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颐庵文选》，明代胡俨撰。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六。《颐庵文选》。别集类五。明代。提要。臣等恭谨考察：《颐庵文选》二卷，是明代胡俨所撰。胡俨字若思，南昌人。洪武末年，凭举人身份授任华亭教谕。永乐初年，升任翰林检讨，与解缙等一同在内阁值班，升任国子监祭酒。洪熙元年，加授太子宾客，退休居家二十年后去世。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胡俨学问广博，对于星象纬候、占卜、历法计算、医术卜筮等，无不通晓。他在朝廷时，被称为翰林馆阁中的老儒，朝廷的大型著作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参与修撰《明太祖实录》《永乐大典》，都担任总裁官。但因议论耿直刚愎，为同僚所不容，所以长期任职国子监，未能完全得到任用。他的诗颇近宋代江西诗派，词意高远，寄托深远，与三杨那种和平安雅的气象稍有不同。文章则取法于熊钊，熊钊师法虞集，师承相传，源流极为正统，所以气格苍劲老练，可以追踪古代作者，是明初的一家。 《明史·艺文志》记载《颐庵集》原有三十卷，这部集子诗文各只有一卷，是后人选编的本子，并非全书。然而如同尝鼎中一块肉，也足以由此了解全书的大概了。乾隆四十五年三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颐庵文选》原序。登上崇山，便知道高大树木很多。后来进入巴蜀，登临岷山、峨眉山，看见了梓树和檀树。小的两手合抱，大的高达千尺，枝干高耸入云，树根盘绕在巨大的山谷中。经历千万年，风霜不能使它凋落，斧斤不能砍伐，这才知道它是有用的木材。对于人来说，也同样如此。见到欧阳公，我认为是幸运的；等到见到曾南丰、苏子，才又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今士人处世，可以立身，可以推行道义，而不被当代所遗弃的，有像欧阳修、苏轼、曾巩这样的人吗？他们所写的文章，有能够比得上这三位的吗？怀抱贯通道义的才能，在朝廷上施展，在六经中遨游，以政治为规范，以纲常为准绳，酝酿成就太平事业，使其道能够流传到万世之后；如果不是在文学上老练深厚，怎么能够推行这样的道呢？这部书，是豫章颐庵先生、国子监祭酒胡公的文集。读先生的文章，就能知道先生的德行、品行、才干和志向，远远超出常人。文章可以观察人的品德，也可以据以选取士人，所以圣王能够得到人才，没有不是凭借文章的。自汉、唐以来，文章写得优秀的，只称道韩愈、柳宗元二人，接着便是欧阳修、曾巩、苏轼三位君子罢了。文章哪里是容易说清楚的呢？如今先生的文章，文辞雍容，气势充沛，和煦繁盛的意态显现在言辞和义理之外。所以他的文章幽深浑厚，没有人能够测度。仰头看它，像匡庐山、华岳一样巍然耸立，层层山峦、重重峰嶂，谁也不能攀登哪怕一寸。俯首察看它，像彭蠡湖、洞庭湖一样浩瀚无边，谁也不能用蠡壳来测量。用心揣想它，像天空般空明浩瀚；细细品味它，像玄酒和太羹一样质朴深厚。它高妙的地方，像登上九霄，在银河之上牵挽牵牛、斗宿；它精妙的地方，像郢人挥斧削去鼻端白垩，令人凛然不敢侵犯，却又能够恰到好处。它的妍丽，像桃源春晓，朝霞舒展，雾气卷动，旭日初升；它的抑扬，像天马挣脱缰绳，振鬣长鸣，万马都噤声；它的壮盛，像横木迎着西风，挥戈指向太阳；它的清峭，像老鹤巢居松树，孤猿对月长啸。它幽深而思虑深远的地方，像幽兰在深谷开放，只闻到它的芬芳，却无法测知它从哪里来。