黙堂集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默堂集》卷十三，宋陈渊撰《辞免举贤良状》右脩职郎、改差监潭州南岳庙陈渊。根据尚书省绍兴七年六月一日的劄子，左朝散郎、充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上奏说：接到潭州公文，依据礼部牒文，三省、枢密院共同奉行手诏，命令朝廷内外的侍从之臣各自举荐一名能够直言极谏的人。臣伏见右脩职郎、权江西按抚制置大使司主管机宜文字陈渊，深入研究先圣的旨意，言论能够谈论当世的重要事务，通晓国家大体，明白治国之道。如果能够让他到朝廷来，使他抒发自己的学识积累，必定有忠诚正直的言论，上可以符合朝廷征求意见的意旨。伏候敕旨。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共同奉圣旨劄付胡安国，依照绍兴元年九月十一日已经下达的指挥，将陈渊的词业具文缴进，劄付陈渊，特此申报。臣陈渊私下认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选举，起于汉孝文帝，盛行于汉武帝、汉宣帝时期；到了衰败的时代，仍不敢废除，所以当时得到人才之盛，直到今天还被称道。唐朝沿用这种制度，在进士之外设置制举，用来等待非常之才，一时的名臣很多都由此途径出身。至于本朝，更加重视这一选举，既由侍从公卿共同举荐，又考察平日的学业；必须品行和才艺相称，然后以六论考试；文章和学问都优秀，然后再以廷对考核。大概每次选举都必须符合标准，才可以参与选拔，这也可以说是很难了。如果不是深入穷究经史百家之书，广泛考察传记和诸儒之说，通晓国家大体，熟悉世间事务，就一定不能上副朝廷招徕人才的意旨。像我陈渊学问荒疏，志业没有可取之处，至于文辞，更是不值得观看，怎么可以苟且冒领荣名，自取罢黜羞辱？所有要求缴进词业的指挥，臣不敢奉行。谨具状申报尚书省，伏乞照准施行。谨状。绍兴七年七月某日，具位。赴召时给执政的劄子 过去臣蒙受诏令赐予面见答对，随即又获罪，朝廷怜悯臣没有其他过失，特意为臣洗刷罪责，又因有人荐举，安排臣在枢府编纂校勘的职位上。臣年老迟暮、疏懒拙劣，恐怕不能胜任，不久便请求任岳祠之职，希望很快得到奉祠的俸禄，可以养活自己。自从接到改任的命令以来，忽然已经经过两考，正庆幸自己寄身山野，稍稍偿还平日的志愿。如今又蒙受征召，顾念职责本分，实在不敢违抗圣礼而饰词推辞；但想到自己平庸妄拙，又难以冒领荣宠而苟且进身，徘徊无所适从，惊惧成病，过了很久仍不得不让人扶持上路，只希望免受有关官吏以怠慢命令治罪罢了。不久才到宫阙之下，又蒙睿旨，再次命令入对；估量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胜任的，更增加了惭愧和恐惧。恭敬地想到朝廷诸公，用尧舜之道辅佐圣明的君主，必定将广泛招揽天下英才，同心同德，共同渡过艰难时局。海内遗逸之士，谁不归心？像臣这样的人，不过是野鸭群雁飞来聚集，原本没有什么损益。伏望诸公在启迪圣主之余，略加开导陈说，使不肖之人姑且凭借奉祠的俸禄，在山林中待罪，终了这一任，于是得以自我免退，直到老年安闲。这样，是非就会昭然明白，取舍就会公正恰当；不但可以稍稍平息朝廷一时误听的讥议，也可以激发天下准备出仕、愿意做官的志向。臣即使与鹿豕为伍，也已经是很大的幸事了。辞免监察御史奏状 左承事郎、守秘书丞臣陈渊上奏：臣本月某日接到尚书省劄子，得知四月十八日三省共同奉圣旨，授臣为监察御史。臣听到命令后震惊，不知所措。臣想到自己是困顿之后才求学、年老而不合时宜的人，近来因为贫穷疾病，过分窃取了奉祠的俸禄，退居山林已经是侥幸；又承蒙恩召，赐予面见答对，改授官秩，且又把臣安置在秘书府，更不是臣的身份所应得。如今任官还不到一年，请假却几乎占去一半，旷职之罪正等待被淘汰斥退，却反而又冒昧接受台察之职。虽然这是亲自擢用的恩典，臣哪里敢奉行？臣仰想国家自祖宗以来，崇尚奖劝纲纪之地，信任其言，所以凡居宪府的人，无论官职高低，必定都选择守道不回、忠信可考的人来担任；用这种办法在邪恶尚未萌发时加以禁止，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加以消除。回顾臣是什么人，竟获得这样的宠命？况且臣祖父的名字中有“监”字，与如今授予臣的官衔上一个字虽声韵不同、字形却没有区别，在称呼使用之际，感情上实在不安。希望收回成命，改授给有能力的臣子：对上遵循历朝慎重选择人才的意旨，对下平息臣卑贱而滥受官职的讥议。臣不胜区区愿望，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辞免右正言奏状 左承事郎、守监察御史臣陈渊上奏：臣本月二十八日接到尚书省劄子，得知十月二十七日三省共同奉圣旨，授臣为右正言。臣听到命令后震惊，不知所措。臣想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士人，百无一长，陛下却从远方提拔臣，置于要职，想要考察臣的报效而没有立即抛弃臣。臣并非不想竭尽肺肝来报答知遇之恩，只是年老气衰，鞭策也不能前进，如今又越级升迁，按道理实在难以承受。况且谏省长久空缺的职位，乃是朝廷越级的升迁，岂只是公论所不能容忍，也恐怕使后来的人无法承担责任。伏望圣慈收回成命，留待非凡人才，改授臣一个在外地适合任用的差遣，使臣稍稍安守愚拙的本分。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再次辞免的奏状 臣近来具奏辞免授臣右正言的恩命，接到尚书省劄子，奉圣旨不准辞免。臣因为才能不足，按道义实在难以接受，所以必须再次陈请。臣想到过去因为贫穷，仰赖岳祠的俸禄，任期尚未结束，便特意蒙受征召。臣的名字列在仕籍之中，不敢违抗命令。等到了宫阙之下，接连受到特殊恩典，一年之间已经升为台属，这些都不是臣所应当得到的；辞谢未获准许，也已经就任。臣只考虑近来的制度：监察官只以分别纠察六曹官署的稽延违慢为职责，翻阅校勘簿书，几乎同于胥吏，并不像前代任用人才那样，必须有回天之力、撼动山岳的气势，然后才能胜任。因此像臣这样衰老迟钝、疏漏谬误极重的人，只要安守本分，也还可以勉强任职。然而升迁不合次序，本来已经深深惭愧于舆论，还未来得及自行弹劾，却又突然越级升迁。况且谏省的官员，自古以来很难得到合适的人，如果不是名望和实际才能都很高，怎么适宜轻易授予？又正值中兴之初，陛下与当时的名臣共同谋划建立俊伟功业、昌盛大业，虽然深谋远虑必定出自圣断，但拾遗补阙也要依赖正直之人。回顾臣是什么人，竟敢冒领这样的责任？这就是臣听到命令后惊忧不安、无所容身的原因，恐怕必然获罪，不敢把迅速升迁当作荣耀。伏望圣慈察知臣的诚恳，确实不是装饰推辞，特赐检阅前奏，依照臣所请求办理，以符合公议。臣不胜祈求上天、等待命令之至，伏候敕旨。辞免秘书少监劄子

译左承事郎、守右正言陈渊接到尚书省劄子，节录其中说：二月八日三省共同奉圣旨，陈渊授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进讲《左氏传》。臣陈渊年老而无才，昨天承受错误的恩典，被提拔安置在谏省。臣见识浅短，议论疏阔，从来没有丝毫能够上副圣明君主求取谏言的地方，早晚忧惧，无所容身，正等待谴责驱逐，又辱蒙越级授职。只是秘书省越级的升迁、经筵非常的选任，像臣这样的人是什么人，竟敢承受这样的宠遇？况且臣的祖父名中有“监”字，与此次官称正好相应，依法应当回避。所有上述恩命，臣不敢接受，希望特赐敷奏收回成命，改授臣一个在外地适合任用的差遣，以安守愚拙的本分。再次辞免崇政殿说书奏状 左承事郎、新除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说书臣陈渊上奏：臣近来承受圣恩，授臣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进讲《左氏传》。因为臣祖父名中有“监”字，臣已经具文申报尚书省，乞求敷奏改授臣一个在外地的差遣。再次蒙受圣恩，授臣宗正少卿；至于崇政殿说书、进讲《左氏传》的命令，仍然照旧。臣按道义应当辞免，不敢轻易回避烦扰而再次冒犯圣听。臣听说《春秋》有三传，各自见解不同，彼此都有得失；所以自汉代以来，即使如刘歆、刘向父子，也不能没有意见异同的论说。以陛下圣明的学问，尤其深于《春秋》，对于《左氏传》也应当有所取舍，以贯通经书旨意；像臣这样浅陋无知的人，哪里足以担当劝讲的职责？所有授官命令，臣不敢接受。伏望圣慈特赐收回，以安守愚拙的本分。伏候敕旨。贴黄：臣最初被授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按照近来下达的指挥，本来不应辞免；但因为臣祖父名中有“监”字，依法应当回避，已经具文申报尚书省，乞求敷奏授臣一个在外地的差遣。伏蒙圣恩改授臣宗正少卿，臣已经接受完毕。至于崇政殿说书一职，按惯例允许辞免；按臣的身份道义不敢不辞，但因此终于再次上达而冒犯天听。臣不胜惶恐战栗之至。壬子八月十八日上殿劄子 臣曾经认为，僭越窃据的势力没有平定，二圣就没有归来的期限，心腹之患不能解除，南北分裂，百姓遭受涂炭，这本来是一日也不能安居的。然而想要平定僭窃势力，如果内部又有盗贼从中阻碍，那么盗贼没有除去，僭窃势力也无法平定。牵制渡过淮河的军队、助长敌人的势力，因循不振，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今日的计划，不如先除掉盗贼，等他们不能再造成祸患，然后向北进军平定中原，跨过黄河、越过泰山而兼并占有那里。乘机应变，坐制强敌，应该没有不如意的。过去刘先主进入蜀地，是想凭借蜀地的富饶来争夺天下，他预先定下的计划，本来将要消灭魏、吞并吴而保存汉室。然而孟获没有投降，诸葛孔明不敢越过险阻向东出兵，是因为后方有牵制的缘故。所以他讨伐孟获，七次擒获又七次释放；使孟获的力量屈服，却不杀害其人；使他的形势失败，却不断绝他的愿望；把他赶入山谷，正是为了使他安定。孟获安定，蜀人就安定了。蜀人安定以后，诸葛孔明才能以超过曹丕十倍的才智，集中力量攻击魏国；魏国灭亡、吴国臣服，而汉室也不能不复兴，这就是他的志向。可惜谋划已经确定而运数不佳，军队尚未取得成效，他本人就去世了；然而他所建立的事业，已经足以取信于后世。如今江湖、荆楚、闽广一带的盗寇，大概不只一个孟获；而且他们所经过的地方残破毁灭，井邑成为废墟，暴虐之严重又不是孟获所能相比。因此为百姓除害，确实有不能迟缓的道理。陛下连年出兵，必定派遣宰执，又以大将辅佐，或剿灭或招抚，没有遗漏任何谋略；至于怎样衡量内外形势、审慎安排先后次序，本来不必等待臣来说明。然而臣认为，讨伐盗贼的困难，不如安抚他们的困难。自宣和以来，监司、守令没有选得合适的人，互相效法搜刮百姓，继而变本加厉地残酷，百姓没有地方申诉，抛下锄头农具而拿起刀剑，已经好几年了。如今军旗所到之处，已经逐步平定；但郡县中治理百姓的官员，又不加以审察任用。盗渠虽然被消灭，祸根却没有断绝；万一旧日的弊病纷纷重新发生，叛逆之心再次萌发，即使想把每个人都杀掉，也办不到了。所以臣说，讨伐盗贼的困难。汉宣帝曾对龚遂说：“选拔任用贤良之人，本来就是要安定他们。”因此臣希望陛下趁局势刚刚平定，慎重选择忠诚守信的使者，分头巡视各路，晓谕他们重视百姓的意旨，委任他们刺举官吏的权力，使奸贪不法的官吏不能容身于当时，使公正廉勤的人能够自行效力；然后选拔其中特别优秀的，把他们的情况报告朝廷，任为郡县长官。这样，远方就受到恩赐，鳏寡孤独之人应该没有不能得到安置的。这就是安定他们的方法。陛下如果一定要使军队救助旧日的国家，以慰劳那些用箪盛饭、用壶装浆迎接军队的百姓，完全收复祖宗的疆土，那么必须先使我们的百姓安定，然后聚集军队纵横进取，以求决战取胜，似乎也还不晚。《传》说：“希望快，反而不能达到目的。” 又说：“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情才会成功。”臣区区的忠心，惟愿陛下察知。又一次上殿劄子 臣听说，古代做臣子的，只接受命令而不议论命令，所以命令从上面发出，下面只知道奉行承受；这就是法令能够施行、事情能够建立的原因。过去靖康初年，渊圣皇帝以兼容并包的气度，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全部收纳并加以任用，这是非常盛大的德行。然而忠臣和奸邪混杂，是非不能公正判断，所以每当下一道命令，从上至禁从官，下至百官以及布衣韦带之士，都必定成群起来交相攻击。有的命令已经发布却中途废止，有的盛行一时却突然改变，有的暂且保存，最终也会委靡不振才停止。因此一件事情也没有成功，只能拱手等待祸患；这种弊病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如果不加以改革，就无法建立政事，所以臣不回避僭越获罪，替陛下极力进谏。议论政事的地方，过去士大夫屏息经过，像是害怕触犯名分；后来风俗一变，才开始有人私下议论它的过错；再后来公然肆意诋毁进谏，毫无忌惮，这就是今日的弊病。尊卑界限不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朝廷的威势怎么能够尊崇？朝廷不受尊崇，国威就不能树立。国威不能树立，却想靠指挥顾盼来决定天下的大事，臣确实知道这很难。

译《传》说：“臣下轻视君上，爵位卑贱的人图谋掌握权柄，臣下如此，国家就会动摇而人心不得安定。” 这是古今共同的忧患。如今天下的事务，宰相负责施行，台谏负责进言，这样也就够了。台谏的耳目有达不到的地方，就询问侍从；侍从的思虑有未及之处，就征求百官的意见。这样难道还会有遗漏吗？却又向下征求布衣韦带之士，使那些道听途说的人得以放肆发表没有根据的议论。臣恐怕徒然造成纷纷扰扰，对治理没有益处。即便如此，君主的德行没有比听取采纳意见更大的。像陛下这样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不分贵贱，即使尧舜也不过如此。这是臣子所应当顺从和赞助的。然而臣私下忧虑过多，反而说这些话，并不是固执地想要抛弃愚者偶然所得的一点见解。臣认为，布衣韦带之士的议论，可以借此扩大圣明的听闻和见识；如果创立法度、确定制度，却只听从这一类人的意见，正足以自取困辱罢了。自古创建事业的人，谋划时要集思广益，决断时要独断专行；所以总览兼听的诚意，通常施行在尚未决断以前，而是非可否的私议，不应容纳在已经决定以后，正是这个缘故。因此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凡有大事，先议论而后施行；已经施行以后再来议论的，就不要听从，不要使英明的谋划坐困于曲折的言说，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绍兴九年十一月上殿劄子 臣听说孔子谈到智、仁、勇，说：知道这三者，就知道怎样修养自身；知道怎样修养自身，就知道怎样治理别人；知道怎样治理别人，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国家。自我修养、治理他人直到治理天下国家，没有不以此为根本的。所以子思说：智、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德行；实行它们的方法只有一个。既然没有不通达的地方，而又以同一个原则来实行，那么在这三者中，就不知道应该先后于哪一个了。臣极其愚昧浅陋，陛下不知道臣没有才能，把臣安置在谏省。如果将要用进言来要求臣，臣不过是井蛙之见，确实不足以测量大海的广大，又有什么远大见识呢？臣曾经读《中庸》，私下窥见其中关于三者的旨意，寻求怎样与圣德相合，认为陛下的仁和智已经有余，唯独对于勇从未特别用心，这正是臣不能没有疑虑的地方。凭什么看出这一点呢？陛下没有什么不知道，却能够施行那些不必强行作为的事情，这是智慧的极致；没有什么不爱，却能够克制自己来消除战争，这是仁爱的极致。至于压抑畏惧得太过分，向别人显示软弱，那就是在勇上有所不足了。勇并不是握剑瞪眼说“他们哪里敢抵挡我”这种勇；而应当像上天运行刚健，永远不停息；像水冲击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在它前面。掌握最高的权力而在无形之中默默运转万物变化，这才叫真正的勇。国家神器要依靠这种勇然后才能安定，四海要依靠它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其上，难道可以忽略吗？过去以大国对待小国，没有比商汤对葛、周文王对昆夷更好的；以小国侍奉大国，没有比太王对獯鬻、勾践对吴更好的。孟子大概曾以此认为这是仁而且智。他们处心积虑，难道与陛下有什么不同吗？像太王、勾践的事情，本来不足以向陛下说明；至于商汤、周文王的事情，正是陛下安然施行的。然而臣看来，商汤侍奉葛，周文王侍奉昆夷，虽然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等到商汤十一征而天下无敌，任命将帅、派遣戍卒守卫中原，又哪里还把葛放在眼里？周文王又哪里还把昆夷放在眼里？所以忘掉自己而顺应天命、以此为乐，虽然是圣人的事情；但用兵来保全百姓，也是王者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这就是商汤的勇能够表率端正天下，周文王的勇能够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定的原因。由此说来，商汤对葛、周文王对昆夷，当他们侍奉它们的时候，勇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只是不显露威势罢了。如今陛下对待邻国，将不显露自己的威势吗？也将相信他们而不作防备吗？这就是我整夜不能入睡、想寻求其中道理却始终得不到答案的原因。有人说：“小国役使大国，弱国役使强国，这是天意。顺应天意的就能生存，我还有什么可容忍的呢！”我则认为，要想知道天道，只要看民众归附或离去就够了。民心归附，天意难道会不顺从吗？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兴起，周文王凭百里土地兴起，至于他们后来强大，实在不必多说。孔子把商汤、周武王的事业看作顺应天意、回应人心，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民众。得到民众，也就得到天意了。为什么不看看今天河南、陕右的百姓呢？已经反叛的想要归顺，正在反叛的也随即悔悟，这难道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吗？实在是天意使他们如此。因此，有人把不去校战看作顺应天意，有人把征讨诛伐看作顺应天意，其道理是一样的。陛下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到了极点，足以感通神明；凡是远方异族，对他们不能用言语教化、道理晓谕的，本来就将有办法感动他们。那么，两宫归还之前，应当在临近归还的这段时间忍耐克制，以表达爱亲的诚意；归还之后，则应解除遗憾，缔结邻国友好的关系。这本来就是陛下已经确定的意旨，谁会说不对呢？然而我所说的，大概并不是说今天就应当实行这些事，而是认为天下如此广大，社稷宗庙如此重要，祖宗开创基业极其辛劳，历代扶持守护也很不容易；如今又正处在《小雅》完全废弛之后，由陛下承受这一局面，难道可以不替后世考虑吗？天命没有常定，事变难以预测；以天下的力量，过分地为此做好准备，用来等待意外情况，并不是错误的谋划。《礼记》说：“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所以我希望陛下稍稍收纳不同意见，招来天下敢于进言的人，不要轻易抛弃他们；厚积钱粮，作为将来军粮的储备，不要任意浪费；严密告诫各位将领，训练士兵、喂饱战马，不得轻举妄动而失去信用，也不要以为敌人不会来。预先把事情安排好，并以勇气来养成他们，或许可以防护万世的根本，使它决定在我们手中吧，那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又一次上殿劄子【绍兴九年十一月】

译我听说俭朴并不是圣人的中正制度，但孔子回答林放的询问时却说：“举行礼仪，与其奢侈，宁可俭朴。”这不正是因为俭朴是礼的根本吗？一般人的性情，从俭朴进入奢侈容易，从奢侈回到俭朴困难，所以在应当实行俭朴的时候，不可不慎重。若不慎重而没有办法约束它，流弊最终将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我观察自古以来创业的君主，都有俭朴的德行，大概因为他们兴起于民间，熟知民间疾苦和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爱惜上天所生的万物，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做。禹治水时，八年在外，三次经过自家门口都没有进去；等到土地平治、天时调和之后，才作《禹贡》，既按田地等级制定赋税，又依据百姓的需要，只取他们有余的部分。他所防范、征收的，涉及漆、麻、细葛布、粗葛布、羽毛、象牙、皮革，以及鱼、盐、橘、柚等可以食用之物，菁茅、竹箭、楛木等适于使用之物，也都在征取之列；大概没有一样不是民力所取得的。禹当时栉风沐雨，手掌生茧，脚底结厚皮，亲眼看见百姓的劳苦，后来安享他们的供奉，本来就应当有所不忍。所以禹饮食俭薄，穿着粗劣，宫室低矮，孔子称赞他，认为没有可指摘之处，难道不就是所谓爱惜上天万物、自然而然形成的吗？至于守成的君主，往往不是这样，轻易花费、任意使用，最终因此招致祸乱；要想找到汉孝文帝那样的，大概一千人中也只有一个。如今陛下所处的形势像孝文帝，天性也像他；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像禹，而且不必学习就已经达到了禹的境界。至于俭朴的德行，天下家家户户都知道了。然而我还强行絮叨，想再有所进言，是因为《尚书》称赞禹说：“能够勤劳于国家，能够节俭于家庭。”有人说俭朴只能施行于家庭，这是大错特错的。国家的根本在家庭，俭朴本来就应当推行到国家。汉孝文帝爱惜一百金的费用，却没有建立制度，最终仍然感到愧对古人；假使他不仅对自己俭朴，还能把这种俭朴推而广之，像他那样质朴，那么即使二帝三王的功业，也可以努力赶上了，岂不可惜！近年来，陛下施恩过于广泛，赏赐过于丰厚，颁赐赏给的费用几乎没有节制。这固然是陛下极盛的德行，但府库空虚仍不停发放，财赋枯竭却征取得更加详尽；陵寝尚未建成，郊祀又临近，内有供给各位将领的费用，外有结交邻国的费用，所用的既多，而收入实在很少，这正是我最为忧惧的。周代官制说，只有君王、王后和太子不受有关部门约束，解释的人说：“不能用有关部门的法令来治理他们。”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周公制定制度，却为后世君主奢侈用费开了端头，怎么可以呢？我认为，周代的冢宰用九种财用制度来均衡节制财物开支；有关部门虽然不能约束君王，冢宰却可以依据制度加以论议。如果每件事都合乎制度，虽然说不上约束，实际上仍然等于约束。所以我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凡有赏赐，凡是法令没有规定而按惯例又有疑问的，或者轻重不合伦理、多少不相称的，交给三省办理，三省就可以共同讨论；交给户部办理，户部就可以坚持上奏。对于财物出纳是否应当吝惜，有关部门可以提出疑问；对于是否适宜办理，台谏可以论说其中的过失。凡经由这些部门办理的，不许因承误而通过。陛下听到他们的意见后，又加以嘉奖采纳；一旦发现有不当施行的，就立即改正，那么从前的弊病或许可以止息了。对上可以减少烦琐的费用，对下可以断绝侥幸求取，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我不胜惶恐，反复思量，惟愿陛下裁察。绍兴十年正月上殿劄子 我私下听说蓝公佐从异域回来后，王伦却独自留在金人那里；金人索取过多，而且要求盟书，这件事的用意并不浅显，而朝廷却把它视为常事，不与众人谋议。万一答应了他们，稍有毫厘差错，安危的关键就会由此判定。我方才的谋划已经取得成效，关键只在于把它坚持到底；但坚持到底的办法，也必须懂得变通。我身为言官，却寂然无所听闻，又不能扩大陛下的聪明，岂不是失职吗？我想古代国家有重大疑难，先在内心谋划，又同卿士和庶人谋议，是希望意见一致；意见一致后再实行，就没有后悔了。如今即使还不能谋议到庶人，作为卿士，难道独独不能询问一下吗？自从风俗败坏以来，士大夫往往在朝廷上进谏争辩，却害怕公开发言。所以朝廷有事，彼此相看而不吐露一句话，事情成功了就说：“我本来就知道会这样。”大概不必再说；事情失败了就说：“我难道不想进言吗，只是说了未必会被听取罢了。”因此上下相互告诫，把进言看作越出职分，把不进言看作恪守职责。如今如果出自圣意，必须让他们进言，那么人们就没有借口了。况且朝廷设置的官职中有进言责任的人，本来就不得不进言。至于侍从之臣，以参与论议、思考政事和进献意见为职责，大概是陛下的心腹重任；他们德行深厚、地位尊贵，实在是陛下亲自选拔并深知的人，难道有事却不与他们商议吗？希望下诏让宰相遍召侍从官，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使他们各自充分发表意见，不要有所隐瞒。这样或许赞同的人多了，国家的议论自然就能确定。万一侍从官又有不同意见，不愿公开对众人说，就秘密封缄上报，请陛下亲自裁断，然后实行；这样上下不会疑惑，万世也可以遵循。我不胜区区忠心，惟愿陛下裁量选择。又一次上殿劄子 我听说朝廷自蓝公佐回来以后，曾有重大议论，但谏官不得参与听闻。近来外间议论纷纷，一天之中变化百端，即使有所听闻，也仍然不知道实际情形。我尸居其官而不闻不知，不敢逃避罪责，冒昧进献瞽言，惟愿陛下留意并加以察看。我听说和议与战议有两种主张，其实是同一件事。然而自靖康以来，朝廷上下、公卿大夫之间，认为和议正确的，一定认为战争错误；认为战争可行的，一定认为和议不对。两方各自坚持见解，不能合为一体，这就是听取这些说法的人时间越久反而越迷惑的原因。和与战本来不由我们决定，不过是敌方先提出，我们再应对罢了。既然是应对，难道可以预先确定一种不变的主张吗？当我们想和议而敌方想作战，战争本来就不能停止，那么和议的主张便废弃了；等到我们想作战而敌方想和议，和议本来就不能停止，那么战争的主张便废弃了。所以和议与战争是两种议论而同一件事，不可不察。为什么不根据过去已经实行过的事情和已经验证的结果来观察呢？这样议论就可以确定了。当敌军骑兵长驱东南、所到之处残杀毁灭、不遗余力时，在那种时候，果真可以求和吗？

译后来淮上军队屡次出战、屡次获胜，国势已经安定，这就是战争的功效；战争未必不如和议，由此可以看见。刘豫屡次失败，金人知道无法图谋我们，间或派使者来归顺；他们侵占疆土却向我们许诺和议，在那时，果真可以请求交战吗？不久之后，他们没有损失一支箭，就突然占有河南、陕右的土地，十成天下已经收复九成，这就是和议的功效；和议未必不如战争，由此又可以看见。事情已经有这样的验证，而主张和议的人不谈战争，主张战争的人不谈和议，也已经错了。既然如此，和议与战争，只在于施行得是否适宜罢了，怎么还可以固执于一端呢？如今金人扣留王伦作为人质，用岁币要求我们，用誓书逼迫我们，催促我们派使者前往；我固然不知道详细情形，但依我看，这些要求都还不能仓促答应。为什么这样说？岁币必须数额少，才可以长久承担，而他们图谋的数额太厚；誓书必须内容真实，才值得信任，而他们约定的条件太过分；派遣使者必须有适当的辞令，才可以送走，而他们所期望的又太急迫。答应他们，最终必定失信；不答应，还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我们的道理。有人说：“他们将不肯和议，那怎么办？”回答说：“我们正等待命令，从来没有要求断绝关系，他们有什么不肯和议的理由呢？” 假使他们不肯和议，我们就有了正当理由；理由合乎情理而他们仍不听，那就说明他们本来没有和议的意图。如今即使他们假装和议，后来也一定会变卦；变卦的迟早，又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况且和议终究不能依赖。和议变成战争，过去淮上的军队就是这样。难道他们都被我们打败了吗？只是他们先发动，我们再应对罢了。所以我说，和议与战争，只在于施行得是否适宜。孟子说：“没有听说凭千里土地还会畏惧别人。”何况如今的土地有一万多里呢？我越职议论国事，罪当万死。然而我所说的是天下公论，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已经上过劄子，请求让侍从官参与议论。现在先把这些话进献上去，陛下听从它，我便获罪受诛；陛下不听从它，我也不敢有所选择。我不胜惶恐战栗。正月十五日进呈劄子 我近来因为朝廷商议想要再次派人出使金国，曾经具奏上劄子，请求下诏让宰臣遍召侍从官，把此事告诉他们，使他们各自充分发表意见，或许赞同的人会多，国家的议论便自然确定。若侍从官中有人意见不同、不愿公开对众人说，就让他秘密封缄上报，请陛下亲自裁断。至今已经过了好几天仍未蒙施行，难道圣意另有所在，并不是臣下所能参与的吗？莫非纷纷的议论令人厌烦，而朝廷大臣认为不值得重视吗？古代国家有重大疑难，要同卿士谋议，似乎不是这样。我所说的不能就此停止。我听说，把天下当作天下人的天下，自己安逸而功效加倍；把自己一人当作天下，力量劳苦而成效浅薄。因为天下正是民心所在。百姓所希望的，天一定顺从。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兴起商，周文王凭百里土地兴起周，他们的后代子孙历经数百年而不断绝，只是因为得到了民心。百姓归附他，天也就归附他了。虽然如此，百姓人数众多，想知道他们的心意，又从哪里观察呢？观察他们所服从的人，就可以了。百官是百姓所服从的对象。百官也很多，想知道百官的心意，又从哪里观察呢？观察他们所仰望的人，就可以了。朝廷的侍从之臣，是百官所仰望的人。过去宰执往往由此选拔，大都是才德出众的人。国家有大事，超过一般事务来询问他们，天下人的心意就可以由此考察。因此，多数人不必担心难以协调，少数人也不会沉溺于偏见，又有什么可忌惮而不让他们议论呢？如果以朝廷侍从之臣的身份，却不让他们参与议论国家大事，那么陛下所能取得的谋划，就只是二三位大臣的意见。万一二三位大臣不能没有蒙蔽，陛下又必定听从他们的说法，那将派谁来纠正呢？艰难以来，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陛下焦虑思考，不顾得空闲进食，直到今天；幸而国势已经建立，敌人有所畏惧，海内百姓踮足等待中兴，正应当广泛采纳意见、兼听各方，只遵从正确的意见，宣布传播恩德，曲折周全地顺应民心；而朝廷之上却有把事情隐秘起来、不让人知道的，难道这是启发圣主把天下当作天下人的天下之道吗？希望陛下听从我的话，下诏让侍从官在都堂参与议论，一定会有极其恰当的意见来帮助陛下。古人有话说：“所说的是公事，就公开说出来；所说的是私事，王者没有私心。存有私心就会偏颇，出于公心就不会固执。有偏颇，百姓容易因此怨恨；不固执，众人没有不服从的。上下内外没有不服从的，天下就可以运掌之中。” 惟愿陛下不要认为我的话不值得听取，而忽视采用众人的意见，那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默堂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默堂集》卷十四，宋陈渊撰：《与李泰发尚书》我私下听闻尚书的大名已经很久了，阳朔之行，我确实亲眼见到；靖康年间的鲠直议论，我从前辈长者那里听得很详细；宣城的政绩，人人都能谈论。至于出仕还是退处、离去还是留任，又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我曾经希望拜见您却一直不能如愿，自从来到临安以来，恰逢您外出。如今幸而您的大旗返回，我便凭借平日仰慕向往的殷切心情，希望瞻仰您的风采；又因为彼此声气、气味相似，向您陈述我的内心。机会一到，间隔不容一发，没有时间按照礼法裁写书信。如果您容许并加以察看，其中或许有可采纳之处。我听说宰相的进退，关系到天下的安危、治理与动乱。自从朋党之论兴起，天下士人中有诋毁攻击大臣、动摇公议而谋求私利的人，台谏和侍从之臣没有人敢于救助他们。不只是无人敢于救助而已，往往还把毁谤那个人当作正直，把称誉那个人当作谄媚。于是贤者在上，孤立无援，正要冒犯天下人所畏惧的难事，以扶持危局、挽救倾覆为己任；而持不同意见的人因为这不利于自己，便巧作邪说，罗织他的过失，深加排斥、竭力攻击。君主有时不能察觉，贤者又勇于坚决退去，小人于是得计，而天下大事也就因此失去了。自陛下即位以来，正当忠臣与奸邪难以辨别的时候，进退大臣有时不合公议，便是朋党之论有机会加以害人的缘故。去年范丞相离开职位，皇上已经清楚看见从前轻信的过失，奋然不顾，擢拔任用两位宰相。其中一位有安定天下的大功，另一位有安定天下的大节。从此那些高举远引、不依附任何人的人，争先磨炼自己，不顾惜自身，以报效国家的急难。皇上也全心信任倚重他们，指日等待成功，认为小人的言论从此可以止息，中兴事业或许可以成就。然而近来竟有寒士在宫门下献书，大肆狂妄悖逆，想要蒙蔽圣主的聪明。他所指斥的事情不止一件，大概都是所谓安危治乱的关键；他的用意难道浅薄吗？如果此人有幸身在朝廷，又得到皇上的亲信，却将他的罪行释放而不论，那么后日的祸患将难以尽述。我私下认为，这封书信不是寒士所能写成的；看它文辞曲折委婉，像是素来身在朝廷之上的人写的，这一定是奸人有意指使他。大概两年来君子被任用，小人稍稍退黜，众多邪曲之徒失去势力，为求免除后祸，同时也图谋进身，所以窥伺空隙，借别人的笔舌来发泄他们欺诈陷害的言论，想把已经确定的谋划变成今日的祸害，这非常值得忧虑。而且不只是这样，他们一定还会在内勾连左右近习之人，在外结交背弃公义、死心效忠朋党的士人，彼此呼应。借此从中陷害忠良；这种事情如果可以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他们写这封书信，必定是想让左右近臣看见。若书中有涉及您的地方，自有公论，不值得深究。然而如今淮西的事情，是皇上所委任的，分量不可谓不重；将要凭此恢复中原、收复失地，以伸张四海积蓄多年的愤恨，作为万世无穷的谋划。万一击鼓进军向前，而谗邪之徒又在后面共同挑剔指责，想在千数百里之外取得非世所常有的功勋，难道不困难吗？何况书中暗中倾覆大臣，又把大臣所荐举任用的人说成朋党，这一点也不可不辨明。希望把我的一点意见让皇上知道。如果圣主已经看过那份奏章，洞然明白而不再疑惑，那么从前把边境之外的重任交给您，您就应当亲自承担责任；即使冒着危难，也不能推辞。否则，在出仕或退处的关头，还应当斟酌。推荐詹方行 我等恭敬地看到，本州迪功郎、监合同场詹勉学问纯粹深厚，操守品行坚定正直。正当崇宁、观、政和、宣和年间，学校中的士人致力于创作诡异的言辞和曲折的学说，追逐当时的喜好，只怕自己的文章不被采用；而詹勉独以谢显道、陈可中为老师，穷究幽微，探尽精深，以求自己有所心得。晚年才得到一官，是因为贫困而求取俸禄，却不求苟且迎合，可以说自信十分坚定，亲身践行而不知疲倦，是一位老成之人，却沉没在低级官吏之中，很少有人了解他。恭请您以宽厚的慈爱考察他的学问，特别加以表彰甄别，或许可以使后进受到激励劝勉，也就不是没有益处了。与李丞相论王权等人的家属 我私下认为，江西盗贼归服和反叛没有定准，都是因为过去治理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连年猖獗不止，给百姓造成极大祸害。近来王权、苏胜、刘文脩、潘汝霖四人伏法诛死，上下都相互庆贺，这才知道上天所不赦免的人，也一定要等待人来执行诛罚。从今以后，凶恶首领大概也知道畏惧了，一路的祸害可以全部除去。然而从前盗贼首领到使司来投降时，只有苏胜带着老弱一同到来；近来有关方面呈报，请求将他们押送到吉州，并把王权等人的家属一并送到千里之外的军州编管。如果以王权等人杀人的多少来衡量，那么他们的家属罪止于编管，已经是从轻的刑典了。因为王权等人的党羽大约有数百人，当时都接受招安，后来违反节制的只有四人，他们的兄弟妻子并没有参与。四人既已诛杀，难道不能不因他们属于其余党羽而将其家属全部释放吗？诛杀四人，是因为他们违反节制；释放他们的家属，是遵循当初吉州招安的原则。这样，已经归来的人足以安定他们反复不安的心，尚未来归的人也可以因此打开自新的道路。人情爱生而厌恶死亡，使后来的人知道一定可以获得生路，谁肯舍弃生路而走向死亡呢？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或许可以从这里做起。我的愚见是想请求把这四人的家属送到吉州，依照原来招安的指挥释放他们，让他们各自便利地生活；这样或许可以使威势不至于孤立，使恩惠有所归属，威与恩两方面都合乎道理。如果有可采纳之处，恭请您不要弃置我的狂妄之言，特别予以施行。

译论考察实际 我听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识别人，而识人的关键，没有比考察实际更重要的了。不考察实际，却想凭耳目所听见、所看见的，凭心意所推测的，希望得到真正的人才，即使尧舜也做不到。骐骥和劣马相比，才能本来就不相同。假使把它们关在同一个马厩里，束缚起来，给它们同样的饮食，即使是骐骥又凭什么自行区别出来呢？所以必须等到它跨越土丘、跳过山涧，奔驰而去、快得绝尘之后，才知道它不同于普通马匹。尧舜被称为善于识人，《尚书》称道说：“明白地考验他们的功绩，依据功劳赐给车服。”所谓“明白地考验功绩”，就是考察实际；所谓“依据功劳赐给车服”，就是根据实际任用他们。像舜在民间时，尧已经听说他的聪明，还要反复考验他。至于任用鲧，也是这样。四岳推荐鲧，尧说：“他违抗命令，败坏族类。”后来又说：“试用他，行不行以后再说。”现在看来，像舜这样的人似乎不必试用，像鲧这样的人又不必试用；但尧仍这样做，只是为了考察实际罢了。正因为考察实际，所以舜的圣德最终能够取得功绩，而鲧的不肖也不能逃脱九年之后的罪责。近来朝廷进用人才，间或有不同于此的情况；即使陛下明于识人，对他们的处置无不恰当，也没有什么可议论的。然而我曾经说过，人的才智隐藏在无所作为之时，功业却要遇到事情以后才显现。当他没有做事时，除了有识之士，没有人能够辨别；等到遇上事情以后，即使庸人也能评判他行还是不行。所以任用人的时候，关键只在考察实际。考察实际的方法，并不是一味重视功劳而忽略志节，而是为了审察众人的情形、核验真伪，不得不这样做。何况庶官与侍从相比，如同云霄和大地那样悬殊；百官与台省相比，也像泾水和渭水那样不同。如果不等他们历练已久、声名流传，人人都认为适宜升迁之后就授予职位，恐怕在艰难时期，终究不足以满足众人的期望。所以我把尧舜考察实际的办法进献给您，职位卑微而言论高远，惟愿陛下裁察宽恕。论任用宗室子弟 普通人较量力气，强壮和羸弱不相等，强壮者必定获胜。假使两个羸弱的人对付一个强壮的人，胜负就未必能够确定；何况羸弱者人数更多呢？所以民间百姓把父子兄弟的多寡看作强弱。遇到危急困难时，难道没有别人吗？但不如亲戚可以依靠。难道不只是民间百姓如此？即使扩大到天下，也没有不这样的。周武王灭商，同时分封了五十三人，异姓不在其中。当时人们不认为这是徇私，后世也不认为这是过错，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才智都足以超过别人、德业都足以使天下人服从吗？只是为了铺展枝叶来庇护根本，增强手足来保卫头目，不得不这样做。周朝之所以预卜三十世、八百年，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如今北朝强大，已经同我们成为敌国，而我们的亲族衰败，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如果不设法把他们搜罗集合、选拔出来，让他们居于腹心之地，作为我们的援助，强弱形势不同，我们凭什么取得成功？这就是北朝轻视中国、容易发动进攻而难以制御的原因。近来敌军骑兵侵凌，二帝向北巡狩，留在东都的亲属都席卷而去，只有陛下一人恰好在外，实在是上天有意留下您来振兴我宋。其余宗室分散居住在远方小国，又都是关系疏远、官秩低微的人，不接近京畿，幸而能够免于祸难的，也已经很少了。我认为应当从旁搜求、远方访察，让他们各自陈述族系图谱并上报；将关系较近的迁回京畿之地，亲自加以考察选择。其中关系尊贵、官位较高、素来有声望的，可以让他们统领一方，或者担任监郡之职；次一等的，委任他们担任州县掌兵的职务。对于已经出仕却贪污残忍、没有才能和能力的人，暂且仍旧任用；后辈中可教导的，教导他们，等到有所成就后再任用。这样数年以后，声名功绩传播开来，就会有像汉代河间王、东平王那样的人出现。夷狄听说后，一定会认为中国亲族中有许多贤能之人，足以自我辅佐，自然畏惧威势而不敢放肆。从前仁祖朝，富弼在枢密府，仁祖下诏让富弼专门掌管北方事务，富弼于是上奏安定边境的十三条策略，其中一条就是论说宗室应当教育并任用，用来加强根本枝脉、使四夷服从。他说，敌人重视亲族，多以近亲为名义；亲王将相治理国事、掌握兵权，用来使自己强盛，而中国从来没有听说有皇亲可以成为朝廷的屏障。敌人必定会认为王室孤立危弱，没有可以扶助的人，根本不牢固，容易动摇；这实在应当成为北朝所窥伺测度的地方。这番话是仁祖时期说的。后来熙宁、元丰年间，才开始实行教育、抚养和考试的办法，英才接连出现；虽然未曾得到大用，没有显赫的功名震耀海内，却也不能说是没有人才。不幸遭逢敌寇侵扰，往往受到祸害，流离在异国他乡，凋零丧亡几乎殆尽。如今又比仁祖以前更加严重。然而富弼在仁祖时进言，那时天下安定，战事不用，而且又是在契丹讲和之后，他的言论仍然如此深切急迫。假使处在今天，他所献的策略又应当怎样呢？这是我个人浅陋的见解，惟愿陛下深思。

译论如何除灭盗贼 天命，只有周公不敢妄自知晓；但从道理观察今天的事情，上天眷顾宋朝的意愿还没有终止。为什么呢？因为祖宗的德泽在人心中还没有穷尽，百姓拥戴宋朝的心也没有止息。我请尝试说明这一点：从前我太祖皇帝在市场不改换店铺的情况下就取得天下，太宗继承之后，四方僭伪势力不费劳力便归服。真宗、仁宗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委屈自己同戎狄讲和，以安定百姓，不杀戮的德行深入人心。又经历五代，直到今天，中间奸臣相继掌握国政，百姓面对征税无所措手足，所以北朝得以侵凌侮辱。中国自古以来王室突然败坏，最终到了无法支持的地步，从没有比这个时候更惨酷的。然而民心仍未离去，难道不是祖宗德泽在人心中尚未穷尽、百姓拥戴宋朝的心没有穷尽吗？观察百姓归附还是违背，就可以知道天意了。当初渊圣继承大统，兄弟之间虽然不能没有猜疑，却唯独同陛下亲近厚待，这就可以看出天意。当时耿南仲之流的大臣，只要能够向渊圣进献疑忌陛下的意见，没有什么做不到的。等到他们奉陛下为大元帅，却没有人能够阻止，陛下即使想不离开京城，也不可能了。这又可以看出天意。假使出使北方的行动没有成功，敌人已经入侵，正想设法引兵返回，而二圣向远方巡狩，皇族内外没有不护送车驾一同前往的；陛下却恰好远离父兄身边，所以王室衰微，而宗庙社稷依赖陛下重新保存。这又可以看出天意。上天留下陛下来振兴我宋，它的用意深厚，大概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只应当敬慎地承受天意，追寻恢复祖宗旧业罢了。上天把如此重大的责任交给陛下，陛下所承担的责任也不轻。如果二圣没有归来，宗社没有恢复，天人没有合一，不能报金人的仇，那么祖宗的事业就会因循而不能重新振兴，陛下的责任也不能完成。这应当早晚勤勉，坐卧柴薪、品尝苦胆，以此作为忧念。然而从今天的形势看，还有不能立即完全达到陛下愿望的地方。因为大江以南、荆湖之间，以及闽广一带的盗寇仍然是内部祸患。归还二圣，恢复宗社，使天人合一，以报金人的仇；如果内部祸患没有除去，而出兵向北，穷尽远方的谋略，那么像鼠窃狗偷一样的近处盗贼突然生于肘腋之间，也足以牵制我们。因此应当先使内部安定，然后外部的祸乱才可以消除。诸葛亮一定要擒获孟获以后才出兵，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过去朝廷曾经命令宰执辅佐大将，先从福建开始，依次平定江东、江西、湖南、湖北的盗贼，大概是有意先平定内部祸患。我认为既然已经有办法平定它，就一定要谋划守住它。谨慎选择地方长官，不要拘泥于通常的制度，而要使他们以爱护百姓为根本。难道只应当施行于内部吗？即使削平僭越窃据的势力、以威势使远方归服，对臣来说也同样可以做到。

译论时事十一 卫兵 我听说军队以强弱、多少来决定轻重，应当常常使内部力量重、外部力量轻，这样王室就尊贵而中原诸夏安定。过去楚汉在荥阳、京、索之间相持，天下的形势像提起的秤一样，尚不知道哪边会升、哪边会沉。汉高帝起初得到萧何、张良，又得到陈平，仍认为不够；后来又得到韩信，把几十万军队交给他，战胜敌人、攻取土地，没有不如意的。这样以后，天下形势的分量就转向汉方。项氏已经衰弱，汉朝事业尚未完成，从前那些因功劳而封侯的人，已经占据了千里土地。汉虽然灭了楚，但轻重的形势又发生变化。所以让韩信为王，是汉高帝深深忧虑的事情。当汉高帝筑坛拜韩信为将时，已经把各位将领的军队交给韩信统领，但高帝自己所统率的军队仍然很多。他分给韩信的军队多于自己所统率的，是为了让韩信向东争夺天下；自己不能丢弃军队，也正是为了制约韩信。因此在云梦之会，韩信不能逃脱。韩信曾对高帝说：“陛下不善于统率士兵，却善于统率将领；这就是韩信被陛下擒获的原因。”唉，这正是高帝能够统一天下、最终没有后患的原因。可是如今，君主不再亲自统率军队，而各位将领在外；有人掌握数十万军队，这是朝廷用来抵御夷狄、消除盗贼的力量，而他们的进退去留只听凭自己的欲望，这难道不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吗？然而枢密院和三衙仍然沿用旧法，彼此牵制，而所储备的军队比过去更加削弱；即使让它们的力量足以制约外将，仍然担心任用他们的人不是合适的人，何况强弱、多少相差十倍百倍呢？所以我愚见希望增加禁兵的数量，使它同外部军队大致相当；又要革除按资历和私人亲昵任用的弊病，搜求杰出特异的人才，选取才智胜过各位将领的人，任命他为元帅。无事时就归来宿卫，有事时便统领军队出战；力量充足而士气不受挫折，平时有所不出，出战就应当没有不能取胜的。这样，君主即使不亲自统率军队，同亲自统御六军又有什么不同？既可以增加朝廷的力量，又可以使各位将领望见风声便知道畏惧，在艰难时期有所召唤指挥，不敢犹疑不决、只为自身打算，这也是今天的急务。薄敛 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不好，费用不够，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哀公说：“现在征收十分之二，我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百姓富足，君主同谁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同谁会富足？夏后氏收取五十亩的贡，商人按七十亩实行助法，周人按百亩实行彻法，其实都是什一之税。既然按十分之二征收，使用起来还不够，却向百姓宣告实行什一的法令，不也是迂阔吗？”这就是儒者的议论，之所以常常不被当时的君主听取；而那些计算财货、聚敛利益的大臣，却因此常常能够实行他们的谋划。然而世上忧虑财用不足的人，起初就多从百姓那里征取；百姓已经不足，又接着对他们暴力征敛，苛刻盘剥屡屡兴起。于是百姓迁徙流散，离开家乡成为盗贼，最终仍然不足；即使再加以刑罚杀戮，财物又从哪里得到呢？不只是这样，因而导致大乱，是不返回根本、没有反省的过错。由此说来，这办法虽然看似十分迂阔，其中却正有正理。任用老成之人 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经历长久以后才知道自己的错误。当年轻时，依仗天资过人，意气旺盛地对待世事；经历事情以后，没有不后悔的。后悔而知道改正，还足以成为善人；后悔却不改正，最终导致亡国败家的人，也有过。因此学习不可以停止。至于已经学习却尚未达到境界，做事又没有预先历练，那么老成之人就应当尊重而不可忽视。君主深居九重宫禁之中，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却能够应对天下将要到来的变故，所凭借的只是懂得这一点罢了。从前孙权年龄还不到二十岁，却能使曹操望见他的营垒而说：“生儿子应当像孙仲谋。”这可以说是一时豪杰之主了。然而他的母亲曾把他托付给张昭，所以张昭每次进谏，必定以太后的意思为依据。我太祖皇帝英武伟大的资质，无人能够相比，而杜太后常常让赵普辅佐他。孙权的智慧不亚于张昭，而太祖的圣明，难道是赵普所能企及的吗？所取的不过是赵普经历变故多、历经事务久罢了。何况比不上这两位君主的人，却想抛弃老成之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任用有德之人 天下的士人，有有德行的，有有才干的，有有智慧的。君主任用他们，只在于是否适宜罢了。有智慧的人谋划，有才干的人办理，有德行的人守持。这三者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成就事业，偏重其中一方面，必定不能有所成功。所以《尚书》说：“凡是庶民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你都应当记住他们。”这说的就是有才干、有智慧和有德行的人。有人说：“天下太平时，只任用有德之人；艰难时期，应当任用的只有才干和智慧。”这是不对的。有德之人，放在哪里不能发挥作用呢？从前汉高帝平定天下，天下所谓杰出的人物有三人，已经被他用作心腹和爪牙了。其余如曹参、周勃、陈平，也都足以辅佐国家，才智之士大概并不少。然而一定要等四位老人出来，辅佐太子，然后汉室才安定。光武帝中兴时，寇、邓、耿、贾一类的二十八人，依凭风云际会而起，都有值得称道之处，所谓才智之士也很多；然而一定要起用良吏卓茂，让他担任太傅，然后风俗才得到改变。由此说来，才智之士在艰难时期虽不可缺少，但有德之人也不应忽视。核验实际 考核实际，是很久以来就不可不做的事。如今假使寒门出身的人同世代显贵的子弟一起进用，世家子弟就会被怀疑更有历练；老成之人同年轻壮盛的人一起任用，年轻人就会被怀疑更敢于作为；质朴厚重的人同轻浮俊秀的人较量才干，轻俊之人就会被怀疑才能更多；木讷之人同能言善辩的人共同谈论，利口之人就会被怀疑更为通晓。如果不核验实际，便任凭感情、违背道理，以私害公，作出决断而加以任用，那么就会使寒门、老成、质朴、木讷的人全都在一时之间被抛弃，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所以君主只求实际，见到确实可用之后才任用。对内可以使自己相信，对外可以使天下人信服；因此谗邪不能损害他的明察，欺蔽不能乘隙而入，而天下真正贤能的人就能够相互整理衣冠、奋然起身，出来为我们所用。圣学

译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有人说：“谁说叔梁纥的儿子懂礼呢？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孔子听见后说：“这正是礼啊。”从前称道圣人的人，必定说他们是生来就知道的。生来就知道的人，不过是知道其中的道理罢了；至于礼仪、章法、器物、数制等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内容，大概也有不能完全知道的。所以孔子向老聃询问礼，向师襄学习琴，向郯子询问官名。他曾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又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像我这样忠诚信实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又说：“只是思考而不学习没有益处，不如学习。”又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奋地寻求它。”又说：“圣人，我不能做到；我只是学习不感到厌倦，教人不感到疲倦罢了。”所以孟子说：“至于圣人，孔子尚且不自居。假如自居为圣人，最终就会达到不能成为圣人的地步；只有不自居为圣人，所以没有什么不学习的，而圣人也就更加圣明了。” 求取谏言【四】天地极其广大，日月极其光明，而人能够在天地覆盖承载之中生存，在日月照临之下生活，都是天地日月的恩德。假如现在让一个人早晚都赞美、称誉它们，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被认为得了疯病。为什么呢？天地日月并不是赞美称誉所能增益的，也不需要等待人的赞美称誉。君主的德行像天地一样广大，像日月一样光明，这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赞美称誉又能增加什么呢？所以君主平日所应听到的，只是切实正直的言论罢了；空洞的言辞、粉饰的说法，用来彼此讨好取悦，并不是当务之急。况且凡是赞美称誉，不是欺骗，就是阿谀。让欺骗和阿谀的人得以施展其意图，是臣下的利益，对君主又有什么好处呢？至于切实正直的话，才是君主的利益，却又是臣下所不利的。因此君主听到切实正直的话总是少，听到赞美称誉的话总是多，这是不可不察的。即使开通道路来求取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它，尚且担心谏言不能到来，何况喜欢柔软圆熟、喜好便佞之人，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呢？从崇宁、大观年间直到宣和年间，当时任用的人，往往顺从迎合的多，正直补救的少，逐渐发展到败乱，原因就在这里。诚恳希望陛下推重切实正直是利益，鉴戒赞美称誉是祸害。狂妄愚昧的人，即使很过分，也一定宽恕；阿谀奉承的人，即使少，也一定疏远，那么下面的实情就能够向上通达，天下也就治理好了。又 从前治理得好的时代，工匠诵读箴言进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意见，平民公开批评。连诽谤尚且不废止，不只是没有废止而已。舜寻求意见，竟然设立诽谤木，就是让人诽谤自己。周公告诫成王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更加自己敬慎修养德行。”这又是不禁止人辱骂自己。由此说来，后世所谓诽谤嘲讪之刑、指斥之诛，难道是古代的道理吗？祖宗时代，关于诽谤嘲讪、指斥的法律，大概有不得已才施行的。自绍圣以来直到宣和末年，为什么竟然那么多呢？假使确实有这样的事，听到后改正就是了，又怎么可以凭一个人的权势，把天下人的公论全都钳制住呢？如果并没有这样的事，却罗织罪名，那么天下士人听说后，将会有人隐藏自身而不出仕，闭紧嘴巴而不说话。这就是今天的祸患由此造成的原因。真宗朝有一个因诉讼而投匦的人，言语涉及不恭敬，真宗记录下他所诉讼的事情，拿给外廷看，说：“如果把他的话全部交给主管官员处理，那么他的冤屈还没有得到申理，指斥之罪却先加在他身上了。”真宗的心意，与舜、周公的心意，可以说是不约而同。后代子孙难道可以不把这作为法则吗？陆贽说：“进谏的人多，表明我的才能；喜好谏言，正好显示我的贤明；谏言者即使狂妄愚昧，也显示我能够宽恕；谏言者即使泄露机密，也彰显我能够听从。以上四者有一项，都属于盛大的德行。君主想知道谏言的好处，这些话已经全说尽了。” 又 人之所以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是因为想求得胜过别人，却不知道一心求胜于人，最终就没有人能胜过。只有不求胜人，才能胜过别人。《尚书》说：“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其中有一个方面也能胜过我。”正因为这样，所以能够把天下胜过自己的人的长处借来成就自己，还忧虑什么不能胜过别人呢？孔子说：“我很幸运，假如有过错，人们一定知道。”孟子说：“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就改正。圣人也未曾没有过错，只是以别人知道自己的过错为幸运；君子有过错，也把能够改正看作可贵。从没有听说过厌恶听到自己过错的人。这就是他们能够有所作为、建立功业，而天下没有人能同他们争胜的原因。他们取得的胜利，不是很多吗？”为什么呢？现在人的不善，有些是明知而故意去做的，这本来不值得说；有些人以为自己在做善事，却没有察觉而陷入不善，这就是他开始时善与不善尚未分明。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指出他的瑕疵并加以批评，那么这个人的见闻和智慧，必定有胜过我的地方。如果拒绝而不接受，对方说这些话本来没有损失，而我的不善仍然存在。假如取用他话中的善处，把它当作自己的所有，这就是把天下的善都取来作为我的善。即使想不胜过别人，难道做得到吗？又 太宗皇帝曾用俗语告诉真宗说：“指出我的缺点的人，就是我的老师。”这虽然是人们常说的话，圣人却采纳了它。君主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做着与祸乱相同的事情却不能自我觉察；假如能听到自己的过错并加以改正，即使是尧、舜，也可以继续进步。由此说来，指出我的缺点的人，不是老师又是什么呢？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选择他的善处来跟从，看到他的不好之处就改正自己。”至于不善的方面，尚且要在内心反省，把它当作老师；何况攻击我的缺点，正是用来使我进于善的呢？他可以作为老师，这是很明显的。仲虺告诫商汤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人就能称王。”这样得到老师，难道是因为别人而得到的吗？不是因为别人而得到，这才叫作自己得到。君主能够自己得到老师，那么天下没有人不以他为师。他成为王，谁能抵挡呢？闽地盗寇【二】

