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蠹斋铅刀编卷三十一）

译郑先生说：“‘有鹤在林’，鹤不属于鱼鸟；‘隰有荷华’，荷华就是木芙蓉。” 我反驳说：我曾向乡野之人询问过，鹤吃鱼，湿地里有荷华，就是今天的旱莲，江南各地都有。《尔雅》说，低洼潮湿的地方叫“隰”。郑先生说：“按照《独断》下篇，宗庙所歌的诗，篇名是《维清》，说是秦氏的乐歌；由象舞者所歌的诗，则可知现在序文中所说演奏《象武》的‘武’其实是‘秦’字，是卫宏误认了。” 我反驳说：这种说法我不能理解。假如说《维清》是秦国的《象武》，这有什么意义呢？郑先生说：“凡是创造文字，不依据字形、字象，而建立‘风’‘雅’‘颂’这些名称，都是声音，没有形体和物象，所以没有相应的字，只能借用其他文字。例如‘风’本是风虫的‘风’，‘雅’本是乌鸦的‘鸦’，‘颂’本是‘颂容’的‘容’。怎么能在这些假借字中寻求意义呢？” 我反驳说：“风、雅、颂这些名称，来源已经很久，并不是仲尼自己创立的。所以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把音乐整理正确，使雅、颂各得其所。’假如只是借字而没有意义，那么为什么不把风称为雅、把雅称为颂呢？正因为三者不能不区分，所以风、雅、颂的名称一定各有意义。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一国的事情，叫作风；表现四方的风俗，叫作雅；把功业完成的情况告知神明，叫作颂。” 郑先生说：“扰乱先王的典籍，混淆迷惑其中的解释，使后来的学者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大道的根本，是从汉代儒生开始的。” 我反驳说：这是古人所说的“只看见别人眼中的睫毛，却看不见自己眼前的东西”的比喻。郑先生说：“周代有四位伯：周公治理洛地，实际统辖江汉以东的诸国；召伯治理岐地，实际统辖江汉以西的诸国；韩为北伯，主管北方以西的诸国；齐为东伯，主管东方以北的诸国。” 我反驳说：“《康王之诰》说：‘太保率领西方诸侯从应门左边进入，毕公率领东方诸侯从应门右边进入。’周统辖诸侯，所听说的只有这两位公，没有听说有四位伯。” 郑先生说：“‘螽斯’只是取这两个字来命名篇章，实际上没有意义。说‘螽斯羽’，是说蝗虫的这种羽翼罢了，怎么能说‘螽斯’是一个物名呢？” 我反驳说：《诗经》中有把“斯”作为语辞的，如“菀彼柳斯”“弁彼鸒斯”就是这样；但把“螽斯”解释成这种用法却不对。大概“螽斯”也叫“斯螽”，《豳》诗说：“五月斯螽动股。” 郑先生说：“《何彼秾矣》说，虽然是王姬，也要下嫁给诸侯。不知王姬下嫁诸侯，究竟嫁给什么人？” 我反驳说：郑忽拒绝婚事时说：“齐国太大，不是我的配偶。”可见古代婚姻礼制，必须两国地位相当才敢迎娶。天子不是诸侯所能匹配的，所以称为“下嫁”。郑先生说：“幸好是《凯风》诗。假如诗中不说有七个儿子、没有人能够安慰母亲的心，就一定可以断定是庄姜的诗了。” 我反驳说：即使不说“有七人”，没有人能够安慰母亲的心，也不能把它当作庄姜的诗。‘母氏圣善，我无令人’这样的话，不是州吁肯说的。郑先生说：“《简兮》篇实际是在赞美人，君子能够射箭、驾车、歌唱、舞蹈，怎么能说是讽刺诗呢？” 我反驳说：如果真按郑先生的说法，我就要改掉它，说：“《简兮》，是思念贤人的诗。”假如不采用传注，只凭个人意思揣测诗义，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呢？郑先生说：“《墙有茨》说的是淫乱，所以把它解释为讽刺公子顽。” 我反驳说：“卫国诗篇中说淫乱的很多，为什么偏偏把这一篇说成是讽刺公子顽呢？” 郑先生说：“《河广》是《卫风》，却说‘谁说宋国遥远’，‘踮起脚我就能望见它’，所以把它解释为宋襄公的母亲被送出后所作。” 我反驳说：为什么不说这是宋国人寄居卫国、思念宋国的诗，却偏偏认为是宋襄公的母亲所作呢？大概古代传授《诗经》的人有这种说法，毛公只是承袭了它。读书却不考察其中的意义，即使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郑先生说：“说《王黍离》，就像说《卫淇奥》《豳七月》一样。