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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静学文集》，明代王叔英著。钦定《四库全书》。集部第六。《静学文集》。别集类第五。明。提要。臣等谨按：《静学文集》一卷，为明代王叔英所著。王叔英名原采，以字行世，是黄岩人。洪武年间，他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佑一同被征召入朝，但叔英坚决推辞，回到家乡。后来因荐举任仙居训导，改任德安教授，升为汉阳知县。建文年间，被召任翰林修撰。燕兵抵达淮河时，他奉诏招募军队，行至广德，恰逢齐泰来投奔，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便写下绝命词，在元妙观自缢。巡逻搜捕他家时，他的妻子金氏和两个女儿一同殉难。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史书称叔英在建文朝曾上奏《资治八策》。又称方孝孺想实行井田制，叔英送信给他说：“有些制度在古代可以实行，在今天也可以实行，如夏代的历法、周代的冕服之类；有些制度在古代可以实行，在今天却不能实行，如井田制、封建制之类。可以实行的制度予以实行，人们就容易服从，百姓也能得到好处；难以实行的制度却强行实行，人们就难以服从，百姓也会遭受祸患。”等等。如今这部集子共三十篇，只保存了序、记两种文体；他所上的八策以及送给方孝孺的信，都没有收入。据徐敬孚跋文说，杨士奇曾想编集王叔英的文章，却找不到完整的稿本，深感痛惜。成化年间有个谢世修，想募集资金刊刻，以扩大它的流传；大概是搜集残篇重新编订，并不是原来的版本。卷首林佑作于洪武年间的序，也是后人抄录收入的，并非专为这个版本所作。叔英曾自己说：“赵孟那样的富贵，不是我所羡慕的；陶朱公那样的财富，不是我所希望的。假使我的文章能像古代圣贤，那才是我的心愿。”如今看这部集子，大体都在仿效韩愈，稍微有些拘谨；但文字简洁朴实而有法度，不是那些漫无裁制的文章所能相比的。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却已经可以看出他的生平了。集前有黄绾所作的传，称他的文章有根柢，能够了解时势、通达事理，是有志于经世的儒者，这话大概并不虚妄。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敬校订完毕。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静学文集》本传。

译先生姓王，名原采，字叔英，号静学，是黄岩人。他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陈氏，所以有人称他为陈元彩，其实他本姓王。居住在亭岭，今属太平县。洪武年间，任仙居教谕，升为汉阳知县。革除年间，因荐举任翰林修撰，与正学先生方孝孺先后被召入朝。有人说是正学推荐了他。他曾上奏《资治八策》：一是务求学问，二是谨慎对待爱憎，三是辨明邪正，四是采纳劝谏，五是审察人才与庸才，六是慎重使用刑罚和赏赐，七是明辨利害，八是制定法制，这些都是当时的急务。又说：太祖皇帝清除奸邪、剔除污秽，压制铲除强暴顽梗之徒，就像医生去除疾病、农夫拔除杂草一样。急于去除疾病，有时会伤及人的肌肤；严厉拔除杂草，有时会损伤庄稼。肌肤上的疾病去除后，应当调养人的血气；庄稼中的杂草去除后，应当培护它的根苗。他又论述实行限田法，像这样写了数千上百言。他最初在汉阳时，听说正学先生被召入朝，便写信给他说：张良在高祖那里，察知事情可以实行才进言，所以高祖任用他，一时之间都得到他的好处。即使亲近如樊哙、吕后，信任如陈平、周勃，受重用如萧何，也不能从中离间他们，这是张良能够发挥才干。贾谊在文帝那里，文帝没有察知他的才能，他却轻率进言，而且言语过头，所以绛侯、灌婴一类人得以诋毁他，这是贾谊不能发挥才干。这些话都是以韩愈为准则来规劝、激励正学，甚至有见识的人认为，先生的见识又超过了方孝孺。等到入朝后，他与正学相约，要亲身实现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治理。不久，太宗皇帝入朝继承大统，先生和正学都在这时死难。先生当时正在广德募兵，恰好尚书齐泰来投奔，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于是停止行动，退居祠山道士处，发誓以死明志。临死时，他写下绝命辞，其中说：“曾听说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顶，周朝的粮食难道不好吗？只是他们的见解确实太偏。”又在案上写道：“活得已经很久了，惭愧没有对当时有所补益；死了也只是徒然，但愿不要让后世感到惭愧。”他把绝命辞包着金子，放入道士准备的棺材中。夜里起来沐浴、戴好帽子束好衣带，在庭院的柏树上自缢；月光明亮，犬声不断。差役打开门看见他时，先生已经死了。道士于是用那口棺材收殓他，葬在横山。杨文贞公杨士奇经过广德，在他的墓上题写：“呜呼，修撰王公之墓。”道士姓盛，名希年，也是黄岩人，是一位义士。差役上报了情况；他与方先生死亡只相差几天，官府便派人搜捕他的家属。他的妻子金氏死在狱中，两个女儿投井而死，都是为先生殉难。我听当地父老说：杨文贞公还未做官、身为平民时，曾在汉阳乡村主持私塾。先生巡视地方经过那里，听到读书声，说：“战乱以后，已经很久没听到这样的声音了。”对此感到惊异。他进去拜访，文贞避开了；他看见案上的诗文，原来是一篇文贞所作的文章，便题写道：“这是辅佐国家的人才，为什么要避开呢？”于是邀请他来并推荐他。后来曾读到文贞的其他文章，其中说：“我一向和先生相知。”考察此事，确实是他推荐了先生。文贞又给别人写信说：“昨天得到王大尹的文章，读来觉得说理非常精辟，而且有法度，越读越有意味。在羁旅之中能遇到这样的人，是何等幸运！”王大尹就是先生。又据《东里小传》说：“文贞年轻时游学于湖湘、汉阳府学，府学聘他为训导，他没有就任。”这样看来，父老所传以及文章、书信中所说的，都是汉阳时期的事情，府学聘请文贞也是先生推荐的。后来入朝，又推荐了他。又听说：乡人张玑曾在先生门下求学，正统年间以岁贡生进入太学。文贞询问他的下落，乡吏把张玑带去见文贞，文贞待他非常厚重。后来张玑任定州、涿州二州同知。当初，先生有一个幼子，名某，被谪戍大同；杨玑因此告诉文贞，文贞拿出一百金让乡人孟范去寻找，终于找到了他；又拿出若干金送给扬州教谕某人，让他教导这个孩子。过了很久孩子仍未成才，便把他送回文贞处；文贞又增加若干金，再次让他去教，最终仍没有成效。文贞说：“怎么能把他抱在怀里痛哭呢？”于是又给他若干金，派他离去，此后便不知道孩子的下落了。孟范后来任治中，也是这样说的。也是文贞推荐了他。唉！先生没有辜负国家，文贞也没有辜负先生。先生的弟弟元默改名换姓，藏身在京城的商旅之中。恰逢同乡金宽认出了他，报告太宗，太宗将他逮捕斩杀，并把尸体剁碎。如今他的后代也没有听说有显达的人。先生著有《静学集》，流传于世；他的文章有根柢，能知时达势，是有志于经世的儒者。评论说：“先生和正学先生，生逢兴盛的时代，怀有经邦治国的志向，然而最终都未能实现自己的志愿，反而为义而死，真可悲啊！” 我曾听说太孙聪明好古，笃信儒术，立志要按照《周官》实现天下大治，最终却失掉天下，逃亡而死，这果真是天命吗？还是人为造成的呢？我因此更加感慨君臣相遇相知是多么困难，也更加相信祖宗的法度不能轻率议论。读到先生赠给正学的信，我为此反复诵读、流泪很久。唉！他的见识和谋虑多么深远啊！太史氏黄绾撰写。●《静学文集》原序。

译上天给予人的富贵、名声和长寿，都不是十分吝惜的；至于文章，却唯独十分吝惜。为什么呢？一个朝代兴起时，封爵位列上公、土地封给大邑、名声传遍天下的人，以及年寿达到高寿的人，多得数不清；但文章写得好的人，不过三五个而已。这三五个人中，能够使天下和后世珍爱其文章并流传下去的，又没有几人。以天下之大，才华出众的不过三五人；以万世之久，能够流传下去的又不过几人，这难道不是上天最为吝惜的吗？不然，为什么让这样的人出生于世竟如此寥寥呢？唉！我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写文章的人，探究天地造化的根源，穷究圣贤的道理，考察古今人事的得失，能把有推演为无，也能使无中生有。世上显达的人，可以使他被世人遗忘；世上沉沦的人，可以使他显名。文章驰骋所到之处，即使英雄也无法议论其尽处，即使鬼神也有不能知晓之处。浩浩荡荡，仿佛能与天地争功。天地如果不是聚集最精粹最纯正的元气，就不足以让这种人出生于世。即使想不珍惜他，也办不到。使这种人出生很难，所以才十分珍惜；因为十分珍惜，所以让他们出生于世的数量很少。这是理数所决定的。如今让天下出生数百万人，又会损耗天地的元气吗？可是天地的元气，必定要借助文人来宣泄。想要不珍惜他们，可以吗？世上那些能够写文章的人，却不知道上天特别珍惜他们的心意；一旦身处草野，就向世人呼号；见到豪门官员和有权势的人，却甘愿奔走侍奉，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完全不知道：那些人可以尊贵，我却可以卑贱；为什么他们多而我少呢？正因为上天使这种人很少出生，所以我比他们尊贵的地方更多。即使处在饥寒之中，也仍然值得珍视；却反而接受他们的压抑，为什么如此不自爱呢？我观察古代的文人，不屈服于权势的很少。韩文公那样贤能的人，尚且不能免于此，因此我没有一次不为他深深叹息。王原采的文章，庄重严肃，像大儒恪守礼法，举止周旋必定合乎规矩；它通达和畅，又像技艺高超的人展示技艺，在收放反复、机括转移之间，有些变化并不完全由自己所能控制。放眼世间，能像原采这样的人没有几个。原采曾说：“赵孟那样的富贵，不是我所希望的；陶朱公那样的财富，不是我所羡慕的。假使我的文章能像古代圣贤，那才是我的心愿。”他的气节光明坚贞，丝毫不为权势之家屈服。狂风吹破房屋，他收拢被子坐着，诵读仍不停息。原采难道没有人的感情吗？大概是上天所给予他的东西太贵重，所以他不得不自我尊重。然而，他之所以自重，不是凭借自己的才华来向世人骄傲，而是为了尊重上天。过去章子原想拜见陈后山，知道后山贫困，便带着金钱前去；交谈了一会儿，最终也不敢把钱拿出来。章子原了解人，陈后山能够自处，真是到了极点。所以如今诵读陈后山的文章，难道不会为原采也像陈后山一样而感到悲哀吗？陈氏一门为什么有这么多贤才呢？唉！世俗风气日益衰败，读书人不以文章自重，都只是把文章当作求取富贵的资本罢了。若能得到像原采这样的人并与他交友，难道不是我的愿望吗？所以为他的文章作序，是为了表明他所看重的在于这一点，而不在于那一点。洪武年间某月某日，同郡林佑公辅书。●钦定《四库全书》。《静学文集》。（明）王原采撰。《送台州卫镇抚欧阳侯序》。官吏中与百姓最亲近的，没有超过郡县长官和副职的。至于统领军队的将领和佐官，则是与百姓较为疏远的人。与百姓亲近，恩德容易施加，百姓亲近他们，这是合理的；与百姓疏远，政令教化不能施及，百姓疏远他们，也合理。然而如今任职治理百姓的长官和副职，在百姓看来，就像旅舍中偶然经过的客人，转眼便不知在心中尊敬爱戴他们。他们留下，百姓不以为喜；他们离去，百姓也不以为悲。这难道是民情淡薄才如此吗？大概是因为治理他们的人不是合适的人，百姓没有受到他的恩泽罢了。假使确实有恩泽施及百姓，那么今天的百姓仍然和古代的百姓一样。古代的良吏如黄霸、朱邑之类，留下时百姓爱戴他，离去后百姓思念他，难道今天唯独不是这样吗？可惜如今治理我们百姓的人，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唉！百姓对于与他们亲近的长官尚且不敢有所期望，何况敢对与他们疏远的人有所期望吗？如今镇抚欧阳侯，正是所谓统领军队的佐官，是与百姓疏远的人。台州百姓在他离去时都叹息不已，想挽留却做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欧阳侯担任镇抚时，虽然他的政令教化不能直接施及我们百姓，但凡百姓事务中与他的职掌有关的，他都一概以慈爱、和善、宽恕、谨慎的态度办理，不把军人与百姓区别对待。他担任这个职务至今已有三年，从未为办事而劳扰百姓，却常常借事使百姓获利。不是正当所得的东西，即使一丝一毫也不取；不是公事，即使一个人也不役使。吃粗食、穿素衣，仅仅用来供给自己，却始终守持贞洁，坚定不移。因此，他不但与自己的士卒亲近，我们百姓也亲近他。曾听说，恩惠深厚，能使疏远的人变得亲近；恩惠浅薄，即使亲近的人也会变得疏远。像我们的欧阳侯，难道不是恩惠深厚的人吗？不然，为什么百姓对于治理他们的长官的去留，竟毫不放在心上，却唯独留恋这位治理军队的长官呢？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人，只是我们的百姓不幸，没有遇到他们。像欧阳侯这样的人，我们百姓虽不敢奢望直接受到他的恩泽，但他的余泽仍然能够惠及我们。假使他的职务是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受到他的恩泽，又会怎样呢？从这件事既可以看出欧阳侯的贤能，也可以看出这些百姓亲近上级的心从未忘却，还可以用来劝勉所有治理百姓的人。欧阳侯是庐陵人，姓欧阳，名荣祖。洪武十七年五月五日作序。《送孙生序》。

