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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易》所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格物致知，就是尧、舜所说的“精一”；正心诚意，就是尧、舜所说的“执中”。自古圣人以口传心授、并在行事中表现出来的道理，只有这些罢了。至于孔子汇集并成就了圣人的大成，但后来没有得到相应的职位，无法把它施行于天下，所以退而把它写入六经，用来向后世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展示其中的道理。若论本末终始、先后次序，尤其详细明白的，就是今天所见戴氏之记中所谓《大学》篇。承议郎程颢以及他的弟弟崇政殿说书程颐，都是近世的大儒，确实得到了孔孟以来失传的学问，都认为这篇文章是孔孟遗留下来的著作，是学习者首先应当致力的事情，实在是至理之论。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抛弃旧日无用的浮华文章，排斥似是而非的邪曲学说，把圣意稍稍留在这部古代遗经上，延请访问真正的儒者，深刻明白其中宗旨的人，把他们安置在左右，以备顾问研究；在最精纯、最专一的境界中充实扩大治国事务，从而知道天下国家之所以能够治理，并不超出这个道理。然后便会知道体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独自得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传的道统。于是用六经的文章来考察，用历代的事迹来鉴戒，在心中体察，以应对当世无穷的变化。凭陛下的明圣，再这样完备地疏浚其源头、辅助其志向，那么将来达到的境界，哪里是臣的愚昧所能估量的呢？然而臣不是通晓大道的人，以上所陈述的，不过是我从师友那里听到的粗略纲要和端绪而已。陛下由此讲习学问而有所自得，必定会有超出臣所能说的地方。惟愿陛下深深留意，不要忽略，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又听说，治理天下国家，必定要有一定而不可改变的大计；今天的计划，不过是修治政事、抵御敌国罢了。这并不隐奥难知，然而计划之所以不能确定，是因为议和的说法使人疑惑。金人对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不可与之议和，道理十分明白。但有人仍然提出这种说法，他们的意思一定是：如今根本尚未稳固，形势尚未形成，进攻还没有恢复中原的条件，退守还没有防备冲突的办法，不如用虚礼把金人牵制住，趁他们来聘问时派使者答复，请求恢复疆土，向他们显示软弱，使他们悠闲骄惰，暂时不谋害我们，而我们得以利用这段时间从容兴修补治，大力做好准备。万一上天后悔降下灾祸，或者诱使他们发生内乱，那么我们最大的愿望将不必牺牲一个士卒的性命，便可以坐享成功，还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臣认为，明知义理上不可行却仍然这样做的人，一定是因为以为这样有利而无害。但依臣看来，所谓议和，是有百种害处而没有一种好处，何苦一定要做呢？恢复仇土、讨伐贼敌、自己奋强而求取善政的道理，经书中说得非常详尽。陛下聪明而能考察古事，本来不需要臣再说一两句，请允许臣先陈述它的利害，由陛下选择。议论者所说的根本尚未稳固、形势尚未形成，进攻不能取胜、退守不能自保，为什么会这样呢？正是因为有议和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停止，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一件能够成功。为什么呢？进攻时没有以生死作一决的计划，退守时却有可以迁延苟安的凭借；于是人的内心虽然想勉强自我振作、积极进取，但士气本来已经涣散沮丧，没有人响应了。他们防守一定不坚固，出击一定不勇敢。这不是他们本来的志向如此，而是士气被形势分散，志向又被士气夺走的缘故。所以今天议和的说法不停止，陛下励精图治的志向就会浅薄，大臣承担责任就会轻率，将士赴战立功就会迟缓，官员百吏奉行上意也必定不能竭尽心力。这样说来，根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稳固？形势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恢复中原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谋划？守备又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依靠呢？它不值得期待，是显而易见的。若说用虚礼牵制金人，那么他们虽然缺少仁义，却有余力凶狠狡诈；如果确实有谋害我们的心思，难道会因为区区虚礼而骄纵不前吗？如果确实有兼并我们的势力，又难道会因为区区虚礼而停止吗？若说向他们显示软弱，那就是剖露内心、暴露实情，把本来就有的软弱显示给他们，并不是有实力却故意示弱。这样恰好使他们看清我们的底细，知道我们没有谋略，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即使他们不来，我们依靠这种做法自我安慰，形势分散、士气丧失，日复一日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即使再拖延十年，又能成就什么计划呢？这样一来，本来用来使敌人骄纵的手段，反而成了启发敌人、使自己骄纵的手段；本来用来使敌寇放缓行动的手段，反而成了养大敌寇、使自己懈怠的手段。替别人打算，这个办法很好，却不是我们臣子应该说的。况且金人窃据中原，每年收取金帛，凭借全盛的势力，掌握着议和与不议和的权力。他们稍有怯弱，就用议和来要挟我们，使我们不敢行动；力量充足，就大举深入，使我们来不及抵挡。他们从容地控制议和，而其策略却常常在议和之外运行，因此有利时便伸展，无利时便蛰伏，进退都能得利。而我们正仰着头听任别人决定议和还是不议和。谋划国家的人只怕失去金人的欢心，却不作长远的打算。进则丧失收复中原的时机，退则使忠臣义士的心灰败。我们急切地想议和，志向和思虑却总是局限在议和之中，所以进退两难，进退都失策。自宣和、靖康以来，前后三四十年，金人专门使用这个计策，刺中我们的心腹要害，决定胜负，纵横进退，无不如意；而我们落入他们的谋术之中，竟然还没有醒悟。危害国家、使军队覆亡，总是同一个模式。去年的事情，人们以为朝廷已经懂得了，然而解除戒严没有多久，敌使又来了。他们有什么忌惮我们的地方，竟然马上又这样做？这又是想凭借前一次的得志来对付我们，而我们仍没有醒悟。我们接受并答复了他们的使节，信使和符节还没有返回，海州的围困已经危急了。他们包藏反复的心思，难道容易测知吗？而议论者还想用已经试过并导致失败的旧谋来应对他们，也实在是太不思考了！至于请求恢复疆土，希望万一能够得到一点结果，这更是极大的不思考。疆土本来是我们的旧有之物，即使不幸沦陷，难道可以让他们这些仇敌掌握给予或夺取它的权力吗？

译这只在于我们的德行和力量如何罢了。我们有能力取回它，那么金人将不能占有它，它自然会归于我们；我们没有能力取回它，那么他们怎么肯把我们力量所不能取得的东西交给我们呢？况且他们能够占有而我们不能取得，这不是明摆着我们弱、他们强吗？即使他们把它交给我们，我们难道就能据有它吗？他们得到很大的恩惠，我们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所得之物未必稳固。从前燕云、三京的事情就可以作为鉴戒，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寒心吗？假使万分之一地出现一种本来绝不可能的情况：他们确实不欺骗我们，也不要求我们报答，而我们又一定能够自保、永远没有其他忧患，那当然是好事。然而堂堂大宋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收复祖宗的土地，反而向仇敌金人乞求，把他们当作国家的臣属；即使臣不肖，也实在替陛下感到羞耻。前日派使者回访时，就以此作为请求，这已经错了。等到陛下继承帝位，天下人的希望都说也许有希望了；可是赦书下达后却正在严厉禁止诸将进兵，又接连派遣使者告知金人继承帝位的意思，继续修好，仿佛有意让和议一定成功，坐等疆土自行恢复，远近听闻后顿时大失所望。臣愚昧，不能明白这是什么主张，只能深深叹息左右近臣谋划得不周详。古语说：事情疑惑不决就不会成功，行动疑惑不决就不会有名声。如今敌人以友好姿态来，而军队却没有停止行动；我们用来回应他们的办法，总是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而没有确定的计划，这难道不是所谓疑事吗？用这样的号令，使天下人的观察和听闻受到迷惑，离心离德、解体涣散，这就是尚未进攻便已经退却，尚未交战便已经失败。想凭这样取得恢复中原的功业，也已经很难了。然而错误发生还不久，容易改换谋略；过去的事情不能挽回，未来还可以追补。愿陛下广泛咨询大臣，总揽群臣的谋议，鉴察失策的原因，寻求应对的方法，以公正的义理为依据，参照实际利害，罢黜和议，追回使者，如果还没有渡过淮河，就还来得及。从此以后，关闭关隘、断绝盟约，任用贤能，树立纲纪，振作风俗，使我们在修治政事、抵御敌国之外，孤立无援，不留一丝可以用来迁延苟安的凭借，不敢怀有片刻自我安逸的念头。然后将相、军民、远近中外，没有不明白陛下志向的，都知道一定要恢复仇土、开拓疆土，不再有玩弄岁月、苟且偷安的心思，彼此激励以谋求功业。几年之后，志向坚定、士气充足，国家富裕、军队强盛；到那时观察我们的力量强弱，察看敌人的间隙大小，再从容起兵谋划恢复。中原的旧有土地不归我们所有，又将归向哪里呢？这不过是稍微迟延几年，使道理更加充分、形势更加完备；名义正当而实际有利。它与通过议和请求土地、苟且侥幸地寄托于必定不能成功的虚幻计划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惟愿陛下深深留意，不要忽略，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至于四海的利弊，臣认为关系到百姓的忧乐；百姓的忧乐，臣认为关系到守令的贤能与否；而这又是监司的根本。想使百姓都各得其所，根本所在也只在朝廷罢了。陛下认为今天的监司贪污横行、残暴虐害百姓的人，哪一个不是宰执、台谏的亲旧宾客呢？那些已经失势的人，陛下已经查明他们私相交结的情状而斥退了。仍然在势位上的，难道没有这种人吗？只是陛下没有途径知道他们罢了。这样说来，某件事对百姓有利、使百姓安乐，某件事对百姓有害、使百姓忧苦，陛下即使想听到这些，又有谁会替陛下传达给百姓呢？臣认为，只有把端正朝廷作为首要事务，那么这种祸患不出一日就会自行革除，而陛下似乎也有意这样做。因为目前所召集的几位君子，都是天下所称的忠臣贤士；用来端正朝廷的措施，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然而他们各自才能所擅长的地方不同，适合任用他们的职位也不同。愿陛下对于其中才能大的，让他们辅佐根本大政、掌握国家体制，以辅助上天完成治理；对于才能较小的，让他们居官任职，以兴盛各项政务。能办理对外事务的，让他承担掌管军务、经营四方的责任；明白治理国家体制的，让他担任拾遗补过的官职。又让他们各自推荐所知的人，把他们安排在各个职位上，共同谋划天下的事情。使关系疏远而贤能的人即使在远处也不遗漏，关系亲近而无能的人即使在近处也一定弃置。不要先入为主，以致偏听偏任；不要过分看重私恩，违背示人不广的告诫。进退取舍，只考察公论所在，那么朝廷端正了，内外远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监司任用了合适的人，之后各州郡的得失才可以知道；郡守任用了合适的人，之后所属县的治理好坏才可以考察。加重他们的责任来要求成效，表彰善行而惩罚恶行。这样一来，事情中有利于百姓的、百姓所安乐的，就没有不兴办的；事情中损害百姓的、百姓所忧苦的，就没有不革除的。又何必劳烦圣上忧虑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今天急忙降一道诏书，明天施行一件事情，想要惠及百姓反而增加他们的扰累，这种情况是有的；想要兴办有利之事，反而加重祸害，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事情纷乱琐碎，既不是君主之道所应当做的；即使宣布奉行，也不过徒然成为供人观看听闻的美名罢了，又有什么补益呢？何况如今旱灾、蝗灾四处发生，百姓的粮食将要缺乏，谋划宽减赋役、准备赈济供养、安置流亡逃户、制止盗贼的办法，尤其在于守令能够任用合适的人，而其根本所在又另有所在。愿陛下深深留意，不要忽略，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天下的事情到了今天，没有一件不衰败，而这些问题又多得无法全部陈述。进献言论的人很多，或许已经大略说尽了。然而寻求其中所谓最重要、最先务而不可迟缓的事情，就是这三件。讲学，是为了明辨道理并在前面引导；定计，是为了培养士气并在后面督促；任贤，是为了修治政事并在其中加以经纬。天下的事情，没有超出这三者的。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趁着这初政之时，端正根本、慎正开端，正是自己招致明智命运的时候；顺应时势和事理，乘势有所作为。对于这三句话，深加考察并采纳，果然奋力实行来使天下获得幸福，那么那些多得无法尽数陈述的事情，凡是见于议论者而符合公正义理、切合实际利害的，自然会依次办理，各得其所。如果不是这样，今天虽然有求治之心，却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

译虽然有达到治理的办法，却施行得没有次序。一旦恭敬劳苦、节俭艰苦、忧劳过度，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而又看不到成效，最终也会因循怠惰，什么都不能成就。这难道是天下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所盼望的陛下即位初心吗？到了那时，即使想后悔，臣恐怕只会使圣上更加劳心劳力，而成效却不可期待。何况旱灾、蝗灾波及方圆数千里，陛下刚开始施政，清明行义还没有过错，而上天的警戒却如此显赫严重，其中一定有道理。臣愚昧地认为，这正是上天厚爱陛下的一片仁心：不等陛下改正过失，便先降下警戒来启发圣心，使盛德大美始终纯全，不留下可供非难的空隙。像商代中宗、周宣王都因灾异而修养德行，终于达到中兴，所以更应当反复省察并赶快谋划这三种方法，以顺应民心、报答天意。凭陛下的圣明，一定能够妥善处理此事。愚臣所担心的，只是议论者没有深入思考其中的原因，认为其间不免有所更张，或者有些做法不是太上皇帝的意思，陛下不应当做，以免违背亲长的心意。臣认为这是错误的。恭敬地思量，太上皇帝至公无私，与天地的德性相合；临朝执政三十六年，历经艰难、办理百事，用人和处理事务都顺应时势、遵循事理，以应对事变，从不拘泥于固定的说法。前后始末各不相同，就像春夏秋冬的变化彼此相反，却共同成就一年的功业；其精神深藏而教化流行，其中没有丝毫私意凝滞。他之所以能够超然远离政务，脱下万乘之尊的重担而不以为难，原因就在这里。推究他把帝位传给陛下的心愿，难道不是认为陛下一定能够讲明帝王之学、继承尧舜禹的事业吗？难道不是认为陛下一定能够任用贤能、修治政事，使百姓安宁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臣所陈述的，正是用来充分奉行太上皇帝遗留谋略、保佑后代的圣心，并帮助成就陛下尊亲承志的圣孝。议论者却想拘守一时偶然的少数事迹来遵循，把这当作太上皇帝的本心，这就是用事物有形的粗浅现象来说明天地变化的神妙，难道不是错误吗？况且古代禅让传授的美盛，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可是舜承受尧的禅让后，在二十八年间，对礼乐刑政作了许多更改。大的方面，举用了十六位贤相，都是尧未曾举用的；罢黜了四凶，都是尧未曾罢黜的。然而舜不以此为嫌，尧不以此为罪，天下人也不认为这是错误；这些事记载在《虞书》中，孔子记录下来作为大典，垂示万世的法则。何况臣所陈述的，并不是要把太上皇帝的一切约束都拿来改动，也不是贬低他所看重的、抬高他所轻视的，把一切都重新设置。因循还是革新、减损还是增益，只看是否合乎义理罢了，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陛下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愿陛下早日谋划，以使天下获得幸福，不要怀疑臣的计划。至于战守的关键、地势形制的情势，臣没有学习过，不敢妄加陈述。然而臣深切想到，上游的督帅一向声望很轻，任免升降应当以已经试验过的成效为依据；下游的戍守军队，却直接放弃淮甸、长江的险要，与敌虏共同占有，这正是古今共同忧虑、愚智都感到疑惑的事情。臣虽浅陋昏暗，也对此深感疑惑。何况如今秋气已经高爽，敌情难以测度，传闻喧腾，都说敌人应当还会发动去年的行动。虽然虚实还不能知道，但这两件事确实关系到强弱、安危和形势，急迫得即使在呼吸俯仰之间，也不足以形容。愿陛下对此一并留意，臣不胜至愿。臣凡庸愚昧，没有学问，前些年冒昧参加有司主持的群试，太上皇帝赐给我末等名次，使我得以承受官禄。后来又误听他人之言，蒙受征召，却正因疾病而滞留失意，不能前进。如今血气更加衰弱，精神更加耗损，隐居山野田间，不知何日才能仰报大恩。今敢借着陛下的明诏，竭尽愚诚，冒死献上奏书，让陛下听闻。《古文集成》卷五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五十七，宋王霆震编，前辛集三 封事 庚子应诏封事【朱文公】四月二十一日，宣教郎、权发遣南康军事、兼管内劝农事、提辖本军界分诸铺递角借绯，臣朱熹谨斋戒沐浴，面向东方恭敬叩拜，冒死献书于皇帝陛下。臣恭敬看到三月九日陛下批准议论臣的奏疏并下达敕令，命监司、郡守分条列举民间的利弊，全部上报朝廷，不得有所隐瞒。臣以平民儒生的身份，幸蒙圣恩，在偏远军府任职，竟能遇到仁圣之君，长久地表达求治愿望，不因关系疏远而有所间隔；如此一来，臣怎敢不尽心竭虑，以符合诏书的要求？然而臣曾经担心进献言论的人不思考天下国家的大体，只列举琐碎小事来当作忠诚；听取言论的人不考察天下国家的根本大计，只揭发隐秘事情来当作明察。因此进献言论虽然很多，实际上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听取言论虽然广泛，实际上也不能尽得天下的长处。臣实在没有才智，但不敢只拿浅薄的想法、细小的言论来仰承明诏；惟愿陛下对于其中重大的问题加以听取并审慎实行，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臣曾经认为，天下国家最重大的事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大的；体恤百姓的实际措施，在于减省赋税；减省赋税的实际办法，在于整治军队。至于以整治军队、减省赋税作为体恤百姓的根本，又在于君主端正自己的心术，以此树立纲纪罢了。董仲舒所说的“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百姓不可不体恤，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才能知道，也不必等到明察的人才会说出。然而若要了解他们憔悴困穷的实际状况，以及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那么臣请从自己所管辖的郡推论，然后依次说明应当采取的办法。臣谨慎考察，南康作为一个郡，土地贫瘠，生长万物不旺盛，水源干浅，容易干涸；人口稀少，谷物价格低而农民受损，本来已经是贫困的地区。可是它的赋税又特别沉重，与其他地方相比，有的甚至相差一倍、五倍。民间即使竭尽力量耕种，收获的利益也不足以缴清税赋，必须另谋生计，才能补贴缴纳官府，因此百姓没有安定的志向，生计没有固定的产业，不肯尽力从事农桑来为子孙作长远打算。幸逢丰年，就低价卖掉粮食，苟且求得眼前安稳；一旦遭遇水灾旱灾，便扶老携幼，四处流徙，把自己的田地房屋看得如同旅舍一样。走出郊外四处望去，荒芜的田地、破败的房屋到处都是。因此臣自从到任之初，就曾上奏，请求暂且将星子一县的税钱特别予以减免；又曾向提举坑冶司具文申报，请求奏请把夏税中折纳木炭的价钱酌量减少若干成数。木炭钱已经蒙受圣上慈恩曲加准许，唯独减免税收一事，漕司正在斟酌上报；如果户部再得到圣恩，特别依从所请，那么一方憔悴困穷的百姓，从此或许就有重新获得生机的希望了。然而依臣的估计，与本郡接壤的江州、饶州等地，土地贫瘠，像这样情况的并不只是一郡一县；赋税这样沉重的，也不只是一种税、一种名目。如果不大力治理经营，深切加以体恤，即使有时在其中稍稍宽免一些，也如同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柴薪燃起的大火，恐怕仍不能有大的帮助；而剥皮椎髓般的祸害，必将越来越深、越来越酷烈，终于无法挽救。国家元气日益耗损，根本日益受伤，一旦不幸发生方圆数千里的水旱灾害，横向溃散、四处流离的局面将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不知道陛下将怎样处理呢？这就是臣所说百姓憔悴困穷、不可不加以体恤的情形。至于臣所说的减省赋税、整治军队，请允许臣再说明。拥有田地便要缴纳田租，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而今天民间特别以赋税沉重为苦，正是因为两税的收入都被朝廷拿去供给军队，州县不再有剩余。两税收入既然全部供给军队，数额就有固定之数，期限也有固定之限，又有贴纳水脚、转运输送的费用，州县都不容许有所宽缓减免。州县既没有剩余来供给官吏、养活军兵，而朝廷发下离军归正等人又没有止境，支出费用日益增加，无处筹办，便不得不在两税之外另立名目，巧取于百姓。比如纳米收耗，就从七斗、八斗一直增加到一倍还不停止；预借官物，则从一年、两年一直拖到三年、四年还不停止。此外又有月桩、移用等各种杂名额，抛卖乳香，科买军器，寄名招募军兵，打造铁甲之类；从版曹总所到漕司，上下相承，彼此催逼，今天追究人吏，明天提审知通等官吏，无从筹措，最终不过一概取之于民罢了。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弥补旧欠、供应眼前；即使明知一旦被发觉便会因违法获罪，也顾不上了。既然犯罪及身尚且无暇顾惜，哪里还有闲暇顾惜百姓呢？由此看来，今日百姓贫困、赋税沉重，其由来便可以知道了。若不核实军队实情、裁去浮冗，民力决不能宽裕。然而国家困处东南，恢复大业尚未成功；养兵固守边疆，常忧力量不足，因此军队又不能骤然裁减。我私下认为，只有选任将吏、核实兵籍，才可以节省军费；扩大屯田，才可以充实军储；训练民兵，才可以增强边防。果真能够实行这三件事，再不时从禁钱中拨款接济经常费用，百姓的力量大概就可以宽裕了。

译如今所选将帅，大多是富贵人家的愚子、厮役中的庸常之流，只把奔走应对当作本领，把馈赠请托当作事业。他们平素声望本来就低，既不受军士敬服；而他们能够得到这种差遣，所花费的钱已经不少。因此到军中的那一天，只专心搜刮剥削，经营贩卖，百般搜求来偿还债务。债务还清之后，又另生企望，征求财物更加放肆。因为上面用来奉承权贵、求取升迁，下面用来装饰子女、满足私欲，全都从这里取用。至于招募收纳、简选阅核、训练习武、安抚爱护等军中的急务，往往都无暇顾及。军士既困于刻剥、苦于役使，其中有才能的又得不到优待，无能的反而可能受到亲近宠信。怨恨愤怒积聚起来，却无处申诉。平时既都悍然怀有不服之心，一旦遇到缓急，凭什么可以依靠呢？至于军中的子弟，也有平素熟习弓马、通晓战阵的人，按例却都不肯到本军投募；朝廷反而责令州县分摊，白白耗费钱物，拖拉牵引身材矮小、疏懒生疏而无用的人来补足军额。这一切，无论本末大小，没有一样不颠倒错乱。所谓将帅，私欲满足、钻营有成之后，又可以收拾行装询问道路，指望把其他军队的积蓄当作自己的资财了。所以近年以来，统领军队的大臣调任更替非常迅速，甚至一年之内更换两次。这样一来，如果不为军队的利弊着想，便无法深入了解。冗余的士兵和白白耗费的粮食日益增多，而此人盗窃、破费的财物，加上送旧迎新等各种支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至于总管馈饷运输的人，也都凭借阴私关系，勾交通贿。他们所催督驱迫的，是东南数十州的脂膏骨髓，名义上说是供给军队，实际用车船运送到权贵宠臣门下的，数也数不清。至于屯田、民兵两件事，又只是给虚妄骗人的小人窃取官职资本的手段，未曾听说有丝毫、尺寸可见的成效。这些弊端，天下人谁不知道？而掌管事务的大臣略不敢向陛下说一句，只一味催逼州县，使它们急征横赋，形同砍伐国家根本。他们用来欺骗陛下的话却是：这样做国家就能富，军队就能强。陛下也听到这些话觉得可喜，没有追究实际情况，往往错误地加以奖赏，宠信并授予事权。因此近年以来，这类人全都位居高官、享受厚禄，志得意满，而百姓日益困苦、无所依赖。草野中有见识的人彼此私下议论，暗自叹息，认为最大的灾祸、必然到来的忧患已经近在朝夕之间，只是陛下独自还不知道罢了。当前的办法，如果想核实军队实情以舒缓民力，就必须把以前所做的一切完全反过来，然后才有希望。授予将帅印信、委以财利权力，都出于朝廷公议，就可以断绝馈赠请托的私弊；专门寻求忠勇沉毅、真正经历过战阵、曾经建立功劳的人，就可以革除轻率授官、任用非才的弊端。没有馈赠请托的私弊，刻剥之风就可以革除；将帅任用得人，军士就会敬畏、爱戴并奋发，搜阅也能按时进行，而冒名占额、白吃粮饷的人不能再从中徇私。用人得当而又长期任用，便上下相安，缓急时可以依靠，也可以省去送往迎来的费用。军队淘汰的士卒以及从北方归来、归正、添差、任满的人，都可以归入屯田，使他们同百姓杂处耕作，并逐渐减少他们的请给。对于其中有才干勇力、熟悉战事技能的人，按品秩多给田地，趁机让他们担任什伍之长，教导众人熟习奔驰、射箭、击刺和行伍的法度。停止各州招募军队的命令，改为招募各军子弟中勇猛的人，另行授予田地，使他们隶属尺籍。总的说来，应当使这些措施同现行的屯田、民兵法互为表里；选择老成忠实、通晓农事和军务的人主持其事，授予重权，长期任用，不要贪图小利，不要急于求取眼前功效。等到确实能够逐渐减少各屯中白吃粮饷的士兵，稍微减少州郡供给军队的数额，然后再议定考核成绩、增加品秩并继续任用他们。这样经过十几年，自然会逐渐见到成效。如果在成效还不能马上显现的时候，想赶快设法缓解州县民间当前的急迫困难，那么希望陛下严令主计、主管运输的臣僚：在现今桩积的金、谷、绢、绵数额中，每年酌量拨出二三十万，视州郡贫困程度，特别免除它们起运上供官物的三五分，由此代替它们输纳。以后军籍核实，屯田办成，民兵训练完成，上述拨款数额就可以逐渐减少，而州郡免除起运的数额可以逐渐增加。州县的事务和力量已经更加宽裕舒缓，然后就可以禁止苛刻搜刮，责令它们宽缓抚恤、完成岁课，并且时常考察；不但要革除加耗、预借以及非法科敷的弊端，还要根据土地肥瘠、税额轻重，平均减免，使贫困百姓可以保住生业，不再有流离漂泊的念头。各地荒废的土地，也应当逐渐有人开垦。播种之后，官府的赋税也自然会逐渐足额，依次增加盈余，不必等待催督逼迫，国家才真正可以富，军队才真正可以强。这就是臣所说的节省赋税、治理军队的主张。至于所说根本在于端正心术、建立纲纪，那不是臣职责所应涉及的。然而天下万事的根本源流，有的就在这里；即使想避开不说，也做不到。况且臣先前在隆兴初年误蒙召对时，大概已经略略陈述过其中的梗概了。现在请冒死再次为陛下把这番道理说完。所谓“纲”，就像网有网纲；所谓“纪”，就像丝有丝纪。网没有纲，便不能自行张开；丝没有纪，便不能自行理顺。因此一家有一家的纲纪，一国有一国的纲纪。乡由县统辖，县由州统辖，州由诸路统辖，诸路由台省统辖，台省由宰相统辖，宰相又兼领众职，同天子共同裁定可否、发布政令，这就是天下的纲纪。然而纲纪不能自行建立，必须人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党反侧的私心，然后纲纪才有所依系而得以确立。君主之心不能自行端正，必须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邪私的道路，然后才可以端正。古代圣王之所以设置师傅之官、安排宾友之位、设置谏诤之职，就是为了前后辅导劝勉、左右扶持维系，唯恐这颗心在片刻之间失去正道而已。

译推究其中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天下的根本就在这里；一旦不正，天下万事便没有一件能得到正道，所以不得不谨慎。如今天下的事情，正如前面所陈述的，也可以看出来了。陛下想要体恤百姓，百姓的生活却日益困窘；想要治理财用，财物却日益匮乏；想要整治军队，军政却日益紊乱；想要恢复疆土，却不能向北进取中原一寸土地；想要报仇雪耻，却不能捉住单于的脖颈、饮用月氐人的头颅之血。这是什么原因呢？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全都失去了职分，而陛下亲近、同他谋议的，不过是一两个近幸之臣。这一两个小人，上则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的大道，却喜欢功利的卑俗说法；不喜欢正直之士的直言，却安于私宠的鄙俗姿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中贪图利禄、没有廉耻的人，文武官员分别聚集，全都进入他们的门下。他们所喜欢的人，就暗中替他援引，提拔安置在清贵显要的位置；他们所厌恶的人，就秘密加以诋毁，公然排挤。通过交通货赂所盗取的，都是陛下的财物；任命卿大夫、设置将帅所窃取的，都是陛下的权柄。即使陛下所说的宰相、师保、宾友、谏诤之臣，也有人反而出入他们的门墙，迎合他们的意旨。那些幸而能够自立的人，也不过谨小慎微地自守，从未敢说一句话斥责他们。最畏惧公众议论的人，也只是略能惊退、驱逐他们的一两个党羽；既不能给予他们深重打击，最终也不敢公开指出他们钱袋和巢穴所在。等到势力形成、威势树立，朝廷内外都纷纷向他们靠拢，使陛下的号令、黜陟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这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说是陛下独自作主，实际上这一两个人暗中掌握着权柄。他们所破坏的，不只是陛下的纲纪，也连同陛下用来建立纲纪的根本一并破坏了，使天下忠臣贤士深深忧虑、长久叹息，不能安乐度日；而贪图利益、没有廉耻、敢于作恶的人，则从四面纷纷挽袖而起，求得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一来，百姓又哪里能够得到体恤？财物又哪里能够得到治理？军政从哪里修整？疆土从哪里恢复？宗庙的仇耻又何时能够雪洗呢？臣实在愚昧至极，不能承受心中的愤懑。因而伏地思量，自从前次进见应对，得以竭尽愚见之后，陛下不但赦免我而没有诛杀，后来十七八年间，还两次下诏召回，五次授予升迁。臣虽然愚昧暗钝，自知对世事没有用处，又被疾病忧患牵累羁留，有时不能亲自拜受恩命；然而陛下了解臣，不能说不深；怜惜臣，也不能说不厚。只是臣独自畏缩藏避，眼看着天下纲纪废乱、百姓困苦到了如此地步，却不能舍弃生命、冒死为陛下说一说。这是陛下没有辜负臣，而臣辜负了陛下。如今幸逢圣明之主，广开言路，而臣的官职恰好属于可以进言的范围。在这时还不说，臣的罪过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因此才敢冒昧进言。伏望陛下曲加宽容，留心省察，奋发刚断，端正君心，斥退远离奸佞邪恶之人，建立纲纪，使天下困穷的百姓得到幸福。这样臣将感到无比幸运，冒犯斧钺，臣实在无法承受仰望天颜、瞻奉圣明、战栗等待命令的至诚之情。臣朱熹冒死再拜，谨此陈言。贴黄。本军管辖境内，去年秋季晚稻遭旱灾损伤，去年冬天地震并发出声响，臣已经分别具奏报告过了。此后一直缺雨，耕牛因疫病死亡；如今虽然下了雨，恐怕已经误了农时，而且牛的死亡仍未停止，形势很令人忧虑。伏望陛下明察。臣昨天蒙赐面对面应对，听到圣上说：“治理天下应当以端正心意、诚实行事为根本。”臣常常仰慕赞叹圣学高明，深深通达治国的根本；既然如此，天下哪里会不能治理呢？近年以来，却听到道路上的传言，妄称陛下厌恶听到“端正心意、诚实行事”的说法，臣下应当前来应对的，甚至彼此告诫，认为这句话是忌讳。臣虽然有充分理由确定事实并非如此，然而私下深深担忧这种话流传开来，上面会损害圣德，下面会惑乱众听。伏望陛下以圣明重新裁择。《古文集成》卷五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五十八，宋王霆震编，《前辛集》四 封事 戊申封事【朱文公】《文公年谱》说：【漏刻已到入夜后七刻，孝宗已经就寝，急忙起身掌烛阅读，读完全文，第二天任命他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臣朱熹恭敬斋戒沐浴，具备奏疏，冒死再拜，献给皇帝陛下。臣私下观察今日天下的形势，就像人患了重病，从内里的心腹蔓延到外在的四肢，大概没有一丝一毫不受病害。虽然在起居饮食方面还没有达到妨碍的程度，但那种危急的征象，在深明医理的人看来，早已望见便逃走了。这一定要得到像卢扁、华陀那样的人，给他服用神奇的丹药妙剂，为他洗涤肠胃、清除病根，然后才有希望获得安全。若不是这样，病势日益加深而病人自己还没有察觉，实在令人寒心，恐怕不是庸医常药所能医治的。因此臣前日的奏章，曾引用“药不使人昏眩，疾病就不会痊愈”这句话，意思就是为此，但那番话还没有说尽。然而天下的事情，应当说的多得数不清，臣独自认为天下的根本是今日最急迫的事务，所以深深为陛下陈说。天下的根本，就是陛下的心；今日的急务，是辅佐教导太子、选任大臣、振兴纲纪、改变风俗、爱护养育民力、修整明治军政这六件事。臣请冒死把它们全部陈述出来，只希望陛下留心听取。臣贸然把陛下的心作为天下的根本，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端绪无穷，但没有一件不以君主之心为根本，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君主之心端正，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出于正道；君主之心不正，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能由正道产生。不只是因为赏赐所鼓励、刑罚所威慑的对象各随心志而变化，势头有不能自已之处；而且在人们观察感受之间，风气感化传播得迅速，更有甚于此。因此君主以微小之身居于深宫之中，他内心的邪正似乎没有办法窥见，但显现在外面的征验，却常常像十只眼睛所看、十只手所指一样，无法掩盖。这就是大舜有“惟精惟一”的告诫、孔子有“克己复礼”的话，都是为了端正我们这颗心，使它成为天下万事的根本。这颗心一旦端正，视力明、听力聪，周旋行动合乎礼法，自身没有不正之处；因此所做的事不过分也无不足，能够把握中道。即使天下如此广大，也没有一个人不归服于我的仁德。【臣谨按：《尚书》中舜告诫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心本来是虚灵而有知觉的，只有一个罢了，为什么又说有“人心”“道心”的区别呢？这是因为有的知觉产生于形体血气的私欲，有的根源于性命的正理；作为知觉的根据不同，所以有的危险不安，有的幽微难见。然而人没有不具有这种形体的，所以即使是最高明的人也不能没有人心；人也没有不具有这种本性的，所以即使是最愚昧的人也不能没有道心。道心和人心这两者混杂在方寸之间，若不知道怎样治理它们，危险的就更加危险，幽微的就更加幽微，天理之公最终便无法胜过人欲之私。“精”，就是察辨这两者之间而不使其混杂；“一”，就是守住本心的正道而不使它离开。致力于此，丝毫不间断，必须使道心常常成为一身的主宰，而人心每每听从它的命令，这样危险的就会安定，幽微的就会显明，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自然不会有过分或不足的差错。又按《论语》：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便归服于仁。“实行仁德由自己，难道由别人吗？”仁，是本心完整的德性；己，是一身的私欲；礼，是天理的节文。人的本心完整的德性，无不属于天理的作用；但既然有了这个身体，也就不能没有人欲的私心来加以损害。所以实行仁德的人，必须有办法战胜自己的私欲而恢复礼制，这样所做的事情都合乎天理，本心的德性也在自己身上重新完整。心的德性既然完整，即使天下如此广大，也没有一个人不归服于我的仁德。然而其中的关键本来在自己，而不在别人。每天克制私欲而不把它当作困难，私欲便会全部净尽，天理便会流行，仁德就有无穷的用处。这是大舜、孔子的话，臣冒昧地这样说明了实行它们的方法。伏望圣明鉴察。】然而，邪正显现在外面的征验，首先在家人，其次涉及左右，然后才会达到朝廷并影响天下。若宫闱之内端庄整肃，后妃具有《关雎》所称的德行，后宫没有以美色惑人的讥议，宫人像鱼贯而行般有序，没有一个人敢倚仗恩宠私情扰乱典常、收受贿赂请求通谒，这就是家中的正道。退朝以后，从容安息，贵戚近臣、侍从仆役、宦官内臣陪侍左右，各自恭敬履行职务；上面畏惧君主威严而不敢作恶，下面谨慎遵守不得窥伺的戒律，没有一个人敢沟通内外、窃取威福、招揽权势、卖弄宠爱以扰乱朝政，这就是左右的正道。从内廷禁省到外部朝廷，在这两者之间洞然通明，没有一丝一毫邪私夹杂其中，然后发布号令，众人听到都不疑惑；进用贤人、退斥奸邪，众人的心志都信服；纲纪因此得到振兴而没有侵扰的忧患，政事因此得以修治而没有阿私的过失。这就是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不出于正道，治理之道完全实现的原因。

译心一旦不正，这几方面本来就不可能得到端正；这几方面一有不正，却说心是正的，又哪里有这种道理呢？因此古代圣王战战兢兢、勤勉不懈，专门守护这颗心。即使处在纷华扰动之中、幽静独处而可以放纵的地方，他们对于精察、专一、克制、复礼，仍如面对神明、如临深渊幽谷，从未敢有片刻懈怠。然而还怕在隐微之处或有差错而自己不知道，所以设置师保之官来使自己开明，设置谏诤之职来使自己受到规正。凡是饮食、酒水、衣服、居处、器用、财物，以及宦官宫妾的事务，没有一件不由冢宰主管，使君主身边前后的一举一动、一静一止，无不受有司法度制约，不留一丝空隙、片刻时间让细微的私心隐藏起来。这样即使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宫阙，也常常凛然如同站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这就是先王的治理之道由内及外、由微小到显著，精纯洁白，没有一点瑕疵遮蔽，而遗留下来的风范功业仍足以成为后世法则的原因。【臣切实看到《周礼·天官·冢宰》一篇，那是周公辅导成王、为后世垂示法度之处，用意最为深切。】想要知道三代君主端正内心、诚实行事的学问，在这里考察便可看见它的实际。伏望圣明鉴察。】陛下试着按这个道理思考：我精察专一、克制私欲、恢复礼制并守护内心，果真曾有这样的功效吗？我修身齐家、端正左右，果真曾取得这样的效果吗？宫禁省院的事情，臣固然有不得知道的；然而不看它的形状而观察它的影子，不见它的内部而窥测它的外部，那么爵赏的滥用、货赂的流行、闾巷的窃窃私语，早已多得无法胜数了。臣据此窥察，恐怕陛下修治家庭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至于左右近幸的私情、恩遇超过常规，过去渊觌、说忭一类的人，势焰炽盛，震动一时，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前些日子臣当面奏陈过：这类人只应让他们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应借给他们崇高地位、加以尊长，使他们得以在内廷施展邪媚、制造淫巧来荡动君心，在外面建立门庭、招揽权势来损害圣政。至于他们有才无才、有罪无罪，本来都不应作为理由；何况有才反而正足以作奸，有罪就更不可再任用。比如从前任命某人主管丧事、饮食、几筵等事务，远近听到传闻，无不深切讥笑；臣不知道国史会怎样记载，野史会怎样记录，又会怎样传播到夷狄之地。流传到后世，还会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呢？即使其中另有曲折，如同前日陛下向臣说明的那样，陛下又怎能在每一家安置一个人来解释、让每个人都明白呢？受过刑罚的卑劣小人，不同于正常的人类，反而竟能迷惑圣心、损害圣德，到了这种地步，而公卿大臣却拱手旁观，没有一个人说话挽救这种过失，臣起初痛心的正是在这里。等到了都城，又知道这类人掌权的并不只是此人，侍从之臣也已有出自其门下的人。【臣伏见陛下即位以来，臣下稍有见识的，无不把这件事作为进言内容；既然都得不到听纳，严重的甚至获罪，所以近年以来再也没有人谈论此事，大概是知道它的根基牢固、不可动摇，说了也没有益处，只会徒然造成冲突，以至于所说的其他事情也不被采用，因此把此事置之度外，姑且议论次要的问题。不仅如此，也是因为过失刚刚萌发时人们才首次见到，便觉得奇异而争相进言；等到时间久了，见惯听熟，便认为是常事而不值得说，正如近年冬天打雷、秋天下雪，时常发生，人们于是不再觉得奇异；但这难道是可以视为常理的事吗？只是臣愚昧暗钝，不懂时宜，所以今天仍然再次议论这个人们忌讳谈论、厌恶提及的事情；虽然幸而没有被诛杀斥退，却也没有看见有所施行。】臣私下思量，必须让陛下听取疏远之人的言论，驱逐陛下平日深深宠爱的人，这确实是难以做到的事；然而此事的利害已经陈述在前，臣深深忧虑的又是，恐怕它不能成为后世的法则。伏望陛下深切考虑宗庙、社稷、子孙万世的利益，忍痛实行，天下幸甚。】至于收纳财物的途径，又不在士大夫，而专门通过将帅；臣前日也曾冒昧当面奏陈，陛下告诉臣说，确实应当深入察究并严厉惩处。退下后臣才听说，陛下近来对于环列之中的宦官，已经曾经有所调换安置，于是知道陛下本来已经深察其弊，不必等待别人进言；但陛下仍未曾公开定罪，反而以高位厚禄、重要镇守宠待，使他们得到便利安逸。这样一来，这些无知小人还有什么忌惮？何况内外将帅不这样做的已经很少，陛下也还不能推及同类，把他们全部罢黜。【臣切实听到道路上的传闻，自王抃被逐之后，各将领的差除任命多出于此人之手；原来王抃与此人专门替各将领同内侍交通，收受贿赂买官，得到内侍的暗示，向军中示意，按等第论荐，以欺骗陛下，实在是将帅中的牙侩。如今此人虽已离去，却没有正其罪；又听说从前鄂帅刻剥军士的事情，也是此人在内外奔走营救，终于使罪人漏网，进言的人反获罪，内外至今都为此不平。】后来又有人张贴匿名榜文，揭露他的过恶，也被判决流配。这不只是处置过于偏颇，足以成为圣政的拖累；从此以后，也就再没有人敢谈论各将领的罪过了。让小人掌握重兵，有的处在宫禁近侧，有的处在千里之外的江湖，而朝廷内外竟没有一个人敢揭露他们的奸恶，这对国家大计来说，臣深恐很不利。前代的鉴戒，也不只是小事。伏望陛下稍加留意圣虑。】陛下竭尽百姓的膏血来供给军费，本来也是不得已；但作为军士的人，竟从未得到一顿温饱，严重的还要砍柴、织草鞋，拾取粪土来度过早晚；更严重的，甚至使妻女浓妆艳饰，倚在市门旁乞食。军士怨骂、诽谤、诅咒，悖逆绝伦到了不可听闻的地步。一旦遇到缓急，臣不知道陛下还能倚仗什么？这些全是将帅巧立名目，像箕斗一样搜刮，暗中夺取军士的粮饷，用来壮大自己的产业，又向近幸进献财物，以求升迁任用。彼此的欲望已经满足之后，才不时以少量财物名义上称作羡余，暗中供奉燕私之费，把士卒怨怒的祸患嫁给陛下。而且他们只求陛下一旦接受这些献物，那么日后即使知道他们有罪，也不能再追究了。

译出入禁宫的腹心之臣，同外部将帅互相勾结，共同欺骗蒙蔽，以至于此，哪里有一丝爱戴陛下的心呢？陛下没有察觉，反而宠信亲近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人。于是使宰相不能议论其处置安排的得失，使给事中、谏官不能议论其任命授官的是非。由此看来，陛下端正左右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这一点更加明显。况且所谓“私”的得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占据本来划分给自己独有的东西，不让它同外部相通的称呼。因此从平民来说，以一家为私，而不能同乡里相通；从乡人来说，以一乡为私，而不能同全国相通；从诸侯来说，以一国为私，而不能同天下相通。至于天子，凡上天所覆盖、土地所承载的地方，都是自己分内所有，没有任何地方不相通，又何必有私呢？如今因为不能战胜一念邪心，便产生私心；因为不能端正家人、近幸，便产生私人。用私心任用私人，就不能没有私费；于是对内损耗经费收入，对外接受羡余进献，便产生了私财。陛下上承皇天之子，完整地拥有天所覆盖的一切，使天下没有一处存在私而不公的地方；它同我所共有的东西也并非细小。可是陛下不能充实扩大它，反而自行割裂，使它变得狭小，导致天下万事的弊病没有一样不由此产生，这难道不可惜吗？【臣私下听说，太祖皇帝改建大内，工程完成后，亲自驾临正殿，洞开重重宫门，回头对侍臣说：“这里就像我的心，稍有邪曲，人人都能看见。”臣私下认为，太祖皇帝并没有专门学习文字言语之学，但他方寸之地正大光明，正同尧舜之心相合。这就是他开创华夏、为后世留下无穷福泽的原因。伏望陛下远取前代圣人的法则，近以皇祖的训诫为准，一心克制端正，那么远近之人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伏望圣明鉴察。】若从时势的利害来说，天下的形势，团结就强大，分裂就弱小。因此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处罚、表彰、贬斥，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以及忠诚行善的人，应当交给有关官员议论其刑罚和奖赏，以彰明陛下公平清明的原则，不应偏私，使宫内宫外实行不同的法度。”当时昭烈父子凭小小的蜀国同天下抗衡，计划取得中原十分之九，以兴复汉室；凭借诸葛亮的忠诚才智深谋远虑，而他的纲要不过如此，可以说是深知时务的要领，暗中契合先王的法度。蜀国本来很小，如果在其中又把公与私分成彼此，像两个国家一样，那么就是想凭梁州、益州的一半去谋取吴、魏的全部；又在内部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废弃法令、保护奸邪，使内部产生的东西日益侵害外部，公道所建立的总是不足以胜过私欲。这样一来，这两个国家又自相攻伐，内部的私欲常常获胜，外部的公道常常失败；外有邻国敌人的忧患，内有阴邪之人的祸害，日夜夹攻而不停止，国家也已经危险了。从义理来说既是这样，从利害来说又是这样。那么今天的事情，如果不早日端正，臣恐怕陛下虽然劳心求贤，但只要有一件事受此妨碍，贤人就一定不能任用，所任用的全是庸碌、荒谬、奸邪巧诈的人；虽然勤于建立政事，但只要有一件事受此阻碍，善政就一定不能建立，所实行的全是阿私苟且的政令。日积月累，养成祸根；安定后代的谋划尚未长远，辅佐宰相的职责没有修明；上面的纲纪败坏，下面的风俗败坏，百姓忧愁、士兵怨恨，国势日益卑弱；一旦突然发生意外，臣实在寒心，不知道陛下将怎样收拾后果。因此臣所谓天下的根本只在陛下的一颗心，难道可以不急急忙忙设法端正它吗？【臣昨日当面奏陈的札子中有一节说：伏愿陛下从今以后，每当一个念头萌发，便一定谨慎考察它：这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呢？】如果是天理，就恭敬地扩充它，不使它稍有阻塞；如果是人欲，就恭敬地克制它，不使它稍有凝滞。推广到言语行动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一件不以此裁量。知道是对的而实行，就唯恐实行得不够有力，不应当担心力量过头；知道是错的而去除，就唯恐去除得不果断，不应当担心果断太过；知道是贤能的而任用，就唯恐任用得不专一、聚集得不多，不应当担心形成朋党；知道是不肖的而斥退，就唯恐斥退得不迅速、清除得不彻底，不应当担心有所偏颇。这样，圣心洞然明彻，朝廷内外融通，没有一丝一毫私欲能够夹杂其中，天下的事情将由陛下亲自施行，没有一件不如愿。如今恐怕时间久了原本的奏本已经不在，所以再次具奏，伏望圣明鉴察。】至于辅佐教导太子的说法，臣前日所说的数代仁德，大概已经稍微揭示了端绪，只是不敢详尽说明。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对他的辅导不能不谨慎，这在《保傅传》中说得很详细。陛下圣学高明，洞察贯通古今，理应不用等臣说便能明白。然而臣曾私下奇怪，陛下用来调护东宫的安排，为什么如此疏略呢？由前面所说的情况看来，难道不是陛下治理自身尚且免不了疏略，因此也把这种状况当作理所当然而不加考虑吗？自王十朋、陈良翰以后，东宫属官被称为选得其人、能够称职的已经很少了；而且有时还让邪佞、轻薄、卑陋、庸俗、荒诞之辈混杂其中。所谓讲读官，也只是姑且应付文书、凑足人数，没有听说有规劝辅导的功效。至于从容地朝夕陪侍、陪同游宴的，也不过是几个宦官罢了。皇太子天资聪慧，早已成熟，阅历义理很久，虽然似乎不需要辅导，但人心难以保证，习气容易受到污染。习于正道就正，习于邪道就邪；这就是古代圣王教导世子时，必定选择端方正直、道术广博的士人同他居处，又让他驱逐邪人、不使他见到恶行的原因，大概总是在细微处谨慎防范，不等他有过错后才规劝。如今三代的制度有的已无法考察，正以唐代《六典》来论，东宫官员中，师傅、宾客负责辅导，詹事府和左右春坊实际上仿照天子的三省，所以由詹事、庶子统领，选任十分重要。

译如今师傅、宾客已经不再设置，詹事、庶子徒有名义而没有实际职权，左右春坊于是只由使臣掌管，这未免太轻率、太疏略了。设置太子而不设置师傅、宾客，就无法培养他尊师亲友、尊重德行、喜爱仁义的心；只让春坊使臣侍奉左右，又无法防止他嬉戏轻慢、亲昵狎亵以及奇邪之人杂然进用的祸害，这已经不是小事。至于皇孙的德性尚未定型，见闻又不广，更不是皇太子可比，因此保养教育的措施尤其不可不严密。然而今日的属官更加不完备，责任更加不专一，难道掌管事务的人也有尚未想到的吗？臣认为应当严令大臣，讨论前代典故；东宫除现已设置的官员之外，另设师傅、宾客之官，使他们朝夕同太子游处；罢去春坊使臣，让詹事、庶子各自恢复职掌；宫中的事情，一言传入、一令发出，都必须经由这里，然后才能通达。又设置赞善大夫，仿照谏官，规劝纠正过失。王府则应稍微仿照《六典》所载亲王制度，设置傅、友、谘议掌管训导，设置长史、司马总领众职。精心选择年高有德的人，不掺杂其他才能不合者；都设置为正式官员，不兼任他职；明确职责来责求成效，这样官属大体就完备了。陛下还应当适时召见他，让他陪同宴饮游乐，在从容闲暇之中启发引导他。凡是古代先圣先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的要旨，以及陛下亲自实行而已经见效的事情，和那些勉力仰慕却还没有做到、惭愧悔恨却还未能避免的事情，都倾心列举出来，全部告诉他。这样，圣明的子孙都将能够得到陛下心传的精妙，而宗庙社稷的安定、帝业统绪的巩固，便可以流传到永久而无穷。这是今天的第一件急务。【臣下恭敬地看到，近来圣诏命令皇太子参与裁决各项政务，这是看出圣明的思虑深远，将使皇太子及时熟悉国家政事的得失。然而依臣愚见，使他熟习政事，不如勉励他修养德性。何况如今皇太子在东宫培养德性，已经将近二十年，对于天下的事情，大概不必等到学习便没有不熟悉的了。只是担心他正心修德的学问还没有达到，而对于物欲私情仍未能免除牵累，那么即使熟习政事，也可能不能在取舍之间自行决断。因此臣恳切地说，辅导培养还没有达到要求，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陛下对此更加留意罢了。恭请圣明鉴察。】至于选拔任用大臣的说法，便是臣先前所说的辛劳地寻求贤才，却不能任用贤才的问题，大概已经显露出端绪了。凭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必须得到刚强明察、公正无私的人才可以任用吗？之所以常常得不到这样的人，反而容许鄙陋之人窃据职位，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一念之间还不能撤去私心邪念的遮蔽；对于燕私的爱好、便宜亲近的这类人，又不能完全依照法度处理。若任用刚明公正的人作为辅相，恐怕会妨碍我的事情、伤害我的亲信，使我不能肆意妄为，所以在选拔的时候，总是先排斥这类人，把他们置于选用范围之外。凡是疲弱懦怯、平日不敢直言正色的人，经过揣摩考察，又从其中找出最庸碌、最鄙陋、确定可以保证不会妨碍自己的，然后举荐他们担任官职。因此任命文书还没有发布，他们的形貌特征便已经确定；姓名还没有公布，朝廷内外已经预先知道他们决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凭陛下英明刚断、略世间少有的资质，所选来辅佐自己的，却从来没有像汲黯、魏征那样的人，反而常常任用秦桧晚年执政时所用的台谏之臣。秦桧以人臣身份窃取国柄，害怕忠言使君主觉悟、揭发他的奸恶，所以专门选取这类人来堵塞贤才进用的道路、蒙蔽君主的心思，这是他势不得已的做法。陛下尊居帝位，威权福柄都出自自己，又何必依赖这些人，却竟然同他们共同处理天下政务，使自己蒙蔽聪明、毁坏纲纪，让天下承受他们的祸害呢？因为选取他们的用心如此，所以选拔时不能得到真正精选，精选也不能精当；任用时不能得到真正任用，重用也不能真正重视，因此他们自己看重自己的程度也很轻。凭极其庸劣的才能，承担极其轻微的职任，即使名义上是大臣，实际上也不过是供人支使、唯唯诺诺，奉行文书，只求不失去自己的职位和俸禄，像吏卒所做的事情罢了。要说他们能够辅佐圣德、整顿朝政、振作纲纪，不必等聪明人便知道他们一定做不到。再差一等，他们就只有作奸欺诈、培植党羽、收受财货贿赂，把陛下的朝廷搅浑扰乱罢了。其中最严重的，竟至于十多年以后才败露离职；然而在他们身后排队等待补缺的人，又不过是这类人。大概他们从担任台谏、侍从时，选拔就已经如此；后来又选择其中尤其碌碌无能的加以提拔任用，那么陛下常常得不到天下贤才而把重任交给他们，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在最初任用他们时，也只是姑且希望他们不要妨害自己的私事罢了。哪里知道他们损害天下公义，竟然会达到这种地步呢？陛下如果反过来按照这种心意去寻求，差不多就可以得到了。就是不寻求那些能讨自己喜欢的人，而寻求自己所畏惧的正直之人；不寻求能够迎合自己心意的人，而寻求能够辅佐自己德行的人；不担忧他们自己不够重视职位，而常常担心自己任用他们还不够重视；不为燕私近习一时的打算，而为宗庙社稷和百姓万世无穷的打算。陛下如果真按照这个原则选取、按照这个原则任用，却还说得不到合适的人，臣不相信。这是今天的第二件急务。至于振肃纲纪、改变风俗的说法，就是臣先前所说的勤于建立政令，却终于不能建立善政的问题，大概也已经显露出端绪了。凭陛下忧劳勤勉、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心意，不能说没有做到极点，难道不想使纲纪振作、风俗美善吗？只是因为一念之间还不能除去私心邪念的遮蔽，所以朝廷之上忠臣和邪臣混杂进用，刑罚和赏赐不能分明；士大夫之间志趣卑下污浊，廉耻废弛败坏，却还把它看作事理本来如此，不思考怎样振作激励、矫正革新。大概内心明正，然后才能整齐外在；自己没有这些过失，然后才可以责备别人。如今宫省之间是禁密之地，天下不公正的道路、不正直的人，反而能够在其中藏身盘踞，而陛下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无非是不公不正的事情；这样熏染消磨，使陛下喜好善行的心意不显著、憎恶邪恶的意志不深厚，其祸害已经多得说不尽了。