译闽中的盗寇，本来是由于饥荒。当时，补助赈济的政策没有施行，凶暴的盗贼横征暴敛，又从旁加以困苦。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这就是他们成为盗寇的原因。假如趁他们势力还没有炽盛时，诛杀他们的首领，安抚其余党，使他们各自安居乐业，不再有人骚扰，也许就可以平息了。过去捕捉他们，已经错过了时机；等到他们滋蔓而难以图谋，又不得已招安他们。招安所给的赏赐已经很丰厚，又让他们私自拥有自己的部众，却不替他们遣散。愚民既有获得爵位的荣耀，又不失去做盗寇的利益，怎么会不互相仿效呢？仿效的人争相出现，而爵位赏赐又不能使每个人都满足；前面的人还没有失败，后面的人接着起来，连续不断，最终无法禁止。主管此事的人开始愤怒憎恨，于是表面招安，暗中诛杀。既已招安又诛杀，就无法显示信用，还有谁可以诱骗呢？于是屡次请求增加兵力，果然以彻底消灭为务。然而聚集的军队既多，又有粮饷烦费的忧患，不免加重向百姓征税。盗贼在前面焚烧抢劫，官吏在后面诛求搜刮，百姓开始无法生活，也相继作乱。这就是向上使圣主日夜忧劳、祸患不能立即解除，也是远方多年遭受涂炭的灾祸。如今朝廷派遣一名防御使、副使，以大将统率数万军队，前去穷追讨伐，难道还担心不能全部诛灭吗？然而又有两件事值得忧虑：凯旋之后，万一失去产业的百姓习惯于旧日的状态，动辄又再次叛乱，难道还能再用大军去消灭他们吗？所以现在的打算，不如预先选择有智谋而熟悉当地事务的士人，交给他精锐士卒三二千人，命令漕司每天供给费用，以备紧急之需；仍然暂时免除本路一年上供的物资，听任他招募士卒。若遇到盗寇突然发生，使人人都能出力自效，有功的人就奖赏他，希望这样可以防止豪强之人做官时乐于杀盗，却害怕自己成为盗寇。又要再三告诫州郡县的官吏，施行近年宽免抚恤的诏令；凡是公家应收而尚未缴纳的欠负，一概免除。这样，流亡的人归还本业，百姓各自安居，后患就永远消除了。又 闽中的盗寇，可以用计谋击败，却不能单靠武力取胜。如今用大军逼近他们，武力似乎已经有余了。然而大军出动，不能成为常规；假如让他们预先知道大军供给和调度的困难、赏赐供给的丰厚，以及朝廷因重视扰民而不再出兵，那么大军离开后他们又重新叛乱，该怎么办？他们难道也会倚仗我们的力量吗？还是应当考虑击败他们的计策呢？所以我曾说，用大军讨伐穷困的盗寇，就像杀虎一样。如今用十个人制服一只虎，虎当然可以擒获；但如果不设置机关陷阱，虎有奔突逃窜的忧患，势必会发展到伤人的地步。杀了人而得到虎，不如不杀人而得到虎更好。因此杀虎的人，一定要广设机关陷阱，从多方面误导它，等它已经陷入其中，然后用强弓毒箭攻击它，老虎就不能逃脱了。这就是所谓用计谋击败。兵法本来就是诡诈之道，临机应变，方法不止一种，完全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罢了。假如所凭借的形势不同，所采用的策略也就不同。如今闽中的地方，不到千里，而山川、树林、山麓占了常居面积的五分之四，即使有长刀大剑和冲突的骑兵，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过去被盗贼攻陷的地方，都是精锐部队不衡量能否取胜，突然推进并深入其中的过错。这样说来，并不是大军不能取胜；即使有时取胜，也必定有所损伤，最为可惜。我私下认为，从今以后万一群盗再次兴起，不如使用当地的豪强，让他们率领当地人，以本路官军从旁节制，给他们若干年时间，务求一定取得成功；分散占据各处要害，侦察他们的出入，左右夹攻，纵横相互援助，忽隐忽现地追赶、诱导、袭击，突然冲击、攻陷、掩袭。即使不能立即擒获，也一定不能让他们扩大为州县的祸害。这样又可以减少费用烦琐，省去征发摊派的扰民，百姓所愿意的事情，有什么可害怕而不做呢？攻城的器械，不能用来堵塞洞穴；远距离射击的技术，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古人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尽了。假如认为盗贼人数众多，非王师不能确保诛灭，那么自古也有以少击众的事，关键在于朝廷精选有智谋的人来运用，如何运用而已，又难道在于兵力多吗？用兵必须先整治政事 用兵，只是中兴事业中的一件事罢了。然而有些事情必须相互等待、具备条件后才能成功，这样的情况不止一种。如今谈论兵事的人，勇于一味进军，不顾其他方面，所以不得不替此事忧虑。我曾经读《诗经》，读到周代的《小雅》，考察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用来达到太平的成效，以及周宣王用来成就中兴事业的做法，其中的事迹是可以说清楚的：从《鹿鸣》到《鱼丽》，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从《南有嘉鱼》到《菁菁者莪》，是成王时代的诗；从《六月》到《无羊》，是宣王时代的诗。孔子曾按照时代的先后为它们编次，他的意思似乎是说：前面作成的诗，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就不足以成为文王、武王；后面继作的诗，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就不足以成为成王。后世做君主的，得到这些就能治理好，失去这些就会混乱。《六月》的序说：“《小雅》几乎全都废弃，四方夷狄交相侵犯，中原危险了”，这就是失去这些的结果。《车攻》的序说：“能够对内修治政事，对外排斥夷狄，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这就是得到这些的结果。从文王、武王到成王，他们的诗也已经很多了。废弃一首诗，就缺少一件政事；假如有所缺失，就已经不完全是文王、武王的政治，何况法纪纲常、礼乐文章全都荡然大坏呢？宣王实现中兴，并不是能够舍弃文王、武王的政事而另行一套，只是补足其中的缺失罢了。从《六月》到《无羊》，讲的就是补足缺失的方法。恢复疆土，必定以排斥夷狄为根本；排斥夷狄，必定以修治政事为根本。政事修治好了，然后才可以用兵。没有政事不修治而先用兵的道理。我所以说，有些事情必须相互等待、具备条件后才能成功，原因就在这里。现在姑且只就用兵这一件事来说，说明它所需要的条件，例如器械的准备、粮饷的烦费、赏赐供给的费用，以及修筑城墙、疏浚护城河、选择将领、训练士卒等，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只要有一项没有做到，军队就不能出动，怎么能不替此事忧虑呢？古代用兵，能够出兵，就一定考虑怎样取胜；能够取胜，就一定考虑怎样守住。出兵却不能取胜，不如不出兵；取胜却不能守住，不如不取胜。所以臣希望陛下向上思念祖宗所交付的基业，向下顾念百姓所爱戴的对象，大大整治政事，使我们一方没有可供敌人乘虚而入的空隙，而敌方百姓有前来归顺的愿望，那么天子的兵威所到之处，应该没有不承受顺服的。宣王中兴的道路，大概就出在这里，这叫作万全的防备。只希望陛下留心，臣就万分庆幸了。学者以孔子、孟子为老师

译从前孟轲著书七篇，在最后一章历数尧、舜直到孔子的事迹，有亲眼见到而知道的，有听闻而知道的；最后又接着说：距离圣人的时代这样还不远，距离圣人的居处这样还很近，然而竟然没有人了，那么也就真的没有人了。他的意思是说，道存在于天下，从古到今无处不是如此，必定要有人把它阐明并推行，然后才能传到万世而没有弊病。这几位圣人，就是道赖以流传的人。道本来不会穷尽，传承也不会终止。从孔子到孟轲，还可以通过耳闻目见相接，得到孔子传承的人不是孟轲又是谁呢？所以从汉代到唐代，懂得道的人，如扬雄、韩愈，无不推尊孟氏；世上谈论道的人，也一定说孔孟。所谓孔孟，是说明二人的道理没有两样。难道是诸子百家所能比拟的吗？近来陛下诏令天下学者，应当以孔子、孟子为老师，不偏执于一家，这实在是万世不可改变的论断。然而孔孟的言论载在典籍中，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有眼睛的人都能共同看见，有心的人都能共同知晓。它的要旨在哪里？难道不是所谓大中至正之道吗？大中至正之道，就是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孟子的根本。至于诸子百家的学说，有的被人事所蒙蔽而不知道天理，有的被天理所蒙蔽而不知道人事，有的局限于只求自身而不能推及外物，有的局限于兼爱而不能成就自己；幽明各自归向不同，内外不能相合，于是诙谐怪诞、诡谲奇怪的言论兴起，偏邪淫僻、隐遁不正的言辞盛行，大中至正之道便开始不能施行了。如今想让学者以孔子、孟子为老师，就必须使他们懂得大中至正之道。自从更改科举以来，天下的学士无所适从；如果朝廷尚且不能免于以文章取士，那么应当明白诏令有关官员，审慎辨明取舍，不要沉溺于诸子百家的学说，只遵从大中至正之道，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志向重新在今天施行，难道只是今天学者的幸运，也将是天下和后世真正的幸运。仁政可以得到民心 治理天下，有万世不变的原则，也有解决一时纷乱的办法。不变的原则，就像饥渴时需要饮食，不可一天缺少；解决纷乱的办法，就像生病时使用药物，病好了就应当去掉它。战国时代，诸侯用欺诈和武力相互吞并，他们所忧虑的只是国家不富、兵力不强。因此当时的谋臣策士，不是富国强兵的主张，就不能进献给他们的君主；而孟子鄙视这些说法，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所以后世没有流传下来。即使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九次会盟，使天下得到匡正，他的功劳也可以说很盛大，但孟子仍然不肯承认这种做法。难道是因为管仲所成就的只能救济一时的紧急，而不能施行于万世吗？当时梁惠王凭借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东面被齐国打败，西面丧失土地给秦国，南面受到楚国的侮辱，想一举洗刷耻辱，向孟子询问；按理说，他应该得到极其高超奇异的谋略，在片刻谈话之间扭转祸患，在反掌之间轻易成功。然而孟子却回答他，只是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刑罚，减轻赋税，深耕土地，及时除草，修养孝悌忠信罢了。这又为什么如此不切合眼前需要呢？因为救济一时的紧急，不过是使国家富裕、兵力强盛；能够施行于万世而没有弊害的，非仁政不可。仁政，是取得民心的方法。取得天下有一定的道理，取得百姓就取得了天下；取得百姓也有一定的道理，取得民心就取得了百姓。那些所谓使国家富裕的做法，是使百姓困苦的根本；所谓使军队强大的做法，是毒害百姓的凭借。用这种办法却想取得民心，不是很困难吗？即便如此，不说富国，并不是放弃财货而不取；不说强兵，也不是销毁兵甲而不用。治理好根本，末端自然会跟随。根本怎样治理？取得民心罢了。民心已经取得，用它来使粮食充足，那么君主和谁在一起会不足呢？用它来整治军队，那么谁不效死，百姓又怎么会离去呢？这就是商汤、周武王称王后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如今为了军队而治理财赋，取得财物而虐待百姓，百姓不能承受命令，将会转而成为盗贼和奸邪之人；再加上饥荒乘机而来，那祸患将多得说不尽。希望陛下思考孟子的话，修行仁政来巩固民心，不要以祖宗的德泽尚未衰替为理由，而忽略体恤百姓，那天下就万分幸运了。

译论心中过错 臣听说古代的圣贤不能没有过错，即使周公、孔子、颜子也都有过错，然而仍然是万世效法的对象。假如知道过错而能够改正，又怎么会足以累及德行呢？所以说：“有了过错却不改正，这才叫作过错。”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了。圣贤的过错有两种：有表现在事情上的，是周公、孔子的过错；有发动于内心的，是颜子的过错。表现在事情上的过错，有时已经无法悔改，就应当在以后改正；发动于内心的过错，应当及时克制，就应当在它刚发生时改正。所以有内心的过错，也有行为上的过错。君主所应当改正的，只是内心的过错。内心的过错不发生，行为上的过错也就没有了。颜子不犯同样的过错，是在内心不重复过错，而不是在行为上不重复。孔子称赞颜回说：“有不善的念头，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从未再去实行。”这样看来，哪里还可以称得上有什么过错呢？祖宗设置谏官，大概并不是认为自己没有过错，而是让他们进谏来补救过错。然而表现在事情上的过错可以说出来，却常常忧虑难以改正；发动于内心的过错似乎容易改正，却常常难以说出。所以内心的过错，非要自己知道并改正不可。孔子对颜回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 所要防止的只是内心的过错罢了。大概把持它，它就存在；放弃它，它就消亡；它出入没有固定的时刻，没有人知道它的所在，这就是人心。君主处在天下之上，一天要处理万般事务，在言语、沉默、行动、静止之间，需要应对的事情很多，怎么能没有过错？而处在补救过错职位上的人，又能从哪里用力呢？然而臣曾听老师说：“内心有私念，就是过错；心存仁爱而没有私心，就没有过错。内心有偏向，就是过错；内心没有偏向，就没有过错。内心有求利之意，就是过错；以义来防止逐利，就没有过错。”这三点，讲的都是端正内心，也就是合乎义理的心。过错有时会产生，就像太空中有云雾，忽然升起又忽然消散，而天空的本体始终如常；又像明亮的镜子上有尘埃，有时除去，有时残留，而镜子的本体始终如常。由此知道这一点，偏私和逐利就没有容身之处了。这种道理，见于《论语》所谓的“仁”、子思所谓的“诚”、孟子所谓的“性”，也是尧、舜所以成为帝，禹、汤、文王、武王所以成为王的根本，是以心传心的道理，后世的君王不可不知道。因此臣希望陛下所防止的是内心的过错，这样行为上的过错自然就没有了。臣凭借自己的职责，冒昧陈述所学，希望像微小的水滴、尘埃一样，对大海高山有所补益。这番浅陋越职的话，只求陛下宽恕。在经筵进讲旧事 《前汉书·汲黯传》说：大将军卫青以侍中的身份入侍，汉武帝便倚靠在屏蔽旁坐着看他。丞相公孙弘在宴闲时入见，皇帝有时不戴帽子；至于汲黯来见，皇帝如果不戴帽子，就不接见他。皇帝曾经坐在武帐中，汲黯上前奏事；皇帝没有戴帽子，远远看见汲黯，便躲到帷幕中，派人批准他的奏议。皇帝对他的尊敬礼遇就是这样。臣听说汲黯在朝廷时，淮南王忌惮他而停止了谋反计划。世人说汲黯忠诚，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尽，所以诸侯将要叛乱时，害怕他而不敢发动。这样说来，汲黯对汉朝确实有功。臣私下认为，汲黯的忠诚古今少有相匹的。然而假使武帝舍弃他而不任用，汲黯的话又从哪里能够说出呢？淮南王停止谋反，虽然说是忌惮汲黯，也有武帝任用汲黯的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武帝想尊崇儒术、兴起礼乐时，就任用公孙弘为丞相；想制定律令、振兴纲纪时，就任用张汤为御史大夫；想排斥夷狄、强盛中原时，就任用卫青为大将军。丞相本来就是皇帝亲近信任的人，御史大夫尤其掌握权柄，天下人都小心站立；大将军尊贵宠幸无人可比，公卿以下都谦卑地侍奉他。然而汲黯曾在朝廷上责问公孙弘，说他是齐人，多有欺诈，开始时同别人商议建议，后来却都背弃了；又责备张汤不能安定国家、使百姓富裕，为什么偏要只取用高帝的约束，却把它纷纷更改呢？又有人劝汲黯说大将军尊贵重要，不能不向他拜礼。汲黯说：“假使大将军有以作揖相迎的宾客，反而不尊重吗？”汲黯正直不屈就是这样，因此朝廷一时的贵臣没有不畏惧他的。事情还不只是这样。武帝招纳延请士大夫，常常像还嫌不足；但他性情严厉，有人稍微犯法，或欺骗蒙蔽他，就立即按罪诛杀，没有宽容姑息。当时在位的人，谁不恐惧不安？但汲黯当面折辱、在朝廷上直言进谏，始终没有屈服。他曾对武帝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却在外表施行仁义，为什么还想仿效唐尧、虞舜的治理呢？”武帝因此变了脸色，退朝后还认为汲黯愚戆，又认为他愚蠢，又认为他没有学问，好像不能忍受这些话。可是等到武帝同严助谈论汲黯时，却一定把他看作社稷之臣。这本来就是武帝非常重视并深深赞同他的地方。所以史书记载武帝对待汲黯说：“大将军、侍中入见时，皇帝倚着屏蔽坐着看他们；丞相闲时入见，皇帝有时不戴帽子；至于汲黯来见，皇帝不戴帽子就不接见。”武帝尊敬礼遇汲黯超过丞相、大将军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凡是做将相大臣的，怎么能不畏惧他呢？所以淮南王畏惧汲黯，是因为将相大臣畏惧他；将相大臣畏惧汲黯，是因为武帝尊敬礼遇他。既然如此，淮南王停止谋反，不是武帝的功劳又是什么呢？臣又听说，君主凭借天下的有利形势，生杀予夺都由自己决定，谁敢抗拒他？正因为没有人敢抗拒，君主安然处在百姓之上而无所畏惧顾忌，那么贤能的人害怕祸患，也将远远退避、深深隐藏，不再为世所用。贤能的人不被任用，而进谗媚上、当面阿谀的人得志，如果还不陷入危乱，是没有这样的道理的。所以像武帝喜好用兵、喜欢杀戮、穷奢极侈，实在没有值得取法的地方。至于他尊敬礼遇汲黯，用来截断尚未萌发的祸患，后世不可不效法。祖宗设置台谏官，对他们的推崇奖勉无所不用其极，也接近这种做法。即使没有汲黯，谁敢不畏惧台谏官呢？假如常常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又不急于罢免、轻易驱逐他们，臣知道奸雄从此就会收敛屏息。苏轼说过：“奸雄刚开始出现时，用台谏官折服他还绰绰有余；等到他势力盛大时，用兵戈来取胜就不够了。所以崇重奖勉台谏官，没有比祖宗的法度更好的。希望陛下牢记这一点。” 进呈代写龟山先生《论语解》臣昨天当面奉承圣上的谕旨，命杨适修缮抄写先父当年所解的《论语》以及《礼记·中庸义》，进呈御览。臣已经共同校对完毕，恭敬地遵依圣上训示，用大字修缮抄写，进呈完毕。现在臣又另外抄写成小字本，共一十一册，现正在殿门外恭敬等候进呈。伏望圣上慈爱，特赐宣召索取，决定是否取进。《默堂集》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默堂集》卷十五，宋代陈渊撰；上呈杨判官【当时龟山先生任建阳丞】三月二十五日，乡侄陈渊恭敬裁写书信，恭呈判官先生阁下。我听说，人的本性没有不通达的，也没有不完备的。无不通达，是因为具有神明；无不完备，是因为内藏天理。神明没有固定的方所，天理没有穷尽。圣贤与愚昧众人，都同样具备这些。之所以明显分成两条道路，只在于能否充实它们。孟子说：“值得喜爱叫作善，善存在于自己叫作信。人都同样具有这种善。在它还没有真实存在于自身时，圣贤与愚众有什么不同？等到它已经真实存在于自身，就会自己看得明明白白，如同数一二一样。这就叫作信。”古人早晚都依此而行，就像婴儿成长一样，却不知道自己增加了什么。成为圣人、贤人，或许都由此而来吧？孔子说：“笃实地相信，喜好学习。”如果喜好学习而内心没有所信，也有人会尽心于不是圣人之道的学问。所以孔子让漆雕开出仕，漆雕开说：“我对出仕这件事还不能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孔子听了便很高兴，可见学者没有不是从自信开始的。我曾读《论语》，观察孔子用来教导众弟子的内容，都是使他们在“信”中求得这一点；至于信之外的内容，大概很少涉及。这样以后才知道，古人之所以能够广泛应对万物，确实没有超出我们方寸之间的内心。于是我又想到，应当得到古人所谓的自信，并使它笃实坚定，这样才可以深入造诣于道，而不只成为只重口耳之学的卑贱儒生。如今我茫然无知，就像身在河流中央，风波正起，却失去了渡河的方法；大概是不知道古人是在自己的信念中实行时，看见了什么。所谓信，就是知道自身本来具有这种道理。学习而且能够相信它，即使只是君子的小事，等到不断进步而不停止，就可以积累起来进入不可知的神妙境界，难道不伟大吗？所以我曾私下怀疑，孔子门下人人都值得敬畏，实际就是从这里进入的。假如圣人的教导不能使人自信，那么道就没有由自己得到的可能。再说子路意气强盛，多次被老师挫抑，却始终没有稍稍减损，似乎不值得同他谈论。等到孔子担心门人不尊敬子路时，却说：“仲由已经登上厅堂，还没有进入内室。”所谓“还没有”，是说孔子的内室在子路那里并非不可进入，只是他进入需要逐步而已。假如一定要说像颜子那样好学之后才能进入内室，那么世人又何必借助圣人呢？所以只要在“信”上有所获得，即使充实的是子路，也可以进入圣人的内室；假如在“信”上没有所得，即使是管仲的功业，也是曾西所不愿做的。唉！我如今在这方面没有所得，这还可以。假如将来有幸能够有所施展，即使正如管仲一样，孔子的门徒尚且不把我列入其数，那么我所学习的，就是圣门的罪人了。我难道忍心成为这样的人吗？这就是我吃饭时常常放下筷子，半夜长声叹息而不能自止的原因。过去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对于宰予，我还能责备什么呢？”白天睡觉并不是大恶，为什么获罪于圣人竟然这样严厉呢？因为道存在于内心，关键在于念念不舍。一口气之间偶尔忘记它，就离它很远了，哪里还有闲暇白天睡觉呢？宰予是没有地方可以用心的人；没有地方用心，大概是他起初不知道怎样安顿自己的心。信，是安顿内心的地方。当宰予想缩短丧期时，他难道肯让自己安于最丑陋的行为而不悔改吗？在那件事上能够安然自得，正说明他在这件事上还没有得到安心的方法。没有得到安心的方法，所以即使沉溺于最丑陋的行为，也安然不察，哪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对人性的善恶，在宰予这件事上有所疑惑；并且担心自己的内心始终没有得到安顿，从今以后行为会归于小人之流。因此冒昧向左右先生请教，先生也会怜悯我而有幸教导我吗？起初我还年幼时，听各位公卿长者说，先生端正容貌来启发万物，使人的名利之心像冰一样消融。我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应当怎样向先生学习，但每每在平日闲居相处之间观察先生，发现人人都有做不到的地方，于是已经知道先生是不可企及的。后来将近加冠，游学太学，常和友人廖用中谈论当今人物，并且因为他多次见过先生，于是向他询问。廖用中说，先生曾经说过：“舜在鸡鸣时就起床，勤勉不懈地行善，他所勤勉不懈的究竟是什么事呢？”我退回来反复寻求这句话的意义，仿佛有能够契合我内心的地方，却又找不到进步的方法。于是我想见先生的心更加坚定。到了丙子年，秋官考试不利，我回到父母膝下，又想直接上奏请求前往将乐；但一见面之事因循拖延，多有阻碍，好像有东西阻挡着，这些事情不容易说清。后来又听说先生到京师去，去年秋天才回到住处。我当时卧病，直到冬末才痊愈，最终没有能够亲自登门，带着礼物拜见负责传达的人。如今恰好有到璧水的行程，取道东阳，偶然在这里任职，于是得以拜见先生一次；多年来仰慕先生的心意，也可以稍稍得到满足。因此想到往年从别人那里听说先生的事情，于是又修写这篇不丰厚的文字，说明这一番心意，也想让先生知道我并非随便来到您面前。舜行善，是学者应当专心致志去做的。如今想这样做，却连进入它的道路都找不到，应当怎么办呢？不过，这种善行难道只有舜能够做到吗？孟子说：“舜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种善行，就像决开的江河一样，水势浩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听见和看见来自外在，而用内心去领悟，那么所谓听见就是自己听见，所谓看见就是自己看见；充分发挥听见和看见的极致，谁不可以做到呢？所以颜子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做到这样。”这就明确说明，并不是舜一人能够做到。我曾说：“伊尹所觉悟的，周公所思考的，孔子所贯通的，颜子所喜悦的，也就是这种道。它们同舜所做的，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如今先生本来已经充实而有余，我愿意听闻您当初进入此道的方法，您所把持并用来取得信验的究竟是什么？假如不肖的我能够听到先生言语的一点余响，我愿意立即随着它的影响来思考，希望由此探求古代圣贤所达到的境界，得到其中万分之一，也可以粗略地把此身寄托在天地之间，不成为一个空虚无用的人。我又听说：“大河的源头发自昆仑，向下流出时，不过才一滴水。从积石山流出，经过龙门，在澶、滑之间奔放，冲向泰山、华山之南，看上去水势汹涌，使人心惊而双腿发抖。它分出支流，成为南北各方的水流，以供舟船运输；

译又形成陂池、沟渠，成为田地的灌溉水，又成为荒地菜圃所凭借的水源，连抱瓮取水的人也能从中得到事情可做。它带来的利益也很广大。然而黄河并不是为了求得利益才这样做的，是人们自己从中取得利益，黄河不能因此吝惜。所以它所带来的利益，无论大或小、多或少，都是各人自己取用的，而黄河并不选择对象。”古代那些怀抱道德的人，他们内心所得的东西，默默包容一切，精微之处不可分辨；施展开来而散布四方，广大得无法围量。困穷时成为道术，即使只使自身向善，也不认为狭小；显达时成为功名，即使恩泽遍及天下，也不认为广大。这本来只是随着所遇处境而行，并没有什么选择。因此，担任乘田、委吏、抱关、击柝等职务，古代圣人也不屑于做，但也只是说没有什么可选择罢了。先生所蕴藏的学问，确实不是我这种不肖之人所能窥测的。至于长久处在低微的官职，本来已经不厌烦有识之人的议论，那么先生为什么安然处在这种境地呢？这其中存于胸中的道，也一定很深远了。它开始只是一滴水，后来散布为无穷的河流；在无穷之中，万物各自取用。这种道，恐怕正是由先前所说的“善”和“信”充实而成的。我哪里足以教导先生呢？然而我微小的心愿，正是向先生求教，不知道所谓“一滴水”，能否让我见到它的分量呢？旅舍中事务纷杂，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还请先生只看我的内心如何。代人上书梅节推 我私下曾为世上的君子感到悲哀，他们不谨慎对待自己获得名声的方式，却以被人了解和知晓为喜悦，因此琐细地修饰言语，粉饰容貌，来求得前辈对自己的观感，装腔作态、娇媚柔顺，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实际而看重名声的人，本来不值得议论；如果自己修养诚实笃厚，却把名声当作追求志向的方式，也不宏大。为什么呢？精妙的道理没有穷尽，在方寸之间探求，越探求就越有所得。成为圣人、成为贤人，都由内心造就罢了。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就急忙接受别人的知晓呢？所以士人的志向高远，我往往从畏惧名声的人身上看见。古代的人，像颜氏之子颜回那样，安然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他内心所自我期许、自我要求的，即使同辈也没有人能够测知，况且如果没有孔子的言语，谁能知道他呢？以他的作为来说，假如他求取能够在当时和后世表现自己，本来已经远远超过常人；但他竟不显露一丝一毫，深深关闭、牢牢收藏自己，谨慎拘束得像没有才能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向孔子所学习的，是不断进步而没有止境；总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才停止。假使他只凭当时的作为，就在众人面前不自我悔恨，那么后来所得的成就，大概是无法估量的。与其迅速传播而使自己的名声变得浅小，哪里比得上守护自己终身的志向，等到充实完足以后再使它发扬光大呢？所以我并不是厌恶名声而逃避它，只是说应当慎重对待获得名声的途径罢了。这样说来，颜子深深闭藏自己的才德，大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吧？从前倪宽最初向楮氏学习经书，后来楮氏由梁国入朝为相并被召见时，倪宽恰好任御史大夫，楮氏心里颇为轻视他。可是到了武帝面前议论封禅时，楮氏又认为自己不如倪宽。因此，楮氏作为诸生时，他才识的深浅固然不能超出老师的鉴识，可是老师对他的评价又为什么会如此容易改变呢？大概人本来就有一旦才华显露便自行醒悟的，也有努力修习、增强记忆而更加充实的。如今看来，这些原因都不值得再议论了。因此，君子求学尚未成功时，幸而有一个人了解他，我却也不以此为意。由此考察倪宽已经不是从前的倪宽，便可以看见颜子的心志了；考察颜子为什么要在世人面前隐藏自己，也就知道士人不愿苟且求取世人知晓，本来就是合乎道理的。又何必急于一定要得到世人的认可，反而使自己受累呢？孔子说：“不忧虑没有人了解自己，只求做到值得别人了解。”既然自己值得别人了解，而别人也了解了他，君子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只不过是嫌自己的内在修养还不够罢了。像颜子这样的人，如果他的志向果真在于成为圣人，那么其他一切都不是他所喜好的，名声又从哪里取得呢？像我这样不肖而没有作为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人了解，也不愿意让人了解；正想求做到值得人了解却还未能做到，然而年轻时也曾经凭借声律和对偶文章被人取用过。被您取用过。如今回头看那些文章，惭愧得脸红心热；又听说先生很喜爱它们，常常还称赞过去取用的文章。因此我一两次拜见先生时，便说出这番心意来表明自己。获得名声而不慎重，如今已经无法追回了。若从现在来看，我对自己的要求实在很不容易做到。先生也请试着揣摩我的内心究竟如何吧。假如先生如今仍有所取用，希望先生最终能够教导我，也许可以防止我日后被流俗淹没，从而努力追溯道德的源流；这样，先生善于识人的名声就不是虚称，而先生给予我的恩惠也会更加深厚了。虽然如此，我的志向是这样，但所学的东西也不敢自我宣扬于人。王良给骥子喂食，知道它有日行万里的脚力，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期待的，必须等到它的力量足以胜过束缚，这样的马一定有值得观赏之处。假如先生认为这些文章没有可取之处，我的心思也只求安静沉默、退居自处都来不及了，又有谁真正能够辨识我的内心呢？旅途中纸笔不能装订成册，您或许不会把我的狂妄当作罪过，幸望宽容我。

译代乔卿呈给陈令的信 我听说，善于运用法律的人，应当推究事情的实情；不了解人的情理，就无法运用法律。《春秋》一书用一个字来褒贬，寄托万世的赏罚。在二百四十二年间，撇开表面事迹而论内心，去掉名义而责究实质的地方，都是如此。可是世人却说“守法的人不容许讲情”，这也太过分了。圣人制定法律，是要杜绝天下人的私心，也是怕奸吏上下其手。假使人人都像皋陶、蘇公那样，刑法就没有用处了。正因为人不能都这样，所以一概用法律来规范他们。这样看来，法律虽然出自天子，官吏却应当依据实情来施行。以前我因公事恰好来到明公的衙门，当时小人凭借似是而非的情况，逞说没有根据的辨词，虽说我不能用言辞驳倒他，但明公却像避开刀刃留下余地、运斤成风一样，在盘根错节之中从容剖析，使事情豁然解开。倘若不是把人情曲折详尽地体察清楚，而拘泥于法律，那么我的冤屈和遗恨也许就无处申诉，而诬陷欺骗的人便可以任意妄为。只是明公对于我，大概从未有过半面之交。像我这样闭塞卑微、平庸无能的人，尚且能够得到申辩的机会，那么一县百姓所受到的恩泽，又该有多大呢？这就是我奔波劳顿、厚着脸皮携礼求见您属下，并想再次申说自己意见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况且我的事情，不容易用一两句话说清。我长久住在京师，家里一向没有什么积蓄，一切费用只能靠先人留下的微薄产业供给。等到回家时，年老的双亲垂老，白田陋屋一片萧然，饥寒交迫、号哭啼饥的情状，几乎无法忍受。至于分出早晚的稀粥薄饭，供养同胞姐妹的夫家，难道是因为自己有余财才这样做吗？实在是因为手足之爱；她既然已经嫁给别人，日常周旋行动都听命于那家人，所以凡是对方贪得无厌的要求，她都不敢推辞，大概是想逐渐使对方收敛虐待。可是女子无知，最终不能享尽天年，死在窗下，那么对方的暴虐，也可见其毫无悔改之意。既然如此，先前给予他们的东西，难道可以不追究吗？这就是我一定要夺回它而不感到惭愧的原因。我曾读史书，看到蔺相如完璧归赵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感到奇异。当秦国用城池向赵国求取和氏璧时，赵国怎么知道秦国不会用城池来偿还呢？所以和氏璧不能不给，大概是认为不给它，便会激怒强暴如虎狼的秦国，秦国加害赵国的祸患将超过求璧本身。等到已经把璧给了秦国，而城池又无法确定能够得到，所以蔺相如也就能够用欺诈手段夺回它。从世俗眼光看，似乎他的信用不值得称道；然而当时把璧交出去，是形势所迫，并不是因为有必要防备秦国失信。那么今天把它归还给对方，是出于义，和信用有什么关系呢？何况信用本来就无法强求。难道还要再归还吗？唉！为了得到玉而贪得无厌，骨肉至亲也会相互残害；接受别人施舍而不报答，邻国也会因此结成怨仇。这是人情共同具有的情况。至于内心把义看得重要，外物自然就显得轻了。古人中有挂剑以殉死、来顺应人情的，我确实不难做到。即使我这样做了，又有谁能体察我的心意？而对方又是什么人呢？这就是我被拘押在牢狱中、戴上刑具、接受官吏审讯，却每每回头仍不后悔的原因。虽然如此，这些情形明公全都知道，只是我心中不能沉默，所以再在这里陈述。请明公考察我的内心，我究竟有惭愧，还是没有惭愧？我曾认为，君子向百姓施行恩德，不选择地方大小，都能使万物如同沐浴春风。春天对于万物，恩泽也确实深厚；只是它并非有意要使万物受益，所以万物也无从把恩德归于它。从前范滂被拘押，霍谞为他申理，范滂前去拜访他却不道谢。有人因此责备范滂，范滂说：“叔向没有向祁奚告知自己被免罪的事。”如今明公治理天子的百姓，施行天子的法律，既然已经出于公心而没有私意，那么道谢的话又能施加到哪里呢？至于道谢或不道谢，明公不必再介意这些；我之所以前来，并不是为了感谢您使我获利，而是感谢明公精通法律，同时也想借此替全县受到您恩泽的人向您致谢。伏望明公按照礼数斟酌进退，实在万幸！万幸！呈给主簿论说盗贼 我听说：凭道义取得尊贵，别人就无法使他卑下；凭德行取得显贵，别人就无法使他低贱。古代君子在狭小的居室中修养自身，外表渺小得仿佛还不如一粒芥子，然而他自视的分量却比泰山还重。孟轲只是一介布衣，在齐、梁、滕、薛之间艰难奔走；他住在某国时，该国国君拿着扫帚迎接，以老师之礼对待他，难道是他故意借傲慢无礼的名声来博取诸侯的尊敬吗？他的内心本来就有自己的操守。像我这样不肖，确实沉溺于可卑可贱的处境中而不自知。至于道义的尊贵、德行的高贵，我曾妄自认为可以学习而达到。因此，不合乎道义的事，即使奔波劳苦、舍弃自己去顺从别人，我也有所不肯做。现在要以本县盗贼的事情来谈论，您不等我询问便先听我说，我不敢断定您一定不会轻视我的话。您如果能够容纳它吗？我曾读旧史，看到尹赏治理长安时，让那些穿着鲜艳衣服、佩带短刀、年轻而无赖的人，由官吏和百姓交相举报告发，全部登记在册，一旦便拘捕起来，投入虎穴。我私下认为，治理盗贼的罪行自有法制，不应当严酷到这种地步。等到我看到海曲一带的人为吕母报仇，他们起初也只是屠夫和卖酒的人，最后却酿成赤眉之乱。这样以后才知道，绣衣直指使者大肆诛杀，不如在事情将要发生时便严加防治。孔子说：“居于上位却不宽厚，我还有什么可观察的呢？”残酷暴虐的政治，并不是圣人的教诲；然而有时确实出于不得已，合乎义的原则也不可废弃。如今有人偷邻居的鸡而不制止，逐渐就会发展到掏取袋囊、打开柜匣，再进一步便会盗掘坟墓、私铸钱币，夺取库藏兵器、占据城邑才停止。做官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治理，只作小小惩罚，等到事情严重，百姓因为没有禁令而陷入刑法的，必然很多。官吏又忍心这样做，这是什么道理？郑国子产对太叔说：“有德的人能够用宽厚使人服从，其次没有比严猛更好的。”等到太叔执政，不忍心采用严猛的办法，郑国便盗贼很多，甚至到萑苻之泽去捕捉人。太叔后悔没有听从子产的话，便派步兵进攻，把他们全部杀死才停止。以太叔的仁慈，难道一定想多杀人来平息祸乱吗？大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多杀人就无法挽救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忍受小的宽纵，却忘记大的严猛呢？由此看来，治理盗贼必须在事态刚刚发展时便加以制止，而仁爱之心并不适合施加给这类人。本县百姓承受前任官府的施政，已经习惯并固守这种状况的，已有好几人。等到方公到任，稍稍加以整顿，百姓这才知道官府是可畏的。

译只是方公把本地视为惯于欺骗诞妄的地方，所以每当有人被指为盗贼时，便怀疑其中有冤枉；审理案件时，往往一再为他们平反改判。结果连被盗的人也受到牵连，因此群盗得以如愿，抢劫偷窃的事情到如今反而更多了。我听乡野老人和田间老翁说，牛羊不敢在山中过夜，猪狗也只能关在屋里；人们夜间出行十分艰难，粮仓也必须有人守卫。公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小的防范逐渐变成显著祸患，终于成为祸乱的根源。我担心从今以后，继任的官员或许会彻底追究，盗贼便聚集党羽，肆意抢掠。到了那时，即使想作小小惩罚，还能够做到吗？盗贼起初不严加治理，后来必定难以收拾。往年廖恩起初不过是做私商，后来终于给朝廷造成忧患。因此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盗寇，调动八州军队，包围铁城，耗费多年时间，进攻仍不能取胜。年年歉收，百姓多有失业，盗贼横行，必将成为后患。您难道唯独不考虑这一点吗？惯于欺骗诞妄的风气，确实可恶；然而万一真正被盗，反而被盗贼诬陷，再被罗织罪名依法惩办，那将怎么办？盗贼憎恨主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他们正设法巧妙地施行奇特的诡计，而我们却先入为主地以欺诈论断；一旦这种主人之说传遍四方，便等于给盗贼发出了号令。您在一县之中，和县大夫共同承担百姓的祸福。果真愿意施舍一句话来安慰民众的愿望，这又有什么困难呢？我持有这个意见已经很久了，想向方公进言。后来又对自己说：向别人进言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却难；何况我才识浅陋，不足以打动人，只会更加获罪。然而最终不能默默不言，所以就把这些话陈述给您。唯有您高明仁厚，我这样不肖的人，才有机会亲近您。现在有一个人，三代都没有进入官府，世世代代以孝悌闻名乡里，恰好又被盗贼牵连，县大夫果真不能明察，马上就要论罪处刑。年关将近，那人全家卧病，家境萧条，仿佛一天也无法维持，这已经很值得怜悯了。如果您果真认为我的话可信，向方公说明并把他释放出来，那么我的话能够实行，实在就从这个人开始；也许听到这件事的人会知道，方公虽然厌恶欺诈诞妄，却并不是纵容奸邪的人。您确实是在帮助他；如果不是这样，我也无处逃避罪责了。区区心意，只请您裁断体察。不再多说。某再拜。代安常呈给福州吴副使 我听说，人没有不曾做过一些事的，也没有不曾有尚未做过的事。观察一个人，不必考察他已经做过什么，便能知道他尚未做什么，这是天下真正的识人之才。世人称伯乐是善于相马的大师；天下人原本不知道，他却独能知道，这正是相马之所以困难。如今把苍骥、騄耳、齧防、乗旦、汗血之驹这些骏马，配上铜骨、兰筋、风鬃、雾鬛，眼睛像夹镜，耳朵像劈开的竹片，毛色像散开的云，马蹄像倒置的铁；用清泉给它们洗浴，用草料豆类喂养，用玉制的笼头调节进退，用和鸾之声节制步伐，把它们显现出来说：“这就是天下的良马。”观看的人斜着眼审视，确认并非虚妄，便说：“世人为什么要尊重伯乐呢？”这本来是众人都能辨认的。等到把天下的良马和疲弱的劣马、下等马同槽饲养，让它们一起啃草饮水，高兴时相互嬉戏，发怒时相互踢咬，起初便没有什么明显不同。这时，人们已经无法在它们之间取舍了。即使能够取舍，等到它们和疲弱的劣马、下等马并驾齐驱，嘴唇沾满泥污，口上长疮，皮肤溃烂，低头弓背，仿佛无法自活，又有谁能够认识它呢？大概它所受的饲养，已经不是从前的待遇；它所用的装饰，也已经不是从前的器具；而驾驭它的人，又是卑陋庸俗的凡夫。这样一来，马的技能就更加无法自行表明了。因此，在九折坂上、盐车之下，经过它们身边的人每天并不是没有；它们即使极力哀鸣乞怜，人们也没有肯回头看它们。直到一见伯乐，它便振奋奔驰，长声嘶鸣；伯乐为之悲惨不忍，于是给出高价把它买回去。按时调节它的饥饱，使它生发气力；给它披上华美的装饰，使它振作精神。由造父执缰，韩哀扶车，它奔腾如风，飘忽如烟，驰骋于昆仑山丘、瑶池水边；吃一顿草料便能行万里，仿佛只经过几块地方。从前看见它的人成千上万，却从未有人为它动情，如今在伯乐面前都惭愧得汗颜。这匹马本来并没有在今天改变形体；抛弃它时是那样，珍爱它时便是这样。唉，谁会相信背负盐车的马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呢？这就是伯乐成为善于相马的大师的原因。一般人相马，只看它的外形；伯乐相马，却观察它的神气。毛色和公母，他全都不去辨别，便愿意用千金购买，只怕买不到。这哪里是寻常肉眼所能看出的呢？可见他胸中一定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相人又和相马有什么不同？不从外形上寻求，而从精神上寻求，然后才能发现真正的良马；不从表面事迹上寻求，而从内心上寻求，然后才能发现非凡的人。所以说：“观察一个人，不必考察他已经做过什么，便能知道他尚未做什么，这是天下真正的识人之才。”人人都知道禹、稷贤能，却未必知道颜回，大概就是因为已经做出的事容易看见，而尚未做出的事难以明白。后世闻名于世的人才既然不可多得，所谓真正的良马也不世出，可是绘制八骏图的人，竟把麒麟、龙、凤凰、螳螂画成相似的形状。马本来是同一种东西，它们之所以极不相同，不在外形；那些人只谈外形，难道不是确实流于表面吗？因此他们观察人也是这样。如今的士人，向权贵之门求取富贵，唯恐别人不肯接纳自己，弯腰驼背、快步趋走，低眉俯首之后才敢说话，这也可以说是卑贱了。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奇伟卓异、特立独行的人，不幸恰好混在众人之中一同进来，纷纷来到庭前，颓然就位，只说一声“是”便退下，这才反而比接受礼物的君子更有过失。接受礼物的君子又有什么过错呢？只是他进身的方式太过随便罢了。像我这样不肖的人，我对自己的期许和要求，固然从未敢落在人后；奇伟卓异、特立独行，并不是我自己敢这样称说，但寻常卑陋软弱之流，也不是我愿意学习的。至于我困顿受辱、憔悴不堪，无法在流俗之中表现自己，难道真能和困在盐车下的马相比吗？而阁下文章和蔼宽厚，确实也是士人的伯乐。因此我愿意以贫贱之身归附于您的门下，试着这样嘶鸣一番，不知您是否能够回头看我一眼，使我的身价有所增加？冒犯您的威严，进退听凭您的命令。某再拜。代陈元礼呈给王提举

译我曾读韩愈的文章，读到《上于襄阳书》时，看到他所说前辈与后进彼此需要，论述很美；可是篇末只是想求得一朝的供养，用来作为草料、米粮、仆人和马匹的费用。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认为君子对待别人，如果不合乎义，便不能从别人那里取得一文钱；这种急切求利的做法，确实是韩愈的短处。后来读《闵己赋》和《复李翱书》，看到他称赞孔子贤于颜子之处，在于孔子隐约而平和宽厚，并认为这是哲人的小事；又看到他自己悲叹没有箪食瓢饮作为资粮，否则便会饿死，事情比颜子更加艰难，我这才知道，他从别人那里求取利益、求得富足，是出于不得已。大概自从井田制败坏以后，士人中贫穷的甚至到了无法养活自己的地步；郡县的权力又太轻，王公大人的门下开始不再需要士人。士人以无用之身处在未做官的时候，皮衣、葛衣、姜盐等费用都无法供给，想逃到山林之下，修养高尚品德、保全名声，傲视一世，却坐等好事者带酒来、邻寺僧人送米来、县令帮助发俸禄，这实在太难了。因此韩愈推荐侯叔起，也没有认为他读书作文、求见有权位的人是错误的，反而把他的名次列在十人之上。这样看来，在王侯门下拖着衣裾求见、在诸侯馆舍中奔走，今天的人以为羞耻，古人却视为常事。我是东南偏远地方的人，家境贫寒而求取仕进，想做官却没有通过科举，身在太学已经不止十年，困顿忧苦，像丧家之犬，又像背负盐车的马，世上的穷困之人没有比我更甚的了。虽然我对自己的期许从未敢落在人后，但要向有权位的君子求进，也时时有不得已的时候。我常常想，天下如果有奇伟慷慨的人，肯忘掉帮助一个人的劳苦，来拯救我于水火之急，我愿意把自身托付给他。然而天下这样广大，贤人达士这样多，并不是没有奇伟慷慨的人，只是奇伟慷慨的人最终也因困穷而遇不到知己。从前我经过济南，已经听说阁下的道德文章，学者争相拜您为师，唯恐落后。当时我忙于奔走谋食，不能准备洒扫服侍的差事，来逐渐领受您谈吐中的余论、瞻仰您的风采，到现在已经有几年了。如今又听说阁下屈驾出任使者，出来施布一方的恩泽，亲戚故旧争相劝我，说过去叹息难以遇见的奇伟慷慨之人，现在可以前去拜见了。我因此想到自己在济南未能见到您，于是奔波劳苦，不怕相隔千里，只希望归附阁下；我此行的用意，阁下想来已经深深体察了。韩愈又说：“卑琐拘谨，是当世士人所忧虑的。”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说明韩愈确实曾把饥寒作为忧患。大概还有比饥寒更大的忧患，只是不幸被饥寒牵累罢了。《弹铗归来》的歌声，虽然只是在口齿之间吟唱，君子本来就应当怜悯而接纳它。如果接纳他所忧虑的、比饥寒更大的事情，就一定要用衣食来供养他所忧虑的志向；这也是君子存心所在。这样看来，我这次前来，阁下将因为我卑琐拘谨而鄙视我吗？还是会怜悯我而接纳我呢？我俯伏在门下，实在惶恐汗流。代张积中呈给陈大年 我曾说，古代的士人厚重，今天的士人轻浮；古代的士人尊贵，今天的士人卑贱。这是形势造成的。三代的贤人，能够在家中行善，在朝廷取得赏赐；他们平日居于乡里，虽然尚未列身缙绅之中，却已经隐约有成为公卿宰辅的声望，不必等到外在装饰和尊崇，他们与污浊卑辱之间已经相距很远。汉、唐之间，做士人的仍然可以被郡县任用，因为文书、诉讼之类的事务，并不只交给小人和庸俗的胥吏。如今守令的权力与古代不同了，上位者既不取用下位者，远郊小邑中穷困居处的士人，怀有才华、蕴藏奇能，如果不列入仕籍，就会困于不能被试用；即使想不轻浮而且不卑贱，也做不到。因此说，今天的士人轻浮而卑贱，是形势使然。虽然如此，士人是道义所在，是百姓仰望并取法的人，难道能因为被任用或不被任用，便轻视他们吗？有人认为，官吏如果优待士人，士人必然会倚仗官吏的势力，扰乱法律、欺凌百姓；这样看来，接待士人确实有一定原则，不能不慎重。我在京师时，有从南方来的人说起阁下礼待士人，可以说已经尽善尽美：用礼来接待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向上扰乱法律；用义来晓示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向下欺凌百姓。又优厚宽容，给他们闲暇，教诲他们、培养他们。这就是本县鄙陋之处之所以不劳烦您的原因：因为法令严明，礼义的风俗容易形成。我漂泊羁旅至今已经三年，虽然听说您施行和乐宽厚的政务，想来承担洒扫服侍的差事，却一直未能做到。仰望您的门墙，只觉得一天如同一年。再想到我读书作文，本来不是为了在世俗面前表现自己。当我年轻时，忧患侵凌，身体疲弱，百骸都无法忍受，只是闭门端坐，断绝人事，精心探究佛法的奥妙，只想像蝉脱壳一样离开尘世的喧嚣。如今却不怕远行数千里，辞别双亲、留下妻子儿女，寄食太学，实在已经大大违背当初的心愿。大概是想到已故兄长因为家族名籍衰败的缘故，努力取得一第，不幸早逝，家门最终没有树立起来；虽然稀粥豆水尚不至于缺少奉养双亲，但庶民所承担的劳役却还没有摆脱。与其承担输送赋税、服役劳作，在官府中奔走驱驰而力量不能胜任，不如参加科举求取俸禄，也姑且选择较容易的道路罢了。像我这样山林麋鹿般的性情，却被束缚在规矩法度之中，跟随在少年人之后，难道是我的本心吗？实在是有不得已的缘故。朝廷上争名，市场上争利，我本来就不能再居处乡里了。这就是我仰慕歌咏阁下辛劳，却始终没有机会归附门下、整理衣襟立于函丈之前，逐渐接受您教诲培养的余恩的原因。虽然如此，我的兄弟亲戚受到阁下的恩赐也已经很多了，难道一定要亲自接近才能蒙受您的恩泽吗？所以感激之情更加深厚。如今学校教育遍布天下，只有以至诚恻隐之心对待士人，才能上合圣明天子的美意。像阁下这样厚待本县士人，自古以来没有不见成效的。等待您考核政绩优异，接受君相不拘常格的征召；而我将来或许也能有所成就，那时还可以作为本县子弟在堂下拜谢，感谢今日的恩德，也不算晚。向南遥寄书信，言语不能尽表达心意，只愿您顺应时序、调养身心，使百里百姓有所依靠。我的下情实在充满祝颂之意。答廖用中

译某启：从前奉上书信，已经记不得曾经说了些什么。等到读到您的教诲，并且其中还有进一步的辩论，才知道自己荒谬妄诞，既感激又惭愧。我对于佛祖之学，起初完全没有入门之处；曾试着读佛书，把它藏在心中，却没有发现与自己相合的地方，难道就这样相信了吗？这就像山野之人，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京城的宏伟华丽，但有人来告诉他，他自然知道对方没有欺骗自己。可是您的来信便说我亲身到过佛地，所以才有“无着佛祖处”的话，这只是过分怀疑罢了。如果您认为讨论这件事不是急务，正是沉溺于名利之人的说法，那么我正在从事科举，哪里敢认为您的意见不对？只是您所说的“大患不可不答复”，我不得不如此说罢了。孔子、孟子的教诲，没有不是阐明这件事的。子思《中庸》的传授最为切实，所以其中的话最可信。所谓中庸，并不是让人人都去追求与某种固定标准相合。大概学到了道，便能应对变化而处置恰当，自然不会过头或不足，中庸就在其中了。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德行，难道不是最高的吗？百姓很少能够长久实行它。”子思也说：“中庸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普通夫妇的愚昧，也能知道、也能做到的，就不是最高境界；如果达到了最高境界，即使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那么这究竟是什么道呢？舜能够做到精心专一，然后才能真正把握中道；汤能够大力彰明大德，然后才能在百姓中建立中道。所以说：“达到极高明的境界而又遵循中庸之道，就是这样罢了。”佛教所说的道，也说：“平常心就是道。”如果真正明白了这件事，不过就是穿衣吃饭罢了；如果没有明白，却只会穿衣吃饭，那也只是个痴人，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只有不能称为痴人，而在日常起居饮食上又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人，难道会违背道理、丧失正道而落入过与不及吗？这正是中庸之所以为中庸，难道不是达到极高明境界的人才能做到的吗？所以凡是不能达到高明境界，却只想求取中庸的人，没有能够真正得到中庸的。子路想让孔子的弟子做臣属，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他起初大概是出于善意这样做的，等到把这件事用道来衡量，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求学的人，应当从末端逐步求取，还是也应当直接就其根本来学习呢？之所以不看重逐渐进步，而看重顿悟，就是这个道理。书中说：“只要狂者能够回心一念，就能成为圣人。”所谓狂者，不过是妄自行事、急速奔走的人；他一念归于正，起初便与圣人没有区别。所以进入圣境并不困难，这就是曾参愿意学习圣人的原因，我也深深赞同他。假如学道一定要经历层层阶级，那么狂者最终就不能成为圣人了吗？我们圣人所说的门户、堂、室，只是接引中下等根器之人的说法。能够越过土块、跳过山涧的骏马，吃一顿草料便能行千里，恐怕伯乐、王良也不会再限制它的步伐，使它卑屈地和驽马、骀马同驾。孔子说：“由啊，你还没有进入内室。”又说：“颜渊还没有见到道的止境。”弟子们在圣人门下，归根到底还没有达到圣人所学；孔子不只是说他们“还没有”，其实是说他们一定能够达到，并不是说这个人只能进入内室，而那个人只能登堂。否则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圣人难道会欺骗人吗？如果说西方圣人不能使多数人顿悟，那也不对。顿悟本来就是西方佛教的教法；至于悟得快还是慢，则在于各人自己。圣人怎么能强行决定呢？因为不能保证人人顿悟，便归罪于他的教法，难道合乎道理吗？所谓佛教中所说的彻底除去屏障、洞见根底，远望便以为可以直接抵达，所以人人都有狂心。人之所以不能到达道的内室，大概是被屏障限制了；屏障之所以能限制人，是因为人的内心自己隔绝了自己。假使人人都能远望而见到它，那里没有陷阱可怕，又有什么顾忌而不进去呢？之所以难以进入，正是因为远望还看不见。即使我们圣人的教法，本来就是所谓循循善诱；那些人因为妄想之情像柴栅一样阻挡自己前进，因为虚浮浅薄的见识使自己的居处变得狭小卑劣，所以他们整日行走、站立、坐卧，原本没有离开我们圣人的堂室，只是沿着它行走却不知道。圣人即使想使他们觉悟，也无法做到。至于深深闭塞、坚决拒绝，向他们显示道路艰难，难道是圣人的本心吗？子贡说：“没有找到门户而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美丽和百官的富盛；能够找到门户的人，或许很少。”我所说顿悟或不顿悟在于各人自己，正是这个意思。这样看来，彻底除去屏障、洞见根底，又怎么只是佛教才如此呢？只是您把儒、佛合而为一，却认为儒家教法若不经过层层阶级便不能达到，所以不得不把二者区别开来。六经的言说，是顺应时事和万物而产生的；时势不同、事物变化，所以言语也不得不繁复。因为它反复周详，便只从这些言语上求取圣人之道，而不在本然之处用心，我恐怕会变成入海数沙、磨砖作镜，只是徒劳而没有益处。古今之道相同，圣人的心相同，这是您的说法。如果您幸而不嫌弃我，那么我的话似乎与您的意思有所呼应，但我不敢认为自己一定正确。如果您认为不是这样，希望再次教诲我，不要因为认为没有什么值得答复便搁置不理，从而废弃切磋琢磨的益处。与防定夫先生 我从前在太学时，先生正任博士。博士对于诸生来说就是老师和师长，本应早晚请教，以求得到您的片言余论；可是我却独自混在众人后面，低头面对与常人没有不同的面容，守着可以用言语传授的余论，不能向您通报姓名，难道是因为早已听闻您的盛德，却唯独没有仰慕向往之心吗？实在是因为学问还没有疑问，没有可以拿来请教的问题，所以不敢白白求见罢了。后来过了八年，先生任职宪台，我又恰好来到京师，本想借此多次问候起居，却因卧病多时，脚步又一次没有到达您的门下。病将痊愈时，又有海陵仓促之行。到了海陵，听说先生出任历阳太守。历阳和海陵同在淮南，相距不过数舍，举足而行不必十天便可到达；整理衣襟、立于函丈之前，本来似乎很容易。然而我当时正在长者身边侍奉，情势不允许我自由行动；虽然仰望您并不遥远，却又没有机会按心愿前往。而且如今天下像先生这样贤能的人很少，像我这样有志于学的人，也可以说知道选择什么来跟从；假如有幸有一天能在堂下拜见，未必会在应该斥退之列。我从认识先生的风度、仰慕您的品德至今，已经十二年了。