王城就是东周。豳国的七篇，是关中人的风土歌谣；王国的十篇，是洛地人的风土歌谣。难道各诸侯国都有风土歌谣，唯独洛地没有吗？把《黍离》列为降等的国风，有什么道理！” 我反驳说：卫、陈、齐、郑都是国名，所以可以冠在诗篇之前。“王”难道是国名吗？周人把东都称为洛邑。如果真如郑先生所说，就应当称“洛黍离”，不应称“王黍离”。“王”是至尊的称号，把至尊的称号降低到诸国之间杂列，除了降等还能是什么？如果说“难道各诸侯国都有风土歌谣，唯独洛地没有”，那么宋、鲁、蔡也都是诸侯中的强国，诗中却没有分别列出它们的国风。郑先生对此难道也要强行解释吗？” 郑先生说：各国国风都有明确指出当代某位君主的篇章，只有魏风、桧风没有一篇明确指称某位君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史记、世家、年表以及书籍、传记中都没有相关记载，所以这两国的风没有指称具体君主。如果这些序言是春秋以前的人所作，怎么会一句话也没有呢？” 我反驳说：桧国被郑桓公灭掉，事情发生在春秋以前。从季札听乐时起，桧国已经没有可以讥刺的君主了，何况距离子夏的时代已有几十年。事情的道理虽可推知，但当时的世代却无法知道；道理可以推知，所以序言说明作诗的原因；世代无法知道，所以不指明具体人物，这是慎重到了极点。扬雄说过：“书籍记载不完备的，已经超过一半；即使是孔子，也对此无可奈何。”这正可以说明《桧诗序》的情况。为什么一定要说汉代儒生才不知道其时代呢？魏国就是晋国，应当采用苏先生的说法。郑先生说：“《宛丘》《东门之枌》是讽刺幽公的诗，《衡门》是讽刺僖公的诗。幽公、僖公的事迹没有可考见的根据，作序的人只是根据谥法来解释罢了。” 我反驳说：怎么知道制定谥号的人不是根据他们的行为事迹，然后才为他们定谥呢？而且陈国十二位国君中，唯独说到这两位，那么这种说法一定有所传授。郑先生说：“灵公淫乱于夏姬，这是最明显的事情，所以序言据此说到他。这是根据事迹来说明的。” 我反驳说：谥法中说，乱而不损害民众的称为“灵”。灵公的行为符合这个谥号。假如他的事迹不明显，那么郑先生又会拿幽公、僖公的说法来责难我了。灵公的行为既然符合谥号，那么怎么知道幽公、僖公的谥号不是根据事迹而定的呢？谥号同他们的行为相合，那么《诗序》就不是妄言。

译郑先生说：“那个人把《候人》说成是讽刺共公的诗；共公之前是昭公，所以又把《蜉蝣》说成是讽刺昭公的诗。昭公实际上没有相应的事迹，只是不幸在世代次序上紧接着共公，所以被卫宏安置在这里。” 我反驳说：从前作序的人，如果有可以考据的依据，就明确指出人物；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就说明诗的意思。按照郑先生的说法，凡是明确指出人物的，一定都有可考据的依据。如今明明没有可考据的依据，却又明确指出了人物。郑先生担心自己的说法不能贯通，所以又编造出世代次序的说法。他的本意一定是要把《诗序》全部废除，却不顾自己的说法彼此矛盾。两种学说互相攻击，就像打官司一样。道理正直的一方，一句话就能说明是非；理屈的一方则百般曲折地遮掩，反而使痕迹更加明显。郑先生的说法，就是打官司而理屈的一方。郑先生说：“诗人所说的燕礼、飨礼没有区别。诗中说‘燕’，就像说饮酒一样。解释者本应加以区别，但作序的人不懂燕礼、飨礼仪式不同，只是顺着诗句而已。” 我反驳说：这是用礼制来解释《诗经》。从前我说过，郑氏不如毛氏的地方，在于他作为书生，太拘泥于三礼、刑名、制度和礼数。如今郑先生又用礼制解释《诗经》，那么郑康成岂不是可以为自己辩解了吗？既然诗中说燕、飨没有区别，而郑先生却强行分别，这是在诗句之外寻求意义。解释《诗经》却不以诗本身为依据，我没有见过这样能够解释通的。郑先生说：六篇亡诗，不应称为“六亡诗”，而应称为“六笙诗”。因为歌唱主人一定有歌词，笙以竹管奏乐，所以不一定有歌词，只留下曲谱罢了。我反驳说：太史公说：“古代的诗有三千篇，到孔子时删去重复的，选取可以施用于礼义的三百零五篇，全部用琴弦伴奏歌唱，以求合于《韶》《武》以及雅、颂的音调。”这样看来，现在流传的诗都可以听、可以歌唱。弦乐和竹管乐器的声音不应有不同，难道笙奏的诗都没有歌词，而弦乐伴奏的诗都有歌词吗？