译郡学岁贡生孙景贤将要出行，来向我告别，请我说些话作为教诲。我告诉他说：“你在郡学已经几年了。郡学中有几十位士人，都是你所交往的朋友。你对待他们，本来就有厚薄不同；众人回报你，也自然有厚有薄。你厚待他们，而他们也厚待你，这当然可以没有遗憾。你厚待他们，而他们却薄待你，你即使不表现在言语上、不显露在脸色上，心中也未必没有怨恨。如今朝廷对待天下士人，难道有像你作为学校弟子时那样厚吗？赐给田地和俸禄来供养他们，选择师傅来教导他们，稍有成就便升入太学。大概是使他们的廪食丰足，以便广泛求学。学成后授予他们优美的官职，可以说厚待到了极点。厚待他们，对他们的期望也就深，难道只是像你对朋友的期望那样吗？你出发吧，朝廷要求你回报它的日子即将到来。你还是想想应当怎样回报吧！”景贤平时与人交往，能够尽到情意；又曾跟随我游学，彼此有师友之谊，所以他出行时，我特意把这些话告诉他。洪武十九年春正月某日作序。《送卓景高序》。我的朋友卓景高，因为品行和学业修养深厚，获得人们的赞誉，已经很久了。今年夏天，嘉兴海盐县学奉浙江参议公之命，派两名学生跋涉数百里，带着礼物到景高家，请他到学校讲授经书。弟子们择定出行的日子已经临近。我与景高交情最深，于是赠言给他说：“韩愈说过：弟子未必不如老师，老师也未必比弟子贤能。世俗中浅陋的儒者不懂这个道理，苟且处在老师的位置，便不肯自居人下，极力以见闻广博、知识丰富来压服弟子。然而自己的见闻未必广博，知识未必丰富，所以在传授和答问之间，往往掩盖自己的短处而显露长处，隐瞒自己不知道的事，假装知道；内心欺骗自己，对外欺骗别人，这样造成的危害很大。”我过去曾和朋友一同在仙居张先生门下求学，又一同侍奉黄岩陈先生。两位先生都是我们家乡有名的老师和老儒。张先生记忆力强、见闻广博，兼治各部经书；但他作文时常常拿给弟子看，学习作文的人让他评说是非，只要说得对，他没有不采纳的，这就是不掩盖自己的短处。陈先生虽然见闻记诵有限，但专精于《尚书》；弟子请教而有他不知道的，他从不勉强找话回答，不是说“我忘记了”，就是说“我没有考查过”，这就是不隐瞒自己不知道。所以当时门下那些轻浮浅薄、没有见识的人，有的嘲笑他的短处；而敦厚有见识的人，都佩服他的贤能。我这些年来也冒昧地做老师，常常想到两位先生的做法，所以从不敢欺骗自己的弟子。唉！那些欺骗弟子的人，难道是他们本来喜欢这样做吗？大概也是因为有所羞耻才如此。却不知道天下古今的事变无穷，即使圣贤也不能全都知道，何况求学的人呢？《论语》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求知的道理。”这有什么可耻的呢？孔子以大圣人的才智，做七十位弟子的老师，尚且说颜回能够帮助自己达到更高境界，称赞子夏能启发自己。由此说来，做老师的难道一定都比弟子贤能吗？景高具有敦厚朴实、稳重厚重的资质，通晓清正纯洁、精深微妙的学问；他教育人的方法，本来就宽广有余，又哪里需要我的话呢？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作序。《送友生郑允廉教授潮州序》。过去我居住乡里时，东西两边有两所学校。西校的老师放纵而暴虐，东校的老师谨严而苛急。两校各自教几十个儿童。西校老师每天向学生各家索要酒肉，在那里纵情饮酒、放声歌唱，把这当作快乐，傲慢得仿佛旁若无人；然而他用法度管治学生，却严厉至极。坐下、起立、进退，全都要求他们遵守规矩，稍微违反一点，甚至稍露嬉笑神色，只要被他说到，必定深加责骂，狠狠鞭打，一点也不宽容。没过多久，学生们不能忍受，都流着泪互相说：“如今做我们老师的人，自己像那样败坏礼法、放纵欲望，却反过来要求我们十全十美，实在太不衡量自己、苛求别人了。我们不能做他的弟子。”于是相继离开了他。东校老师则说：“衣冠要整齐，坐姿要端正，从早到晚讲授，不能显出懒惰的样子。”他用礼法约束学生，也像西校老师一样严厉。这样过了很久，学生不能完全按照他的规矩行事，他便激怒发火说：“我年轻做弟子时，老师教导我，我从来不敢有丝毫违背。现在你们竟然不遵从教诲，像这样我不能做你们的老师。”于是把他们全都斥退。由此两校的弟子都荒废学业，不再求学。我曾思考这件事，像西校老师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可胜数地加以责备。但东校老师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为什么呢？只是有教育人的资质，却没有宽待他人的度量。古代做君主而善于教人的，没有比舜更好的；做老师而善于教人的，没有比孔子更好的。舜命令契推行五教时说：“要宽厚。”孔子对门下弟子，总是循循善诱。圣人教人的心意，并非不希望天下没有一个人不如自己，然而却不能要求人人都一定像自己。因此，他对待别人，尽自己的方法来教导，却不强迫别人一定服从；从容地引导他们进步，宽缓地等待他们，使他们乐意接受自己的教导，自然而然进入法度之中。不得已而施加赏罚时，所以奖赏最为善良的人，使还不够善良的人自我勉励；惩罚最为恶劣的人，使还不太恶劣的人自我警戒，却从不一定要求人人完美。假如只凭自己的能力，便急忙要求别人也一定做到，那么谁能跟从呢？天下的人才都会被放弃。所以圣人不以必须成为圣人为标准责求人，贤人不以必须成为贤人为标准责求人，这样天下的人才才不会被弃置。否则，圣贤之所以可贵又在哪里呢？郑生允廉跟随我游学多年，求学非常勤奋，从早到晚讨论吟诵不停；他遵守规矩也非常谨慎，从未见他有过失。他从县学生中参加洪武甲子乡试，考取后进入胄监。今年春天参加礼部会试，因列入选取名单而获授潮州郡学教授。他经过乡邑前往潮州，来拜见我。我想到允廉的为人：天性刚直，但心胸狭窄，不能容纳外物。他教导别人，必定不会像我乡西校的老师那样决绝；但我担心他会拿自己的能力要求别人一定做到，像我乡东校老师那样。因此我把两所学校老师的事告诉他，并写下这篇话来告诫他。过去吕成公年轻时心胸偏狭、容易嫉恨，后来从《论语》“严于要求自己而宽于责备别人”这句话中有所领悟，便痛下决心自我磨炼，最终成为宽厚的君子。人的气质是可以这样改变的。允廉如果想改变自己的气质，以吕成公为榜样就可以了。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作序。《送陈克彬归临江序》。