译总之，我终身所愿意攀附追随先生，本来不可能只勤勉一天便感到满足。十二年之间，我多次想见您，却多次不能如愿，那么其他事情又怎么能够有把握呢？别人将因此认为我是因循自弃，所以我不顾有粉饰言辞之嫌，替自己向您陈述一番。先生能够谅解我吗？起初我经过建阳，向将乐杨公问道，杨公怜悯我而教导我，后来又答应把女儿嫁给我。由于道路南北相隔，过了三年才成婚。成婚至今已经一年了。这不仅是因为有幸借助姻亲关系，更是幸而能够完成自己求学的本来志愿，也许不至于白白做一世人。先生与杨公是朋友，所以我从杨公那里听到很多关于先生的事情。道只有一个，但由以进入道的门户却有很多。我如今对于道还没有达到；假使颜子、孟子同时出现在孔子门下，怎么能不分别拜见他们，以探究他们各自的学习方法呢？所以我虽然受教于杨公，知道他与先生没有不同，却仍然想亲自见先生，心意始终不能释然。伏望先生以中和的德性修养自身，以刚大之气应对变化，谢绝才智而处于无事之境；因此即使一件事业也没有举动，天下人也能想见先生必将建立的功业。这正是世俗之人深深畏惧并加以伤害的地方，也是志士仁人叹息先生未被任用的原因。幸而神明休助，或许这条道将要兴盛了。虽然如此，道能否实行自有天命。至于得到天下的英才并教育他们，把正论的源流传授给他们，使孔子的文章不至于坠落在地，这些是可以凭力量去做的事情，先生难道没有这样的心意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辱没身份而成为门下之士了。刚刚病起，〔疑字：防〕外甥派人写信，言语不能充分表达心意。不过从今以后可以继续听闻先生的起居动止，详细情况当留待以后再说。远远接受您的教诲，仰望之情更加深切，只愿您更加保重，以慰藉天下士人的期望。答陈了翁 我承蒙您教导我应当以疑问求道，谨当铭记在心，佩服奉行，不敢忘记。您所说扬子云对于《太玄》的爱好，可以说是深厚，却不能说他懂得仁。我私下对此有所疑问。我没有学习过《太玄》，固然不知道它的深奥；但看它建立名目，以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作为固定法则，这本来就与《易》不同。《易》因为彼此错综，所以能够变化；因为能够变化，所以没有穷尽。既然有固定法则，就不能彼此错综；不能彼此错综，就不能变化，难道这还是《易》的道吗？所以您的来信认为尧夫的书超过《太玄》，又说扬雄从《太玄》中发挥出来的只是死法，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假使扬雄知道《易》，《太玄》一定不会创作；既然创作了，就一定不是这样。然而说扬雄是爱好《太玄》很深的人，也恐怕扬雄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爱好。扬雄说：“喜欢把心力完全用在圣人之道上的人，是君子；人也有喜欢把心力完全用在某事上的，却未必是圣人之道。”这实在是自己排斥自己。我虽然没有学习过《太玄》，但《法言》十三篇已经熟读。《法言》谈论圣人的地方，没有一句是正确的，由此知道扬雄并不了解圣人。求学者如果像扬雄那样用心，却不了解圣人，那么他所学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北方之学之所以不把扬雄列入可比数的范围，大概是有理由可以辨别的。比较人物一定要在同类之中进行。像《法言》把颜子的孝说成超过倚顿，把孟子的勇说成超过荆轲，把仲尼的圣说成超过范雎、蔡泽，这大概只是当时流俗的看法，普通人也能知道，有什么值得写进书里呢？其中辨析那些不足之处、反复询问本来不必怀疑的事情，以及阿谀王莽、跟随乱局的言语还很多，也不在这里细说。至于祸福死生的关头，更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所以我敢说，扬雄对于仁，恐怕还有不知道的地方；这也不是我妄加怀疑，只是所见如此罢了。孔子门下弟子所学，没有不是寻求有所了解仁的；了解仁，道才可以进步。没有不知道仁却能知道道的，也没有不知道道却能知道圣人的。如今扬雄对于孔门弟子，他的智慧尚且不及宰我、子贡、有若一类人，却断然自比于孟子，他难道知道孟子究竟是怎样的人吗？《法言》有句话说：“仁，是用人来实现的。”这是扬雄依仿前代圣贤的话，凭自己的臆测推度人如何求道而形成的说法，他的浅陋竟到了如此地步。既然这样还说他懂得并且喜好仁，岂不是太宽恕了吗？我在您和杨丈那里，每得到一句话，必定谨慎记录下来；过后如果还没有完全明白，就一定反复询问辩难，不敢不弄清楚。我恐怕先生、长者故意用似是而非而不切实的言论，以及无边无际的铺衍之辞，来观察求学者的趋向，从而启发他们的志趣。我猜想，或许是使他无所捕捉，而在江流中风波起伏之间，忽然得到一只壶，便拿来据为己有罢了。自古以来的圣贤也是这样，怎么知道您这次的教诲不是出于这个道理呢？我读《论语》，见樊迟向孔子学习稼穑园圃之事，宰我想缩短丧期；孔子告诉他们的话还没有把道理说尽，而发问的人已经没有疑惑了。等到他们退下后，圣人担心他们最终仍不能领悟，便为此尽意申说，大概是怜悯他们的智慧有所不能领会，不能再提出问题了。这样看来，圣人教人，难道一定要等到对方心中迫切想通而又说不出之后，才把道理说完吗？正如前面所陈述的，我这个愚昧浅陋的见解就是这样，是对是错，还望您裁定，不要吝惜指正。承蒙您殷切教诲，我就十分幸运了。您论说吕君诚明之说，此前还没有人能像这样把经义解释得明白，使人可以安坐而日渐进益。我又听说您最近在研读《中庸》，想来已经形成了见解；杨丈想要撰写《中庸》义理之书，只是还没有空暇，不过心意已经确定了。渊叩拜复信。答晦之叔 您给我看近作的三首诗，清雅旷远、闲适飘逸，读后赞叹佩服，不能自已。我也想追和，但自量不过是把《白雪》曲调缀接到俚俗歌词上，恐怕会招来续貂之讥。这种事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了，从今年春天入学以来，斋舍中没有什么事，试着勉强写了几章，但写成后仍然不好，不敢自我隐瞒，便冒昧呈给您，若能蒙您删改指正，我就很幸运了。前信偶然提到《日省历子》，不知道也得到您的取录吗？《乡党》一篇，粗略与精微融合无间，句句步步都不离这个道理，是圣人学问的极致。看颜子最接近这一境界，也不过是在视、听、言、动无不合乎礼罢了。自从老庄之学在世上盛行，世间的君子才开始狂妄任性地行事；显达之后，最终又自我放弃，成为没有原则的民众，只是从未认真思考罢了。了翁书中论曾子对于道的体会，说曾子是从鲁国人的质朴中得到它的，所以始终战战兢兢，直到临死也没有停止。又说舜并不是为了实行仁义才孜孜不倦地行善，这正是所谓弯曲下巴而自我磨砺的人，大概是在阐明这个道理。自从得到这些见解后，我更加相信过去所听闻的并没有错，也暗自欣喜于学问的进步并不困难。我听李似祖说，您从防山回来后，所得更加精进，于是斋居时减少蔬食，每日进入禅定，想来您正襟危坐，心与形体都归于寂静。《大学》说：‘知道应当止于何处，然后才能心有定向；心有定向，然后才能静；静，然后才能安；安，然后才能思虑；思虑，然后才能有所收获。’

译这就是贯通内外的道理。您的作为，难道是有意在实践这个道理吗？世人终身劳碌在尘世劳苦和妄想之中，醉生梦死，没有觉察，也没有领悟，根源就在于不知道止于何处，却妄求心定。间或有自行修养的人，便躲避世事而求道；可是，世事怎么可以躲避呢？没有世事，道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只有止而求定，才有希望达到思虑而有所收获的境界。到了思虑而有所得的地步，那么在洒扫、应答之间，无不体现精妙的作用；天下国家的事务尚且不足以成为累赘，何况自身的事情呢？什么时候能侍奉拜见您，谈论这些事情呢？渊再拜复信。答罗仲素 渊启：近年来朋友之间的道义关系断绝了。自从去年回到故乡后，能够交往的人本来就少，幸而得到一两个人，往往早晚往来，却只把嬉笑当作乐趣。因此平日行为有过失，没有人纠正我；读书有疑问，也没有人替我解释。为此我非常害怕。自从得到仲素您，才又有了相互切磋、讨论辩难的益处，从今以后才知道学问是可以进步的，实在幸运，实在幸运。前些日子承蒙您垂询的，都是经书深奥之处。我自量荒疏浅陋，哪里足以知晓这些？但既然承蒙您发问，便不敢不答，姑且把自己听闻的见解陈述出来，来试探是否正确，还等您裁择。君子的出仕、退处、离去、留任，不能一概相比而论，要看他所遇到的情况如何。像《柏舟》中的仁人、《简兮》中的贤者、《北门》中的忠臣，他们所以徘徊而不离去，并不是不能离开。《柏舟》诗说：‘心中忧思深长，不能安睡，仿佛有隐约的忧患。’他们之所以深思远虑，难道只是为了自身吗？箕子被拘为奴，本来就不同于微子；柳下惠拉住他使他留下，而他留下来也本来不同于伯夷。他们所守的道理却是一个，那就是不离去正是仁。《简兮》中的人出仕于伶官，是以俸禄为目的的出仕；道不能实行，便选择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来获取俸禄，即使是伶官这样卑贱的职位，也仍能安然处之，不是贤者才能这样吗？如果说任职不是自己应当做的事，便不能不离去，那么委吏、乘田这样的职务，圣人也不应当做了吗？《北门》所歌咏的忠诚，不只在于从事具体事务、独自贤能而不怨尤，更在于以国事为重而忘却家庭。他在家中不被理解，是因为连自己的家庭都来不及顾恤罢了。既然已经承担了君主的事务，却又以困难为理由辞职求退，这是什么道理呢？所以他也没有离去。考察孟子‘三宿出昼’的意义，可知古代离开君主的人，大概都是迫不得已，难道是他们所希望的吗？至于伊尹把天下责任担在自己身上，但不是汤就不起用，这说明他起初选择君主来决定出仕或退处，实在不得不如此。到了汤去世、太甲即位，太甲当初还没有被人认可，伊尹难道能够突然离去吗？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君子阳阳》中的君子，事情与《简兮》相类似，而且他所希望的，只是求得免于乱世；既然实现了愿望，为什么不快乐呢？这不像《柏舟》中的人曾经承担过责任。《柏舟》中的人忧虑的是国家，《君子阳阳》中的人快乐的是自己的道，各有各的归趣。至于《伯兮》《鸨羽》中的君子，则又是以君子之道而承担平民劳役的人。让君子去服平民的劳役，劳役超过时限，使他不能保全妻子儿女、奉养父母，那么当时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这正是诗篇可以讥刺时政的地方，所以应当讥刺。至于君子的义理，平民召唤他去服役，他就前往服役，又有什么可耻呢？诗中说‘向下服从征役’，未必是说在位的君子居处如此。君子与小人相比，即使说是向下服从，也可以这样说。古代不得志而处于下位的人，亲自耕作本来就是常事。以种黍、稷、稻、粱为念，大概是想共同尽儿子的职责却不能做到，所以才呼天叹息。现在忙里偷闲写下这些，代替当面承教；如果您认为不对，还望指教。上书邹侍郎 世俗的说法是：想知道一个人的贤能，只要看天下的公论就够了。这难道不对吗？但还没有说尽。为什么呢？众人的赞誉，有的是迎合世俗而得到的，有的是喜好名声而得到的，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都与贤能无关。如果一定要凭公论来取舍，恐怕有时也会失误吧？我的看法是：想观察一个人的贤能，只要考察君子所敬重爱护的人就够了。大概君子取用人物，是以自身作为准则，以道义作为公断，是非分明，毫不宽贷，这才确实值得信任。我小时候，曾得以侍奉四明叔祖，出入起居几乎没有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后来长大，便到四方求学，遇到同郡的杨先生，跟随他学习，因而拜他为师。这两个人都是君子之人；论感情，他们是我的亲人，论道义，他们是我的老师。杨公有一位朋友，是建安人、曾任和州官的那位，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交游；而叔祖深相契合的人，只有您一位。这并不只是四位贤者自己这样说，即使如今天下人也都这样说。我本来并不熟悉和州的为人，只是由于杨公而知道他，也曾拜见过您，却坚定地相信您是天下的贤者，大概只是因为叔祖的话。所以我曾希望承担洒扫侍奉的差役，跟随在两位先生身后，希望私下听到你们的谈吐，或许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却一直没有实现。近来偶然有人把我的不肖之名声传到和州那里，和州公不嫌弃我，反而屈尊赐信说：‘这个人是可以教导的。’这样，虽然和州公还没有见过我，他的心已经对我有所认可了。唯独您的门下从来没有显露贫贱的迹象。只是如今天下像您这样贤能的人，像我这样愚昧的人，自以为大致知道您存心立德的万分之一，却竟因循自误，不去一次瞻望您的足履，这难道不是近于自我放弃吗？我敬想您的道德高尚、才术智慧明达、事业隆盛、名节重要，这些人人都能谈论，不必等我粉饰言辞来求进。按我所听闻的，您涵养心性，像云在空中运行一样，并不存心计较逆顺往来；由于顺应自然，内心得以归正。您处理事务，像秤在衡器上运行，并不存心计较高下轻重；由于顺应事物，事情便合乎平正。内心正直，所以无论到哪里都能安然；事情平允，所以每次举措都恰当。这是上天所助、世人所拥戴、圣明君主将来所倚重托付的人，也是天下后世蒙受恩泽而无穷、志士仁人踮足伸颈而仰望的人。唉！自古以来君子与小人的消长，有时关系到阴阳运行，并不是只有今天才这样。如果上天终究无意于君子，那也就罢了；

译否则，世人所说关系国家安危、百姓休戚的人，理应不能只顾自己安逸。我的确担心朝廷一旦醒悟，下诏起用诸公，那么像您这样的贤者，本来应当首先受到擢升，以慰藉夷夏之人的心。我到那时正将在田野间击壤歌唱太平的极大快乐，即使想一睹您的风采，也没有机会了。这就是我今日奔波劳顿、仰求您接受任用的原因；我不自知自己不肖，不足以劳烦您屈尊接见。只希望您怜悯我仰慕您的声名已久、希望拜见您的心意深切，并以礼决定我的进退，我将感到无比幸运。《默堂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默堂集》卷十六，宋陈渊撰：《答翁子静论陶渊明》您所论王摩诘责难陶渊明的地方并不精当。先前听苏黄门说，陶渊明想出仕就出仕，不以求取他人为可耻；想停止出仕就停止，不以离开他人为高尚；饥饿时敲门乞食，吃饱后便备鸡肉黍米来招待客人。古今贤者看重他，是因为他的真实自然。如果这番话确实如此，那就深得陶渊明的内心了。如今您所说的‘真’，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虽然如此，这番话可以说深得陶渊明的内心，却不能说已经穷尽了义理。陶渊明把小人鄙视督邮，不肯向自己认为低下的人屈服，这难道不是孟子所谓的偏狭吗？他出仕做县令时，却说只是为了五斗米；把五斗米看作值得追求便去做官，又把它看作可以轻视便离职，这是什么道理？如果真是这样，就是废弃规矩准绳而任凭自己的意愿了。孔子说：‘与道德和谐顺应，并依义理治理。’又说：‘实行义来通达自己的道。’陶渊明在某些地方或许接近于道，在义理方面却还没有达到。舍弃义理而只谈道，自从圣贤之学失传以后，这种弊病一直延续到今天，佛教徒就是如此。陶渊明难道也有这种弊病吗？孟子谈气，认为气要与义和道相配。如果说只配合义，那么在体上就不完整；只配合道，那么在用上就不能通行。他舍弃义而谈道，就是有体而无用，这可以吗？体与用同时明白，这就是古人动静如一、圣人之学没有弊病的原因。如今谈陶渊明的气象，说即使有万钟俸禄也不能留住他，几顷公田难道还能挽留他吗？这话是对的；但不顾万钟俸禄这一点是相同的。至于孟子，他离开自己的君主，必定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取得了义理就够了吗？这一点不能不辨明。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只是不苟且而已。喜爱一个人，就应当学习他的为人。陶渊明当然远远胜过晋、宋两代的人。对此我私下仍有疑问，承蒙您谈到此事，不敢默然不言，恐怕我的看法未必正确，还愿您垂教。上书皇帝【代阮粹孟】臣生长在东南，以儒学为业，间或学习兵法，关于太公、司马穰苴、孙武、吴起等人的著作，击刺行阵、坐作进退的方法，以及历代谋臣猛将所讲的奇正相生、虚实相形、聚散无常、变化莫测、战胜攻取、谨慎防守预备的方略，乃至阴阳卜筮、天星地志、占谢厌禳以及异端曲学的言论，凡是支离而不相合、交错而难以贯通的内容，实在没有不阅览的，也没有不了解的。自尧舜、夏商、周秦、汉以来，直到五代之间，那些得失成败、安危治乱的迹象，如《春秋》及史籍所记载显现的内容，按我所知来衡量，像辨别黑白、数一二那样清楚，又像驾着轻车、奔驰四匹马在四通五达的大道上行走，任意前往，无不畅快。我又曾认为古今时代不同，利害关系相去悬殊，所以当今的事务尤其不能不研究。于是以天时为根本，以事物的规律加以验证，辨察风俗气候的适宜，考察南北习俗的差异，比较山川险易，考察人情的思虑与懈怠，比较人的天性所能与不能，区别民力的勇敢与怯弱，探究风俗习惯的趋向与背离，揣度夷狄的服从与违抗。这样做大概已有多年。回过头来观察自己，也用来观察世事，胸中已经获得的见解，实在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只是还没有能够把它表达出来的人。我正当年轻时，志气激昂，过分自我标榜，确实有所自负；但我所居之处远在闽海一隅，从能穿衣起直到今天，一直生活在太平和气之中，耳朵听不到钲鼓之声，眼睛看不到旌旗之色，即使想施展自己的道术，也没有机会。因此默默退居，像寒蝉一样不发声，仿佛在等待什么，却不知道自己愚昧不肖，不足以被当世任用。去年因老母亲的命令，让我求取礼部试，想着即使被罢黜，按惯例也应当得到官职。我因家贫，急于凭俸禄奉养母亲，辗转远行来到会稽，遇到旧友任守将，他留我一个多月。当时睦州的盗贼正在山谷间猖獗，有人说不用十天就会被擒杀，实在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只有我说，破屋小户的子弟一旦猖獗起来，聚集徒众达到万人，怎么能不忧虑？有人嘲笑我。我后来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件事很难同别人谋划，应当把书稿装入囊中向北而去，把它告诉君父，或许万分之一能够传达上去；至于能否遇合，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等我来到京师参加礼部试，却没有考中；幸而得以参加廷试，又处在末列。我又想到古代建立功名的人，必定有足以使自己富贵的资质，如今我的命运如此困顿，即使我的方略不疏漏，也必定对事情没有帮助。因此急切想南归，又想到母亲年已八十，如今我既然回去了，按情势不能再远行离去，她就会在山林岩穴中衰老而死，而我平生的志愿最终不能稍微施展一二，以报答陛下如天地覆育般的恩德。难道我却想与麋鹿共度春秋，和草木一同归于尽吗？这岂不是自我放弃得太过分了！于是洗心革面，改变思虑，追记过去自己所得到的见解，写成《兵说》十篇。虽然文辞和意思轻浮浅陋，计策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我引颈长叹、祈求长命，是出于真实本性，不是自欺欺君那一类行为。我斗胆把它献到宫阙之下，只希望陛下留心而幸加察看。臣听说赵括读过他父亲的兵书，读到谈论用兵之处，即使赵奢也不能用言辞驳倒他，但这仍然救不了长平之败。孙膑、吴起各有著述，考察他们所说的，孙膑尤其精密，却也屡次遭受敌国侮辱。由此看来，言论不足以取信，本来就是如此。所以霍去病说：‘只看方略如何罢了，不必学习古代兵法。’言论即使像这两位那样精善，尚且不足以完全取信，何况像臣这十篇的论说呢？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内心，文章不能穷尽自己的言论，又有什么值得称道？何况盗贼尚未诛灭，上至朝廷，下至布衣韦带之士，每天都把奇谋大略陈列在朝廷之上，其中必定有奇伟绝特、远胜臣千万倍的论说。

译正当这个时候，臣拿着自己的狂妄浅陋之见，想用它来打动陛下的听闻，臣本来就知道这很困难。虽然如此，汉朝之所以平定三秦、擒获项羽，是因为有韩信的谋略；蜀国之所以制约孙权、夺取刘璋的地盘，是因为有诸葛孔明的谋略。这些大计都是在片刻交谈之间确定的，最终也都如他们所说。假如言论都不足以信任，又怎么会有这些事呢？言论难道可以一概而论吗？只有真正懂得用兵的人才能谈论兵事，只有善于听取言论的人才能够任用人才。如今臣区区的忠心，想借此自我表现，并不是专门为了写成华丽文章；文章即使不工整，其中的志向或许仍有可取之处。陛下若幸而听取臣的话，认为臣没有欺骗您，把臣置于用兵之地，使臣有所依托，时常贡献智谋以辅助主帅，或许能够替陛下安定反叛者的心，收聚逃散的士卒，使伪齐的腹心从内部溃败，党羽援助从外部离散，彼此割裂、逐渐崩溃，最终无从自立。这样，臣也就不能不对陛下有丝毫帮助了。冒犯天威，罪当万死。谨慎抄写《兵说》十篇，并附上一封书信进献。臣俯伏战栗，不胜恐惧，恭候圣旨。代人上书杭州太守 我没有才德，往年充任属吏，得以瞻仰您的风采。当时曾说：‘听到您的咳嗽声，我私下认为，凡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事情，阁下都能做到；至于阁下所能做到的事情，别人却未必能做到。’因此进身而恭敬听命时，不敢阿谀奉承以求依附；退身奔走服役时，也不敢故意矫激以自命清高。各种异同的议论，我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愚见；对于可行与不可行的建议，也没有机会献上自己的直言。在众多喧闹的人群之中，我渺小得仿佛无人看见。我曾默默观察您的盛德一二端，私下牢记在心，认为将来若有幸得到施展，便可以把从您那里听到的道理推广出去，或许能够借时势而驾驭变化。又想到自己流落困顿的经历，年纪将近五十，回头看又能向世间求取什么呢？即使不能自我停止，又有谁真正会同我一道呢？去年秋天，我请求参加漕台的考试，偶然被主管官署录取，以为造物主稍稍重新怜悯我，使我能够再列仕籍。后来又被礼部黜退，我自知命薄，哪里敢怨恨责怪？但饥寒逼迫，不得不出仕。如今得到江西的官职，将到穷僻寂寥之地谋生，日益远离君子，恐怕最终归于平庸之人，因循苟且直到老去。只是我平生仰慕您的风采、希望向您学习的心意，一直想承担一次洒扫侍奉的差役却不能实现；如果不说出来，最终被抛弃，阁下又从哪里知道我的内心呢？这就是我不避讳有粉饰言辞之嫌，把仰慕您的万分之一逐一陈述出来的原因。我听说，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难的，若没有合适的人就难；也没有什么特别容易的，有了合适的人就容易。难易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于是否得到合适的人。这正是古人急切求取天下人才、不敢落后的原因。阁下所治理的钱塘，是东南一大都会，向来号称事务繁多、难以治理。近年以来经历兵火，与其他郡相比，这里的灾害尤其严重。此地仍保留着钱氏割据时的旧制，又承接本朝巨公伟人的遗泽，百姓生活在这里，已有二百多年没有遭受兵革战斗的苦难。从前厅堂高大宽广，可以容纳千人；门闱制度在淮浙一带最为完备；再加上佛寺道观和仙圣宫观、富人大家的宅第，高楼凌空，金碧辉映，与江山雄伟的气势相称。一旦被焚毁，只剩下州府衙署，后来又遭灾害，从前所谓宏丽壮观的地方，十之八九都失去了。这就是这里灾害特别严重、治理更加困难的原因。从一般人的眼光看，正当财力耗尽、民力困乏之时，想要恢复旧日景象，即使积累二十年的功夫，也还担心不能完成。如今阁下来到这里，还不到两个秋天，就使荆棘丛生、瓦砾遍地的废墟，变成重檐广厦的所在；丹漆雕绘，灿烂得满眼都是；至于增筑城墙、疏浚池塘，比旧日更加奢丽，而上下都安然顺服，并不认为这是负担。您的谋略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而且您举止从容，谈笑自若，与平日无事时没有不同；能够游刃有余，必定是有道理的。这样看来，别人认为困难的事情，确实是阁下认为容易的事情。您掌管漕运财计时，公私用度充裕有余，人们认为您善于理财；等到任中书执法官时，对上不畏惧雷霆般的威势，对下不顾忌权贵的势力，人们认为您擅长论说政事。此后出任建安太守，宽厚却不松弛，严明却不残酷，以少取赋为使百姓富足的要领，以不扰民为使百姓安定的根本，恩惠十分广博；任职久了，人们更加思念您。等到调任钱塘，您的事业更加显著明白、卓异突出，奇伟又达到这样的程度。从前汲长孺在朝廷，淮南王畏惧他而打消谋反的计划，即使以人主的尊贵身份，也不戴冠不敢见他。所以他的忠诚义气，在出使时表现为开仓赈民的仁心，在治理郡国时表现为清静无为的政绩。然而积薪之论有时讥刺他偏狭，难道是他的学问还有不足吗？如今阁下具有刚强明达、英伟卓越的资质，又有爱护百姓、利济万物的志向，再以精深博辨的学问辅佐，所以无论历任何处，大都能够有所成就。即使是古代闻名于世的人，您尚且将要越过他们而居于前列，那么您胸中蕴藏的东西，哪里是浅陋的普通丈夫所能测知的呢？但我曾认为，古人所谓的智慧，不过是审慎度量而趋向正确罢了；所谓才干，不过是裁断安排而适合事宜罢了。至于才智超过常人而气势有所不足，也不能施行；这样看来，气就是才智赖以成就的东西。天地之气禀赋于人，与形体一同生成，与精神一同运行，充盈四肢百体而看不见边界。人处在天地一气之中，就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能够使内外合一、同然无间，那么身体中充盈的气本来已经充塞天地之间了。凭借它运行在万物之上，富贵不能使他迷乱，威武不能使他屈服，张仪、苏秦不能施展他们的辞令，孟贲、夏育不能发挥他们的勇力；雷霆般迅猛、风行般飞快，使人无法测知他的踪迹；像山一样收藏、像海一样容纳，使人看不见他的阻碍。所以说到刚大之气，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这正是天下士人俯伏听从而不能与之抗衡的原因。因此我评论阁下的德行，说您之所以独立不惧，只有因为您的气刚大罢了。您难道不是在这方面有所获得吗？我仰慕您的地方，确实正在于常人不能做到的这些方面；您难道不是在这方面有所获得吗？我仰慕您的地方，确实就在这里。凭我的不肖，当然不敢说自己大致能够认识阁下的内心；然而如今凡是出自阁下门下、得到阁下借助言论加以剪裁扶助而成就的人，大概也未必都能认识您；而我却独自因为深奥的心意泄露在尘俗琐务之间，不能亲自跃入您陶铸人才的炉锤之中，那么今天这些话难道能够不说吗？只希望阁下留心，教导并察看我，我将感到无比幸运！冒犯您的威严，伏增惶恐。见余县丞【代人】

译我听说，人活动在阴阳一气之中，就像树木漂浮在海上的风波之间，偶然相遇，大概万次中才有一次，不能强求。已经相遇却又分离，后来再希望重新聚合，那就困难了。凭阁下的聪明才识，出于天性，翱翔于学校之中，还不到几年便考取高第；又生长在公卿达官之家，气势盛大，足以使枯槁之物吹嘘而转为阳春，稍稍借助援引，便可以在朝廷之上佩玉鸣响、拖曳朝履了。可是您却徘徊曲折，出任县丞，屈尊来到我的破邑，这本来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却为衣食奔走，流连在异乡，久而忘返；如今又不幸突然遭逢大丧，闭门苟息，在丧庐草垫之间气息奄奄，偶然尚未立即死去，恰好遇到阁下到任的日子，私下蒙受您的余荫，也是自己没有预料到的。凭阁下爱贤乐善的诚心和我仰慕风采、感怀恩德的殷切心意，我们都没有料到会在此时此地相遇。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仍然以丧服自我拘束，不再仰求您接受我的请求，来表达我区区的心意；一旦阁下忽然受到知遇擢拔，将要离去担任教导之官，进而攀援显贵近臣，而我却因孤苦悲伤而衰败，悄然走向死亡，那么我终究不能亲自听到您谈吐中的余论了。与漂浮的木头相比，我有幸在今天遇到您，却又将迟疑不前，这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合呢？这就是我不顾仪容不足以打动人，而穿着黑色丧服、拄着拐杖，用不丰厚的言辞向您属下陈述希望拜见之心的原因。阁下或许能够察察此情，我的进退听凭您的命令。答陈了翁右司 我对于《易》《书》，过去只是熟习诵读它们的句读而已。近来接连承蒙您两次来信，都把您所得《易》的精微之处教诲给我。我自量不肖，哪里足以承受这样的厚意？反复玩味，既感到幸运又感到惭愧。您所论从贲卦到颐卦，共八卦分别阐发一个义例，把它们贯通起来，使原本参差不齐的内容如鱼贯柳般连贯。又把孔子教人的方法、曾参每日自省、孟子的存心养性、舜孜孜行善，以及《大学》致知格物的意义交错其中，使事理相互融合，义理与言语都精妙，始终前后联络，曲折而恰当地合乎人心。由此才知道古代作书的人，不仅立意周密完备，遣词造句、确立言论，也无不周详。这些足以流传不朽了。以我这个初学者，竟特意承蒙您这样教诲，我怎么能接受而不惭愧呢？应当再熟读并精心思考，只恐怕今后在这方面不能有所进步。存养自己的心，涵养自己的性，使所处的境界不狭小，从而通达广大之大的境界。等到芜杂梗塞豁然开朗，不再成为我的障碍，继续前进便能得到应当止息的位置。又能自视不足，不把宏大之处据为己有，以勤劳谦逊始终坚持下去，然后才不会归于小人一流。我已经粗略听闻其中大意了。至于学习《易》的方法，以维系为要领，把它落实在自身上，这个维系究竟在哪里呢？‘生生不息叫作《易》’，难道是续接断绝之物的道理吗？又恐怕万物的行为变化无常，事情属于生灭，有生有灭，就不能称为《易》了。维系断绝之物而使它重新接续，是可以的。然而既说‘固守我的维系’，又说‘舍弃我的舟’，这是为什么？舍弃舟而不改变维系，可以吗？所谓事物没有被格求，那么《易》就没有实体；《易》没有实体，就不足以显现《易》。这样说来，《易》并不是从来没有实体。然而孔子说：‘神妙没有固定方所，《易》没有固定形体。’这又是为什么？这难道就是所谓有体而无固定形体的体吗？孟子说：‘一定要有所作为，格物而物被格，这才叫格物。’把这一点作为《易》，确实可以说它有实体了。如今学习《易》的人，离开人事来谈《易》，所以常常把《易》置于无用之地；于是涉入有形之物的拘滞于形色，进入空无的一方又陷于虚空，《易》的道理就丧失了。既然如此，舜和曾参所从事的事情，他们哪里足以知道呢？若不是您凭借高明的学问，阐发古人没有说出的道理，谁能够达到这里？贲卦所谓‘柔爻来到而文饰刚爻’，是以刚为体，以柔来文饰它，所以亨通。分开刚爻上居而文饰柔爻，是以柔为体，以刚来文饰它，所以只是小有利于有所前往；这些都属于天文。所谓亨通，是因为刚胜过柔；所谓小有利于有所前往，是因为柔胜过刚罢了。柔不能片面取胜。舍弃车而徒步，是因为有脚；宁可徒步而不乘车，只顾自己的义理罢了，这是自我勉励的方法。贲卦所以亨通，是因为刚胜过柔；因此贲卦的脚趾象征贲卦的初爻，尚未能够行动，只是担心被人听见。它的行动是自己行动，还需要等待什么呢？至于白贲，就是显现质朴、保持朴素，不在外表文饰上用心，所以忧患不能侵入，因此没有灾咎而能够实现志愿。所谓得志，正是因为所得不在外界。可是既称为白，又说没有色彩，难道是因为白色可以接受各种颜色，而本身原本并没有固定色彩吗？四种教诲之所以有先后，是圣人施教于人，所以应当先易后难；力行排在后面，是教人把它作为自己的学问，所以应当先外后内，这就是二者不同的原因。这些话我虽然不敢不回答，却也不敢认为全都正确。对于疑惑的地方求您解释，对于认为正确的地方求您验证，不过如此。前信所谓受到震动而奋发，是承受震动，并不是能够自己发动震动。也许只是从管中窥豹，偶尔看到一斑罢了，哪里能够在声音尚未发出之前便听到，在听到之后又思考修养呢？您寄来的《语录序》，我已经在似祖那里看到并领受了《净土记》《观音记》两篇；用意精深，都是浅陋之人所不能穷究测度的。如果有石刻本，恳请赐给我两本，那就更加感激了。答廖用中正言 承蒙您给我看《邪说辨》一篇，确实说得对啊！特别承蒙您的垂教，感激至极，感激至极。我也曾像这样写过几篇文章，大意认为今天的祸患起源于王氏。王氏之学不熄灭，祖宗的政治就不能恢复；祖宗的政治不能恢复，中兴的功业就不能完成；中兴的功业不能完成，那么《匪风》《下泉》所表达的叹息，近在早晚之间就会再次出现。王氏所谓的道理，对上不敬畏天命，对下不体恤百姓，诽谤讥刺宗庙，轻慢侮辱老成之臣，把异端当作正道，把公论看作流俗，崇尚功利的臣子，打开边鄙地区的祸患，助长奔竞逐利的风气，开启欺骗蒙蔽的渐变；这种影响暗中传播、蔓延滋长，以至于今天，终于使忠臣义士被放逐而不能伸张，奸朋逆党猖狂而无人禁止，敌人侵凌侮辱二圣，使祖宗传承了一百几十年的基业一旦覆亡。考察祸根的来源，证据十分清楚，并不只是空言，而是确有事实痕迹。如果不把这些逐条分析、细细列举，如前面所说，向天下人说明，务求扫除净尽而后罢休，那么祖宗任用人才、制定法令、治理财政、整顿军队、安养百姓、使四夷安定归服的用意，从哪里能够明白？天下士大夫承袭鄙陋、固守成习的风气，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

译士大夫，是天子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如今对这些事情有所不知，却仍安于旧有习惯，那么所希望依靠来实现中兴的人是谁呢？这样下去，外来的侮辱再次到来，中原将永远没有平定的日子了。这并不是难以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呢？王氏之学已经胶着固结，深入人心骨髓，无法解脱；而世上没有大人先生以道自任，开导训诲他们，也没有缙绅大臣把天下后世放在心上，排斥禁止这种学说。这些人往往随着当时所崇尚的东西行动，以求取利益和显达；嘴上谈论祖宗的美德，实际上却背弃先圣之道的人，充斥天下，安然无所顾忌。间或又用邪说来掩饰自己的错误，说轻视死节而看重外在美名，我还不如庄周那样重视自身而忘却天下；我还不如杨朱那样混同善恶、毁弃礼学；我还不如老聃那样喜欢闲旷、逃避世间祸患；我还不如佛教徒。所有这些都由王氏发端，由苟且偷安、追逐私利的风俗造成，所以天下人委靡不振，一天天陷入衰败、浅薄、混乱和灭亡而不觉悟。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今天的祸患让谁来挽救？祖宗已经败坏的基业，又凭什么实现中兴？大概祸患的根本起于王氏，而今天的士大夫，都是王氏学说末流所教养造就的人。用一种祸患替换另一种祸患，其不可取也是很明显的。因此王氏之学的根本不除，即使有所清除也不能彻底断绝，天下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况且申不害、韩非的法术，其流弊发展到秦朝、项羽之乱，天下百姓死亡十分之八九，正是因为没有办法使这种祸患熄灭。如今王氏之学造成的祸患，幸而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又幸而有人知道它是邪说，却不谋划办法来消灭它。我正要阐明我的学说，他们也将要阐明他们的学说，只希望它自行败亡、自行停止。万一它不败亡，反而自以为正确，我恐怕圣人用来禁止暴乱、平息祸患的方法，必定不能这样，事情也就无法成功了。孟子说：‘我为此忧惧，所以守护先圣之道，抵制杨朱、墨子，放逐淫邪之辞，使说邪说的人不能兴起。’孟子当时处于下位，却能使邪说不能兴起，是因为他能够辨析它们。幸而身居上位，假如信奉杨朱、墨子的人不肯听从，那该怎么办？也要用辨析言论的办法吗？还是要诛杀他们而彻底断绝呢？所以说：‘能够用言论抵制杨朱、墨子的人，是圣人的门徒。’有的人用言论抵制，有的人用刑罚抵制，所守的道理却是一个。我将要成为圣人的门徒，难道敢闭口沉默而不发一言吗？略略陈述我的志向，若不是您，我没有办法发表这些不肖之人的狂言。与龟山先生杨谏议 渊上书复言：陛下继承帝位之初，突然发生战争，幸赖圣德已经得到信服，人心归顺，叛逆丑类陷入困境，当天便奔逃溃败，这是宗庙社稷之灵，也是天下的福分。然而前些日子大力革除积弊，许多措施出自太上皇的安排；后来凡有扰民害物的事情，都一概革除，命令各官府完全按照本意施行，胆敢苟且简略、敷衍破坏的，置于重典。但监司、守令仍然心怀犹豫，往往上奏请求等待答复，于是使恩泽不能下达到底，造成的危害难道小吗？我认为应当逐条列举、细密分析，明确说明本意，继而以升降赏罚督促执行，使人知道趋向，不敢阻挠违抗。至于各郡县的守令，即使不能完全知道他们贤能与否；对于各路监司，难道还不容易考察吗？其中有贪婪暴虐而违法、愚昧昏暗而无知、习惯于旧俗而没有立即悔改革新的人，仍容许他们任职，那么即使名义上完全恢复祖宗的法度，又有谁来实行呢？大体说来，今日的事情如同抢救火灾、拯救溺水，形势不能拖延；一旦错过机会，后来将要更加费力。诸公的议论既然已经统一，陛下又重新信任他们，正应当在这个时候不怕烦琐，必须一件件向陛下深入陈说，并且从多方面选拔那些至死不顾利害的人，使他们各自施展力量，共同实现太平，或许可以不留下遗憾。如果意旨尚未确定，赏罚又不分明，内外百官就会疑惑，不知该如何趋赴办理；一天又一天过去，看不到成效，那么后人看今天，也恐怕会和今天看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了。近来听说各地贤俊之士又渐渐得到召用，我私下里很是高兴；然而所召用的似乎大多还是那些熟识之人，深恐朝廷明察四方、广开聪听，仍然没有完全做到。求贤的道路如果不够广，所选来充任职位的必定多是旧人；旧人一多，其中曾经担任要职的，难道没有害怕获罪、侥幸等待变故的人吗？让这些害怕获罪、侥幸待变的人杂然并进，持着模棱两可的说法，怀着嫉妒害人的情绪，万一被听信，大事就要坏了；这是不能不及早筹划、慎重考虑的。过去元符末年，一时忠义之士往往聚集在京师，然而弊病的根源没有铲除，祸患的根子仍然存在；台谏官的议论只求表面平静，自以为大中至正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甚至先朝那些老成刚毅、素有声望的人也不再召用，而从前罪行居首、遗患后世的人反而更加受到尊崇，明白的人因此寒心，诸公却没有觉察其中的错误。不久小人得志，幽隐的朋党结成市场般的势力，牢不可破。从辛巳到乙巳，二十五年之间，祸国害民的政策相互承袭、没有间断。太上虽然明白看见了这些事情，多次下诏更革，最终却敌不过小人的众多，政策忽而改变、忽而恢复，终于造成边境空隙，引来寇盗，败坏天下。如果没有尧舜那样的君主，祖宗的基业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保全呢？上天幸而使抢掠劫难之后天下暂时安定，没有忧患。小人的罪行既已得到处理，天下所说的贤人也已经进用，正应当趁这个时候招致天下俊良，务求一个不遗漏；铲除奸佞，务求绝迹。如今却又因循拖延，究竟还在等待什么呢？听说奸党首领还没有伏法诛杀，远方还没有得到真实情况。即使确实不会赦免，也应当向海内公布，使人人都没有疑惑，然后才可以责令他自尽，以奉行君上的命令。明道先生说：“改变人才容易，培养成人才却困难。培养人才的办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至于改变人才，只要在朝廷上给他指明趋向就行了。”汉、唐初年用来达到治平的人，都是前代所遗弃的人，难道一定要先储备好人才然后才能任用吗？如今天下已经任用的人，有的没有美好的名声，却也没有恶名；他们无不想洗心革面、归向正道，乘时有所作为。如果朝廷的意志坚定不移，人人都可以使他向善，就能取得成功；这也不过在于兼收并取，不求每个人都完美罢了。谏省的职位久未任命，丈人您居于此官位，天下人共同赞叹仰慕，认为朝廷用得其人。愚者偶然想到的一点意见，如果或许可以采纳，希望您曲意留心。我起初想写信给李左丞，陈说几件事，只是他突然显贵，又立有功劳，彼此地位悬殊，恐怕说了也没有益处。我又曾经论述郡县的弊病，写成二十篇，想进呈给皇上，也还不敢把心中所想全部说出，因此郁郁不舒展。现在承蒙您问候起居，便顺便谈到一两点，实在是不自量力，不自量力。又

译渊再拜复信：行在虽然离庐陵不远，但这里偏僻迂曲，完全没有什么消息。邸报往往要过几个月才送到，不知淮南的盗贼已经平定了吗？百姓是否已经安居？诏令虽然宽大，但实际的恩惠没有达到百姓，这种弊病根源深远，不是一下子能够革除的。如果朝廷对号令已经审慎议定，然后才发布，使它大概一定能够实行，就不至于失信；有了信用，百姓才知道应该趋赴何处。郡县官员很少得到淘汰，近来皇帝临轩遣使，让他们考察官吏防止贪污、勤勉或懒惰。如果一味姑息纵容，到了过分的程度，那么这次出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祖宗的法令，百姓听说将要恢复，虽然还没有得到实际利益，已经高兴得不能自胜；因此可以安定心怀反侧的人，停止争斗诉讼，断绝非分觊觎，镇服远方，原来已经显现出成效。然而小吏心怀疑贰而不肯奉行，长吏乐于因循而不加察究，督责之政没有施行其中，欺瞒蒙蔽、阻隔政令比往日更加严重。比如停止无名科率、平定税赋、正定官名、招募民兵，这几件事州县如今怎样奉行？监司、郡守是否曾遵照朝廷的意旨？其他地方无法得知，江西一路我是亲眼亲耳见到的。没有名目的征取，用来储备缓急之需；加耗的征收并未比常年减少；冗员虽然裁去，案籍仍然照旧；游手之徒耗损财物，而训练检阅又没有法度。朝廷的意旨并不是不好，可是相隔千里之外竟然已经如此，要使实际的恩惠达到百姓，不也很困难吗？号令不能实行，只是徒具文书形式，那么朝廷就不会受到尊重，纲纪也会一天比一天衰败。百姓就像饥饿的人等待食物、干旱时盼望雨水一样，日积月累，却一点利益也没有得到来安慰他们的心；想让民心不离散，是不可能的。民心是国家社稷的根本。如今天下有叛乱的士兵，却没有叛乱的百姓，那么民心确实似乎可以凝聚。如果一定遵守祖宗的法令，并且用爱民的心来实行，不做虚文，专求实际功效，那么百姓将会相率归附，团结坚固而不离散。中兴的功业难道不可以完成吗？否则西北尚且无法收复，东南又没有办法守住。积薪之下，火已经燃烧，而暴风又不停，天下形势安危的关键已经分明。应当精心访求、广泛访问有用的人才；凡是有志于百姓、通晓祖宗致治之意的人，都让他充任监司、郡守。应当考虑把东南所任用的官员大略加以更换。离任的人不必深究其罪过，接任的人则责成他拿出成效。数月之间如果稍有可观之处，就加以黜陟、劝勉和惩戒的政策，谁敢不努力呢？至于每个县都有县令，人数实在很多，不能一一察看。如果监司、郡守确实选得其人，间或有可以委任他办理除授、调动的人，就听任他选择人才，不要拘泥于法令；这样贪污、残酷、顽钝、疲弱的人将无处容身，而长期积累、危害百姓的弊病，或许可以革除。大略就是这样，详细情形不必多说。况且实行祖宗的法令，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而人才的缺乏，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居上位的人常常忧虑缺少人才，却又不想想怎样收拾、储养、激励和分别奖赏人才；过去的事已经来不及了，今后又要沿袭下去，究竟凭什么善后呢？这实在值得忧虑。东南的形势，就像孙权之于吴、刘备之于蜀。看看他们当时任用的人、推行的事，与今天究竟怎么样？然而也只能勉强解除纷争、排除困难，却不能使天下合为一体。由此可知汉光武重新建立国家是多么艰难；唐肃宗虽然能够削平僭乱，使明皇返回京师，却不能使后世子孙凭借天下的形势收取河北，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像救火、像救溺水之人一样奋不顾身，尚且害怕不能成功，而朝廷大臣却正在贪恋俸禄、保全职位，结党相互勾结来蒙蔽君子，轻慢敌人而招致侮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样的事情如果还可以忍受，那宗庙社稷又将怎么办呢？那两位圣人又将怎么办呢？这些谋划已经在您的思虑之中，哪里还需要晚辈的话？只是因为谈论东南今天的弊病，不知不觉一条条说到了这里，希望不要把我的僭越直率当作罪过。答陆伯任 恭敬地承蒙您寄示《责己论》一篇，确实很有启发。《中庸》这部书，世上的儒者近来才开始知道阅读它，但懂得其中意味的人还很少。想不到竟能得到我的朋友发挥其义并亲身实践，这是此道的幸事啊！子思说：“射箭很像君子，箭失去了正鹄，就回头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不过是求仁罢了，只求仁，哪里有空责备别人呢？然而您所论说的本来很好，依我的浅见来看，又似乎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比如说：“世上有与此相反的人，终身任用它，却从不反省自己。”这其实是厌恶责备别人的说法，所以我认为还没有说尽。孔子论仁说：“喜爱仁德的人，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的；厌恶不仁的人，他已经在实行仁了，因为他不使不仁加到自己身上。”不使不仁加到自身，只是能够使自己这方面没有不仁罢了；至于喜爱仁，那就已经达到仁了。譬如磨镜，污垢除尽，光明显现；既然已经看见光明，污垢还在哪里呢？所以“厌恶不仁”，是除去污垢的说法；“喜爱仁”，是说镜子已经明亮了吧？这就是喜爱仁和厌恶不仁的不同。因此，求仁而达到喜爱仁的境界，责备自己的道理或许才可以说是尽到了！孔子说：“君子的道有四项，我一项也还没有做到。” 颜子“有如没有，实如空虚，即使受到冒犯也不计较”，开始时只是责备自己，最终达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境界。然而文章辞意受到文势牵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尽的；有时还要相互映照才能明白，自然有抑扬，不是见理不明的毛病，只是偶然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所以互相指正罢了。总之，您的高论很好。如果以后有机会托人传话，还请再详细指教。与翁士特学士 我冒昧把所见上陈：东南在今天是天下的根本之地。过去苛细扰民的政策还没有完全革除，财力已经耗尽，不能再加以扰乱。近来经制司不得已征调民兵，所发给的钱粮都出自官府，郡县所有的财物勉强可以支撑，百姓还没有增加赋税。不久经制司又在各地搜刮，丝毫也不准擅自使用。漕司又以募兵所余的钱粮，在封桩之外再督取数万随军财物，不免要从百姓那里征取。年岁饥荒，百姓贫困，各处盗窃也无法禁止；再加上重重科派，万一有意外警报，将怎样处置呢？如今仁圣在上，人心悦服，必定没有什么可怕的；然而边境还没有安宁，远方疑惧惊骇，似乎也不能不多加筹划。又有闽中召募的胆勇之士，经过江西的有六千多人，原本按照赴阙的指挥直接前往，似乎听说还没有归属。如果京畿清野，那么到达的人无处归附；这些人渐渐放纵横行，时间一久粮食用尽、计策穷尽，将怎么办呢？天下的大势，不是我这样的小人物所应当冒昧议论的。然而像士特您在经制幕府中，实际承担着使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的责任，也应当反复仔细考虑。我私下忧虑之情实在难以胜说，只希望不要因我的轻率直言而怪罪。又

译我前些日子不自量力，因为谈到东南在今天是根本之地，而财力都已困乏，征调军队、督办粮饷又没有停止，实在令人忧虑。不久前收到您的答复，教诲说我考虑得不够，难道是忽略了这件事吗？还是因为命令已经下达，不能改变吗？如今固然已经来不及了，但亡羊补牢，也应当为后来的事情筹划，还希望您留意。恰好有一件事，不敢不说，也是您应当知道的：江西十城，豫章是防府，其次是防州和吉州两个大郡。两个郡守各自统领一千多士卒，和安抚司所统领的军队一起赴京救急。安抚使统辖一路，自然应当急速离开；如果防守使虽然离去，而宪台还在那里，遇到缓急尚且有所依靠。唯独吉州守臣不宜轻易调动，他是迫于勤王诏令，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我这个老拙曾经为他陈说利害，又没有料到竟被听取。现在既然已经出发，很快就到京城了。然而自古奸邪盗贼突然发作，本来没有固定形态；正值地方凋敝，更不可忽视。郡里有守臣，是百姓所信服的人，所以能够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弭它。如今绵延千里的地方，遥远地处一隅，旁边没有强有力的援助，却把它弃置不顾，万一有警报，谁来承担责任？您为人和易慈祥，能够勤勉处理细务，官吏不能容忍其奸邪，百姓也很安定。几个月内发兵、募兵，已经反复进行多次，又筹办随军物资，所费动辄以万计，府库空虚，而百姓却不认为这是负担，这也足以看出您处置得很有办法。如今却过于畏惧谨慎，勉强进行这次行动；征车一动，抢掠劫盗四处发生，虽然很快捕获了他们，最终却不能完全扫除。这并不只是我一人深为忧虑。用这些刚刚收编的千百名士卒，前进却没有归属，想让他们做什么呢？如果让他们随大军行动，或许还能有些微帮助；这一定要有能够办成此事的人，不是儒生所能处理的。如今舍弃他们本来应该守卫的地方，强迫他们做所难以胜任的事，不但没有益处，危害反而很大。我认为应当等他们到了您的麾下，就把所统领的军队交给其中健壮能干的人，赶快遣送他们回去任职，责成他们拿出守护郡城的成效；这样或许一方的百姓便有所依附，难道不是安抚司乐于办理的事吗？不知能否把我的瞎说让中丞听到？这件事关系到东南百姓的利害；东南对于天下，就像四肢中的一肢。一肢生病，其余肢体也不得安宁。如今江西各地报告盗贼，只有防州、吉州各县最严重，想到这里实在寒心。恭请您垂听，宽恕我僭越直率的罪过，我恳切至极。与廖用中中丞 渊再拜：恭敬地承蒙您把先丈朝请的墓表交给我，命我叙述他的事实，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荣幸？我私下认为，老成前辈潜藏的德行和隐微的品行，不容易窥见，应当得到当世文坛巨擘、长于文辞而且声名高、地位重的人来发扬其幽微之处，才足以取信天下、昭示后世。像我这样不肖、卑贱、没有声闻的人，辞意浅陋，实在没有可取之处。即使您的厚爱出于诚意，我又怎能当得起呢？但我又想到自己昔年多次在先丈闲暇宴处侍奉，充分听到他的教诲训诫；又曾从公祖那里听到他平生志向和所作所为的一二，大概不能说是完全不了解他的人。而您又忘记我的浅陋卑下，始终眷顾不置，过分地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怎敢以此推辞？只是遗憾我的文字暗弱，不能把他的盛美描写出万分之一；而我年老衰退，反而埋没了他的美德，辜负了您下求文章的心意。虽然勉强搜寻铺陈，粗略写成一篇，也冒昧呈上，至于惭愧恐惧之情，哪里说得尽？谨把文章录在右边，恭候您裁定取舍。又 渊再拜：自从得到北方传来的消息，我惋惜、遗憾、愤怒、叹息，几乎废寝忘食，直到今天每当想起，仍然恍惚得像不想活了。幸赖今上入继大统，宗社重新安定，这是天下的大幸。又想到祖宗一百几十年的基业巍巍如此，竟然没有一个人奋不顾身来为国家承受灾难，终于使二圣流离播迁，皇族四处迁徙，大家拱手旁观而不能救援。唉，这是多么悲痛啊！多么悲痛啊！我身份卑微、行迹鄙贱，不足以列入人物之数，心中的悲怀不能停止，却又无能为力。像吾兄这样的人，曾经受到两朝拔擢，如今正因家国之祸守在草庐之中，万里之外听到这些，悲痛应当怎样呢？近来各位贤者都被召用，因为这里中断了，收不到邸报，不知道朝廷的安排又怎样了？似乎听说伯纪入朝觐见，商议让大驾回到东都，迁都建康的事情又没有成功。如果确实南北尚未分裂，中兴的功业应当可以期待。不知您那里听到的又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尽情倾诉心中的郁闷？面对纸张，惆怅难解。又 渊再拜：前信详细叙述了先丈得病直到临终的情况，以及您怎样安葬他、始终孝养他的经过，读来使人悲怆，久久不能释怀。然而做人儿子的心情，哪里有穷尽的时候？既然完成了大事，又应当考虑怎样追念报答，究竟应当怎么办罢了。千万不要过分摧伤自己。又听说您赎回了溪边族人的旧居，修葺已经完毕，老人能够在这里安然去世，想来也会感到欣慰。七八天不饮食，精神却不昏乱，只是气息渐渐微弱，随即悄然去世；这就是所谓顺其正道、得到正命而终，也大概是平日积善的报应，同时也是他一生不向外物贪求、不另营谋的证明。正叔先生临终如此，佛门之人达到坐亡、立脱的境界，也不过是没有为死亡变化所惊扰罢了，本来没有什么不同。墓志这样写，不知可以采用吗？恐怕您心里未必认为合适，所以还不敢把这类文字写去；我手生，又不喜欢沿袭旧套，想阐明自己所知道的内容，恐怕和您的意思不同，但我已经尽力到这里了。如果您认为可以刻，随后再写去也不晚。另外郡中事务很多，必定还要一两天才能写完，而来人等候已久，来不及等待，所以暂且让他携稿呈上。以后有便再详细告诉我，其中或有修改，也不吝赐教。如果来不及往返通信，那么陈子通也能自行书写；既然篆额已经麻烦子通，连同书丹也由他来做就更好了。名姓不必借助其他达官贵人来写，恐怕会与求作墓铭的本意不同，您看怎么样？又

译承蒙您把墓铭寄来，十分感谢，但还有一点需要商量。谢氏大概是祔葬；说葬在他的宅地，那么就是以谢氏为主了。季子的墓，孔子书写时没有写出名字。如今儿子不署名，就不能写他的父亲姓名。既然如此，自己为自己作墓志，是不对的。用辛、丙记述墓的朝向，是近世阴阳家的说法，古代没有这种说法。不过说朝向辛位，那么根据乙位就可以知道了。葬于丙午年十二月甲申日，如果确实如此，写在墓志中是可以的。可是后面又接着写“卒哭的第二天”，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想通过卒哭来推知死亡的月日吗？古人下葬以后举行虞祭，随后祔祭于祖庙，然后才卒哭；既然如此，没有下葬就不能停止哭泣。所谓“卒哭的第二天安葬”，这句话似乎不顺。如今世俗把过百日作为卒哭，也起因于大夫、士、庶人三个月安葬的礼制；只是后世阴阳家的说法流行，士大夫下葬很少在百日以内，所以便以百日为界限，这不是古道。这件事可以作为依据，又把它作为节限，难道还要借此表明死者去世的年月吗？石已经埋下，就没有办法了；如果还没有埋，请改刻它，怎么样？墓表前面的题字，我私下认为应当删去服色，加上“致仕”二字。所作人的姓名，应当附在末尾。只有“今天子”以及“上”字要全部抬头书写，其他如“国”字、“召”字之类，只空一二字的位置。遇到说“公”的地方，不必抬头，这是古法。世俗把所作文之人的尊称写在前面，凡是遇到称呼亡者，便空出一字，不能效法这种做法。我多次发表意见，姑且提到这里，恐怕或许可以帮助您思考。碑文如果实在为难，便由不肖我来书写；请赶快派人来告诉我，也不必争在三四十天之内完成，希望您知道。与李叔易学士 渊再拜：自从分别以后，一直没有通问起居，不只是缺少方便，实在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如今不能不说几句，如果承蒙您不嫌弃我，哪里有比这更大的幸运？了斋获罪、被斥逐直到去世，天下人都知道其中的冤屈。至于他内心所谋划、想用来防备患难而始终不改变的事情，除了我们这些人以外，还有谁知道呢？既然知道却不替他说明，和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前些时候我在南康任职时，右丞曾给了斋写信，嘱托我把信传去。不久了斋写了几百字答复，其中提到三个人都曾经担任宰相；这说明他知道右丞必然会达到这个地位，必定有所作为。他远取狄梁公为例，也有深意。如今右丞辅佐圣主，天下万国都在顷刻之间，扫平强敌，重新安定宗社，终于身居执掌政柄的职位，那么了斋的先见之明也得到验证了。前面所说的那些话，难道不是交付给右丞的吗？既然如此，想要使这些事情明白，实在在于右丞，不能停止。了斋在谏省论事，天下人共同听闻，如今都已成为过去的话。只有《王氏日录》这件事，才是他始终留意的：自绍圣以来，天下忠言嘉谋，都被以诽谤讥讪宗庙的罪名治罪；而所谓诽谤讥讪，只不过是用意与王氏不同罢了，并不是与神祖有异。至于《日录》这部书，诋毁、诬陷、讥讽、戏弄，向上冒犯宗庙，见到它的人都恨得咬牙；可是过去掌权的人反而遵循它的说法，追究议定刑罚和赏赐，所以了斋以死来表明其错误。他自己说，从熙宁以来直到今天，纷纷扰扰没有停止，祸患全都出在这部书上。这部书如果不再施行，祖宗的法度就可以逐渐恢复；否则连天下乱亡都来不及避免，哪里还有闲暇顾虑个人的危险和羞辱呢？他所著《四明尊尧集》，就是为了痛切地断绝王氏之说。中间有搜取、索求此书的事，有人或许厌恶其中言论深刻，已经贬谪了作者，又禁止它传播；因此他把稿本留在我这个不肖侄孙这里，至今还在。朝廷如果认为了斋是忠诚节义之人，应该加以尊崇奖赏，那么凡是有舌头的人都可以替他辨明。如果说天下的祸患全都在这部书中，不能不毁掉它；毁掉它是为了消除后来无穷的祸患，那么《尊尧集》的用意，难道可以埋没而不让人知道吗？近来看到诏书，已经完全恢复祖宗的法度，赠温公太师官职；既然祖宗的制度都可以效法，那么熙宁、元丰时期的成规也不必偏执一端。温公既然没有过错，王氏的用意就不应独自被采用；然而这只是大纲。至于逐条分别、逐件剖析，还在于委婉曲折地讲明，不能只求勉强无事。过去元符末年，诸公都顾惜大体，争持“大中”的说法，认为这样可以安定国家；弊病的根本没有除去，祸患的根子没有铲断，不到一两年，小人得志，天下于是受到他们的祸害。像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年，到了春初又发生寇难。如果不是尧舜这样的君主在上，民心归附，那么祖宗的基业有什么办法可以保全？不必远远引用后世乱亡的证据，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作为鉴戒。天下的事情，必须由我们发起，也由我们能够收束，然后才可以传之久远而没有弊病。有人却容忍它而不追问，忽略它而不察看，也恐怕千丈长堤会被蚂蚁洞穴冲溃。事情过去以后再说，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了斋曾有一首诗赠送给我，现在姑且抄录寄去。看了这首诗，就知道我的话也不能不说。如果确实肯垂听，请在闲暇时把我的意思告诉右丞，以此作为我的愿望。另有一些私下的议论，写在《龟山书》的别纸上，如今让安止取去一看；如果有可采纳之处，也请告诉右丞。不自量力，不自量力。仲辅、季言这两位知己赴任已经很久了，想来常能收到他们的书信。前些日子听说您得到北州幕官的职位，等候两年任期届满再离去；后来北州不能前往，所以猜想您决定在京师。如果有书信，希望交给安止寄来，以慰藉我倾慕思念之情。与向伯共侍郎 渊再拜：前年秋天，忽然承蒙泰宁叶龙图送来颁发的省札，又收到胡给事父子和范节推的书信。听说您有意厚待、一定要把我安置在宾幕中，让我按时赶来；我又高兴又害怕，仿佛无处容身。不久便奔走奉命，到了江、闽交界处。有从衡州安仁来的人说，各处正在扰攘，前面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湖外尤其严重。而向公已经辞去新授的官职，没有成行，越过山岭向南去了。于是我便返回将乐，住了不久，将乐、顺昌两县的群盗相继起事，像蜂群聚集、蚂蚁杂处，动辄有数万人。通往汀州、邵州的道路不再能够通行，我辗转经过贼巢，早晚都恐怕不能幸免，只好顺流向东，避居福唐。从去年仲春到八月底，才得以回来见龟山。水陆奔波，因而生病；一年将尽，连豆类和絮衣都供给不足。有人说我先前差遣时违期，又说您已经改命到鄂渚任职，那么所辟用的属吏应当随着府署罢免。恰逢廖用中从省曹升任右史，因为他急着搬家，我便没有参加铨部选任。这个月十四日我才离家，走了三程，湖东派来的人便追赶到了。我恭敬地接到十一月八日的亲笔教诲，劝谕殷勤恳切，实在出乎意料。不仅从道义上应当改变行程，对我的私下打算也尤其便利。