既然如此，应该称为“六亡诗”，不应称为“六笙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蠹斋铅刀编》卷三十一。《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蠹斋铅刀编》卷三十一。郑先生说：“作序的人认为《陟岵》中的人仿照《南陔》，所以说《南陔》是孝子相互告诫要奉养父母的诗。” 我反驳说：如果郑先生的话成立，那么《华黍》为什么不仿照《楚》？《茨》《崇丘》为什么不仿照《节》？《南山》《白华》同《小雅》的《白华》相同，却偏偏说《南陔》仿照《陟岵》？这种说法，我真想问问它的根据。郑先生说：“《召旻》首章说‘旻天疾威’，末章说‘有如召公’，所以取首章、末章中的一个字合起来作为篇名，没有别的意义。作序的人说：‘旻，就是忧闵；忧闵天下没有像召公那样的臣子。’《荡》这个篇名，是取自‘荡荡上帝’，意思是说上天浩荡无边，所以取‘荡’来命名篇章。作序的人也不知道出处，就说：‘天下浩荡，没有纲纪、礼法和文章，竟然败坏脱离到这种地步。’” 我反驳说：这是苏先生的说法，重复说明它有什么益处？郑先生说：“《节南山》说家父作诵。家父是桓王时的人，隐公、桓公时期曾三次出使鲁国，从幽王到桓王大约相隔七十年，怎么可能家父又在幽王朝廷做官呢？” 我反驳说：这不是欧阳先生抛弃的说法吗？怎么足以启发学者呢？况且鲁国有两个单伯，怎么知道周朝没有两个家父呢？郑先生说：“《正月》也是讽刺桓王的诗，所以引用古事作比喻说：‘赫赫的宗周，被褒姒灭亡。’而且平王东迁到王城，所以把镐京称为宗周。” 我反驳说：“烕”解释为灭，只是说衰败，并不是实际灭亡。而且诗的首章说：“周历的正月，就是夏历的四月。”桓王的事迹见于《春秋》；四月降霜，是最大的灾异之一，《春秋》却没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呢？把镐京称为宗周，大概只是当时诸侯朝觐时的说法，并不是从平王才开始。郑先生说：“继承桓王的是庄王。”考据：按《长历》，庄王二年十月辛卯日发生日食。又据《春秋》，鲁桓公十九年记载：“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庄王二年在丙戌年，也就是鲁桓公十七年。这件事非常清楚，也足以看出平王以后，《诗经》都列在《雅》中；同样足以看出作序的人荒谬。” 我反驳说：《春秋》所记载的，只说“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罢了。没有记载具体日期，左氏认为是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误。因此十月的日食，仲尼、左丘明已经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了。郑先生因为《长历》的记载，就相信是辛卯日，这岂不是认为杜预超过了仲尼吗？怎么可以呢？而且这首诗记载：“闪耀的雷电，不安宁也不吉祥，百川沸腾，山峰崩塌。”灾异如此众多，《春秋》却完全没有记载，偏偏只记这次日食，这是为什么呢？” 郑先生说：“《十月之交》说到皇父、孔圣。皇父在向地营建都邑，向地属于东都王畿之内。凡是卿士的采邑，必定在天子王畿以内，由此可知这首诗不是西周的诗。” 我反驳说：如今的地理书说，向地属于虢州；虢州是汉代的左冯翊，也属于西周王畿之内。郑先生不采用这种说法，是想成就这首诗为庄王时诗的说法。而且桓王八年，把东都的向地赐给郑国；过了十六年，庄王即位。郑先生说庄王二年有皇父在向地筑城的事情，那么向地已经属于郑国十七年了，不是皇父能够营建都邑的地方。这些记载流传如此，大概很难据此废除先儒的说法。郑先生说：“所有诗篇都取篇中的字来命名。《雨无正》没有篇中意义可以取名，所以作序的人说：‘雨无正，雨是从上天下降的东西；像雨一样众多，却不能用来施行政事。’这是多么荒唐的话啊！” 我反驳说：这是苏先生的说法，重复说明它有什么益处？郑先生说：“《何人斯》说‘维暴之云’，是说暴虐的人。而且东西两个周王畿内都没有暴邑，周朝哪里曾有暴公呢？” 我反驳说：苏公、暴公，大概是外地诸侯入朝而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像郑武公这一类，并不是王畿内的诸侯。怎么知道呢？苏地就是今天的怀州；暴地从春秋以来就属于郑国。郑先生说：“有人说《桑柔》是芮伯所作，你却不相信，为什么呢？”回答说：“像《荡》《召旻》在《诗经》中明明如此，尚且不能相信，何况这首诗有谁会认为是芮伯所作呢？” 我反驳说：“《左氏传》记载秦穆公的话说：‘周朝芮良夫的诗说：大风有通道，贪婪的人败坏同类。’”

