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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二 《韩集防勘》　别集类一【唐】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韩集防勘》四卷。本朝陈景云撰写。陈景云就是撰写《通鉴胡注举正》的那个人。这部书依据廖莹中的《世彩堂》所注《韩集》，逐条纠正其中的错误，汇编而成。卷首注说：“校勘东雅堂本，东雅堂本是廖注本由徐时泰翻刻的。”卷末有陈景云自序说：“廖莹中粗略涉猎文义，完全没有学识。他广泛采集各条材料，不仅取舍不当，就是文义也多有疏漏错乱。”现在看它所校勘的内容，考证史传、订正训诂、删去繁冗、补足缺漏，比原本确实精密。例如《别知赋》“一旦为仇”，用《尔雅》作证；《元和圣德诗》“麻列”，用李白《梦游天姥诗》作证；《城南联句》“疆氓”，用《周礼》郑注作证；《梁国公主挽歌》“厌翟”，用《毛诗》郑笺作证；《师说》的句读，用《经典释文》作证；《送韩侍御序》的“所治”，用魏文帝《与吴质书》作证；《祭李使君文》的“惊透”，用扬雄《方言》作证；左思赋、乌氏庙碑的“立议”，用《汉书》颜注作证；太原郡公神道碑的“耆事”，用王安石文章作证；刘统军墓志的“父讼”，用《汉书·段颎传》作证；《太傅董公行状》的“其子乃”，用《唐书·李万荣传》作证；至于《郾城联句》的“谀噱”，应当是“庾噱”，用《李藩传》作证；《进学解》的“守正”，应当是“宗王”，用《新唐书》和《文粹》作证，引用材料都很准确。其他如引用《赤藤杖歌》证明“南宫”不只称礼部；引用《唐志》五岳四渎令证明“庙令老人”；引用德宗祔庙而高宗已祧，证明讳辨中“治”字的处理，也都有典据。对于时事的辨析尤其详尽，可以称为善本。只是《尸子》早已见于《公羊传》，却说出自《汉书》，略有疏漏；又在《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诗》之后，忽然附入一条宋人的谐谑话，不但与校勘无关，甚至与《韩集》也无关，实在违背体例。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韩集防勘》卷一【校东雅堂本】长洲陈景云撰

译李序 “教人自为注”：《韩子》作《樊宗师墓铭》说：“古代作文，文辞一定出自自己；后来的人做不到，就剽窃偷取。”序文所谓“教人自为”，正是训释“词必已出”的意思。“为”应当按字面读，注音并不正确。《注论语十卷》：张水部祭奠韩子的诗说：“《鲁论》还没有完成，注释的手迹仍然模糊。”那么这里说“十卷”，是指尚未完成的书。现在流传的《论语笔解》，是后人伪托的。目录 祭文中有《祭虞部张员外》，后来漏掉了《祭河南张员外》一题。《祭滂文》之后，又多出《祭张给事》一题。卷首宋莒公的话 冯元以谥号章靖著称，正史《宋史》中有传。宋莒公一向很敬重他，所以校订《韩集》时，特意采用冯元的本子。《感二鸟赋》“触白日之隆景”：“景”是古代“影”字。当时正值仲夏，所以说“隆景”。“虽家到而户说”两句，是指光范上书却没有得到际遇。《离骚》说“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韩公的话本于此；写作“户晓”的不对。篇末注引欧阳修的话，结句明明说“无羡斯类”，欧阳修却用“不过羡二鸟”来议论光荣，这不是确切的论断。《复志赋》“将就食于江南”的注，完全采用洪兴祖谱中的文字，只是多出了“贞元元年”四字。考察欧阳詹《哀辞》说：“建中、贞元年间，我到江南谋食。”可见并不是到了贞元元年才开始避居江左。这四字应当删去。《闵己赋》题注说韩公离开徐州在府主去世以前，外集中的《题李生壁文》可以证明；并不是因为府主去世才罢职。本传有“才高数黜官”的话，大概是说贞元末年由御史被贬官，到了元和初年又从贬谪名册中召回任博士，过了很久又由省郎降迁。这篇赋作于贞元年间，在韩公任使府属官以后、授朝官以前，晁说没有考察清楚。咸通本是咸通年间中书舍人令狐澄收藏的本子；第五卷《寄崔立之诗》“视物隔防褷”下注所引用的澄本，就是这个本子。《别知赋》题注：考察韩公给崔群的信，是贞元十八年所作。信中说：“我从小到现在，在朋友之间往来共十七年。”由此可知，韩公开始结交朋友，应当是从贞元二年入都那一年算起。这篇赋作于贞元二十年，经过的年份还不到两个整周，所以说“将”。注中“非知来者”两句，是说这次分别以后，知心好友既不能常常得到，而被贬的客人又还没有离开贬所，所以接着说“倚郭郛”等。旧注解释“来者”不贴切，又牵引《论语》，尤其可以删去。“斯百一而为仇”，《文粹》作“斯一旦而为仇”。按《尔雅·释诂》说：“仇，就是匹敌、匹配。”《诗经》“与子同仇”，“一旦为仇”仍如同说相逢片刻便亲如故旧。似乎作“仇”字意义更好，但各本都没有采用。《元和圣德诗》题注：序中说“臣每天与群臣依次站立在紫宸殿殿阶，陛下亲自观看穆穆的光辉”，可见这首诗一定不是分教东都时所作。“所在麻列”：按“麻”字，南宋初年蜀人韩仲韶本作“森”。朱子的说法大概暗中与旧本相合，只是偶然没有采纳。然而李白《梦游天姥诗》说“仙之人兮列如麻”，那么作“麻列”也似乎有根据。“分卒禁御”注作“神策京师行营”。按“师”应当作“西”。“区外”句注作“镇州常山县”。按“县”应当作“郡”。“涤濯刬磢”句注引《诗经》“勿翦”，韩诗作“勿刬”，见《经典释文》，这就是注释所依据的文字。《南山诗》“海浴褰鹏噣”。注说：有的本子作“骞之”；“骞”应当作“鶱”。“烂熳堆众皱”。注说：朱子认为这是蜀本的错误，应当指嘉祐年间苏溥刊刻的本子。上文说采用蜀人韩仲韶本，那么这里就是南宋初年临卭韩醇刊刻的本子。大概“石蟇”的注虽然出自韩氏，但字形从某字，嘉祐蜀本已经如此，所以特意分别说明。又沈元用名晦，是钱塘人，崇宁六年进士第一名。宣和年间曾刊刻《韩柳集》，后来进入金国，曾再次应试登第，归朝后历任徽猷阁学士。《将归操》。题注说：听说是因杀鸣犊而作。“鸣”字上面应当依蜀本增加“窦”字。《狄之水兮》。注说：与清水相合。“沛渎”。按“沛”应当作“泲”。《别鹄操》。题注说：“鹄”和“鹤”本来是同一个字，古人都通用。《秋怀诗》题注：考察这首诗应当是元和初年韩公从江陵掾被召为国子博士时所作。《行状》说：“当时宰相中有爱重韩公的人，准备把文学方面的职务安排给他；有争着抢先的人散布诽谤流言，韩公害怕受到牵连，就请求分司东都。”诗中有“学堂日无事”，大概正任国子博士；又有“南山见高棱”，可见还没有赴东都。至于“语穽心兵”等话，难道是在已经听到流言以后写的吗？再参照《释言》篇考察，韩公在元和元年六月进见相国郑公，过了几天就有人在相国座前进谗言，那么这个秋天正是韩公忧虑祸患、害怕讥谤的时候。“彼时何卒卒”：注中“司马相如”应当作“司马迁”。“汲古得修绠”注引《庄子·外篇》“绠短者不可以汲深”，这是荀子的话本于《庄子》，注中本来就应当引用《庄子》。《赴江陵途中》“将疑断，还不注”：蔡说并没有错，是洪兴祖谱考察疏略罢了。方氏增订考证年谱，辨析得很详细。考察韩公《岳阳楼诗》说：“前年出官，因此灾祸最为无妄；奸邪猜忌，害怕被弹劾排斥，任意诬陷欺骗。”又《祭张署文》说：“那些柔媚的人，实在害怕我们这些人，缩肩贴耳，却有一张刀一样的舌头。”都是斥责王伾、王叔文一党，并不是说李实。“苕溪”一条应当删去。“昨者京师至”中“京师”应当依蜀本作“京使”。《岐山下二首》。题注：根据《唐史》，程昔范在敬宗初年任拾遗，是宰相李逢吉的私人，名列“八关十六子”之中。因此“昔范”是名，不是字。《北极赠李观》注：题下注已经见于前卷《重云篇》，这里又出现一次，应当删去。《此日足可惜》。“假道盟津”注说就是盟津。“盟”应当作“孟”。“东西出陈许”中的“东西”应当依宋闽本作“东南”。考察韩公刚到徐州时，徐帅在睢水边接待他，到了秋天才征召他为属官，详细情况见《与东野书》。注家没有考察清楚，因而误以为刚到徐州就授予幕职。这首诗作于尚未任属官时，所以为张籍到来而高兴，说连续三十天、早晨坐到五更。若已经进入使院，早晨入署、傍晚回家，哪里会有这种闲适呢？合起来细读全诗，旧注的疏漏就更加明显了。“淮之水舒舒”：当时送张籍回和州，所以有淮水、楚山两句。和州隶属淮南，又是楚地。

译《醉赠张秘书》“性情方浩浩”：苏轼文章说，见到客人，举杯慢慢饮下，自己的胸中就因此浩浩荡荡。又有题画诗“聚蚊，金谷是何人”，都是取法韩公诗句的语法。“言渊骞篇货殖曰蚊”，这个“蚊”字的出处就在这里。“阿买不识字”。注中有人问阿买是韩退之的什么人。考察“或问”下面脱落了“鲁直”二字，这一定是韩公子侄的小名一类的话。既然是韩仲韶的注，又已经引用赵氏之说，这条注重复出现，应当删去。《送灵师》“枭卢叱回旋”。按《晋史》，刘毅掷骰子得到“雉”，非常高兴，说：“不是不能掷出‘卢’，只是不做这种事罢了。”旧注删改原文，弄得昏暗难解，又把“晋”误作“宋”。“千寻堕幽泉”。注中“寻”有的本子作“浔”。按“浔”和“寻”相同，这两个“浔”字都应当作“浔”，见《说文》。“开忠二州牧”：开州牧未详；忠州牧大概指李吉甫。李吉甫在贞元年间由郎署降职到外地，到了忠州又六年没有升迁，所以说“失职”。这首诗作于贞元二十年，而两位州牧赠僧的诗还在此前，从下文“昨者”一句可以知道。“落落王员外”注中“户部”应当作“吏部”。《县斋有怀》。“风雨灵台夜”，说的是任四门博士。汉光武帝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称为三雍宫。“谁为倾国媒”注引《李延年传》汉武帝的歌。按传应当作“侍”。“何能一战霸”注：考察韩公《马少监志》说：“当初我刚成年，在京师应进士贡；过了五六年，我成为进士，离开京师向东游历。”可见“贡在京师”是未中进士以前的事；登第后给宰相上书，就自称“前乡贡进士”。所以注中的“贡于京师”四字应当删去。“何用毕婚嫁”注引后汉向平，字子平。按上面的“平”字应当作“长”。《合江亭》：《范石湖骖鸾录》说：“合江亭现在名为绿净阁，取韩诗‘绿净不可唾’一句；大概是石湖赴桂林时经过这里，亲眼看见悬挂的匾额。”‘邦君实王佐’一句，宋本下注“故相齐映所作”；“老郎”一联下注“宇文郎中炫”，又在“君侯”一联下增加说明：“前刺史元澄没有政绩，廉使杨公以中丞身份上奏罢黜他，朝廷于是任用邹君。”这三条就是所谓篇内三处注文。按这三条确实是韩公自注的文字，刊本误以为后人所加而删去；题下注也只采用了两条，还遗漏一条。宇文炫官至刑部郎。德宗想重新起用卢杞，宇文炫当时任拾遗，与同官陈京等人极力争辩，终于阻止了这件事，风骨气节很伟大。《陪杜侍御游湘西寺》。题注：“湘西观察使。”按“湘西”应当作“湖南”。“指摘困瑕垢”：韩公自阳山遇赦后，只按规定量移为江陵法曹，大概是本道廉使杨凭有意压制他。《赠张功曹诗》所谓“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祗得移荆蛮”，说的就是这件事。当时韦、王的势力正盛，杨凭压制韩公，是为了迎合权贵的意图。诗中“椒兰绛灌”是韩公自斥韦、王；“指瑕摘垢”大概说的是使府对他的压制。《岳阳楼》“朝过宜春口”。按韩公这时正从潭州到岳州，准备前往荆南，不应经过袁州境内。看下文“夜泊巴陵洲”一句，可知“宜春口”大概在岳州以南，是洞庭湖中的小洲渚之名。原注承袭洪兴祖谱的错误。“擢拜识天仗”，说的是擢升为御史。唐制三院御史有空缺，都由御史大夫和中丞推荐授职。贞元末年，御史台长期没有任命御史，大夫都由中丞专掌其事。韩公进入御史台时，李汶任中丞，大概是李汶推荐的。当时同僚中名声最显著的，如柳宗元、刘禹锡、李程、张署等，都是李汶推荐的。所以柳宗元《祭汶文》说：“谨慎选择属吏，一定像取薪于楚地一样精择，这才是确切的议论。”当时韩公已经先在外地被贬官，所以没有参加祭奠。可惜史书遗漏了李汶的传记，推荐韩公的事尤其失传。应当参考柳宗元祭文和新史《王播传》，自然可以考得出来。“但惧失宜”中第二个“当”应当解释为奏请定罪的“当”。“奏当”见《汉书》颜师古注，“当”是处置其罪的意思。当时韩公量移为江陵法曹，所以这样说。意思是只怕掌管刑狱却不能处理得公平。《送文畅》“昔在四门馆”。按“博士”上面脱落了“国子”二字，从题下注中可以明白。“少小，学城阙”：按《诗经·子衿》是讽刺学校荒废的诗，“少小”一句大概是说这个僧人年少时曾经做过士人。原注没有解释清楚。“仆射领北门”，说的是河东节度使严绶。原注沿袭洪兴祖谱的错误。唐代以太原为北门，史书中多次出现。田季安当时镇守魏博，不应当说是北门。到了宋代都城在大梁，才开始把魏地称作北门；如寇准镇守魏地，自称“北门锁钥”，不能据此作为唐代的标准。洪兴祖的说法错了。唐代河东帅府还兼统辖蕃部，考察韩公所作《郑儋墓志》就可以看见，所以以下接着说“盛德”。《答张彻》“日月垂十龄”。按韩公这首诗开头叙述初次相识，下面以浚郊避乱、在睢水岸边相邻居住作为相识的开始，可知韩公与张彻在贞元十五年己卯离开汴州、居住徐州时相遇，直到丙戌年共八年，所以说“将近十年”。如果从丙子年算到元和改元之年，已经超过十年，与诗句不合。“泪眦还双荧”：韩公诗中叙述元日礼仪结束后与张彻分别，只有“毕事驱传马”两联说自己已经回到彭城、张彻留在长安等待铨选；以下四句又另叙十七年以后的事。韩公赴吏部谒选，至元和十八年春才授四门博士，“省选逮投足”说的就是这件事。韩公进都谒选，又与张彻相聚；韩公得到官职，而张彻刚刚落第并且将远行，所以接着说“尘袪泪眦”，都是惜别的话。旧注把全诗都解释为十六年间的事，错了。“渐阶群振鹭”注：按扬雄《剧秦美新》说“振鹭之声充庭，鸿鸾之党渐阶”。又《韩诗·振鹭篇》中薛君章句说：“鹭是洁白的鸟；西雍是文王的辟雍，说文王的辟雍中学士都是洁白的人。”所以“渐阶”一句语本扬雄，而意义取自《韩诗》，是和下句一起紧扣太学来说的。注中引用《法言》解释“螟蛉”是对的，但在“肖之矣”下面删去了“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十字，学习教诲的意义就晦暗了。《荐士》“妥帖，力排奡”。“妥帖”二字本于陆士衡《文赋》。“使以归期告”：考察韩公向郑余庆推荐孟东野，应当在元和初年；若在贞元十九年，郑余庆正在郴州贬所，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推荐。“感物增恋嫪”。注说《声韵》作“姻嫪”，《说文》说是“固”。按“韵”应当作“类”，“姻”“固”二字都应当作“婟”。

