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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八 《古文集成》　总集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古文集成》共七十八卷，旧本题作庐陵王霆震亨福编，未注明时代。看它所标写的人名，如把魏征仍写作魏证；而宋人的奏议中，凡“朝廷”“国家”等字都空一格，大概是南宋书坊刻本。卷首题有“新刊诸儒评点”字样，原本将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楼昉的《迂斋古文标注》中的圈点批语全都载录下来，这大概是理宗时刊刻的吧？全书以十干为编次标志，从甲到癸都称为“前某集”，那么应当还有后集，只是已经散佚了。甲集六卷，乙集八卷，丙集七卷，丁集九卷，戊集八卷，己集八卷，庚集八卷，辛集七卷，壬集八卷，癸集九卷。所收作品上起春秋，下至南宋，共五百二十二篇，其中宋文占十分之八。虽然多是人们熟知的作品，但当时名家的文集如今已经失传的，如马存、曾丰、程大昌、陈谦、方恬、郑景望等人，也很大程度上依靠此书得以保存。书中所引用的各家评论，如《槐城》《松斋》《斆斋》、郎学士、戴溪《笔议》、东塾《燕谈》等，如今也很少见到它们的书，而且还有些连书名都不知道。宋人的选本流传到后世的很少，把它抄录保存下来，也足以供人阅读参考。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 《古文集成》卷，宋王霆震编，前甲集一 序 《送孟东野序》【韩愈】迂斋批语【把文字变化的妙处完全写尽了】大凡事物不能达到平衡，就会发出声响。草木本来没有声音，风摇动它们，便发出声音；水本来没有声音，风吹荡它，便发出声音。水势跳跃，有时是受到激冲；水流向前，有时是受到阻塞；水沸腾，有时是受到火炙。金石本来没有声音，有时敲击它们，便发出声响【金石、草木各只用一句，水却分成四句，这是在不整齐中见整齐、参差错落的妙处】。人发言，也是这样【这是借金石草木引入人】；有了不得不说的话才说【心中不平】；歌唱，是有了思绪【心中不平】；哭泣，是有了怀抱【心中不平】。凡是从口中出来成为声音的，难道都有所不平吗【写得活】？音乐，是郁积在内心而向外宣泄的东西【措辞很好】。选择那些善于发声的东西，借它们来发声【又生出“善”与“假”二字】。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是万物中善于发声的。天对于四时，也是这样【又借天时引入人，错综极妙】。选择那些善于发声的东西，借它们来发声，所以用鸟声来表现春天，用雷声来表现夏天，用虫声来表现秋天，用风声来表现冬天。四时相互推移更替，难道一定有不能平衡的地方吗【没有人推究到这里】？对于人，也是这样。人的声音中最精微的是语言，文章辞藻又是语言中更精微的部分。还要选择其中最善于发声的，借它来发声。唐尧、虞舜、皋陶、禹，都是善于发声的人，便借他们来发声。皋陶不能用文章发声，又借《韶》乐来发声【把没有的说成有】。夏代的时候，五子用歌声发声；伊尹为殷发声，周公为周发声。凡是载于《诗》《书》和六艺中的，都是善于发声的作品。周朝衰落时，孔子的门徒为之发声，他们的声音宏大而传得久远【含有自己哀叹不幸的意思】。《传》说：“上天将把孔夫子作为木铎。”难道不就是取“发声”的意思吗？到了末世，庄周用荒诞的言辞发声；楚国是大国，它灭亡时，便以屈原来发声【也是自己哀叹不幸】。臧孙辰、孟轲、荀卿，是用道理发声的人。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

译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一类人，都是用自己的学术发声。秦朝兴起时，李斯为秦发声。汉代的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其中最善于发声的人。再往下到魏、晋，发声的人不如古代，但也没有完全断绝。即使看其中善于发声的人，他们的声音清亮而浮薄，节奏繁促而急切，言辞淫丽而哀伤，志趣松弛而放纵，所说的话杂乱而没有章法【这些话中褒贬相互错杂】。难道是上天厌恶他们的德行而不肯顾念他们吗？为什么不发声呢？因为他们是善于发声的人。唐朝拥有天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凭自己的才能发声【前面那些人是通达之士】。其中还活着而处于下位的人，孟郊字东野，开始凭诗歌发声。他的成就高出晋、魏，不懈怠而达到古人水平；其他方面也逐渐浸润于汉代文风了【措辞有轻重】。跟从我交游的李翱、张籍，是其中尤其突出的人。三人的发声，确实很善于发声了。但不知道上天将调和他们的声音，让他们歌颂国家的盛盛大呢【前面许多铺叙也兼有这两层意思】？还是将使他们身体困穷饥饿、心中忧愁，而让他们自己诉说不幸呢【当时本来一定先有这两句话】？三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上天手中。他们处在上位，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处在下位，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东野这次到江南任职，似乎心中有些不能释然。因此我把他们的命运归之于天，来宽解他【照应前文】。《送文畅师序》【韩愈】东莱批语【文体格调很好，就从他本人身上说起，极其精彩】人本来有名义上是儒者而行为却像墨家的人，问他的名义，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不是儒者。可以同他交游吗？也有人名义上是墨者而行为像儒者，问他的名义，不是儒者；考察他的行为，却是儒者。可以同他交游吗【开头两段起笔新奇，文义显现，结构端正】？杨子云说：“在门墙之内，就把他赶出去【下文锁住前两段，极有力】；在夷狄之地，就让他进来。”我取这句话作为准则【上段借古人之言作证，大段文章很自在】。文畅喜欢写文章，他周游天下，凡是到一个地方，必定请教缙绅先生，请他们歌咏他心中的志向。贞元十九年春天，他将要前往东南，柳宗元替他请求，解开他的行装，发现其中有他所作的诗，累计一百多篇。若不是极其笃爱文章，他怎么能够得到这么多呢？可惜没有人用圣人之道来告诫他【这里显出了韩愈的本意】；反而只是拿佛教的说法赠送给他【文章主旨】。文畅是佛教徒，如果想听佛教的说法【警策的精髓】，应当亲自到他的老师那里去询问。为什么却拜访我们儒者，来请求我说呢【开头的警策】？他看见我们君臣、父子之间的美善，看见礼乐文物的盛大，他心中一定有所仰慕【大抵古人赞许别人而不直截了当地说，又看出文畅毕竟是佛教徒】。只是受佛教戒律拘束而不能进入儒道，所以乐意听儒家学说，来请教我们这些儒者【承接得好】。本来应当把二帝三王的道理告诉他【照应后文】：日月星辰为什么运行，天地为什么显现，鬼神为什么幽冥，人物为什么繁衍，江河为什么流动；如果不该这样告诉他，反而拿佛教的说法来轻慢地告诉他【照应上文，收束得好】。人类刚刚产生时，本来和禽兽、夷狄没有区别【照应后文，从善恶对举说起】。圣人出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建造房屋居住、以粮食为食，亲爱亲人、尊敬尊长；活着的人得到供养，死去的人得到安葬【先说人类原本不好的地方，再写圣人的好处】。所以，道没有比仁义更大的，教化没有比礼乐、刑法、政令更正的；把它们施行于天下，万物都能得到适宜的位置【说明圣人之道的根本，也说明儒者有其来历】。把它们落实在自身，身体安宁而气息平和【承接上文有力】。尧把它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文王、武王传给周公、孔子；把它写在典册上，中国人世代

译守护它。如今佛教徒中，谁创立了这种道，谁又传承了这种道呢【看出佛教没有根基，这句话简洁有力地收束】？鸟低头啄食，抬头向四面张望【照应前文】；野兽深居简出，害怕外物伤害自己，却仍然不能逃脱。弱小的肉，成为强者的食物。这些道理，难道我和文畅可以安居而从容进食，优游地面对生死，却能不去了解自己的根源吗【结尾极有意味，话没有说尽】？不明白的人，不是他本人的罪过；明白了却不去实行，是迷惑。难道这值得高兴吗？所以不能立即趋近新的道理，是软弱【余意】。明白了却不把它告诉别人，是不仁；【这一段结得像利箭破靶】

译告诉别人却不把实情告诉他，是不诚信【这两句是韩愈的本意；连续使用五个“也”字，气势如破竹，功力极深】。我因为敬重柳宗元，又赞许佛教徒能够喜爱文章，于是说了这些话【这两句表明韩愈并非有意赞许文畅】。《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韩愈】燕、赵一带，自古就以多有慷慨悲歌之士著称。董生考中进士，却接连在主管考试的官员那里不得志，怀抱着杰出的才器，郁郁不乐地前往这片土地。我知道他在那里一定会遇到合适的机会。董生，努力吧！凭你的才华，只是没有遇到时机，假如仰慕义理、勉力行仁的人，都会爱惜你，何况燕、赵之士，其出于本性的气概呢【一种版本有“情”字】？然而我曾听说，风俗会随着教化而改变，我哪里知道如今的燕、赵不与古人所说的相同呢【一作“闻”】？姑且凭你的这次出行来占卜它吧。董生，努力吧！我因你而有所感慨。替我凭吊望诸君的墓【《史记·乐毅列传》说，赵国把乐毅封在观津，号为望诸君】，并到他们的集市上看看，还有没有从前那样的屠狗之人？替我向他们致意说：“圣明的天子正在上位，可以出来做官了。” 《送王埙秀才序》【韩愈】我曾认为孔子的道广大而博厚，他的门人弟子不能全部观察并完全领会，所以他们各自学习时，都得到自己性情所接近的方面。后来弟子们离散，分别住在诸侯各国，又各自把自己所长的方面传授给弟子，根源越远，末流越分裂。大概子夏的学问，后来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变为庄周，所以庄周的书喜欢称道子方的为人。荀卿的书谈到圣人，必定说孔子、子弓。子弓的事业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太史公《史记·弟子列传》中记有姓名，叫馯臂【音韩】，字子弓。子弓向商瞿【音衢】学习《易》，孟子以子思为老师，子思的学问大概出自曾子。孔子去世以后，群弟子没有谁不著书，只有孟轲一派的传承得到了孔子的正统，所以我小时候就喜欢阅读它。太原王埙拿他所作的文章给我看，他喜欢举出孟子所说的道理同我谈，确实喜爱孟子，并且屡屡称赞他的文章。沿着河流向下走，假如不停下来，即使速度有快有慢，也一定能到海边；如果没有走对道路，即使走得快而不停，最终也不能到达。所以求学的人必须慎重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走杨朱、墨翟、老子、庄子、佛教的学术道路，却想达到圣人的道路，就像乘船走断流的小港、干涸的支渠，却希望到达大海一样。因此，想观察圣人之道的人，一定要从孟子开始。如今王埙所走的道路，已经接近懂得圣人之道；如果又能得到船和船桨，知道沿着正道前行而不停步，唉，他的前途哪里能够估量呢！《送薛存义序》【柳子厚】东莱批语【虽然句子不多，却极有反复回旋】《斆斋古文标准》评论说【这篇文章的气势回旋圆转，如同明珠在盘中滚动，几乎没有凝滞。加上它论说做官的人其实是百姓的仆役，不是拿百姓当仆役，议论远远超过常人。中间以平庸之人接受俸禄却懒于办事作比喻，并说形势虽不同而道理相同，这种见识最高。至于结尾用酒肉赏赐他，又用言辞加以郑重，也同开头几句相照应，学习的人应当仔细玩味】河东薛存义将要出发，柳宗元把肉放在俎上，把酒斟满杯中，追赶到江边为他送行，请他饮食，并且告诉他说：“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你知道自己的职责吗？大概是做百姓的仆役，而不是把百姓当作仆役罢了【全篇的骨力所在】。凡是靠土地生活的百姓，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雇用官吏，让官吏替我们主持公平【说得切当】。如今官吏接受了他们的俸禄，却懒怠于办事，天下都是这样，哪里只是懒怠而已，还要进一步盗取百姓的财物【说得切当】。假如雇用一个人到家里做事，他接受你的俸禄，却懒怠于做事，又盗窃你的财物器具，那么你一定会非常愤怒，把他罢免并惩罚他【比喻贴切】。如今天下大多都是这种情况，而百姓却不敢任意发泄愤怒，也不敢罢免惩罚官吏，为什么呢？因为所处的形势不同。形势虽不同，道理却相同，这对我们的百姓该怎么办呢【说得好】？有通达道理的人【转折调度全篇精神】，能不畏惧而恐慌吗？”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已经两年，早起晚睡，勤劳用心；诉讼得到公平处理，赋税征收均平，老弱百姓没有怀有欺诈、暴戾、憎恶之心。他确实没有白白领取俸禄【照应前文“直”】；他知道恐惧并且有所畏惧，也确实如此。我卑微而且受辱，不能在他赴任时同他谈论考核政绩、评定优劣的事情，所以用酒肉赏赐他，又郑重地写下这篇文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送梅圣俞归河阳序》【欧阳修】至宝隐藏在山川幽深之处，却能先于万物而在世上显得珍贵，只是因为它具有非凡的质地罢了。所以珍珠藏在泥中，美玉藏在璞石里，它们没有同蜃蛤、珉石混杂而被弃置，是因为它们先承受了美好润泽的气息，光辉特异地显现在外面。士人本来有的隐居在低微职位中，同平庸之流一起沉浮，却最终不被混同；他们文章才华的光辉，也有显耀而特异地表现出来的。可是寻找珍珠一定要到大海，寻找美玉一定要到蓝田，寻找贤士一定要到交通便利的大城市，依据其地位，观察其声名，再从中选择精华罢了。洛阳是天子的西都，距离京城不过几站驿程，缙绅和仕宦杂然居住在那里，它难道不是珍珠美玉的渊海吗？我正依据这一点在那里选择人才，唯独发现梅君圣俞，他就是所谓光辉特异、才华精粹的人吗？圣俞志向高远，品行高洁，气质秀美，神色和悦，在众人中卓然独出。他起初任河南主簿，因为亲属关系上的避嫌，调任河阳佐官，常常喜欢同洛阳的士人交游，所以借办理公务来到这里。我曾同他在嵩山、洛水一带徜徉，每当发现绝壁倒壑、深林古寺，就一定相互在其中吟咏；开始时因为彼此相投而欢快，最后则畅快地感到熏陶浸润所带来的益处，因此长久相处也不厌倦。后来公务办完，他说要回去，我既惋惜他的离去，又为他隐没在小地方、混同于平庸之流而悲伤。然而所谓能先于众人而在世上显贵的，正是他的非凡之处；那么，他光辉显耀的才气，难道能够被遮掩吗？《送游生还乡读书序》【东堂毛泽民】

译吴地有一个想乘船到宋地去的人，不询问所要走的路线，也不准备竹篙、船桨、桅杆、舵、帆和缆绳，只任凭水流向下，顺着风向前行，沿着鄱阳湖，渡过彭泽，经过九江郡，漂到岳阳，又经洞庭湖到了荆州；有人问他，他才知道这里是楚地，于是更加任意前行到楚地，逆流穿过三峡，望见峨眉山，这时已经进入蜀地，而宋地更加遥远了。岁月消耗，船也破败不堪，想要返回却茫然无措，最终荒唐地无处可归；这是不知道路线、没有准备器具的罪过。如今有要到宋地去的人，我要告诉他说：一定要准备竹篙、船桨、桅杆、舵、帆和缆绳，寻找曾经到过宋地的人为你指路；从西面走到扬州，漂过淮水、泗水，逆汴水而上，不就到宋地了吗？现在一定有想到宋地去的人吗？要到宋地去的人很多，但未必都有船。有船的人不用担心到不了宋地，只要得到正确的路线并沿着它走就行。游生求学，类似于想去宋地而且已经有船的人；虽然还没有立即到达宋地，也还没有迷失方向而走到楚、蜀，但请试着寻找他的竹篙、船桨、桅杆、舵、帆和缆绳，难道不会还有缺少的吗？他将一定把这些器具准备齐吗？还是将寻找曾经到过宋地的人来给他指路呢？如果能够这样，宋地还遥远吗？元丰九年冬天，我初次在杭州见到游生。他黑面、眉目峻峭，喜欢抗争逞强，颇有古代燕、赵之士的风度。他自己说缺少老师和朋友，不喜欢阅读古今人的文章；但我见他独自有一箱前后所作的歌、诗、文、论，东西南北都带在身边，闲暇时就自己诵读，毫不厌倦。我惋惜他涉猎过杂而没有归宿，孤陋而没有根基，希望他广泛学习，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切实实行；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以成就他的美好才质，使他差不多接近大道。他将要出发时，我写下这篇以到宋地为喻的文章，来告诉游生。努力吧！我将要看见你到达宋地。《送应太丞赴阙序》【筼窗陈耆卿】贵溪应先生在淳熙丁未年唱名登第，嘉定辛未年入朝任职。他从棘寺丞请求外任，历任郡守、常平使者，升任转运使时却辞谢不受，改任处州刺史。有人询问处州的政事，都说：“先生有恢宏有余的才能，却用谦逊来收敛；有棱角分明的威严，却用和气来陶冶；有明察透彻的智慧，却用沉默来承载。”他在凝香堂设宴闲坐，从来不提高声音，也不显露急躁的神色；可是千里之内的百姓，常常既爱戴他又把他当老师、对他畏惧。古人所说的儒者、真正懂得治理的人，难道就是这样的人吗？和气像河川一样融通，年年都以丰收报告；远近的老少百姓，免于互相告讦争斗，都因庄稼丰收而饱食，也因先生的仁义而得到滋养。正要援用借寇恂故事，请求朝廷让他留任，然而任期已满，而且朝廷将要召他回去了。有人说，先生有三十二年的科举功名，八年的班次资历，长久在外任职；又因部使者身份而屈居治理一郡，如今再次入朝，已经可以回旋升进了，却不知道造物主的意思。浮花艳卉，不能盛开两天；而高大的柏树亭亭直上参天，始终不改，难道不是因为经受雪霜摧折之处常有阳春吗？长久在外任职，是为了施惠于我们的百姓；以部使者身份屈居治理郡县，是辞去尊位而处于卑位的义举。任期满后才召回，是不轻易夺去百姓的乳养。召他回朝辅佐太常，是因为他有兴复礼乐、使天下达到太平的才能，把这件事作为吉祥的征兆。我是下等小县里负责勾稽的吏员，天性朴拙，先生庇护我、提携我，用道德温暖我，用文章鞭策我，对我的恩惠尤其深厚。想到即使把一千只兔子捆起来，也不能表明我的这片诚心，何况只写在一幅剡藤纸上呢？我看唐人送李正字，都是既写诗又写序，唯独韩退之的序意蕴深厚。然而考察退之的各篇序文，有祝颂体，有规诫体；如今我将要写规诫吗？还有什么可规诫的呢？何不不作规诫而作祝颂呢？秋意渐深，疏朗的梧桐浸在秋色中，新桂沐浴在浓月里；祖饯的帷帐充满街道，送行的酒杯在空中传递。第一祝说：“寒暖尚未调和，愿门户内外安泰和顺，愿先生长寿，使斯文的文脉延续。”第二祝说：“皇上正在礼聘博学硕儒，九鼎所象征的宗庙社稷，还要依靠您；请您为父老发出诏令。”先生离开这个地方，并不是忘记它；一旦起身而使恩泽逐渐遍及四方，那么一个州本来就在其中。第三祝说：“我这牛马般奔走的人还伏在泥涂中，不知先生如今在哪里？将来偶然相逢，请不要忘记我。”第一祝是祝先生，第二祝是祝父老，第三祝是祝我自己。酒过三巡，祝辞完备，合乎古礼。《送友人游武林序》【陈同父】古代通达的人寻求士人，如今通达的人厌弃士人。唉，世道的变化难道越来越坏了吗？古代的士人耕云钓月，以石为齿、以泉为耳，头戴幅巾，独居在山顶，驾一叶扁舟停在水涯；有时凄凉地歌唱、悲怆地吟咏，有时诙谐地笑叹。他们胸怀浩大而自得，处顺境逆境都能安然。与其在侯门外窥伺，哪如在北窗下高卧？与其用千言万语乞求怜悯，哪如焚一炉香安坐？通达的人说：“这种人是不能用利益诱惑的。”于是用谦逊的言辞作媒介，用厚重的礼物作罗网，希望能够招致他们；否则，他们不过是住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罢了。可是我们的君主将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所以古代那些通晓时务的通达者，并不是为了掠取尊重士人的美名。自从世道变化越来越坏，士人没有圭田，开始丧失自己的操守；他们被利欲豢养，又以贫贱为羞，沉溺于这种状况已经多年了。自晋代以来，形成了观望别人车马尘埃的风俗，人才衰败浅陋，已经比不上两汉，哪里还指望他们像三代那样呢？于是公卿大夫过于高傲，而普通士人过于卑下。过于高傲的人一天比一天骄傲，过于卑下的人一天比一天谄媚。骄傲的人不求接近别人，谄媚的人一心求得别人的接纳，因此尊贵者的势力更加沉重，卑下者的势力更加轻微。本朝初年，公卿大夫还保有重视士人的心意，如今却没有了。大概自从宋室渡江以来，聚集在吴越的士人肩膀相碰、衣袖相交；想锄地却没有田，想砍柴却没有山的人，十人中常有五六人已经失去了固定产业。迁徙没有定处，又被生活所迫，平常的心志便无法保持。以并非自己所有的固定产业，加上无法保持的平常心志，于是随所接触的事物而染习、随形势而改变；不动地方却转变到世俗风气中的人，大概很少。所以呈上书籍、献上奏记时，过分谄媚以求取欢心，卑屈柔顺以求得宠幸，也是在这种形势下必然出现的，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何况如今选取士人都有固定格式，羔羊和束帛不能送到山林隐士那里，而公卿大夫只要求合乎格式就停止，又何必辛勤地在法度之外过分求取，非要像古人那样推荐士人呢？他们有厌恶轻视贫贱者的意思，却没有宠爱提携后辈的心，也就很适宜了。如今您游历武林，武林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您将前去拜访他们，我担心您遭到厌弃轻视而很快返回。然而士大夫中也有保有古人风度的，何不把我的话告诉他们呢？《送罗永年序》【杨诚斋】

