世后，后母独自和她的孩子居住，拒绝见孝子。孝子便在市中贩盐，有时私下问候弟弟，打听母亲的饮食，还送去甘美鲜物。正德庚午年发生大饥荒，母亲无法独自生活。孝子前去哭泣着奉迎她。母亲内心惭愧，最终被孝子的诚恳感动，跟随他回来。孝子得到食物，先给母亲和弟弟，自己却面带饥色。弟弟不久去世，他始终神色安然。孝子年少时长期饥饿，面色黄瘦，身体羸弱，小族人称他为“菜大人”。嘉靖壬辰年，孝子钺无病去世。孝子年老将死，到最后也没有说过后母的事情。绣，字华伯，是孝子的族侄，也贩盐来奉养母亲。后来他又坐在市舍中，和弟弟纹纬一起卖麻，兄弟友爱没有间隙。纹纬因事被拘捕，华伯竭力设法营救。纹纬又不能自我约束，前后多次犯法。华伯所转卖的货物，计算起来常常一整年没有别的收入，只够供给蔬菜粗食。官吏差役一经过门，他的收入就会被耗费，但始终没有愤怒的神色。华伯的妻子朱氏每次制作衣服，都要做三层，使兄弟平均分配，说：“二叔没有妻室，怎么能让你一个人穿得完整洁净呢？”叔父某人死去的妻子留下一个孩子，华伯夫妇抚养疼爱他，就像亲生孩子一样。然而华伯是市井之人，别人见到他，只把他当作普通市民。赞语说：这两个孝子出没于市场商贩之间，一生不懂诗书，却能凭纯厚美好的行为在无人之处自我约束；遭逢困厄变乱，没有恒产来滋润自己，却不因此困顿折辱，这也实在难能可贵。华伯夫妇和谐如同琴瑟，汝威最终改变了顽劣愚顽的性情，考察他们的一生，都各有办法使自己立身。由此说来，那些士人自守独行而忧虑无人应和的，看看这两人，也应该感到惭愧。张自新传 张自新原名鸿，字子宾，是苏州昆山人。自新年少读书，聪敏慧悟远超常人。古经中的疑难义理，众多子弟苦苦思索仍没有所得，自新随口便能回答，好像早已明白一样。他性情方正简朴，不加文饰，见到他的人没有不讥笑的，把他看作乡野之人。同舍的学生夜读疲倦睡去，自新拿灯架投向他，油污洒满书案，神色严肃地厉声责备，像老师一样。他在幼年换牙时便丧父，家计无法维持。母亲说：“我看别人家读书，就像捕风捉影，盼望将来做官显贵，而万个人中也难有一个成功。况且命运已经如此，还读书做什么？”自新流泪长跪说：“亡父用这件事来期望鸿，临死也没有听到别的话，鸿怎么敢忘记？况且鸿难道能因为衣食问题而让母亲忧虑吗？”他和哥哥耕田度日，戴斗笠、扛锄头，面色黧黑；夜里回来便整理衣襟端正危坐，长啸歌咏古人，飘飘然仿佛身在世外，不知道贫贱有什么可忧愁的。哥哥担任里长，里中有很多逃亡户，赋税无处缴纳；每到年终官府催征，哥哥便被杖打得体无完肤。自新总是到县衙请求代替哥哥受刑，同时把哥哥藏到别处。县吏奇怪他的意气，正要施杖便停下来，说：“你是什么人？”自新说：“里长其实是读书人。” 县吏让他当场作文，他很快写成；县吏安慰他并免除了惩罚。二十岁时，他到别处授徒，每年回家省亲三四次，穿着破衣、草鞋，徒步往返；为母亲准备酒食，兄弟尽情欢笑，把这当作最大的快乐。自新把豪强权势看得很轻，完全不放在心上。吴中子弟大多轻薄浮华，喜欢穿漂亮衣服聚集在一起，凭戏谑谈笑取乐；自新一概不理会，他们和他说话，他也不回答，只谈论古今，意气慷慨。酒喝到兴浓时，他大声说：“治理天下究竟怎么样？”眼睛直直向上看，气势勃发，好像发怒，孩子们甚至想要打他。他补入学官弟子员，学官催索贽见金十分急迫，自新实在拿不出，多次被召去鞭打羞辱，心中忽忽不乐，想要弃学离去。不久患病去世。自新作文博雅而有奇气，却没有人了解他。我曾经把他的文章拿给吴纯甫看，纯甫一向喜欢奖掖士人，其中真正认可的不过一两个人，却唯独称赞自新。自新去世后，纯甫买棺材为他安葬。归子说：我和自新交游最久，见过他当面斥责别人的过错，使人无处容身。在同辈众人聚集的场合，他说出一句话，从不看别人的脸色；众人的嘲笑辱骂纷纷而来，他完全不放在意，这就是他的自信。凭自新的才能，假如让他得到任用，必定能够有所表现；如今竟然沉沦到这种地步，天理可以质问吗？世上那些趁时机、凭权势而得志，意气扬扬，自以为已经有所成就的人，也可以由此反省了。俗话说：“成丛的兰花正要茂盛，秋风却把它摧败。”我悲悼自新的死，因此为他叙述并编列这些事迹。自新的家在新洋江口，风雨之夜，江涛发出声响，震动数里，乡野老人相互传说，认为自新还没有死去。

译顾隐君传 隐君名启明，字时显，世代居住在昆山七浦塘，如今属太仓人。相传是晋代司空顾和的后代，散居在浦南的一支，族人分为三支，所以世代称这个地方为三顾村。宋末有名中二的人，战乱之后家产全部丧失，只剩几顷田地，留给他的儿子公廉。公廉生愚，喜好濂洛之学，读书时常常凭着一张几案，几案上都磨出了痕迹，人们拿这件事同管宁、陈寔相比较；这就是原鲁先生。原鲁生五个儿子，最小的儿子爽入赘居住在塘北，于是又成为塘北顾氏。爽生谟，谟生昊，昊生四个儿子，寅凭借明经任始兴教谕，第二个就是隐君。隐君有个儿子名存仁，考中嘉靖十一年进士，选授余姚知县，因政绩考核最优入朝任礼科给事中。皇太子出生，朝廷向近侍广施恩典，隐君也按儿子的官职受封。隐君为人敦厚朴实而粗直率真，任性真诚，尤其不能同世俗争竞；一生不曾熟悉官府。乡里若有徭役之事，隐君便为此作《鸿雁》诗，来到吴门。君本来生长在海边，说话、穿衣仍是旧日海上人的样子，没有丝毫城市中偷安奢靡的习气。后来儿子显贵，他反而更加收敛节俭；到余姚接受儿子的奉养时，坚持徒步跟随，只在夜里抵达官舍，县中人没有知道的。他接受敕命所赐的章服后，闭门不与州郡往来。郡守举行乡饮酒礼，亲自到门迎请，他始终一次也不去。每天早晨焚香拜阙，每饮一口、每吃一口，都一定用手加额说：“若不是天子的恩德，我不可能住在这样的地方。”平常读书遇到合乎心意的地方，便常常摘出要点向人谈说个不停，说：“我不相信今人会不如古人。”因此他一生从不爱财，也从不怀疑别人。弟弟钟早逝，起初曾属意让隐君的儿子作为后嗣，隐君坚决推让给哥哥的儿子。在余姚看见家人拿着官府物品，便用槌子砸碎并加以斥责。即使在流离颠沛之时，他仍孜孜不倦地以救济他人为务；有人来请求借贷，他便分出财物给他，明知那人一定会辜负自己，既然已经答应了，也不改变。有时有人假称隐君的名义骗取别人的钱，隐君说：“我并不了解钱财，但钱既然确实是因我而来，最终还是替他偿还，却不向人声张。”州郡长官建造棂星门，有人派人送来钱财；来人欺骗说：“这是我赎罪的钱，不是他的罪款。”隐君听了很悲悯，立即把钱退还。乡里有谁家的住宅、哪座坟墓相邻，哪座桥路尚未修好，谁死了还没有入殓安葬，只要把这些事告诉他，往往都能得到所求；至于他自己，奉养不过是布衣蔬食而已。沿海地区拖欠税赋的人很多，他便置办役田来救济乡里百姓。他曾说：“海上是我的故乡，我不能一天忘记狐死首丘的心志，所以自号海隐居士。” 他常常到墓旁搭庐居住，和始兴君一同游玩，年老以后兄弟仍然相互为乐，直到终了。他从海上患病回家后去世。当初隐君还不到六十岁时，曾留下遗言说：“古人埋葬只是为了遮掩尸体，务求朴实；讲究外观美丽有什么好处？我的葬礼不必拘泥禁忌，棺材一定要用油杉；有一件不合这个要求，就是违背我的遗命。”于是请求始兴君把这段话写下来，刻在墓石上。存仁任礼科给事中时，因进谏论事触犯权贵，被贬居保安州。保安州在居庸关外，他自称‘居庸山人’。赞说：顾氏自丞相肃侯顾雍开始，便载于《吴录》。司马氏渡江以后，顾、贺、纪、薛几家号称世代显贵的高门，可见其来历已经很久了。正德、嘉靖年间，顾溱、顾济兄弟同时从海上崛起，都做了给事中。最后由山人顾某继承其家业，这就是所谓“三顾族”。我年轻时曾跟随山人游学，他后来显贵了，却始终不改操守，真可以说是纯厚笃实的君子了。等到我考察隐君的行事，查考他的家世，才知道他的成就确实有来由。冢宰玉峰朱公以德行高尚的元老身份为他作铭，他可以无愧于心了。而通防张先生所作的行状，尤其详细核实。我得到这些材料，便为他编次论述如下。元忠张君家传 元忠去世三年后，他的儿子士瀹把他葬在县城东南，想用墓铭把他的灵柩收藏在幽冥之中。若要彰显先人的德行，没有比作传更好的了。从前太史公评论留侯说：“看见他的画像，容貌像妇人和美女。”他评论田横时，又遗憾没有善于绘画的人，不能把田横画下来。如今这两个人的画像都没有留下，但我们仍然能够想象他们的为人，难道不是因为有传记吗？古代孝子，父母的容色不会忘在眼中，声音不会忘在耳中，心中的志向、爱好和欲望也不会忘记。士瀹亲眼见过我的先人，怎么敢忘记呢？于是把他所撰写的先人事迹数百字拿来，请我作传。我读后为之悲伤，便整理叙述他的话，作《张元忠家传》。元忠名廷臣，字元忠。他的祖先是汴地人，宋室南渡后，迁居苏州昆山。弘治年间，分昆山以东设置太仓，所以如今成为太仓州人，但他的家仍在昆山治城内。高祖张能，任新城知县；曾祖张注，任潮阳训导；祖父张銮，封承德郎，任刑部主事；父亲张宽，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广东佥事。元忠生来聪敏慧悟，佥宪公特别喜爱他。他最初任钱塘县令时，元忠才五六岁，便带他赴任。每逢僚属宴集，一定叫他同去，他应答机敏，礼仪仪态井然，众人都觉得奇异。当时有人伪造都察院的檄文，元忠从旁替县里辨明其中的诬陷，后来果然查实，县中的老吏都惊惧佩服。十九岁时，补为学官弟子员。不久依例贡入太学，祭酒增城湛公屡屡称赞他。没过多久，他考中南京乡试，学士内江张公尤其赏识他。元忠年轻时身体瘦弱，多病，药物汤剂从不离口；又是官宦子弟，却仍然努力求学，早年便考中举人，而且尤其善于治家。他遇事坚强敏捷、精悍果断，处理事务总是严厉急切，从不宽纵姑息。佥宪公早年在外做官游历，等到罢官归家，只是每天召集故交宾客饮酒而已。因此，凡是和佥宪公交往的人，都称赞他有这样一个儿子，并且自认为比不上他。自初次中举直到去世，他总共六次参加南宫会试，都没有考中。死时四十三岁。元忠为人仪表楚楚，家门内外都整肃严谨，即使盛暑宴坐，也从未解开衣带。他和人谈话滔滔不绝。赞说：我听说元忠将死时，县里有位郁君善于相人。元忠听说他正在亲近人家饮酒，便派人窥探他说：“他一定正在谈论我。”过了一会儿，酒席间郁君果然说元忠一定不能起身了。第二天，元忠召郁君来，和他相对坐着喝粥，谈论了一整天，他的精力强健、善于自我支撑就是这样。他原以为自己年轻时考中举人，必定能够凭借自己治家的才能施展于吏事，绰绰有余，却终于困顿失败，这就是他所以留下遗恨的原因。