译《古风》题注：贞元末年，皇帝正贪图财货，外任官吏多以搜刮聚敛来求取进奉；又有“税外方圆”的名目，征发日益增多，百姓负担十分沉重。韩公的诗大概就是在这时写的。《史记·平准书》说：“告缗之狱兴起，商人中等以上的家庭大多破产。”百姓苟且贪图美食好衣，不经营积蓄财产，篇末四句的意思大概就是取自这里。“嗟哉！董生行。”“生祥下瑞，无时期”：其中“时”应当依宋闽本作“休”。《汴州乱》。题注说：第一章的意思，就是公羊子所说的“下无方伯”；第二篇则是“上无天子”。《利剑》。题注：按此诗的年月没有可考的依据，详细体味诗意，似乎是因忧患而作，与汴州之事无关。又孟东野《送公从军诗》中有“行为孤剑”的咏句，怀疑指的就是这首诗；所谓“从军”，大概是韩公最初赴汴州幕府的时候。“汴泗交流”：苏轼文章说，彭城三面被水阻隔，楼堞下面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这首诗张仆射有和诗，末尾说：“韩生答应我做这件事，劝我慢慢驱马以求安稳的办法。不知军事最终会怎样，而且惭愧我们承受了您的一番好意。”大概击球这件事虽然没有立即停止，但他也深深认为韩公的话很恰当。《鸣雁》。韩公在徐州幕府时，曾给李习之写信说：“我在这里，难道是因为认为这里非常好吗？恐怕也是有所忧患，所以来这里寻求休息吧。”这正是“避开忧患、寻求休息”的意思。《桃源图》题注：武陵太守应当是窦常。窦常兄弟五人，都以诗歌闻名，有《联珠集》流传。元和十年，窦常任朗州刺史。朗州就是唐代武陵郡的治所；寄给刘梦得的诗，柳子厚有和诗，见于《柳集》。韩公有《岳阳楼别窦司直庠》诗以及《窦司业牟墓志》，这两人都是窦常的弟弟。窦常任朗州刺史，也见于窦牟墓志。朗州到了宋代，因为避宋圣祖的讳，改称鼎州。“南宫先生”大概是卢虞部卢汀。韩公与卢汀唱和很多，详见本集。临卭韩本题下注说“必与一郎官赓和”，廖本把“郎官”改成“礼部郎”，不对。尚书各曹，唐代总称南宫，大概如同说南省，并不专指礼部。例如和虞部所作《赤藤杖》诗称虞部为南宫，就是证明。《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涤瑕荡垢”。按扬雄文章作“涤瑕荡秽”。《谒衡岳庙》“令老人”。按唐制，五岳四渎各设令一人，官阶正九品上，掌管祭祀。这里的庙令，大概是指衡岳庙中的令。《古意》。题注：根据宋代建安魏本，从“公县斋有怀”以下，都是樊氏的按语。又从“仲尼悲麟”到“微沈子几晦哉”，全是樊氏引用沈颜《登华防》的文字。下面还有一段按语：“韩公各诗以及《国史补》所说的情况，韩公确实如此，起初并没有其他意思。”这四句话大概是沈颜自夸看出了诗中的微妙含意，而樊氏深不以为然，所以极力辨明其不是这样。廖莹中不明白文义，随意删去樊氏这四句，完全失去了原意。沈颜是吴郡人，沈传师的孙子，唐末进士，在吴国任翰林学士。《登华防》一篇，《文苑》和《文粹》都收载了。《忆昨行》“阳山鸟道出临武”。按这里“江南”是“湖南”的错误，又牵连到广南，这是宋代的制度。唐代郴州、连州都隶属湖南。宋代朱新仲《猗觉寮杂志》说：“韩诗‘驿马距地驱频隤’，蜀人把站立在地上说成拒地，站在地上就是不让稍稍休息的意思。”按蜀地方言中有“土锉”“岸溉”等说法，杜甫诗中多次出现，大概因为杜甫长期居住蜀地，所以旅途中所咏用当地人的语言。韩公去阳山的道路不经过蜀地，为什么忽然把方言写进诗里呢？《汉书·甘延寿传》“防距”的注说：“有人因连坐而彼此据地相持，能够防御并擒取他。”拒地的“拒”大概与“距”相同。人用手据地可以说“距”，那么马用脚踏住地面，也可以说“拒”。韩公当时从临武越过岭南，经过鸟道险路，驿马力疲足倦，踏住地面不肯前进，鞭打它仍然不能上升，所以说“驱频隤”，正是取“虺隤”的意思。“近者三奸悉破碎”：按“三奸”斥指王伾、王叔文、韦执谊、李轨。《法言》注说“三桓”是陈恒、王莽，所以韩公《永贞行》说“天位未许庸夫干”，大概是把窥伺神器的罪过直接归给这些人。篇中又有《侯景九锡》的话，意思也相同。后人读到这里，也不能不产生“唉，太过分了”的疑问。“君当先行，我待满”：按韩公诗意，正想与张君在嵩山、洛水之间结伴隐居，所谓“君当先行” “先行”是指张署先投檄文向北而去，说的就是这件事。这与《寒食出游诗》都叙述张署正要接受邕管的任命，并没有提到雍县县丞的任命。大概这时张署的新命令还没有下达。原注错了。“从此直到耇与骀”：诗中“耇”字，另本有作“耆”的，所以有《閟宫》以下十三字的注。现在正文既然作“耇”，这条注应当删去。“昨者”宋本作“昨日”，那么以下八句似乎是说当年八月初一，顺宗退位时的赦令。仔细考察，并不是这样。唐制赦书每天行五百里，计算十多天就可以到达郴州。功曹在这月十四日在郴州听到赦令，按理说是可能的。但看“州家申名，使家抑”一句，当时使府驻在潭州，从郴州申报潭州，公文往返，其中的事情难道一两天就能办完吗？因此作“昨日”是错误的。洪兴祖谱又说这是指宪宗受禅时的赦令，却不知道宪宗受禅时没有赦令，到过了一年改元才颁布赦令。他的考证更加疏略。《刘生诗》“倒心回肠，为青眸”。按“青眸”就是指上文所说的歌舞之人。韩公《感春诗》说：“艳姬踏舞筵，青眸刺剑镡”，可以相互证明。“倒心回肠”是说刘生看了一眼便改变心意；“耳”字应当读去声。注中不引用宋玉《高唐赋》“感心动耳，回肠伤气”的文字，却举司马迁的书，已经属于牵扯远处材料；至于引用阮籍青眼的故事，就更加错误。《郑群赠簟》。首句注：按“笛”应当作“簟”。蕲州进贡竹席，见《唐史·地理志》，所以说“天下知”。

译《游青龙寺赠崔补阙》“去岁羁帆”。按注释采用的是樊氏的话，却删去了“江陵”以下的原文。“俟命于湘中”一句，与本句的“湘水”已经没有关系。“年少”：崔补阙十七岁登第，比韩公小八岁。元和初年进入谏官机构，年纪刚过壮年，所以有“年少得途”的句子。《赠崔立之评事》。题注：按韩公给崔立之的信，开头称“斯立足下”，大概字是斯立，名是立之。原注错了。“勿嫌法官未登朝”：崔立之在贞元年间登第，后来又考中词科，最初授校书郎，任期满后授畿县县尉。当时相传，畿尉有六条升迁途径，可以入朝任御史、评事、京尉，分为佛道、仙道、人道，见崔琬《御史台记》。京尉就是赤尉，指长安、万年两个赤县。“勿嫌法官”两句，大概是说崔立之由畿尉召入，只升任评事，没能做御史；但与赤尉相比，仍有仙凡之别。授御史以后才入朝成为常参官。唐代常参官也称登朝官。本卷后面的《酬崔十六少府摄伊阳尉》是另一个人，不是斯立。斯立排行第二十六，这一点也见于韩公《诗》；与少府的排行不同。又少府是以赤尉代理伊阳令，从未任伊阳尉。伊阳是畿县，不是赤县，原注完全错误。“钱帛纵空，衣可准”：唐代百官的月俸多用钱帛发给，“纵空”是说官事清闲、俸禄微薄。“摵摵井梧”注引潘岳《秋思赋》。按“思”应当作“兴”。《哭杨兵部》。题注：“知”应当作“刺知州”的设置，这种官职从宋代才开始，唐代没有。又李习之《陆歙州述言》中“言”字是衍文。《赤藤杖歌》“滇王扫宫避使者”。注：应当如“避道”的“避”字。按“如”以下脱落了“避舍”二字。《崔十六少府摄伊阳》。按诗意，是说韩公新居洛下，而崔某以赤尉身份接着来到，于是成为邻居；所以韩公与崔某相识是在元和二年分教东都以后，不是从江陵召入的时候。河南、洛阳两个赤县，都在东都城郭之下。崔某代理伊阳，应该是以赤尉身份权摄畿县县令。《送侯参谋》。按韩公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到这时已经三年。诗中说“幸同学省官”，又说“东司绝教授”，大概与侯某同为分司官。不久韩公授都官郎，仍然分司东都，而侯某则前往接受河中的征辟。原注没有解释明白。“人马何蹻腾？”注说“马逝也”。按“逝”应当作“壮”。《感春》第三首“放车载草，农事济”。当时朝廷在恒州讨伐王承宗，配给河南府运输军粮的车四千辆。河南尹房式认为天灾干旱、百姓贫困，难以征发。宪宗批准了他的奏疏，“放车载草”指的就是这件事。“起居谏议”注：裴度任河南功曹时，西川节度使武元衡上奏征辟他任掌书记，不久从蜀地召回任起居舍人，并不是从河南入朝。原注仍沿袭洪兴祖谱的错误，方氏增订考证已经辨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两〕 《送李翱》。题注：“四年正月己酉。”按下文这个月有乙未、丁酉，那么前面不应有己酉，应当是乙酉的错误。《送石处士》“常山险犹恃”。按韩公《送石处士序》说：“现在盗寇聚集在恒州，军队包围着它的边境。”恒州是成德军的治所。当时正在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统领行营军队，驻扎邢州，长期没有取得战功，所以有“钜鹿师欲老”两句。邢州在唐代也称钜鹿郡，隶属昭义军。此前吐突承璀的军队深入成德境内，被王承宗击败，所以退守邢州。当石洪前往河阳时，尚未有赦免王承宗的诏书，所以说“去去事方急”。原注引用赦免王承宗之事，错了。《招杨之罘》“食有肉与鱼”。注引冯驩迁入幸舍的故事。按应当作“迁冯驩幸舍”。《寄卢仝》“独抱遗经究终始”。按晁氏《读书志》说：唐代卢仝有《春秋摘微》四卷，祖无择在金陵得到。此书《崇文总目》没有记载。“独抱遗经”一句，大概就是指这部书说的。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韩集防勘》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韩集防勘》卷二 长洲陈景云撰 《石鼓歌》：诗中叙述元和初年任博士时，曾经把石鼓所在的地方告诉祭酒，劝他把石鼓移到太学，可惜没有被采纳，所以有“中朝大官”两句。欧阳修《集古录》说：“石鼓在今天的凤翔孔子庙，早先散弃在野外，郑余庆才开始把它安置到庙中。”按郑余庆任凤翔节度使是在元和九年，这是韩公作诗以后的事情。我因欧阳修的话详细考察，知道韩公此前所告诉的祭酒就是郑余庆。韩公任博士那一年，郑余庆以故相身份任祭酒，所以说“中朝大官”。郑余庆任祭酒三个月，随即授任洛阳尹；我猜想他任职时间很短，所以韩公的请求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到郑余庆调任凤翔时，就有把石鼓移置孔庙的事情，大概是实践了韩公先前的建议。这样看来，石鼓能够长久保存于世，不至于像韩公诗中感叹的那样销蚀埋没，固然出自郑相收拾保存之力，也有韩公在太学时启发此事的功劳。先儒作《石鼓考》的，如王厚之、郑渔仲诸位，都引用了广博的材料，却一开始没有说凤翔移置石鼓的事；这是韩公首先揭示其端绪，所以特意表述出来。题《炭谷湫祠堂》。“匣里雌防鸟”：按“鸟”应当作“剑”。《送陆畅归江南》“名以能诗闻”。注：唐史《公主传》中没有云阳主，怀疑不是云安主，就是岐阳主的错误。陆畅在长庆初年进入江西廉使王仲舒的幕府，到太和末年以前，任凤翔少尹，参与诛杀郑注之事，见《唐史》。《送刘师服》。刘师服回去以后，又进入京师。元和十二年，驸马都尉于季友因在居所设宴饮酒获罪。刘师服因为与他一同饮酒，被笞打四十杖，流放连州。“贻持令名”两句，是惋惜他不能终身诵守这美名，以至于触犯刑法而使父母蒙受羞辱。《调张籍》“刺手防鲸牙”。按“刺手”应当与《送穷文》“捩手覆羹”意义相同，原注错了。《寄崔立之》。首句注：按“西城”是说寓居都城西边，诗中明明说客居京城。蓝田在都城东南，不应当说在西边。《雪后寄崔丞诗》说：“蓝田十月雪塞关，我兴南望愁群山”，尤其可以证明。原注不对。“不敢捩眼窥”注：前面所说《送穷文》“捩手覆羹”可以证明。诗话的一条应当删去。“视物隔防褷”，下注“澄”字，是说唐人令狐澄的本子，也就是上文姚令威所依据的唐本，详见方氏《举正》。令狐澄是桂管廉使令狐定的孙子、宰相令狐楚的从孙，中和、干符年间历任中书舍人，另见《新史·艺文志》。又旧史《令狐楚传》后附其子令狐绹和孙令狐滈，偶然在“滈”下面多出一个“澄”字，新史《世系表》和《艺文志》便误以为令狐澄是令狐楚的孙子、令狐绹的儿子。方氏也沿袭了这个错误。令狐澄著有《贞陵遗事》，见《新志》。又曾书写他的从祖令狐楚的《白楼赋》，见赵氏《金石录》。“咎责塞两仪”注是魏道辅的话。然而“福不盈眦，祸溢于世”出自班固《宾戏》一文，也就是魏人章疏所取法的文字。魏道辅的话，仍然没有详细考明。“观名计之利”注：按“观之名计之利”是《庄子》杂篇中的话，朱子偶然忘记了。这些文章，也是魏人章疏所取法的。魏道辅的话，仍然没有详细考明。“观名计之利”注：按“观之名计之利”是《庄子》杂篇中的话，朱子偶然忘记了。《月蚀诗》：按《玉川月蚀诗》，洪景卢说，这是指宦官吐突承璀掌权，见《容斋续笔》，他的说法较为正确。《孟生诗》“窅默咸池音”。按苏子容诗说“孟郊篇什况咸池”，自注说：“唐人把孟郊诗三百篇题作《咸池集》，取自韩退之诗的意思。”刘贡父《诗话》也说：“孟郊有集名为《咸池》，只有三百篇。”到了宋次道校勘东野诗，却说：“蜀人蹇济用韩退之赠孟郊的句子编成《咸池》二卷，共一百八十篇。”这与苏、刘的说法不同，不知哪一种正确。“无为久滞淫”：按《国语》“底著淫滞”，贾逵注说：“淫，是久的意思。”这里大概是倒用，与上句“参差”相对。《示爽》“强颜班行内”。注：按题下注较为接近。看“名科”两联，应该是已经登科并进入使府的人，那么这首诗应当作于长庆年间，不是元和年间任知制诰时。后面的注与前面的说法相矛盾；而且凡是列入朝班的人，都可以说“在班行内”，并不是典诰之称，后面的说法更加没有根据。《赠别元十八》题注：按樊氏的说法，这是特别的说法，仍然没有考明。白居易的序作于元和十二年正月裴行立任桂州节度使时。大林寺在江州庐山，元十八曾在山的东南面建溪亭，见白居易诗。白居易又有《送元十八出庐山从事南海诗》，大概是同游大林寺以后，不久便赴岭外使府。本来是任桂林从事，却说到南海，大概因为桂林也是岭南五管之一，所以可以通称。“英英桂林伯”注：按“伯”说的是九州之伯，《左传》“五侯九伯”就是这个意思。原注没有分辨清楚，已经见于《赠子篇》。“注”：按注中的说法是对的。柳宗元序称元生的…… 学问广大博通而且贯穿有统绪。韩公赠诗的第五篇，正是进一步说明序文的意思。但考察柳子厚《送僧浩初序》说：“最近李生础从东都来，退之寄信说：‘看见《送元生序》如此如此。’”退之在东都送李生回湖南，是元和四年的事，那么看见柳宗元所作送元序一定更早。见到这篇序与韩公贬潮州相隔已经超过十年，不应当只说“想风采三年”。怀疑“三年”二字是传抄错误。柳宗元的序作于永州，正是送元生游历湖岭的时候；他后来栖止庐山，大概是南游回程之后的事。“嶷嶷桂林伯”注：按欧阳生《哀辞》说“容貌嶷嶷然”，这句大概也是称赞他的容貌。形貌庄重；至于《史记》中说“其德嶷嶷”，是《五帝本纪》中称颂帝喾的话。如果把它引用来赞美臣下，就非常不伦不类了。《别赵子》“婆娑”句注：王衍应当作王愆期的事，详见《晋史》。陶侃镇守荆州时，王衍已经死了很久。《除官赴阙》“湓城去鄂渚”。陆游《入蜀记》说：“从江州到鄂州七百里，逆流而上，即使每天遇到顺风，也需要三四天。”韩诗却说：“湓城到鄂渚，顺风一天就到。”这就过分夸张了。按《通典》：“寻阳西南到江夏六百里；江夏是鄂州的治所。” “南山有高树”。题注说：下篇不是李宗闵所作，方氏辨析得很详细，见下篇题下。这条注文以及“下篇”三字，和后篇一样，原来应是为李宗闵所作，句子都应删去。“诗话”二字尤其多余。