译今年六月，我从京城回来。有一个年轻书生来拜见我，姓罗，名椿，字永年，是永丰人。我问他为什么来，他说：“罗椿世代做吏，现在辞去吏职而学习儒业，这是我的过错。我不自量才德不肖，来拜见麻阳县尹达斋先生。先生不鄙弃我，作揖请我进去，认为我是可以教导的，因此我留在这里。”从此以后，他常常来同我交往，时间很久；我看他的文辞清润，天天不同，月月进步，正在迅速前进而没有停止，我非常喜爱他。年末将到，他要回去拜见母亲和兄长，来同我告别，并且请求我赠言。我说：“你要回去吗？我的话又有什么用呢？”永年说：“我命定要学习儒业，县里喜欢我的人多，但不如讥笑我的人多。只要得到一句使喜欢我的人高兴的话，确实就能使讥笑我的人闭嘴。”我说：“你们县里的人本来就讥笑改学儒业的人吗？”永年说：“不是讥笑改学儒业的人，而是讥笑我用儒业改变吏员身份。”我说：“那么，讥笑你的地方，并没有因此增多；他们原来的讥笑，也没有因此减少。况且，用儒业改变吏员身份，和用吏员身份改变儒者身份，哪一种可以，哪一种不可以呢？用奴仆改变公卿的人，难道没有吗？用暴徒改变士大夫的人，难道没有吗？” 用酸枣荆棘改变楼台池苑的，难道没有吗？用豺狼改变父子兄弟关系的，难道没有吗？不只是用吏员改变儒者而已。我不是因为别人讥笑你而责怪别人，我是因为别人讥笑你却不知道自我讥笑而感到悲哀。那些人不为自己给你带来的悲哀感到忧患，却偏偏只忧患于讥笑你，这是什么道理呢？” 《送王主簿序》【止斋陈传良】凡是能够安置自己的力量，并且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就是取得事物的正确方法；假借他人的力量，必然会荒废。世间万物，鸟飞凭借自己的羽毛，兽走凭借自己的蹄子，鸟啄食凭借自己的嘴，没有不是靠自身作为而取得的，何况人呢？所以我播种，这块田地就是我的；我栽种，这些果实就是我的；我捕鱼，这些鱼就是我的；我打猎，这些禽兽就是我的。这样做却有时得不到，是不正常的；不这样做却有时得到，也是不正常的。天下的事物，还有比水更容易得到的吗？挖井取水饮用，挖池取水洗涤，蓄水引流，灌溉田地，凡是足以供我使用的，我都能拥有。如果早晚都向别人求取，就一定不能持续。火也是这样，夜里保存火种，早晨吹气使它复燃，随时用燧石重新取火，没有得不到的。半夜突然有急事，拿着一束火绒敲邻居的门去求火，即使邻居不拒绝我，火送来时也来不及了；难道不是因为我一再遭到拒绝吗？金子在山中，珍珠在深水里，它们本来就难以得到。人们只是因为看重它们，才用绳索下到深渊，穷尽岁月凿山开隧，最终果然有所收获。水和火遍布天下，而金与珠深藏隐匿；只要投入自己的力量，金珠也可以希望得到；不这样做却等待别人给予，水和火我都见过有缺少的时候。唉！哪里能因为假借他人而有所成就呢？借船和桨渡河的人会荒废自己的涉水能力，借车马出行的人会荒废自己的步行能力。天下所有的事情，只要假借他人之力，就没有不荒废的。防希仆开始努力学习，确实有意用于世事。想到如今做官的人，进身没有援引，立足没有同道，处境艰难孤立而地位卑下危险，于是慨叹当世的公卿大夫，希望同他们交往来迅速改变处境；等到已经来到这里，却恍惚发现前途无边，不知所归。因为惊醒而断然明白，不可能靠侥幸取得，于是悲伤。如今我惆怅地说：唉！我正有能力做成这件事，却还受到命运的支配，进退快慢都受它控制；难道只靠别人来取得它，就可以疏忽吗？因此我勇于归去，将更加钻研自己的学问，以等待命运到来。如今您因官职而困窘，也只是因为亲人年老，家境贫寒而供养不足，内心悲伤，似乎想求取什么却又得不到。我回来时观察您的面貌而为您忧戚，听见您的声音而为您怨恨，所以讲说天下的道理和我自己的悔悟，来安慰并规劝您，希望您不要留下遗憾。《送罗以宁上书归乡序》【撙斋曾丰】淳熙十五年秋天，丰城的平民罗氏之子罗以宁投匦上书，三次上书，三次都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浩然回乡。只是我同他住在同一馆舍，又同为江西人；我独自看见他善良厚道、品行才能都具备，他特意前来告别，我料想他的言辞神色像是希望得到我的赠言，于是同他坐下。过了一会儿，我对他说：“三代选取士人，全都出自学校，所以天下没有不受拘束而无处归属的士人；战国七雄选取士人，全都出自门客，所以天下没有具有固定归属的士人。到了汉代，距离战国还不远，虽然逐渐兴办学校，却还不能一下子禁止门客，所以士人在门客与学校之间进出，常常各占一半；而选取士人又另设科目，并非一条道路就能满足。科举的规矩，是有固定归属的士人乐意趋附的，却是不受拘束的士人所厌恶接受的，所以出自学校的士人相继应试科举，晁错、公孙弘、董仲舒、魏相、杜钦这一类人就是这样。他们出入门客之中，往往转而向其他方面求取出路，有的上书，有的献颂，朱买臣、徐乐、司马相如、车千秋这一类人就是这样。如今选取士人的办法，从廷尉考核而赐进士名次的占十分之九，从太学舍选而脱去平民服色的占十分之一，从密封奏书而授官的，一千一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二人。所以，位居上等而在朝廷领取俸禄的，次等而在州县领取俸禄的，大体都是有固定归属的士人。不受拘束的士人虽然间或出现，但要找出稍微能够靠自己获得美官的，开始是邓酢，其次是吴曾，再其次是戴之、邵之这一类，不过十几个人罢了。如今天下太平，朝廷之上只把文书、簿册、案件、诉讼当作事务，即使平庸之人高枕安卧也绰绰有余；至于边疆烽火突然报警，羽檄交相传递，即使圣人磨破双脚也来不及应付，何况区区那些有固定归属的士人呢？以宁怀有不受拘束的才能，却在庸人高枕安卧的时候出卖自己的主张，三次上书而三次没有答复，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横渠张公载年轻时喜欢谈论军事，向范文正公请教，范公责备他说：儒者自有名教，谈军事做什么？勉励他阅读《中庸》。横渠公回去后改变了原来的学习方向，最终成为河南学者的宗师。从最后的结果来说，讲学的功劳大于谈兵，这是当然的；从最初的动机来说，谈兵对国家并非没有益处，范文正公难道是要阻止人追求功名吗？实在是因为横渠的资质可以进于大道，不应止步于军事机谋；我如果立刻肯定他谈兵，他将自满，不再转折而进入大道，所以以宁宁可违逆他，也要让他勉力追求大的道理，不姑且顺从他，使他在小处苟且安逸。以宁回乡，我冒昧把所听闻的道理诵说给他，作为推荐。如果皇帝认可他所上书中的主张，急忙征召而迅速任用，虽然稍稍满足了他的志愿，但他最终所成就的恐怕不过是邓酢一类人罢了；否则最终回乡，即使最初的志愿也没有得到满足。然而从今以后，如果把追逐时务的心转来追求古道，把谈论事务的口转来谈论大道，将来学问成就，成为像横渠公那样的人；即使不等到学问成就，就姑且为了时务而出仕，仍然不失为有固定归属的士人。至于成为哪一种人，就看您自己如何选择了。您亲近的刘纯叟，是我的朋友。他对理道明白，您回去以后把我告诉您的这些话告诉他，请他帮助您作出恰当的选择。《古文集成》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古文集成》卷二。宋王霆震编。前甲集二。

译序 《送徐无党南归序》【六一欧公】东莱批语【这篇文章的文字像一级一级的台阶，从下往上说，一级推进一级】草木鸟兽作为万物，众人作为人，虽然它们生存时各不相同，但死亡时却同样归于腐坏、消散、穷尽和泯灭。众人之中有圣贤，他们固然也生存、死亡在众人之间，却独独不同于草木鸟兽和众人：虽然死去，仍然不会朽灭，距离越远，保存得越久【过渡极佳，起到转圜作用】。他们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在自身修养，在事业上施行，在言语中表现【从下往上说】。这三方面使他们能够不朽而长存。修养自身，没有什么不能获得；施行于事业，却有做不到的地方；表现在言语上，又有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地方。已经施行于事业，却没有表现在言语中，也是可以的。从《诗》《书》《史记》所传的人来看，难道他们都一定是善于言辞的人吗？已经修养自身，却没有施行于事业，也没有表现在言语中，同样可以【这一段归结到颜子身上】。孔子的弟子中有擅长政事的，有擅长言语的；像颜回那样，只不过住在简陋的小巷里，弯曲手臂当枕头，挨饿而睡罢了；他和众人相处时，整天默默无言，像愚人一样【先抑】。然而当时的群弟子都推崇尊敬他【后扬】，认为自己不敢希望赶上他；后世再过百年千年，也没有人能够赶上他。他能够不朽而长存，本来就不必依靠施行于事业，何况是言语呢【先抑后扬】？我读班固《艺文志》和唐代四库书目，看见其中所列从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的人，多的达到一百多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这些人多得数不清，但著作散失磨灭，百篇中连一两篇也未必保存下来。我深切悲悯这些人：文章华美，言语工巧【造语精工】，却同草木的荣华被风吹散、鸟兽的好听声音掠过耳边一样【句子警策】。当初他们耗费心思和力量辛劳写作，与众人忙忙碌碌又有什么不同？却忽然死去；虽然有的早死，有的晚死，最终都同这三者一起归于泯灭。语言不能依靠，大概就是这样【收束很好】。如今的学者没有不羡慕古代圣贤能够不朽的，却把一生的精力勤劳地耗费在文字之间，都是可悲的【下得好】。东阳徐生年轻时跟从我学习，写文章渐渐得到人们称许；后来离开我，和众士人一同参加礼部考试，取得高名次，因此知名。他的文辞一天比一天进步，如同水涌出、山拔起【句子优美】。我想挫去他的盛气，勉励他进一步思考，所以在他归去时把这些话告诉他；然而我本来也喜欢写文章，也借此警戒自己【归结到自身】。《送秦少章序》【宛丘】迂斋批语【这些都是饱经世故以后才有的议论。凡是学习的人都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深深体会以后才会有益】《诗经》不是说过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起笔新奇】。”事物不经历变化，才质就不能成就；人不经历艰难，智慧就不能明达。季秋这个月，天地开始肃杀，寒气将要到来。这时天地之间，凡是植物在春夏雨露滋润下生长出来的，花朵润泽充盈，枝节美好茂盛；等到浓霜在夜间降下，早晨起来看它们，就像战败的军队，卷起旗帜、丢弃战鼓，包扎伤口奔逃，官吏士卒个个面无人色【譬喻效法前人】。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于是天地闭塞而成为冬天，摧毁折损的植物过了大半；这种变化也太酷烈了。然而从这时开始，柔弱的变得坚强，空虚的变得充实，津润的变得干燥，都把精华收敛到内部，各自成就自己的成果。深山中的树木，上面能够触及青云，下面能够庇护千人，没有不受伤害的，何况所谓蒹葭呢？然而匠石拿着斧头进入山林，一举砍伐它们，使木材充作栋梁、椽子、车轮、车轴和车辐；无论大小、强弱，没有不能胜任其用途的。这就叫作损伤它反而使它有益，使它败坏反而使它成材，使它受虐反而使它获得快乐。我这一类人中有一个秦少章，在我担任太学官时，把他的文章拿给我看，忧愁地告诉我说：“只是因为家贫，又奉父亲之命，只好勉强写科举文章。将来如果顺着自己的心意写诗篇和古文，往往会清丽奇伟；论写科举文章，比现在强百倍。”元祐六年，他考中进士，调任临安主簿；读书人考中科举，可以稍稍感到快乐了。然而秦先生每次见到我，总是不高兴。我问他原因，他说：“我是世间耿介的人，性情所不喜欢的事，不能因为言语不合就勉强去做，也不能勉强同人交往；饮食起居、行动静止以及各种行为，都不能勉强自己去顺从别人。如今一旦做了官，处处失去自己，只能应付外物；稍微显得高傲，灾祸就会立即到来。过去我一人靠父母供养，如今妻子儿女要仰赖我吃饭；想不做官，也不可能了。从今以后，就像被漆浇遍身体再想解除一样困难了。”我劝解他说：“您从前像春夏的草木，今天使您受困的，就像打在蒹葭上的秋霜。人的性情只是寻求安逸，而安逸是天下的大祸，能够改变自己才是可贵的。勾践不在外面十九年，就不能回国称霸；伍子胥不逃亡，就不能进入郢都。这两个人当初处于羁旅困穷忧患之中，暗中补益了自己的短处，增进了自己原本不会的能力，并不是像只从口耳之间学习那样浅薄。今后您回头思考从前所作所为，其中值得悔恨的事情很多，所知道的也会越来越多；反身自省而安然接受这些经历，那么在天下行走，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能够把食物推让给别人的，往往是经常挨饿的人；赐给他车马而推辞不接受的，是不害怕徒步行走的人。假如害怕饥饿而厌恶步行，就会产生苟且求取的心思。”这样带来的祸害难道还不多吗？所以霜降而没有被杀死，是万物的灾害；一生安逸享乐，并不是人的福气。《送祖择之序》【石介】祖择之卸任济南府职务将回京，从历山向南行三百里，在泰山、徂徕山一带拜别明复先生【孙】；大家共同讲论道德，探究经术，沉醉于云霞，欣赏山水，举杯赋诗，五天后才离去。他把自己所乘的车送给明复作为寿礼，又替我把先生的铭文写在石上，以便刻勒。祖择之凭文章考中甲科，天下对他的期望很高，不出十年，应当辅佐天子，成为宋朝的大臣。他的天资才干本已很高，又能自己懂得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理。只是明复和我困居山谷、饥寒交迫，究竟有什么细微的利益可从择之那里取得，却要冒着辛苦劳顿，倾吐肝胆相交呢？我们二人难道有所求吗？明复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择之的，只有阐发圣人的深奥道理，阐明王道的最高境界。择之拜谢而接受了这些话。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的赏罚，已经达到极致了。仲尼的心意，只是想挽救衰落的周朝一代的乱局，使它回归正道。十二部经书高悬在那里，像日月照耀天空一样明亮。后世圣人得到它多的，便成为帝；得到它少的，便成为王；没有得到它的，便成为霸主。明复的报答实在不轻啊！我的经学浅薄，不能仰慕并追随明复的风范，但道义上不能沉默。迎合时势是万物的常情，遵循道义却是人的难事。唉！即使诸侯交相迎接，倾尽一国来封赏我，即使委屈方尺而求得伸展八尺，我也至死不做。

译看看孟轲：即使像寻邑三公那样的高位，舜也看不上高爵，不肯制作符命，甘愿把它投入阁中。看看扬子云：即使潮州有八千户的封赏，也不愿忍受瘴气而死；回到京兆，也不肯追逐女色。看看吏部：唉，李勣为顺从君主而跟随昏乱，柳宗元则依附权势以求官，等到看清形势才开始守节，难道还能算没有污点吗？只是不能坚持到底，直到今天还留下伤痕。择之同我谈论所蕴含的道理，实在深厚啊。此去接近天子，能够同我相互砥砺切磋；天下的是非，也可以随时见到皇上，讲论道君政治的得失。天子、宰相说对，择之便说对；天子、宰相说错，择之便说错。这样，择之的官位一天天晋升，恩宠一天天加深。若天子、宰相认为对，择之却说错；天子、宰相认为错，择之却说对，那么择之前面就是鼎镬，后面就是斧钺了。古代君子辞去官职、远离恩宠，奔向鼎镬而走近斧钺，并不是把官职恩宠看作耻辱，把鼎镬斧钺看作快乐，而是因为道义本来就应当如此。择之对于道义，是安然接受它，并非为了利益才去实行，也不是因为害怕获罪而勉强去做。我之所以说这些，不过是姑且用来报答你罢了。《送杨寘序》【欧公】我曾经患有深沉忧愁的疾病，退职闲居，无法医治。后来向朋友孙道滋学习琴，学会了几首宫调的曲子，时间久了便喜欢上它，不知不觉间，疾病仿佛已不在身体中了。疾病是由忧愁产生的，音乐的毒力能够攻治积聚的疾病，却不如声音达到极致时，能够调和内心的不平。内心一旦平和，原来不能调和的也调和了，疾病便被忘却了。这是很自然的啊！琴这种技艺本来很小，但达到极致时，宏大的如宫音，细微的如羽音。琴弦骤然奏响，忽然变化，急促的声音凄切而短促，舒缓的声音舒展而和谐。有时像山崖崩裂、巨石破碎，高山涌出泉水，风雨在夜间突然来到；有时像怨夫寡妇的叹息，像雌雄鸟儿和鸣相应。那忧思深远的，是舜、文王、孔子流传下来的遗音；那悲愁感愤的，是伯奇这个孤子的哀叹、屈原这位忠臣的悲吟。喜怒哀乐深深感动人心，而它纯正、古朴、淡泊，同尧舜和三代的言语、孔子的文章、《易经》的忧患意识、《诗经》的怨刺精神，没有什么不同。能够用耳朵倾听，用手指应和，取其和谐之声，疏导郁结，抒写忧思，那么在感动人的时候，也会达到极深的境界。这是不可不学习的。我的朋友杨君好学而有文才，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却没有得志，反而通过恩荫调任剑浦县尉，孤单地处在东南数千里之外；他的心中本来就有不平之气。况且他年轻时身体又多病，而南方缺少医药，风俗、饮食也不合宜；以多病的身体，怀着不平的心情，居住在风俗饮食都不适宜的地方，难道能够郁郁不乐地长久生活吗？然而想借琴来平和心情、调养疾病，也将会有所收获。因此我写了《琴说》赠给他，为他此行送行，并且邀请道滋饮酒、弹琴，作为告别。《送孙正之序》【王安石】时俗认为这样就这样，便只是普通人罢了；明知不对却仍然这样，才是君子；这样做并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因为圣人的道理正在这里。伟大的君子即使困穷、痛苦、跌倒，也不肯有一次屈服自己来顺从时俗；他们不让时俗战胜道义。所以，如果得志于君主，便能改变时俗而归向道义，就像反转手掌一样容易。他们的学术一向修养完备，志向一向坚定。当时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只有孟轲不肯随从；当时佛、老之说盛行，只有韩愈不肯随从。像孟轲、韩愈这样的人，可以说学术一向修养完备，志向一向坚定，不让时俗战胜道义。可惜他们不能得志于君主，使真正儒者的功效没有在当世彰明。然而，他们在普通人中已经十分卓越了。唉！我看今天的世间，戴着圆冠，帽子高耸；穿着大裙，衣带飘拂；坐下便说尧的话，起身便作舜的步态，却不把孟、韩的心当作自己的心，这样的人果真不同于普通人吗？我在扬州任职时，结识了一位朋友，叫孙正之。正之奉行古代的道术，又擅长写古文。我知道他能够把孟、韩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并且永不停止。越人把燕国看作极远的地方，若向北驾车朝着它前进，只要不停下来，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孟、韩之道离我们这一群人，难道像越人望燕那样遥远吗？凭正之不停前进而最终不能到达，我是不相信的。正之的哥哥在温州任职，奉养他的双亲前去赴任，正之将跟随他；他临行前先写信来安排我。我本想沉默，可哪里能够沉默呢？《子长游赠盖邦式》【马子才】我的朋友盖邦式曾对我说，司马子长的文章有奇特雄伟的气势，自己暗中也立志于这种文章。请您写一篇文章送给我。我说，子长的文章不在书本里面，学习的人如果总是从书本上寻找它，就一生也不知道它的奇特。我有一部《史记》，准备带您游遍天下名山大川的壮丽奇异之处，同您周游并亲自观览，或许这样才可以懂得这种文章。子长平生喜欢游历，正当年轻而自负的时候，脚步一日也不肯停息；他并不是真的被景物役使，而是要尽览天下的壮观景象，用来助长自己的气势，然后把它吐露出来写成文章。如今从他的书中看，他一生所游历过的地方全都存在其中。他向南渡过长淮，逆流而上进入大江，看见狂澜惊涛、阴风怒号，水势逆冲横击，所以他的文章奔放而浩荡。他远望云梦、洞庭的水泽，彭蠡的大湖，水气混同于太虚，仿佛呼吸之间吞吐万壑，却看不出边际，所以他的文章停蓄深沉而渊博。他看见九疑山连绵绝险、巫山高峻参差，阳台的早晨云霞【引自《宋玉高唐赋》】、苍梧的暮色烟霭【《檀弓》说舜葬在苍梧郊野】，姿态变化无定，柔美婉约；春日妆饰浓丽，秋日装饰淡薄，所以他的文章妍丽妩媚而繁茂曲折。他泛舟沅水，渡过湘江，凭吊大夫屈原的魂魄，哀悼妃子娥皇、女英的遗恨；竹子上至今还有斑斑泪痕，却不知道沉入鱼腹的遗骨是否还安然存在，所以他的文章感慨愤激而悲伤激越。他向北经过大梁的废墟，观看楚汉交战的战场，想象项羽怒吼、汉高祖慢骂的情景；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大弓长戈一齐飞舞，众声齐呼，所以他的文章雄健勇猛，使人心悸胆寒。他世代居住在龙门，想到神禹鬼斧神工般的功业；向西出使巴蜀，越过剑阁鸟道；上面有摩天的山崖，看不见斧凿的痕迹，所以他的文章峭拔险绝，令人无法攀登。他在齐、鲁的都城讲学，见到孔夫子遗留下来的风尚；在邹峄参加乡射，徘徊于汶水之阳、洙水、泗水之上，所以他的文章典雅庄重而温润雅正，仿佛正人君子的容貌。天地之间万物的变化，凡是可以惊讶、可以诧异、可以娱悦心情、可以使人忧愁悲伤的，子长都全部取来写成文章，因此他的文章变化出没，像万象供四时运行一样无穷无尽。如今从他的书中看，难道不可以相信了吗？我说，想学习子长写文章，先学习他的游历是可以的。不懂得通过游历来采集奇异景象，却想拿起笔来研墨，只把陈腐熟滥的材料连缀起来，那就只是平常之人罢了。