译在此以前我已经租了仆人、租了马，作好了前往行在的打算；还有一两件事必须到浙中办理。我又询问来往的人，他们说湖东虽然已经平定，但从赣州进入桂阳、由永新赶往茶陵，都要取道江西汀州、邵州之间的偏僻道路，仍然受阻，不能马上前进，于是又只能滞留。遥望您的筹谋帷幕，只恨自己没有翅膀。再想到我年老衰迟、卑微有过，为人所鄙薄；即使饥寒逼迫，也终究不忍向当世君子违背容色、修饰言辞来乞求怜悯，借他们言论中的一点余泽来活命。因此遭逢世道艰难时，我的困顿更加严重，正打算自我放弃。不知您从哪里知道我的情况，又承蒙您怜悯收留我，情意长久而不厌倦，礼遇超过常情而更加殷勤。只是我究竟是什么人，怎敢违背执事您的心意呢？可是人事有参差错落，也有恰好如此的事情，实在可叹又可笑。不过我这次出行，起初是为了参加铨选；现在不再是这样，那么在浙中盘桓也不会太久，估计不超过一个月，一定经衢州、信州回去；等道路稍微畅通，或许不回家便径直前往幕府。春夏之交，一定能在湖湘之间拜见您。不知这样会不会因此得罪左右？康侯来信说：自从您再次来到湖东，孔彦舟已经被马友击败，越过洞庭湖，沿荆江向东而去。马友也听从帅司节制；曹成、李宏的部众多达数十万，也都接受约束。吴锡又肯接受招安，能够出力扫平敌乱。李冬至的叛乱，已经生擒其部众，人数大概无法计算。多年积累的流毒，一旦之间便廓清而无事。若不是雄才大略超出常人、谋虑周密而没有遗漏，谁能做到这样呢？您的功勋功烈，从此无人可以相比。确实如此，有志之士谁不愿意出自您的门下？而我首先受到奖赏提拔，难道不知道这是幸运吗？本来将要以此激励衰弱怯懦之气，稍稍伸展末路中的感慨，来报答国士的知遇；可是迟疑停滞，哪里是我的本心呢？恭请您宽宏明察，一定会洞察其中缘由。只是近来妻弟从会稽回来，很能讲述行朝的事情；又收到用中的来信，说了这些事情。圣德日益升高，两位宰相同心同德，他们进退人才，往往合于公论。康侯既然得到西掖的任命，朝廷多次派人催促他，早晚等他到来，将要大加任用，不会容许他退处。又有人向皇上推荐您，说您应当处在朝廷中枢。您近来排解纷难、解除祸患，所成就的事情如此卓著，恐怕和康侯都不能久居外任。我正担心这是我的穷困命运所招致的：我离开而您已经来了，仿佛彼此回避。如果承蒙上天幸运，使我实现私下的心愿，那真是最大的愿望了。我又不敢因为一己的私心，妨碍天下四海等待恩泽的人。面对纸张叙说情意，只是自己更加惶惧不安罢了。梁溪兄弟的书信，我已经恭敬地派人送去，必定不会遗失。龟山分别时很安好，有书信托来人带来。自从致仕以来，他也写了不少论著，希望他的身体更加康健，把著述全部完成。子发久已听说，却还没有认识，来不及写信，只更加向往。九卒中有未能到达的人，隆冬从远方赶来，道路迂远、费用加倍，劳苦得很，这只会加重我的罪过。他回去时略微给他一些资助。如果从防州、吉州离开，柴薪米粮的价格稍微便宜，或许可以快些到达。说得太琐细了，实在觉得僭越直率。又因旅途中不再另写外启，仍希望您原谅，十分感谢。又 渊再拜：我受知于您的门下已经十年，唯独遗憾从未得以参拜相识；仰慕您的盛德，始终无法释怀。如今承蒙误加收召，使我得以到行朝，刚有幸承见您的容颜，不到十天便又离开您的讲席；平生所怀还没有来得及倾尽，便再次相隔，实在更加惆怅仰望。不知近日正值乍寒，您的起居如何？恭惟您和易慈惠、适宜百姓，百福顺遂聚集；更加祈愿您调理起居睡眠，向上符合圣上的倚重期待，向下慰藉天下人的仰望。我实在不能胜任这片区区心意。平江的政绩不到三几个月，上下便都称颂，认为前后少有能够相比的，这难道不是因为您以德来引导百姓，所以成效迅速吗？我有幸私下听闻，赞叹不已。年成又大丰收，想来千里之内人人都能吃饱安居，狡黠的官吏也不能扰害他们。议论的人多说，老成之士不应远离禁掖，长期任职在外；然而辅弼之臣所在的郡取得贤能之人，近处可以壮大朝廷，远处可以推行德意，在艰难时期，所起的补益也不浅。我想您以道义侍奉君主，必定不会计较内外彼此；只是恐怕圣上的恩宠一向深厚，不容许您长久委曲留在外任。等待听到您奉召回朝，以慰藉公论。我从前仰赖禄位供奉岳祠，忽然奉到诏令，不敢不来。到这里以后，接连受到恩典，都超过了我的身份，又不能推辞退避。年老衰退、迂拙疏陋，以得到荣宠为惧；即使勉强前来就职，实际上也惶恐不安。每想到自己困穷浅薄得如此严重，动不动就遭遇挫折，早已料定要退藏山林，一生也不厌弃。哪里想到朽木一般的我还要玷污绳墨，难道不是吹嘘抬举过分，造物者又不愿违背执事您的心意，才造成了这种冒进叨扰吗？遗憾的是地位寒微、身份低下，心愿虽大而年事已高，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内心只有感激之情，笔墨所能陈说的，不能表达万分之一。《默堂集》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 《默堂集》卷十七，宋陈渊撰：《与胡康侯侍读》秋日暑气正盛，恭惟台侯起居万福。渊上月十八日，因为很久没有问候您的起居，便派家仆送上书信；现在想必已经冒昧打扰您的清听了。正等候答复，忽然拜读六月初间的教诲书信。恭敬地得知近来您的身体更加康健，极为慰藉仰望之情。召命严急，既然已经不能再推辞，便可以赶快整理行装，以符合明主虚心长久等待您的心意。等待听到您担任执政，天下人都有同样的愿望。在没有能够亲自侍奉您之前，恭请您更加保重调养起居。谨奉上此信，不再多说。渊上月下旬恭敬地看到省札，详细记载宫使侍读推荐我应试直言极谏科，承奉圣旨，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命我撰具辞业缴进。我私下认为，制举的设置，从汉到唐沿袭不废，大概都是用来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到了本朝尤其重视这一选拔，如果不是精通经史百代之书，深明古今治乱的变化，通达世务，而文采又足以发挥这些学问的人，不能应诏。像我这样学术荒疏浅薄，议论疏阔，又年老多病，文思偏僻艰涩，实在一无可取，却让我充任这项选拔，公论将会怎么说？所以自从听到命令以来，虽然也感到幸运，却不敢把它当作荣耀。何况我确实没有什么才学，尤其善于连累别人。过去当权者有时怜悯我的困穷，随意加以提携，立即就遭到废黜驱逐。如今积累的污垢还没有洗清，即使不能隐藏踪迹、远远逃避，难道还可以凭借弹劾攻击的余波，向上玷污您知人善任的鉴识吗？反复读您信中郑重的话，只增加战栗恐惧。只是您的名德深重，天下人归向，连咳唾所及也能使驽钝之人身价增加，谁不愿意出自您的门下？必定会有真正贤能、确有才能的人，仰副您搜求拔擢的心意。像我这样不肖的人，只知道感激罢了。我已经写好辞免的奏状申报省中，谨此倾吐肺腑；还希望您体察，也不敢另具公启上门致谢，并请一并原谅。又 我的区区心意，已经在前信中说了，不再一一详述。上次冒昧打扰您的听闻，关于《志》中不可增删的告谕，我已经完全知道了。然而“字说”虽然没有在世上施行，病根还没有完全除掉。这就像隔日发作的疟疾，寒热刚退，便好像没有事情一样；万一病证还在，尤其应该赶快攻治。一定要看见它不再发作，才可以停止用药。元祐、绍圣的事情，就可以作为观察了。实在担心后人看今天，也会和今天看过去没有什么不同。明道先生说：“只要道还存在，就不要问今世还是后世，不要问是自己还是别人。”这话极其公正，已经没有疑问了。了斋说：“自身短而事情长，难以和急躁的人讨论。”这句话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但我还是不能不以此为忧。只是白白辜负了您谆谆的教诲罢了。恭请您仔细察看。《龟山〈论语〉》和《易义》，都在先前送去的那些篇卷中；承蒙您又索取其余部分，尚且要再向杨氏询问，恐怕一定没有了。什么时候才能再承受您的教诲？面对风只徒然更加渴望仰慕。又 渊再拜：专程来的人到了，恭敬地收到您的书信教诲；正当我渴望仰望之时，得知春夏之交您的身体更加康健，哪里有不欣慰的？自从上个月看到邸报，已经听说给事被召用，朝廷内外都感到庆幸，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喜悦可想而知；而您的来信略未提及，想来是路途遥远，朝报还没有送到罢。近来朝廷用人，似乎又颇为寻求旧人，诸公都已会集，等待长者到来，这次大概不会再推辞了。年老衰晚，对世事没有什么要求，只愿和天下苍生一起踮足等待接受恩泽；只是还不知道究竟哪一天起程。万一尚未回到乡里之间，能够从容实现一见之愿，那就是最大的幸运了。面对纸张怀想您，言语不能尽意。又 《春秋传》很久以来就想请您赐教，只因相隔太远，不敢当面请求。如今承蒙您惠赐，仰荷您不弃，哪里有不感激的？遗憾的是还没有见到全书，也不能不有所期待。伊川先生说：“《春秋》是圣人的作用，学习圣人而看见他的作用，就没有剩余的蕴藏了。”我略微窥见一二，用心验证，推演到事情上，都可以施行；其中深切明白，就像亲眼见到圣人删削定正、亲自把它传授给我。想来从秦汉以来，即使像董生那样研究，恐怕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奥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能够见到这篇文章，难道不知道幸运吗？我已经向丞相请求，再等候申请宫祠的答复；无论准许还是不准许，都让我暂且回去。估计答复应在端节前后，远不过下月中旬。《春秋传》还有二十卷，希望赶在期限前寄来，至为恳切，至为恳切。定夫所撰《思复行状》《显道墓志》和龟山所撰《定夫墓志》都没有底本，但我记得《思复墓志》全部载有行状的文字，只有结尾议论世上儒者的过失，那才是龟山的文章。谏臣所议论的，罪在于无知，大概不值得辨解。经筵中的一两位公卿尚且能够放下，间杂其中的人又怎么能强行解释事理呢？承蒙告谕，惭愧恐惧，惭愧恐惧。尚书省以及免役的事情，起初没有详细听闻。《易传》由亲自传授的，另外没有底本；如今把收到的本子送去，读完后若能赐示，实在万幸，万幸。《龟山文集》已经编成六十卷，这是从杨氏书信中得知的。恭请您知悉。又【别纸】渊再拜：承蒙告知《春秋传》已经脱稿，想来已经缮写完毕、进呈御览了。没有机会见到全书，遥想您书斋函丈之间，只恨自己没有翅膀。渊虽不肖，不足以仰窥作者的用意，然而也曾私下听到过一二。至于论说齐、晋之事，重视道义而轻视功利，这是孟子以后儒者从未达到的境界；即使偶尔有人达到，也不能纯正专一，所以王道、霸道、儒家、墨家混为一体，伊尹、吕尚、管仲、晏婴也被比拟而不合其伦。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认识得不明白，讲说得不精确罢了。您在道统已经断绝之后重新传道续接，见解既然确实，操守又极其严谨，而文字的精妙又足以将它们绚丽地发挥出来，那么在千年之后成就圣贤之学，难道还在别人吗？我先前的赞叹，并不过分。遗憾的是我年老衰晚，不能背着书箱跋涉千里来承受您的绪论。如果传本已经很多，您的稿本没有用处，希望借给我抄录，使我趁头脑还未衰退时得以玩味研习。将来再在山林中见到您，听您从容和乐地谈论，也足以承受您余下的教诲。不知您肯怜悯答应吗？答胡宁和仲郎中

译昨天奉上书信，久久没有收到您的回音，想来是事务太多，来不及派人送信，所以便派家仆骑马赶去问候。正在盼望县中消息的时候，忽然承蒙您专门派使者送来惠书，得知近来侍奉尊长、起居多福，欣喜慰藉之情可以想见。尊丈此次被召入朝任职，大大慰藉了海内人士的期望。前一封信已经详尽致贺，恭候您的教诲，更加承蒙您厚厚的眷顾。德高望重者汇集朝廷，是天下的福分。不过来信以老年人为说，这不是像我这样卑微、闲散、衰退之人所应当希求的。我早晚就要辞去官职，终身担任岳祠之职，便不再出来做官取禄了。没有机会与您相见，千万请您保重身体，敬奉此状，不再赘述。又承蒙谈及陶渊明的事情。若从人物方面说，他如同高悬天上的云汉，只能仰望而不能企及。但学者对于是非，也不能苟且从众。辨明正人的是非，正是用来端正自己的，难道可以因为怕被认为轻率议论便不敢说吗？前信中说“陶公有什么可讥议的”，是说秦汉以来道义不明，诸子百家各自怀有私见，所以即使像陶公这样贤明的人，也未曾仔细观察，确实有可议之处，并不是妄说。若认为他的高雅志趣本来就有所主张，因而辞官是对的，那么晨门荷篠、长沮桀溺这一类人，没有圣人的指斥，谁敢认为他们不对呢？扬子云说：“古者高饿显下禄隠。”不知道这句话依据什么说出，恐怕只是身陷天禄而不能离去，害怕有人议论他，所以姑且借此为自己洗刷罢了。伯夷、柳下惠，孔子都认为他们贤明，孟子也说“他们的志趣是一样的”，哪里有什么高下之分呢？所以论其高尚，陶渊明是千年难遇的人物；论其是否正确，古人的行为轨迹清清楚楚，也可以看出来。龟山任婺州职务时，未曾接受征辟，大概当时正因饥饿不能出门，帅司只是把他当作代理缺员罢了。做官固然有因为贫困而为之的人，也不容易指责。但尊丈既然把他比作柳下惠，就不应再引用陶渊明为例。“不就”两个字，已经完全表达了高雅的心意。墓志第二稿已经送往将乐了，请您知道。长期因病请假在家，没有见到丞相。此前非常盼望，想来《春秋》传已经送来，料想您已经得到，十分欣喜。早晚将去叩问此事。金紫之职的辞呈还没有批下，请求宫观祠禄也尚未获准，不知今年能否离去。渊蒙侍读以大科荐举，反省自己是什么人，哪里敢承当这样的举荐？想来这是出于各位朋友赞扬推举的力量，惭愧，惭愧。有人说侍读的意思并不在科举，只是想借此振作、激励衰弱怯懦的人，如果真是这样，就更不可以了。渊年纪已经六十多岁，每天都觉得昏沉疲惫，即使向前任事，又能有什么补益？深怕因此更加重自己的过失，反而成为长者的拖累；即使这是所幸之事，心里难道能安吗？近来有人问渊与尊丈是怎样相知的，于是谈到举荐之事。渊回答说：“因为这位老人一定是看见我的年纪与张柬之、公孙生相上下，所以认为我有他们的长处而举荐我。”却不知道渊的学问、名节同这两位公相比相差很远，问的人于是大笑。请您在侍奉尊长的时候，幸而把这些话告诉他。又论及龟山墓志中的事情。简述市易务一事的始末。龟山在宣和四年罢去祠官后，十分贫困，没有成行赴部。郭慎求在朝中写信询问他想求什么职位。龟山当时已经七十岁了【癸巳年出生，到宣和四年壬寅年，实足七十岁】。他回答说，年老不能办理事务，只求一个管库的小官来解决贫困而已。慎求拿到信后，询问吏部有没有监当官的空缺，吏部说常州市易务附近有尚未差遣的职位，于是替他求得这个职位，赶快把消息告诉龟山。慎求起初也不知道，前一天这个职位已经授给别人了。龟山听说后说：‘既然不是现成的空缺，当然对我的事情没有帮助；况且市易之事我一向认为不对，即使可以得到俸禄，难道能去任职吗？这大概是慎求没有察知我的心意。’到宣和五年秋末，果然出现空缺。后来因傅国华举荐，召龟山赴都堂审察，他便以脚疾为由没有赴召。宣和六年，国华又因为前次请求未能实行，再次举荐，于是以秘书郎召见，并且御笔下诏说若辞避将治罪，这才不能免召。此前傅国华奉使三韩，得到诏令，允许他在经过三路时，把所有可以荐举的人才都推荐上来，不限名额。回来后他奏报说：‘臣往来京西、淮浙，可荐的人才很多，然而抱守道义、处身幽隐，没有像杨某这样的，愿把所得三路人才中推荐此一人。’皇上也早已听闻龟山的名声，所以才先召他审察，又召入殿上，并说：‘如果认为监市易务的职位不能就任，就授任秘书郎；如果能就任，……’若说龟山当时因不就市易务而被授秘书郎，那就不是同时的事情，失去事实了。现在删去‘不就’二字才对。又恐怕有人想知道事实，所以一并说明。不过，市易务当时只是等待空缺，尚未上任，即使墓志不记载，也可以。公曾经写过一篇攻击王氏的文章，行状没有记载，墓志却记载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公曾经对某人说：‘自从佛教传入中国，聪明而有辨析才智的人大多被它迷惑，很少有不随从的。只有韩退之、欧阳文忠立场坚定。然而佛教徒未必真心服从佛教的学说；其余那些能写文章、喜欢议论的人，对于佛教的道理其实未必懂，却以不懂为可耻，往往喜欢它的荒诞，自我轻视，又进一步进入佛门，那就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了。像王荆公晚年深深取法佛教言论，自称已经懂得了它，却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穷尽之处，这并不是随同流俗。大概是他对儒者之道从未深入探究，所以沉溺其中而不能立即醒悟罢了。因此佛教成为世间的大害。自元祐以来，世上的贤者多有攻击佛教的，但也多半没有抓住要领。我在《明道先生哀词》中论世俗儒者的学问说：‘把物与我区别开来，把天与人看成不同，中庸与高明的学问被分析为两件事，于是道因此不能实行了。’即使王氏复生，也不能用口舌为自己解脱。其道理本来就不是这样，因此他在行事上的颠倒悖谬，实在不能一两句话说尽。这就是所谓追随许子的学说，互相带动而成为虚伪之人的做法，哪里能够治理国家？所以渊曾私下说：‘龟山在谏省所论王氏的一篇文章，正确地揭示其邪说，确实是对的。’这样看来，它的流弊足以扰乱天下。’ 这样说仍然只是当时一时的议论。至于从根本上拔除祸根、堵塞源头，应当同后世贤者一起推明其中的意义，像孟子辨析杨朱、墨子的学说那样，然后才能完成龟山最终的事业。墓志所记虽然采用了全文，也只是掌握了其中的端绪罢了，怎么可以再略去呢？《三经义辨》只记载了朱公说它有益于学者的话。

译龟山给给事的信说：‘荆公被削去王爵，停止配享，我曾说他所论多是邪说，因此招致他的门徒怨恨；这就是《三经义辨》不得已而作的原因。至于《日录》《字说》，也有少量论述，不过这件事不可轻易办理。’等等。又，龟山既然接受萧子壮的请求，替他写《浦城学殿记》，其中谈到王氏立言的错误；又回信给他说：‘从前我在谏垣时，曾论述王氏的过失，太学诸生安于旧习，喧然群起反对我，幸赖君相明断，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现在虽然已有定论，但真正知道它错误的学者也许还很少。我退居闲置，因而摘取《三经义》中有害于义理的地方，加以辨正，来给后来的学者看。’等等。从这两封信的话来看，《三经义辨》用来辨正王氏之学，难道会没有用意吗？难道只是因为解释文义不当，便想争胜吗？实在是因为道术所在，是万世所等待、用来开启光明的东西，不可以缺少。现在墓志所写的，只引用朱子发奏疏说‘所著《三经义辨》，有益于学者’。以某愚见，还想请您稍微加以提示说明，希望不要同篇末所说的‘凡训释论撰同为空言’相违。您看如何？又。渊启：令弟又承蒙抄录给我看疑问，感激之至，感激之至。果真是在求什么吗？‘心则远矣’这两句，意境极为幽深悠远，很有意味。联系上文读到这里，如果还觉得不够满足，那么意思已经独到极处了。大概不必考察陶公，便可以知道龟山是什么样的人。陶公在这件事上，功名富贵确实不足以牵累他的心；然而在道理上还有欠缺，在义上还没有完备，哪里可以同那些践行义理、以此通达其道的人相提并论呢？孟子论伊尹的取舍，既说合乎道，又说合乎义；论养气，既说与道相配，又说与义相配。这种道理恐怕是陶公没有讲究到的。为什么呢？他做县令，却说只是为了五斗米；一旦束带拜见督邮，便弃官归去。他的去留究竟合乎什么义呢？孔子说《易》道：‘和顺于道德而合乎义理，体用不分，动静一如。’自从圣学失传，学者各自任意理解，于是有舍弃义而只谈道的人，佛教徒就是这样。陶公有什么可讥议的？恐怕不能拿他同龟山相比。至于后来再问‘心远’一语所答的几条，以我的浅见，即使拿来解释陶公也还没有说到位，更何况是龟山呢？这大概是老人担心学者不明白他的话，所以委婉曲折地加以辨析，并不是我敢说已经领会了他的意思。《系辞》说：‘若说到深远，就没有边际。’难道真有界限吗？试着从这个角度看，恐怕这才是老人的本意；请您再把问题转告他。邹、陈两人以弟子礼事奉龟山，胡公确实传承了他的学说。这是居仁撰写行状时审察不周的过失。铭文序中没有提到渊，我知道他的用意了。如果把宣和御笔看作当时通行天下的指挥文书，可以说是斩钉截铁的论断。《春秋》删削取舍，难道还会有所假借吗？敬佩，敬佩。代龟山写给南剑州张守。近来霜寒，恭惟镇抚事务清暇，尊候起居万福。某年老衰退，居住乡里，幸而依靠您的余荫，得以勉强安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前些时候我把意见上报，今天听巡尉说，县中接到符牒，要征发弓兵一百五十人，跟随吴成忠入郡防守；县令害怕说明情况，当天便移文命巡尉遣发。这件事关系到一县的利害，我虽是闲居之人，也不敢默不作声。将乐经过残破以后，居民最近才稍稍有些归来；今年收成十成不到二成。百姓即使有三个人都畏惧祸乱，但饥寒所逼，势必不能保证他们一定不作乱。近来因为制置司征召汀州民兵，经过此地时公然抢掠，严重的甚至把人家的财物全部拿走，杀害百姓，焚烧房屋，上下惊扰，百姓无处逃避。平时所依靠的只是甲户的枪手，遇到缓急可以使用；但他们又已按先后全部被挑发，所能依靠的只有巡尉、少尉所属的弓兵，在暗中弹压，或许可以使不逞之徒不至于立即猖獗，而全县善良百姓也靠此苟且求生。如今如果上面禀报严加防守，命令他们全部赴郡，郡中得到这些人未必有补益，而这个刚刚残破的县邑便会大受损害。希望您体察怜悯，特许免于征发，那就实在幸运之至。这不只是我个人保全自身的打算，实在是全县的幸运。建安的盗寇，不知任都统将如何处置；虽然可以预料能够擒获，但从顺昌、将乐一带都是贼寇出入之地，没有任何屏障，万一他们借道顺昌，奔袭将乐，不知将用什么抵御。此前有一股贼军直趋沙县，进入尤溪，如入无人之境，正是因为这一带独独缺少防备。因而见到任团练时，请再同他商议此事。仓促之间草草写来，言语不能说尽，只有祝愿您为百姓更加保重自己。答廖用中侍御。秋暑正盛，恭惟镇抚事务清暇，台候起居万福。自去年在剑浦与你分别，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您的问候。正当怀念仰望之时，忽然承蒙赐下教诲，欣喜慰藉之情可以想见。很听说漳南自从遭逢艰难以来，风物与从前没有不同，百姓淳朴，事务简少，赋税徭役容易办理；这条道路已经通行，上下相安，更使我久存的牵挂得到宽解。不肖屡次请求归去，但帅座不允许，晚年独居，事事不便。近年又稍稍修葺了祖先的田产，希望退处之后能够不求别人而得到温饱；因为这次出仕，前功全都废弃，孩子们又失去了学习机会，我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不只是因为无所补益而想辞去俸禄。丞相在南昌，把衰弱变为强盛，把贫困变为富足，威令已经施行，安坐而无事，正是我这种衰老之人偷闲、苟食俸禄、随时进退，难道不是自己的幸运？但所喜爱的事情并不存在，也只能听任穷困的命运罢了。大概从去年冬天到今年夏天，我月月请求离去，是说想周全人情，不免被事情拖住；天气稍凉之后，应当一定实现自己的志愿。恐怕您想知道其中曲折，所以一一写明。恭请您为道义保重身体，上合您的眷顾倚重，下慰藉人们的期望。不再赘述。与梁兼济提刑。

译到郡后，承蒙周守给我看德久写给龟山和您的两封信，随即写好咨目，想交给欧承带去，也便于奉还给您。不料欧承匆忙离开而没有告知，于是信一并留在少贾那里，还未发出，忽然家中送来正月间您答复我的手书。信中眷顾之意深厚，慰勉周到，大大消解了我久仰您的怀念之情，幸甚，幸甚。另纸谈到不称德字是不对的，并且责备我，更承蒙您不以我为鄙陋，只是我是什么人，敢承当这样的情意呢？渊刚侍奉了斋时，看见龟山给他写信，其中谈到伯思的先祖，都称字，唯独称李德骏的官职。了斋说，德骏侍奉老师十分勤谨，没有达到可以断绝关系的罪过，按理应当称字。信中反复说了几百字，大概是因为《春秋》记邾仪父称字，而《左传》认为这是尊贵他的称呼。既然如此，由上位者以字称呼下位者，确实是看重他；这就是了斋反复辨析、不能放下的原因。又，渊在绍圣年间曾在京师，当时了斋任博士，黄冕仲任礼部贰卿，两人确实是平生好友。了斋登科早于冕仲，书信往来时虽然各自称字，并不过分；但了斋因为冕仲已经成为侍从，便只称他的官职，这是厚待他。从这里说来，由上位者以字称呼下位者，是认为他可贵；如果下位者以字称呼上位者，就近于僭越了。所以凡是普通庸常之人谈到前辈显达的贵官，一定称官职；不这样做，就叫作不逊。如今渊年纪虽然比同辈大，但学问没有长进，德行日益衰退，所知所能都落在别人后面，同普通庸常之人相比，彼此相差不了多少，我哪里敢倚仗年长而招致不逊的讥议呢？所以此前称呼公时称官职而不称字，并不是我敢于谄媚，只是为了避免僭越罢了。这也是了斋留下的教诲。虽然如此，公的义气也很高尚。您身为部使者，又曾参与丞相幕府的谋划，为众人所仰戴，却反而过分谦抑，屈尊表达乡曲之人的敬意，降低身份同寒微废弃之人相处；如果不是忘却自己的势位、按照礼法自我约束，能够这样做吗？假使不肖我固守从前的做法，不再改变，那么公的谦抑便不能在朋友之间彰显，而渊也就开始获罪了。恭敬地承受您的雅意，怎敢不敬谨听从？从今以后，谨以亲戚的情谊、知交的旧谊，牢记并服从您的教诲，不敢失坠。有人问到此事时，我就把公的意思告诉他，希望可以避免违背礼意。姑且陈述这些情由，仰谢您的万分之一，不再赘述。又。李德骏以唐县令的身份抗拒贼寇，战死于军中。他的家属幸而在贼寇尚未到达时先逃往京师，后来南归，屡次被群盗追上，行囊财物全部耗尽，剩下的只有妻子和五个孩子，其余人都被杀害。如今他的妻子又去世了，几个幼子寄食于外家。他的侄子铗一向跟随德骏学习，后来不适合以儒业进身，凭武艺取得官职。德骏家中的事情全靠这一个孩子，遇到缓急确实得到他的力量；他现在任黄州监税官，任期届满、接替者已经到了，却忽然被淮西漕司李公弹劾。李公驾驭属吏十分严厉，凡事一定核实，已经追究铗，令他赴蕲州狱。铗难道会完全无罪吗？然而他的家距离审问之处二千多里，那里并没有强干的子弟照管他的家属；妻子儿女如今已陷入狼狈境地，实在值得怜悯。您离开淮西不久，当地一定还有相识的人，或许可以托人书信往来，烦请替我问一问，想知道事情真相，以便回报建安，幸望您留意。万一确实有罪，当然也无可奈何；或者使者只是借此警戒他，也未可知。这样也可让他的老母得到消息，稍稍安心。得到一个确实的消息，可以救活两家的性命，也使为国死难之士的后代不至于填尸沟壑，这正是仁人君子应当动心的事情。又。长沙控制上游，在本朝是重要的镇守之地。从前内外无事时，也一定选择贤能、有才、声誉素来显著而能够使人信服的人担任主帅，不敢轻率授予。何况如今正值艰难之际，更应当慎重选举而交付给您，谁会说不合适呢？这就是有识之士彼此庆贺，亲戚朋友之间欢喜得睡不着的原因。地方遥远，不能当面庆贺；又没有方便的机会，久久耽搁了问候。先承蒙您赐下惠书，怎能不惭愧感激？谨借此机会回复，略微表达欣喜之诚，恭请您明察。兼济平生有意于功名，未能完全施展平素的抱负，如今遇到圣主深知，特别隆重地委以重任，实在足以有所作为了。幸勿因避嫌而推辞。私下认为事奉君主的道理，只要能够实行自己的志愿，便不应以路途远近有所区别。湖湘虽远在南方，但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国家的安危都系于此地。倘若贤者不嫌弃当地百姓，并且继续不知疲倦地努力，日后的成效哪里难以谋求呢？愿您勉力而行。将来若能在田野击壤，安享余年，也要依赖您所能做到的事情。此意实在恳切。柘皋之战取胜，真是值得庆贺。大概朝廷到了不得已之后才用兵，所以取得报效如此迅速。从此中原可以据守，祖宗的基业也可以恢复了。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渊虽然获罪废弃，听到这样的胜利消息，喜悦之情同那些得志而实行道义的人没有不同。何况您出任一方主帅，关系到百姓的安危，欣喜畅快应当怎样呢？渊去年秋天冒昧建造了几间茅屋，如今已经搬进去住了。但起初没有料到费用如此之多，所以从春夏以来贫困得厉害。有人说应当请求祠官，近来已经派人到行朝投递札子，恐怕未必能够获准。若朝廷不答应，也不再治我的罪，仍旧闭门不出，那也是幸事。用中春天得以相见一次，他被降官却很不在意。子献侍奉双亲，安康长寿，也没有什么事。每天早晚能够同您往来游处，即使只是隐遁之迹，也是我的幸运。正好李兴祖来了，自称同您有半面之交，坚决要求到湖南拜见您，所以得以奉上这封信。因郎中事务繁多，字写得草率，请千万不要怪罪。兴祖是叔平提举的儿子，是光祖的弟弟。光祖的贤能，以及他家世子孙的详细情况，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兴祖过去所积蓄的产业，几年来已经略尽，常常被饥寒所逼。这次出行大概是不得已；而且今年女儿应当出嫁，儿子应当参加省试，却没有办法筹措费用，难道真能袖手不管吗？他贫困窘急而远行，没有自行斟酌，幸望您不要过分惊怪。又。好几个月没有奉上问候您起居的书信。忽然将乐寄来七月间您赐下的教诲，得知您坐镇大藩，远近都敬畏服从。您的起居更加胜常，眷属各自安好，福祉休祥，极大地慰藉了我的怀念仰望之情。湖湘虽然是遥远的地方，但朝廷倚重您的程度如此之深，足以施展平素的抱负，您也应当以此为乐。只是恐怕政绩广泛传闻之后，就会升入禁近之地，不能在当地久任罢了。如今还不能承受您的教诲，面对秋风怎能不惆怅。

译来信曲折周详，充分显出谦逊体恤之意，感激不尽。朝廷今年革除积弊，出人意料；忧国之士起初还以为值得忧虑，后来安然无事，这才知道朝廷的谋划本来就有办法。渊得到祠官之职，稍稍缓解了眼前的困窘，承蒙恩典能够随从自己的愿望，只知道感戴。家中聚集的人口一天比一天多，从前连酒糟厂都没有地方住，如今又有茅屋可以居住。我年纪已经六十多岁，如果还要考虑饥寒，心情什么时候才能稍稍宽慰呢？承蒙您问到，姑且谈及这些。李兴祖不自量力，果然成行远去；起初是被困窘逼迫，于是写几句话向您冒昧求助，也用来答复前信。而公因为我的缘故，削减自己的俸禄赠给他，这样已经足够了。他还反而自称不满意，实在使我惭愧恐惧不已。乘便草草写下这封信，并以此致谢。乡人叶超然想前往明仲那里，路过长沙，因此得以奉上此信。叶超然昨天任邵州外县尉时，无罪却被孙帅削职，如今本应得到参部任用，但十分贫困，没有路费。所以明仲以旧交的名义答应他来，想替他筹划，暂时安排一个代理职位。然而近来看到公文，说这位长官想要退居闲散，我很担心又失去依靠。他为人过于自信，认为到哪里都如同到了自己家，已经穷困断绝；如果幸而有事情驱使他，就让他奉檄前往永州，以此养成他真实率直的性情，那更承蒙乡里之义了。至游听说二十八日要出发，长途行走也有人来这里相问，尚未成功，所以把信附上，和叶县尉前后同行。至游可以说已经得到合适的归宿了，替他庆贺欣慰不已。子猷侍奉老亲，闲居十分安稳；与养蒙闲时能够相见。用中也频频通音问。光祖依循义理行事，很快就会相见。恐怕您都想知道，故一并告诉。答李光祖。昨天派专人回来，承蒙带回您的回信；没有几天，黄侁又回来，再次承蒙您的书信。恭敬地得知您近日起居的详细情况，感激慰藉，无法形容。明知艰难却还不能一定退去，本来就是仁人君子的心意；然而您已经没有等到同别人商量，便立即坚决辞去了。难道这是因为您原先已经把退居确定在胸中，真正把退隐看作自己的志向吗？反复阅读您的高论，只增加了叹服。此前我似乎疑惑您是在延续门户事业，因为您过去屡次替亲人应举，恐怕有所逼迫。若您把高尚的事情坚持到底，善始而且善终，这本来就是朋友所希望的。如今您所处的境地，实在已经无所不尽；从此更加光大祖业，恢复旧家的风范，彰明龟山的教训，希望正在这里。这样替门户作长远打算，还有什么比这更远大呢？尚且不能奉承请教，面对秋风更加增添想念。又。承蒙来信说明，去年您慰问我的书信，已经拜领。当天便写好答复，本来应当没有不能送达的。自那时到现在，又过了一年，才收到您的教诲，实在不能不觉得奇怪。此前曾在安止的信中略略提到倾慕渴仰之意，不知是否因此传到您那里，惶恐，惶恐。我们平生共同求学，在朋友之间最为彼此相知，又联结着亲戚关系，情义特别深厚，即使相互扶助、彼此救济，也还不足以表达这种情谊。若说以道相忘，或许还不能做到；所以分别已经很久，却不能在仰慕您的时候前来依托，不能没有遗憾。我年纪将近六十多岁，每天都担心何公也不再年轻。从今以后天天相从，仍然恐怕来不及。既然不能这样做，而书信问候又突然疏远，动辄相隔一年，这难道果真只把在江湖间相逢看作偶然吗？那么平生彼此期望的事情，以后又能希望什么呢？安止的信说，想来您也很久没有得到有光泽的便使传信；附带说到这些话，颇有意味。但我自己宽解的说法是，面对穷愁憔悴、多灾多难的人，又贫困得不能自行派人传信，只要舍弃这些外在的迹象而取其内心，也可以这样理解。您在这方面也有无暇顾及的时候吗？因而整理前面的话，便又絮叨这些，您可以付之一笑。集道的婚事，因为最初是我提议的，所以特意写信说明，并且请您从今以后直接写信沟通两家的情意，使公不必参与其中，实在承蒙您的爱护关怀。不过我前年在乌洲室中，夜寒时靠火陪公闲谈，公曾说到进祖的长女及其婚嫁，说还没有合适的人家，像将乐的两位士人，一位姓廖，一位姓陈，似乎可以托付。至游当时在旁边说，廖家已经询问要同哪一家结婚。我平素同子通交情深厚，便写信给将乐，顺便提到这件事，并且庆贺集道虽然年少守寡，已经为公所知。当时集道正在服母丧，我想等服丧期满；如果令侄女还没有许配人家，或许可以询问。不料子通听说后十分高兴，立即请求龟山老人写信，向思祖求婚，而思祖又同公共同商议后答应了。等到信使来到临安时，已经下定礼了。这样说来，最先提出这门亲事的，究竟是谁呢？既然已经答应，必定是有原因而选取这门亲事。选取集道自有缘由，那么对其他方面也可以略微责备，只要求他尽到礼数。如果对方有难处不能照办，又怎么能强求呢？龟山父子认为这门亲事在他家已经安排妥当；对我们来说，为什么偏偏执着于‘安’这一个字？似乎另有来处。如果他不后悔从前的议定，那么就可以据此宽恕他。南容虽然贤明，但孔子把女儿嫁给他时，对他的取用条件很少，所以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势利之心不值得说，学问又是无穷无尽的事情，本来就更难以要求别人。他家中有老人，顺从老人的意思，似乎也不算过分。您看如何？又。渊很久没有写信，您多次来信询问我是否获罪，实在太多了。您说我已经被弃置在外，如今又重新被收用。八月初承蒙您惠赐书信，感激您的体察，也得知您守孝期间能够支持度日，甚感安慰。然而疏慢失礼的过错，哪里还能用什么话来掩饰，惭愧，惶恐。春天您来信所说的在崇安相见，陈进大概曾经告诉过您。我很想去相见，但起初谋划没有成行，后来又在家中住了几个月；有人说，难道没有什么原因吗，于是勉强成行。到剑、建之间稍作停留，天气已经很热，听说光祖憔悴得厉害，本想前往慰问，不愿徒然屈损义理；但暑天道路已经难以迟行，所以计划经过浦城以节省行程，实在违背平素的心愿，也没想到我的朋友竟然急于相逢，要借此来责教我，惭愧，遗憾。渊五月十九日到达临安，当天接连收到公的两封信，因为一直没有方便的机会附信答复，但您的雅意我已经默默领会了。不久被授予台察之职，辞呈没有获准，进退失措，只能厚着脸皮留在这里，无法自我解脱；又因为宾客书信问候繁多，每天都来不及应付，所以直到六月末，才因循义遣人到泰宁和邵武许守那里，并让他带着咨目前去，大略答复前信。不知为什么没有送达，越发加重了我的罪过。平生相知，想来您不会责怪我；万一因此被您怀疑，以为彼此已经忘情，也是我自己造成的，还能再说什么呢。

译前信中的意见，或许同您不同。如果您说经纶天下的君子处在困厄极点之后便会亨通，我不敢承当这种说法。如今台属不容许议论政事，整天只是处理繁重的文书，做胥吏的事务，日复一日，并不是不想脱身，只是还没有机会。中司的旧友本来了解我的心意；如果想超过从前，使人耳目震动，不只是苟且来任职而没有过失而已【这是来信中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怎样的前辈，才可以把这样的话交付给他呢？渊如此无状，不值得成为您一向所了解的那种人；即使中司志同道合、所说能够实行，对我又有什么可取呢？算了，已经没有平生的志意了，只能保全自身离去而已。这就是我长期对不起光祖、不敢向他有所请求的原因。渊进入台察之职已经四个多月，每天事务越来越多，几乎没有片刻空闲；因为连续三个月斋宿，才得以把亲友的书信全部答复，否则这封信又要拖延了。还耽搁着不能相见交谈，临纸更加仰望。七姨孺人一切万福，令似承务的信我还没有来得及答复，借此向他致意。贤女想来每天都很可爱，孙子是否平安？许守有书信往来吗？听说他曾经出入龟山门下，恐怕您或许认识他，所以顺便问及。其余只希望您节哀、少思虑，作为后学的楷模，其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不再赘述。又。昨天在斋宫中已经写好信，想趁便带出，却没有成功。今晚因下雨作客，稍稍闲暇，便检出您过去赐下的旧信，其中有应当答复的内容，所以再次奉上请您知悉。您说依靠祖先田产，可以稍微供给丧葬费用，难道不是因为对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感到奇怪，反而为我解说吗？不过，毁掉家产来准备葬事，古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样做不能算过错。谈到奠仪，确实失礼，大概就是所谓任凭真情、径直行事，获罪也是应该的。杜延年的事情，我忘了它的起因；您说公的做法是适中的，前些天的疑问，可惜谈话没有说完。‘士为知己者死’，又说‘士要取信于知己’，非常承蒙您的教诲。然而就不肖我个人而言，并没有许多夸大的说法，只是顺从它来谋求一己私利，反过来又用它来迎合众论的公意，这些事情都还来不及做。自古以来，没有人像鲍叔对管仲那样彼此相知；但管仲报答鲍叔，起初并不是靠死。只有豫让这个狂妄之徒，借智伯来欺骗世人、盗取名声，司马子长很喜欢这件事，又跟着把它夸大；可是他所追随的不过是智伯罢了，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如今天下是一家，四海共奉一君，作为臣子侍奉君主，义理上不能逃避，但也有去留。如果有人了解一个人并把他推荐给君主，君主任用或不任用，那么去留便掌握在我自己这里；知遇在他，任用在此，彼此各不相干。如果被君主任用，能够尽行自己的道，以此报答君主的知遇，那还有什么遗憾呢？所以凡是只顾私交、偏爱自己的人，就是不懂得侍奉君主；不懂侍奉君主而能够报答知己的人，从来没有。世人所谓良医，是因为他能够辨识疾病。患了膏肓之疾却把它看作轻微的小病，他辨识疾病的能力究竟怎样呢？如今说这个人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却又担心他错误地施用针砭药剂，这就已经正名说明他不能起死回生了。又说把病看成小病，还吝惜不用妙方，难道不是故意互相借重而编造的说辞吗？然而不肖认为，病人从来没有急切地求医，即使有妙方，也一定要登门到座，数说他将死的症状，强行把药方授给他；这样做而不被人拿起武器驱逐的，实在很少。所以病人从来没有真正被任用，公却认为他已被任用；医生从来没有施药，公却认为他错误施药，这就是我不得不怀疑的原因。孔子说：‘先实行自己所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这是光祖拿来教导不肖的话，前一封信的意思已经大致说尽了。‘归去来兮’，也应当另有说法。孟子说：‘迎接他时表示敬意，礼貌周全，既然说将要实行他说的话，便去接近他，礼貌没有衰减；如果说了却不实行，就离开他。次一等的，虽然没有实行他说的话，但迎接时敬意周全，也可以接近；礼貌衰减了，就离开他。’ 如今我还没有说过什么，便难以责备他不实行；说了却不实行而离去，实在也还不晚。不知您认为如何？渊并不是喜欢争辩的人，只因光祖责备我，而我没有得到答复，所以也不得已这样说。应之的叔父起初想离去，是因为贫困。自从升任郎官直到检详，俸禄更加丰厚，而所任职务是有司的事务，凭自己的力量可以办理，所以留在家中；但家中没有可以立锥之地，并且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如果一定要求外任，必须等待遥远地方的空缺，用什么来供养老母亲呢？所以像应之这样留下，我不认为是过错。勅局改换官秩，可以辞，也可以不辞。为什么可以不辞呢？因为召他担任删定，朝廷对待我不过如此；我又认为担任删定并不惭愧，那么凡是按法令制度应当接受的，都不必推辞。光祖认为这样对吗？事情不难，便没有什么可以显示君子的地方；但又要戒慎，不要去做本来无事可做的事情，请您千万体察，幸甚。又。自成才回到乡里，承蒙您寄来书信。您说大约愿意来访，六月中旬以后可以到我乡里；我日夜盼望车马到来，所以没有再写信答复。到了七月底，收到安止带来的问候，才知道您的尊候曾经不适。于是拖延下来，想派专人探问起居，偶然又被事情牵制，没有成功。忽然承蒙您赐下书信，得知您所患的病已经平复，上下全都康健，大大慰藉了我的思念。相见虽然还很遥远，且喜彼此都没有灾病，以后终究可以希望相见，幸甚，幸甚。承蒙您把《易传》《参同契》给我看，使我这个衰老而学识空疏的人得以展读，听到从未听闻的道理，仰佩您不知疲倦的教诲。您的情意实在深厚，我怎样才能承当，铭刻感激，铭刻感激。但来信说，您所著的文章想取正于渊，并且说‘龟山已经去世，我道衰落，学者很少知道利与善的区别，责任在不肖’，这话过头了。龟山同二程先生相比，只差一间；而明道同孟子相比，还不知道谁先谁后。二程对于孟子，大概是听闻之后才知道；龟山对于明道，则是既见到又知道。龟山已经不可企及了，但他用来垂示后世、流传久远的学说，仍然不能没有遗憾。何况学习龟山的人，起初并没有什么见闻，偶然被我的朋友赏识，便想让瘦弱的人享用壮者的食物，强迫他背负重物，他果真足以胜任吗？

译您所说请我指正的意见，虽然出自谦逊的教诲，我也不敢承当。像光祖这样的学问，凡是出自龟山门下的人，没有见过能同他相比的。至于耳目脚步都达到的境界，应当在古人中寻求，了解的人都认为如此，并不只是我个人的私见。倘若有所著述，自以为已经得到真意，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会改变我的说法；那么还要让谁来指正呢？只是书稿还没有刊出，承蒙把它给朋友看，幸而先让我一览。有疑惑而未能通达的地方，允许我提问而不要拒绝，可以吗？如果这样，我愿意听到您的片言只语，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愿望吗？您的文字浩博，即使连续阅读几天，也还不能遍览；来使催促回去，我便想把书稿留下放在案头，早晚玩味，等有了疑问，详细列成问目，再连同您所示之书一并奉还。或许此前相见有期，我将亲自叩问，请不要惊怪。草草写来答复。您说不想让它流落到别处，我已经完全了解您的雅意。其余只愿您为道义多加保重，自我调养。又，附有内柬。《易传》序言，并且阐明《易》经过三位圣人而成书的缘由，极其详细明白。反复体味，不能忘记赞叹。《易传》各卦的解释留在这里，使我用了一天两夜，也只能略略浏览。大体上都可以流传，间或有不能没有疑问之处，是因为所见所闻不同。比如《乾》《坤》两卦的解释，共有十八条，渊所疑惑的往往超过一半。至于论说天德、鬼神、潜龙的忧乐，把天下以及‘直方大’等说法同孟子论气相比，也有不同。把余庆、余殃作为根本，似乎不应有这样的说法；没有及早辨明，又说不是因为没有及早辨明，这些都是不肖所疑惑的地方。‘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上一句本来就是四个字，下一句承接上面的意思。《乾》卦中像‘大象’下面最初解释爻辞的五句，以及又解释‘或跃在渊’的两句，同承接‘刚健中正纯粹精’以下的三句，句法全都如此。有人把它说成《干》卦的七种德性，大概是不懂句读而妄加穿凿的人，又有什么值得辨析的呢？至于说‘干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只应当读作一句；不知道是谁把它读成两句，像渊的意思那样，这仍然不对。断句一直到‘不言所利’作为一句，才符合《系辞》的意思。这类解释，大概不值得收入书中。公认为渊只是在议论一处文字版本的不同，其实已经有说不尽的话；远方来信，怎么能够仓促间仅凭纸笔说尽呢？切望您明察。又。八月间承蒙您赐教，我就借回信使者写信答复，想来已经送达您的左右了。至于所谈《易》的那一处，我的言语粗疏率直，不知您是否见怪？范蜀公和司马温公往复辩论了五七次，仍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而不改变，当年的书信还都保存着。这若是意气用事的人的作为，可是两位公的情谊却像金石、胶漆一样牢固。如今的学者，往往随着世俗的高低而互相迎合、谄媚；一旦对某事有所赞成或反对，便结成芥蒂，前辈的风度流韵已经没有了，实在可惊可叹。就拿我们这些人来说，近年常常因为书信往来疏少而彼此责怪，然而笔墨往来，也不过是叙说寒暖而已；过失自己不知道，学问也没有长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古人以文章来规劝朋友，以朋友来辅助仁德，似乎不应当这样。只有您光祖，不以世俗的态度对待我，来信时从不不先以规诲为要，这番情意实在深厚，我怎敢不接受奉行？这就是我不顾浅陋，凡有疑问便一定要来请您指正的原因。不知光祖能否洞察我的内心？前一封信中所说的是非，我不敢固执地以为自己正确，只希望能引发您的高明议论；如果您万一不吝赐教，那就是最大的幸运了。给邓端友通判的信 仲冬严寒，敬想您的尊体万福。严作德和张彦时一同来，承蒙您赐下书信，我也已经赶紧答复了。又收到赵巡检所示的来信，得知您近日起居任事的详细情况，尤其感到宽慰。您的政绩声誉已经远播千里之外了。居上位的人得到贤能的辅助，处下位的人有所依赖。如今监察郡政的官员，千百人中也难有一个这样的。度牒不许强行摊派配给，金的征收按各地产出等级办理，不拘泥于原先下达的数额，便容易办理；又有像您这样的朋友奉行此事，我们闽地就无须忧虑了。渊我长久在台中任职，没有什么补益，近来又蒙受恩典而授职，因而请求外任，已有诏令却没有获准。如今仍在供职，年老而又承受非分之职，只有非常惭愧恐惧罢了。尚且阻隔未能相见，只希望您为百姓保重并多加操练。严作德被荐举削职，仍然不足以说明他的才能。廖丈已向郑使进言，郑使已经答应了。听说您和陈漕关系稍为亲密，能否替他说一句话？作德临政时，百事都超过常人，只是过于孤寒，使人难以出力帮助他。即便如此，也不能不留意。少綝在松溪，古锥已经放出光芒，正是所谓守本分的僧人，可喜可喜。他捕获盗贼后就砍断其手臂送到狱中，仅这一件事，也已经超过常人了。近年以来，做守令的多致力于招安，大概只是苟求无事以便自己罢了。刀锯斧锧本来是用来铲除恶人的刑具，如今恶人反而拿它们来残害善良，没有加以禁止，反而命令官府去做，这将用什么来表示劝善惩恶呢？所以中司曾经极力议论建宁的事情，只遗憾没有完全施行。恐怕有人会对松溪的事产生疑问，所以略作解释，也请代我向少綝致意。多年没有收到他的书信，我一直很挂念。正好这里宾客纷扰，我抽空写下这些话，不能一一说尽。又一封。今年春天来得很早，三月还没有过半，各种花草已经衰败凋零。我居处贫困而事情又多，晚年身边少有同伴，早已厌倦出游；加上风雨连绵，只能在睡梦中度日。不知端友您正值盛年而监察一郡，情形究竟如何？官事无穷无尽，也会妨碍您寻乐吗？我倾心渴望到了极点，只恨不能早晚跟随您游处。您所送的新茶，曾经由有鉴识能力的人挑选出来，终究不同寻常。我多次和佳客一起烹煮品试，只知道感激罢了。您来信要我替您鉴别，我本来不能辨别，又不敢说奉承话。我曾经问过子猷，他认为制作非常精细，不是寻常品种。可是茶汤承受不住水力，香气不远，滋味也短，难道今年所得的茶就只有这样吗？或者是用处太多，平均分配后不能广泛供应吗？子猷也这样认为，而且说前一天回信只说好，是因为如果据实相告，恐怕会断绝以后再送茶来的路。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万一您因此试探我，后来知道容易得到佳品，您难道还会轻易拿出来吗？姑且借此致谢，略述一时往复的话，想来您读到这里一定会捋须大笑而不能自已。梦授舍弟曾经从建安出发了吗？一点消息也没有，难道要等踏青之后才回来吗？后园的景物已经凋残得不忍举目观看了。没有机会承受您的款待，面对春风不禁惆怅。只希望您承蒙来信，保重身体。就此搁笔。又一封。