译《猛虎行》“出逐猴，入居”一句，考察《猴方》原本作“猚”，朱子曾辨析过；但“猴”字也私下疑心不妥。因为猴子显然不是老虎的对手。如果说进入老虎的洞穴，那就是把老虎的牙齿磨坏，再喂它肉罢了；老虎为什么害怕得不敢回洞呢？“猴”“猚”二字都是传抄记录时的错误。《奉酬卢给事》。考察苏轼《谢赐御书诗》说：“袖有骊珠三十四。”大概是把韩公这首诗中的两句话合成一句了。用苏轼的诗来相互验证，方氏说法的错误就更加明显。《南内贺朝归》。考察唐代的南内兴庆宫，并不是皇帝举行朝贺的正衙所在地。据《新唐书》，穆宗的母亲郭太后居住在兴庆宫，每月朔日、望日举行三朝，穆宗率百官到宫门祝寿，那么这首诗所说的南内朝贺，就是朝见太后。这首诗疑心是韩公在穆宗朝任京兆尹、与中丞李绅争论台院防禁之后所作。唐人认为中丞掌管风纪法度，多称为法吏。诗中说“法吏多少年磨淬出圭角”，法吏就是指中丞。皇甫湜撰写韩公墓志，其中叙述争论台院事务，斥责李绅为佞臣，有“▯其铓”的话。诗中所谓“圭角”，大概就如墓志所说的“铓”，都是指李绅得到皇帝宠信、势力强盛。根据《实录》，京兆尹的任命在长庆二年六月，他再次任兵部侍郎是在这年冬十月。看篇首“秋曦”一句，可知诗作于秋日，正是台府关系不和、移文往来纷乱的时候。“致官九列齐”。旧注认为这首诗作于韩公任右庶子时，是不对的。右庶子任职在元和年间，朝贺南内却是长庆年间，前后完全无关。而且由舍人改任庶子，是从重要职位调到闲散官职，并不是贬谪。这首诗大概作于贬潮州后回朝之时；所谓“三黜”，是说任御史、郎官和刑部侍郎时，合计三次被贬官。何况诗中明说“致官九列齐”，庶子的官位不可能与九列相齐，因此注文的错误更加明显。“着籍朝厥妻”。命妇也入朝拜见太后，注文没有说明清楚。《杂诗》题注。考察第七卷《杂诗》题下的注文，说韩公当时任右庶子，是元和十一年所作；又说《谴疟鬼》题下注明元和十三年任刑部侍郎时所作。这两种说法都没有确凿根据。第十卷《中间游》题下的说法也一样，都应删去。《谴疟鬼》：“谴出疟鬼，你离开这里，不要违抗。”考察“出”字应依宋刻闽本作“咄”，与张十八相同，是仿效阮步兵。“譬如兔得蹄”。注文说：这是“得兔而忘蹄”一句，原是《庄子》的话，王弼《周易略例》引用过，《系辞》中没有这篇文字。《城南联句》：“礼防拱而立。”注文说，见《文子》：“圣人以拱防为礼制”，所以称为礼防。杜甫诗有“野防拱乱穴”。又注文说“陆机”应作“陆玑”。“浙玉炊香粳”。注文认为应是“折稌”，见《礼记·内则》；古书“浙”写作“折”，这是很明显的证据，大概“浙”与“淅”读音不同而意义相同。又魏文的“文”应作“武”。“赵燕锡媌娙”。考察应是“娥”字。《说文》说：“帝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叫娥皇。”秦地、晋地称美貌女子为娙娥。注文把这句话的次序颠倒了。根据《汉书》，“娙娥”是汉武帝设置的后宫位号，颜师古注说是“美好的容貌”。解释《韩诗》“娙”字时，可以把颜师古的注文和《说文》一并引用。“运田闲彊甿”。考察《周礼》说“以强予任甿”，郑玄注：“强予，是说百姓有余力，就再给他们田地，犹如余夫。” “彊甿”一语本于此。《纳凉联句》：“扫宽延鲜飙”。考察这一句下面脱漏了一条注文，误排到后面的《秋雨联句》中。“飕飗卧江汰”以下，应当改正。《征蜀联句》：“填隍▯防傄”。注文说，《玉篇》：“防傄，强健。”大概是说填壕沟的士卒奋力劳动。“战恤时销洗”。“恤”应依宋刻蜀本作“血”。《雨中寄孟刑部》。考察《旧唐书》，孟简由仓部员外郎升任司封郎中；《新唐书》所谓“他曹”，就是司封，不是刑部，大概是从户曹调到吏曹，所以说“他曹”。韩愈《志李干墓》称孟简为工部尚书，但孟简历任此官在史书中也没有见到；这和史书没有记载他任刑部的情况一样，可见史书遗漏的事情很多。“斗场再鸣先”。所谓“再鸣”，是说孟简考中进士后，又被选拔参加博学宏词科。郑群墓铭中有“再鸣以文”一句，和这里的意思完全相同。《远游联句》题注。注文说“远游”就是孟东野在江南任职的时候，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在江南任职，是赴任溧阳尉；“役”是指吏役。诗作于初春，约定晚秋回来，哪有赴任而春天离开、秋天返回的道理？而且诗中历数吴、楚各地，大概当时将要进行湖岭之游，所以这样说。看孟东野诗集中有《过彭泽》《次沅湘》以及《连州吟》等诗，大概都是这次游览所作，也可以大略看出游踪十分遥远。“取之讵灼灼？”考察《刘贡父诗话》作“前知”，是对的。《郾城联句》。“此年名作”，是噩氏的注文。考察元和二年应作元和十二年。“宫娃分绰约”。注文所引《风俗通》应作《通俗文》。“亲交献謏噱”。“謏”在《广韵》中音苏奏切，意为怒言，与下句“噱”字意义相反，不应连用。宋、杭、蜀诸本都作“谀”，又和上句“谄”意义重复，恐怕也不对。疑心是“廋”字的讹误，“廋辞”见《国语》。又《唐书·李藩传》说，王仲舒与同舍郎置酒邀请宾客，以俳谐之说、廋隐之语相互戏谑；所谓“献廋噱”，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五狩朝恒岱”。五岳中独说朝拜恒山、泰山，是因为这两座山在恒州、郓州境内，当时王承宗、李师道都还没有归顺朝廷。“雪下收新息”。注文说诗作于晚秋，但诗写到雪夜进入蔡州，已经是冬十月的事，不应引用这条注文。《义鱼招张功曹》题注。考察这首诗作于贞元二十年春，是到达阳山以后、等待衡阳新任命的前一年。祭祀李郴州的文章中叙述投赠《义鱼》诗的事情，在等待新任命之前；而《谢郴州寄纸笔诗》又在投赠《义鱼》诗之前。《谢诗》中有“虞卿正著书”一句，大概因为当时正处于贬居之中，所以这样说，这更加可以证明此诗是在阳山时所作。韩公在这年冬天与张署在边界上相会住宿，而《义鱼》诗作于春天，所以有“思我友，忆同僚”的话，是招张署到县邑来。旧注不对。