译从前公孙氏善于舞剑，学习书法的人从中得到启发，于是进入神妙境界【张旭自己说，他起初看见公主和挑夫争路，又听到鼓吹之声，便领悟了用笔的方法；观看公孙氏舞剑，也领悟了其中的神韵】；庖丁善于操刀，养生的人从中得到启发，于是达到极妙的境界【《庄子·养生主》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时说：“我用精神去接触牛，而不用眼睛去看。如今我的刀已经解剖过一千头牛，使用了十九年，刀刃却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事物本来有不同类别，却能够相互感发，是因为它们的意义相同。如今天下绝无仅有的踪迹和奇异的景观，和古代有什么不同呢？您果真能替我游历吗？我想看看您。醉后拿着酒杯，可以吞饮江南吴越的清风；拂拭长剑放声长啸，可以吸取燕、赵、秦、陇的刚劲之气。然后回来治理文章、著书立说，究竟是您害怕子长，还是子长害怕您呢？如果不是这样，只抱着残缺的书册，早晨吟咏、晚上诵读，我不知道能得到什么。《俞彦明字序》【马存】日月星辰的光明并非不灿烂，天下人却不认为奇异。水映照着太虚，灯照破幽暗的屋室，并非不明亮透彻，天下人也不认为奇异。事物怀抱着灵秀光耀，却埋藏在荒沟尘土之中，处于寂寞的境地，受到压抑而不能舒展，但最终不可能被埋没，时时会吐出奇光异彩，冲射天地，天下人才开始惊叹，认为它神奇。我这位朋友是江南豫章人，请让我把丰城古代监狱的故事讲给您听：牛宿、斗宿之间，银河之外，从前有异样的气象，红光紫雾，盘旋冲击，夹在衡、玑、杓之间，摇动而夺取它们的光色；这就是龙泉、太阿宝剑的精气。龙泉、太阿，是天下的神剑，本来应当剖开浮云，截断流水，在南山刺虎，在长桥剖蛟。边城尘土飞扬，黄河边出现彗星，便应当扫荡戎王的庭院，斩下奸臣的首级；手提宝剑四处观望，天下的事情，谁有不平之处呢？这就是宝剑得志，遇到英雄之人、壮烈之士时，在一时之间作出决断。如今它沉沦屈抑在破败牢狱和重重锁钥之下，因此它的气势不得不暴露而奋发，并不是为了向世人炫耀，而是它本来就无法遏制，所以自然如此。唉！士人君子得志而身处朝廷之上，事业显赫，天下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并不觉得惊异。至于怀抱锋利的才能，却郁郁不得志于时世，因此在感慨中偶尔显露锋芒；所以那些令人欣喜、惊愕的事物，大多在困穷失意时显现。我的朋友从未满二十岁时起，就已经能够飞快地步入太学，在科场中取得声名，如今已经到了壮年。这期间他时运坎坷、处境艰难，前面有阻碍，后面又跌倒；他的跃进仿佛总要被绊倒，他的言语行动仿佛总被鱼刺梗住，难道不是上天想要使您受到大的激发和震怒，从而让您发出精华光彩吗？我虽然愚钝软弱、没有灵性，但前些日子您亲自握着我的手，答应同我交朋友，又对我说：“您给我取字，并且为我写一篇序来说明其中的意思；我冒昧借用宝剑在乡里的旧事，姑且用来彼此感发。”愿您自己磨砺，不要在众人中受损失；我将要看见像张华、雷焕那样博学多识的人，为您鉴识并拔擢您；也将要看见西山、北岩的精华和华阴的英气，有人为您拂拭磨砺。光彩煌煌，夺人精神，您显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晋人说：“君子应当自己彰明美德，只有自己彰明美德而不断进取的人，最终不可能被遮蔽。”因此屈字为彦明，用来承接晋叔之意。《侯孟字序》【马存】侯孟名叫夫，请求我为他取字并说明其中的意义。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便对他说：“您以‘夫’为名，难道是仰慕灌将军仲孺的为人吗？您以‘孟’为字，难道是仰慕洛阳剧游侠的为人吗？”这两个人都不是完人，是儒生和法家人士所忌讳谈论的。但我认为每个人各有所长，这绝非一个浅陋之人所能完全了解。冲锋陷阵，攻破坚壁，决死与仇敌作战，名声传遍三军，勇气冠绝天下，不喜欢谄媚奉承而重视诺言，这是灌将军的长处；刚强横暴而不谦逊，果敢地冒犯上级，在酒杯之间任性使气，这就是他的短处。吴、楚发动大事而进向京师，大将军若擒得他，便知道诸侯没有能力有所作为；假如诸侯擒得大将军，大将军必定会以此为忧患。一个人的身躯，关系两军的轻重，这是剧游侠的长处；从个人的私怨出发，不顾国家的公议，就是他的短处。我想剔除这两个人的短处，收取他们的长处，拿来赠送给您，希望您不要推辞而接受，可以吗？我和孟同住，彼此熟悉。我知道孟的为人，气质正直而相貌质朴，行为方正而言语谨慎；同人约定事情，勇于一定守信。因此他喜欢选取天下的奇伟之士，为孟激励宣扬并称道他们。即使如此，我还是因孟而暗自有所感慨。如今孟是赵地人，古人称燕、赵多有慷慨而富于谋略的士人。我曾想登上太行山的顶峰，游走在邯郸的道路上，观看井陉、常山、霍山的险要，放声悲歌，大醉后起舞，腰间宝剑铿锵作响，精气神采向四旁迸发；或许这样，意气一定会有所感发，只可惜我被羁留，未能成行。孟君回到故乡后，千万替我说这些话。囊中之锥，锋芒一露便立即显现的人，究竟还有谁呢？卖浆的人家、屠牛的店铺中，还有过去那种傲然游荡的老人吗？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的后代中，还有能够领兵作战的人吗？如果旧日的气概还在，希望您替我远望燕山的旧迹，登临易水的悲风，在沙漠以北扼腕长叹，看看能否使人心有所感动。《送陈自然西上序》【马存】东莱注 北风吹来，沙尘惊起，枯树梢在寒气中呼号，您此行也实在辛苦。听说京师是：米贵得如同买珍珠，柴贵得如同一束桂枝，肥肉贵得如同美玉，酒楼高得如同登天。骤雨来临，黑色积水布满道路，马匹便如游龙一般；清霜激荡着寒风，旅客的衣服没有絮絮，抱膝苦吟，火便像红色的黄金。您到京师游历，所凭借的这些东西，究竟带着什么呢？难道您家中地位高、金钱多，父母兄弟亲亲热热地厚厚抚慰您，赠送财物给您吗？回答说：“没有。”难道您的邻里乡党因重义而彼此亲爱，您出门辞别东家时，西家已经等待着赠送路费了吗？难道有这种事吗？回答说：“没有。”难道您的亲近朋友、熟悉的好友，您进屋便握手相见，谈有的没的，端酒相别；酒喝到兴浓气盛时，有人解下宝剑指着仓廪相赠吗【见《三国志·鲁肃传》】？回答说：“没有。”难道您在京师的公侯富贵之家从前有交情深厚的朋友，会因为怜悯落难的王孙而给您送来食物吗？回答说：“没有。”既然如此，您到京师游历，凭什么办法前往呢？回答说：“您看我的袋子，难道没看见其中没有东西吗？再看看我胸中那颗耿耿不平的心还在。我要凭胸中的耿耿之气游历天地，或许一定会有所遇合。”我听了这些话，认为他豪壮。

译我说：“如今人们到百里之外去，尚且一定要在前一夜舂米、淘米，才敢走出门户【《庄子·逍遥游》说，到百里之外的人要在前一夜舂米备粮】；如今您有数千里的行程，却空着双手前往，胸怀浩然之气而毫无忧虑。我因此惊异于您。果真像您所说，明年春天我在江南的林木山石之下，听说北方有光焰熊熊的人，那一定就是您了。” 《答任子厚秀才序》【撙斋】淳祐十年秋，部使者奉天子的诏令，征调官员在隆兴考察六次士人，我是其中一人。每出一道题，我便同五个人商量应当怎样作答，然后用科举的规范告诫他们。只要有一丝一毫不合规范，便立即黜退士人。考试结束后，我阅览了几百卷文章，其中不是诡谲，就是腐朽；不是放旷，就是拘谨；不是峭拔奇崛，就是松弛散漫。想求得纯正而合乎规范的文章，几乎没有。因此按我的见解，与其让那些腐朽、拘谨、松弛的人终身不能进取，宁可容纳诡谲、放旷、峭拔奇崛的人。然而，终身不能进取的人，毕竟只是勉强合乎规范；那些可以容纳的人，却往往同规范相违背。凡是有司办理事务，都依据规范而不凭个人好恶，所以我所取的五卷，大多不是我所喜欢的。打开一看，都是丰城人的文章。我又想到，丰城是至宝精气聚集的地方，而人受到这种精气熏陶、形成文章，不应当只是这样而已。第二年春天，我又奉檄留在府中，有一位丰城士人拿着名帖进来拜见，所作题目是《任宾坐少选》。文章出自《镜古录》，前面有署名，认出他的字是子厚。我读后发现，其中大多议论战国君臣，认为苏秦、张仪的权术极为高明。子厚却暗自认为这些不足取，又要寻求超过他们的办法。他的文章正像他的权术一样。我回想先前所阅览的几百卷文章，其中也有类似的；同腐朽、拘谨、松弛的文章相比，确实好得多了。” 那么，它不合乎规范又怎么办呢？不过，仍然值得庆幸的是，它还可以收取。至宝之剑，它的精气纯粹而令人喜爱，叫作“善”；它的质地厚重而内在充实，叫作“信”；它的锋芒隐藏而内蕴充足，叫作“美”；它的光焰连接上天，充实而发出光辉，叫作“大”；它跃入延平津，得到升华变化，叫作“圣”；它幻化成龙而没有人能穷究它的归宿，神圣到不可测知，叫作“神”。子厚收取至宝的精华，把它熔铸进文章中，它的光焰已经连接上天了，只是光焰断续的形态还时时显现。我猜想，他起初或许不是从精气纯粹、质地厚重处发端的吧？我同他交往了多日，完全了解他的为人，也像了解他的文章一样。因此我希望子厚用《论语·乡党》来涵养他的气，使它纯粹；用《礼记》的《中庸》《大学》来培育他的质，使它厚重；用《易经》的《坤》《颐》《大畜》来收敛他的锋芒，使它隐藏，等待积累长久而且充盈，随后自然发露出来。小的方面可以学习韩子、文中子、扬子、荀子；中等的方面可以学习孟子、曾子；大的方面可以学习五经。达到“大而化之，化而神”的境界，就容易了。子厚见识敏锐明达，试着权衡一下：与其寻求自己的权术超过苏秦、张仪，哪里比得上寻求自己的道义超过荀子、扬子呢？子厚学习力量强，试着实践它；保持长久，要靠坚定；保持充盈，要靠谦虚。再过十年以后，天下人不只是仰慕子厚的文章，还将仰慕他的为人。至于晚年的成就，能否又在光辉之上增添功业呢？我不敢预先说定。《古文集成》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三。宋代王霆震编。前甲集第三。

译序 《六一居士集序》【东坡】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说【有客人问：“六一是什么意思？”居士说：“我家收藏书籍一万卷，辑录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一张琴，有一局棋，并且曾经置办一壶酒。”客人说：“这只是五个一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居士说：“以我这个老翁终老在这五种事物之间，难道不就是六一吗？”】东莱说【这篇文章曲折最多，开头就说大的道理，下面也应该说大的道理。如今人的文章，上面说得宏大，下面未必仍然宏大；上面说得深远，下面未必仍然深远。比如把文章同上天相比，把孔子、孟子同大禹相比，果然是宏大而不是夸张】唐子西《语录》说【凡是写文章，上句分量重、下句分量轻，就可能被上句压倒。《居士集序》说：“有些话虽然宏大却不是夸张”，这虽然只有一句，但文章的体势非常沉重；下面才说“通达的人相信它，普通人怀疑它”，如果不使用两句，也承载不起上句的分量】有些话虽然宏大却不是夸张【宏大的议论先立下一句】通达的人相信它，普通人怀疑它【下面两句承接得很好】孔子说：“上天将要使这种文化消亡，后死的人便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了。”孟子说：“大禹治平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排斥杨朱、墨翟，大概是把他们同大禹相配。”文章的兴衰，和上天有什么关系？大禹的功业同天地并列，孔子、孟子却用空洞的言语同大禹相配，不是太夸张了吗【小说】？自从《春秋》写成，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孟子的言论施行之后，杨朱、墨翟的学说便废弃了。天下人认为这是正确的，固然如此，却不知道其中的功劳。孟子死后，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兴起，违背道义而趋向利益，残害百姓来使生活富足；他们的学说极其鄙陋，士人却用这些学说蒙骗君主。上层人物侥幸追求一时的功劳，纷纷跟从，于是世上没有像孔子、孟子那样的伟大人物，推究事情的根本和末节，权衡祸福的轻重，来挽救他们的迷惑，因此这些学说终于盛行。秦朝因此丧失天下，逐渐发展到陈胜、吴广和刘邦、项羽的祸乱，死者十之八九，天下一片萧条；洪水的灾害，大概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警诫说，可以把它同大禹相比】。当秦国尚未得志时，假如再有一个孟子，那么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只会成为空话；它们即使产生于人心，也会危害事情；如果它们施行于政事、危害政治，也一定不会像这样猛烈。假如杨朱、墨翟在天下得志，他们造成的祸患难道会比申不害、韩非少吗？由此说来，即使把孟子同大禹相比，也是可以的。太史公说：“盖公谈论黄老之学，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韩非之学【此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晁错不足以称道，而贾谊也受到这种学说的影响；由此可以知道邪说改变人的思想，即使豪杰之士也难免，何况普通人呢？自汉代以来，不以孔氏之道为准而扰乱天下的学说很多：晋朝因老庄而灭亡，梁朝因佛教而灭亡，却没有人纠正它们。五百多年以后才出现韩愈，学者把韩愈同孟子相比，大概是希望借此挽救局面【轻重】。韩愈之后三百多年，又出现欧阳子；他的学说推尊韩愈、孟子而通达孔氏之道【承接上文】，阐明礼乐仁义的实际内容，使它合乎大道；他的言论简洁明白，真实而通达，援引事物、联结同类，把道理归结到最高原则，使人心悦诚服，因此天下人一致尊奉他为老师。自从欧阳子在世以来，世上不喜欢他的人喧哗攻击他，能够困厄他的身世，却不能屈服他的言论；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不约而同地说：“欧阳子，是当今的韩愈。”宋朝兴起七十多年，百姓不知道战争，生活富裕而受到教化，到天圣、景祐年间达到极盛【仁宗年号】；可是当时的文章终究比古代惭愧【回避正面说法】，士人也因此安于浅陋、墨守旧习，议论卑下而气势衰弱。自从欧阳子出现，天下人争相自我磨砺，把通晓经学、学习古人为高尚，把挽救时局、推行道义作为贤能，把触犯君颜、接受谏言作为忠诚。士人不断成长成就，到嘉祐末年【仁宗年号】，号称人才众多，欧阳子的功劳最大。唉，这难道只是人的力量吗？不是上天，又有谁能使它这样呢【引起下文】？欧阳子去世十多年后，士人开始学习新学，用类似佛、老的东西扰乱周公、孔子的真实道理，有见识的人对此忧虑。幸赖天子圣明，下诏修订选取士人的法令，鼓励学者专心研究孔氏之学，排斥异端，之后风俗才发生变化。考察、讨论学术师友的源流由来，人们又知道诵读学习欧阳子的书。我从他的儿子棐那里得到他的诗文七百六十六篇【欧公有四个儿子：发、奕、棐、办，就是这些人】，于是编次并评论说：“欧阳子论述大道，像韩愈；议论政事，像陆贽；记叙事情，像司马迁；诗赋，像李白。这不是我个人的话，而是天下人的话【内容丰富而无穷】。欧阳子名修，字永叔，年老后自称六一居士。” 《战国策目录序》【南丰】东莱说【这篇文章节奏从容舒缓，而且有条理，又把锋芒隐藏而不显露。初读时好像粗淡的肉羹和玄酒，必须仔细品味。若论它炼字的精当、转折的巧妙，不知不觉之间，里面又有深意存在】迂斋批语【议论端正，关键严密，质朴而不粗俗，是太史公一流的文章，越咀嚼越有滋味】刘向编定的《战国策》有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说其中有十一篇已经缺失。我向士大夫家访求，才得到全书，订正其中的错误和谬误；对于怀疑无法考证的地方也作了处理，这样《战国策》三十三篇才重新完整。序文说：刘向为这部书作序，说周朝的先王首先彰明教化、修治法度，所以天下大治【平直铺叙】；到后来阴谋欺诈被使用，仁义之路闭塞，所以天下大乱。他的说法本来已经很好了，最后却认为这部书所记载的是战国谋士根据当时君主能够实行的事情来谋划，是不得不如此【吕曰：驳破刘向说法，楼曰：刘向的错误正在这里】。这可以说是被流俗迷惑，而不能坚定相信自己了【吕曰：用字】。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经数百年，周朝的旧法已经亡失，旧俗也已经熄灭很久了【吕曰：这一说很难】。二人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吕曰：更难】；难道是要强迫天下的君主去做后世无法做到的事吗【楼曰：举孔孟之道来证明战国的错误；吕曰：并不是说孔孟强迫天下去做太古难行之事，这是最有力的警诫】？他们是要根据所处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化，制定适合当世的法则，使它不失去先王的本意罢了【吕曰：说明孔孟是灵活施行之道，最有力】。二帝三王治理天下，他们的情况固然不同，法令固然有异，但治理国家天下的用意，以及先后本末的原则，从来没有不同。