没有眼力的人，怎么能够识别呢？由此可知，文章对于发现人才来说，是很难的。先生起初凭文学考取乡贡第一，三次任职学校，又两次升任县令，寄托治理百里之地的重任，后来进入翰林，掌管诏令，在明堂之上出纳皇帝的命令；又两次任职春坊，成为东宫的谕德，辅佐赞助皇太子。不久，朝廷从天下文章道德之士中选取才德最优的人，只有先生一人。让他继承宣圣孔子的道统，担任国子监祭酒，成为天下人的师表，可以说尊贵了、荣耀了。这样过了将近四十年，先生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俸禄，请求回乡。天子不忍心让他离去，国家再次授予他太子宾客之职；他回到豫章城南，选择地方筑屋居住，可以说是使他长享高寿，赐给他大福。终老此生，士人处在世上，走仕途而荣耀地回到故乡，即使古代的明哲之士，也很少能超过他。莆田方伯静，是好学之士，曾得到先生的文稿。一天，我以文学自我评论，伯静便拿出这部书献给我。书中文理都超出常人的言语和意想之外；有时一篇文章之中、一句话之内，有领会性理奥妙的地方，也有出于神奇妙境的地方，使人不觉心神与妙理相融合，既惊异又震撼。我没有一次不是读到半途便合上书长叹，慨然自我排遣，随即觉得胸中有所领悟。像《述志感寓归休赋》、〈别墅〉一文、《听雪记》等，都大大超过常人。他的楚辞体作品，如《谒文丞相祠》以及《石鼓毁璧》《秋风》等篇，都深得骚体的精神；其中意趣高古，达到别人无法形容的境界，而他都表现出来了。又如《友竹序》《友桐序》，都能描摹天地造化，获得事物的性情，可以说把它们的神韵完全表现出来了，哪里是庸俗浅陋之人能够想象的呢？至于诗、词、乐府作品，如《述古杂咏》诗，很能感发人的情感兴致，也令人感慨。他的碑铭、墓志，如《温忠武公庙碑》，都能彰明叙述前人的功烈，使之延续到后世，仿佛万古如一日。像这样的文章，实在是文章中的欧冶子，可以陶冶铸造后来的学者。我曾说，文章是天下共同的器物，它的高下深浅，大概有无法掩盖的地方。因此君子如果想成全别人的美名，难道会没有一句话来叙述它吗？如今却像在雷门旁敲打小鼓，又像在宣室里敲击瓦缶，实在惭愧。宣德壬子正月十六日，涵虚子臞仙书。

译文运的兴盛，与世运的兴盛相互表里。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也必定通晓经书、博览古籍，积累学问、修养品行，从而能够昌盛地发挥自己的文辞；内心和顺，才华光辉灿烂，显耀得无法遮掩。南昌胡若思笃实好学、喜爱古代，对于经史百家之言，没有不研究的；发而为文，积累成为文编。我得到他的书来读，觉得他的气势英发豪迈，文辞雄伟，他所依据的都归于义理的深奥和彝伦的雅正，没有委靡不振的习气，而有浩博宏大的气象。他在内心所涵养的，明显是由浅入深而且深厚。文章流传于世，源远流长。唐代韩愈拯救文弊，使文风振兴；到了宋代欧阳修以及苏轼、曾巩、王安石诸位君子，一时文章的盛况，哪里能够比得上呢？近代的作者，南北方都不乏其人，大概也有融会贯通、振扬唐宋文采声华的人。五六十年间，我得以承事前辈，向他们请教，尤其重视叙事简洁恰当、书法公平正直，厌恶牵连拖沓和艰涩停滞；重视判断裁断，要求明白切实。他们还说：长江大河，平展开来缓缓流淌；高山深涧，泉水流出，激越而清冽。无论到哪里都可以成为文章。执笔写作的人应当想象探求它，有形迹的可以知道，没有形迹的就难以领会。若思趁着国家兴盛的时运，在出仕游历的空闲中，广泛探究书籍的奥妙、名物度数的缘由以及注笺训诂的繁复内容，厚积薄发；他年纪正盛，精力日益强健，必定将歌咏国家一代的盛况，追踪古代的作者。因此我题写在他的文集卷首，相信它一定能够流传于世。