译我从小时候起，就听说江西有许多博学高才之士，衣冠文物的盛况冠绝天下。然而那里百姓的性情大多轻浮强悍、猜忌狡黠，风俗上喜欢争斗、善于诉讼，所以百姓很难治理；其中南昌、赣、贡一带尤其严重，而临江更为突出。看看流传到四方的谚语，就可以知道了。因此，天下做官的人没有不害怕到那里任职的；而江西人在四方做官，也没有不被别人畏惧的。至于在江湖道路之间旅居的人，偶然遇到江西人，也没有不害怕的，不敢贸然同他交往。然而我自二十岁以来，常常看到那些到我们这里做官的江西人，有的因廉洁著称，有的因能干显名，有的因谨慎厚道受到推重。他们愚昧无能、不称职的，本来就很少；以不正当手段对待百姓的，也不多见。我本来就知道江西人才很多，于是怀疑世人的传言不能完全相信。今年我来到金华永康，永康县令刘公某是南昌人，县丞谢公某是吉安人。两位都因廉洁谨慎而得到百姓拥护。我到永康时，两位已经因事离任，虽未能亲自了解他们的为人，但听县里人所说，也可以知道他们是君子，这也等于见到他们了。县里的税使陈志善，是临江人，曾多次经过我们县学。他为人温和谨慎、平易近人，不与外物争竞；他的儿子克彬恰好从临江来探望他，为人也像父亲一样，而才气又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我因此更加知道江西人才很多，也更加怀疑世人的传言不能完全相信。难道是当地风俗随着教化而改变了，他们如今已经不同于从前吗？还是我所见到的恰好都是出身于有文化礼教家庭的人，所以能够超出流俗呢？这本来还不能确定。假如江西人都像我所见到的这样，那自然是很美好的。假如那里的风俗果真像我所听说的，那么居住在家乡、作为当地才俊的人，难道不应该思考改变风俗的方法吗？我听说古代有凭一个平民的力量教化乡人的事，只看他自身立身处世如何罢了。如今克彬回乡，希望他更加修养自身，把我先前听说的风俗作为乡人的警戒，用来除去他们的恶习；把我后来见到的这些人作为乡人的劝勉，使他们趋向善良。由一个乡推广到一个县，由一个县推广到一个郡，再推广到一方，使天下士人乐意到那里做官，而江西人在四方做官也受到人们欢迎；即使在江湖道路间旅居的人，也都乐于同那里的人交往，并愿意和他们结交。这样一来，天下人谈到江西时，岂不是会经常称道那里士大夫的贤能吗？否则，若最终仍使天下人害怕他们，像我先前听说的那样，本来就不是四方君子愿意听到的，又岂不是他们当地君子的耻辱吗？不过，我是浙东人。浙江的民俗，与江西相比也不过不相上下，又怎么知道天下人不会把浙江人看得像江西人一样呢？我的这些话并不只是为了勉励克彬，也借此勉励自己。《寿潘氏太夫人诗序》。潘氏太夫人姓赵，有个儿子名荣，字伯尚，是我的朋友。他既孝顺又有文才。今年太夫人年满七十岁，正月初一早晨正是她的生日。伯尚因此置办酒席会集宾客朋友。像朱贵敬、贵诚二位先生这样与伯尚友好的人，已经登堂举杯为太夫人祝寿，又按照自己的心意写成祝寿诗，送给伯尚，让他歌唱来使母亲快乐。凡是与伯尚交往而擅长作诗的人，也都唱和写诗，共有若干篇。这些诗的意思大体都是称颂太夫人的贤德，以及她能有贤能的子孙，借此祝愿太夫人享有长寿的福气。伯尚曾间或拿来给我看，请我为它作序，并且说：“我刚满十八岁时，父亲去世了；那时家产早已败落，年年的收入不足以供养母亲，只能靠勤俭自强，才不至于断绝生计。如今我稍稍能够立足，不使祖先的事业坠失，全是母亲的力量。我既然不幸不能奉养父亲，幸而还有母亲养育我；如今母亲年老了，您说我的心情怎么样呢？”我听后叹息说：“唉！人的最大幸运，没有超过父母都健在；最大不幸，没有超过父母都去世。至于父母只有一位在世，难道也算只有一半的幸运吗？然而又有能得到奉养和不能得到奉养的区别，这样一来，在一半的幸运之中又有幸运与不幸了。”我因此对伯尚的话深有感触。伯尚在世的亲人只有母亲，我在世的亲人只有父亲，所谓一半的幸运，我们二人本来是共同拥有的。然而伯尚从幼年直到年老，都没有离开母亲身边，能够早晚不断地尽奉养之勤，乌鸟反哺的情意大概也差不多做到了；而我从二十岁起便寄身学校，长久以来不能按时尽到奉养父亲、母亲的欢心，风木之悲日益积聚在心中，却不知道该如何弥补。这就是一半的幸运之中，伯尚又有他的幸运，而我反有我的不幸；这样说来，伯尚远远胜过我了。何况他的话还这样说，那么我又该怎样呢？我本来就对伯尚深感惭愧，哪里还敢对伯尚说什么呢？不过，诸位朋友的诗不能没有序，伯尚值得无愧之处，也不能因为我有惭愧便不写下来。所以我不推辞而为之作序，也用来记下我今天的惭愧，并期望今后不再有愧。伯尚是仙居人。他的祖父仲刚先生，元代任宁固路儒学教授，以学问品行著称；宋代曾任无为军教授的子善先生，是他的远祖。伯尚可以说是能够继承并光大自己家族传统的人了。今年正是洪武二十二年，作序之日为这一年十月丙申日。《送天台教谕韩君归广东迁葬序》。

译天台学教谕韩君和我们仙居学教谕麦君都是广东人，都因在郡学生中参加洪武丁卯年乡贡、考取进士而一同擢升为学官。两人生于同一地方，学习同一事业，同年中举，同任学官，又同属一郡，彼此非常友好。如今韩君因为先父的坟墓受到城郭侵占，告假回乡改葬。麦君也想回乡安葬自己的亲人，所以韩君取道仙居，准备与麦君同行，但麦君恰好被事情牵累，未能成行。两人心中都有些不能释然，我便劝解他们说：“生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很多，但学习同一事业的有几个？同年中举的人有一些，但同任一职、又同属一郡的，究竟还有几个？你们二人相同的地方，并没有刻意求同，却自然相同；如今不同的地方，也没有刻意求异，却自然不同。他们相同，仿佛有人使他们如此；他们不同，也仿佛有人支配他们如此。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大概所谓没有人安排却自然如此的，不就是天意吗？人只有知晓天意，才能尽心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而不妄想那些难以做到的事。一定能够这样，那么即使事情大到穷达、荣辱、祸福、生死，也不足以动摇他的心，何况这些细小的事情呢？”你们二位都是廉洁谨慎的君子，大概已经接近知晓天意的人了，所以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既是为了安慰麦君的心，也是为了给韩君此行相助。洪武二十四年正月壬午作序。《送洪仲蕃序》。本朝在天下各郡各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弟子员，任用师儒来教导他们。而师儒的职位，必须任用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人；即使有文才品行，却不通晓经书、不熟习科举文章，也不能任用，希望能够使条件完备。由此，教育官职的选任常常缺少合适的人，学校师位空缺的地方到处都有。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担忧学校缺少教师的情况严重。当时正召集天下年长有德之人到京师，于是下令选择敦厚雅正而有文章的人，让他们充任教育官职。武昌郡学训导洪仲蕃先生，是台州黄岩人。他起初隐居乡里，独自住在鸢山中，喜欢同高人逸士交游，只以研习经书、吟咏诗歌自娱，对于权势、利益、声名、荣华淡然无所嗜好。等到接受教育官职时，他说：只拿俸禄却荒废职事，君子是不做的。于是从早到晚勤勉不懈，专心以培养成就学生为自己的职责。先生的品行在家中修养，在乡里取得信任，已经很久了，本来就足以使众人受到教化。然而他平日所学的经书，只以穷究义理为要务，起初从未学习科举文章。自从担任教育官职以来，才开始取来前代科举考试的文章阅读，不久便有所领悟；那些一向学习科举文章的人，有的反而赶不上他。因此，他所教的弟子中，考取功名的占多数。先生的声名和实际成就日益显著，加上他向来擅长歌诗，武昌又是秦楚交会之地，是江南的大都会；在那里任职于王府、位居政司和宪司，以及从京师和四方来的人，大多是尊贵显达之士，往往都有事求教于先生。得到他片言只字的人，无不把它珍藏看重，如同获得良金美玉一般；他受到人们重视就是这样。今年秋天，按惯例征召他入天官，大概将改授其他职务。他的同僚和学生无不惋惜他的离去，认为这是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政司、宪司的诸位大人以及太守邓公，都想上奏朝廷挽留先生，不让他前往；先生坚决制止了他们，大概因为年老后很厌倦应酬接待的劳苦，想借此次征召向朝廷请求退休，回到故乡度过余年。凭先生的文章和品行，即使让他辅佐京都太学的教育，也完全不过分，何况州郡学校呢？先生年纪虽老，担任师儒一职仍然可以继续做官。如今圣明的天子正大力推行崇尚文明的治理，想要寻求像先生这样年高有德、贤能而有文才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先生归乡休息的愿望能否实现，本来还不能确定。我只是想到自己与先生同乡，年纪虽比先生小很多，但自从托身结交以来，已经二十多年了。先生来到武昌已有七年，我也来到德安辅佐教育；虽然相距数百里，但两年之间也见过两次面。那种喜悦和幸运，不亚于骨肉亲人久别重逢。如今又要再次远别，不知下次相会将在什么地方，心中自然不能没有惆怅。又想到大丈夫有幸生在圣明时代，正是政治清明、有道之人能够充分施展的日子；像我这样不肖的人，不足以教化别人，本来应当退回田野，同农夫樵夫为伍，却因年老想退而不能退，实在可惭愧。像先生这样真正足以教化人的人，正可以同当代贤杰并肩，却因为年老而想退休，实在令人惋惜。我应当年老却反而还年轻，先生应当年轻却反而已经老了，这难道不是辜负了圣明时代吗？写下这篇序赠给先生送行，使读到它的人知道先生是多么值得惋惜，也知道我的惭愧。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丁丑日，某作序。《丹丘旧隐图序》。