译二人的道理就是这样罢了【吕曰：转折得好，承接自然，回应上文说得有力；楼曰：结得稳】。法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能不统一【吕曰：这几句是全篇的骨架和纲目】。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守住这个原则，难道是喜欢提出异论吗？只是能够不苟且罢了，可以说他们没有被流俗迷惑，而是坚定地相信自己【吕曰：文字承接得好，不费力；有上面四句，下面四句便弱；楼曰：同刘向相反】。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道义值得信守，却喜欢那些容易迎合的言论；他们用心筹划，不过是苟且谋求一时的计策而已【吕曰：说到了骨髓；楼曰：“一切”同“不苟”相反】。所以他们谈论欺诈的便利，却避讳它的失败；谈论战争的好处，却遮蔽它的祸患【楼曰：写尽谋士的态度】。他们相互带领着这样做，没有谁不是只看到利益而承受不起它的祸害，只看到所得而承受不起它的损失【吕曰：说战国谋士说到了骨髓，尤其是他们掩饰祸害，转折更佳；警斋、楼曰：利害与得失相互对照，轻重相形，便看出分量多少】。最终到了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楼曰：这是最大的祸害和损失】；诸侯以及秦国任用他们，也因此灭亡了自己的国家；他们造成的，实在是世间的大祸，已经很明显了【吕曰：祸害无法掩饰，结得好】。可是世俗仍然没有醒悟【吕曰：承接得好】。只有先王之道能够随着时势适应变化，制定的法令虽不同，考察起来却没有弊病，施行起来也没有害处【吕曰：转折好，照应前文】。所以古代圣贤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改变那个【吕曰：结得有力】。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吕曰：作者的本意】。应当把它放逐并彻底断绝，那么这部书不让它流传下去，难道可以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要把邪说的内容向天下人说明，使当世的人都知道这种学说不可遵从，然后加以禁止，这样禁令才会齐备；使后世的人都知道这种学说不可实行，然后用它作为警戒，这样警戒才会明白。难道一定要毁灭它的书籍吗？把它公开出来并加以辨明，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吕曰：收束很好，结得有力；平易之中有千钧之力，到这里非常有气势】。因此《孟子》一书中，有人主张神农之言，有人主张墨子之言，孟子都把这些言论记录下来并加以批驳【吕曰：到这里，前面的意思都清楚了】。至于这部书的写作，上承《春秋》，下至楚汉兴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的事情都记载其中，本来就不能废弃【吕曰：有许多事情不可废】。这部书有高诱作注，分为二十一篇；有人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现存八篇，如今保存下来的有十篇。” 《唐鉴序》【徂徕】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前面的事情有了过失，后面的事情就应当以它为鉴。商汤把夏桀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做桀所做的事，而商汤的德行光明显著，国运兴隆了六七百年。周朝把商纣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做纣的恶行，而周朝的道统极其昌盛，传了三十代。汉朝把秦朝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像秦朝那样无道，而汉朝的基业十分兴盛，延续了四百年。唐朝把隋朝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像隋朝那样暴虐混乱，而唐朝得以治理，永远光耀了十八代。本朝虽然承接五代之后，实际上接续的是唐朝的事业，那么本朝也应当把唐朝作为鉴戒。我广泛考察往古，没有哪个朝代不是因为女后干预政事而丧失国家的。我看唐朝最为昌盛了，武氏改唐为周，韦庶人、安乐公主毒杀中宗，太平公主暗中谋划叛乱，杨贵妃招致天宝年间的祸乱。我遍观前代，少有不是因为宦官掌握权力而倾覆社稷的。我看唐朝尤其令人痛惜：代宗遭受鱼朝恩的侮辱，宪宗被陈庆之弑杀，昭宗遭到刘季述囚禁侮辱。我仔细追寻历代，没有哪个不是因为奸臣专擅政权而扰乱天下的。我看唐朝更是到了极点：安禄山之祸，是林甫、国忠造成的；朱泚之乱，是卢杞造成的；陈庆之弑逆，是皇甫镈造成的。唉！不能让奸臣专擅政权，不能让女后干预政事，不能让宦官掌握权力。唐明皇起初任用姚崇、宋璟，国家便得到治理；后来任用林甫、国忠，国家便陷入混乱。唐德宗起初任用崔祐甫、陆贽，国家便得到治理；后来任用皇甫镈，国家便陷入混乱。自从武后夺取国政，直到中宗、睿宗，及至天宝末年，政权由女后掌握，而李唐几乎丧亡。自肃宗即位，经过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权力掌握在宦官手中，而唐朝国运最终断绝。《诗经》说：“显赫光明的周宗室，是褒姒使它灭亡的。”那么，巍巍盛大的唐朝，是女后使它混乱，奸臣使它败坏，宦官使它覆亡。臣因此从唐史中摘取女后、宦官、奸臣的事迹，分别分类汇集，编成三卷，称为《唐鉴》。唉！唐朝十八位皇帝中，只有武德、贞观、开元、元和这百余年，礼乐和征伐才由天子发出。女后在前面使它混乱，奸臣在中间使它败坏，宦官在后面使它倾覆；国势颠倒危急，绵延拖延，时而倾覆，时而安定，似乎接续又似乎断绝，仅仅能够维持三百年，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把李唐覆车作为鉴戒：不要让女后专擅政权，不要把权力借给宦官，不要把政事托付给奸臣，那么国运就会延续昌盛，历代长久远大，可以传给儿子，传给孙子，甚至延续千万世，哪里只是局促地限于十八位皇帝、勉强维持三百年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伏望圣明的君主以此为戒。《古文集成》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四，宋代王霆震编，前甲集第四。

译序 《江西宗派诗序》【诚斋】所谓江西宗派诗，就是诗歌属于江西这一派。人并不都是江西人，诗也并不都是江西诗，为什么要把它归属到江西呢？归属的依据，是诗的韵味，不是外在形态。东坡说：“江瑶柱像荔枝。”又说：“杜甫的诗像太史公的文章。”不只是当时听见的人茫然无知，只好表面上答应说“是”，直到今天仍然茫然。茫然并不是听者的罪过，而是因为舍弃风味只谈外在相似，所以只能茫然。只看外形罢了。高子勉不像二谢，二谢不像三洪，三洪不像徐师川，师川不像陈后山，更何况不像山谷呢？关键只在韵味罢了。酸味咸味的调和各不相同，山珍海味各有不同，而调制烹饪的妙处，却出自同一只手。像不像，去寻求它可以；抛开它，也可以。大体说来，公侯之家有世代功勋和门第，难道只有公侯之家如此，诗家也有这种传承。贫寒人家的子弟从小巷中崛起，一旦身上缠着银鱼金印，系着礼服宽带，看起来像公侯，说话也像公侯，他就是公侯了吗？等到你遇见王、谢家的子弟，他就是公侯吗？江西诗派的诗和世俗之作，懂得韵味的人自然能够辨别。古代诗人的诗，流传源远。唐代说李白、杜甫，宋代说苏轼、黄庭坚。难道四家之外，竟然没有别的人了吗？门第本来有传承，事业本来有继承。即使如此，四家这一流派，外在形态相同的有一层，韵味相同的有两层；韵味相同而方法相同的，又有一层。你是否曾看过列御寇、楚灵均凭什么纵横天下呢？古代乘车在陆地上行走，乘船在水上行走。只有列子独自乘风而行，十五天以后才回来。他对于船车又哪里需要凭借呢？然而船车可以废弃吗？屈灵均却不是这样：饮用兰花上的露水，吃菊花的花朵，难道就能不吃食物吗？把芙蓉做成衣裳，把美玉作为佩饰，难道就能不修饰自己吗？乘坐我的桂木船，驾着我的玉制车，难道就能不使用器物吗？然而早晨面向阆风，晚上抵达不周山，出入于宇宙之间，只在忽然之间。他是有所凭借于船车，却从来没有真正受船车限制。如今苏、李这一类人，苏轼像李白，黄庭坚像杜甫。苏、李的诗，像列子乘风而行；杜、黄的诗，像屈灵均乘桂舟、驾玉车。有所凭借而又不受凭借限制的，是诗中的神境吗？有所凭借却从未真正受其限制的，是诗中的圣境吗？唉！如果把神与圣分开，那么苏轼就是苏轼、李白就是李白吗？杜甫就是杜甫、黄庭坚就是黄庭坚吗？如果把圣与神合在一起，苏轼、李白就不能同杜甫、黄庭坚相比，杜甫、黄庭坚也不能同苏轼、李白相比吗？既然如此，诗难道可以用简单的话来评说吗？秘阁修撰、给事程公，是当世儒学前辈。他厌倦了在朝廷任职，出任江西帅，以政事使百姓更新，以学术赋予政事以意义；如春天般使人肃然，又如秋天般温暖，大概两年如同一天一样。他一有空闲，便拿起酒杯作诗，用文章装点翼轸星宿和金玉般的山川。他面对落霞秋水，曾登上滕王阁，远望西山，俯视章江，询问双井如今是否安好？于是叹息说：“《江西宗派图》是吕居仁编定的，而豫章本来就是这一诗派的发源地。但这一诗派的鼻祖和后继者，他们的诗往往放纵不羁，这难道不是一种缺憾吗？”于是，他把谢幼槃之孙谢源所刻的石本拿来，除山谷外，共汇集二十五家，刻在学宫里，想借此振兴西山、章江的秀美风物，激发江西人物的美德，鼓舞诗人和国风的盛况。他写信告知我说：“您是江西人，不是吗？

译为这篇文章作序的人如果不是您，还能是谁呢？” 我推辞了三次仍未能推掉，只好把所听闻的情况写在篇首。《澹庵文集》序【诚斋】澹庵先生胡公，是中兴时期的人物，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绍兴戊午年，皇帝因为显仁皇太后还没有回来，不得已准备以大事小，降低尊严与金人讲和。先生上书极力争辩，甚至请求斩杀宰相，朝廷内外大为震惊。金人听说后，用千金悬赏征求他的奏书，三天便得到了。金人君臣因此丧失了气势，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后来奉迎皇太后归来，从此边塞的战马二十年没有南下。过去鲁仲连不肯让秦国称帝，秦军听说后退却了五十里。后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是说客夸大的言辞。用今天来衡量古代，古代似乎夸张；用今天观察今天，今天也会夸张吗？相信亲眼所见的，怀疑耳闻的，古今都是一样的。我们宋朝的安定强盛，不依靠百万军队，而依靠先生的一封奏书。后代听到这件事的人，怎么知道不会像今天的人听到鲁仲连的事一样，也把它当作夸张呢？这也未可知。假如今天的人亲眼见到先生的事，谁还会认为它是夸张呢？今天这件事究竟夸张不夸张、可信不可信，都不必争辩。假使后代的人不再怀疑古人，那大概就是先生的功劳吧？今天的人不相信古人，古人又有什么过错呢？后代的人不相信今天，总会有一天完全相信的。遇到相似的事情，就应当想起这个人。唉！先生的功劳，影响实在太长远了！先生的文章，和他的为人相称。他的议论宏大而挺拔，记叙序文古雅而驯厚，代拟诏令典雅而严肃，记载事情简约而详尽。他作诗，大概是因为触犯当时的宰相，被流放到岭海，忧愁得猿猴也悲鸣、骨头也酸痛，饥饿得蛟龙也吐血、牙齿也疼痛；风中呻吟，雨中叹息，波涛诡谲，实在有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的苦难。按理说这些应当郁结在心中，他的诗反而因此更加昌盛。与李白、杜甫流放夜郎、夔州时的诗相比，更加恢宏奇异。至于他的骚体辞章，广博苍茫而高峻险绝，像刀刻般深峭，探究上天的幽秘，泄露神灵的隐微；虽枯槁瘦削却不衰败，悲痛忧伤却不怨恨。自宋玉以下，不必再谈了；自屈原以来，只有他一人而已。这几方面的成就，得到其中一项，就足以在当代流传并传到后世，何况百种优点集中于一身呢？多么盛大啊！多么盛大啊！先生去世后二十年，他的儿子澥和侄子涣、族孙秘搜集先生的诗文七十卷，题名为《澹庵文集》，想刻板流传，却因贫穷未能做到。他们到中都任职，船经过池阳，太守蔡必胜侯接见他们，因而问起家集，慨然请求为之刊刻，并命郡文学周南、董振以及学录何巨源校勘。尚未完成，蔡侯调任山阳太守，雷孝友侯、颜棫侯接着完成了这件事。唉！先生的功劳遍及中国，名声震动四方，文章成为学者的典范。学者得到他片言只字，尚且把它当作珍宝。像我这样希望看到他的全部著作，哪里能够做到呢？如今三位侯君独能刊刻并传播它，使学者得到幸运。先生这部文集，经过一百年才开始完成；使学者得到它，如今却能在一天之内全部看到。三位侯君的用心，难道不能称为贤明吗？蔡侯首先倡议这件事，难道不更可以称为贤明吗？我曾向先生学习，先生说：“传述六经的道理而文章未必像六经，这样的人是有的；不传述六经的道理而文章却必定像六经，这样的人没有。”先生的文章，它的源流大概深远吧？我哪里足以了解呢？先生是庐陵人，名铨，字邦衡，“澹庵”是他的自号。至于他的世系、历任官职和事迹，丞相益国周公已经写在神道碑中了。庆元己未八月，门人杨某作序。《杉溪集》后序【诚斋】古今文章发展到我宋，已经集大成了。大概由于奎宿播发精华，历代圣人制作文章，于是光彩灿烂的文章如日月般光明，如云汉般昭著，成为贯通天地的经纬，覆盖滋养万物。山河显现灵气，伟大杰出的人物不断出现。仁宗时，有六一先生主持这一文坛的盟会；神宗时，有东坡先生传承六一先生的正宗；哲宗时，有山谷先生续接国风、雅、颂断绝的弦声。与汉代的司马迁、班固、卿云，唐代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相比，大概已经兼有并包举了他们的成就。后来奸邪小人相继得势，尊崇奸邪，贬斥正直，把正学视为邪僻之学，加以禁止和禁锢。这大概是文章发展到这里遭遇的一次灾厄。只有我们庐陵，有泸溪王先生、杉溪刘先生二人，亲自筑成金城，来护卫这条道。王公考取太学防禁之后，刘公接着进入，二人独自触犯大禁，带着六一、东坡、山谷的书进入太学。白天便收藏起来，夜里翻阅；每当等到同舍生熄灯熟睡，一定起身坐起，吹亮灯火，尽情阅读三部书。有空时，有的吟诵诗句，有的继续研习古文。每写出一篇文章，便流传到京城，成为士大夫口中的美味，纸价也因此上涨。唉！两位先生好比在妖禽群声啁啾之时发出紫鸾的鸣叫，在《折杨》突然歌唱之时演奏清庙的琴瑟，在戴鹬冠、穿胡服的人争相斗艳之时，让人看见黄收纯衣的礼制服饰；他们对于这篇文章所建立的巨大功劳，真是伟大啊！我活到十七岁，才得以进谒泸溪先生，拜他为师并向他请教；他告诉我的，正是考取太学、触犯禁令的道理。十年以后，我又得以进谒杉溪先生，拜他为师并向他请教；他告诉我的，也正是考取太学、触犯禁令的道理。如今两位先生都老了，我也老了，退休归隐。一天，杉溪先生的曾孙千龄到南溪岸边拜访我，拿出他祖父的书，名叫《杉溪集》，给我看，请我为它写后序。我翻开阅读，看到丞相益国周公为它作了序；杉溪先生防新领异的诗、登峰造极的文章，周公已经纵横发挥、毫无遗漏地论述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把两位先生告诉我的话写在篇末，使后来的学者能够听到。泸溪先生还说：当时书坊害怕获罪，苏轼、黄庭坚的两部书都毁掉了印版，只有一家贵戚刻版印刷，每十斤黄金才能换得一部苏轼文集。大概禁令越急迫，文章就越珍贵。如今家中拥有这些书，人们学习这种学问，有谁知道当时的文章是这样难得吗？这是小人使文章遭受灾厄，却正因此使文章昌盛。可是使文章遭难的人，如今都湮没无闻，与草木一同消亡；而这篇文章的流传却和日月争光。既然如此，文章本身没有因灾厄而受损，那么遭遇灾厄又有什么害处呢？古代圣贤君子所守护的道理，由此可以知道了。关键只在于我们所守的道究竟是对是错；难道还会被时代的好恶所动摇吗？六一、东坡、山谷三位先生，已经明白这一点了。至于我们本州的两位先生，首先触犯时代的大禁，竭力学习众人不敢学习的学问。所谓豪杰中卓然独立的人，不就是这两位先生吗？不就是这两位先生吗？《雪巢小集》后序【诚斋】