译章永州家传 君姓章，名棨，字宗肃，世代是海虞人。曾祖章珪，宣德年间以贤良方正被举荐，授任监察御史，因为弹劾三杨学士而有直声。他生了四个儿子：章仪，任国子助教；章表，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章某，任南京大理寺卿；章律，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有高尚节操，退休后居家。县令杨名父因为他清贫，买田送给他，他谢绝不接受。杨名父在虞山上为他建亭，常常独自邀请他登临游览，相对饮酒，把亭子命名为“仰高”。大理寺卿生章沐，获赠单县知县之职，章沐就是君的父亲。君为人孝顺友爱，进入县学后，以德行受到博士称许举荐。他曾跟随乡先生都御史陈公游学，后来考中南京乡试，进入南京太学。当时增城湛公、高陵吕公都以八座大臣身份留在南京，开门讲学，学者云集。君两次到他们门下求学，多次参加会试而未中，选调为单县知县。单县靠近河流，地势低洼，每年桃花水上涨，河南人夜间渡河，盗贼掘开堤防，百姓深受其苦。君到任时，正赶上盗贼掘堤，洪水将要泛滥，便率领壮丁伐木增设木桩，日夜防守，终于平安无事。少年人原本是衙役，在县衙奔走办事，窥伺官府的短处，防备他们做违法之事，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君。君说：“他们对我还没有明显的罪证，不应预先猜疑排斥，应当用恩惠和信义安抚他们，他们都会感激而愿意为我效力。”山东的盗贼多逃入单县境内，单县人把他们藏匿起来，官府不能捕获，于是各个少年都做了君的耳目，把他们全部捕获。巡按等衙门下发的追捕盗贼文书不下数百件，君一天之内逐条备文申报上官，上官认为他办事有能。田赋制度有弊病，他便询问百姓的意愿，改为按亩征收钱财，百姓觉得便利，齐鲁之间都推行采用了他的办法。有一支蕃兵从宁武关奔向太原，声称要进攻山东。都御史商议军务，部署将帅，唯独把单县令留在辕门防守，后来因蕃兵的消息没有到来而罢兵。君升任安吉州知州时，正值旱灾、百姓饥荒，他竭尽全力赈济救助，救活了许多人。当地百姓喜欢打官司，他总是用道理为他们排解。有藏匿税粮的人，他编成案册让每个人查看，不动用鞭打，而拖欠的赋税全部查了出来。君叹息说：“这哪里算得上古代的治理之道，我不过是为了补救弊病罢了。”州治所在孝丰，直到君离任，始终没有一件扰民之事，孝丰县人甚至不知道还有州府存在。后来调任永州府同知。永州处在楚、越之间，号称无事，太守每天闭门高卧，把郡中事务交给君办理，君也只是从容处理而已。他上疏请求退休，正准备整治行装时便去世了。这些就是他的弟弟宗实所称述的情况。宗实的父亲张涯，是君的堂伯父，起初没有儿子，便把君收为儿子；后来年老时才有了宗实，君抚养并教育他，如今宗实已成为乡贡进士。归子说：大理公与我的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亲关系。我年轻时多次随祖母回她的娘家，大概听说过章卿的事。等我登上虞山，寻找所谓的“仰高亭”，它已经荒芜湮没在空濛的烟霭和苍翠的树木之间了。后来我认识永州君，他是一个恭谨温厚的君子。从前我参加南宫考试时，君从安吉来，早晨到我的寓所，欢饮一番，便上马离去。我回头对他的弟弟说，君近来形神似乎不相协调，难道是长期做官劳累憔悴所致吗？还是有什么不得志的地方？然而他最终死在永州，真令人悲伤啊！仕途虽然没有成功，但评论他的行事，可以无愧于先人了。戴锦衣家传 戴锦衣的父亲是文润，他的祖先是湖州德清人，后来成为安陆人。安陆就是今天的承天府。文润的家在州城郭外，是兴府的良医，侍奉睿宗皇帝。父亲戴隐君去世后，文润因哀毁过度，几乎丧失生命。郢中人用孟子的话为他的居所题名“终慕”，所以戴家有“终慕之堂”。夫人徐氏，丈夫去世时二十九岁，儿子经才七岁，就是锦衣。家境贫寒，她竭力自持，以清白操守抚养孤儿。等到锦衣显贵后，他始终没有改变淡泊的品行，所以戴家又有“高节之堂”。今皇帝因亲藩身份入继大统，国内旧臣都因恩泽升迁。锦衣年纪很轻，补任环卫，积累功劳升至指挥使。锦衣卫的职权在上十二卫中最为亲近尊贵，并兼管诏狱，士大夫被逮捕后多遭掠夺凌辱，很少有能够保全的。而锦衣为人恭谨温厚，尤其仁慈宽恕，凡是被拘系的人，他往往向他们本人请教学习，还常常保护他们。御史杨爵、给事中周怡、员外郎刘魁被关禁多年，三人已经获赦出狱，互相说：“若不是戴君，我们怎么能够活到今天呢？”聂尚书豹也被拘系在狱中，非常称赞锦衣的德行。谢都御史存儒任河南巡抚时，因为师尚诏谋反，锦衣奉驾帖前往逮捕他，跋涉数千里，衣服破旧不堪，谢公赠给他一匹缣帛，他推辞不接受。锦衣如今已经辞去官职居家，门庭寂静，他的清贫朴素就是这样。锦衣名经，字伯常。归子说：“我寓居京师南薰坊时，锦衣常来拜访，把家中收藏的文字拿给我看，请我删去其中的芜杂而归还原意。我于是作《戴锦衣家传》。然而我读到华亭杨奉常的议论，说终身追慕父母，确实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啊！”

译京兆尹王公传 京兆尹王公名震，字威远。曾祖王景贤，起初从燕南迁到任县，遂在邢地登记户籍，如今是邢台人。祖父王罍，宣德年间以乡贡进士任平度州同知，因为抗拒中使而被贬戍滦州，几年后生病，想要回家。儿子王整上疏请求代父服戍役，二十八年后才获赦回来。王整的妻子也死在戍所，后妻生下王公。王公体貌魁伟，善于骑马射箭，广泛涉猎经史。弘治癸丑年考中进士，在大理寺观政，授户部主事，奉命押送犒军银两到西夏，抵达红城堡。后来又出使云中，到了阳和堡，突然被敌寇包围，王公都率众守御，敌寇因此解围退去。正德初年，他负责九江税务。刘瑾受到宠幸，他的苍头奴仆唐英、王俊来到九江，肆意索取财物，王公完全不向他们行礼。当时刘瑾倚仗权势，毒害天下，士大夫中有两人返回，想向刘瑾申诉，都在路上病死，人们认为这是王公的幸运。升任员外郎时，尚书韩文被刘瑾陷害下狱，被罚缴纳二千石赎罪，王公率领同僚捐出三年俸禄，使韩尚书得以出狱。庚午年，川湖盗贼刘烈起兵，十分猖獗，皇帝命兵部尚书洪钟讨伐。洪尚书上奏说王公懂得军事，请让他担任郧阳知府。直到盗贼平定，郧阳之所以能够成功，多亏王公出力。后来历次升任河南左右布政使。颍川盗贼小张虎聚众作乱，王公前往捕捉，不到四个月，小张虎便被擒获诛杀；小张虎的余党也有很多被保全性命。颍川人感念他的恩德，为他建立祠堂祭祀。嘉靖初年，升任河南左布政使；这一年冬天升任应天府尹。他上奏裁撤上元、江宁两县的花园夫一千多人，节省各官署和寺院狱具银一千多两，查核江滩芦苇一千多顷，用来补助赤县里甲的费用。不久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当初王公考中进士时，父母双亲都还在堂上，不久相继去世，他所到之处都把居所题为“永感”。长沙李文正公率领馆阁诸公为此作赋诗，赵郡石文隐公为他作序。从此以后，他每升任一官，必定悲伤思念父母。他在户部任职时已经获得推恩追赠，及至任京兆尹，便追赠三代祖先，都与他的官职相当。王公天性纯孝，且有厚重德行。曾在京师时，郧人张得才任部中属吏，病死了，妻子儿女贫困，不能归葬。王公听说后悲伤不已，捐出钱财帮助办理丧事，使其灵柩回乡。后来他的儿子寅中乡试来道谢，说父亲的灵柩先到金陵，想搭乘乡人的船回去，乡人却违背约定，于是改搭别人的船；船经过小孤山时，乡人的船翻覆了；到了吉水，想寄宿山寺，寺僧坚决不接纳，过了一夜寺院便被烧毁。张寅认为，王公施惠于孤儿寡妇的丧事，已经得到神明的回应。王公归乡后，所收藏的数千卷书全部运送到郡学，用来资助学者讲习。他居家时闭门不出，足迹不进入官府。如今邢州士大夫即使地位显贵，门第也不改变平民布衣的本色，甚至以造访官府为耻。子弟们都收敛约束，市中也没有穿着华丽衣服游荡的风气，这都是王公教化的结果。嘉靖辛丑年，王公八十二岁去世。讣告传来后，皇帝赐予葬祭。儿子名某。赞说：我到邢州后，访问当地先贤士大夫，近代人物都称王京兆。王京兆所任官职中的条例教化和施政方略，没有文字可以考察，只能得到他家中的行状和履历。然而如今邢州风俗的厚重，根本就在王京兆。我多次经过学宫，取出他的遗书阅读，为之叹息。他的高尚风范值得仰望啊。我因此为他编次论述。洧南居士传 洧南居士姓杜，名孟干。他的祖先从魏地滑县迁到扶沟县，居住在洧水以南，所以用“洧南”作为号。曾祖杜清，以明经任大同经历；祖父杜璿，获赠户部主事；父亲杜绍，进士，任户部主事。居士年轻时是诸生，已经很有名声。乡试之年，督学把他的文章评为第一，但户部却把他排在第四。户部取得举人后说：“这个孩子是不愿意排在他父亲前面罢了。”过了很久，他最终还是没有考中。贡入太学后，选调为清苑主簿，负责马政，拒绝接受礼物钱财。他多次向太守陈述政事的利弊，又想开采郎山的煤、疏通九河，所提出的各项规划都切合时务，太守赞叹而惊异。适逢创设芦沟河桥，雷尚书发檄文召入郡中，选中了他的才干，便任用清苑主簿负责此事。然而清苑百姓爱戴他的仁慈宽厚，等听说居士的孙子化中考中乡试，便高兴地互相说：“早就知道我们的杜母是有后人的。”升任泸州经历，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改任巩昌。到任便陈述茶马政务的利弊，太守器重他的才能，郡中事务多向他咨询，最终死在任上，享年五十岁。居士治学精深博大，尤其擅长诗歌。所交往的都是知名人士。他一生崇尚意气，轻视钱财，收养姻亲和族党，抚养孤儿寡妇，不怕分割自己的财产给他们。县中凡有事情都来请他决断，他刚正不阿，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族人子弟往往遭到鞭打，但他从未把责罚记在心中，众人都敬畏佩服他，很少有人因此怨恨诽谤。起初，洧水在东面转弯，年久以后被冲积淤塞，便转向北流。居士竭力向县令说明，请求重新疏浚，使它通达河道。扶沟人依靠这一水利之利，为他编了歌谣说：“洧水淤塞，老幼哭泣；洧水通畅，全赖杜公。”居士对家产事务并不计较，听说有好书，便多方购买，建造书楼，并告诫子孙好好保存，还刻石记载此事。他的著作有《洧南文集》《洧南诗集》《北上藁》《南归藁》《西行藁》《五经韵语》《书经驯驳彚集》《医方》若干卷。居士去世后，他的堂弟孟诗把他的事迹写成行状，大致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化中考中进士。第二年任邢州司理。隆庆三年，吴郡归有光与化中同年考中进士，来任司马，于是采录孟诗的话写下这篇家传。归子说：“大梁本来就有许多奇士，尤其以诗歌闻名。我读《洧南诗》，料想这个人一定超然于尘俗之外。等到他做了小官，似乎又不是他所看重的，只是一定要有所作为来显示自己。由此才知道古人的志向和操守存在哪里，实在不可测度。看看世上那些庸碌浅薄的人，他们没有居士那样高雅的情怀和超逸的兴致，即使做了官，哪里能够懂得这些呢！”化中大概深深认为我的话是对的。