译天台洪仲蕃先生一向以文章和品行著称，乡里人尊崇他居住在丹丘之南。他为人笃厚，重视亲友之义，只以读书授徒、吟咏歌诗为乐，从未向别人求取声名。五十多岁时，有司因他年高有德、富有文学而推荐给朝廷，于是到武昌郡儒学辅佐教育。先生年纪将老，离家又很远，孤独地客居在数千里之外；他的先人坟墓、房屋以及亲戚姻亲和旧日朋友，都远在乡土。任职于这里已经好几年，却不能有一天回去省视，心中十分思念。每逢闲暇登高远眺，他抬头望向东南，遗憾不能乘云驾风往来其间，心中总有无法排遣的情绪。于是命画工描绘故乡山川的景色作图，题名为《丹丘旧隐》，使自己常常能看到它，以寄托思念。我和先生都是天台人，今年春天也来到德安郡学辅佐教育。德安在武昌西北数百里，距离先生家乡更远；我年纪虽未老，但思念亲友的心情也和先生相同，所以每当谈到乡里，必定流露出叹息。然而德安地处偏僻，既没有名山大川可以供人登临观赏，又很少有贤能杰出之士可以交游，因此有人认为我有乡土之思，只是因为所处地方荒僻简陋，甚至拿《传》中所说的“怀居”来讥讽我。我叹息说：“假使我能够处在名城胜地，尽情结交当世豪杰，难道就会没有乡土之思吗？”如今先生居住在武昌，武昌自古称为名城，大江名山环列四周，历代高楼峻阁交错其间，如今又是贤王的国都，宫殿城阙宏伟壮丽，比从前更加远甚；尤其是名公巨卿如林而立，登临可以使眼界舒展、心情畅快，交游可以增长见闻，可说是美好而盛大了。然而先生对故乡的思念仍然如此，那么我们这些人的乡土之思，是因为爱慕亲人、怀念朋友，本来就不因年岁的盛衰、地方的美恶、贤杰的有无而有所不同，这也和一般思乡之情不同了。这种情感果真可以同那些留恋故土、安于居处的人相提并论吗？这种思念，只要有爱慕亲友之情的人无不如此，又哪里只是我们这些人呢？我只是想到，我与先生同乡、同业、同官，又同处一方，而内心所思念的事情又有如此多的相同，那么世上与先生相同的人，哪里有超过我的呢？为先生作序的人，又哪里有比我更合适的呢？所以先生请我作序时，我不再推辞，于是为他作了这篇序。洪武三十年十月某日作序。《送章辉远之永州序》。从前苏子由说，太史公游历天下，遍览四海的名山大川，又同燕赵一带的豪杰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宕开阔，很有奇特的气势。有人却认为这是他的毛病，说世上那些游历天下的人，足迹所到之处本来就有比太史公更多的，他们亲身交往的人，也有比燕赵豪杰更贤能的；然而很少有人能改变自己的气质，并把它发抒为文章，于是便认为子由的话是夸大的说法。我曾经验证过这件事：平常在乡里之间出入，遇到污浊的沟渠、肮脏的土地以及凶恶庸俗的人，胸中就因此感到烦闷郁结而不能舒展；有时登上高丘，面对清澈的山谷，以及见到可以同他谈论的人，心胸眼界便因此开朗，意气也因此激昂。这样以后，我才相信子由的话并非虚妄，并知道那些游历天下却没有得到增益的，只不过是世上的庸人罢了。因此我常暗自叹息，认为假如能够周游四方，观览天下的形胜，广泛结交当世的豪杰，那么对于舒展和发扬我的心胸、眼界、意气，一定会同今天大不相同。然而因为身有所寄托，愿望始终不能实现，所以循序渐进地到了今年，年纪已到强仕之年，却还没有比普通庸人多得到什么。因此每当遇到朋友将要远行，我必定心神驰骋、向往不已，并且希望他此行有所收获，或许等他回来相会时，能够互相启发，也使我多少实现一点自己的愿望。如今我的朋友章辉远将要从临海出发，跋涉六千里，前往永州探望他的舅父通守陈公。许多人都称赞辉远能够进行这样的远行，认为这很难；唯独我认为，辉远此次远行，对别人来说，他们不知道其中的情形，若是笃厚于亲戚之义，固然可以说是难事；至于辉远以求学、明道为务，那不过是平常的事情罢了。所以我不认为辉远这次出行有什么难处，却特别希望他能借此观览江山的奇异胜景，结交贤能的人物，从中使自己得到益处，也希望他日后回来时能对我有所裨益。辉远这次出行，所经过的道路，是越过括苍山，经过金华，沿着三衢经过广信，向下到达番阳、豫章；然后逆流而上经过清江、宜春，乘船到达三德，登上衡阳，以抵达零陵。沿途的名山大川、奇才伟人，应该多得不能一一计数。其中能够开阔心胸眼界、激发志气的，一定比寻常所见多出万万倍。即使资质不美的人，也将因这次出行而改变成资质美好的人，何况像我们辉远这样本来就有美好资质的人，他在这次出行中的变化该会怎样呢？我知道他所得的收获一定会大大超过常人，至于把这些收获发抒为文章，那只是余事罢了。古人说，读书人分别三天，就应当刮目相待。将来辉远回来，我一定要大大地对他刮目相看。辉远或许还要想着办法来副合我的期望，并且果真能够抒发我羁滞的情怀，那就好了。《涵清轩诗》序

译君子观察一个人，看他所处的环境，就可以知道他内心所爱好什么；知道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是否贤能。因此，清幽绝俗的人，一定不会喜欢居住在市井闹市之中；贪求财物、争逐利益的人，也一定不会喜欢栖息在山林泉石旁边。这是形势所决定的。永康的钱仲道先生，家住桐谷上面，他的居室西边有一条溪流，清洁明净，十分可爱。仲道便在溪流旁边建造了一座轩，作为宴居和读书的地方。我的朋友林先生已经替它写了记，了解仲道的士人朋友们，又大多作诗歌来赞美它。我游历永康时，仲道拿出他所得的若干篇诗作给我看，于是请我替它写序。我由此知道仲道是个贤者。凭仲道的才智，完全可以出谋划策、应对变故；如果他处在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中，经营谋取千金的利润，也如同从囊中取物一样容易。如今仲道却不向那条道路前进，独自退居在这里，如果不是他的内心廉洁淡泊、欲望很少，怎么能够这样呢？这难道不是我所说的清幽绝俗之士吗？不过，山水的情趣本来是君子特别喜爱的，而有山水的地方，却不是君子可以长久居住的地方。以仲道这样的贤能，即使没有争功名、逐利禄的念头，只想求得为世所用，我知道那些想要得到贤才并举荐他们的人，也一定不会舍弃仲道。那么，他难道能够长久居住在涵清轩吗？仲道为人洒脱不拘，轻视钱财，喜好义行，嗜好学习，而且能写文章，喜欢同士大夫交游，当时的人也因此称道他。洪武二十八年夏六月初一日序。《林氏族谱》序 我们县东南乡的旧族中，林氏最为兴盛。大概从五代名为晋的时候起，有一位名熙的人，在吴越钱氏那里任黄岩丞，才开始居住在本县的浦东里。熙的四世孙中有一人叫仪文，在宋代某年间迁居到本县的莘塘。仪文的四世孙中有一人名某，任观察判官，凭借品行和才干在当时显名。仪文的若干世孙某人，又分居到甓山；若干世孙某人，又分居到横溪。莘塘、横溪、甓山三地，相距三四十里，但都在本县东南。三族既然各自繁盛，所以凡是居住在县东南乡以及往来于此的人，没有不知道有林氏的。宋元之际，想登上仕宦之途难如登天，假如得到一资半级的荣誉，往往便张扬声势、倚仗权势，凌驾乡里，自以为是地方的首领。那些没有仕宦阶梯却拥有丰富财产的人，也多半主动结交权贵之家，求得与普通百姓不同的尊荣。林氏的先人，在那个时代，做官的既不倚仗尊贵来傲慢待人，没有做官而富裕的，也都安居自守，优游于田野乡里之间，又以诗书相互崇尚，没有依附权势、趋炎附势的风气。因此，他们流传下来的风范和余泽传到今天，他们的子孙仍有能够遵循规矩、专心求学、敦厚践行，不失去先世遗留下来的声誉的。唉，这才可以称为旧族。我看世上所谓的旧族，无不凭借先世留下的余光。然而他们的先世，有的凭仕宦功业著称，有的凭文学和品行义行著称，有的凭道德和声望著称。至于那些只是做过官却没有功业，有文学却没有德义的人，众人虽然尊敬他们，君子却不尊敬。然而君子所尊敬的，也只是尊敬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东西罢了。假如作为子孙而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君子当然更加尊敬他；如果不能这样，君子不但不尊敬他，反而更加鄙视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旧族的子孙而能够继承先人，不只是给自己带来荣耀，更足以给先人带来荣耀，难道不是更加值得尊敬吗？作为旧族的子孙而不能继承先人，不只是给自己带来耻辱，更足以给先人带来耻辱，难道不是更加可鄙吗？大概作为普通百姓的子孙，别人对他的责备和期望较浅；作为名人的子孙，别人对他的责备和期望较深，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世上的妄人不懂这个道理，甚至有人出生于名门大族，行为没有一点善处，学问没有一点长处，却还常常凭借先世遗留下来的荣耀来抬高自己，也有人先人只是取得了仕宦或文学的名声，而实际上没有一点值得称道之处。有的人凭借许多财产和末技谋取微小的官职，甚至得到遥授的虚职；还有人冒认祖先属于其他家族的贵显人物，也常常对人夸耀说：“我的祖先曾任某官。”自以为是旧族子孙而抬高自己，却不知道羞耻。他们同林氏子孙中的贤者和不肖者相比，究竟怎么样呢？林氏子孙中现存而最贤能、以文章和品行著称的人，都同我是朋友，所以我对他们的先世了解得很详细。如今担任永康儒学训学的师言，正是我所说的最贤能而以文章品行著称的人。师言把他所修订的一部族谱拿来请我作序，既然族谱开头的序文我不能推辞，所以既替他叙述先世的兴盛，又替他充分说明世俗所谓旧族子孙的荒谬妄诞，把这些作为后代子孙的戒诫。《草心堂诗》序