译《雪巢小集》是天台林宪景思的诗集。梁溪先生尤延之已经为它作了序。景思又请我为它写后序。景思的诗像唐人，这确实如此，是尤延之的评论。然而像“桃花飞后杨花飞，杨花飞后无可飞，天空霜无影”这样的句子，已经超出诗人的准绳之外，它的高远无法追及，它的卓绝无法企及。假使李太白还在世，也一定会笑着点头赞赏这些句子。难道只是像唐人而已吗？不过，尤延之深爱景思的才华，又深深惋惜他的困穷，甚至说：“难道是因为揭示了造化的秘密，因而上天厌恶他吗？”又说：“富贵是人可以得到的，而才华却是上天极其吝惜的。既然取得了上天极其吝惜的才华，就不能同时得到人所能得到的富贵。”又说：“才华是导致困穷的工具，人为什么要得到这种东西，上天又为什么要吝惜这种东西？其中有些道理，不容易讲明白。”我曾摘取这些话来慰问景思，说：“您为什么一定要因为才华而导致困穷呢？您为什么一定要揭示上天所隐藏的秘密，而招来上天的愤怒呢？您为什么一定要争取上天所吝惜的才华，而不要取人所能得到的富贵呢？”景思笑着说：“您没有看见唐代的孟郊、贾岛吗？孟郊、贾岛的困穷，固然是才华造成的。然而同时代的人如王涯、贾餗，难道不富裕而且显贵吗？当孟郊、贾岛饿死、冻死的时候，王涯、贾餗未必怜悯他们。到了甘露之祸时，他们即使想像孟郊、贾岛那样饿死、冻死，也不可能了。假使孟郊、贾岛看见王涯、贾餗遭祸，王涯、贾餗会怜悯孟郊、贾岛吗？孟郊、贾岛会怜悯王涯、贾餗吗？这也未可知。您没有看见本朝的黄庭坚、秦观吗？鲁直被贬，死在宜州；少游被贬，死在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继做了宰相，富贵权势震动天下。黄庭坚、秦观死时，王黼、蔡京一定庆幸他们的死亡。等到王黼、蔡京被诛杀时，黄庭坚、秦观却看不见他们受诛。假使黄庭坚、秦观能够看见他们被诛，也一定不会为此感到庆幸。然而，黄庭坚、秦观不幸王黼、蔡京被诛，天下后世却为此庆幸；王黼、蔡京庆幸黄庭坚、秦观死亡，天下后世却为之惋惜。这样看来，黄庭坚、秦观的贫贱，以及王黼、蔡京的富贵，最终究竟怎样呢？况且那四个人的富贵，他们当时所得究竟有多少，如今看来不只像粪土一样；而这四个人的贫贱，他们当时所得到的又是如此，如今为什么能和日月争光呢？既然这样，究竟什么值得羡慕，什么不值得羡慕呢？也未可知。我如今没有才华，哪里敢比拟孟郊、贾岛、黄庭坚、秦观？可是我的困穷比孟郊、贾岛、黄庭坚、秦观还严重。我有什么幸运，能够和孟郊、贾岛、黄庭坚、秦观一同处于困穷，而不和王涯、贾餗、王黼、蔡京一同显达呢？您却替我希望得到富贵吗？况且我和诗人一同争取上天所吝惜的才华，这就是上天的横暴之民；又一同触犯上天所愤怒的事情，这又是上天的横暴之民。治理横暴之民的人，难道应当用横暴的政令吗？既然和诗人一样成为横暴之民，又想不和诗人一样承受横暴的政令，可以吗？”我祝贺他说：“您既然已经竭尽全力取得上天所吝惜的才华，没有畏惧之心去触犯上天所愤怒的事情，也没有怨言来安然承受由此招致的遭遇。”既然如此，尤延之替您惋惜，是尤延之的过错；我引用尤延之的话来慰问您，也是我的过错。但是，您想独自享有诗人所谓由才华导致的结果，却不顾一切、不知悔改，不推辞造物主横暴的政令，这也是您的过错。您何不带着这些话，再去见尤延之，替我问问他。” 《续后汉书》序【省斋】曹氏取代汉朝，名义上是禅让，实际上是篡夺，不过是和新莽一类的人。曹丕刚登坛，就自我表现出舜、禹那样的言辞，本来就不敢欺骗自己的内心。如今将近一千年，人们的好恶难道还会完全相沿不变吗？苏轼记载王彭的说法，说乡里人谈论三国时事，儿童听到刘备失败便皱眉，听到曹操失败便称快，于是认为君子、小人的影响，百世也不会断绝。这难道是人力强行造成的吗？陈寿身为蜀人，只因做官屡次被贬黜，父亲又被刘氏以诸葛亮之意施以髡刑，君臣之间不可能没有怨恨；他撰写《三国志》时以魏为帝统，称汉为蜀，并把孙氏和蜀一起称为主，内心已经偏颇，所以对于当时从汉高帝以下的祫祭、昭穆制度，全都略去不写。他当时还要向人乞讨粮食，想写成一部佳传，他的私意如此，史笔也就可知了。他死后不久，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起于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以蜀为正统，以魏为篡逆；认为汉朝灭亡不过一二年，便已经有晋炎兴的年号，实在是上天的命令，这大概才是公论。然而这部书共五十四卷，只见于唐代《艺文志》和本朝《太平御览》的书目；到仁宗时修撰《崇文总目》，此书已经散佚，有人说世间仍有此书，但我没有见到。幸好晋史记载了习凿齿所作的一篇一千三百多字的论，事情的大体就昭然可见了。刘知几《史通》说：“具备王道的，是曹魏悖逆而刘氏顺正。”本朝欧阳修论述正统，却没有贬斥魏；他的门客章望之撰写《明统论》非难他，这件事见于国史。近世张栻的《经世纪年》，直接把先主继承献帝作为汉朝的延续，并把魏、吴附列在下面，这些都表达了同一观点。如今庐陵贡士萧常潜心研究史学，认为古代把班固的史书称作《汉书》，把范晔的史书称作《后汉书》，于是从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开始，到少帝炎兴元年癸未结束，撰成《续后汉书》；既然正了书名，又选择注文中好的部分一并写入。他积累勤劳二十年，完成帝纪、年表各二卷，另作音义四卷。可惜陈寿对前代记载疏略，而萧常又没有追记后世英贤和典章制度，以解释裴松之未能完成的遗憾。过去周朝东迁以后，逐渐衰弱，到春秋时只剩下王城，而吴、楚强大，土地绵延数千里，都僭越称王，圣人仍断然把它们按夷狄称呼。昭烈的土地和军队，远非周王室可比；他兴起于汉中，恰好与沛公最初受封时所用的国号相同，天时人事，绝不是偶然。孔子如果再生，一定会对此作出恰当的处理。因此，我先探究魏文帝当日的内心，接着引用苏轼关于影响百世的说法，用来与习凿齿的论断相合，并证明旧史志的错误，于是作《续后汉书序》。《梁书》目录序【南丰】《梁书》有六篇本纪、五十篇列传，共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令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写。姚思廉是梁朝史官姚察的儿子，他推求并继承父亲的意旨，又颇多采集谢吴等诸位儒者的记载，写成了这部书。我们既校正了它的文字，又汇集编次成一篇目录，于是为它作序说：“自从先王之道不再显明，诸子百家同时兴起，佛教出现得最晚，却成为中国的祸患；在梁朝尤其严重，所以不能不加以评论。佛教徒自以为他们所得的是内在的道理，而世上评论佛教的人说的都是外在的道理，所以不可屈服。不过，他们难道真的厌恶、轻视圣人的内在之道吗？

译《尚书》说：‘思考就能通达明睿，明睿就能成为圣人。’ 思考，是用来达到知识的。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就能察知天地人三才的道理，辨明万物的规律，无论大小、精粗，都没有不能穷尽的；这叫作穷究事理，是知识达到极点。知识达到极点，就会明白自己的方面有什么值得珍贵、别人的方面有什么不足以玩味，没有什么不能看清的。有了明察的知识却不能喜爱它，还不够，所以要加上诚心去喜爱它。有了喜爱的心却不能以它为乐，也还不够，所以要加上至诚的意念去享受它。能够以此为乐，就能够安于此道。这样一来，万物从外界到来的事物，哪里还能困扰我呢？万物不能困扰我，所以我就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实现本性就是诚；诚就是成就，也就是不受迷惑。已经诚了，还必须充实它，使它能够扩大；已经扩大了，还必须推行它，使它能够感化万物。能够感化万物以后，具有智慧的人以及飞禽走兽等一切有生命的物类，凡是有赖于我的，没有不借此保全自己的本性、实现自己的适宜状态的；这样，我的作用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了。德行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对外界的应对，却未尝不和人相同。这就是我们的道成为天下共同之道的原因。所以在衣冠、饮食以及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器具方面和人相同；在教导人遵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方面，也没有不是出于人情的。和人共同面对吉凶、分担忧患，也没有不是出于人理的。因此，与人相处，就会聚集安定太平的事物，排除危险混乱的事物。与人相处所依据的礼制器具是这样的，使人受到感化所凭借的德行又是那样；这难道还不能称为圣人吗？已经成为圣人，就不再需要思考了，他达到极致的地方只是遵循事理；也不再需要刻意作为，他的行动只是顺应万物。因此，他覆盖滋润万物，鼓舞感化众人，却没有谁能测知他的境界；这难道还不能称为神明吗？所谓神，就是达到极其微妙而又永不止息的境界。这就是圣人的内在之道；圣人，是道的极致。佛教的学说，难道有办法改变这一点吗？正因为寻求它能用什么来改变圣人之道，所以它才会产生错误。凡是内在有所获得的，没有不能施行于外的；如果有不能施行于外的地方，那就是内在并没有真正获得。《易》说：‘知识周遍万物，而道足以救济天下，所以不会超过这个范围。’圣人两方面都获得了。知识足以认识一方面，却不足以穷尽万事的道理；道足以治理一方，却不足以适应天下的作用。这就是诸子百家两方面都有所失的原因。佛教的错误，难道不正在这里吗？那么佛教徒自以为从内在得到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妄言了。学习历史的人，是要借此明白一个时代的得失。所以我们因梁朝的事情而写下这些话，说明圣人之所以获得成功，以及佛教之所以失误，用来传给学习者，使他们知道君子排斥佛教，并不是只重外在而有意忽视内在；希望他们不要因此舍弃这一方面而改取另一方面。《古文集成》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五，宋王霆震编，前甲集五

译序 《送王陶序》【论《易》，欧阳文忠公】东莱批语：凡是文章运用《易》的卦象，多半失于陈腐；这一篇使它变得疏通，不陈旧闭塞，能够通达流畅。六经都记载圣人的道，而《易》彰显圣人的作用；吉凶、得失、行动、静止、进取、退守，都是《易》所讨论的事情。它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靠的是刚与柔。乾健、坤顺，是刚柔的主要作用【精神的大体】。至于八卦的变化、六爻的交错【“变”“错”二字引出下文】，刚与柔交替处在各自的位置，于是产生吉、亨、利、无咎以及凶、厉、悔、吝的卦象。大概刚属阳，代表德行，代表君子【从这里铺叙文章的结构，把刚柔分别展开，就容易说明】；柔属阴，代表险难，代表小人。从乾卦初九变为姤卦，再向上直到剥卦，这五卦全是阴爻，是剥除阳刚的卦【使变化流通】；这是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安静退守的时候。从坤卦初六变为复卦，再向上直到夬卦，这五卦全是刚爻，是决去柔弱的卦；这是小人的道路消退、君子行动进取而出来办事的时候【照应后文】。刚所代表的德行，是君子通常运用的力量【前面说其不好，现在说刚的好处】；庇护百姓、利于万物，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它在卦象上遇到泰卦的九三，再往上第四爻是大壮，第五爻是夬【“下”字用得好，语言新颖】。壮，就是强壮；夬，就是决断。四个阳爻虽然盛大，却仍有两个阴爻；但阳多阴少，就可以用强壮的力量去攻击它，所以这个卦叫大壮。五个阳爻而只有一个阴爻，阴柔已经不足以抵抗，只要决然除去它就行了，所以这个卦叫夬。既然如此，君子运用刚强时，就要审察自己的力量，观察时机【这是全篇的关键，全文的主旨归结在这两句话上】，知道阴险的小人一定可以除去，然后用强力决断。勇猛的人可以冒犯，强硬的人可以使之屈服【转折，说明不可以任意使用刚强】；圣人对于大壮、夬所代表的刚决作用，必定有所戒备。所以大壮的彖辞说“大壮利贞”，象辞说“君子非礼勿履”；夬的彖辞说“健而说，决而和”，象辞说“居德则忌”。这是为了说明刚强不可单独任用。因此复卦是从开始逐渐亨通，临卦是逐渐增长，泰卦是阴阳交合而壮大【照应得很好】；要以众多攻击寡少，趁它衰弱时把它决除。君子运用刚强，应当有渐进的过程而不失去时机，又不独自任用刚强，必须以正礼、喜悦、和谐来辅助它，这样功业就能够成功【前面和这里都应有“说”字，否则上下不连贯】。这就是君子行动进取、出来办事的方法【全文从开头起，归结在这几句，简洁有力，照应开头“视其时”一句，文法简练】。太原人王陶，字乐道，是一个喜好刚强的人。他常常憎恨世间阴险的小人多居住在京师，因而不轻易同人交游；他努力学习古代，借此自我信守、自我守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如今他开始在易州任职，得到的是君子行动进取的卦象【照应进入《易》的语句，以此为主旨】，所以我写这篇论刚的文章赠给他。大壮卦初九说：“强壮表现在脚趾上，出征凶险。”夬卦初九也说：“强壮表现在脚趾上，前往不能取胜，反而会造成过错。”【借两卦初爻说明开始行动时的事情，显得亲切】由此可见，圣人戒备使用刚强，不仅在彖辞、象辞中如此，而且常常在开始处特别加以深切告诫【照应前文文字紧密之处】。唉！世上的君子少而小人多，您努力学习、喜好刚强，用来蓄积自己的志向，还没有把它施用于事情上【“蓄”字表现出不敢使用刚强的意思】。如今您前往任职，尤其应当慎重对待开始的时候啊【结尾最有力量，照应前文“初”字】。《易序》【伊川】《易》这部书，伏羲开始创作八卦，文王据此重叠为六十四卦，孔子又为它系上卦爻辞。于是卦、爻、彖、象的意义完备了，天地万物的情状也显现出来。圣人为天下和后世忧虑，已经达到极点。他先于天下人开启万物，后于天下人成就事务。因此穷尽数理来确定天下的象，彰显卦象来确定天下的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用来顺应性命之理、穷尽变化之道的。把它分散开来看，在事理上有万般差异；把它统摄在道上看，则没有二致。所以《易》中有太极，太极产生两仪。太极就是道；两仪就是阴阳。阴阳其实是一条道。太极就是无极。万物产生时，背负阴而怀抱阳，没有什么不具有太极，也没有什么不具有两仪。阴阳之气交织感应，变化无穷无尽。形体一旦接受生命，精神一旦发出知觉，真情和伪态就出现了，万般头绪也随之产生了。《易》正是用来确定吉凶、成就大业的。因此，《易》是阴阳之道；卦是阴阳之物；爻是阴阳的运动。卦虽然各不相同，共同之处是奇偶；爻虽然各不相同，共同之处是九六。所以六十四卦构成它的体，三百八十四爻彼此发挥它的作用。遥远到六合之外，近到一身之中，短暂如一眨眼，细微到一举一动，没有一处不存在卦的象，也没有一处不存在爻的义。《易》真是博大啊！它的道极其广大，没有什么不包容；它的作用极其神妙，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时机本来从未只有一个固定状态，卦也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象；事情本来从未穷尽，爻也从来没有固定的位置。若拘泥于一个时机去寻求卦，就会受困于不知变化，这不是《易》；若拘泥于一件事情去说明爻，就会闭塞不通，这不是《易》。知道所谓卦、爻、彖、象的意义，却不知道卦、爻、彖、象的作用，也不是《易》。所以要在精神的运行、心术的发动中获得它，使自己的德与天地相合，使自己的明与日月相合，使自己的秩序与四时相合，使自己的吉凶判断与鬼神相合，这样才可以说是懂得《易》了。不过，《易》有卦，是《易》已经显形的部分；卦有爻，是卦已经显现的部分。已经显形、显现的东西可以谈论认识，尚未显形、显现的东西不能靠命名来求取。那么所谓《易》，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学习者应当懂得的。《易传》序【伊川】

译《易》的变化，就是变易；随着时势变化而变易，以顺从道。《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是要用来顺应性命之理，贯通幽明的缘故，穷尽事物的情状，并指示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道路。圣人为后世忧患，真可说达到极点了。距离古代虽然遥远，遗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前代儒者失去经文的本意，只传述言辞；后来的学习者只诵读言辞而忘记其中的滋味。自秦以来，大概已经没有真正的传承了。我生在千年以后，哀悼这篇文章被湮没晦暗，想让后人沿着流脉追求源头，所以作这部《易传》。《易》中有圣人之道四项：用言语表达的，重视卦爻辞；有所行动的，重视卦爻的变化；制作器物的，重视卦象；进行卜筮的，重视占断。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规律，都完备在卦辞中。推究卦辞、考察卦象，就可以知道变化；卦象和占断也包含在其中。君子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有人能够从卦辞中得到文字，却不能通达它的意义；但从来没有不理解卦辞而能通达其意义的人。最隐微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和用同出一源，显明和隐微之间没有间隔。观察隐微而通达的道理，用来施行典礼，那么卦辞就没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善于学习的人，要寻求言辞，必须从近处开始。《易》如果只停留在近处，就还不算懂得言辞。我所传授的是卦辞；由卦辞得到意义，就在于学习者自己。《易传》后序【诚斋】《易》是什么？“易”这个字的意思，是变化。《易》是圣人贯通变化的书。什么叫变化？大概是阴阳、太极的变化，是五行与阴阳的变化，是人与万物依循五行而产生的变化，是万事以及人与万物之间的变化。从上古开始直到今天，万事的变化从未停止。事情发生时，有得有失；最终结果，则有治有乱。圣人为此忧虑，幽微地观察变化，深沉地思考贯通之理，预先探究其中的图谋。《易》就是因此创作的。“易”的意思是变化，所以《易》是圣人贯通变化的书。它可以穷究事理、充分实现本性，可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可以处理显达、处于困穷，可以安居常态、应对变故，可以使自身与天地相参、与鬼神相合。万事的变化即将到来，而通达变化的道路先已确立。变化发生在彼处，变化的应对发生在此处。得到这条道路的人，可以使愚昧变为明智，使邪恶变为善良，使灾祸变成福气，使危险变得安全，使混乱得到治理；使自己成为圣贤，使世道达到太平和谐，就像反掌一样容易。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就是中正。只有中，才能使天下不中的归于中；只有正，才能使天下不正的归于正。中正一旦确立，万般变化就能通达；这就是二帝三王的圣明政治，也是孔子、颜子、孟子的圣学。后世有人认为事物的变化不足以扰动自己的心，把一切都抛弃给空虚，这就是扰乱天下的人。否则，认为变化不足以逃脱自己的权术，便把它提挈掌握在权诈诡谲之中，这就是更加扰乱天下的人。那么学习者想要贯通变化，应当到哪里求取？贯通说是道；到哪里求道？道说是中；到哪里求中？中说是正；到哪里求正？正说是《易》；到哪里求《易》？《易》说是心。我已经老了，姑且试着和诸位讲说这些道理。诸位认为这是我自己的话吗？不是。我是从前代儒者那里听来的，前代儒者是从三位圣人那里听来的，三位圣人又是从天那里听来的。《易传》后序【诚斋】六经到了孔夫子，才大体完备；然而《尚书》不是孔夫子创作的，只是由他审定而已；《诗经》不是孔夫子创作的，只是由他删定而已；礼乐不是孔夫子创作的，只是由他校正而已。只有《易》和《春秋》，才是所谓孔夫子的文章吧？从前伏羲创作《易》，当时只有卦画而没有卦辞；文王重叠八卦创作六十四卦，当时只有卦辞而没有其余的辞。到了我们孔夫子，在两位圣人之后特然兴起，却超越两位圣人之先，发掘天所隐藏的宝藏，开拓圣人的疆域，汲取天地人三才之道，写在三篇断绝的竹简上。于是作彖辞、象辞，又作小象辞、文言辞，又作《系辞》上下篇，又作《说卦辞》《序卦辞》《杂卦辞》。大的方面可以说天地，细微方面可以说毫末；显著方面可以说人物，幽隐方面可以说鬼神；明白方面可以说仁义礼乐，隐微方面可以说性命。光明显盛的内容，全都汇聚在这部书中。它的辞精微而幽深，它的理深厚而绵长，它的道广大而崇高。这部书难道是蕴藏道理的玉府、陶铸圣人的大冶炉吗？季札出使鲁国，看见《易》的卦象便高兴地说：“周礼全都在鲁国了。”在那个时候，难道《易》这部书只有鲁国才有吗？还是各国都有，而吴国没有呢？他见到它而高兴，本来就是应该的。不过季札所见到的只是伏羲、文王的《易》，还没有见到孔夫子的《易》。看见伏羲、文王的《易》，他已经高兴到这种程度；假使看见孔夫子的《易》，他的高兴又应当怎样呢？如今我们竟能看到季札没有见到的东西。唉！后世的学习者是多么幸运啊！子贡在三千弟子之中，科第属于乙等，姓名列在第六位；难道不是处于登堂入室之间吗？然而他曾感叹孔夫子的话：“人的本性和天道，是不能从孔夫子那里听到的。”孔夫子的《易》，难道不是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的话吗？可是子贡唯独没有听到，难道是他感叹的时候，这部书还没有写成吗？还是已经写成而没有流传出来呢？如今我们竟能听到子贡没有听到的东西。唉！后世的学习者又是多么幸运啊！学习者常说，听到后理解不如看见后理解，大概因为听到的疏略，看见的亲切；听到的简略，看见的详细。观察子贡的感叹，那么看见后理解，反而不如听到后理解吗？既然这样，学习者羡慕子贡，又怎么知道子贡不羡慕学习者呢？唉！后世的学习者又是多么幸运啊！《中庸章句》序【晦庵】