洪武甲戌三月七日，同郡人熊钊作序。国子监祭酒兼翰林侍讲、豫章胡公若思汇集他的文章，共有若干卷，嘱托我作序。我浅陋愚昧，没有穷究义理、精研奥义的功夫，也缺乏宏深博大的独到见解，哪里足以为胡公的文章作序呢？所以很久没有答应，但胡公坚持嘱托，也无法推辞。我私下认为，所谓文章，就是言语形成篇章并且可以诵读。古代善于立言的君子，修饰文辞来彰明自己的德业，所以说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语流传。然而只是能够说话而不以道德实践为根本，也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所以说有言语的人未必有德。周子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车轮车轴装饰得很漂亮，却没有人使用，只是徒然装饰；何况是一辆空车呢？我曾经考察六经的文章，平易简淡而义理精微缜密，大到无所不包，小到无所不备，所以大道寄寓其中，经历千万世也不会断绝。至于战国、先秦的文章，专门追求险僻奇怪、艰深诡异，运用纵横捭阖来迎合当时的喜好，言辞并非不美，却支离破碎，背离大道。如今胡公的文章沉着坚实而不放纵，温厚典雅而丰赡，有疏宕的气势，确实想要追踪古代立言之人的作风。大概因为他处在师儒的职位上，作为学者的表率，必定以阐明经书、讲说道理为要务，而不作空泛之言；归根到底，完全以道德为根本罢了。要使天下和后世的人佩服诵读并把它作为榜样，不达到这个程度，就不足以流传久远。这就是胡公的文章不能停止流传的原因。我有幸与胡公同朝，曾经一同掌管内制，在值班的空闲时，常常一起谈论文章。胡公常说，他从熊钊先生那里得到作文的方法，熊钊从虞文靖公那里得到这种方法；他还间或把其中的道理指点给我，纲领和细目都清晰而有条理，实在是我以前从未听闻的。既然这种传承有源流，他所达到的境界不同寻常，也就理所当然了；并不是那种寻常驰骋于雄伟华丽、因袭陈言以追逐时尚的文章。我由此了解胡公的文章，并以这些话为他作序。读胡公文章的人，可以自己看出来，不必等待我的说明。永乐十四年岁次丙申六月壬戌，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庐陵胡广作序。文章在当时得到任用，并受到世人珍重，哪里是偶然的呢？学问丰富，才气充足，涵养深厚、积累丰厚，发而为文，纯正典雅而高古，既足以受到世人的重视，又遇上圣明盛世，得到隆重的际遇；所学能够在事业中表现出来，所创作文章的美也能够施用于朝廷，于是他的文章更加可贵，而别人无法企及。然而世上的君子常常不能做到这样，大概有的是在文章上有所成就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有的是遇到了合适的时代而文章不足以表现出来，这就是他们不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原因。像我的朋友国子监祭酒兼翰林侍讲、豫章胡公，正是所谓遇到圣明盛世、获得隆重际遇，而他的文章又足以表现出来，受到世人珍重的人吧？胡公从小就聪颖出众，读书作文，思绪如泉水涌出；乡里的前辈长老，大多不拘辈分与他交往。他在乡里考取进士，先后执教于华亭、长垣、余干三县学校，都有为师的法度；因推荐升任桐城县知县，以能干闻名。当今皇帝刚即位，又因推荐升入朝廷进入翰林，由检讨转任侍读，不久任左春坊谕德，随后授任国子监祭酒。从开始做官到现在，共三十年，其中在朝廷任职十五年。承蒙圣上的知遇，沐浴着深厚优厚的恩宠，讨论和撰述文章，屡次受到皇帝召见询问；他的才识器度更加明达，而文章纯正深厚、典雅奥妙，可以与古代作者并列。