译周封君传 周封君，是广东按察司副使周美济叔的父亲。他的祖先是海虞人，后来迁到昆山茅泾。祖父、父亲喜好道家学说，人们称为玄本公。封君从茅泾迁入县城马鞍山南麓居住，马鞍山就是当地俗称的玉山，所以他自号玉川。济叔小时候，封君口授他读书，过了几年送他跟从老师学习，晚上回来总是点灯，让他在旁边读诵，直到半夜才睡，平常一直如此。等济叔进入郡学，认为自己已经能够求取功名，便不再阅读经书，天天拿医卜、地理、星命之书观看，尤其精通小儿痘疹，判断生死和时刻从未出错。他早晨起来焚香拜神，遇到父母忌日便祭祀，常常感伤哭泣。他为人诚实朴厚、任性率真，儿子显贵后仍然粗茶淡饭、穿着布衣；和人谈话时句句都是平生真实的话，因此人们尤其敬重他。他推算命数几年后，七十九岁时恰好生日遇到自己出生的甲子年，高兴地说：“我应当增加一纪寿命，可以活到八十九岁。”到了那个日期，他设祭祠堂诀别祖先，无病而终。当初济叔任尚书秋官郎时，封君到京师接受奉养，任满后接受封赠，父子相随到奉天门谢恩，观看的人都为之叹息。内侍引他们进入禁苑，遍观玉堂神明、渐台、泰液等胜景，并用宫中珍馐招待，说：“受封的封君本来就少，何况年过八十还像这样健壮清爽的，更是少见。” 内侍送他们出长安门，父子就此分别。等济叔出任佥湖宪时，封君仍随他居住在蕲黄一带。后来济叔调任蜀藩，封君送他到长桥，说：“我老了，不能跟着你走了，只能早晚等你回来。”济叔到任后，奉诏督理黄籍，辗转奔波了两年；等到海南的任命下达，便立即上疏请求回家奉养父亲，从陇坻加倍赶路回到家中，一个多月后封君便去世了。归子说：“济叔曾对我说，他在蜀地时巡视所属地区，经过邛崃九折阪，又登上峨眉山，云霞在山下翻涌，向下看东吴，哪里只是万里之遥？《诗经》说：‘登上那草木茂盛的山冈，遥望我的父亲；早晚不停地思念，仍然归来而不停止。’我评论周封君的事情，大概是感伤人子思念父亲的心志啊。” 东园翁家传 东园翁马朂，字文远，是长洲甫里人。翁幼年丧父，侍奉母亲十分谨慎，出门、回家都一定告知母亲。他起初喜欢佛教经典，有个卖书的人劝他读儒书，于是通晓《诗》《易》以及史传。洪武年间，凉国公获罪，尸体陈列在市中，翁当时游学京师，哀悼他，前往观看并叹息，几乎被巡逻的士卒捆绑。大理寺少卿胡槩巡抚苏州，翁作为乡老，胡卿当众说了戏谑的话，翁劝他说这不是大人在上者所应当说的，胡卿于是向他道歉。邑民虞宗蛮因豪强而被登记抄没，当时巡抚没有行院，住在瑞光寺。胡卿一向与寺僧交好，寺僧特意替宗蛮求情，胡卿说：“应当问马先生。”胡卿敬重翁，不直呼其名，只称他的姓。寺僧便私下答应给翁一百金，翁起身就回去了，摇头不受。寺僧以为钱少，又增加到一千金，翁最终仍不接受，于是没收了宗蛮的家产。其他郡送来的囚犯，都已经判处死刑，翁知道其中有冤屈，却来不及申辩，心里常常为此遗憾。临安关的吏卒苛刻地扣留行人，翁随胡卿进入关内，直言斥责此事，关吏因此被判死罪。胡卿养鹤，市上的孩子不知情，打死了鹤，胡卿便把孩子和他的父母都逮来。翁把那孩子收作家僮，替他进入胡卿面前，于是把死鹤交给市童。他曾替胡卿营建书院，就是今天巡抚行院的所在地。翁与人有仇，那人被推举为乡老，担心翁也在其中，便置办酒席试探翁。翁大声说：“这个人正适合做乡老。”那人贴在墙边听见了，便高兴地出来说：“翁不计较我的怨仇！”于是和翁交好。翁大概认为那人的才干足以胜任，所以不徇私情就是这样。翁虽然以乡老身份时时跟随胡卿，却喜欢求取书籍，在眠牛泾修筑精舍，远近的人都来祝贺，甚至用粮仓储放果品。郡中别驾张大猷登堂拜访，题匾为“东园”。所以甫里直到今天仍称他为东园翁。翁与征士周谷宾、鄱阳令赵宗文交情深厚，都是甫里人。谷宾被姚少师推荐到京师，因跛脚而辞官归去。宗文在洪武年间被举荐为人材，以母亲年老为由辞谢。永乐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推荐他任鄱阳令，他曾为翁作《翠云朶歌》。《翠云朶》是东园中的一块石头。翁有三个儿子：望、企、行。望有三个儿子：防、昂、杲。望曾经观察他的三个儿子说：“长子有钱却没有权势，次子有蚕眼般的财富，幼子走路像鹅鸭，应该都能积累万贯家财。”后来果然都如他所说。杲做了杨家的入赘女婿，不受岳父礼遇，夫妻空着手、一文钱也没有地离开，最终自己奋发，积累了巨万家产。马氏大概在成化年间兴盛起来，后来几个儿子都能继承家业，于是成为甫里的首富，成了长洲的著姓。曾孙马淮，以太学生身份调任海南官职，回来时已经七十多岁，仍然好学不倦。马瀚也是太学生，崇尚文雅。用拯是诸生，通晓史学。曾孙马致远，是南京乡贡进士。赞说：我评论东园翁时，把用拯的话全部记载下来，大概因为不能得到他的家传，所以略作采用。用拯是我女弟的丈夫。我听说吴地旧有大理卿熊槩，巡抚时往往把没收百姓产业作为要务，吴地百姓因此冤痛不已。如今马氏书中说熊槩是胡卿，恐怕是错误；以熊槩的酷暴，东园翁却侍奉他。看看交还死鹤这件事，他所匡正救助的，难道会少吗？他一定积有阴德，所以子孙应当兴盛。

译何长者传 何长者名绪，字克承，家住防昌的白埠，依傍萧帝岩而居。长者的父亲去世后，哥哥何缨和他的儿子也早早去世，留下一个孤孙；长者的庶弟当时才十岁，长者把他们都抚养成人。长者善于经营生产，使父亲留下的产业增加了几十倍。弟弟和哥哥的孙子请求与长者分家，长者把财产合在一起，作为三兄弟平均分受的产业，不把祖父留下的和自己创立的区别开来。有人急需钱而请求卖田，长者给他的价钱超过田价，后来那人事情办完又后悔卖田，长者便把田还给他，也不要求偿还钱款。年老以后，乡里人都推重他的品行，县里为他请求参加乡饮酒礼，他坚决推辞，始终不肯参加。因此防昌人都称他为何长者。长者的妻子刘氏，防昌城沿湘水向上游八十里就是湘乡，那里有九田等地，平原肥沃，多有富人；白埠有何氏的小田庄，湘乡有刘氏这个大族，所以长者和刘氏结为姻亲。长者之所以能够抚养孤儿、成就家业，四代同堂而没有离间之言，都是因为如此。世人说家庭离散往往起于妇人，长者诸多美德，大都是刘氏帮助成就的。刘孺人侍奉婆婆尤其孝顺，婆婆活到八十六岁，她奉养得十分周到。她为人平和宽厚，有人夜里撬开她的箱子偷窃，查访后找到了那个人，家人想把他告到官府，便问孺人丢了多少金子。孺人说：“金子没有多少，不值得穷追细问。”于是始终不说出盗贼是谁，使那人得以免罪。防昌人都说：“不只是何君，他的妻子也是一位长者。”所以我替他作了《何长者传》。归子说：“长者的儿子何渭和我一同在六馆读书，如今来这里辅佐县政，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如今看长者的品行，理应有这样的儿子啊！”何侯因公事到南京，拜见了他的乡里大宗伯尹公。尹公为他的堂屋题名“永慕”；何侯对于他的先人，在人前没有一次不流泪谈说的。筠溪翁传 我居住在安亭时，一天有人来告诉我：“往北五六里，在溪水旁有三四间草屋，筠溪翁住在那里，每天吟咏，身旁有几个童子侍奉，脚从来没有走出门户之外。”我前去探望，看见翁身材高大，面色洁白，请我入座，煮茶给我喝，把架上的书全都送给我，大约有数百卷。我道谢后回来，过了很久便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然而我每逢遇到人就询问筠溪翁在哪里，见过他的人都说翁平安无恙。每次展开他送给我的书，没有一次不想起他。今年春天，张西卿从江上来，说翁住在南澥浦，已经七十岁，精神气色更加清朗，手中编校整理的书几乎不曾离开。侍婢生了孩子，正哇哇啼哭。西卿描述翁的相貌，和我十年前所见相比，似乎更加年轻了，这不是很奇异吗！唉！我见翁时正值岁末，天风凄厉，野草枯黄，太阳将要落山，我沿着来路回家。老妇和孩子们因为远客到来，准备了酒；见我带着书回来，都很高兴。一两年后，我的妻子和孩子都相继去世，而我与翁分别后，他每每托人询问我的生死。我虽然见不到翁，却唯独想着翁常在天地之间；看看我家人突然全部死去的情状，翁大概就像活了千岁的人。过去东坡先生作《方山子传》，其中事情多有奇异。我认为古代得道的人常常在人世间游行，不一定显出异状，只是人们自己看不见他们罢了。像筠溪翁这样的人，本来就生活在吴淞的烟水之间，难道就是方山子所说的那类人吗？有人说：“筠溪翁不是神仙一流的人物，莫非是隐居山岩的高士吗？” 可茶小传 可茶继承秦越人的医术，医生们称他医术高明。起初可茶有一位贤德的母亲，早年守寡，家境贫寒，想让他去做县衙书吏。母亲说：“做这种事的人多受羞辱，假如贫穷不能以此为业，难道就不能卖蚊烟、凉扇来消磨日子吗？”可茶愿意学医，他姐姐的丈夫沈氏在练城，家中世代传授医术。可茶每天前往记下几张药方，回来再抄录，又观察他们怎样制剂和制丸，都学会了，于是做起医生来。他刚开店坐诊时，有求医者送来红菱、青葱，母亲高兴地说：“这个孩子行医一定有效。”送鲜菱的人真像仙灵一样。方言把家境富裕叫作“从容”，难道这是葱所预示的吗？可茶的医术果然日益进步，求医的人挤满门外。可茶有时从外面回来喝醉了，母亲立即生气责备他。可茶善于察看母亲的脸色，母亲稍有不高兴，他就一定长跪不起。母亲既然责备他醉酒，从此他一生饮酒都不敢喝醉；其他事情受到教诫，也都这样遵守。母亲不喜欢吃的食物，他一生也不吃。每到母亲生日，便连续斋戒数日。中年没有儿子，想买妾，母亲担心家庭失和，不愿买妾，他便不再买妾。寡居的姐姐有一个儿子，他便把外甥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姐姐守寡三十多年，直到今天仍然平安无恙。他的孝友就是这样。至于给贫苦人治病，他只是白白给药，即使对富人也不期望报答，因此县中的士大夫都爱戴敬重他。嘉靖四十年冬天，我的儿子患疹，可茶为了停下自己的事务，从练城三十里外赶来，昼夜调治照料，孩子最终平安。不仅是因为他的医术，更因为他为人慈爱，令人感叹。我曾和可茶谈论小儿疹病，前代称赞陈文中的异功散，施用于江淮之间没有不见效的，如今的医生却认为不可使用。当病情危急、病人死而复生时，他们所制的药剂大多秘而不传，以为其中有神奇的医术。我私下观察后，发现就是陈氏的药方。然而可茶遵守丹溪的学说，自称一向能够取得中正的医治效果，甚至把自己比作李英公用兵，说即使不能大胜，也不会大败。可茶名卿，姓苏。赞说：孔子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做巫医。”古代的医师、疾医，都是士大夫。凭可茶的才华，把它施展在医术上，他救活的人难道说得尽吗？鹿野翁传 鹿野翁姓李，名元寿，年轻时擅长书法，曾经抄写诸经和四书的小册本，楷书法度精美端正。三原王端毅公巡抚江南时，见到他的书法而喜爱他，称他为李生，让他在船中侍奉自己；一有空闲就让李生朗诵《大禹谟》中的咎繇篇，并整理衣襟端坐倾听。又曾替顾御史书写进呈皇帝的奏书，天子认为他的字写得很好。鹿野翁为人淳厚笃实，教育子弟有方法，又擅长书法，因此受到士绅重视。邑中凡有文字，必经鹿野翁之手，大家互相推重引荐，往往其他州的碑石也多是鹿野翁书写的。归子说：“我年轻时听说城东门有个李元寿善于书法，只是听说而已，我并不认识元寿，也没有见过元寿的书法。他的儿子开始拿出家中收藏的文字，请我评论。对于读书人来说，书法是末节；而如今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赶得上古人。在乡里之中，像鹿野翁这样的人，也足以称道了吧！” 《震川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震川集》卷二十七 明归有光撰 传