译做子女的不能报答父母的恩德，也如同万物不能报答天地的恩德一样。天地的恩德，不是万物所能报答的；然而万物之中，有超越同类、圣明如尧舜的人，足以参与辅助天地的功业，也可以说能够报答天地了。但是尧舜内心也从未认为自己足以报答天地的恩德。所以孔子说：“尧舜对于这件事，恐怕还感到不足吧。”父母的恩德，不是子女所能报答的；然而子女之中，有超越同类、贤能如曾参的人，足以承受并顺应父母的志意，也可以说能够报答了。但是曾参也从未认为自己足以报答父母。所以孟子说：“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说到万物之中最有灵性的，没有比人更强的；而人之中最有灵性的，没有比尧舜更强的。尧舜尚且认为不足以报答天地的恩德，何况不如尧舜的人呢？所以人有孝行，必定说是子女；而子女之中，没有比曾参更孝的。曾参尚且认为不足以报答父母的恩德，何况不如曾参的人呢？从前唐代的孟郊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孟郊想到自己不能报答母亲，便写了《游子吟》，其中说：“哪能用寸草般的孝心，报答得了春日阳光般的母爱呢？” 它的意思大概是把天地的恩德比作父母的恩德，感叹恩德难以报答。这不是懂得孝敬父母的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呢？不过，孟郊的诗，是因为困厄于羁旅和穷困，不能奉养母亲而作的，所以他在语言中表现出这样的情感，本来是合宜的。如今吏部郎中、永嘉人杨公，为人温和善良、谨慎厚道；他还没有做官时，从未有过十天半月远离父母的情况，他奉事父母，应该没有什么不合宜的地方。等到他做官以后，尊敬的父亲去世，又能够按照惯例回乡，完成服丧和安葬的礼仪。如今杨公再次出仕朝廷，母亲还健在，又有两个弟弟足以奉养母亲，而他的俸禄收入也足够供给祭祀和奉养的费用。他既没有羁旅穷困的悲哀，父母也确实不像孟郊的母亲那样得不到奉养，却反而也以不能报答父母为念，取用孟郊诗中的话，把他的堂命名为“草心”。人们自然不免对此感到疑惑，但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子女侍奉父母的心情，凡是容易自我满足的人，一定不能孝敬父母；只有常常不能自我满足的人，才是能够孝敬父母的人。孝如曾参，尚且不以自己为满足，杨公本来就是学习曾参的人，怎么能够因此自我满足呢？推及这样的心情，不仅能够孝敬父母，也一定能够忠于君主。不仅能够忠于君主，在日常生活和人伦关系的一切方面，也将无不竭尽其极，这样人的道义就完备了。如果这样，那么使父母显赫、使自己的名声扬显，难道还会不在于此吗？难道果真不能像寸草报答春晖那样报答父母吗？杨公本来就以此自我期许，士大夫也以此期望杨公，从大家因杨公有这座堂而作歌诗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杨公认为各位先生的诗应当有序，便把这件事交给我；我推辞不掉，所以写下这些话为它作序，如上所述。《瑞菊轩诗》序 我听说，一个人将要兴盛，必定会有吉祥的征兆。我曾经根据这句话考察过，发现应验的事情很多。如今看天台求君的事情，更加相信这句话了。求君字孟直，一向以高明的医术闻名于州里。洪武十七年，朝廷命有关部门选举精通医术的人担任医学官，天台以孟直应选。孟直因为父亲年老，担心不能奉养到终老，忧虑之色显露在脸上。当时正是深秋，庭前菊花盛开，孟直所种的白菊中有一枝开出了黄色的花，但过去从未有过黄色的品种。孟直的父亲偶然看见，觉得奇异。这一天孟直正准备行装，第二天早晨就要上路，送客挤满了门。他的父亲于是指着这株菊花问客人说：这是什么征兆？有一位懂得这件事的客人说：应当向您道贺了。白色和黄色都是正色，白色属金，黄色属土；金旺于秋，土在四时都旺，而土又能生金。菊花是秋天的植物，白色虽是当时的正色，但这个月正是秋土开始旺盛的时候，白菊开出黄花，难道不是得到的时令之气特别多吗？从前有人曾说菊是花中的隐逸者，而黄色又是色彩中的尊贵者。这个征兆恰好出现在孟直即将启程的时候，大概是造物者借此向我们的孟直显示和告知吧。这次出行，将要蒙受恩宠荣光而返回乡里的征兆。孟直到京城后，果然承受皇恩，得到授予本县医学训科的官职，接受符命，穿着朝服回乡拜见父亲，乡人都以此为荣。于是大家都认为先前那株菊花是祥瑞，客人的话果然应验了。我曾考察古代传记，看到其中所记载的妖异和祥瑞之事：妖异常常出现在凶恶人家，祥瑞常常出现在吉善人家。难道是万物有所知觉，因人而显示征兆吗？大概人的气与阴阳造化之气常常相互流通，这边感应、那边回应，吉凶各自随着同类而来，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响应声音一样。这是常理，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前代的名儒有时指责祥瑞的说法不正确，便一概弃置而不谈，大概是因为其中有不可信的地方，就把其中可信的地方也一并废弃了，他们也是没有仔细思考罢了。我今年才有机会同孟直交往，孟直之所以能够招致这种祥瑞，我固然还不能完全知道；但我向他乡里的士人朋友考察，他们都这样说：孟直的父亲以上几代多是善人，而孟直又能够继承祖父的德行。他的医术大概是从岳父胡君克铭那里传来的。胡君的医术当时精妙绝伦，盛行于浙江东西两地，在浙江东西一带有名的医生，没有人能同他抗衡。孟直得到他的传授之后，便专门以救济人为职责；那些得到救治的人，有的心怀感激，希望报答他。孟直对于贫穷的人 不仅不要求他们报答，即使他们送来报答的财物，他也不忍心收下，说：“我能做的本来就应当这样，难道还希望得到报答吗？”富有的人有时送来丰厚的礼物，他却不推辞，说：“对方能够这样做本来就是应当的，我又为什么要推辞呢？”由此可以看出孟直的为人，而他之所以招致祥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唉！人的常情，无不以得到大官为荣耀；孟直所得的不过是官职中最卑微的职位，人们却也为他感到荣耀，并且认为这是祥瑞的应验，为什么呢？大概人们称荣孟直，不只是因为他得到这个官职，更因为他得到官职后又能够回到乡里奉养父亲。假使得到高位厚禄，却不能用来尽子女的职责，甚至还可能给父母带来忧患，那么孝子的心情会怎样呢？这样看来，孟直所得的不是已经很多了吗？不过，祥瑞之事，招致它很难，失去它却很容易；妖孽之事，招致它很容易，消除它却很难。因此君子看到妖孽兴起，就一定自我反省、弥补过失，以此消除灾祸；看到祥瑞出现，也要用它来激励自己、增进善行，以此承受福庆。孟直虽然以行医为业，却喜爱儒术，同我交情很好，所以他请我写文章，把这件事作为瑞菊诗的叙述，并把这些话告诉他。孟直或许还要由此更加崇尚自己的善行吧！洪武十九年九月九日序。《会文集》序

译天台的贾君，是某公的后代。壮年时曾经在追逐功名的场所中奔走，当时正处于声名显耀之时。如今既老又病，对世间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却仍然喜欢同当时的名士大夫交游，也爱好诗文。曾经在石桥山中养病，自号石桥病叟；又常游历华顶峰，同高僧和隐逸之士结为方外朋友，又自号华顶山人。他的居所在县城东面的兰田之上，向来称为兰田贾氏；他把台命名为“忠敬之堂”。堂的两侧有七所闲居，各自都有名称。他的自号以及堂、庑命名的用意，许多大夫和士人都写文章或诗来叙述他的志趣。他所居之处可供吟咏的景物，又列有八处，称为“兰田八咏”。所得的诗文篇数渐渐增多，作者一天比一天多，于是贾君按类别分成五卷，总题为《会文集》。我去年冬天游历天台，才同贾君相识；他拿出自己编集的诗文给我看，并请我替它作序。今年我在丁村设馆，多次同贾君往来，每次见面，他总以《会文集》序的事情相告。我自己既不聪敏，又因为许多事务扰乱心绪，拿起笔想写却又停下，不知有多少次了。后来我暗自笑道：贾君所得的诗文可以说很多了。然而假如作者都像我这样难以写成文章，即使爱好十分深厚，又凭什么能够积累得这样多呢？古语说：“长袖善于起舞，钱财多善于经商。”凭我的不聪敏，贾君应该不会因我久久没有写成而感到奇怪。唉！世上的人只把名声当作务求的事情，只把利益当作图谋的目标，身体随着年岁衰老而这种心志反倒更加坚定的人，究竟有多少呢？他们看待诗书，本来就像尘土烟雾掠过眼前，又像枷锁绳索摆在面前一样。寻求能够像贾君这样退居自修晚年节操，以文章自我娱乐的人，又有多少呢？文章本来是儒者的末事，但其中所议论的如果不是圣贤的正言，就不敢宣说；只要足以使读者有所感动、受到激发而振作起来，就可以了。贾君对于诸位先生的作品，并不是想拿来向别人夸耀美饰，而是要取用其中的言语来增益自身，又要传给子孙，这样的文集难道可以不编吗？我又难道可以不为它作序吗？洪武十九年冬十一月甲子日序。《送贡士张季容序》近来的制度规定，郡或县每年各从学校中贡举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都在正月到京城，由主管官署考察他的学业，合格的人才能升入太学。每年四方来的人，总共有两千多人，预先能够进入太学的多不过一千人，能够在这次选拔中合格，也很难了。然而自从贡举制度实行几年来，我郡连同所属各县每年贡举的常有六人，却没有一个人不能进入太学，难道是他们的学业果真都已经有成了吗？还是也有幸运的成分呢？这不仅是通过选拔者的荣耀，凡是我们乡里的士人也都跟着增光了。今年由张季容被贡举，季容的脸色却好像有所不足，难道真是因为他自认为尚未达到要求而感到为难吗？我看往年的贡士，即使才华学业在季容之下的，也无不被主管官署录取，何况像季容这样的人还有不得志的吗？他的心意本来就不在这件事上。古人有话说：“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能够得到益处。”季容大概是不敢自满，而能够因谦虚得到益处的人吧？如果这样，我将以更加长远、宏大的前途来期望季容。如今圣明的天子在上，天下的才俊群集京都，其中才能大的应当有深厚的道德修养，才能小的也必定精通技艺，当会显赫盛大，同国家隆盛光明的气象相符合。季容能够在其中遨游，以自己不满足的心向那些人物求益，将没有什么不能完善的地方，而成为成就宏大的学问了。这就好比海洋对于水一样，凭深厚而能够容纳万流的容量，承受众多水流的冲击，它的涵容积蓄难道还会小吗？季容这次出行，我知道他并不是为了求取富贵，而是因为学业确实已经有成，应该足以成为我们同道的光荣。洪武二十年正月某日序。《仙居陈氏世谱》序 陈氏最初居住在县城东三十里的陈家屿，到了十二朝奉才迁居县城中，如今子孙散居在乡里和县城。考察族谱，陈氏起初卑微，传到第七代特进公，才凭文学和忠义在当时显名闻达，官位做到金紫光禄大夫，死后追赠特进。此后子孙多做到大官，成为仙居有文献传统的世家，可以说是兴盛了。凡是事物的兴盛，常常开始于微小，所以微小正是兴盛的根本，难道可以不重视吗？世上有些人以自己的祖先卑微为耻，抛弃祖先而不加叙述，反而远远依附于其他名族，他们也太不明白事理了。陈氏最初的族谱，大概是特进公所撰写的，所以从始祖叙述起，并且都依据当时实际通行的称号，不加文饰，也不牵附，这可以看出君子的用心。如今的族谱，是特进公九世孙子颕所修订的。他家过去收藏的世系图共有三纸：第一纸从始祖列到第六世；第二纸始于第六世，只列出十二解元、十二朝奉、十三解元、十六郎四人，其余若干人都不列出，而标作近派；第三纸从十二朝奉开始列，接着列到特进，并标作本派。大概绘制这张图的人，特别详细地说明自己的出身来源，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它所谓的近派，在第六世、第七世之间失去了支系的记载，因此世代关系便不知道属于哪一支。所如今谱在第六世之下，只特别记载十二朝奉和特进一人，其余人都缺少生卒关系，未予记载；所谓“相信的就传下相信的，怀疑的就传下怀疑的”，大概正是因为谨慎。编修家谱，用来尊敬祖先、重视宗族，关键就在这里；用来排列族次、整顿家族，也在这里。因此自古以来贤士大夫都很重视它。如今的旧家大族，能找到谱牒清楚完备的有几个？作为子孙而能够修订、整理家谱的又有几个？这就是子颕做这部族谱可贵的地方吗？子颕是赐给他的字。陈氏在宋代很兴盛，然而经历元代直到今天，还没有显达的人物。如今子颕正以儒生的身份被朝廷任用，显扬发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子颕的先人，如特进公的忠贞、制参公的清廉谨慎，都是子孙应当学习效法的，我对此寄予很深的希望。洪武二十七年七月某日序。《寿云林隐君诗》序

