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非诗辨妄 （宋）周孚 撰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蠹斋铅刀编卷三十一）
郑子曰：「汉之言诗者，三家耳。毛公，赵人，最后出，不为当时所取信，乃诡诞其说，称其书传之子夏。盖本论语所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非曰斯言也，仲尼亦尝以称子贡矣。然先儒不以《诗》为子贡叙者，盖赐不传《诗》也。彼商，其自传《诗》耳，不系乎仲尼之称也。
郑子曰：「设若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则赵于何处而传此学？」
非曰：仲尼没，子夏设教于西河之上。西河，魏境也。赵、魏邻也，余波能及，自魏而赵，理或有之。若以毛公非鲁人而疑之，则韩婴，韩人也，岂躬受教于洙泗者乎？若之何右韩而下毛也？
郑子曰：「郑康成生东汉之未，又为诗笺。本毛氏以毛公先为北海相，康成北海人，故传所书。」
非曰：「康成自笺诗耳，何预北海相事耶？」
郑子曰：「据六亡诗，明言有其义而亡其辞，何得是秦火前人语？裳裳者华，古之仕者世禄，则知非三代之语。」
非曰：郑子之所疑者似矣，而说非也。吾以为不若苏子之言曰：「是诗也，言是事也者，孔氏之遗说也。其反复烦重，类非一人之辞者，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録也。」夫学经而不辨乎真伪，是徒学也。郑子疑毛氏之所序，卫宏之所集録，而并废子夏之序，是犹怒于室而色于市也，其可乎？
郑子曰：「释诗者，于一篇之义，不得无总叙，故樵诗传亦皆有叙焉。」
非曰仲尼之作《春秋》也，始于其祖之所迨闻。盖以千岁之后言千岁之前，虽仲尼犹以为难，而郑子乃能之。则是其智过于仲尼也。就使能之，亦不过随文附会之学，吾不欲观之久矣。
郑子曰：「易有彖象，皆出仲尼之后，往往战国时人作彖，自一家；象自一家耳。故左氏书无彖象之文。」
非曰孔子之述彖象也，盖自为一篇，题其首曰《彖》，曰《象》也。其初无“彖曰”“象曰”之文，而后之学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彖曰”“象曰”别之。然孔子所谓“彖”者，盖卦辞，如干元亨利贞之类是也。其所谓“象”者，有小大，其大“象”指八卦，震为雷，巽为风之类是也；其小“象”指一爻，如濳龙勿用之类是也。初不为已所述者为彖象也，而近世学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为彖象，不可不辩也。苏子之说云尔。然则谓孔子赞易之书为彖象者，汉、魏以来学者之过也。郑子不归其失于学者，而致疑于圣人，是殴路人而悖父兄也。知理者固如是乎？
郑子曰：「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非曰斯言也，非六经之福也。郑子之为此言，忍乎？
郑子曰：「惜乎，三家之诗不并传于世矣！齐鲁二家断亾矣，不知韩氏世有得者乎？」
非曰：苏子于十月之交，以为韩诗之次与毛诗合于绵，自土、漆、沮以为齐诗，土作杜，则齐、韩之诗，苏子间见之矣。然卒不敢废诗序者，慎之至也。郑子未见齐、韩，而遽弃毛氏，不几于邯郸之学歩者乎？宜其诞以惑人也。
郑子曰：「汉人尚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义也，但以妄诞之故，故为时人所鄙。」
非曰取其义而弃其书，先儒之于人，恐不如是之浇薄也。
郑子曰：「关睢言后妃，便无义。三代之前，天子之耦曰皇后，太子之耦曰妃。奈何合后世二人之号，而以为古一人也？」
非曰后妃云者，犹古语所谓君王云尔，不必以君为诸侯，王为天子也。
郑子曰：「以芣苢为妇人乐有子者，据芣苢诗中全无乐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盖书生之说，例是求义，以为此语不徒然也，故以为乐有子尔。且芣苢之作，兴所采也。如后人采菱，则为采菱之诗；采藕，则为采藕之诗，以述一时所采之兴尔。何它义哉？」