译王烈妇传 王烈妇陆氏，是王土的妻子，家住昆山以西的盆渎村。昆山过去有薛烈妇、彭节妇，曾经居住在这里，房舍旁如今还有薛氏的坟墓。一百六十年间，三位烈妇先后相望而出。烈妇嫁入王土家后，她墓园中的枯竹重新变青，三年中三次生出灵芝，而且都是双茎。到了第四年，灵芝已经不再生长，而烈妇便去世了。世人说灵芝是祥瑞之草，灵芝的出现通常应验于长寿、富贵、康宁之人；如今却在烈妇死去时出现，这正可以用来观察天道了。当时王土病重将死，自怜家贫无子，难以为妻子安排后事。烈妇指着自己的心发誓，王土闭目之后，她便断绝饮食。家人煮粥强迫她进食，她不得已吃了一口，便皱眉说：“看我这样子，怎么还能吃呢？”低头看着地面，咯咯地吐了出来。她每每流泪哭泣呼天，想和丈夫一同离世。家人略有察觉，私下议论，但认为她面对新丧悲痛太甚，也没有深究。过了八天，她的公公外出，家中无人。众妇女都在灶下，烈妇焚烧纸钱行礼，低头暗自流泪，默默向丈夫说话。她看见漆工给棺材上漆，说：“好好做。”然后慢慢走进房中，听见关门声，才知道她已经上吊死了。她用麻布和葛布重重裹身，脸贴着王土的尸体。归子说：“王土的祖父、父亲过去是我家的邻居，世代交往友好。我幼年跟随老师读书时，王土也来入学，和我同案读书。没想到后来他竟有这样贤德的妻子，真是奇异啊！一个女子因感慨而自行决绝，其精神竟能通达鬼神。他的公公说：‘新妇原本是贤淑温婉、仁慈孝顺的人。’唉！这当然无疑，但我没有空闲详论，只评论其中大的方面。” 韦节妇传 韦节妇是九江德化人，姓许，是同县人韦起的妻子。节妇嫁到韦家八年后，丈夫去世，儿子才出生八个月。父母怜悯她，想让她改嫁，但看见她悲哀，始终不敢开口。丈夫死后留下的一些财产又丢失了，家境极其贫困，几乎无法生活，但节操更加坚定。她尤其善于哭悼丈夫，每次哭都极其悲痛。二十多年过去了，她哭起来仍像丈夫刚去世那天一样。因此她四十岁时头发便全白了，口中没有牙齿，像七十多岁的人。起初生下的那个八个月大的孩子，多次患病濒死。节妇对婆婆说：“孩子病成这样，怎么办？我之所以不死，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如今竟然这样，真后悔没有随丈夫去死。”于是仰天呼喊：“上天啊，难道不能替韦氏延续这一线生机吗？孩子不吃东西，我也不吃。”年年如此，直到孩子六七岁还常常生病，后来才得以平安。孩子长大后，她教他读书，取名必荣。后来必荣成为郡学弟子员，才开始有廪米供养。在进入郡学以前，没有廪米供养，如果不是靠纺织就没有饭吃。评论的人认为，节妇所处的境遇，比其他守节妇人艰难百倍；至于终身不改变她的忠贞，这出于天性，更是难能可贵。节妇去世后，必荣以贡生身份参加廷试，被选为苏州学官。赞说：我曾跟随韦先生游历，询问洞庭湖与彭蠡江水汇合的地方，以及庐山白鹿洞，想象前代贤人的遗迹；后来才听说韦夫人的节操。然而韦先生是恂恂有礼的儒者，这难道是他夫人的教导吗？陶节妇传 陶节妇方氏，是昆山人陶子舸的妻子。嫁到陶家一年，子舸便去世了。节妇悲痛欲自缢，有人以婆婆尚在责备她，她于是低头沉默了很久，便不再说自杀的事。她没有去死，却每天更加谨慎地侍奉婆婆。婆婆也守寡，婆媳同住一室，夜里同盖一条被子睡觉。婆媳彼此怜惜很深，但她想为丈夫殉死，片刻也不能忘记。她为子舸占卜墓地，地名清水湾，术士说那里不利。节妇说：“清水这个名字很好，为什么不能安葬？”当时丈夫的弟弟正在西山购买石材，打算单独为子舸开墓穴，节妇便自己买砖，在他墓穴旁边另开墓穴。后来婆婆患痢疾六十多天，她昼夜不离左右，即使在秋暑之时，身旁污秽难以接近，她也常常亲自把中衣和便器洗涤干净。家人有一次回头看见而呕吐，节妇说：“果真很臭吗？我天天在旁边，反而没有察觉。但听说病人的尿液发臭就能得以活命，因此我还感到高兴。”等婆婆病势危重，估计无法起死回生时，她先悲哭绝食了五天。婆婆去世后，完成含殓。此前子舸兄弟三人，二弟子舫也已先死，只剩下小弟。于是各房妇女在丧次，子舫的妻子说：“婆婆去世后，不知道自己将来该怎么办。”节妇说：“我和你交换处境就是了。”只有小婶和叔父主持祭祀，支撑陶家的门户，日子还很长，前途遥远，这是值得忧虑的。” 于是两人相对悲哭。过了一会儿，节妇进入房中，把金屑和水调和后服下，却没有死。她想投井，但井口狭窄，无法下去。夜里二更，她叫小婢随她走到屋舍西边，骗小婢回去，自己投进水中。水很浅，她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上来。月光明亮，婢女从草丛间看见了她。她死后，家人找到尸体，发现她的脸浸在水中，颜色却像活人一样；两手紧紧抓着茭白根，无法解开。节妇十八岁嫁给子舸，十九岁守寡，侍奉婆婆九年，和婆婆在同一天去世。最终葬在清水湾，位于县城南面的千墩浦上。赞说：妇人以随从丈夫为义。假使节妇当初就随子舸死去，世人仍然会称许她。唯独她忍耐哀痛，等待婆婆终老；她的诚孝和气节，比起古人来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当初，节妇的父亲方玉岗任蕲水县令，将要赴任时，子舸已经病了；占卜婚嫁说大吉，于是她嫁了过去。人们只认为妇人不幸，最终她所成就的却成为家门的光荣，这难道不就是所谓吉祥吗？