译人的福气，没有比长寿更优先的。所以希望自己长寿，即使是平庸的人、愚笨的人，大概也没有不这样想的。只是人想要长寿，如果不是正直君子、对万物施有功德的人，就不能招致它。由此可知，以长寿相祝，完全都是出于无穷的爱好之情，并不是随便说说。王君伯礼因为云林隐君年满六十，生日在二月初一早晨将要到来，便捧着酒杯祝寿，召集几位曾同云林交游的先生，作诗为他祝贺。作者共有八人，把诗当作这春天的酒，以祝愿长寿的言辞，分成八韵，作成八篇诗，请我替它作序。唉，像王君这样爱云林，也可以说是达到极点了。将要写祝寿的言辞，却不以一己的私情来祝贺，而一定要汇合众人的公情，这种爱难道不是深厚到极点了吗？云林大概也有足以招致这种爱意的地方。云林居住在临海黄沙白水之间，只是一个平民罢了；然而他有爱人的德行，在士人中得到称誉；有周济世事的事业，得到人们的信任。他能够招致这些，本来是应该的。不过我听说，把德行施给别人却不要求别人报答，把事业实行于世却不计较自己的功劳，那么福气不用求就会自己到来，长寿不用求也会自己获得。如果这样，云林的福气和长寿，难道容易估量吗？这就是我为云林祝愿的原因，难道不是这样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洪武戊辰年，云林生日的前两日序。《送郑生》序 洪武丁卯年春天，我开始在仙居县学担任训经之职。当时郑生也刚来入学。我把蔡氏《尚书》授给他。四年以后，他凭借这部经书在乡试中考取名次。第二年，本应在春官举行会试，恰好因为生病没有成行。今年洪武二十六年夏四月，郑生病愈后赴京，来向我告别。当时我卧病将近五十天，我身患重病，而郑生要远行，彼此相对告别，不知不觉流下眼泪。我因病不能作诗写话来赠给郑生，平时训诫他的话，已经告诉他，让他藏在心中了。现在不再重复，只姑且让人写下这几句话交给他，希望用来记住我和郑生离合的年月，也显出我们相互之间的情谊罢了。并且再次郑重告诫他说：“你如果不辜负我的话，这就足以使自身完善，使祖先显耀；否则，凭什么能够得到人和上天的佑助呢？”唉！凭郑生的勇敢和重义，他难道会辜负我的话吗？告别的日子，是这个月的乙酉日。天台王某序。《思养堂诗卷》后序 番阳施蕃衍氏因为父母双亲都已去世，不能够奉养他们，心中感伤，于是把自己的堂命名为“思养”，用来寄托哀痛思慕之情。同蕃衍交游的士大夫，都作歌诗来表述他的志意。我得到这些诗读过之后，叹息说：“像施君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贤者了。”世上的子女，对于父母，活着时不能尽心奉养，死后又不能尽心追思，是因为他们看待父母，就像蝉看待蜕下的壳一样。假如他们想到自己的身体不是父亲就不能出生，不是母亲就不能养育，那么在父母生死之间，哪里会有不能尽心奉养、尽心追思的呢？如今施君在父母去世以后，还能因为未能奉养而产生思念，那么他的贤能远远超过常人了。不过我看世上的人，也确实有像施君这样思念父母的。假如他们在父母活着时就能保持这种心情，常常以想要奉养而来不及为忧虑，那么他们侍奉父母，就一定不会留下遗憾，难道不是更加贤能吗？况且我听说，古代那些对父母极其孝顺的人，父母的容貌不会忘在眼中，父母的声音不会断在耳中，因此不合礼法的话不敢从口中说出，不合道义的事不敢亲身去做，所以能够不辱没自身而使父母显耀。如今施君如果果真能够把未能奉养父母的思念充实扩展到这种地步，那么即使古代最孝顺的人，又有什么能够超过施君呢？传记中称说：“大孝之人终身都思慕父母。”这只在大舜身上见到过。唉，舜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志于作为的人，也可以做到这样。颜渊难道会欺骗我吗？施君为什么不努力呢？《凭远楼记》天台山水的优美，在东南地区居于首位。那些雄伟的山峰、陡峭的深谷，如华顶、石桥一类的地方，都闻名天下。至于没有名称的地方，即使是平缓的小丘、狭窄的山谷，也往往清幽绝美，值得喜爱。因此当地人都能够占据形势优胜的地方建造住宅。韩君茂本来是天台人，他应该能够得到本地的奇异景观。然而他的住宅处在市井之中，四面都是围墙和连排房屋。美丽的山和秀美的水近在住宅前后，却不能从门窗之间延伸视线看到，他心中很以此为遗憾。他察看住所，东边有一块空地，方圆有几丈，便说：“这里难道不足以作为我登高眺望的地方吗？”于是聚集材料、雇请工匠，在上面建造了数间小楼。楼建成后，他倚着栏杆眺望，只见长山横在东方，大溪曲折流过南面，赤城在北面显得雄壮，连同远近各处山岭，都环绕着朝向这里，千姿万态，好像都在这座楼前呈现奇景、献出秀色。这样一来，过去无法看见的景物，到这时都呈现在眼前，完全得以观赏。韩君因此欣喜，给楼命名为“凭远”。他每天同宾客朋友在楼上游览观赏，又自我庆幸说：“即使拥有千金的财富、三公的尊贵，也不能得到这样的快乐。”唉，天下可爱的事物不止一种，而人们所崇尚的东西，也往往各不相同。宝货、器物、服饰以及珍奇的物品，不用尽心智、竭力量去争胜负就不能得到；即使得到，也未必能成为快乐，最终反而足以成为负累。然而天下人求取它们一天比一天用力，爱慕它们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至于江山风物的美好，不需要人为经营，而是出自天然造化；即使王公的权势也不能独占，卑贱的平民也可以得到并拥有。既不需要耗费智力和力量就能得到，足以成为快乐，又没有什么会成为负累。可是人们却有喜欢它的，也有虽然喜欢它却未必能从中得到快乐的，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这种东西可以怡悦精神，而那种东西可以有利于身体。凡是利益所在，都是众人必然趋赴的；而闲静淡泊的滋味，难道不是君子才有可能喜爱的吗？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如今我的韩君，才华足以有所作为，智慧足以谋划事情；对于世人所谓的利益，只要稍微委屈自己的志向、违背自己的心意，取得它就像培土一样容易。他却独自收敛光芒、隐藏声迹，退居一隅，喜爱山水，并且有自我满足的意味，他确实是在这里得到快乐吗？不过我听说，君子的快乐本来在内而不在外，是从内心获得而不依赖外物的；所以即使身体处在蓬草茅屋之下，饮食不足，快乐也仍然存在。古代确实有这样的人，但如今我还没有见到。我听说过这种说法，却还不知道达到这种境界的道理。假如我学习它而有所心得，尚且应当把它告诉韩君。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记。《环翠楼记》

译以“环翠”命名的楼很多，有的因为竹树环绕周围，有的因为山林回环交错；它们所处的地方不同，但命名的意义是一样的。天台本来是我们郡的名县，山水奇异优美；然而土地贫瘠狭窄，溪流山岭、树林沟壑占了十之六七，可以耕种的土地极少，可以开阔心胸眼界、舒展远眺的地方更少。只有县治所在的地方，土地稍微平坦宽阔，长林大山包围四面，冈峦秀美高峻，草木茂密繁盛，足以纵目远游、舒展胸怀。胡氏的住宅正好在县城东门，有一座楼用来登临观览；倚着栏杆四面远望，只见苍翠的颜色映照眼目，灿烂得如同金碧交相辉映，十分值得欣赏。因此这座楼有了“环翠”的名称。胡氏中的秀才彦理，是县学的学生，同我有交往，曾间或请我替楼作记，并且说：“这座楼对我很有助益：在这里读书，就没有尘俗事务的干扰，心神融和而能领会义理；在这里弹琴，就没有庸俗之士的扰乱，气息安定而内心和畅。吟咏时，景物情趣呈现在眼前，美妙的语句自然得到；宴饮时，风物景致与心怀相称，接连饮酒也不会醉。高兴时登上这里，群峰的姿态仿佛在眼前舞动跳跃，同我融为一体；悲伤时登上这里，众多山谷的形状仿佛在下面收敛静止，同我一起忧戚。看到那种泰然自若的景象，足以忘记我的忧愁；看到那种淡泊的景象，足以消除我的欲望。抬头仰望广大无边的宇宙，心胸豁然开朗；低头俯视繁盛的万物，心智和思虑也得到充实增益。这座楼对我有这样的帮助，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的。”我在别的地方并不是没有所得，但独独在这里所得更多、更深。我听了以后叹息说：“唉，天下拥有环翠楼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他们也能像彦理这样有所收获吗？然而他们所得的不过是山林竹树的颜色罢了。胡氏的楼，取名虽然同于别人，但彦理所得的却独自超出了名称的意义之外，他的见识和情趣难道浅薄吗？”人没有不观水的，但有智慧的人从水的周流不滞中得到启发；人没有不观山的，但有仁德的人从山的安稳厚重、不随意迁移中得到启发。传说称：“有智慧的人喜爱水，有仁德的人喜爱山并因此长寿。”正因为他们所得的道理深，所以得到的效验也大。我担心彦理所得的还不能达到这句话所说的境界。假如果真能像他说的那样，那么这座楼就不只是游玩休息的地方，而会成为增进修养的场所了。这就是我对彦理的期望。如果只是到这里游玩、休息而已，难道是我对彦理的期望吗？洪武十九年十一月某日记。《一清轩记》天下的事物，没有比清更尊贵的，也没有什么比污浊更不尊贵的。天下人的感情，也没有不喜爱清正而厌恶污浊的。为什么呢？因为清正是善，污浊是恶；喜爱善、厌恶恶，是人的本性。天地所生的事物中，出于天的，没有比风更清的；出于地的，没有比水更清的。风的清正，以使万物运动为功；水的清正，以滋润万物为功；万物依靠它们而出生、成长、发展、成熟。清正的作用太大了。因此君王清正，天下就会安定；诸侯清正，国家就会安宁；官员清正，政事就会成功。大概清正就能明察，明察就能公正，公正就能仁爱，仁爱了又有什么地方会不顺利呢？所以君子只担心自己不清正。如今人们见到一个廉洁的人，很少有不尊重、不喜爱他的，因为他清正；见到一个贪婪的人，很少有不轻视、不厌恶他的，因为他污浊。至于对待自己，却不知道所应尊重的是什么，反而使自己污浊，难道是把自己看得不如别人吗？只是利欲交相侵入内心，不能自我克制罢了。黄冈张侯用“一清”给自己的轩命名，请我写文章作记。我认为张侯大概是懂得珍重自身的人吧？人本来担心自己不清正，而清正又怕不能始终如一。能够专一地保持清正，那么小事不能成为牵累，大事不能使其改变，而自身就常常超然于万物之上了。还有什么尊贵能超过它呢？人本来有在平常无事时颇能以清明自许的，等到面对利害，即使事情细如丝发，也会竭尽智力，巧妙地趋利避害，以求一定得到它；大概是因为他守持清正不能始终如一。因此清正而且能够专一，这才可以说是真正的清正；不能专一，就不足以称为清正。书中说：“唯有精诚，唯有专一。”这样做到专一，难道容易吗？一定要精心辨别义和利，然后才能做到；否则外物一来，就在眼前使人迷乱，连应当从哪条道路走都不知道，怎么能保证自己始终如一呢？所以君子一定重视学习。张侯是武官却喜爱文辞，他接待别人时容貌恭敬、言语文雅，大概是喜爱学习的人。从前吕蒙做吴国将领，起初不知道学习，后来同鲁肃谈论，鲁肃便对他感到惊异，正是因为学习的缘故。吕蒙的学习，只是为了懂得军旅事务的作用，尚且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何况学习君子所应做的事情呢？张侯正当年富力强，又幸运地生在太平时代，职务清闲，有足够时间来有所作为。假如能够顺着自己的爱好从事学习，那么他日后的成就，哪里是我所能预料的呢？洪武二十年岁次丁卯冬十一月某日记。《愚轩记》