译秋暑令人畏惧，承蒙您赐信，敬悉您居丧期间身心摧伤劳苦，勉强支撑着服丧守孝。又听说您穷究佛法的奥妙，深入不二法门，进而达到冤亲平等的境界，可以说是顿然有了进步，令人钦佩仰慕。我的病体依旧，旧日所学完全荒废，承蒙您发明其中余绪，指示心要，更加符合我的愿望。您来信教我放下家事，安静地处置它们，这样百病自然会除去。您认为前代祖师只是劝人休息，这句话尤其直截简要。可是我还有一点疑惑，更想来请您指正，实在不能自已。我愚笨不肖，未能完全通晓释氏的著作，常常只在儒教中把文王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以及舜恭敬地端坐正面南方而治这两件事放在一处来看。我又曾略微听说祖师垂训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话，不知这是已经休息的人仍然如此，还是在尚未休息以前也如此呢？丰干回答别人询问时，只用‘随时’两个字，确实得到了休息的意思，不知这是穿衣吃饭以外的事，还是就在穿衣吃饭之间呢？敬请您的高明详细指教。渊我既然多病，又被家事牵累，一听到休息的言语，便欣然像有所获得。您已经开了头，更希望您不吝反复教诲，也许我在衰老之年还能有所省悟。近来服药已有些见效，与初夏相比稍有不同，勉强可以出入；首先应当登门拜访您。未能相见之前，还请您节制哀伤，保重自己。不宣。给魏邦达侍郎的信 很久没有到您的居所问候了，并不是因为事务纷繁而忘了仰慕您，实在是想到您的哀痛摧伤之情还没有解除，已经疲于应酬，不愿再以书信末礼来烦劳您的阅览。沈倩来此，反而承蒙您还记挂我并赐下教诲；虽然有幸听到您的近况，足以自慰，但惭愧恐惧更加深重了。不知您最终能否宽恕我并非有意疏忽？先前您来信一幅所说的话，我怎敢不听从。今后有便当常常问候您的起居。我的惶恐之情，言语无法充分表达。渊我在仲夏下旬到了临安，便承蒙您屈尊赐教，您委婉周详地周旋应答，甚至写了好几页纸，使我感激宽慰之情无法言说。然而送信人一离去便断了踪迹，所以没能及时上报，又劳烦您再次询问，更承蒙您勤恳眷顾，我尤其觉得自己疏慢，无罪可逃。族弟和沈氏亲自来见，都说您辗转存问于我。渊我是什么人，竟敢承受您这样的爱念？实在知道这是幸运，知道这是幸运。我的才干在台中没有补益，长久不能离去，已经屡屡辜负知人的明鉴。似乎听说朝廷还没有答应我请求外任，实在不知道今后如何处置。希望您指教，倾心渴望，倾心渴望。敬闻丧事已经办完，您在种植槚树、松树的闲暇，不要以身体毁瘠、形容憔悴来显现孝心，这样才是后来追报亲恩、为人所仰望的做法。古人安葬以后阅读《祭礼》，难道是因为还要在家庙祭祀，所以终身保持思慕之情吗？把孝心转移为忠心，本来就是一回事。正当遵循修养、等待时机的时候，难道能忘记日后经世济民的事业吗？愿您努力进食粗淡的食物，以礼法自我克制，上以符合皇帝的眷顾，下以慰藉士大夫的祝愿。我这些微的诚恳之意，不是出于私心。又一封。昨天沈倩经过您的住所，幸而得以参见问候。回来后听到您的详细近况，已经足够让我深深宽慰。何况您又拿出台阁手书给他看，您眷顾、保存并抚慰我的情意实在深厚。在迁谪贬斥之中，谁还能有这样的情意？只是以善意养护他人，不分亲疏远近，本来就是长者一贯的事情。然而像我这样不肖的人，凭什么承受得起呢？感激铭刻，感激铭刻！沈倩很能转述您挂念我的话，我尤其来不及把它收藏在肺腑之中。若不等将来当面承受教诲，便无法向您致谢。前些时候往来于江、闽之间，失去了一次相见的机会，我区区归依仰望的诚意没有机会尽情倾诉，至今仍以此为遗憾。每次和子猷谈到您的名望德行之重，从来没有不钦佩仰慕的。只有您的议论确实著名闻于天下，为海内士大夫共同称赞。然而您多年退居，始终没有实现施展才能的机会；贤者处于显达或隐退之境都能安然自处固然如此，可又怎能辜负人们的期望呢？上天或许终究会有办法使您得到施展，只恐怕世俗的常情尚未察觉罢了。我踮脚仰望您，把一天当作一年，这并非我的私人感情而已。渊我今年春天偶然遇到躲避盗寇的事情，离家一百里以外，寄居在古寺中，共半年之久。那里地势非常低湿，因此患了脚病，困卧数月，直到现在还没有停药。期间又接连为琐事和疾病所困，有人甚至丧亡；因为这些忧患烦扰，人事几乎荒废，所以即使就在您的身边，也没有空暇找机会写信问候。不知您能否体察？渊我年将七十，即使还有余年，又怎么能长久呢？之所以还不能请求退休，是因为家贫而负担沉重，连豆类和絮衣都供给不足。先前朝廷授给我奉祠之禄，今年冬天任期将满，便可以挂冠退休了。恐怕您想知道我近来的困苦情形，不知不觉说得太详细了，幸望宽恕我的絮叨。给胡康侯侍读的信 龟山先生去世，后学无所依托仰望，这是海内有识之士共同悲伤哀悼的事。何况像我这样与他有骨肉亲情、又有承奉之义的人，追念往日他教诲抚育的恩意，痛苦摧心，情怀究竟应当如何，实在无法叙说。先前承蒙您来信慰问，我捧读之下悲痛感伤，无法用言语形容。想来给事您和龟山先生道义相契，天下共知；分别多年，忽然听到这个讣告，料想您的哀痛一定很深。渊我前年办完亡妻的安葬事宜后，便到了宁化，请沈氏女子回来。匆匆到了冬末，直到去年春末才得以到将乐一次，每天和梁兼济、李光祖陪随老人拄杖出游，畅饮甚欢，连着几夜都没有一点疲倦，至于文字方面则没有空暇详细谈及。偶然因为用中急着赶路而分别，也想在初夏再来，打算长住。谁知回到家中便被脚病困扰，未能兑现约定。后来听说他身体不适，也以为是平常的小病，过些日子便会不服药而愈。哪里想到他先前还那样强健，两个月之间便隔开了生死，痛苦啊，痛苦啊！唉，世上难道还会有这样的老人吗？实在足以让天下人悲恸。我面对信纸流泪，言语不能说尽。渊我蒙您嘱托编次，认为龟山的著述文字不能有所遗漏。这本来也是我的心愿，但自从多事以来，不免散失，已经嘱咐昭祖安心搜求，现已找到十分之六七。等文集编成后，应当抄录呈给您。《论语义》比壬子年所见的本子又有改动，前十篇以及《三经义辨》都有手稿；另有《易义》三十多卦以及《日录辨》数十段，文义灿然，早已没有什么可以增删的了。唯一深深遗憾的是没有完成全书。至于《中庸解》以及他所作的诗，用邹德久所写的本子和晚年删定的杂文清稿，读起来都没有需要改正的笔误，这些无疑都可以流传。只有《明道伊川语录》本来想加以修订，却没有空暇；又因为我遭遇妻室之丧，回沙县安葬，长久不能到先生身边侍奉，于是无人催促使它完成，这更加令人痛惜。《三经义辨》已经校对确定，增加了正经全文和王氏的义疏，编成十卷，早已送进去，却还没有得到回复，不知诸位又将如何处置。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道统，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想来给事您对此也不能忘怀。没有机会承受您的教诲，笔墨也不能详尽；想要陈说的事情很多，在感泣之余，实在惭愧写得草率。

译承蒙您不嫌弃而嘱托我推荐徐尉，我已在当天把来信呈给丞相了。这位公学问有源流，志向品行非常笃实，即使没有您的话，居上位者难道会不知道吗？龟山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两年了，追念往昔，只有深深悲痛。圣主推崇伊洛之学到了极点，士大夫争相奋励，却只是立志于利禄罢了；也有人不明白这一点，反而吹捧传播那些邪说和横议，使它们充塞道路。我们的道统是多么不幸啊！正在这样的时刻，德行高尚的人已经去世，没有人可以托付，而至理精义又隐没而未能彰显。先生长者难道能不为天下动心吗？恐怕可以借《正经义》的言论上达圣听，所以姑且替它分别说明，希望能够在狂澜已经倾倒之后挽回一点局面。您看如何？《论语义》比旧本增加了文字，只因没有人抄录呈送。现在依照您的来信，抄写了‘子贡问夫子为卫君’一段和《学而》首章，把已经改正的部分删去；至于《易义》和《诗》卷，也还没有空暇抄录。《义辨》向伯海已经让人抄送，比进呈的本子多出三十段。恐怕您还不知道，李光祖近来得到删定官的职务，最近在这里相处了一个多月便离去；他的学问和见识确实有过人之处，姑且提到这些。近来谏省已经议论伊川之学不可作为训典，后来又有人以李处廉为由提出意见，诏令也下达了，说这是吕书中的文字，也不容易发出。听说如今士大夫之间有从伊川那里有所获得的，无论深浅，皇上都已经知道了；那道令人失意的诏书，只是迫于崇尚同一论调的说法罢了。您被召入朝，大概是严旨亲自决定的，所以诏书从宫中直接发出。旧例是宫观兼任侍读，这是前两府重新起用的渐进之阶，圣意也就可知了。您的辞札中温柔敦厚的气韵充满文字，请求展期的说辞最终一定会获准；只是尚未起程之间催促不断，不知是否还会再用文字进言？我们相距很远，没有机会当面询问，切望您详细告知。明仲舍人近来寄给我《春秋传》的印本，雕刻极为精美，十分感谢您远道寄赠的深厚情意。近来事务清闲，因此得以反复详细观看。虽然我的见识不足以窥见它的深奥边际，但我们的文章道统所寄托的内容，不会超出这部书。衰老之年还能坐下来参与讨论，实在幸运。《三经义辨》还没有蒙准颁行，而用中却用公使钱刊刻了本子，恐怕不以伊川之学为主的人又会开口非难，难道这样也可以停止吗？近来收到子发内翰的信，认为送入秘书省是对的。先前曾有诏书加以奖谕和指示，后来又寂然无声。纷纷的议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平息，只是还没有果真上章抗辩罢了。道统难以彰明，实在值得忧虑。世上的事情都悠悠然，朝廷应当安静地处置。大概是要惩戒前日的过失，恐怕必须得到真正的贤者，并且得到众人的信服，议论才会平定。再给龟山先生谏议的信 渊再次答复：近来不知您居住在维扬的情况如何？想来君臣道义相合，志向心意可以得到伸展。然而您老人家今天所负的责任实在重大，中兴的功业，天下人早晚都在盼望。不知有谁能够帮助您完成这件事？盗贼遍布，中原已经被敌人占据，退而保全东南，这是孙仲谋也认为非常困难的事。至于亲自披甲上阵，和武夫悍卒同处，经过百战而能取胜，然后才能守住。当时的人物如周瑜一类，都是百世难遇之士；其他智勇之才纷纷涌现，无法一一列举。并不像今天这些养交取禄、怯懦怕死的人，然而当时尚且战战兢兢地自保，不敢向北窥伺曹氏。想要谋求统一天下，为什么没有做到呢？这是因为形势不利。如今敌人的祸患比曹氏更强，而朝廷之上却茫然没有防备，天下士人闭口不言，不敢奋身直言、出力排难以应对国家的危急。正在这种时候，即使有伊尹、傅说这样的人，任用他们又不专一，对乱局有什么帮助呢？由此说来，您今天的责任，即使想以不能胜任为由推辞，也不能逃避。听说王公已经超过八座官阶，恐怕将授中宪；如果果真如此，您离去的打算就不能再迟延了。若因此而登上二府，恐怕更加辜负天下人的期望。我这个不肖之人至亲近地受教于门下，如果说我是谋求私利、追求升进，便不会说出这些话；只希望您深察我的本心，那就是最大的幸运。《默堂集》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默堂集》卷十八，宋陈渊撰；给邹德久郎中的信 令弟来见我，说李枢密家来信报告：您已经授官，又被召见，尚未到京，授任密院编修。贤能之人逐渐得到进用，士人舆论都为此庆贺。何况朝廷甄别录用盛德之后，任用恰当的人才，更值得天下庆贺。前次承蒙您来信，足以看出您的深情。不知您什么时候到京？哪一天引见？已经赴新任了吗？李公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臣，前面的功劳非常伟大，今后的责任更加重大。得到我友在左右相助，大概可以抵挡万人。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要达到广大境界，就必须穷尽精微，连一丝一毫也不能遗漏；如果精微有所遗漏，广大之体就会亏缺。潮头经过的地方，没有另外的水浦；潮势尚未回转，便已经进入沟港。气势横贯八方，而他的内心却更加谨慎细密。这样之后，人才便能为他所用；至于笾豆礼仪等具体事务，自有主管官员负责。这些话在德久或许有可取之处，至于我本人没有别的愿望了。又一封。我多次从令弟德裕那里听到您的近况，足以慰藉我的怀念仰望。又蒙您眷顾挂念，再次赐下亲笔信。虽然承蒙您没有把我当作远人而抛弃的情意，但惭愧恐惧很多。您来信说很久没有收到我的书信，恐怕认为我这样做不足以端正自己的过失、辜负您的厚意。如今国事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希望您诸位专心处理世务，不要把精力虚耗在人事往来上。书信没有接续，又有什么可怪的呢？北方连续传来捷报，大大宽解了远行之人的忧怀。何况您身近朝廷，您的喜悦就可以想见了。从此海内平定，不只是那些能够施展志向的人可以享受福泽，即使退居而安闲度日，也尤其值得快乐。幸运，幸运！久别以来想对您说的话很多，面对信纸只感惆怅，连万分之一也说不出来。又一封。德久以英俊伟岸的姿态闻名天下，虽然曾经得到识拔，却长久处在闲散职位上，不能满足舆论的期望。似乎听说他没有机会施展才能，郁郁不得志，很想引退，这实在不应该。汉代金马门本来是风云际会之地，东方朔却在这里避世；应该是身处显位而能够自晦，这就是他成为贤者的原因吗？何况先人的德业尚未显明，圣明的鉴察不会遗漏，天生的杰出人才一定会有施展的机会。姑且安于职守，以等待振兴提拔，这是朋友最大的愿望。渊我屡次请求归去，主人却不答应；离开对公事没有补益，对我的私下打算也不很方便，只等暑热退去，再谈前面的事情，一定可以脱身。又一封。叔祖右司德行盛美，名望重于四海，人们都期待他来使百姓安康、济世救民，不幸突然去世，谁能不悲痛哀悼？何况在骨肉亲属和子孙辈中，平生受到他深厚爱护的人，他们的痛伤应当怎样呢？渊我不肖，从孩童时起便受到他的教诲抚育，至今将近三十年；他抚念、勉励我的心意，时间越久越没有改变。回头看自己困顿艰难、忧愁憔悴，道德学问没有修养增进，使师友蒙受玷辱，面对他们实在无颜自处。可是去年在南康拜见他时，他教导我说：‘凡是读书做士人的人，不应当让利欲扰乱内心。偶然得到的荣华，我起初从未以此来期望你。’不知他为什么对我这样说；仰念这份恩德，想要报答却无从着手，只有极度悲伤、感动、惭愧和叹息罢了。维扬的葬事未必符合亡者的心愿，但总之能够依礼及时办完大事，能够无所遗憾，已经很多了。至于身后的因缘业果，就交给造物吧；除此又能怎么办呢？渊我正处在困乏之中，想去拜见崇仁的诸位尊长，又因为徒然前往没有益处而作罢。如今专门派人前去致祭，请他从江阴回来时把这些话带到这里；我的诚意实在无从表达，絮叨至此也很惭愧。龟山寄居在毗陵，有房屋有田地，可以长久居住，这些全是我朋友的力量。虽然尊敬贤者、喜爱善人的诚意无所不至，但谁能做到这样呢？实在令人感叹佩服。世道到了这种地步，只有勇于坚决退隐才算得当。可是退隐后没有粮食，安居实在困难。听说整顿方面的事情，颇有重新叙用的迹象。您想要彻底退隐长往的考虑，已经很深了。鸿雁高飞，弋人还会有什么企求？这实在可让当权者为之叹息。又一封。分别以来忽然又过了五年，我对您的教诲议论一直倾心渴望，从未有片刻忘记。只是因为相隔遥远，不能多次问候您的起居，至今对此惭愧歉疚。前年陈梦兆派人到京城，路经浙江，我曾写了一封慰问信，托杨家诸位公代为呈送。最近送信人回来，得到龟山的书信，其中没有提到这件事，不知道那封信果真送达了吗？我流落失意的踪迹，是众人所弃的，德久您却未必嫌弃我。大概是事情太多，才没有空暇彼此扶助罢了。去年我失意，从洪州、抚州一带回来。到家后几次想问候龟山，可是乡里的仆人不肯进入浙江，因循拖延到如今；今夏才得到便利，托人附上书信，那么其他地方没有书信往来的情况也就可知了。之所以这样，想来各有原因，不值得向我的朋友详细说。近年以来，从龟山门下出来的人，像参星和辰星一样不能相遇；不是南北阻隔，便是显达与隐退志趣不同，或者中途自行废弃。唯有我的德久，道义更加隆盛，名声普遍闻知，凡是我们的同学都在他之后，这正值得主持斯文的人庆贺。幸而我和同志相交，难道不仰慕您的德行吗？只是才力微薄而无所作为，驽钝困顿而自我滞留，徒然更加惭愧叹息。渊我求取俸禄的打算也很可笑，但身处穷途，想免于饥寒，不得不这样做。仰望高人，仿佛远在云汉；从今以后只怕埋没在尘土中，不能实现跟随您的愿望。请借他人之便或蒙您寄语，告知您鞭策教诲；对于我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请不要只让我独善其身。不是德久，我还能仰望谁呢？再给向伯恭侍郎的信 芗林幽居的名声闻于天下，本来就是我在梦中也不能忘记的地方。自己估量还能够走一趟，也许可以满足平生想承受您教诲的心愿。然而世路风波动荡，恐怕会连累别人，只能坐想您的居处，徒然更加叹息仰慕罢了。渊我年老志衰，其间蒙朝廷登记录用，从闲散职位中拔擢出来，都是由于您过去大力荐举援助的缘故。您难道不知道我而屡次试用却没有功效，使自己处于废弃之地，反而成为知己的羞辱吗？还有什么比这更惭愧的呢？我想等奉祠官任期届满便设法挂冠退休；这个打算如果能够实现，就可以千里迢迢跟随您游历了。面对信纸更加怀念，言语无法承载。僧人祖初昨天住在峡江善法寺。己酉年渊我赴陕西右路受辟，经过峡江时认识了他。后来遇到南昌的变乱，便在寺中卸下行李。没过几天，山中盗寇同时兴起，远近都遭到劫掠，前来避难的人像云一样多。甚至有全家人衣服都来不及穿整齐的，祖初公都把他们安置在暖室里，早晚供养他们，丝毫没有吝惜之情。这样过了数月，等到他们离开时，祖初没有取他们一丝一毫的东西。这难道是寻常那些赤身光头、露足持钵、自谋生计的僧人所能做到的吗？因此我一向爱重他，只恨自己衰老晚年流落在外，无法取得世人的信任，白白使这位老人修行功业未能显著。近来听说他曾因年成歉收，无法缴纳官粮，便离开了善法寺。到现在又过了多年，常常连斋饭粥食都供给不足，年老而无所归宿，最值得怜悯。希望您能借机从容委婉地向郡官提及此事，也许能够收留安置他，使他得到一间茅屋可以遮头，就如同渊我承受您的恩赐一样。给李丞相的信

译自从在毗陵拜别、离开您的身边，忽然又过了五年，我内心的倾慕仰望无法比拟形容。长久没有奉上书信，实在是因为我在遥远的外任中沉浮，身处尘劳杂务和卑微职位，自己疏远了您的门下，罪过无法用文字表达，只有极度惭愧恐惧。近来天气渐渐转寒，不知您的贵体如何？敬想您的精神超脱于万物之外，与道合一，所得福祉无量；更加万分祈愿您的调养，以慰藉海内踮足伸颈盼望您的众人，我实在饥渴仰望到了极点。相公您建立了世所罕有的功勋，功业高耸直达苍穹，深深铭刻于幽冥之中。您的忠诚义气，是一切有生命者共同爱戴的。至于您的出仕、退处、进退，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安危。天下士大夫都以您来观察自己是否去留，所以早晨朝廷有一点动静，晚上便传遍四海。渊我虽然身处遥远偏僻的小邑，也能听到您的消息，实在足以慰藉怀念。只是书信问候，起初担心会烦扰您的阅览，最终又导致疏懈怠慢。然而前年听说您暂时经过临川，去年听说您入朝执掌宰相之权，我都曾专门派人送信问候，只是恰好没有送达。这些事情不容易一两句话说尽。只希望大人君子察知我的肺腑，不要赐我断绝往来；渊我实在非常幸运。从前幸蒙上天，让您留居沙阳，使我得以和乡里的后进亲自从事洒扫之役，每天听到您的言谈声音，并且承受您提携训导的特别恩意。众人仰承您的知遇怜爱，遗憾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只希望您身在朝廷，不因江海之大而拒绝细小的水流，也许我们这些人在此时还能有机会效力，不至于成为门下的羞辱。如今世道到了这种地步，您又居于外任，这番情意千千万万，怎么说得尽？只是您的任用和舍弃，是上天决定的；上天如果还没有使斯文丧失，您被重新起用就在早晚之间了。凭着这一点便无须忧虑，但我也不能忘怀。近来，相公您谋划安定宗社，于是进入枢密院，不久又登上台辅之位。当时天下哪怕有一丝一毫才能的人，没有不争先疾驰去追求功名机会的。只有我这个不肖之人辱身泥途，未曾受到陶铸培育，虽然亲戚知旧都认为奇怪，也一定想要设法向您自我推荐。渊我认为：您如果得到几年时间来施展于世，必定能够导致中兴。像我这样衰老而无能的人，若能成为太平时代的幸运百姓，难道不是很好吗？只是大厦将要建成，即使椽桷微小，也不能因为是散材便抛弃。燕雀哪里知道什么，只能在大厦已经建成之后偷偷躲在屋檐下罢了。我只应当替天下苍生祝愿您归来，不敢把私人的愿望放在自己一人身上。渊我到永丰，已经写过三次考核又八个月了。接替我的人还没有到，因此仍然在那里白白领取俸禄。幸而江西各郡县没有事情，可以藏拙养病，其余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春天时，蒙胡帅征召任筠州属官，我没有前往。后来抚谕盗寇的人与我素昧平生，却因许右丞的意思招我到豫章，想要相约一同到行在，又因为故障未能成行。如今又暂代永新县令，新官下个月应当到来，他一来我就回永丰了。从这里到鄂渚不到十天便可到达，只遗憾被官守拘束，没有机会亲自到您门下，瞻仰您的声望风采，只能把一天当作一年。面对信纸叙述怀念，无法详尽说明曲折。从前在豫章见到田元邈、张元象，和他们很亲近地交谈，知道他们都出自您的门下。田公本来就是有德之人，张公也是奇伟之士。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了。吴骞昌也在这时偶然相遇。吴、张二人都能谈说过去跟随您做事的情况，幸望您详细告诉我，越发令人叹息仰慕，不能自已。邓至宏最近收到您的书信，胡处晦两个月前经过宣城，也托便利带来问候。他自己说起初没有什么补益，只想先翻越山岭熟悉礼仪，这也可以看出分别以后他的学问。龟山先生刚刚得到闲职，急于想回乡，却被闽地盗寇阻挡。想来他滞留在浙江，也并不快乐。很久没有收到鄂渚的书信，那里一定有往来的消息，知道他平安就好了。昨天了斋叔祖替我作了《默堂箴》，来到庐陵后才找到善于刻写的工匠，和德久的篆字一起刻成。如今冒昧送去一本，幸望您赐予批阅。送信的人走得很快，惭愧装裱装背不合规矩。此箴先前在沙阳时，我曾将真迹呈给您，承蒙您留玩数日，并答应替它写一篇文字，后来我不敢再请求。德久曾经为它作记，许多贤者也有论述，用来彰明先训、启发后学；这件事仍然有待相公您。衰老晚年已经没有什么向世间求取的了，只有不朽之托，希望您能记挂。仗着久在门下，才敢把这些话烦告于您。给许少伊左丞的信 去年诸位公卿相继引退之后，京城又遭敌人围困逼迫，不久二位圣上远行，至今没有报知回銮日期，这是臣子共同的痛恨愤怒。每当想到这里，恨不得死去而无处可死，何况您曾经受到特别的眷顾，心情应当更加深重吧？敬闻讣告后再次回到宫门，感念时事而伤怀，尤其难以处置。但宗庙社稷终究会重新安定，圣主英明睿智，必定导致中兴；君臣之间正应当共同渡过艰难。四海人心倾注盼望，幸而您还留在朝廷，既然承受执掌权柄的任命，本来不应轻易以去留为意。仰望您的讲席，情意尤其深切。听说您先前所居之处离京师不远，如今获赐还朝，想必已经入朝觐见；您早晚进言启沃，必定大有裨益，天下实在幸运。只是庐陵处在江西偏远之地，仿佛坐在井底，反而得不到京城的消息。至于龟山，也已经半年没有来信，不知他是否已经在朝廷。近来诸位贤者的议论似乎不一致，如今正是救焚拯溺的时候，难道容得如此吗？如果您既然受到特别恩遇，就应当设法使局势安定；否则恐怕不是廉颇、蔺相如那样以国家为重的心意。就像驾着破车，冒险飞驰，却不明白目的地在哪里；又厌恶别人指出自己的迷路，这怎么能够成功呢？我说话冒犯，仗着您能深切体察，恳请宽恕。渊我年轻时冒昧地说，听说周子美与您同官，乃是温州人，大概曾经参与侍奉您，如今任永丰县令。正值战事兴起之际，盗贼群起，人人危惧，他却奋不顾身，深入险阻，铲除其中的强豪，因此两州得以无事。功劳状况清楚明白，有人想要掩盖也无法做到，于是为他保举上奏。如今县里的人感念他，亲自把郡里的奏章送到行在，恐怕难以送达，恳请您从台府引交给所属官司。他的意思似乎是希望得到显达者的一句话帮助，只是恐怕这件事与您并无关系。然而此人确实有可观之处，并不是我因为乡人旧识而来求情。您起初任中宪，拥有评判是非可否的权力，足以驾驭正道而持守公正，以中和之气从容处在朝廷之上，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我私下和朝廷内外共同庆贺。如今又听说您入朝参与机要政务，今后将要施行的事情，没有不在您这方面的言论之中，职责尤其容易有所作为。从此君臣同德，号令日益明确，上天既然已经悔祸，敌人一定会望风归顺。只是人才还没有全部被发现任用，但您既然主持大化，必定会有戴冠束带而来的人才。民心本来还没有立即离散，如今又有办法怀柔安抚。财力匮乏、力量耗尽，可以徐徐设法处理，不值得过分忧虑。我高兴得不能自已，不觉言语冒昧，只请宽恕我的罪过，那就是万幸。

译渊我年老衰颓，只是苟且领取俸禄，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今年二月，幸而已经写过三次考核，只是接替者还没有来，日日夜夜想着归去，却没有办法。过去勉强出仕，实在是因为贫穷而求得生存，也希望借此能够有益于万物，不至于白白做一世人。然而奔走于文书簿册之间，年老之后更加难以承受，平生的志趣意绪几乎全都消磨殆尽了。如果有幸脱离仕途，便永远成为山林中的人。只愿贤者在上，昆虫草木都应当没有不得其所的。我将要安居田里，歌咏中兴的功业，以此终了余生罢了。这一点区区心情，还希望您能够体察。昨天我因获罪离开京国，匆忙上路，没能前来拜别。临行时承蒙您赐下问候，您存问、安慰、勉励我的情意实在深厚。虽然我有幸与您结为交契，又是旧日僚属，如今正遭废黜，谁还能这样对待我呢？因此铭记感激于心，长久不能释怀。本想写信，略微伸展我区区倾心依附的心意。恰逢您又掌管台纲，而我名列罪籍，不敢立即重寻旧日交情，于是拖延至今。敬候台府察鉴。循义为什么还来不及安宁居处呢？不过江阴也并不坏。梦想到惠州，本来是很好的地方。五马之尊的官位哪里容易得到？只是还不知道离京城远近如何罢了。安止实在令人怜惜，应当依赖您稍加振作提拔。像他这样博学能文、可以续接龟山学术薪火的人，恳请您切切记挂。给李先之祭酒的信 自五月以来，敬闻朝廷艰难，二位圣上播迁远行，我早晚愤懑叹息，睡觉吃饭都没有滋味，却还在这里贪恋俸禄，实在还有什么脸面？何况像您这样，已经受到召用提拔，而经世济民的心愿还没有得到施展。天下的安危休戚，本来应当由您亲自承担，这种心情应当如何呢？仰想您忧国爱民的诚意，就像要拯救溺水之人一样；没有得到催促召用，却直到再三请求，我实在狂妄冒昧，敬请您深切体察。我衰老迟暮的处境，即使像野鸭大雁一样随波飞集，也没有什么值得比较的；但同样不能安于职守，想离去又没有成功，不知道究竟能有什么成就。我认为应当像您这样的人勉强出来任职，也许上下才有所期待。就像朝廷防备西北，现在还没有看见可以守住它的办法；如果将要弃守而离去，这就是分裂的开端。即使不得已迁都建康，东南数路难道还能再次陷入困弊吗？如今任事的人百般扰乱局面，将要失去民心，朝廷却不知道。这样一来，忧国爱民的人怎么能漠不关心而不以此为忧呢？这件事如果不是您替皇上极力直言，还能和谁寄托希望？昨天承蒙下谕，说您想请求宫观之职作为自己的打算，这样对个人当然方便了，可宗庙社稷怎么办？这种说法不能扩大。我的地位微末，见识浅陋，因为您深知我的心意，所以不敢默默不言，仰望您明察。

译给胡少汲尚书的信 私下听说您出镇名藩，已经开始处理政务，实在不胜欢庆。豫章在江西是重要的府治，地域广大、物产繁多，号称难以治理。往日国家内外无事时，尚且一定要凭借名望德行之重而为士大夫所推重，先让这样的人来治理，然后官吏才畏惧、百姓才安宁，奸邪盗寇才会暗中消失。何况如今艰难棘手之际，选择安置统帅，更加难得其人。正当上下伸长脖子踮脚等待之时，恰好得到您这样的老成之士坐镇治理，想来号令还未推行，千里之内已经安定，盗贼和诉讼也日益消弭了。渊我充任簿书小吏，实在处在您所统辖的十城之内，因此得以寄身并白白领取俸禄。难道不知道这是幸运吗？只遗憾被职守拘束，没有办法亲自聆听您的约束教诲。面对秋风叹息仰慕不已，临风叙述心情，言语不能说尽。朝廷把江西一路军民的重要事务交付在您的麾下，这种专一的委任，是以往帅司所不能相比的；名望和实际都因此增加，众口交相庆贺。但您凭借旧日德望，长久居于外任，并不符合今日急于任用贤能的心意，早晚一定会有召还的诏节。我认为应当略过细小事情，凡是施行的事项先处理大的方面，限在十天、一个月内见到成效，这样根源就清明了。如果果真西归朝廷，那么后来接任的人便没有更改旧制的困难，反而有遵循承继的便利；这样还会忧虑事情不能成功吗？这封贺启呈上您台前，并不只是为了礼数，也各自是陈说自己的志愿。衰老之人言语冒昧，敬请您怜悯宽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渊我年轻时向叔祖了斋学习，后来过了二十五六岁，才得以向龟山杨先生承受教诲，并因此娶了妻子。凡是出入两位公门下的人，大概没有比渊我更久的了。只是您与两位公交情友善，所以渊我在师席议论之余，得以略微听闻他们的盛德高风；我本来曾经仰望他们的声光，希望能够亲近受教，却因道路南北相隔遥远，始终不能实现。如今幸运地接续在属吏之后，并且彼此相距不远，上天或许要让我得以见到您，从而完成往日的志愿吧？喜悦宽慰的心情，于此最为深切。只是还不知道在您回朝以前，渊我是否果真能无所牵累？如今像匏瓜一样系留在这里，心已经前往，形体却还留着。给李济之察院的信 自五月以来，敬闻国家多难，二位圣上远行，至今痛恨得仿佛不想活下去。即使我衰老卑微、没有什么可相提并论的，也终究不能释然。苟且领取俸禄而任职远方，不知道能有什么济世作用；虽然曾经承蒙教诲却未能达到要求，到了仕途末路还要强作颜面，也实在难以处置。圣主历尽艰险，能够扶持宗庙社稷，自然有他的道理。什么时候才能立即看见中兴的成效，和海内之人一起实现像麋鹿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呢？您和您的兄长家世忠义，本来应当为了苍生勉强出仕，不应长久处在闲散之地，以辜负天下人的期望。义理在内心迫切，不能不说这些话，只希望您深切鉴察。朝廷今天的祸患，根源深远，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没必要再追究了。但诸位公卿想要挽救这种局面，似乎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呢？朝廷商议迁都建康，只是为万不得已预备的计划罢了，何必预先谋划营造修筑宫室呢？如果皇帝果真能够巡行西北而不顾及东南，那么天下的形势就会分裂了。再说，宫室城池的工程会大大扰乱江湖、淮南、浙江一带的百姓，即使保住了东南，这又有什么可以凭恃的呢？西北已经动摇，东南又失去人心，而百姓又希望雪洗徽宗、钦宗二圣被远掳的耻辱，恢复祖宗世代相传的旧业，这就困难了。这件事明摆着，但皇上还不知道。总之，希望那些一向为众人所信服的前辈，把这些道理向我们的君主充分说明，或许可以防止东南不至于崩溃。近来祭酒曾被召见，却走到半路返回了。正值今天朝廷求贤若渴之时，兄长先去，弟弟随后相从；一篇宏伟的论说一旦提出，大事就定了。不知您认为怎么样？如果能够听从您的意见，实在是天下之幸。祭酒的道德和文章在当世享有盛名。从前他长期困顿不得志，恩泽还没有远及，就被奸邪小人陷害，流落到偏远地方，终于直到白头。虽然最终受到两朝皇帝的知遇和察识，有意重用他，却还没来得及入朝觐见，便突然去世了。有识之士，谁不痛惜哀悼？何况你们又是骨肉至亲，平生相亲相爱，这种割裂般的悲痛又如何承受呢？还能够怎样处理？只希望您承受父兄所传的道术，努力排遣悲痛，不要让忧郁导致疾病，以此慰藉众人的期望，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元祐年间贤能人物，三十多年间几乎全都沦没丧亡，幸而还有像令兄这样的人，众望所归，原以为可以使朝廷有所成就；他又已经得到知遇，并且朝廷连年催促召用，正要让他担任适合他的职务。不幸却突然弃世，难道不是命运吗？生死自有定数，无法归罪于谁。幸而上天已经悔恨降祸，不让他的身世显荣，却使他的德行昌盛；有您在这里，足以成为无穷的寄托，那么死者就等于没有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近来承蒙您被授予台察之职，圣主正急于任用贤士。正逢庆适因为左右同气的兄长去世，不敢另外写贺状。私下听说您推辞不赴召，我担心不必再三推辞了。正值艰难之际，却没有人肯以自身报效国家。假如贤人君子被时代所任用，却又想退避，那么国家所希望依靠、用来成就中兴功业的人是谁呢？仰仗您平日的厚爱，我不敢沉默不言。伏望您原谅。致邹至文 右司叔祖突然去世，听到消息后悲伤哀悼，至今不能停止。想来您作为亲爱之人，悲痛难以排遣；起初担心诸位公卿扶柩返乡，因此忧虑得几乎废寝忘食。如今已经葬在维扬，各项事情都没有遗憾，也算有了安置之处。但族中大多贫困，无法相助。渊虽然在婺女，又因路费接济不上，也没有办法出力，所以未能前往西边，只能遥望灵几，徒然流泪罢了。去年五月我在南康见到叔祖，为他停留了几天。当时敌人还没有平定，琐碎事务牵累心神，只恨不能一直留下。临别时他问我：‘什么时候再回来？’渊说：‘再过一两年，应当在都城拜见侍奉您。’叔祖笑着说：‘这个梦太遥远了，谁知道能不能真的到那时呢？’真是苦痛，真是苦痛！听到消息时，我正从平江出来，正之也像四明一样，究竟是为了什么，竟然突然离开服丧之所呢？何况生计尚未安排妥当，几位叔父又屡次出行，实在不适合回来。文住处相近，应当把这些告诉他。三山没有消息，有人说应当上状申诉，曾经和德久商量过吗？崇仁方面的计划出于无奈，如今专门派人去问。来信一定要详细说说近来的动静。其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答朱乔年吏部 我年老衰颓，又被废黜，不但为世人所轻视，自己也不敢因为罪责牵累别人，因此略去了世俗往来的礼数。一两年来渐渐又安于这种处境，所以对乔年也没有能够经常问候起居，实在是自取疏远和斥责，可以说太过分了。没想到您仍然宽容，还记挂着我，赐下书信教诲，曲折周到的眷顾比过去更加深厚。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凭什么得到您的看重，感激敬服之余，只能自行反省责备罢了。渊闭门思过，姑且用来消磨漫长时日，不敢再劳烦您怜悯体恤，只希望公道盛行，您这样的贤者能够辅佐圣主，最终实现中兴，大大慰藉百姓的期望。其余没有什么可说的。致曹仲素通判

译去年狂盗突然发动，防稽尤其危急，幸亏有您的忠诚义气，转祸为福，把数千万人从必死之地救了出来；这样的功劳，是一时之间所没有、仅有的一件大事。听说后我欢欣跳跃，钦佩羡慕，不能自已。至于同乡荣公升迁改秩之时，我却不敢因此前来道贺，所以问候起居的信一拖到现在。想来您一向的爱护和体谅，应该不会责怪我的罪过。相距不过几程路，尚且还不能相见，只能临风叙说情怀，无法尽述深切的情意。致庄参谋 自从您离开以后，我才看到您的诗，篇篇都是佳作。尤其是题写《辋川图》的几首绝句，最为奇特，所以常常吟咏赞叹，不能停止。遗憾的是匆忙之间来不及深谈，便彼此远隔了。张子房辅佐汉高祖消灭项楚，容易得就像折断朽木；看他的相貌，却像妇人一样，所以司马迁常常对此感到疑惑。您的志向是追踪嫖姚将军，而身形瘦弱，仿佛连衣服也承受不起，这哪里是常人容易理解的呢？造物主却把您安置在偏远之地，名义上让您做郡守，却使您居处不安、饮食不足，这实在令人不能理解。财赋匮乏，盗贼横行，君子处在这里，日子久了必定能够有所作为。如果百姓受到您的恩惠，那又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更希望您为了百姓和地方稍作停留，使远方的藩镇长官有可以敬仰效法的榜样，那真是再幸运不过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致王直阁 近来才同您分别，正想写信，却没有来得及，竟又承蒙您赐下教诲，洋洋数百言，辞意深重，待遇殷勤，都是像我这样衰老而被废弃的人所不能承受的。我捧读之后惶恐不安，茫然如在醉梦之中，不知道怎样回答，所以很久不敢上报。不知这样是否果真辜负了您的照顾？您对于我这个不肖之人来说是前辈，地位、声望、名誉都远远超过常人，本来就是晚辈所钦佩仰慕的。如果有所差遣，谁敢不尽力？何况前些日子您垂示，实在是想把我的事情告诉众人，使潜藏的德行得到彰显，只是恐怕我的口才短拙罢了。您过分谦逊地教诲我，实在使我不安，不敢把这看作荣幸。近日霜寒，伏审您的起居一切安好。我还没有机会当面致谢，谨写此状上谢，言语不能尽意。承蒙您给我看历官札子，我已经立即把它送呈丞相，并趁机提到您，说明想为您辨明的意思。丞相说，他对此已经知道得很详细，不必再说。渊默默观察他的意思，并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以后曾想把河北招抚的事务交给您，所以不得不广泛询问、反复商议，以尽到对贤者应有的慎重。丞相似乎认为，礼数既然厚重而诚意已经充分，如今帅府无事，不必再向别人谋划，自己已经可以办妥；所以即使像您这样过于疏远地跟从，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您反复过虑的原因，担心被诽谤议论所影响，导致原先已经了解您的人前恭敬而后倨傲。您的来信本来写道：‘考察发言者一贯的行为和被诬陷者明显的事迹，据此用诚信来任用人，用惩罚来纠正妄言。’这话很有意味。然而我既然已经了解您，难道别人就不能了解吗？希望您完全扫除先前的疑虑，不改变平日的操守，慢慢等待他们的察知。即使尘垢还没有洗净，难道镜面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吗？恐怕您仍不能忘怀，所以姑且再说几句，以满足您悬念的期望。其余不是笔墨所能说尽的。幕府中虽然没有事情，但拜访、致谢、写信问候颇费时间精力。临别时约定十天相见，实在辜负了先前的话。年老而奔波劳碌，滥列在众贤之中，如果只是领取俸禄而没有补益，俯仰之间更加惭愧。近来也极力请求离去，还没有得到允许，年末却已经到了。如果因循拖延到春天，私人的事情全都耽误了，怎么办呢？召斾也要入城了，不知还能不能等到相见一次？实在无聊至极，只希望还能承蒙您从容教诲，或许可以稍解旅途中的愁怀。泽民因为罗养返乡，最终应当回去任职。两位漕官留在宰高安，早晚可以赴任。伯阳的举状终于超过常规，列入末等，实在可喜。北方的消息颇能慰藉人心，从皇帝的诏令也可以看出来。逢漕升为副使，我的宪职已经越过赣地，恐怕您想知道，所以一并告诉您。致胡处晦学士【珵】近来借便途中，承蒙您赐下书信，详细询问我的行止，极大地慰藉了我的钦仰之情。渊自壬子年秋天获罪、离开临安以来，流离失所，接连遭遇祸患疾病，人事几乎断绝，转眼已经四年了。您的问候，我还以为您因为我的疏慢而怪罪我，时间久了便把我忘掉了。哪里想到您在惭愧惦念之中，宽恕我的不足，又赐下言语，曲折周到地存问我，超过往日。像我这样衰老困顿的人，怎么能得到如此厚待，实在幸运，实在幸运。馆中的情形怎么样？留守是真正了解您的，您一定不会长久做冷清的闲官。近世文章的气势不振，没有能够像您这样的人；要铺陈宏扬，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希望您讲明正道，执笔濡墨，等待中兴，使一代的典章无愧于前代，这也是儒者最大的功业。除此之外，我没有对您别的期望。致张如莹侍郎【澄】我年老衰弱，不能胜任职务，却错误地担任了重要职位，正想图谋报效，已经遭到舆论指责；考察我的狂妄愚昧，流放贬谪还算轻的了。但圣上的恩典只让我罢免职务，可以说是最大的幸运。回到乡里的社庙，恍惚之间又到了初夏；住在柴门蓬户之中，正可以安度老年。如果不是您言语中的宽容和一再庇护，我怎么能得到这样的结果？我深知感激，只恨夕阳已近的晚年，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只能徒然切切地倾慕仰望罢了。周子美任节推，白头还只是下级官吏，实在值得怜悯。昨天在临安时，最受您的特殊顾念，曾承蒙您推荐引荐，至今却没有后续的安排。听说他的任期还很远，正赶上您刚刚越级升迁，愿意借您的余光照拂他。假如主管财计的部门要任用廉洁之士，那么像这样的人，应当在铸炼选拔之中。我的举荐如同蚊虫背山，自愧不自量力。只是因为同他有旧交，很为他已经年老却还在候选调任中感到惋惜，请不要怪我冒昧直说。致王帅 江西设有帅府，从前虽有安抚的名义，却没有西北藩镇那样的实际。如今朝廷在这里，四方朝贡都汇集于此，大概相当于东都、建康的地位，不是天下一般的大都市可以比拟的。这样说来，您的权力虽然重大，但责任也可以说并不轻。这就是渊仰念您的知遇之恩，以至于整夜不能入睡，思考怎样报答万分之一，也不能保持沉默的原因。为什么呢？如今一切征取都出自这一路，而上供的定额又没有减少多少，那么凡是所征求的物资，与其他路相比，必然会有偏重不均的弊病。官吏将怎样办理，百姓必然要承受它的祸害。倘若因此失去民心，就不是帮助中兴事业的办法。古语说：‘凡是举行大事，必须顺应民心。民心所向，天意就会顺从。取得民心也有办法：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百姓所厌恶的，就不要施加给他们。’这些本来就在您的宏大思虑之中，是不必说的；只是稍微留意，不要忽视，就是国家社稷的福气。致张给事子猷【致远】

译近来看您写给德裕的信，颇有迎接侍奉亲人的意思，想来您日日思念双亲，不能释怀。如今朝廷正竭力谋求恢复，实在依靠贤者辅佐帮助；可是近两年来，往往接连有人请求离职，只图自己的便利，这样朝廷还能依靠谁呢？只有您为清议所归，皇帝的眷顾尤其深厚；您所在的献纳论思之地，关系国家轻重，不可以仓促决定去留。堂上双亲康宁，又有贤弟足以奉养承事；即使老人不愿远离乡里，也不妨暂且等待几年。若能这样兼顾，君主和亲人都可以依靠您而无忧，远胜于早晚问安、冬温夏凊的孝行。不知您认为怎么样？我仗着平日承蒙您的眷顾，冒昧说这些话，请原谅我的冒昧。致王长源通判 与您分别不知不觉又两个月了，仰望思念之情实在难以承受。近来霜寒，不知您侍奉双亲怎么样？想来您寄情山林泉石，每天都有余暇和乐趣，足以使双亲喜悦。愿神明保佑您，百福降临。渊回到家后，生计几乎无法说。行李虽然已经收拾得有条理，但因为债务没有偿清，想走也没能走成。坐在那里想象将来谋食之地，简直像在异域。起初想乘便前去相见，略尽我一点请教的心意，如今也不能实现了。斑衣娱亲的愿望，从今以后只能成为梦境。渴望同您抵掌谈笑的快乐，无日不在。临风叙说情意，不能尽其万一。仲素近来的境况怎么样？少贾已经安居了吗？想来有时还能去拜访。从今以后本地冬天的事务比别处更为纷扰，贫穷的士人虽然清闲，却没有人顾念我。遥想您在平演尽情游赏，登高赋诗，朋友们一同参加，这是最为快乐的事。很遗憾我被饥饿驱迫，写下这封信造成彼此阻隔。即使借此消解滞积的思绪，抒发云山烟水的胜景，却恐怕尘世的口舌污秽了清雅的欣赏。请替我向演仙致意，来年我穿芒鞋、拄藜杖同您相从，似乎并不遥远。到那时主人无恙，能不能在歌舞之中抽出半日闲暇，再寻旧日的约定呢？因笔随意寄去一笑，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实话。几件小碑本来似乎不错，可以放在山斋墙壁之间，特意送上，请收留下来，就是幸运了。致陈子通别纸 我的处境，子通一向都了解。凡是那些不得已而应承、闷闷地接受、惘然地处置的事情，别人并不能理解我。向不理解的人说明，反而只是自取困窘；而理解我的人，又不必说明。因此听说我的事情，有人来道贺，有人来吊慰，都可以付之一笑。很久没有来问候，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吧？自从去年与您的儿子同路回来以后，正好亲友几个人都在乡里，可以朝夕往来，我欣然忘怀，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夏天，一直留连到秋末。听说子静遭遇被拘系的灾祸，于是前往建安探望他，住了二十天才回来。长久住在山林之间，突然进入喧嚣之地，心情很不快乐。回来以后，更加安于贫困的处境。年末将到，有人怜悯我的贫穷，催促我到建安曹局代理事务。饥寒所迫，本来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到这里已经两个月，虽然得到诸位公卿的相知，但初次出仕就突然承担繁重事务，已经不能忍受了。陶渊明不肯因五斗米向督邮折腰，宁愿敲门乞食。前人曾经议论过这件事。唉！士人不得志，千古以来知音难遇都是相同的，真是可悲啊。现在看来，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即使有万钟俸禄也可以辞掉，何况五斗米呢？辞职而不幸到了乞食的地步，本来就是我所乐意的，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陶渊明是百世才有一人的人物，哪里是浅薄的普通丈夫所能窥测的？也只有达到他的境界之后才会明白。恐怕子通想知道我的安否，所以借此信姑且说这些，不值得向其他人谈论。致胡明仲侍郎【寅】很久没有收到您的书信问候，思念仰慕之情没有穷尽。彼此相距既远，湖湘一带没有来人时，我又居家闲处，不能派人往来，常常一年到头彼此都听不到消息。只有每天在邸报中等待您被召回的消息，却听说您不愿意守郡，又不知道您的本意如何，竟然想脱身离去，更使人无法消除遗憾。没有机会当面相见。您再次治理永州，百姓享受您和乐平易的政令已经很久了。倘若还能顾念上下之间的情分，暂且留下节旄，使这个地方得到几年的安宁，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您却以疾病为由请求闲职，恐怕一定另有原因。希望您在方便时告诉我，以便解除我的疑惑。看到您寄来的《子猷输藏记》，真是宏伟的论说啊！若不是见解亲切确当，并且以自身承担传续吾道的责任，不能写到这个地步。哪里想到您年老之时，我还能从您那里听到这些呢？钦佩敬服之余，不觉更加感叹。前些日子承蒙您告知婚姻之事，随后派人到四明家叔那里得到回音，想奉信答复已经很久了，只是受限于没有便利的使者，转眼又过了几年，惭愧恐惧不已。家叔既然说世间哪里还会有这样的亲事，却又说不敢以女婿之事来麻烦您，想来是邹氏还在相互牵连，不愿再追问；也恐怕相距数千里，难以让您久等而耽误您在别处选择婚配。家叔的帖子已经寄给和仲，恐怕您已经知道了。同乡叶超然自己说您曾答应他前来，他已经远行数千里，心意已定，无法挽回，所以借此附带写信告诉您。又因很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想答复先前的议论，只是没有别的确切便利。离去的意思，他自己能够说明；只是贫困得厉害，又没有钱参加选试，实在令人怜悯。渊获罪流窜以后，平生的意气一点也没有留下。自从听说您入朝以后，日日有所建言，而正直宏大的议论震动众人，使我不知不觉失声叹息，已经多次了。正庆幸朝廷得到人才，恢复大业渐有希望，却突然承蒙您调任外地，实在令人怅惘。近日不知您已经回到皇帝身边侍奉了吗？起居怎样？想来您忠诚义节，无论在朝廷内外都没有间隔，能够自得其所；这不是一般人的见识所能窥测的。公道难以实行，正论容易受压制，并不是今天才这样。如果知道君臣相遇有时，功名成败也有定数，那么除了守住这一点之外，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这些道理明仲早已从家学中得到，不必等待老朽来说明。只希望您坐进于此道，等待圣主察知，以成就中兴功业，我对您实在寄予厚望。别纸详细说明，完全可以看出您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心意，钦佩，钦佩。水患的事情，只有上饶太守的申奏最为详尽；后来他便请求宫观职而离去，难道是有什么疑虑吗？行朝近来还算平静，但赵相又遭到言官弹劾，再次得到吉阳军的任命；身在瘴疠之乡，又要跋涉远道，怎么承受得了？乡里的盗贼又来，再次深入抢掠；帅司像没有听见一样，刚退去他们又回来，泉南已经攻破同安，不知朝廷听说了吗？所幸猖獗的海盗已经接受招抚，大军也答应来沙县防遏。然而那些长期窥伺、对我们这个县垂涎的群盗，如果不能大获成功，恐怕不只乡民不得安居。我的眼病很重，不能多写字。在建昌寄给邵武徐守

译叔祖右司虽然一生与世俗不合，但他所交游的都是天下士人。渊侍奉您，快要三十年了。私下常常看到诸位长者相从交游的盛况：他们或者文章气节震动海内，或者淡泊无求，独立于声名利禄之外。无论见到还是听到，都足以作为师法仰慕的对象。如今栋梁已经毁坏，但芝兰般的气息还没有消散。能够见到他所交游的人，尚且会使衰弱懦怯者振作起来，何况听到您的风范，又亲自受到熏陶呢？实在幸运，远远超过期望，无法言说。可悲啊，世事变迁屡屡改变，人的冷暖也随之变化。人情苦在并不十分长久，到了生死隔绝之后，竟然还曲折周到地问候牵挂，眷恋不已。如果不是通达之人具有宏大的见识，远远超脱于世俗之外，谁还能这样呢？近来您爱护怜惜、照料体恤，甚至推及我这个不肖之人，见到的人都感到惊异。我的区区心意并不只是为了这件事来道谢。借着风便不怕写得琐细，也希望您深入体察。再致翁士特学士 伏闻先学士已经安葬完毕，而士特用来表达诚信的各项事情，都合乎礼制，没有遗憾；国人对您的称颂极为盛大，幸而私下听到这些，不胜叹服仰慕。贤者在当世不得志，必定会在后世流传。先学士虽然晚年才显达而突然去世，但只看他的作为，已经足以光明显耀当世。何况士特又是他的儿子，他的名声不朽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士大夫们共同寄予的期望，希望您更加努力，以此作为天下人的劝勉。渊不胜区区之情。《默堂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默堂集》卷十九，宋代陈渊撰：《上都督张丞相书》【绍兴壬戌二月】。渊惶恐顿首再拜。渊承受阁下的恩德深厚，这是谁不知道的呢？然而从开始到现在十四年之间，我一直想着怎样报答，却没有找到机会，本来已经大大辜负了公议。若说路途遥远艰险、上下地位悬殊，因此不能远赴您的门下，拜见您的仪容，这还可以作为说辞。至于问候起居，却从未有过一次，连下人听说了都知道；这种罪过，即使有仪、苏秦那样的辩才，也不能为自己文饰。然而我听说，宽厚而能容人，是大贤者共同具有的品德；因循自弃，则是常人所不能避免的。渊获罪确实无法文饰，但我询问曾经出入您门下的人，他们说您从未因此怀疑我；那么渊又怎能自绝于长者之门，唯独不说一句话呢？即使因为说这些话而再次获罪，死也不遗憾。渊在建炎年间代理江西永新县令，正好与东州周颖交接。周颖到任几个月，就因才干被召回。当时阁下正好有川陕之行，在路上遇到周颖，问起他所交游的人，周颖便以渊没有得罪永新百姓来回答。阁下因此安排渊担任行司属官；此前渊从未把自己的名声上报，阁下却错听一言便骤然提拔我，必定是深知不肖之处，实在无法推辞。接到命令便出发，船行到临江时，听说金人将要袭击南昌，只好舍弃行程逃避，几次都险些不能幸免。等到他们撤出后，我这副老身虽然没有受伤，但皮衣、葛衣和粮食全都因此耗尽；而且从临江向西，沿途到处都是荆棘，所以不得已返回福建。于是写信给您，说明自己穷困愁苦、无聊无所依托的情状，托周君借便转交致谢。起初不知道他因病请求归乡，到了钱塘便去世了，因此信最终没有送达。福建一带大乱以后，我在逃避迁徙之中，也没有时间通问。盗贼稍稍平息，有人劝我出仕以解除饥寒，我正等待远方的缺额，又遭到流言，贬官岭外，大概过了三年才得以认识您。后来听说阁下回朝，进而执掌宰相之权，渊于是想叙说从前的感激，但那时再说已经失礼；想趁一时机会道贺，又觉得趋附权势并不能遮盖过错。拿起文牍、濡湿笔墨，却写不成词，只能自行悔恨责备。因此平日无事时，只要想到这件事，就汗流浃背，仿佛无处容身，又害怕又惭愧，并不是今天才这样。渊因循自弃到了极点，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五六年前我曾听廖公尚书说，阁下从前在朝廷时，每每想从新近遭贬的人中挑出焦桐那样的良材，在断木上施加青黄的装饰，实在不能说阁下对渊没有心意，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罢了。近来又得到熊祠部的信，再次传达阁下的话，说到遗憾尚未认识我。回头看看自己是什么人，哪里敢劳烦您记在心上？这大概是阁下宽厚容人，一向如此，并不是常情所能推测的。仰念这份恩德，用什么才能报答呢？恭敬地想，宫使少傅相公以正直之道取得圣上的知遇，以真诚的节操慰藉众人的期望，忠心可以贯穿金石，谋略合于蓍龟。大概这是上天赐予的贤相，用来振兴我宋朝。虽然出仕与退处有内外之别，但国家社稷的安危都系于您，天下人都归心于您。如今得到您的问候，正好符合我的愿望。然而已经建立的功业，不是谗言所能动摇；早已确定的谋划，也不是异议所能改变。皇上所倚重的人，马上就会奉诏回朝了。正值此时，士人都对您有所求，而您又何必等待士人呢？像渊这样一个卑微低贱、身陷泥涂的人，您尚且不肯舍弃，这种志向哪里容易估量呢？孟子谈到伊尹时说：‘想到天下百姓，若有一个男子或一个妇女没有享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中一样。’他把天下的重任担当在自己身上，就是这样。这个志向本来就是阁下的志向，渊哪里承受得起呢？正因为这样仍然不能停止不说，我听说阁下将要前往湖湘，路过剑浦，离敝乡很近。只是因为从前的罪过，不敢背着荆条前去迎见，所以写了一封亲笔信，托女婿沈度当面投递。伏望您闲暇时赐予披览，允许我改过自新，那真是再幸运不过了。沈度是道源侍讲的孙子，读书作文颇有祖父的风范。近来他在福唐时，曾蒙您照顾体恤，因为他多次有幸参与侍奉，所以把这封信交给他。冒犯您的威严，下情不胜战栗。答张子猷给事【致远】来人又承蒙您赐下教诲，伏审秋暑更加炎热，而您的起居更加安适，感激慰藉之情无法言说。《了斋诗跋》稍微改动旧文后，更加佳妙，我反复诵读，叹服不已。但您的来信最终还是想把荀卿列入孟子一流，这一点却不是我心中所安。荀子、扬雄所达到的境界，本来有可取之处；但若称许他们传承尧舜之道，就不是他们所能承当的了。为什么呢？道所在之处，不容许有小瑕疵的人来传承。若说汉代儒者曾把他列入邹国孟子之列，那些汉儒在这件事上大概还没有通达，恐怕不能作为依据。只有韩愈《原道》的见解最为亲切，所以您的来信说想暂且依从《原道》，正好与我的意思相合。但《原道》说孟子死后道统没有得到传承，难道还要数到荀子、扬雄吗？读《荀子》篇末说‘荀卿和扬雄大体醇厚而小有瑕疵’，这还只是宽恕的话。二人的著作都在，难道只有小瑕疵而已吗？这正是《原道》所谓没有得到传承的意思吧？如今后世传授洛学的人斥责佛教，这有什么值得讨论的？龟山说：‘佛氏对于我们儒家，到了极致处，差别只在极其细微之处。’这话虽然通达，但像王氏这样的人尚且不能窥见佛儒两家的门径。他们竟想凭耳目所学来评论两家，多半是没有自知之明。因为给事您一向不以贤能和尊贵自我矜持，所以我有话必定全部说出，希望不要怪罪。