译等到他们作奸犯科，陛下又不能深切割舍私爱，把他们交给外廷议论，依照有关部门的法律处理，所以纲纪不能不受到挠曲破坏；而因此施行于外界的法律，也就不愿意深入追究、严厉处理。比如近年方伯、连帅中，曾经有人因贪赃违法被告发。审讯还没有结束，已经有了调任别郡的命令；等到台臣提出意见，便给他祠禄，让他以自陈为名离去。至于他所藏匿、包庇的作恶之人，又不再逮捕下狱，名义上说是降官，实际上是把这件事解散了。这虽然是宰相曲意庇护乡党来欺骗陛下，但臣私下深思，陛下并非完全没有觉察他们在欺骗自己；想必是认为人情各自有私心，我既想成就我的私事，他们也想成就他们的私事，君臣之间关系熟悉，势必不能不稍加宽容；又以为即使如此，也还没有严重损害政事，却不知道这样败坏纲纪，使朝廷内外听闻之后，私下非议、街巷议论，都生出轻侮朝廷的心。贪赃奸邪的官吏便都受到鼓舞，互相庆贺，不再害怕陛下的法令，这也不是小事。又如朝廷大臣相互争论，其中各有配享其间，邪正曲直本来各有所在，却一概不加追问，双方一同罢去。监司挟带私怨诬陷郡守，便不问谁是谁非，双方都罢免。监司借着酒意凌辱郡守，也不问谁是谁非，双方都给祠禄。宰相培植党羽、营求私利，辜负所受的任用，便曲意加以保全，让他离去。台谏怀念私人的恩情，暗中拱手不说话，陛下也不追问。有的人最初从小官被提拔为台谏，三四年间只听到他趋迎和顺、迎合圣意，不能明确提出一件事情，却年年升迁，直到达到台谏选任的最高职位。一天谈到一两个武臣的罪恶，便立即被斥退为郡守，不再给他台谏的职名。从臣近则掌管东畿，远则统帅西蜀，一旦遭到流言，便被调查追究、逐项剖析，无所不至；等到调查结果上报，证明传闻不实，造谣的人却安然无事，一点呵责也没有。山陵诸使卖买空缺职位，烦扰官吏百姓，御史提出意见，也不加惩处，有时反而得到越级升迁。御史谈及京畿漕运，名义上补任九卿之列，实际上却剥夺他的权力。他所弹劾的人，即使酌情稍加贬黜削职，随后又继续得到进用。【臣下恭敬地看到，近年只有王张等近习这一件事，赏赐必定兑现，刑罚必定施行，没有任何宽假。除此以外的许多事情，大多务求包容，曲直是非，双方都不追问。仿佛听说圣意认为这样处理，才可以取得公平。】这确实是尧、舜用心的原则。然而臣对此实在有所疑惑。如果推究根本，臣在前面已经妄自论述过了。只就“平”这个字来说，臣对《易象》中“称物平施”的话，实在很有感触。古人要实行公平，必定先衡量事物的大小高下，再决定施与的多少厚薄，然后才能达到公平。如果不问是非曲直，始终一律对待，那么善人常常不能伸展，恶人反而侥幸免罪；把这叫作公平，正是造成最大的不公平。因此即使是尧、舜的治理，既然举用了元凯，也必定放逐共兜。这又是《易象》所说的“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善是天理本来的状态，恶是人欲的邪妄，因此上天运行的法则，既给善人福分、给淫邪者灾祸，又把赏罚的权力托付给地方长官，使他们能够补助天道在福善祸淫方面有所不足的地方。既然如此，做君主的，难道能不谨慎地掌握这个权柄，努力奉行上天的意旨吗？恭请陛下深加留意。】从班之中，贤能与不肖尤其混杂，甚至一年到头闭口不言，听不到一句能够帮助圣明听闻的话，却只知道随群逐队，排队连次等待补缺。其中桀骜奸黠的人，竟敢制造流言，提出横暴的议论，就像臣前面所陈述的那样。而宰相害怕他的凶焰，反而扰乱公议而顺从他。台谏也不敢把这件事报告给陛下，请求治他的罪。【臣听说古代先圣先王广泛寻求贤哲之人，让他们辅佐后嗣。那么今天正是广泛寻求贤能、把他们安置在官位上的时候。可是此人的志趣操守不谨慎，完全是自取祸害，竟敢暗中做谗邪之事，公然放肆地劫持时政，以成就自己的奸谋，不替国家打算。希望陛下仁慈，暗中赐下诏令询问。】陛下看待这样的纲纪，认为如何呢？难道不应当反躬自省，赶紧采取措施振作整肃它吗？上面的纲纪不正，所以下面的风俗败坏。这样的祸患形成已经很久了，而浙中尤其严重。大体上人们习惯于柔弱媚上的姿态、依违迎合的话语，把不分是非、不辨曲直当作得计。下级侍奉上级，固然不敢稍微违逆他的心意；上级驾驭下级，也不敢稍微拂逆他的情感。只要是私心所在，便千方百计、万般经营筹划，非达到目的不可。严重的甚至把金珠当作肉酱，把契券当作诗文。能够依附宰相的便依附宰相，能够打通宰相近习的便打通近习。近习只知道求取利益，再也不知廉耻。父亲教导儿子，兄长勉励弟弟，全都采用这种办法，再也不知道忠义名节的可贵。这种风俗形成以后，即使贤人君子，也免不了习惯于这种说法。一旦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的人从他们中间出来，便群起讥讽排斥，指称他是道学之人，加给他矫激的罪名。上面使圣德受到迷惑，下面助长流俗。大概从朝廷之上一直到乡里之间，十几年来都用“道学”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像崇宁、宣和年间所谓元祐学术那样，排斥、贬低、侮辱他们，必定要使他们无处容身才肯罢休。唉，这难道是治理天下的事情，却还忍心再说吗？更严重的是，竟敢当众宣称，说陛下曾经认为如今天下幸而没有变故，即使有舍生守节、为义而死的人，又有什么用。这话一经传播，极大地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臣由此知道，这一定不是陛下的话。舍生守节、为义而死的人，在平常安定无事的时候，确实好像没有用处；然而古代君主之所以一定急切地寻求他们，是因为这样的人面对患难能够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么在太平时期必定能够轻视爵禄；面对患难能够竭尽忠节，那么在平时必定能够不曲意随从。平日安定无事时能够任用他们，君主的心便会在上面端正。

译下面的风俗便会美善，足以预先折服奸邪的萌芽，暗中消除祸患的根源，自然不会发展到真正出现舍生守节、为义而死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一定知道后日会有变故，所以预先蓄养这些人来应对。只是因为平日自恃安宁，便说这类人才必定没有用处，专门任用一类无道理、无学识、看重爵禄、轻视名义的人，认为他们不务矫激，便加以尊宠。因此纲纪日益败坏，风俗日益偷薄，非同寻常的祸患潜伏在幽暗之中，突然在意料不到的时候爆发；平日任用的人纷纷投降叛变，没有一个人可以共同赴难，然后从前被排斥流落的人才又不幸显露出他们忠义的节操。以天宝年间的叛乱来看，那些将相、贵戚、近幸之臣，都已经在贼人的朝廷前叩头，并起兵讨伐贼人，最终甚至杀身灭族也不后悔。像张巡、许远、颜杲卿这一类人，不过是远方下邑、君主不认识其面目的人。假使唐明皇早早得到张巡等人而任用，难道不能把祸患消灭在尚未萌发之时吗？张巡等人早早被唐明皇任用，又何至于真正作出舍生守节、为义而死的行为呢？商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这正是有识之士听到有些人的话而深感忧虑的原因。即使凭臣对陛下的了解，知道陛下圣学高明、识见思虑深远，断然不会有这种议论，然而每当想到小人竟敢假托圣训来掩盖奸恶，而其祸害达到足以深深挫伤天下忠臣义士的志气，臣也未尝不痛心疾首，不敢把有识之士的忧虑看作过分的担心。陛下看待这种风俗，认为如何呢？难道不应当反躬自省，赶快采取措施改变革新它吗？这是今天的第三、第四件急务。至于爱护养育民力、修明军政的说法，民力不能富足，是由于不能克制私心，也是宰相、台谏失职的结果；军政不能修明，是由于不能克制私心，也是近习得以谋求将帅职位的结果。这几方面的事情，臣都已经在前面极力陈述过了。现在请就民力不能富足这一点推究说明。臣听说虞允文任宰相时，把版曹每年收入中那些必定可以指实考核的名目，全部取出，号称年终羡余之数，输送到内帑；反而把那些只有名目而没有实物、积累拖欠、只是空载在簿籍上而无法催收办理的款项，拨还给版曹。他的说法是：内帑的积蓄将用来准备日后出兵进取时不时之需，而版曹当前的经费本来就不少于每年收入的数目。听他的话，确实甘美动听。然而从那以后，二十多年间内帑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却把它当作私下储藏，典掌它的是私人，宰相不能依照制度征取，版曹也不能通过簿书考核其存亡；每天消耗、每月亏损，用来供奉燕私费用的，不知有多少。可是何曾听说他们能够像太祖皇帝所说的那样，用这些钱来充实军中的费用呢？徒然使版曹的经费日益缺乏，催督追缴日益严急，以至于废除了自祖宗以来分成破分的良法，硬要以十分收足为限。认为还不够，便又制定考核监司、郡守优劣的办法来诱迫他们，不再问他们施行政教的得失，而只把能够剥削百姓、奉承上级的人当作贤能。于是朝廷内外承受这种风气，争相施行苛刻急迫的政令；监司明白告谕州郡，郡守明白告谕属县，不必留心民事，只需专心催督财赋。这就是民力所以极度困窘的根本，至于税赋以外没有名目的征收，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还没有说到。【臣下恭敬地看到，祖宗旧法规定，凡州县催收办理官物已经达到九分以上，称为破分，各司便停止催收，版曹也置之不问；因此州县得到余力可以互相补助，贫民稍有拖欠也可以延缓，等待蠲免。恩惠从朝廷施及乡里，君民双方都充足，公私都便利，这实在是不可更改的良法。前些时候自曾怀掌权开始，才废除这项法律，把州县旧日的欠额全部搜查出来，认为是隐漏，全都拘束催收。于是民间缴纳的税物，即使细微到铢两，也全都要求收足。曾怀凭此取得进身之阶，后来竟得到宰相职位，而百姓遭受的祸害、冤屈痛苦却日益深重。】得到财物却失去百姓，尚且还不可以，何况如今政务烦扰、赋税沉重，百姓终于流亡，所谓财物又将没有可以取得的道理。如果不早些救治，必定成为深重的祸害。臣每次读《大学》末章，看到其中论说小人替国家办事，灾害一同到来，即使有善人也无可奈何，言辞恳切痛切，未尝不使人寒心。只希望陛下稍微留意圣心，赶快发布有德的诏令，使天下得到幸运。】其次，陛下所任用的宰相，不能选择朝廷内外的大臣，只是一味看私情厚薄；所任用的台谏，不能公正地执行弹劾，只是一味以自己的爱憎为快。因此监司、郡守大多没有得到合适的人，而其中贤能的，有时反而因为举发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触犯台谏而遭到斥退。至于监司设置太多、事权不能归于一处，铨选法令虽然严密、县令却从来没有选择合适的人，这又是制度本身有不完善之处。然而根本端正，这些事情便不难分别处理；根本没有端正，即使偶尔整治这些问题，臣恐怕不但看不到好处，反而会有害处。又曾就军政不能修明的问题推究下去：臣听说近来各将领谋求升进，必定先剥削士卒来增加私财，然后凭此同陛下的私人亲信结交，祈求把自己的姓名传达到陛下所宠信的将领那里。贵将得到他的姓名后，就把它交给军中，让军中从什伍以上逐级保举证明，称说他才干武艺足以担任将帅，然后详细写成奏牍，在陛下面前陈述。陛下只看见他的等级被逐层推举、案牍材料齐备，当然以为这是公正荐举，可以得到人才，哪里知道其中已经像晚唐的债帅那样讲价输钱了呢？仅这一件事，有耳朵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有嘴巴的人没有不谈论的。然而由于他们门户幽深，踪迹诡秘，所以没有途径可以窥见他们交结往来的真实情状；因此即使有人谈论，陛下最终也不相信。将帅是三军的司命，而选用安置他们的方法竟然乖谬到这种程度，那么那些有智谋、勇气、才能和谋略的人，谁肯压低心志、低头屈身到宦官宫妾的门下？于是陛下所得到、用来担任将帅的，全是庸碌之人和奔走听命的卒吏，本来就不知道兵谋军律是什么，只把刻剥士卒放在首位，只图结交权贵。陛下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却还希望他们修明军政、激励士卒以增强国势，难道不是错误吗？然而将帅没有选对，所造成的弊害并不只是士卒受到损害。推究其祸害到了极点，又会波及百姓。因为将帅得到合适的人，军籍便严明，储备便充足；屯田建立，漕运便可节省。

译如今担任将帅的人是这样，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肯核实军队实际情况、充实储备。至于屯田，他们尤其不愿意亲自经营，所以朝廷不得不另外设置使者主管办理；而军屯中的士卒依靠拨遣调度，又不得不让他们参与这件事。然而听说他们占用防守军人，不肯招募愿意耕种的人前往，却强迫不愿意或不能耕种的人前往；到了屯田地点便懒惰不耕，反而成为民田的祸害。使者是文职官吏，他们的力量大概有不能制约这些人的地方，所以陛下虽然急切地想办理屯田，却长久不能成功。屯田不能建立，漕运便烦琐耗费，各州的苗米有时全部起运，却没有东西供应州兵的粮食，于是加耗、斛面等弊端纷纷产生，百姓更加困苦。又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桩之类，往往也因为供应军队的缘故而不能废除。如果屯田建立起来，各路所需的供应减少，那么这些事情或许都可以禁止。如今却不是这样，那么就是设置将帅不当，而祸害足以波及百姓。以上这些事情，根株深固，枝条广阔，似乎不能早晨改变、晚上就除去；然而推究根本，也在于陛下能否反求自身。陛下圣心确实没有偏私，便一定能够拿出私帑归还版曹。版曹不至于极度缺乏经费，便一定能够恢复破分之法，废除考核优劣的苛科，使州县得到宽缓。陛下圣心确实没有偏私，便一定能够选择宰相来选任州牧郡守，选择台谏来公正地执行弹劾举荐。陛下圣心确实没有偏私，便一定能够严格禁止宦官与将领相互交通，而把将领隶属于宰相。宰相确实得到合适的人，便一定能够替陛下选择将帅来振作士气，核实军队实力，扩大屯田来节省漕运。上自朝廷，下达州县，治理百姓、掌管军队的官员既然都得到合适的人，然后明令宰相商议裁减监司人数，精心选择人选，加重他们的责任。又诏令铨曹，使它按照县政繁简分为等级，常常切实访求天下能够治理县政的官员，不拘泥于是否有荐举，不限制资格的高低，登记他们的姓名，依次补任最繁剧的县。果真有治理功绩，便优先提拔；不能胜任，便贬黜退职。州县之间一切没有名目、不合道理的供给，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政令，其中非常严重而可以废除的，可以逐渐废除，百姓的力量大概就可以得到宽缓了。至于屯田的利益，依臣愚见，应当让大将招募军士，使者招募游民，各自分设屯田，不互相牵制。关于授给物资、考课督责、赏罚政令等事，各自依照本司自行区别处理。军中本来就有将校，可以不必另设官吏。使者则听任他选用三五名属官、指使一二十人，以供使令。又选择一名从官，既通晓兵农事务，又了解军民情况，担任屯田使，总体治理两司的事务，沟通奏请，催促对方办理供应。又按照时令巡行考察，核实勤惰的实际情况，实行诛罚和赏赐。这样两处屯田便会互相竞争，各自努力建立功绩，田事可以成功，漕运可以节省；各路没有名目、不合道理的供给，横征巧取的政令，过去有所不得已、不能全部废除的，如今也可以全部禁止，百姓的力量大概会更加充裕。这是今天的第五、第六件急务。【屯田一事，按照臣的策略，也要等将来将帅得到合适的人以后才可以施行。如果将帅仍然像今天这样，只恐怕白白破坏漕司已经取得的成效，对于将帅和军屯的实际事务没有补益。并且请求下令，趁着这次水灾之后，广泛招募流亡百姓，同时施行民屯的办法，以等待成效。仍请诏令漕臣更加切实地访求尚未完全查明的利弊，逐条具奏，然后根据具体事情商议，及时安排办理，希望已经形成的事业不至于受到动摇，轻易废坏。恭请圣明鉴察。】以上六件事，都不可拖延，而根本在于陛下的一颗心。一心端正，六件事便没有不端正的；只要有一点人心私欲夹杂其中，那么即使想耗尽精力、劳苦用力来求得这六件事端正，也将徒然成为表面文章，而天下的事情反而更加到了不能挽救的地步。因此，所谓天下最大的根本，又是急务中最急迫的事情，尤其不能稍有延缓。只希望陛下深加留意，赶快谋划，使根本确实端正，急务确实修治；如果这样还不能推进治理成效，不能增强国势，不能收复中原，不能抵御仇敌，那么臣请求接受斧钺诛戮，以向陛下谢罪。陛下即使想赦免臣，臣也不敢接受。然而臣私下又听说，今天士大夫的议论，同臣不同的并不止一种。等到推究其中实情，却都是所谓似是而非的说法。那些喜欢因循守旧、以无事为乐的人说：陛下年纪渐高，天下也幸而无事。年纪渐高，血气不能不衰；天下无事，就不应再让庸人来扰乱。那些想振奋有为的人又说：祖宗积累的愤恨不能不发泄，中原旧日疆土不能不收复；把这些作为任务，圣心不必等待劝勉，自然会振作起来。如果舍弃这些而不去谋划，那么即使想振奋有为，也没有所向往的目标作为标准，最终仍会归于委靡罢了。这两种说法，也都各自有道理，但臣却都认为不对。喜欢因循的人，只知道圣人的血气有时会衰弱，却不知道圣人的志气没有衰弱的时候；只知道天下有事不能苟且安逸，却不知道天下无事尤其不能有一点懈怠。何况今天的天下又哪里能算无事呢？再以卫武公来说，他已经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规诫警戒，寻求规劝进谏，并作《抑戒》诗来警醒自己，让人早晚诵读，不离自己身边。他的年纪难道不很高吗？然而他戒慎恐惧的心，难道因此稍有衰减吗？何况陛下相比卫武公的年纪，还不到他的三分之二，而所承担的责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是卫武公的十倍、百倍、千倍、万倍。臣虽然不才，又怎么敢先把陛下置于卫武公之下，直接说陛下不能做到呢？况且天下的事情，值得忧虑的不是艰难多事，而是安逸享乐如同饮鸩止渴一样可怕。即使功成治定，已经没有一件可以作为的事情，仍应当早晨警戒、晚上戒惧，身处安定时考虑危险，不能有一点懈怠。

译何况如今天下虽然好像没有眼前的紧急变故，但百姓贫困、财物匮乏，士兵懒惰、将领骄横，外有强暴的强敌，内有忧愁怨恨的军队。百姓还有许多难以言说的祸患，隐藏在耳目所不能及、思虑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近的就在宫廷深处，远的在数千里之外，哪里数得完呢？【关于宫廷深处的说法，臣已在前面陈述过，这一句还请陛下稍加留意。】回头追究过去，已经没有可以看见的成效；再看将来，又没有可以遵守的规划。【臣切实看到，寻常人将要把一件极其微小的事情交给别人办理，尚且一定要制定方案，使它尽善，然后受托之人有所遵循，不违背自己交办的本意；何况拥有天下的人，要把天下这样重大的事情交给别人办理，难道反而不先制定完备而可遵守的规划交给他们吗？然而臣对这件事不敢完全说尽，如果蒙受圣明稍加思虑，那么在这个时候，确实是更新德业、重新整顿纲维、不可错失的机会。臣狂妄僭越直率，罪当万死，恭请陛下裁决赦免。】又怎么能突然说天下无事，便以安逸享乐的态度处置呢？那些想奋发有为的人，又只知道恢复中原不可忘记、颓废堕落不可长久，却不知道非世代所能有的伟大功业容易建立，而极其微细的本心难以保持；中原的强敌容易抵御，而一个人的私意却难以除去。如果确实能够先处理最困难的事情，那么容易的事情将不必说便会自行办成；不先处理困难的事情，只想在容易的事情上侥幸求成，那么即使早晚不停地谈论，嘴里说个没完，也不过是徒然说空话，满足一时的心意罢了。况且这件事的失误，在隆兴初年就已经发生，不应当仓促停止用兵、议和，竟使安逸享乐如饮鸩止渴的祸害日益滋长，而卧薪尝胆的志向日益疏远、遗忘。因此数年以来，纲维松弛，祸乱的苗头萌生，区区东南的事情尚且有许多不能胜任忧虑之处，哪里还谈得上谋划恢复呢？所以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且说些大话来欺骗陛下；臣所希望的，只是陛下先以东南尚未治理为忧，端正内心、克制自己，以端正朝廷、修治政事，希望真实的功效可以逐步取得，不至于另外产生祸患而妨碍长远谋划。因为所谓善于处理容易事情的人并不夸言容易，而真正有志于恢复的人，果然不在于抚剑拍掌之间。议论的人又有人认为，陛下深通老子、佛教的学说，得到认识心性、见到本性的妙理；对于古代先圣先王的道路，大概有不约而同、自然而然相合的地方，所以不喜欢世俗儒者的常谈和死法；对于当今世务，宁愿认为管仲、商鞅那种一切从功利出发的学说值得采用。如今却把陛下所厌弃鄙薄的东西陈列在面前，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话越多。却越不相合。臣认为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议论，不是使盛大德业日新月异的办法。老子、佛教的学说，本来就有与圣贤之道相疑悖的地方。然而它们真正不同之处在于：此道把性命看作真实，老佛之说却把性命看作空虚。此道认为它是真实的，所以所谓寂然不动之时，万种道理都灿然存在其中，民众的常性和万物的法则没有一样不具备；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一定顺应事物，遵循法则，没有一件事情有所差错。老佛之说认为它是空虚的，所以只知道以寂静空无为乐，却不知道寂静是实理的根源；只知道应对外物、显现形迹，却不知道其中有真与妄的区别。因此按照我所说的道理来修养，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没有间隔，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没有一件事不是合乎道理。按照老佛之说，则本末横向分裂，内外隔绝；即使有所谓廓然通彻、灵妙通达、虚静明妙，也不能挽救违背天理、败坏伦理的罪过和颠倒运用的过失。因此自古以来学习这种学说的人，开始时没有不似乎有可喜之处的，考察他们最终的结果，却很少不产生偏邪淫荡、邪僻逃遁的见解，从而危害政事。所以程颢常常排斥它说：“自以为穷究神妙、知晓变化，却不足以开通万物、成就事务；言语说得无不周遍，实际上却置身于伦理之外；穷尽深奥、达到细微，却不能进入尧、舜的道路。” 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执，便一定会陷入这种境地，这就叫作正路被荆棘遮蔽，圣门被堵塞。先排除这种弊病，然后才可以进入正道。唉，这真可以说是道理极其周全的话。可惜没有机会让陛下听到，使陛下过分听信髡徒的荒诞妄说，以为它确实同圣人之道相合，甚至把治心、治身、治人分为三种方法，而把儒者的学问看作最低等的，臣实在为陛下担忧这种思想会损害政事，也痛惜这种说法流传到后世。如果陛下还不认为臣的话正确，那么陛下的天资不能说不高，学习不能说不久；可是用来正心修身并推及天下的效果究竟在哪里呢？这难道可以不思考其中的原因，赶快回头纠正吗？【臣听说仁宗时期有程颢，与他的弟弟程颐一同受学于周敦颐，实际上得到了孔子、孟子以来失传的道统。同时又有邵雍、张载相互研讨博约，于是使圣人之道由暗而重新显明，他们的功劳很大。庸俗儒者浅薄的学问既不足以窥见其中的深奥，奸邪之人、鄙陋之人又因为他们的言论要求居处一定诚敬，行动遵循礼义，妨害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彼此怨恨厌恶，指称他们为道学，加以诋毁讥讪。】臣在前面已经略微论述过了。世俗之人无知，既然认为道学不好，那就是一定想让天下所有人都没有道、都不学习，全都像自己那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心意吗？邪说放肆流行，人心偏邪，毫无顾忌，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正是闵马父深深忧虑的事情。如今周敦颐等人所著的书，藏在册府中颇为不少。陛下不妨取来阅读，圣学高明，一定会有默然契合之处，并且表现在施政行动上。如果陛下就此赐下一句话来表彰它，那么正心的效果不只是陛下自己得到，同时也能够端正人心。恭请陛下深加留意。】至于管仲、商鞅功利的学说，那就更加浅陋了。陛下之所以采用它，是因为既然斥责儒者之道为常谈死法，而天下的事务每天都来到面前；佛教的学说又不足以应付这些事务，所以对管商之说感到有滋味，希望它能使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或许可以取得眼前的功效。然而实行这种学说到现在已经几年，国家一天比一天贫困，军队一天比一天衰弱。所谓眼前的功效，也没有看见。至于圣贤所传授的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政、道德之威，本来正是实现富强的大道，反而没有人讲求。

译这难道不是错误吗？如今议论的人只看见老佛之学的高深、管商之说的便利，却认为圣贤所传的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起初没有新奇可喜的说法，于是把它看作常谈死法，认为不值得学习。哪里知道，常谈之中自有精妙的道理，死法之中自有灵活运用的方法，本来不是老佛、管商的浅陋学说所能仿佛其万分之一的呢？恭请陛下察纳臣的话，考察四种学说的同异，明确辨别它们，那么就会知道臣所说的不是臣自己的学说，而是古代先圣先贤的学说；不是圣贤凭空制定的学说，而是天地间永恒的经常之理、自然之理。即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明，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的贤德，也不能违背它。这样，对于臣的话和那些议论者的说法，该取什么、舍什么，该顺从什么、违背什么，不到一天就可以决定。臣对这件事又深有感触而自我悲伤。臣侍奉陛下至今已经二十七年了，而在这期间能够见到陛下的次数不过三次。从最初在隆兴初年进见时，臣本来就曾经冒昧谈到近习问题；辛丑年第二次进见，又曾经论述过它。今岁第三次进见，所说的仍不过这些。臣是远方下土的田野之人，难道对这些人有积累的怨恨深重的愤怒，故意想攻击他们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吗？之所以多次进言不合而不敢后悔，区区心意只是替国家谋划，不敢替自身打算；臣的愚拙也可以由此看出来。然而自从近来，岁月不断过去，像河水流逝一样一去不返。不只是臣的苍发白头已经逼近迟暮之年，臣私下仰望天颜，也觉得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臣鄙陋迟钝，本来不能再提出别的忠言奇谋来帮助陛下听闻；而陛下日新月盛的德业，也未能使臣释然地忘掉往日的忧虑。那么臣对此怎能不深有感触，重重地自我悲伤呢？臣身处衡门茅舍，心却飞驰宫阙，实在承受不住爱君忧国的诚意，冒着万死剖开、倾尽肺肝，来效法乡野之人进献芹菜、烤肉的微薄忠诚，同时也借此为自己这个不肖之身请求退处。【臣区区的个人打算，冒犯圣威，一并陈述。臣天性笨拙正直，不能随世俗俯仰，因此从年轻时便自我揣度，断定自己实在不能担任从官，所以一直私下领取祠禄，前后一共九任。臣难道不知道有献身报国的道理吗？也并非安于无所作为、没有救助世人的心，只是宁愿退藏，大概是为了避祸。其间稍稍接受任用，果然自己招致倾覆，七年之间无处安身。如今这次出仕，又招致纷扰。】幸蒙圣明保全臣始终，增加臣的俸禄官秩，使臣足以免受饥寒；提升臣的官资，使臣足以延及子孙。这些都已经远远超出臣平生的期望，天地的恩德，实在太厚重了。如今上奏疏，只是感激陛下虚心屈己，容纳接受狂妄的言论，所以竭尽平日忧国的诚心，来完成从前希望尽忠的心意。所希望的，只是对上有补益于圣明，对下不辜负所学罢了，并不敢改变初心，再有求取进用的念头。倘蒙陛下圣慈详加阅览，按照事情的本末次第施行，使臣的言论确实有显著可见的成效，那么臣即使不违背心志、不冒犯祸患以玷污官场，所受的荣宠也已经不在诸臣之后了。如果这些意见荒谬妄诞，毫无实行的可能，那么退居闲散正是臣应得的处境；即使想借助陛下的恩私，也只会增加臣的惭愧和恐惧，绝不是臣所敢承当的。臣私下担心陛下见臣所论恳切，误以为臣还可以任使，所以再次具奏，伏乞圣明察鉴。伏惟陛下哀怜臣而宽赦，并择取其中可行的意见；这不只是愚臣之幸，实在也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之幸。臣所论虽然针对一时的弊病，但其中的规划实际上都是治国的要领，可以流传长远而无穷。因为前圣后圣，时代虽然不同，但他们所遵循的道理从未不同；这就是臣的言论不只是寄望于今日，也将寄望于后世的原因。臣地位疏远、身份卑微，言语不敢全部说尽，只愿圣慈怜悯。臣朱熹愚昧而忠心，恳请宽赦臣万死之罪。或者在皇太子参与裁决的时候，特意赐予宣示，那就万分荣幸了。臣朱熹诚惶诚恐，冒死再拜，谨此上言。《古文集成》卷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五十九，宋王霆震编，《前辛集》五。封事。己酉年拟上的封事【朱文公】。具列官位的臣朱熹恭敬地拜手稽首说道：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具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具有孝友温恭的德行，具有宽仁博爱的气度，具有神武而不轻易杀伐的威严。在春宫培养德行将近二十年，一旦受命即位，慈皇亲自传授大宝，犹如龙飞虎变，登上帝位而君临天下。凡处在天地覆载之间、稍有血气的生灵，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仰观圣德、聆听风教的。臣恰好遇到这样的时代，首先蒙受征召，又承蒙赐见，得以接近日月般的光辉，感激庆幸之深，怎敢不说些话来效献一二分愚忠？臣听说古代的圣贤，穷究事理、穷尽人的本性，完备道德、成全德性；他们的施为虽然没有不合于义理的，却从未稍有自满之心。他们平日所以持守省察自己，从而取得惩戒愤怒、克制欲望、迁善改过的功夫，本来没有一念之间不涉及自身所践履的事情；遇到身份所处有重大变化时，又一定因此而在内心受到极大的警醒和振动，所以谨慎对待开始，重视自我更新。伊尹告诫太甲说：“如今君王继承先王的德业，没有什么不在于开始。”又说：“如今嗣王新近接受先王的命令，应该使自己的德行焕然一新。”召公告诫成王说：“比如树木生子，没有什么不在于最初萌生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留下明智的命运。” 如今上天命人以明智，命人以吉凶，命人以长久的年数。要知道如今正是我开始执政的时候，所以希望君王赶快敬慎地修德。”召公实在深切地以此期望他的君主，心意也已经十分恳切了。如今陛下由太子而登上至尊之位，由监国抚军而独自听政，这种自身身份的变化，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那么，凡是用来警醒振动内心、谨慎开始并自我更新的事情，想来已经没有不做到极致的了。然而臣愚昧，却仍有深切的忧惧，实在担心万分之一的可能中，用来警醒自新的一些方面或许还没有全部做到，那么祸端的萌芽将会在极其细微之处发生，或许会出现于意料之外。因此臣不顾自己疏远卑贱，冒昧把平日私下忧虑和过度思虑所能想到的，深深替陛下筹划。比如讲学以端正内心，修身以整齐家庭，远离便佞宠幸而亲近忠诚正直，抑制私恩而维护公道，彰明义理而断绝神奸，选择师傅以辅导皇太子，精选任用之人以彰明体统，振举纲纪以激励风俗，节省财用以巩固国家根本，修治政事以抵御夷狄。以上十件事，都是陛下应当警醒振作、自我更新而不可有一项缺失的。臣禁不住犬马般爱君忧国的诚心，于是逐项取事加以论说，冒死进献，谨将各项列在下面。第一，所谓讲学以端正内心。臣听说天下的事情，根本在于君主一人；而一个人的自身，主宰在于一颗心。所以君主的心一旦端正，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正的；君主的心一旦邪僻，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邪僻的。正如表木端正，影子就直；源头污浊，水流就污秽，其中的道理是必然的。因此古代先哲明王想要向天下彰明自己的德行，没有不是一概以端正内心为根本的。然而本心的善，其本体极其微妙，而利欲的侵袭又多得不可胜数。试验一下一天之内，声色气味、游乐驰驱、土木华饰、财货利益，纷纷杂乱地来到面前，而且一天比一天增多。其间内心清明、本善的端倪显露出来的时候，实在是极少而又极难得的。假如不是通过讲学的功夫来启发明白自己的内心，使自己不迷失于是非邪正所在；又一定相信道理存在于自身，不可以片刻离开，那么又凭什么使这颗心端正，战胜利欲的私心，应对事物无穷的变化呢？然而所谓学问，又有邪正的区别。体味圣贤的言论，以求得义理的恰当；考察古今的变化，以验证成败得失的关键；并且一定反求自身，践履其实，这才是正学。只是涉猎搜集、背诵记忆，拿杂乱广博相互夸耀；割裂材料、拼缀辞藻，拿华丽浮靡相互争胜；反省自身却没有实际修养，施用于事情又不合适，这就是邪学。学问正而内心不正的人，少有；学问邪而内心不邪的人，也少有。所以讲学虽然是端正内心的要领，但学问的邪正关系到行为的得失，不能不审慎，这一点也是如此。《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会有条理；开头相差毫厘，结果便会谬误千里。”希望圣明留意，那么天下就万分幸甚了。第二，所谓修身以整齐家庭。臣听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所以君主的家庭整齐，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君主的家庭不整齐，就没有能够治理好天下的。因而三代盛世以及圣贤君主，能够修治政事的，没有不是以整齐家庭为根本的。男子在外居正位，女子在内居正位，夫妇之间的区别严格，这就是家庭整齐。妻子在上与夫相配，妾在下承接其职，嫡庶的区别确定，这就是家庭整齐。任用有德之人，戒绝声色，亲近严肃恭敬之人，远离奇技淫巧，这就是家庭整齐。内室的话不传出，外面的言语不传入，馈赠请托不能通达，这就是家庭整齐。然而闺门以内，恩情常常遮蔽义理，所以即使有英雄才干，也还有被酒色困扰、沉溺于情爱而不能自我克制的。假如不能端正内心、修养自身，行动都依据礼义，使他们能够服从我的德行、畏惧我的威严，那么又凭什么端正宫闱，杜绝请托，约束姻亲，防止祸乱的萌芽呢？《尚书》说：“母鸡在早晨啼鸣，只会使家庭衰败。”《左传》说：“福气的兴起，没有不是以家庭为根本；道德的衰败，没有不是从闺门内部开始。” 希望圣明留意，那么天下就万分幸甚了。

译第三，所谓远离便佞宠幸而亲近忠诚正直。臣听说，蓬草生长在麻田里，不用扶也会挺直；白沙混在泥中，不染也会变黑。因此贾谊说：“经常同正直的人居处，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的地方，不能不说齐国话；经常同不正直的人居处，不能不变得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国的地方，不能不说楚国话。”所以古代圣贤想要修身治人，一定远离便佞宠幸，亲近忠诚正直。君子和小人，就像冰与炭不能相容、香草和臭草不能混在一起。小人进用，君子一定退避；君子亲近，小人一定疏远。没有能够把二者兼收并蓄而又不互相损害的。能够明察这一点来决定取舍，那么见闻所带来的益处、熏陶所起的帮助，以及谨慎防范邪僻、安于义理习惯的作用，自然会不断发生；而对外施行任免赏罚，也一定不会有偏颇的过失。一旦对此不能审察，不仅他们妄自请托、暗中操弄威权，会损害我们的政事；而且他们用阿谀奉承加以熏染，使人不知不觉地同他们一起变化，从而损害我们的本心正性，其危害更是说不尽的。然而这类人也不尽相同：有的本来出身下流，不懂礼义，却稍微通晓文墨；也有的穿着儒者衣冠，侥幸窃取科举功名，实际上完全没有品行操守。这些都是国家的大贼，君主的大害虫。假如不是内心端正、修身自持，从而清楚看出他们的真实情状，像厌恶臭秽一样厌恶他们，那么又凭什么远离他们，招来忠诚正直之士，期望德业成就呢？诸葛亮说过：“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先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同臣谈论这件事，没有不为桓帝、灵帝而叹息痛惜的。本朝大儒程颐在元祐年间，常向朝廷进言，认为君主应当使一天之中亲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这样才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这些都是切实恳到的言论。然而后汉君主不能采用诸葛亮的话，所以终于因黄皓、陈祗而使国家灭亡；元祐大臣也不能明白地采用程颐的主张，所以绍圣、元符年间的祸患，至今说起来仍然令人悲痛。前面的事情并不遥远，希望圣明留意，那么天下就万分幸甚了。第四，所谓抑制私恩以维护公道。臣听说，天没有偏私地覆盖万物，地没有偏私地承载万物，日月没有偏私地照耀万物。因此君王奉行这三种无私来为天下效劳，就能平等临御、广泛爱护，胸怀廓然大公，天下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倘若在这中间又因新旧亲疏而区别对待，那么偏私结党的感情、狭隘的气度，本来已经使人暗中产生不服之心；而他的好恶取舍又一定不能合乎义理。严重时甚至会阻挠谋略、败坏国家、妨害德业、扰乱政事，其危害更不可胜言。比如身边的仆役侍从，横加官职赏赐；宫廷和官府的属官，按例得到褒奖升迁，本来就不问前例是否正确，有时甚至也不问他们是否有功。这本是旧事中的过失，不能不加以纠正。何况如今又有些人早早怀有奸心，预先自行结交依附，将要把上天和君主的功劳贪来作为自己的力量，却不顾反而会仰累圣德；他们嫉妒贤能，压制下属，蒙蔽上级，也不担心会损害圣明的政事。假如不能深深抑制私情，严厉加以屏斥断绝，那么凭什么彰明公道、使众人心服，革除旧弊、防止后患呢？唐太宗责备庞相寿说：“我从前做王，为一府的人作主；如今做天子，为四海的人作主。既然为四海作主，就不能偏偏只给一个府第恩泽。如果再让你身居高位，一定会使那些行善的人都不再尽心。”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何况拥有国家的君主，应当存有长远的考虑，如汉高祖诛杀丁公、我太祖薄待王溥，这些深远的见识和雄健的防范，都可以作为后世圣君的法则。希望圣明留意，那么天下就万分幸甚了。第五，所谓彰明义理以断绝神奸。臣听说，上天有显明的道理，这类道理只会彰显；行善的人，上天降给他各种祥瑞；行恶的人，上天降给他各种灾殃。因此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招来的。没有不行善而凭谄媚祈祷得到福报的，也没有不作恶而凭守正反得到灾祸的。何况帝王出生，实在是接受天命，作为郊庙、社稷以及神灵和人的主人。假如能够修德行政，使万民安康，那么灾害的消除何必等待禳解？福禄的到来何必等待祈祷？如果反过来做，就会获罪于天，人民怨恨，神灵发怒；即使想驱除恶鬼、招来真人，也没有什么益处。何况先王制定礼制，从天子到庶人，报答根本、祭享亲先，都有固定的典制；祭牲、礼器、时日，也都有固定的标准。人间有礼乐，幽冥有鬼神，其中的道理贯通一致，原本没有间隔。假如礼制没有记载的祭祀，就是神灵不享用的祭祀。因此祭祀不应祭的鬼神，就是淫祀；淫祀没有福报，经书中有明确的文字。这并不是故意设置这种规定来禁止它，而是道理自然如此，不可改变。有时人在恍惚之间，仿佛有所感应，那是因为内心没有主宰，妄自产生疑虑忧惧，于是给巫师、祝史和妖人以可乘之机，让他们施展奸诈欺骗、迷惑众人的手段。一旦这种做法实行起来，它造成的祸患又将无所不至。古今因这种事情招致乱亡的，哪里数得清？前面的鉴戒也并不遥远。假如不是精心致力于学问，明白性命的道理，使这颗心洞然明白、没有疑惑，该有的就承认有，该没有的就承认没有，那么又凭什么秉持礼制、执行法令，断绝妖妄的根源呢？先王的政令规定，对于持行旁门左道以扰乱政事、假借鬼神来使众人疑惑的人，都一定诛杀而不听信，他们的考虑深远啊。可是《传》中说：“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迷惑；明白万物实情的人，不会被异类欺骗。”这样看来，辨察其中的虚妄，也并不十分困难。希望圣明留意，那么天下就万分幸甚了。

译第六，所谓选择师傅以辅导皇太子。臣听说贾谊撰写《保傅传》，其中说：“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善行在于及早教导，并选择正直的左右之人。教导得当而左右正直，太子就会端正；太子端正，天下就安定了。这是天下最正确的话，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定论。”至于教导的方法，必定以孝、仁、礼、义为根本；具体条目则详细到容貌、言语声气的细微之处，衣服、器用的细节，事事都有法度。一有过失，就由史官记录，宰臣撤减他的膳食；又一定设置进善的旌旗、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使瞽者歌诗、史官记书、乐工诵读箴谏、士人传述民间言语，务必达到教化深入内心、合乎中道如同本性一样，却仍不敢懈怠。选择左右之人的制度，上有三公的尊位，有三少的亲近，有道、有充、有弼、有承等职；上等人必须能够任用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一类的人，才足以胜任；下等人也必须从孝友、博闻而有道术的人中选取。不幸有一个邪人夹杂其中，也一定驱逐除去。因此太子早晚共同居处、出入、左右前后的，无非正人，从未见过一种恶行。这就是三代君主所以能够使有道统治长久，直到连续数百年仍不失去天下的原因。贾谊当时本来已经忧虑这种制度不完备，但考察汉孝昭帝的诏书，仍然可以看出他懂得诵习贾谊所说的话，并且没有忘记先王的心意。到了近世，帝王用来教育儿子的办法更加疏略了。大概他们所教的，不过是记诵书札的技巧，从未用仁孝礼义的习惯来启发他们。至于容貌、言语声气、衣服器用，虽然有时极其邪僻奢侈，却从未加以裁制。属官虽然名额齐备，却没有保傅那样的严格教导；讲读虽然具备形式，却没有箴规劝诫的益处。至于早晚同太子出入居处、亲密无间的，不过是宦官近习、洒扫奔走一类人罢了。帝王时代，上承传授国统的责任，上有宗庙社稷的重任，下有四海百姓的生存，前有祖宗创立基业的艰难，后有子孙长久安定的谋划，而辅导培养太子的工具却如此疏略，这就像家中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却把它们丢在道路旁边、盗贼出没的地方，难道不危险吗！《诗经》说：“丰水边有芑草，武王难道不任用贤才吗？把谋划留给他的子孙，以安乐地辅翼后代。” 希望圣明留意，那么天下就万分幸甚了。第七，所谓精选任用之人以彰明体统。臣听说，君主以考察任用宰相为职责，宰相以匡正君主为职责；二者各自履行职责，然后体统才会端正，朝廷才会尊严。天下的政事必须出于一个统一的中心，不能有多头发号施令的弊病。假如应当考察任用宰相时，只求他合自己的心意而不求他匡正自己，只取他可爱而不取他可畏，那么君主就失去了自己的职责。应当匡正君主的人，不把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当作职责，却把迎合和承顺君意当作才能；不以治理国家、管理万事为心，却把保全自身、巩固宠信当作手段，那么宰相就失去了自己的职责。二者都失去职责，于是体统不正，纲纪不立，左右近习都得以窃取、操弄威权，卖官鬻狱，使政体日益混乱，国势日益衰弱。即使有非常的祸患潜伏在幽暗隐微之中，上面安逸，下面嬉游，也没有人知道忧虑，难道不应察明其中的原因，反过来淘汰已经任用的人，审慎选择将要任用的人吗？选取能够匡正自己、使自己有所畏惧的人，必定能得到懂得自重的士人；既然任用他们，就不得不以重任相托。任用既重，他们便能充分施展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的志向，实行治理国家、管理万事的抱负；又公开选取天下正直诚信、敢于进言的人，让他们担任台谏、给事中、舍人，以参与议论，使君主心腹、耳目所托付的职责常在贤士大夫手中，而不在群小手中。升迁、贬黜、赏罚和评定善恶的施行，常在朝廷公议，而不出自私门。这样一来，如果君主的威势仍不能树立，国势仍不能强盛，纲纪仍不能振举，刑政仍不能清明，民力仍不能充裕，军政仍不能修治，臣实在不相信。

译《尚书》说：“成王畏惧辅相。” 古语说：“一味顺从的臣子并不忠诚。”即使唐太宗那样聪明英武，被称为一身兼有将帅和宰相之才，仍然一定要使天下的事情经过宰相，审慎周详、确认妥当以后才施行；这是因为他认为其中的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不可以随意改变。希望圣明留意，那么天下就万分幸甚了。第八，所谓振举纲纪以激励风俗。臣听说，四海广大，万民众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要实行善于治理的办法，总摄并整齐他们，使各人都遵循自己的道理，没有谁敢不按照我所希望的意愿行事，就必须先有纲纪在上面约束，然后有风俗在下面推动。什么叫纲纪？考察贤能与否，以确定上下的分别；核验功劳与罪过，以公正地施行赏罚。什么叫风俗？使人人都知道善行值得仰慕而一定去做，知道不善可耻而一定去除。然而纲纪之所以能够振举，是因为宰相执政掌持而不敢失误，台谏纠正监察而没有私心，君主又以大公至正之心在上恭敬自持、照临天下。因此贤能的人一定升上去，不肖的人一定降下来，有功的人一定受赏，有罪的人一定受刑，万事的纲领没有缺失。纲纪既已振举，天下人自然会各自奋发自重，互相劝勉，去除恶行而遵从善道；不必等到逐一对他们施加黜陟刑赏，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经大大改变了。只是由于至公的道理不能在上面实行，所以宰相、执政、台谏任用不得其人，黜陟刑赏多出于私意，于是天下风俗竟败坏到不知道名节操守的可贵，只把阿谀圆滑、奔走竞争、相互结交当作要务；一旦其中有人直言正色，群起讥笑排斥，一定要使他在这个世上无处容身才罢休。这种形势就像一座将要倾倒的房屋，外表虽然梁栋华美、丹青鲜明，还没有看出外部有什么变化，但木材内部已经全部蛀蚀腐朽，再也不能支撑了。假如不是从圣明的意志开始，洗涤自己的内心，并大加警诫，使大小臣子各自履行职责，彰明黜陟，取信于刑赏，那么凭什么振兴已经衰颓的纲纪，激励已经败坏的风俗呢？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将灭亡。”贾谊曾把这话诵给汉文帝听，并说：“假使管子是愚人，这话也就罢了；假使管子稍微懂得治国的道理，这话难道不值得令人寒心吗？”两人的话明白而深切，并不是空话。希望圣明留意，那么天下就万分幸甚了。第九，所谓节省财用以巩固国家根本。臣听说，先圣谈论治理国家，有节省费用、爱护人民的说法。国家的财用都出自百姓；如果不能节省而用度又有不足，横征赋税、暴力搜刮就必然会牵累百姓，即使有爱护人民的心，百姓也不能受到它的恩泽。因此想要爱护人民，必须先节省财用，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国家承受五代的弊病，祖宗创立基业之初，日常供应尚且不足，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制定制度，所以从百姓那里征取的，比前代已经过于厚重；到了熙宁、元丰变法时，又颇有增加；建炎以来，土地削减而军队增多，权宜设置的科征和征需，又增加了数倍。供应输送日久，民力已经耗尽；近来各路的上供多收入内府，导致户部经费不足，于是废弃祖宗分配财赋的办法，而上供的年度定额一定要征足十分之后才罢休。期限逼迫，征责严厉，监司和州县互相督促，只求自己宽免债务，哪里还有空暇察看民情？鞭打、号哭，有些情状令人不忍听闻。州县每年的收入大多作为上供发运，又在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攀附关系加以刻剥，这就是民力极其困穷的原因。推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虽然说大多是为了供养军队，但从内而京师、外而郡邑，从上而宫禁、下而胥吏，难道就没有许多浮费可以省去吗？臣切实认为，如果能够把内府收入归还给户部，恢复各路财赋分配的办法，然后总计中外可以节省的冗费，全部废除停止，那么难道不能稍有补益吗？再选用将帅，核实军籍，淘汰吃空饷的人，扩大屯田，因时制宜，大加区别，那么供养军队的无数费用，或许也可以减少节省，民力得到宽缓也就可以开始谋划了。这件事关系重大，而纲目繁多细碎，大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尽的；如今也没有空暇全部向陛下说明，只希望圣明留意其根本，先实行以上八项，然后再谋划此事，那么天下就万分幸甚了。《古文集成》卷五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六十，宋王霆震编，《前辛集》六。疏。《请立梁王疏》【贾谊】。迂斋批语【深刻了解事势，议论恳切，笔力老练刚健。到了吴、楚反叛，学说才得到验证；到了主父偃出仕，防范才得以施行。确实通达国家大体】。陛下如果不确定制度，照如今的形势，不过传一代、再传一代，诸侯仍将任意妄为而无人制约，势力壮大而强盛，强有力的汉法就无法实行了。陛下用来作为藩屏、皇太子用来依持的，只有淮阳、代两个封国。代国在北方边塞，和匈奴这样的强敌相邻，能够保全自身就足够了。淮阳与大的诸侯国相比，几乎如同把墨子画像贴在脸上，恰好只能拿来诱饵大国，不能有所禁御。如今权制在陛下手中，控制国家而只让儿子成为诱饵，难道能说是妥善吗【好】？君主的作为不同于平民【议论】。平民只修饰小节，争逐小廉，以便在乡党中自我托身；君主只看天下是否安定、社稷是否稳固罢了。高皇帝把天下分割来封王功臣，反叛者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而起，认为这样不行，于是逐渐除去不义的诸侯，使其封国空虚，选择良辰，在洛阳上东门外册立诸子，全部封为诸侯王，天下因此安定。所以大人物不牵累于小节，来成就大功【回应“不同于平民”一句】。如今淮南之地远的有时相距数千里，中间越过梁、淮阳两个诸侯国【梁、淮阳】而隶属于汉朝；淮南的官吏百姓往来长安服役，常常走到半途衣服破烂，只能拿尽自家的财产来补缀【走到半途衣服破烂，就拿尽自家财产来补缀】。钱财和各种费用大致都是这样，他们苦于隶属于汉朝而极其希望得到王国封号，逃亡归附诸侯的已经不少了。这种形势不能长久维持。臣愚昧的计策是，希望割取淮南的土地来增益淮阳，并为梁王立置后嗣；再割淮阳的二三座城和东郡来增益梁国；如果做不到，也可以迁徙代王，以淮阳为都城【又一种意见】。使梁国从新郪以北连接到黄河，使淮阳包有陈地以南、据守长江，那么各大诸侯中有异心的人就会吓破胆而不敢谋反；梁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足以控制吴、楚，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始终没有崤山以东的忧患了。这是使两代都获利的办法【说“二世之利”并非贾谊原意】。如今安然无事，只是恰逢诸侯都还年少，过几年陛下就会看到了。秦国日夜苦心劳力【一层紧接一层】来消除六国的祸患，如今陛下有力量控制天下，像颐指气使一样随心所欲，却高拱双手坐视六国的祸患形成，实在难以说是明智。假如自身一死，事情便会发生，蓄积已久的祸乱却仍熟视无睹而不加决定，万年以后把它传给老母弱子【这句话写得好】，将使他们不得安宁，不能说是仁德。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向臣下询问意见，而不亲自臆造事情，所以臣子能够尽情表达愚忠，唯愿陛下裁察采纳。《十渐疏》【魏征】。本传【唐贞观十三年，阿史那结社率作乱，云阳有石头自燃。史书说：“古代燃烧字样的云阳石，是妖异之事。”从冬天到五月没有下雨，魏征上疏极力进言说：“云云。”疏奏上后，皇帝说：“朕如今已经听到自己的过失了，愿意改正它以终成善道。若违背这些话，将来凭什么面对你？还有什么脸面同公相见！”于是把魏征所上的疏列在屏障上，希望早晚都能看见，同时抄录交给史官，使万世知道君臣之间的道义】。臣侍奉于帷幄之中十多年，陛下曾允许臣以仁义之道守持而不失，俭约朴素始终不改变，您的德音仍在耳边，臣不敢忘记。近年以来，您渐渐不能坚持到底，谨按条目陈述，以补益万分之一。陛下在贞观初年，清静少欲，教化影响远及荒外；如今却派遣使者行走万里，寻求购买骏马，并访求奇异珍宝。从前汉文帝拒绝千里马，晋武帝焚烧雉头裘；陛下平常议论，远远以尧舜为榜样，如今的作为难道反而想处在汉文帝、晋武帝之下吗？这是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一种渐变。子贡问治理人民的道理，孔子说：“危险啊，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子贡说：“有什么可怕的呢？”孔子回答：“不用正道引导他们，就是我的仇敌，怎么能不害怕？”陛下在贞观初年，辛劳保护百姓，像爱抚孩子一样温暖他们，不轻易兴建营造。近来既然奢侈放纵，想要役使民力，就说：“百姓没有事情做就容易骄惰，役使他们就容易驱使。”自古以来从没有百姓安逸快乐反而导致国家倾覆败亡的，为什么反而害怕他们骄惰而去役使他们呢？这是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二种渐变。陛下在贞观初年，役使自己来使万物得利；近来却放纵欲望而劳苦人民，虽然忧虑百姓的话不绝于口，但使自身享乐的事情却确实深藏于心，凡有营造建设，就说：“不做这个对我自身不方便。” 依照人情推想，谁还敢再争辩呢？这是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三种渐变。贞观初年，您亲近君子，斥退小人；近来却轻慢亵狎小人，而礼遇看重君子。看重君子，却对他们恭敬而疏远【“远”读于万切】；轻视小人，却同他们亲近而狎昵。亲近小人，就看不见他们的过错；疏远君子，就看不见他们的长处。看不见君子的长处，不必等到有人离间就会疏远；看不见小人的过错，就会有时亲昵。亲昵小人，疏远君子，却想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臣从未听说过。这是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四种渐变。贞观初年，不看重奇异物品，不做无益之事；如今难得的货物纷纷进献，供玩赏的制作没有停止的时候。上面奢侈靡费，却希望下面朴素；役使力量不断扩大，却希望农业兴盛，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五种渐变。贞观初年，求贤如饥似渴，贤者所举荐的人立即信任任用，取其长处，常怕来不及。近来却根据自己的好恶，众多贤者共同举荐便任用，一个人的诋毁便弃置；即使多年任用信任，也可能一朝怀疑便斥退。人的行为有一贯的履历，事情有已经形成的迹象，一个人的诋毁未必可信，多年形成的品行不应突然毁坏。陛下不察明这些言论，却拿它来评定是非，使谗佞得以施行，守道之人受到离间。这是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六种渐变。