看他铺陈盛世政治的美善，来装饰国家的盛大气象，雄伟光大，富足丰赡而无穷，卓然不可企及。天下人仰望他，唯恐来迟，凡是想光大昭显先祖德行、发挥先人功业的，无不登门请他撰文。胡公应酬这些请求，常常像从身边取物一样自如，毫不觉得困难。唉！如果不是学问有素养、涵养深厚、积累丰厚，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古代以文章著名的君子，从汉、唐、宋、元直到今天，可以指着数出来。他们被后世称道，都是因为拥有豪杰般世间罕见的才华，文章足以经纬当世，所以即使历经久远年代也不可磨灭。如果有一处达不到，就不能流传长远；这是古今都很难做到的。只有胡公凭借豪杰奇伟的资质，具有学问才识方面的长处，穷究性命之理，察知道德的归宿，向上探究圣贤的深奥境界，使后进之士听到他的言论便心悦诚服；由此可见他的学问得到了根本。他的文章如此盛美，受到世人珍重，足以毫无疑问地流传后世，实在是理所当然的。胡公想到自己年纪已经老了，于是把平生所著命令门人编集，编成若干卷；因为我与他相知深厚，便让我为它作序。我不能推辞，所以就作了这篇序，叙述并评论胡公出仕和退处的经历。永乐十四年秋七月，翰林侍讲兼左春坊左中允、庐陵邹缉作序。

译文章如果不深通大道，就不能流传；大道如果不深究经书，就不能明白。古代圣人以道为根本，所以说出的话成为经书；经书承载大道，用来树立教化。周代衰落以后，圣人的教化不能推行，文学之士各自离开经书而创立学说，并以此自高。汉代兴起，文章如司马子长、司马相如、班孟坚等人，虽然才华雄伟、议论宏大，驰骋变化，往往不合于经旨。当时只有董仲舒研治经术，他的言论差不多能够阐明圣人的道。到了唐代韩退之、宋代欧阳永叔、曾子固致力于文辞，能够反过来从经书中求取道理，大体领会圣人的旨意，于是成为学者所尊奉的宗师。周子、二程子以及朱子专心致志于圣人之道，沉潜于六经，在千年以前的圣人境界中超然有所领悟，所以表现在文章中，精纯醇厚深邃，都足以辅翼经书，文章的盛美也没有超过他们的了。元代以经学发为文辞，根本深厚、议论高明的，大概有虞伯生。唉，自汉代以来，文章流传到今天的很多，但要寻找不违背经书宗旨、不背离圣人之道，并且卓然自立、成为一家之言的，不过几个人罢了。文章不是尤其难吗？豫章胡若思先生，从少年时期就跟随乡先生学习，得到本郡王与耕经学的传授；后来又得到虞公的传授，更加努力钻研，使之深厚广大。他对于各种书籍无不阅读，但一定以经书为根本；对于各种学问无不通晓，但一定以圣贤之道为主。他曾经把政教施行于百里之地，后来进入禁林，掌管诏令，侍奉讲读，继而兼任谕德，辅导太子，又授任大司成，成为国子监以及四方来求学者的老师。先生才智见识有余，才干谋略宏远；凡是存于心中、表现在言语行动中的，一切都以仁义为归。至于写文章，严格遵守法度，而又雍容温厚宽裕，文辞洁净、义理端正；对于经书旨意，必定融会各家学说而加以阐明，不达到极致绝不停止。序、记、铭、传一类文章，虽然有时应别人的请求而作，却从不苟且有所称说，这不正是因为他笃实尊奉经书之道，不愧为古代君子文章的缘故吗？至于表现在辞赋中的作品，描写事物、寄托感情，端庄厚重而含蓄婉转，具有古人的意趣，自袁伯长、虞伯生之后，又在先生身上看到了。周礼用六诗教导国子，兴发道理、讽诵诗歌，言语文章都是成均的教育内容，先生又哪里会逊色呢？先生有文集若干卷，翰林诸公已经作了详细的序。我不嫌弃我与他相知，又嘱托我作序，所以特意根据他学问的正道来叙说，也使向先生学习的人都能像先生那样端正自己的学业。永乐十七年春正月十三日戊午，翰林学士、奉议大夫兼左春坊左谕德、庐陵杨士奇作序。