译郑先生说：“刘歆编排历法，荒谬地说文王受天命九年后去世，因而造成错误；卫宏说文王受天命而建立周朝。” 我反驳说：所谓“文王受命作周”，就像说上天命令文王兴盛周朝罢了，并不是说受命后才自称为王。舜接受天命，孟轲说得很详细，也是这个意思。说他受命九年，是刘歆误读《诗序》的缘故，不是卫宏的过错。郑先生说：“那一片茂盛的芦苇，牛羊不要践踏。意思是道路中的芦苇，不践踏它，之后才能繁茂；以此起兴，说明兄弟不应轻易抛弃彼此，这样之后才能亲近。” 我反驳说：“芦苇这种东西很微小，用来比喻兄弟，有什么意义呢？而且这究竟是比还是兴？如果是比，就不像；如果是兴，郑先生又把它当成比了。”作诗却不懂比兴，只会使自己迷惑。郑先生说：毛氏、郑氏一类人也懂得道理。我反驳说：先前还说他们是“乡村里的鄙陋儒生”，如今又说他们“懂得道理”。道理不是乡村里的鄙陋儒生所能懂得的。郑先生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每当想到淑女的时候，有时是因看见雎鸠在河洲而起兴，有时是因感受到雎鸠在河洲而起兴。雎鸠在河中的洲岛上，是无法得到的，用来比喻淑女不可招致的意义。何必一定要由雎鸠说到淑女呢？毛氏说这是用来比喻后妃喜爱君子的德行，没有不和谐的地方，这有什么道理？” 我反驳说：假如只是把雎鸠当作起兴之物，那么说“翩翩的雎鸠”就够了。一定要说“关关雎鸠”，是因为取其和鸣而情意专一的意思。而且他说：“假如因看见鹙、鹤而起兴，就说鹙、鹤；因看见鸳、凫而起兴，就说鸳、凫。”可见他的学问就只到这里罢了。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责备他呢？郑先生说：“‘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这是妇女急于完成妇功的诗。郑氏认为这是比喻女子在母亲家中，身体渐渐一天天长大。这是什么话？” 我反驳说：这是欧阳先生的说法，重复说明它有什么益处？郑先生说：“孔子教人学习《诗经》，是想让人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我反驳说：先前我已经说过了。郑先生说：“鸟兽草木方面的学问，只有陶隐居认识它们的真实情况；像《尔雅》这样的书，错误尤其多。” 我反驳说：郑先生把“华”解释为萎蒿，也就是《尔雅》所谓的“华簌萧”。郑先生把“荷华”解释为芙蓉，可以说是木芙蓉，却不能这样解释。取其意义而抛弃它的书，郑先生真是残忍啊！郑先生说：“《周颂》的序言，大多不是依照篇中意义来解释的，由此可知流传下来的序言是真实的。” 我反驳说：《周颂》因为不依照篇中意义来解释，所以郑先生认为流传下来的序言是真实的。况且六篇亡诗已经亡佚，秦火之后的汉代儒生凭什么仿照篇中意义而为它们作序呢？没有可以仿照的内容却有序言，那么各篇序言不是出自汉儒，显而易见。这是顺着郑先生的话来推论的。郑先生说：“泮宫就是宗庙。如果是学校，那么把俘虏和敌人的左耳献到这里，为什么呢？” 我反驳说：郑先生把泮宫当作宗庙，不过是根据诗中所谓“昭假烈祖，靡有不孝”的话。这只是鲁人歌颂僖公的言辞罢了。正如《尚书》说：“会合诸侯以继承你的君位，追念并孝敬前代。”这是文人的话。而且诗中说：“在泮宫饮酒。”既然如此，难道能在宗庙中饮酒吗？郑先生说：“商代显赫的君主，只有汤、中宗、高宗，所以《商颂》是祭祀这三位君主的诗。” 我反驳说：孟轲说，商代贤明圣德的君主有六七位相继出现，不能说只有这三位君主。《蠹斋铅刀编》卷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