译贞观初年，陛下居于高处，深居拱手，没有田猎射弋的爱好；几年以后，志向不能坚守，鹰犬的贡品远到四夷，早晨出发、晚上返回，以驰骋田猎为乐，变化突然，令人无法预料其祸患是否会波及自身。这是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七种渐变。贞观初年，对待臣下有礼，众人的情意都能上达；如今外官奏事，您脸色冷淡不接纳，间或还因他们的短处责问细小过错，即使有忠诚恳切的心意，也不能得到申述。这是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八种渐变。贞观初年，勤勤恳恳治理国道，常常像有所不足；近来倚仗功业盛大，依负圣明智慧，日益骄傲【“长”读辰两切】，放纵欲望；无事却兴兵问罪。远近亲昵的人阿谀奉承而不肯进谏，疏远的人畏惧威势而不敢进言；这样积累而不停，所受损害就不小了。这是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九种渐变。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畿以内的户口都迁来归附，关外则扶老携幼，往来数年，最终没有一户逃亡离去，这是因为陛下怜悯养育、安抚安宁百姓，所以他们至死也没有二心。近来百姓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尤其劳苦困弊；杂匠本应轮番入役却没有遣返，正式士兵轮番上役又另行驱使承担差役；市中物资和钱财接连不断地运输，背夫望不到头地行走在道路上。假如有一年谷物不能收成，百姓的心恐怕不能像前日那样安定舒泰了。这是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十种渐变。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是人自己招来；人没有过失，妖异就不会妄自发生。如今旱灾酷热远及各郡国，凶恶叛乱从京城脚下兴起【指阿史那结社率作乱】，这是上天显示警戒，正是陛下应当恐惧忧劳的日子。千载难逢的美好时机，实在难以再次得到；明主有机会作为却不去作为，这是臣所以郁结长叹的原因。《议杨绾条奏贡举疏》【贾至】。东莱注【《唐书·贾至》：贾至字幼邻，考取明经科。宝应初年，升任尚书左丞。杨绾建议依照古制，由县令向刺史举荐孝廉，再升送天子主持的礼部。诏令有关部门共同议论，多数采纳杨绾的意见。贾至议论认为：“自晋代以后，士大夫和官员迁徙流转，人们多寄居异乡，凭借官宦家族的关系，在所在地登记户籍。如今乡里举荐取士还不完备，请扩大各级学校，增加国子博士的员额。十道的大州都可以设置大学馆，由博士主管。召集前来的学生，使守护桑梓的人由乡里举荐；流寓外地的人由学校推举。”议论此事的人后来更多附和贾至的意见】。臣谨考察，夏代的政治崇尚忠，殷代的政治崇尚敬，周代的政治崇尚文。然而这样看来，文与忠、敬都是统摄人的行为的。况且叙述行为、赞美至善，能够使人文兴盛；人文兴盛，忠与敬就会存在。因此前代凭文取士，根本在于品行；由文辞来观察品行，也就延及文辞了。宣父称赞颜子不把怒气迁移到别人身上、不犯同样的过错，称他为好学。到了孔子修订《春秋》，即使子游、子夏的门徒也不能置下一句话，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近来礼部取士违背了这个道理。《易经》说：“观察人文，从而教化成就天下。”《关雎》的意义说：“先王因此规范夫妇关系，成就孝敬，厚重人伦，美化教化，改变风俗。”大概王政的兴废就由此而来。因此延陵季子听到音乐，就能知道诸侯国的存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如今考试学者，把熟悉帖经文字作为精通，却不穷究义理，哪里能懂得不迁怒、不犯二过的道理呢？考校文章的人把声韵毛病作为是非标准，却专门务求选择浮华艳丽的文辞，哪里能懂得移风易俗、教化天下的事情呢【《选举志》载李栖筠关于进士科的议论】？因此上面失去了根源，下面承袭它的末流，随着流波荡漾，不知道止境，先王之道就无法实行了。先王之道消亡，小人之道就兴长；小人之道兴长，乱臣贼子就由此产生。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它的由来是逐渐积累的。什么叫逐渐积累？就是忠信衰败，知耻崇尚失去适当位置，末流学术驰骋，儒道不能振兴；这四件事都由取士的失误造成。一个国家的事情，系于一个人的根本，这叫作风俗；赞助、弘扬这种风俗，关系到卿大夫。卿大夫难道曾经不是从士人中产生的吗？如今取士只考试小道，却不考察长远重大之事，使追求禄位的人奔走钻营末流技艺，这是诱导方向的错误。拿蜗牛、蚯蚓的饵料混杂着垂入大海，却希望吞舟的大鱼上钩，岂不是太困难了吗？所以吞食垂饵的都是小鱼，投身科目考试的都是小技艺。士、农、工、商四种职业中，士人最关系到风俗教化。近代士人趋逐科举，风气一同败坏，导致安禄山一声号令便使四海震荡，史思明再次作乱而天下十年不能恢复【《逆臣传》】。假如礼让之道得以弘扬，仁义之道得以彰显，那么忠臣孝子遍布各家都可以封赏，叛逆的节操就无法萌发，人心也无法动摇。况且夏代拥有天下四百年，禹的治道丧失，殷才开始兴起；周代拥有天下八百年，文王、武王的政教废弛，秦才开始兼并天下。考察三代选取士人、任用贤能的办法，都是考核实际行为，所以能够使风俗淳厚统一，国运长久深远。秦朝坑杀儒士，传到二世便灭亡了。汉朝兴起后，杂取夏、商、周三代的政教，弘扬四科选士之举；西汉开始振兴经学，东汉最终坚持名节之行。直到外戚窃居高位，强臣擅权，弱主孤立，太后专政，而国家仍未覆亡，终于延续了四百年，这难道不是经学和德行在乡里传播教化的结果吗？后来文章之道衰弊，崇尚浮华奢靡，取士的方法也变了，只求苟且应付一时。从魏到隋，只有四百年左右，日月之光各自分裂，九州地域彼此阻隔，窃取名号、僭越帝位，不修德义，因此子孙接连覆败，享有国祚都很短促。国家革除了魏、晋、梁、隋的弊病，承继夏、商、周、汉的事业，四方已经安居，九州归于统一，上天覆护、万物生养，与天地同其德。怎么能舍弃皇王选拔士人的道路，而沿用乱世取人的方法呢？这实在是公卿大夫的耻辱。杨绾所奏，确实是正论。然而自晋室覆败以来，中原动荡，夷狄扰乱中原，士大夫迁徙，南北分裂，人民多寄居异乡。圣朝刚刚统一天下，如果还沿袭原来的户籍版图，那么乡闾和里井尚未设置，士人居住本乡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他们凭借官宦家族的关系，无论在哪里都耕作营建，土地名望的归属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而本人却都是来自东西南北各地的人。

译如今想依照古制实行乡里推举、乡邑选拔，尚且担心不能把士人全部选出。请同时广泛兴办学校，以弘扬教化诱导。如今两京有太学，州县有小学；一旦兵乱发生，学生流离失所，儒臣和教师没有廪禄可领，贡士又不能以实际德行相称，贵族子弟何曾讲习过学业？唯独礼部每年权且评定甲乙等次，难道就认为这样能够大力奖拔人才吗？这种做法岂不是荒谬！它只足以助长浮薄风气，开启侥幸取巧的道路罢了。国子博士等职，希望增加员额，优厚他们的俸禄品秩，选拔博通儒学的硕士，轮流担任这些职务。十道的大郡，酌量设置大学馆，让博士出任地方官，兼领郡中职务，招收安置学生。凡是遵循旧例、安守桑梓的人，由乡里推举；寄居外地的人，由学校推选。早晨实行，晚上就能看到成效。这样，青青子衿便不再兴起讥刺【《诗经·子衿》】，纷纷扰扰的人心也会由此归于根本。这是人伦的开端、王道教化的先导，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古文集成》卷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六十一，宋王霆震编，前辛集七 状 《论进瓜果人拟官状》【陆贽】本传【道士有人进献瓜果，皇帝嘉奖他的心意，想授给他试官之职。陆贽说：“爵位是天下公有的器物，不可以轻易授予。”皇帝说：“试官只是虚名，而且已经同宰相商议过了，你不要介意。”陆贽上奏说了以下的话】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是成就霸业王业的资本；轻视爵位、放纵刑罚，是衰败动乱的开始。没有功劳却获得爵位，爵位就会被轻视；没有罪过却滥施刑罚，刑罚就会被轻视。天宝末年，受宠幸的人倾覆国家，爵位凭感情授予，赏赐因宠爱增加，法纪从此开始败坏。外敌乘机而入，于是扰乱中原。财赋不足以供给赏赐，于是兴起以职官作为赏赐；职官名额不足以容纳功劳，于是实行散试官的名号。如今所忧患的，正在于爵位被轻视。设法使爵位尊贵，还担心人们不重视；如果又自行抛弃它，还拿什么来劝勉人呢？陛下说试官是虚名，难道是思虑得还不周全吗？建立国家只靠义和权，诱导人只靠名和利。名号近于虚，却对教化很重要；利益近于实，却对德行很轻。凡是裁断是非、建立法制，凭的是义；考察虚实、衡量轻重，凭的是权。只专取实际利益而不用虚名辅助，物资就会耗尽而无以供给；只专尚虚名而不以实际相副，人的情感就会流于虚妄欺诈而不肯趋赴。所以赏赐货财、排列俸禄，是为了彰显实际利益；区别品秩、排列等级、使用不同服饰，是为了装饰虚名。居于上位的人通晓这些变化，使虚实相为表里，才算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权术。按照甲令，官制有职事官、散官、勋官和爵号。那些担任职事并领取俸禄的人，只以职事官一个官职来论，用它排列才干、安置勋劳德行，这就是施予实际利益而寄托虚名。勋官、散官和爵号，只体现在服色、资历和荫补上，用来驾驭尊贵之人、甄别功劳，这就是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如今员外试官与勋官、散官、爵号相同，然而那些冲锋陷阵、排除祸难的人，要用这种名号酬报他们，其作用可以说很重要了。如今有人进献一器瓜果、一盛果品，便授予他试官；那么那些舍弃身命的人就会彼此说：“难道我们的身命，竟和瓜果一样吗？瓜果不过是草木罢了；如果人也同草木一样，那还拿什么来劝勉人呢？”至于田夫野人，只要想取得他们的欢心，厚厚赏赐他们也就可以了。《议学校贡举状》【苏轼】郎学士注【公的墓志说：王介甫想改革科举，神宗对此疑惑，便让两制、三馆议论此事，苏公上奏了议状。神宗醒悟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件事，得到苏轼的议论，心意便释然了。”于是当天召见苏轼】又说【这篇文章论述认识人才的方法，在于责求实际】熙宁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上状奏报：奉诏研究学校和贡举的利弊，命令臣等各自具陈议状，上奏给皇上。臣私下认为，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责求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识人的才干，朝廷有责求实际的政令，那么胥吏和奴仆尚且不会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臣也认为已经够用了。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识人的才干，朝廷没有责求实际的政令，那么公卿侍从常常还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臣也认为仍然不够。时势有可行和不可行，万物有兴盛和衰败；正当它适宜安定时，即使暴君也不能废止；等到它已经令人厌弃，即使圣人也不能恢复。因此风俗改变，法制也随之改变；这就像江河迁徙，顺着它想要流行的方向加以治理，容易取得成效；强行让它回到不愿流行的方向，就很难用力。假使三代圣人重新生在今天，他们选拔贤才也一定会有办法，何必一定要依靠学校？况且天下本来曾经兴办过学校，庆历年间还认为可以期待太平【庆历四年三月下诏在各州、府、军、监设立学校，除原有学校外，其余一并设学】；到了今天，只剩下空名勉强存在。如今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有德行、有道艺的人，责成他们完成九年大成的学业，就必须改变现在的礼制，改易现在的风俗，还要征发民力修治宫室，搜敛民财供养游学之士；百里之内设置官署、建立学校，诉讼在这里听理，军旅之事在这里谋划；又要按时考察不遵从教化的人，把他们屏退到远方，终身不许与士人交往。这样岂不是徒然造成纷乱，使天下受苦吗？如果不作大的变革，却希望它对时局有所帮助，那么同庆历年间又有什么不同？所以臣认为，今天的学校只可因循旧制，使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这就够了。至于贡举制度，实行了百余年，天下的治乱盛衰本来就不由它决定。陛下看看祖宗时代的贡举制度和今天相比，哪一个更精密？言语文章和今天相比，哪一个更优？所得的文武长才和今天相比，哪一个更多？天下事务办理的情况和今天相比，哪一个更好？把这几项比较长短，议论就可以决定了。如今议论者想改革的不过几件事：有人说乡里应按德行推举而略去文章；有人说专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援用唐代旧例，兼取声誉名望而取消弥封；有人想废除经生的朴实学问，不用帖经墨义而考察经义大旨。这几件事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臣请逐一说明：想要振兴德行，关键在于君主修养自身，用格物来审察自己的好恶，以此表率风俗。孟子所说“君主仁爱，没有谁不仁爱；君主正义，没有谁不正义；君主所趋向的方向，天下人都会趋向”，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想设立科目、制定名目来选取德行，那么就是教天下人一齐作伪。上面以孝行取人，勇敢的人就割下自己的股肉，怯懦的人就为父母结庐守墓；上面以廉洁取人，便有人乘破车、驾瘦马，穿破衣、吃粗食，凡是能够迎合上意的事情，无所不做。德行的弊病，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只从文章来说，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只从政事来说，诗赋和策论都是无用的。虽然知道它们无用，但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是因为认为设法取士不过只能这样罢了。难道不只是我朝祖宗如此，自古尧舜也如此。《尚书》说：“用言语陈述政事，再明白考察其功绩。”自尧舜以来，进用人才何曾不是依据言语？考察人才何曾不是依据功绩？议论者一定要用策论判定贤愚、决定能否，臣请拿事实来质问他们。近世士大夫中，文章华丽浮靡的，没有谁比得上杨亿。假使杨亿还在世，那么他也是忠诚清正、刚直明亮的人，难道能因为文章华靡就轻视他吗？通晓经学、学习古道的，没有谁比得上孙复、石介。

译假使孙复、石介还在世，那么他们也会被说成迂腐空疏、矫饰荒诞的人，又怎么能把这种标准施用于政事呢？从唐代到今天，以诗赋成名的大臣数不胜数【唐代有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本朝有二宋、欧阳修、范仲淹一类人】；他们对天下有什么亏负，为什么一定要废除诗赋？近年士人编纂经史分类，缀辑时务，称作策括；他们把应试可能问到的条目搜罗殆尽，临考时剽窃改窜，颠倒首尾来欺骗主考官，主考官也无法辨别。而且这种文章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容易学习；没有声病和对偶的格式，所以很难精确考察。把容易学习的文章交给难以考察的官吏，它的弊病反而比诗赋更严重。唐代的通榜，本来就是有弊病的制度；即使其中有依据名望取人的长处、能够压服众议的优点，也有公开行贿、权贵请托的弊害，结果使恩宠离开王室，权力归于私门，到中唐以后终于结成朋党之论【唐制由主司通过通榜取人，兼取声誉名望；有人自行投献所作文章，有人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往往夹杂私意决定取舍】。用通榜取人，哪里值得推崇呢？设置科举取士，大致有三条途径【指进士、明经、学究】。能写文章的人已经改变身份成为进士了，通晓经义的人大家都离开原途去考明经了，其余的人都是质朴鲁钝、不能受到文饰陶冶的人。至于人才，各人有一定的资质；把他们施用于政事，能干还是不能干自然会显露出来。如今进士日夜研治经传，并旁及诸子、史书，贯通驰骋，可以说学问很广博了。可是到了治理政事时，何曾使用过其中一二分？反而回头看旧日所学，已经成了空架子，却想让这些人分别注释疏解，粗略认识经义大旨，并希望他们的才能增长，也已经太疏忽了。所以臣说，这几种意见都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希望陛下关注长远和重大的事情；如果一定要提拔俊良、贬退庸才，总揽众多人才，谋划治理世务，那么责任在陛下和几位大臣，下至各路职司和贤能的二千石官。区区科举制度，和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臣私下还有深重的忧虑和过分的担心，怎敢不告诉陛下？从前王衍喜好老庄，天下人都以他为师，风俗日益衰败，以至于南渡。王缙喜好佛教，舍弃人事而修习异教，大历年间的政事至今仍被人讥笑【王缙晚年奉佛尤其谨慎，代宗常从容询问缘故，王缙大力陈说福报业报，皇帝受到影响，大历年间的政事刑法日益湮没衰败】。所以孔子很少谈天命，这是因为懂得天命的人少。子贡说：“老师的文章可以听到，老师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的言论，却无法听到。” 关于人性和天命的学说，子贡尚且没有听到，而如今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可耻，这怎么值得相信呢？如今士大夫甚至把佛、老奉为圣人，在市场上卖书的人，若不是庄子、老子的书就卖不出去。他们读起来文章浩大却没有着落，似乎无穷无尽；看起来神情超然无所执着，却无法测量，这难道真能做到吗？大概只是中等人的本性，安于放纵而乐于荒诞罢了。假使天下士人都能像庄周那样，把生死看得同等，把毁誉看得一律，轻视富贵，安于贫贱，那么君主用来砥砺世俗、磨炼庸人的名位、器物、爵禄也就废弃了。陛下又何必使用他们？何况他们实际做不到，却偷取庄老的言论来欺骗世人呢？臣希望陛下明令主管官署，以合乎法度的言论考察士人，以实际学问取用士人；博通经术的人即使质朴也不废弃，稍微涉入浮华荒诞的人即使工巧也一定黜退。这样风俗就会渐渐敦厚，学术接近正道，或许可以得到忠诚朴实的人，不至于陷入衰末时代的风气，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论时政状》【苏轼】郎学士注【当时新法已经施行，朝廷内外都说不便，神宗也对此产生疑虑，颇有醒悟之意。王介甫的党羽却坚持得更加厉害，所以苏公既上万言书，后来又进呈此文】熙宁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冒死谨上书皇帝陛下。臣听说，益所作的《戒禹》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排斥邪人不要犹豫。”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任用人只求实际，改正过错不要吝惜。”秦穆公在崤山战败丧师，悔恨痛苦而自我发誓，孔子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自古以来聪明豪杰的君主，如汉高帝、唐太宗，都能像流水一样接受责备，不害怕改正过错，被称为秦汉以来历代帝王中的第一等人物。孔子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圣贤的一举一动，光明正直，不应当就是这样吗？所任用的人，有邪有正；所做的事，有对有错。邪正不过两句话就足以判断：正的就任用，邪的就罢斥；对的就实行，错的就废除。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如同饿了必然吃饭、渴了必然饮水，难道还会另外产生一套义理，曲意粉饰而能欺骗天下吗？《尚书》说：“与治理相同的道路同行，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相同的事情同做，没有不灭亡的。”陛下自去年以来所施行的新政，都没有走与治理相同的道路。设立条例司【熙宁二年，王安石参与执政，设立新法，设置三司条例司】；派遣青苗使【熙宁二年施行青苗法】；征收助役钱【熙宁二年，司农寺把免役法颁行天下，命五等户都输钱入官，以此募役】；施行均输法【熙宁二年，三司条例司说：“发运使实际上总管六路的赋税收入，应当借给他钱财来接济其用度不足。凡是买粮、征税、上供的物品，都要把贵处的货物转运到便宜处，在近处购买来替代远处供应”】。四海骚动不安，道路上的人都怨声叹气。从宰相以下，人人都知道这些措施不对，却不敢争辩。臣愚昧不懂忌讳，先前已经上疏详细论述过，但学术浅陋，不足以感动圣明。近来已故宰相、旧臣、藩镇、侍从纷纷争相说它不便【韩魏公、富郑公、司马公、范蜀公都曾论列】；甚至台谏官中有两三人，本来是与王介甫结交、彼此唱和、内外呼应的人，却仍不得不说一句它的错误，难道不是众议沸腾、形势紧迫而无法停止吗【《温公目录》说：“王介甫与吕晦叔一向亲密，担心台谏官多有横议，所以任用吕晦叔为中丞。后来天下都苦于条例司成为百姓的祸害，吕晦叔于是上言条例司不便。”】如果不是见利忘义、居于其位而毫不疑惑的人，谁肯始终顽固地胶着不改，不肯自行洗刷过错，像吴师那样？孟乞请求免去提举之职，胡宗愈不愿担任检详，就像逃避污秽，唯恐不能脱身，可见人们畏惧厌恶到了这种程度。近来朝廷内外欢呼相告，已经有了悔悟的意思，道路上的人互相庆贺，如同等待极大的赏赐。实际上希望陛下在十天之内发布恩德诏令，涤荡乖僻的做法，召回使者，废罢条例司。如今侧耳听到的施为，大概不过是让监司体察、抑制强行摊派而已【熙宁三年正月下诏，命各路发放青苗钱；如今担心官吏不问民间愿意还是不愿意，便擅自追呼，或者径自均摊，所以命提点刑狱的臣僚体察察看】。同尚未醒悟时相比，相差有多少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道扭伤兄长的手臂是不可以的，却只劝他暂且慢慢来；知道邻居的鸡不可以偷，却每月偷一只。帝王改正过错，难道应当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认为此法可以先在三路试行【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请求先在京东、淮南、河北三路施行青苗法】。臣认为，这种做法就像医生使用毒药，拿人的死生来试验尚未见效的药方。三路的百姓，难道不是陛下的赤子，怎么可以拿毒药来试验他们呢？如今这种政令，小范围施行就造成小失败，大范围施行就造成大失败；如果强行推行而不停下来，动乱和灭亡就会随之而来。臣并不是敢于故意发表过分危急的言论来耸动陛下。自古以来，国家存亡所系的不过四种人：第一是百姓，第二是军队，第三是官吏，第四是士人。这四种人只要有一种失去人心，就足以发生变故。如今陛下一项举措便同时触犯了四者：青苗、助役法施行，农民就不得安宁；均输法令发布，商人就无法通行经商，百姓开始忧虑了。合并裁减各军，逼迫驱逐老弱病残，甚至使戍边士兵的妻子和士卒混杂居处；贬低削减军队编制，等同于降职发配；迁徙到淮甸一带，几乎如同流放；年近五十的人人人心怀忧虑，军队于是开始怨恨。对内不向元老大臣和侍从谋议，专门任用新近进用的年轻人【《东轩笔录》说，王荆公执政时，宿德旧人议论与他不合，荆公于是选用新进之士，破格对待他们，所以两禁、台阁以及内外重要权力，无不由新进之士掌握】；对外不要求守令、监司完成职责，却专门任用青苗使者；设置许多闲散职局来排斥老成之人，官吏于是开始离心离德。陛下临轩选士，天下称为龙飞榜，却首先削去一名进士旧日的恩典，以表示不再任用【熙宁二年，皇帝与辅臣讨论科场的弊病，认为按例把进士第一名授予馆阁官并不妥，到十二月下诏：今后科场制科第三等进士第一名以及第一任回吏，不授予馆职通判差遣】；所削去的不过一人而已。士人无不惆怅怨恨，认为陛下有厌弃轻视他们这一类人的意思。如今执掌政事的人又想逐渐削弱进士，专门选取明经；虽然还没有形成成法，但小人借此招揽权势，自以为建立了功劳，彼此煽动摇惑，声称此事一定会施行，于是士人开始失望了。如今进士占天下士人的一半，从二十岁以上便不能背诵记忆注疏经义，去学习明经之学。如果法令一旦改变，士人各自都会怀有被废弃的忧虑，而人才的长短终究不在这里。从前秦朝禁止百姓挟带书籍，诸生都抱着自己的学业回乡，陈胜、吴广等人共同起兵，灭亡秦朝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也是因为他们失去生业而无所归依。因此臣希望陛下不要再谈这件事。百姓忧虑、军队怨恨、官吏离心、士人失望，祸乱的根源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如今还没有看见。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肯以性命效死的人一定会很少。到那时，不知道那些迎合苟容的人，能够替陛下收拾动荡、阻止土崩瓦解吗？去年各军开始合并时，陛下身边的人都把士卒乐于合并的情况报告给陛下。近来释放停役的军人李兴，告发虎翼军的官吏勒索钱财、行贿，以求不被合并，由此可知士卒并不乐意【虎翼是军名】。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只求迎合上意，不怕欺骗蒙蔽，往往都是这样。

译所以凡是说百姓乐意请求青苗钱、乐意缴出助役钱的人，都不可信。陛下认为青苗钱的强行摊派果真可以禁止吗？不但不能禁止，而且不应当禁止。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些钱发放出去却不收回，州县官吏就不能免除处罚；如果这些钱果真不强行摊派，那么后来愿意请求的人家一定很难收回。前面有禁止强行摊派的禁令，后面又有防止失职的处罚，这样一来，替陛下办事的官吏岂不是很难吗？所以臣认为，既然施行青苗钱，就不应当禁止强行摊派，这是形势所决定的。人人都说陛下圣明神武，一定能够迁善改过，以达到太平；但近来的事情却有文饰过错、坚持错误的风气，这就是臣愤懑长叹、不能停止的原因。从前贾充掌权，天下忧惧，庾纯、任恺都竭力排斥他。等到贾充出镇秦、凉二州，忠臣义士无不相互庆贺，屈指计算日子，盼望更新政治；冯紞一类人却互相告知说：“贾公被远远放逐，我们这些人失势了。”于是彼此献计，贾充又被留任，晋朝的祸乱就在此时形成了。自古以来，最难除去的只有小人，为什么呢？除掉一个人，他的党羽无不受到破坏，因此替他谋划、游说的人很多。如今天下贤人也将以此来观察陛下，把它看成进退去留的决定；如果再次使他们失望，那么有见机知时的人就会相继离去，难道只是像我们这些人一样贪图安逸、留恋俸禄而不忍离开吗？臣狂妄放肆、言语不恭，违忤陛下已经很多次了，不敢再希望得到宽赦，只能俯伏伸颈，等待诛杀。《古文集成》卷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六十二，宋王霆震编，前壬集一 河图的排列是：前面七、二，后面一、六，左边三、八，右边九、四，居中的为五和十。洛书的排列是：九在上， 一在下，三在左，七在右，二、四作为两肩，六、八作为两足，五居于中央。晦庵启发朱子的说法：“天数为一，地数为二；天数为三，地数为四；天数为五，地数为六；天数为七，地数为八；天数为九，地数为十。天数有五个，地数有五个，五个位置彼此相得而各自有所配合。天数总和二十五，地数总和三十，天地之数共五十五。这就是形成变化、运行鬼神的原因。这一节，是孔子用来阐明河图之数的。天地之间本来只有一气，分开就成为阴阳，而五行以及造化万物的始终，没有不统摄在其中的。因此河图的位置是：一与六同为一宗，居于北方；二与七互为朋类，居于南方；三与八同一道，居于东方；四与九互为朋友，居于西方；五与十相守，居于中央。这是因为所谓数，不过是一阴一阳、一奇一偶，用两组五行相配而已。所谓天，是阳气轻清而居于上面的；所谓地，是阴气重浊而居于下面的。阳数为奇，所以一、三、五、七、九都属于天，这就是天数有五个；阴数为偶，所以二、四、六、八、十都属于地，这就是地数有五个。天数、地数各自按同类相求，这就是所谓五个位置彼此相得。”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就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七成就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八成就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九成就金；天以五生土，地以十成就土。这又是所谓各自有所配合。五个奇数相加为二十五，五个偶数相加为三十，合起来就是五十五。这是河图的全部数目，也是孔子的意思和诸儒的说法。至于洛书，虽然不是孔子明言的，但它的象和说法在前面已经具备了；若能贯通理解，就可以看出刘歆所说的经纬表里关系。有人问：“河图、洛书的位置和数目为什么不同

译？”回答说：“河图以五个生数统领五个成数，使它们同处在各自方位，这是举出全部来给人看，说明常数的本体；洛书以五个奇数统领四个偶数，使它们各居自己的位置，这是以阳为主统领阴，开始显现变化之数的作用。”又问：“它们都把五放在中央，为什么？”回答说：“一切数的开端，不过是一阴一阳。阳的形象是圆，圆的直径为一、周长为三；阴的形象是方，方的直径为一、周长为四。周长为三，是把一当作一，所以把一个阳数加到三倍而成为三；周长为四，是把二当作一，所以把一个阴数加倍而成为二。这就是所谓参天两地。三和二相合便成为五。” 这就是河图、洛书都把五放在中央的原因。然而河图以生数为主，所以它中央之所以是五，也具备五个生数的形象：下面一横，是天一的形象；上面一横，是地二的形象；左边一横，是天三的形象；右边一横，是地四的形象；中央一横，是天五的形象。洛书以奇数为主，所以它中央之五，也具备五个奇数的形象：下面一横，同样是天一的形象；左边一横，同样是天三的形象；中央一横，同样是天五的形象；右边一横，是天七的形象；上面一横，是天九的形象。它的数和位置有三处相同、两处不同，大概是阳不可更易，而阴可以更易。成数虽然有阳的一面，本来也是由生数中的阴所生。有人问：“中央的五既然已经是五数的形象，那么它作为数，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回答说：“从数来说，贯通整个图，从内到外，本来各有可以累积计算、记录的实数。河图中的一、二、三、四，各自位于五的形象所居方位之外；六、七、八、九、十又各因五而得到数目，附在相应生数的外面。” 洛书中的一、三、七、九，也各自位于五的形象所居方位之外；二、四、六、八则各因同类而附在奇数的旁边。中央的是主，外面的为客；正面的为君，旁边的为臣，也都各有条理而不紊乱。有人问：“数目的多寡为什么不同？”回答说：“河图以全数为主，所以终止于十，奇数和偶数的位置均等。讨论它们所累积的实数，才看得出偶数有余而奇数不足。洛书以变化为主，所以终止于九，位置和实数都是奇数有余而偶数不足。一定要把中央空出来，阴阳之数才均为二十，而没有偏倚。有人问：“排列次序为什么不同？”回答说：“河图按照生数产生的次序来说，先下、次上、次左、次右，回到中央，然后又从下面开始；按照运行的次序来说，先东、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向左旋转一周，然后又从东方开始。它在内部的生数，阳居下方和左方，阴居上方和右方；它在外部的成数，阴居下方和左方，阳居上方和右方。洛书的次序，阳数是先北、次东、次中、次西、次南；阴数是先西南、次东南、次西北、次东北。合起来说，就是先北，次西南，次东，次东南，次中，次西北，次东北，最后到南方。” 它的运行规律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向右旋转一周，最后土又克水，这也各有自己的道理。有人问：“七、八、九、六的数为什么不同？”回答说：“河图中的六、七、八、九，已经附在生数之外，这是阴阳老少进退、盈余不足的正常规律。九是生数一、三、五的总和，所以从北到东，又从东到西，在四的外面形成九；六是生数二、四的总和，所以从南到西，又从西到北，在一的外面形成六。七是九从西向南运行的结果，八是六从北向东运行的结果；这又是阴阳老少彼此互藏其位的变化。洛书纵横之

译数都是十五，而七、八、九、六交替消长；把五虚置而分成十，一中含九，二中含八，三中含七，四中含六，于是奇偶交错、纵横错综，无论怎样都能遇到相合。这就是变化无穷所以微妙的原因。那么圣人应当怎样取法呢？回答说：取法河图，就要把中央空出来；取法洛书，就要总括它的实数。河图空去五和十，就是太极；奇数二十、偶数二十，就是两仪；以一、二、三、四对应六、七、八、九，就是四象。”

译把四方的配合分作乾、坤、离、坎，补足四隅的空缺成为兑、震、巽、艮，这就是八卦。洛书的实数中，一代表五行，二代表五事，三代表八政，四代表五纪，五代表皇极，六代表三德，七代表稽疑，八代表庶征，九代表福极。它的位置和数目尤其清楚。有人问：“如果把洛书中央的五空出来，那也就是太极吗？”回答说：“是。奇数、偶数各居二十，也就是两仪；一、二、三、四包含九、八、七、六，纵横之数为十五而互相成为七、八、九、六，也就是四象；四方正位作为乾、坤、坎、离，四隅偏位作为兑、震、巽、艮，也就是八卦。河图的一、六属水，二、七属火，三、八属木，四、九属金，五、十属土，这是依据《洪范》的五行；五十五又是九畴的分目。因此，洛书本来可以用来解释《易》，河图也可以用来解释《洪范》。又怎么知道图不能成为书、书不能成为图呢？”又说：“这二者虽然时代有先后，数目有多寡，但其中的道理只有一个。只是《易》是伏羲先从河图中得到的，并不需要等待洛书；《洪范》是大禹独自从洛书中得到的，也未必回头考察河图。” 况且把河图中的十空去，就是洛书四十五之数；把五空去，就是大衍五十之数。五与十相加，就是洛书纵横十五之数；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又都是大衍之数。洛书中央的五又自身包含五，便得到十，合起来就是大衍之数。五与十相加得到十五，合起来又成为河图之数。如果明白了这些，那么横、斜、曲、直没有不贯通的地方，河图、洛书又哪里有先后彼此的分别呢？晦庵书说：“后世流传的河图、洛书，把一至九的数作为河图，把一至十的数作为洛书。考察古代文献，正好是把它们反过来安置；我在《启蒙》中已经详细辨析过了。”我读《大戴礼记》，又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其中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话，郑氏注说：“这是取法龟背的纹理。”这样看来，汉人本来就是把这九个数作为洛书的。閤皂山甘叔怀想要刻印这两幅图，山中观看的人未必会深入考察，又会大大引发争论，所以姑且写下来告诉他。庆元丁巳上元节日，遯翁书。推究伏羲画卦、大禹作《洪范》的本源，辨析刘牧在《易》中安置图书的错误。晦庵《易学启蒙》。孔安国说：“河图，是伏羲氏统治天下时，龙马从黄河中出现，于是伏羲按照它的纹理画出八卦。洛书，是大禹治水时，神龟背负文字排列在背上，数目达到九，大禹于是依照它排列次序，形成九类。”刘歆说：“伏羲氏承受天命而称王，接受河图并据此画出八卦，就是这个意思。大禹治水时，天赐给他洛书，他依法陈列出九畴。河图、洛书彼此为经纬，八卦、九章彼此为表里。”关子明说：“河图的纹理，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洛书的纹理，九在前、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四在前左，二在前右，八在后右，六在后左。”邵子说：“圆形代表星辰，历法纪数大概就由此开始吧【历法合二始以确定刚柔，合二中以确定律历，合二终以记录闰余，这就是所谓历纪】；方形代表土地，划分州域、规划井田的法则大概就由此推广吧【一州有九井，一井九百亩，这就是所谓划分州域、规划井田】。大概圆形是河图的数，方形是洛书的纹理，所以伏羲、文王依此创造《易》，大禹、箕子依此叙述而作《洪范》。蔡西山【元定】说：“古今传记，从孔安国、刘向父子到班固，都认为河图授予伏羲，洛书赐给大禹。” 关子明、邵康节都把一至十作为河图，把一至九作为洛书。大概《易大传》既然陈述天地五十五之数，《洪范》又明说上天赐给大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是九在上、一在下，三在左、七在右，二、四为两肩，六、八为两足，正是龟背的形象。只有刘牧凭个人意见，把九作为河图，把十作为洛书，假托说这是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用《易大传》说二者都出于伏羲时代。他调换图书的位置并没有明确证据，只说伏羲兼取河图、洛书，那么《易》和《洪范》的数确实彼此表里相应，这一点反而值得怀疑。实际上，天地的道理只有一个。虽然时代有古今、先后不同，但道理不容有两个。所以伏羲只依据河图作《易》，不必预先见到洛书，却已经暗中与洛书相合；大禹只依据洛书作《洪范》，也不必追究河图，却已经暗中与河图相符。为什么会这样呢？实在是因为这种道理之外再没有别的道理。不仅如此，律吕有五声十二律，它们相乘的数最终归于六十；日名有十干十二支，它们相乘的数也归于六十。这些都产生在《易》之后，各自的数目又不相同，但都与《易》的阴阳、奇偶、老少之数自然相配合。” 它们都归于六十，没有一样不像符契相合。下至运气、参同、太一之类，虽然不足以详述，但也没有不相通的，大概都是自然的道理。假如后世今天又有图书出现，它的数目也一定相符，难道可以说伏羲取法于今天而作《易》吗？《易大传》所谓“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也只是泛泛地说圣人创作《易》和《洪范》，它们的本源都出自上天的意旨。就像说“以卜筮来决疑，重视它的占验”，不过是说蓍草、龟甲这一类事物最重要；《易》这部书，难道真有关于龟卜的方法吗？也只是说其中的道理没有两个罢了。

译合沙先生说：“大衍之数，与爻合起来成为七、八、九、六，而《连山》《归藏》的文字也随之发生变化，统称为三《易》。周文王作《周易》时，大衍之数为五十：一与九相合为十二，与八相合为十三，与七相合为十四，与六相合为十五，与五相合为十，共计五十。它实际使用四十九，是因为：一，用五行，数为五；二，用五事，数为五；三，用八政，数为八；四，用五纪，数为五；六，用三德，数为三；七，用稽疑，数为七；八，用庶征，数为五；九，用五福、六极，合计十一数，加起来达到四十九。五所用的是皇极，数为一，但不称‘一’，而称‘极’。大衍所虚置的太极之皇极的一数，正好在五这个数中。五为六，是包含三数所引出的数。在五十五数之中，也能得到四十九。这是自然的道理，所谓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此，难道是随便说的吗？学者们试着思考它。” 合沙先生说：“八卦的位置，开始于虙羲，夏、商时重叠成卦，周代推演发展，孔子作《易经》，这些都没有改变方位，实际上是以《河图》《洛书》的文字和数字为根本。它们著述的意义，都归于中，所谓守持中道、专一不二的道理；皇极为一而系属于五，共得到六这个数，正是太极包含三数所引出的六。最接近太极的没有超过乾卦，它从中位出来而正居六位，正是曾子所说贯通一理的忠恕。运用太极的没有超过震卦，所以把震放在第三位，大概取得了六极包含三数、圆转而不动的正理，正是子思所说发出而合乎节度的和。分判太极的没有超过巽与坤、坎，巽得到一，坤得到二；一就是二，二就是三，这就是水土在申时并生的原因。善与恶、阴与阳，执守其中一端的都不是道，这叫失中，而中庸之学不取这种做法。从大体的防范来说，一、三、七是阳数，分布在四方，表示分至的意义；二、四、六、八是阴数，分布在四隅，表示启闭的意义。这是探求中气、积累闰月的道理。” 《古文集成》卷六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六十三，宋王霆震编，前壬集二。蔡氏《皇极经世指要》说：“《大传》说：‘《易》中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八卦决定吉凶，吉凶产生伟大的事业。’它的法则是由一分为二，由二分为四，由四分为八。实际上是太极分判为阴阳，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这是出于自然，不是等待智慧经营、竭力探求才得到的。它排列时以乾为首、以坤为尾，是按照阴阳先后的数目而定的。”朱子说：“上面《系辞》说：‘《易》中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邵子说：‘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说卦传》说：‘《易》是逆着计算的。’邵子说：‘乾为一，兑为二，离为三，震为四，巽为五，坎为六，艮为七，坤为八。从乾到坤，都是尚未生成的卦，就像逆推四时一样。后面六十四卦的次序也是如此。’”

译邵伯温说：康节先君说：“孔子说：‘天地确定位置，山泽互通气息，雷风相互迫近，水火不相侵害。’天地确定位置，就是乾与坤相对；山泽互通气息，就是艮与兑相对；雷风相互迫近，就是震与巽相对；水火不相侵害，就是离与坎相对。乾的初爻与坤的初爻相交，得到震，所以震为长男；坤的初爻与乾的初爻相交，得到巽，所以巽为长女；乾的二爻与坤的二爻相交，得到坎，所以坎为中男；坤的二爻与乾的二爻相交，得到离，所以离为中女；乾的上爻与坤的上爻相交，得到艮，所以艮为少男；坤的上爻与乾的上爻相交，得到兑，所以兑为少女。乾坤是大父母，所以能够生出八卦；复姤是小父母，所以能够生出六十四卦。复卦的初九与姤卦的初六相交，得到一个阳爻；姤卦的初六与复卦的初九相交，得到一个阴爻；复卦的二爻与姤卦的二爻相交，得到两个阳爻；姤卦的二爻与复卦的二爻相交，得到两个阴爻；复卦的三爻与姤卦的三爻相交，得到四个阳爻；姤卦的三爻与复卦的三爻相交，得到四个阴爻；复卦的四爻与姤卦的四爻相交，得到八个阳爻；姤卦的四爻与复卦的四爻相交，得到八个阴爻；” 复卦的五爻与姤卦的五爻相交，得到十六个阳爻；姤卦的五爻与复卦的五爻相交，得到十六个阴爻；复卦的上爻与姤卦的上爻相交，得到三十二个阳爻；姤卦的上爻与复卦的上爻相交，得到三十二个阴爻。阴阳、男女都依次运行，所以生成六十四卦。这是伏羲的《易》。” 蔡氏《指要》说：“《大传》说：‘天地确定位置，山泽互通气息，雷风相互迫近，水火不相侵害，八卦相互交错。计算过去的数是顺行，认识未来的数是逆行，所以《易》是逆着计算的。’它的法则是：从子中到午中是阳气初生，四爻都是阳；午中以前的一爻都是阴，后面的二爻都是阳；上面的一爻为阴，二爻为阳，三爻为阴，四爻为阳。从午中到子中是阴气初生，四爻都是阴；午中以前的二爻为阳，后面的二爻为阴；上面的一爻为阳，二爻为阴，三爻为阳，四爻为阴。在阳气之中上面的二爻，先阴后阳，表示阳生于阴；在阴气之中上面的二爻，先阳后阴，表示阴生于阳。排列以震开始、以坤结束，是按照阴阳消长的数目而定的。” 原卦画【晦庵】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上的现象，低头观察大地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适宜于什么；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通达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易》中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朱子说：“《大传》说包牺画卦所取法的就是这些，那么《易》并不只是依据《河图》创作的。天地之间充满的无非是太极阴阳的奥妙。圣人对此仰观俯察，远取近求，自然能够超然地在心中默契。所以两仪尚未分化时，浑然一体的是太极，而两仪、四象、六十四卦的道理已经灿然包含其中。从太极分出两仪，太极仍是太极，两仪仍是两仪；从两仪分出四象，两仪又成为太极，四象又成为两仪。由此推演，从四到八，从八到十六，从十六到三十二，从三十二到六十四，直到百、千、万、亿，无穷无尽。虽然在摹画出来的卦象中好像有先后，似乎出于人为，但它已经确定的形态、已经形成的趋势，本来就完整具备于浑然一体之中，不容许丝毫思虑和造作介入其中。程子所谓‘加一倍法’，可以说一句话概括了它；邵子所谓‘画卦以前就有《易》’，也由此可见确实不是妄说。世间儒者对此有的不能测知，往往认为圣人创作《易》，是穷尽心思、巧妙探索才得到的；更有甚者，甚至说所有卦画都必须由蓍草推演之后才能得到，这种错误就更加严重了。” 蔡氏《指要》说：“八卦重叠而成为六十四卦，每一卦的上面各有八卦。实际情况是由八成为十六，由十六成为三十二，由三十二成为六十四。《大传》所说‘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阴阳流行的数目。前面三十二卦属阳，后面三十二卦属阴，表示古往今来。”

译邵伯温说：“先君说：先天图就是伏羲八卦。伏羲八卦本来就包含六十四卦。上古的圣人都有《易》，只是作用不同，道理相同。现在的《易经》是文王的《易》，所以称为《周易》。伏羲的《易》没有文字语言，只有卦画和次序而已，孔子在《系辞》中确实作了阐述。圆形代表天，方形代表地，天地的道理都在其中。”朱文公说：“上面伏羲的四幅图，学说都出自邵氏。邵氏从李之才、挺之那里得到它，挺之从穆脩、伯长那里得到它，伯长从希夷先生陈抟那里得到它。图南所说的就是先天之学。圆形排列的图中，乾到午中，坤到子中，离到卯中，坎到酉中；阳在子中生，在午中达到极点，阴在午中生，在子中达到极点。阳在南，阴在北。方形排列的图中，乾从西北开始，坤在东南结束；阳在北，阴在南。这两种图表示阴阳相对待的数：外面的圆形属阳，中间的方形属阴；圆形运动而成为天，方形静止而成为地。” 天地确定位置，山泽互通气息，雷风相互迫近，水火不相侵害。八卦相互交错，计算过去的数是顺行，认识未来的数是逆行。所以《易》是逆着计算的。雷使万物发动，风使万物散布，雨使万物得到滋润，太阳使万物明亮温暖，艮使万物停止，兑使万物喜悦，乾统领万物，坤包藏万物。邵子说：这一节阐明伏羲八卦。八卦相互交错，是说明彼此交错而成为六十四卦。计算过去的数是顺行，好像顺着天运行，这是已经生成的卦，所以说‘计算过去’；认识未来的数是逆行，好像逆着天运行，这是尚未生成的卦，所以说‘认识未来’。《易》的数是由逆行形成的。这一节直接解释图的意义，就是逆推而知道四时的意思。朱文公说：从横图看，有乾一之后才有兑二，有兑二之后才有离三，有离三之后才有震四，有震四之后才有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是依次生成的。这就是《易》形成的原因。圆图的左方，从震的初爻开始是冬至，离、兑的中间是春分，一直到乾的末端交接夏至，都是逐步得到已经生成的卦，如同从今天追数昨天，所以说‘计算过去的数是顺行’。圆图的右方，从巽的初爻开始是夏至，坎、艮的中间是秋分，一直到坤的末端交接冬至，都是逐步得到尚未生成的卦，如同从今天逆推明天，所以说‘认识未来的数是逆行’。然而《易》所以形成，其先后始终只是按照横图和圆图右方的次序，因此说‘《易》是逆着计算的’。” 蔡氏《指要》说：“一动一静之间，就是《易》所说的太极；动静，就是《易》所说的两仪；阴阳、刚柔，就是《易》所说的四象；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少刚、少柔、太刚、太柔，就是《易》所说的八卦。”

译太阳对应日、暑、性、目、元；太阴对应月、寒、情、耳、防、帝；少阳对应星、昼、形、鼻、运、王；少阴对应辰、夜、体、口、世、伯；少刚对应石、雷、木、色、岁、易；少柔对应土、露、草、声、月、书；太刚对应火、风、飞、气、日、诗；太柔对应水、雨、走、味、辰、《春秋》。蔡氏《指要》说：动属于天，天有阴阳【阳是动的开始，阴是动的极点】；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所以有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太阳是日，太阴是月，少阳是星，少阴是辰，这就是天的四象。日代表暑，月代表寒，星代表昼，辰代表夜，这四者是天所发生的变化。暑改变万物的性，寒改变万物的情，昼改变万物的形，夜改变万物的体，这是万物受到天的变化的结果。静属于地，地有柔刚【柔是静的开始，刚是静的极点】；刚柔之中又各有刚柔，所以有太刚、太柔、少刚、少柔。太柔是水，太刚是火，少柔是土，少刚是石，这就是地的四象。水是雨，火是风，土是露，石是雷，这四者是地所发生的变化。雨使万物中的走类发生变化，风使飞类发生变化，露使草类发生变化，雷使木类发生变化，这是万物响应地的变化。暑改变走、飞、草、木的性，寒改变走、飞、草、木的情，昼改变走、飞、草、木的形，夜改变走、飞、草、木的体；雨使性、情、形、体中的走类发生变化，风使性、情、形、体中的飞类发生变化，露使性、情、形、体中的草类发生变化，雷使性、情、形、体中的木类发生变化。天地的变化相互参合、交错综合，于是产生万物。万物受到天的变化：性以目为善，情以耳为善，形以鼻为善，体以口为善；万物响应地的变化：飞类以色为善，走类以声为善，木类以气为善，草类以味为善。大概是因为它们感应的方式不同，所以所擅长的也不同。至于人，则完整地得到天地之性，暑寒昼夜没有不发生变化，雨风露雷没有不发生作用，性情形体没有不受到感应，走飞草木没有不相应；目善于辨别万物的色，耳善于辨别万物的声，鼻善于辨别万物的气，口善于辨别万物的味。大概天地万物都是阴阳刚柔的分别。” 人则兼备阴阳刚柔，所以比万物更有灵性，能够与天地并列为三。人能够与天地并列为三，所以天地的变化有元、会、运、世，人的事务变化也有皇、帝、王、伯、元、会、运、世。有春夏秋冬，表示生长收藏；皇帝王伯有《易》《书》《诗》《春秋》，表示道德功力。因此元会运世、春夏秋冬、生长收藏，各自相互承接而成为十六；皇帝王伯、《易》《书》《诗》《春秋》、道德功力，也各自相互承接而成为十六。十六是四象相互承接的数。凡是天地的变化、万物的感应、古今的沿革损益，都不超出十六。十六之中，天地的道理就完备了。所以事物的大小、人的圣愚，也都以一、千、百、千四者相互承接而成为十六。千千之物是微小的事物，千千之民是最愚昧的民众；一一之物是巨大的事物，一一之民是圣人。因为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圣人又是人类中最完善的。从天地的角度看万物，万物就是万物；从太极的角度看天地，天地也只是事物。人若完全穷尽太极的道理，就能包容天地，曲尽万物，使造化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他说：‘一动一静，难道不是天地最精妙的道理吗？’” “一动一静之间，难道不是天地人最精妙的道理吗？”“一动一静之间，既不是动也不是静，却主宰着动静，这就是所谓太极。”又说：“思虑还没有兴起时，鬼神也不能知晓；既然不由我，又由谁呢？”这就是所谓“包容天地，曲尽万物，造化掌握在我”的意思。大概它超越了有形的器物，不是数理所能达到的。虽然如此，它也仍然属于数。伊川先生说：“数学到了康节才达到理的境界；康节的数，先生没有学习过，但它的根本原则也不超出先生的学说。”