《颐庵文选》原序。《颐庵文选》原序。据《六书故》说：儒者讲习六艺的文章，阐明先王之道，说明天地运行的道理。诗是六艺之一。诗表达人的志向，内心有了什么而表现在外面，从诗中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因此，诗用来疏导性情，概括万物之理，叙述风俗教化，是人的志向所发出的表现。孔子删定《诗经》以彰明教化，使异端邪说不能损害正道，这功劳很大。后来濂洛诸儒又阐发其中的义理，以开启万世至中至正的道路，使学者得到它的宗旨。比如唐代韩愈为僧人文畅送行所作的序，柳宗元首先倡议此事并告诉韩愈，韩愈于是写文章告诉他说：‘有以儒者为名而实行墨家行为的人，正是对柳子说的；有以墨家为名而实行儒者行为的人，是对文畅说的。’其中没有一个字谈到送行，原来是用圣人的道来匡正他，含义很深。近世的儒者有人写作关于僧人的诗文碑记，夸大荒诞的说法，用来谄媚僧徒，抬高佛事，自以为博学，实际上败坏名教。孔子尊崇吾道、排斥异端的意义在哪里呢？宋太宗所说的‘孔门的罪人’，确实说得恰当。如今这五百三十多篇诗，都合乎诗人的体制，言语中没有一个字涉及佛教说法，得到了儒者的正道。孟子说：‘我能辨明言语。’所以我对这些诗感到喜爱，并有所取法。假如后来的作者不流于淫靡的言辞和偏邪的说法，那么也可以达到‘思无邪’了。因此为它作序。宣德壬子正月十九日，涵虚子臞仙书。国子监祭酒豫章胡公把他所著的《颐庵诗集》若干卷给洪看，让我为它作序。洪于是作序说：‘《诗经》三百篇已经很盛大了。五言诗的创作出自苏武、李陵和唐山夫人的歌辞，渐渐具有了雅颂遗留下来的意趣。到了建安时期，诗歌悲壮激烈，有志君子不能不产生对世道变化的感慨。到了齐梁，诗风极尽奢靡。唐诗由陈子昂倡导，于是有了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盛况。至于宋代各位大儒，他们精深的造诣，大概也可以从中探求诗文的根本。元代兴起于朔漠，文制疏略。到了至元、天历年间，像赵文敏公、虞文靖公、范文白公、揭文安公，也各自成为一时文坛的杰出人物。等到元代衰落，学者把粗豪当作壮美，把尖新当作奇特，语言纤薄，音律哀败，大概自晚唐以来都是如此。末世的文风衰弊，本来就是形势发展的结果。’圣明的君主统一四海，开始恢复先王制度，兴办礼制、建立学校，以此鼓励督促学者。到现在五十多年间，政教的隆盛与三代相当，年成丰收，人民和万物繁衍生长，四方夷族宾服归顺，祥瑞接连到来，麒麟、驺虞、嘉禾、芝草等祥瑞，每日进献、每月增加。圣天子正要举行唐尧、虞舜巡狩的典礼，以宣示并省察风俗，安抚诸神，向万国施加恩惠。公卿大夫和文学之士，无不各自发挥所长，宣扬盛大的德行，铺陈宏大的福瑞，洋洋洒洒的雅颂之声充满朝廷，传达到天下。当时，胡公凭借儒学和德行，由翰林侍读、春坊谕德升任大司成，成为四方士人的师表，文章卓然，在一时闻名。他所写的文章，一定想追踪古人，叙事核实而譬喻切当，文辞醇厚而意旨深远，和谐宽舒、庄正宏大的声音，可以无愧于古人；但胡公却谦逊地认为自己还远远不足。唉！尧舜盛世，《尚书》记载了它；商周兴盛，诗人歌颂了它。文章对于世道人心有关系，意义是多么重大啊！洪与胡公一同在翰林院任职十多年，早晚承受他的教诲；谈到古代作者时，他没有一次不对此慨然感叹。可惜凭我的昏昧浅陋，不能有所进益。姑且把这些话写在诗集卷首，使读胡公诗的人能够有所感发。永乐十四年丙申八月，翰林侍讲、钱唐王洪作序。《颐庵文选》原序。钦定《四库全书》。《颐庵文选》卷上。明代胡俨撰。赋。《述志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