译《木居士》。考察《木居士诗》的题注，洪氏年谱没有系于某年；但年谱把《郴州祈雨》和《郴口》诸诗都系在乙酉年，而木居士庙在衡州所属的县邑，韩公从郴州赴衡州时曾在当地休息，所以留下这首题诗。当时群邪的势力仍然强盛，正是韩公其他诗中所说的“伾文未揃”之时。这两首诗大概专门指斥王伾、王叔文。柳宗元因属于王伾、王叔文一党而被贬逐以后，给人写信追述伾、文始末说：“他们本来身份卑微，突然起来掌管政事，谋求利益、求取进身的人挤满门庭。”诵读韩公的诗并考察当时的世道，正可以引用柳宗元来注释韩愈。第二首诗前两句说明伾、文出身寒微却突然显贵，仿佛从粪土中出来，骤然升上云霄。两人势力强盛时，党羽互相推奖，给他们冠以伊尹、傅说、管仲、诸葛亮的称号；“伊傅”大概指伾、文，“管葛”则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为他们标榜的称呼。后两句大概是在深切斥责当时夸张吹嘘的言论，意思是说，难道两人可以和伊尹、吕尚之流并列吗？伾、文被清除后三十多年，刘禹锡写《子刘子自传》时还极力称赞他们的才干，说他们有远祖诸葛亮的风范，这简直是把烧剩的木头重新雕刻绘饰一番。《喜雪》：“授简慕前规”。注文说这是谢灵运《雪赋》。考察“灵运”应作“惠连”。《入关咏马》题注。旧注错了，方氏《举正》也把这首诗认为是元和改元时韩公西归之日所作，同样错误。韩公元和年间由河南县令入朝任职方员外郎，因为此前经过华州，当时见到华阴县令柳涧的事情，便上疏论说，因此获罪，降为国子博士。韩公这首诗大概由此事而作。华州是进入潼关的要道。韩公先因进谏获罪而被远谪，辗转等待很久，才得到召任省郎；如今又因刚直抗争而被降职，内心当然不能没有感慨，所以是把自己比作马，马一鸣叫就立即被斥退吗？如果认为诗作于从江陵还朝时，韩公当时年纪还没有超过强仕之年，不应有“年岁已晚、力量衰微”的感慨。“樊泽之说：年岁已晚、力量衰微，不应当鸣叫。他的说法是对的，因为不该鸣叫却鸣叫，才是妄为。”唐人的诗文中，凡只称“关”的，都指潼关；至于蓝田关、武关，则必定连同关名说出，以便区别，韩公集中也是如此，可以参考。“李林甫想要断绝言路，曾有立仗马一鸣叫就立即斥退的说法”，这件事见于李林甫本传。“一鸣”二字本出于此。《梁国公主挽歌》：“移封大国新”。考察公主最初封为普宁公主，元和年间改封永昌公主，死后追封梁国公主；从郡国封号进为大国封号，所以这样说。“龙輧非厌翟”。根据周王姬出嫁的制度，车服等级低于王后一等。“乘厌翟车”，见《诗经》郑玄笺，历代沿用这一制度。唐代制度也是这样，看《新唐书·赵国公主传》就可以知道。《和崔舍人咏月》：“重门限禁扃”。考察崔氏当时以翰林学士兼任舍人，正供奉于禁宫之中，所以有“重门”一句。不过，舍人入内值班也在禁中，韩公掌管制诰时，曾有“仙郎宿禁中”的话。《咏雪赠张籍》：“纷纷碎若挼”。考察“挼”有乃禾、素回两种读音，这里应依素回切。《广韵》说：“挼，击打。”如果依乃禾切，不但不合韵，意义也不合。《酬王二舍人雪中见寄》。题下注都是方氏的话，他的说法很好。至于王涯任舍人一事，《王涯本传》只略说两句，起初怀疑它不够确切。考察王适的墓志说：“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查考二人的本传，都只说以郎官身份知制诰，从未任舍人；可是墓志和诗题都这样称呼他们，大概是因为唐代凡知制诰的官员通常都可以称为舍人：制诰本来由中书舍人掌管，以其他官职兼任知制诰，职掌与舍人相同，所以也可以称舍人。刘梦得哭独孤郁的诗也称他为舍人，这尤其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韩集《祭虞部张员外文》在《文苑英华》中详细列出年月日，并列出一同祭奠的六人姓名，开头称“中书舍人王涯”，其次称“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并没有把二人都说成掌管外制、同称舍人。因此方氏说王涯任舍人而本传遗漏，这一说法也是对的。韩愈赴江陵途中有《寄赠王二十补阙》诗，王二十就是王涯；又有《次石头驿寄王十中丞》诗，王十就是王仲舒。两位王姓氏相同而排行不同，在韩集本身即可看出。至于王璠称王涯为“二十兄”，另见《唐史》。王涯本传没有任舍人的事，而王仲舒任舍人，碑志和史传中记载得很详细。题下注或许把原本的王仲舒误作王涯，就是由此造成的。柳宗元集中称王仲舒为舍人【《献弘农公诗》自注】，但王仲舒任此官是在柳宗元死后；这又是知制诰可以称为舍人的一条证据。《送侯喜》：“如今便别，长官去”。考察一地官长称为“长官”，《汉孔氏书传》和郑玄《诗经》笺中都有这种称呼，沿用已久。《奉和卢四兄元日朝回》：“戎服上趋，承北极”。按照唐代制度，朝会之日百官列班完毕，金吾将军先出班报告平安。“戎服”一句说的就是这件事。《送李六协律》。宋代各本在题下都注“翺”字，大概是因为韩愈代张籍给李浙东写信，其中有“李协律翺”的名字。然而李翺排行第七，不是第六；在韩集和《与杨子书》中都可以见到。这一错误正如把王舍人误作王仲舒一样。《赠张十八助教》题注。考察“四门”“国子”是两个官署，“博士”“助教”是两个官职。把它们合在一起说，几乎成了把麞的边说成鹿、把鹿的边说成麞。《和席八韵》题注。考察席谦与杜子美同时，姓名见于杜甫诗集，与韩公相隔很远；而且席谦本来是道士，注文家的错误竟到了这种程度，直接删去就行，何必保留后再辨析？韩公当时与韦贯之共同掌管外制，所以有“倚玉”一联；有人写作“市”，是错误。等到韩公贬潮州时，韦贯之仍在中书右掖，韩公的贬词就是韦贯之起草的。《广宣上人频见过》。广宣因为以诗歌被召入宫，供奉于内道场，有诗集名《红楼》，都是应制之作。由于这个缘故，他很受恩宠，便倚仗势力拜访求见公卿，曾私下把宫禁中的话传给右丞韦贯之。韦贯之呵斥他，把他赶了出去，韩公这首诗的意思也正是如此。《太安池》。旧注怀疑太安池就是安乐公主的定昆池，这个说法接近事实。下面“公主当年”一绝，就是咏叹太安池的诗。《游太平公主山庄》这一题，各本都没有，只有唐本有。太安池题下注缺了字，大概偶然脱去了这首诗。根据《雍录》，定昆池在长安西南十五里，所以诗中有“台榭压城闉”一句。又《朝野佥载》说定昆池方圆四十九里，直达南山，更可以用来注释第二联。有人怀疑“游太平公主山庄”一题应当系在这首诗后面，那么题下注缺字的说法也可以讲通。《闲游》：“子云祗自守”。注文说：汉安帝时，丁氏、傅氏、董贤掌权。考察“安”应作“哀”。

译《和李司勋过连昌宫》题注。“遗老”就是开元年间遗留下来的人。当时距离开元已经六十年，当年的遗民应当还有活着的，例如元稹《连昌宫词》也借宫边老人来叙说。诗的意思大概是说，当年的父老有幸遇到元和中兴，都欣喜地重新看见太平盛世；只愿安乐地活到终老，希望能够继承开元的政治，使国家不再重蹈天宝覆亡的覆辙。连昌宫虽然建于显庆年间，但开元、开宝年间皇帝驾临东都，曾多次驻留此宫，所以韩公诗中这样说。旧注都没有得到它的意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六十年〕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中兴遗史载：绍兴元年三月，张浚从陕西返回四川，宣司干官郭弈有诗说：“秦山去尽蜀山来，日照关门两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新送陕西回。”大概是改写韩愈的诗来讥讽张浚在富平战败的事情，这件事可以收入《拊掌录》。《次潼关上都统相公》题注。考察淮西平定时，裴度以宰相身份督战，李商隐《韩碑》诗所谓“腰悬相印作都统”说的就是他。旧注把这人当作韩弘，是错误的。《桃林夜贺晋公》题注。考察桃林在潼关以东，这首诗大概作于《次潼关》之前。《上都统》诗中“冠盖相望”一句，就是说在桃林遇到带着诏书向西来的使者。《送李员外院长分司东都》。韩愈跟随晋公回到东都以后，升任刑部侍郎，是叙述平定蔡州的功劳。当时的幕僚如冯宿、李宗闵都升了官，只有李正封没有按例升迁，反而接到分司东都的命令。这一定是有人阻碍他的升迁，所以诗中腹联这样说。李正封后来历任中书舍人，有一首《牡丹》诗，尤其为当时人传诵。见《松窗杂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元日酬蔡州马尚书》。考察“蔡州”疑当作“华州”。《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十三年十一月，以华州刺史令狐楚充任河阳节度使；十四年三月，以华州刺史马总充任郓、濮、曹等州观察使。那么马总任华州刺史应当就在十三年冬天，史书只是偶然遗漏了。马总本传说他十四年由忠武改任华州，“四”字大概是“三”字的错误。元和十四年元日，马总正在华州，韩公在京城酬答他前一年元日在蔡州寄来的诗，所以诗中有“三峰”一句。《答道士寄树鸡》注文。《龙城云仙二录》在新旧《唐书》的《艺文志》中都没有著录。洪迈极力斥责《龙城录》是妄书，只说有人认为它是刘无言所作。可是朱子《语类》和张邦基《墨庄漫录》却说，这两部书都是王铚、字性之伪造的。考察刘无言名焘，湖州人，元祐三年进士，有文名，苏轼曾和过他的诗。王铚也是北宋末年的名士，陆游很推重他的记闻广博；但他一生喜欢编造伪书欺骗世人，有见识的人都讥笑他。因此洪迈、张邦基的说法，似乎比朱熹所说更为确实。洪迈又曾说，孔传《续白氏六帖》搜集唐代事迹很有功劳，但把《云仙录》中的各种事情全都载入，反而玷污了自己的书【《云仙散录》，冯贽撰】。考察孔帖兼载这两部书的内容，洪迈只举《云仙录》，大概偶然漏举了一部。总之，这两部书都是低劣的恶书。注文家不加辨别地一起引用它们，大概也玷污了韩公的诗。《左迁至蓝田关》：“云横秦岭”。考察班固《西都赋》说：“于是晞秦岭。”《通典》说：“秦岭在蓝田县境内。” 《次邓州界》：“早晚王师收海岳？”考察海岳一带都在郓州辖境。当时郓州的叛乱将要平定，所以这样说。在此以前，淮西刚刚平定，朝廷就下了赦令。韩公也希望郓州平定之后，能够照例降下恩赦，于是可以借机调回内地。诗作于初春，所以有雷雨的句子。到了仲春，海岳已经收复。由于赦令在秋天才颁下，所以到冬天韩公才从潮州调往袁州。《晚次宣溪》题注。这首诗是赴潮州经过韶州时所作。韩公在这年春季三月到达潮州，怎么会到了夏天还在韶州呢？注文不对。《题秀禅师房》。考察《题驿梁诗》题目说：“被贬为潮州刺史，乘驿车赴任，当时正被严格的行程所催逼，途中山水都没有空闲游览；所以后来调往袁州、经过韶州时，寄诗给韶州太守，说想借助图经打开来看其中的佳处。这样看来，到僧人住处拿起渔竿，必定不是赴潮州时的事情，而是调任以后经过那里时留下的题诗。”后面诗题下的注文还没有考察到这一点。《韶州留别张端公》：“江总虞翻”。根据《南史·江总传》，梁元帝征召江总任始兴内史；始兴就是韶州。这里把江总比作张端公，大概是运用本州的旧事。又据《吴志·虞翻传》，孙权把虞翻迁徙到交州；裴松之注引《虞翻别传》有“自己遗憾骨体不妩媚，触犯君上而获罪，将长久死在海角”的话。韩公自认为因直谏被贬到潮州，与虞翻迁往交州相同。又潮州地区也是汉代交趾郡所辖，所以把自己比作虞翻。旧注没有说明清楚。《游西林寺》题注。“魏▯”下面脱去“简”字，《白乐天·游大林寺序》可以证明。魏弘简在贞元末年仍有墓志，见于《柳子厚集》。他游览庐山，大概是在代理江州刺史时。长庆初年又有一位掌枢密的内臣魏弘简，只是姓名偶然相同。《自袁州还京》：“岁暮难相值”一联。考察韩公冬日在安陆停留，当时一年已经将尽。然而末联也不只是专门说时序。韩诗“岁聿其暮”，薛君章句说：“暮，就是晚。”意思是说你的年岁已经晚了，这首诗的意思本出于此。大概韩公早年与随州刺史一同在汴州幕府任职；此时旧日同僚大多已经去世，只剩下两个人，所以深深感到在晚年还能相逢实在难得。结合后来寄给随州的诗来看，意思更加清楚。《雨中寄张博士》：“岁晚偏萧瑟”。考察“观雷频”以下三句，可知当时不是冬日。再看白居易和诗中有“叶湿蚕病”的话，大概是初夏苦雨无疑。“岁晚”在结句中的意思，与《寄周随州马仆射》两首诗中的“岁暮”“岁晏”相同，《楚辞》“年岁之未晏兮”正是韩公所取法的出处。《奉和张侍郎，再领须句国》题注。考察题目中应衍出“郓”字；郓是郡名，须昌是它所属的县。唐代的郓州，就是晋代的东平郡。《通典》说“郓州是古代须句国”，这种说法尤其简洁妥当，应当采入。马总仍然调任少昊司马。他起初以检校礼部尚书身份镇守天平，接到召令入朝但尚未到达，又命他返回镇守，加检校刑部尚书，所以有这一句。刑部是司寇、秋官，秋月的帝神是少昊，因此这样说。又天平的属县有曲阜，是少昊的故墟；这一句大概双关地表达再次镇守天平的意思。注文没有说明完整。