译您关于年长者的教诲，更显出宽厚。我只是很向往栖云的风致，私下想用‘禅’来题写他的院额。起初曾提出疑问，担心‘私’字不稳妥；但了解实际情况后，又似乎没有妨碍。还有一件事，前信已经告诉过您，恐怕您忽略而没有体谅，现在再次提起，希望您留意。您的高文意思在于了斋，想为延福寺作一篇使其不朽的传记，却只写成题跋，而不以‘记’命名，这实在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当初您得到《了斋诗》，推重其人，认为延福寺由律宗改为禅宗，是从了斋开始的，所以寺僧为他画像、设祠，使后人知道源流，也使他的名声足以作为师法。他所居的堂称为‘了堂’，写成文章来记述它，那么这件事自然显明。如今文章写成却不命名为记，只是题跋在诗后，将来万一有人不喜欢，毁去诗板，那么堂也会随之废弃。希望您替延福寺多加考虑，把题跋改为记，或许可以使它长久有所依托，不被庸人湮没。最初的想法似乎更好。不知您的意见怎么样？您一生只以谦退自损为要务，这本来可以作为乡里的规范。但有人称它为跋，有人称它为记，实际都是想尊重、信奉前辈，原来没有丝毫增减。希望您再斟酌其中，我将万分幸运。渊的浅陋意见狂妄直率，因为承蒙您宽容，所以平常说话没有选择；来往书信中有可以互相商量、相互否定的地方，希望不要给俗人看，恐怕以‘乌’为‘马’，便造成罪过。暑气超过长夏，而病体又受不了炎热，挥笔写字都来不及，书信写得不恭谨，还望您一并鉴察。如今仍阻隔着不能参见，更希望您侍奉亲人时加倍保重尊贵身体。不再多说。致曹载德谏议【辅】江西只有庐陵最为偏僻，北来的消息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十分稀少，因此没有再频繁询问您的详细近况。然而至于老兄您升迁之快、受眷顾倚重之深，是天下人共同感叹仰慕的事情，我也并非不知道。近来承蒙听说您越级除授谏省，人们无论贤愚没有不相互庆贺的，何况像我这样平生受到您的德义熏陶、情同手足的人，喜悦应当怎样呢？但我的书信问候却独独落在众人之后，只是因为我认为老兄今天的通达，本来早应在五六年前实现。近来龙翔云兴，谏言得到实行、言论得到听取，舆论还认为太迟；何况这是艰难局面的开始，责任深重，不是其他职位可以相比，而我竟然没有一句话能够仰助您的高明，怎么敢把这当作贺词呢？只希望您宽恕体察我。渊年轻时曾侍奉左右，气概不肯低于别人，自以为古人的事业可以凭努力达到；世人有时鄙笑我，只有老兄稍微认可我。到了今天，从前的意气已经衰落了，而您对我的特别顾念仍然不同寻常，难道当初认可我的原因还没有马上改变吗？多么幸运，多么幸运！只是渊自从庵山同老兄分别，后来南北多有隔绝，少有相聚；即使相聚，也不再像从前同在书斋席间那样亲密，因此胸中想说的话从来没有机会自己叙述。大概我自从见到龟山先生，才开始觉察平生所学没有丝毫正确；等到了翁三次被贬回来，在湓江相见，才真正彼此相知。如今了翁去世了，谁来阐明这份心意？龟山今年得到际遇，随即告老；与其跟随众人，不如自己隐晦退处。一时的旧友大多已经位在云天之上，假如有人问起我，请替我说：我不过是一棵无用的樗树，没有被斧斤砍伐，已经是幸运，又哪里还求木匠来使用呢？恐怕您想知道我的老年心情，所以姑且提到这些。吕丈谏议，知道您同在一省，所以不敢另写奏状，谨在这里问候起居。少伊、康侯两位舍人，近来常常从容相处吗？分别都很久了，因为很久没有收到书信。如今听说他们在朝廷中枢，我哪里敢去问候呢？朝廷的事情，本来不是像我这样疏远、闲散、卑贱的人敢冒昧谈论的。若说郡县之间积累的弊病十件中还有一两件没有革除，命令还没有取得信任，恩泽还没有普遍施行，根本所在没有办法巩固联系。比如西北的骚扰，就是可以看见的结果。应当在事情尚未显形时谋划。不知诸位认为怎么样？又答别纸 承蒙您说北方边境陷于困苦的百姓有携壶浆前来归附的意思，果真如此吗？还是生事者的意图呢？祖宗对夷夏一视同仁地施恩养育，实在把他们当作一家，因此为后世考虑得很长远。盟书明明在此，如果由我们先行改变它，恐怕不可以吧？以今天朝廷的财富和兵力，正值契丹内部崩溃、女真从外侵扰之时，一举荡平他们的巢穴，正是兵家有利的形势，本来不应认为不对。但王者之师，怎么忍心乘人之危呢？在这种时候不去救助他们，那么用来巩固他们归心的恩德，必定会比澶渊时放过敌人的恩德更加深厚。假如事情不是出自下级，如载德虽然地位低，但边境之外的忧患，守臣和倅贰都同样承担，本来就应当向朝廷说明，不能决定去留而只是默默不言。答邓天启 渊很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承蒙来教，得知您服丧期间身体尚能支持，十分欣慰。前往山中督促修治坟墓的事情来不及办理，立即写信回复。想来您推许、宽恕我所说的话，足见您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承蒙厚爱，我不敢默然不言，姑且说说听到的意见，请您自己裁断。如今的诗，是《风》《雅》的后裔。用它吟咏性情，在居丧期间，君子对此本来应当有所不暇。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必定崩坏，这是宰我提出的疑问；但孔子的回答是那样，难道不可以思考吗？然而诗道非常艰难，如果确实有意作诗，应当向古代的作者求取法则。自从杜子美一鸣之后，古今很少有人能够与他匹敌。拿他同《风》《雅》相比，尚且未必都符合圣人的心意，何况其他人呢？依渊所听闻的道理，学习却不拜师，圣人说的话却反而背离，把作诗当作游戏之事，可以吗？游戏不只是没有益处，对于学习还会有害。把全部心力用在无益的事情上，反而得到它的害处，难道是君子的志向吗？诗歌流传到后来就是如此。所以渊曾经不愿作诗，并不只是因为今天获罪违逆才不作。您偶然喜欢这种事情，正好又处在不应有闲暇作诗的时候，姑且放下它，也就可以了。至于其他文章，有时只用直白的语言叙述事情；若过于鄙陋质朴，那么在道理上就不明白。

译稍微加以修饰整理，使它合于句读，本来就是儒者通常的做法。即使在服丧居处时这样做，又有什么妨害？如果竟然担心三年丧期终了都不亲近笔砚，就会成为粗俗之人，难道不是过分忧虑吗？大体说来，古人的学问是把心力用在内在修养上。把心力用在内在修养上，所要做的事情是无穷的。若能找到入门之处，那么言语文章也就不值得看重了。这才是学习的人应当急切追求的。像您这样见识高明的人，必定知道轻重，哪里还要等我多说才明白呢？穿着丧服而涂黑它，并不是古礼。您也曾推究过这种做法的来由吗？何况今天这样做，是为了同吉礼之事相合。居丧本来不可以参与吉礼之事。但如果承担家事，又有不得已而把丧服染黑的情况。既然是不得已而染黑，谁会把它当作罪过呢？如果居家便穿着它接见人，出门又把它作为馈赠、拜谒、交游的服装，那就不能算服丧了，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礼记》说：‘丧服与其不合乎对象，宁可没有丧服。’把黑色丧服当作丧服，难道只是与对象不合吗？如果说要行礼，等到满期一个月以后再这样做，这就像扭伤兄长的手臂却姑且慢慢来的说法一样。您难道要把礼全部做到吗？否则，也只用于不得已的情形，就可以了。我的话粗疏简陋，没有再整理次序，唯望您明察。致李深道知府 近来因俗务烦冗，没能多次上书问候。只是仰望您的盛德，不能停止。听说您派人迎接新太守，更想赶去拜见。可是病体难以远行，水陆道路又有许多险阻。不知腊月中是否终于能够拜见您？群盗已经销声匿迹，年成也很好。这个郡治理得这样好，而您却突然离去，怎么对待百姓的心情呢？还希望您调养身体，另外迎来新的恩宠。我区区想说的话，书信无法全部承载。渊年轻时有意借此信托付亲情：邓迪功是觐纯彦的弟弟、德符的女婿。他考中一等已经多年，却一直没有调任，每天想赴部，又因贫穷没有路费；又受铨试限制，每到期限总是不能出发。正是应该求取仕进的时候，实在令人怜悯。听说郡中还有没有发出的纲运，不知能不能把这项差事交给他？即使今年冬天已经配给完毕，数额不足，明年春天也可以预先派给他。如果您果真回朝，后任太守自然不应违背您的美意。不知您的仁慈意旨认为怎么样？如果果真得到您的怜悯，那么像我这样衰老的人也就得到恩惠了。冒犯您，勿怪；仓促写成，不能尽意。敌人的声势令人畏惧，县中百姓容易动摇，争相谋划逃避，百里之内一片萧条，亭舍都没有炊烟。若不是贤明的太守处理得当，祸患就不止如此了。我一家所托，全靠您的庇护，实在幸运，实在幸运。何况您又过分照顾体恤，接连赐下书信问候。只是回想自己是什么人，哪里敢承受这样的心意？只能深深惭愧收敛罢了。您信中所说的事情，我已经得到县令的命令：叶帅带兵迅速赶来，韩侯接着统率军队到达，卢、焦两位将领已经驻在山前。这样看来，扫除盗贼党类应当指日可待，各郡可以依靠他们而没有忧患了。等到他们将盗首擒获，就更能显出您的筹划功劳，我也将同县中百姓一起庆贺。静候佳音。又 夏秋交替之际，暑气尤其炽烈，不敢上表陈问，怕烦劳您挥笔作答。沈倩回来后，才把复信传来；您镇守之地清闲安适，足以令人欣慰。又承蒙赐下亲笔信，捧读时惊惶感动，仿佛亲承您的言辞，更加释去了郁结的思念。听说公务稍有闲暇，您时常能够同宾客在山巅水边之外纵情谈笑，迎着双溪的清风，吸取演仙的佳气，一边饮酒一边吟咏，确有足以为乐的事情。只恨我年衰日暮，不能使病躯健壮起来，天天陪您欣赏胜景。思念渴望，思念渴望！沈倩又能从容地承受您的教益，您再三眷顾我，哪里是荣幸二字所能承受的？您所说的可以称为厚爱，至于我的拙劣之处，承蒙您多方包容，实在感激，实在感激！暑热之中，言语不能尽情，幸望明察。私下听说御书阁将先于各郡建成，足以看出您奉事朝廷的敏捷。延平处在南方偏远之地，低洼狭小尤其严重，而这座阁规模雄伟高大，正好占据它的要处。他日栏杆横在空中，气势凌驾于千山之上，便会觉得国势更加张大了，这也是当地人的幸运。只是您才高而滞留在偏远地方，竟没有施展抱负的地方；然而胸襟气度宏阔，筹划安排毫不苟且，坐令山脚河岸化小为大，这哪里是一般人能够谈论的呢？行将声名远播，上彻天子听闻，届时定会受到破格升迁，以慰藉朝野上下的期望。承赐官酿，十分感谢您的记挂。去年为躲避盗贼远行，家中酿的酒来不及滤取，回来时已经全坏了。病中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服药，忽然有白衣使者急送酒来，正好满足了我的愿望，实在感激。代人上书给王帅【厚】我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但回顾自己的才力所能施展之处，还可以趁未老之年，或许有所成就。譬如疲惫的劣马，筋力还很强壮，遇到善于驾驭的王良驱策它，奔驰到远方并不困难。如今我正困坐在卑微低下之中，因不得任用而困顿，自己也郁郁不乐。假如能够进见您，接受节钺的指挥，在士卒之间效劳，奔走承受您的教令，也未必百事都不能做。只有您的权势可以让我攀附追随，而又不劳您费力援引，所以我冒昧写信陈诉，仰望您赐予察看，屈尊怜悯而收纳我，实在感到万分幸运。冒犯威严，未遇寒冷便已经战栗。我曾听说先太尉凭借文武两方面的资质，正逢圣人有所作为的时代，开拓疆土、创建国家，即使古代的贤将也不能超过他。我常常遗憾不能亲眼见到他。如今阁下英姿卓异、谋略深远，正是继承并相似于先太尉，人人都认为您有太尉的遗风。因此先声所压，不劳指挥，旗帜和鼓声便增添了士气。我身处偏僻之地，官位卑微，又不能参与听取号令的末节，只能默默观看神机运转，想象您的风采，连梦中也不能忘怀。假使我的诚心能够自行传达，将来有机会相遇，仍希望万分之一能够得到您的接纳。答邦美叔 承蒙来信告知，您读《易》已经读完两遍，亲自依循所得，足见见解超卓，令人钦佩羡慕，钦佩羡慕。渊在了翁、龟山左右时，因为从未学习《易》，不敢贸然请问。如今丧事已经办完，幸而还没有立即死去，能够翻阅此书，却没有地方质疑请教；每当打开书卷，没有一次不感到悲叹哀悼。叔父在那里，更应当用力研习。不只是盛年容易过去，也恐怕闲暇时日难以得到。像我这样的人，正可以作为警戒。您所引用“饮下甘露不能消受，反而变成毒药”的比喻，用来证明“噬嗑”卦六三爻腊肉遇毒的吝难，我恐怕认为未必如此。“噬嗑”这一卦，只说适宜用于审理刑狱；六三的吝难，是因为疑惑而不能得到事情的实情。所以孔子在《系辞》中解释初爻和上爻，说明君子用刑的方法以及小人应受刑罚的道理，其余各爻由此类推即可。若再纳入《说卦》所说的全卦体例来分析，就更清楚了。我曾说，圣人设立卦象来顺应意旨，卦象浅近而意旨深远，所以玩味卦辞不必刻意寻求奇异，只在于体会其中的意味。研读《易》贵在体会意味，伊川阐发了这一点；这种说法起源于子思，是如今人们尚未明白的。“味”这个字似乎很浅显，然而真正懂得其中意味的人实在少。伊川有“嗜好烤肉”的比喻，您也曾见过吗？借着回信略略说及所听到的见解，倘若不对，希望您再详细指示一二。渊拜谢复信。答邓志宏正言

译渊承蒙您把令弟所书的《楞严呪》给我看，仔细观看，内心悲恻，想见他追慕亲人的诚意。我孤苦地活到现在，又加上疾病，凡是可以自我排遣的事情，心力都已经耗尽。看到这件殊胜因缘，钦佩叹服之余，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您来信说想让我作序置于经卷开头，我本来愿意附名其中，使它流传无穷。然而渊自从亡母安葬日期得到吉卜以后，早晚经营办理送终所需之物，思虑损伤心神，土气无所帮助，水气妄行，内中虚弱、下部泄泻，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停止；现在金行之气更加深重，越发不能支撑。若让我搜寻并敷衍浅陋的思绪，称述这件有功德的事，必然无法完成。承蒙厚意，徒然使我受辱，只有惭愧畏惧而已。素来蒙您体谅照察，想来不会把这看作罪过。又 渊承蒙赐下书信，过分称许我的道德文章，这哪里是我这样的不肖之人所应当承受的？感激而惭愧，感激而惭愧！我们乡里才俊英秀的人很多，但考察他们的文采议论，似乎还没有经过琢磨的益处。天生才华的美好，容易损坏而难以成就，或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唯独您兄弟二人超然脱俗，不沿袭众人的旧路。他日必定能够耸立于山谷、直上云霄，前途不是容易估量的。然而您谦虚自下，不嫌弃衰退之人，岂不是辜负了您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吗？还希望广泛寻求良师益友，以便走上修养的正途。您若听到什么教诲，请告诉我。我并非不愿倾尽心意写序，只是不敢拿拙劣的文章来充数，只是如今身在哀苦之中，不能写作。亮之。与奉议叔论墨缞 从前晋襄公讨伐秦国，穿着黑色丧服。晋国从此开始用黑色丧服，君子讥刺这种做法。这样看来，黑色丧服的制度大概不是古制。如今卒哭祭的奠礼，不等到安葬，便以一百天为期限，本来已经违失礼制；过了一百天，便开始办理事务，庆贺和吊丧一并举行，更加违失礼制。又把黑衣作为见面礼、拜谒时的服装，即使君子依从这种做法，比起古人来，也不是出于不得已，这究竟是什么道理？所以渊不想准备黑色丧服。不过，若庆贺和吊丧都不涉及，也可以这样做。三年之丧，时间也已经很久了；骨肉亲人的悲痛姑且不说，尊长也不可以长久不见。只是如今风俗不再同族聚居，即使是至亲，分居不同家庭的也很多。既然各家不同，感情和事情也就不同。大概有老人、生病的人、以及有值得庆贺之事的人家，都忌讳穿着凶服进入其门。那么即使想请求见面问候，形势也可能不允许；是否也将黑染衣服和丧带，以顺从世俗呢？还是穿着丧服请求见面，如果对方不接见我，便没有人怜恤我吗？请您斟酌其中的道理，屈尊教导我，使这件事可以实行。渊俯伏等待您的裁决。答罗仲素 您在另纸中所说的事情，极其谦厚地抬举我，我实在不敢因为见识浅陋而不作答。管仲和伊尹同样都是没有被召用的臣子，同样都是上天降下大任的人，这是在言说他们与常人的共同点。曾西不肯把管仲同他们相比，大概正是因为他只从管仲自身来看。正当把他们相比时，同样是没有被召用，那么王道与霸道怎么区分？同样是承担大任，那么圣人与贤人又有什么选择？这就像孔子称许管仲有仁德，难道说的是三王那样的仁吗？既然仁可以称许，那么没有被召用和承担大任，大概都是实际事实，而且只是较小的方面，为什么突然要把他们的道相等同呢？至于从自身修养来说，孔子的门徒怎么会把管仲放在眼里？曾西不这样做是应该的。伊尹处在田野之中，由此来以尧舜之道为乐。他说，道所在的地方，与田野没有间隔。我为什么不能自得其乐呢？即使穷困居下，也没有什么不足；然而在田野中自得其乐，推广到天下，二者是一样的。这就是他后来翻然改变的原因；他的改变，只是改变了原来的行迹，难道是改变了这个道吗？正因为这个道素来在田野中实行，那么使君主施恩、使百姓受泽，也仍然是这个道。所以说这是合内外的道，也是随时处置事情的适宜方法。又有什么不完备的呢？假使他始终不因商汤聘请而改变，那才可能被怀疑为不完备。明白各种事物，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智慧被事物遮蔽，那么是非判断和取舍就不能恰当了；又凭什么实行仁义之道呢？独自修养自身，独自行道，这正是使这个道彰明的原因。把它推广给众人，传给后世，也不过如此。即使困穷而处在下位，什么时候不曾同众人共同生活呢？所谓“独”，必定只是说在我自身方面而已。周公的过错，大概是很微小的。以他那样的智慧，难道不足以知道管叔，却让他监视殷地吗？只是厚重于亲亲之恩，而来不及选择罢了。等到诛杀管叔时，周公难道能够没有过错吗？然而周公最终没有因为兄弟的私情而屈服于天下的公义，而是以王命端正刑法，这就是所谓改变；所以说等到他改变之后，人人都仰望他，也不过是因为这一点。万物没有不具备的地方，仁就在其中。反省自身而达到真实，没有一物不是我的，不必向外寻求便已经获得了仁。还有什么快乐能与此相比呢？然而既然知道有这个道，就必须亲身实践它，这样离仁才不远。努力推己及人而实行，便能使物我合一；这就是实践此道的方法。否则实践不能达到，终究不会接近它。承蒙您虚心求教，我谨慎地把所见写来禀告；若有不正确的地方，幸望详细指示。与李叔易学士别纸 近日恭敬听说令兄右丞建立了非凡的功勋，受到破格任用，朝廷得到了人才，海内共同庆贺。何况像我这样的门下之士，最蒙受特殊眷顾，他的喜悦可想而知。又何况手足之情，像您兄弟这样志同道合、心意相契，共同以天下为忧的人，一旦得志而有所作为，正是平日相互磨砺、熏陶习染的结果。贤者经营天下的才能，本来就有根基；至于一时应对变故的议论，也不必出门便已经定下。这种快乐，哪里像世俗所说的富贵之情呢？我钦佩赞叹不已，特此写信祝贺。渊对于右丞，实在不敢自外于门下；然而没有果真奉上书信直接称庆，是因为过去我还曾以故人诸孙的身份列在宾客之中，如今却成为奔走办事的小吏，彼此身份悬殊，恐怕有僭越轻慢之嫌，而且也怕被认为谄媚上级。又没有办法表现我的欣喜跳跃之诚，所以冒昧私下把这封信交给您，恭请您深切体察。与季深别纸 朝廷设置官职，以台谏为名，使他们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能言说的。如果不能进言，或者所言不当，就应当改任官职，何至于只取布衣应诏之人的一两条意见来实行呢？难道台谏中没有人吗？还是他们的言论不值得采纳？自古以来朝廷必定有主持议论的大臣，是非可否由他作出决断，然后政事出于统一，天下上下有所依靠。像这样的人并不容易得到，如今是谁呢？汉代的勃，报告功劳可以，见识谋虑却差；唐代的琯，以声誉任用可以，应对变化却笨拙。功劳有难易，声誉有虚实，这些又不能不审慎考察。与胡几仲

译不知道近来您的起居如何？初秋霜降，行动休息怎样？听说您侍奉父亲回到豫章，已经又经历了几个月的艰难跋涉，却能保全自身和名节，重新游行于乡里，没有失去荣宠。自古以来难以得到的事情，如今有谁能像您父子这样呢？若不是神明护佑忠义，怎么能够如此？谨此向您道贺。只恨我仍受拘束，尚未能亲自拜访问候，面对秋风，怎能不更加思念恳切。渊久在龟山门下，听说您的议论文章，以及志趣的高远、节操品行的高尚，平日常常钦佩，只遗憾未能承接教益，也一再因循未能通问，心中的思念实在没有止息。人生的遇合本来各有定数，没有什么值得过分欣喜或忧戚的；然而声气相同，也就是人情中最大的快乐了。今年春天，龟山先生曾让我预先准备睢阳之行，当时因为道路阻塞未能成行。没想到我没有立即去拜访您，您反而又南来了。这次去豫章并不远，似乎决定有相会的日期，只是不知道迟早如何罢了。听到您的消息便喜悦欣慰，无法用言语形容。与黄用和宗博 前些日子两次经过将乐，您所赐的书信才送到，您的眷顾之意十分殷切，足见并未弃绝我。只是我所居的沙县偏僻简陋，没有便利条件；它距离将乐有三站路，偶尔将乐有人要到浙地，我又未能及时知道，所以很久没有能够上书答谢。疏慢之罪，言语无法充分表达，只能惭愧恐惧。夏天承蒙您赐下改官秩的恩典，接着又有任命，喜悦至极，却也没有空闲写信庆贺问候，不知您还肯体谅宽恕吗？冬日已深，天气极寒，近来起居如何？生活有条理，闲居也足以自得，我想您不会以远离朝廷为忧。不过圣主日夜思念忠贤，不久就会召见提拔，不能让您长久退处在外。我年老衰病，蜷伏田舍，智力都已困顿，不再有别的念头，只希望朋友们的道德品行能够成为苍生的福分；我在田间击壤，有时也能因此得到一分快意。壬子年秋天，幸而与您偶然相逢，略略得到交谈，随后您匆忙返回，未能当面告别，至今仍觉不足。自从流放驱逐回到闽中，接连多年的祸患无法一一叙说，想来您已经知道。去年按惯例受到朝廷洗雪，又续任枢属，已经超过我的期望；但因为贫困得厉害，不就禄便无法糊口，而编修职位空缺又相距太远，不敢坐等，于是请求岳祠，得以任职，正为此感到幸运。忽然丞相把我安置为幕官，我一向承蒙他的知遇，不能不单骑前来；本来没有久留的打算，转眼经过三季，还在这里苟且领取俸禄，琐事累身、彼此悬隔，这种心情怎能忍受？到了第二年春初，才获得了依照所请离任的机会。丞相在江西不到一年，各项事情都已就绪，又得到上天赐予的丰收，民情欢悦，所深深忧虑的只是兵力不足。然而王师所到之处都能取胜，敌人远远逃遁，南昌又在近处，似乎也不足为忧。我恐怕您想知道这里的详细情形，所以冒昧写及。龟山先生去世了，我失去了可以依仰的人，过了周年祭又半年了。触景生悲，痛苦无法言说。昨天朱丈向朝廷进言，于是获得宣取《三经义辨》的命令。书进呈御前已经很久，却交给秘府收藏。正确的议论尚未彰明，学者颇为疑惑，不知将来还会不会施行。这部书是否流传施行，关系到道统的存亡。所以想趁现在传授它，以使天下得到幸运。若说这只是为了解释文义，同王氏争论是非而已，那就失去了它的本意。近来我曾写信给临安诸公，反复议论这件事，自己惭愧言论微薄。最近得到德久的来信，说他曾独自同我的朋友讨论过此事，其他人或许并不知道。不知您是否也认为我的话正确？没有机会请教，面对秋风，只增添惆怅仰慕。答曹公训 您所论说的“故”，认为它以利为根本，我私下恐怕并不是这样。《孟子》一书，自始至终只是分别义与利，所以不同于诸子。舜与跖的区别，也就在利与善之间。既然利没有可取之处，那么“故”便不是性了；可是天下谈论性的人，所说的难道只是“故”吗？怎么会这样呢？不过，“故”出于自然，也可以说是性。所厌恶于“故”的，是因为它以利为根本；那么又何必厌恶智呢？大概“故”并非不善，它的害处在于利；智也并非不善，它的过失只在于穿凿罢了。否则，推算历法的人如果探求日行的规律，千年以后冬至的日期也可以坐着推算出来，那么“故”也就值得珍视了。庄周说：“不要用人为的作为妨碍天性，不要用人为的作为妨碍天命。”然而圣人从未废弃人为。庄周又说：“去掉智与故，顺循自然的道理。”然而圣人也从未抛弃智慧。人道在不废弃的范围内，智慧在不抛弃的范围内，那么“故”的作用怎么可以没有呢？关键只在于不以利为根本罢了。倘若还有疑问，希望您再详细指示。答范益谦郎中 侧耳听闻您的美好声誉，已经日久，常常遗憾道路错杂，不能承受教益，只能深深仰望。中间曾承蒙您写信教问，言辞心意十分殷切，本应立即答复；但所居偏僻遥远，又因循多事，没有便利机会可以利用，于是终于形成怠慢。不知您果真肯赐予体察吗？近日天气清肃，恭惟您不断进德修业，如河水正源源而来；看世间虚幻妄诞的来去，没有什么足以动摇心志，安闲无为，福禄自然聚集。还相距遥远，不能相会畅谈，面对秋风思念渴望，心意无法尽述。昨天承蒙您来信，恰好同居仁舍人的教诲帖一同到达，深知您的雅意十分殷切。以您这位贤者受到士大夫广泛推重，即使没有居仁，难道还有人没有听说过吗？只是您前后过分称许我的话，有些是渊不敢承受的。您又推究道学的源流，说渊亲自传承师说，独自继承正宗，更是难以承当。我久未写信答复，虽说是由于因循，其实是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惶恐，惶恐。渊在孩童时，已经知道诵读先给事所著的《唐鉴》。后来成年，稍稍通晓文义，早晚玩味其中内容，常常遗憾不能见到作者本人。又过了五六年，才见到龟山先生，因而得以出入他的门下。龟山大概是向伊洛之学学习并得到其传承的人，我曾拿《唐鉴》中的议论向他求证，才知道先给事所得之学，确实同伊洛之学没有不同的途径。我相信并守持从前听闻的学说，不知不觉已经老了，仍想访问那些曾经亲近熏陶于先给事的子孙，或许可以有所考证。幸好先侍读有您这样的儿子，没有弃绝我这个衰朽之人，可以让我叩问请教。如今反而承蒙您向我请问，岂不是您听信过度了吗？姑且陈述真诚，用来感谢您的不敏。

译您来信中用“先生”称呼我。“先生”本来是弟子称呼老师的说法，或者要等到年龄和德行都尊贵之后才可以这样称呼；否则便会随之而来没有事实根据的毁谤。如今冒昧地把这个称呼用于我这样的不肖之人，为什么呢？师道不流行已经很久了。从前韩退之的文章天下无双，曾经写作《师说》，于是挺身自任为人师，诽谤讥刺接踵而来，自身也不得安宁。韩退之对于“先生”这个名号，似乎本来没有什么不足；然而人们仍不因此称许他，何况其他人呢？以后万一再有来信教诲我，幸望删去这两个字，使我不再惭愧恐惧，那便是更加厚重的赐予了。您来信所说的只是这件事而已，足见您的雅意。若说这件事不能没有老师，以四海之广，也有可以当得起这个称号的人，益谦还应当更加广泛地寻求；或者不要废弃朋友之间相互资助、切磋琢磨的益处。渊虽不是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人，假如您愿意带着我随从于您，我以后也不敢推辞。病中言语没有选择，幸望一并宽恕。与吕居仁舍人 在桐江拜别，忽然已经五年了。庚申年夏天，我从临安回来，船经过兰溪，听说您的大旗已经离开郡城，应当赶往衢州的桥梁，因喜悦而以为有幸可以承受教益。等到了那里，到处询问您的住处，却没有人知道。有人说您滞留在路上；我大概停留了两天等待您到来，却始终杳无音信，于是怏怏地向南去了。本来知道以后再见很难料想，却没想到直到今天仍然相隔如此遥远。仰望思念之情，没有一天不是这样。期间曾承蒙您寄来教诲帖，又常常在子猷的信中看到您垂问，极知您眷顾我的心意殷切，感激之情无法形容。只是因为所居偏僻遥远，没有便利机会寄信，深感惭愧。不知您果真能够宽恕吗？近日秋气清爽，恭惟您的起居更加安适，百福顺遂聚集；还请更加调养身体，不久便承受美好的恩宠。我的下情实在不胜祈祝。今年因为躲避兵乱，住在山寺中，总共几个月，坐卧都在低洼潮湿的地方，于是得了脚疾，入夏后更加严重。回到乡里以后，痢疫大作，全家相继患病，儿辈和婢仆之中还有死去的，老年人的心情实在难以承受，几乎死去跌倒。幸赖秋气日益清爽，积聚的暑热稍稍退去，虽然还没有完全安然无事可望，但至少没有因此死去。由于人事全都荒废，所以对您也没有空闲问候。如今祠官任期已经届满，生活贫困而负担沉重，不能没有忧虑，只得再次申述前请，因而在病中附写这封草率的信，幸望您明察。范益谦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却没有见过面；他寄来书信，情意十分殷勤。昨天曾麻烦您指示送来给我，直到今天才得以赶快答复。渊是晚辈，学习毫无所得，恐怕受到您吹嘘过分的影响；也许因为仰慕龟山而不得相见，常常想把我置于朋友之列，这种心意我哪里敢承受？爱好善人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以后若有人问起不肖之人，希望您姑且照实说就好，使询问者不至于听信妄言，也算是我的幸运。渊实在不胜至诚恳切。与范致闻安抚 恭敬听说您退居闲处，在仙乡安居，有空便用余力营造宅第，雕饰屋脊，彩绘栋梁，在演山之下光辉灿烂。至于池台园囿，更是极其壮观美丽。即使多年未承蒙您来信教问，您的咳声、呼唤和指示之声，仿佛常常在百里之外都能听到；因此我颇能知道您早晚的动静详情，这对我这样的寒陋之人所起的慰藉，比每天收到笔墨书信还要好，实在幸运，实在幸运。然而近来朝廷正停止用兵、让百姓休息，而文教之事接连兴起，各项制度都在修整恢复，正需要宏才来辅佐中兴。像您这样已经试用并见成效的人，自然不应当长久留在外地。经营蚕丝之事，只有老年人适宜，正遗憾自己没有力量罢了，姑且说来博您一笑。与黄运使 到达衢州时，派回建州的士卒曾经具函问候，想来已经送达您的尊听。季夏酷热，恭惟您的台候万福。冒昧陈说一件小事：听说严日休察判所推荐的章奏还少，职司已有一员空缺。郑使怜惜事情将要完成，答应替他上奏；而长者您从前也曾特意吩咐催促办理。料想您怜悯孤寒之人，一定能够曲折周全地成就此事。大热天在宾客聚集之中写下这几个字，也算履行一纸之约。恭请明察，此外更愿您为国家保重身体。与十弟 朝宗弟来信，知道你的近况很好，令人欣慰。听说你从前曾患伤寒，过了很久才出汗，如今虽已无事，但毕竟是中年人，血气日渐耗损，更应当调养。斋弟今年参加科场考试，恐怕聚散无常，情况如何？五八郎果然有长进，都是我弟弟教导的功劳。他父亲气节义理过人，母亲孝爱无比，一定会有后代，造物主不会欺骗我们。明年省试应当在行朝举行，免解的人到现在便可以着手写省试课业，期望一定在取得功名的年份；年岁渐高，不能因循。如果只看重外在文采，那就是先向人认输了。至为嘱咐，至为嘱咐。王程之学，是正确的便加以采用，不必有空闲去趋附时俗，这本来是对的。自古到今，只有一个正确的道理；如果真正得到这个正确的道理，即使孔子、孟子又能增加什么呢？只怕人人都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当作正确，于是便有把错误当成正确的人了。把错误当成正确，难道是人的真情吗？违背道而顺从私意，或许只是自己还没有觉悟罢了。如今有人说：“根据自己的见解，难道对于道理还不是明白无疑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把错误当成正确，恐怕仍不能避免。总要同孔孟之道相参照；然而孔孟之道哪里容易理解呢？谏省起初议论程氏一派，朝廷有诏书颁行天下；等到又有人加以辨明，便再次颁示天下，那么其中所主持的究竟是谁呢？可是学者便把王氏与程氏并列评论，失去了其中的区别。王氏自熙宁、元丰以来，阐明六经，本来曾以孔孟自任；然而六十多年间，贪污货利、残害百姓，开拓边疆而制造事端，破坏已经形成的良法，开启欺骗蒙蔽的侥幸之门，终于使敌人侵扰，二圣流离播迁，百姓陷于涂炭，中国失去守卫。自古以来的祸乱，从未有过这样惨酷的，究竟是谁实际造成了它的先兆？如今他们的书都还存在，可以拿来验证。这样还可以认为是正确的吗？如果世上没有孔孟，我恐怕免不了受到圣代的诛责。孟子说：“这是管仲所不做、曾西所不做的事。”你想在这里选择其中所谓正确的，也太浅陋了。没有机会当面说，只能随笔略略提及这些，其他方面请多加珍重，不一一详述。答汪端中 沈倩有幸列在您的交游末席，因此得以听闻您的言论；又看到您近来的文章，足见学业丰富。由此不断充实自己，达到古人的境界并不困难。然而您在安抚我的言辞中，又屈尊涉及我这样的不肖之人，究竟是看中了什么呢？只是您家中有杰出的宗师，文章的精妙冠绝古今，四海都愿意把他当作模范，想亲近接受他的熏陶却不可得。您还要到天下寻求老师，难道还有胜过他的吗？而您亲近善人还不满足，竟想从聋者这里借取听闻；即使这是广泛博爱的表现，我也不敢接受您的命令。临信惶恐，言语不能尽意。

译从前承蒙朝廷误听，把我安置在谏省，我百事无成，最终因罪离职。直到今天还羞于见朋友，何况又承蒙您加以赞誉，我哪里敢承受？这个职位是叔祖了斋一生任职经历过的地方，他因此名传万世，根基就在这里。不肖的孙子有幸接续其后，已经没有满足众人议论的期望；又因怯懦而毫无补益，自取罢黜，实在是门户的耻辱。没想到您还反复写信推许我，再三告谕，反而使我更加惊恐畏惧。什么时候才能同您共同交谈呢？姑且写信略表感谢自己的不敏。与将乐王宰 我私下仗恃您不轻视我，冒昧把这件事告诉您。清流簿萧子庄，是我所敬畏的朋友。他的学问和品行，人人都共同佩服，不必多说。不幸突然去世，家中贫困，负担又多，几乎不能使灵柩完整地运回故乡。幸好潘宰因为同僚之故，稍稍给予助丧抚恤。已经在初四日启程，按路程计算，想来应当已经到了仙邑。恐怕途中有所需求，如买船、雇脚夫之类，幸望您加以指示。恰好您的属吏尚未出发，若能询问他的遗孤经过您的辖境，这实在是非同寻常的恩遇。若您怜悯死者和遗属，所受的恩赐我不敢忘怀。陈致虚秀才，您认识他和他的弟弟宗虞吗？他们才学可观，又谨慎自守，是乡里所推重的人。如果他们多次到您的公文处，希望您能够给予教导督促，以成就他们的资质。与郑彦继 回到家中，各种事情纷纷而起，生活情状可想而知。近来宾客稍少，冬日事务也有间隙，才开始谋划读书。然而我故人的雅意，又有一件不约而同的事：他竟在几站路之外，却没有机会相聚，这种心情可想而知。期间听说您曾到临安一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又听说今年秋试颇为如意，考官虽然最终没有录取，往往称道您文章议论的优美，这也可以说是命运使然了。得失细微，想来应当随手扫除，不再留在胸中。几位县令似乎都知道您读书日益精深，可喜，可喜。穷困显达不足道，关键应当使家学有所传承，那才好。尹彦明坚决辞去新的任命，近来已经到了建康，不知最终会怎样？他的辞札极合人意。近来得到明仲的信，认为这位先生真是洛学门下后来出现的龙象，这话确实不假。康侯多次来信，最近还专门派人送回方回的《春秋传》；文章博大精审、辨析精微，能写出这样的书，所以可以流传久远。渊已经老了，此外没有什么可期待，也想粗略完成平生编缀事实的工作，只是还没有闲暇。面对信纸，言语不能尽述。与李外甥 五八外甥来信，知道你尽孝而身体能够支撑，令人欣慰。你寄来的诗赋，大有长进，可喜，可喜。你的父亲一生辛苦，晚年才考中一次，却没有实现高雅的志向，流落在异乡，众人都为之叹息。贤德的母亲历尽艰险，还没有等到得到你的力量，便突然长逝；每当想到这里，悲痛无穷。如今你完全改变了幼年时的习惯，刻苦读书，心智见识已经开明，果然容易得到启发。从此继续充实自己，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呢？更须不分昼夜地努力，重新振兴门户。这不只是你本来应当做的，也是用来发扬前人的光辉、补偿外家的责任。书斋如果已经散了，你暂且回到家中自我防守，读写文章不要到外面游荡。至为嘱咐。答萧茂徳别纸【建功】了斋曾说：“侯孝恭善于下棋，天性本来高明，不必依靠学习。初到京师时，替孙侁、李伯祥、饶三路下棋，大约一两年，不再得到客人的饭食，贫困愤懑之下便跟随刘仲甫。他带着棋具，到各位公卿贵人的家中教人下棋，把这作为糊口的办法。有来学习的人，先从饶九路开始，这样教了一年。孝恭常在旁边斜眼观看，也不在意。一天，仲甫对他说：‘你已经可以同孙、李两人抗衡了。’孝恭自认为还比不上。不久孙、李一同来到，仲甫命他们争先赌胜。两人起初不服，后来不得已接受挑战，都被孝恭打败。两人离开后，仲甫问：‘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进步了吗？’孝恭说：‘不知道。’仲甫说：‘你的棋艺不是靠学习而成的，本性所得本来就高明；你起初不知道九路以下的棋法，所以用这种方法取胜。你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过犹不及。自从你跟着我教别人之后，就知道了这些，因此两人便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技巧。’孝恭于是大悟。一个人的趣味见识本来高明，便不屑于做那些低下的事情，这是求学者的大毛病。所以善于学习的人没有什么不学习的：如果身在朝廷却不知道田野的事情，通晓经术却认为史籍不值得看，说道理足以衡量事情，却对世间事务有所不通；认为道理足以应付变化，却不能察知人情；内外不能相合，天道与人事各自分离，这就是王氏失败的原因。他自以为高明，却让每个人都能欺骗他，难道不是因为不熟悉低下的棋着，因而被人击败一类的情形吗？我曾认为了斋的话很有意味，所以把它写在这里。” 与李子家简 阴雨转凉，恭惟您侍奉尊长万福。连日没有见到丞相，想说些话却没有机会。昨天幸而见到您，又因为人多而没有能够请您单独谈话，实在十分惆怅。近来使司派属官来检验和买绢帛，起初命令抽取检验，后来又有指示按等级拣选称量，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属官奉命办事，自然不敢草率。最近又听说称盘完毕后，若有轻薄短少的，便贴钱交纳给官府，不知果真如此吗？和买绢所给的官钱极少，却从来没有按数发放。如今民间向官府输纳，每买一匹绢要用钱六七贯足，其他包装费用还不计在内。已经输纳到官府的绢，如果不能供上，又把罪过归在拣选称量的人身上。如果命令输纳者贴钱，虽然说是为了杜绝经纪揽办之弊，但这些钱收入官府后如何收支？徒然失去宽恤的名声，反而得到苛细的讥讽，这实在不可行。过去任州县官时，我常常主管此事，每次拣选，只取没有糊药的绢；至于轻一二两、短一二尺的，起初并不追问。大概上供交纳的地方只看大概情形，若衣料赏赐中没有糊药，人人都会争着领取，哪里有空计较少许的轻短呢？如今既然有新近下达的指示，应当派官员检验，这本来不可停止；但也必须选得到通晓事务、略知百姓输纳艰难的人，斟酌旧例，只要比往年稍好便不退回驳斥，这样或许官物容易凑足。否则奸弊百出，即使想从多方面加以防范，也不容易革除。听说在检验以前，一个县一天能交纳一百几十匹，近来经过鞭打催促，却不过三五匹而已。万一错过这一时机，导致输官迟慢而细碎，将来总数不足，怎么办，怎么办！希望停止贴钱的议论，也禁止没有绢而纳钱的说法。从今天以后，官吏不得徇情收受不合格的绢物，违犯者治罪。此前已经纳入官府的，可以不再追问。还应当由受纳官先申报一天应交绢的数目，检验官次日早晨前来称盘入库，不合格的退回。物品少而容易看清，命令简明而必定实行，应当也不至于大多不能供上。您看是否可以把这些意见报告丞相？我不敢频繁到书馆反复细说，幸望您察看我已经说完的内容，不要把它传出去；尤其感谢您的宽恕。与郑致逺知县

译昨天到达兴国，派人到郡中投递文牒，于是留连到傍晚。佳节恐怕没有费用设宴赏玩，不想因出行而前去拜访。连日积雨，天气转凉，秋风更令人喜爱。料想客人离去后心情清闲，处理烦琐急剧的事务，每天都有余暇，可以从容承受教诲。然而老人登门，又恐怕烦劳您倒屣相迎，不能不妨碍您安坐治理。虽然心中仰慕很深，也只能自我抑制。坐在这里想象您超然遗忘形骸的真实境界、傲视古今的议论，时常不免惆怅。谨派专人问候起居，一两天后或许能够快步前往拜谒，其他事情等见面再说。县邑设置县丞，按惯例因为有嫌疑而不能参与裁决事务，县令又只得到无助，因而使各项政务不能治理，这种情况已经多年了。您到来之后，把百里之地视为自己的责任，县令与县丞之间洞然无间，吏员不敢在其中肆意妄为，积累的弊病顿时革除，上下没有不感到安定的。然而上司突然把您调走，怎么想得这样不周全呢？昨天才听说这件事，为此叹息不止。我这点心意，难道只是为了一个防御方面的托付吗？万一您不嫌弃这里，百姓或许可以请求免去调任，使我们乡里最终继续承受您的恩惠，那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我年老多病，没有机会同您相见，详细曲折之处等您明察。县中设有丞官，按惯例因避嫌而不能参与裁决政事，县令便只能独自办理，因而导致各项政务无法治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了。您刚来时，把治理这百里之地视为自己的责任，使县令与丞官之间关系通达、毫无隔阂，吏员不敢在其中任意妄为，积累的弊病顿时革除，上下没有不感到安定的。可是上司竟然突然把您调走，实在是太不加思虑了！昨天刚听说此事，我便为之叹息不止。我这点心意，难道岂只是为了一个“一防”之托吗？万一您不厌弃这里，百姓或许可以免于与您辞别，使我们这一乡里终究能够继续蒙受您的恩惠，那真是再幸运不过了。只是我年老多病，没有机会与您当面相见，无法详尽说明其中曲折，一并等待您的察鉴。与孙次卿学士 很久没有见到您的面容，实在希望能稍稍亲近，聆听谈论。您闲暇无事时，我不敢让长者屈尊；等到您的高车经过门前，又恰好有出入之事，没能等候，先行离去而获罪。哪里是这样呢？从秋天到现在，凡四次承蒙您屈尊来访：三次来访时我在斋舍，一次因为卧病，这样也可以得到您的谅解了。只是惭愧畏惧和思念的心情，终究恐怕因疏慢而冒犯您的真实德行，所以特意说明自己的这点心意，也不敢再希望您推恩宽恕。与邓徳裕删定 恭敬听说先承事蒙受优厚的赠典，举行焚告之礼，这正是世代德行所招致的，也是人子最为荣耀的事情。乡里虽然相隔疏远，按情义本应奔走到墓下，捧着祭品表达敬意，稍稍申述我平生仰慕之情，并同乡人一起庆贺这一盛举。何况又承蒙您宠召，哪里能够推辞？偶然因为抱病，不能如愿前往，只能深深惶恐叹息，更希望您体察，不把这看作罪过，那就万幸了。邓家回定书 承蒙您的恩泽润及，我有幸私下享有乡里的交好；既然您的书信下及我这样的卑微之门，哪里敢以门第低微为辞推拒？承受您的命令虽然荣耀，内心惭愧却更加深重。恭敬想到令嗣身居秘省、列于簪绅，姓氏如兰玉般显贵，能够承继长久以来令人钦敬、反复称颂的声誉，应当能够得到五长的辅助。像我这样孱弱残存的人，哪里敢说配得上美好婚姻？只凭鸣凤的占卜，或许可以报答您采葑取菲的恩赐。润叟入聘书 近来因为志趣声气相投，有幸谈及婚姻大事；卜筮既然没有灾咎，男女也想及时成婚。只是问礼所宜的时机已经错过，桃花正盛的时候，请定婚期又稍嫌迟缓，希望还赶得上梅子尚存的时候。谨此表达至诚，恭敬等待您的佳音；少量聘礼，详见另纸。为族侄求婚书 您不嫌弃菲薄之物，我幸而曾经得以依附高门；如今由于声气相投，还想再次修复旧日的交好。我过分仗恃朱陈两家的交契，冒昧提出齐郑两家的婚姻之请。仰望缔结华美婚姻，俯首惭愧门第并不相称。舍弟某，继承祖业而学习，承袭簪绂之家，已经到了成年，尚未娶妻主持家务。恭敬听说令女第二小娘子，美好的德性从小便受保傅教养，善良的声誉早已充满家庭内外。让她坦腹东床，实在惭愧辱没了您选择女婿的鉴识；如同采摘南涧的苹草，希望借助她承继祖先事业的才能。谨此送上薄礼，希望听到您的佳音。代回胡给事下定书 手执马鞭而仰慕您的义行，正惭愧自己难以攀交；委托礼物来问名，才是为了防止显得自谦不足。我哪里是因为像萝卜叶这样微薄的东西竟被您采录而来？大概只是因为彼此气味或许相同。您的教诲告谕十分殷切，使我这个寒微之人更加惶恐。恭敬地想，您的令嗣承务，秀美如芝兰挺立，珍贵如圭璧显现光彩。众人都推许他是值得再三称道的贤者，理应得到五伦长者般的辅佐。蒙您垂意求取如持箕帚的微贱女子，竟俯临我这衡门茅舍。岂敢自行弃绝于高门之外？只希望远远地求得您的余福。代沈家所作的下定书 承蒙您深厚的仁德庇护，正依赖姻亲的契好；修复旧日盟好，更借助河润般的余泽。寒门因此更加惭愧，又攀附了高贵的援助。恭敬地承闻您的侄女教养有方，容貌或许也合乎礼法；而某家侄子粗略懂得师友相交的根本，幸而没有子弟的过失。怎敢倚仗朱陈两家通婚的旧例，便冒昧防备齐郑两国婚配不相称的嫌疑。恭敬地准备菲薄的礼仪，希望听到您的美好答复。感谢邓氏询问侄女婚事的书信 恭敬地承受您的美好命意，重申您高雅的情怀；您不嫌弃衰微之家而来问名，使两姓结合更加厚重于往日的契好。没有什么可以推辞逃避的，只是内心更加戒惧惭愧。伏闻您的孙子秀才天性聪明，勤学不倦，正当盛年而求婚配，哪里是小女所能匹配的？只希望凭借鸣凤之兆，稍稍报答您采择寒门女子的厚意。圣节致语口号【代人】上帝再次降下厚重的福佑，赐予无疆的历数；真人降生，自当享有长久的寿命。考察流乌受命的祥符，实在环绕着雷电发生祥瑞的日子。人神同庆，夷夏交相欢悦；共同设宴娱乐，以显示慈爱，竭尽远近之人来防备福祉。恭敬地想，皇帝陛下以天之威临照四海，以父母之爱养育群生；日月照耀，四时运行，无论远近没有不到之处；风雨顺从，万物都得以看见和听闻。德泽都来赶上重十之庆辰，抚临千载难逢的盛运。洞庭九奏，春天仿佛随着仪凤之音回返；嵩岳三呼，雷霆震动，发出后天之际的祝颂。只是我们这些人有幸忝居乐部，又恰逢昌盛之时，遥望宫阙，怎敢不献上口号。《默堂集》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默堂集》卷二十，宋陈渊撰《存诚斋铭【并序】》我曾向龟山杨先生询问求道的方法。先生说：“《大学》这部书，是圣学的门庭，可以通过诵读它来探求。”我退回来学习它。看它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根本在于诚，正合我的心意。它的学说简明而完备，道理正直而周全，作用重要而广博。虽然不敢怀疑，却还不知道它是否一定能够实行。后来我把疑问质问先生，先生说：“本来就是这样。”又承蒙他教导说：“《中庸》这部书，是大道的渊源，可以通过诵读它来认识。”我又退回来学习它。读到它论说至诚不息，最高境界达到不显现却能彰明、不动却能变化、无所作为却能成功时，便起身叹道：“啊，盛大到了极点！诚若能达到这样，天下国家还有什么不能治理的呢？”再进一步考察，那么上天所以高明，大地所以博厚，山岳所以耸立，江海所以流动，没有一样不是由于这个。大概我曾收敛视听，使一丝尘念都不萌发于胸中，内外洞然明澈，机巧之心自然止息。既自以为已经懂得了，又认为还要把它实现出来。若不能凝聚坚定地守住它，居处其中必定不安；涵养得不成熟，发露出来也必定不纯粹。这种道，难道可以片刻离开吗？正因为它不可违背，而没有什么可以违背它，所以我的诚心曾经有所存养。古代的圣贤，没有舍弃这个而能够达到圣道的。凭我的不肖，幸而能够知道它，却在数年之间奔走忙碌，竟不能稍有闲暇来休息洗涤心灵，也不能安坐而日益进于此道。这就是我长久不能进入道的原因。大观元年，先生任官于余杭；夏四月，我从父母身边重新来到这里，于是就利用县衙东边旧屋的几间房子，修治为讲习之所，挂匾题名为“存诚斋”。大概是有志于努力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从今以后，凡是我饮食起居、出入进退、言语沉默的时候，都一定常常看见他所说的“诚”在我心中清楚显现，然后才付诸行动；希望这样每天进步，成为君子，而不归于小人，那么命名的用意就可以无愧了。既然已经以此自我发誓，又为它作铭来自我省察。铭说：天地的法则，对于万物始终专一不二。君子涵养心性，只在于达到专一。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要防守它们；意、必、固、我，要在防守之际斩断。正当这时，寂静而不动；有外物感触它，整个本体立即显现为作用，这就叫作“一”。没有一便没有诚；达到一日，天下便归于仁。我观察圣贤，虽处地域不同、时代各异，唯独都保存着这个道理，如同符契相合。以敬作为居处，以忠恕作为门户。先从自己譬喻推求，再推及他人。只有我和万物，起初本来没有两个不同的本体；各自偏私于自己的私欲，便有彼此之分。私智磨尽之后，天性浑然一体，没有什么外物不是自己，天赋的守持便完整无缺。天理所在，如同镜子与影像，有所来便有所应，却不随之一起离去。又如月影散落在万条江河中，固定的形相并不分裂，处处都是圆满的。看看那些世俗儒者，内外不能一致，不能胜过自己的私欲，机巧权变横生。哪里知道圣人一动没有不真实的，饮食起居无不体现诚意。我建造这座斋室，大到只够容下膝盖；静坐其中，空旷而不逼迫。回转光明向内照察，倚着几案默然无言；气息专一，精神凝聚，呼吸调和而深沉。内外一同融通，哪里还有所倚靠？即使纷乱之事来到眼前，也能以无事之心应行。古人已经远去，这一道理没有流传；用铭来保存诚心，大概差不多可以了。《容斋记》江陵教授官署的后面，有一条廊庑，向南延伸并连接到门，长度大约四丈。原来把它作为书室，我修治了其中三分之一而占有它，足以安放几席，排列经史百氏之书，静坐、睡眠、休息都在其中，于是命名为“容斋”。起初我客居大梁，过了几年，杨先生任江陵学官，派人招我前来。我到达后，正值盛夏；南方土地本来低湿，官舍又狭窄简陋，不能遮蔽风雨。它西南距古城不到百步，草木茂密，是蛇虺蚊虫藏伏的地方；居处其中，无法舒展懒惰的情绪；出外，又无法宣泄郁结的气息。我私下很不快乐，而先生却安然处之，怡然如颜子居于陋巷，安闲如原宪住在环堵之室。出门接待宾客，入内会见弟子，始终神色自若。这难道是没有所得而能这样吗？所以我常常因此惭愧，并且自我陈述不学习的过失，思考那位先生所以能进于此道的原因。不久心胸豁然开朗，回看先前滞塞的思绪，竟没有丝毫可寻。环顾所居之处，檐宇虽然狭窄，却显得绰绰有余。于是又存守我本来具有的、根植于性中的广大，把我不能强求的外物交付给命运；自以为房室即使更加狭小，只要能够容下我的身体，居处其中便不会厌恶。容斋的建造，难道正是在这个时候吗？唉，天地也实在广大，却竟不能超出我方寸之地；这样说来，身体处在心中，就如同大海中的一个水泡罢了。万物的道理，大的便无所不容，小的便容易安置。所以人若能把自己的身体看作水泡，必定能随所寄托而安然处之；即使是蓬草作门、破瓮作窗，又有什么值得忧愁的呢？孟子说：“堂高数仞，屋檐数尺，我若得志，便不这样做。”孟子在这里所谓得志，或许是没有空暇去营造这些；那么士人正处于困穷之时，修养自己所应做的事以等待时机，难道不比居室更重要吗？修养最为重大的方面，而遗弃最为细小的方面，这就是在方丈之内能够容纳我而不感到逼迫的原因。古人处在田亩之中，就乐于居处田亩；身处夷狄之地，就按夷狄之道行事；以至面对生死关头，也没有什么能够改变和震慑他们，其根源大概就出在这里。有人却舍弃天下之大居，厚待自己微小的形体，遇到事情不能释怀，随之产生忧愁、愤懑、怨恨；这样即使在天地之间，也将无论到哪里都遇到阻碍。如此一来，丹楹、玉井般的宏伟华丽建筑，难道足以容纳这种心态吗？大概得到安处之所，便没有狭窄而有余裕；失去安处之所，便没有宽广而觉得不足。安处的得失，全都取决于自己的内心，所以斋室的容纳，不能到别处去求。因此我深深悔恨自己最初的心意并非如此，便把这些话写在斋中，用来责备自己。崇宁二年七月十五日，剑溪陈渊记。

译《介堂记》江西的士人多以通达的才识和旷达的见识自居，把修身洁行、谨慎细密看作不值得一提。偶尔有人言语行动不违背礼法，取舍财物必依据道义，背负绳墨、遵循规矩，众人便一定指责他迂腐怪异，说：“这个人明明故意与众不同，想要做什么呢？”缙绅先生在前面遵从这种说法，放旷不羁的人又喧闹着加以助长，因此名节在当时无人知晓，苟且刻薄成为风气，廉耻之道全都丧失了。我在靖康、建炎年间，曾经代理庐陵永新的县令。那里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比其他县更难治理。我思考挽救眼前弊病的方法，只有扭转他们的习惯并劝导他们去做不可拖延的事情。于是广泛访求端正诚实、自守不移、不被流俗改变的士人，尊重他们的道义而与他们交友，希望下级观感其风而受到教化。过了很久，才得到龙君时升。时升怀抱才干而处于隐晦困顿之中，遭遇穷困也不改变操守；交往若非同类，便像将污染自己一样避开；推拒、接受之间，即使丝毫也不苟且。他平日接待别人，无论贵贱亲疏，一定竭尽诚意；一句话若不合正理，必定反复分析诘难，直到归于正直才停止。人们也因此敬畏他、忌惮他，他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耿介之人。与前面所说自以为通达而流入苟薄的人不同，所以我乐于同他交游。又因为他在秀溪之上建造厅堂，打算远离城市、避开喧嚣，离开人群而独立其中，便请允许我用“介”来为它命名，并且借此表示我与他相互交往的一点心意，用来劝勉他。有人说：“耿介就是不同于众人，常常与外物抵触；它的过失是矫激、偏僻固滞、执拗而不通达、狭隘而不能容人。您为什么称赞这个呢？”我说：“君子的行为，所到之处虽各不相同，但耿介却不可舍弃。若把耿介仅仅解释为小节，而把和光同尘当作处世原则，圆滑委曲、沉沦世俗，最终也不会留下任何名声。过去孟子谈论伯夷、柳下惠，有人认为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有人认为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者。清固然近于耿介，而和与耿介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孟子又说：‘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改变他的耿介。’既然如此，他虽和顺，耿介难道可以减少吗？他不以侍奉污君为羞，不以小官为卑，受到引荐便停止，停留便安处，这正是柳下惠的和顺。假使他枉曲道义去侍奉别人，留恋父母之邦而不能离去，或者让他居三公之位，他便不辨礼义而接受，那也只是苟且卑贱、没有羞耻的人罢了，这样的和顺又有什么可贵呢？所以说君子不可以舍弃耿介，正是这个缘故。即便如此，陈仲子认为把齐国给他是不义，所以不接受，人人都相信他；但孟子却认为，只凭他在小事上的表现来相信他在大事上的表现，是不可取的。因为一箪饭一豆羹和万钟厚禄，作为外物本来是一样的；只是人往往轻易舍弃箪食，却郑重辞却万钟，这是因为道义不明，物的多少足以扰乱人的判断。因此，做到小节容易，做到大节困难。道义，就是应对外物的权衡标准。伊尹不以一介之物给予别人，也不以一介之物取自别人。至于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顾；系住四千匹马，他也不看。一概用这个标准来处置，又哪里有什么难易呢？由此说来，陈仲子对于齐国，柳下惠对于三公之位，都不是他们曾经真正面对过的考验。孟子在这里有相信的，也有不相信的，也是从道义来观察它们罢了。所以知道陈仲子不足以相信，才知道柳下惠的不同；知道柳下惠值得相信，才知道伊尹与他相同。不是深刻通达孟子旨意的人，不值得同他谈论这些。如今我既取时升的耿介来为他的堂命名，又认为时升无可非议，想用古人的道义进一步勉励他。那么我对时升的期望，难道还没有终结吗？时升，希望你努力成为柳下惠那样的耿介之士，这就是我的期望。绍兴七年五月十三日，延平陈渊记。