非曰芣苢，车前也。释《尔雅》者，言其子主妇人之难产者，妇人以乐有子，故欲预蓄此以御疾尔。且芣苢非常用之物，人何事而采之？奈何以为述一时之兴哉？大抵郑子之学，其于物理，所以异于毛、郑者，以其信《本草》而非《尔雅》也。吾之于书，则求其是而已，岂以异于先儒为功乎？
郑子曰：「卫本纣都，周得天下，以为卫国，而黎乃商之侯国，今潞州黎城，是周时且无黎也，何得于此有寓卫之黎侯？」
非曰：「按左氏传，晋数赤狄潞氏之罪曰：弃仲章而夺黎氏地，安得周无黎侯？」
郑子曰：「大东，言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毛、郑以为一星尔。夫太白不见西方，何得为一星？以此见其不识天文。」
非曰：苏子以为谭人之廋辞也。其意若曰：东则太白，西则太白，以喻王百役之皆取于谭也。而郑子乃于中求正义，宜乎其惑也。
郑子曰：「夫学诗者，正欲识鸟兽草木之名耳。」
非曰：「吾尝闻仲尼之言《诗》矣，其义恐不止于是也。」
译《非诗辨妄》，（宋）周孚撰。《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蠹斋铅刀编》卷三十一。郑先生说：“汉代谈论《诗经》的，只有三家。毛公是赵人，出现得最晚，当时人不相信他，于是编造荒诞的说法，声称他的书是子夏传下来的。这大概是根据《论语》中所谓‘启发我的，是卜商啊’，才说子夏已经可以同人谈论《诗经》了。” 我反驳说：这话不对，仲尼也曾用这句话称赞子贡。然而先儒不认为《诗经》是子贡所传，是因为端木赐并没有传授《诗经》。那个卜商，是他自己传授《诗经》，并不取决于仲尼对他的称赞。郑先生说：“假如真有子夏传下来的《诗经》序言，为什么齐、鲁之间先出现的学者反而没有传授它，却从赵地传出来呢？” “序言既然出现得晚，那么赵地又是从哪里传授这门学问的呢？” 我反驳说：仲尼去世后，子夏在西河之滨设教授徒。西河属于魏国境内，赵、魏相邻，学术余波能够波及赵地，从魏传到赵，按理说是可能的。如果因为毛公不是鲁人就怀疑他，那么韩婴是韩国人，难道也是亲自在洙泗之间接受孔子教诲的吗？为什么反而尊重韩氏而贬低毛氏呢？郑先生说：“郑康成出生在东汉末年，又给《诗经》作笺注。他本来依据毛氏，因为毛公先做过北海相，而康成是北海人，所以传记中才这样记载。” 我反驳说：“康成只是自己给《诗经》作笺注，这同他做北海相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郑先生说：“根据六篇亡佚的诗，明明说有它的意义而亡失了它的文辞，怎么能认为这是秦火以前人的话呢？《裳裳者华》说古代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由此可知这不是夏、商、周三代以前的话。” 我反驳说：郑先生所怀疑的似乎有道理，但他的解释是不对的。我认为不如苏先生所说：“这首诗，是谈论这件事的诗，这是孔氏遗留下来的说法。那些反复烦琐、内容重复，像不是一个人所说的话，是毛氏的学说，也是卫宏搜集记录下来的。”学习经书却不辨别真伪，只是徒然学习。郑先生怀疑毛氏所作的序、卫宏所搜集的记录，连子夏的序也一并废弃，这就像在家里生气，却把脸色摆给街上的人看，怎么可以呢？” 郑先生说：“解释《诗经》的人，对于一篇诗的意义，不能没有总的叙说，所以《樵诗传》也都有序言。” 我反驳说：仲尼作《春秋》，尚且从他祖先所听闻的事情写起。这是用千年以后的人来谈论千年以前的事，连仲尼都认为困难，郑先生却竟然能够做到。这样看来，他的智慧超过仲尼了。即使能够做到，也不过是随文附会的学问，我早就不愿再看了。郑先生说：“《易经》的《彖》《象》，都是出自仲尼之后，往往是战国时人所作；《彖》自成一家，《象》自成一家罢了。所以《左氏传》中没有《彖》《象》的文字。” 我反驳说：孔子撰述《彖》《象》，大概各自成篇，在篇首题作《彖》《象》。