译《中庸》是为什么创作的呢？子思先生忧虑道学失去传承，所以创作了它。大概从上古圣明之君承接天命、建立天下的最高准则以来，道统的传承就有来由了。它见于经书，就是“允执厥中”，这是尧传授给舜的道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舜传授给禹的道理。尧的一句话已经达到极点、完备无遗了，但舜又增加了三句话，是为了说明尧的那一句，必须做到这样才可以。我曾经对此论述过：心的虚灵、知觉本来只有一个；之所以认为有人心、道心的不同，是因为知觉有时产生于形体气质的私欲，有时源自性命的正理，而作为知觉的根源不同，所以有时危险不安，有时精微难见。然而人没有谁不具有这种形体，所以即使是最高智慧的人，也不能没有人心；人也没有谁不具有这种本性，所以即使是最愚昧的人，也不能没有道心。二者混杂在心中，如果不知道怎样治理它们，危险的就更加危险，隐微的就更加隐微，而天理的公正最终无法胜过人欲的私心。所谓精，就是察明二者之间而不使其混杂；所谓一，就是守住本心的正道而不离开。若始终从事于此，毫不间断，就一定能使道心常常成为一身的主宰，而人心总是听从它的命令；这样，危险的就会安定，隐微的就会显明，行动、静止、言语和作为自然不会有过度或不足的偏差。尧、舜、禹，是天下最伟大的圣人；以天下相传，是天下最重大的事情。让天下最伟大的圣人来实行天下最重大的事情，而他们在传授交接之际反复叮咛告诫的，也不过就是这些，那么天下的道理，难道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吗？从此以后，圣圣相承，像成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都凭借这些道理来承接道统的传承。至于我们孔夫子，虽然没有取得君位，但他继承前代圣人、开导后世学者的功劳，反而超过了尧、舜。然而在当时，能够亲见而知晓孔子之道的，只有颜氏、曾氏两家传承并得到它的正宗。到了曾氏再传，才又得到孔子的孙子子思；这时距离圣人已经很远，异端之说也兴起了。子思害怕时间越久，圣道越失去本真，于是推究尧、舜以来相传的意义，根据平日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听到的话，互相演绎，写成这部书，用来告诫后来的学习者。他忧虑得深，所以言辞恳切；考虑得长远，所以论说详尽。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就是道心的意思；他说“择善而固执之”，就是精一的意思；他说“君子时中”，就是执中的意思。时代相隔一千多年，而他们的言论却没有不同，如同符节相合。历数前代圣人的著作，用来提挈纲领、开启显示深奥道理的，没有一部像这部书这样明白而完备。此后又再传，得到孟子，孟子能够推阐说明这部书，来承接先圣的道统。等到孟子去世，道统便失去了传承；于是我们的道所寄托的，不越出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的学说一天比一天更新、兴盛，以至于老子、佛教的学说出现，就更加接近道理而大大扰乱了真实的道。然而幸好这部书没有湮灭，所以程夫子兄弟出现，能够有所考察，用来接续千年以来失传的端绪；能够有所依据，用来斥责老、佛二家似是而非的学说。子思的功劳在这里是很大的，但若不是二程夫子，也没有人能够顺着他的说法而得到他的本心。可惜他们用来论说的原文没有流传下来，石氏所辑录的内容，也只是出自他的门人记录，因此大义虽然明白，微言却没有得到剖析。至于他的门人自己作的解释，虽然相当详尽，并且多有发明，但也有人背离老师的学说而流于老、佛。朱熹从小就曾接受并诵读这部书，私下对此产生疑问；沉潜反复研究了许多年，有一天恍然间似乎把握了它的要领，然后才敢综合众说，折衷取其正中。我已经撰定了一篇章句，等待后世君子评定；一两位志同道合者又取石氏的书，删去繁杂混乱的内容，命名为《辑略》，并且记载了过去讨论、辨析、取舍的意义，另作《或问》附在后面。这样以后，这部书的义理就条分缕析，脉络贯通，详略相互依存，大小全都举出；各种学说的异同、得失，也都能够曲折详尽地说明，旁通各方面而各自发挥其意趣。对于道统的传承，我不敢妄加议论；但初学的人或许可以从中有所取用，那么也许能成为他们远行登高的一点助力吧。《中庸集解》序【晦庵】我曾私下说，秦汉以来，圣人的学问失传了，儒者只知道把章句训诂当作自己的事业，却不知道重新探求圣人的本意，来阐明性命道德的归宿。到了近世，先知先觉的人士才开始阐发明白这些道理，于是学习的人才知道自己从前的浅陋。然而有的人只是徒然诵读他们的话，把它当作高深之论，却根本不知道深入探求其中的意义；更严重的甚至于轻视、略去章句，凌辱、践踏训诂，坐在那里空谈玄妙，辗转相互迷惑，而这种祸患反而比从前的浅陋更严重。唉！这难道是古代圣贤相传的本意，以及近世先生君子对后人的期望吗？我朱熹实在不聪敏，私下对此深感忧惧。因此借着子重的书，特意把这些话题写在篇首，告诫那些与我志同道合而阅读此书的人：不要攀附高远，不要被奇异之说惊惑，一定要沉潜在章句文义之间，以求归宿；一定要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戒惧谨慎，以践履其实。希望他们从容涵泳，熟读而饱受其滋养，真实地积累，长期努力，到了广大厚重、高明悠久的境界，忽然不知不觉地达到那里；这样才算真正得到圣学的传承，而不会有徒然诵读、坐谈空论的弊病。《兼山中庸说》序【南轩】万种道理归结于一，是因为它们都有共同的根本；万般事务以经常不变的原则为根本；万种变化都由元气统摄；万物都由本性成就。天德若不明白，万理就失去归宿，万事就扰乱常经，万变就失去统摄，万物就丧失本性，天地的化育也几乎要停息了。《中庸》这部书，大概是用来阐明天德、穷极体用的奥妙，并把它施行于天下，使之与天地并行的。《中庸》的学问失传已经很久了，到了本朝，才在程氏门人中有所传承；虽然各人的造诣有深浅不同，但考察其根本，背离正道的很少。栻所收藏的，有侯氏、杨氏、游氏的著作，最近又从他的侄孙见义那里得到兼山郭氏的著述。我读到其中说：“道无处不在，神无处不发挥作用；知道没有什么不在于我，就不会废弃天下的事务而去寻求道的根源；知道没有什么不由我来实行，就不会废弃天下的事务而去寻求神的妙用。学习的人试着这样思考吧。” 《大学章句》序【晦庵】

译《大学》这部书，是古代大学用来教育人的方法。大概自从上天降生百姓以来，就没有谁不同时禀有仁义礼智的本性。然而，人所禀受的气质有时不能相同，所以不能人人都认识自己本性中所具有的东西并使它完整。一旦有聪明睿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本性的人出现在世间，上天就一定任命他做亿万民众的君主和老师，使他治理、教导百姓，以恢复他们的本性。这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承接天意、树立最高准则，以及设置司徒之职、典乐之官的原因。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教育制度逐渐完备，于是王宫、国都以及闾巷，没有地方没有学校。人到八岁，从王公以下直到庶人的子弟，都进入小学，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到十五岁时，从天子的长子、众子，直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平民中的优秀子弟，都进入大学，教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这就是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以及相应阶段的原因。学校设置的范围如此广大，教育人的方法和次第项目又如此详备；而它用来施教的内容，又都根本出自君主亲身实行、亲自体会所得的道理，并不是要到百姓日常生活和常伦之外去寻求。因此当时的人没有不学习这种学问的，也没有谁不因此知道自己本性所固有的内容和职分所应当做的事情，于是各自低头努力，竭尽自己的力量。这就是古代盛世上面政治隆盛、下面风俗美善，而后世不能赶上的原因。到了周朝衰落，贤明圣德的君主不再出现，学校教育的政令不能修明，教化逐渐衰败，风俗颓坏。当时虽然有孔子这样的圣人，却得不到君师的地位来施行政教，于是独自取用先王的制度，诵读并传授给后世。像《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等篇，本来就是小学的支流余绪；而这一篇，则是因小学教育取得成效，来彰明大学的明确法则，对外极尽其规模的宏大，对内穷尽其条目的详尽。孔子的三千弟子，大概没有不听闻其学说的，而曾氏所传却独得其宗旨，于是撰作传文来阐发它的意义。等到孟子去世，其传承也湮没了，于是这部书虽然存在，能理解它的人却很少。此后，世俗儒者形成了记诵辞章的习气，所下功夫比小学更多，却没有实际用处；异端虚无寂灭的学说，表面上比大学之道高超，却没有实际内容。其他权谋术数，以及一切以求取功名为目的的学说，连同百家和各种技艺中用来迷惑世人、欺罔百姓、充塞仁义的流派，又纷纷杂乱地出现其中。于是使其中有德之人不幸不能听闻大道的要旨，使普通百姓不幸不能享受至善政治的恩泽，昏暗闭塞、反复沉积，直到五代衰乱之时，祸乱达到极点。天道循环运行，没有只去不返的。宋朝德业兴盛，政治和教化美好光明，于是河南程氏两位夫子出现，得以接续孟氏的传承，真正开始尊信这篇文章并加以表彰。后来又替它编次简册，阐发它的归趣，于是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圣人经文和贤人传文的旨意，灿然重新显明于世。即使凭我朱熹的不敏，也有幸私下受学，并有所闻知。只是这部书仍颇有散失，所以我不顾自己的浅陋，搜集编纂它，间或切近地附入自己的意见，补充它的缺略，以等待后世君子。深知自己僭越逾分，无处逃避罪责；但对于国家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意义，以及学习者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未必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礼》序【伊川】礼经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种，全都出于人的本性，并不是虚伪的外貌和矫饰的感情。鄙陋之人和乡野之人，突然受到尊敬，便迟疑退让，不敢接受；三尺高的儿童，拱着手快步走进市场，凶暴强悍的人也不敢轻慢他。他们并不是平素受过礼教训练，也不是为了博取他人赞誉才这样做的，大概是因为他们本性中本来具有这些内容，一受到外物感发便如此表现出来。所以天尊地卑，礼本来就由此确立；同类聚集、群体分辨，礼本来就由此施行。人处在天地之间，立于万物之上；天地和我同为一体，万物和我同具一气。尊卑等差、类别分际，不必设置便自然彰显。圣人顺着这一原则，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朝聘、射礼、飨礼，用来实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义理。礼的形而下方面，具备于饮食、器物、衣服的使用；形而上方面，则穷极于无声无臭的幽微境界。普通人努力去做，贤人实际履行，圣人自然遵循。因此，用礼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治则天下治，礼乱则天下乱，礼存在则天下存在，礼灭亡则天下灭亡。上自古代开端，下至五代，时代的质朴与文饰虽不同，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然而世代有损益变化，只有周代最为完备，所以孔子曾说：“多么盛美而有文采啊，我遵从周礼。” 等到礼的弊病出现，忠义淡薄而情感和文饰繁多，林放提出礼的根本问题，孔子想遵从先民之礼，大概都是为了矫正这种反常的弊病。然而这难道是礼本身的过错吗？是行礼之人的过错。秦朝焚毁典籍，三代的礼制文献遭到严重破坏。汉朝兴起后搜求书籍，《礼记》四十九篇，杂出于诸儒的传记，不能完全得到圣人的深意。考察它的文辞义理，时常有相互抵牾的地方。然而它的文字繁多，意义广博，学习者读它，就像进入一座大通的商铺，珠玉珍宝、器物丝帛，任其取用；又像游览阿房宫，千门万户，任其进入。虽内容广博，若能把握要约，也可以不背离正道。它的学说，粗浅处在应答、进退之间，精微处在道德性命的根要；开始于儿童防范过失的习惯，终结于圣人的归宿。只有通达大道的人，才能理解它的言语；能够理解它的言语，然后才能在礼上有所获得。这样看来，礼之所以成为礼的原则，并不遥远。从前颜子所从事的学问，不超出视、听、言、动之间；《乡党》篇记载孔子，也多在容貌举止、周旋进退之际。这正是学习者应当由疑问而思考、由深思而通达的地方。《诗集传》序【晦庵】

译有人问我：“诗为什么创作？”我回答说：“人生下来本来寂静无欲，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活动，是本性的欲望。既然有了欲望，就不能没有思考；既然有了思考，就不能没有言语；既然有了言语，而言语又不能完全表达，就一定会在咨嗟咏叹之余，自然发出声调节奏，不能停止。这就是诗产生的原因。”那人问：“那么诗用来教人的地方是什么？”我说：“诗，是人的内心受到外物感发而表现为言语的余韵。内心所感有邪有正，所以言语所表现的有是有非。只有圣人在上，所感没有不正的，因此所说的话都足以作为教化。有时所感复杂，所发言语不能没有可取舍之处，那么在上位的人就一定会思考如何反省自己，并借此进行劝善惩恶，这也是诗用来教人的地方。”从前周代盛时，上自郊庙朝廷，下至乡党闾巷，诗歌言语纯正，没有不出于正道的。圣人本来已经把它们协调为声律而采用，乡里的人也采用它们，邦国因此受到教化，天下也随之改变。至于列国的诗，天子巡守时也一定陈列出来加以观览，以实行黜陟的典章。及至昭王、穆王以后，渐渐衰败，到了东迁以后便完全废弃，不再讲求了。孔子生在那个时代，既然没有得到职位，无法施行帝王劝善惩恶、黜退升进的政事，于是特意整理诗歌典籍，考订讨论，删去重复，纠正纷乱；对于善处不足以作为法则、恶处不足以作为警戒的，也删削去掉，使之归于简约，流传久远，让学习者依据它考察得失，善的向它学习，恶的加以改正。因此，他的政治虽然不能在当时充分施行，但他的教化确实影响了万世。这就是诗用来教人的道理。有人问：“那么《国风》《雅》《颂》的体制，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我说：“我听说，凡称为‘风’的诗，大多出自里巷歌谣，是男女相互咏唱，各自表达感情的作品。只有《周南》《召南》亲自受到文王的教化，养成了德性，人人都能获得正当的性情，所以它们发于言语，快乐却不过分放纵，哀伤却不达到悲痛；因此这两篇独独成为风诗中正当的经典。自《邶风》以下，各国政治的治乱不同，人的贤愚也不同，他们受到感发而写出的诗，邪正、是非各不相同，于是所谓先王之风，也在这里发生变化了。”至于《雅》《颂》各篇，都是成周时代朝廷、郊庙所用的乐歌，语言平和而庄重，意义宽广而精密；它们的作者往往是圣人一类的人，本来就是可作为万世法则、不可改变的作品。至于变《雅》，也都是当时贤人君子因忧虑时局、忧患风俗而作，圣人加以采录的。它们忠厚恳切、哀怜恻隐的心意，以及陈述善道、闭塞邪说的用意，仍不是后世善于言辞的人所能赶上的。这就是《诗》成为经典的原因：下至人事无不贯通，上至天道无不完备，没有一条道理不包含其中。有人问：“那么学习诗，应当怎么办？”我说：“以《二南》为根本，探求诗教的端绪；参看列国之诗，了解它的全部变化；在《雅》中端正规范，扩大自己的法度；在《颂》中调和完善，求得最终归宿。这是学习《诗》的大纲。”于是用章句来纲举它，用训诂来记述它，用讽诵吟咏来发扬它，用涵泳浸润来体会它；在性情隐微的间隙中考察，在言语行为开始发动的关键处审察，那么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理，也就不必到别处寻求，而可以从这里得到。提问的人唯唯应诺，退了出去。当时我正编纂《诗传》，于是把这些话全部编次起来，置于篇首。《古文集成》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六，宋王霆震编，前甲集六

译序 《易学启蒙》序【晦庵】圣人观察天地万物的形象来画卦，分揲蓍草来确定爻，使天下后世的人都能借此判断疑难，安定犹豫，不在吉凶悔吝的道路上迷失。它的功用可以说很盛大了。然而卦的形成，从根本发展出枝干，又从枝干发展出支条，形势仿佛受到推动，自然不能停止；蓍法的分合、进退、纵横、顺逆，也没有一处不彼此相合。这难道是圣人凭心思智虑所造作的吗？只是气数的自然规律显现为法象，见于图书之中，从而启发了圣人的心，他不过借助这些来完成罢了。近世的学习者大多喜欢谈《易》，却没有察觉这一点。专门拘泥于文义的人，既支离散漫，没有根基；涉及象数的人，又都牵强附会，有的甚至认为它出自圣人的心思智虑。我私下对此深感忧虑。因此和志同道合者搜辑旧日见闻，编成四篇书，给初学者看，使他们不要对这种学说产生疑惑。《读论语》序【谢上蔡】东莱说【论《论语》虽然平淡无味，但文辞浅近而意旨深远】天下人都知道尊崇孔氏，都知道孔子比尧舜贤明，都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录当年言行的书，不是虚妄的。然而自秦汉以来，开门授徒的人，不过是分章析句罢了。晋魏以来，谈论它的人更加稀少。既然不知道怎样读这部书，却说足以认识圣人的内心，绝无此理；既然不足以认识圣人的内心，却说自己的言语能合乎伦理、行为能合乎思虑，也绝无此理；言语行为不相符合，却说自己治理天下国家有道，同样绝无此理。君子对此，难道不应有所保留吗？大概是因为内心沉溺在浅近而无用的地方，聪明才智日渐消磨，即使想读这部书，也始终找不到门径进入。阳春白雪的曲子，尚且还要反复唱和三次，何况这部书若不是如此，便不足以成为圣人的言语。因为它的文辞浅近，意旨深远；文辞有穷尽，意旨却无穷尽。有穷尽的地方可以从训诂中寻求，无穷尽的地方则应当用精神去领会。譬如观察一个人，从前只认识他的面貌，今天才认识他的内心；在我看来，他已经改变容貌，而那个人本身仍然是旧日那个人。因此这部书难以阅读。我是浅陋之人，见识还没有超出耳闻目见，哪里足以认识夫子并承受他的师法？然而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没有领会其中意义。今天冒昧把读这部书的方法告诉诸位；对于了解我的人，就说我内心忧虑；不了解我的人，就会问我究竟想求取什么？不要因为它浅近就忽略，不要因为它高大就惊惧，不要因为它仿佛在讥刺我就愤怒，不要因为它荒诞妄说就径直不信。圣人的言语，不可以只用训诂来描摹它的深意；现在我也不再编排成完整文章，只是随着意念所到之处，做到文辞能够表达而已。大概这部书存在于世上，若论它切近实用、能取得眼前功效，那是没有的。它同道家使人精神专一的学问、西方见性之说相互并列争衡，谁完整、谁驳杂，不容易凭口舌争论。谈论天道、命理的宏伟辞章和雄辩，读起来使人惊异、仰慕，却还不如庄周、御寇铺陈变化的言论，包罗万象，文采纷呈，读起来使人兴味不尽。也不如司马【子长】、宗元【柳】深厚典雅而刚健的文章，能够给万物正名【《礼记·祭法》说黄帝给百物正名】，分辨六气，区别滋味和性质，可以治愈疾病、延长寿命。也不如黄帝、岐伯的问答，神农的药书，可以帮助听讼断狱，可以认识簿书和谋计。也不如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陶冶尘俗之思；摹写万物形态，也不如颜延之、谢灵运、徐陵、庾信一派流连光景的诗。以至于神怪、卜筮、相术之书，书法、算术、博弈等技艺，都可以供人玩赏并在人前取得名利，而这部书却一样也没有。这声音遥远而稀微，唱一句却引起三声叹息，又有谁能听见它呢？淡泊到如此地步，像没有滋味的酒、[“元而俎腥”原文有疑误]，又有谁会嗜好它呢？即使有人家中收藏此书，也有人不肯任它蒙受尘埃，实在太少了。幸亏乡野之人和幼童捧读传诵，使它能够同鸟兽虫鱼之书一起流传而不至于湮没。如今却想让聪敏秀异、才豪出众的人把精神留在这书中，这难道不会使他们受到讥笑和侮辱吗？它与世俗不合，茫然失措，像一条失去主人的狗，难道不只是当年人的形貌如此吗？如今这部书也是这样。唉，这是何等衰微啊！临川王丞相是近世的大儒，他用心立意不受权势利禄驱使，属于真正懂得尊重这部书的人。先皇帝信任它而不怀疑，把它列入学校所掌管的经籍，使读书人能够诵读讲说。我在那时妄想凭它求取禄位，知道自己读这部书，志向不过是为了求得饮食罢了，并不知道它的可贵。后来有幸在河南夫子门下供职洒扫，日子久了，只在句读和文义之间略有所得，却更加相信这部书难以读懂。大概是不学习操缦，就不能安然调弦；不学习博依，就不能安然作诗；不学习杂服，就不能安然行礼【《礼记·学记》】。只有与自己接近相似的东西才容易进入理解。那道理高深博厚，深广得没有边际，就是这样。如果凭幼稚的心志和浅陋的智慧去窥测它，难道不会相差得极远吗？当一个人把自己和外物看得分隔太深，胸中充满矛盾[“矛防”疑为“矛盾”]时，他读到“终身可以实行的恕道”，真的能体会其中的滋味吗？当一个人耸肩谄媚、带着笑容用言语讨好别人时，他读到“花言巧语、伪善的脸色，难道不是仁德的祸害吗”，能够相信吗？当一个人不能安于贫贱，反而以穿坏衣、吃粗食为耻时，他读到“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不妨碍我的快乐”，难道会懂得其中的道理吗？当一个人把心思专注在末利上，得到一点利益便不肯停止，甚至因此患上颠狂之病时，他读到“不义而来的富贵，真像浮云”，谁会相信呢？当一个人对你的谆谆教诲听得漫不经心时，他读到“谁说颜回不懒惰”，谁会相信呢？把老师的话写在衣带上，作为最真诚的信念而牢记奉行。越过这一层再向前，境界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深，这样的道理哪里数得完呢？这些都如同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肥瘦一样。只有声调相同，才会相互应和；只有气息相同，才会彼此寻求。这样的心与这样的书，声气相同吗？不同吗？难怪最终什么也看不见。是这部书远离人吗？还是人远离这部书呢？大概只是没有思考罢了。能够反省并改变这颗心的人，才可以读这部书。谁能摆脱凡俗浅近，去游心于高明境界？谁不作婴儿般的姿态而具有大人的器量？谁不只谋求一身的利益而具有为天下立志的胸怀？谁不求世人知晓而求上天知晓，不求与世俗相同而求与正理相同呢？这样的人，即使不一定已经走在中道上，他的心也应当已经广大、明白而纯一了。