译同县的卢浩然住在城南的偏僻小巷中，以读书考史自我娱乐，淡泊宁静，对声名利禄没有兴趣。他把自己的轩命名为“愚轩”。有人对此感到疑惑，问他说：“人没有比智慧更尊贵的，哪有以愚为贵的道理？为什么要用这个名称自称自己的居所呢？”浩然说：“你怎么只知道智慧就是智慧，却不知道愚也可以是智慧呢？我看世上的人，言语足以掩饰错误，才干足以应付变故，把凡庸愚昧的人欺侮得像对待贤哲一样，把取得财物利益看得像拾取草芥一样；吃的是饱足的精美食物，穿的是厌弃不尽的华美丝绸，凡是他们所谋求的，没有不随心如意、像拿取携带一样容易的。像这样权势极大，使人像畏惧豺狼一样畏惧他，使人像蜂蚁聚附一样依附他的，难道不是世人所谓的聪明人吗？然而他们有的陷入陷阱，有的房屋家业倾覆也不顾惜；像这样的人，并不是我愿意成为的。至于那种言语不能说出口，事情好像不能亲自承担，有时被善于算计的人欺骗，有时被强暴者侵凌，衣服连粗布短衣都不能完整，食物连干粮都不能充足，凡是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合宜，不争不竞，像没有知识一样；人们把他看得像草木，像尘土一样抛弃，难道不是世人所谓的愚人吗？然而这种人常常处在平坦安稳之中，不为倾覆危险而忧虑；像这样的人，正是我所愿意成为的。依我的看法，世人所谓的聪明人，反而有不及愚人的地方；而所谓的愚人，有时反而胜过所谓的聪明人。我怎么能舍弃那种做法而采取这种做法呢？”我听了他的话，感叹说：“唉！像浩然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说是善于保全自身的人吗？《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事理，以此保全自身。’浩然大概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虽然如此，这种道理难道仅仅足以保全自身罢了？还是也可以由此进入学问之道呢？人只怕自以为聪明，却不怕自以为愚笨。自以为聪明，志意就骄傲而不能容纳别人；自以为愚笨，志意就谦逊而能够大量接受。因此，颜子凭借极高的天资，尚且能够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如同没有，充实如同空虚，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以今天的人来看，颜子难道不像愚笨的人吗？却不知道颜子之所以距离圣人不远，正是在这里。我由此知道，众人把愚笨当作聪明，所以愚笨越来越愚笨；君子把聪明当作愚笨，所以聪明越来越聪明。聪明与愚笨的分界，难道不在这里吗？如今浩然有聪明敏捷的资质，有志于求学，却能以自守于愚笨的态度立身；从这里不断进步，将来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呢！善于保全自身，不过是余事罢了。所以我乐意替他说明这个道理，把它作为这座轩的记文。《潜庵记》天地之间的动物，有的飞翔在云霄之上，依傍日月，沾润雨露，鸣叫振翅、奋力搏击，无不称心如意，鸿鹄、鹰隼之类就是这样。士人身居高位，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志向，也像它们一样。有的潜游在深潭水渚之间，嬉戏于泉水波涛，栖息在蕴藻之中，群游族聚，也能够自得其乐，鲦鱼、鲂鱼、鰋鱼、鲤鱼之类就是这样。士人身居低位，能够安守自己的职责，也像它们一样。因此君子从中取来作比。应城文学石渠张某，字克昭，由太学生上舍生出任这里的教职。过去我曾与克昭一同在太学游学，如今那些身居辅弼、侍从之职，成为圣天子股肱耳目的同学，已经接连不断地在朝廷任职了。克昭却担任小县的学官，守着书籍，在寒斋冷序之间从事笔墨，似乎应当有不得志的悲哀。然而他早晚勤勉不懈，为诸生讲说《诗》《书》，阐发古代圣贤教人的遗旨，并且以皇上盛大培育人才的恩德为乐，显出怡然自得的神情。有人感到奇怪而问他说：‘看你的资质，似乎不是甘愿受人役使的人。然而从前与你一同在太学游学的人，如今登上青云、施展才华的很多。唯独你不能同他们争先逐后，却卑微地守着小官，处在荒僻残破的小邑之间，无法在世上显扬自己，和那些掌管钱币、米盐的卑贱职务也没有多大差别，几乎就像潜藏深渊中的普通鱼类。难道不会觉得比不上那些飞上云端的俊鸟吗？’克昭笑着回答说：‘人的命运各不相同，万事万物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同一个母亲生出的孩子，贵贱有时不同；住在同一屋里的人，贫富也可能有别。何况一时同游的士人，来自不同地方、习俗各异，只是偶然相聚，出生并非同一门户，成长也并非同一家族，他们有的显达、有的隐晦，有的沉沦、有的腾达，哪里能断定他们必定走同一条道路、驾同一辆车呢？何况人的才能与无能各有不同，朝廷任用人才，必定选择适合他的职位。譬如鱼和鸟，飞翔、潜游的才能不同，因此能潜游的就充分发挥潜游的能力，能飞翔的就充分发挥飞翔的能力；这样以后，鸟才能成为鸟，鱼才能成为鱼，这就是主宰万物者不费力而万物各得其所的原因。假如强迫能飞的去潜游，强迫能潜游的去飞翔，那么鸟不能成为鸟，鱼不能成为鱼，主宰万物者也只是徒劳无益罢了。既然如此，那些处在高位而能够充分施展志向的人，本来就像鸟能够飞翔并充分发挥飞翔的能力一样，任用他们的人对他们并没有错，而是恰当的。我处在低位而能够安守职分，也像鱼适合潜游而充分发挥潜游的能力一样，任用我的人对我并不是不足，而同样是恰当的。即使能飞的鸟充分发挥飞翔的势态，本来乐于飞翔；能潜游的鱼充分发挥潜游的势态，难道就不乐于潜游吗？所以从形势来说，飞翔确实不是潜游所能相比的；从快乐来说，潜游的快乐未必不如飞翔者的快乐。有人又责难他说：‘万物本来有既能潜游又能飞翔的，蛟龙就是这样。你只是适合潜游，却不能达到飞翔的境界，难道不是缺憾吗？’克昭再次回答说：‘我听说只有智慧达到圣境的人，才没有什么不能做；自圣智以下的人，对这一方面通达，未必对另一方面也通达；能做那一方面的，未必能做这一方面。所以说，人人都有能做的事，也都有不能做的事。我不是不想成为圣智之人，而是做不到。你拿圣智之人的事情来责备我，难道是要责备鱼不成为龙吗？这也太过分了。’于是责难他的人连声应是，退去了。克昭接着作歌说：‘鸿鹄飞上云端，是人们所仰慕的啊；鰋鱼、鲤鱼潜藏深渊，是人们所轻视的啊。飞上云端的高度，我比不上了；潜藏深渊的卑下，我差不多可以做到。潜游而不能胜任，是我的忧虑；不能飞翔，不是我感到羞耻的事。’因此，他把自己宴居的屋子命名为“潜庵”。洪武三十有一年二月壬寅记。《新城袁氏作官塘坂记》

译新城是杭州所属的县邑，在郡城西南，土地连接闽越，道路四通八达。县城北面有一块地叫官塘坂，实在是四方通行的要道。那里地势低洼，天下一点雨，水沟道路便非骑马不能通行；从元朝强盛时起就已经这样了。后来四方兵乱兴起，张氏占有浙西，修筑城垒，道路上的砖石全都被用来版筑城墙，于是官塘坂的道路更加毁坏了。有时雨水连绵，几里之内水势浩荡，像大渡口一样，居民和行旅之人一向深以为苦。县人袁氏叔义、叔信是同胞兄弟，也是伯仲父昆弟。他们以友爱和睦、勤劳节俭治家，家业逐渐富裕。闲暇时相互商议说：‘我们县里所苦恼的事情，像官塘道路这样的还有什么呢？道路修治与否虽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幸好我们有余财，怎么忍心推说不是自己的事，冷眼看着别人的困苦而不加救助呢？’于是捐出巨资，从山中取石，在窑中烧制砖瓦，供给工匠饭食并雇请工人。从癸亥某月某日开始，到某月某日完工；从官塘西面直到塔山的大道，延伸曲折数百千丈，不到一个月便宣告完成。于是远近往来的行人没有不欢喜赞叹的，都把功德归于袁氏。我仙居学教谕徐公是袁氏的乡里前辈，既把这件事告诉我，又嘱托说：‘希望能写篇记文，使经过这条道路的人不要忘记袁氏。’ 我听说浙右自古号称富饶秀丽之地，富室巨家遍布各州郡，他们财力有余，按理说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区区官塘的一条道路，怎么会需要等袁氏来修呢？难道是那些人没有想到这里？还是虽然想到了，却不忍拿出自己的财物？为什么本来应该做的事却不做，反而唯独由袁氏办成了呢？一般人没有富裕时，做事不能随心实现，便想着等富裕后有所施舍；到了富裕之后，又得陇望蜀，谋求无穷无尽，往往招致祸殃及身，灾祸连累子孙，却没有做成一件善事。这就是天下美好事业之所以很少实现其志愿的原因。袁氏的积蓄想来并没有大大超过常人，但他们所做的事竟达到如此程度，这就远远超出同类了。做出超出同类之事的人，必定有过人的操守。考察袁氏兄弟，他们虽是同祖的亲属，友爱却不亚于同父兄弟；兄弟都强壮，子女也已成行成列，却仍共同居住、同锅做饭，内外和悦融洽，没有一句离间之言。这正是他们足以增益家业、成就事业的原因。至于修治官塘，本来只是袁氏所做的小事罢了，所以我又借此显明他们的大节。有大节的人，足以成就天下的大事，何况小事呢？假使袁氏兄弟对于凡是应当做的事，都像这样竭尽心力，那么按照《传》所说的‘一乡的善士’，还不足以称述他们了。唉，天啊！天下的大道，其成败、利弊和祸害，本来有比这件事严重得多的。我们这些人难道没有想要有所作为的心吗？却反而对袁氏感到惭愧，这是为什么呢？唉！这实在值得惭愧，也实在令人感动。洪武二十年三月庚申记。《养志斋记》武陵彭君德润由国子生出任金华永康县的文学官，把自己寓居处的书斋题名为“养志”，请求我写文章记述它。我问他命名的意义，他于是告诉我说：‘起初我以县里的弟子员身份贡入春官时，我的父亲和母亲抚着我告诫说：“你如今被选贡到朝廷，将要接受恩宠俸禄了。得到俸禄后想用来奉养父母，本来就是你的志愿。然而我们两人的年纪已经老了，你还有年幼的弟弟不能自立，我们两人即使想依靠你的俸禄奉养，能够做到吗？况且家中还有微薄的产业，如今你的妹妹们正在其中勤劳经营，足以供给衣食，我们不必因你而忧虑了。但我们想到承受国家的恩惠已经很久了，你如果接受任命，就应当更加谨慎修养自身，以适合那个职位，使上面不辜负朝廷，下面不让父母忧虑。这样，即使你不能以菽水微薄之物奉养我们，我们也会像接受你奉献的列鼎盛馔一样。你要记住这些话。”等到我得到官职来到这里，我的父亲曾远道来看望我，又重申以前的训诫；每当往来寄信，也没有不说到这些。我牢记在心，不敢忘记，所以把它题在书斋上，想着免除自己的过失，来成全父母的志愿。’我听后感叹说：‘唉！天下做父子的人，没有比父子志向相同更幸运的，也没有比志向不同更不幸的。放眼世间，父亲希望行善而儿子不能成就父志的本来很多；儿子希望行善而父亲不能成就子志的也很多。慈爱与孝顺的恩情之所以难以两全，大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今彭君的父亲希望儿子行善，而彭君又能成全父亲的志愿，可以说是父子志向相同，拥有莫大的幸运了。他想要使慈孝之恩得以两全，不也很难得吗？我曾读古书，看到郄超把书箱交给门生的事，也可以说是知道爱护自己的父亲。然而郄愔的志向在于忠于帝室，郄超却反而归附桓氏；这样看来，他的父亲有善良的志向，而郄超不能成全，所以郄超虽有爱父亲的心，却不足以称为孝；郄愔虽有爱儿子的心，也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由此看来，父子之间只要志向有一点不同，慈孝之情就很难保全到这种程度，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如今彭君既然想成全父母的志愿，就应当早晚警惕自励，不忘父母的训诫，使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无不合乎善道，让美好的声誉和赞誉天天传到父母耳中，使父母内心喜悦。这样，即使说他远离父母，与常侍奉膝下的人有什么不同？即使不能奉养父母，与每天奉上甘美食物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彭君的内心即使不应以此自满，但父母的内心已经因此安定，那么彭君所尽的为子之职，也就差不多了。看看世上做父母的，儿子做了官，便希望得到财物供奉、满足口腹身体欲望的，多得很。寻求希望儿子谋求自身正当、恪尽职守、不辜负国家的父母，有几个人呢？像那些父母，即使儿子贤能如圣人，想使父母快乐也很难，难道不是极大的不幸吗？如今彭君的父母，志向不在前者而在后者，这就远远比一般人贤明了。有贤明父母的儿子想成全父母的志愿，就像把向东流的水引回大海一样，谁能够阻挡呢？我本来就知道彭君能够较容易地保全孝道，这不正是他的极大幸运吗？我今年游历永康，既听说彭君的尊人某以公正、信义使乡人信服，又听说彭君曾经奋不顾死，把他的尊人从危难中救出。他们父子都可以说比常人贤明，所以彭君请求我为他的书斋作记时，我乐意替他写下了这篇记文。《杏洲记》