译计烈妇传 计烈妇是柳州马平人，平远知县王化的妻子。嘉靖四十三年以前，南诏山贼流窜劫掠江西湖广一带，杀害宪臣，三个省动荡了数年；后来投降，却又再次反叛。王君奉命担任平远知县时，平远刚刚设县，王君开垦荒地，招抚流亡，规划建造新城。当地田坑的盗贼突然兴起，将要渡过江闽一带作乱。当时县城刚开始修筑，城橹还没有建好，王君把妻儿寄居在寿昌，自己与盗贼在黄沙石子岭交战，杀获很多。后来又进攻仙花峒，擒获并斩杀贼首。再次与盗贼交战时，被盗贼包围困住。盗贼于是派间谍到防昌说：“王知县已经死了。”烈妇听到后，立即沐浴更衣，告天说：“我的丈夫为国而死，我在道义上不忍独自活着。”于是指着六岁的儿子说：“上天啊，愿保全这一线血脉，使王氏的祭祀得以延续。”她把孩子抱来放在妾的怀中，磨利簪子自杀。有关官府把此事上报，王君也因平定盗贼有功，越级授任广东按察司副使，诏令烈妇所在的地方春秋祭祀她。当初，王君的父亲王尚学在嘉靖二十九年任兵部职方郎中，敌寇逼近都城，王郎中极力赞成出兵，但丁尚书被权臣误导，没有出兵，王郎中因此被论罪处死。王郎中本应当连坐，丁尚书独自承担罪责，因此得以减免死刑论处。丁尚书在西市时，看见王君，呼喊道：“你的父亲没有被连坐吧？”果真如此，便可说天道有常，我死也没有遗憾了。王郎中原来就在部中任职，守法而敢于任事；王君也有他父亲的风范。烈妇的父亲某，任潮州通判；弟弟坤亨，任国子博士；谦亨，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二人都在京师。谦亨与我同榜，博士先前在昆山任教，和我交好，所以我对烈妇的事情知道得比较详细。大概两家都是世代讲求诗书礼义的家族，而烈妇天性美善贤淑，她的死并不是一时感慨之人所能相比的。总之，王君必将很快得到提拔，在世上显扬名声；即使说是因为建立功业，实际上也确实因烈妇之死而更加增重了他的声望。《沈节妇传》沈节妇是湖州安吉孝丰人，吴祥九的妻子。节妇嫁到吴家时十六岁，祥九十八岁。过了一年，祥九病势加重，节妇割取自己的大腿肉进献给他，病却没有痊愈，祥九最终还是死了。节妇每次哭泣，往往哭得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见到的人都为她流泪；她整天不离开灵柩所在的地方。到了下葬时，她设置灵几和祭筵，住在帷帐中，哭泣如同刚开始停灵时一样。公婆怜悯她，好言相劝，她都不回答。过了很久，父母打算改变她的守节志向，她便大为悲痛，关上门拿刀割断头发发誓。过了三天，她忽然早晨起身出门，奔走数里到祥九墓所在的山上。那里幽深无人，虎狼出没，她独自住在坟墓之间，哭声不断。众位长辈跟随寻找，终于找到了她，于是都相互说道：“起初认为妇人年轻，难以守节，所以打算让她改嫁；如今她的志向这样坚定，大概不能再强迫她了。”于是为祥九立了后嗣，节妇才安定下来。祥九和弟弟分有家产，节妇只取了几亩田地，刚够自己生活而已，说：“叔叔家的孩子多，我不能多取。”公婆去世，她按照礼制服丧六年。吴氏是大族，凡是地位尊贵、与公婆相等的人，她都像侍奉公婆一样侍奉。她十八岁守寡，到七十二岁去世。给祥九承嗣的，是弟弟的儿子惟一。隆庆二年冬天，她的侄子维京任苏州倅，向我讲述了这件事。赞曰：我听说沈节妇的事，不只是因为她的志向和品行。至于把家产推让给叔叔，她也确实表现出退让谦逊、恭谨有礼。我任职雉城时，往来于苕溪之间，想溯苕水而上登天目山，顺道拜访孝丰吴氏，却因事情牵累而未能成行。大概吴家富贵，家中有许多位高望重的公卿长者。至于节妇这样高尚的品行，又怎么可以轻视呢？又怎么可以轻视呢！《蔡孺人传》蔡孺人名真真，是福州太守朱公豹的妻子。她的父亲蔡翁有许多女儿却没有儿子，于是对蔡媪说：“以后不要再生女儿了。”后来蔡媪怀孕，蔡翁梦见异人授给他十五枚玉玦，到第十五个月时生下一个女儿，他认为这是奇异之事，便把她生养下来，这就是蔡孺人。孺人生来端庄稳重，少言少笑，能读《孝经》《列女传》。嫁给朱公时，朱公还是诸生，家境贫寒，孺人亲自劳作来供给他。朱公的父母健在，兄弟五人，大家都以孝顺、友爱和睦著称，乡里都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朱公任御史，蔡孺人接受诰封后，仍穿布衣素服，和朱公还是诸生时一样。朱公最初考中进士，任奉化县令，后又调任余姚；后来做到二千石的高官，都以清廉闻名。福州官署中有两只鹧鸪，他的儿子察卿喜欢玩赏，想把它们带回家。孺人说：“你的父亲从来不拿官府的东西，这两只鸟也是官府的东西。”最终不允许。朱公去世时，察卿九岁，女儿七岁。孺人哭着对人说：“女儿是我生的，但最终要成为别人家的媳妇；这个儿子如果不能成才，又凭什么继承朱氏的宗庙？”因此她对察卿管教得非常严格，每天夜里点着灯，让他在旁边诵读，有时还加以鞭打，随后又流泪；她内心其实是怜爱他的。察卿出入时，她一定让老仆人跟随，并告诫他不要和轻浮侠少交游。朱公的前妻有一个失明的女儿，孺人为她寻找女婿，终身供养她。女儿死后，她又收养并抚育她留下的孤儿。她曾寄黄金给别人，那家人遭逢变故，仓促间不知道黄金有多少镒，只按枚数计算，让两个老妇人抬着送来。孺人回来后，有人劝她把黄金熔化，私下藏起多余的部分，她不答应，最终把黄金原封不动地归还了。察卿已经成才，孺人说：“我死后可以到地下去见你的父亲了。”孺人五十岁时，奉行佛教斋戒十六年。临死前召集亲戚，分送衣物，与他们诀别，对察卿和女儿说：“我死后不要急着哭，我是安然化去的。”不久，她整理衣襟，安然去世。归子说：“我到上海，经过察卿的住所，读到了他祖先留下的文集。从元仲先生离世以来，三百年间，世代都有文学之士。而朱公所到之处，做官都以风节著称。等我看到蔡孺人的事迹，海上人称朱家为诗书礼义之家，确实是有道理的！”察卿又致力于文章，并有卓异的品行，不辜负贤母的教诲。

译《俞楫甫妻传》俞允济，字楫甫，他的妻子周孺人天生贤善聪慧。她死后，楫甫悲痛地哭泣。女子去世，并不是因为美色和宠爱，却能使丈夫如此悲痛的，没有像孺人这样的。孺人的祖父周伦，是刑部尚书康僖公；父亲凤鸣，任大理寺左寺丞；母亲顾氏，封为宜人。孺人小时候通晓《孝经》《小学》，忽然显露出奇异敏捷的才智。大理公说：“我即使生一个男孩，也不过如此女儿罢了。”有人拿锦绮来售卖，她心里想要，却不敢开口。大理公知道后，对顾宜人说：“女婿家贫寒，女儿必须穿荆钗布裙，用不上这些东西。”孺人感到惭愧，此后常常拒绝华丽的衣服而不穿。起初，楫甫的父亲璋与大理公同榜进士，死于评事任上，仕途没有发展；而周氏父子官位显赫，家门荣耀，楫甫家却渐渐衰落。孺人安然处之，丝毫不以自己是尚书家的女儿自矜。婆婆生病，她每天侍奉汤药；婆婆去世，她极尽哀痛。楫甫有两个兄长，三十年共同居住，妯娌之间从没有嫌隙。后来楫甫的伯父在岭南做官，触犯瘴雾，只留下一个女儿回来，孺人抚育她，资助她出嫁。不久她又去世，孺人再次为她办理丧葬；治理家务、储备物资、准备米盐和宾客所需的各种器具，都一定尽自己的能力。她看见乡里的老妇人前来慰问，总是和颜悦色，从未对她们摆脸色。县里的小吏以税粮谋取奸利，巧设名目和借口，使人疑惑受误导，把这种做法叫作“改兑”。楫甫也被迷惑而跟从。孺人说：“这虽然能得到一点盈余，以后一定会后悔。”不久事情败露，楫甫十分不高兴。孺人说：“事情难道还能重新后悔吗？只须赔偿罢了。”大理公去世后，家中有许多疑难事情，顾宜人总是去询问自己的女儿，大概是因为她推重女儿的明察和见识。孺人四十三岁去世。赞曰：我听楫甫这样称道他的妻子，询问她的姻亲，也确实如此。女子贤能而非同寻常，行为却不一定为丈夫之外的人所知，人们因此往往不相信。我曾两次失去妻子，也有楫甫那样的悲痛，却不能把这种悲痛告诉别人，只能独自知道罢了。从前雍门子吟唱，孟尝君听了感到悲伤，事情本来就有彼此感动的道理。可悲啊！可悲啊！” 《震川集》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二十八 明归有光撰 谱 《夏氏世谱》禹的祖先出自黄帝，另立氏族，姓姒。他的后代分封诸侯后，以封国为姓，形成了夏后氏。夏国就是今天的陕州夏县，是禹建都的地方，因而成为拥有天下者的国号。殷汤时有夏革；卫国有夏戊、夏期；陈国另有夏氏，是以王父的字为氏，所谓少西氏，是妫姓的后代。楚汉之际，陈余做代王，因为赵王势弱，国家刚刚平定，便以夏说为相国，让他守卫代地。汉高祖更换太子时，夏黄公避开秦朝而隐居，留侯招请他出山，最终确定了汉朝的继承人。夏宽跟随申公，在齐鲁之间学习《诗经》，侍奉汉武帝，任阳城内史，以廉洁守节著称。夏恭，字防，阴地人，学习韩诗、孟氏《易》，光武帝任命他为郎中，升任泰山都尉，向他求学的人常有一千多人，门人私下给他谥号“宣明”。他的儿子夏牙被举为孝廉，乡人称他为文德先生。夏勤官至司空。夏馥是陈留圉人，与范滂、张俭一同被诏令逮捕，被视为党人首领，于是改变形貌，逃入林虑山中。夏统不侍奉司马氏，晋代时傲视王公；贾充在洛水边见到他，对他十分惊异。夏方幼年丧失父母，背土筑坟，虎豹都来驯顺地在坟旁活动；后来任五官中郎将，出任高山县令。夏统、夏方都是会稽永兴人。夏孝先是桐庐人，曾在墓旁结庐守墓；有野火蔓延烧到墓地附近，孝先悲痛地绕墓哭号，鸟兽群集，衔来沾水的羽毛把火扑灭。宋代的夏遇是并州榆次人，任武骑将军，和契丹作战时战死；他的儿子守恩，任天雄、泰宁、武宁节度使；守赟任同知枢密院事，死后追赠太尉，谥忠僖公。守赟的儿子夏随，任都总管、沿边招讨副使，死后追赠昭信军节度使，谥庄恪公。他们在真宗、仁宗时期都受到宠信显贵，担任西北边帅。夏承皓是江州德安人，以右侍的身份战死于契丹；他的儿子夏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封郑国公，谥文庄；夏竦的儿子安期，任龙图阁学士兼侍读，知延州。夏竦有文学和才术，安期也凭才干任职边地。夏执中是袁州宜春人，他的姐姐是宋孝宗的成恭皇后；他因恩荫任奉国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加少保，遵守礼法，不凭外戚身份干预朝政。起初，秦庄襄王的母亲夏太后、宋成恭皇后以及本朝武宗庄肃皇后夏氏，共有三位夏氏女子成为皇后。庄肃皇后是洛阳人。宋朝末年，夏士林任签书枢密院事，夏贵任枢密副使、两淮宣抚大使；夏贵最终把两淮归附元朝，任淮西安抚使，而元军攻入皖城时，通判夏猗死在那里。本朝高皇帝起兵平定天下时，夏氏中有五六人担任元帅总管，功名载于太常。刑部尚书夏恕是洛阳人，夏元吉任户部尚书，辅佐五朝，当时人把他视为名臣；死后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师，谥忠靖公。忠靖公是湘阴人，他的祖先从会稽迁来。大概禹的后代另立姓氏的有上百支：有扈、有男、斟寻、彤城、褒、费、杞、缯、辛、防、斟戈，这些是其中最显著的。禹凭借明智圣德成为天下山川神灵的主宰，声名教化遍及海外，所以自周武王封杞之后，杞国后来灭亡，而越王勾践兴起。其后有闽越王无诸、粤东海王摇，直到余善灭国；而繇王驺股等仍然被封为万户侯。夏桀的儿子淳维居住在北方边地，世代成为北方的君主；虽然处在蛮夷之地，却都成为君长，可见禹留下的功业影响深远。起初禹死于会稽，杼封禹墓以世代祭祀；二十多代之后，到了勾践和无疆，越国被楚国灭亡。楚国完全夺取吴地直到浙江，越国因此分散成许多君王，居住在海滨。无疆的长子王无余迁往琅琊，无诸据守泉山一带。汉朝设置两粤为郡以后，姑粤的区句章、吴门、余后、黄林、余不、瓯邓等地，仍然都是越国的遗民之地。所以夏氏最显著的一支在会稽。如今吴郡的夏氏在方国珍之乱时，全家被杀。夏亮当时还是婴儿，母亲抱着他逃走，后来改嫁海虞双凤里的朱氏，因而冒姓朱。夏氏的老姑母从滇南来，寻找他们的家人，找到了夏亮，把事情经过告诉他，夏亮才知道自己的祖先住在昆山太仓；曾祖叫景芳，祖父叫君实，父亲叫文通。后来夏亮因儿子显贵，被封为中书舍人，追赠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葬在马鞍山。他有四个儿子：昺、防、杲、晟。昺字孟阳，由推荐进入中书，授河南永宁县丞，押送徒犯到天寿山，因事获罪，谪居隆庆，后来又召回任中书舍人。防字仲昭，年轻时是诸生，师事训导卢从龙。太守姚善死于国难，牵连到他的党羽，随从卢从龙的诸生也逃散了，只有夏防不忍离去，人们称赞他的义气；他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太宗皇帝喜爱他的书法，天天召见询问，皇帝曾说他的名字“昶”很好，认为“日”应当在上面，于是把“昶”改成“防”，所以世人写“昶”字都作“防”。仁宗皇帝还在东宫时，夏防与舍人朱孔易、秀才凌晏如一同在东华门值班，当时尚书蹇义、学士杨士奇参与机密事务。皇帝下诏命夏防书写北京宫殿的匾额，夏防又编修佛教经典集子；朝廷官员和天下名僧把自己的书法呈上，皇帝亲自评定，认为夏防的书法第一。于是授他中书舍人，入值文渊阁，升考功主事。正统年间，他参与纂修仁宗、宣宗两朝实录、御览诸书和皇陵碑文；出任瑞州知府，入朝任太常寺少卿，升为本寺卿，后来屡次加官，至正议大夫、资治尹、中奉大夫。夏防擅长写墨竹，精妙绝伦，冠绝一时；海外的朝鲜、日本、暹罗等国都争相重金购买。他为人洒脱，特别重视伦理亲情。起初昺戍守隆庆，杲也因防而获罪，夏防徒步前往探望，设法使杲脱离危难。后来他向院长进言，推荐昺授中书舍人。杲在翰林任职二十多年，他的儿子文振后来也任中书，父子兄弟世代掌管诏诰，当时人以此为荣耀。吴中称富贵而孝友的家族，必定说夏太常家。皇帝赐葬迎钟浦。昺有两个儿子，钦字克承，葬在齐礼坊；寅、辰，锦字德文；一个儿子津字时济，是乡进士，任象山、昌化二县知县，生病后返回昌化，百姓拦在道路上哭泣挽留他。