译《古文集成》卷六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六十四。宋。王霆震编。前壬集三。图。兼山传承家学的九幅图。【郭雍，字子和，号兼山先生，是忠孝丘之的儿子。兼山向伊川传授《易》学，郭雍继承他的学说，绘成九幅图。】性善图【郭氏】善和恶萌发于内心，这已经不是性了。在它们尚未萌发的最初状态，性所具有的内容无法用言语说明。所以孟子称它为善，也就是孔子、子思所说的中与诚。性善之后，才流变为善恶。既然说善恶，就已经不是性善的那个善了。所谓性善，大概就是婴儿的心，是上天赋予的本性，是喜怒哀乐尚未发作的时候。所以人有善恶，而本性没有善恶。说性恶、善恶混合的人，是在说人的情状，不是在论说本性。孟子之所以竭力阐明性善，是因为认为求学的人必须先明确知道本性是善的，胸中没有疑惑，然后才能进修道。若怀疑本性是善恶混杂的，道就无法进修了。荀子、扬雄大概只是看见善人、恶人而加以论说，并不是真正懂得论性的人。伊川说：‘孟子说性善，是穷究根源的道理，因此这是入道的开始。善就是本性；善恶是本性的流变，是显露在外的东西。’ 克己图【郭氏】求学有两条道路：一是不要失去赤子之心，二是寻找已经放失的本心。所谓放失之心，就是已经失去的本心；所谓寻找放失之心，就是使它复归。寻找而不能复归，是因为欲望胜过了本心，所以必须克制欲望之后才能复归。复归和克制都是内在的事：克制那个人欲，复归这一天理。凡是性分之内有损害本性善的东西，以及矫饰作伪、自私自利的行为，都是人欲。孔子告诫颜渊克己，大概是克制不合礼的欲望，复归没有私欲的天理。颜子能够不远离正道，正是在推进这条道路。谢先生论说立身与外物相接触的关系，就是在说外在的事；他的学说根本在于严格要求自己，所以能够齐同物我。这大概是继承《西铭》广大的一种说法，又不是孔子告诫颜渊的本意。” 浩然图【郭氏】培养浩然之气有两条道路：一是不为外物所动心，二是充实不动心的境界。前者用力艰难而见效快，后者用力容易而见效慢。充实浩然之气有达不到的情况，而不动心则没有达不到的。观察孟子所说“培养浩然之气”，大概兼有这两层意思。不动心又有养心的方法，就是减少欲望。一个人如果欲望少，即使还有不能守住本心的地方，也已经很少了。孔子在《易经·乾卦》中阐明大人的道理，那么就知道“大”是乾道。到了孟子又阐明养心的方法，说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难道是在欺骗我们吗？培养大，就是浩然。所培养的如果相反，都是成为小人。大小，是内在所养成的；大人、小人，是在外部形成的。” 无妄图【郭氏】无妄，就是诚。在《易》中称为“无妄”，到了孔子又谈中庸，之后才谈诚；又到了孟子，则说性善，这些都是同一个道理。不过“无妄”带有行动的意味，所以又是诚在有所作为中的表现。这样说来，先有诚，然后才有无妄。因为本来是善的，所以能够诚；因为诚，所以没有虚妄。它又是三者的次序：不诚就会虚妄。天性与人为之间的差别，不能有丝毫间隔。伊川说：“行动依据天理，所以是无妄；行动依据人的欲望，就会虚妄。” 大畜图【郭氏】刚健是天德，大畜卦的意义是止蓄；刚健所蓄养的就是天德。所以《彖传》说：“刚强健实而厚重，光辉照耀，德性日日更新。”不能蓄养天德，那么表现在行动上就不能没有虚妄。因此天德在大畜中止藏，在无妄中发动。” 序外说：“有了无妄，然后才能蓄养，这是彼此交相养成的道理。” 由此可知，无妄在行动中也是无妄，在静止中也是无妄；而大畜则专一地归于止藏。艮止图【郭氏】艮的意义是止。天下的欲望没有穷尽，而人常常忧虑自己不能止息，大概是不知道应当止在无欲的境地。止在无欲的境地，就是所谓“艮其背”。人的耳、目、口、鼻都有欲望，到了背部就没有欲望了。内在的欲望不发动，外在的境遇就不能侵入，因此走在庭院中也看不见那个人。不获其身，是止于止；不见其人，是止于行。内外都止，所以人欲自然消灭，而天理本来存在。孟子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不就是“艮其背”的意思吗？从一身之外来说，庭院和四海都是一样的。圣人把这种道理推行到天下，称为事业，其实都是在庭院中行走之事。这种道理可以用理来说明，却不能用言辞穷尽，也就是所谓中庸之道。” 诚明图【郭氏】诚与明有先后，却没有内外之分，是体性不同而功效相同的两条道路。从源头流向末端，称为由诚到明；由末流追溯源头，称为由明到诚。用力多少，有达到和达不到的差别；但诚足以培养明，明足以培养诚，归根到底是同一回事。由诚而明，是生来就知道、安然实行；由明而诚，是通过学习而知道、以求利而实行。诚与明相互依赖才能成功，就像阴阳、昼夜，缺少一方都不行。孟子所说的不动心，接近由诚到明；扩充而使之充实，接近由明到诚。” 尽性图【郭氏】人不能尽其本性，并不是达不到本性，往往是超过了本性。比如饥饿就想吃饭，寒冷就想穿衣，这是天命赋予的本性。想吃饭止于吃饱，想穿衣止于穿暖，这就叫尽性。若超过这个限度，饥饿一定要吃精美厚味，寒冷一定要穿锦绣华服，穷尽人欲，天理就灭亡了。因为我饥饿而吃饭，就一定想到天下的人饥饿时也都能吃饭；因为我寒冷而穿衣，就一定想到天下的人寒冷时也都能穿衣。这样，人的本性就得到充分实现了。所以孟子说：“到了五十岁的人能穿丝帛，七十岁的人能吃肉，百姓不挨饿受冻，供养生者、安葬死者都没有遗憾”，大概就是阐明充分实现人性的道理。细密的渔网不放入污水池，斧斤按照时令进入山林，那么万物也能充分实现它们的本性。从饥寒衣食说起，尽性的道理都可以类推。因此天地广大，虽然能够产生万物，却实际上不能替万物提供衣食、使之繁衍；提供衣食、使万物繁衍，让它们各自完成自己的生命，这是圣人赞助天地化育、使万物尽性的功劳。观察孔子尽性，大概开始于“绝四”；孟子尽性，大概开始于不动心。前面所说的克己复礼、养浩然之气、无妄、大畜、艮止、诚明，都是要完全实现人的善性。本性完全实现，功业就成功了。” 这三方面都充分实现，就能与天地并列为三，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光明图【郭氏】能够尽自己的本性，也尽人物各自的本性，那么行动和静止都不会失去时机，道就光明了。求学，是成就始终的道路。所以说：“成，说的是艮。”不过，这只是从求学者成就自己、成就万物，应该止时止、应该行时行来论说的。至于把动静的道理推到极致，大概不能完全用言语说尽。即使天地这样广大，它的光明也不超出这个道理。

译《古文集成》卷六十四。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六十五。宋。王霆震编。前壬集四。解。《获麟解》【昌黎】东莱批语【文字简少而意蕴丰富，文章分段立意，所以非常好。它的抑扬开合，都以“祥”字为主，反复写成五段来说明。】斆斋批语【从先秦典雅训诫的著作不再创作以后，学者沉溺于浮华纤巧的风气。韩愈以古文振兴八代衰败的文风，直到今天天下仍以他为师法传承。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立意精密严谨，用词古朴简约，铺陈叙述、照应收束，句法圆转，如同盘中滚动的珠子。后世虽然也有作者，却不容易达到他的境界。就拿《获麟解》来说，从开头到结尾立为五段，抑扬开合都以“祥”字为主。文字虽少而意义很多，反复玩味，使人读一遍便产生再三感叹。】澹庵的《获麟说》，已经见于“说”类。全篇是东莱的批注。麒麟作为神灵之物，显而易见【开头写得好，先立下这一句】歌咏于《诗经》【承接得好 ○《周南·麟之趾》中说了等等】记载于《春秋》【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又杂见于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中【《公羊传》说：麒麟是仁兽；《鹖冠子》说：麒麟大概是元枵的精气；《广雅》说：麒麟含有仁爱、怀有义理，行走合乎规矩，转身合乎矩法，所说的就是这一类】即使妇女儿童也都知道它是祥瑞【这里表现出“昭昭”】然而麒麟这种东西【难】不被豢养在家中，也不经常出现在天下。它的形状与众不同，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那样。既然如此，即使有麒麟，也不能知道它是麒麟。长角的，我知道它是牛；有鬣毛的，我知道它是马【造语 ○苏轼文章《乐论》学习了下面这句】狗、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它是狗、猪、豺、狼、麋、鹿【写文章大抵两句短句后必须有一句长句承接】唯独麒麟【承接上文意思已尽 ○说它不祥】却无法辨认。无法辨认，那么把它称为不祥也就合适了。虽然如此【转而说祥瑞】麒麟出现，一定是有圣人在位；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圣人一定认识麒麟，那么麒麟果然不能算是不祥。又说【意思高妙 ○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在于它的德性，而不在于它的形状。如果麒麟的出现不必等待圣人，那么把它称为不祥也就合适了吧。《进学解》【昌黎】本传说【韩愈第二次任国子博士时，才华很高却几次被贬黜，官职又被降迁，于是作《进学解》来自我比喻。执政者惊异于他的才华，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当时是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斆斋说【樊氏说：《进学解》出自东方朔的构思，《客难》出自扬雄，《解嘲》，而韩愈的文章超过了他们。】又说【孙樵说：韩吏部的《进学解》、玉川子的《月蚀诗》，无不拔地倚天，句句都像要活起来。读它们，如同赤手捕捉长蛇，不加笼头缰绳去骑未经驯服的马，急迫得没有空暇，无不紧紧抓住。】迂斋说【假设师生用问难的言辞对答，以申述自己的意思，文章的机轴来自扬雄《解嘲》、班固《宾戏》。】全篇是迂斋的批注。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召集众学生站在馆舍下面，教导他们说【假设这是国子先生的话】：学业由于勤奋而精通，由于嬉游而荒废；品行由于思考而成就，由于随意而毁坏。如今圣君贤臣相逢，治理国家的设施全部建立，铲除凶恶邪僻，提升尊崇俊秀良才。只要有一点小善，大多都会登记姓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没有不被任用的。搜罗选拔，剔除瑕疵，刮去污垢、磨出光彩。大概有人幸运而被选中【“幸运”二字含义含蓄】，谁能说人多就得不到彰显呢？诸位学生只应担心学业不能精通，不必担心主管部门不明察；只应担心品行不能成就，不必担心主管部门不公正。话还没有说完，队列中有人笑着说【假设这是弟子的话】：先生是在欺骗我们吗！弟子侍奉先生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先生口中不停地吟诵六经的文章，手中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典籍。记事的，一定提取它的要点；编纂言论的，一定探究它的奥义。贪求博多，务求有所收获，细微的和重大的都不舍弃。燃烧灯油来接续白昼，常常勤勉不懈直到一年终了【一作“兀兀”】先生的学业可以说是勤奋了！抵制排斥异端，驱除斥退佛教、老子之学，弥补疏漏，阐明深奥微妙之处。探寻散失已久而茫无头绪的传承，独自从旁广泛搜求并远远继承。像阻挡百川使它们向东流，挽回已经倾覆的狂澜。先生对于儒学，可以说是辛劳了！沉浸在浓厚醇美的学问中，吸取其中精华，咀嚼其中精粹，写成文章，著作堆满家中。向上取法于姚、舜，浑厚无边；《周诰》《殷盘》，文字曲折聱牙；《春秋》谨严，《左传》浮夸；《易》奇妙而有法则，《诗》正大而华美；下至《庄子》《离骚》以及太史公所记录的文章，扬子云、司马相如的作品，功力相同而风格各异。先生对于文章，可以说是内涵宏大而外在铺陈纵横了【赵本作“德”】！少年时开始懂得求学，勇于大胆作为；长大后通晓事理，处处都能适宜应对【一作“且”，一作“具”】。先生对于做人，可以说是成就了！然而【转折】先生不被世人信任，私下也得不到朋友帮助，进退两难，动不动就获罪。暂时任御史【“下”字用得严谨】于是【一作“逐”】被流放到南方夷地。任博士三年，职位冗杂而没有得到治理【“治”读平声；旧史作“三为博士”。按韩公贞元壬午年授四门博士，元和丙戌年任国子博士，丁亥年分教东都，生壬辰年由职方员外郎任国子博士，总共四次任博士。这里先说暂任御史，接着说三次任博士。授御史在癸未年，从丙戌年以后又历任这一官职三次。若说“三年”，则从元和元年夏天奉召到四年春仍任博士，首尾已经四年。】玉川子有《常州孟谏议座上闻韩员外贬国子五首》，其中说：‘国学大概频频称说’就是指这个】命运和仇敌合谋，要失败到什么时候？冬天温暖，孩子却哭喊寒冷；年成丰收，妻子却哭着说饥饿；头发秃了，牙齿也掉了，到死究竟有什么补益？不懂得考虑这些，反而教导别人如何做人。先生说：‘唉【假设这是先生的答话】你到前面来。大木材做栋梁【音盲，《尔雅》说：杗廇叫作梁，就是屋中的大梁】，小木材做椽子；欂栌【音博芦】、侏儒、椳【音隈，门轴】、闑【音鱼列，门槛；《尔雅》说，在地上的叫臬，柱子就是门橛】、扂【音徒防，《广韵》说：关门；又音琰，《声类》说：扊，又作扂，是门闩】、楔【音屑，《尔雅注》说：门两旁的木头】，各自得到适宜的用途【一作“施”】而建成房屋，这是木匠的功劳。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破鼓皮，全部收集储藏，等待使用而没有遗漏，这是良医的本领。选拔【月日】中把各色人才一同选进来，技巧高低、曲折多余都能成为美，卓异出众的才成为杰，比较长处短处，只求适合器用，这是宰相的原则【归结到宰相】。过去孟轲喜好辩论，使孔子的道理得以彰明【拿孟子、荀子相互比较】周游天下，最终老死在行途之中。”

译荀卿恪守正道【一作“宗王”】，以宏大的学说【一作“伦”】使道理兴盛；后来为躲避谗言逃到楚国，废弃而死在兰陵【史书说：荀卿憎恶浑浊时代的政治，亡国乱君接连不断；鄙视像庄周等人那样拘泥琐细的儒生，也认为他们以诙谐扰乱风俗，于是推崇儒、墨、道、德的实践，兴发感怀，排列次序，著成数万字，最后因而葬在兰陵】这两位儒者，出口就是经典，举足就是法则，超越同类而不同于常伦，卓然进入圣人境域；他们受到世人的待遇，究竟怎样呢【含有说不尽的意味】如今先生求学虽然勤奋，却没有遵循其统绪；言论虽然很多，却没有抓住其中的要旨【“要”读平声】；文章虽然奇特，却不能用于实际；品行虽然修养，却不能在众人中显现；还要每月耗费俸钱，每年消耗廪粟。您不会耕种，妻子不会纺织，骑着马，带着随从，安坐着吃饭，沿着平常道路辛劳奔走【一作“促促”】，窥看旧有典籍来窃取文辞。然而圣明的君主没有加罪于您，宰相也没有斥退您，这难道不是幸运吗？一行动就招来诽谤，名声也跟着受损；被投闲置散，本来就是命分所宜。至于计较财货的有无，计算官班资历的高低【音卑】，忘记衡量自己所能相称的地位【一作“已量”】，指责前人的瑕疵，这就像责问木匠为什么不用小木桩【音弋，《庄子》说：寻找猿猴栖木的人斩断它；注说：杙是木桩】来做楹柱，又责怪医师用昌阳延长寿命，想要进献猪苓一样。” 【承接上文医师、木匠的比喻。楚地称猪为狶。狶苓就是猪苓。昌阳就是菖蒲，用一寸九节的菖蒲，长期服用可以延年。】《择言解》【昌黎】火从密闭处泄出，才能发挥作用，而且只要不违背大道，就可以用来烧、烤、熔化、烧制，以便利万物生存。等到它放纵而没有禁制，反而会成为灾害。水从深处涌出，才能发挥作用，而且只要不违背大道，就可以用来浮载、饮用、灌溉，以救济万物生存。等到疏导它却没有防范，反而会成为祸患。言语从细微处兴起，才能发挥作用，而且只要不违背大道，就可以用来教化、命令、告诫、训导，以推行于万物。等到放纵言语而不谨慎，反而会成为灾祸。火已经给我造成灾害，有水压伏它的火焰，就能使我不陷于灰烬；水已经给我造成祸患，有土阻挡它的流势，就能使我不倾覆于波涛。言语已经给我造成灾祸，却没有什么可以掩盖它的辞句，能够不遭受它的过失，也就很少了。因此知道道理的人，又怎么能不选择自己的言语呢？这件事需要谨慎，而且比水火还应更加谨慎。” 《通解》【昌黎】自周【一作“殷”】以前的千万年间，天下人浑浑噩噩，不知道义可以用来换取生命。所以伯夷哀叹天下人苟且偷生，宁可因为强直而伏食葛薇，逃入山中而死。于是后世的人肃然说道：“即使饿死，也还有刚强而不畏惧的人，何况那些小事呢？”所以，义的教化能够推行天下，是由于伯夷做了表率。这三个人都凭一己之身建立教化，成为千万年间的师表；他们虽死，而教化仍存，扶持天地，其功德也深厚了。假如当初三位先生以独行其道为可耻，羡慕通达世务，那么尧在位时一定会说：“既已取得帝位并使道得以推行，何必还要谦让？”夏在位时一定会说：“既然长久进取而不肯退避，何必还要赴死？”周在位时一定会说：“既然收敛锋芒、与世俗混同，何必还要挨饿？”如果这样，天下人就会匆忙争夺、循序逢迎、浑浑噩噩地苟且偷生，还有什么可怕而不敢做的呢？这样一来，三位先生若生在今天，一定会被说成偏执而不通达的人；难道还不能称为大贤吗？唉！如今的人竟然羡慕通达所造成的弊病。古代圣人所说的通达，是各种德行和技艺都具备于自身，并且能够通晓并实行它们。如今平常人所说的通达，却是自身缺少各种德行和技艺，只求迎合罢了。这就是说，古人所说的通达，是通于道义；今人所说的通达，是通于私曲，其中差别也太大了。想要把二者等同起来，岂不是拿粪丸去比拟隋侯之珠吗？假设今天父兄教导子弟说：“你应当通达各种行为，如同仲尼；即使是愚人也知道自己做不到吗？”又说：“你只要尽力实行一项行为，像古代贤人那样，即使是中等资质的人也希望能够做到。难道不是圣人可以仰慕却不能等同，贤人可以赶上也可以等同吗？如今人的行为还没有达到贤人的程度，却想要等同圣人，也就显出他的毛病了。古人的进修，有的几乎可以达到圣人；如今人的行为不超出中等人，却以尽力实行一项善行为、成为独行之士为可耻，还说：‘我周全通达，和圣人一样。’这难道是在欺骗自己的内心吗？我不知道。这难道是在欺骗别人、损害自己的名声吗？我也不知道。我担心这种说法将会被深入地解释成所谓通达。《文章的篇章与彰明》（韦筹）

译太阳月亮运行不息，这就是天之所以成为天；光明盛大而使万物显现在大地上，礼乐完备，这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言论形成之后，把训诫著录在简册上。不是这种意义的光，烛龙的火、燃烧的火也可以称为光；不是这种意义的言论，狂妄的儿童、邪曲的士子也可以称为言论。所以确定地说：有天文，也有人文。人文施于大地、写在简册上的，叫作彰明。不过，文在帝王的法则中，彰明在史书中。因此尧的文思彰明于典籍，舜的文明也彰明于典籍。文王的本性，是尧舜的文德；文德施行于西伯，彰明于《诗》《易》。仲尼的本性，是尧舜、文王的文德，却不称帝，也不称霸；盛大地彰明于礼乐经传。颜回的本性，是仲尼的文德，但文德还没有达到彰明的程度。子游、子夏学习仲尼的文德，并把它传给世人。所以乐教彰明于武城，民政彰明于魏国。子思的本性，是承继他的祖父孔伋；曾参通过学习而彰明于《中庸》。孟轲的本性，是子思；他勤勉地实行其道，并彰明于七篇著作。从子游、子夏到孟轲，难道没有礼乐吗？这全都是由人文而彰明的。没有见过不由人文而彰明的。人看地上的影子，抬头只见小火，却看不见日月，必定会说这不是天文的彰明。人看简册上的辞章，时间久了只见狂妄泛滥的言论，却看不见礼乐，难道就能说这不是人的文章吗？逐渐出现不凭自身文德而彰明的情况【诸国卿以下】。《易经》说：“观察人文，以教化成就天下。”假如彰明不出于人文，天下人观察什么、又受什么教化呢？《仲尼不历聘解》（盛均） 学者大多说仲尼周游列国求仕却没有遇合。我认为仲尼是在考察礼制、推行道义，并不是周游列国求聘而未被任用；我说仲尼是在考察礼制。两国交往友好叫作聘，以臣下身份出使君主之国也叫聘；男子向女子送财礼，诸侯国给士人送帛，也都叫聘。所以，没有财礼和没有君主的一方，国家的使命不能称为聘。当时德行被侵蚀而衰败，周道将要断绝，七国并起；仲尼大概是哀伤礼乐不能兴起，所以到齐国学习《韶》，到周地寻求老师，想要铸成义理来照鉴国家，张扬仁道来罗致风俗，使光明的礼器成为宗庙资用。况且他离开鲁国到卫国，大概已经有求仕的意思；从宋国到郑国，几乎已经不是臣下身份；在陈、蔡之间断粮，也没有财礼；他官至司寇，果然不是士人求聘，那么怎么能说是历聘呢？我听说夫子考察夏代的制度就到杞国，考察殷代的制度就到宋国；由此类推，其他国家也可以知道，怎么能说他周游列国求聘呢？《工器解》（程晏） 制造刀的人不一定亲自用刀切割，制造弓的人不一定亲自射箭，只是善于制造器具罢了。善于切割的人不一定善于制造刀，善于射箭的人不一定善于制造弓，只是善于使用别人制造的器具罢了。庖丁难道一定要亲自锻造刀之后才使用它吗？养由基难道一定要亲自砍削弓之后才射箭吗？因此，造刀的人不嫉妒庖丁善于解牛，造弓的人不嫉妒养由基善于射中；只要自己制造的器具锋利、弓身强劲就行。我的器具既锋利又强劲，能够适合他们使用；这样器具就得到了适当的用途，又何必嫉妒呢？萧何、张良是汉高祖的器具，既锋利又强劲，并不嫉妒汉高祖善于用刀斩杀项羽、用弓射中项羽。天下也是这样，已经成为他们所用的器具。与此相反的，就是所谓自己制造刀却不希望别人善于切割，自己制造弓却不希望别人善于射箭；这样器具将归于何处呢？范增是项羽的器具，既锋利又强劲；但鸿门宴上的建议没有被采用，项羽又不是善于切割、善于射箭的人，最终不能使用他的器具。这难道是器具在嫉妒别人吗？是痛惜器具失去了适当的用途。这番话，不足以对儒者说，是用来警告那些贪婪而嫉妒上司的臣子的。《人旱解》（盛均） 涒滩年，越地广大地区发生旱灾，塞地诸阳迁移市场，也不下雨。于是祈求山川众神，仍然不下雨；又向土龙敬酒，让巫觋跳舞，反而更加不下雨。有人说，国内有一个术士，能够捉住并驱逐龙，还能用声音震吓它。往年曾经这样做过，农民获得了它的恩泽。等到召术士到来，旱象仍旧如故，太守大怒，急忙命人捉拿他，术士却逃走了。他遗下的袋子里有一幅书，题目叫《人旱》。旱灾有三种：天旱、国旱、人旱。什么叫天旱？阳气受阻而肆虐，下面土地谨慎自守，即使连续六七年，百姓也不会饥饿。什么叫国旱？君道炽盛而造成灾害，德行枯竭、仁爱枯槁，贪婪之风和暴戾之气蒸腾，形成时代的疫病。什么叫人旱？国家败坏政令，官吏在施政中作恶，千里之内人心焦躁，不能形成阴和之气。天旱要从仁德上寻求解决，仁德普遍融洽，时令就会丰和；国旱要从德行上寻求解决，德泽滋润，恩泽就会流布；人旱要从政事上寻求解决，政令清明，风俗就会富足。如今货财在上层流通，利益在下层泛滥，百姓焦虑忧愁，积聚成酷热，这就是所谓人旱。作为一方长官却不清理政事，反而捉龙求雨，这就如同乘车前往大海、饲养羊而盼望它长翅膀一样，哪里能够有所希望呢？太守读到这篇文字后更加愤怒。这一年从正月一直到五月没有下雨，第二年饿死的人有几千，太守也因贪财而遭祸。《古文集成》卷六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六十六。宋王霆震编。前壬集五。辨 《桐叶封弟辨》（柳子厚） 《说苑·君道篇》记载：成王和唐叔虞闲居时，剪下梧桐叶做成珪，交给唐叔虞说：“我用这个封你。”唐叔虞很高兴，把这件事告诉周公。周公请问说：“天子要封虞吗？”成王说：“我只是和虞开个玩笑罢了。”周公回答说：“天子不能说戏言；说了话，史官就要记载，乐工就要歌诵，士人就要称述。”于是终于把唐叔虞封在晋地。周公旦可以说是善于劝说了。东莱批语：这一篇的文字，一段比一段好。大体写文章必须把好的意思留到后面，让人读一段觉得好，再读一段仍然觉得好。全篇东莱批注 古代传记中有这样的话：“成王拿梧桐叶和幼小的弟弟开玩笑，说：‘用这个封你。’周公进宫祝贺。成王说：‘是开玩笑。’周公说：‘天子不能开玩笑。’于是把幼小的弟弟封在唐地。”【这一段只是叙事】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难】成王的弟弟应当封吗【开始第二段论说】周公就应当及时把意见告诉成王，不应等到成王开玩笑时再去祝贺，以促成这件事。若不应封，周公却促成了这个不恰当的玩笑，把土地和人民交给一个幼小的人作主人，这还能算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君王的话不能随便说，就一定要跟着把它办成吗【又一层疑问】假设不幸成王拿桐叶向妇人、宦官开玩笑，也将一概照办吗？凡是君王的德行，关键在于实行得怎样【从“设有不幸”到“何若”是难点；大概文章必须难以驳倒，譬如争讼必须争得倒】假如没有做到恰当，即使改十次也不算毛病【前面已经驳倒，必须说出正理；这一句是防守之语，却正是正理】重要的是做到恰当，不可使它被轻易改变，何况只是因为开玩笑呢？如果开玩笑也一定要实行，那就是周公教导君王把过错做到底了【驳得好】我的看法是，周公辅佐成王，应当用道理从容安乐地引导他，最终使他归于大中正道罢了；不能遇到他的过失就替他找说辞，也不能把他束缚起来、驱赶着前进【意思好】使他像牛马一样，逼得太急就会失败【警戒】况且普通家庭中的父子尚且不能用这种办法自我约束，何况号称君臣的人呢？这只不过是小丈夫和浅陋之人的做法，不是周公应当采用的办法，所以不可信。有人说：“封唐叔，是史佚促成的。”【结尾委婉曲折而意未尽，不直接指定史佚，又在这里另设一层疑问】《史记·晋世家》说：成王和叔虞开玩笑，削梧桐叶做成珪，交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为君。” 史佚于是请求选择日期册立叔虞。成王说：“我只是和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没有戏言；说了话，史官就记载，礼官就载入礼典，乐工就谱成歌曲。”于是把叔虞封在唐地。《讳辨》（韩昌黎） 东莱注：洪氏说：李贺的父亲李晋肃，是边地的从事。李贺七岁时，就凭《长短》的体制声名震动京城。当时韩愈和皇甫湜看见李贺的作品，认为奇异。担心有人会以李晋肃的名义向上奏告，二人便一同骑马到他家求见他的儿子。不久，李贺梳着总角、穿着荷叶衣出来，二人当面让他试作一篇文章；他接受命令欣然写作，旁若无人，并题作《高轩过》。二人大为惊异，命人把马辔系在一起，返回住所，亲自替他束发。李贺还未到弱冠，就遭逢母亲丧事。后来他参加进士考试，有人诽谤说李贺没有避父亲的名讳。韩文公特意写了《讳辨》一篇。《幽闲鼓吹》又说：李贺拿诗歌拜见韩愈，韩愈送客出门，回来后疲惫不堪，解下衣带，转而读他的诗。开头一篇《雁门太守行》说：“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韩愈便重新插好衣带，急忙命人把李贺请来。又说张昭论述古代君主的名讳，说周穆王名满，到定王时有王孙满；厉王名胡，到庄王的儿子也名胡，这类情况很多。韩愈《讳辨》采用了这个意思。全篇东莱批注 韩愈写信给进士李贺，劝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参加进士考试而有了名声，与李贺争名的人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不应参加进士考试；劝他参加的人才是不对的。”听到这话的人不加考察，纷纷附和，一致这样说。皇甫湜说：“您和李贺恐怕都要获罪。”韩愈说：“是的。法律说：‘两个字的名讳，不必两个字都避讳。’解释的人说：‘比如说“征”时不称“在”，说“在”时不称“征”，就是这个意思。’法律又说：‘不避讳音近的字。’解释的人说：‘比如禹和雨、丘和蓲之类就是这样。’【蓲音丘乌，是草名，《诗经》音义说，江东人称它为乌蓲】如今李贺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是犯了两个字不同时避讳的法律吗？是犯了音近字不避讳的法律吗？父亲名叫晋，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假如父亲名叫仁，儿子难道就不能做人吗【议论】？避讳究竟始于什么时候？制定法制来教化天下的人，不是周公、孔子吗【引用古人证明全文主旨】？周公作诗时不避讳【文王名昌，却说“克昌厥后”；武王名发，却说“骏发尔私”，这就是不避讳】；孔子不把两个字的名讳分别全都避开【如说“宋不足”，又说“征在斯”】；《春秋》不责怪不避讳音近字的人【如卫桓公名完】。康王名钊【音昭，康王名；《书》有“用敬保元子钊”】，他的孙子实际名叫昭王；曾参的父亲名晳，曾子不避“昔”字【如说“昔者吾友”，又说“裼裘而吊”】。周代有骐期，汉代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时人，因为他的名与武帝同，便称他的字；又去掉“伯”字而称杜度】。那么这些人的儿子应当怎样避讳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如果要避讳音近字，难道连自己的姓也要避讳吗？还是可以不避讳音近字呢？汉代避武帝名“彻”，把“彻”改作“通”，却没有听说还要把车辙的“辙”也改成别的字。避吕后名“雉”，把雉称作野鸡，却没有听说还要把治理天下的“治”也改成别的字。如今上奏章和发布诏令，也没有听说避讳“浒、势、秉、机”等字【这一段引用事实，全是说明不避讳音近字】【“浒”接近太祖庙讳，“势”接近太宗庙讳，“秉”接近代宗庙讳，“机”接近玄宗庙讳】士大夫立言行事，应当以什么为法度、守则呢【承接上一段，有力地压倒对方而抬高自己；将要归结到周公、孔子、曾参的事上，并且问“以什么为法度、守则”，其中已经包含周公、孔子、曾参的意思】？如今考察经书，依据法律，查核国家典章，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究竟是可以，

译还是不可以呢？凡侍奉父母能像曾参一样，就可以不受责难；做人能像周公、孔子一样，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收束意思而不露痕迹】。如今世上的士人不努力实行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却只在父母名讳上用心；想要超过曾参、周公、孔子，也可见他们的迷惑了【又从人情反面来说】。周公、孔子、曾参终究是无法超过的；如果竟想超过周公、孔子、曾参，那就等同于宦官、宫妾了。难道宦官、宫妾孝敬父母，反而胜过周公、孔子、曾参吗【警戒有力】？《辨奸》（老泉） 《东都事略》说：嘉祐初年，王安石的名声刚开始显赫，欧阳修劝苏洵同他交游，王安石也愿意同苏洵结交。苏洵说：“我已经看清这个人了；不近人情的人，很少有不成为天下祸患的。”于是写了《辨奸》一文。十年后，王安石掌权，他的话才得到验证。事情有必然到来的结果，道理有本来如此的规律。只有内心沉静的人，才能从细微处看出明显的结果。月亮周围出现光晕就要刮风，柱脚湿润就要下雨，人人都知道。人事的推移、道理和形势的相互因依，那些疏远而难以察知、变化而不可预测的情况，和天地阴阳的运行相比，难道贤者会有不知道其中原因的吗？为什么会不知道？是因为好恶扰乱内心，利害又从外部夺取了判断。过去山巨源见到王衍，说：“误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没有一个能留下了。”从今天看来，其中的道理确实有可以看出的地方。依我看，王衍这个人，容貌言语固然有欺骗世人、盗取名声的一面，但他不嫉妒、不贪求，随外物浮沉。假如晋朝没有惠帝，即使只有一个中等才智的君主，即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会扰乱天下呢？卢杞的奸邪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他不学无术，文才不足，容貌也不足以动人，言语更不足以迷惑世人；若不是唐德宗鄙陋昏暗，又怎么会任用他？由此说来，山巨源和郭汾阳推测这两个人，也可能未必完全正确。如今有一个人【暗中说王安石】，口头诵读孔子、老子的书，亲身实行伯夷、叔齐的行为，招集喜好名声的士人和不得志的人，一同编造言论，私自建立名号，把自己说成颜渊、孟轲再生；但内心阴险狠毒，行为与常人不同。这就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了一个人。他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脸上脏了不会忘记洗，衣服脏了不会忘记洗涤，这是人的真情。如今却不是这样，穿着粗陋污秽的衣服，吃狗猪吃的食物，披头散发、面容憔悴，却谈论《诗经》《尚书》【王安石喜好读书，常常顾不上梳头、盥洗，所以这样说】。这难道是人的真情吗？凡是不近人情的事情，很少有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史记·齐世家》说，齐威公问谁可以任相，管仲说：易牙杀死自己的儿子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不可亲近；开方背弃父母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不可亲近；竖刁自行阉割来迎合君主，不合人情，不可亲近。威公任用三人，三人专权】。他们凭借压倒一世的名声来成就不同寻常的罪恶，即使有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喜爱贤能的宰相，也还会举用他们；他们给天下造成的祸患，必然不可避免，不是竖刁、易牙、开方三人所能相比的。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假如这个人没有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算说错了，而这个人也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谁知道他的祸害竟会达到这种地步呢？否则，天下遭受他的祸害，而我却得到善于预言的名声，那就可悲了。《辨谤》（徂徕） 我读青州刘防所作《韩吏部传论》说：宪宗迎取佛骨，群臣没有敢进言的，只有韩吏部上疏论说，因此被贬往南方荒远之地八千里。这难道是对自身有利、对道义有利吗？从这里，可以知道韩吏部的功劳。潮阳的水潭中鳄鱼为害，潮州人以此为患。韩吏部到任后，投下文章驱逐它们，一夜之间鳄鱼全都离去。鳄鱼性情暴戾而无知，尚且受到他的教化而离去。假如韩吏部能够站在朝廷高位，辅佐君主，施行他的道来教化天下那些暴戾无知的东西，难道还会有像鳄鱼这样的存在吗？一定没有。鳄鱼尚且可以教化，何况人呢？从这里，可以知道韩吏部的道。有人说：史臣认为排斥佛、老之教对大道来说还不够重大，却不知道如果不使大道尊大，又该怎么办？从这里，可以知道韩吏部的尊严。又有人说：《讳辨》并不只是为李贺而作，而是针对当时的风气有所激发。凡是人懈怠于尽孝，却急于避讳，实在没有可取之处。从这里，可以知道韩吏部的孝心。又有人说：鲧对百姓没有恩德，尚且在晋国留下灵验；柳宗元对百姓有恩德，难道在罗池就没有灵验吗？韩吏部为他作碑，有什么不可以？从这里，可以知道韩吏部做得对。又有人说：《平蔡碑》并不是写得不好，只因相信一个妇人的话就把它磨去，哪里知道真实记录不会同《平蔡碑》一样呢？从这里，可以知道韩吏部受到了诬陷。这样，韩吏部受到的诬陷因刘防而得到昭雪，韩吏部的道也因刘防而得到阐明。刘防也可以称为正直端方之士。天圣四年秋，诏令各郡国荐举进士。当时已故谏议大夫滕公涉镇守青州，认为刘防能够阐明韩吏部的道，特意把他列为首名荐送。刘防年轻时便学习古文，专心于圣人之道；性情偏僻质朴，以孤高自守，常住在深山之中，有时一年才下山一次，从未到权贵豪门拜访。此前两次被青州荐送，因此名声没有提高。这次被列为首荐，青州人都非常愤怒。滕公这样做，是因为滕公不了解人。有人说刘防有把丹砂化为黄金的法术，滕公想得到这种术法，所以特意把他列为首荐。又有人认为刘防依仗当权者的力量，所以获得首荐；滕公于是遭到这样的诽谤。唉，这已经过去八九年了。昨天我整理散乱的书籍，得到刘防的《韩吏部传论》，读了它，知道韩吏部的大道，知道刘防的名声并非凭空得到，也知道滕公曾受诽谤。唉，韩吏部的道，过了二三百年才由刘防为他伸张；刘防的名声，过了二三十年才由滕公为他显扬；滕公的诽谤，过了八九年才由石介为他辨明。所以写下《辨谤》。《忠辨》（澹庵）

译大大小小的诉讼，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一定要按照实情处理。曹刿说：“这是尽忠的一类。”古人谈论忠诚的很多，却没有人把按照实情作为忠诚。我曾经认真体会过这句话。曾子说：“如果连我的母亲都不采用我的真情，那我的真情还可以用在哪里呢？”古语说：“上位者喜好诚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按实情办事。”真情是多么伟大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没有什么地方不应当用真情。如果真情达到极点，就不会欺骗君主，不会欺骗父母，不会欺骗兄弟，也不会欺骗朋友。一旦没有真情，欺骗蒙蔽就会无所不至，最终甚至欺骗君主父母、欺骗兄弟朋友。欺骗就是不忠，那么不欺骗就是忠诚。不一定非要像龙逢、比干那样舍身赴死才算忠；也不一定非要像扣击宫门、推开宫门、伏在蒲席上进谏、折断栏槛、鲜血溅到御衣上、染污车轮、流满殿阶之后才算忠。假如一定要这样才算忠，中间也可能有并非出于真情而这样做的；像隐刺之乱中，多次进献忠言规劝的人，就不是出于至诚爱君忧国。古代君子在朝廷上就忧虑百姓，发出一句话，恩泽便遍及天下，这是真情吗？是爱护百姓的人。身处江海边远之地却忧虑君主，发出一句话就切中当时的弊病，这是真情吗？是爱护君主的人。杜子美困顿辗转于江湖之间，他的身体一天也不能处在朝廷之上，拾遗补阙的职分更无从谈起；只是凭片言半语表达忧虑时世、忧念国家的心情，史官正色称道他说：“真情从未忘记君主。”世人都推重他的忠诚，我于是放下书卷叹息，知道发自真情就是忠诚，而没有真情便不是忠诚。《石鼓辨》（欧公） 韩退之《石鼓歌》说【周朝纲纪衰败，四海沸腾，宣王愤然起身挥动天戈，大开明堂接受诸侯朝贺；诸侯的剑佩相互碰鸣。宣王在岐阳搜猎，驰骋雄俊，万里之内的禽兽都被罗网遮拦；防御功业刻成，用来告示万世，于是凿石制成石鼓，坠落在高峻的山崖之间】等等。石鼓文在岐阳，起初不被前代称道，到唐代才开始受到重视。韦应物认为这是文王的鼓，只是到了宣王时才刻上诗文。韩退之则径直认为是宣王的鼓。如今它们在凤翔孔子庙中，共有十面；早先散弃在野外，郑余庆把它们安置到庙中，却丢失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从民间寻得那一面，十面石鼓才齐全。能够辨认的文字有四百六十五字，磨灭而无法识别的超过一半。我所搜集记录的文字，以古老程度而言没有比它更早的。然而有三四点值得怀疑：如今世上仍常能见到汉桓帝、灵帝时的碑刻，距离今天还不到一千年，文字写得很大、刻得很深，却十之八九已经磨灭。这些石鼓按太史公《年表》计算，从宣王共和元年到今天嘉祐八年，实在已有一千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小而刻痕浅，按理哪里能够保存下来？这是第一处可疑。石鼓文字古老而有法度，语言同《雅》《颂》相同；除《诗经》《尚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的真迹保存下来的只有它了。然而自汉代以来，博学好奇的人都略过它而不谈，这是第二处可疑。隋朝收藏的书籍最多，《隋书·经籍志》所记录的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都有，却独独没有遗留下石鼓文。近代的记录反而不如远古，按理不应如此，这是第三处可疑。前代传记所记载的古远奇怪之事，大多虚妄荒诞而难以相信，何况传记根本没有记载，不知道韦应物、韩愈二位先生凭什么知道它是文王、宣王的鼓呢？隋、唐时期古今书籍大体完备，难道当时还有所见而今天反倒看不见了吗？然而韩退之喜好古物而不妄言，我姑且采纳他的说法作为可信。至于文字形体，也不是史籀不能写出的。《怪竹辨》（欧公） 说竹子有知觉吗？它不应当生长在屋檐下，却能避开栏槛而弯曲着保全生命；说它没有知觉吗？它竟然能够这样。它究竟有知觉吗？那么有知觉的东西没有比人更多的了，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可是人对于外物不知道的事情很多，甚至有不知道自己身体某些部分的，如骈拇、枝指、悬疣、附赘，都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这样。以人的灵性尚且不知道自身，假使竹子有知觉，也一定不能知道自己为什么弯曲或挺直。竹子果真没有知觉吗？那么没有知觉的东西没有比枯草、死骨更多的了，所谓蓍草、龟甲就是这样。自古以来，大圣大智的人有不知道的事情，一定要向蓍草、龟甲询问并取决；这样说来，枯草死骨的知觉，反而远远超过圣智之人的知识了。既然枯草死骨尚且如此，又怎么知道竹子不可能有知觉呢？如果因此把蓍草、龟甲的神奇智慧推而广之，认为万物都有知觉，那么其他草木瓦石，敲击它们时又都顽然无知。如此看来，竹子也未必没有知觉。由此说来，说竹子有知觉不可以，说它没有知觉也不可以；说它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都不能确定，这样才可以。万物生长在天地之间，它们的道理不能用一个标准概括。难道必须有心才有知觉吗？这样蚯蚓就没有心；如果说凡是动物都有知觉，那么水也是动物。人和兽出生就有知觉，死后就没有知觉；蓍草和龟甲出生时没有知觉，死后才有知觉。这些事情都无法穷尽追问，所以圣人治理那些可以知道的事，搁置那些不可知道的事，这就叫大中之道。《古文集成》卷六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六十七。宋王霆震编。前壬集六。辨 《皇极辨》（晦庵） 《洛书》有九个数字，五居于中央。《洪范》有九类大法，皇极居于第五。所以自从孔安国把“皇极”解释为“大中”以后，后世诸儒没有人认为不对。我曾经考察过，“皇”是君主的称号；“极”是至极的意义，是标准的名称，常常位于事物中央，而四方都以它为准。所以，把“极”解释为处在中央的至高标准可以，直接说“极”就是“中”却不可以。比如北辰是天的极点，屋脊是房屋的极点，意义都是如此。《周礼》所说的“民极”，与皇极的意义尤其接近。考察如今的说法，既在这里误解，又在那里失误，因此说法辗转迷乱错误，最终不能自明。即使依照旧说，暂且不问其他，只把《洪范》中的“皇”改成“大”、把“极”改成“中”来读，那么“惟大作中”“大则受之”之类究竟是什么话呢？所以我确实认为：“皇”就是君主，“极”就是至高的标准。君主以一身立于天下中央，又能够修养自身，成为天下至高的标准，那么天下的事情自然没有不与此相合、取得本来正确状态的；天下的人也没有不以此为准、得到自己固有善性的。这就是所谓皇极。它见于经书，其中的位置、法则和象征，大概都本于《洛书》的文字。它得名与天极、屋极、民极相同，都是取居于中央而成为极点的意义，起初并不是把“中”指作“极”。那么又怎么能解释它呢？回答说：“皇建其有极”，意思是君主以自身在天下建立皇极的标准。“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意思是君主能够建立这个标准，在五行上得到各自的本性，在五事上得到各自的道理，于是五福自然聚集，又把它推行来教化百姓，就是把这些福泽布施给百姓。“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意思是百姓把君主看作至高标准而接受他的教化，于是把这些福反过来赐给君主，使君主长久成为天下的标准。“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意思是百姓之所以能够这样，都是因为君主的德行足以成为至高标准。“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意思是君主既已在上建立标准，而百姓接受教化有迟有速、有深有浅，那么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固然应当记挂而不忘；那些不能完全遵从、却没有达到严重过错的人，也应当接受而不拒绝。” 又说：“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意思是有人改变面貌，自称喜爱德行，即使未必出于内心真实，也应当教导他修身求福的方法；这样的人也能够把君主当作标准，勉励自己使名实相符。又说：“无虐茕独，而畏高明。”意思是君主对百姓，不应追问贵贱强弱，而应希望他们能够进德；所以对于不能进德的人，也一定要使他们勉励自己的行为，然后国家才可以依赖他们而兴盛。又说：“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不能使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者。”意思是想使人成为正人，必须先使他富足，然后把他引入善道；如果不能使他对自己的家庭有所顾念，这个人一定会陷入不义，不再有喜好德行的心。到了这时才想告诉他修身求福的道理，已经迟了，来不及挽救事情；他起来报复你时，只会有恶而没有善。人的气禀各不相同，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整齐划一，所以圣人在上建立标准，极其严厉而周密；用来接引下民的方法，却极其宽厚而广大。即使他们趋向这个标准有迟有速、是真是伪，才德有高有低，千差万别，而我们回应他们时，怜悯、抚恤、教导和保护，恳切周全，却从来没有不一样。又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防止自己有极端，归依于至极标准，意思是百姓都不沉溺于自己的私欲，而接受上面的教化，归向至高标准。分别说来，“偏陂、好恶”是从内心产生的情况来说；“偏党、反侧”是从表现在事情上的情况来说。“遵义、遵道、遵路”，是正在防止偏离标准；“荡荡、平平、正直”，就是已经归于标准。又说：“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意思是君主以自身作为表率，把命令布告天下，那么他所制定的常道和教训，全都遵循上天的道理，与上帝降下的善性没有不同。又说：“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意思是百姓对于君主所发布的命令，能够把它看作教训而谨慎实行，这就是不自行隔绝疏远，而能够亲近并蒙受君主道德的光辉。又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者，言能建其有极。”

译所以天子能够成为百姓的父母、天下的君王，是因为能够建立皇极。否则只是有君位而没有君德，不足以建立标准、像父亲养育百姓那样养育万民，也不能处在天下最尊贵的位置。上天赐给禹的道理、箕子告诉武王的道理，大旨大概就是这样。虽然其中奥妙高雅而深微，也许不是见闻浅陋的人所能窥测；但试着依此来读它，也就坦然明白，没有一个字值得怀疑。只是先儒不明白训释的真实意义，又未曾讲求君主修身立道的根本，既误把皇极解释为大中，又见经文多有含容洪大、宽厚广大之意，于是再误认所谓“中”不过如此。却不知道，居于中央的“中”，本来就不同于无过无不及的“中”；而无过无不及的中，是义理精微的极致，丝毫不能差错，也不是含糊苟且、不分善恶的名称。如今把错误理解的“中”当作错误理解的“极”，不谨守极其严密的本体，却只追求极其宽泛的气量，那么汉元帝的优游、唐代宗的姑息，都属于这一类。他们是非混杂，贤者和不肖者混淆，正忙于昏乱衰败尚且来不及，哪里还可以希望他们聚集福泽、赐予百姓呢？我的看法如此，有人却怀疑，认为经文说“无偏无陂，无作好恶”，那么所谓“极”难道不是确实取有得中的意义吗？所谓“中”难道不正是没有取舍、憎爱之意吗？我回答说：“无偏无陂”，只是说不凭私意而有所取舍罢了。但经文说“遵王之义”，那么去除恶而遵从善，未尝不是极力实行。“无作好恶”，是不凭私意而自行憎爱罢了。但经文说“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那么喜好善而厌恶恶，固然未尝不清楚。这难道只是包容一切、漫无分别的意思吗？何况经文所说的王义、王道、王路，是皇极建立之后的本体；所谓没有偏陂、偏党、反侧，则是百姓归于皇极的事情，文义本来就不同。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恐怕上天赐给禹的道理、箕子告诉武王的道理，对上会流于老子、庄子那种依阿随顺、无所作为的说法，对下会沉溺于乡愿那种同流合污的见解；即使想要深入体会并努力实行，反而会使小人得便、使君子受害，又将凭什么建立根本、整顿伦理秩序呢？”于是写下《皇极辨》。有人问【附】有人问：“皇极作为至高的准则，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回答：“君主居于天下中央而建立统治，四方都面向内朝拜他，而仰望、汇聚到这里的，便都以此为极限。从东方来眺望的，不能越过这里再向西；从西方来眺望的，不能越过这里再向东。拿孝来说，天下的孝行达到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拿悌来说，天下的悌行达到这里，也没有丝毫超过的。这就是君主之位和德行之所以成为天下至极，而‘皇极’由此得名的本意。所以说：‘只有聪明睿智、出类拔萃、居于众人之首的人，正如所说的天下只有一人，才有资格实行皇极而无愧。’难道只凭包容宽厚这一方面的德行，就足以承担皇极吗？”客人说：“是，是。”于是又把这些记在这里，用来补充前面没有说尽的意思。《皇极辨》后记【晦庵】庄子说：“行善却不接近名声，作恶却不接近刑罚，顺着督脉把它作为常道【《庄子·养生主》如此说】。督，旧注解释为中【上文‘缘督以为经’的注释中，李颐说：缘是顺，督是中，经是常】。大概人的身体有督脉，沿着脊柱正中运行，贯通上下【见医书】；所以衣服背部正中的缝，也叫作督【见《礼记·深衣》篇注】，都是取‘中’的意思。老庄之学不讨论义理是否恰当，只想依附于中间地带，把它作为保全自身、躲避祸患的办法，正是程子所说的‘闪奸打讹’。所以它的意思是：行善而接近名声，是行善过了头；作恶而接近刑罚，也是作恶过了头。只要不大行善，也不大作恶，只是遵循中道作为常规，就可以保全身体、终享天年。然而‘行善不要接近名声’这句话，表面上似乎正确，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圣贤之道只是教人努力做真实的善事，起初并不教人追求名声；如果不是为己之学，这种说法本来就不值得谈。假如因为害怕名声给自己带来牵累，便不敢尽力求学，那么这种用心也已经不公正，稍稍进入恶的一边了。至于说‘作恶不要接近刑罚’，那就更加违背道理。君子憎恶恶行，如同憎恶恶臭，并不是因为有所畏惧才不去做恶。” 如今却专挑那些不至于触犯刑罚的坏事，暗中去做；至于刑罚祸患所在的地方，就巧妙地寻找途径来躲避，不敢真正触犯。这种做法既出于私心又伤害义理，比前者更加严重。还想把这种模棱两可、苟且偷安的两端之间当作‘中’之所在而遵循它，那么无所顾忌就更加厉害了。客人曾经对我说：“古人把诚看作入道的关键，我恐怕难以实行；不如用中来代替诚，这样人人都可以实行，也没有困难。”我回答：“诚而合乎中，是君子的中庸；不诚而只讲中，就是小人的无所顾忌。”当今世俗中苟且偷安、放纵任性的言论，大多类似这样，不可不深入考察。有人说：“那么，庄子的意思，莫非与子莫所执守的中道相类似吗？”我说：“不是这样。子莫执守中道，只是没有权变罢了。他还是有所选择地依据义理，只是错误地执守了这个固定的中道。老庄的意思则不论义理，只专门计算利害，更不能与子莫相比。考察它的本心，实际上与世俗乡愿的见解没有不同；只是它揣摩得精巧，计算得深切，又不是世俗乡愿所能比的，因此是最严重的败坏道德者。这就是清谈盛行而晋代风俗衰败的原因，大概这种趋势是必然会达到的；可是王通还认为这不是老庄的罪过，那我就不知道他依据的是什么说法了。” 写完《皇极辨》后，因而感到这种意思与上面所说的有些相似，便随手把它写在后面。《声律辨》【晦庵】

译五声的次序中，宫声最大而深沉浑浊，羽声最细而轻快清亮。商声的高低次于宫声，徵声的高低次于羽声，而角声处在四者中间。然而世人谈论中声，不以角声为准而以宫声为准，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凡是声音都属阳，从低处向高处上升，还没有达到中间时，属于阴而未能舒展，所以不能采用；上升到中间以后，才属于阳而开始和谐，因此就在它开始和谐的地方取用，作为宫声。随着每次变化而更加上升，便成为商、角、变徵、徵、羽、变宫，都可以作为宫声的变化。因此宫声这一声，在五行中属土，在五常中属信，在五事中属思。大概因为它正处于众声和谐与未和谐、可用与未用、阴阳交界的中间，所以最为盛大。角声虽然处于五声中间，却不在众声交界之处；而且按照七均来说，其中还包括变徵，也不是五声中取正的位置。不过，从声音开始和谐的地方向上推，也只能到变宫为止。再往上便过于轻清，不能作为宫声。于是就在这两者之间细分，区别又有十二种。把最大而深沉浑浊的定为黄钟，把最细而轻快清亮的定为应钟。等到各律轮流作为宫声，彼此上下相生，以发挥五声二变的全部作用时，宫声通常不超出十二律的范围，而另外四声有时出现在范围之外，要从各律半声的管中取得，这样七均才完备，一调才形成。黄钟与其余各律之所以有贵贱之分，也是这个道理。至于各种半声以上的声音，又过于轻清，便不能用于音乐了。大概黄钟之宫，是开始的开始、中间的中间；十律之宫，是开始的次位，而中间稍有超出；应钟之宫，是开始的末位，而中间已经用尽；各律的半声，超过轻清的范围，是开始之外、中间之上；半声之外，轻清过甚，便是开始之外的之外、中间之上的上面，更不能用于音乐了【正如子时初四刻属于前一日，正四刻属于后一日，两个日子之间，正是所谓开始的开始、中间的中间。然而，声音自属于阴以下，也应当默默存在十二个正律、变律、半律的位置，作为中声以前的一段，就像子时初四刻那样，只是没有声气可以记录罢了】由此看来，审辨声音的困难不在声音本身，而在律；不在宫声，而在黄钟。因为不以十二律来节制，就无法显明五声的实际情况；如果不能得到黄钟的正确位置，那么其余十一律也就没有依据来作为本律的宫声。如今有人极力谈论宫声的奥妙，却不说黄钟，恐怕在声音和法制之间仍有未尽之处。声音和法制这样粗略的方面尚且有未尽之处，那么即使有黄帝、大舜这样的君主，有伶伦、后夔这样的辅佐，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可以徒手讨论大乐的和谐吗？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宫声应当配仁，恐怕也不对。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仁在四德中居于元始，具有包容其他三者的意义。仁属于木行，声为角声；把它配给宫声，仁既不得其位，信也失去依据。然而，如果认为仁可以包容四德，那么这种道理并没有害处。五行的次序，木是开始，水是终结，土处在中间。按《河图》《洛书》的数来说，水为一，木为三，土为五，都是阳的生数，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它们可以轮流作为主宰，成为五行的纲领。从德性来说，木是生发的性质，水是贞静的本体，土又是包容养育万物的母体。所以木包容五行，是因为它流通贯穿，无处不在；水包容五行，是因为万物归根返本，收藏于水。” 至于土，是水火所寄托、金木所凭借的东西，处在中央而应合四方，以一个整体承载万物。所以孔子赞述乾卦的四种德性时，用贞和元来概括其终始；孟子谈论人的四种端绪时，也不敢把信列入次序之中。大概是因为无论在哪里，都没有离开土所代表的中和之德。这样看来，宫声统摄五声，仁包容五常，二者可以并行而不相悖。何必一定要贬低那个而抬高这个，然后才使自己心里痛快呢？《文辨》【艮斋】礼开始于太一，文章也开始于太一。混沌开辟以后，文无处不在：在天，得到文的高远；在地，得到文的厚重；在日月星辰，得到文的光辉发扬；在风雷雨露霜雪，得到文的鼓舞、震动、光耀、润泽和严威；在山岳，得到文的高峻险拔；在江河、淮水、济水和大海，得到文的源远流长、千变万态，不拘泥于固定常规而最终各有所归；在鬼神，得到文的幽深；在草木花果，得到文的细微；在金石，得到文的坚固；在鸟兽虫鱼，得到文的飞动和各自的匹类；在都邑、城池、屋庐、冠履、衣裳、车舆、旌旗以及各种器械，得到文的方圆曲直，既巧妙又合乎法度。落实到人身上，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得到文的顺理；在升降、揖逊、献酬之间，得到文的和谐；在庆贺、喜庆、福祥之事中，得到文的喜悦；在干戈、兵戎之事中，得到文的愤怒；在富贵、利益、显达之中，得到文的显耀；在贫贱、困穷、幽忧、无聊之中，得到文的抑郁；在庄重、恭敬、端正、严肃之中，得到文的正直。这就是文，同时也是实质、道、德、忠信、孝悌、仁义礼智罢了。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手所拿的、脚所踩的，没有不是文。