译《早春与张十八博士》题注。令狐澄的本子作“三弟”，也不对；杨嗣复排行第六，不是第三，见《白居易集》。杨嗣复后来入朝为相，《唐史》中有传。令狐澄出身贵胄，却连近代宰辅的排行偶尔也没有弄清楚，可见考订实在困难。这也说明《讳行录》可以用来采集、验证资料【馆阁书目载《讳行录》一卷，按四声编排登科进士的族系、姓名、排行、官秩以及父祖名讳、主司姓名，起于兴元二年，止于大中七年。这部书出于唐末，《新唐书·艺文志》作《讳行略》，宋代书志作《录》。至于撰书人的姓名，两部书志都已失载。“行”读户郎切，有人读作本字，或许不对】。《送桂州严大夫》：“飞鸾不假骖”。考察“骖鸾”二字本出江淹《别赋》。后来范至能统领桂林，撰写《骖鸾录》，又是取用韩诗中的语句。《奉和李相公题萧家林亭》题注。考察原文“遇”本作“遘”，是为了避唐高宗的嫌名而改写，并不是错误。《韩集辨勘》第二卷。钦定《四库全书》。《韩集辨勘》第三卷。长洲陈景云撰写。《原道》题注。考察苏轼所说的话也是伊川的话，却误认为是苏轼的说法。这种错误从蜀本韩仲韶注文开始，后来闽中魏仲举《五百家注》本已经删去，这里为什么又采录进来呢？《行难——自越州征召授任祠部员外郎》。考察越州是浙东的治所，由观察使统辖。李习之、陆歙州的记述说，韩愈由侍御史入朝任祠部员外郎；也就是从浙东观察使府的御史被召入尚书省任郎官。《师说》题注。考察柳子厚的墓志文说：“衡山、湘水以南的进士，都把子厚当作老师。”可见当时学者对他的尊崇十分盛大，怎么能说人们不归附他呢？而且注文说柳子厚因为学者不归附自己，才归附韩愈，所以写了《答韦中立书》和《答严厚舆书》，这种说法尤其浅陋，应当删去。“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考察《周礼·天官·宫正》注文中的“读”字，陆德明《释文》说：“戚氏读如本字；徐邈读作豆。戚氏是梁代戚衮，徐邈是晋代徐邈。”黄山谷大概采用戚衮的读法，并不是凭臆测创造的。陆德明把戚衮列在徐邈之前，也说明认为戚氏的读法较好。所以《公羊传序》中“句读”二字不注音，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文选·笛赋》注文说：“投”和“逗”是古今通用字，读作豆；投，是句子停顿的地方】。《进学解》：“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考察这篇文章作于韩愈由职方员外郎降职以后，史传记载得很清楚，似乎没有疑问。但方氏本把“年”改为“时”，他的说法仍有不妥。因为这句话正是为后文“三年博士”埋下伏笔，作“年”是对的。这里的“弟子”虽是设想的说法，但唐代国子学生也有长期住在学舍中的，像何蕃在太学二十多年、阳城劝诸生回家探亲，就是这种情况。“行虽修而不显于众”。考察“泊”字与“显”字意义完全不相近，恐怕原来是“白”字。大概先把“白”误作“泊”，后来又转讹为“洎”。“荀卿守正”。考察“守正”一语，《新史》和《文粹》都作“宗王”。苏轼《荀卿论》说荀卿明白王道、讲述礼乐，也作“宗王”；这似乎比“守正”更加精确，并不是讹误。“欲进其豨苓”。考察“豨苓”就是《庄子》所说的“豕苓”，《音义》说它又名猪苓，是一种药草。方回解释为猪粪，是妄说。《讳辨》：“与贺争名”。注文说，董氏的说法是对的。元稹任礼部官是在长庆初年，而李贺早已去世很久。律文中的三条都取自《礼经》，所以随即引用郑玄原注来解释。下文说“考察它于经书，以律法验证它”，指的就是这件事。“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考察“治”是唐高宗的庙讳，但本文和《平淮西碑》都没有避讳。大概在德宗祔庙那一年，高宗已经迁入祧庙，所以不再避讳。这两篇文章和碑文都作于其后，既然高宗已经祧迁，不避讳是合乎礼制的。注文说“传中有五皓的称呼”，“传”应作“博”。见《楚辞·招魂》王逸注：“五白是博戏中的骰子。” 《释言》：“为我写子诗书”。根据史书，韩公考中进士后，把文章投给公卿之间，前宰相郑余庆很为他宣扬声誉，因此得以知名。可见郑余庆在韩公早年就了解他，并不是韩公从江陵召回以后才受到郑余庆赏识。韩公登第这一年，郑余庆入翰林。后来郑余庆自以为职位亲近、地位尊贵，于是和韩公很久没有往来。到贞元末年，韩公才入朝，而郑余庆已经被远谪。郑余庆再次掌握国政后，特意提拔韩公为幕府属官，于是把韩公历年来的诗文都征集起来。“于后之数月”。“月”字，南宋本作“日”，是对的，洪氏年谱也如此。韩公开始拜见郑余庆是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在次年正月入相，两人相隔只有七个月。根据下文再次说“累月”来推断，这里应作“数日”是明白的。《张中丞传后叙》：“愈尝从事于汴徐”。考察双庙在宋州，是汴州府所属的支郡；泗州又是徐州府所属的支郡。“从事”两句大概是贯通起来说祭祀双庙和经过泗州两件事。有的本子作“两州”，是不对的。《汴州东西水门记》：“嚚童噭嘑”。“嚚童”指李乃，与《送张道士诗》中称吴元济为“狂童”相同。《蓝田县丞厅壁记》。题下注“贞元四年进士”下面脱去了“六年中博学宏辞科”一句。这条是樊泽之的说法，他说得对。“又出于人”三字，也见于柳子厚的墓志文，更可以证明樊氏说法有根据。“谚数慢必曰丞”。考察韩公《酬崔少府诗》说“但闻赤……” “县尉不比博士慢”与这篇记中的“慢”字意义相同，就是韩公《论盐法状》中所说的“散慢官”。谚语历数官职中的“慢官”时一定说丞，是因为当时俗语认为，内外官职中论到闲散，没有比县丞更甚的。“数”读上声，方氏的说法才讲得通。虞山钱受之在万历末年撰写《送杨县丞序》，引用韩公这篇记，把“慢”字解释为“慢侮”，错得厉害。“雁鹜行以进”。考察《庄子·外篇》说“士成绮雁行”。“一蹑故迹”。考察《汉书·邹阳传》说“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颜师古注：“意思是踏着从前的旧迹。” 《科斗书后记》：“平刘展于淮西”。考察“西”应作“南”。《郓州谿堂诗序》：“且六十年”。考察“李纳”下面应删去“子”字，并补上“传子师古，师古传师道”九字。《争臣论》：“为禄仕者也”。考察《诗经·君子阳阳》序说：“君子遭逢乱世，互相招引做求禄的官。”郑玄笺说：“禄仕，是只求得到俸禄罢了，不求推行道义。” 《改葬服议》。子思说：“三年的丧期，在没有下葬以前，丧服不能改变；虽然有这样的文字，却没有见到实行它的人。”考察子思的说法虽然见于《孔丛子》，但从子思以来，没有人实行过。只有《南史》所载张种，遇到侯景之乱，奉母亲向东逃回乡里；母亲去世后，又迫于灾荒，不能下葬。丧服期满后，他在家饮食起居，仍然像处在丧中一样。王僧辩上奏起用他为中从事，并替他准备葬礼；下葬完毕，张种才换上吉服。史传中只有这一件事，但这件事仍以二十七个月为期限，并不是没有除去丧服。除此之外，再没有见到实行此事的人。《禘祫议》。考察当时皇帝已经下诏令，命令百官聚集议论；韩公正任国子博士，也是百官之一，却自称地位卑贱，不能参加议论。大概唐代尚书省集体议事，只有朝官可以参加，国子博士不属于朝官【见韩公下一年《论权停选举状》】，所以说“贱不及议”。朝官也称常参官，包括文官五品以上，以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

译《答杨子书》题注。考察柳子厚《与杨诲之第二书》作于元和六年。当时杨诲之年纪还不到二十岁；如果是在贞元十七年韩公写给韩敬之书时，杨诲之才刚刚几岁。因此他不是韩敬之的哥哥，显而易见。韩敬之的从父韩凭，是杨诲之的父亲。柳子厚有一篇悼念韩凭的从子韩承之的哀辞，作于贞元末年。韩承之超过二十岁便早夭，所作辞赋、书信、论说都很出色。哀辞中说“有弟哀号”，这个弟弟就是韩敬之。《上宰相第三书》：“如今阁下任辅相，也已经接近了。”考察《汉书·霍光传》中皇帝说：“将军的广明都已经接近了。”颜师古注说：“属耳，就是接近。”韩公这句话本于此。颜师古注中的“近”，是说日期接近。赵憬、贾耽、卢迈都在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离韩公上书时已经过了三年，似乎不能说“近”。但韩公这样说，大概是因为这三位宰相在位的年数，与周公辅政七年相比，仍然算接近。《代张籍与李浙东书》。题下有的注文写“巽”字，应作“逊”。下文把“巽”字与二人联系起来，在《唐史》中都可以见到。李逊在元和五年由常州刺史授任浙东节度使，见《旧唐书·宪宗纪》。但李逊本传说他由衢州调任，新史沿袭了这一说法，都是错误的。柳子厚在元和四年写信给李逊的弟弟李建，末尾有“已白常州煦仆语”的话，说的就是李逊。第二年他就调任浙东，并没有刺衢州之事，应当以《宪宗纪》为准。《上张仆射书》题注。考察杜少陵在严郑公幕府时，《遣闷呈严公》诗中有“晓入昏归”一句。诗作于秋日，怀疑幕府属官的作息是早晨入署、夜晚回家，从九月开始到次年二月，当时幕府的制度大概就是这样。或许是因为深秋以后白昼变短、事务增多，所以规定出入的时间。韩公虽然议论这件事，也没有听说制度因此改变，大概旧制难以更改。《与崔群书》。信中说“在这里跟随一位官长”，指的是任四门博士。洪氏年谱记载得很清楚，题下注大概本于年谱。当时韩公已经离开徐州三年；注文说他在徐州幕府任职，应当删去。《与陆祠部书》。考察信末说“如今在朝廷的人，大多把游玩宴饮当作事情”，指的是王仲舒、裴茝等人。王、裴一类人都是朝廷中的贤能之士，有清正声望，只因为频繁聚会游宴，便被朋党所攻击斥责而罢官。这封信写在这些贤者被贬之前一年，可见韩公的见识十分卓越。《答陈商书》。考察陈商字述圣，官至秘书监，曾参与修撰《武宗实录》，所以这件事发生在大中年间。《答吕毉山人书》：“少安无▯”。考察《左传·襄公七年》说：“您暂且安心。”注文说：“安，是徐缓、暂且的意思。” 《送孟东野序》：“尸佼”。考察尸佼是鲁国人，秦国丞相商君曾拜他为师。商鞅死后，尸佼逃入蜀地。见《汉书·艺文志》。题中“上眘到”一句的注文，也依据《汉书·艺文志》；但所说四十六篇中的“六”应作“二”。《送许郢州序》题注。考察参照权德舆《送郢州序》，大概是由水部郎出任郢州刺史；又举出他的字为叔载，那么“仲舆”就是他的名。世系表把“仲舆”作“仲容”，把“郢州”作“邓州”，都是错误。至于有人把他注作“志雍”，也不对；志雍是许郢州的儿子，见世系表。“虽恒相求，而喜不相遇”。考察“喜”有一本作“苦”，作“苦”是对的。谢叠山《文章轨范》中没有这个字，感觉句法尤其健劲。《送窦从事序》：“钜海敌其阳”。“敌”字，南宋临邛本作“敞”，应作“敞”。意思是大海在南面敞开，指越地南方的风气过于宣泄；上句“连山隔其阴”，则说越地北面的风气被山阻隔，与中原不相通。所以下文说风气的不同自古如此，是承接上面山海的话。《送李愿归盘谷序》：“可濯可沿”。考察《真文章正宗》引用此句作“眞本”，是对的。同时有两个李愿：一个隐居盘谷，一个是西平王李晟的儿子。南宋庆元年间，建安魏氏本在这篇序后附刻高从一的记文，用来证明所送的不是西平王之子。考察高防就是汪季路，朱子书信中所谓家藏盘谷碑本有后记，说的就是他。然而只要根据韩愈这篇序和卢郎中送盘谷子诗的年月来考察，两个李愿的事迹自然明白，不必引用高防的记文。这篇序作于贞元十七年，西平王之子当时任宿卫将；至于卢诗，则作于元和七年，那时西平王之子才任节度使。这些都见于《唐史》，并没有隐居盘谷的事。《送董邵南序》。董生在有关部门不得志，事情发生在贞元年间，韩公诗中记载得很详细。当时仕途阻塞，两河诸侯争相招引豪杰做谋主，因此藩镇势力日益强大，朝廷为之忧惧不安。这是开成初年宰相李石对文宗所说的话。董生向北游历，正值幕府急需人才、王室多事之日；文章中发表议论，还想招徕燕赵之士，那么郁郁不得志而来到这个地方的人，或许也可以停下车来。送他其实是想挽留他，言辞曲折而委婉。《赠崔复州序》。考察《诗经·硕鼠》小序说：“讽刺赋税沉重。”第一章说：“于是得到我的安身之处。”第二章说：“于是得到我的正直。”这篇序专门为斥责于頔横征重敛而作，与《诗经》诗人所讽刺的事情相同。开头先说小民不能得到安居之处，能够在乡里官吏面前自我申辩的很少，大概就是反用《诗经》的语句。百姓贫困而赋税急迫，只有仁人到来，才有希望使他们获得新生。说崔君的仁德足以使复州百姓苏醒复生，韩公的话真是痛切啊！《张童子序》：“以及五都之长”。考察序中说向北经过黄河以北；唐代河阳军的治所在孟津，不是蒲州。蒲州是河中节度使的治所，在黄河以东，不是河阳，方氏的说法错误。《谷梁传》说：水的北面称为阳。孟津在河南，而河阳军之所以有“河阳”的名称，是因为节度使虽然治所在孟津，却兼领怀州刺史；怀州在黄河以北，所以如此。《何坚序》。“道之守”是阳公的注。按：十九年，应依《柳集》中《阳司业遗爱碣》改作十五年。《王秀才序》。“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之后脱去一句。“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一句，应依各本增入。