译《邵武军光泽县学记》皇帝即位十六年，渐渐厌倦了兵革之事，专心修治文德，朝廷内外安宁，百姓因此得到休息。于是振兴旧有制度，以彰显中兴。第二年，下诏在行在所修建太学，设置师儒之官，增加弟子员额；凡是教育、培养、考核、选拔的设施，比祖宗时期更加完备。天下学士听到风声而来，聚集在宫阙之下、愿意接受教诲培养的人多得数不过来。皇帝亲临太学，加以劝勉奖赏。又把御笔所书的经书、诸子文章，分别赐给外郡学校。于是州县官吏，凡职责在于承受皇帝恩泽、推行政令的，没有不把学校作为急务，竭尽力量成就功业，唯恐落后。光泽县学建成，大概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朋友顺兴吴君璋恰好寓居此县，写信来告诉我，并且称道县令王君的贤能和办事敏捷，希望我作一篇记。我想，光泽作为县，处在江、闽两地之间，土地贫瘠而百姓贫困，虽然位于往来交通要道，却不是商旅聚集、货财囤积之地。从前在这里执政的人，常常仿佛没有闲暇；唯独王君能利用安抚百姓的间隙，改建乡校，以此敬奉皇上的德意，并且把这件事放在首位。事情办完，百姓却不认为这是负担，这实在值得嘉许。因此我叙述此事的缘由，并补充我所听闻的情况，希望借此扩大王君劝学的意旨。” 大概学习就是学习行善罢了。善，是天性的正当；具有它便成为诚信，充实它便成为美德，扩展它便成为大人，能够感化万物便进入圣人的境界。所以《周官》用六种德行教导百姓，圣道就在其中，是善不断积累的结果。有人却轻视它，认为它不够，这难道不是没有思考吗？孟子说：“学习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事情，都是为了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人伦的明白，从侍奉父母开始；侍奉父母必须以诚实自身为根本；诚实自身又必须以明白善为根本。善理尚未明白，却想积累善行来成就德性，并期望神明般的境界自然获得，这就像倒退着走路却想赶上前人，到末世穷年也终究不能接近。即使如此，善也很难明白吗？学习的人一定要在喜怒哀乐尚未发出之前、意必固我一同防守之后，回转目光、反听内心。当心进入无间而运行于似有非有之境，如同人刚出生便爱父母，长大后便敬重兄长，难道是为了利益才这样做的吗？纯粹是善而不夹杂利欲，这就是舜成为舜的原因。假使学习的人忧虑自己不如舜，每天勤勉不倦，那么对于成就圣人又有什么困难呢？所以说：“学习就是学习行善罢了。”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如今圣上亲自在深宫中奉行舜的孝行，早已通达神明，光照四海；理应使臣民观感而迅速受到教化，如同影随形、响应声；并且把领会先圣旨意的所得寄托在御笔书画之间，以使众多士人得到恩惠，这就是所谓明善。用诚实自身来侍奉父母的学说，见于孔子、子思、孟子的著作，明白显著，如同云间的文彩显现在天空，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人伦之所以能够明白，确实出于此；将要看到人才众多，天下可以运转于掌握之中。大概周宣王北伐之后，才开始经营蛮荆，而新田的芑草已经长得可以采食；最终能够恢复文王、武王的功业，也未必不是由此而来。王君在光泽执政，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他是否对此有所体会呢？起初听说县里原有学校，长期破败而没有修葺，学生虽然很多，但藏书、修业、休息的地方一向苦于狭陋。因此戴圆冠、穿方鞋的士人动辄数千，而数十年间进入仕籍的，有时竟没有一人。王君刚到任，怜悯这种情形，于是改建并更新学校，增高廊宇，使山川的秀美之气得以发扬，希望从此奇异人才不断出现，接续成为盛世所用；这也是为人君长者慈爱和乐的善政。然而做官如果只止于获取俸禄，那么学习科举文章的人都足以得到它；科举用来诱导人行善，却不是古人所说的善。求学者明白古人所谓善与利的分别，并且无愧于王君乐于培育人才的诚意，那就更是善了。王君名聿，是求福唐人，我还未能认识他；但从他劝学的心意，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绍兴十五年二月十日，延平陈渊记。

译《甘露寺题名记》崇宁丙戌年七月十二日，我在瓜州等候潮水。当时秋暑极其炽烈，船中闷热郁结，令人不快。唯独同友人张载德划船登上小艇，冲破惊涛骇浪，到金山乘凉。这天晚上，天空空旷，江上月色明亮；观看波涛汹涌、鱼龙出没，秋光摇荡，万顷江面一色。清风轻拂在人身上，毛发全都竖立起来，恍惚间竟不知自身处在什么地方。第二天，清晨雾气刚刚散去，我们穿草鞋、持藜杖，一同登上山顶，在留云亭上休息。俯视江面上的舟船，往来络绎不绝，真像梦境一般。又过了几刻钟，下山到妙高台拜谒满公。吃完饭太阳已经过午，于是渡过京口到北固山，在山下沐浴，又在净名斋前的廊柱下迎风纳凉。俯视群峰腾挪聚拢，中间环绕着万家井邑，山林与城市的趣味兼而有之，大概是东南的奇景。天色将晚，携手登上上方寺，向北眺望杨子所说的龙藏、焦山、海门几个岛屿，点缀在江面之间，大概已经看得很远了。向东眺望沧海，天水相接相涵，云涛渺远，使人产生厌弃人间的志向，想脱离尘世却又不能。片刻之间，骤雨降下，便准备停留住宿。仆人来告诉我，船已经向南开走了。于是只好踏着月色归去。剑溪陈渊题记。陈渊字知默，张载德名公厚。《定交篇》朋友以感情相亲近，不如以道义相互许诺；以道义相互许诺，又不如共同遵循大道。我在太学求取朋友之间切磋琢磨的益处，已经很久了。上等的人，大概仅仅有几个；次一等的可以有三五人；再下一等的也不过十几人罢了。唉，得到这样的朋友是多么困难啊！难道是我用来立身处世的东西不足以取得别人的信任，以至于那些人远远逃开而不肯见我吗？还是我招致他们的诚意有所未尽呢？至于用来取得别人信任的方面，我既不敢不努力；但别人是否信任我，本来就不能强求。而我对于朋友，也可以说已经尽到了诚意。正当还没有得到朋友时，我便表达出眷恋、仰慕、盼望而不能停止的心意；得到朋友以后，又唯恐不能取得他的欢心。等到相处日久，所作所为未必完全相同，而对方有所追求局限于形骸之内时，我必定为此忧戚不安，反复譬喻说明自己的志向，使他能够察知自己。被他理解时，就如同醉梦醒来，如同兄弟亲戚久别重逢，又如同废坏的手足经过药物治疗而恢复功能。我对朋友，大概就是这样真诚，难道还有没有尽到的地方吗？然而诚意已经尽到了，却很少有人与我相互信任，朋友真是难得啊！我观察世上的君子，他们聚集在一起握手，亲昵无间，发誓同生共死，确实像是值得信任的人。一旦稍微违逆了他的心意，便怒目相向、背后诋毁；对待过错者如同看待路人，断绝关系如同丢弃草芥。难道是因为得到朋友并不艰难，所以认为不值得珍惜吗？若不是这样，为什么他们的离合会如此容易呢？建安的陆敬思，我过去在太学便听说过他，大概就是那种始终眷恋仰慕而盼望不止的人，只可惜一直没有见到他的面。有一天我到荆州拜访外舅杨先生，在默默交谈、举步行走之间认识了他，知道他是君子。与我说话时，似乎有意与我相交；我知道他胜过自己，愿意跟随他学习，却不敢把自己当作他的朋友。等到相聚已久，他便倾尽肺腑，而我也考察他行迹所在；我竟不知自己不肖而不足以给他带来牵累，只害怕他舍弃我而离去。他离开以后，我思念不止，再推究他规劝切责我的话，全都是想成就我、期望我达到长远境界。这难道是世俗中毫无缘故便结合的朋友可比的吗？我对于敬思，已不只是从情义方面求取朋友了。那么敬思难道不会对我有所安排和教导吗？我的外舅曾告诉我：“我有些朋友，有人说他们最终败于势利，这不对；只是他们互相责备太深，而彼此了解太浅罢了。”我考察史书，确实如此，所以常常把这件事作为戒惧。不知道敬思对我，是不是因为听信别人的赞誉才取用我呢？他难道也有自己的了解吗？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赞誉而取用他，就必定因为一个人的诋毁而抛弃他，这是事理必然的发展；敬思对我，显然不会这样。大概他一定有安排我的方法，只是我实在没有智慧去知道，那么敬思安排我的方式将会是什么呢？这件事不能不告诉我。我虽然不敏慧，私下曾仰慕颜回、闵损、冉耕、子夏的风范，想在洙泗之间求道，希望万分之一能够有所所得，作为终身依凭的根基，或许不至于成为父兄朋友的负累。而敬思的志向已经与我相同；如果他确实以此自处，也以此来对待我，那么我们两个人难道会有愧于古人吗？难道会不同于世俗纷纷扰扰的人吗？孔子说：“先确定交友关系，然后再有所求。”大概一定要这样，交情才可以确定。于是作《定交》一篇，寄给敬思。敬思如果愿意把自己的志向告诉我，我当恭敬承受教诲。《定交篇》后跋 当初我在荆州见到敬思，一见如故，过了一个月才分别。当时敬思在京师游学，我恰好有所感触，写了这篇文章想寄给他，因循拖延而没有完成。大概这是崇宁三年的事。后来敬思又向杨氏求婚，过了四年，又在余杭的官舍与我相会，每天侍奉在先生身边，我们更加亲近熟悉，志向相同而气息相合，如鱼在河中游、鸟在云间飞翔。这样一来，我先前对敬思的期望，也已经实现了。这篇文章于是没有再拿出来。大观二年春天，偶然在旧稿中发现它，便谈到这件事。敬思听说后想要它，对我说：“我们两人如今相得，不同于从前了，那么这篇文章似乎已经没有用处了。”然而与其认为没有用处而抛弃它，不如抄录下来相互赠送，或许可以使我们两人知道，当初的心意并非偶然。因此我不顾文字语言不够工整，未加辞让便把它交给了他。三月十五日，延平陈渊书。

译《讲〈论语〉序》《论语》这部书，记载孔子与众弟子问答辨析的话，是当时的学者共同守护并传给后世的。然而从秦汉以来直到今天，其间以儒者自称的人，能够窥见它的藩篱的有一些；能够进入它的门、登上它的堂而深入其奥义的，实在没有一两个。唉，《论语》竟这样难以理解，并不是这部书难懂，而是大道难懂。凭我的不肖，哪里敢自称足以理解它呢？然而我探求它已经二十多年，也不能说一点心意都没有。所以我曾说，大道难以理解，古人常常忧虑它的难，而今人却不把它当作忧患。正因为忧虑它难，所以探求得勤；正因为探求得勤，这才有所获得。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从前孔子居住在鲁国，跟随他游学的约有三千人；他的弟子跟随他周游列国，甚至有人愿意为他驾车赶车而不辞劳苦。凡是老师所在的地方，弟子从未不在那里。孔子在卫国被削去行迹，在宋国遭遇伐木之难，在商、周之间被围困，在陈、蔡之间受困，流离奔走，困苦可以说极其严重。子路为困穷而愤怒，颜渊疑虑将死；这些人都亲身遭受了危害，却始终没有离开孔子，他们的勤勉大概就是这样。四科中的贤者，本来都不是拘谨无能、对世间无用的人；假使稍微施展他们才华的余绪，应该都能超过常人。凭他们那样的才能，追求名声，名声本会归于他们；趋逐利益，利益本会依附他们；可是他们却轻视富贵而不怕贫贱，舍弃安逸而趋向忧患，又加上饥饿困顿的羞辱也不顾惜，面对生死变化也不恐惧，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他们还要这样做，必定是因为他们所求的东西大于这些，所以不能用这些来交换那个大道。然而他们仍有所得，也有不得；由此就可以知道大道是多么难以理解。诸位读这部书，看到孔门学者如此勤勉，是否也曾深思过其中的原因呢？思考深了，然后才会有所疑问；疑问专一了，然后才知道自己的病症；学习达到知道自己病症的地步，这部书所记载的道理，或许就不会使人感到厌倦了。而且，书是大道寄托之处。扬子云说：“七十弟子每天听到过去没有听到的，看到过去没有看到的，那么文章也就不值得看重了。”向孔子学习的人，连文章都尚且不足以看重，那么他们听到、看到的，难道是世俗所谓的听闻见闻吗？大概其中必定有无法用言语传达的东西，而不是书能够全部包括的。虽说不是书能够完全包括的，抛弃书而去求取它，又不可以。用自己内心的权衡，验证当时的问答；起初，就从这里下学；最终，也不离开这里而上达，在幽深隐微之中从容自得，超然默契于言意之外。古代真正懂得大道的人，也一定由此而来，不然，孔子门下学者一生所传承的东西，怎么能成为我一时取得的资粮呢？把众人共有的东西，扩充为我一人所探问的广博内容。这样仍然不能有所获得，即使亲身遇到圣人、亲自接受熏陶，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对于这部书，我确实还不足以理解。至于像看见豹身上的一斑那样的零星见解，我有时也能得到一些。诸位努力吧！如果我有所听闻，难道敢不告诉你们吗？至于学习却不思考，思考却没有疑问，产生疑问却不把它当作病患，这不是我对诸位的期望。《邓德恭字序》【肃，字至宏】我的朋友邓南夫的儿子名叫肃，请我为他取字。我给他取字为德恭，他又催促我扩展说明其中的意义。过了很久我一直没有空闲谈论。有一天我跟随他游览庵山，暑热烦闷而思念阴凉，恰好得到一株奇异的树，便在树下逍遥。环视茂林嘉卉旁边的花木，有的连绵伸展，有的舒展翅羽般的枝叶，展示英姿和妩媚，于是我对他说：“你想知道‘德恭’的意义吗？从树木上观察就可以明白。树木这种东西，有的倾斜在岩崖顶端，有的屈曲盘绕在沟壑旁边；挺拔秀美，含藏光辉，吐露奇异，呈现怪姿。向上生长，像被拔起；向下垂落，像坠下；盘旋曲折，像龙蛇蜿蜒；森然挺立、刚劲拔出，像剑戟交错。日光照耀、雨水洗净，春天繁盛、秋天凋瘦，各尽姿态、极尽美丽，不可用绘画完全表现。这就是它在外部敷布荣华，蔚然显出恭敬形态的地方。所以五行中木说曲直，在人的事情上对应容貌，而容貌称为恭，大概就是取自这个道理。然而，树干高入云霄，不是为了显得高；枝条弯曲下垂、足以遮牛，也不是为了显得卑下；它婉转盘礴、因风而形成姿态，不是为了与众相同；它孤特刚实、凌霜挺立，也不是为了显得与众不同。穷尽容貌的变化，俯仰之间都能合宜，也不过是根本出于自然罢了。正因为出于自然，而不向外在形态夸饰，这种恭敬才以肃敬为根本，而肃敬也正因此成为恭敬。肃是内在的德，恭则是德显现于外的形态。显现于外的用恭来约束，主宰于内的用肃来扎根，难道还会有不完整的吗？所以说：恭敬俭约才是德，不要承载虚伪，这样木的道理就行得通了。若只把声音、笑容、容貌当作恭敬，却不以严威俨恪的诚意来贯穿，哪里还能算作德呢？古人合内外为一的道理，表现在洒扫应对这些末节、起居饮食这些日常之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大概都是所谓守持志意、不使气质暴露的内容。他们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戒慎恐惧，难道只是敷衍而已吗？懂得这个道理就够了。如今你的资质奇妙，早早成熟，天才宏放，把世俗所能做到的事情看得仿佛不值得一做；恐怕你将要凭借高亢的意气，放浪于万物之外，那么在周旋进退之间，古人希望他委曲而合于中道的地方，你自然就会不经意了。令尊用“肃”给你命名，难道没有用意吗？所以我愿意用“恭”来勉励你，并希望这种恭敬出自德性，这也是为了阐明你名字的意义。《诗经》说：‘肃肃兔罝，施于中林。’德性所在，哪里有什么隐藏或显露的分别呢？” 你要以笃实的行为使自己的名字值得信实；如同玉有本质，我这些话难道是在雕琢石头吗？说完后我退下，为他作了这篇序。《无诤道人辩》崇宁壬午年春天，我从淮南来到京师。有人给我取号为“无诤道人”。第二年，我寄食于太学，在众人中低头而行；对于是非、善恶，心中有自己的判断，言语中也有所表现。于是我取这个名号，若能实践它，便作《无诤道人辩》来表明自己。文章说：

译无诤道人游于无何有之乡，在空堂上拜访有谓先生。他在众宾客之前展拜行礼，又在众宾客之后入席。整个人呆立着，仿佛只剩遗骸；寂然无知，仿佛魂魄已经被抛弃。先生正与众宾客因问答而欢聚，虽然已经觉得奇怪，却无暇追问。不久众宾客兴致融洽，起坐参差，交相杂说，彼此纷争抵触。从古今成败、人物长短，到天地形成以来六合内外，以及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的情状变化，没有不谈到的。高深的说法直抗太虚，低下的说法潜入黄泉。哪里有复杂的事端不能抽丝剥茧，什么道理的深窟不能探究到底呢？于是喧嚣越来越烦乱，彼此倾轧排挤；有人扬眉咬牙，拍掌顿足；有人附耳低语；有人反唇相讥、以‘你我’相称；有人怒发冲冠；有人拔剑击柱。过了一会儿，意气得胜的人后悔失当，被羞辱的人神色沮丧，纷纷挥袖起身。先生周旋于众宾客之间，等他们登车执辔离去后，才回身作揖请道人进来。仔细察看他的形貌，幽深茫然，仿佛没有与外物接触。问他原因，他只答应一声；问他疑问，他只是泛泛地推辞。先生更加奇怪，说：“这就是你成为无诤道人的原因吗？”道人说：“刚才那些喧闹争辩是为了什么呢？像我这样的人，是道理所否定而智慧所取用的，是人所奴役而天所主宰的。”先生说：“确实有这个道理，但你虽然得到它，却没有完全得到。鸡会争斗，马会踢踏，牛羊会用角相触，虎豹会用爪牙搏击吞噬，造物者本来就曾赋予它们这些本能。你的舌头没有毛病吧？又怎么能够闭口不言呢？”道人说：“现在您既然已经有所言说了，我姑且替您陈述一番。我曾游观于万物开始之初，那时幽暗蒙昧，不能分辨其中界限；我又曾观察万物的内部，那里铿锵交错，有洼有隆。将要与外物相接时，便有我与敌的分别；若停息于万物合一之处，我与外物就一同泯灭了。像我这样的人，大概只是细察天地之内而自得其所适罢了。”先生说：“密人拒绝周，周西伯因此发怒；夹谷会上受辱，鲁国司空因此斥责；朱翟遮蔽道路，孟氏因此喜好辩论；释、老之徒倚门相待，韩公因此不能低下意气。你难道独独没有听说过这些吗？况且你也曾见过水受到石头阻挡吗？它冲击回流而快速前行，乘着逆势而反退；把万顷水面收束在尺寻之间，把怒涛倾泻到绝壁之上，冲荡摩擦、排挤碰撞，雪浪如坟、沸腾如鼎，奔腾汹涌，仿佛山崩地倾。阳山的险峻、闽溪的凶险、吕溪的陡峭、瞿塘和滟滪的狭窄，仿佛鹅雁杂乱鸣叫，仿佛车骑奔驰，又仿佛风吼入林、雷声惊动春天。等到遇到一处平地，水势滔滔汩汩，向东流入大海，便只剩下寥落平静罢了。那么，有声音，难道也是因为没有得到平坦才这样吗？遇到不平，然后才发出声音。这样说来，发出声音，正是为了求得无声吗？所以虹霓盘绕、蛟龙腾跃，而水面澄澈寂静不动，这才是水的本性。至于水充满而流动，流动而受阻，受阻而发出声音，难道是它所喜欢的吗？只是不得已罢了。道人说：“古人不得已的道理，我已经听到您的教诲了。所谓不得已，难道是为了求胜吗？正如水不得平坦而发出声音，并不是水自己如此，而是有使它不平的东西。因此它发出的声音，是石头替它发出的声音；所以最终还是归于无声。所谓用不平来使之平，它所达到的平，才是真正的平。过去蚡婴在东朝互相诋毁，浑濬在吴地争夺功劳；国师的迁调，太常中郎的小令，史嗣复借佩剑来讥刺，史肇因毛笔而发怒。在我看来，富贵是身外之物，不值得争夺；功名是余事，不值得用来立身；六经只是陈旧的遗迹，不值得用来夸耀异能；文章只是末技，不值得自我欣喜。朋党各有不同的趣向，各自树立私见；事业各有不同的功用，也只是各有其时，又何必互相超过呢？我将轻视蜗牛角上的蛮触之争，把尧与桀所受的毁誉看作同等；把臧与谷亡羊看作一样，泯灭夷、跖的是非。这样一来，儒家、墨家之徒彼此诽谤、彼此毁伤，谁是大梁，谁是小草？也不过像剑尖上的微声、蝇头上的小字罢了。您又何必有空拿古人来规劝我，用世间的祸患来触犯我呢？”先生说：“唉，真会辩论啊！您难道最终要把自己的狂言藏起来，昏昏暗暗地处在黑暗之中吗？还是有所等待呢？”道人说：“春气向上蒸腾，草木倒着生长，只是时势如此，并不是我敢有所等待。我恐怕不能逃脱道理的约束罢了。从前蔺相如在廉颇面前表现得像怯懦，心意却在保存赵国；陈平在王陵面前表现得怯弱，谋划却在安定汉室。所以从胯下经过而不计较的人，最终成就了名声；唾液吐到脸上而不擦拭的人，反而保全了自身。这些都接近大道，难道你没有想到吗？”先生低头仔细思考，抬头自我感伤，不久长叹说道：“是像茅草随风倒吗？是像水波随流而去吗？他们之所以纷纷扰扰，是因为聚集的土块吗？是因为积聚的尘埃吗？这就是阻塞情理的原因吗？” 那是什么人呢？难道他独自没有相契相知的同伴吗？”道人于是让他重新说一遍，拍着大腿为他打节拍，和着说道：“把石头投入水中，难道还会有沉没而无法寻到的吗？把水倒入水中，难道还会有易牙那样的滋味可以辨得出吗？他将要只说三句话便彼此默契吗？还是会扬眉示意、以目相击吗？这就是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吗？”曲子唱完几遍，逌然自得，不向主人作揖便退去，主人也不知道下阶相送。庄周说：“整天说话却未曾真正说过什么，差不多就是这样了。”于是作《无诤道人辩》。代廷试防 臣听说仲尼之道，覆盖万物如同苍天，承载万物如同大地，运行错综如同四时，代代光明如同日月。推究其法制的完备程度，远远超过尧、舜；概括其德行的极致，比三圣还要伟大。若成就了仲尼所以成为圣人的境界，自从有人类以来，大概从未有过。这样看来，他在教导人方面应当无所不能，在学习方面也不应有所不足。然而，对于官名、礼乐等问题，他还要向郯子、老聃、师襄一类人请教，并不因此废止学习。他在洙水、泗水之间与众弟子辨疑答问时，大概也时时有所取法。因此，子夏从《诗经》中的一句话得到启发，孔子便感叹说“启发我啊”；颜渊没有什么不喜悦的，孔子却说“这对我没有帮助”。由此看来，使别人学习的圣贤虽然以教人为职事，难道他自己就没有可学的吗？所以傅说进言给高宗说：“教人和学习各占一半”，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陛下具有仲尼天生纵达的圣明，处在得志的地位，拥有可以施为的权势，能够用先王之道启发后学、解除他们的蒙蔽，可以说是千载一遇的人了。又推行三舍法，遍及天下，因此在九重宫中焦心劳神，不能自我闲暇，无不把学校教育作为首要事务。所以凡是发布在训词中、写入法令里的，用来明白人伦、改善风俗的内容，没有一件不关系到圣上的思虑。

译在这样的时期，不只是天下的人才愿意终身接受陛下的教诲，即使陛下也把教导人才作为自己的责任。那么今天所问的，不过是臣等奉行祖宗的旧例，不得不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吗？还是也将有所取法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关于官名、礼乐的问题，为什么要问到我们这些草野卑贱的士人呢？像臣所陈述的，不过是晒背老人夸耀日光、贫士称美芹菜一类的话，哪里值得拿来献给陛下呢？虽然如此，狂夫的话，圣人也会有所选择；愚人千次考虑，其中也必有一次可取。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它粗陋而忽略它，也许臣这点微末意见，能够有所帮助。至于颜渊那种无所不悦的境界，臣还做不到；至于子夏那种可以与孔子相互启发的才学，就在于陛下自行取舍了。臣愚昧无能，谨冒死上呈答对。答问三 不养育儿子的风俗，只有闽中最为严重，而我们郡中积久形成的习惯，也大概是弊俗。臣在这里任职多年，仍未能革除，议论此事的人都以为忧虑。圣人在上，能够从旁照察幽隐之处，近来又下诏书，让人疏理法令来晓示百姓，使他们知道禁令；按理说，百姓看到上面的作为便会受到感化，应当比影随形、响应声响还快。然而有人还担心革除这种风俗很难。听说从前任顺兴县令的人，深入查究其中的弊害，于是先用教诲诱导，再用威严和信义申明法令；如果触犯法纲，必定施刑，绝不赦免。不到一年，这种风气便改变了。后来几年，有人想把这种做法施行到将乐，稍微加以惩戒，结果全境大为扰乱。县令对于百姓来说最为亲近，正好承接政令、宣扬教化，形势非常有利；而父母杀害自己的孩子，本性原本又不忍。凭借这样的有利形势，顺应百姓的天性加以引导，似乎应当容易。如今有人却认为困难，为什么呢？难道治理百姓的人还没有掌握方法吗？还是旧有的染习不能一下子命令革除吗？至于前后两位县令的施政，其得失，直到今天先生长者大都还能说出来。诸位如果听说过其中的情况，幸请考察它的始末，并把已经了解的内容详细说明，告诉我这里贤能的守令，使他们推行；或许可以革除积累多年的弊病，就从我们郡开始。将来《芣苢》的诗被配上弦歌来演唱，这也是诸位的帮助啊。又 从前孟子谈论人性，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接着反驳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扬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却又不能说完全没有恶，因此说：“善与恶混杂。”韩子又认为这三人的说法仍有遗漏，于是把人性分为三等，说：“上等人的本性是善的，下等人的本性是恶的，中等人的本性可以引导，使它趋向上等或下等。”自从这四种说法兴起，天下谈论人性的意见纷纷不一，最终没有定论。所谓人性，是人本来就具有的东西，求学的人希望恢复这种本性，也就到此为止了。既然如此确实不能不知道，可是关于它的议论竟这样不一致，那么应当听从谁呢？关于人性本恶的说法，后世没有不深深责怪它偏颇的，却又不敢明确说它错。如果不敢明确说它错，那就是认为扬子、韩子的说法是正确的，而孟子的说法还不完备了。孟子是百世的老师，是学者取法的标准，他果真不能把人性的道理说尽，还要等待扬子、韩子来补充吗？有人说：“扬子谈人性，把那些没有端正其性的人也包括在内，实际上并不妨害孟子的说法。”然而公都子曾问道：“有人说人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又有人说人性可以成为善，也可以成为不善；又有人说有些人的本性善，有些人的本性不善。” 孟子已经在自己的书中辨析过这些说法，那么扬子、韩子的理论，果真能超出这一范围吗？如果不能，那么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就不能没有自己的说法。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去很远。”有人说：“孔子、孟子谈人性是一回事。”又有人说：“不能说完全没有差异。”究竟真的有差异吗？还是没有差异呢？人既然不能不知道自己的本性，就应当把关于人性的学说弄得明白，使人不再疑惑，然后返回自身而求得真实，这样或许才能充分实现它。如今却像系缚风、捕捉影子一样，茫然失去依据，将要依靠谁呢？我认为应当有最为恰当的理论，来验证四位先生的说法，阐发我夫子尚未说尽的意义；这是我们同道聚居时应当切磋研究、求得增益的事情。如果有所听闻，幸请彼此说明，不要隐瞒。又 有人向王通询问佛，王通说：“是圣人。”又问：“他的教法怎样？”回答说：“是西方的教法。用在中国就会陷入泥淖，大概可以取用它的内心，却不能取用它的外在行迹。佛法在中国流行，至今大约已有一千几百年了。豪杰和闻名于世的士人，往往不鄙弃它的说法。有人一旦用它不是我们儒家之道来诘问，便反过来赞同王通这种观点，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我怀疑，外在行迹对于内心，正如树有枝梢、水有流向。哪里有外在行迹错误而内心正确的道理呢？如今佛教更加兴盛，学士大夫奉行它的，比隋唐之际还要多。世上没有韩子，因此没有人著《原道》来说明其错误。假使《原道》那样的议论重新出现，凭借‘燕国讨伐燕国’的讥讽，也就足以胜过它了。唉！道理不能明白，是异端加以危害的缘故。佛教之所以深入人心，也各自有其道理，难道容易用口舌争辩吗？然而如果关系到道，就有不能不辨明的地方。圣人在上，人伦已经明白，如果采用佛教的话，法律便有禁令；没有把佛书焚毁，其中的意图已经可以看见了。然而仍不能断绝人心对它的喜好。愿意和诸位彻底探究它的根本，揭示其弊端，深入说明前代儒者取舍佛教的是非，用先王礼义的真诚意旨来衡量，以证明如今学士大夫奉行它的错误；这样或许能在道义上遵从上面的命令而不违背，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也只是为了自我治理罢了。诸位认为怎么样？” 《论语》十二段解说 子张 仁就在其中了。仁，就是人的本心。若到外界去寻求它，就不足以得到仁了。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自己的道。所谓达到自己的道，就是达到专一的境界。一口气之间偶然违背它，道就远离了。所以孔子说：“君子在一顿饭的工夫内也不违背仁，在仓促时一定依循仁，在颠沛困顿时也一定依循仁。” 士人遇到危险便献出生命，见到利益便思考是否合乎义，祭祀时想到恭敬，服丧时想到哀痛，这样就可以了。君子的学习，开始是成为士人，最终是成为圣人；只要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就不能停止。至于作为士人，做到这样也就足够了，所以说“这样就可以了”。若不是这样，也是不可以的。所守的德行不宏大，所信的道不坚定，怎么能说他有所成就，又怎么能说他没有成就呢？这是观察人的方法。才智之士也能使自己在一时受到重视或被轻视，但若没有道德作为根本，也不足以承担重大责任、达到长远目标。淮南王把说公孙等人看得像头发丝一样轻，所畏惧的只有汲黯。接近国家社稷的大臣，不过是洪容罢了。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询问交友之道。有所选择，是为了立身，这是初学者应做的事；没有选择，是为了与众人相同。对已经成就德行的人来说，君子的言语只在适当的时候说出罢了，并不是另有不同，都是为了使人进步而向善。即使是细小的技艺，也一定有可观之处。

译例如老聃、庄周用他们的学说来挽救一时的弊病，是可以的；但若要施行于万世，就会拘泥而不能通达。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已经习惯却不加以察觉的人，是普通人；察觉了便能知道它，却不能防止它。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自己的道。达到道，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穷究事物，事物的道理便被穷究明白了，道也就得到了。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所以在仓促时一定依循它，在颠沛困顿时也一定依循它。拿它与百工完成工作相比，也不过是说用心专一而不分散罢了。小人犯了过错，一定要文饰。小人只是自私，不能克制自己。有了过错，唯恐别人知道，所以一定要加以文饰。君子有三种变化。这是孔子的容貌和仪态。子夏了解这一点，所以说君子应当如此。虽然从外在容貌上看是这样，他的内心却始终安然自若。大德不逾越界限，小德有出入也可以。有时相距远，有时相距近；有时离开，有时不离开，所以会有出入。至于归结到洁身自守这一点，不过是一致的。因此说：“小德如河水流行，大德敦厚地化育万物。” 《尧曰》篇 圣人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人。尧告诫舜说：“上天授予的历数在你身上，上天确实命令你来承受它。”上天既然命令了他，人的作为就不能不做到极致。所谓“诚实地把握其中正之道”，就是用来承接天命的。有百姓才有君主，百姓不穷困，做君主的就可以长久保有自己的俸禄；百姓没有归依，俸禄也会永远断绝。圣人代替上天治理万物，不出这一道理。舜也用它来命令禹，道理没有两个。夏拥有天下的禄命已经终结了。汤得到这一道理，所以亲自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而不把罪责归给天下万方。周朝遵循这一道理，利益归于百姓，过错归于自己；这就是尧、舜、三王治理天下国家的用意，也是社稷长久存在的大概原则。如今周朝又衰落了，继周而兴起的人应当怎么办？孔子对此大概是有道理的，虽然不能施行，却可以说出来。谨慎校正度量衡，审定法令制度，修复废置的官署，复兴灭亡的国家，继承断绝的世系，起用隐逸的人才，首先应当施行的就在这六件事上。具体事务则不能轻视百姓的饮食、丧礼和祭祀；施政方法也不过是宽厚、诚信、敏捷、公正罢了。因此孔子不幸只是没有职位；假使他能够得志，尧、舜、三王的道理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这就是《论语》以此作结的原因。赞颂 裴老真赞 一切虚空之物，只要有所造作，便都在所造作之中形成障碍。庸常地把真实和虚妄分开，老师画出自己的像，把它说成真实；画出来的并不是实相。老师又是什么人？把外物认作自我，而我本来就不是我。看着画像就像看着自身，保存它也可以。老师对于彼此两边，都无所安住，也无所脱离。应当作这样的观想。寄椰子样茶罗与光祖颂 没有得到茶的精髓，却只模仿它的外皮，用胶漆制成，看起来很像，实际上却不是，中间隔着本质的差别。茶罗一动，尘土飞扬，在粗糙中寻求精细，这时还用筛子做什么？那些昏昧而不洗涤自己的人，看到这个器物中有像公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把它当作这样呢？留龙居士试制建茶，离去后，我便分送给大家，并作颂寄给他。还没有下钤锤，墨色便如漆；已经进入筛罗，便白如雪。从来黑与白不能相互融合，吸尽之后才知道本来毫无分别。老龙来到我这里，我刚从睡梦中醒来，为了破开云腴茶，一同啜饮。舌根的回味，只有自己知道。放下茶盏彼此相看，还想说什么呢？得到老龙的唱和诗后再次呈上【来诗说：内性白，外形黑，而滋味没有区别，所以末句如此说】这是把白色嫩芽聚成黑色茶块，刚惊讶它坚硬如墨，转眼又像粉末一样碎裂生灭；灭尽之后，原来并不存在内外，也没有所谓性与形，更不必说什么“一味”。赶快防备一杯茶，把居士扶醉了。题仙霞岭上庵内示仲思 妫的后代，封在这里。推出我的车，渡过沂水。龙得到雨，燕子才开始归来。投下一把匕首，便拂衣而去。忠州孙见到这些话，会想到而发笑。请把这些话译出来。邹昭州画像赞 他的容貌纯粹而端正，接近他的人却无法测知他的深浅。他刚强，实际上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却唯独不显露自己的长处。他坚定不屈，只有遇到事情后才显现出来；他超然自得，即使在颠沛仓促之时，也把这种状态视为平常。山中有美玉，树木便显得润泽；深渊中生出明珠，山崖也不会枯槁。我看到像他的人尚且喜爱他，何况那些不能用语言形容的地方，即使百世之后也不会消亡。杨补之真赞 分别黑白，却没有偏爱的私心，所以别人不恼怒；嬉戏于笔墨，却没有追求名声的负累，所以别人不争夺。他颓然任性、顺乎天真，大概接近于忘却自我的境界，却不能停止发出对不平之事的鸣叫。我听说至人心如死灰、形骸枯槁，嘴像挂在墙上，发出的声音却如雷霆，这叫作不言之辩。整天像愚人一样，古代只有颜回能够如此。他有十年端坐不动的功夫，没有人能够得到它。画工竟能传达出这种沉默，难道不是我的老师吗？轿版铭 我坐在竹轿里，按着这块禅版，抬轿的是谁呢？肩膀红肿，脚上结满老茧。假如古代有正义，上下各自以臣礼相待，我独独凭什么役使别人？这种卑贱和贫困，谁说与自己没有切身关系？你背上流汗，我额头也冒汗。车中倚着轼，马上靠着鞍，不能徒步行走。难道不是毒害他人才能安逸吗？我安然享受供养，身处不合义理的位置，怜悯这些劳苦的人，于是刻铭来记下惭愧。《默堂集》卷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默堂集》卷二十一，宋陈渊撰《陈伯瑜宣义行状》。公讳某，字伯瑜，姓陈，是南剑沙县人。高祖讳文余，因为他的儿子秘书少监的显贵，追赠官至尚书驾部员外郎。陈氏是延平的大族，自少监公以后，世代都有显赫人物，声名德行震动天下。公的曾祖可法，祖父讳某，父亲瑄，大概三代都没有做官。公从小便发愤读书，想要光大自己家族的声望，刻苦努力，从不懈怠。同宗亲族多称赞他，尤其受到叔祖朝议的信任和喜爱。即使叔祖出任远方，也从未不把他带在身边。因此公得以遍历各地的通都大邑，跟随良师益友学习；学业将成，在科举方面似乎绰绰有余。然而每次应试总是不利，中年以后更加困厄蹭蹬，于是放弃科举居家，往来于田野之间，仿佛对这个世间已经没有兴趣。只是教导他的两个儿子升、戬说：“耕作而有收获，是常理；遇到旱灾水灾，也会有收成。你们努力学习，以追继少监的子孙，不要使我增添惭愧。况且我家先世多有潜藏的德行，到今天大概已经很久了，难道总要隐藏而不显扬吗？”两个儿子遵从他的话，每天不断进步。几年以后，果然有人在礼部取得贡士资格，虽然没有考中进士，但他们的志向更加受到激励。公从容地对夫人说：“我的孩子似乎都能自立。如今朝廷正在兴办太学，英才汇集，求学的人寻求琢磨砥砺的益处，应当一定能在道业上有所成就。我想把两个儿子送去游学，可是家里贫穷，没有办法筹措他们上路的费用，怎么办呢？”夫人说：“如果确实不能停止，那就听从您的吩咐。”公于是卖掉可以供给稠粥的田地，资助儿子上路。同乡习俗中有人嘲笑他，公却悠然自得，并不放在心上。又过了两年，到了元祐三年，戬考中进士，先前嘲笑的人才一起惊叹，认为公不计眼前得失是正确的。又过了十年，到了绍圣四年，升也考中进士，人们因此极为佩服。公便又和大家一起拍手跺脚，深深向他祝贺。公谢绝宾客说：“教导孩子，希望他们成才，是我的志向。凭文章取得俸禄，处处都是这样，有什么值得祝贺的？”有见识的人说公的器量气度远远超过常人，两个儿子最终都取得了成就，难道是因为他的教育本来就有道理吗？崇宁年间，戬调任吏部，得到防州幕官之职。防州在江西是大郡，处在江岭交通要冲，贵人达官经常往来，朝廷在交、广地区办事的人，出入也必定经过这里。见到戬的人，都认为防州属吏中得到这样的人才是幸事。防州各部蛮族扰乱边境，平定之后，朝廷把广西的融州、宜州等州另立为一路，隶属黔南；从幕官以上都由朝廷选任，足见对这件事的重视。因此各位在这里任职的大臣交相举荐他，于是奏书上报，授任融州判官。戬因为公年老，不忍远行，便写信回来告诉公说：“我一定辞去这个任命。”公听说后，立即骑轻便的马到儿子那里，责问他说：“男儿志在四方，事业也希望及时成就。你去做你应做的事，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使自己停滞。假如你有所建树，即使远在万里之外，也如同在我身旁；否则只是早晚相互依靠，也没有意义。你一定要去，戬不许推辞。”公于是带着儿媳和孙子回去，让戬独自赴任。后来戬果然因军功改任通直郎，又借元圭恩封公为承事郎，再借郊祀恩封公为宣义郎。晚年亲身受到恩宠荣显，人们都替公高兴，而公的言辞神色最终没有显出与平日有什么不同。戬在黔南居住日久，适逢侍养老父之事，向朝廷请求，后来获得批准；应当入朝时，便很快授任福州闽县丞以便回归。回来以后，父子相见，长久地欢喜不已，便迎接公到闽县居住，大约一年后才返回。第二年，两个儿子也回来，不久公又催促他们回任。戬说：“长乐山水优美，是适宜游览休息的地方，而且饮食医药尤其方便老人，父亲一定要到那里去才好。”升进来说：“当初戬任四明昌国县令时，要渡江越海，道路遥远而且艰险，父亲曾经和他一同南北往返；后来我任闽县县丞，又能够侍奉父亲一同前往。如今我主持建州松溪县的政务，那里距离家在闽县较近，居住和饮食的供养，不值得忧虑，应当为我这一趟前去。戬不必听从。”公笑着答应了。他在松溪时，身体强健得像没有生病时一样。冬十月初一，早晨起身，戴好帽子、整理仪容，坐在堂上，子孙依次来祝贺。夫人送上食物前来查看时，公已经突然去世了。大概是政和四年，享年八十四岁。公性情纯正直率，快乐平易；对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不必勉强便能做到极致。平日说话庄重而气息平和，无论对人有贵贱、亲疏之别，都一视同仁。正因为如此，他遇到事情容易触动，但只要有一件事不合义理，就不肯苟且顺从。他对自己的供养极为节俭，施舍给予却毫不吝惜；不合自己喜好的事，即使受到诱惑，也不屑一顾。在昌国时，儿子任期届满，奉养他回乡。到郡城后，公先跑到会稽，向部使者报告自己离任。百姓聚集白银三百两，等候公出门，排列跪拜在庭下，愿意用来给公祝寿，并且说：“从前任我们敝邑的官员，大概都接受过这些。”因为大夫威严，不敢当面请求，只好私下托付给您手下办事的人，希望不要把我们当作犯罪。公挥手让他们离开，说：“县令替国家牧养百姓，反过来接受你们的财物吗？索取钱财有什么道理！你们赶快回去，我的儿子知道这件事，他不会容许你们这样做。” 百姓感动得流泪离去。公晚年资财稍稍宽裕，计算出用剩的钱，遇到新粮旧粮接不上、物价困难的时候，总是按平价出售。乡里的贫困者因此不至于困乏。他所居住的地方距离城市稍远，当地习俗不服药，只崇尚巫祝；公便储备金石草木等可以治病的药材，按照古方调和，分发给百姓。当瘟疫同时兴起时，公前后救活的人很多，乡人都感念他的恩德。当初戬任职黔南时，军务稍有间隙，凡是岭外珍奇的物品、奇异的玩赏之物，只要可以娱悦心意、愉快耳目的，没有不全部带来献给公的。又嘱托族中子弟在住宅东面修筑亭子，宏伟壮丽。大溪横在亭前，高大的树木苍翠茂盛，掩映于左右，作为公亲戚故旧宴饮聚会的地方。至于饮酒用的器具、射壶、博弈等用具，没有一样不齐备；来的人都很快乐，并且把公不见衰老看作是有好儿子的缘故。公说：“我的儿子挂念我，想用这些使我快乐；但我难道要等到有了这些才满足吗？不马上制止他，也是为了安慰他远方思念我的心罢了。”公的清正自守、恬淡无欲，大概就是这样。公夫人是本邑邓氏，资质善良谨慎，治家严整，使用财物有节制。正当公放下书本、退居闲处时，她不因谋生之事扰乱心思；家境十分贫困，夫人便均衡节省、调剂有无，但婚嫁、丧葬、祭祀、宾客等应当花费的事项，最终也没有改变平素的标准，所以人们认为这很难得。

译大概比长公早一年，公去世十年后，她也去世了；又因为她的儿子入朝做官，追赠为孺人。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升，次子叫尧辅，幼子就是戬。尧辅早逝，升又在公去世一年后去世，官职只做到文林郎。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进士黄约、罗世英。孙子四人。将于某年十二月二日辛酉，把公安葬在县中崇仁里旧发冲的高地上，夫人的墓穴也应当有显著的刻文，以流传不朽。谨在右边叙述他的世系以及仁义事迹，告知万世的君子，使后来为公题志墓碑的人能够有所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廖成伯朝请墓表 公讳某，字成伯，姓廖。他的先祖大概出自周文王的儿子伯廖，以字为氏。自东汉以来，时常有显贵人物，但都不知道他们承袭自哪一支。到了唐代，有人居住在太原晋阳，遇到天宝之乱，便带着族人避居闽中，家族住在延平的山谷之间，号称龙池。唐朝灭亡后，龙池一族在王氏政权中做官，多以军功闻名。他们的子孙繁衍，终于成为延平的著姓。到了公的八世祖，才从龙池分居到顺昌县交溪，所以现在是交溪人。曾祖讳某，祖父讳某，父亲讳某，都有潜藏的德行而没有做官，世代积善，因高寿而终，乡人都受到感化并仰慕他们。公年轻时努力学习，擅长文章，因为母亲杨氏的意思而参加科举，在考场中成为有名的士人。母亲去世后，他便抛弃旧日所学，更加探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培养自己本来具有的德性，并用来教育儿子。不久他的儿子考中进士，在朝廷列职。遇到政和六年郊祀恩，才开始封为承事郎并退休。从此国家每有大庆，必定进封。到今天子即位，共十年，八次升迁至朝请郎，于是因年老赐予三品服色。靖康元年十月庚辰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四岁。起初娶谢氏，后来娶陈氏，屡次追赠或封授，均为安人。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冽，早逝；次子叫刚，任朝奉郎、守右正言；幼子叫副。一个女儿，嫁给进士吴权。孙子六人：轩、辑、迟、过、遂、蘧。孙女三人。同年十二月庚申，葬在县中溪南祖坟。公天性正直质朴，简约而不苟且，平易而不松弛。对待别人不论亲疏，大事小事都一概真诚。处理事情只看道理所在，从不侥幸求利，而且慈爱和煦，下至童仆也一视同仁。见到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忠厚君子。因此，他在闺门中实行孝爱，在朋友间显著信义，在乡里表现恭敬和顺，都是自然如此，并不需要矫饰勉强。平时没有事情时，只以诗和酒为乐。客人到来必定饮酒，饮酒有时一整天，脸上也没有醉态。他写诗时提笔便能写成，曲折婉转而清丽真切，能够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情感；不专主于讽刺，只求自我适意罢了。当初我在太学做学生时，与正言公同住一舍，于是彼此结为同年朋友，时间越久关系越亲密。我曾间或考察他知道什么、能做什么，并询问这些从何而来，他说：“某件事，我父亲认为应当这样；某件事，我按照这种方式做；某种行为，我父亲这样做，而我父亲认为这是对的。”在我还没有认识公的时候，已经通过他的儿子认识了公。后来我在嘉兴见到公，又在临漳见到公，都是在他儿子的官舍中。我听他的言谈，观察他的行为，更加相信他的为人。最后在交溪见到公时，他年纪越大，容貌越温和，气度越平和，使人一接近他便舍不得离开；难道就是古人所说的老成之人，德行值得尊敬、值得侍奉吗？公教育儿子，起初从不把权势利益放在首位，所以从儿子开始做官，一直到历任清要官职、享有丰厚俸禄，人人都为他感到荣耀，而公从未显出喜色。他的儿子在宣和初年曾被授任太学录，辞谢而没有赴任。不久升任监察御史，便赶紧以公年老为由请求离职。等到得任莆阳太守，大约过了两年，才迎接公到官署。居住不久，又因侍奉父亲患病请求归乡，正准备筑屋置田，作为长久安居的安排。恰逢皇帝亲自听理政事，屏退奸佞，访求正直之士，补充谏官空缺，突然命他以右正言之职召回朝廷。当时公的疾病已经发作，他也最终没有赴任。正言公尚且淡泊退让，到这时即使从道义上说也不得不如此。然而如果不是公一向不把世人看重的东西寄望于儿子，那么作为儿子的，即使想一定执行父亲的志愿，以终身奉养老人，难道做得到吗？所以我通过公的儿子认识公，而反复吟咏感叹不止，并不是随便这样说。公去世的第二年，正言公想记述他的生平来传给后世，写信来告诉我说：“先父不幸已经下葬，还没有来得及写墓志铭；如今人已经隐没，事迹也将晦暗，恐怕没有办法流传久远。现在世俗之人多借达官贵人的文章来博取声誉，假借这种方式来荣耀父母，实际上既无益处，也不可信。我们父子在四海相知的人中，只有您一人最了解他，应该为他写些表彰文字。”我既然了解公，而他的儿子又知道我了解他，我虽然地位卑微且不善作文，又怎么能推辞呢？于是为他论述编次生平事迹，并因此说明我所以认识公的缘由，附在文章后面。后来又在后面写道：“廖氏世代都有德行善行，积累已久，本来将要在公身上大大发扬。公却吝惜而不施展，直到老死，又把自己积累的深厚德行寄托在儿子身上，于是使公显明而不朽。像公这样的人，正所谓借助舟船渡过江河，前进不必依靠自己的脚步。我听说有德之人的后代一定会兴盛，难道是因为承载这种德行而流传后世的人有所依托才这样的吗？所以说：人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我已经看到这个征兆了。”请把这些话刻在石上，表于公的墓前，以等待年月日。同郡陈渊撰述。祭叔祖右司文 宣和四年十月丙戌朔二十日乙巳，侄孙渊谨以清酒和家常菜肴作为祭品，祭奠已故叔祖宫使右司的英灵。唉！叔祖是当代杰出人物，百世的老师；他的道德高尚，谋略智慧深邃，议论精微，文章美妙，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大概凡是会说话的人都能谈到这些；至于他的忠诚可以比拟金石，谋略能够符合鬼神，辩论足以折服张仪、苏秦，勇气足以抗衡孟贲、夏育，纵横驰骋、另辟道路，最终却回归正道，那么即使善于称誉他的人，也不能穷尽他的美德；嫉恨他最深的人，也不能指出他的瑕疵。从前绍圣初年，公卧居江海之上，有人发现他的贤能，任用却不恰当。他在三年太学任职期间，困窘于盐菜之中，但他英伟的资质、豪迈的气概，高视于缙绅之上，发表危切的言论、极端的议论，大概没有人知道他的官位卑微。一次出任朔方，令名便传遍四方。等到真人蓬勃兴起，他任谏垣之职，担任补遗，匡补国政。那时奸邪之徒聚集，正是应当依靠他的时候；面对雷霆般的威势，他不畏惧；承担万钧重担，他不推辞。审察是非后独自前往，祸患已经临及也不改变。贬谪到淮河边任太守，召回还不到一年，曾经坐席尚未温热，又在都司参与议政。一次被斥退便不再复用，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家中没有隔夜的储蓄，却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安然自得。

译难道是因为至诚之心所在，就把得失看得毫厘不差吗？唉！公曾说：“金子即使死过百次也不会改变，水即使万般曲折也向东流。”言语可以实行，志向却不可动摇；志向似乎可以相近，但他屡遭挫折而不屈服，长期困顿而不改变。霜雪雨雹，众多灾害一同侵凌，唯独公凛然挺立，具有松柏般的姿态；他冒着瘴雾深入其中，把牢狱看得如同回到家一样，不能忍受的事情也甘之如饴。这正是天下百姓踮足等待他的原因，也是有志之士隐伏不显、珍藏才德以等待时机的原因。谁说公是厌弃这个世间而离去的呢？如同拉满的弓射出的箭本来必定命中，却始终没有发射；如同积聚山岳般的力量，却只让微尘遮蔽而未能施展。大概即使庸人、孩童、樵夫、商贩和妇女，听说公去世，尚且都为他流泪而不能自禁，何况知交旧友和亲戚，怀着遗恨、含着冤屈，他们的感情便可以推知了。只是我不肖，从童年起便受到公的教诲养育，到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公抚爱我、怜惜我，时间越久越没有衰减。我没有地方报答恩德，而公如今已经去世，难道是因为家门福分浅薄，才招致困顿、挫折和穷厄吗？百姓有什么罪过，贤哲之人却突然凋零！唉！公对待亲近的人，不责求他们尚未达到的地方；对待贤者，也不穷究他们尚未知道的事情。他对我尤其不加怀疑。我曾经把一位志同道合之士介绍给公，公相信此人，认为他前途远大可期。几年之间，他先后于公去世。现在还剩下谁呢？我一生困顿失意，公最了解其中情形。公离开而我还留在世上，我还想用什么来做呢？我向北长声哀号，却没有人知道我的悲痛。祭李先之祭酒文 建炎二年，岁次戊申，五月甲申朔，某日某甲子，迪功郎、吉州永丰县主簿陈渊谨以清酒和普通菜肴作为祭品，祭奠已故李公、祭酒舍人的英灵。唉！我宋人物盛多，显著于咸平、景德年间，显赫于嘉祐、治平之际；到熙宁时又发生一变，至元祐时再次兴盛，乘时崛起的人才不可胜数。他们探究孔、孟学说的奥秘，文章带有班固、扬雄的气势；挺立如松竹以抗拒节操上的屈辱，决开江河般提出建议。公在这个时代，从众多士人中脱颖而出，像以夜光珠和明月相较来献出珍宝，像芝草和凤凰并现来呈现祥瑞；俯视青云，距离显达近在咫尺，日行千里般的前程一定可以达到。正要在漫长道路上策马驰骋，忽然遭逢变故而被远远弃置。可叹大道太大而不能为世所容，也可叹名声太高反而成为负累；那些小人自取灭亡，实在也是天命有所限制。假如命定之数不能改变，又有什么智巧能够逃避呢？自公辗转困顿以来，已经历一生；正直之士因恐惧而闭口不言，邪说喧嚣得像沸水一样。近处的言论扰乱了《鹿鸣》，使边远异族迅速发生战争。幸逢大人继承光明，创立追究祸根的事业，诛除罪恶已满的奸人，访求长期废弃的忠良，从荒远之地起用有德之人。不到五年，公尚未最终实现志愿，眼看就要位列鸳鹭之班，却被仍在肆虐的战争阻隔，于是中途因病退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退居陋室而终于实现自己的志愿，难道是因为对君主的爱还没有穷尽吗？只是愤恨孤独的忠诚未能得到理解，以致深重的忧虑无法舒展，厌倦长久生存而突然离世。唉，悲痛啊！仁者本应长寿，有德之人必定应当得到职位，为什么奸邪朋党反而煽动凶恶，白眉长者也争相显贵？如果说天道漠然，那么行善的人究竟依靠什么？面对滔天的横流，痛惜祖业尚未交付；但愿辛勤劳动能够取得功效，延续万世而没有弊病。为什么这条道竟然衰落了？长远的谋略困顿而未能施行，宁愿只顾念姻亲，感叹有生命的众生失去了庇护。往后有一天我们在江边偶然相逢，船中的谈话，感情没有什么隐瞒；回忆您循循善诱的教诲，惆怅不能再整衣拜见。至于死生的来去，难道只是苍天无所凭依吗？如果师法传承没有泯灭，百姓将来仍会受到恩赐。公确实没有遗憾，只是对我们这些后辈情意深厚；纷繁的世间忧虑何时才有尽头，幽深的心中聚集着无边愁苦，姑且把言辞写下以叙述心情，用一行眼泪写出我的悲哀。祭龟山先生文 绍兴五年，岁次乙卯，十月庚子朔，十八日丁巳，女婿具位陈渊谨以清酒和普通菜肴作为祭品，祭奠已故岳父、致政龙图杨公先生的英灵。唉！泰山将要崩塌，梁木将要毁坏，这是四海之人都悲痛的事，何况我还是公的骨肉亲人呢？我在公门下，亲属关系是女婿，恩情已经深厚；又兼有师生之义，这就是我的哀痛深切而长久、不能自已的原因。自从我在建州东阳认识公，跟随公到荆州，又转到浙江；长久客居后思念归乡，各自回到故里，聚多离少。前后三十年，公给我衣食，援助并抚养我，教导并训诲我，引导我并和我相处，如同工匠制造器物，雕刻琢磨，希望它能够有用；如同农夫培育禾苗，灌溉除草，等待它结实。还没有来得及报答深厚的德行，忽然不知公归向何处，这就像婴儿失去了母亲，难道能不感到悲伤吗？唉！先生清正而不狭隘，平和而不随流俗，淡泊无所营求，内心安逸，日益美善；他把这种德性落实在自身，也用它施行于百姓；在田野乡里实行合宜，也把它通达于朝廷。因此退居时不做奇异孤高的行为，进仕时也不求激烈矫饰的名声，大概就是所谓从容而自然合乎中道，哪里是智巧果敢所能做到的呢？公曾说，孟子所谓“善”、子思所谓“诚实”，名称虽不同，最终都通达于孔子的“仁”。仁本来没有私心，诚也不能独自成立，所以能够合内外、通物我，不把天与人分开。伊洛之学得到这一道理，明白地传授给我；我在内心中实行并运用它，只求合乎道理；有时有人违背这一点，便加以辨析并纠正，希望能够流传万世，并不是我敢把它据为私有。公如今去世，士人失去了依靠；幸而圣明的朝廷眷顾旧臣，使将要废弃的斯文重新兴起。假如邪说因此消灭，这和公活着而得志又有什么不同呢？何况公还有儿子，唯独像公；遵循正道迅速前行，确实可以继承公的遗风。公就没有遗憾了，世人却为此叹息。我写文章来告慰哀情，言辞仍不足以表达心意。祭胡宝学文