译这样的人读这部书，难道会没有所得吗？一旦不只是把它记在心里，必然能够在自身上实践它。内心油然而生真实的体会，这种体会难以向别人说清，只能说圣人的话确实没有欺骗我；至于其中的道理，也只是自己知道罢了，哪里是思考的效力、践行的功夫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大概是书与人相互发明、相互成就的缘故。等到日子久了，所习练的越来越繁多，所实行的越来越显著，便知道视、听、言、动无不合乎至理，声音、气息、容貌、脸色无不是精妙的作用。父子、君臣的关系，难道是人力能够安排秩序的吗？仁义礼乐，难道是人力能够勉强命名的吗？心与天地同流，身体与神明合为一体。无论是活动的还是静止的，什么事物不是我？有形的和无形的，谁能把它们间隔开来？到了这个地步，大概人和书就彼此忘却了。那么，先前所说的“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难道还不可信吗？难怪贤者能够认识它的宏大之处，而不贤者只能认识它的细小之处，在爱恶取舍上相差如此遥远。求学的人如果把这部书看作可信，那么还有什么遥远可言呢？如果说其中没有任何隐秘，那么上天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言论，是无法直接听闻的。如果说其中有所隐秘，那么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孔子的文章，却是可以听闻、可以理解的。这难道真是完全不可听闻的吗？《诗经》说：“鸢鸟飞到高天，鱼儿跃入深渊。” 这就是天下最明显的道理，圣人怎么能够把它隐藏起来呢？这正是所谓“我没有哪一项行为不和你们几个人一起实行”的意思。上天运行的规律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这是天下最幽深的道理，圣人又怎么能够把它显现得一览无余呢？难怪那几位弟子认为我有所隐瞒。懂得“有隐”和“无隐”并不相二的人，除了这部书，还凭什么能够看见这种道理呢？懂得“有隐”和“无隐”并不相二的人，难道不是见识宏博、明达而诚信的君子吗？诸位难道可以对此毫不在意吗？假如齐王喜欢竽，有个门客想求仕，带着瑟前往，站在齐王门外三年也不得进去。齐王呵斥他说：“我吹奏竽，能够使鬼神上下相应；我的竽声合于黄帝轩辕氏的律吕。”那门客骂他说：“大王喜欢竽，而你却弹瑟；瑟即使弹得精妙，又能把大王不喜欢瑟怎么样呢？”如果诸位不相信我说的话，那么今天这些话，难道不会也与这个故事相类似吗？或者又听说从前有人忧虑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以至于哭泣流泪而不能自禁，子思说：“是的，你的心意是好的。但是，一个人因为忧虑天下不能治理而哭泣不止，这与忧虑河水浑浊而哭泣要使它清澈，有什么不同呢？这种做法没有益处，没有比它更严重的了。”这也是天下最愚蠢的事。如果诸位不相信，而我最终还把强行絮叨劝说当作自己的事情，难道不会也与这个故事相类似吗？大概是因为有些事情来不及顾及，姑且先治理好自己罢了。

译《论语解》序【南轩】求学的人，就是学习孔子的人。《论语》这部书，对孔子的言语和行为记载得最为详尽。一个人应当终身尽心学习的内容，应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圣人的道理已经达到极致，而他用来教导人的方法，大致也可以从中看出来。大概从刚开始学习时，就教人履行做弟弟、做儿子的职责，其品级章法和条理脉络，不过体现于声音、气息、容貌、脸色之间，以及洒扫、应对、进退等事情上。这虽然是做人做事的起点，然而所谓天道最幽深的道理，起初也不在这些事情之外。圣人并没有对你们隐藏什么。所以从刚开始学习便有用来求得知识、努力实践的地方，而到了最后，则有并非思考和勉力所能达到的境界；求学之道也不过贵在使行为显著、习惯明察，尽力实行其中的道理罢了。孔子说：“道不能实行，我知道原因了。聪明的人超过了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道不能彰明，我知道原因了。贤能的人超过了它，不肖的人达不到它。”秦、汉以来，求学的人失去了圣学的传承；他们的行为虽然有时有志于努力实践，但认识却不明白，像盲人用杖探路，摸索着寻找道路，没有可以依循的方向，最终反而背离了中庸之道。本朝河南的君子，开始用穷究事理、持守敬意的方法启发和指示求学者，使他们有所遵循和探求，以进入尧、舜之道。于是，圣学之道的传承在千年之后又重新彰明了。然而近年以来，求学的人又失去了正确的方向，说：“我只求得所谓知识罢了，至于亲身实行却忽略了。”所以他们所得的知识，只是出于主观臆测的见解，无法在自身上真正实现。明白的人对此大概很忧虑，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求知与力行相互发明、相互促进的道理。孔子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陷入危险。”历来考察圣贤的意思，大概都是要使求学者在求知、力行这两个方面同时用力。开始时依据自己已有的认识去实行，实行得有力，认识便更加深入；认识得深，实行便更加通达。所以认识常常在先，而实行从来没有不随着认识发展的。认识有精粗之分，必然要由粗浅达到精微；实行有始终之别，也必然要由开始达到完成。内外相互端正，本末一概不遗漏，条理达到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没有弊病。既然如此，声音、气息、容貌、脸色之间，以及洒扫、应对、进退等事情，正是求知和力行的根源。难道可以舍弃这些而到别处去求吗？只是我哪里足以参与阐明这条道理呢？我不过因河南夫子遗留下来的议论，推演自己的见解，编成《论语说》，作为同道者相互切磋的材料，又把这篇序放在篇首。《孟子讲义》序【南轩】求学的人潜心学习孔子、孟子，必然要寻找进入他们学问的门径。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辨明义与利的区别更优先。圣贤的行为，是无所企求却自然而然如此。无所企求而自然而然如此，是天命之所以连续不断、人的本性之所以不偏不倚、教化之所以无穷无尽的原因。凡是有所企求才如此的，都是人的私欲，而不是天理所存，这就是义与利的区别。从那些还不知道反省察验的人来说，一整天之中，很少有不在逐利的。不只是追求名位、货财才叫利，心意所趋向的事只要稍微涉及有所企求，虽然有深浅不同，但其追逐自身利益、出于私心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正如孟子所说的想在内心交结权贵、求取声誉、厌恶坏名声之类，就是这种情况。这颗心每天滋长，善端便受到阻塞；想靠近圣贤的门墙来求得自我成就，难道不是倒退着走却希望赶上前人吗？即使能够谈论高深、讲说精妙，也不过是渺茫的主观臆测，譬如没有根的树、没有源头的水，能有什么益处呢？求学的人应当把立志作为先务，把持守敬意作为根本，并在动静之间精细察验；对于毫厘般的差别，要审慎辨明它其实是天地般的悬殊，这样才有办法用上自己的力量。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平日里还没有觉察到自己有很多利欲；一旦对义利的区别有了清楚的认识，就会忙于每天补救过失而无暇他顾。由此坚持不舍，志趣就会越来越深，事理就会越来越明，便不能停下来了。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不是为了利；为了自己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不是为了义。”所谓利，即使是自己的事情，也都是为了别人；所谓义，即使施加于别人，也没有一件不是为了自己。唉，义与利的辨别关系重大啊！难道只是在求学者修治自身时应当优先实行，在治理天下国家时也同样如此。王者之所以建立国家的根本、留下无穷的恩泽，是因为义；霸者之所以防止人心沉溺、给后世留下毒害，是因为利。孟子处在战国动乱泛滥的时代，阐发天理，遏制人欲，讲得深切而明白，这是拨乱反正的大纲。他那些深奥的文辞和精微的义理，完备地记载在《孟子》七篇之中。像我张栻这样的人，虽然说自己牢记奉行，但学习功力还不充足，哪里足以窥见其中万分之一呢？姑且把自己的见解同诸位共同讲论，请不要忽视它而应当深入思考。《春秋传》序【伊川】迂斋说：“自从有《春秋》以来，只有孟子的解说最好；后来太史公听到董生的几句话，也说得很好。自从伊川的学说流行以后，《春秋》的作用才显现出来。”[原文“以米”“董生数语好”等处疑有脱误或OCR错误]上天生育人民，必定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出现，使他起来做人民的君主和长官；由他治理，争夺便会停止；由他引导，生产养育便能发展；由他教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便会明白【这三方面都具备，才可以担当君长之位】。这样以后，人道才能建立，天道才能完成，地道才能平正。二帝以上，圣贤世代出现，随时有所作为，顺应当时风气的适宜，不超越天时而强行治理人民，而是各因时势建立政教。到了三王相继兴起，三种重要制度已经完备，子、丑、寅三种建正之法，以及忠、质、文三种政教风尚相继崇尚，人道完备了，天运也周全了。圣明的王者不再出现以后，拥有天下的人即使想仿效古代的踪迹，也不过是凭私意胡乱作为罢了，事情便会荒谬[原文“事之谬”疑有脱文]。秦朝竟然把建亥作为历法的正月，这是道统的悖逆。汉朝只凭智谋和武力维持天下，哪里还知道先王的道呢？孔子处在周朝末年，认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应天时的治理不再存在，于是作《春秋》，为历代君王制定一条不可改变的大法。这就是所谓拿它考验三王而不荒谬，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悖逆，拿它询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以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的道理。先儒传说道：“子游、子夏不能替它增加一个字。”并不是文辞需要他们赞助，而是说他们不能参与其中的道理罢了。这条道理，只有颜子曾经听闻过。

译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子，穿戴周代的礼冠，音乐采用《韶》的舞蹈，这就是它的准则。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认为它不过是褒奖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大法，却不知道。《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它的义理虽然宏大，却像太阳星辰一样明亮，本来容易看见。只有那些含蓄的文辞、隐微的义理，以及随着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地方，才是难以理解的。有时抑制，有时放纵；有时给予，有时夺取；有时推进，有时退让；有时隐晦，有时显明，而能够获得义理的妥当、文与质的适中、宽与猛的合宜以及是非判断的公正；这些正是处理事务的权衡，也是揣度大道的准绳。观察万物以后，才能认识造化功用的神妙；聚集各种材料以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只凭一件事、一个义理就想窥见圣人的作用，不是最高明的智慧不能做到。因此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默体会，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达到它的深处。后代君王如果懂得《春秋》的义理，那么即使德行不如禹、汤，也还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从秦朝以后，这种学问失去了传承，我为圣人的志向不能在后世彰明而悲悼，所以作这部传，来阐明它，使后人通晓它的文辞而探求它的义理，得到它的意旨而效法它的作用，那么三代的治理就可以恢复了。这部传虽然还不能穷尽圣人深藏的奥义，但或许可以使求学者找到门径而进入其中。《五经论》序【东莱】槐城说：“一篇序文概括了五篇文章的大意，言辞简约而意思完备。说圣人是依据人民本来就具有的道理来作五经的，其中的旨趣尤其高妙。” 五经的形成，并不是圣人凭自己的意愿创制的，而是依据人民本来就具有的东西来制定的【看透了这一点，才敢这样说】。人的出生，不能没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喜怒哀乐的情感，是好恶、美丑、讥刺等情绪由此产生的【每一层都有这一点，才能看出五经的道理确实是人民本来就具有的】。因此有《诗经》，因为诗就是人民的情感。人民的情感虽然容易放纵，但谦逊自抑的心却本来就存在【逐层把它联系到后面的议论】。依据他们本来就有的这种心，使它形成节制和文饰，于是便有了礼；礼，不过就是敬罢了。人民专一地处于敬慎之中，对待上位者就会过分尊崇，而自处又过分卑下。尊卑相互对照，上下之间的情意便会离异，于是又依据人民自处卑下的形势而有了《尚书》。《尚书》就是上位者用来与下位者相通的典籍。上下之间的情意相通以后，圣人对人民作出回应也已经很劳苦，而人民向上位者的求取也逐渐变得轻慢亵渎【这是“自取决”一句的铺垫】。于是依据人民本来就有吉凶悔吝之感，使他们自己通过一次占筮来决定【好】。因此有了《易经》；《易经》就是圣人洗涤心灵、退处收藏的书。唉，到了《易经》，圣人本来就可以无所作为了【语气转为从容】；可是之所以还不能完全无为，是因为还有《春秋》【意思很好】。大概《春秋》的创作【承接前面四经，转入《春秋》，很有手法】，是因为人民的情感已经离散，敬意已经衰微，上下关系已经乖离，而吉凶也已经显现，于是《春秋》便终结了【与下文“终”字相合】。由此可知，《春秋》也是依据人民彼此相互肯定、相互非难而不能自行裁断这一点写成的【说得好】。我忧虑的是，人们把五经的创作看作圣人凭自己的私意制作的【再次收束前面的意思】。《五经论》序【止斋】槐城说【五经贯通议论，这篇序总括题明其纲领，引用事例、运用意旨，过渡而不露痕迹，既有手段，也有法度】《易》借乾坤来确定君臣的分别。因此《易》出现后，文字也开始产生。《大传》说：“有了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有君臣；有了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了上下，然后礼义才有施行的地方【有了这些事实骨架，才可以贯通到《礼》】。”所以其次是《礼》。古代有“礼不下庶人”的说法，而太史氏通过《诗》来观察民风【贯通事实而引出意义，文脉相承】；大概礼施行于君臣之间，而诗产生于百姓之中【有所区分】。所以其次又是《诗》。《易》《礼》《诗》，是治理下民的道理；但君主用来同下民相通的途径还没有建立【这句话引出《书》】于是有了《书》。《书》，是上位者用来同下位者相通的话。因此《书》又排在其次。唉！《春秋》产生时，君臣之道已经衰微了【一句话结束《春秋》，很有力量】圣人用来维系君臣之道的方法，到这时也已经穷尽【意味很好】，所以《春秋》列在最后。我担忧学习者不知道六经的创作，是依次建立君臣之道的，却说它们“不过是文辞罢了”。《程子雅言后序》【五峯】风气有淳厚和浇薄，所以真元之气也不能恒常。风气浇薄时，圣人就不能代代出现。大道有时不能彰明，贤智之人超出了大中之道，愚昧和不肖之人则陷入卑污浅陋之中。纲纪统绪纷乱错杂，天下于是开始受苦。自尧舜盛世直到孔子，风气逐渐浇薄。上面没有明君，天下人人都受苦。至高的道理黯淡无光，几乎要消灭。如果不是用文字承载它并指示后人，那么后世即使有承受特殊气运而生的英明之士，也将被异端迷惑。天下难道不会很快流落而进入禽兽的道路吗？圣人为此忧虑，于是创作六经。六经指示大道的主要道路，《语》《孟》又指示进入六经的关键。自从舟楫被制造出来，即使十步宽的小河，人们也都知道得到船才能渡过。六经，就是渡过天下的舟楫。修治自身而不遵循六经的人，会丧失自身；治理家庭而不遵循六经的人，会败亡家庭。天下衰败动荡，纲纪毁坏倾覆，没有不是由于抛弃六经之言造成的。有人说孔子去世后，墨翟盛行；孟子死后，黄老之学兴盛。六经在哪里，难道真有益处吗？《易》说：“以神妙的智慧阐明它，关键在于人。”从前王莽诵读六艺却因此毁灭自身，霍光只听到一句话却建立了非凡功绩。由孔子的话，可以因此思考而明白其中道理。

译自从秦朝焚书坑儒以后，章句错乱，六经的义理逐渐衰微、逐渐昏暗。又加上本朝丞相王安石专凭自己的意思训释经典，倚仗威势推行教化，以利益布设罗网：用教化来革变天下英才，用罗网来收罗天下中等人才。因此五十年间，经学日渐衰败，逐步陷入昏暗支离的境地，六经也被置于空虚无用之处。正在这时，西洛出了程伯淳、程正叔二位先生，恰逢五百多年一遇的时运，禀受纯真的元气，继承孔孟的教诲，振兴六经的传统。然而风气仍旧衰败而没有兴盛起来。因此明道先生早逝，前辈高足相继去世。伊川先生对于六经的文字，尚有未能赞述之处，而先生也已经去世了。不过，六经的大纲和义理也已经多有建立。十多年间，后辈高足也相继去世。所以先生的文章散失残脱，流落各地的版本大多讹误错乱，天下流传的没有完整本子。我既然深知天下人对于六经，正如没有船桨就无法渡河一样，倘若不替它分类汇集，便是罪人。因此急切地把这件事完成了。不过，它的言辞质朴而不华美，义理平淡而不奇特。没有文采的言语，就像未经雕琢的璞玉；雕琢要靠玉工，我只能把它保存下来罢了。没有私欲的义理，就是天理。若不是保存纯粹精一的心，操持弘大刚毅的志向，就不容易达到。我已经这样实行了，试着说一说读这部书的方法，作为同道中人启发我的助益，可以吗？要反复推求句读，使心体明彻，知道六经是启发我的关键；如果拘泥于训诂传注的末节，却不知道六经的旨意，放纵荒诞而不能切身实行，那与王莽、霍光之间的差别相同，起初只差一线罢了，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更何况不愿做霍光，却希望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一定要专心研究这部书，达到像伯乐相马那样的精妙境界，然后才足以振兴历代以来的衰弊，驳破王安石的邪说，继承先圣的志向，守持先王的道统，使后世学者相继不断地传承下去，也许还足以帮助风气兴盛，复兴太古淳朴的风俗。《胡子知言序》【南轩】《知言》是五峰胡先生所著的书。先生名宏，字仁仲，是文定公的幼子。他从小便立志于大道，曾在京师拜见杨中立先生，又跟随侯师圣先生在荆门学习，最终传承了文定公的学说。他在南山脚下从容游息二十多年，专心体察神明之理，昼夜不懈，竭力实行自己所知，亲切深入地分析太极精微的蕴含，穷究古代圣王制作典章的根源，把万事万物总归于一个本源，把古今贯通于一息之间，指明人欲的偏失以显示天理的完整；即从形而下的事物中阐发无声无臭的妙理，使学习的人验证道理的端绪并不遥远，进而达到高深而无穷的境界；体与用都完备，可以提出来实行。晚年曾被征召入朝，不幸卧病，不能到朝廷便去世了。这部书就是他平日亲自撰写的，言辞简约，义理精深，确实是道学的关键、治理国家的蓍龟。然而先生常常自己认为还不够完善，直到病势危重时，仍不时有所修改订定，大概还没来得及脱稿，便已经临终了。有人问我说：‘《论语》一书从未明白说到性，子思的《中庸》却只在开头一章说了一句，到了孟子才开始讲性善，但他的说法已经很简略了。如今先生这部书谈论性特别详细，莫非与圣贤的意思不同吗？’我回答说：‘并没有不同。孔子虽然不曾经常谈论性，但子贡大概曾经体会到这一点，说道：“孔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得到；孔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却无法听闻得到。”这难道真是无法听闻吗？大概是因为孔夫子的文章没有不是性与天道流行的表现。到了孟子的时代，杨朱、墨翟、告子之类的人，异说一齐兴起，孟子担心学习的人被迷惑而不知道归止，于是指示根本并极力说明，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何况现在的异端，竟自以为能够认识本心、见到本性，他们的学说虚妄夸张，又不是当时情形所能相比，所以高明之士往往乐于听闻、欣然趋从；一旦沉溺其中，便丧失本心，万事废弛，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中的祸患实在说不尽。先生对于这种情况，又怎么能忘记而不说呢？’因此他的书中说：‘诚使天下人的性得以成就，性使天下万物得以确立，情表现天下的运动’，而且一定接着说心。阐发性情的妙德，又说：‘诚，是人的道路吗？中，是性的道路吗？仁，是心的道路吗？’ 而且一定接着说：‘只有仁者才能穷尽本性而达到天命。’学习的人如果确实能依据他的话，在视、听、言、动之间精细考察，卓然明白心之所以玄妙，那么性命的道理大概就可以默默体会到，而先生的意思为什么不异于古人，也就可以说清楚了。若是不能领会他的本意，只是徒然诵读他的言辞，不知道求取仁德，却空谈性命，那么距离流入异端的归宿还能有多远呢？我不久前有幸登门受教，道义的教诲充分融会在心中，只是自知资质不敏，辜负了平日的知遇，所以擅自为这部遗书作序，送给同道之人；不合宜的罪责，我实在无法推辞。《古文集成》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七，宋王霆震编，前乙集一