译士大夫平日谈论，无不推重朴素而鄙视华丽奢靡。至于栽种草木，若不是松、梅、兰、菊之类，便不列置在台阶、庭院、墙边和道路之间。像桃、杏一类，则排斥而远离它们，似乎品格高尚。然而自晋代以来，只有陶元亮等少数几人因为喜爱前面所说的几种植物，他们的事迹流传到今天而没有泯灭。其他种松、植梅的人，不知有多少，却都寂然无闻。吴人董奉却独独因为种杏而为后世称道，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事物的显达与隐晦，取决于人的贤能与否吗？难道只是人能够使物受到重视，而不是物能够使人受到重视吗？由此我知道，世上高尚的人，没有所喜爱之物也就罢了；如果有所喜爱，即使是卑微的事物，也可以因他而显扬。庸俗的人，即使喜爱天下最珍贵的事物，人们也会鄙弃他。那么做人，难道可以不思考凭什么使自身受到尊重，却想借助外物取得尊重吗？同县赵叔威，在研习《诗》《书》之余，专心研究医术，以救活人为职责，居住在县城南面峡屿的东边。他居所附近有一片洲，叔威在洲上种杏，人们因此把这片洲命名为“杏洲”，他请求我写文章说明这件事。我由此知道叔威是贤者了。假使叔威想借助外物取得尊重，为什么不选择松、梅、兰、菊之类来显示高雅，却偏偏选择杏呢？由此可知，他的志向并不是想借助外物取得尊重。我知道叔威所喜爱的不是杏，而是仰慕董奉罢了。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虽然如此，董奉的事迹容易学习，董奉的用心却不容易学习。现在只说董奉的事迹：董奉居住在庐山，为人治病，病重的让人种杏五株，病轻的让人种杏三株。又在杏林中用一器杏换一器谷，送来的谷少的人就被老虎驱逐，于是用谷物赈济贫穷的人。为人治病而让他们种杏，又用杏换谷来救济别人，这些做法本来容易做到。假使他的用心不是出于爱护他人的真诚，别人或许可以欺骗他，老虎又怎么会听从他的驱使呢？真诚足以感动万物，就是这样。所以君子只忧虑自己不真诚，又何必忧虑外物不能被感动呢？叔威如果确实有志于学习董奉，希望他也把董奉的用心作为自己的用心吧！又怎么知道不会像董奉那样出现感动万物的验证呢？又怎么知道后世称颂叔威的杏洲，不会像称颂董奉的杏林一样呢？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朔日，黄岩王某记。《春晖楼记》同县丁君某，世代居住在天台的螺溪。他的祖先在宋代曾担任某官；天台人列举本县的旧族，必定会提到螺溪丁氏。丁君是某官的若干世孙。他的父亲字某，早年丧失父母；母亲孔氏守节不改，抚养长大丁君兄弟数人，为他们成家立室，最后寿终。丁君既不幸早年丧父，又幸而有母亲扶持，因此能够侍奉奉养母亲，以孝闻名。母亲去世后，他才在居所中堂后面修建重屋作为楼房。楼房完工后，他取孟郊《游子吟》中的诗句，把楼题名为“春晖”，说：‘我既不能奉养父亲，又不能尽孝于母亲，便用这个名字作为记号，希望借此长久寄托我的思念。’不时曾请我为此作记。唉！从前孔子对仲由说：‘侍奉父母，生前可以说尽力，死后可以说尽思。’如今丁君大概也有仲由那样的思念吧？况且古代孝敬父母的君子，眼睛不忘父母的容貌，耳朵不忘父母的声音，心里不忘父母的志愿，以至于出言、举步之间，没有一件事敢于忘记；因此不使自身蒙羞，不使父母受辱，并让美好的声名长久存在。如今丁君既然已经想到父母大恩难以报答，他大概也会在这些方面努力吧？唉！像丁君这样的人，足以称为旧族的后裔了。孟子曾说：‘所谓故国，并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有世代相承的大臣。’我也认为，所谓故家，并不是说有世代承袭的官职，而是说有世代相传的德行。世上的妄人，往往倚仗祖先遗留下来的荣光，傲视乡里，洋洋得意，自以为很有余裕；等到考察他们的行为，却发现作为子孙不能侍奉父母，作为臣子不能侍奉君主。唉！这种人本来已经大大辱没了祖先，却还倚仗祖先来抬高自己，往往可见他们不知羞耻。丁君出生于世族，既能孝敬父母，又洒脱不羁、富有文才，却不以此凌驾他人，可以说没有辱没自己的生身父母，并且远远超出流俗。我虽然粗通文艺，却从未喜好写文章，只因丁君所居的楼有这样的名称，便赞美他的志向，所以高兴地为他写下这篇记文。《皆山楼记》天台陈惟永有一座楼，名叫“皆山之楼”。所山丁公与惟永是外昆弟，居住在同一乡里，因此托我为惟永作记。〔原文此处有疑误〕我本来既不喜欢写文章，也没有了解惟永的为人；等到登上他的楼，观看所谓“皆山”的景象，实在无法推辞，只得写下这篇记文。所山公于是把惟永的情况告诉我：惟永是县里的旧族，世代居住在溪口，号称溪口陈氏。惟永兄弟五人，长兄惟贤，以茂才身份被举荐，任某官。惟永排行第二，还有三个弟弟，都已经长大成人、很有成就。他们的父母也都长寿康宁。惟永建楼作为高敞明亮的居所，与几个弟弟一起奉养父母；楼的四周都是山。群峰叠嶂，青峦翠壁，秀美景色排列在四方，举目所见都能成为乐趣。时常登上这座楼，捧酒祝寿，父母一定会欣然欢喜。惟永认为这座楼周围有许多美山，足以使父母娱乐，所以把“皆山”作为楼名。我想，天台山水的优美，是我们这里的奇观。惟永居住在这个地方而拥有山水之美，是应当的。然而山水难道就足以使父母快乐吗？要真正使父母欢喜，一定还有别的道理。唉！我还没有来得及认识这个人，只看他的行为便知道：能够做一个好儿子的，即使奉养父母只有菽水，也足以使父母快乐；不能做一个好儿子的，即使每天用三牲奉养父母，仍然是不孝。何况山水对于日常生活并没有直接的用处呢？既然如此，惟永能够使父母喜悦，难道应当称赞他是能够做一个好儿子的人吗？我去年在天台，曾听说惟永族中的诸父惠卿父，年高德厚，是县里的善人；想去拜见他却没有能够做到。以后如果有一天得以抽空到天台，我一定要遍访各处的名胜，并寻求拜见惠卿父，从而对惟永也有所了解。洪武二十年三月某日记。《静学文集》●书写《静学王先生文集》之后

译唉！节操义行，是做人最重要的界限。寻求真正懂得它并实际践行的人很少，这就是乱臣贼子在世上常常接踵出现的原因。只有明智通达的人，才能清楚知道天理在人的本性中本来真实而没有虚伪，因此知道生命有时不如义重要，死亡可以安然面对而胜过苟且偷生；所以宁可牺牲自身来成全义，也不求活命而损害仁。像我们县的静学王先生，大概就是真知而且实行的人吧？先生临死时沐浴，备好冠帽衣服，作了一首绝命词，告别而死。唉！人谁不会死？但要寻求像先生这样从容赴义的人，实在太难了。他对于扶植纲常和伦理秩序的作用，难道是浅薄的吗？先生在洪武年间，与同郡方公孝孺、林公佑以文章和品行著名。林公曾为先生的文章作序，却先去世了；方公后来也继先生而谢世。如今他们的文章已有刊刻流传的了。先生的文章，东里杨少师在世时曾想加以编纂汇集，却找不到完整的稿本，深为惋惜。如今宝庆太守谢君世修甫，感慨自己出生得晚，来不及拜见先生接受他的教诲，幸而得到先生的文章，便打算用自己的钱雇工刻印，并在文集后面作序，以扩大它的流传，使后来仰慕先生品行的人，可以通过这些文章考察先生的内心。他于是写信来告诉我，并且让我帮助办理这件事。唉！林公为先生文集所作的序已经很详尽了；但先生以死成仁的义理，恐怕随着岁月流逝，将会有人不知道其中的详情。我谨慎地依据从小听父兄讲述的情况，写信告知谢君，并把这些话附在卷尾，使后来阅读先生文章的人，或许能够由此了解到先生的本心。成化癸巳春三月望日，邑人徐孚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