译绍兴八年九月初一戊寅日，某日某甲子，左承事郎、守秘书丞陈渊谨备清酒和众多菜肴，祭奠故侍读、宝学文定胡公之灵。呜呼！孟轲去世以后，圣人之学无人继承；杨朱、墨翟虽然衰微，异端邪说仍然炽盛。汉朝罢黜百家，并未铲除根本；文帝、景帝崇尚黄老，武帝、宣帝又尊信申不害、韩非，权谋重视功名，轻视死亡，清静虚无之说加以惩治，于是佛教传来。晋朝因此促成国祚衰亡，梁朝很快灭亡；有人喜好而不加考察，佛教又在唐代重新盛行。韩公愤然想烧掉佛书，但积习已经深重，弊害终于不能彻底清除。宋朝兴起百年，这种弊害仍在；众多正人相继进用，群邪才如冰消解，直到荆、舒一带，人们以为已经掌握要领，援引瞿昙等说法，穿凿经义而谈玄妙，流弊发展到滔天，正道几乎被堵塞。皇帝怜悯这种情形，于是兴起二程之学，使天道与人道没有间隔，内外都得到穷尽，体认最高本体无始而能产生感应。王氏学说还未衰落，这一道已经实行，发出了幽微的光辉。元祐年间的仁政，是大程所传；龟山具备其学的规模，小程精通《春秋》，胡公得到其中精髓，端正名分、确定分别、消除嫌疑、彰明防范，像秤砣在秤上，丝毫不差。胡公年轻时，文章已经震动天下，何况还有这部著作，秘密传承孔子的志业。孔子的志业所在，孟子可以相比；孟子排斥杨墨，《春秋》为其开启先路。大概说来，三代的人伦之道，首先必须明白无父无君的罪过；周公所承当的正是这个责任。杨墨的过失尚且如此，佛教所由而来的思想，难道能不加议论吗？胡公明察《春秋》，认为夷狄就是夷狄；真正的夷狄，胡公难道敢因私情而隐瞒吗？有人说他行为放纵，这只是看到他的外在行迹；舍弃行迹而论其内心，是世俗儒者的过失。胡公不只是言论正确，行动也很强健。对君主，他尽忠；对父母，他友爱；对兄弟，他仁厚，在家中修养德行；把忠心施于国家，谋划都能见效，这是儒者中特别突出的人。胡公事奉君主，唯以道义为准则；退处时不苟且离去，进用时也不以迎合为尚。晚年逢到好时机，八年之中三次被起用，任职还未坐热便又出发；鸿鹄志在千里，人人都希望胡公前来，皇帝降诏并不迟延，拿着经书等待他，然而胡公已经去世，不能再回来。想起从前龟山与胡公是朋友，两人相望而立，像泰山、北斗一样崇高。龟山去世，世人失去了老师；胡公又逝世了，人们将依靠谁呢？幸而还有遗留下来的著作，是圣人之心所取法的；至理之言一经说出，异端邪说便闭口无言。唉，我曾跟随胡公，像劣马依附骏马；他不嫌弃我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志趣相近。他对我的嘱托深厚，对我的荐举宣扬有力，而我还没有报答他的厚德，如今已与他在黄泉永远隔绝。胡公有个儿子，是万人中的英才，气势横贯八方，勇武冠绝三军，振兴胡公遗留下来的事业，必定有一天能够实现；如同大鹏乘风，暂时只是歇息片刻。他生前荣耀，死后得到哀荣；本人虽远，德行却更加尊崇，后世必有传述。我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把这些言辞封缄寄托在祭品上，眼泪像雨一样流下。愿胡公享用我的诚意，不要吐出这杯酒。祭奠廖尚书的祭文 绍兴十三年，岁次癸亥，十一月初一癸丑日，十七日己巳，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陈渊谨备清酒和众多菜肴，祭奠故致政、徽猷尚书廖公之灵。廖公官至八座，声名高于当世，寿过七十，俸禄惠及后代。凡是古人难以同时得到的事，廖公都安然获得；世俗中少有的东西，廖公也宽裕地全都具备。留下五福而不留恋，辞别尘世而解除劳累，廖公本来没有遗憾，世人又何必叹息？所不足的是，时局艰难，胸中积蓄的才德尚未施展完，朝廷失去了老成之臣，后学失去了可以依凭庇护的人。这正是有志之士深感悲痛的原因，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廖公的人，没有不为他流泪的。唉！天地之气本无私，纯粹的资质一旦形成，往往历经盛世也难遇知音，尚未到百年便已经去世。那些困穷而处于下位的人，难道竟没有才德吗？那些显达而身居高位的人，又为什么只能到此为止？造物者果真有意志吗？还是没有意志呢？我无法知道。过去我尚未成年时，唯以廖公为榜样；彼此情趣相投，如针芥相合，不约而同心。廖公题跋龟山关于《中庸》的学说，我仰慕了斋的浩然之气，并不是只为自身谋划，而是为天下打算。因此，隐居时如管仲、鲍叔牙般彼此相知，出仕时又像王吉、贡禹相继而进。五十年之间，我们义气相同，亲如兄弟。晚年一同在朝廷任职，台谏官彼此并立；道理相同，心志相同，行迹也相似。正当我们抗志直言、输诚尽忠时，忽然遭到谗言，一同被废黜。我先回到故里，后来廖公也到了。幸好居处相距不远，或许可以乘安车容易前往拜访。谁知才相隔日月，为什么讣告突然传来？呜呼哀哉！对于生死和通达，廖公早已明白；这些只是小事，廖公已经处理得很有余裕，哪里还需要等我来说呢？只是平生相交的朋友几乎都已离去。即使长久活着，我还能依靠什么呢？歌咏这篇祭文，愿廖公享用我的心意。祭奠邓南夫的祭文 宣和二年九月初一丁卯日，二十八日辛丑，陈渊谨备清酒和众多菜肴，祭奠亡友南夫十九兄之灵。呜呼哀哉！我衰老已经很久了吗？母亲去世，兄长亡故，如今又失去了朋友。我的朋友很多，真正贤德的只有兄长。孝顺、友爱、忠诚、守信，并不是刻意学习才这样，而是天性如此。以谦逊自我约束，以宽恕待人，在宗族亲党中取得信任，没有顽劣之人不能被他感化。他对待我，坦荡明白，从不使我疑惑。彼此相知之深，如同伯牙与钟子期。人们也说：兴趣取舍虽有不同，志向却不曾不合，彼此如同符契相合。我住在陋巷，距离兄长的高门不过咫尺；我们拖着鞋来往，早晨相坐直到黄昏，这样已经三年了。如今隔着院墙再也见不到兄长，只有这颗明亮的心，还能同谁诉说？梦中听见敲门声，推枕而起去追寻，出门却无人，谁知道我的悲痛？呜呼哀哉！天命不可知。兄长气宇轩昂、光明磊落，却止步于此，谁说善恶报应快如影随形？这到底是为什么？竟遭受夭折枉死。想起从前我们西行，同住京师，饮食起居、举步行走都不分离。如今事情变化，只能怀着长久悲痛告别。我本希望兄长荣耀归来，哪里料到竟成永诀？当时一同进取的人，谁比得上兄长的才华？最终只是因为敢于直言，事情没有办好；即便所得如秋毫般微小，本来就不值得计较。气数到了尽头，最终死亡，又能选择什么呢？男儿一生，志在四方；即使马革裹尸，对我又有什么伤害？天地就是家，哪里不是最终的居所？既然知道这一点而归去，整个世间都是客舍。兄长此刻正在远方作客，我却想着一个人在旅途中死去。梦中占梦，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何况兄长临终换下衣服时，还有朋友可以依靠；全棺很快运回，也没有耽误时日，几乎一直到送终，所有礼仪都得以完备。人们说这是幸运，只因兄长有儿子。我看令郎，正如汗血宝马，气吞无边；还没有喂饱草料，就已经望向燕地，驰越万里，最终将离开我。难道不是因为伯乐私下赏识他，才使他不至于埋没吗？富贵长寿，大概也会属于他吧？过去兄长临别时，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他本来就能自立。我活着没有惭愧，死后如果有知觉，也还会听到这句话。倾尽酒水，陈述诗篇，泪水如泉水迸流。代翁子静祭奉议叔祖文

译宣和四年三月初一庚申日，十二日辛未，具位翁某谨备清酒和众多菜肴，祭奠致政奉议陈公之灵。呜呼！我任职沙阳时，没有听说有什么善政，陈公确实教导我说，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得到百姓；遵照陈公这句话去做，各种弊病全都焕然一新。不到半年，民气就像春天一样舒畅。陈公居住乡里，既有德行又年长，奖掖、借助并加以赞助，百姓因此容易治理。正当将要功成之时，却突然失去先父，只能含着悲哀离去，遗恨何时才能止息？哀伤的赠文和诔文，使恩德在一时之间更加隆盛，但他的德行还没有得到报答。如今陈公永远归去，遭逢祸患、疾病和困厄，我来不及在灵帷前哭吊，只能献上这一杯酒，却无人知道我的悲痛。代郡守祭衢州高龙图文 呜呼！士人正处于困厄穷困之时，百件事情中难以施展一件；怀有奇才、负有能力，又有谁能独自识察呢？像高公早年，命运也很奇特；经历更多险阻艰难以后，他的声名才远播。浙地盗贼跳梁，所到之处纷乱破坏，山峰间如军屯聚集，势力蔓延而不能平定。高公在广信，官位卑下而力量有限，却奋袖一呼，群情便响应；勇猛如周亚夫，坚守不动而解除围困；忠诚如张巡、许远，江淮地区因此有所依靠，东南重新安定。这些功劳是为谁建立的？皇帝加以褒奖崇重，授予他延阁之职和统帅军队的权力。战火之后，金城汤池般的坚固防守，只需指顾之间便能改变局势，流亡百姓全部归来。平时士大夫穿轻裘、乘肥马，高谈阔论，怨恨诽谤，说‘没有人了解我’；一旦发生变故，却像鸟一样逃窜，追也追不上，反而厚着脸看待高公，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人们都说高公百年之后还将为皇帝效力，谁知龙体未能预料，竟突然在这里去世。凡是与他同气相求的人，没有不挥泪；何况我身处邻近之地，唯独把高公当作老师。死生难道真是命吗？哪里可以用道理推究！献上这一杯酒，谁知道我的悲痛！代郡守祭江给事母夫人文 没有什么福分能排在长寿之前。夫人以长寿终老；托付给后代而不朽的，唯有儿子。夫人的儿子贤能；闺门之中的德行，有的人到死也无人知晓，而夫人却把美好的声誉播扬在众人之口。辛勤教诲养育子女，有时不计较其中的利益，而夫人晚年享受到丰厚的奉养。生前荣耀，死后哀荣，又有什么遗憾呢？只是由于她的儿子贤能，而宰辅之望仍然受到舆论压抑，所以缙绅的心意，对于夫人的长寿，庆幸她的寿数得以延长。可叹九泉之下再也不能复生，遗恨将留到永远。想起从前夕郎寄居建安任职时，夫人的旧居和山川依然如故；惆怅灵车不再回来，忽然只见红色魂幡飘动。姑且陈献一杯酒，我也泪流不止。又一篇代漕使作 呜呼！夫人是闺门中的贤秀，孝顺、慈爱、惠善、和厚，美好的声誉由来已久，蕴藏的德行并不炫耀，却生下贤能的儿子，如宝鼎、元龟，是国家所倚重的人。他的文章和才器事业，已经略见成效；在宫门之内从容任职，陈述皇帝的谋略；皇帝顾念槐庭之臣，虚心听取意见。谁知夫人竟突然舍弃荣华奉养，为什么不多活些时日，以安慰儿子的心呢？富贵长寿，更使她的美德声誉显明。我怀念古人剪发招待宾客的情意；有人曾历任台省，这正是她遗留下来的恩泽。死生如梦如觉，本来不必过分悲伤；有这样贤能的儿子，夫人实际上并没有死去。又一篇代庞防先运干作 古人把朋友看作兄弟，我对于夫人，大概有如儿子对母亲的情义。夕郎与我有同年之谊，后来又在漕台任参谋，并曾共同办理事务。虽然云天相隔，志向却没有不同。怎能不顾夫人已经孤单的心意，而不早些明白这一点呢？飘动的魂幡忽然来到，往事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悲痛哪里有尽头！迁居异地、剪发守志，世代都能成就这种美德，为什么不能活到百年，等待儿子成材呢？我看令郎，是宰辅之才，在宫门和中书省任职，才华余蕴还没有全部施展。夫人的德行，大概会集中体现于此。逝者如果有知，应该可以没有遗憾了。祭奠廖成伯的祭文 建炎元年，岁次丁未，八月某日初一，某日，具位陈渊谨备清酒和众多菜肴，祭奠太原廖公朝请丈之灵。廖公天资质朴正直，又兼有忠厚，出于自然，不须矫揉造作。像深耕熟耘一样竭尽土地之力，土地便以丰收报答他。廖公有贤德的儿子；我与公子从他年少时便深相知交，如同伯牙与钟子期。因缘得以认识廖公，拜见于他的床下，廖公认为我这一辈人中有可以交谈的；没过多久，便隔绝了生死。墓旁将立石碑，我来记述他的美德；廖公内在的积蓄，我哪里能够完全了解？公子命我作此文，我怎么能推辞？在校书墓旁，即使安置万家翠色美玉般的碑石，巍然写下正直的文字，也不是为了夸耀而使名声流传；万年之后，廖公确实还有后人。我把自己的名字附在碑文后，也将世代流传而不朽。封缄诗篇寄往千里之外，借这一樽酒祭奠。廖公啊并没有真正亡去，他的精神尚且会被人听闻。代杨丈祭翁子静文 呜呼！子静年轻时努力学习，只以善人为老师；长大后出仕任官，勇于有所作为，气度刚强宏大，见识明达，无论任职何处都能适宜。可叹在州县任职徒劳，积累了深厚的诚心，得到的施展却很少。正当崇安抵御敌军时，实际上整个闽地都依靠他。官吏们为了保全自身而隐藏踪迹，他却已经忘记家庭，身临危险。难道险要狭隘的地势值得依靠吗？还是民情已经说服归附，使怯懦者变得勇敢？他像长城一样凛然振作威势；那些倚仗权势而自以为贤能的人，却说你的谋略为什么违背他们的意思？子静于是抗言不屈，竟被逮捕关进狱门。最终身负疾病而被贬往荒远之地，冒着炎热湿气长途奔走，把孤儿寡妇托付给年老的母亲，却忽然在途中病倒去世。呜呼哀哉！从前在睢水之上相从，他掩藏锋芒而来，却独具奇才。德行已经成就，声望也已显著，却突然一跤跌倒而止步于此。这正是我所以悲痛的原因，难道只是因为姻亲关系而偏私吗？希望皇帝的圣明能够远远照察，也希望他的嗣子可以有所成就。凭借这篇文章向幽冥告慰，抒写我这个老人的独自悲痛。祭奠表弟余君的祭文【代龟山作】呜呼！造物者对于人，给予本来没有私心；可是人的遭遇有厚有薄，自然各不相同。如果说行善的人通常得到更多福分，那么那些不善的人，为什么仍然能使子孙繁盛？有的人年老而头发斑白，难道不也是偶然的吗？还是其中另有命数，而道理无法推究？不然，凭我亡舅的德行，本来应当使后代昌盛，然而到了晚年才得到两个儿子，你又是长子却早早去世，连后嗣也顿时衰绝。过去我在荆州得官，和你的母亲在将溪之上分别；看到你孝顺、友爱、温和、恭敬的品性，认为你必定能继承我舅父的家业，使他的声名更加光大，正是寄希望于你。如今这些都完了。想到你的母亲已经老了，即使你从上天那里得到的寿命自有定数，只是不能终身尽孝，便令人悲痛。我把言辞寄托在千里之外，说明我为你悲痛的心情，也借此抒发我对外甥的思念。祭奠杨遵道的祭文

译崇宁四年，岁次乙酉，十一月初一乙未日，十九日癸丑，延平陈渊谨备果酒祭品，祭奠亡友兄遵道之灵。呜呼！遵道的学问有老师传授，文章以才华著名，年纪刚过半百，竟突然丧失生命。过去我初次见到他，是在汴水岸边；他的议论多么伟大，温润得如美玉。把我当作朋友，许诺与我结为姻亲，使我得以在种德先生门下受教。三年分别，相距万里；他南来时相视一笑，使我从梦寐中的思念得到宽慰。我们乘坐竹轿，从汴地到荆地，吟诗酬答，诗才越来越新奇。到达以后，他成婚，略去繁苛礼节；妻子是温婉贤淑的人，如今已经有了孩子。他不避严寒酷暑，或许正因而得病，如今却已经去世。这不是为了报答某种恩情，而是凭借他的德行；秋闱考试评定文章时，他错误地排在众人之前。仲、季三人一同参加春官考试，心中都怀有奇才；往日相对拭泪，临行时献上一杯酒，以酬答这番情意。代龟山祭叶端礼尚书之父文 先灵禀性平和，品行纯正诚实，收敛行迹退居乡里，成为乡里的表率，丝毫没有施展其才的机会。神明赞美他的德行，使他的后代昌盛，以此加重王国的福祉。譬如高大的乔岳，厚重宏大而沉静专一；神秀之气所钟聚，理应生出申伯这样的人物。祝愿公长寿长生，与高山一样无穷无尽。没过百年，竟乘化而息。想起过去见公谈笑密切，碧眼霜髯，身佩银章赤绂；那时还说公不会老去，是上天要长久赐福给他。如今才过了多少时候，生死便永远隔绝。我的感情与公亲密，难道只是因为姻亲关系吗？献上这一杯酒，泪水纵横胸中。祭奠翁评事的祭文 政和八年六月初一壬子日，二十四日乙亥，颍川陈渊谨备清酒和素菜，祭奠京兆承事翁公之灵。翁公天生忠诚纯正，品行与本性相称。年过九十，以正道终其一生。生前荣耀，死后得到哀荣，实在只是因为儿子贤能，正是如此而已，又有什么遗憾呢？我与公的儿子交情深厚，翁公还命令我们结为姻亲，爱护我而忘记我的丑陋。情深义重，我感动至极，悲痛也深至极。用这些言辞告慰悲哀，却无法完全说尽我的心情。祭奠先兄的祭文 兄长忠诚守信、孝顺友爱，德行本来就完全具备；胸襟气度坦荡平和，与世人周旋；贫穷却无所求，困厄却很少怨恨，这种品德从前少有听闻，如今我亲眼见到了。平生喜欢诗酒，很有高雅真实的情趣；即使讥讽刺责纷纷而来，也不改变他的气度。我也曾说过：‘你不要忧虑，人生百年，不过像骏马奔驰过隙一样短暂。我的老师没有功名，就把醉乡当作故乡；一杯酒到了手，万千忧虑都排除了。门户有了你，或许可以有所树立；年幼的孩子满堂，何必忧虑他们没有供给？’我再三思念这番话和这番心意，确实情意深厚。四十岁还没有成就，是我辜负了兄长。前年我辞别母亲，寻求在辟雍参加考试，志愿最终没有实现，小船忽然向东而行。没想到我们的母亲突然抛下孤儿，我在百死途中偶然回到破屋，兄妹号哭相抱，心肝像坠裂一样。正赶上办理丧葬大事，兄长因哀毁过度而病倒，呜呼哀哉！我们兄弟二人的手足之爱，乡里人人都听说过。兄长变卖家产来教导我，最终贫困不顾自己；我还没有报答这份恩德，他却留下我离去了。上天的祸患接连降临，长久积累的灾祸牵连而来；既失去了母亲，又失去了兄长。我虽然还活在世上，与死去又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怜爱妹妹，才勉强忍住一口余气。忧虑大事纷纷聚集，形势险恶而力量微弱；低头看着侄儿，每天都担心他因悲哀而日渐消瘦。兄长既把他托付给我，我不敢欺骗兄长。婚嫁尚未安排，我一定要保证他不受冻挨饿。死生贫富，兄长已经深深通达。只要不是兄长所忧虑的事，我的志向就不会越出这个范围。天命没有常规，姑且以十年为期；如果我还没有入土，报答兄长又有什么困难？丧事即将远行，我不敢拖延；把世俗礼仪全部删减，以事情合宜为准。官塘原上的墓地，墓穴方位很吉利；和我的亲人同游地下，应该没有什么不适。灵车将要启行，献上这一杯酒来告慰我的心，发誓终身不忘。祭奠外甥的祭文 从前在建安庚寅年，我的朋友翁子对我笑着说：‘当初我们亲自同船，在浙江同榻而眠，瓯地、闽地的情意怎么也倾诉不尽，只有一颗真心相同。’十年忧患，我们亲密得如牙齿依靠嘴唇；虽然居住在不同地方，家中事务没有分别。我的朋友对我说：‘我的儿子是个可爱的人，就像你的儿子，请把他作为姻亲。’我欣然答应。自从防备贫贱以来，聘书和礼物还没有送到，忽然就听到了讣告。想到孩子质朴纯粹，而文章、忠信、孝友都具备，确实可以光耀我家。为什么竟不善终？他对神明有什么罪过？死生夭寿，谁能测知其中原因？往事本来都是空的，又有什么值得谈论？我的朋友听闻道理，依仁德而修养自己，默默观察来去，如同手臂的屈伸。应当把一切扫除，不留一粒尘埃。如果你知道这一点，就安息于坟墓之中；把这颗深心带去，以报答深厚的恩德。代龟山祭陆太孺人文 呜呼！夫人谨慎贤淑而温柔，根本出于天性；嫁给君子以后，一切都听从义理。我听说德行之家没有失范，不正派的女子不能进入；选择婚配使她亲近正道，通常的礼法在这里都具备。她倾心积累福德，增加后代的余庆，为什么不能多活一些时日呢？难道寿数真是上天注定的吗？有儿子孝顺而亲爱，礼节和诚意都已尽到。夫人还有什么遗憾？可以安然瞑目了。祭奠公叙十叔的祭文 绍兴十四年，岁次甲子，十月初一戊寅日，二十一日戊戌，侄、具位渊谨备清酒祭品，祭奠故叔父承事之灵。呜呼！我曾叔祖特进公的盛大德行，上承尚书公丰厚的功业而无所惭愧，下启谏议公重要的名节而更有光辉。如今映照古今而没有可以相比的人，正是因为他承受前人的事业、诱导扶助后人，都得到了正确的方法。因此，这些德行凝聚起来成为湖泽，发散出来成为泉源，特进公的力量最多。这样看来，他的后世子孙繁衍盛大，世代守护家法，时间越久越不会坠失吧？我的叔父正是特进公的嗣孙，是贤能而有才华的人。特进公平生乐于施舍而从不厌倦，晚年没有多余财产；他的子孙有的散居异乡而不能自存，唯独他以节俭自持，把贫困转变为富足，并召集弟弟、侄子回到故乡。他为他们安排婚嫁，使各人都得到适当归宿，守护祖坟而不离去；又以剩余力量让诸子学习，有人凭文章取得科举功名。这难道不是上天的报答吗？大概特进公活着时安逸，死后长寿；凡是一般人难以得到的事情，在他身上都可以无所遗憾，而在特进公众多孙辈中，唯独他能够无愧，确实是有原因的。我渊很不肖，从年轻时跟随公交游直到老年；亲疏之间没有间隔，这是父子般的仁爱；尊卑之间有明确分别，这是朋友间的义气；我有疑问时公给予质正，我行动时公给予引导，遇到缓急事情也有地方可以奔赴诉说。如今公去世了，凡是利害忧乐都没有人和我共同承担；追念仰慕到了极点，哪里说得尽呢？想到公为避难向东而去，原以为不久便能返回故里，所以没有远道送行。等到公临终之后，我又没有听到他的遗言嘱托，以至于下葬时，仍因衰老多病而不能承担责任。只是公对我的爱护如此深厚，我拿什么报答呢？眼泪像雨一样流下，却无法说明这颗心；姑且陈献薄礼，用这篇文章佐祭，以发泄悲哀，愿公明察。《默堂集》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默堂集》卷二十二，宋陈渊撰。《天贶节青词》【代郡守作】伏惟上天之心昭明而能感通，曾经留下秘密的文字；神明的事迹难以穷尽，唯独记载着流传下来的日期。二阴之气依次运行，六月如同蓂荚开叶，正逢佳节到来，恭敬来到真圣之庭奉献洁净祭品。恭设法筵，遥望北极尊神；愿圣人的寿命无疆，如南山一样坚固。祈祷恳切至极，无法胜言。代高文思作祈福醮词 能够覆盖并使万物生长，是上天的道；希望安宁长寿，是人的常情。即使最高的德行没有私心，本来不会偏向任何一方施与；然而我内心愚昧却有所祈祷，自然难以停止过分的请求，只能仰面冒犯苍天，俯首陈述赤诚。伏念臣某早年凭借功臣家族的门第，冒然担任官职，窃取俸禄超过了本分，积累罪过而招来灾祸。神明虽然还没有责罚，衰老之年难道不会震惊恐惧吗？只是因为把一大家人聚集在一门之中，把余生寄托在遥远地方；既缺少祖先阴德留下的福庆，只能依凭真宰降下休福。因此恭敬设置法筵，暗中迎接天帝车驾，倾吐肺肝以谢罪，献上苹藻以表明忠诚。如果行善必定可以降下祥瑞，那么爱好德行终究会得到福佑。伏愿略施造化陶铸之力，使我如草木一般同享春天，消灭无形的灾害，保佑我在一年终了时安康宁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代高左藏郡君作醮词 臣私下听说，造化没有私心，生成万物从不停息。虽然阴阳有一定的气数，赐予人的寿命默默定于菌草和椿木之间；然而祸福没有固定的门路，随着所遇之物而来，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愿意忏悔尚可追悔的过错，希望将来各种祥瑞都能到来。伏愿臣妾卑污低贱，资质凡庸浅陋，献上苹蘩之类的祭品，起初没有承继祖业的才能；辛勤操持家务，也没有完全尽到侍奉丈夫的义务。业因如火炽烈，罪障像尘垢积聚，理应在鬼神那里获罪，本来不应被天地覆盖容纳。身体衰弱，各种疾病侵凌，绵延不绝，几乎病入膏肓，只奄奄一息地存活着。多次占卜而亵渎神明，医生也没有多少功效，拖延日久，已经无处申诉。因此祈求广大造化施加怜悯，准备祭物和真诚的言辞，略微献出蝼蚁般的诚心，希望延长犬马般的寿命。况且有生命的草木，尚且仰赖雨露滋润；长久蛰伏的龙蛇，也依靠雷霆震动奋发。何况臣禀受气而成为万物，最有灵性，理应得到推察；神妙变化哪怕只施展微小的一点，也希望借此延续余生片刻。至诚所感，本来不分幽冥远近。最大的德行在于使万物生存，难道会遗弃卑贱之人吗？代人作祈雨文 右谨以为，佛以方便法门发誓普度众生，人们归依佛，就像仰望慈父；如果没有难以名状的神力，哪里能够表达这种无处申诉的勤恳诚心？恭敬思念佛牙舍利，本来具足清净光明，常存坚固；真精寄托于其中，大概只要有感便一定相通，变化无方，又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如今烈日干旱成为灾害，早稻将要枯萎。奔走祷告已经很勤勉，几乎遍祭山川神祇；恳切祈求虽然深重，沟壑干涸的忧患却还没有解除。因此远道来到著名寺院，恭敬迎请真佛车驾，希望向焦土巷陌施予仁慈，稍稍借助神明之力，降下三日大雨，把恩泽广布于一方。官吏没有德行，竟敢希望获得怜悯；百姓又有什么罪过，理应深深怜悯。还望佛的觉悟俯察，满足众人的心愿。代人又作疏文 右谨以为，承受皇恩、宣扬教化，惭愧难以逃脱官吏的责任；抵御祸患、消除灾害，幸而可以依赖神明的功德。近来因为夏季干旱，恐怕损害秋收，便冒昧显露诚心，仰面祈求神灵赐福。雨水按期多次降下，但恩惠还很狭小，尚未周遍。凡事没有有始无终的，既然已经尝到沾润的好处；更加观察后来的情形，希望不要吝惜滂沱大雨。恭敬思念禾山灵牙舍利、南安定应大师，奇妙本质长存，远远超越古今；化身普遍显现，难道还限制远近吗？与天地同根，与阴阳相通而无间。降下丰沛甘泽，何须多费一点指顾之力；化作丰收之年，特别只在片刻之间。谨此陈述永不满足的请求，愿神明降下永不倦怠的仁慈。代人又作疏文 右谨以为，持续晴旱已经造成灾害，甘美的雨水错过时令；夏田已经枯败，晚稻又将干槁。如果因饥荒而导致流离失所，即使没有山林中啸聚作乱的忧患，也一定会有百姓填满沟壑的灾难。静下心来安抚百姓，实在积累了惊惧忧虑；不知道怎么办，怎么能不祈祷呢？过去在烟冈郊野，民间相传有玉女祠，仙圣降临，年年谷物常熟。仰望祈求余下的恩泽，遍及整个地区；想来不必劳神喷水灭火，立刻就会得到梦中鱼儿出现的感应。百姓人人都能得到利益，愿意卖剑买牛；家家都有余财，就会出现乞求一碗浆水而得到美酒的情形。恩惠降下而无法报答，德泽传播而没有穷尽。代赵令为永丰祈雨文 造物者本来无情，神明掌管着它的权柄；谁若有所求，没有不是听从诚心的。从前连日下雨，平地都可以涉水游泳；水量足够便停止，并没有给百姓造成灾害。还不到一个月，早田已经茂盛；炎热威势突然显著，立刻呈现出干旱征兆。神明起初停止降雨，如今难道反而吝惜甘美的雨水吗？长久没有下雨，过错在于政务有失；现在谨慎来到神祠，为百姓请求活路。愿神明吐气便成风云，沛然降雨以回应祈求。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私愿，而是百里之内百姓共同的庆幸。代人作谢雨文 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使万物成熟，万物都无法归还天地的恩德。瓦片飘落、船只相撞，受害的人不能因此把天地当作仇敌。如果心中不存恩怨，那么施恩和报答的礼数也就结束了。想起从前烈日焚烧大地的灾虐，上天难道不忍心吗？如今沟渠盈满的祥瑞，佛又有什么私有的呢？只是灾难艰难之后才得到雨水，终于降下充沛而有余的甘霖。顿时使万亩将要枯死的禾苗回生，大大安慰了三农的渴望。虽然没有功劳是圣人的事情，容易感动却是普通人的常情；既然沐浴了特殊恩惠，哪里敢忘记恭敬致谢？郊祀之后祭神文 皇帝即位二十六年，海内安定，百姓和万物康乐富足，于是在冬至这一天到圜丘祭天，并大赦天下；盛大的礼仪已经完成，幽明之中的一切无不受到恩赐。想到神明的福佑，不敢不按等级举行祭祀；礼制已有常法，哪里敢怠慢奉行？唯有至高的治道可以作为馨香，苹蘩可以用来荐献，酒菜虽然菲薄，希望神明鉴察其中的诚意。皇帝登上宝位后祭神文 近来奉到赦书，因为当今皇帝登上帝位，命令郡县官吏各自祭祀当地神明。我正代理这个县，职责在于恭敬承行。恭敬思念二位圣人相互传授帝位，这是古今绝无、没有可以相比的事情。皇帝必将共同享有无疆的寿命，享受太平盛世，与天地同样没有尽头。欢呼、拍手、顿足，这是海内共同的心情。神明掌管幽冥之事，理应以福佑相助。古人说：‘没有德行而不受到报答。’皇帝所下的命令，礼意十分优厚。愿神明享用这些祭品。永丰消灾道场疏文 右谨以为，天道变化无常，只有德行才能得到扶助；神明的功效极其敏捷，没有感应而不予酬答。既然警戒恐惧有时已经显现，祈禳之事也可以举行。近来妖星流布，众人看见后惊恐疑惑；它横贯天空如长虹，激射而过如飞电。虽然灾祥取决于德行，却还不清楚招致它的原因；然而祸福没有固定门路，哪里敢废弃预防意外的戒心？因此恭敬依凭清净僧侣，共同演诵秘密经文，大规模设置法筵，暗中迎接真神车驾，竭力陈述长久积累的忧患，略表谢罪的诚意。希望祸福相依的变化尚未显明，吉凶能够从中转变；为百姓请求生路，并不是我个人敢于私求，而是希望上天降下安康，使万民长久得到保全。幼山修造疏文

译神明化身普遍显现，人们都推许其惠及万物的仁慈；神迹难以名状，多在远方之人的地域。唯有幼峰是优美的胜境，也是沙邑的名山；山势接近高天，千里之外仰望烟云笼罩；山根盘结于厚重大地，万家依靠松树柏树的荫蔽。醴泉涌出，像药物一样触及疾病；甘雨按期而降，能够使旱地复苏。有所求都得到回应，没有感应不能相通，哪里只是群山所共同尊奉的对象？因此神灵格外奇异。近来野火蔓延到精舍，烧毁之后余烬满地，荆棘丛生而没有修剪；想要借助施主的布施，尽力帮助营造修缮。我自己的房屋已经安定，也应当想到真山暴露在外；各种助缘容易办成，愿意拿丰年剩余的财物，与众人共同结下胜因，使许多福德由此到来。题写杨补之所收藏的了斋、道乡法帖 了斋刚正，不容许奸邪；道乡清廉耿介，不接受污浊。观看他们的书法，便可以想见他们的为人；凛然正气全都显现在笔墨之间，令人心中感受得到。当二蔡还没有失势时，士人想要谋求自身发展而免遭祸患，必定先诋毁挑剔这两个人，才可以得志。那时公论不能在朝廷上施行，而这两个人被放逐流落，惶惶然无所归宿，直到死亡。然而这两个人本人可以被废弃，家庭可以被毁坏，而天下人称他们为邹、陈，从开始直到今天都没有异议。这难道是凭口舌所能取得的吗？其中必定有感动人心的地方。这封法帖作于异乡困穷困厄之中，语言和笔墨本来都没有刻意经营，却能长久保存，难道不是因为它无所求于世俗而得以流传吗？人们取法的是其中的人格，而不以时代来衡量轻重吧？建炎二年七月十一日，陈渊书。题富郑公《河北安边策》富郑公关于安定河北的十三篇策论，是从玉山尉喻子才那里得到的。子才大概是龟山的门人，有志于当世之事，传授的著作很多；以后应当全部借来抄录。绍兴六年二月十日，船停在胡头时书写。偶言 人们谈论某人、议论某人的是非，起初并不是因为有嫌怨；话出于偶然，那个人也没有意图隔墙听见，却忽然传到了他那里；像侦察窥伺一样，验证这种情况的事情很多。这叫什么呢？有人说：人与人共同禀受同一种气，有远有近，虽然分离却未曾不相合；所以彼此隔绝一世，有时会在梦中相见；居住在不同房间，只要思念对方便会打喷嚏；世上所说的他心通，就是有人坐在深室之中，却能知道千里之外的事情。这就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戒慎，在无人听见的地方恐惧，也正是《中庸》所谓慎独的学问。子思说：‘道片刻也不能离开；如果可以离开，就不是道了。’而龟山说：‘譬如天地四方，离开东方便前往西方，离开南方便前往北方；如果无论到哪里都不离开道，那么想要离开，又将到哪里去呢？’正因为道不可离开，所以从来没有不相合的时候。虽然如此，这种说法仍未超出思虑范围；一定还有不是凭思虑而得到的境界，我将要听闻它，却至今还没有见到。《中庸解义》‘天命之谓性’，是说人的本性无不来自上天；‘率性之谓道’，是说道无不体现于人的本性；‘修道之谓教’，是说教化无不以道为根据。把它们分开说，就称为性、道、教；把它们合起来说，也不过是天罢了。把顺应本性称为道，是说道在人身上的表现；把修治此道称为教，是根据它在人身上的表现，反过来加以治理。顺着天下本来如此的道理，不舍弃它，也不刻意助长它，这就是所谓率性；以中正确立标准，对于过分和不及之处加以裁制，这就是所谓修道。顺应本性是成就自己，修治大道是成就万物。成就自己是仁，成就万物是智，这都是本性的德行。因此学习《中庸》的人，关键在于认识本性；认识本性，就认识了上天。顺应本性而修治大道，是用来事奉上天的；最终达到赞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并列的境界，这就是根本所在。知道远处的事物要从近处做起，就一定要端正根本；知道风从哪里来，就一定要慎重对待它的开始；知道隐微之处会显现，就一定要谨慎对待细小之处。能够这样，才可以进入修养德行的门径。所谓德，不过是得到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罢了。论子重 从前子重轻率地选择出兵，代吴国作战，无缘无故地丧失楚国的良将。君子认为，他所获得的还不如所失去的多，因此子重为此忧病，终于因心病而死。唉！子重之死，是因为他失去的太多；他失去得太多，是因为起初根本没有计算所得的代价。既不计算所得，便轻易出兵，那么他患心病已经很久了，难道一定要等到丧失良将之后才看得出来吗？他的外在形体是在丧失良将之后衰败的，内心的疾病却在出兵之前就已经形成。因此，考察子重的死亡，其所受的病并非一天积累而成。后世任用人，如果想要看他的成效，就应当观察他的本心如何；不要等事情失败以后，才讨论导致失败的缘由，这样才是好的。论用兵 用兵而造成大量杀戮，难道是君子所希望的吗？但是如果比较一时的胜负，而胜负关系到国家安危，那么也有不得已而造成大量杀戮的时候；君子这样做，是为国家打算。唐德宗想夺取石堡城，王忠嗣认为非用二万人不可；他迟疑不进，因此获罪。在唐朝强盛之时，安危的关键似乎并不在这件事上；然而王忠嗣始终不肯用二万人的性命换取一时的功劳，是因为他看重杀人这件事。他难道会因为获罪而后悔吗？孟子说：‘争夺土地而交战，杀人遍野；争夺城池而交战，杀人满城。’这就是所说的驱赶土地来吞食人肉，其罪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能容赦。孟子所指责的，正是王忠嗣所畏惧的；可是王忠嗣反而免不了遭到德宗贬斥，这是为什么？当时能够权衡轻重的人，没有像孟子那样贤明罢了。輗、軏 大车依靠牛来行走，輗就是用来驾驭牛的部件；小车依靠马来行走，軏就是用来驾驭马的部件。没有輗就不能驾牛，没有軏就不能驾马。輗、軏不齐备，车马即使想行走，能够做到吗？所以说：‘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书《唐子西集》后 如今从吴少綝那里得到蜀人唐子西的诗文二百多篇，反复玩味，爱不释手，真是佳作。我看近世文人中，像他这样议论精深、很有前辈风流气度，确实可以施用于实际事务的人，实在少有。可惜他没有长寿，含恨而死，真令人长叹。壬寅年六月七日。

译书《倦游杂录》后 这部书记载胥魁卖女、群吏一同逃亡的事情，是为了辨明诬陷；揭露何仙的腐败、于师的丑秽，是为了破除邪说；斥责慢行翻墙、跣足谋利，是为了诛除奸恶。我由此看出这个人是不可被迷惑的。这样写成戏言，也不是没有一点补益，难道只是比已经完成的贤人之事更好吗？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螺川书室书。题了斋所书《解禅偈》后 了斋说，佛就是觉悟，禅就是安定，人人都可以学习而达到这种境界。如果每天都能做到，便可以登上圣人的境地。至于不经过阶次等级，正如我们儒家所说‘由之而行，不是行之者’，他大概从未说过，而是留待学习者自行体会。因此我曾经喜爱司马温公解释禅偈的文字，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他把这部书送给别人，不知共有多少本；李兴祖得到的一本，字画尤其精妙。喜爱他的书法而寻求其中的意思，了斋和司马温公二人的心意便可以看见了。子思子说：‘有人生来就知道，有人学习后知道，有人困顿后才知道；等到知道时，结果是一样的。有人安然地实行，有人为了利益而实行，有人勉强自己去实行；等到取得成功时，结果也是一样的。’粗浅与精妙相互融合，内心和行迹一致；即使圣人再生，也不会改变这句话。那种舍弃行迹而只谈内心、抛弃粗浅而追逐精妙，然后才认为得道，并不是正确的说法。绍圣二年正月二十五日，侄孙渊书。题了斋所书《佛语》卷后 了翁被贬谪到合浦，写信告诉我（陈渊）说：“天下人的死，都是一回事：死于瘴疠，是死；死在监狱里，也是死；死于刀锯之下，也还是死。我如今把这些看成同样的事，都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又说：“我平生学习佛法，只是在面对死生的时候，能够明白透彻而没有恐惧。你们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也必须平日就有所准备。若平时没有准备，突然陷入苦趣，便没有获得安乐的方法。”子路死于卫国的祸难，却还不忘系好帽缨，他能如此安然快乐，是因为平日早有准备。了翁在宣和年间，虽得以死于家中窗下，但平生经历的艰险几乎遍及各处，从未因此怨恨。世人只是悲叹他的忧患难以忍受，却不知道他的志向早已确定，大概就是这样。看他所书写的佛语，都是想在苦趣中修习安乐之法；后来的子孙，应当懂得这个意思。侄孙渊谨慎地记下。题写了斋所书写的邓功曹事迹 邓功曹名某，是南剑沙县人。沙县尚未升为郡时，功曹担任延平镇的差吏。有百姓被人诬陷，按法律应当处死，功曹为他申明冤屈。百姓感激他的恩德，愿意割出家产的一半，价值数万来报答他。功曹拒绝了，亲近的人强迫他接受。功曹曾说过恐怕祸及子孙的话，直到今天乡里人还能够背诵。又曾赴任江州，尚未到达，暂住在德安县。当时防曹翰屠杀江州，县吏按照惯例把功曹拘押入狱。功曹忧虑恐惧，默默祷告；当时天旱，后来果然得到降雨降雪的感应。不久，枷锁刑具自行脱落。他曾在所供奉的观音、地藏画像上亲自详细记下这件事。功曹的五世孙毂从乡中僧人那里得到这份记载，长久珍藏。政和七年春，叔祖右司客居益浦，毂叙述事情的始末，寄信给叔祖，请求为这件事作证。如今得到这封信，功曹不朽的寄托，大概就在这里吧？第二年十一月，陈渊题记。题写了翁所书《邓功曹事》之后【建功】以上是《楚词》十卷。峡江人萧茂德从叔祖了翁家中得到这部书。大概这是了翁曾经读过、并用善本校定的书。涂改、删改和注释，都是他的亲笔。看着这些字迹，便可以想见他的为人；那么，他遗留下来的风范和功业，或许也能从这里得到一些体现。这就是它值得珍藏的原因。茂德是了翁的孙女婿。当初我在南康见到他初次成婚时，遗憾没有能够与他交谈。八年后，他到永丰的官舍拜访我，我考察他的学问，以窥见他内心所存的志向。大概足以知道了翁的未竟之志，并且能够把了翁尚未探究透彻的地方发扬光大了。后来他拿出这部书给我看，感念我往日的情谊，以至于流泪长叹。那么，他珍视这件东西，难道只是无缘无故的吗？建炎二年六月二十日，侄孙陈渊书。

译题写了斋所书《笔供养发愿文》以上这篇《笔供养发愿文》，是了翁被贬为合浦官员、经过长沙时，为兴化平禅师所作的。了翁曾经抄写《华严经》整整八十卷，没有写错一个字。有人问他其中的缘故，他说：“当我落笔时，每一横一竖，心神没有不到的地方，所以能够这样。”心与笔相应，笔又与经文默默契合，那么华严楼阁之中种种所有的一切，无不显现在眼前了。以此来求佛，虽然足不出几案砚台之间，难道何曾不是与善财童子一同参学吗？难怪他的语言如此精妙，像佛所说的一样，使后世那些拿着毛笔随喜佛事的人，诵读他的文章便可以依此进入佛法。璨公正要抄写这部经，我恭谨地写下此文送给他。绍兴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侄孙渊书。杂说十三则 仁就是人的本心。人人都有这种本心，却不能达到仁，是因为丧失了自己的本心。所以说：“求学问道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知道应该去寻求它，就能找回自己的本心；找回本心，就能得到仁。心寂静而不动，受到外物感触后才有所回应；这种回应，只是顺应外物罢了，起初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因为没有私意，所以能够把各种关系会合起来成为公；达到公，仁就在其中了。孟子又说：“三个人的道路虽然不同，他们的归趣却相同。”相同在哪里？回答说：“在于仁。”君子也不过是仁罢了，为什么一定要道路相同呢？所以商代的三位仁人，都称为仁人，也是因为他们保全了自己的本心罢了。否则便是一味陷于私意，这就叫作丧失自己的本心。臣子侍奉君主，是道义上理所当然的事，但他们的志向有时并不相同。最高一等是为了道术，其次是为了功名，再次则只是为了爵禄罢了。如果志向只在爵禄，本来就不值得说了。若不能舍弃爵禄而又喜好功名，大概几千几百人中也难遇到一个。至于借助功名来推行道术，那更是卓然不群、世间罕见的人了。因此君主任用人才，不能不加以考察。只有知道以爵禄为目的的士人可以轻视，才必然知道道术的美善值得重视。重视这样的人，就会深深信任他；深深信任他，就会采纳他的言论、听从他的谋略，于是治理的成效就显现出来了。虽然如此，君臣是凭道义相合的。若一定要重视他并深深信任他，把彼此期望提高到皋陶、稷、契那样的程度，恰好相逢相合，又从哪里去考察呢？只有学问相同，有道术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志向相同，建立功名的人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略。所以志向相同而学问不同，别人有时便能够从中离间；学问相同而志向不同，开始时虽然可能分离，最终却一定会合。大概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都是先向他们学习然后才任用他们为臣，这就是他们始终如一、天下国家得以治理的原因。古代君臣之间的契合，就像石头投入水中一样，还有什么不能相合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如果把水投入石头，却希望彼此同心同德来成就世间事务，这就好比只在形体之内互相寻求，却希望精神能够默契相合，怎么可能得到呢？行善，不求取名声，默默修养自己，不求别人知道，这样就可以了。行恶，却不接近刑罚，难道还值得去做恶吗？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大概不知道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未曾有恶。孟子关于性善的说法，大概本于孔子所说的“一阴一阳叫作道，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性”这番话，所以人的本性根本就是善的。离开善，就进入恶了。君子所不能达到的，难道不正是别人所看不见的地方吗？这就是行善的真诚。行善何必看重接近名声呢？至于行恶却不依赖别人知道，并且把不接近刑罚视为可贵，这是奸人的作为，又怎么可以提倡呢？庄周的学说出于老氏；老氏把善恶等同起来，以收敛和张扬、强盛和柔弱作为彰明道术的方法，并且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给人看。”所以庄周见到这些便很喜悦，于是发表了这种议论。扬雄于是提出善恶混杂是人的本性，至于说人的作为，只不过把它归结为有时做、有时停止罢了。他的说法大概取法于老氏所说的道德之意，这是不知道善恶为何分开的表现。孟子教人行善而去除逐利之心。逐利未必全是恶，但志向在于获利而不明白义，恶就是由此产生的。所以说：“要知道舜和盗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只在于利和善之间。” 孟子又回答梁惠王说：“何必一定要说利呢？”又对宋牼说：“先生用利去游说秦、楚两国的君王，使三军将士乐于停战而喜爱利益，最终会发展到父子兄弟都心怀利益来相互交往，以至于使国家灭亡；他对利益的厌恶就是这样深。”大概是因为恶的产生根源不能不加以禁止。这样看来，孟子所谓性善的学说，实际上本于孔子，难道还不明显吗？然而王氏却说：“扬雄谈论人的本性，也兼说了本性不正的一面。”这大概是取法于善恶混杂的说法。他又说：“义属阳，利属阴。阴应当隐藏，阳应当显明。利并不是不可以做，只是不应当公开宣扬利本身罢了。”这就是不知道利会造成危害，将要使善恶两方面并行，像庄周所做的那样。他所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却不可以让他们知道”这层意思，实际上出自孔子，却不是孔子的本意；它的源流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替天下人借用六经的话，改变、扰乱事实，附会先王的法度，暗中夺取百姓的财物，虽然能够暂时苟且安稳，但后来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最终造成大乱，也是有原因的。孟子说：“使自身真诚有方法；不明白善，便不能使自身真诚。”又说：“人没有不善的。” 善固然不容易选择，所以我反对庄周而赞同孟子，把道理扭转到正道上，以说明王氏不懂得道。五霸是假借仁义。所谓假借，是在外表上假借。圣人也赞许这种假借吗？回答说：这是责备五霸的话，并不是赞许他们。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又说：“《春秋》中没有合乎义的战争。”而《春秋》所记载的事情，正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他不赞许五霸，已经很明显了。那么这番话该如何解释？回答说：所谓“长久地假借而不归还”，是说他们没有归于帝王的真诚。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有真诚呢？因为五霸始终不知道那并非自己所有。不知道那并非自己所有，是因为他们窃取仁义的名声，享受仁义的利益，却不是发自内心地去做。所以说五霸是假借，这是责备五霸的话。至于尧、舜，是出于本性而行仁义。这是由仁义自然流行，得到它完全出于自然而然。汤、武，是亲身实行仁义。这是实行仁义时有意去做。出于本性，是由真诚达到明白，不勉强便合乎中道，不思考便能获得；亲身实行，是由明白达到真诚，勉强之后才能合乎中道，思考之后才能获得。真诚本身没有浅深之别，都是从内心流出的。既然称作假借，也就是虚伪罢了。真诚和虚伪相差很远，这就是五霸与圣王的区别。

译有人说：古代的人修养自己的天爵，人的爵位便随之而来。所谓随之而来，是说不曾有所求取而自然到来，这与有意求取它不同。回答说：修养天爵来等待人爵，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人爵的关心。那么应该怎样做呢？回答说：所谓“随之而来”，是任凭它自然如此的意思。自己所做的，只知道修养天爵罢了，至于人爵，又有什么关系呢？“随之”的“从”字，与“从其白于外也”中的“从”字相同。孟子称赞柳下惠说：“他温和宽厚地与人相处，却不因此丧失自己。正因为不丧失自己，这就是柳下惠之所以能守正自持的地方。他以正直之道侍奉别人，三次被士师罢黜，却不离开。即使推而至于三公，他也是一样的。像这样，他的和顺足以称道了。” 子思说：“仁就是做人。亲爱亲人是仁的首要内容；义就是合宜，尊重贤人是义的首要内容。”而孟子说：“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有时把义说成尊重贤人，有时把义说成顺从兄长，为什么不同？回答说：“子思的话，是从家庭推及国家；孟子的话，是从修养自身推及家庭。这就是二者不同的地方。义因仁而扩展，只是施行时各有适宜罢了。施行于家庭，从侍奉父母分别出顺从兄长，是合宜的；施行于国家，从亲爱亲人分别出尊重贤人，也合宜。合在一起就是仁，分开来说就是义，并没有两条不同的道。因为他说的是从修身推及家庭，所以最后以‘乐于这两件事’作结；因为他说的是治理家庭推及国家，所以开头说‘施行政事在于人’。” 不让不仁的人加害于自身，只是厌恶不仁之人的行为罢了。至于喜爱仁，那就已经成为自己的仁了。爱护他，难道能不使他劳作吗？忠于他，难道能不教诲他吗？为什么呢？使人劳作，是用恩惠抚养、对待别人，是做上位者的方法；教诲别人，是用善道教育别人，是做老师的方法。如果不是他所应当劳作的事却让他劳作，不是他所能接受的教诲却去教诲他，那么别人就不会服从。爱护而没有节制，就近于强使人劳作；忠诚而没有节制，就近于强行教诲。因为爱护和忠诚而陷入强劳与强诲，是君子应当戒备的；不过，接受别人使自己劳作和教诲，也应当加以审察。楼仲辉说：“历来解释经书义理的，有谁解释得好？”我说：“若论注解，没有谁超过荆公。自汉代以来，各家专门之学各有所长，只有荆公能够取用它们的长处，发扬在文字之间，所以荆公是最好的。”仲辉说：“穿凿附会怎么办？”我说：“穿凿固然是荆公的过错，但荆公之所以失误，不在注解本身，而在于道术不正，于是产生了穿凿。穿凿的危害小，道术的危害大。”仲辉说：“荆公的学说本于先儒，先儒也有危害吗？”我说：“先儒只是训释字义罢了，不把自己的意思附会到正经上，对于道术本来没有增益或损害。比如荆公引用‘擅自掌握生杀之权叫作王，能够决定利害叫作王’，这是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做法，哪里是先王之道？可是他没有醒悟，反而拿来证明经义。”仲辉说：“这本来是荀子的说法，为什么说它不好？”我说：“如果论道，荀卿也有可能有不明白的地方，他的说法又有什么值得取法的？荀卿门下出了李斯，李斯的权术最终使秦国陷于乱亡，其源流是有来由的。如此说来，《尚书》所说‘只有君主能作福，只有君主能作威’，难道不对吗？”我说：“如今人们劝君主把权力全部收归自己，常常使用这句话，却不知道圣人的话有特定的主旨。它的下文说：‘臣下若有作福作威、享用玉食，’ “臣下如果擅自作福作威、享用玉食，就会给你的家族带来祸害，给你的国家带来凶灾。”大意是说，威权和恩福的施行，只有君主才应当掌握；臣下如果这样做，必然造成凶祸，所以用来告诫君主。哪里是说生杀大权都由我掌握呢？”仲辉说：“‘用人惟己’的意思又该怎样解释？”我说：“‘用人惟己’，是说见到贤人以后才任用他，不因为左右近臣、大夫和国人的赞誉就任用某人。君主深居九重之内，人的贤能或不肖，从哪里能够知道？必定要有人把情况报告给我；是否任用他，则由我决定。这就叫‘用人惟己’。如今特别重视识别人才的人，却不这样认为；难道有关官署定罪尚且不至于如此，而君主却偏偏想要加重实行这种做法，这是什么道理？所以凡是君主想把权柄全部收归自己，最终一定会被臣下夺走。”赵韩王再次担任宰相辅佐太宗，退朝结束在便殿的应对后，太宗问：“君主怎样才能使威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赵韩王回答：“如果每件事都交给有关官署办理，那么威权就掌握在君主手中；如果每件事都一定要出自君主亲自决定，那么威权就归宰相了。”天下人都把这话看作名言。有人说：“赵普自知以后不再被任用，所以才对太宗这样说；否则这也是赵普秘而不宣的话。” 曾天防说：“人必须亲身实行，说得再多也不能办成事情。”我说：“这话非常正确。但不只是实行困难，认识也很难。正因为不知道，知道了难道还不能实行吗？”他说：“人不是极端愚昧之人，谁会不知道呢？只是不能实行罢了。比如白天看见沟壑，就终究不会掉进去；只有夜间才看不见。”我说：“正因为白天看得清楚。并且不只是夜间，即使是白天，盲人也有时会掉进沟壑，因为他看不见。”这就是为什么认识可贵；认识了，就能够实行。吕居仁说：曾经有人问杨丈舍生受生的事情，杨丈回答说：“等以后当面见到时再详细说明。”后来杨丈有事离去，直到今天也没有听到他的解释，这该怎么办呢？我说：来没有所从，去没有所止，不知道舍弃的是什么人，接受的又是什么人。曾天防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所谓为了自己，只是尽力做好自己能够做的事罢了，这一点很清楚。不知道“为了别人”该怎样解释？他又对人说：“为了别人，就是求得别人的知晓，我恐怕不是这样。”我说：为了别人，就像有人的时候才做，没有人的时候便停止这一类情况。为了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这是圣人阐明古今学者不同的地方。大体说来，后世做事都是为了别人，正如五霸假借仁义来尊崇周王室，只是喜爱那个名声罢了，他们的真诚在哪里？真诚是为了自己，虚伪是为了别人。

译己未年十一月十七日夜里，梦见邵康节谈论数理。他手里拿着一卷纸，纵横分界像棋盘一样，上面有文字，却不依着棋盘的格眼排列。他翻过纸卷，给我看，说：“天地之数不可违犯。”其他的阳气自然会到来。我曾经谈论命运，认为从上等圣人到下等愚人，没有谁不是各有定分；定分既然已经确定，就不能强行乘着它前进，却想在其中用力，除非是多余，便是[字形不明]，所以人会做出违背命运的事。孟子说：“没有人促成它却自然到来的，叫作命。”周公告诫君奭说：“在诚信地承受这个大命，用来安置它。”这番道理已经说尽了。由此说来，数既然已经确定，又怎么能够违犯呢？等待它自然到来就可以了。世上不懂得命运的人，认为人的力量可以强行做到一切，放纵追逐利益的欲望，无所不至，最终却一事无成，这种人很多。还有人把它推向荒诞虚无，什么都不做，懒惰颓靡，使上天赋予自己的东西没有人来帮助实现，这也只是自暴自弃罢了。两种做法都错了。所以命运对于人没有不确定的，圣人安然接受它，君子相信它；至于下等愚人，则受阴阳变化驱使而自己并不知道。《默堂集》卷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