译耳目手足所能接触到的地方，就是道理所在的地方；道理所在的地方，就是文所在的地方。道理发显于外，在内心获得，最后形成文章，称为自然。圣人以自然作为常道；所谓经，就是圣人不得不如此做的东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这样。距离圣人时代越远，谁不在作文，却有所谓重视自然的呢？人们重视它，却没有人知道为何重视；自己受到人们重视，也没有人知道原因。重视他的人不一定在当时，尤其可能在后世。这就是它显现为自然的原因。孟子、荀子、扬子、韩愈，他们的文章是自然地受到重视的吗？这四人的文章，也有人议论其不是，也有人指出其中自相矛盾，但终究不能夺去众人给予的重视。世上本来有些人做着四人所做的事，想借此把自己依附于四人，而人们最终不认可他们，就像宋襄公称霸，有人依附他，有人不依附他，最终还是没有成就霸业；不如齐桓公、晋文公能够得到众人拥护，所以后世仍认为他们是霸主。文章从来不是没有弊病。想要除去弊病，并没有别的办法：只要遵循中正，就没有诡谲夸诞；只要出于自己的真实体会，就没有攘夺劫取；只要高明，就没有昏暗鄙浅；只要刚劲挺拔，就没有柔弱靡丽、杂乱污秽；只要广大，就没有琐碎杂乱；只要有所检束，就没有泛滥弥漫；只要公平，就没有险怪偏执；只要善于变通，就没有局促拘牵；只要有所守持，就没有迁就附会；只要不受迷惑，就没有妖冶奢纵。这样，心意得到正当，智慧得到圆通，气势得到正直，精神得到完整，所以能够推广开来而归入自然。《古文集成》卷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六十八。宋代王霆震编。前壬集七。原 《原道》朱文公校订《昌黎集》的补注说【山谷曾说：写文章一定要谨慎安排结构，每次见到求学的人，我常常都把《原道》的立意和曲折告诉他们】又说【石守道说：孔子的《易》和《春秋》，自从有圣人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作品。吏部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谏臣论》，自从诸子以来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作品】西山先生批注说【程正公说：韩退之晚年写文章，所得的见解很多。学习本来就是修养德行，有了德行以后才有言论。韩退之因为学习写文章，每天探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于是有所收获。比如他说‘孟轲死后，圣道失传’，这样的言语不是因袭前人，也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一定是有所见解。如果没有所得，就不知道他所说的‘传’究竟是什么。又说：韩愈也是近世的豪杰人物。《原道》中的言语虽然有毛病，但自孟子以后，能够把如此宏大的见识探求出来的，才见到这样一个人。又说：孟子以后，只有《原道》一篇的大意大体接近义理。又说：《原道》说‘孟氏纯粹而又纯粹’，又说‘荀子、扬雄选择不精，言语不详’，如果不是有所见，难道能在一千多年后把事情判断得这样清楚吗？又说：韩愈的文章不可随意浏览，他晚年的见识尤其高明。朱文公说：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把道理说得真正准确，只有韩退之的《原道》差不多接近。有人问扬子与韩子谁优谁劣，回答说：各有长处。韩公已经把大意看得很分明，像《原道》这样的文章实在难得。扬子的学问似乎本于老氏，比如‘清静渊默’一类的话都是这样。韩公的纲领是正确的，却没有其他接近老氏的说法。又说：《原道》中谈仁义道德，讲得极好。有人问‘定名虚位’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恐怕未必就是这样，但这样说也没有妨碍。仁就是仁，义就是义，本来是总称；仁的道、仁的德，义的道、义的德，那么道德就是总称，是一个虚位。必须知道他这句话是针对老子说的。老氏认为失去道以后才有德，失去德以后才有仁，失去仁以后才有

译义，失去义以后才有礼。所以《原道》说：‘我所说的道德，是合仁与义而言的。’懂得这个意思，才能看出程、朱二位先生为什么取法《原道》。只是开头两句话，程子曾说：‘仁是本性，爱是情感，怎么可以只把爱说成仁呢？’韩退之说‘博爱叫作仁’，是不对的。仁固然是博爱，但直接把爱当作仁却不可以。朱子也说：韩愈的说法，是把情当成性。又说：仁义都应当从本体上说；如果说‘博爱’、‘做事合宜’，那说的都是作用。又说：如果把博爱当作仁，那么在博爱以前难道就不是仁吗？有人问‘依循此道而行，就叫作道’这句话，回答说：这是说实行，不是说道体本身。有人问‘自身充足，不需要依赖外物，叫作德’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说实行道以后在自身有所获得，不是说从上天自然获得的东西。求学的人如果依据二位先生的说法反复参究，这篇文章的大旨就会清楚地存在心中了】《诗眼》说【山谷常说，写文章一定要谨慎安排结构，安排结构一定要取得正体，就像官府和宅第，厅堂房室各有固定位置，不可以混乱。韩文公的《原道》和《尚书》的《尧典》，大概就是这样；其他文章都可以称为变体。譬如山林园圃，各有首尾前后；至于以正体为变体、以变体为正体，以开头为结尾、以结尾为开头，随着时机变化，妙用没有固定方式，如行云流水，本来没有固定形态，出于精微之处，夺得天工，这就很难用固定的形器来寻求了。然而总要以正体为根本，使自然的法度运行其中。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如果起初不知道正道，直接出奇制胜，就会纷乱而不再有纲纪，最终只会失败混乱。《原道》以仁义立意，道德随之而来，所以老子舍弃仁义，便不是所谓的道德。它谈仁义，难道还不够宏大吗？接着又叙述异端扰乱正道，又逐一叙述古代圣人不得不使用仁义来治理天下。这样看来，佛、老舍弃仁义，就不足以治理天下；前后反复说了好几层，最后又以治理天下、中庸之道作结，说明尧、舜、禹、汤、文、武相传的仁义，并非出自我个人的臆想。最后以‘使人烧毁他们的书’作结，认为一定要这样禁止以后，仁义才可以实行，于是全文完成】迂斋批注说【措辞严厉，义理正大，攻击佛、老，文章有开有合、纵横自如，如同引绳串珠】全篇依照东莱的批注。全篇增入迂斋批语。博爱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依循此道而行叫作道，自身充足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散起】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德是空泛的位置【楼氏说：看出这是虚位】所以道有君子之道，也有小人之道；德有凶德，也有吉德【老子把仁义看得狭小，并不是毁谤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狭小【这是老子思想的根源】坐在井里观看天空，说天空很小，并不是天空小，而是他把和煦亲爱当作仁，把孤立自守当作义；他把仁义看得狭小，也就理所当然了【吕氏说：这是全篇纲目的意思】他所说的道，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为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他所说的东西称为德，并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合仁与义而言，是天下共同认可的说法；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排除仁与义而言，是一个人的私说【《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著上下篇，谈论道德的意义，共五千多字】周公之道衰落，孔子去世【异端流行有了根源】秦朝焚烧了经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请求史官所掌除秦国记载外全部烧毁，天下敢收藏《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的人，都交给郡守、郡尉杂烧】汉代崇尚黄老之术【《曹参传》载，听说胶西有个盖公善于讲黄老之学，便派人带厚礼请他来。盖公说，治理之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安定；于是曹参避开正堂，让盖公居住，并按照黄老之术治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又据《儒林传》，汉景帝不任用儒生，窦太后又喜好黄老之术】【《汲黯传》说，汲黯学习黄老之术，治理官府和百姓，喜欢清静】晋、宋、齐、梁、魏、隋之间流行佛教；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于杨朱一派，就归于墨翟一派【《孟子序》说，异端纷纷兴起，杨朱、墨翟放荡的言论流行】；不归于墨翟，就归于老子；不归于老子，就归于佛教。进入这一方，必然从另一方出来；进入的被奉为主，出来的被视为奴；进入的得到依附，出来的受到污辱【这里说的是人转入异端】唉！

译后世的人如果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还能跟随谁去听呢？信奉老子的人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信奉佛教的人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替孔子说话的人习惯听到这些说法，反而喜欢它们的荒诞，自认为见识渺小【吕氏说：这是追随异端的弊病根源】还说：“我的老师也曾经拜他为师”，不但把这话说在口头上，还写进他们的书里【《孔子家语·观周》篇载，孔子对南宫敬叔说：我听说老聃博古通今，通晓礼乐的本源，明白道德的归宿，这就是我的老师；现在将要去向他请教礼】唉！后世的人即使想听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到哪里去求呢？人喜欢怪异，真是太过分了【吕氏说：承接有力】不探求开端，不追究末尾，只想听闻怪异。古代作为百姓的有四类【《左传·成公元年》说：古代有士、商、农、工四民】如今作为百姓的有六类【吕氏说：把佛、老合并进去就是六类；楼氏说：古今合说】【增添了佛、老】古代的教化者占四类中的一类，如今的教化者占六类中的三类。农民之家有一家，靠粮食生活的人家却有六家；工匠之家有一家，使用器物的人家却有六家；商人之家有一家，依靠他们供给物资的人家却有六家【吕氏说：这里的用字很新】【警醒】这样下去，百姓怎么会不贫困并且盗窃呢？古代的时候【楼氏说：说古代】人受到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并建立统治【吕氏说：这一句使文章生发出来】，然后教给人们互相生养的道理；为他们建立君主，为他们建立老师【吕氏说：这是文章的眼目】【圣人治理天下是有条理的】驱逐虫蛇禽兽，让人居住在中原；人寒了，就给他们制作衣服；人饿了，就给他们准备食物；人住在树上会跌落，住在洞穴里会生病，于是给他们建造房屋；设置工匠来充足他们的器用；设置商人来沟通有无；设置医药来救助那些本应夭折的人；设置丧葬祭祀来增长人们的恩爱；制定礼制来排列尊卑先后；制作音乐来宣泄郁结；制定政令来统率懈怠疲倦的人【吕氏说：与‘倦’相同，是疲劳、懈怠】【庄子学习道术而不知疲倦】制定刑罚来铲除强横顽梗、互相欺凌的现象【吕氏说：转接得好】制作符节、印玺、斗斛、权衡来使人彼此信任，防止互相争夺【吕氏说：转接得好】修筑城郭、制造兵甲来守卫；祸害将至，就替他们准备防备；忧患发生，就替他们设置防范【楼氏说：看他连续使用十四个‘为’字】如今他们却说【楼氏说：再说佛、老】‘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开斗，折断秤，百姓就不会争夺’【楼氏说：这是佛、老的说法】

译【吕氏说：反复论说】【《庄子·胠箧》篇说：河川干涸，山谷就空虚；丘陵夷平，深渊就充实；圣人死去，大盗就不会兴起，天下太平而没有祸乱】‘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即使尊崇圣人来治理天下，也就是尊重大盗盗跖的利益。制作斗斛来计量，他们连同斗斛一起偷走；制作权衡来称量，他们连同权衡一起偷走；制作符玺来作为信物，他们连同符玺一起偷走；制定仁义来矫正他们，他们连同仁义一起偷走。所以说，绝弃圣人和智慧，大盗才会停止；抛弃玉器、毁掉珍珠，小盗才不会兴起；焚烧符节、打破印玺，百姓就会变得质朴鄙陋；剖开斗、折断秤，百姓就不会争夺。唉！这只不过是没有思考罢了【原文‘如’字疑衍】。古代如果没有圣人【楼氏说：再次起笔】人类早就灭亡了【吕氏说：这一段与上文相互照应】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羽毛、鳞甲来抵御寒暑，也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因此，君主就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就是执行君主命令、把命令传达给百姓的人；百姓就是出产粟米丝麻、制作器皿、流通财货来侍奉上层的人。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作为君主的依据；臣子不能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就失去作为臣子的依据；百姓不出产粟米丝麻、不制作器皿、不流通财货来侍奉上层，就要被诛杀【吕氏说：这是说明佛、老之说不可实行的意思】如今他们的教法却说【楼氏说：也是佛、老的说法】必须抛弃君臣关系，除去父子关系，禁止相互生养的道理，以求他们所谓的清静寂灭【吕氏说：又说明佛、老之说不可实行的原因】唉！他们幸好出现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斥退；但他们又不幸没有出现在三代以前，因而没有受到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纠正【吕氏说：刚健有力，出人意外】【关键】帝和王，称号名称虽然不同，但他们成为圣人的原因是相同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口渴了饮水，饥饿了吃饭，事情虽然不同，但其中体现的智慧是相同的。如今他们却说【楼氏说：又是佛、老的说法】‘为什么不实行太古时代那种无为无事的做法’【楼氏说：攻击佛、老】这也就像责备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把葛衣穿得容易些？’责备饥饿时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把饮水做得容易些？’《传》说：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性昭明于天下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齐自己的家庭；想整齐家庭的人，先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内心的人，先使意念真诚【《大学》】既然这样，古代所谓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是要有所作为的。如今却【楼氏说：说佛、老】只想治理自己的内心而置国家天下于不顾，毁灭人伦常理，做儿子的却不把父亲当作父亲，做臣子的却不把君主当作君主，做百姓的却不去从事自己的本业。孔子作《春秋》时，诸侯采用夷狄的礼制，就把他看作夷狄【《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采用夷礼，所以称他为‘子’】夷狄进入中原而采用中原礼制，就把他看作中原人【《谷梁传·文公九年》说，楚子派荻来聘问；楚国没有大夫，为什么称他为荻？因为他来到我国，所以褒扬他】经书说：‘夷狄如果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论语·八佾》】《诗经》说：‘抵御戎狄，惩治荆、舒’【《诗经·鲁颂·閟宫》】【吕氏说：引用证据有力】如今却把夷狄的法则置于先王教化之上【楼氏说：与后文相照应】，这样看来，差不多就要互相跟随而都变成夷狄了【吕氏说：收束归结】那么，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博爱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依循此道而行叫作道，自身充足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吕氏说：反复照应前文】。楼氏说：这与前面许多说法相互照应，是作文的法则】它的文章是《诗》《书》《易》《春秋》，它的制度是礼、乐、刑、政；它的人民有士、农、工、商；它的身份关系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服饰用麻和丝，居住在宫室，食用粟米、果蔬、鱼肉；它的道理容易明白，它的教化容易实行。因此，用它来修养自己，就顺畅而吉祥；用它来对待别人，就仁爱而公正；用它来存于内心，就和谐而平正；用它治理天下国家，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不恰当的。这样，活着就能得到人的真情，死后就能完成人的常道；在郊外祭祀，天神便降临享用；在宗庙祭祀，人鬼便来享食。有人问：‘这道是什么道？’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前面所说的老子和佛教的道’【吕氏说：关键处锁定了全篇意义】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和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这种传承就失传了【吕氏说：流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承接上面几句很有力，全篇精神正在这里】荀子和扬雄虽然有所选择，却不够精纯；虽然有所论说，却不够详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从周公以上，处在上位而成为君主，所以这种道理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处在下位而成为臣子，所以这种学说能够流传长久。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堵塞就不会流通，不停止就不能前进。使他们成为普通人，焚烧他们的书，拆毁他们的住所【楼氏说：又说清除异端的办法】，阐明先王之道，用它来引导鳏、寡、孤、独以及残废疾病的人，使他们都有所供养。这样或许差不多就可以了【吕氏说：语气收得很好】【文章主旨又见于此】《原性》【昌黎本作《性原》】斆斋批注说【这篇文章讨论人性的三种品级，孟子、荀子、扬雄的说法都只举出其中一层而遗漏了上下两层】全篇有斆斋批语。性，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情，是接触外物以后产生的东西【从两个方面同时说起】。性的品级有三种，而构成性的因素有五种【下面说明性与情的区别】。情的品级有三种，而构成情的因素有七种。问：为什么呢？答：性的品级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性，只是善而已；中等的性，可以引导它向上，也可以引导它向下；下等的性，只是恶而已。构成性的因素有五种：仁、礼、信、义、智。上等的人对待这五种德性，以其中一种为主，而把其余四种贯彻实行。中等的人对待这五种德性，五者没有一种完全缺少，只是其中有的少、有的多【另一版本作‘及’】；对于其余四种，则混杂不纯。下等的人对待这五种德性，违背其中一种而悖逆其余四种。性对于情，要看它所属的品级。情的品级也有上、中、下三等。构成情的因素有七种：喜、怒、哀、惧、爱、恶、欲。上等的人对待这七种情感，情感发动时，总能处在适中的位置。中等的人对待这七种情感，有的过分，有的缺失，但仍然努力求得合乎中道。下等的人对待这七种情感，既有缺失又有过分，只是任凭情感直接行动。情对于性，也要看它所属的品级。孟子谈性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引用三种说法来作证明】；荀子谈性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见本篇】；扬子谈性说：‘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原文有缺字】

译是起初善而后来趋向恶吗？还是起初恶而后来趋向善？起初是混杂的，而现在却成为善。是恶吗【提出辨难】？他们都只举出了中等的情形，而遗漏了上等和下等；都得到其中一端而失去了另外两端。叔鱼出生时【列举性恶的三个事例加以辨析】，他的母亲看见他，就知道他一定会因贿赂而死【《国语·晋语》记载，叔鱼出生后，他的母亲看了他说：‘这是虎眼、猪嘴、鹰肩、牛腹，像山谷一样的欲望可以填满，却无法满足，他一定会因贿赂而死’，于是没有再看他】。杨食我出生时，叔向的母亲听到他的哭声，就知道羊舌氏的宗族一定会被灭亡【‘食’读作‘嗣’；《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夏，晋国杀死祁盈和杨食我，于是灭掉祁氏、羊舌氏。当初叔向娶申公巫臣的女儿为妻，生下伯石。伯石刚出生，子容的母亲跑去告诉姑母说：‘长叔姒生了男孩，姑母去看看。’听到孩子的哭声就回来，说：‘这是豺狼的声音，狼崽子有野心，如果不杀掉他，羊舌氏一定会因此灭亡。’于是没有去看】【注：杨，是叔向的封邑；食我，是叔向的儿子；就是伯石】越椒出生时，子文认为这是大忧患，知道若敖氏的鬼魂将来会没有祭祀供食【《左传·宣公四年》记载，楚国左司马子良生下越椒，子文说：‘一定要杀掉他。这个孩子有熊虎的形貌、豺狼的声音，不杀他，若敖氏必然灭亡。’子良不听，子文把这看作大忧患。等到将死时，他召集族人说：‘越椒掌握政权，赶快离开吧，不要遭遇灾难。’并且哭泣说：‘鬼魂尚且求得祭食，若敖氏的鬼魂难道不会挨饿吗……’】人性果真是善的吗【辨析性善说】？后稷出生时，他的母亲没有灾祸；他刚开始爬行，就显得聪慧高峻【《诗经·生民》篇说：‘终于开始爬行，很能显出聪慧’；注释如此解释】；文王在母亲腹中时，母亲不忧虑；出生以后，保傅不劳心；学习以后，老师也不烦劳【《国语·晋语》说：文王在母亲腹中时母亲不忧虑，在保傅那里不劳烦，处在老师那里不烦扰】。人性果真是恶的吗？尧的儿子朱、舜的弟弟均、文王的儿子管叔和蔡叔，受到的习染并非不善，但最终成为奸恶之人【《史记·本纪》】；瞽叟的儿子舜、鲧的儿子禹，受到的习染并非不恶，但最终成为圣人【原文少‘人’字，《史记·本纪》】。人性果真是善恶混杂的吗？所以说：‘这三位先生谈论人性，只举出中等的情形而遗漏上下两等；得到其中一端而失去另外两端。’有人问：‘那么，性格处于上等和下等的人，最终都不能改变吗？’回答说：上等的性格通过学习会更加明白，下等的性格畏惧威严便会少犯罪，因此上等的人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下等的人可以通过约束而控制【阐明学习的作用】。至于品级本身，孔子说是不能改变的。有人问：‘如今谈论人性【一版本作“情”】的人，为什么与此不同？’回答说：如今的说法，是夹杂佛、老思想来说的【责备后世】。夹杂佛、老思想来谈论，还有什么说法会不不同呢？《原人》【昌黎】斆斋批注说【这篇文章讨论人，是以夷狄、禽兽为对象，说明圣人一视同仁】东莱批语增补。呈现在上方的，称为天；呈现在下方的，称为地；承受天命而处于天地之间的，称为人【如鼎足而立地提出三种说法】。呈现在上方的，日月星辰都是天；呈现在下方的，草木山川都是地；承受天命而处于天地之间的，夷狄、禽兽也都是人。有人问：‘既然这样，我把禽兽称为人，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指着山问：‘这叫山吗？’回答说：‘可以叫山。’山中有草木禽兽，所以把它们都包括在山之中。指着山中的一棵草问：‘这叫山吗？’回答说：‘叫山就不可以。’所以天道混乱，日月星辰就不能按正常轨道运行；地道混乱，草木山川就不能保持平和；人道混乱，夷狄禽兽就不能得到合乎本性的对待。天，是日月星辰的主宰；地，是草木山川的主宰；人，是夷狄禽兽的主宰。作为主宰却暴虐对待它们，就不能履行主宰的道理。因此圣人一视同仁，厚待亲近者，同时推举远方的人【吕氏说：结尾极好】《原毁》【昌黎】斆斋批注说【这篇文章论述古代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周全；后世懈怠的人不能修养自己，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自己】迂斋批注说【把人情世态写得曲折尽致】古代的君子，对自己的要求严格而周全【斆斋说：开头提出两个方面】，对待别人宽松而简约。对自己严格而周全，所以不懈怠；对别人宽松而简约，所以别人乐于行善【斆斋说：回应上文；迂斋说：照应上面两句】。听说古代有一个叫舜的人【斆斋说：引用舜作证明】，他的为人，是仁义之人【《孟子·离娄下》】。探求他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便这样要求自己：‘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我从早到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趋近于像舜的地方。’听说古代有一个叫周公的人【斆斋说：引用周公作证明】，他的为人，是多才多艺的人【《尚书·金縢》】。探求他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便这样要求自己：‘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我从早到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周公的地方，趋近于像周公的地方。’舜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周公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得上他【迂斋说：这里已经含有‘严格而周全地要求自己’的意思】。这样的人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忧患。’这不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周全吗？至于对待别人【斆斋说：为下句作证明】，他说：‘那个人能够做到这些，这就足以成为善人了；

译能够把这一点做好，这就足以称为有才艺的人了。取其一项，不责求其第二项；只看他的今日，不追究他的过去，战战兢兢，只怕这个人不能得到行善的机会。一种善行容易修成，一种技艺容易学会。”他对待别人却说：“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够了；说能够做好这一点，这也就够了。”这不也是对待别人轻率而简略吗？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斆斋说：这是贬斥后世；赵本没有“则不然”三字）。他责求别人很详尽（迂斋说：“详”与“轻约”相反），要求自己却很简略（迂斋说：“亷”与“周重”相反）；要求详尽，所以别人难以行善；要求简略，所以自己取得的成就很少。自己还没有什么善行，却说：“我能做好这一点，这就够了。”自己还没有什么才能，却说：“我能做到这一点，这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良心，尚未取得多少成就便停止了。这不也是对自己要求太简略吗？他对别人说：“他虽然能做到这一点，但这个人不值得称道；他虽然擅长这一点，但他的作用不值得称道。只举出他的一项，而不计较他的十项；只追究他的旧过，而不考虑他的新成就，战战兢兢，只怕这个人有声誉。”这不也是责求别人太详尽吗？所谓这样做，不是用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用圣人的标准期待别人；我看不出这算是尊重自己。虽然如此，产生这种现象是有根源的，就是怠惰和嫉妒（迂斋说：怠惰与嫉妒虽不同，却是同一种病根）。怠惰的人不能修养自己，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自己。我曾试验过这种情形。有一次我对众人说：“某人是贤良之士，某人是贤良之士。”（斆斋说：这是正面说法。）回应我的人，一定是与这些人有关系的；否则，就是那些与他们疏远、不能同他们分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们的人。若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会在言语上发怒，怯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发怒。又有一次我对众人说：“某人不是贤良之士，某人不是贤良之士。”（斆斋说：这是反面说法。）不回应的人，一定是与这些人有关系的；否则，就是那些与他们疏远、不能同他们分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们的人。若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会在言语上高兴，怯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高兴。因此，事情办得好，诽谤就兴起；德行越高，毁谤越随之而来。唉！读书人处在这样的世道中，还想求得名誉光显、道德推行，真是困难啊。将来如果有在上位做官的人，能够得到我的这番话并保存它，他的国家大概就可以治理好了。《古文集成》卷六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 《古文集成》卷六十九。宋·王霆震编。前壬集八。原 《原化》【皮日休】斆斋批语【“原”是探究事物起始的意思。这篇文章推究圣人教化的来源，并辟斥佛教扰乱中国，以孟子拒斥杨墨、韩公辟斥佛老两件事作证。】有人说（设问起笔）：圣人的教化出自三皇，完成于五帝，确定于周公、孔子。它的实质是道德、仁义；它的文饰是《诗》《书》《礼》《乐》。历代的君王没有改变这些而能够治理好天下的。到了东汉，西域的教法才开始流传到中原（佛教兴起）。中原百姓，举族产生敬信，倾尽财产布施救济；儿子离开父亲，丈夫离开妻子，愚昧顽钝的人都仰慕它的风尚，踏入它的门径，像百川汹涌奔流，无法阻止。这是什么原因呢？所谓圣人的教化，不是说要教化百姓吗？如今知道教化百姓的，只有西域人罢了（西域人就是佛教徒；后汉显宗曾从西域国迎来佛骨，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有人说圣人的教化，家家户户便都把他当作笑柄，难道圣人的教化还不如西域人的教化吗？这多么乖戾啊（辨析）。这样说：上天还没有厌弃混乱，所以没有世世代代都产生圣人；圣人的道存在于言论之中，他的教化顺应大道。那些废弃圣人的言论、违背圣人教化的人，就是乖戾的。古代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孟子排斥并驳斥它们，已经阐明得很清楚了（引孟子作证）。所以有周公、孔子，就必然有杨朱、墨翟，关键只在于有没有孟子罢了。如今西域的教法，根基像山岳一样高，源流像大海一样深，对社会的扰乱比杨墨更加严重。如果读书人都这样，那么谁才是孟子呢？千百年以后，只有一个昌黎先生（引韩公作证），露着手臂瞪眼直视，在千百人中斥骂他们；他的言论虽然流行，道却不能胜过他们。假如穿着轩车衣裳的士大夫世世代代都有昌黎先生，我就把他们看作孟子。譬如天下百姓全都是桀那样的百姓，假如其中只有一个尧那样的百姓，凭一个尧民的善，难道能教化天下桀民的恶吗？那么有心于道的人，才是尧民。唉！如今的士人，大多率领邪道来驾驭众人，掌握乱局来治理天下，他们的贤能尚且如此（责备当世）；还希望不肖之人反过来教化他们，难道不是困难吗？难道不是困难吗！《原过》【王安石】全篇依照斆斋批语作防护说明 天有过失吗？有，日月陵犯、经历、争斗、亏蚀就是。地有过失吗？有，崩塌、松弛、枯竭、堵塞就是。天地都有过失，最终却没有因此倾覆、承载失常，为什么呢（挽救前面两说）。【问】能够善于恢复常态（回答）。人处在天地之间，本来就不能没有过失（说人有过失）。最终却不妨害他成为圣人和贤人，为什么呢（再次挽救前说）。【问】也在于善于恢复常态（回答）。所以太甲思考常道（引《太甲》上），孔子说“不要害怕改正过错”（《论语·学而》），扬雄重视迁善（《法言·学行篇》），都是这种方法。我的朋友中有人犯了过错而能悔悟（说犯过而能改正）。悔悟而能改正，别人却说：“这是他从前所做的事罢了，如今所做的事和从前不同，他的本性并不是这样，只是修饰外表来欺骗世人。”这哪里是懂得道理的话呢？上天把五行赋予万物，人本来完全具备它们（推尊人的本性）；拥有它们却不思考，便会丧失；思考却不实行，便会荒废。有一天认识到从前的错误，充分地思考并实行它，这就是失去的重新得到，废弃的重新振兴。反而说这不是他的本性，就是率领天下人残害本性。而且假如一个人有财物，被盗贼抢去，后来又找回来了，却说：“这不是这个人的财物，因为它先前被盗贼抢走过。”可以吗？不可以。财物在自己手中，尚且不如本性属于自己更为根本。财物失而复得，说不是他的财物，尚且不可以；本性失而复得，说不是他的本性，可以吗（把根本道理说透）。《法原》【淇水】迂斋批语【用警戒、防范的话改变陈旧说法，以突出奇特的句子表达新意，这就是所谓把臭腐化为神奇。】法是什么？是圣人用来整齐天下各种行动的、至为公正而确定的制度。它的根源出于道德、礼义，它的作用分散在号令、赏罚之中。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凭借法而长久存在的。昏乱的时代曾有不守法的君主，面对人们众多欲望而奔趋的情形又能怎么办呢【缺字】市民欲望很多，却没有法来约束【缺字】有手臂的人便抢掠，有脚的人【缺字】奔走争夺他人的财物，聪明的人【句未完】。给愚笨的人，使他们兼有声色耳目的享受罢了；人群纷乱嘈杂，距离禽兽只差毫厘。所以圣人为此制定法令，使天下无论强弱、大小、贵贱、远近，没有谁敢不统一遵守法令。遵守法令就安定，不遵守法令就危险；遵守法令就能得到所欲而生存，不遵守法令就会失去所欲而死亡。正因为如此，法令一经确立，天下人心就安定；天下人心安定，治理之道也就完备了。法最为尊贵，君位次之（取法于《孟子》）。法坏了，百姓就会灭亡；百姓灭亡，君主又怎么能尊贵而安稳呢？因此君主尊重法，害怕法不能确立，所以以身作则；害怕天下人轻视法而使法败坏，所以每办一件事都不敢忘记法。赏罚依据法令，号令依据法令，取用和给予依据法令，罢免和任用依据法令，杀戮和生养依据法令，行动和静止依据法令；把法看得像神物一样不敢轻慢，像天降地设一样，不敢随意破坏更改。不因一件小事有害便损害法，不因一时的苟且利益便增加法，使天下没有不遵守法令而自行其是的人。因此聪明人不能越过法令谋划，善辩者不能越过法令议论，士人不能背弃法令求取声名，臣子不能背弃法令建立功劳。我的喜悦可以抑制，我的愤怒可以止息，但法不可背离。即使骨肉亲属也可以依法施刑，即使亲爱之情也可以消灭，但法不可屈服。因此即使是成王的叔父，也不能凭流言扰乱政事（大意不过是实行法令，不因贵近而徇私；意思只是说没有这种人）；高祖的父亲，也不能屈损君臣之礼；文帝、元帝的儿子，也不能越过王宫门、截断驰道；光武帝的姐姐，也不能包庇奴婢而使官吏百姓受害。像孝王那样受宠爱，像韩氏、邓氏那样受宠幸，像陈汤、冯奉世那样有功，像郭解那样有义，也不能免于有关官吏的议论，天下人也不敢徇私，因为害怕由此开启破坏法令的根源，后来人人争相把它作为先例。因此，圣明君王的法令，左职不代替右职，右职不代替左职；上级不夺取下级的职权，下级不侵犯上级的事务。任廷尉的，不因才力有余便去讲说礼乐；任太常的，不因官位优越、事务较少便去谈论刑法。士人不能做工商，商人不能做士人。如今大工匠建造大屋，墨线和图样一经确定，木料的曲直、大小、长短，都必须符合我的绳墨规矩；有参差不齐、互相抵触不合的地方，就用斧头削、用火烧、用括器刮平罢了。

译如果毁掉我的图样而顺从木料本身的形状，那么工匠劳累而事情拙劣，纷乱而无法治理。所以圣王制定法令，贤王守护法令。制定法令的人，使法令一定出于道德、礼义，然后颁布给天下作为法；守护法令的人，使赏罚、号令一定出于法，然后据此施行赏罚、发布号令。法令不出于道德…… 礼义的【缺字】法令不是法令，过不了多久就会返回；赏罚、号令【原文残缺】。号令不出于法【缺字】不是政事的，法令就会败坏，天下也不会服从。因此法令统一就有威势，法令有两套就使人疑惑；法令稳固，君主就尊贵；法令动摇，君主就削弱。法令施行，纲要简明而政治清明；法令繁多而不能施行，就烦琐散漫而没有功效。如今一个人独居深宅之中，传递一尺长的纸张，便能像风驰雷行一样，在千里之外决定人的生死和任免；让一个瘦弱衰老、只能勉强穿戴衣冠的人，拿着一方小印，坐在帷幄之中，像驱使羊猪一样进退万夫。童子坐在深室，群集天下湖海的珍奇；处女佩戴珠玉站在街道上，乌获瞪眼也不敢动，因为法令在那里。所以天下人把法令看作藩篱，把守法看作疆界。强者因此收敛，弱者因此安全。法令的作用真大啊！这是君主保护天下、天下赖以生存的东西。昏庸的君王却不是这样，不能用法令制胜自己的私欲，也不知道自己同样要依靠法令才安稳（就是赵奢所说的道理）。所以他放纵欲望而轻慢法令，心里仿佛说：“法令是我可以自行制定的，法令又有什么关系呢？”亲近宠爱的人，便不费劳力就封爵；有罪也不诛杀；有时利害只像毛发草芥那么小，却随意改变大法。名分不能确立，各种官职互相侵犯；每天更改，逐月变易，人们不知道应当遵循什么。下属都知道法令容易被扰乱、可以逾越，那么险诈庸劣、诡谲奸巧的人便施展私意来撼动法令；侥幸谄媚、邪僻逢迎的人便倚仗君上的恩宠来贿赂法令；强悍暴戾、杰出勇健的人便施展乱力来触犯法令。这样一来，法令就灭亡了。法令灭亡，百姓灭亡；百姓灭亡，国家也就灭亡了。譬如藩篱，奴仆跳过、踩破、挖穿它，而主人不加禁止，怎么能使盗贼不窥伺并保全屋中财物呢？譬如封界的障碍和隧道，牧羊童、放牛人已经留下践踏、穿行的道路（董安于有此意），怎么能阻止众人不来而保全其中的果蔬庄稼呢？有人说：关于法的学说，难道不是拘泥固执、妨碍事情，失去圆通而顺应事物的道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法是天下共同的法，是千百世都应守护的法，是大道。所谓通变，是臣下的私意，是一时的苟且便利，是短浅的办法。法令相同而治理结果不同，是官吏不能执行法令，是官吏的罪过。法不可轻率制定，也不可屡屡改变。制定法令的君主，必须像禹、汤、文王、武王、汉高祖、唐太宗；议定法令的臣子，必须像皋陶、伊尹、周公、召公、萧何、张良、房玄龄、杜如晦。晁错尚且不能做到，何况庸人呢？我私下观察当今世道，朝廷有时放松祖宗的法令，群臣有时轻慢朝廷的法令，大臣有时任凭胸中意气而轻视法令，庸俗士人有时制造众多辩说来侮辱法令。做地方长官的人，有时在法令之外擅自决断，以此显示才能；我担心纲纪制度因此灭亡，所以写了《法原》。《势原》【李清臣】迂斋批语【能够说出别人说不出的意思，只是文字刻削得稍微过分了一些。】君主因此安危、国家因此存亡、治乱和命令因此能否施行的，是形势。不善于认识形势，就不能做开创基业的君主；不知道形势的可怕，因而失去审慎权衡的能力，就不能做守成的君主和经世的臣子。所以善于治理国家，关键只在形势。顺着事理和形势就能推行，违背它就会变化；行动就危险，停止就平安。轻微的力量可以变得沉重，缓慢的事物可以变得迅速。因此事物有极小而力量不可胜的，事情有极易而功效不可胜的。起点细如毫毛、针尖，结果却巨大如丘陵；根本在两手合抱之处，影响却远达极北荒远之地，这就是形势。像门的转动，车的奔驰，弓的弯曲，箭的飞射，秤用一个砝码举起数倍重物，水流入低洼的泽地，原野之火在风中蔓延，军队以少数奋击而使多数逃走，人凭借高处控制低处，都是形势。哪里只是万物如此呢？如今一个人却能胜过天下之大，控制天下之众，兼听天下广大的事务，力量充沛而有余，这不是形势又是什么呢？所以明智的人利用形势，昏暗的人被形势利用。明智的人抓住最关键的地方，掌握关节和枢纽；行动或静止由我决定，开放或关闭由我决定，放松或紧张由我决定。每一项教化、每一道命令、每一次赏赐、每一项惩罚，都必须用形势来辅助。因此教导后人们容易实行，发布命令后人们迅速服从；赏一个人，千万人就受到劝勉；罚一个人，千万人就感到畏惧。仁德只施加少许而喜悦的人很多，义理只略加接近而服从的人很远。没有别的原因，是事理和形势造成的。教令、赏罚即使合乎仁义，却没有形势辅助，也必然变成逐一治理每个人。逐一治理每个人，教化就一定难以施行，命令也会繁琐；天下的善行无穷而赏赐不足，天下的恶行无穷而惩罚不足，天下百姓无穷而仁义不足。没有别的原因，是事理和形势没有先行。千百代的君主，弯着手指就可以数清了。有的善，有的恶，有的仁，有的义，他们之间的差别不能超过铢寸，然而功名往往相差数倍，祸福往往相差百万，没有别的原因，是形势不同造成的。成汤为放走罗网中的禽兽而祝祷，三十六国归附；文王为枯骨下葬，天下三分而有其二。千百代的君主，德行有超过成汤、文王的，但汤、文王却利用这些事情取得天下的帮助，是因为顺从民情而汇聚了天下的形势。当形势掌握在桀、纣手中时，夏台的囚禁、羑里的牢狱，像拘禁普通人一样；等到善恶显露，形势变化转移，就像林中军队聚集而无人敢射，车中的木制神主【此处文字无人能说出其意】。所以天下的形势安定，就【缺字】而安定；难以抵挡其安定，垂着衣带、端正衣冠【缺字】拱手坐在朝堂。深宅内室和门窗之中【缺字】，上面的尊贵光明如天日，宏大幽深如【缺字】。

译雷霆般的威势温和如雨露，严肃威猛如【缺字】，天下没有不奔走趋附的。鞭打海外的蛮夷，就像制服儿童和妾妇。即使有刘邦、项羽那样的魁伟雄杰，曹操、司马懿那样的奸诈豪强，也一定会老死在百姓的户籍中，甚至不敢唱说这件事，何况由昏庸幼弱之人来做呢。坐在先王的位置上，承受先王的百姓；朝廷中有先王遗留下来的老臣故旧，事务有纲目制度。先王的恩泽还没有枯竭，天下的形势还没有运转变化，便自以为安稳，以为没有危险的事。任凭一次喜怒，放纵一种嗜欲，却还没有感到祸患逼近，便以为可以这样做而不会受伤害。习惯于知道天下人尊敬服从自己，便以为人们终究不敢踩踏御马的草料、触碰园中的兔毛。于是摇动关纽，玩弄机枢；行动静止不按时机，开合不依法律，张弛不守节度。淫乐充满宫中，怨毒充满天下；一朝轻率变更，祸患却遗留千日。民心转向他处，君主的权柄旁落，形势骤然翻转而离去。即使想使它安定，也不可能了。私下用山的高厚作比喻：万夫不能把它推倒毁坏；但朽土在内部生成，巨石在上方震动，等到它倾倒，人力便不能支撑维持。这不是天意，而是形势。因此前代圣人开创基业，总是兴起当今的利益，改变从前的祸害。因此，治理天下的措施非常完备，忧虑天下的思考也非常深远。长期联结民心，天下的形势就坚固严密，成为不可拔除的局面。即使维持日久，也不可能没有裂缝、缺漏和蛀蚀；不过它的剥蚀也是逐渐发生的。后来只要顺应时势加以修治罢了：过于繁琐，就使它简约；有危险，就使它平稳；有扰乱，就使它安定；力量微弱，就加以培育；力量薄弱，就予以扶助；事情急迫，就使之舒缓；事情迟缓，就加以推动；有所阻塞，就加以疏导。使万事的规律、百物的节度，都不至于走到穷极而发生剧变，那么形势就能长久维持，不会出现危亡的征兆。所以，形势掌握在我手中时，只要我蓄积得牢固，把握得审慎，就在行动不便时暂且守成。因此，形势为我所驱使，天下没有谁能够违抗。假如一旦失去驾驭形势的关键，它就会在外部横冲直撞、奔腾强悍，再也无法挽回。即使拥有天下，也会在一旦之间被驱赶、排挤、推压而倒下。所以我说：形势的运行，像门轴的转动，像车子的奔驰，像弓弦张圆，像箭矢激射，像用一个秤锤举起数倍重物，像水流注入低洼的泽地，像原野的大火在风中蔓延，像军队以少数奋战而使多数逃走，像人登高而控制低处。它一旦发动，就不能不谨慎。君主懂得形势，那么处在治理之时就像将要发生动乱，处在存续之时就像将要灭亡，处在安定之时就像将有危险；这样，动乱、危险和灭亡也就都不会到来。所以我写了《势原》。《古文集成》卷六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七十，宋代王霆震编，前癸集第一。辞。《秋风辞》（有序，汉武帝）。休斋说：“诗演变为骚，骚又演变为辞，都可以歌唱。词兼有诗和骚的声调，而尤其简约深邃。汉武帝因在汾阴祭祀后土，作《秋风辞》一章，共换了三次韵。它的节拍短促，声调哀切，这大概就是词的起源吧。” 皇上出行到河东，祭祀后土，回头眺望京城，心中十分欣喜。在河中与群臣饮酒宴乐，皇上非常高兴，于是亲自作《秋风辞》说：秋风吹起啊白云飞扬，草木枯黄凋落啊大雁向南归去。兰花有秀美的花朵啊菊花散发芳香，怀念贤美的人啊无法忘怀。【济说：这里的“佳人”指群臣。】【休斋说：这三韵一换。】泛舟楼船啊渡过汾河，横在河流中央啊激起洁白的波浪。箫和鼓奏鸣啊船桨划动伴着歌声，欢乐到了极点啊悲哀的情绪却有多少。壮盛的年华还能有多久啊，面对衰老又能怎么办呢？【休斋说：六韵一换，错杂成章，也是楚辞的体制。】《连昌宫辞》（元稹）。东莱先生集注。连昌宫中竹子长满宫苑，年深日久无人管理，森然密集，仿佛捆束在一起。墙头又有千叶桃树，风一吹，落花纷纷飘红。宫旁的老人哭着对我说：“我年少时被选入宫，曾经因而进入上皇的内廷。那时正在望仙楼，太真也一同倚着栏杆站立【贵妃被召入宫中，号为太真】。楼上楼前全是佩戴珠翠的人，珠光闪烁，灿烂辉煌，照耀天地。回来后如在梦中，又像痴了一样，哪里还有时间详细说宫中的事情？寒食节前后刚过一百零六日，店铺没有炊烟，宫中的树木一片碧绿。半夜月亮高挂，弦索乐器奏响。贺老弹琵琶为宴席定调，力士传令呼唤寻找念奴【《开元天宝遗事》说，念奴善于歌唱，从未有一天离开皇帝身边；她常拿着拍板，在宴席上顾盼左右。皇帝对贵妃说，这女子姿色妖艳、媚人，每当转声歌唱时，歌声高出朝霞之上，即使钟鼓笙竽一片嘈杂，也不能压住它】。念奴暗中陪着诸位公子住宿，片刻之间找到她，又接连催促，皇帝特地下令允许街中点燃蜡烛。春日娇态满眼，她睡在红绡帐中，梳掠削整云鬟，随即妆束完毕，飞登九天楼。她唱了一声，二十五郎吹管相和，接着演奏《大遍梁州》，一直唱到结束【曲名】；各种乐器声轰然相续【番乐名】。李谟吹奏笛子，靠在宫墙旁偷听到几支新传入的番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五日〕 天刚亮，皇帝的大驾出发，行宫【明皇驻跸蜀郡】中万人在道路上击鼓欢舞，百官的队列仪仗避让岐王、薛王【诸王】。杨氏几位姨姊的车驾争相奔驰【贵妃的三位姊姊，皇帝称她们为姨，分别封为韩、虢、秦国夫人】。第二年十月，东都被攻破，皇帝经过的道路还保存着。安禄山经过时，驱使人们供应饮食，不敢藏匿。百姓都不敢出声，眼泪暗暗落下。两宫安定下来以后六七年【肃宗在灵武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才重新寻找旧日家园；行宫前的庄园已经烧尽，只剩一口枯井。行宫的门扇和台阶旁的树木依然如旧，此后相传六位皇帝都没有到过这里。离宫的门长久关闭，来往的年轻人只听人谈说长安旧事。玄武楼建成了，花萼楼却荒废了【楼名】。去年使者奉诏来砍竹子，偶然遇到宫门打开，便暂时相互追逐。荆棘杂树像梳齿一样密集，堵塞池塘；狐狸和兔子在树木间嬉戏。舞榭倾斜倒塌，台基还保存着。雕花窗幽深曲折，窗上的纱仍然碧绿。尘土埋没了粉饰的墙壁，也埋住了旧日的花钿。乌鸦啄食风筝，珠玉碎裂散落。上皇特别喜爱台阶旁的花，御榻仍然面对台阶。斜斜的蛇从燕巢中钻出，盘绕在斗拱上；蘑菇长在香案上，正对着官署。寝殿连接着端正楼，太真梳洗的楼上顶端还在。晨光尚未出现，帘子的影子一片漆黑。直到今天，珊瑚钩仍然倒挂在那里；老人指给旁人看，因而痛哭。走出宫门后，眼泪仍接连不断地流下。从此以后，宫门又重新关闭，夜夜都有狐狸爬上门来。房屋啊，我听到这些话，内心和骨头都感到悲痛。太平是谁造成的，祸乱又是谁造成的？老人说：“我是乡野老人，这些事情有什么分别？”我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如今为您说来。姚崇、宋璟担任宰相时，劝谏上皇，言辞恳切，调理阴阳，禾黍丰收，内外和谐，没有战争。长官清廉太平，太守善于选拔防守人才，大家都说这是宰相的功劳。开元末年，姚崇、宋璟去世，朝政逐渐被贵妃左右。安禄山在宫中被养作儿子【《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年召安禄山入宫，贵妃用锦绣制成的大襁褓包裹安禄山，让宫人用彩舆抬着他。玄宗听见后宫喧笑，询问缘故，左右回答说贵妃在给禄儿洗浴。玄宗亲自去看，高兴地赐给贵妃洗儿钱，又厚赐安禄山，大家尽情欢乐】。虢国夫人门前热闹得像集市【见前注】。弄权的宰相已经记不清姓名，只依稀记得杨家和李家【杨国忠、李林甫，二人前后在相位共十九年】。朝廷谋略颠倒，天下动摇。五十年来酿成的祸患如今成为创伤【“痏”音羽轨切】。当今皇帝圣明，丞相贤明【指宪宗】；诏书刚刚下达，吴地、蜀地已经平定，官军又攻取了淮西叛贼。如果这个贼寇也被消灭，天下就安宁了。” 年年都在宫前道路上耕种，今年却不再让子孙来耕种。老人这番话意味深长：希望皇帝勤勉地临幸此地，谋划国政时不要再轻易用兵。《延陵怀古辞》（诚斋）。我暂代延陵郡守，那里正是季子的故墟。等到有空登上城楼，放眼四顾，不禁慨然想见季子的风范和功业。后来我又向当地老人询问，古今的士人中，有的在这里建邑，有的在这里寄居，独有三人。于是作《延陵怀古辞》。延陵季子。▯之溪水啊清澈而幽深，惠之山啊云气与它相齐。思念君子啊却不能见到，茫茫野草啊长得繁茂。面向句吴向东而坐，背靠朱方朝北。齐、楚两国横卧在旁，难道不强大而富盛吗？我们的君王本应使贤者安居于国中，难道反而没有帮助吗？不能说季子尚在而吴国就会因此庆贺。蒙昧者说着虚妄的话，认为吴国的灭亡是由于谦让。吴王不能大大继承先王的心志，于是失去了五湖和三江。祭祀太伯，难道竟忽略了吗？反而把声誉传给了子臧。竟不知道百姓不因谦让而不立国，自古以来各国都有灭亡。询问父亲居处的屺岵之山和锄箕等事，又有谁不知道其中的轻重？即使有千辆兵车和一箪食物，也要衡量丰厚与简约，标准就清楚了。等到亲身遭逢利益而惊惧，又有多少人能够不争夺呢？有人说我的札才不美好，札也安然接受而默默忍受。思念啊思念君子；即使天地毁坏、日月停息，那么君子也会随之死去。兰陵令。

译密云覆盖啊终日刮风，刚健与柔顺都闭塞了，连一寸可通行的小路也没有。叹息葵丘会盟、践土会盟的遗迹都已消失，更何况冀方、岐山以及逢单的事迹呢？棠溪铸造兵器，却没有给董泽留下一把蒲剑。燕国的钟没有足，却被造来供齐国宗庙使用；楚国的百姓衰败，秦国却使他们的魂魄相互争斗。六国被一种说法统一了，如果没有张仪、公孙衍的舌辩，秦国也不能使六国臣服。唉，像先生这样的人，连鸡都不如，因为鸡还知道按时啼鸣。收藏着唐虞旧日的冠冕，却拿洙水、泗水之间的破衣来叫卖。乘着方轮、折了车轴，还想抢先扬鞭疾驰。难道不会被家族抛弃、被世人遗弃吗？却能载入万世的通衢大道。伊尹这样的“素王”啊，在中都是圣人；您像兰陵令一样，是圣人的门徒。征召九国诸侯而佩带六枚印信，却连两个县邑的长官都不能同时拥有。倘若不愿用天球、玉磬去换取破旧的瓦罐，那么可叹啊，后世死去的人，难道会舍弃它吗？”},{ 东坡先生。吹奏着赤壁月下的笛子啊，遥望黄州的雪堂；弹奏湘妃的玉瑟啊，织造天孙的锦衣。请先生回来吧，何必怀念眉山的故乡？走遍九州仍觉得天地狭小啊，就把他放置在祝融峰的浩荡水泽之中。斟取乳泉当作美酒啊，食荔枝作为粮食；修葺榕树叶来造屋啊，依托桄榔树的屏障作为厅堂。驱使海涛进入砚滴啊，牵引南斗文星来到笔锋。韩愈啊，欧阳修啊，看先生与他们并列而行。内藏的忠愤不肯泄露啊，光明的文章不能遮掩。请求把镜湖和九关赐给他，在这个地方营造菟裘。我的到来已是暮云低垂之时，与先生遥遥相望。看他的脚印如今在哪里？询问他的故宫，却已经荒废。俯仰之间长久怀念，山川渺远而一片苍茫。《录蝗虫辞》【孙因】。我曾试着把蝗虫中为首而强悍的几只捉来放在面前，责问它们说：“让你们危害庄稼，是天意吗？是人为吗？只有上天施惠于百姓，必定不会让你们使我的百姓受苦。而且，吃百姓本来就是天意；你们吞食百姓赖以生存的天意，使他们身体因饥饿而受苦，上天将要诛灭你们了。赶快离开，不要长久停留。”过了一会儿，仿佛有一只仰头扬眉、跳跃着振股发声的蝗虫，听它说，竟然说道：“如今造成祸害的，难道只是我吗？谋取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不是蝗虫吗？吃着百姓供养的食物，却耽误国家大事的，不是蝗虫吗？逞口舌之利而使国家覆亡、磨牙吮血而成为百姓毒害的，不是蝗虫吗？”所以，穷奇、饕餮，是虞代的蝗虫；夷羿、豷、浞，是夏代的蝗虫；受的臣属亿万，是商代的蝗虫；蹶、楀、家伯、仲允、棸子，是周代的蝗虫；齐豹、庶其、牟夷、黑肱，是春秋时代的蝗虫；仪、衍、申、韩、杨、墨、列、惠，是战国时代的蝗虫；商鞅、范睢、李斯、赵高、王翦、邯郸、赵高？、欣，是秦国的蝗虫；酷吏、游侠、外戚、佞宦，是汉代的蝗虫。大的蝗虫尚且如此，小的更是无法计算。自汉代以来，蝗虫日益兴盛，百姓日益困苦；蝗虫日益肥硕，百姓日益瘦弱。即使唐代贞观、开元年间，号称常有丰乐之年，蝗灾也从未完全止息。唉！蝗虫造成的祸害已经三千多年了！它们匍匐跳跃，实在有很多同类；除掉了又滋生，割除了反而更加繁茂，难道会有穷尽吗？必定会有贤良的史官特意记载这件事，反复记载，又为什么只责怪我呢？况且，那些按通常规程办理政务的官员，无非是急于征收赋税；卖官鬻狱、出售判决，价钱随情节轻重而定，表面上托言为国家谋划，实际上却为自己牟利，这样的人，难道不能称为蝗虫吗？囊中装金、柜里藏帛，堆积得像山岳一样；转运馈赠、收受贿赂，道路上盘根错节；一桌筵席的费用，有时竟达到千索；咀嚼吞食已经竭尽，仍填不满深沟巨壑；自己不耕不种，却取走三百斛禾粮，这样的人，难道不能称为蝗虫吗？天一亮便退朝，整个早晨便退食，水产珍味和陆地产的美食映照着头巾，这里面究竟是谁？穿着羔羊皮裘而为人正直，乘着马车、带着随从，呵斥喧闹堵塞街道；佩玉作响，拖着鞋履，脚步铿锵地趋走；第二天早晨封上奏章，询问他却没有任何内容；每月耗费都内的钱，每天领取太仓的粮食；让辅郡送来醇酒美味，让京府修饰住宅。不要去问《坎》《伐檀》所讥刺的事，也不管鼎中食物倾覆的灾祸，这样的人，难道不能称为蝗虫吗？军队屯聚如云，百万之众中老弱各占一半；询问他们所从事的技艺，不过是针工、缝纫、制革、锻造之类；背米已经气喘，持弓已经出汗；穿着宽大的衣服和华丽的短襦，却在市场边嬉游偷懒；私自占有第一等的差役或名额，终身安闲自在，只知道吃公粮，哪里知道其他事情？这就是冗兵所造成的蝗虫。官署如同传舍，任由他们荫庇子孙；所到之处结党成群，密集而纷杂；舞弄文书，冒领贿赂，啃噬国家的根本；幸而被刺字涅面，后来又成为官军，这就是吏胥所造成的蝗虫。高大的楼阁、宽广的宫殿，金饰【原文“金臒炳防”疑有讹误】光彩耀目；土偶神像上装饰着明珠【原文“防珠”疑有讹误】，墙壁上镶嵌着金钿；百姓愚昧无知，便被祸福之说驱使煽动，这就是夷鬼所造成的蝗虫。节度、观察、防团、遥刺等官，本来应当等待建立功劳，哪里是为了养安享乐？他们以养安为名安逸度日，坐享优厚俸禄，所辖百姓即使有百户，也不足以供养其中一人。贪赃的官吏被斥退回乡，却还能得到真正的祠禄官职，难道想到祠禄也取自百姓的膏血吗？由此推论下去，其他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贵族权要、姻亲家族，乃至奴仆，都倚仗势力强行掠夺，像飞蝗一样吸食人肉；鼓动嘴唇，挥弄羽翼，使道路上的人都侧目而视。凡是这些人，外表都是人，腹中却是蝗虫。他们对百姓造成的祸害，明明白白就是这样。至于懒惰耕田的农民、放荡浮夸的工技、拖曳白绢的商人、编织彩绶的女子、倚靠市门的子弟、借助服饰装扮的士人以及琐碎庸碌之徒，尚且不列入这里所说的蝗虫之中。这样说来，即使是丰年乐岁，天下也常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的飞蝗，啃食人的骨髓，难道只是吃稻黍而已吗？况且，危害庄稼的蝗虫还有时限，危害百姓的人却没有期限。危害庄稼的蝗虫遇到鲁国中牟县那样的官吏，便不敢进入境内；遇到唐太宗那样的君主，便不能造成灾害。可是那些危害百姓的人，有谁会畏惧而不去做呢？既然如此，如今造成祸害的，难道只是我所说的蝗虫吗？我为它们的话感到惭愧，便把它写下来，用来警戒居于官位的人。《录蠹书鱼辞》【杨亿】。《东莱集》注。