译津有孝行，曾经撰写夏氏谱牒。津有三个儿子：钺字德威，任承事郎，因为夏防把官职让给弟弟太常；夏防年老后，钺善于使他欢娱奉养，亭台馆舍和花木之盛极为可观。钺为人有义侠之风。三个儿子是景渊、景濂、景湘。铎字文振，以字行世，夏防推荐他的书法。景皇帝命他进入中书，历任舍人、大理寺右寺正。他有六个儿子：景澄、景澜、景润、景洪、景淮、景清。鉴字德年，夏防补授南京光禄寺署丞，葬在白马泾。他有三个儿子：景淳、景灏、景瀚。杲字季明，只有一个儿子锜，没有后代。晟字季章，只有一个儿子镒；镒有两个儿子，天恩、天宥。寅的孙子璋又编修族谱。现在这篇序只叙述到太常的孙辈，此后的旁支都详细记载在谱图中。归子说：“我为夏氏编谱，既记有夏后氏，也记有夏氏，大概是夏后的省称。世人说周成王封夏公，我考证后认为不是这样。二王之后，杞国封为公爵，所以我怀疑夏公就是杞公。年代久远，子孙播散四方，已经无法再考察记载。只有越国守护禹墓，在会稽祭祀一千多年没有中断，所以说江南的夏氏，追溯到会稽是比较接近的。” 《归氏世谱》归氏的祖先曾在汝阴建立胡子国。鲁昭公十四年，胡子第一次见于《春秋》；昭公的母亲夫人也是归氏。当时荆楚势力逼迫，中原在江淮之间横行暴虐，胡国弱小，不能自立，便和江、淮之间的沈国、顿国相随，臣服于楚国。胡国曾跟随楚国攻打吴国，在鸡父战败。后来又不时跟随诸侯侵扰楚国。鲁定公十五年，楚子灭掉胡国，把胡子豹带回楚国。太史公因为胡国地位低微，不把它列入世家记载，所以没有人知道归姓的起源。古代帝王的功臣中，归氏又是哪一位的祖先呢？胡国灭亡以后，子孙散居在其他国家，有的以国名为氏，有的仍然姓归。归姓经过秦、汉、魏、晋，一直到隋朝，没有可考的记载。唐天宝年间，崇敬考博通坟典科对策第一，任史馆修撰。代宗巡幸陕地，召见询问，他极力陈说百姓困苦，应当率领天下以节俭使国家富强，这样才可以用兵。大历初年，他出使新罗，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接受，当时人传扬他的清廉品德。崇敬研究礼学家传，尤其受到儒者们的敬服。后来屡次升迁为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封余姚郡公，谥号宣。其子归登侍奉继母极为孝顺，被举为孝廉，又以贤良身份应对策问，授右拾遗，抗论裴延龄。后来任起居舍人，十五年没有升迁，仍然淡泊自守。顺宗时，任皇太子和诸王的侍读，进献《龙楼箴》来讽谏宪宗。每当皇帝询问政事，他的回答都被朝廷内外传颂，认为是正直的言论。官至工部尚书，封长洲县男，谥号宪。儿子融，元和年间考中进士，历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弹劾湖南进献羡余钱的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傅，封晋陵郡公。元和年间，儒者很少，朝廷的礼仪典章多采纳归融的意见。归融有五个儿子：仁晦、仁翰、仁宪、仁绍、仁泽，都考中进士而做到显达官职。仁泽以第一名进士做到各部尚书、观察使。其子蔼也考中进士，授侍御史，因为触怒朱全忠，被贬为登州司户参军。同光初年，任尚书左丞、吏部侍郎、太子宾客，后来退休。蔼的儿子系，又考中进士第一名，官至礼部侍郎。此后直到宋代，没有记载。元代有个叫旸的人，至顺初年考中进士，任颍州同知，年少而精明敏捷，能够果断决断。河南有大盗杀害行省官员作乱，劫持旸守卫黄河渡口，旸宁死守卫也不屈服，因此名声传遍天下。他被授为监察御史，入朝任职。顺帝加以褒奖，赐给上等酒，后来屡次升任刑部尚书、集贤学士、国子祭酒。大概从秦代到唐代，归氏只有宣公一人显达，且仕宦传到子孙；从唐代到元代，归氏又只有集贤一人显达。归氏几千年来的情况，所能记载的只有这些，也实在令人感慨。有人说：盛大的德行必定享受百世祭祀，归氏的起源本来微小，所以后代没有显赫人物。其实史书的缺漏已经很久了。唐虞之际的十二位功臣，垂、益、夔、龙等人的封地都无人知道；咎繇的后代，英、六等国也没有谱牒。咎繇、垂、益、夔、龙，难道是微不足道的人吗？又有人说：归氏自从亡国以后世代居住在吴地，从未远迁，所以吴中相传称归氏为著姓。然而自宣公以来历代都显贵，都是吴人；只有集贤实际上居住在汴梁，不知道汴梁的归氏与吴中归氏是什么区别。如今其他地方也颇有归氏，但只有吴中最多。吴中的归氏都以宣公为宗祖。我所能考知的吴中归氏，始祖是湖州判官罕仁。罕仁以上十五代，传到太子宾客蔼，谱牒已经散失。罕仁生道隆，居住在昆山项脊泾，就是今天的太仓州。道隆生廉访使德甫，德甫生子富。子富在洪武六年迁居昆山县城东南门外。子富以下，昆山这一支的族谱可以详细考察。其他支派有的居住在吴县，有的居住在太仓，有的居住在嘉定，有的居住在湖州。居住在长洲的，有的住在娄门，有的住在沙湖；居住在常熟的，住在白茒。《归氏世谱后》我们归氏的谱牒已经失传，我祖父的高祖才开始记载他的居住地和世代次序，并说：“高祖罕仁，是唐太子宾客蔼的第十五世孙，宋朝末年任湖州判官，由此可知我家本出于宣公；但不知道其中的世代次序和姓名，不能编成谱。”又说：“曾祖道隆，自号居士；祖父德甫，任河南廉访使，天下大乱，失去官职，称提领；生父子富，于洪武六年迁居昆山东南门。这些是可以考察的，其他事迹就不详细了。”我祖父的高祖名度，字彦则，年少丧父，生母也已经先去世，侍奉嫡母十分孝顺，对待兄弟很有恩义。他二十岁时因事获罪，逃亡到西南万山之中，经过辰水、麻合山、乌江、紫梢蛮峒等几个地方，几乎送命，常有神人保护他。他从播州转入丁山，丁山的山神夜里前来与他说话。那神相貌十分伟岸，说：“我姓褚，带你到巴中去；巴地人把我当作神，相互敬重爱戴我。”他在那里住了九年，遇到赦免才回归，当时是洪武三十年。他将要渡江时，又有一个戴斗笠的人告诉他说：“江不能渡。”那天果然刮大风，所有渡江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他因此得以幸免。

译永乐年间，朝廷因人才征召他，他推辞没有就任。当初，高祖兄弟三人，只有高祖有七个儿子，子孙最为繁衍。高祖治家有法，年老以后更加精明。每天鸡鸣时，儿子和女婿戴方巾、穿布袍，作揖接受教诲；到了晚上回来复命，也同样行礼。各房媳妇稍有争执，他就说：“兄弟之所以失去亲爱，都是妇人造成的。”一定要她们道歉认错才作罢。他写了几百字的遗训，又写信说：“我年轻时听过先父的话，我家自高祖、曾祖以来，世代从未分家，传到今天。先父所生的我们兄弟姊妹五人，我遵守父亲在世时留下的遗言，时时不敢忘记。若我为了自己的子孙而偏爱妻子儿女，要求分家另过，就是不孝，不可以列入归氏家族。”他这样训诫后代，也可以看出我们归氏的世系虽然记载不详，但家法代代相承，十分深厚。我祖父的曾祖名仁，字克爱，为人刚强坚毅，一定实行自己的志向，不被权势吓倒。因年高而获赐冠服。我高祖名璿，字文美，按例授承事郎；生得奇伟磊落，却很自尊自奉，每逢吃饭都要击鼓，也喜欢饮酒，常常喝到天亮，宾客往往自行离去。高祖始终庄重自若，没有疲倦的神色。明朝拥有天下以后，到成化、弘治之间，休养生息，差不多一百多年，号称极盛。我们归氏虽然没有人在朝廷做官，但居住乡里的生活很快乐；县城东南一带宅第相望，宾客来往，饮酒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归氏世代都受到县人的敬服，当时人编成话说：“县官的印信，不如归家的书信。”高祖同时代的几个兄弟都纵横驰骋，其中有的因此成为横行武断之人。高祖和弟弟们出行，常常骑马，行人都为他们让路。后来县令方豪年少气盛，士大夫多被他欺凌，但他却说：“只有归氏可以骑马，其他人怎么可以呢？”高祖死于正德三年，此时归有光已经出生三年了。我的曾祖父名凤，字应韶。曾祖容貌俊美，温和厚道，爱护他人，是位长者；研治《尚书》，熟练背诵，即使上厕所也不停诵读。成化十年考中南京乡试，向北进京，有人住在京师，把一百金寄给他。曾祖途中遇到抢劫，把自己的全部钱财给了劫匪，最终却把那人的钱完整地带回归还。弘治二年选调为城武县知县，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兖州太守龚弘、御史严明，起初不太满意他的作为，但唯独喜爱曾祖。然而曾祖一向不喜欢做官吏，每次退朝办公完毕，便扔下官帽说：“何必用这个使自己受苦？”不久因病免官回乡。曾祖母林氏出自世代为官的家族，祖父钟任山东参政，很有名望。曾祖母嫁入归氏后，对上侍奉长辈，对下抚育晚辈，各方面都施以恩惠礼数，宗族亲党都称赞她。曾祖曾经夜里躺卧时，听见枕边有钟鼓声；到他去世时，棺材上发出像观看祭礼时的声音。曾祖母不久也去世了。归有光接受祖父的命令来记述这些事情，所述止于嘉靖二十年。