译《王埙秀才序》中的“馯臂子弓”。按：《论语·微子篇》的朱熹、张栻、陆德明音义引王弼注说：“朱张，字子弓；荀卿把他比作孔子。公指子弓为孔门的馯臂。”虽然这是根据《弟子传》，但王弼的注似乎也不能废弃。《李端公序》：贞元年间，刘禹锡在杜佑的淮南幕府任职，和同僚防饮联句，李端公恰好是座上宾之首。唐人称御史为端公，大概这时李端公已经是使府中的御史了。后来杜佑入朝，幕府撤销，李端公长期任官而不能调迁，于是游历河朔，进入幽州节帅刘济的幕府，曾作诗有“不上望京楼”之句，可见内心的郁结很深。到达东都后，韩愈作诗送他回幕府，劝他效忠燕帅，恢复开元时期藩臣的礼制，说明韩愈深知他心向王室，因而勉励他。考察旧史所载李端公在幽州的诗，就知道这篇序文措辞的用意了。“十日十二子相配”。按：甲、乙、丙、丁之类的天干为“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为“子”，见《周礼·匠人》疏。“其将复平”。按：“两平”二字，《文粹》以及宋本、浙本、蜀本都相同，朱熹大概暗中与古本相合。《送区册序》。“鸟言夷面”。按：《周礼》说，夷隶掌管同鸟交谈，貉隶掌管同兽交谈。郑司农说：“夷狄之人有的懂得鸟兽的语言。” “鸟言”一语本出于此。《送杨少尹序》。“后世无工画者”。按：晋代顾恺之、梁代张僧繇都画过《群公祖二疏图》，见旧史《褚无量传》。“白以为其都少尹”。按：唐代以河中府为中都，设置大尹、少尹，仿照东西两都的制度；这里的“都”就是中都。《送郑尚书序》。“风鱼”。庆元闽本作“风雨”，这样是对的。《徐偃王庙碑》没有“怪风剧雨”四字，意义与此相同。“家属百人”。注：李训应作郑训。注：朱熹引用《资治通鉴》时偶然弄错了。《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题注：按：魏文帝和陈思王给吴质的信中，都有“所治”二字，正不必改动词序。《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全文失载。注：按：许康佐的历任官职，详见《唐史》本传；其中没有任刺史、洋州刺史或京兆尹的事情，因此这里的“使君”一定不是许康佐吗？“严谟”与“严武”相同。《石鼎联句序》。“龙头一联”。按：“菌蠢”见《文选·南都赋》；又《易·大有》九四爻辞说“匪其彭”，干宝注说：“彭，是亨通而骄傲自满的样子。”见《经典释文》。“磨砻去圭角”。按：《礼记·儒行篇》说“毁方而瓦合”，郑玄注说：“去掉自己的大棱角，同众人作小的融合。” “磨砻”一句本于此。《祭田横文》。题注：按：晁说不对。开头明明说“贞元十九年”，大概写于进入汴州幕府以前。韩愈既然在博学宏词科考试中受挫，向韦光范上书又没有被采纳，短暂游历凤翔也没有遇到机会，所以在田横的激烈事迹上发愤叹息。当时只是贵人不能得到贤士罢了。至于跟随裴度平定淮西，是这以后二十多年的事，更没有必要争辩。《欧阳生哀辞》。“闽越人举进士，由詹始”。注：李成公锜，按：锜应作椅。独孤及《福州学碑铭》说，闽地本来没有儒家学派，韩詹到来后风俗改变，说的就是李椅。《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说，蜀王李湛的五世孙李椅任福建观察使。李翱已经为他作传。按：李习之作《詹传》，欧阳修说已经散佚；而《新唐书》所载事迹有超出哀辞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宋祁喜欢采集小说材料的缘故。《祭穆员外文》。题注：按：篇首没有记载年份。穆员外的父亲秘书监穆宁，于贞元十年去世；又过了三年，母亲裴太夫人相继去世，所以说“悲痛的心情六年合在一起了”。又注：“中宣州观察使”应作“秘书监”；担任宣州观察使的是秘书监的长子穆赞，也就是员外的哥哥。《祭郴州李使君文》。按：权德舆《李郴州志》说，当时宰相极力称赞他的治理和德行，正要谋求提升任用；而韩愈的祭文却深深惋惜他遭受诬陷，想在他死后替他洗清诽谤。大概他曾经受到官吏的议论，只是墓志有意把措辞写得隐约罢了。“觑鳞介之惊透”。按：“惊透”二字出自左太冲《吴都赋》；扬雄《方言》说：“透，就是惊。” 《祭虞部张员外文》。“存皆表白”。按：“表”字应依宋本作“衰”。又“内迫家之”也应依宋本作“家私”。《祭河南张员外文》。“一，又相语”。又应依宋本作“夕七日”。“鹿鱼”。注：鹿鱼应作鹿角。“首下凥高”。“凥”应作“尻”，注释相同。“丞相南讨”。注：十六年应作十二年。“议兵大梁”。注：“都统”下面的“使将”二字有误。《祭裴太常文》。题注：按《文苑英华》，这篇文章作于元和九年。旧史《宪宗纪》载，元和六年皇太子李宁去世，国家礼典中没有太子去世的礼仪，司业裴茝精通礼学，皇帝特意下诏让他在西内制定仪式。又《新唐书·艺文志》称裴茝为元和年间的太常少卿，大概是由司业升任太常，至元和九年死于任上。裴茝著有《内外亲族五服仪》二卷、《书仪》二卷，《新志》记载得很详细，因此太常就是裴茝无疑。旧注说此人不可考，不对。又裴茝在贞元末年被韦执谊排斥，出任外官，这件事也见本集后面的《顺宗实录》末卷。《祭侯主簿文》。“遣男殿中省进马佶”。按：进马是官名，隶属殿中省，见《新唐书·百官志》。又《续通典》说：进马是侍卫中的资荫官。唐代旧仪规定：凡是大规模陈设仪仗时，马匹在乐悬的北面，与大辂依次排列。进马二人穿戎服、手执马鞭，侍立在马的左边，随着马的进退而行动。《祭马仆射文》。“命公并侯”。按《方镇表》，元和十三年废除淮西节度使，忠武军增领蔡州；当时李愬正从蔡州调到许州，所以说“并侯”。旧注没有说明白。“遂殿交州”，是说把安南都护当作镇守交州的官。诗中“殿天子之邦”，毛传说“殿”是镇守。这里的注本来依据这个意思，但有误。《祭郑夫人文》。“百口偕行”。按：韩愈被贬潮州时，经过始兴，作《过始兴》诗感怀说：“眼前全家百口还相互跟随，过去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共同谈论。”大概是在追忆往日经过始兴北还以后，同他一起出行、躲避灾祸的人。用诗来证明文章，那么其他本子作“百日”就是错误，更加清楚了。

译《祭十二郎文》。“三世一身”，这句话见《北史·王慧龙传》。《河南少尹裴君墓志》说“召公主书记”。按：韩愈曾记载南阳公镇守徐州十一年间，掌书记的共有三人：许孟容、杜兼、李博，唯独没有再提到裴复的名字；应当是裴复先以记室身份受征召，到了徐州后又改任其他职务。韩愈写这篇墓志的第二年，南阳公去世。看墓志中“三迁”以及“在徐府勤而有劳”等语句，可知裴复在徐州任职已有多年，并不是在李博之后才到任，所以没有列名于掌书记的记载中。又南阳公去世时，冯宿实际担任掌书记，这就是接替李博的人；由此更能说明裴复从未任掌书记。《河南少尹李公墓志》。“改度支郎中，使注度支”，有的本子作“屯田”。按：“使”字应归入下句断读，即“使侍郎”是掌管度支使事务的侍郎。现在错误地断句了。再从下文“因而不礼遇他的属官”来看，作“改度支”是对的；屯田并不属于度支。《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不如属之河东便”。按：这里的“河东”指蒲州，不是晋阳。它同《韩弘妻墓志》中“公居河东”一样，都是指蒲州这个古代的河东地区。把晋阳称为河东，是唐代以后才开始的；而蒲州已经设置为河中府了。《河南府王屋尉毕君墓志》。“继数尹”。按：徐州从事任河南尹，说的是杜兼。杜兼于元和四年十一月去世，继任的是陕虢观察使房式。元和五年冬，房式从河南调任宣歙，由鄂岳观察使郗士美接任。详见旧史《宪宗纪》。《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按：文章先叙述张圆妻子的话说：“我的丈夫在岭南。”其中又说：“侍奉宣武军节度使，因获罪被贬到岭南。”这正同李肇的记载相合。张圆被远贬的事，正文已经大书特书，写得很明白，而注释还说没有略微提到贬谪，是什么意思呢？张圆调任河中属官后，他的办事才能日益得到声誉。汴州节帅嫉妒他将被重用，便借机制造嫌隙加以排挤，用好听的话把他害死在旅舍中。这些本来就是事情的实情；文章又详细写出他遇害的地点，也不是没有用意。《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一岁再奏”。按：卢从史于贞元二十年任昭义节度使，到元和五年失败，前后共七年。孔戡离开昭义，是在卢从史被流放日南的前一年，所以说“从史居留五六年后更加骄横，孔君与他争辩”等，可知孔戡在昭义留任已久。“留”字如果同“一岁”连读成句，就同前文很不相合。“留”字应归上句读；“一岁再奏”四字为一句。大概卢从史起初很看重孔戡，所以一年之内两次上奏请求升迁他的官职。《河南尹杜君墓志》。“字某”。按：杜兼字叔通，见权德舆《送杜少尹序》。而史书说他字处弘，大概是有两个字。《韩集点勘》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韩集点勘》卷四。长洲陈景云撰写。《乌氏庙碑》。“卢从史始立议”。按：《汉书·邹阳传》说：“羊胜、公孙诡想让梁王请求立为汉朝继承人，袁盎等人都提出意见认为不可以。”颜师古说：“建，就是提出意见。”那么“立议”仍是提出建议的意思。有人把“立”字断句，是不对的。“至马都山”。按樊氏所说的“或者的说法”，都是司马光《考异》中的话。大概司马光所见的《韩集》是祥符年间的杭州本，文字作“走可突干渤海，上至马都山，渤海下无扰海二字”，同今本不同，所以他这样说。至于说司马光没有见到许敬宗碑，樊氏的说法是对的。唐代的平卢一镇，处在契丹、渤海之间。契丹在平卢西北，渤海在它东面。马都山应当是平卢东境、同渤海接壤的地方。又唐代让平卢节帅兼领海运事务，自从承玼击退渤海军队以后，东部边境停止了警报，运输道路没有忧患，所以每年节省运送钱粮，数量以千万计。“石岭军使”。按：石岭军在河东忻州秀容县，因为驻军边地，所以有积储粮食、整治兵器，以及出入耕战的事务。如果是左领军，职责是掌管禁军，不应有下面两句话。而且左领军只有将军，没有军使，可能原文自身有误。《河东节度使郑公神道碑》。自号“白云翁”。考察令狐楚的表奏十卷，大概是他先后在桂林、太原二府任职，以及在四位节度使幕府中所起草的文章，并不是专门在郑儋幕下任职时所作的。起初，桂林节度使王珙上奏征召令狐楚，令狐楚因为父亲在并州任官，不能奉养父亲，所以从未参加节帅府的宴饮娱乐活动。任期届满后，他辞职归去；太原的几位节帅都很看重他的品行，接连将他引入幕府。后来编纂表奏文集时，以他辅佐桂林幕府的时期为开端。他自号“白云孺子”，大概是用了狄梁公登上太行山、远望并州亲人居所的故事。方氏讥讽他是在讨好郑儋，恐怕是承袭了小说中失实的说法。《田氏先庙碑铭》说：“不要太快，也不要太迟。”考察《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举行烝祭，《公羊传》说：“这是讥刺祭祀过于频繁。”注释说：“亟，就是频繁。”《释文》说：“音同‘去冀反’。”“勿亟”的意义本来就出于这里；有人把“亟”读作“居力反”，解释成“急”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这里可以解释作“承辅”。考察《汉书》说：“淮南王、衡山王不努力遵守藩臣的职责，以承辅天子。” 《刘统军碑》“以势自惮”一句：考察刘某被授任陈州，是因为辅佐新任节帅上官说退蔡兵的功劳。“元侯”就是指新任节帅说：刘某的威名本来就在节度使之上，却能够尽到巡属应有的礼节来侍奉大府，所以说“以势自惮”，即因自己的声势而有所自我约束。注释引用韩全义的事，十分错误。“峻之大夫”：峻仍然是登、升的意思。张说《平贞眘碑铭》说：“严严宪府，公三峻之。”与这里相同，作“浚”字是不对的。“及癸巳岁”：统军在元和八年五月因许州水灾一事被征召回京，六月回到住宅，到冬天便去世了。下文说“秋天涌水而出”，其中“秋”字一定是传抄记录的错误；何况下文明确说“六月隆热”，那么上文就不应说秋天，这一点尤其明显。《清河郡公房公墓碣》。字某。考察“启”字，字开士，见于刘梦得文集。“人吏迎观望见”一句：天宝末年，房太尉任扶风郡守；后来该郡改为凤翔府。到他的孙子任此府参军时，祖父过去的属吏和百姓应当还有人活着，所以文中这样说。《太原郡公神道碑》中的“兴官耆事”。考察“耆”与“嗜”相同。王介甫《葛度支墓铭》中有“乐职嗜事”一句，正是引用韩愈文章中的说法，更可以证明朱子的解释。《曹成王碑》“救兵州东北属乡还”一句：按《兵州文章正宗》作“其州”是正确的，大概是为了与上文“梏其州”的文字相照应，这里说的就是随州。“属乡”方氏本作“厉乡”，与《唐史》相合。旧史记载：“曹王皋命令伊慎在随州厉乡攻击李希烈的军队，将其大败。”考察《汉书·地理志》说：“南阳郡随县，下注为厉乡，原是厉国。”随县在唐代属于随州，所以《九域志》说：“厉乡，是随州的村名。”这大概是依据《汉书·地理志》而来。朱子说应当作“属乡”，大概是沿用了嘉祐年间的杭州刻本。他又说“厉乡属于亳州”，虽然依据《史记》所说“老子是苦县厉乡曲里人”的注释，但曹王交战的地方是随州的厉乡，并不在亳州境内。还有，权德舆《伊慎碑》引述说，军队进攻随州，把康叔赶到厉乡；康叔是李希烈派遣的将领。大概是曹王派伊慎击退李希烈驻在厉乡的军队，所以说“救”罢了。权德舆和韩愈的两篇碑文尤其可以相互印证。又从“随、光化”以下五句，都是叙述攻取随州的事情，没有涉及安州。朱子所说“距离安州还很远”，也是不对的。《扶风郡夫人墓志》说：“司徒侍中庄武公的冢妇。”考察侍中有两个儿子，少府是其中的次子。那么卢夫人就是介于长子、次子之间的儿媳，如今却说是“冢妇”，其中的缘故不清楚。有人怀疑少府是嫡子，所以才这样说。然而根据庄武公少府兄长的行状考察，他们大概是同母兄弟，并没有嫡庶的区别。长子之事见后面的注释。考察“继祖”是德宗赐给他的名字，事情见于李肇《国史补》。那么少监墓志说名讳为继祖，并没有错误；朱子的说法错了。《秘书少监独孤府君墓志》。考察墓志所说府君出生的年份，以及宪公去世的时间，那么显然是刚出生便成了孤儿。注释中说“两岁”，是错误的。秘书的兄长独孤朗，旧史误认为是弟弟，新史已经改正；这大概是根据府君墓志改正的。墓志说“上将有所相，不可于众”，指的是裴均；没有写出他的姓名，大概因为裴均任江陵节帅时，府君曾经在他的幕府任职，所以出于旧属对府主的避讳。府君与秘书少监一同进谏，李约斥责裴均的话非常难听，见于新史《裴均传》。但史书误把这件事认为发生在德宗时，也应当依据府君墓志加以订正。秘书少监的妻子是权夫人，在丈夫去世那年的十月去世；她的父亲文公撰写墓志，说儿子权诲出生十年，这就是本墓志所说的天官。墓志在四月撰成，大概当时还没有正式命名，所以称他的乳名。本传和世系表都说他的名字是“庠”，一定是后来又改的。《虞部员外郎张府君墓志》：“孝权的大父。”墓志说大父名讳孝先，注本有的作奉先。考察有的版本是正确的。唐人重视避家讳，不应当触犯祖父的名讳。