译书蠹鱼说：我常常游走在文字之间。【韩愈《杂诗》：古代史书分列左右，诗书放置在前后，哪里不同于书蠹虫生死都在文字之间。】文字有残缺的地方，人们便说：“是我蛀蚀了它。”所以他们给我取名叫“蠹书鱼”。书难道真是我蛀蚀的吗？从前孔子修订《春秋》，取三代帝王之道和政治制度，叙述编纂而成为经典，于是称为《书》。后来有人把它进一步概括而写得简略；它的道理端正而统一，是用来扶助世道、保佑百姓，向万世显示常行而不可改变的道理。后世有违背它的人，于是这部书的作用有时便会停息；书的作用一旦停息，圣人的道也就毁坏了。这难道不能称为蛀虫吗？文中子说：“九位老师兴起，易道便衰微；三家传注出现，《春秋》便散乱；齐、韩、毛、郑，是《诗》的末流；大戴、小戴，是《礼》的衰微。”【《天地篇》说：又有杨、墨的言论出现，孔子的道便被堵塞。】【《孟子·滕文公下》】佛、老的教法流行，尧、舜之道便隐没。【韩愈《原道》】那么，《易》是被九师蛀蚀的吗？《春秋》是被三传蛀蚀的吗？《诗》是被齐、韩、毛、郑蛀蚀的吗？《礼》是被大戴、小戴蛀蚀的吗？孔子的道是被杨、墨蛀蚀的吗？尧、舜之道是被佛、老蛀蚀的吗？魏、晋以来直到今天，又出现了讲究声律对偶的文章，雕琢文辞，刻削经典，彼此沉溺于浮华，彼此炫耀机巧虚伪，削弱圣人的道，割裂六经的旨意；道义日益刻薄而不能修明，六经的藩篱也日益解散而不能合拢。这种文章就是蛀虫。书籍遭受蛀蚀是有来历的，既然人们称我为“蠹书鱼”，我怎么敢推辞呢？《古文集成》卷七十。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七十一，宋代王霆震编，《前癸集》第二。辞。《归去来兮辞》【附序，陶渊明】。五臣注。【吕延济等五臣中的吕延济注说：陶潜任彭泽县令时，当时郡里派督邮到县，县吏应当束带迎见督邮。陶潜于是叹息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于是自行解下印绶，准备回归田园，因而命名此篇为《归去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韩子苍说：根据陶渊明的传记和诗歌考察，他从庚子年开始担任建威参军，由参军做到彭泽县令，后来便弃官归隐；这一年是乙巳年。总计做官六年，所以他说“从前居住上京六年，离去后又回来”。然而陶渊明在乙巳年三月还任参军，次月才离开彭泽，却又说“家中贫困，耕种不能供给自己”，这是为什么呢？传记说陶渊明因为郡里派督邮到来，当天就解下印绶离去；而陶渊明亲自写的序却说，是因为程氏妹妹去世，他前往武昌奔丧。我由此看来，他上面既已经因为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感到困苦，又以被口腹之需役使为羞愧，本来就不愿意长久做官；后来正好借妹妹去世之机离去，可见他的孝友就是这样。世人只是把不向州县小吏屈服看作高尚，所以说他因督邮而离职；但这个士人能够识察时势、听任命运，其中本来另有深意，难道一个督邮就能决定他的去留吗？亲自耕种、乞讨食物尚且不以为耻，却以向督邮屈服为耻，必定不是这样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月〕 懒真子说：【陶渊明担任县令，大概是因为贫困，并不是为了饮酒；他姑且想借弦歌来积攒营造三径的费用，大概是想取得公田的收益，作为在三径闲居的资用，并不是说马上去创建田园。旧本说：“公田之利，过足为润。”后人因为他喜欢饮酒，便改成“过足为酒”，于是产生了公田种高粱的说法。而且，从仲秋到冬季，他在任八十多天，这并不是种高粱的时节。所以凡是本传所记载而与《归去来序》不同的地方，都应当以序文为准。】定斋说：【世人都说，陶渊明《归去来辞》也得到了汉魏辞赋的体制，所以写成这种辞；我认为不是这样。赋体铺陈漫衍，辞的体制也杂乱。司马相如长于叙事，王褒、扬雄长于说理。张衡以后，都是着意经营写成的，格律越严密，文辞反而越卑下。陶渊明大概是从肺腑中浩然流出，完全看不见斧凿加工的痕迹。比如开头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译中间又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似乎是两章，却没有分章的头绪。这就像《庄子》《列子》谈论大道，纵横飘忽，但其中自有绳墨规矩，只是人不能窥见并践履它罢了。】《冷斋夜话》说：【李格非善于评论文章，曾说：“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乞养亲表》，都是从充沛的肺腑中流出，完全看不见斧凿加工的痕迹。这几位君子处在后汉末年、两晋之间，从未凭文章闻名于世，然而他们的文辞意趣却如此超迈。由此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又以真诚为主。”】东坡说：【欧阳公说：“晋代没有文章，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一篇罢了。”】我家贫穷，耕种不能供给自己。孩子满屋【一作“兼稚子盈室”】，米缸里没有储存的粮食。维持生活所凭借的办法，还没有找到。亲戚朋友多劝我做个长吏；我忽然产生了这种念头，想求得一个官职，却没有门路。恰逢四方有事，诸侯把施恩爱民作为德政，叔父又因为我贫苦，于是我被任用为小县的县令。当时战乱尚未平定，我心里害怕远行。彭泽距离家一百里，公田的收成【一作“秫”】足够用来酿酒【一作“过足为润”】，所以便请求担任那里。可是没过多久，就产生了思念归乡的感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本性自然率真，不是勉强造作所能改变的。饥饿寒冷虽然逼迫得很紧，但违背本性也同样使我痛苦。曾经【一作“曾”】从事官场事务，都是为口腹而役使自己。于是我惆怅感慨，深深惭愧于平生的志向。还希望等到一次庄稼成熟，就收拾衣装连夜离去。不久，程氏妹妹在武昌去世，我的感情急切如骏马奔驰，于是自行免去官职离开。仲秋到冬季，在任八十多天。因为这件事顺遂了心愿，写成一篇文章，题名为《归去来兮》。时在乙巳年十一月。归去吧，田园将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既然自己使内心被形体役使，为什么还要惆怅而独自悲伤？我已经觉悟过去的错误无法挽回，知道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确实误入迷途还不算远，觉察到今天是对的而昨天是错的【翰说：觉悟过去的事情，也已经无法劝止；而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追回，意思是虽然做官，如今将要归去，这是追悔改正】。船摇摇晃晃地轻轻飘荡，风飘飘地吹动衣裳。向行人询问前面的道路，遗憾晨光还很微弱【吕向说：太阳将要落山了】。终于看见横木为门的简陋屋舍，一边欣喜一边奔跑。童仆欢喜地迎接，幼子等候在门边。庭院中的三条小路已经荒芜，松树和菊花却还存在。带着幼儿进入屋内，酒已经装满酒樽。提起酒壶酒杯自斟自饮，望着庭院中的树枝使面容舒展。倚着南窗寄托傲然之情，深知狭小的容膝之地也容易使人安适【李善说：北郭先生的妻子说，如今即使结驷列骑，所安身的地方也不过容膝而已】。每天在园中游走便自成乐趣，门虽然设置着却常常关闭。拄着手杖扶助衰老的身体，随处走走，时时抬头远望游览【五臣李周说：拄杖来扶助老弱之身，四处游走休息】。云朵无心地从山穴飘出，鸟儿飞倦了也知道返回。夕阳暗淡，快要落下山去，我抚摸着孤松徘徊不去。归去吧，请停止同人交往，断绝一切游乐。世俗和我彼此相互遗弃，还要驾车出去又求什么呢？喜欢亲戚间亲切的谈话，以弹琴读书来消除忧愁。农人把春天将要开始农事的消息告诉我【一作有“及”字】，有时驾着装饰头巾的车【李周说：“巾”是装饰】，有时划着一叶孤舟。既曲折幽深地寻找山谷，也崎岖地经过山丘【翰说：意思是乘船寻找山谷，驾车经过山丘】。树木欣欣向荣，泉水潺潺开始流动。我羡慕万物顺应时令而生长，感叹我的一生将要走到尽头。算了吧！身体寄托在天地之间还能有多少时间？为什么不把心交给自然，任凭去留？为什么忙忙碌碌，还想要到哪里去？富贵不是我的愿望，仙境也无法期待【李周说：“帝乡”就是仙都】。怀着美好的时光独自出游，有时插杖而除草培土。登上东边高地舒展长啸，面对清澈的流水吟诗。姑且顺应

译自然的变化直到生命终结，乐于接受上天的命运，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吕向说：“乘化”是顺乘自己的命运变化】？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并有序，苏东坡】《东塾燕谈》说：【东坡和作《归去来辞》，说“汤世的庄稼最终枯死，于是便不再灌溉，也不再耕耘”，大概采用了嵇叔夜《养生论》的意思。庄稼生长在炎热的时代，即使偏偏依靠一次灌溉的功劳，最终也必然焦枯腐烂，但灌溉过一次的庄稼会晚一些枯死。这样看来，一次灌溉的好处，本来不能抹杀。】子瞻被贬居住在昌化，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大概是把“无何有之乡”当作自己的家；虽然身在海外，也未尝不是归来，便是这个意思【出自三峰蔡梦弼的注】。

译归去吧，我正向南方迁徙，哪里能够归来躺卧在江海的浩瀚混沌之中【《淮南子》说“鸿蒙澒洞，莫知其门”】？听着鼓角的凄凉悲声，自己的踪迹像泥中盘曲的虫，陷得越来越深；时光如闪电般流逝，再也无法追回。怀想西南方的归路，梦中觉得它确实是正确的，醒来却觉得是错误的；悟知这一生有什么恒常，正如寒暑要更换衣服一样。难道要穿上冬裘还想着夏葛吗？大概只应取得粗略的安适而防止细微的忧患。我归去十分容易，不奔驰也不奔跑，俯仰之间便回到家中，放下帷幕，关闭门户。藩篱虽然残缺，厅堂屋舍仍然存在。舀取上天的甘醴，倒进中间低洼的酒器【“洼”，音俞矩切，与“窳”相同，是中空的器皿】；饮用月光露水来洗涤心灵，餐食朝霞使容颜焕发。使客人与主人混合为一，使婆媳彼此相安。知道哪里还有盗贼？于是推倒门扉，折断门闩，使空阔的圆镜向外照耀；把万物都纳入其中，从中观看。修治废弃的井，早晨汲水；百泉在夜间涌回。守持极度的清静来自己修养，时时像雀跃，又像鲵鱼盘曲而行。归去吧，请在这里终老，游息到尽头。我祖先的破旧房屋，除了这里还能到哪里去寻找？海南和漠北同样都是归处，携带着来往迁徙也没有忧虑。一个奇异的人告诉我一句话：难道不是八卦和九畴吗？正当饥饿时需要粮食，已经渡过之后却没有船。忽然间人和牛都丧失了，只剩下高大的树木和高耸的山丘。惊叹六种作用都没有成就，从一根本源反而回流。望着旧家长久安息，为什么要在半路上三次停留？算了吧！我的生命自有命运，归去自有时日。我原本没有出行，也没有停留。驾车跟随你，听凭你要到哪里去。难道因为以《南华经》为师，就废弃跟随安期生吗【唐代法师成玄英《庄子疏序》说：庄子姓庄名周，字子休，出生于宋国睢阳蒙县。拜长桑公子为师，获得“南华真人”的称号。】又见刘向《列仙传》：安期先生是琅琊阜乡人，在东海边卖药。当时人都说他是千岁翁。秦始皇东游时，请他相见，同他交谈了三天三夜。秦王赐给他八块玉璧，价值数千万钱；他走出乡亭后，都把这些东西放弃，只留下书信和一双赤玉鞋作为回报，说：“以后到蓬莱山下找我。”秦始皇立即派使者徐市、卢生等数百人入海，还没有到蓬莱山，就总是遇到风浪而返回。秦始皇在阜乡亭海边立祠数十处，就是这个缘故。】又说：“汤世的庄稼最终枯死，于是便不再灌溉，也不再耕耘。”我以陶渊明的高雅放达为师，和作一百篇清新的诗【子瞻和陶渊明诗共一百零九篇】，又作《归去来》的新序，我大概就是陶渊明的后身，这一点没有疑问。和陶渊明《归去来辞》【苏颍滨】我被贬居住在海康，子瞻把他和陶渊明《归去来》的篇章拿来，邀请我一同创作。当时我正第二次迁谪到龙川，没有时间作。辛巳年，我已经回到颍川，子瞻渡海、浮江来到淮南，后来病死在晋陵。这年十月，我整理家中的旧书，又找到了这篇文章，于是流泪和作。大概陶渊明的放达和子瞻的辩才，我都比不上；只是表示不违背他们遗留的意旨罢了。归去吧，从南方荒远之地归来，又能归到哪里？鸿雁顺应时势往来，曾经有什么可喜、有什么可悲？过去所厌恶的事情没有一样能够逃避，如今即使高兴，又有什么值得追求？顺应上天运行的自然规律，体会造物主的善意。不是因为有嘴就一定要吃东西，也不是因为没有形体就不穿衣服。如果所依赖的东西本来就不多，那么即使丧失了它，损失也很小。我的车驾并不良好，我的行走也不奔驰。心神遨游无边无际，双脚却还没有走到门边。看起来似乎已经穷困，取用它却仍然存在。俯仰之间面对横木茅舍，也还有一樽酒。既然吃稻米又食肉，抚摸着箪和瓢，反而为自己的面容感到惭愧。感叹乌鹊夜间飞翔，绕树三圈仍未找到安身之处。因为有父兄留下的书信，便命人扫除之后闭门。知道万物变化如同幻象，为什么不舍弃外物而向内观照？气质中的习染还没有忘掉，痛惜这个人不能回来。将要在西边的水边筑室，厅堂已经具备，却没有桓表。归去吧，世上没有这个人了，和谁一起游玩？乌龟在床下自我怜悯，微小的气息安静得没有所求。任凭岁月流逝而不改变，有时还深深替你忧虑。解下刀剑去买牛【见前《龚遂传》】，拔除萧艾用来开垦田地。像蓬草一样漂泊而行，舍弃车子，放弃舟船，独自徘徊于图书史籍之间。有人因为巧言谄媚而怀疑孔丘，我便驱散众说造成的纷乱。忽然像冰融化、河流奔涌一样。于是说：我和你两个人取得的已经很多了，罢休吧，算了吧！这个人不朽，谁知道呢？时时刻刻没有人理解我，谁会为我留下？岁月已经过去了，如今还要到哪里去？天地不会欺骗我，形体和影子还可以相互期待。冬天积蓄粮食亿秭，春天辛勤地在田垄上耕耘除草。看着白头老人的章服，相信幼童的诗书。如果美丑已经如此确定，难道还要面对镜子怀疑自己吗？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张宛丘】子由先生把东坡公所和陶靖节《归去来辞》的作品以及侍郎先生的作品给我看，命我一同作赋。我于是自怜自己仕途不顺，又借此哀悼东坡先生的去世，终于得以自我宽解。归去吧，行走于世而不得志，我还归到哪里去？出仕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喜悦，舍弃离去又有什么可悲？环顾一生没有可以同道的人，古人已经逝去，也无法追求。我的行为不愧于义，又何必忧虑后世子孙的是非？那些人的好恶没有止境，有时竟颠倒衣裳。回顾我涉世已经很深，惭愧于古代贤哲能够洞见细微。我的归去非常安稳，不必奔波；既守住自己的屋舍，又关闭自己的门户。一气极其神妙，半夜仍然存在；把最纯和的气息纳入灵根，舀取上天的醇酒放进黑色酒器。既充满幽深的宫门，也纯粹清美地显现在面容上。过去有坎坷，如今已经平坦；从前有危险，现在已经安定。将要跟随别人到西域去，在函谷关面对藏吏。把一生看作刍狗，对世事的兴废我已经厌倦观看。福祸本来同出一源，必然从这里产生又从这里返回。他自以为没有缝隙可乘，哪里不同于石椁的桓木？归去吧，我悲痛这个人不能回来，难道要招请仙人圣者同他游玩吗？从前他把美好的声音恩赐给我，忽然远去，便无法再寻求。我同世人有什么不同呢？起初也哽咽阻塞，增加忧愁。那些钱和农具就深深收藏起来吧，为什么不看看已经开垦的田地？万古以来万物纷纷共同逝去，一条船在半夜里错过了天明；我在他的坟丘上号哭，又害怕通达之人的讥笑。我的眼泪已经充满却没有流出，悟到荣誉名声会招来憎恶，赞美这个人能够获得安息。算了吧！万物的生成各有时节，我只与时势一同进退，难道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违背它吗？过去的事情没有谁可以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期待。大概降雨和干旱都由上天决定，难道是我的庄稼没有耕耘除草吗？那位蜀地的雄才必然流传后世，然而他的著作仍然愧对于《书》《诗》。可叹我的身子虽受屈，而道义却在这个人身上得到伸张，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和陶渊明《归去来辞》【《东莱先生集》注，陈莹中】

译归去吧，人生的快乐没有比归来更好的。舍弃身体性命而不能保全，这是明智之人所悲痛的。过去说出的话，舌头已经说出，四匹马也追不回来【《论语·颜渊》说，孔子谈君子；古语说，四匹马也追不回舌头说出的话】。可惜啊，先生曾经谈论君子，自己却抱着孤独的愿望而招致杀戮，把百般过错聚集到一身。心中耿耿，如同醉酒；眼泪滂沱，沾湿衣襟。我的情意像犬马一样深厚【《文选》曹植《求通亲亲表》说：臣下认为犬马般的诚心不能感动人】，性命像蝼蚁一样微贱，力量又很微薄，于是只能望见皇宫，梦中奔驰，心中奔赴。低头迈着疲弱的脚步，曾经嘶鸣在君王门前。筋力已经耗尽，只剩下皮骨。烟火不能熏黑烟囱，酒也离开了空酒樽。即使悲伤充满胸怀，也只能排遣饥渴，违背容颜而去。让众人先挨饿而自己独自饱食，不是平素心愿所能安处的。偶然带着孤单的身影向南奔走，越过桂岭的遥远关隘。依赖皇上的光明独自照耀，超过羲和、嫦娥的光辉而监察四方【二句佚失】。面对架在枯颈上的白刃，察看忠诚精纯而坚定不移【陶渊明原句是“抚孤松而盘桓”】。归去吧，停止心猿在外游荡，寻找波光如镜的水面却不可得。像泡沫和影像一样的东西有什么可求？听任自他两方都可成为幻象，安静和忙碌同样令人忧愁。我已经明白这些了，又将把它告诉朋友们。世事如海没有边际，身体像一叶轻舟。葵藿转动叶子倾向太阳【曹植《求通亲亲表》说：如同葵藿倾斜叶子，太阳虽不为它回转光芒，但它始终向着太阳，因为诚心】，狐狸死了最终还要把头朝向故丘【《礼记·檀弓》说：古人有言，狐狸死时头朝故丘，是仁】，黄金历经百次熔炼也不改变，水流历经万重曲折仍向东流。看清万物的本性不可夺取，告诫自己旧日的习气还没有停止。算了吧！山穴中的云舒卷都有时节，出山的自然出山，留下的自然留下。谁能和它们步调相同而完全相合？华胥之国并不是只有一条道路，梦中游历和醒时安寝也无法预定【《列子·黄帝篇》说，黄帝白天睡觉，梦见游历华胥氏之国】。料想丰年和荒年不会因为人的愿望而改变，姑且致力于耕耘除草。感叹子牟从前的梦【《庄子·让王篇》说，中山公子牟对瞻子说：身在江海之上，心却处在魏阙之下】。继承《天保》的诗篇而作诗；即使生死之事重大，安然接受它如同命运，又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并有序，胡澹庵】子瞻被贬居住在儋耳，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邦衡迁谪到新兴，也追和此辞。东坡把“无何有之乡”作为自己的家，我则把醉乡作为自己的家。虽然身在岭外，也未尝不是归来，便是这个意思。归去吧！醉乡就是我的家，为什么不归去？自从在天地间形成形体以来，常常少有快乐而多有悲伤。想到人生如缝隙中的骏马一闪而过，惊叹脱兔奔逃难以追赶。老人自号“亡是”，那么帽子为什么要命名为“却非”？把天地寄托作为住所，哪里还需要建造房屋？衣服也不过是太空中的一粒尘埃，悟知这一生实在微小。快乐啊！痛饮吧，万物奔腾崩散，惊惧和生死全都不能进入门内。大道自然通达，不依靠眼睛却真实存在。万座山谷都是雕俎，百条河流都是洼樽，鲸鱼一吸便把它们全部吸尽；海上扬起尘埃，使人面色酡红，本来不知道乘坐和坠落，又哪里会有危险和安稳？不向南面遥望巫山，为什么要向西走出阳关？领会酒壶酒杯的三昧，忘却露水闪电的六种观照，把万劫之事寄托在一口气息中，以八种回返了结群迷。既然无所思也无所虑，又没有厅堂，也没有桓表。归去吧！遥遥无期地独自游荡，像离开本国的流亡之人，返回故都之后，还要寻求什么？谁能睡觉却不做梦？谁能醒来却没有忧愁？农人向我询问田园，我看八方荒野都如同田畴。悠然如浮云，泛泛如空舟；如果不是借道于麴封，怎会回车到糟丘？蝴蝶在化城中自得其乐，鱼儿在清流中彼此忘却；任凭万物纷纷扰扰，只有我的内心安闲自在。算了吧！其中真正的快乐没有穷尽之时，万户人家不一定都要选择住所；留下来吧，为什么要驾风而行，还想往哪里去？姑射仙山哪里值得羡慕，华胥之国也不是我所期待的。自己在“无何有之乡”耕耘，难道还值得为稊稗除草吗？默默超越没有眼睛的禅法，玄妙地进入没有声音的诗境【一说：“静得听不见雷霆，妙得声音和诗句都容纳不下”】。姑且优游以度过一年，坦然走上归路，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古文集成》卷七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七十二。宋代王霆震编。前癸集三。辞 《风雩亭辞》【南轩】岳麓书院南面有一座曾丘，登高观览，视野十分开阔。建安刘公命人在丘上建亭，把它作为生员游息的地方。广汉张栻给它命名为“风雩”，又作了这篇辞。我眷恋麓山曲折幽深的山坳，那里有一座传诵弦歌的学宫。茂密的青林相对而起，背靠高耸弯曲的绝壁。只有樵夫和牧人往来，杂乱的草木丛生。试着砍除它们回头观看，众多景物便聚集显现。拔起修长美丽的竹子，森然挺立着高大盘曲的松树。群山绵延，从旁环绕；幽深的山谷，暗中相通。两翼般的山势在前面张开，千座山峰在后面簇拥相随。湘江像衣带一样带着碧绿的水流，远处的山峰高耸，横亘在天空。多么灵秀的地方，长久以来竟被幽闭，直到今天才由刘公开始营建。恍然间栋宇宏伟地敞开，栏杆层层环列。抚临这胜景而独自突出，才相信这座山终于遇到了知音。我推求它的名称并询问其中的意义，于是远取孔门弟子在舞雩台上的故事。从前洙水、泗水之间的诸位弟子，侍奉在老师身旁，从容相处。因为圣师有所询问，各人都跪着陈述自己的志向。唯独曾点的志趣，与那几位弟子不同。他正放下瑟，铿然一声；想来他的快乐本来就充盈。品味他所陈述的从容意趣，哪里在于追求事功？大概是不忘本心而不勉强助长，又哪里有开始和终结？至于鸢鸟高飞、鱼儿跃动，实在体现着天理的中和。仿佛看见唐尧虞舜遗留的功业，浩大充盈地呈现在眼前。孔夫子所赞许的，难道只是空话而崇尚它吗？可叹求学的人啊，要想到这些，溯流千年去追慕他们的足迹。追慕足迹又能怎样？为什么不努力修养呢！恭敬谨慎地审察自己的取舍，片刻之间都要凛然戒惧，以防止蒙昧。防备外物变化的诱惑，遏制内在气习的冲突。使私意逐渐脱落消尽，使本心自然明亮通达。这些都是古人精妙的修养方法，希望能够切实在我自身实行。遵循曾点所达到的极致，也学习颜氏深厚的功夫。登上这座亭子有所感悟，愿意在无穷无尽的岁月里用力修养。《濂溪辞》【并有序，山谷】舂陵人周茂叔的人品非常高尚，胸襟洒落，如同和风丽日、雨过天晴后的明月。他喜爱读书，平素寄情山林，从不受世俗拘束。世故初起时，他在仕籍中并不嫌弃低微的小官职；想到审理诉讼之法，常想同百姓断案，弄清实情，却不喜欢自己只是个小吏。他在江湖郡县任职大约十五年，所到之处都值得传述。他任司理参军时，转运司想凭权势利益改变他的判案，茂叔争辩而未能成功，便投下告身想要离职，使者于是收敛手段听任他处理。赵阅道号称喜爱贤才，有人诋毁茂叔，赵公便以使者身份威严地对待他，茂叔却处之超然。后来赵公才醒悟说：“周茂叔是天下的贤士。”于是向朝廷推荐他，又向士大夫称道他。直到赵公一生结束，他作为使者进退官吏，即使有人因触犯法律获罪，也自认为没有冤枉。中年时茂叔请求退休，老于湓城。有条水源出自莲花峰下，水质洁净清寒，向下汇入湓江。茂叔在那里洗濯冠缨，以此为乐，又在水边筑屋，取自己平生安适快乐的事物来同水相比而命名，说它叫“濂溪”。同他交游的人说：“溪名的意义足以匹配茂叔的美德。”即使如此，茂叔不善于追求世俗名声，却善于求取自己的志向；不热衷求福，却厚待百姓；不重视供养自身，却使孤苦无依的寡妇也受到恩惠；不以迎合世俗为荣，却尊崇古往今来的贤者。听到茂叔遗留下来的风范，尚且足以约束贪婪之人，那么这条溪水能够同茂叔相配而长久存在，它所得的意义就太多了。茂叔名惇实，为避厚陵之讳而奉朝请，后来改名惇颐。他的两个儿子寿焘都好学，继承家业，请我作《濂溪诗》。我思考品味他潜藏而未显的德行；茂叔虽然做官三十年，而平生志向终究在山林，所以我的诗文不涉及世俗事务，只依稀表现他的声迹。溪边草木秀美，水清得可以煮饭；用溪水作羹，洗濯冠缨；不以渔取百姓利益，又何必追求名声？弹琴，饮酒，摹写溪水的声音；请五位老人来共同祝寿。像蝉蜕去尘埃一样，品德如玉雪自然清白；听潺潺水声，照见澄明的内心；激励贪婪者，敦厚刻薄者。若不是青苹白鸥，还有谁能与我共同享乐？渡口有船，水中有莲。在美好的日子里，和客人一同来此闲游。人间的喧嚣声音，不知飘散到哪里去了。披散头发，醉意高昂；以荷叶作伞盖，倚着芙蓉把它当作歌妓。霜气清冷，水也寒冷；船停靠在平坦的沙滩上。八方同在一片天空下，以云和月作为居所。怀抱价值连城的美玉，佩戴明月般的宝珠。鱼鸟亲近人，乡野老人和我同为社友，甚至争着坐在一起。白云低垂到山头，和南山结为同伴。若不是那位人能够挽袖伸臂，谁敢欺侮我呢？《游濂溪辞》【并有序，邹旉】道州城西十五里有个村子叫濂溪，大概是周茂叔先生的故居。先生在外做官，经过九江时喜爱庐山，不能返回故乡，所以把书堂题名为“濂溪”，表示不忘根本。山谷是当时博闻的人，却说：“有条水源出自庐山莲花峰下。”茂叔喜爱这条水，取自己平生安适快乐的事物同它相比，命名为“濂”。近世的大夫又说它原名是“廉溪”，先生的儿子向山谷求诗，为避叔父的名讳，于是加上水旁，并且说：“廉与濂意义不同，读音也不相同，不应当加水旁来说明它是廉。”这些说法都详载在《九江学宫先生祠堂记》中。依我邹旉看来，两种说法都错了。我在道州任职，考察濂溪的情况很详细，趁闲暇日子到那里游览，寻访先生的遗迹，并且哀叹世人的迷惑，谨作此辞来陈述。渡过营川的长桥啊，沿着水边向西奔走。道路经过广阔平原啊，容得下车盖并驾齐驱。走了将近三十里啊，转弯涉过荒僻小路。渐渐林木开阔、山丘断绝啊，隐约听到犬吠鸡鸣。赶紧挥鞭向前眺望啊，只见有的房屋盖瓦，有的覆盖茅草。遇到老人，问他这是往哪里去啊，老人告诉我这里就是濂溪。询问当地百姓，发现都姓周啊，追究他们的族系究竟是谁。原来是茂叔的故居啊，从最早的祖先起便居住在这里。后代子孙流散于战火啊，读书人沦落到穿牛衣。打听先生留下的事迹啊，已经没有人知道了。离先生生活的时代已经很远啊，怎么能安慰我心中的悲伤？云山高耸巍峨啊，难道不是超绝尘俗的风姿吗？泉水冲击山石，清冷作响啊，还是先生弦歌诵读的遗声吗？百花秀美而不枯萎啊，难道是道德光辉的表现吗？老少成群而不喧闹啊，还是淳朴的风俗尚未衰败吗？我徘徊不去，怎么忍心转身走上归路；天色已经晚了，离开后仍然迟迟不忍前行。幸好还有倾颓的墙垣和残败的台阶，故居的基址尚存而未被夷平。还有数亩可以耕种的土地，过去大概是先生带着经书耕治的地方。山丘上森然立着梧桐和楸树，也许是先生早年丧失的志业所规划的。大概寻求其他遗迹已经无法得到，尚且注视这些，或许还可以有所收获。只是想到先生早年啊，曾遭遇那许多灾难。

译在渭阳奉养亲人、求学啊，出仕后谋划归乡却愿望落空。于是他在湓江修筑居所啊，把对这条溪水的志意题写在门楣上。山谷为什么考察得不够仔细啊，竟把莲花峰指作水源。后世迷失得更远的人啊，说廉与濂意义不同、读音也不同。胡乱取“濂”字又加水旁啊，不过是为了讨好客人而请求作诗。唉，连根本都没有看见啊，所说的话当然全都错误。我听到南公谈论这件事啊，说名称的起源在唐代。元结任道州刺史时啊，做事往往喜爱奇异而夸饰。把“涍”“淔”“汸”等字作为题名啊，装点七条泉水而命名。道州人以元结的旧日见识为祖法啊，溪水便依照这种方式得名。有人说意义不同而不是同类啊，你为什么对“涍”字的用法不怀疑？又说读音不合而不可取啊，可“淔”和“直”的读音也参差不同。因而“濂”字是以先生的德行来比配溪水啊，这正是古人留下的深远意义。先生的桑梓故乡啊，虽然身在他处仍然思念这里。怎样才能医治世人的迷惑啊？我把针砭寄托在这篇辞中。《古文集成》卷七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七十三。宋代王霆震编。前癸集四。议 《晋文公问守原议》【柳子厚】《东莱集注》【《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见周王，周王设醴酒宴请他，下令赦免罪人；晋侯请求使用隧道安葬，周王没有答应，赐给他阳樊、温、原、攒、茅的田地。冬季，晋侯包围原地，原地投降，于是把原伯贯迁到冀地。晋侯向寺人勃鞮询问守原的人选；“勃鞮”音孛低。他回答说：从前赵衰刚刚处于危急之时，晋国大夫带着壶装饭食跟随他，饭食经过一段时间已经变馊，他也不肯吃，所以应当让他守原。】东莱批评说：【看它前后回环转折，像串珠一样相似；文辞简洁而含义丰富。大抵文章引用史事，必须用有力的语言承接。】晋文公从周王那里接受原地以后，难以确定守原的人选，便向寺人勃鞮询问，把赵衰交给他推荐【先说明事情缘由，使文章起头就有力】。我认为，守卫原地是关系政事的大事【主旨】；这是用来承奉天子、建立霸业、使诸侯奉行命令的事情【文势已经显出寺人的作用】。不应当向亲近而地位低微的近侍谋划，从而辱没周王的命令【承接有力，分开铺叙，可见出处相应】。然而晋君选择重大任命，不在朝廷公开商议，却私下在宫中商议；不广泛同卿相谋划，却独自同寺人谋划。即使赵衰贤能，足以守护国家的政事，不至于失败【正文对文公的罪责说得较轻】；可是残害贤才、败坏政事的祸端，便由此滋长了【上面说朝廷与宫中，下面说卿相与寺人，后四句不相对，正是回环转折、格调不俗，承接上文而有两层关合】。【用字很好，把罪过说得轻】何况当时并不缺少能够进言议事的大臣呢【这一段引出下文，先说明这一层，也照应卿相，大体像串珠一样；前面既说不和卿相谋议，到这里又说朝廷之外的人】？狐偃是谋臣，先轸统率中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君在内不向他们咨询，在外也不向他们求问【“不”字用得好】；最后竟由宦官决定【照应“亲近近侍”】，这可以作为法则吗？况且晋君将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用来辅翼天子，这是远大的志向【转换出新的意思，很好】。【照应“政事的大事”】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亡【《史记·齐世家》说：桓公得到管仲，修治齐国政务，桓公开始称霸。管仲病重时，桓公问谁可以为相，管仲回答竖刁如何；管仲说，竖刁自宫以迎合君主，这不是人的常情，难以亲近。管仲死后，桓公没有采用管仲的话，竖刁专权；桓公死后，竖刁拥立公子无诡为君，五位公子争夺君位而作乱】。那么攻取原地、开拓疆土，正是晋国开始施政的时候，也正好用来观察诸侯；可是晋文公竟违背了自己兴盛的原因，又追循了自己败亡的道路【引申意旨】。【意思到了，语言雄健】然而能够称霸诸侯，是因为土地广大、力量强盛，并且有天子的册命，确实令人畏惧；但怎么能使诸侯真正心悦诚服呢【转折很好，又换得巧妙；下文转为舒缓。赵衰既然是贤才，说到这里正难以解释，所以用“土地广大”等几句表现有力的回环】？后来景监因此能够做卫鞅的相助者【《史记·商君列传》：公孙鞅入秦，借助孝公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孝公任鞅为左庶长，后来封为商君】，弘恭、石显竟能够杀死萧望之【由前面的错误引出后文】。【《汉书·萧望之传》】造成这种错误的人，就是晋文公【紧接上文说】。唉，得到贤臣来守护大城，并不是选人错误，大概是询问人选错误【这一段，作者的精神意旨全在这里】。【又是一个意思：举荐赵衰并没有错，向寺人询问却是错误】然而尚且使当时蒙羞，使后代陷于这样的境地；何况询问和举荐两方面都错了，又靠什么来挽救呢【文意有精神】？所以我写出晋君的罪过，用来附会《春秋》赞许世子止、赵盾的义理【从旁事结束全文，收束得切合】。【又是一个意思，收束得很好】【事情见《左传·昭公十九年》】《楚议》【宛丘】“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灭亡秦国的一定还是楚国”，这是楚人的志向。后来这句话终于应验了，为什么呢？回答说：杀人的人必然被人杀，虐待别人的人最终也会自我虐待。自从天地覆载万物以来，从来没有谁能够逃脱这一规律。为什么呢？这是天道。秦国吞并六国，秦国虽然吞并了楚国，但楚人对秦国的怨恨最深。怨恨越深，报复就越有力量，这是人事的规律。这是事理必然发展的结果，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韩信议》【宛丘】有人问：韩信服从汉高帝吗？我说：韩信做高帝的将领多年，常常统率重兵，控制大国而行动。面对武涉、蒯通的邪说，韩信没有丝毫顾虑；高帝召他便到，命令他便执行，他为什么不服从呢？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最终反叛？我说：韩信服从高帝的智谋和力量，却不服从高帝的为人，所以反叛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韩信反叛的原因，不在于高帝夺去了他的楚国，而在于高帝假装游历云梦来逮捕他。假游云梦的计策，是市井小民的下等智谋，万乘之主却亲自采用它，这就是韩信面向北方称臣而心中不满、轻视他的君主，认为高帝不值得做自己的上级的原因。用暴力夺取一个人的富贵，又把他幽禁起来，却想让像韩信这样的雄杰安然无怨，若不以德使他服从、以理使他屈服，是不可能的。用市井小民的下等计策欺骗韩信，韩信的身体虽然被捕，心中却已经轻视他的君主了。他还会追问这个计策是否出自谋臣；如果连君臣都一并轻视了，不反叛还等什么呢？那么作为高祖应当怎么办？一定要等到韩信反叛的形迹明确，然后说明他的罪行，调动天下军队诛杀他。韩信虽然难以制服，但不过几年也能平定。一旦假装游云梦来绑缚韩信，从此以后向天下发号施令，谁还敢相信呢？《韩信议》【宛丘】自古以来，士人中有才能、功名显扬于世的，从来没有肯轻易屈身去就人下的。为什么呢？那些轻易屈身去投靠别人的人，他的规矩准绳就会掌握在别人手里。既然如此，我所拥有的才能怎么能够全部施展呢？况且，守护镆鎁宝剑锋利的人，不会拿它去砍柴；要出售和氏璧的人，也不会主动登门求售。他们都不去求人，而是别人主动来求取他们。如果迫不得已，然后才去求取别人，也自有其中的道理。韩信正处在秦朝灭亡之时，是天下困顿的士人；他并没有孔子、孟子那样进退有节的操守，但萧何独自看出他不是急于求取显达的人。如果待遇不优厚、礼数不周全，他就不会为人所用。所以以高帝的傲慢，也必须让韩信筑坛斋戒，准备完备礼仪之后才任命他。把他从三军将士之下提拔起来，又置于诸将之上而毫不怀疑；如果不是这样，韩信一定会不满而不肯留下。诸葛亮是战国时代的隐士，在隆中高卧，刘备亲自前去请他，他才出山，后来才能使刘备三分天下，并在强敌面前伸展志业。孙武向吴王请求用宫女试验兵法，叔孙通揣度高祖能够实行的事情而制订礼仪；他们的事业功名最终没有显赫，是有原因的啊。《平江南议》【宛丘】

译我听故老说：“樊若水在李氏那里不得志，于是献上渡江浮桥的办法，亲自从采石渡过长江，最终朝廷采用他的计策攻取了江南。”我曾经对此感到遗憾。樊若水是李煜的臣子，背叛他的君主而来投奔我们，本来就不该接受，何况还要采用他献出的计策来攻伐他的国家呢？当时太祖正在西面平定巴蜀，南面使吴越臣服，威势和恩德震动四方；而李氏自后周以来，国土日益缩小，百姓恐惧，灭亡已经指日可待。朝廷只要派遣水军大治舟师，顺流而下，从历阳直趋金陵，李煜不难灭亡。还担忧没有渡江之法吗？为什么要采用这个奸人叛夫的计策？晋文公没有用原地交换信义，诸侯便都归服；汉高帝斩杀丁公，以端正君臣的大义。我认为应当把樊若水捆绑起来送还李煜，使李煜心甘情愿地接受；否则也应当明确宣示他背叛君主的罪行，将他诛杀，用来昭示天下。这样江南君臣一定会来不及等待，便望见风声而归向正义，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伟大啊！可惜啊！当时朝廷上竟没有人提出这个主张。《救灾议》【南丰】东莱批评说：【这篇文章后面应当很好地论说利害，属于论利害的文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河北发生地震和水灾，城郭被毁，房屋损坏，百姓暴露在外，缺少食物。皇上忧虑怜悯，下达减缓刑罚的诏令，派遣持节巡察的使者，恩惠已经十分厚重了【转】。然而百姓苦于暴露在外【转】，若没有钱就不能修建房屋；苦于缺少食物，若没有粮食就不能吃饱【两句是全文纲目】。这两件事是不可改变的道理【这一段文章有起伏操纵】。如果不能得到这两样东西，即使皇上在上面忧劳，使者在下面往来不绝，也没有办法救济他们的灾患、满足他们的请求。有关官员建议，请打开仓廪发放粮食给他们，壮年人每天每人二升，幼年人每天每人一升。皇上当天就答应了，所赐可以说是很大的了。然而有关官员所说的，只是通常施行的办法，并不是审察事情的始末，发现众人尚未看见的地方【承接并破除前面的说法】。【总结前面的说法】如今河北遭遇地震水灾，被毁坏的地方很多，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灾变。遭遇不同寻常灾变的百姓，也一定要给予不同寻常的恩惠，然后才可以救济他们【照应“通常施行”】。如今百姓暴露在外、缺少食物，已经失去原来的事业了。假如让他们彼此相率，每天等待官府发给二升粮食，那么按这种形势，他们一定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文章写得好，舒展地铺陈】。这样，农民不能再修整田间沟畎，商人不能再经营货物财利，工匠不能再从器具中获利，闲散百姓也不能再转移谋事【铺开论说，文辞流畅】；一切都放弃，只专心等待一升一合的食物，苟且把它作为活命的计策，这简直只是养活饿死的人罢了，并不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久打算。按中等户计算，一户十人，其中壮年六人，每月应领取粮食三石六斗；幼年四人，每月应领取粮食一石二斗；总计一户每月应领取粮食五石【计算得很好】。这种办法难以长久实行，那么百姓以后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如果长期实行，遭受水灾的土地已经没有秋收的希望，若不到来年麦子成熟时继续赈济，就不能停止。从现在到来年麦子成熟，共有十个月，一户应领取粮食五十石【计算清楚】。如今受灾的有十多个州，每州按两万户计算；中等户以上以及没有受灾、不依靠县官供养的人，除去一半，那么依靠县官供养的就是十万户。如果赈济这些人不能普遍施行，施舍就会不均，百姓中仍会有无处申诉的人；如果普遍施行，就应当用粮五百万石才够。怎样才能办到这一点？这又不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远打算的做法。至于发放授予之时，有迟有速，有均有不均，有真有假，还有集中防范的骚扰、辨别察核的烦劳；安置稍有差错，都足以造成弊病。况且把这些人群聚在一处，气息久而郁积，必然会产生疫病；这些都是必然会出现的危害。而且这样做不过能使他们得到早晚的食物罢了，至于修建房屋的费用，又将从哪里取得呢？修建房屋的费用既然无从取得，而到州县去领取食物，他们必定相率离开故居。即使有些残墙破屋还可以修整，有些旧木旧瓦还可以利用，有些器具杂物还可以依靠使用，也必定来不及顾惜，统统抛弃。甚至有杀掉牛马离开的，有砍伐桑枣树离开的，这种危害也可以说很严重了。如今秋气已过半，霜露刚刚开始，而百姓露宿在外，不知道用什么遮蔽；看来流亡的人也已经很多了【警防】。如果不能制止这种情况，就将使靠近边塞的土地空虚，失去能够作战的百姓；这是众多士大夫所担忧的，不能说没有祸患。使靠近边塞的土地空虚，失去耕种蚕桑的百姓，这是众多士大夫尚未想到的，而其祸患尤其严重【结生下意结前生后】。为什么呢？失去作战的百姓，将来一旦有警，边境驻军就不能不增加。失去耕种蚕桑的百姓，将来即使无事，边地买粮的价格也不能不昂贵。这两件事难道都可以不深思吗？万一有人出于无可聊赖的计策，窥伺仓库，偷取一袋粮食、一束丝帛；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官府的禁令，就必定像鸟受惊、老鼠逃窜那样，躲在草野之间，偷偷拿着锄头木棒，抵抗巡逻捕盗的官吏【不重説盗贼文字有回互】。强悍的人既然喧嚣而起，弱小的人也必定跟随聚集。不幸如果牵连一两座城的地方，出现击鼓的警报，国家怎么能够安然置之不理呢【回互】？何况现在外有夷狄之患，内有郊祀将要举行，怎么能不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加以防备，在尚未萌发时将它消除呢？既然如此，现在防备祸患的方法【前説害自此以下説利】，只需下一道方纸诏书，赐给他们钱五十万贯，借给他们粮一百万石，事情就足以办成了。为什么呢？如今受灾的州有十万户，如果每户得到粮十石、钱五千，便是下等人家平常产业的资财，平日也没有达到这个数目的【说利破有司说】。【献防】他们得到钱，就可以修缮住所；得到粮，就可以供给饮食【应】。这样，农民可以修整田间沟渠，商人可以经营货物，工匠可以使自己的器用发挥效用，闲散百姓可以迁转谋生；办事的人都可以恢复自己的职业，不失去平常谋生的计策，而不至于只顾专心等待上面发给的二升粮食，势必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吗？

译这难道不是眼光长远吗？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百姓作长远打算。按照官府的说法，要用十个月的费用，购粮五百万石；按照如今的办法，只用两个月的费用，购粮一百万石【説利害分明】。何况现在借给他们，日后再收回，足以救济他们的艰难匮乏，最终又不会损害储备的实际数量。真正支出的不过是钱五十万贯罢了。这可以说是深思远虑、替国家作长远打算【与前相应得刘向文字体】。又没有发放授予的弊病，也没有疫病的忧患。百姓不必离开故居；如果有残墙破屋还可以修整，有旧木旧瓦还可以利用，有器具杂物还可以使用，就都能保存而不失去。何况牛马可以保全，桑枣可以保住，这种好处也可以说很大。虽然寒气刚刚开始，却没有暴露在野外的忧患。百姓安居，食物充足，就会有乐于生活、珍重自身的心情。各自恢复职业，势必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即使驱赶他们，他们也不会离开，即使诱使他们，他们也不会去做盗贼。饥荒之年，把饿死者聚集起来，只给他们一升一合的食物，对救灾补救弊败的作用没有帮助，这是通常实行的弊法。如今破除这种通常实行的弊法，用钱和粮一次赈济他们，足以解除他们的祸患，恢复他们的职业。河北的百姓听到诏令发布，必定都会高兴地依赖皇上的恩惠，安定在田间，背着钱和粮食回家；他们和父母妻子儿女一起摆脱流离转死的灾祸，就会感戴皇上的施予，怀着想要报答的心，哪里会有尽头呢？天下百姓听到国家这样安排，恩泽如此深厚，谁不会震动感激，永远悦服于皇上的仁义呢？如果这样仍不能使人和达到、不能使上天满意，从来没有这种事。下民和睦，上天喜悦，然后天子乘玉路缓缓出动，向着东方阳气旺盛之地举行郊祀；荒远夷地和偏僻角落的人民，都捧着财帛前来朝享【文字】。境内安定，乡里没有喧嚣之声，难道不是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及时应变，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将它消除吗？这就是所谓审慎谋划事情的始终，能够看到众人尚未看见的地方【结】。如果不早些提出这个办法，或许导致一旦出现击鼓的警报，虽然想这样做，也来不及了。有人说现在钱粮恐怕不足以办理此事。王者的富足，是把财富收藏在百姓那里；有余就取用，不足就给予，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说：百姓富足，君主同谁会不足？百姓不足，君主同谁会富足？百姓富实而国家独自贫穷，或者百姓饿死而君主独能保有富足，从古到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又说：不怕贫穷，只怕不能安定，这是古今最重要的警戒。因此古代每二十七年耕作，就有九年的储蓄，足以防备水旱灾害，然后才称为王政成功【前食货志】。唐代遇到水灾、商代遇到旱灾而百姓没有被遗弃、没有瘦病死亡，也是这个缘故【同上】。如今国家仓库中的积蓄，本来就不只是供国家开支罢了，都是为了百姓。即使仓库没有多余的粮食，府库没有多余的财物，到了救灾补救弊败的时候，也还不能停止使用。何况如今仓库的积蓄还可以动用，怎么能只忧虑将来不足，而眼看着百姓死亡呢？古人有话说：‘剪指甲应当剪到皮肤附近，剃头发应当剃到身体附近。’先王对于救灾，连皮肤毛发尚且没有什么值得吝惜的，何况身外之物呢？况且如今河北州军共三十七处，受灾的不过十多个州军，其他州的田地秋收仍值得期待。命令官府在买粮的通常价格上，每斗增加一二十钱，这不但足以使农民获利，对于增加购买一百万石粮食来说，也容易办到。每斗增加一二十钱，是我们权宜处理一时事务，有办法筹办。用实钱支付通常价格，再用茶荈、香药之类补助虚估的价格，不过是捐出价值数万贯的钱的茶荈、香药之类，费用就足够了。茶荈、香药之类和百姓的性命相比，哪一样更值得可惜？不用等到讨论就可以知道。支出钱五十万贯，再捐出价值数万贯的茶荈、香药之类，就足以救济一时的祸患，作为天下的长远打算；利害轻重，也不是难以辨明的。只看我们的官府能不能超越拘泥局促的见解，破除一向实行的旧法罢了。这是当前事务的紧急之处，所以写下这个建议。《古文集成》卷七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七十四。宋。王霆震编。前癸集五。议。举逸民议【刘龙云】探察隐伏之人，妄自料定一定能够得到他们，这是有先见者的诡诈习性。若以通达的正道来衡量，就会受挫。轻贱眼前而尊重远方，把亲近自己的人作为依从和游说的对象，这是小智之人的私心纠结；若以公心防范它，就会屈服。古人对贤者，只要有一句话，必定说是求访贤者罢了，从未先对有先见之人的做法置疑。小智之人却不是这样，认为幽隐之人一定要寻访，远方之人一定要搜求，然后显露出来的人才可以任用，近处的人才可以得到。因此，这大概就是谈论举用逸民的意思。贤者退藏在深远幽渺之处，就像被网罩住的鱼，不容易得到；他们洁白无污，就像明亮洁白的小马，不会无缘无故前来。他们回应召唤，却不是委曲求全；出仕，却不是虚假应付；飞翔，却不是苟且聚集；发誓长久离去，也不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将要使之为臣，必先以宾客之礼待之；他们有所馈赠，必定说是献上。那么什么时代会没有逸民呢？也就没有什么时候不该举用逸民了。我私下曾认为，具有潜藏德行的人，如以五噫叹息的梁鸿、三次被罢黜的下惠，无论到哪里都有。他们只是以同世俗之人轻率地自我炫耀激励为耻，不愿谋求微薄的俸禄和末小利益，不愿辗转于蛮触般狭小的争竞之地，因此像蝉蜕壳一样脱离喧嚣尘埃，辞谢世俗人情和封爵；而在上位的人有时不能知道他们，知道了有时又不能审慎辨明他们。并不一定都要远走高飞、独自行事，成为投渊洗耳的隐士。这也如同古人所说的隐居在边地、埋没于民间，自称沉没于陆地之下的人，难道都一定在宽阔闲静的原野、寂寞的水边吗？然而君主寻求他们，却不应与众人没有区别而只是直接取用；亲近熟悉的人先行举荐，往往达不到振拔人才的目的。应当舍弃这些熟习之后的尘俗旧迹，等待那些正在远方奔驰而来的车马。这样做，正是因为逸民确实是急需访求的人才。当时若没有有莘之野躬耕的伊尹，三次前往、用币帛聘请便会成为空礼；若没有傅岩操筑的傅说，惟妙惟肖地寻访形貌也只是徒然装饰。一定要有臧丈人那样的贤者，才可以载他同行；一定要有南阳高卧的诸葛亮，才可以起用他共事。汉代的君主曾经知道这一点，但时间久了，弊病终于乘隙而入。武帝开始用蒲草裹轮迎接枚生，见到主父偃便叹息，但仍免不了容纳东方朔那样的人。光武帝把礼数委托给旧交严光，也只是时势恰好如此，并未见他有所辅助。而樊英、杨厚一类人，激起衰颓的风气，直到三次接受顺帝的聘召仍不稍稍屈服。李固、朱穆认为处士只是完全盗取虚名，也确实有一定的理由。至于唐代人，弊病大概又更加严重了。士人有文才却没有实际德行，不能同士成绮、田子方相比；追逐外物而不约束自身，不能同南荣趎相比，反而属于满苟得之流。李渤隐居少室山，韩愈斥责他是在索取高价；结果终南山、嵩山、少室山这些区区穷僻险绝的地方，竟被称作仕途的捷径。逸民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孔子所说的‘天下的百姓归心’，果真会是这样吗？国家自祖宗以来，士人有靠着长松、借着丰草而居，把自己冒充为逸民的，时常有这样的人。如杨朴、种放一类，有的被召而不来，有的来了却不肯久留爵位。因此大中祥符年间的诏制说：‘颁下一尺长的诏书，正等待他们来朝；驱驰四马之车，却还没有听说已经戒备道路。’它急于得到人才就是这样。圣上侧身空席以等待奇异人才，只怕来不及。譬如剖开深山悬崖中的璞玉，洗去埋藏的污蚀，拨开豹皮上的雾气，使它显露幽美的姿态；又从下面取出残损的文木，再增加青黄相间的新装饰。往年甚至有徒步出身、由处士而被起用为颍阴的人，还不到一年，旋即就见他登上文石之阶、摩挲螭头，列入侍从行列。士人到了这个时候，一齐向往仰慕，比远方深谷中的人奔赴隆重的宫阶还要强烈，这是多么兴盛啊！到如今大概已经经历多年了，最终却没有人继承在他之后，难道竟然没有这样的人吗？况且卜筮小业的市肆中，并非没有超凡脱俗的君平；以鱼盐为业的人中，时常有晚年才出仕的胶鬲。何况远在万里之外的海边呢？只是直接访求还没有完全做到罢了。然而贤者以自我求进为耻，只怕别人知道自己，从未主动求别人了解；对于一定要得到他们这件事，他们并不急迫，只怕利益相合，也从未奔赴他人去谋求利益。东海之滨有贤人，我得到消息并确知之后，就举荐他；北海之滨有贤人，我得到消息并确知之后，就举荐他。这样，便是每次了解得更审慎，举荐也每每随之而来。既然已经举荐他们，贤与不贤不用等到比较就会明白。如果又把他们按曹分组、按伍排列，用无益的空文来考较，那就仍然像科举考试一样了。那些前来游历、前来歌咏的人，难道能不失望而惊疑吗？前些日子敦促遣送他们来朝，就是这个意思，也是如今所说的办法。不如每年年终，由县令委托县中官员举荐给州守，再由州守委托官员举荐给监司；监司于是举荐并升送朝廷。朝廷委托二三位执政大臣，共同访问、询问并考察核实，这样确实不会与实际情况相背。然后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发给驿传，遣送他们上路，也像古人所谓劝驾那样。如果全道没有一个人，就算不举荐也可以；如果全数几人聚集在一道，即使全部举荐也可以。等到任用时，还要看这些人是否适合任事，再对举荐者施行奖赏或惩罚。这样，奇异伟特、应当出仕来响应皇上求贤的人才，就应当有人出来了。齐地的纨绔，楚地的绡，會稽的竹箭，豫章的金铁，陈、夏的髹漆，穷巴之地的文梓，阿地井中的沉液，以及丹砂、赤箭，有的生在蛮蜒之地，有的产于儋耳之地，起初都不是靠近中原的。只是因为有人把它们运近，所以中原没有一样物品缺少，富家大户最终都能取得满足。何况逸民呢？只是看上位的人怎样访求罢了。武功爵议【龙云】