译《兴安伯世家》兴安伯徐祥，是兴国大冶人。起初任陈氏政权的万户。至正辛丑年，江州归附傅友德的军队，跟随他征讨黄梅、东胜，多次立功。洪武八年，由西安卫马军小旗授金吾左卫百户。跟随征讨松花江、黑山、乃儿不花、塔滩里，升任副千户。已卯年，燕兵起事，徐祥首先建议率军夺取九门，攻克居庸关，升燕山左卫指挥佥事。不久改任左卫指挥佥事。援救怀来，攻破雄县，在月样桥按兵驻守，在莫州追击并击败大军，又在真定击败他们。出刘家口，攻破大宁，在郑村坝击败齐尚书的军队，升任指挥同知。不久升北平指挥佥事。攻破广昌。庚辰年攻克蔚州，进攻大同，在白沟大战，进攻济南，升任指挥同知。辛巳年在雄县击败长围军，在央河击败大军，在藁城大战，再次击败敌军。进攻顺德直到彰德，攻破保定西水寨，击败援军。壬午年攻破东阿、东平、汶上，进军凤阳，夺取河南桥、小河坝、凤凰山，在齐眉山与大军交战，在灵璧击败漕军，又在营寨击败大军，攻取泗州，从旴眙渡江，进入金川门。这一年冬天，封赏功臣。皇帝制书说：“从前我的皇考太祖高皇帝德行崇高、功业广大，感通上天，光照天下，成就了大业。也有像熊罴一样勇猛的将士、忠心不二的臣子，作为股肱心腹，在左右辅佐成就功业；都要根据功劳记录，给予优厚的官职和赏赐，排列爵位加以崇重报答，使其万世流传。皇考升遐后，建文即位，自绝于天，更改祖宗成法，屡次造成大过错，任用奸邪之人，杀害宗室亲属，灾祸延及朕身。朕不得已，凭借你们众人的力量，施行上天的惩罚。咨告你都指挥使徐祥：你在朕居藩邸时侍奉朕，首先擒获奸凶，向内夺取九门，向外攻打居庸，追击作战于莫州、真定，援救永平，击退辽东兵，跟随攻下大宁，在坝上、白沟取胜；又大战并攻取沧州、威深、夹河、藁城、西水、小河、灵璧。每次都有功劳，确实能够担当武事，辅佐成就大功。我向众人询问，大家都说你是贤良显著之人。因此授你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封兴安伯，食禄一千石，子孙世世承袭。现与你立誓：除了谋反叛逆不能宽宥以外，其余若犯死罪，你本人免死二次，儿子免死一次，以此报答你的功劳。” 唉！地位不要因此骄傲，俸禄不要因此奢侈；应当更加谦逊自己的志意，扩大自己的器量，以此守住你的俸禄和地位。朕不嫉妒你的功劳，你也不要忘记朕的教训；常常在安闲时思考创业的艰难，常常在富贵时想到从前的贫贱。敬慎吧！只有这样才能长久。”世传至永乐二年，兴安伯徐祥去世，孙子亨继承爵位。永乐十一年，亨随皇帝北征，到红山嘴，在苍崖峡击败瓦剌。二十年，进军到渠列儿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进军到阴山。二十二年，进军到半边山西路，护送皇帝南还。宣德二年，与黔国公征讨交阯，失利。正统九年，征讨兀良哈三卫，从界岭口、河北川出兵，击败其军，俘获很多，赐给诰券，进封兴安侯。兴安侯常驻关中，侯的弟弟恺居住在京师。有一天，天子召集各位武臣及其子弟赛马，命令把本爵的牙牌悬挂在身上，夺得公爵牙牌的授予公爵，夺得侯爵牙牌的授予侯爵。恺纵马直驰，丰城侯夺走了他的牌子。丰城侯起初没有察觉，后来向兴安侯请罪；侯回头看着恺，叫他把牌子还给丰城侯，众人称赞他不与人争竞。天顺四年，兴安武襄侯去世，儿子贤继承爵位，成为兴安伯。贤去世，儿子盛继承。盛去世，由堂弟良继承。良的祖母原来是小妾。良的父亲出生后，他的祖父又娶定襄伯的女儿为正妻。到了这时，郭氏的孙子和良争夺袭爵，朝廷议论认为郭氏当初曾经嫁过人，依法不能算作正嫡，于是良最终获得袭爵。良五十岁时，还每天在大中桥替人挑水领取雇钱；等到都督府征召他作为兴安伯的嗣子，他才辞别邻里离开。良任南京中军都督府佥事，上奏请求给祖父母颁发诰命，尚书杨一清认为私亲不应干预大宗，不予批准。嘉靖癸巳年，良去世，儿子勋继承爵位。乙未年，勋去世。此前，贤因为跛脚免于朝参，被削去一半俸禄。刘瑾当权时，又削去折色二百石，只能领取三百石实禄和五百石折色，直到良这一代也没有恢复。徐祥最小的儿子麟，任金吾卫指挥同知。洪武末年，敌军骑兵逼近城池，城内外震动恐慌，麟挺身而出，关闭午门，也因功世袭南京的官职。赞曰：我到南京时，曾经住在兴安伯家，看到太祖、太宗赐给他们的铁榜牌，上面对于功臣的训诫十分严厉。山河带砺的盟誓，本应与国同存长久；然而当时封爵至今尚存的只有十二三家。兴安伯家虽然已经衰微，但其世代次序还颇可叙述。《记壬午功臣》壬午年封爵的称号有四种：辅运、翊运、靖难、翊卫。有的沿袭，有的革除；三等爵位的俸禄又各有差别。其中有的世袭，有的降等，有的只传本人，也各不相同。总计封爵有三十等，嘉靖年间仍存的有：成国、镇远、永康、武安、泰宁、保定、隆平、兴安、应城、忻城、襄城、新宁、平江。一公、六侯、六伯。公爵二人 靖难 成国公朱能，淇国公丘福。俸禄五千二百石，二千五百石。附：旧有爵位，增加俸禄一等。辅运【原封】曹国公李景隆。加俸禄一千石。侯爵十四人 靖难 永康侯徐忠、武陵侯郑亨、成阳侯张武、同安侯火真。俸禄一千二百石。辅运 武城侯王聪、泰宁侯陈圭、保定侯孟善、镇远侯顾成。靖难、辅运、靖难 靖安侯王忠、永春侯王宁、武定侯郭亮、隆平侯张信。俸禄一千石、一千二百石。世袭伯爵一千石。世袭伯爵。安平侯李远，思恩侯房宽。世袭伯爵；八百石，世袭指挥使。伯爵十四人 翊卫 云阳伯陈旭、武康伯徐理、兴安伯徐祥、应城伯孙岩。俸禄一千石。都指挥同知渊的儿子。忻城伯赵彝、信安伯张辅、襄城伯李濬、新宁伯谭忠。辅运；翊卫。顺昌伯王佐、平江伯陈瑄、新昌伯唐云、富昌伯房胜。俸禄一千石，世袭指挥使；世袭指挥使；世袭指挥使；世袭指挥使。辅运；兵部尚书。广恩伯刘才，忠诚伯茹瑺。九百石，世袭指挥同知；一千石，不世袭。附 骠骑将军、都督佥事张兴。骠骑将军、都指挥使张成。《震川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震川集》卷二十九 明归有光撰

译铭、颂、赞 《为善居铭》昆山的风俗，自古以来号称淳朴。叶文庄公曾经称道乡里的前辈：吏部尚书余公熂、卢兖州熊、林参政钟、吕沁州昭及其子佥事旦、朱舍人吉、范御史从文这七人，他们孝顺兄长、忠诚正直，足以成为乡里的表率，使后来的年轻人有所畏惧而不敢做坏事。然而在文庄公在世时，已经忧虑老成之人逐渐凋零，而作为典范的时代也已经久远了。何况如今距离文庄公的时代又更加遥远，乡里那些败坏风俗的人，正如苏明允所说：他们车马显赫，婢妾艳丽，足以使乡里的小人迷惑；官爵和财力足以撼动府县；用虚伪欺诈加以修饰，足以欺骗有德君子。成为乡里大盗的人，往往就是这样。我幼年时还见过饶州通判陶先生，他在文庄公的时代仍接近这种人物，安于贫困而自得，不向世俗经营求取，最终困穷而死。他曾亲自写下生志说：“曾祖父开始居住在昆山，传到我已经五代，我又更换了旧居。然而自从做官从饶州回来，每年典当衣物来供应柴米，最后又换了主人，租房居住，三年后才安定下来。”如今可考者：正德丁卯年乡试中举，丁丑年授宁波府学训导，己卯年任福建同考试官。嘉靖六年丁亥，九年任期届满，升任饶州府通判。上任才三个月，内心承受幼子夭折的悲痛，外出又遭受风寒和跋涉的劳苦，因病头晕、气郁，很久以后呼吸才勉强相连。他多次请求退休，上级压下不报；后来被御史弹劾，按规定应当改调，幸而终于实现了归乡的愿望。乙未年秋天患了末疾，闭门不出，最终死在家中。他自己想到，平日居家没有惊世骇俗的行为，出游做官也没有超出众人的才能，恐怕死后请人作铭，会有过分赞誉、言不符实，只能成为知情者的笑谈。于是详细叙述自己的经历，刻在墓穴的石头上。从前汉东平王刘苍曾说：“行善是最大的快乐。”他常常喜爱这句话，想学习却没有做到。我惭愧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人，却不敢不行善；实际上，行善就是我所留下的遗产。我读了他的文字，觉得真实质朴而可爱，他确实是一位有德的君子啊！先生去世十四年后，他的儿子秉端就在他的住宅匾额上题写“为善居”。看他能够遵循父亲的教诲，更加可以看出先生留给他的东西多么深厚。像苏明允所说的那些人，自己尚未死去，积累不善的祸患已经明显呈现在眼前，却还不觉悟，仍然在乡里人面前炫耀，难道不愧对先生吗！铭曰：玉山的城门，娄江的水岸；山色明丽，水光秀美，百姓聚居繁盛。自古以来的先贤，怀抱质朴，内含淳厚。那些是什么人，扰乱常伦，把自己变成夔和魍魉般的怪物？白日里也显现出形迹，使那些小人从他们那里受到惊吓和迷惑，徘徊不前。流俗奔逐变化，最终都沦为尘埃。在车上起舞，艳丽华美之事天天陈列。只有这位善门的子孙，循序谨慎地探究并遵循祖先的德行教诲。他遵守父亲的训诫，知道行善是最大的快乐。我怀念这样的人。《素节堂铭》天地万物的起始，都源于质朴。探究人的欲望，往往喜好智巧思虑而趋向文饰。先王因此制定礼制，备置鼎俎，陈设豕肉、腊肉、酒和甜酒，使用黼黻文绣、莞席竹席、丹漆器物以及雕刻几案的华美之物；但又必定备有明水、疏布、蒲席、藁秸以及崇尚素车等质朴之物。东汉时期，推重真诚朴实，三公都乘破车、驾瘦马，穿布衣，使用陶瓦器皿。当时天下多有崇尚高尚节操的人，后世无法相比。晋泰始以后，竞相追求奢侈靡丽、放纵荒诞，终于导致胡人羯人之乱。这样看来，士大夫的爱好取舍，难道可以不慎重吗？刑部尚书周康僖公告老之日，在昆山乡里的宅第建造厅堂，并题匾额为“素节”。康僖公在世时，国家已经一百七十多年，天下也渐少文饰了。如今他的次子太仆君尤其谨慎自持，能够继承家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我在这座堂中饮酒，追念康僖公的志向，并赞美太仆善于继承，作铭说：“显明诚信的康僖公，辅佐我朝的昌明时代。告老归家，以素朴节操自居。《羔羊》的诗篇，悬挂在我的堂屋。难道只是为了他的家吗？大概是为了彰明他的志向。大臣的志向，在于忧虑世道。古代最初的风俗，怎么会说到了末世？世俗教化日渐流失，泛滥无度而没有节制。谨慎自持的太仆君，能够发扬他的福德。希望长命万年，把这些福泽留给你的子孙。” 《镇平王府大奉国将军孝门铭》太祖高皇帝的儿子是周定王。定王的儿子是镇平恭靖王。恭靖王生有七位镇国将军，其中有子圿。镇国将军生有三位辅国将军，其中有同鎋。辅国将军生大奉国将军安河国制王。庶出子孙依次降为将军、中尉，世代享有俸禄，大概都如同汉代的王子侯。周定王是成祖文皇帝同母弟，兄弟关系最为亲密。永乐年间，周王在钧州打猎，得到神兽进献，大概就是驺虞。因此周藩世代都有明德，而恭靖王之后尤其以通晓书礼著称。大奉国将军生来聪颖异常，通晓各种经史，天性极为孝顺。他的母亲贾夫人患痨病，他早晚侍奉汤药，衣带都不解；还曾亲自尝药的甘苦，以侍候她病情的轻重。贾夫人想吃野禽肉，大奉国将军哭着去求取，又割下自己的大腿肉进献，病因此好转。后来贾夫人去世，他悲哀过度，形销骨立，结庐守丧三年。等到辅国将军患病，他也像侍奉贾夫人那样侍奉，并且日夜向天祈求愿以自身代替父亲。病情很快大为好转，有乌鸦数千只聚集在庭院树上，飞鸣不去。镇平王听闻后，上报了这件事。不久，河南巡抚都御史也接连上报此事。天子认为奇异，派中书舍人扈永通赐给玺书加以褒奖。这一年是嘉靖十一年。于是汴地有关官署奉行此事，修建了旌表孝行的门楼。大奉国将军喜爱文学，尊敬礼遇贤士大夫；他的长子中尉睦防更加努力学习，在当世有名。议论者把恭靖王这一族比作汉代红侯以及北海王睦，他们像向歆、騊駼那样世代以文学著称，大奉国将军父子并不逊色。至于因孝行受到旌表，则是皇上宗室两支前所未有的事。唉，真是美善啊！铭说：太祖显赫的基业延续二十多年，周藩按五等次第分封，王的诸子成就德业，同母兄弟共享脤膰之国，亲爱和睦无人可比。麟趾的教化流传，驺虞的祥瑞先已出现；吉祥预兆聚集福泽，施及镇平王。镇平王一脉绵延不绝，子孙善良清正；大奉国将军能够尽孝，天性由上天造成。美好的德行彰显我大明皇朝。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最为尊贵；人的行为以孝为大。上天显现奇异征兆，使荣光施及亿万世。啊，多么盛美的皇风，从一家推及国家；赐福给百姓，愿他们永远保守中正。《圣井铭》