译《卫府君墓志》：“赠太子洗马、名讳某者的孙子。”方氏增补考订年谱说，这篇墓志如今的版本都作“卫之玄”，但拿它与善本核对，实际应作“中立”，不是“之玄”。“中立”字退之；所谓善本，就是汪彦章所依据的王仲信本。方氏又说，中立服食奇药求长生不死，却终于还是死了，所以白乐天说退之服用硫黄，病一直没有痊愈。孔毅夫、陈无己等人都据此指称韩公晚年迷惑于金石药物，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看白氏所记，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个人，当时都不是以服药之事闻名于世的人，只是恰好与中立的字相同罢了。他的说法最为辨析清楚而且核实严密，详细内容见庆元魏本所刊《韩文类谱》。廖莹中编集各家的说法，大多采自魏本。方氏这一条却单独删去了，而且在李博士墓志之后又引用孔、陈等人的话，大概反而把那些话当成了确论。《河南令张府君墓志》。“抑首促促”。注：按：注释中的“龊”字应作“龌”。应劭《汉书》注说：“喔龊，是急迫匆促的样子。” “龊”就是“龌”。这两个字不只是读音相同，意义也相同。“帅他迁”。注：李昪任江东节度使。这里的“江东”应作“河东”。《刘统军墓志》。“父讼”。“父讼”有的本子作“父诵”。朱熹说，名叫“讼”没有道理，怀疑是因为避讳而改字。但后汉有司徒尹讼，见《段颎传》，可见古人确实有名“讼”的。《凤翔节度使李公墓志》：“宿卫四十余年。”按：李公在建中四年因护卫皇帝车驾立功，到元和六年由金吾卫出任节度使，他担任宿卫其实只有二十多年；“四”字是传抄记录造成的错误。《平淮西碑》。题注：按：罗隐记载石烈士的事情，这块碑立在蔡州以及仆倒的碑被磨去文字以后；段文昌重新撰写碑文，称“勒铭淮浦”，这是更加明确的证据。后来蔡州人因为裴晋公督军平定蔡州，特意在当地为他建庙，并把段文昌的碑移到庙庭。到宋代政和年间，州守陈珦因拜谒晋公庙，读碑文后非常不平，当即磨去碑文，重新刻上韩愈的文章，此事见《夷坚志》。在此以前，祥符年间吴兴姚铉编纂《唐文粹》，选录段文昌的文章而弃置韩愈的碑文；陈珦、姚铉二事前后正好相反。题下注：“愬妻唐安公主也。”按：“公主”下面脱去“女”字。“稂莠不薅”。按：“薅”应依《诗经》释文读作“呼毛”反切。“遂定《易》定注，义成节度使张茂昭”。按：“义成”应作“义武”；义成是郑滑军的称号，并不是易州、定州。“地，今益以汝”。注：迁徙隶属汝州。按：“隶”应作“理”。“河阳军本治盟津，今移军驻汝”。“惟是朔方”。注：按：陕州隶属陕虢观察使管辖，并不属于东川，这条注是错误的。“元济尽并其众”。注：骑军。按：根据史书，“骑”应作“骡”。“其往抚师”。按：《汉书·李广传》引《司马法》说：“整顿军队，抚慰军士，以征讨不服从者。”“凡兹廷臣”。注：按：在“判官书记”下面，孙氏原注有“皆朝廷之选”一句；在“上皆从之”上面还有“判官是李正封、冯宿，书记是李宗闵”一句，但没有写出三人的姓名。注释仍沿袭史书旧文。廖本删去这两句，竟把判官、书记两种职务都说成由一名行军司马兼任，混乱得很。“河南附起”。注：按：“汴”应作“郓”。当时郓州节帅李师道正同蔡州叛军相互呼应，与汴州没有关系；而统率各军讨伐蔡州的正是汴州节帅韩弘。“三方分攻”。注：按：“三方分攻”就是上文所说的道古进攻他的…… “东南文通战，其东愬入其西也”。“三方”之中，这里已经埋伏下后文西路军的根由。“至大军北乘”两句，才详细叙述颜、殷、武三军联合进攻北面的事情。从“自常兵时曲”到“郾城来降”，是提挈前文十六次大战、攻下二十三座栅城的要点来叙述。“试之新城”两句，就是说颜、殷、武联合交战时更加奋力。自此以后，叛军的势力日益窘迫，专门防备北方边境，所以西路军得以取得乘虚捣入的功劳。“西师”一句尤其同上文的“分攻”相照应。仔细寻绎文意，旧注的割裂错误就显而易见了。《南海神庙碑》。题注：观察使应依方氏校正，在“使”字上增加“支”字；支使的职务同书记相同。韩愈《郓州溪堂诗序》写于这篇碑文之后，其中有从事陈曾，应当就是这个人，大概他随即离开桂州幕府，转到郓州任从事。“来享饮食”。注：“享”有的本子作“慕”。按：“慕”应作“簒”。扬雄《法言》说“簒，取也”，这个“簒”字的根据就在这里。古本《扬子》也有误作“慕”的，大概是因为两字相似而容易讹误。《罗池庙碑》。“侯之船兮两旗”五句。按：在船中竖起两面旗，设置假马来迎接神灵，这是岭南祭祀神灵的旧俗，见南宋临邛韩本的注。大概“侯船”及“乘驹”等句，都是记载当时的实际情况。苏轼书写这首诗时，把“泊”写作“汩”；但“泊”似乎比文集本更好，大概是因为船在江中遇到逆风而停桨，所以有等待柳侯而他不来的悲意。“北方之人兮”两句，是说中原士大夫当时有很多人搬弄是非、吹毛求疵。根据《唐史》，柳宗元从永州被召回后，又有到岭外任职的经历，大概是深受言官排挤；所谓替柳侯辨明是非，说的就是这件事。“北”作“此”，“为”作“谓”，都是错误。宋代丘崇《重修罗池庙记》略说：柳侯祠在罗池，已经三百多年，英灵仍然存在。元祐五年，赐额“灵文庙”；崇宁三年，赐爵“文惠侯”。祭祀时献上黍稷、竹器和衣服，常常相连接；所谓施利钱，每年不知有多少，大约以十万钱作为公库收入，剩余的归庙里，用来准备修缮。这篇记是在政和初年写的，施利钱就是后代所说的香钱。到绍兴末年，加封为“文惠昭灵侯”；致和元年，又进封为“文惠昭灵公”。见《元史》。大概柳侯在南方土地上留下了灵迹，州人祭祀他长久不衰，碑文所说“世世敬仰”，确实如此。《江南西道观察使王公神道碑》。王公字弘中。按：《法言·修身篇》说：“有人问，士人怎样才可以修养自身？回答说：使自己成为中正之人，就能广大而深厚。”王公的字就是取自这里。按：仲舒被贬到连州，是被同列排挤的结果。同列就是韦执谊。当时韦执谊虽然在郎署任职，却正承受恩宠、掌握权势，所以能够发泄私怨，这件事同王叔文没有关系。《许国公神道碑》。“恒无宿储”。祥符本没有“恒”字，这样是对的，见方氏《举正》。碑写于长庆年间，应当避唐敬宗的御名。韩方任京兆尹时，负责监护丧事的就是许国公，所以韩愈《祭韩令公文》中说：“赐给秘物必定周备，我将奉命亲临察看。”祭文是门人沈亚之代作的，沈亚之当时任栎阳县尉，而栎阳是京兆府属县。

译《柳子厚墓志》。“勇于为人”。按：“为”应读作“于伪”反切。郑康成《诗笺》说：“为，就是帮助。”史书说王叔文秘密结交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约定结为生死之交。“勇于为人”就是说柳子厚结党帮助王叔文，只是把措辞写得含蓄罢了。“不自贵重，顾借”。按：“顾借”的意义同“顾惜”相同。韩愈《上留守相公启》说：“没有一点顾惜之心。”就是这个意思。有人把这两个字归入下句，是不对的。八名司马最初被贬时，有永远不许量移的命令。后来八人中，只有程异凭宰臣李巽的大力推荐，再次得到任用，官位升到宰辅，可以说有巨大的力量推举挽救他。然而他平素的声望很轻，死在宰相任上，不久便身败名灭。和柳子厚凭文章传世、百世不朽相比，他得到的和柳子厚得到的，哪一个更多呢？程异先于柳子厚去世。韩愈写柳宗元墓志时，正是两人的盖棺定论之日。所以墓志中的这些话，似乎专门是针对程异而发的。司马迁说过：“富贵而名声磨灭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卓异非凡的人才会被称道。”韩愈在墓志中抬高柳宗元、贬低程异，也正是这个意思。《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题注：按《送窦从事序》中称他为殿中侍御史，大概这是他先前任职于留守府的官名。墓志明明说他辅佐过六府五位长官，八次升迁至检校虞部郎中，那么在此以前历任使府的官职都已经包括在内了。注释为什么没有记载这些，实在令人疑惑。“为郎官令守”。按：“郎官”是虞部郎、都官郎；“令”是洛阳县令；“守”是泽州刺史。“守”字应断句。此前《郑群墓铭》已有“郎官郡守”的说法，正同这里相同。《考异》想把“令守”二字改换次序，那么就应当同下面“慎法”连成一句，恐怕不对。《尚书左丞孔公墓志》：“不能进退郎官。”按唐代制度，郎官有空缺时，由左右丞荐举；也有已经在郎署任职，却被丞淘汰，或者刚刚授官而丞不让他进入省中的情况。因此郎官的任用和罢黜，丞都可以主持。孔戣认为自己不能尽到荐举郎官的职责，所以以此为遗憾。《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按：马君在贞元三年到京师，这年夏天平凉发生吐蕃劫持盟约之事。马君的兄长御史马弇死于此事；最初主张同吐蕃讲和的是马燧。马君拜见马燧，大概是在劫盟事件以后。马燧想到马弇刚刚因国事去世，所以抚恤照顾马君格外优厚。“玉雪可念”。注：“王丞相”下面应有“夫人”二字，见《世说新语》注。《幽州节度判官张君墓志铭》。“自申于闇明”。按：张平子《灵宪》中论述太阳的光明说：“从光明看暗处，暗处又自行夺取光明。”韩愈的话似乎本于此。《太学博士李君墓志》。“司空之后”。注：后文应作“孝文胥其出”。注：“廉颇”应作“赵奢”。“年四十八”。注：按。长庆三年，岁在癸卯；李干死于癸卯年，享年四十八岁，那么他应当生于大历十一年丙辰，而不是大历元年。况且墓志既然记载了死亡的年月和享年多少，出生年份自然可以推知，这条注尤其多余。《广川书跋》说：“李干志。”李翱《书志》说：“李干字子渐。”《韩集》中没有这些内容。按：“子渐”这个字，应当取“鸿渐于干”的意义；所以他的名字从“干”是对的。《毛颖传》。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说：中山在溧水县，山中出产兔毛，用来制笔最为精良。韩愈《毛颖传》中的“中山”指的就是这里。按：中山兔毫也见白居易《鸡距笔赋》。白居易又有《紫毫笔》诗，说“贡自宣城”。参照《新唐书·地理志》，宣州进贡笔的记载同诗句相合，而溧水是宣州所属县。这样看来，宣城所进贡的笔就是出自中山，清楚了。但秦始皇时期，楚郡寿春在长江以北，而溧水的中山在长江以南。秦国尚未攻克楚国都城，军队不可能先渡江南下。朱熹所说“虽然是寓言，却不能没有错误”，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点。《鳄鱼文》。“将，其丑类”。按：《左传》定公四年传说：“将，是它们的同类。”注说：“丑，就是众。”《左传》文公末年传的注说：“丑类，是恶物。” 《太傅董公行状》。“其子乃复欲为士宁之故”。按：“乃”应依《唐史》作“廼”，这是李万荣儿子的名字。“乃”和“廼”虽然相同，但字形有今体、古体的区别。各家注释都没有注明李万荣儿子的名字，大概都误以为是虚字而略去了。《荐侯喜状》。题注：“郁为选首”，大概是州府文书把应举进士送上去时列为第一名；如张籍考进士就是由汴州发文送上，这就是证据。汝州刺史兼任防御使，不隶属大府，所以也能荐举士人。按：卢防最终任秘书监，是卢从史的父亲。《为裴相公让官表》。“又毗邦宪”。注：按：元和十年，裴晋公以御史中丞兼任刑部侍郎，所以说“又毗邦宪”，并不是另行授官。注中的“为”字应作“兼”。《举钱徽自代状》。按：文集中《举人自代状》共有六篇，这是其中一篇。其余五篇都先在篇首写明新授的官职，如国子监、尚书、兵部之类。这篇奏状是在授任刑部侍郎时上呈的，开头“状”字下面应有“尚书刑部”四字，大概偶然脱落了。常参官上任后三天，荐举一人代替自己；各州刺史也是如此，这都是建中年间的制度。按韩愈历任的官职来说，如御史、职方、比部、考功、中书舍人、兵部侍郎以及两次任吏部侍郎，都应当有荐举人代职的奏状，但文集只有六篇，大概散佚的已经大半了。只有任都官郎中时，韩愈正在分司东都，还没有进入尚书省，不应当立即荐举代职之人。又韩愈出任袁州、潮州刺史时，只有袁州荐举韩泰代职的奏状，潮州的荐举状也已经散佚。当时即使是被降职的官员到州任职，也照例要荐举人代替自己；柳宗元文集中有《柳州举自代人状》，就是证据。《举张正甫自代状》。按：长庆年间，张正甫任尚书右丞，曾驳斥李逢吉给于頔更改谥号的事情，见《于頔传》，由此可知他的刚直。此事发生在韩愈荐举他代职之后。《论盐法状》。“现在臣计算这项新法，所用的钱也不止十万。”按：“啻”字应断在句末。“不啻”就是不止的意思。《左传》说“鲜不五稔”，杜预注说：“少则还应经历五年，多则不止五年。”柳宗元《序棋》中也有“相去千万不啻”的说法。“海水”。题注：韩愈考中进士以后从来没有回过江南，不知道注释的说法根据什么。“赠崔立之”。题注：按：正集有《酬崔少府诗》，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崔丞。并且崔少府排行十六，崔丞排行二十六，也不是同一个人。注释错了。