译汉高帝手提一把剑从丰、沛起兵，转战数百场，直到摧毁项籍、取得天下，靠的是各位将领的力量。他曾看到夏侯婴、绛侯、灌婴等人披荆斩棘，受霜露侵袭，出力很多；可是用爵位酬报他们，开始不过是按攻取一两座城计功，后来逐级累进十级百级。平阳侯、舞阳侯的功劳在各将领中居于最前，甚至从中尉、列大夫等职位逐渐升到彻侯，积累多年才得到；竟不如黥布、韩信之辈按日计功便封王，指划土地便得到食邑。由此说来，爵位赏赐本来就有固定次序吗？没有空隙可以投身，没有机会可以抵达，辩士便放开言口而感到羞耻，说服别人的话也无法被采纳。战鼓停息、弓弦收起，没有人可以与之为敌，强悍的人便扬起悍气，勇猛尚武的人为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而愤怒。至于那些挂着功劳、长期有名望的士人，即使丧失首级、终身困顿也不以此为悔，他们确实有被驱使的原因。那么汉代的议臣请求设置赏官，名叫武功赏爵，难道能说是没有意义吗？大概勇于舍弃自身、死后仍有功名的人，可以得到丧葬资财；而不愿凭武力使自己毁灭的人，死后连墓地也无从进入。死者尚且能够激励生者，何况其他呢？《春秋》的法则，对于帮助楚国的人本来就不止一个，更何况久经战阵的士兵呢？从前秦国崇尚强权，举全国之力追求功利，秦孝公接受了这种主张，商君使它成为事业，把百姓全都置于必争之地；武功爵就是这种形势的先兆。秦人不吝惜拼死作战以贪求巨大利益；今天陷入刀锋、被箭镞浸透血肉，长久成为不能回归的腐尸，正是因为从前贪求名位、拼死作战，并从上造爵位开始逐级升进。想让他们不死，做得到吗？它的法令是斩获一个首级赐爵一级；想做官的，爵禄五千石，从公士、簪袅依次升上去，直到彻侯，共分二十等；看功劳多少，按次序接受爵位。譬如大堂有九级台阶，礼数每级增加，就取相应等级而进，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秦最终兼并诸侯、统一天下，武功爵大概也起了很大作用。高帝初年，法制仓促混乱，文帝、景帝沿袭其制，当时只求休养生息，来不及讲求这种爵制，情势就是如此。等到孝武帝承继历代的功业，奋发施展使百姓疲困的武力，匈奴屡次窥伺逼近，便凭卫青、霍去病这样的飞将，南面剪除强大的百越，北面在襄地击退匈奴；即使把这些功劳编排起来，也不过能追上秦制的一二部分，而中原百姓的疲敝耗损却同敌寇的掠夺相当了。议论者因官府财力困窘，才开始请求设置赏官；所以设置赏官，并不只是专门宠赏战士而已，它的好处还在于可以收入五千石的爵禄。谁又知道古人抑制、放纵、推举、挽引人才，自有办法，起初并不只是这一点呢？后世不探究其中实质，一概烦琐地制造名号和爵位等级，开启了夸饰虚荣的机会；于是功勋阶次层层叠加，柱国、开府等名号往往被用来急切奖赏，这就更加不是旧制了，何况把骑都尉、关内侯同腐烂的羊相比呢？从前祖宗向西夺取巴蜀，向南攻克岭表，吴、越、荆、巫等地相继平定，最后消灭并州、汾州，安抚江左，从而截断九州；神威震动四方，就像屈伸手肘一样，想施加到哪里就施加到哪里。因此，武功爵即使始终没有采用，也不妨碍它成为赏赐功劳的制度。虽然如此，战功多的人，在司勋那里本来不应废弃；但古人的兵法是使人有所贪求参与作战，假如使他们终身长期不能离开原来的地方，那么恐怕人人都会甩手离去，做一个安守闾巷、洁身自好的人，又有谁肯甘愿长期劳苦而奔赴危险之路呢？因此武功爵应当是急需采用的。至于赏赐不看劳苦，爵位不酬答才能，那么战士的斗志已经瓦解了；如今反而拾取、增设繁多的名号，任意纷纷更改，难道那些不旋踵便追逐利益的人，真的可以用华美的外表欺骗吗？不幸的是，功劳文状昏暗不明，嫉妒之心强的将领，正好可以借一日的取舍来满足私欲；虚名还没有改变，实际成效却很快废弃，这就严重失去众望，也没有看见能够满足他们贪求心志的办法，因此汉人的建议似乎可以暂缓。古人只要一次躲避螳螂的怒气，士气就增加百倍；只要投下一杯酒，众人就举杯而感到满足。对危急事情的讥刺，固然有能激发真实感情的作用；所谓爵位赏赐，也不过是外在的一种辅助，何况只是名号呢？也只是根据时势的适宜与否，依次安排罢了。何必一定要效法秦国呢？复圜土议【龙云】先王以对待君子长者的方式对待天下，希望人与人之间都能各自合乎正当的规范。起初并没有使用刑罚的意图，只是不幸天下之人有时不能走在善人的道路上，这以后刑罚才将无法避免。于是先王又对此产生不忍之心，仍然说：‘姑且教导他们，不要杀掉他们。’这就是大司寇在圜土聚集、教导罢民的用意吗？解释的人说：‘圜土以规矩为主，也以仁爱为主。大概以仁爱为刑罚的根本，圜土就是这样。’

译传记说：‘只有强健而有力量的人才能实行礼。’ 那么不能实行礼的人，就是罢民。一定要说罢民不能实行礼，是因为从嘉石所施加的惩罚可以知道这一点。百姓生于天地之间，实际上受到形体的限制，似乎有拘束而没有放纵。他们有的不能用力，是自我放弃；不能遵循礼，是自我放纵。对于放纵自弃的百姓，只有收纳约束他们才可以；他们将再次自己取得这种限制而受到拘束，也就是被拘禁。什么时候又能任意放纵呢？即使想不畏惧圜土，也做不到了。他们做事不用力，四处散徙而没有常处，于是大司寇便说应当把他们聚集起来；一个人的行为极其放纵，却不知道由谁安置，于是大司寇便说应当把他们安置进去。他们像决堤的急流一样溃散，像逃跑的猪一样奔逸，于是司圜便说应当收捕他们。他们去了不回，流动不止，于是司救便说应当使他们归返。这就是圜土制度的始末。虽然如此，大司寇的施行大概也有次序：先让他们坐在嘉石上，再让他们在司空那里服役，最后把他们聚集到圜土，不过如此。礼这种东西，譬如火藏在木中，靠钻木才能显出光明；若弃置它而不取用，这是谁的过错呢？石头是没有知觉的东西，尚且以‘嘉’字命名，难道人反而不如石头吗？至于戴上桎梏，取决于我们自己。假使能够明白这一点，先王还会把他带来坐在嘉石上吗？让他坐在嘉石上还认为不够，于是又接着让他到司空那里服役。活着本来就已经劳苦了，何况因为原有的过错而再承受劳苦呢？不做贤人已经是耻辱了，只因为不能实行礼而再次蒙受耻辱，哪里比得上用礼来约束自己呢？假使能够明白这一点，先王还会把他带来服役吗？让他服役还认为不够，于是又接着把他聚集到圜土教导。先王对待百姓，厌恶把他们放置在那里而不加宽恕，却也厌恶只宽恕他们而不加安置。不教导就杀戮，说是仁，我就不知道仁在哪里；教导而不服从却不诛罚，说是义，我也不知道义在哪里。圜土的法则，施行职事还不如使人知耻来得明白；刑满改变而返回国中，仍然三年不得列入士人行列；至于不能改过而走出圜土的人则杀掉，这大概就是所谓仁吧，而最终也不妨害它成为义吗？仁离我们很远吗？义就在其中。义离我们很远吗？礼的名义就在其中。虽然如此，请让我沿着事情的末绪再作说明。我曾认为礼与刑是相互为表里的：礼所排斥的，正是刑所收取的。把他们拘禁起来，正是最终要爱护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忽然悔改而懂得礼，那么良知良能就不会被放纵形体、任意躯体的虚妄行为所销蚀，放纵邪僻、奢侈骄横的习气也会远去。教导他们，使他们忽然悔改而实行礼，那么力量不敢只顾爱惜自身，情欲也不敢使家庭自相乖戾。从前愚昧者所忧患、不肖者所受拘束的事情，如今便可以得到节制了。这样一来，勇斗好犯的气势就会消除，和乐、快乐、恭敬的风气就会转变。有一天选择吉地安置自己的脚步，有一天知道边界而尊重生命。那些把自身置于刑罚祸患之中、成为世间大耻辱的人，还有谁呢？这就是先王时代之所以依赖圜土而作用不少，最终能够搁置刑罚不用的原因吗？所以说：礼在事情将要发生之前禁止，法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施行，难道是空话吗？末世苛刻细密到了极点，仁爱不能下及百姓。他们对待百姓，大致只求罗织，一概搜取瑕疵过失，细得如同分析毫毛、洗涤污垢，而判人罪刑时，往往牵连到迁就而无辜的人。甚至把这种狱事称作虎穴，惨酷也太过分了。俗语说：‘在地上画一个圈作为牢狱，义士也不进入，也是所处形势使然。’然而圜土的法制，可以在今天恢复吗？回答说：‘道德不明，教化不施行，是强悍百姓的幸运，是善良百姓的不幸。即使烦琐地制定刑禁，尚且不足以督察无穷的奸邪盗贼，何况圜土呢？’假若认为一定要恢复圜土才满意，那么如今犯流刑而加以服役的人，以及把服役之地命名为牢城的人，距离圜土也没有多少不同了。还要在哪里恢复它呢？只是上位的人讲求修明那些怜悯百姓、爱护百姓的道理，谨慎防范，明确名分和操守，使人共同趋向美善的境界，并且一概用灿然完备的礼文来接引他们，那么礼俗形成，刑罚自然减少。何必拘泥于一两项而追求先王的旧迹呢？因此，孝文帝、太宗的治理，使监狱中的案件减至数百，几乎达到了废置刑罚的境地，何况在太平光明的盛世呢？《古文集成》卷七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七十五。宋。王霆震编。前癸集六。问对。《对楚王问》【依斆斋批防増五臣注解宋玉】斆斋批：‘这篇用设辞，先论曲调越高雅而应和者越少，后来用凤凰、鲲鱼自比自己的品行和才能，而楚王不能任用他。’ 楚襄王问宋玉说：‘先生大概有失检点的行为吧？为什么士人和百姓众人这样严重地不称誉您呢？’宋玉回答说：‘是的，有这样的事。希望大王宽恕我的罪过，让我把话说完。’有个客人在郢都唱歌，开始唱的是《下里巴人》，都城中跟着应和的有几千人；唱《阳阿薤露》，都城中跟着应和的有几百人；唱《阳春白雪》，都城中跟着应和的不过几十人【选本有“而已”二字】；唱到引商刻羽，杂以流征，都城中跟着应和的不过几个人罢了【选本无“而已”二字】。【翰曰：《下里巴人》是低俗曲调的名称，《阳春白雪》是高雅曲调的名称。】因此，曲调越高雅，应和的人就越少。所以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鲲鱼【自喻】。凤凰向上飞击九千里，穿过云霓，背负苍天【选本有“足乱浮云”四字】，在幽深冥远的高空翱翔。那栖息在篱笆边的鹌鹑，哪里能够同它估量天地的高远呢【铣曰：篱笆、蒿草一类，鹌鹑是小鸟；说它栖息在篱笆之上，哪里能计算天地的高远呢？宋玉以此自比高才，言常人怎么能了解他，却肯轻易替他传播声誉】？鲲鱼早晨从昆仑山脚出发，在碣石裸露鱼鳍，傍晚宿在孟诸。那浅水泽中的小鱼，哪里能够同它衡量江海的广大呢【翰曰：孟诸是大泽名，尺泽是小水，鲵是小鱼名】？所以不只是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鲲鱼，士人中也有这样的人【翰曰：说士人中也有才能宏大而不可被普通人识知的人】。圣人具有奇伟的意趣和不凡的行为，超然独处；世俗之人又怎么知道我的作为呢？《对禹问》【昌黎】斆斋说：‘这篇论述禹以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为忧虑，后世……’ 有人问道【设辞】：‘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禹把天下传给儿子，是真的吗？’回答说：‘是的。’又问：‘那么禹的贤能不如尧和舜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是希望天下得到适当的安排；禹把天下传给儿子，是担忧天下因争夺而发生动乱。尧、舜为百姓谋利的心大，禹为百姓忧虑的心深。’问：‘既然如此，尧、舜为什么不忧虑后世呢？’回答说：‘舜像尧一样贤能，尧就把天下传给舜；禹像舜一样贤能，舜就把天下传给禹。得到合适的人便传给他，这是尧、舜；没有合适的人便不传，忧虑后患而得不到像自己一样贤能的人，这是禹。舜不能把天下传给禹，就是尧不知人；禹不能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就是舜不知人。尧以传给舜为忧虑后世，禹以传给儿子为忧虑后世。’问：‘禹为百姓忧虑，确实深远。那么传给儿子而儿子不贤，怎么办？’回答说：‘时代越来越难以治理，把天下传给外人就会引起争夺，事先无法确定；传给儿子就不会争夺，事先已经确定。事先确定，即使不如贤人，也还可以守住法度；没有事先确定，即使不是超过贤人的人，也会争夺并且造成混乱。上天生出大圣人，并不多见；生出大恶人，也同样不多见。传给外人，得到大圣人，之后人们没有谁敢争夺；’ 传给儿子，得到大恶人，之后人们就要承受他的祸乱【一作“祸”】。禹之后四百年，才出现桀；又过四百年，才出现汤和伊尹。汤和伊尹是不能预先等待并传位给他们的。与其传给外人而得不到圣人，反而引起争夺和混乱，哪里比得上传给儿子？即使得不到贤人，也还可以守住法度。’问：‘孟子所说的“上天把天下交给贤人就交给贤人，把天下交给儿子就交给儿子”，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孟子的心意认为，圣人不会偏私地把天下给自己的儿子而损害天下；他寻求这种说法却得不到，于是顺着这种意思替他作了辞说。’ 《晋问》【八首，柳子厚】迂斋批：‘晋国的美处很多：先说山河，再说兵，再说马，又说木、鱼、盐，一层比一层细。至于晋文公的霸业很盛大，但从道义来看，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却有一项最值得尊贵，就是尧的遗风。说到这里，前面所举的美处都可以全部舍弃；这是善于安排文章地步的最高一着，特意留到后面来说。譬如善于售卖货物的商人，必定不肯先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吴子问柳先生说【吴子即吴武陵，柳先生自称子厚】：‘先生是晋地人，晋国的旧事应当知道。’先生说：‘是的。既然如此，我愿意听您说说，可以吗？’回答说：‘可以。晋国旧日的疆域，太行山从北面牵引它，首阳山从南面托起它，黄河斜行环绕它，大陆泽舒展开来。有的山巍峨高耸，有的山谷张口深陷；景山、霍山、汾水、浍水穿行在它的边缘【晋语注：景，大；霍山在河东；汾、浍为水名；潘曰：汾读符分切，浍读古外切，壖读而宣切，指河边地】。山势仿佛变化迁移，钩连如缨、蝉联不断，最后融会成平坦的川地，于是晋国的都城和大夫韩、赵、魏三家的城邑都建立在那里。它的山势高大雄壮，就像腾跃突起、支撑抵拒【撑，读抽庚切】；高峻深邃而郁积怒张，像熊罴张口，虎豹长啸【音豪】，自古至今从未消失。它抓取秦地、搏击齐地，来犯者都失去凭据；燕、狄惴惴害怕，像鸡蛋将要被压碎，战战兢兢，窥视关门、踏动门户，惊惧得像奴仆婢妾。【拄，即支撑；拒，即抵挡】

译它低平舒展的地方，平坦充盈，回旋相连，曲折缓慢，延展平夷，像飞鸢【同“鸢”，读余专切】翔舞、回水从容流动的样子。用来耕种，庄稼就茂盛；用来栽植，树木就繁茂；用来放牧，牲畜就繁殖；用来蓄养，动物就众多。于是百姓因此富足，国家因此兴盛。那里的黄河，源头深远，来自昆仑，通入天渊；它从无门之处流出，行经无边无际之地，从匈奴向南而来，成为西部边境的屏障，冲奔到太华山【在晋地西部】，转动如肘，向东伸展，混浊奔溃，冲入大地，浑浊如沸腾的泥浆【濆，音汾，又读房吻切】。鼋鼍怪异的水族在其中游动，水流汨汨，翻腾倒泻，奔越而下，回旋停泊在岸边，水声咿呀吞吐【欱，呼合切】。河水冲击搅杂、散失坠落；受到激荡的地方，连绵的山岭高低错落，广阔原野像玉石一样崩裂，轰鸣如雷，怒风撼动【撼，户敢切】山岭【此字诸韵书无，原作“领”】，冲击在巨石间【读音戛】；巨石翻转跳跃，大树被拔起，水声澎湃洞荡，踏击之声连绵数千里，仿佛万人同时砍伐。船只所载、桅杆所驾，像鱼鳞般遍布河川；山林沟壑崩毁，云散雨逃，转瞬之间倾泻而下的水势密集涌动，百舍之远一齐奔赴。这样的景象怎么样？’吴子说：‘先生说山河丰厚、形势险固，确实是晋国的美处；然而晋人所说“表里山河”，只是为了说明晋国不易失败而已【《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子犯说云云】，不是用来夸耀景观、显扬伟大。’ 吴起所说的‘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全都是晋人借来装饰自己的话【《史记·吴起列传》】。我愿意听听其他方面。先生说：‘大卤【音鲁，太原晋阳县】的金属，棠谿【属蔡州】的工匠，用火熔炼，用水淬火，器械都准备齐全。制成戟【即“戈”字】，制成矛，制成长矛，制成钩，制成箭镞，制成鍭【读侯、候，箭名】。它们从太白星中出现，召来蓐收，召来招摇星，降服蚩尤，肃肃然、整齐盛大地【“褷褷”，山宜切，一作“祁”】汇合众神灵而制成：宽的、窄的、弯的、直的、分叉的、刚劲的、长的、短的。聚集起来像星辰，奋发起来像雷霆，运转起来像盘绕。浩浩荡荡，光彩盛大，水光闪烁，明亮耀眼。像雪山冰谷的积聚，观看的人胆战心惊，眼中流出寒冷的泪液。它们当空发出光耀，精气彼此缠绕，光芒晃荡、洞彻照射，天空全被映白。太阳的圆轮都显得很小【语极工】，光芒熔穿云层、冲破霄汉；它们坠落时，连飞鸟也被击落【跕，音牒，用字精工，见《后汉书·马援传》】。弓匠制作的弓，铠匠制作的甲，胶和角经过百般选择，犀牛皮和兕皮经过七重加工【“属”音注，见《周礼·考工记》】，然后让跟超、掖夹【音挟】一类的人穿戴并执持。向南俯视诸华，向北震慑群夷。齐国技击之士的勇技、威王和宣王的节制之法，都闻名天下，这就是善战的军队。’ 远远伸长眼睛望着它们，本来就会被威势拘束得握紧拳头；喘息流汗，脱下头盔，袒露肌肉前进，不敢投降；退后又不敢逃窜。这样的情形怎么样？吴子说：‘军队的使用，依靠德行就吉祥，依靠暴力就凶险。这也不能只看作美观。先轸说：“军队正义就强壮，不正义就衰老。”【《左传·宣公二十二年》】何况只把铠甲坚固、刀刃锋利当作最高标准呢？’ 先生说：‘晋国马匹很多，屈地就是它们的产地【马 【《左传》所说的“屈产之乘”】【僖公二年】。那里土地寒冷，气候强劲，山崖裂开，山谷断裂，草木短小收缩，鸟兽坠落隐藏，而马匹却繁殖茂盛。’ 马群成群前进【师师、兟兟，读音诜，意为前进】，浩浩荡荡，纷纭不绝，车轮般轰鸣、辚辚作响。有的红，有的黄，有的黑，有的青，有的毛色纯一，有的毛色驳杂。它们忽然幽暗如阴，忽然明亮如阳，像旌、旃、旂、帜那样辉煌；忽进忽止，忽伏忽起，忽奔忽跌，像江汉之水被疾风驱赶波涛，冲击山岭、荡涤山谷，云气沸腾而不停息。马群一起饮水，直到水源干涸；回头在赤色的野地上取食；在河川中沐浴，挤起波浪，喷吐震响，四处飞洒【洒，音洒】，水势溃散流动。像海神驾着雪浪从天而降。看它们四散时恍惚开合，变化万状【“惝”，齿两切，本作“敞”；“怳”，许往切】。欢喜的像喜鹊长鸣，愤怒的像人相搏；果断地奔腾跳跃，相隔千里彼此争斗；风吹鬃毛，雾绕鬣毛，削山穿谷。耳朵摇动，仿佛撼动层云；腹部擦过众多树木；寂静地远游，未到天黑便返回。抓地跳跃，骨骼坚硬，筋腱强劲；交颈互相啮咬，以斗眼彼此驯服；聚集撒尿，轮流嘘气，昂首张开牙齿。小马则相互牵连缠绕，仰头吃奶，低头啃食【龁，下没切】；像蚂蚁、蝗虫一样密集聚集，啾啾潗潗【七立切，《上林赋》注说水流激荡】，成群奔走，丛集站立。那些适合成材的马，就收拢起来训练调教，挥手飞快地系缚，指点毛色、命令驱使，百步之内就能套上笼头。用荀息牵引【《谷梁传·僖公二年》：荀息牵马、手持璧玉】，用王良驾驭【《孟子·滕文公下》：赵简子让王良与嬖奚驾车】，用范鞅使它们跳跃【《左传·哀公二十三年》】，用栾鍼使它们高举奔驰【《左传·成公十六年》：晋、楚在鄢陵交战，步毅为晋厉公驾车，栾鍼为车右，栾范率族夹护晋公前进，陷入绰鍼之中，栾鍼于是把晋公托举出来，云云。】【逐一看它所用的字】用来田猎，用来作战，野兽可以捕获，敌人可以摧毁。这样的情形怎么样？吴子说：‘依仗险要和马匹的人【《左传·昭公四年》】，先生没有听说过吗？所以说：“冀州北部的土地，是马匹生长的地方，并不专属于一个姓氏。”请把这一点放下，换一种说法吧。’ 先生说：晋国北山有奇异的木材。梓人、匠人和工师建造宫室，寻找大木材的，天下人都到那里去。仲冬到来以后，寒气凝结，外表凋落而内里坚贞，汁液不再流动，于是坚硬而优良。各种工匠举斧砍入，必定到那山岩倾斜、溪涧曲折的地方，登上高峻山岭的顶端，在泉水冲刷的岸边，砍伐根部缠绕着怪石、不依土而生的树木；树高千寻，树围百围，和石头同样的颜色。树木罗列着被砍伐时，树梢高入银河，刀刃劈开彩虹，声音震动连绵的山岭，木片填满层层溪谷，丁丁、登登、硠硠、棱棱的声响，好像兵车奔驰冲撞。声音所传到的地方，便发出溃溃、漰漰、汹汹、薨薨的回响，好像天将升起又将崩塌，好像螭龙相斗，风雷彼此腾跃。那些折断落下的树木，木片飞散，枝条削断，树木摧折，尘土飞扬，霞光披散，闪电般裂开，又像共工撞击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断。鹍、鹳、鹙、鸧等鸟悲鸣飞翔，獐、虎、犀牛奔跑冲撞，惊恐战栗，伏地无处可入，逃跑也无处可脱。

译然后把树木截断、量取并收拢起来，削去危险的树梢，砍掉繁杂的枝条，借着洪水的波涛进入黄河，顺流而下。木材在水中冲荡突进，翻腾出没，好像秦国神人驱赶巨石来架桥填海；撞到曲折之处，木鳞般拥挤，水流汇合如雷声崩裂。前面的木材急流而下，后面的受到逼迫而狭窄，于是从龙门的悬瀑冲下，折断、拉裂、倾倒、践踏，木头的首部被冲击，尾部高高翘起，轰然进入深渊，不知经过了几百里。波涛回旋，涌起如山，冲击天空；水势停息平定以后，放眼望去一片悠远，过了很久才开始昂然耸立、涌出水面，挺拔而出，群木像山峰一样林立，穿入云层，遮蔽日光。水势忽然自行分开，木材又列成行，浑浑然顺流而去，直到它们应该到达的地方。只要良工指点顾盼，丛台、阿房宫、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昭阳殿那样高大华丽、奇特非凡的建筑，都可以由这些木材建成。像这样如何？吴子说：我听说君子担忧没有德行，不担忧没有土地；担忧没有土地，不担忧没有人才；担忧没有人才，不担忧没有宫室；担忧没有宫室，不担忧没有建筑材料。先生所陈说的，属于四种忧患的最末一层。况且褫刚刚建成，诸侯就背叛了它【《左传·昭公十三年》】。先生说：猗氏的大盐，是晋国最宝贵的东西。人们依赖它，和依赖粮食一样；它仿佛由神灵造出，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只要到达产盐之处，便看见沟、田埂、畦、畹交错纵横，盘曲如同庄稼地和菜圃；开阔而整齐，明净而有条理，接连不断，不知边际。忽然决开水源，分流交相灌注，水流互相滋润，如同树枝和大腿，曲折延展；水脉流泻，盐膏浸润，水流潺潺而湿滑，漫延不止。高处被淹没，低处水势漫过田垄，冲开土块，水声决决；远近一片混浊，冲击堤防，水势浩大，安然形成深渊，茫茫然形成河流。观看的人只见浩浩荡荡的水，却不知道其中神奇的液体在阴暗处渗出，甘美的盐卤暗中生成，孕育灵秀，滋养大地，却不吝惜它的美，不发声，也没有形状。盐花迅速凝结，形态奇诡；回头一瞬之间，百里积雪般的盐已经洁白密布，纷纷离析。锻造的圭、槌击的璧旋转闪耀，忽然像陨星落地，明光相互照射；又像冰块裂开、冰雹破碎，山石般增益。大的层层堆积，小的像剖开的珍珠；涌起的像小丘，凹下的像瓦缶；阳光下晶莹闪烁，像受惊的萤火和飞驰的闪电；延展开来，几步之内便可装满一车，方圆一尺便有数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至于魦、鲻（音“缁”）、鲔、鲤，鰋、鳢（音“礼”）、鲂、鱮（音“叙”，上声）之类那些细碎、零裂的鱼，本来就不值得一一计算，也不值得遗漏在罗网之外，养在水府之中；可是三河一带的人已经吃得满满当当、十分满足了。对鱼腥和肥膏之味已经厌弃，听说有脍炙的美味，反而捂住鼻子、皱起额头，把它看得比粪土还低贱，根本不屑一顾。像这样又怎么样呢？吴子说：“一时的景观，不足以向后世夸耀；口舌的滋味，也不足以使百姓获利。我姑且想听听比这更高明的东西。” 先生说：“猗氏的盐，是晋国最大的宝物【《左传·成公六年》有相关记载】。人们依赖它，就像依赖粮食一样；它仿佛是神明造就的，并不是人力所能成就的。可是到了那个地方，只见沟、塍、畦、畹彼此交错，形状盘曲回旋，像庄稼地，又像园圃；开阔而均匀，疏朗而层层分明，曲折绵延、纷纷相连，看不出它的边际。忽然间水源被决开，分泄的水流交错灌注，时而像树枝，时而像大腿，弯曲迂回地延展开来；水脉倾泻，盐膏浸润，水势潗潗（“即入”切），湿滑而迅疾，漫溢弥漫，高处覆盖，低处漫延，田垄、土块接连崩决，水声滚滚，远近混成一片。冲到堤防处，水势浩大（瀴，音“伊盈”），盛满而奔涌，水声濊濊，平然形成深渊，茫茫然形成河川。观看的人只看见浩浩荡荡的水，却不知道神奇的液体在阴暗处渗流，甘美的卤水秘密涌起；它孕育灵秀，滋养大地，却不显露它的美，不发出声音，也没有形迹。盐花迅速凝结，形态奇诡；回头一看，只在一瞬之间，百里之内已堆满积雪般的盐，洁白明亮、密密层层地奋然分离。它们像锻造的圭、槌击的璧一样旋转，光彩闪烁；忽然仿佛陨星落地，明光彼此照射；又像冰块裂开、雹粒碎散，巃嵸（巃，洛孔切；嵸，子孔切，见《上林赋》）增益堆积。大的像印章层层相累，小的像剖开的珍珠；涌起的像小丘，凹下的像瓦缶；日光照耀，光芒熠熠，仿佛受惊的萤火、疾走的闪电。绵延一举步便可盈车，方圆一尺便有数斗。” 于是把盐聚集起来，装堆在一起，洁白高大，像悬圃巍峨的山峰；明亮耀眼，像溔水环绕的狂山；又像太白山水势淋漓。人们惊叹于这种变化的神奇，最终无法推究它的奥妙。然后用驴、骡、牛、马运输，向西出秦陇，向南经过楚、邓，向北到达燕、代，向东越过周、宋。家家得到制盐的利益，人人享用它调和六气的功用；盐用来调和军需和粮食，用来征收，用来进贡。它赐予天下的利益，足以和大海分成功劳，可以说确实有所补益了。像这样，如何？吴子说：魏绛说过：‘接近宝物，公室就会贫困。’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吗？不过，这可以使百姓获利，却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民利。先生说：愿意听听什么叫民利。吴子说：使百姓安于正常生活而得到所欲，使他们服从教化而感到便利，使各种货物流通而不知道它们从何处来，使老幼亲戚彼此保护而不依靠某一个人的恩德；不被兵刑困苦，不被赋税徭役侵扰，这才叫民利，也就是百姓自己得到利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先生说：晋文公建立霸业时，援助秦国、击败楚国，囊括齐、宋、曹、卫，分割鲁、郑，使它们震动恐惧；在温地安定周王，奉上册命而接受赏赐；辅佐周室，纠正并治理诸侯，使自己成为侯伯，主持齐国的盟会和践土之盟。诸侯朝见时，玉帛礼仪有高有低，天子依靠他来统辖诸侯；诸侯依靠他来保有自己的国家；百姓依靠他来保有妻子儿女，并凭自己的劳动取得食物。叛逆者用武力征服，归附者用仁德安抚。推行德义，树立信用和谦让，表明命令一定实行，明确方向而使道路通达。他禁止一种好尚。春秋时期，公、侯、大夫驾着装饰华美的马，乘着高车，出入时车马环连，贯通国都；于是设置五筵之堂、九儿之室，大小各有定制，左右各有秩序。禽畜、牢礼和馈赠交错陈列；举行飨礼时文饰与质朴相称，宴饮时陈列庭实，宾主升降都有礼节。喜欢的赋、牺、象等尊贵礼物全部拿出，犒劳、赠送、贿赂都合乎礼仪而没有差错。六卿整治军队，大戎、小戎之车，钟鼓丁宁作响，用来讨伐不恭敬者。战车有万辆，士卒占天下的一半。击鼓进军便震动四方，旗帜一挥便使人畏惧。他的号令一发动，好像水源涌出，好像车轮旋转，没有不如他心意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五年〕

译在这个时候，百姓都能够欢娱地奉事他们的君上，所以晋国百姓直到今天还崇尚义气而任用力量。这是借百姓的力量使自己巩固，假借仁义来使用天下；它的遗风至今还有保存。像这样可以称为民利吗？吴子说：接近了！但还不是。那位霸主的用心，是引导巨大的利益归向自己，聚集他人的力量来巩固自己，而百姓反而被置于后面。他并不是不知道如何教化，也不是不下命令就能使人同心，这和我先前所说的不同。所以说：接近了，但仍然不是。先生说：三河，是古代帝王屡次迁都的地方；平阳，是尧治理天下的地方。有茅屋、粗木椽和土制器物的节俭制度，所以那里的人直到今天仍然俭朴吝惜；有温和恭敬、能够克制自己并谦让的德行，所以那里的人直到今天仍然善于谦让；有师锡等人共同说‘谁来谋划’的做法，所以那里的人直到今天仍然喜好谋虑而深沉；有百兽随乐起舞、凤凰前来仪迎，以及天下变得和谐的美德，所以那里的人直到今天仍然和顺而不发怒；有直言劝诫、警戒人们的训诫，所以那里的人直到今天仍然忧思而畏惧灾祸；有无为而治、不多言语、垂衣拱手的教化，所以那里的人直到今天仍然安恬愉快。这就是尧的遗风。愿意把这些话说给您听，您认为如何？吴子离开座席站起来，拱手说道【这是极其尊崇尧的表现】：美啊，善啊，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了。这正是我所希望听到的。节俭，百姓的财用就充足而不奢侈；谦让，便遵守名分而趋向善行，这种道路不会引起争斗；善于谋划，便能通达远方而周全处理事务；和顺，是仁德的本质；警戒，是义行的实际；安恬愉快，便能安定而长久地守行正道。真是达到极点了！如今主上正致力于太平，凡事都以尧为准则。先生所说，是道理中深奥的部分；如果果真把它进献给主上，我知道实行起来一定很容易。把晋国的风俗推广到天下，使天下归于一致，如此而已。”我恭敬地拜了两拜，接受您的赐教。齐司寇答对【程晏】齐国境内盗寇很多，司寇却不治理。景公召见司寇，责备他，司寇反而争辩。景公说：‘请你治理君主朝廷中的盗寇。’司寇说：‘君主废弃了我的职守，反过来责备我，是想扰乱责任的归属吗？’景公说：‘不是这样。您没有听说鼷鼠的牙吗？它吃人和各种东西，即使咬尽了也不觉得痛，俗话称它为“甘口鼠”。鲁国的牛听说连角都被它吃了，请让我用这件事来讽谏您。牛躺着咀嚼时，蚊蚋骚扰它的皮毛，它一定知道，便鼓动耳朵、摇动尾巴把蚊蚋驱赶掉。等到鼷鼠吃它时，它反而不知道疼痛。鼷鼠的一颗牙，难道不比蚊蚋千百次叮咬更厉害吗？因为它的嘴甜，即使穿过心脏、透入骨头也不知道，何况只是角呢？君主如果确实任命臣为司寇，请允许臣先掌管朝廷中的盗寇，然后再掌管边疆的盗寇。朝廷中的盗寇，难道不是鼷鼠吗？它们已经在吃君主的角，还将穿透骨头和心脏，这是祸患大而君主不知道。边疆的盗寇，难道不是蚊蚋吗？它们只骚扰君主的皮毛，君主将鼓动耳朵、摇动尾巴把它们驱赶掉，这是祸患小而不知道大的祸害。臣之所以急于处理君主不知道的大患，而怠慢君主知道的小患，正是这个缘故。’景公没有明白，最终还是因为司寇不办事而把他拘禁起来。晏子说：‘司寇死后，田氏就要在齐国成为鼷鼠了。’ 寒泉子答秦惠王【陆龟蒙】寒泉子【秦国的处士】拜见秦惠王，说：‘有一位客人从赵国来，要用合纵、连横的事情游说大王，他是谁？’惠王说：‘是东周人苏秦。’寒泉子说：‘他的主张已经上书十次，大王都不听，有这回事吗？’惠王说：‘是的。’寒泉子说：‘他的主张究竟是想使您成为王，还是成为霸主？’惠王说：‘是想废除霸业而登上王道吗？’寒泉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屡次上书，而您采用它却如此疏远呢？’惠王说：‘醯鸡不能混同雷霆，婴儿不能抵抗乌获，是因为它们的力量相差悬殊。苏秦确实善于辩说，怎么能凭三寸之舌谋划山东诸侯，使他们面向西方朝拜秦国呢？寡人不是不知道不损失一片铠甲、不折断一支箭的好处，只是这仍像捕风一样。诸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统一。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起初像胶粘在一起，最后却像冰块裂开，难道只是因为群鸡不能一起登上鸡栖吗？寡人堵住耳朵，按道义不听这种话。’寒泉子说：‘不是这样。齐、楚和三晋的人长期苦于战争。方城出产的金属，十分之九用来制造兵器，十分之一用来制造锄和镰；董泽的蒲草，十分之九用来制造盾牌，十分之一用来制造簸箕。他们父子兄弟的鲜血，前后溅满野草。齐人的魂魄成为燕地的烟尘，赵人的尸骨化作魏地的土壤；凄惨悲痛的声音传入钟磬，传出弦管，听见的人无不忧伤、骨酸而哭泣不能自已。’ ‘假如有一天有人对他们说：“早晨同秦国实行连横，晚上就能得到安定，安然睡卧。秦国也厌倦战争，即使鼓动唇舌夸耀武力，也还不能吞并诸侯。秦国休息而变强，我们也勇敢振作起来。”即使有善于辩说的人，又怎么能反驳这种话呢？大王若不采用这个办法，秦王只需命令一名武士砍下他的头，不让车轮把他的尸体碾过函谷关下的土地，使东方诸侯听见这件事，便会从连横中散离、使连横失败，转而面向东方背对秦国。秦王出兵时就夺走他们的气势，回国时便包藏羞耻。等到他们危急，又会割让土地奉献给仇敌，难道不会想到秦仲创立基业的艰难吗？”寒泉子在偏远的赵地耕作，秦国于是封苏秦为武安君，六国果然奉行他的主张。秦国闭关十五年。’ 《古文集成》卷七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七十六。宋代王霆震编。前癸集七。问答 假设渔夫答智伯【柳子厚】《史记·世家》记载：智宣子把智瑶确定为继承人，智果劝谏，他不听。智果于是向太史另立宗族，改为辅氏。智瑶即位，这就是智襄子。智伯执政后，向韩康子请求土地，康子派使者送给他一个有万户的城邑；他又向魏桓子请求土地，桓子也给了他一个有万户的城邑。智伯又向赵襄子请求蔡狼皋的土地，襄子不给。智伯大怒，率领韩、魏的军队攻打赵氏。襄子逃到晋阳，三家用全国的人包围并引水灌城。城墙只有三版没有被水淹，沉入水中的灶里生出了青蛙，但百姓没有叛变的意思。智伯巡视水势，说：‘我直到今天才知道，水可以使一个国家灭亡。’魏桓子用手肘碰韩康子，康子踩了踩桓子的脚背，暗示说：‘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赵襄子派张孟谈暗中出城，会见韩、魏二人，说：‘我听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如今智伯率领韩、魏攻打赵国，赵国灭亡后，韩、魏就要成为下一个了。’二人于是暗中同张孟谈约定，决开水坝灌向智伯军队。智伯军队救水而陷入混乱，韩、魏从两翼攻击，大败智伯的军队，于是杀死智伯，把智氏宗族全部消灭。’斆斋批注。智氏灭亡以后，范氏、中行氏的志向更加膨胀【这是全篇主旨】。智伯联合韩、魏包围赵国，引水灌晋阳。智伯瑶乘船来到赵国城下，又往来巡视水流的源头，急于尽快攻取晋阳。渔夫群中有一人坐在那里捕鱼，智伯觉得奇怪，便问他：‘你捕鱼有多久了？’渔夫回答【渔夫答】：‘臣起初在河中捕鱼，如今在海中捕鱼。现在君主使这片水域变得如此广大，臣因此来到这里。’智伯又问：‘你捕鱼的经历怎么样？’渔夫再次回答：‘臣年幼时便喜欢捕鱼。起初臣在河中捕鱼，有鲨鱼、鳐鱼、鳣鱼、鳗鱼等，它们不能自己觅食，却喜欢臣的诱饵，臣每天能捕到一百条。臣认为这太少，便离开那里，到龙门下面等待大鲔鱼。大鲔鱼到来时，跟随它的有数万条鲂鱼、鲤鱼，它流着口涎和泡沫，后面的鱼便得到食物。然而它饥饿时，也回头吞食后面的鱼，力量越来越大，逆流而上，想变成螭龙。等它撞到大石，冲乱飞腾的水涛，折断鱼鳍，磨秃翅翼，颠倒跌倒，顺流而下，曲折昏乱地环绕着水湾，却不能出去。先前跟随它的那些大鱼，幸而啄食它，臣也空手捕到了它，仍然认为太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我听说古代有个渔夫叫任公子，他捕到的鱼更大，于是离开那里到海边，向北漂到碣石，寻找大鲸鱼。臣的钓具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就看见大鲸鱼驱赶群鲛，在渤澥尽头追逐肥鱼，震动大海，摇撼巨岛；一口吞食，像船那么大的鱼就有几十条。它勇猛而不停，贪食而不能止，向北逼近碣石，终于干枯而死。先前被它当作食物的鱼，反过来一起吃它，臣也空手捕到了它，仍然认为太小。我又听说古代有个渔夫叫太公，他捕到的鱼更大，他用鱼钩钓到了文王，于是舍弃捕鱼而来。’智伯说【把自己比作文王】：‘如今你若遇到我，将会怎样？’渔夫说：‘臣刚才已经说出了事情的端绪。起初晋国那些奢侈的大家族，如栾氏、祁氏、郤氏、羊舌氏等十多个，不能保全自身，只贪图晋国的利益，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君主您和五卿已经把他们分割吞食了，这与鲨鱼、鳐鱼、鳣鱼、鳗鱼没有不同；如今他们的脑浆流尽、骨头腐烂在君主的鼎中，足以作为惩戒。然而他们仍不肯醒悟，还有更大的鱼。像范氏、中行氏，贪图别人的土地田产，侵犯别人的权势，羡慕诸侯的地位，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君主您和三卿又把他们分割吞食了：剥去鳞，切成鱼脍，剖开肠子，斩断头颅，连遗下的小鱼小虾也没有遗漏地陈列在俎豆之中。这与大鲔鱼没有不同，也足以作为惩戒。’ ‘然而他们仍不肯醒悟，还有更大的鱼。您吞并范氏、中行氏来使自己更加肥大，仍然觉得不够；力量越大，所求的食物越多，贪欲也越没有满足。您驱使韩、魏作为群鲛，去追逐赵国这条肥鱼，却看不见其中的祸害。您贪求肥美势力的欲望，将不会止于赵国。臣看见韩、魏害怕灾祸将要波及自身，也庆幸君主您困在晋阳；他们的眼睛已经转动起来了。然而君主却傲然以为一切都已在自己的几案和俎盘之上，正磨利舌头准备吞食。我还有些担忧。如今辅氏果然舍弃宗族而退，不肯和您共同承担灾祸；段规深深怨恨您，才谋划了这件事。君主若还不醒悟，臣恐怕您会在邯郸被解剖鲸首，在安邑被摧折鱼鳍，在上党被剖开胸膛，在中山之外被截断尾巴，肠子流到大陆，成为鲜肉和干鱼，填满三家子孙的肚腹。这正是臣大为恐惧的原因。不然，君主的勇力强大，和文王相比又差多少呢？’智伯不高兴，但最终还是没有醒悟。于是韩、魏与赵联合消灭智氏，三家分割了他的土地。贞定王十二年，智氏、赵氏、韩氏共同攻打范氏、中行氏，灭掉他们并瓜分了土地。十六年，智氏骄横奢侈，韩、赵、魏又共同灭掉智氏并瓜分了他的土地。假设陆贾答对【胡五峰】迂斋批语：议论正大，构思开阔，不能只从文字表面看；其中抑扬起伏，以及假设汉高帝、陆贾问答的言辞，尤其值得玩味。本篇全部依照迂斋批语。

译陆贾任汉高帝太中大夫时，曾在高帝面前谈论并引用《诗》《书》，高帝骂他说：‘我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还要《诗》《书》做什么？’陆贾拜了两拜，回答说：‘臣私下认为，陛下在马上的功劳不如项王。’高帝说：‘为什么说不如？’陆贾回答：‘天下刚开始发生变乱时，秦军常常乘胜追击败军，只有项王击破秦军，俘虏王离，使诸侯将领震慑服从，投降了章邯。等到欣、翳向西攻破函谷关，向东拘捕并杀死田荣，把汉军逼迫到谷、泗一带，使陛下困在荥阳、成臯；七十多次交战，项王未曾败北【扬】。陛下在彭城失去了太公【抑】，在荥阳损失军队，在玉门逃脱，在广武中了伏弩，在鸿沟处勇气受挫；后来在固陵追上项羽，也一定要等韩信、彭越到来后才敢交战。这就是臣所说的不如项王。’高帝说：‘这确实如此。可是我取得天下、项王失掉天下，又是什么原因呢？’陆贾回答：‘项王失信【抑】，杀害君主，任性多疑而听信谗言，行事姑息，喜欢杀人，积聚财货利益，触犯圣王的法度；这就是他失掉天下的原因。陛下本来凭宽厚仁慈长者的品德，接受怀王入关的命令，为天下除去残暴贼寇；所经过的地方没有掳掠，赦免秦王子婴，财物一点也没有取，妇女一个也没有宠幸，约定法令只有三章，父老百姓只担心陛下不做秦王【扬】。这就是三代以仁德取得天下的做法。’ ‘项王违背约定，把陛下封在蜀、汉；陛下忍耐而前往封国，任用萧何为丞相，养育百姓，招致贤人，收取并使用巴蜀的力量，回师平定三秦。项羽杀害义帝，陛下让全军穿白色丧服，告知诸侯而讨伐他；这是三代以义取得天下的做法。陛下不拘泥于个人见解，具有远大的谋略，赢得英雄之心；以张良为师，任用陈平，统率韩信；这是尧、舜、禹、汤、文、武知人善任的明智。把在野外作战、夺取土地的功劳，比作狗的功劳，把以文墨议论治理天下的功劳归于人；这是尧、舜、禹、汤、文、武崇尚德行而不崇尚战争的心意。陛下镇抚百姓，下令军士，凡不幸战死者，官吏替他们置办衣衾、棺材并收殓，转送回其家；这是尧、舜、禹、汤、文、武怜悯鳏寡、体恤孤独的政令。这五方面，正是陛下取得天下、成就大汉磐石般基业的原因，难道不是吗？在马上取得的一时功劳，只不过是河汉水面一时起伏的波澜罢了。’高帝欣然大笑说【这是设想的言辞】：‘先生的话启发了我的心意，完全不是迂腐儒生的议论。我想治理天下，效法先圣，应当怎样做才行？’陆贾拜了两拜，回答说：‘陛下能够说出这句话，是天下的福分。天下的法制，自周幽王、周厉王以来几乎被荡涤殆尽；平王、庄王以后逐渐衰微消灭。五霸假借仁义来封立自己，他们的志向不在百姓；到了战国七雄，更把凭战争强大起来当作要务。秦国凭借地势险要，以利益诱导百姓，争斗夺取一时胜利，却不知道它的胜利只是侥幸，于是安然把这种做法实行下去。’ ‘过了十三年，天下便争相起兵灭亡秦国。愿陛下让叔孙通退居一旁，聘请鲁国的两位儒生【也是设想的陆贾言辞】，让他们和张良、四皓以及像臣这样的人共同讨论承继三代的适宜制度，制定一代的典章，用来使天下得到幸福，告诫子孙，流传万世。’高帝说：‘好。’然而又说：‘只是我已经老了，不能采用了。’第二年丙午，夏四月甲辰，皇帝在长乐宫去世。此后一千多年寂寥无闻，还没有人能够说明汉家承继三代的适宜制度，又哪里谈得上承继汉家制度的适宜之处呢？大宋癸酉年，有位士人感叹说：‘唉，天啊！假使陆生有这样的回答，而汉高祖采用了他的话，那么宫中六宫一定有制度，嫡庶一定有分别，教育抚养子弟一定有法度，后夫人、嫔妃各得其所。又怎么会有戚夫人被做成人彘，张美人因怨恨而死，赵王如意被毒酒毒死，淮阳王友因饥饿而死，梁王恢被杀死，燕王建断绝后嗣，山朝、武强、不疑几乎造成乱姓那样的事情呢？又怎么会有审食其获罪被处死且不予赦免，吕氏最终被灭族，后世代代发生外戚之祸呢？那么封立诸侯、治理国家一定有法度，荆王贾、楚王交、代王喜、齐王肥就不会封有数十县；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及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吕尚的后裔，也就能够享有祭祀。’ ‘那么一定会礼貌尊重大臣，韩信、彭越被夷灭三族的事情可以悔改，萧相国不会被系于狱中，黥布、陈豨、卢绾、韩王信也不会背叛。一定不会沿袭秦朝旧制，只知道尊崇君主、压抑臣下；朝廷之上制定礼制来引导人，尊贵者谦下而更加光明，君主刚健而不骄亢，臣下之道得以向上推行，使天地阴阳交合通泰，大臣可以托付天下，也可以托付六尺之孤。一定会分封诸侯，使他们成为屏障和藩篱，根基深固，难以崩陷；这样可以端正中原与四夷的区别，不至于畏惧匈奴而同它和亲，造成头脚倒置。一定会恢复井田制度，不至于使后世实行三十税一、近于貊道，使富人田地连绵而仿拟诸侯，使贫民困苦、冤屈而失去职业。一定会采用灵制五刑，使好生之德遍及百姓，不会频繁下达大赦，从而开启后世宽纵奸宄、贼害良民的根源。一定会使侍从、御者、仆人没有不是正直之人；皇帝有病时不会倚靠宦者，临终将要抛弃天下时，由公卿大夫接受遗命，妇人和宦官不得参与，从而使皇帝善终。一定会兼用仲尼关于立嫡与立贤的法则，使继承天子的制度明白无疑；继承乾道的刚健，不受母后控制，于是也不会沉溺淫乐而不听政。’ 唉！天道运行离去以后必定回转，三代的盛况，难道终究没有再复兴的一天吗【这是对后世的期望】？惰农答对【孙定斋】