译我读《金史》，其中说皇统二年，金朝派刘防穿衮冕、捧玉册册立宋康王为帝，并以宋朝臣子的身份向中外宣告。唉！由此我知道康王已经不再得人心了。绍兴年间的君臣，是万世的罪人。从前晋朝永嘉之乱，其祸患并不比靖康之难不同；然而江左世代守住正朔，经历五代直到陈朝灭亡，只是因为力量不足以抗衡中原，却从未稍稍屈服。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成为夷狄了。”五代的君主，他们的功劳难道在管仲之下吗？陈高祖平定侯景之乱，最终接受梁朝禅让，恭敬节俭、勤劳不息，志向气度宏大深远，是江左诸帝中最贤明的。后来我来到长城，游览下箬里，观看他的故宅。相传他初生时，井水沸腾涌出，用来给皇帝沐浴；如今这口井仍旧如故。我感慨叹息，让人除去遮蔽物把井显露出来，并在井上建亭，作铭说：帝王降生，必有神灵感应、幽冥赞助；水泉沸腾涌出，供初生的帝王沐浴；流虹、明月出现，到了应验之时便消失。只有这口井未曾改变，至今也没有枯竭。我寻找华渚、翳桑这样的遗迹，面对寒泉古井，仿佛看见泉水当年沸腾。赫赫的陈祖，伟业光辉灿烂；而沛乡已经寂寞，我到此不禁感慨。唉，后世的君王荒废并丧失了他的基业，丽华使井蒙受羞辱，建康的遗迹仍有记载。《书斋铭》这间斋舍原来是市集的房屋，常有商人居住，左右邻居也都是商人。门前正对着大道，大道上来往的人也多是商人。自从项脊生开始，才有人带着书籍在这里居住。不久，同道之人也渐渐前来聚集。我们和项脊生都没有中庭，只把大道当作庭院。门只半开，路过的人侧身站立，凝神注视，所以和商人做买卖的人都熟悉了。旧日地面上的东西多得来不及一一看清，直到脚走到门前才察觉，随即离开。后来设置了篱笆，里面又加修门扇，用来遮断人的身影。然而耳边的声音仍然喧闹，每到深夜鼓声咚咚，坐着的人想睡，行走的人却不停。宁静的趣味从眼睛得到，又从耳朵失去了。项脊生说：“我听说朱文公想在罗浮山静坐十年。大概古代的名人高士，他们的学问多是在深山大谷、人迹不到的地方获得的，因为那里气息清洁、精神凝聚而不散乱。在草木茂盛的原野之间，即使是小丘、拳石、几株古树、落花流水，也能使人的精神思绪清爽；何况是天地秘藏、神灵深奥的地方呢？也不能说对修学没有帮助。然而吴中名山，东面连接大海，西面浸润着林屋、洞庭，大多不像人世间的地方，都是可以住宿、砍柴、游览的。如今我远远望着它们已经几年了，仍然不能到那里去。即使现在想稍稍离开市坊，走一丈、几丈远也做不到。大概君子的学问，有些并不屑于在这些事情上琐碎用心。管宁和华歆在屋外读书，有乘轩车的人经过，华歆便出去观看，管宁却不回头看。狄梁公面对庸俗官吏，连同他们偶然交谈都没有时间。这三个人，大概也正像我们现在居住在这里一样。不过管宁和华歆的区别，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彼。”项脊生说：“书斋可以是市坊，市坊也可以是书斋。”铭说：“深山大泽确实生长蛇龙，哲人静观，也能使自己的居处安宁。我居住在喧闹的市集，店铺纷乱，想逃往空旷虚静之地，却地少天多。太阳一出，事情便开始，万众来往匆忙，形声变化，时时不同。蚊声如雷，蝇声如雨，没有什么声音听不见。我厌恶自己的耳朵，哪里敢怀有安居求学、效法颜回的志向？高堂静居，和我的事情有什么关系？那种华美的房屋，并不能使居住者自身美好；有的人外表安静，内心却并不安静。我对此正感到恐惧，时时警惕而不得安宁。左边放图，右边放书，心心念念都小心谨慎。人的精气能够通达神圣，何必一定要到罗浮山？只要能恭敬，便能达到安静；鱼龙百怪、海浪自然都清平。火的燥热、水的濡润，深夜也会使人惊醒。能够认识飞鸢游鱼，万物都是真实的道。我没有公家朝廷，哪里会有市井之人？这些都是内在而非外在，是道还是佛，最终内外两忘。圣贤的最高境界，眼前却满是尖锐荆

译棘，整个房屋充满恐惧，时时像走在危险的台阶上。我从小喜爱僻静居处，像处女一样，见到人就惊惧，噤口不能说话。出门应对世事，就好像受到束缚；所养成的就是这样的形态。污秽的内心使人惭愧，何况同胞相见，举目都令人悲伤？篱笆已经太多了，离开这里又能到哪里去？皇风已经遥远，淳厚的风俗日益衰薄，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我的内心极其悲痛！人轻视同类，不过一瞬之间；哪个行路之人不是尧舜呢？《清泉铭》昆山司训袁先生是宜春人，名丰，字某，另自号清泉子，大概是因为他的居处地名叫马岭清泉。我考察《袁郡图经》，其中有大袁山、小袁山，相传汉代高士袁京隐居在山下，后人便用他的名字命名山；另外还有袁岭，认为是袁闳曾经隐居的地方。袁闳是汝南公族，不可能来到这里；史书说他在乱世隐匿踪迹，自己投身深林。他来到袁岭，或许应当在延熹以前吧？世人说袁州的“袁”字，都是袁京后代子孙的姓。如今先生把自己寄托在清泉上，谁知道几百年以后，清泉不会也改姓袁呢？豫章的山水为什么有这么多“袁”呢？先生说：“清泉从马岭发源，曲折向东流，经过我居处的南面，流出虎狼东冈。冈南是石镜、云峰；云峰东面是南峰。南峰隔着清泉的道路，正好和我的居处相对；马岭在它西面，往往有庵院、林木和泉水分布其间，灌溉田地数百顷。”我喜爱“清泉”这个名字，为它作铭说：天数一生水，地数六成水。水流动融化而没有形状，谁能窥见并识别它？清清的泉水，在山下显现。我以它的德性为榜样，长久积存的污秽因此得到化解。《几铭》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年，在上元于世美堂用皇庆年间的旧木料制成。九经诸史，都是先圣先贤传下来的；年轻时学习，年老时更加专心。这些本来就是我内心所坚定认可的，因此以它们为乐，不知不觉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顺德府几铭》我任邢州司马，无所事事。官署中没有几案可以读书，适逢大风拔倒树木，城外倒下了无数柳树。于是向太守求得一株，用来制作这张几案。铭说：询问治理天下，和牧马有什么不同？夹着书册却狂妄自大，和亡失羊群没有区别。唉！没有非熊之梦，也有获麟之书。吕望已经老了，尼父就是我的老师。《太行石铭》我因公事走在黄寺道上，得到两块奇石：高的将近二尺，低的有一尺多。我仰慕东坡先生高雅的情趣，想等回去后买盆蓄水供养它们，并为它们作铭。听说从前有大士坐在这岩石上，洞窟西边直到西海以西，东边直到东海以东。驾着云车自在往来，我到哪里去跟随呢？我仰慕东坡，愿意把这块石头作为供养之物，将四海的水蓄在盆中。其二 这块石头有一尺多，是太行山遗留下来的。把它放在几案之间，仿佛分开山东和山西。《西山石铭》我得到五块西山石，其中一块放在郡斋；较小的两块蓄在盆中，作为几案上的供物；另外两块还倒卧在墙边，都在背面刻了铭文。我将要离开，不忍心丢弃它们，恰逢把这五块一起带回去。因为我曾经时常到清河，渡过江淮，乘船苦于风吹飘荡，需要用石头来镇压。虽说米南宫的癖好难以医治，我也还是仰慕我郡陆郁林的高尚风范。中央的古帝早已死去，太阳每天凿开一个窍孔，却不肯停止。忽然之间，仍然美好动人。我学习老龙，只是倚着几案而居。其二 太行山高大险峻，摩近高空；水沫流淌，碎溅在沙土之中；带有混沌未凿的古朴色泽，巧妙地嵌空成形，宛如东南花石一般。这才知道天地巨块本是一气所成，融贯万里山川，彼此常相通连。谁把玉井中的芙蓉供奉来，移置到我家五湖之东？《松江新建行省颂》自从诸侯国改为郡县，古代牧伯的制度便不再存在。汉代稍微设置了十三州部，刺史俸禄低、地位下，所以后来改建为州牧。汉末又多由九卿出任州牧，地位和职责更加重要。魏晋以来，有持节都督的称号；然而天下各州各道大体上没有成法，只有几个人而已。大概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和宋代熙宁、元丰年间起，监察地方的官员没有比这些时期更盛的了。元朝拥有天下以后，外省与内廷宰相同时设置，凡是行省官

译员都承担宰相的职务。如今官名虽然不同，设置实际上相同。参政这个名称，就是参知政事的旧称，仍然承担宰相的职务。近来朝廷因为东南财赋事务重大，在苏州设置山东行省，以重臣镇守屏藩，分掌京畿以外的政务，这是从此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