起初并没有“彖曰”“象曰”的文字，后来学者把它们分散到各卦卦爻辞下面，所以用“彖曰”“象曰”加以区别。然而孔子所说的“彖”，大概指卦辞，如“乾，元亨利贞”之类；所谓“象”，有大象、小象之分。大象指八卦，如“震为雷”“巽为风”之类；小象指一爻，如“潜龙勿用”之类。起初并不是孔子所撰述的就称为《彖》《象》，但近世学者弄错了，竟把孔子的话称为《彖》《象》，这是不能不辨明的。苏先生的说法就是这样。既然如此，把孔子赞述《易经》的书称为《彖》《象》，是汉、魏以来学者的错误。郑先生不把错误归于学者，却怀疑圣人，这就像殴打路人、违逆父兄。懂得道理的人本来会这样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郑先生说：“《诗经》《尚书》可以相信，但不必每一个字都相信。” 我反驳说：这话对六经没有好处。郑先生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忍心吗？郑先生说：“可惜啊，三家《诗经》不能一同流传到后世！齐、鲁二家已经断绝亡佚了，不知韩氏一家的传本后世还有没有保存下来的？” 我反驳说：苏先生解释《十月之交》时，认为韩诗的次序同毛诗相合于《绵》，又把“自土、漆、沮”解释为齐诗，只是把“土”写作“杜”；这样看来，齐诗、韩诗，苏先生已经偶尔见到过了。然而他最终仍不敢废弃《诗序》，这是慎重到了极点。郑先生没有见到齐诗、韩诗，就仓促抛弃毛氏，岂不是近似于邯郸学步吗？难怪他的说法荒诞而使人迷惑。郑先生说：“汉人推重三家《诗经》而不取毛氏，往往并不是不采用毛氏的意义，只是因为毛氏的说法荒诞，所以被当时人鄙视。” 我反驳说：采用他的意义而抛弃他的书，先儒对待别人，恐怕不会如此浅薄刻薄。郑先生说：“《关雎》说的是后妃，这样便没有道理了。夏、商、周三代以前，天子的配偶称皇后，太子的配偶称妃。怎么能把后世两个人的称号合在一起，而认为古代是一个人呢？” 我反驳说：“后妃”这个说法，就像古语说“君王”一样，不必把“君”限定为诸侯、把“王”限定为天子。郑先生说：“把《芣苢》解释为妇女因乐于生子而采芣苢，是根据什么呢？《芣苢》诗中完全没有乐于生子的意思。那些这样解释的人，大概是书生式的说法，惯于寻求意义，认为这句话不会无缘无故出现，所以说是乐于生子。而且《芣苢》的创作，是因采摘之事而起兴。就像后人采菱，便作采菱的诗；采藕，便作采藕的诗，只是叙述当时采摘之事所引起的兴致罢了，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 我反驳说：芣苢就是车前草。解释《尔雅》的人说，它的种子主治妇女难产；妇女因为希望生子，所以想预先储存这种东西来抵御疾病。而且芣苢并不是通常使用的东西，人们为什么要特意采它？怎么能认为这只是叙述一时采摘的兴致呢？大体说来，郑先生的学问在辨析物理方面所以不同于毛氏、郑氏，是因为他相信《本草》而不相信《尔雅》。我读书，只求得到正确的解释罢了，难道要把不同于先儒当成功劳吗？” 郑先生说：“卫国本是纣的都城，周取得天下后把它作为卫国；黎国却是商代的诸侯国。如今潞州的黎城，周代尚且没有这个黎国，怎么能说这里有寄居于卫国的黎侯呢？” 我反驳说：“考察《左氏传》，晋国列举赤狄潞氏的罪行说：‘抛弃仲章，夺取黎氏的土地。’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周代没有黎侯呢？” 郑先生说：“《大东》说东方有启明星，西方有长庚星。毛氏、郑氏认为这是同一颗星。太白星不会出现在西方，怎么能说是同一颗星？由此可见他们不懂天文。” 我反驳说：苏先生认为这是谭人的隐语。意思好像是说：东方是太白星，西方也是太白星，用来比喻周王的各种徭役都取自谭国。郑先生却在其中寻求正面义理，难怪会迷惑。郑先生说：“学习《诗经》，本来就是为了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我反驳说：“我曾听过仲尼谈论《诗经》，恐怕它的意义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