译孙子在天竺山求学，向北登上廪丘，见到一个懒惰的农夫，赶着瘦弱的牛，拖着腐朽的绳子，拿着不合时令的耒，在烈日下耕作。热风吹拂他的肌肤，暑气灼烧他的面孔，人和牲畜的汗水交相流淌，疲惫的声音不停。孙子不知道他是懒惰的农夫，走过去抚慰他说：‘老人家为什么这样勤劳？老人家为什么这样勤劳？人人都害怕暑热，唯独您竟然这样用力吗？’走近察看他的田地，只见隔年的土像烧焦了一样，蓬蒿却长到三尺高。回头察看他的牛，只见脊背和肋骨突出在外，蹄子和角上仅剩下累累的骨头。仔细察看他的锄、耰等农具，只见外表发黄而腐朽，中间聚集着一层菌类，像鱼鳞一样，还沿袭旧状没有除去。孙子惊讶地说：‘这难道是懒惰的农夫吗？’随后再看四邻的田地，只见栽种的已经茂盛，锄草的禾苗已经抽长，放水灌田，水已灌满田埂，四周一片碧绿；而老人的田地却空荡荡的，隔年的荒草还在那里。孙子说：‘唉，确实如此，他果然是懒惰的农夫。刚才我看见他的用力，却不知道他的懒惰；看见他在耕作，却不知道他已经晚了。善于耕作的农夫，在冬眠动物开始活动时就耕田，在蝉鸣时就锄草，在授衣节时就收获；到了暑季才拿起耒，这就叫做不合时令。’ ‘如今即使勤劳辛苦，后来收获的也一定粗劣。可惜啊，正是因为最初的懒惰！’懒惰的农夫皱眉不悦地说：‘我难道喜欢成为这样的懒惰农夫吗？我家世代务农，已经十代了。我看见那些马马虎虎耕作、田地裂开才锄草的人，他们的收获都和最初的劳作相应，像这样的人我也曾嘲笑过。如今我难道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吗？只是我家十口人中有九个身体虚弱，我靠一个人的耕作来供养很多人。我早晚奔走劳作，还怕一家人的口腹不能接续。正当春季，田里的事情已经开始，吃饭却更加困难。我早晨起床，拿着耒走到门口，便有拉住衣服索要饭食的人把我留住，使我不能出门；我若割断牵衣之手离开，一天的炊食又不够供给，而官吏中治理我的人要役使我，向我放债的豪民要役使我，租房给我的人、把田租给我的人，凡是对我有私债私约的人都来役使我。我一个人的身体要承担百般差役；正准备耕作却被夺去耕作的时间，正要行动又被抽走了力气，所以田地耕得迟，播种也晚。您又怎么可以责怪我的懒惰呢？您想要怜悯我的懒惰吗？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告诉主管事务的人，让他们宽缓我的赋税，节制对我力量的征用，勤勉地体恤我？这样我的懒惰就会好转。如今您不怜悯我的困穷，反而说只是我懒惰，这样责怪我，您就错了。’ ‘您知道农夫的懒惰，也知道他为什么会使自己懒惰吗？您十岁读书，十五岁能写文章，二十岁考中高科，做上显贵的官，乘高车大马，悠游四方。人人都说：“读书人的力量，学习的人就应当这样。”我也说：“这是耕作勤快而收获早。”可是如今我看您，却不是这样。您的才华，在您自己看来很出众；您依仗古人而自以为高明，斥责今人而认为平庸。那么您的田地不是不肥沃，只是家里贫穷而书籍丰富；六艺的珍馐美味罗列其中，百家学说的盛宴陈列其中，书籍的车轮和书简的蹄迹充满屋宇。您的耕具也不是不丰富：可以向师友的源流问津，可以从圣贤的鼎中取食；口渴时有水，饥饿时有食物，随时取用，样样具备。您的灌溉也不是不足。三方面都齐备了，可是耕作赶不上时令，收获又看不见效果；在年轻时尚且不如别人。如今您已经壮年并立身了，我看您的邻人都在耕作并收获，唯独您孤零零地居住在深山，整天做童子的吟诵，学习痴儿般的句读；以木石为同伴，以猿鸟为朋友，早晚忙忙碌碌，声音却和苍蝇一样嗡鸣。那么您的耒耜，岂不是太晚而不合时令吗？您拿着不合时令的耒，在隔年的荒土上喧闹地耕作，我担心烈日炎风会伤害您。’ ‘您不说自己是懒惰的士人，反而说我是懒惰的农夫，难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孙子羞惭得变了脸色，言辞困窘，无法回答。懒惰的农夫笑着说：‘哈哈，我只是开玩笑罢了！您的懒惰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是有才华的人往往懒惰。因此您才被遗弃。我听说，受屈于人，便能在上天那里伸展；我的力量少，耕作又受困，人们不怜悯我，但上天或许会帮助我。所以每年收成时，我的田地总能避过螟虫、蝗虫、雀鼠的灾害，而邻人那些早播种的田地反而有时遭受灾祸。这是上天怜悯我的困穷而帮助我。怎么知道您的懒惰不会也有怜悯您的困穷、帮助您的力量呢？’况且我和您都懒惰，而且都是小的懒惰，还不足以使您受到伤害。我看世上的懒惰，还有比这更大的：享受他人的俸禄，占据他人的职位，饱食后游荡，荒废职守而不思考忧患，称之为‘懒惰中的极点’，我深以为羞耻。所以，任郡守的却偷安，任县令的却懈怠；文官懒惰，政事就荒废；武官懒惰，军队就松弛。职位越尊贵，懒惰也越严重。甚至辅佐天子、调和阴阳、承担天下重任而把祸患置于国门之外的人，天下称他们为将相，而他们的懒惰实际上也很多。’ ‘有可以利用的机会却不乘势而上，有可以投入的空隙却不及时行动；考虑祸患迟缓，看见利益太晚；面对机会时像处女一样迟疑，等到要行动时却像脱兔一样惊慌，悠然拖延而把事情办坏的人，一个接一个。他们造成的祸害，难道还不多吗？况且我和您的懒惰，是懒惰于自身；他们的懒惰，是懒惰于国家、懒惰于百姓。和我与您相比，还算稍轻一些。由此说来，世上的懒惰者，难道有穷尽吗？’说到这里，孙子释然一笑，悠然离去。回去后写下这番话，放在座位右边，用来早晚警戒自己。穷客与达主人问答【曾撙斋】有个穷困的客人经过达官贵人的主人家，主人为他准备了饭食。客人不知道是什么，感到奇怪，便问饭食的名称，主人说是尧的浆、舜的泉、禹的粮。客人回头想想自己平日只吃清淡食物，除了孔子的糟糠、孟子的蔬菜之外，从未把手伸向过这些食物。如今突然享用这样的美食，恐怕会招来祸殃，于是坚决推辞。主人大笑，认为玉食不是近臣就无法得到；如今拿自己享用的食物来招待客人，料想客人吃清淡食物久了，一定厌倦而想吃甘美之物，却因为不知道食物名称而推辞，实在只是穷困的命分吧？客人说：‘如果确如主人所说，那么客人还有更高一层的说法，只看主人能不能领悟罢了。吃尧、舜、禹的食物，是在事务上享受它；吃孔子、孟子的食物，是在道义上享受它。享用他们的食物，却不行他们的道，客人只需责备自己；客人不责备自己，也没有别的人责备他。享用他们的食物，却不办理他们的事务，主人不责备自己，天下人难道唯独不责备主人吗？一时的人不责备，万世的人难道唯独不责备主人吗？渺小的一个人身上，却集中了百般责备。’当时，穷客未必不算达者，达主人未必不算穷者。到了最后替他们衡量，尧、舜、禹的甘美，比起孔子、孟子的清淡更容易令人厌足。厌足于孔子、孟子，或许还有不再思念尧、舜、禹的时候；厌足于尧、舜、禹，却没有不思念孔子、孟子来清除这种厌足的时候。

译客人斗胆把自己享用的东西反过来招待主人。主人似乎还没有领会，过了一会儿才醒悟，说：‘客人的话对，我应当辞去事务而归向道。’客人说：‘即使如此，也已经迟了。’还没等主人撤下食具，客人便离去了。《古文集成》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七十七，宋代王霆震编，前癸集八。设论 答客难【东方朔】五臣注：铣说：据《汉书》记载，东方朔字曼倩，是平原厌次人。汉武帝时举荐贤良方正之士，准备给予不按常格的职位。东方朔于是上书说明自己的才华，武帝认为他很奇异。翰说：东方朔上书陈述以农战使国家强大的策略，最终没有被采用，又因为职位低微，所以假托客人发难来回答自己。客人诘难东方朔说：“苏秦、张仪一旦面对万乘之主，便身居卿相之位，恩泽流及后世。如今您大夫【向曰：指东方朔】修习先王之术，仰慕圣人之义，诵读《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多得数不清；著述写在竹帛上，直到嘴唇腐烂、牙齿脱落，仍铭记在心而不放弃。您如此好学乐道却没有成效，这是明摆着的。您自以为才智天下无双，那么可以说是博闻强记、善于辩论而有智慧了。然而竭尽全力、尽忠竭诚地侍奉圣明的皇帝，长久以来已经几十年，官职不过侍郎，地位不过执戟，莫非还有什么品行上的缺失吗？和您同类的人也无处容身，这是什么缘故呢？”东方先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仰头回答说：“这不是您所能完全理解的。那是一个时代，现在又是一个时代，怎么能相同呢？苏秦、张仪所处的时代，周王室大为衰败，诸侯不来朝见，各国凭武力争夺权力，彼此用兵相擒，合起来成为十二国，胜负尚未分明；得到贤士的国家就强大，失去贤士的国家就灭亡，所以游说之术【去】能够施行。他们身居尊位，珍宝充满内外，仓廪充实，恩泽流及后世子孙，能够长久享受。如今却不是这样：圣明皇帝的德泽流布天下，震慑诸侯，诸侯宾服，威势震动四方；把四海之外都连接起来作为边带，天下安稳如倒扣的盂，四海均平，合为一家，举手动足、发动举措，都如同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在这种情势下，贤者和不肖者有什么区别呢？” 顺应上天的规律，依循大地的法则，万物没有不得其所的。因此，安抚它就安定，驱使它就困苦；尊重它就能成为将领，轻视它就会成为俘虏【铣曰：俘虏指寇敌】；抗拒它就位在青云之上，压抑它就坠入深渊之下；任用它就像虎一样有力，不任用它就只是守门的狗。即使想竭尽节操、献尽真情，又怎知前后【济曰：说皇帝的德行自行流布，所以不借助那些竭尽节操、献尽真情的人；“安知前后”是说没有地方施展才能】呢？如今天地这样广大，士民这样众多，竭尽精力驰骋游说、像车轮辐条一样一齐进用的人数不胜数；全力仰慕皇帝，想在下位效尽精诚，却困顿于衣食，有的甚至失去了门路【翰曰：说士人竭尽全力仰慕天子的德泽，想在下位效尽精诚，却困于衣食；“失门户”是失去道路】。假使苏秦、张仪和我一同生在今天，连掌故这样低微的官职都得不到，哪里敢希望做侍郎呢【向曰：掌故是低级官吏】？传记说：“天下没有祸患，即使有圣人，也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上下和谐同心，即使有贤者，也没有建立功业的地方。”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即便如此，怎么可以不努力修养自身呢？《诗经》说：“宫中敲响钟鼓，声音传到宫外；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铣曰：说人好学修身，声誉传闻天下】。”如果能够修养自身，又何必担心不能获得荣誉呢？” 太公吕尚身体力行仁义，到了七十二岁才被文王、武王任用；他的主张得到信任【音税；济曰：采用文王、武王的道术来辅佐周室，他的主张得到信用】，于是封在齐地，七百年而没有断绝。这就是士人日日夜夜勤勉修学、敏捷行事而不敢懈怠的原因。譬如鹡鸰鸟，一边飞一边鸣叫【向曰：鹡鸰也像人修身而不懈怠】。传记说：上天不会因为人厌恶寒冷就停止冬天，大地不会因为人厌恶险峻就停止广阔；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喧嚣纷扰就改变自己的行为。天有恒常的法度，地有恒常的形态，君子有恒常的行为。君子遵循常道，小人只计算功利。《诗经》说：礼义没有过失，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水太清就没有鱼，人太苛察就没有同伴【翰曰：人过于明察，会使人厌恶、畏惧，所以孤立而没有同伴、党援】。帝王戴冕时垂下前方的旒，是为了遮蔽过分的视察；用黄色丝绵充塞耳旁，是为了堵住过分的听闻。眼睛有所不见，耳朵有所不闻。推举大的德行，赦免小的过错，这是不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的道理【铣曰：不要求别人才能完备，只取其一方面的善处】。使弯曲的变直，却让他自己获得转变；宽容而柔和地对待他，使他自己寻求改进【济曰：宽容他，使他自己寻求适宜的道路】；衡量、揣度他，使他自己探索【翰曰：衡量他的才性和所能做的事，使各种人不相互争夺，各自寻求自己的分际】。圣人的教化大概就是这样，是要使人自己获得道理。能够自己获得道理，就会既敏捷又通达。如今世上的隐士，孤独无伴，空旷地独自居处；向上看许由，向下看接舆【良曰：许由、接舆都是隐士】；他们的谋略可以同范蠡相比，忠贞可以同伍子胥相合。在天下太平、正义相助的时代，他们同伴少、门徒寡，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您为什么还要怀疑我呢？至于燕国任用乐毅，秦国任用李斯，汉朝任用郦食其使齐国归降，他们的游说像流水一样顺畅，曲折周旋像圆环一样灵活，所希望的必定能够得到，功业高如丘山，天下安定，国家安宁，这是因为遇到了适合自己的时代。您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俗话说：拿管子去窥看天空，拿蚌壳去测量大海，拿小竹枝去撞击钟，怎么能够通晓它的条理脉络、考察它的文辞义理、发出它的声音呢【铣曰：“蠡”读力和反，是蚌蛤；“筳”是小木枝。说拿管子窥天、拿蚌测海、拿木枝击钟，终究不能通晓它的条理、文理和声音；东方朔说自己回答客人的话，不能从客人的心意中发出】？照这样看来，就像小鼷鼠袭击狗、孤独的小猪去咬虎一样，到了那里也只会败亡罢了，有什么功劳可言【良曰：鼱鼩是小鼠；咋是咬，靡是败亡，只是畏惧服从罢了】？如今以我这样的下等愚人来反驳您这位隐士，即使想不困窘，本来也是办不到的【济曰：下愚是东方朔自谦】。隐士，指客人【济曰：这里的“处士”指客人】。这恰好足以说明您不懂得权宜变化，最终会迷惑于大道。《答宾戏》【并有序；班固】斆斋说【本篇主旨：假设问答来化解讥刺，议论辨析精当，学者不可不读】永平年间，我任郎官，掌管校理秘书，专心致志于儒学，把著述作为事业。有人讥讽我没有功业；我又想到东方朔、扬雄曾以自己没有遇到苏秦、张仪、范雎、蔡泽那样的时代来自比，却没有用正道驳斥他们，说明君子所应坚守的原则，所以姑且再次作答。文章说：

译宾客戏谑主人说【设辞】：我听说圣人有确定不移的论断，烈士有不可改变的操守，也不过是求取名声罢了。所以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德行如果不能使自身留名后世，就不会独自兴盛；功业如果背离时代，也不能独自显耀。因此，圣贤治理天下，总是忙碌不安：孔子的席子还没有坐暖，墨子的烟囱还没有熏黑【五臣注：善曰：墨子没有熏黑的烟囱，孔子没有坐暖的席子；并非贪恋俸禄、羡慕职位，而是想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百姓的祸害】。由此说来，取舍进退，是古人的首要事务；著书立说，只是前列事业的余事罢了。如今您【设为戏谑之辞】有幸处在帝王的时代，亲自穿着佩绶戴冕的服饰，浮游于英华之中，沉浸于道德之间，龙虎般的文章由来已久【孟康曰：“矕”是披覆，读亡叛切；善曰：《易经》说“大人虎变”，是说文章声名盛大】。可是您终究不能舒展首尾、振奋羽翼鳞甲，从污泥中奋起，跨越腾跃于风云之上，使看见您的人惊骇如见影子，使听到您的人震动如闻回声。您只是乐于枕着经书、借阅典籍，屈身住在简陋的门庭中；上面没有依托，下面没有根基，只在宇宙之外抒发意趣，在细微毫芒之内锐意思考，潜心默记，年年累月不止【“縆”读亘，意为终竟】。然而您的才器在当世不能得到估价，作用在一代中也没有见效；即使辩说如涛波，文采如春花，仍然对考核功过没有益处。莫非您只想运用早晚的微小计谋，制定身后合宜的安排，使活着有显赫的称号，死后有美好的谥号，这不也算优厚吗？主人悠然一笑说【“逌”读若“攸”】：像宾客所说的这些话，正是只看见世俗利益的光华，却昧于道德的实质；守着幽暗角落里微弱的烛光，却没有抬头仰望天庭、看见白日【应劭曰：《尔雅》说：西南角叫奥，东南角叫窔；善曰：“窔”读一吊切，荧是微小的光】。从前王道的道路荒芜污秽【援引古事作为证明】，周王室失去了驾驭天下的能力，诸侯各自并行；战国时代纵横驰骋，于是七雄咆哮争斗，分裂中原，龙战虎争；游说之士像狂风骤雨、闪电雷鸣一样纷纷兴起，挽救天下。其余如火焰飞腾、如影子附形般在其中活动的人，更是多得无法载录【铣曰：说游说之人言辞如烈火飞焰，驰逐如影随形，任意显示强盛，在其间游走者数不胜数】。在那种时候，拿着钝器去磨削朽木，即使铅刀也能斩断东西。因此鲁仲连只射出一封书信，就使价值千金的城池陷于危败【济曰：齐国围攻燕国，燕将据守聊城，鲁仲连写信系在箭上射给燕将，燕将读信后哭泣自杀；后来鲁仲连游历赵国，当时秦国攻打赵国】。秦国听说仲连在赵国，便谋划对付他，秦军因此退却五十里。赵王用千金酬谢他，仲连却弃置不受【“蹶”是抛弃】。虞卿只是回头顾盼，便舍弃了相印【翰曰：秦昭王写信给赵王，索要魏齐；魏齐逃亡出来，去见赵相虞卿。虞卿估计赵王终究无法说服，恐怕会杀魏齐，于是解下相印，和魏齐秘密逃走】。那种轻微的声音投入曲调，虽能感动耳朵，却不合乎音律法度，淫靡而不可听，便不是《韶》《夏》之乐。顺应形势、随机应变、移风易俗，如果违背时势而不能通达，也不是君子的法则。到了纵横家合纵连横的时候，合纵者把各国联合起来，连横者又把它们拆散【良曰：从人指苏秦联合六国抗拒秦国，横人指张仪辅佐秦国，拆散六国，使它们放弃自己的君主而侍奉秦国】；弃命漂泊游说，寄居异乡纵情驰骋辞辩【济曰：“亡命”是弃其君命而在外游荡；“羁旅”是客居而不得志；“漂说”是浮诡的言辞；“骋辞”是驰骋辩说】。商鞅挟持三种治国术来游说秦孝公【翰曰：三术指帝道、王道、霸道；商君游说秦孝公采用这三种方法，孝公采用了他的霸道】；李斯奋力迎合当时的事务，求取秦始皇的任用【向曰：“要”是取得、招致；指使秦始皇施行强暴的法令】。他们都踩着风尘般动荡的机运，踏着颠沛的形势，凭借侥幸、乘着邪险去求取一时的富贵【良曰：说凭借侥幸、乘着邪险求取富贵】；早晨还荣华显贵，晚上便憔悴失意；福气还没有充满眼眶，灾祸已经泛滥于世【济曰：眦是眼眶，连眼眶都未充满，说明时间很短】。凶恶之人尚且因此自悔，何况吉善之士怎能依赖这种道路呢？而且功业不可能凭空成就，名声不可能靠虚假树立。韩非设置辩说来激怒秦始皇【服虔曰：韩非在秦始皇面前陈说辩论】；吕不韦施行欺诈来经营国家【韦昭曰：吕不韦扶立子楚，以谋取秦国利益】。韩非的《说难》完成后，自身却被囚禁【项岱曰：韩非写《说难》，想把它作为天下的法式，却被李斯进谗，囚死于秦】；秦国的货物一旦抬高到贵重地位，秦国宗族便随之坠落【善曰：秦昭王的儿子子楚质押在赵国，吕不韦在邯郸见到他说“这是奇货，可以囤积”，便用五百金购买奇物珍玩，游说秦国，献给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昭王死后，子楚即位为庄襄王，任吕不韦为丞相，后来饮鸩而死】。因此孔仲尼坚持超越浮云的志向，孟轲培养浩然之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他们难道喜欢做迂远空疏的事吗？因为大道不能有二。如今大汉清除群邪污秽，平夷险阻，铲除荒乱，扩大帝王的疆域，振兴皇家的纲纪；根基比伏羲、神农更隆盛，规模比黄帝、唐尧更广大。它统治天下，像太阳一样照耀，像神明一样威严，像大海一样涵容，像春天一样养育。因此六合之内，没有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妙德泽、承受太和之气的。枝叶相依附，就像草木生长在山林、鸟鱼繁育在川泽一样；得到时气的就繁茂，失去时机的就凋零。与天地并立而施行教化，哪里是人事厚薄所能决定的呢？如今您处在皇帝的时代，却议论战国；炫耀听闻而怀疑亲见，想从毛毡般微小的东西去测量高过泰山的山，怀抱小水坑去测量深过重渊的水，也还没有达到境界。宾客说【又问】：至于商鞅、李斯一类人，是衰败周室的凶恶之人，这我已经听到您的教诲了。敢问上古的士人，安身行道，辅佐天下、成就名声，足以传述于后世的人，难道都只是沉默而已吗？主人说【又答】：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前咎繇为虞舜谋划，箕子访问周室，他们的言论通达帝王，谋略符合神圣；殷高宗在傅岩因梦而发现傅说，周文王在渭水边因卜兆而遇到吕望，齐国的宁戚在大路上放声歌唱而受到任用【铣曰：宁戚见齐桓公经过道路，于是高声歌唱，桓公听到后任用了他】；汉高祖的谋臣张良在下邳桥边得到黄石公的书【张良游历下邳桥上，见一位老人拿出一编书，张良接受了它】。他们都等待时命而与神明相交，并非靠言辞就能完全取信，所以能够建立确定不移的功业，扩展无穷的勋绩。

译近来陆贾从容写作《新语》，以此兴起事业；董仲舒闭门下帷、发扬文采【陆子即陆贾；董生即董仲舒】；儒林中的刘向掌管典籍，辨明考订旧闻；扬雄深思而作《法言》《太玄》。他们都及时进入当时君主的宫门，穷究先圣深奥的道理，逍遥于术艺的领域，休息于典籍的园囿，以保全自己的本质并发扬文采，用来纳入圣德，使光辉显耀于后世；这难道不是近于圣贤吗？至于伯夷在首阳山坚持高尚操行，柳下惠降低志向而接受受辱的仕途，颜渊安于箪食瓢饮，孔子在西狩获麟后完成篇章，声名充满天地之间，他们才真正是我们这些人的师表。况且我听说，一阴一阳，是天地的常道【善曰：“方”是常】；有文有质，是王道的纲领；有相同也有差异，是圣贤恒常的法则。所以说：谨慎修养自己的志向，守住你的天性符命【“天符”指天性】；把生命托付给命运而尽自己的本分，品味大道的精美；神明若听见这些，难道会舍弃它们的名声吗？宾客又不知道【又答】：和氏璧藏在荆山的石头中，隋侯珠藏在蚌蛤里面，难道不是这样吗？历代没有人看重它们，不知道它们将要含藏光辉、吐出精华，经过千年仍然流传光彩。应龙潜伏在污浊的水洼里，鱼鳖轻慢它、看不见它；难道它不能奋发神灵之德，合风云之势，迅速超越荒远之地而升腾到昊天吗？所以，先在泥中盘踞、后来飞上天空的，是应龙的神异；先卑贱、后来尊贵的，是和氏璧与隋侯珠的珍奇；时代昏暗而长久之后才彰显的，是君子的真实品德。至于伯牙、师旷在管弦声中使耳朵清明，离娄在细微毫芒之间使眼睛明察【济曰：伯牙、师旷都是精通音乐的人，离娄是眼力极好的人】；逄蒙、后羿在弓箭方面显示绝技，般输在斧斤方面施展奇巧；王良、造父在驾驭方面超过众人，乌获以千钧之力相抗；和、扁鹊在针石医术上发挥精妙【铣曰：和、鹊都是善于医治的人】；计然、桑弘羊以心计经营而无所不至【“研”是范蠡的老师计然；“桑”是桑弘羊，曾以心计任侍中】。我也不能在他们那一列中争先，所以只好亲近地在这些文章中自得其乐【服虔曰：“走”是班固自称】。《解嘲》【并有序；扬雄】斆斋说【这又是一种文体，暗中寓有讥刺时世的意思，表面上却加以歌咏叹息。《进学解》《送穷文》都出于这种体式】斆斋批注　　迂斋批评 汉哀帝时，丁氏、傅氏、董贤掌握权势【《汉书》记载：定陶丁姬是哀帝的母亲，她的兄长丁明任大司马；《孝哀传》又记载，哀帝即位后，皇后的父亲傅晏被封为孔乡侯；《董贤传》记载，哀帝即位后任董贤为黄门郎，对他的宠爱日益加深，后来又任驸马都尉、侍中】。那些依附他们的人，起初出身卑微，后来做到二千石【良曰：有人依附权势】。当时扬雄正在草创《太玄》，以此自守，沉静自持。有人拿《太玄》还崇尚白色来嘲笑扬雄【《太玄》本应崇尚黑色，却崇尚白色，恐怕没有用处】，扬雄便作辞为自己辩解，题名叫《解嘲》。文章说：客人嘲笑扬子云说【设辞】：我听说上古的士人，维系人伦纲纪；如果不出仕便罢了，一旦出仕，就必定上使君主尊贵，下使父母荣耀；分受君主的珪玉和车马，承受君主的爵位，怀揣君主的符节，分享君主的俸禄，身系青紫绶带，车毂涂成朱红【汉代制度：公侯系紫绶，九卿系青绶，二千石官有朱色双轓】。如今您有幸遇到光明昌盛的时代，处在言论无所忌讳的朝廷，和群贤一同行走，出入金门、登上玉堂，已经有些日子了【待诏于金马门；晋灼说：《黄图》中有大玉堂、小玉堂】。可是您竟然不能提出一条奇计、献上一条策略【嘲辞】，上可以劝说君主，下可以议论公卿；您的眼睛像星光一样明亮，舌头像闪电一样敏捷，纵横议论，谁也不能抵挡。可是您却回过头来默默写成五千字的《太玄》，枝叶繁茂，独自谈论数十万字；深的深入黄泉，高的直出苍天，大的包含元气，小的进入无间【说细微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官位不过侍郎【照应上文】，即使提拔才能，也不过给事黄门；莫非《太玄》果真崇尚白色吗？为什么您的仕途这样失意呢？【问】扬子笑着回答说【答】：客人只知道把我的车毂涂成朱红，却不知道一旦跌倒，便会使我的宗族都变成赤色【因“朱丹”二字生出“赤”字】。从前周王室的罗网松弛，群鹿争相逃逸【比喻身居爵位的人】；天下分裂为十二国，后来又合为六国、七国，四分五裂，最终全都成为战国。士人没有固定的君主，国家没有固定的臣子；得到士人的国家就富强，失去士人的国家就贫弱。士人振翅展翼，任意施展自己的志向，所以有的人自己装在袋子里显露才华，有的人凿穿墙壁逃遁【范雎进入秦国时藏在袋中；《史记》记载，王稽辞别魏国，暗中载着范雎入秦，到了湖地遇见车骑，问道“为谁？”】王稽说：“是穰侯。”范雎说：“这恐怕会使我受辱，我宁愿藏在车中。” 【鲁国国君听说颜阖贤能，想任用他为相，派使者前去聘请；颜阖于是凿穿后墙逃走，这就是凿墙而逃的事】。因此邹衍凭借与人抗衡争胜而取得世俗资历【齐人所著书中多谈大事，所以齐人称邹衍为“谈天衍”；邹衍在齐国仕至卿】；孟轲虽然屡遭困顿【“连蹇”读辇，意为遭遇艰难】，仍然做了万乘之国的老师【滕文公尊敬孟子，待之如师】。如今的大汉，左边临东海，右边接渠搜【属雍州，在金城河西一带】，前面到番禺【南越王都；“畨”读潘】，后面抵达椒涂【渔阳北界；迂斋批：对应“四分五剖”】；东南设一名都尉【会稽东部都尉】，西北设一名候【玉门关候】；用徽绳和墨刑约束，用锧鈇之刑制裁【腰斩之刑】，用礼乐使人分散归化，用《诗》《书》教化天下。

译经历漫长岁月，用倚庐之制约束服丧之心【汉律规定，为父母服三年丧者不得参加选举；结庐倚庐，以约束自己的心】。天下士人如雷声震动、云气聚合，像鱼鳞一样交错密集【虽然表面尊崇大汉，实际含有不满；迂斋批语认为下文可以看出】；全都在八方经营，家家都自以为是稷、契，人人都自以为是皋陶；戴着头巾、垂着冠缨而谈论的人，都自比伊尹、阿衡；五尺高的童子也以同晏婴、管仲相比为羞耻。当权者登上青云，失意者被弃置沟渠；早晨掌握权力便成为卿相，晚上失去势力便成为平民。譬如江湖的边岸、渤海的岛屿，成群的雁飞来，并不会因此增多；一双野鸭飞走，也不会因此减少【四只雁叫“乘”】。从前三位仁人离去，殷朝便成为废墟；二位老人归附，周朝便兴盛；伍子胥死去，吴国便灭亡；文种、范蠡留存，越国便称霸；五羖大夫百里奚入秦，秦国便欣喜；乐毅离开燕国，燕国便畏惧；范雎凭借折辱的言辞使穰侯陷于危境【“折”读古拉反】；蔡泽以忍气吞声、低声沉吟的姿态，使唐举发笑【唐举为蔡泽相面，蔡泽于是发出低声沉吟的样子，唐举便笑了；后来蔡泽代替范雎为相】。所以在有事的时候，如果不是萧何、曹参、张良、陈平、樊哙、霍去病这样的人，就不能安定天下【含有讥讽之意】；在无事的时候，只有那些拘泥章句的人彼此坐着守成，也没有什么祸患。因此世道混乱时，圣哲奔驰劳碌仍感不足；世道太平时，庸夫高枕而卧也绰绰有余【迂斋批：尊崇汉代太平而不失体面，但实际上含有未尽之意】。上古的士人，有的解开束缚而任相【《左传》记载，齐鲍叔率军来，说管仲之事；管仲请求囚禁，鲍叔接受，到堂阜解开他的束缚，回国后告诉齐桓公，管夷吾的才能在高傒之上，可以任相，桓公听从了】；有的脱去粗布衣而成为太傅【傅说穿粗布衣、带绳子，在傅岩筑墙，武丁得到他，举为三公】；有的倚着夷门发笑【侯嬴】；有的横渡江潭捕鱼【渔父】；有的到了七十岁还游说而没有遇合【孔子】；有的站着谈话片刻便被封侯【虞卿游说赵孝成王，两次进见便任上卿】；有的使万乘之君屈驾到陋巷【《吕氏春秋》说齐桓公拜访小臣稷】；有的手持扫帚先行清道【邹衍】。因此士人颇能使自己的舌头得到信任，奋笔著述，钻入缝隙、踏着瑕隙而行，没有什么能使他们屈服。如今县令不请士人，郡守不迎接老师，群卿不向宾客作揖，将相不低下眉头；言论奇异的人受到怀疑，行为特殊的人遭到排斥。因此想要谈论的人收起舌头，只说同样的话；想要行走的人并拢脚步，只跟随已有的足迹。假使上古的士人处在今天的时代，仕进不是凭甲科，品行不是孝廉，举荐不是方正，只能独自抗拒时俗、讲说大道，即使能够得到较高的地位，等待诏令时又受到排斥，听说罢免之后，又怎么能得到青紫绶带呢？况且我还听说：火焰炽盛之物容易熄灭，声势隆盛之物容易断绝；观看雷声，观看火光，到了盈满充实时，上天收回它的声音，大地藏起它的热量；高明显贵的人家，鬼神也窥伺他的屋室。攫取争夺的人会灭亡，沉默自守的人能够生存；地位达到极点，宗族就危险；能够自我守持，身体才能保全。因此，懂得玄理，懂得沉默，是守道的极致；清静清静，神游于大道之庭；寂寞寂寞，是守护德性的居所。世道会变，事情会变，但人的常道并没有改变；彼此交换时代，谁知道将会怎样？如今您竟然用猫头鹰嘲笑凤凰，拿壁虎去讥笑龟龙，不也太可悲了吗【《说文》说：在玉璧上的叫蝘蜓，在草中的叫蜥蜴】？您只笑我《太玄》崇尚白色，我也笑您病得太重，只是没有遇到俞跗和扁鹊罢了，可悲啊【俞跗、扁鹊都是善于医治的人】！客人说【又问】：既然如此，难道不写《太玄》就没有办法成就名声吗？范雎、蔡泽以下的那些人，难道一定要靠《太玄》吗？扬子说【答】：范雎是魏国的亡命之徒，折断肋骨、折伤腰骨【“骼”读格，指腰骨】，才从徽绳的拘束中逃脱；缩着肩、弓着背，匍匐着进入袋中【“服”读蒲北反；藏入袋中见上文】。他激怒、鼓动万乘之主，借助泾阳君，顶撞穰侯而取代了他，正当其时【“激卬”是激怒；范雎到秦后上书，因而激怒秦昭王，昭王于是罢免相国，驱逐泾阳君到关外；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的长弟叫穰侯，姓魏名冉；昭阳是同母弟，号泾阳君】。蔡泽是崤山以东的平民，脸颊和下巴消瘦，鼻梁折陷，涕泪唾沫流满面；他向西拜见强秦的相国，扼住他的咽喉，压制他的气势，拍着他的后背而夺取他的相位，这是因为时机到了【上声“顩”读欺甚切；《史记》记载，蔡泽听说应侯心中惭愧，于是向西进入秦国，应侯派人召见蔡泽；蔡泽入内向应侯作揖，应侯请他入座。数日后，蔡泽对秦昭王说，山东有个善于辩论的客人叫蔡泽；昭王与他交谈后很喜欢他，应侯便请求归还相印，于是拜蔡泽为相。《说文》说：“頞”是鼻梁，读于达切】。天下已经平定，兵革已经停息，国都建在洛阳；娄敬放下车辕、解开挽车的绳索，凭三寸之舌，提出不可动摇的策略，把中原百姓迁到长安，这是合宜的时机【《汉书》记载：高祖定都洛阳，娄敬解下挽车的绳子说：“臣愿见皇上，陈说便利之策。”】他对高祖说：“陛下定都洛阳并不便利，不如进入函谷关，凭借秦地的险固。”当天皇帝的车驾便向西迁都长安。五帝留下典章，三王传下礼制，百世不变；叔孙通从战鼓之中兴起，解下铠甲、放下兵戈，终于制定君臣之礼，这是合宜的时机【叔孙通制定礼仪】。吕刑已经衰败，秦法残酷严厉，圣明的汉朝因时制宜，而萧何制定律令，这是适宜的【萧何采择秦法，取其中适合当时的部分，制定九章律】。所以，如果在唐虞时代制定萧何的律法，就是悖乱；如果在夏商时代制定叔孙通的礼仪，就是迷惑；如果在成周时代提出娄敬迁都的策略，就是违背时宜；如果在金日磾、张安世、许广汉、史恭、史高之间谈论范雎、蔡泽的说法，就是狂妄【金日磾、张安世、许广汉、史恭、史高】。萧何制定规章，曹参遵循不改；留侯张良谋划策略，陈平出奇计；功业高如泰山，声势又像坻山崩塌【天水有大坂，名叫垅坻；山体堆积在旁边，一旦崩落，声音数百里都能听见，所以称为坻隤】【“坻”读丁礼切】。这固然是那些人的胆识和智慧，也依赖于时代是否有可以施展的机会。所以，在可以作为的时候于可以作为的时代去做，就会顺利；在不能作为的时候于不能作为的时代去做，就会凶险。至于蔺相如在章台取得功业【相如在章台献璧】，四位老人隐居南山而获得荣誉，公孙弘在金马门开创事业【公孙弘在金马门应诏】，骠骑将军在祁连山建立功名【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匈奴，抵达祁连山】，司马长卿从卓氏那里取得资财，东方朔从细君那里分得烤肉【事都见本传】；我确实不能和这些人并列，所以默默独自守着我的《太玄》【末句说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恶圆》【元结】

译元子家有一位乳母，制作了一种会转动的圆形器具来逗婴儿高兴，婴儿很喜欢。乳母又让人制作，聚集儿童来帮助婴儿取乐。友人公植听说有逗孩子的器具，请求来看看。等看见后，他快步上前把它烧掉，责备元子说：“我听说古代厌恶圆滑的人唱道：‘宁可方正而做皂隶，不圆滑而做卿相；宁可方正而受污辱，不圆滑而享显荣。’其中最严厉的人，终身不仰头看人，说：‘我厌恶那圆滑。’有人用天来劝解他，说天无边无际，人不能极目远望，四周下垂，所以人们说它是圆的，其实天并不圆。他回答说：‘天纵然不圆，但既然被人称作圆，我也厌恶它。’次山，你为什么任意制作这种圆转的器具，放纵它来取悦婴儿？婴儿小时候喜欢，长大以后一定也会喜欢。教孩子学习圆滑，将要使他陷入不义；自己亲自玩弄圆滑，又会失去方正。唉，次山！进门就爱婴儿玩圆的快乐，出门就应当爱小人趋附圆滑的行为。我怎么知道次山将来不会一辈子说圆滑、行圆滑、动作圆滑、静止也圆滑呢？我难道还是次山的朋友吗！”元子召来季川，对他说：“我不过让婴儿玩圆转的器具，公植尚且这样辱骂我，绝交的话竟说得这样突然！我同你一起用圆滑来应对事物，用圆滑来迎合时势；不是圆滑的事就不参与，不圆滑的事就不做。公植难道要拿长矛、持盾牌来刑罚我吗？” 公植难道要拿矛盾来惩罚我吗？” 《恶曲》【元结】元子有时和邻里周旋曲全，以保全当时的欢乐，来顺从长辈的心意；他回到泉下后，叔盈问道：“刚才先生曲意周全他们的欢乐，这样做是合乎道理的，还是只是姑且如此呢？”元子说：“叔盈如果认为我曲折自己的心意去追逐财利，曲折自己的行为去希求名位，那就错怪我了。我只是姑且保全邻里的一个欢乐，并没有什么恶意，这样做也可以。”东邑有一位坚持全直之道的人，听说元子回答叔盈的话，害怕地说：“我听说元次山告诫他的门人说：‘不要因我小小的曲全而厌恶我。’这真是昏暗鄙陋的坏话。我们这些人一生坚持正直，从来不曾弯曲气节来改变声音，不曾曲折言辞来表达意思，不曾曲折脚步来方便行走，不曾曲折目光来回避视线，却还担心不如古人。古代有厌恶曲折的人，不肯弯曲手臂去取物，不肯弯曲膝盖来方便坐下；看见天下有人对君主、对百姓、对鬼神曲意逢迎，就要前往劫杀他们。如今元次山如果只是曲折言语容貌，勉强保全一个欢乐，却认为没有玷污自己的正直，实在是糊涂啊！您既然可以姑且向邻里曲意周全，勉强保全一个欢乐，难道不能向乡县曲意周全，以保全自己的言行吗？既然可以向乡县曲意周全，难道不能向邦国曲意周全，以彰显名誉吗？既然可以向邦国曲意周全，难道不能向天下曲意周全，以弘扬德义吗？如果言行、名誉、德义都显耀，难道钟鼎礼器会不进入家门，权位会不归于自己吗？” 唉！把曲折看作小事，是把它发展成大事的开始；既然曲折去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奸邪凶恶，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防”读“由”】！元子听到这番话，作歌叹道：“我只因在容貌上曲意周全一个欢乐，便受到坚持全直的君子的这样厌恶。由此造成的过错如果超过这些，我凭什么能够自我免除呢？” 《古文集成》卷七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七十八。宋代王霆震编。前癸集九。戒 《守戒》【韩昌黎】斆斋说【本篇论述防备在于得到人才】全篇为斆斋批注。《诗经》说：“大国是屏障。”【按：《诗经·大雅·板》篇说“善人是藩篱，众臣是墙垣，大国是屏障，大宗是栋梁”，疑“邦翰”二字必有一字错误】《尚书》说：“用来屏藩王室。”【《蔡仲之命》】诸侯对于天子，不只是守卫土地、奉行职贡而已，本来还应当有办法像栋梁一样屏藩王室。如今有人住在山中，知道猛兽会造成祸害，就一定加高篱栅，并在外面设置陷阱等待它们；住在城邑的人知道穿墙盗窃的贼人会造成祸害，就一定加固墙垣，在里面牢牢锁闭门扃和锁钥【“扃鐍”读诀，是锁钥；《庄子》有“固扃鐍”】来防备他们【以小事比喻大事】。这不过是乡野人和鄙陋之人的见识，并不需要有超过常人的智慧才做得到。如今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处在强悍敌国之间，却不知道为此作好防备，唉，也太糊涂了！乡野人和鄙陋之人能做到，王公大人反而不能做到，难道是才力不足吗？大概是认为不值得做，所以不去做罢了。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认为不值得做而不去做更大的【说透祸患的根源】。才力不足，是次一等的祸患【一本有“为”字】；认为不值得做的人，敌人到了还不知道。才力不足的人【一本有“为”字】，如果在事情发生以前思考，那么他遭遇祸患时就会有所不同了【一本无“而不为”三字，疑有脱文】。那些强悍的敌国，身披铠甲、手持兵器，不知有多少；它们的土地绵延千里，并且和我国土地交错相接，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门这样的险关阻隔；它们自己又知道没有资格同天下各国并列，早晚踮起脚跟、伸长脖子，希望天下发生事情，好乘机利用我们的疏忽。这种敌人比猛兽、穿墙盗贼更加凶暴！唉，为什么明知如此却不替它作好防备呢？孟贲、夏育如果不戒备，连童子也能抗拒他们；鲁国的斗鸡若不警惕，蜀国的斗鸡便能制伏它。如今鹿和豹并非不高大雄壮，然而最终成为豹的猎物，是因为爪牙的才能不同，勇猛和怯弱的资质有别。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应当怎样防备呢？”回答说：“关键在于得到人才。” 《敌戒》【柳子厚】斆斋说【本篇论述敌人存在反而能消除祸患】人人都知道敌人是仇敌，却不知道敌人带来的益处尤其大；人人都知道敌人有害，却不知道敌人带来的利益更大。秦国有六国作为敌手时，战战兢兢而因此强盛；六国被消灭以后，便怡然自得【“▯▯”读怡，形容自得，也有浅薄之意】，终于灭亡。晋国在鄢陵击败楚国，范文子认为这是祸患；晋厉公不作谋划，终于使全国结下怨恨【《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晋侯将攻郑，范文子说：“如果只满足我的愿望，诸侯都会背叛晋国，那才算满足；如果只有郑国叛离，晋国的忧患很快就会到来。”六月，晋楚在鄢陵交战，楚军夜间逃走。十七年，范文子从鄢陵返回，使祝宗祈求自己死亡，说：“国君骄纵奢侈而战胜敌人，这是上天增加他的疾病，灾难将要发生。”六月戊辰，士爕去世】。孟孙厌恶臧孙，孟孙死后，臧孙失去了药石般的劝诫，便说“我离灭亡没有几天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孟孙憎恶臧孙，季孙却喜爱他。孟孙死后，臧孙入内哭得很悲哀，他的车夫说：“孟孙厌恶您，您却悲哀成这样；如果季孙死了，您又将怎样呢？”臧孙说：“季孙喜爱我，是疾病；孟孙厌恶我，是药石。美好的疾病不如令人厌恶的药石，药石还可以使人活着；我这美好的疾病，毒害会越来越多。孟孙一死，我离灭亡就不远了。”】有智慧的人尚且知道这个道理，却终于因此陷入危险，何况今天的人，竟然从来不思考这些吗？敌人存在时就恐惧，敌人离去时就歌舞；废弃防备而自满，只会使病患更加严重【“瘉”读俞、愈】。敌人存在可以消除祸患，敌人离去反而招来过失。有人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声名就会广大传播，惩戒疾病便能长寿；自恃强壮的人会暴死，放纵欲望而不知戒惧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老朽。我作这首戒诗，愿思考它的人没有祸患。《三戒序》【柳子厚】东坡说【我读柳子厚的《三戒》而喜爱它，于是作《河豚鱼》《乌贼鱼》二说并写序，用来自我警戒】全篇并依斆斋批评。我一向厌恶世上的人，不知道推究自身立身的根本，却凭借外物来逞强【“恒”读胡登反，意为常；以下提出三件事】；有的依仗权势去求取不属于自己同类的事物，有的施展技能来放纵强横，有的窃取时机来任意施暴，但最终都遭到祸患。有位客人谈到麋、驴、鼠三种动物，和这些事情相似，于是作《三戒》。临江之麋 斆斋说【本篇告诫依仗势力去求取不属于自己同类的事物】临江有个人打猎，捕到一只麋鹿幼崽（“麋麑”读作“眉宜”，就是鹿的幼崽），便把它养了起来。他一进门，群犬就垂涎欲滴，摇着尾巴一齐跑来。那人发怒，吓唬它们。从此每天都抱着麋鹿走近狗群，训练并给它们看，使狗不要扑动。渐渐地又让麋鹿和狗一起玩耍（善于铺陈叙事），时间一久，狗都顺从了主人的意思。麋鹿渐渐长大，忘了自己是麋鹿，以为狗真是自己的好朋友，便抵撞它们，仰卧在地，越来越亲昵。狗害怕主人，对它俯仰周旋，十分友善；然而有时却舔食它的舌头（转）。三年后，麋鹿出门，看见路上有许多外面的狗，便跑过去想和它们玩。外狗见了它，既高兴又恼怒，一起把它杀死吃掉，尸肉狼藉地散在路上。麋鹿直到死也没有醒悟（说它始终没有知觉醒悟）。黔地的驴 斆斋说：（这篇文章是告诫那些显露本领、任意逞强的人。） 黔地没有驴，有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把一头驴运了进去。运到以后，发现没有什么用处，便把它放在山下。老虎看见驴，见它是个庞然大物，以为是神，便躲在树林里偷偷观察它。过了一会儿，老虎稍稍出来靠近驴，战战兢兢的，没有谁知道它们彼此是什么情况。一天，驴叫了一声，老虎大为惊骇，远远逃走，以为驴将要咬自己，十分害怕。但老虎来来回回地观察它，发现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渐渐知道它的技能），便更加熟悉它的叫声，又在它前后走动，始终不敢扑击。老虎渐渐靠近，越来越轻侮它，碰撞、倚靠、冲撞、冒犯它。驴禁不住发怒，踢了老虎一脚。老虎于是高兴起来，心里盘算说：“它的本领不过如此罢了。”于是跳跃着大声吼叫（“▯”读音按“虎槛切”），咬断驴的喉咙，吃光它的肉，才离开。唉！外形庞大，似乎像有德行；声音宏亮，似乎像有才能。假如驴不显露自己的本领，即使老虎凶猛，心中疑惑畏惧，最终也不敢捕食它。如今竟然落得如此下场，真可悲啊。永州某氏家的老鼠 斆斋说：（这篇文章是告诫那些窃取时机而肆意施暴的人。）

译永州（地名）有某氏一族，非常害怕各种日常禁忌，认为自己出生的年份正值子年，老鼠是子神，因此特别爱护老鼠，不养猫狗（一本作“又”），还禁止童仆打老鼠。仓库、粮仓、厨房，全都任凭老鼠放肆。老鼠们互相告知，都来到某氏家，吃得饱饱的也没有灾祸。某氏家里的器物没有一件完整，衣架上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饮食大多是被老鼠糟蹋剩下的。白天，老鼠成群结队地和人一起走（肆意施暴的时候）；夜里就偷窃、啃咬、争斗、横行，叫声千奇百怪，使人无法睡觉。可是某氏始终不厌烦。几年后，某氏迁居到别的州，后来有人搬来居住，老鼠的作态仍和从前一样。那人说：“这些是阴暗一类的恶物，偷盗横暴尤其厉害，而且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于是借来五六只猫，关上门，揭掉瓦片，灌入鼠洞（说明罪恶已经积累到了极点），又雇来儿童撒网捕捉它们，杀死的老鼠堆得像小山，把尸体丢在隐蔽的地方，臭气（“臰”同“臭”）过了几个月才消散。唉！它们难道以为吃得饱又没有灾祸，是可以永远如此的吗？用药的戒律（宛丘） 斆斋评论说：（这篇文章开头讲治疗痞病，不可急于攻治以求一时痛快，因为用药过猛必然耗损元气；中间引用商君急于求成的过失，后来归美于先王的治理，转回主旨很有力量。） 有个客人腹内患有痞块（“痞”反切为“部鄙”，指腹内结聚疼痛），病邪伏在里面，无法向下排出；从外面侵入的邪气，又阻挡着不能纳入。他向医生请教，医生说：“非用下法攻下不可。”客人回去喝了医生开的药，喝下后立即剧烈泄泻，不到一天，原先伏藏的痞块就消散得一点不剩（此处造语），原先阻挡的邪气也变得柔弱而不能支撑。胸膈间的气机得到疏导，呼吸通畅，痛快得好像从来没有患过病一样。没过几天，痞病又发作了，给他服用原来的药，畅快的感觉也和先前一样。从此不到一个月，痞病发作五次，泄泻五次（文意显得苍老古拙），每次泄泻后就痊愈。然而客人气息短促，说一句话要喘三次，身体不劳作也出汗，双腿不走路也发抖，皮肤肌肉表面似乎没有比从前耗损什么，内里却已经衰弱不堪，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从哪里来的。唉！心中的痞结不攻下就不能消除，我所采用的攻下方法也没有错；可是这种衰弱究竟是为什么呢？听说楚地南方有位名医，便前往向他请教。医生叹息说：“你不要叹息，这种衰弱正是问题所在。你所采用的治疗方法，本来就一定会造成这种衰弱。坐下来，我告诉你：天下的道理，有什么事一开始特别合乎自己的心意、使人痛快，它的结局必定会有所损伤（这是全文主旨）。如果想求得最终没有损伤，那么一开始就不要指望事情能使自己痛快。阴邪潜伏，阳气蓄积，气血不能运行而形成痞结（追究病因）；横在你胸中的这个痞结，造成的负担实在太大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要把它击打清除，不顾后果地解除这样巨大的负担，温和和平的方法是做不到的，必定要用猛烈的击打、震动和扰动，然后才可以治好。人的和气充盈流动，却十分微弱，平静而又容易受到损伤（意思是说其重要而脆弱）。猛烈攻治的功效还没有完成，你的身体大概已经受到损害了。由此看来，你的痞病每有一次痛快的缓解，你的和气就受到一次损伤；不到一天便痛快一次，共有五次，你体内和平的元气难道不是已经耗尽了吗？所以皮肤不劳作却出汗，双腿不行走却发抖，衰弱得好像一天也无法支持下去。况且，能不能在除去你的痞病时而不伤害你的和气呢？”客人回去安居了三个月，斋戒之后再次来请教。医生说：“你的元气稍微恢复了。”于是取出药交给他说：“服药三个月，病会稍稍平复；再服三个月，会稍稍康复；到这一年结束时，便恢复正常。”并且告诫他喝药不能急着增加药力。客人回去照医生的话做了，但刚开始时使人烦闷，觉得药效来得太慢。大概是药投下三次，病情也反复了三次。可是每天看不到药物攻病的明显效果，到了每月、每季，病情却逐渐不同。到年终，疾病终于平复了，客人拜见医生，拜了两拜向他道谢。客人坐下询问其中的缘故，医生说：“这是治理国家的道理。难道只是医生治疗疾病才如此吗？你难道没有看到秦国的治理吗（引用秦国作为证明）？百姓强悍而不听命令，任性而不勤于做事，放纵而不害怕法令；法令既然不被听从，治理方法若不改变，那么秦国的百姓曾经就像患了痞病。商君看到了这种痞病（把话题引回本意），便用刑法加以严厉惩治，用斩杀来威慑，强悍暴戾、凶猛狠毒，一点也不宽贷，痛下决心铲除并竭力清除它。” 于是，秦国的政令像从高处倾倒的水一样奔流，冲荡四方，没有人敢稍有抗拒，秦国的痞病曾经因此痛快地发作并得到一次缓解。从秦孝公直到秦二世，秦国总共经历了多少次痞病、多少次痛快的攻治呢？顽固的已经摧毁，强硬的已经变软，但秦国百姓却没有欢喜之心了（《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任用卫鞅，卫鞅想要变法，孝公说“好”，最终制定了变法的法令；让百姓编为什伍、互相监督，实行连坐；不告发奸人的处以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获敌人首级者同样奖赏，隐藏奸人的与投降敌人者同样惩罚）。所以，猛烈的政治带来一次痛快，百姓的欢心便丧失一次；痛快的攻治不断积累而不停，秦国的四肢便空虚无力，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民心一天天离散，君主孤立在上，于是一个平民大声呼喊，不到一天，各种祸患便一齐爆发。秦国想要活动自己的手脚、肩膀和脊背，百姓却冷漠无动于衷，不再回应它。因此秦国灭亡，是喜欢一味追求痛快的过错。从前先王治理下的百姓（归美于先王的治理），起初也曾患过痞病。先王难道不知道猛然击打、迅速除去它吗？只是他们害怕最终会造成损害，所以不敢追求一时合乎自己的痛快，而是从容地安抚、保存百姓，教导他们仁义，用礼乐引导他们，暗中化解混乱，慢慢除去阻滞（文辞工整），使百姓悠然自然而然地走向平安，却自己并不知道。” 在事情尚未显出成效时，从旁观看而感到烦闷的人当然也有。然而按月计算，按年考察，前一年的风俗已经不同于今年的风俗了。不用猛烈攻击，也不与民众相冲突，所以每天都能除去他们的乖戾之气，而不伤害他们的欢心。这样，政令得以完成，教化得以通达，安乐长久而没有后患。因此，三代的治理都要经过几位圣人，历经数百年以后风俗才形成；那么我的药用了一整年才治好疾病，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所以说：“天下的道理，有什么一开始特别合乎自己心意、使人痛快的，它的结局必定会有所损伤。如果想最终没有损伤，那么一开始就不要指望事情能使自己痛快。”（照应前文主旨，结尾很有力量。）不过，难道这只适用于治理天下吗？客人拜了两拜，把这番话记了下来。关于言语的戒诫（洓水） 迂叟说：“说话不可不慎重。你没有见过钟和鼓吗？钟鼓一经敲击便发出铿锵洪亮的声音，人们不认为有什么奇怪。若是不敲却自己发出声音，谁会不说它是妖邪呢？可以说话却不说，就如同敲击它却不发声一样，也等于废置了钟鼓。” 《古文集成》卷七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