译《上崔虞部书》。“儳焉而不终”。注：“白头而新”。按：《汉书·邹阳传》作“如新”，董氏的说法大概本于《新序》，并不是错误。“通解，必谓偏而不通者矣”。按：这句话下面脱去“其可不谓之大贤者哉”一句，应依宋本、闽本增补。《河南府同官记》。题注：洪兴祖谱把这篇记系于元和四年，朱熹在本传附注中也依从此说。大概文中“既五年”一句，是按照永贞元年来说的，上下文意非常明白。这里注释中的“中元和五年”应作“元和四年”，“既五年”的注也应删去。“开府汉阳”。注：按：裴均入朝任仆射后，加同平章事，出京镇守襄阳。记中两次称他为宰相，是按照他新授的职衔说的。仆射不是真正的宰相，自唐代中叶以后已经成为定制。现在注释脱漏他加授使相的事情，似乎没有弄清楚。“岁时出旌旗”。按：东都留守出任此官，按例赐给旌旗、铠甲，见《唐史·吕元膺传》。“出旌旗城外衙之”，就是指出示所赐的旌旗仪仗。《潮州请置乡校牒》。“无所从学尔”。《考异》说：“尔”有的本子作“耳”，不对。按：“尔”字如果作语气助词断句，同“耳”字没有区别。韩愈其他文章中也有“尔”“耳”二字，两种本子互有不同，考异只是把两种写法都保存下来。现在从朱熹说“耳，不对”这一说法来看，这里的“尔”字似乎应当是“尔汝”的“尔”，归入下句断读。大概这篇文书就是授予赵德秀才身份的，所以这样说。正如韩愈《上张仆射书》说“受牒的第二天”，这里也是接受任命幕职的文书。又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请求代理军事衙推，文书中有“勿惮縻贤”一句；这尤其可以证明刺史任命衙推，就是给那个人发文书。元稹起草《陈谏除官制》中有“尔谏”的说法，同这篇文书中的“尔德”相类，大概当时本来就有这种文体。《顺宗实录》卷一。“太常卿许孟容撰议文”。按：“议”字似乎应作“诔”。《顺宗实录》卷二。“追故相忠州刺史陆贽”。按：陆贽被贬为忠州别驾，死于贬所，从来没有授予忠州刺史之职，详见《实录》第四卷；这里的“刺史”二字有误。《顺宗实录》卷三。“五坊小儿”。按：《南部新书》说，五坊使所掌管的是雕、鹘、鹰、鹞、狗，称为五坊，设置使者分别统领。所谓“小儿”，又是把小宦官分隶五坊，供本坊驱使。“张荐卒于赤岭东，回纥辟”。按《旧史》，张荐出使吐蕃，到赤岭以东时患病，死在纥壁驿，吐蕃把他的灵柩送回。这里的“回纥辟”是传抄记录的错误。《顺宗实录》卷四。“以尚书左丞韩皋”。按《新史·方镇表》，元和元年才开始把鄂岳观察使升为武昌军节度使；在顺宗一朝，鄂岳从未成为节度镇，因此“武昌军节度使”六字疑为衍文。“六月乙亥”。按旧史《顺宗纪》，这一年七月初一是戊辰日，乙亥日是七月八日，六月没有乙亥日。一本作“己亥”，是对的。又同一个月前面已经有乙亥，后面不应再有癸丑；根据下文的癸丑日，更能推知乙亥是错误。“赠故忠州别驾陆贽”。按：这是追赠陆贽，同阳城的事情没有关系。“月日”。根据旧史考察，应是七月丙子日，大概月份和日期同时脱落了。又潘孟阳授官的诏命是戊寅日，不是戊午日；七月也没有戊午日，都应以史书为准。“议者言参死由贽”。注：按：陆贽《请令长举属吏状》中，“长”字下面脱去“官”字。卷五说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按《新史·宰相表》，韦执谊被贬是在这一年冬季十一月。又，司马一职，《新旧史·韦执谊传》都作“司户”，而《本纪》和《宰相表》作“司马”，与《实录》相同。看来他应当是先任司马，后来再次贬为司户，就像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先被贬为刺史，后来又贬为司马一样。刘禹锡、柳宗元等七人只是被贬到偏远州郡，没有一个越过五岭；而韦执谊被贬到崖州，独自两次渡过大海，所流放的地方比诸人更为险恶，按理说官秩也应降得更低。《纪》和《表》只列出他第一次被贬的官职，所以与本传不同。又，韦执谊到了崖州后，刺史李甲发牒命他代理牙推事务，大概因为司户和牙推都是州府幕职，所以可以发牒让他兼摄。如果是司马，那是州府的上佐，刺史就不能发牒任命他了；这也可作为韦执谊再次被贬为司户的证据。张万福卒于元和元年。按前文，张万福卒事系在六月己亥之后，只是没有记明日期，那么他去世的年月已经清楚，“元和元年”四字就是衍文。永贞二年正月朔日注作“景戌”。按顺宗驾崩在正月甲申日，那么这个月的朔日不可能是“景戌”；“戌”作“寅”才是正确的。在城南道路旁饮酒。题注说：按题目中既没有写出中丞的姓氏，又没有其他事情可以作证，怎么知道他是晋公呢？这条注释应当删去。本传“终于秘书郎”下注：“已详。‘疑已诞’是错误。”王性之以博学广闻著称，但他的杂著中往往有涉及《齐谐》的说法，这一说也接近这种情况。“调四门博士”下注：“用公在十七年被授为博士一事来证明洪、樊二谱的说法，最为辨析详尽。”按先生十七年写给杨敬之的信中有“我守着一个官职尚且不足以修治”的话，这一定是在已经授为博士之后，因此更能证明先生任博士不是在十八年。“权知国子博士”注中说“在江陵有《答张彻诗》”。按《答张彻诗》是先生从江陵回朝、任国子博士时所作，并不是在江陵时所作。“华阴令柳涧”下注：“郎中应作郎官。”转考功下注：“窜走应作窜定。”进中书舍人下注：“去年冬。”按洪谱原文作“九年”，才是正确的。

译《韩集防勘》卷四。书后。近代吴中徐氏东雅堂刊刻《韩集》，采用宋末廖莹中的世防堂本；其中的注释，大多采自建安魏仲举的《五百家注本》，间或引用其他书籍的，只有十分之三左右；又删节朱子的单行《考异》，分散编入各条之下，这些都出自廖莹中之手。廖莹中是贾似道的宾客，事迹见《宋史·贾似道传》。此人只是粗略涉猎文艺，完全没有学识；他广泛采录各条注释，不仅取舍不当，就连文义也多有错乱。读者只要把魏本和《考异》全文互相校勘，得失立即就能分辨出来。廖莹中败亡于德祐元年，由此可知此书是在德祐以前刊出的。徐氏刊刻此本，却没有说明它的来源，难道是因为深深鄙视廖莹中的为人，所以删去了他的姓名以及开板的年月吗？如今世防堂《韩集》和廖莹中所辑、贾似道的悦生堂《禊帖》，都已成为世上少有的书了。廖氏是闽中的著姓，世代都长寿，祖父、高祖等多能见到曾孙、玄孙，所以用“世防”作为堂名。朱子的高足廖子晦也是他的后裔。至于廖莹中，竟然凭借宰相之家的亲狎宾客败坏了家族声誉，却仍然遵奉朱子的著作，大概是因为祖先流传下来的言论还在，不敢忘记自己的学术渊源。雍正丁未年春日，长洲陈景云书写。清朝故文道先生墓志铭。我们吴地过去有许多博闻好古、砥砺节操、勉励德行的硕学大儒。本朝一百年来，官位不高而声名最为显著的，有义门何先生。何先生的门生不下数百人，其中最为契合、如同晦翁与蔡季通的关系，并被称作“老友”的，就是少章陈先生。自从何先生去世以后，陈先生独以声名和德行受到推重，成为决定中吴文献轻重的人物，几乎有三十年。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陈先生因病在家中去世，典范人物凋零，远近都为之叹息。已经择定安葬日期，故交和门生都说先生有道而且有文，应当依照古代为有德者私下定谥号的意义，谥为“文道先生”。他的儿子准备了行状，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按行状，先生名景云，字少章。祖先世代居住在常熟，就是所谓河东陈氏。自曾祖父天麟起迁居郡城，祖父明义喜爱收藏书籍，深通禅理，经常与明末遗民和故老交游。父亲治昌慷慨而崇尚义气，救济他人的急难。母亲是朱孺人。先生生来聪颖奇异，最初入塾读书时，同塾诸儿所学习的内容，他都能背诵。十七岁时，睢州汤文正公巡抚吴地，考试士子，把他取为第一。十九岁跟随义门先生交游，更加讲求通儒之学，穷究经史，昼夜不间断，学问于是大为增长。父亲丧期服满后，补为吴江县学生。康熙癸酉年参加京兆试，没有考中，返回家乡；后来再次到京城，在藩邸中居住了三年，又辞别返回。当时年刚四十岁，因为母亲年老，便断绝了出仕游宦的念头。后来藩邸再次派使者诚恳敦促，漕帅赫公命淮安守建造房舍前来延请，他都坚决推辞而不赴任；这就是先生出处不苟的大致情况。他求学如同饥渴之人需要饮食，整天手中不离丹砂、铅粉等校书工具。凡是经史四部的书，从源头到末流，无不贯通，条理井然；对于地理、制度、考据尤其详尽，下至稗官野史和杂家言论，也没有不综合阅览的，而尤其精通史学。他早年阅读温公《通鉴》，大略能够背诵；前明三百年的事情，谈论起来即使更换仆役也不会厌倦，仿佛亲身置身其中，能够剖析其中细微的是非得失。他写文章简洁严密而有法度。著作有《读书纪闻》十二卷、《纲目订误》四卷、《两汉举正》五卷、《国志举正》四卷、《韩集防勘》四卷、《柳集防勘》四卷、《文选举正》六卷、《通鉴胡注举正》十卷、《纪元要略》二卷、《文集》四卷，都能对前代学者有所补益，使后人得到嘉惠。其他早年应试的帖括文章以及应聘修纂的《通志》等书，并非先生所留意，所以不再记载。先生天性孝顺友爱，父母去世服丧时，每逢悲痛就常常绝食；按时祭祀时一定泪流满面，泪水沾湿衣裳。他与人交往有始有终，外表温和而内心刚强，不凭借他人的势力。居住的只是几间老屋，早晨吃腌菜，晚上吃盐，别人难以忍受，他却处之安然。晚年声望越高，行迹越隐晦，终年闭门不出，双脚从不踏入尘俗市街。大概先生把世事看得极少，世上也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所谓不被采食的硕果、读书人的种子，难道要同世间那些精于仕进、经营华贵生活的人争一时的得失吗？享年七十八岁。妻子吴孺人，是吴江两司防后诸生吴景槐的女儿。她勤劳谨慎、守持约束，侍奉婆婆极为孝顺。雍正十年先去世，享年五十岁。儿子两人：升，是长洲县学生；黄中，是吴县学生，入国子监。女儿一人，嫁给国子监生张尔朴。孙子四人：庆曾、文雍、文宽、庆余。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葬在吴山北麓的新墓地，奉吴孺人祔葬。黄中为人耿直正派、博学有文，是继承先生家业的儿子。因为我不能为当世所容，反而唯独受到先生看重。我虽然未能亲自接受先生的教诲，但同他的儿子交往深厚而长久，于是不敢以自己没有文才为辞。铭曰：只有道与文，才能在当时树立德行、建立言说；不与古人偶合，却独自肩负起那种富贵者的责任，而那些富贵之人转眼便会磨灭。先生留下著作，永远流传后世。吴山山麓，新的墓道草木郁郁葱葱；我为幽深的墓宫作铭，愿其功德流传万年。虞山后学王峻顿首拜撰。

译文道先生传。先生名景云，字少章，是吴中人。家族世代是常熟的名门，称为河东陈氏。曾祖天麟，开始迁居郡城。祖父明义，明末避居尹山，和乡里的李灌园侍御、遂宁李如石明府结成莲社之契，被称为长者。父亲治昌，慷慨而崇尚义气。先生从小善于读书，跟随吴太守绮家受学，太守认为他很奇异。曾经考查同塾孩子所学习的内容，他总能背诵，大概早已听熟了。稍稍长大后写文章，宿儒都器重他。汤文正公斌巡抚江南，考试士子，把他选取为第一。后来跟随何学士焯讲求通儒之学，学问更加大为增长。学士叹息说：“从前朱晦翁称蔡季通为老友，我愧不如晦翁，而你实际上就是蔡季通。”不久补为县学生。康熙癸酉年参加京兆试，借住在王文靖公熙的府第，诸公看重他的声名，都愿意同他交往。先生严肃地谢绝，不去投帖拜访。既然没有考中，便返回家乡。再次到京城时，居住在藩邸，以道义自守。三年后又辞别返回，因为母亲年老而不再出仕。藩邸再次派使者诚恳敦促，漕帅某公命淮安守建造房舍前来延请，他都没有前往。于是更加深入地穷究经史，互相参校考订，以丹笔黄笔标识次序，寒暑都不间断。他求学勤奋急切，如同水火对于人一样，一天也不可缺少。凡古今典籍，他都洞悉源流始末，贯通串联，没有遗漏。对于地理、典章制度，尤其极其精细明晰，即使是丁字部的书，也没有不翻阅的。对于前明的事迹，更像亲身置身其中，洞察如同烛照，连细节都能一一计数。写文章精审核实而有体制要领。著有《文集》四卷、《读书纪闻》十二卷、《纲目订误》四卷、《两汉举正》五卷、《韩柳防勘》八卷、《群经刊误》四卷、《文选举正》六卷、《通鉴胡注举正》十卷、《纪元要略》二卷，都能揭发前人的疏漏，成为后学的津梁。何学士有比不上他的地方吗？学士每每拿疑难之义来询问先生，先生说：“这是出自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查阅后无不符合。每次询问都如回声应答，因此人们佩服他的博闻强记。先生秉性孝顺友爱，以诚待人，外表温和而内心刚强，声名很高而行迹隐晦，是江左儒林的宗师。晚年闭门不出，双脚与城市隔绝，朝野都仰望他如高山。去世后，故交和门生请求撰写表彰其德行的文章，按照义理私谥为“文道先生”。赞曰：“本朝的通儒，首先称顾征君炎武；此后江表的文献人物，独独推重先生。大概先生有道而且能文，确实可以同顾征君并列。”我年轻时就仰慕先生，等到同他的儿子黄中一同参加词科考试，得以听闻先生的议论，更加感叹他的学问宏大深厚。黄中的学问和品行卓异，有国士的风范，古人所称的硕儒有后继，这句话确实是真的，确实是真的！年家子仁和沈廷芳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