译记 《戴氏东池堂记》【柳子厚】迂斋批评说：【文章脉络相互生发，节奏彼此照应，没有一个字轻轻放过。这篇文章像牵绳串珠，循环往复而没有尽头；像常山之蛇，首尾相救；像堆筑九层高台，一级高过一级，而详略没有丝毫差错。池因堂而更好，堂因人而更好。戴氏父子的品格，又因子厚的文章而更为显著。假使没有子厚的大手笔替他发挥，戴氏也不过是一个庸碌之人，何况他的池和堂呢？应当这样看。】弘农公杨凭任潭州刺史三年，借东泉修成池塘，周围九里；丘陵、林木和山麓靠近池岸，【句法】池中岛屿洲渚交错，【“坁”音迟】岸边突出的地方，水流环绕着它，像玉玦一样。【描写形状】池塘的胜景到这里才达到极致。【“胜”字放在后面】杨公对我说：‘这种地方，不是远离尘世、乐于求道的人，不适合拥有。’【与后文先立两层意思】最终被授予宾客选拔资格的，是谯国戴氏，名简。【此句应置于后面，即“是宾客选者”三句彼此相承，中间没有间隔】戴简建堂，让自己居住其中；堂建成后，胜景更加奇特。【照应上文“胜”字】远望它，像连在一起的船只被缆绳系住；【此为第二层】走近观看，亭台随波上下，景物仿佛颠倒，万物显得辽阔而缥缈。种上松、柏、杉、楮，覆盖着菱、芡、芙蕖，【用字】树木郁然成阴，花卉灿然盛放；凡是观赏水上游览的美景，都集中在戴氏这里了。戴氏常常因为文才品行，多次受到各地长官以宾客礼相待，被推荐到学校；但他的志向是不愿做官，【远离尘世】与人交往则取其谦退礼让，受到诸侯的宠爱也不因此自大，这难道不是远离尘世吗？他喜爱孔氏的书，也旁涉庄子、文子，没有不加以综合贯通的，以虚无为最高境界，得到了受益的道路，这难道不是乐于求道吗？选拔贤者，一定按照类别；【忽然出现这一句，是为了把杨氏两人分别照应起来】能够符合弘农公的选拔，又专享此地的胜景，【“选”字照应前文】哪里是容易得到的呢？地方虽然优美，但得到合适的人居住其中，【又从上文“胜”字承接下来，专门赞美戴氏】山便像更加增高，水便像更加开阔；【全篇精神在这几句，几句精神在这几个字】堂屋不用装饰就已经绚丽了。戴氏把泉水池塘当作住所，把云气景物当作朋友，每日抒发幽思、显露精粹，与它们相娱，那么他的品行应当更加高尚，文章应当更加峻拔，道德应当更加深厚，【以山水和堂作比】这就是彼此相互赞美。既然内在已经充实，又在当世扬名，我反而担心他远离尘世的志向最终不能实现了。【这里突然转折尤其奇特：前文专说他远离尘世、乐于求道，却终究不能一生隐退，必须有出仕的时候；这里只说“离世”便止住了，因为“乐道”已在上文“道宜益懋”中说过，此处不能再写，正是子厚文章最薄弱的地方】君子说：弘农公治理潭州，取得了政绩；为东池取得了胜景；把它授予戴氏，取得了合适的人，这难道不是行动而合乎时宜吗？从戴氏的堂，可以看见杨公的德行，因此不能不记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燕喜亭记》【昌黎】迂斋批评说：【看它的规模布置，以及前后层次彼此承接的地方，可以和《戴氏东池堂记》放在一起看。】太原人王弘中【仲舒】在连州与学习佛法的景常、元慧交游。有一天，他跟随这两个人走到住处后面的荒丘之间，登高远望，发现了一处奇异的地方。砍去茅草，嘉树便排列出来；挖开石头，清泉便激荡流出。【描写自然形成的景象】运来粪土，焚烧枯木蔓草，【已经显出鬼神暗中相助的意思】退后站着观看，凸出的地方突然成为丘陵，低陷的地方豁然成为山谷，【说的是无意中发现】低洼处成为池塘，缺口处成为洞穴，好像有鬼神和异物暗中前来帮助。【收束上文的意思】从此王弘中和这两个人每天早晨前往，直到晚上也忘了回去。于是建造房屋来抵御风雨。【从开头到这里，次序逐层推进】房屋建成后，景常请求给它命名。那座丘叫作“俟德之丘”【丘的名称】，意思是它被古代遮蔽而在今天显现，具有等待贤德之人的道理。【丘名的含义】那座石谷叫作“谦受之谷”【名称】，瀑布叫作“振鹭之瀑”【名称】；山谷说的是德，瀑布说的是仪容。【含义】那片土谷叫作“黄金之谷”【名称】，瀑布叫作“秩秩之瀑”【名称】；山谷说的是仪容，瀑布说的是德。【含义，四句交错成文，尤其精彩】洞叫作“寒居之洞”【名称】，记载它刚被发现时的情形。【含义】池叫作“君子之池”【名称】，空虚时用来汇聚美好，充盈时用来排出恶浊。【含义】泉水的源头叫作“天泽之泉”【名称】，从高处流出而施润于下方。【含义】把这些合起来，给房屋命名为“燕喜之亭”，取《诗经》中所谓“鲁侯燕喜”的颂语。这时州中老人听说了这件事，一同前来观看，说：‘我州的山水闻名天下，然而没有一处能与燕喜亭相比。’在它旁边营造居所的前后相接，却没有谁比这里更适宜。凡是上天造就、大地藏蓄的景物，【与前文照应】难道是留给它的主人的吗？王弘中从吏部侍郎被贬官降职而来，计算他沿途经过的道路：从蓝田山进入商洛，渡过浙水急流，靠近汉水，登上岘首山以远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经过洞庭湖，沿湘水而上，走过衡山脚下，从郴州越过山岭；猿猴所居，鱼龙所藏，极尽幽深遥远、奇异瑰丽的景观，按理说他对于山水应当已经饱闻厌见了。现在他的心意却好像还不满足。【与“饫闻而厌见”照应】《论语》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立意的根本在此】王弘中的德性，他所喜爱的东西可以说与这句话相合。他以智慧经营，以仁德居处，我知道他离开这里，在朝廷成为羽仪之臣，已经不远了。【略与《戴氏东池堂记》中“离世之志不果”一句相似】于是刻石记述此事。《李白酒楼记》【沈光】东莱注说：【李白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合称“酒中八仙”。】

译唐咸通辛巳年正月壬午，吴兴沈光来到任城，题写《李白酒楼记》。凡是接触强敌便羞惭退缩而不敢发作，乘临险境便贴伏不前，毒气溃发却隐忍而不能及时针砭，搏击猛兽却迟疑不决而不能充分施展胆勇，反过来又把强的看作弱，把险的变为平，把毒的当作甘美，把猛烈的变得柔和；酒作用于人，确实就是这样。翰林李公太白，聪慧明达、才华逸韵，直到今天仍是天下的领唱者。他本来有匡正挽救时局的才能，上天一定赋予了他这种天性。他想使自己的君主如古代帝王，想使他的臣子如古代的药石；挥舞正直的利刃，以鲜血涤除邪恶；推动正义的车毂，以车载运正道。这难道是凭借酒才做到的吗？凭酒而作的人，强悍并不是真正的勇敢。太白既然因为以峭直激切的言辞矫正时弊，不能得到重用，便流转被斥退到齐鲁。他耳聪目明，恐怕遭受跌倒挫败，所以亲近玩弄杯觞，沉溺于酒曲酿成的酒。耳朵一旦沉溺于声色，眼睛便混淆黑白。有时酒醒后精神健旺，视听敏锐，振笔落纸，便把聪明才智转移到月露风云上，使它们清润洁净、飞动有致；转移到草木禽鱼上，使它们妍丽茂盛、轻捷跳跃；转移到边地情状和闺中思绪上，使它们充满壮气、激动人心，使离愁别情溢于眼前；转移到幽岩深谷上，使它们辽阔超然、超出尘世，爽朗人的精神魂魄；转移到车马弓矢上，化为悲愤酣歌，使它们奔驰纵横、迅疾迸发，仿佛斜视幽州并州而纵情放怀，把人生的穷困和通达都表现出来。唉！太白遭遇文章中的强敌，登临文章中的险境，冲破文章中的毒害，搏击文章中的猛烈，却写成了亲近玩弄杯觞、沉溺于酒曲酿酒的样子，这真是在筑塞他的聪明、遮蔽他的明察。清醒时就把才智转移到赋诗咏歌上，难怪他宁愿醉生醉死。我慢慢想来，假使太白疏通他的聪明、开掘他的明察，把它们转移到实际行事上，强行触犯时忌，那么他也就不能以醉来度过生死了。当时骨鲠忠诚的人接连有人，若能收纳那些逸出的才华，集中到太白一人身上，至于齐鲁一带凌云高耸的建筑也就有限了，唯有这座楼，宽不过几席，瓦片残缺，椽子蛀坏，即使樵夫牧童经过，也会指着它说：‘李白常常醉倒在这里。’ 《庐陵所居竹室记》【房千里】天地间的气，在春天温暖，在夏天炎热，在秋天凄清，在冬天寒冽。楚地以南，正值冬天却温暖；燕地以北，正值夏天却寒冷。这些都是没有得到中正之气。人的百骸，上部属阳而下部属阴。阳气忌过热，所以膏肓希望寒凉；阴气忌过湿，所以肾和胁部希望温暖。人对外在事物的爱好，是希望以车服礼仪来显示荣耀，好像活动而属阳；人内在的爱好，是希望少思虑、安静沉默以求安泰，好像静止而属阴。外面的门庭希望肥马大车而显得炽盛，内里的居室希望空旷高大而显得清凉；如果果真反过来，必定成为灾祸，既妖异又疾病、混乱、穷困。天地之气在夏天寒冷、在冬天温暖，它的时令便反常。人的百骸，上部属阳却不能得到寒凉，下部属阴却不能得到温暖，形体精神都会衰败。外在装饰礼仪不能使人活动而振作，却一定使内心感到不足；内在追求恬静沉默不能使人安静而安泰，却一定使志意受到扰乱。外面的门庭凄清寒冷，内里的居室红热炽盛，事情便会困穷。我在三年夏天任职庐陵，所居的四面土墙小室，大多用竹子编成。四周竖立的竹子作柱楣，剖开的作椽桷，破裂的作屋面，削薄的作屏障，凹下的作门轴，竹篾作缠络，装土的作台阶，横架并格成空隙的作梁。正当大暑时，火热烘烤，水滴像爆裂一样落下，土地仿佛坠入熔炉，仿佛在原野上焚烧；舌头张开却不能持守，四肢下垂却不能运转，炽热的火焰，好像在室内排列了千万支火炬。可是望向门外，那里寂静空旷，仿佛清秋的山，仿佛寒冷水浦的波浪。我于是知道，先前所说天地之气、人的百骸以及心和形体的内外、居室的寒暖，如果反常，果然会成为妖异、灾祸、疾病、混乱和穷困。如今我正处于困穷而不能奋起，果然是困穷，居住在这种地方也正相宜。天地之气是不能轻易改变的，邹子还有吹律使气候变化的方法；人的死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俞跗、扁鹊还有针砭的医术。【《史记》中俞跗、扁鹊都是医生】这两件事尤其难以改变，却仍各有办法可以改变它们。如今我居室中的温暖、我门外的寒冷，我也姑且思考治理它们的方法：将要焚烧我的居室，斩伐制作它的工匠，难道它们能够永远以火灼伤我吗？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墙壁上。《沔州秋兴亭记》【贾至】处在阳气中便舒展，处在阴气中便惨淡，这是本性的常态。走在险境中便战栗，走在平地上便安泰，这是情感的变化。看见谦让退避便退让，看到交战争斗便争竞，这是眼睛受到的感触。听到《韶》《濩》便和乐，听到郑声卫乐便沉溺，这是耳朵的动荡。舒展便和洽，惨淡便憔悴，战栗便止步，安泰便通达，退让便没有灾咎，争竞便会有悔恨，和乐便安宁快乐，沉溺便忧愁危险。性情、耳目造成的优劣如此，所以君子谨慎选择居处，谨慎对待视听。沔州刺史贾载，是我家的贤良之人。他治理沔州，不到一整月政事便和顺。在讼堂西面，依着高处建造屋宇，不出庭院门户，就已经置身云霄之上。背靠大别山的险固，俯视沧海般的水面，观看吴、蜀楼船的繁盛，照见荆、卫泽薮的广大，也很有气象。性情得到适宜，耳朵空明，眼睛开阔。况且处在动中便疲倦，治理疲倦没有比静更好的；处在静中便明察，只有明察才能治理。行动困穷就会改变，改变便能通达，通达便能长久。如今沔州人的心神安恬而精神爽利，政事因此和顺。看它前门后窗，顺应开合的道理，是简朴。上有栋梁下有屋宇，没有雕琢装饰，是俭朴。简朴接近智慧，俭朴接近仁德；仁者智者居住其中，哪里还有简陋呢？何况在万物萌发生长的早晨，便能在高高的台阶旁聚集秀美的树木，听见黄莺在那里鸣叫。在台榭中赏月时，便从敞开的窗户迎入清风，看见暑气消退了；在草木凋落的时候，便俯身凭轩临槛迎接清爽之气，看见秋气流行了；到了严寒凝结的时节，便让如门扉般的屋舍接纳同色的云气，看见雪花纷纷了。政事办成，诉讼清少，身心得到安适，而诗人的兴致常常在四时的兴致之中；秋兴最高，所以用“秋兴”给亭子命名。我从巴丘出发前往宣室，在棠树旁停下马来，在竹林下解开衣带，赞美这里俯仰之间的景色，喜爱这里动静之间的情趣，于是命人送上文牍，抽笔把它记下来。《君阳遁叟山居记》【陆希声】

译遁叟因为当今世道正乱，抛弃朝廷的荣华，在阳羡南面筑室隐居。此地位于君山的南面、东溪的上游，古时称作湖洑渚。遁叟既用“遁叟”自命，又把山命名为“颐山”，把溪命名为“蒙溪”，是想借此涵养自己、涵养蒙昧之处。《易经》中，“颐”的卦象是艮为山，山下有震；震为雷，也为龙。颐山下面向东通向震泽，是震雷、鱼龙聚集繁育的地方，具有颐卦的象征。蒙卦的卦象也是艮为山，山下有坎；坎为水，也为险。颐山下面泉水流经险地而通达大溪，具有蒙卦的象征。有一天，遁叟在庭院中用酒祭饮溪山之神，斟酒向颐山祝饮，说：‘我之所以把这座山命名为颐，是要勉励你进行养育。你应当蓄养云雨来滋润万物，蓄养雾露来生长万物，蓄养风雷来使万物成长，蓄养霜雪来肃杀万物，蓄养巨大的木材来充作栋梁，蓄养小木材来作柴薪，蓄养茅草来作茅屋覆盖，蓄养竹子来制作器具，蓄养百果来充实人的口腹，蓄养百药来除去疾病，蓄养昆虫使它们都享有生命的快乐，蓄养鸟兽使它们各自顺遂本性。唉！不要蓄养妖异的云、悖乱的雨来伤害良田，不要蓄养苦涩的雾、过多的露水来滋养恶草，不要蓄养狂风疾雷来摧毁朽木，不要蓄养惨酷的霜、暴虐的雪来杀伤根株，不要蓄养臃肿的木材使它不能成为栋梁，不要蓄养带钩的荆棘嫩芽使它不能成为柴薪，不要蓄养蔓延的藤蔓使它困住枝条，不要蓄养盘曲的树根使它固结肥沃的土壤，不要蓄养不能食用的果实使它繁殖众多的生命，不要蓄养混杂有毒的药物使它侵害元气，不要蓄养蟒蛇、蝮蛇、蜂、蜥蜴来防守巢穴，不要蓄养豺狼、鸱鸮、獍兽来伤害群类。山中既有神灵，你可饮下这杯酒，不要损害你的名声，也不要挖空你的实际。’又斟酒向蒙溪祝饮，说：‘我之所以把这条溪命名为蒙，是要勉励你进行疏决。你应当在平坦的土壤中疏决，以发泄源头；在堵塞的堤垣处疏决，以使水流畅通；在肥沃的田地中疏决，以施布润泽；在干涸的泽地中疏决，以广施恩惠；在宽广的陂塘中疏决，使水族繁殖生长；在大水中疏决，使蝌蚪、蛟龙发生变化。唉！不要在险阻之处疏决，使它增添强悍激烈；不要在山林薮泽中疏决，放纵它造成淹没；不要在盐碱低洼地中疏决，使施布之利吝啬；不要在池塘园圃中疏决，使利益专为一己所有；不要在沟渠孔穴中疏决，使螃蟹成为灾害；不要在低湿泥泞处疏决，使蛙类得以任意发展。溪中既有神灵，你可饮下这杯酒，不要损害你的名声，也不要浮夸你的实际。’于是又斟酒自己饮下，说：‘我之所以命名这座山，一定是要有所涵养；命名这条溪，也一定是要有所疏决。我将以道涵养自己的志向，不向世俗希求；以德涵养自己的行为，不被流俗迷乱；涵养浩然之气，使它合于自然的英华；涵养诚明之意，使它进入清明的颐养之境；又将以仁义疏决自己的内心，使它不违背仁义；以中正疏决自己的志向，使它不过分；以天命疏决自己的身体，使它不忧虑；以遁世疏决自己的行迹，使它没有烦闷。如此而已。’于是向山溪作揖谦让，尽情欢乐后离去。戴好头巾并且唱道：‘山啊，溪啊，是我的心吗？醒着吗，醉着吗，我和你们相互参合吗？’ 《中书政事堂记》【李华】政事堂自武德年间以来，常在门下省议事，称为政事堂。因此长孙无忌起复授任司空，房玄龄授任左仆射，魏征授任太子太保，都掌管门下省事务。到了高宗光宅元年，裴炎由侍中改任中书令，执掌宰相的权柄，于是把政事堂迁到中书省。记载说：政事堂的职责，是君主不可以对上天枉道，对大地反道，对社稷覆道，对百姓无道；这些事政事堂可以议论。臣子不可以对君主悖道，对他人逆道，以财货玷污道义，以刑罚扰乱道义，克害一方百姓的性命，改变君王的制度；这些事政事堂可以移易纠正。军队不可以擅自诛杀，权力不可以擅自施行，财货不可以擅自蓄积，君王的恩泽不可以擅自夺取，君主的恩宠不可以擅自离间，私人的仇怨不可以擅自报复，公共的爵位不可以擅自用来满足私情；这些事政事堂可以诛戮。事情不可以轻率地进入决策，重罪不可以把活人判成死罪，法律不可以剥削伤害百姓，财物不可以擅自加在赋税上，人情不可以交给侥幸，祸乱不可以从萌芽中开启；讨伐紊乱者而不奖赏，削除紊乱者而不封爵，听闻荒年而不救济，看到饥荒而不惊惧，违逆进谏却自以为贤能，违背正道而伤害古制；这些事政事堂可以杀戮、裁断。所以说：在朝廷之上、酒杯和俎豆之前，有兵有刑，有棍有刀，有斧钺有鸩毒，有灭族有破家；登上这座堂的人，都可以施行这些权力。因此伊尹放逐不继承正道的太甲，周公驱逐不义的管叔、蔡叔，霍光废黜作乱的昌邑王，狄公纠正庐陵王的名位。自从君主势弱、臣下势强以后，宰相掌握生杀大权，天子被蒙蔽而听不到九重宫门之外的声音，调和治理变成权术，讨论政事变成机密事务；道义改变而自身倾覆，祸患败亡数不胜数。列国史书有记载，青史上有姓名，足以作为终身的警戒。没有罪责可记。《庐山草堂记》【乐天】匡庐山的奇异秀美冠绝天下。大山北面的山峰叫香炉峰，北面的寺院叫遗爱寺，草堂夹在山峰和寺院之间，境地优美至极，又是庐山中最好的地方。元和十一年秋天，太原人白乐天看见后喜爱它，就像远行的客人经过故乡，依恋不舍而不能离去，于是面对山峰、依傍寺院建造草堂。第二年春天草堂建成，三间屋、两根柱、两间房、四扇窗，宽窄高低，都完全合乎心意和力量。北面的窗户接纳山洞吹来的阴风，用来抵御暑气；敞开的南面屋檐迎入阳光，用来防备严寒。木材只加砍削，不施丹漆；墙壁只加泥抹，不施白粉。台阶用石头，窗帘用纸，竹帘麻帐，全都与此相称。堂中设置木榻四张、素屏二扇、漆琴一张，儒家、道家、佛家的书各两三卷。乐天来此居住后，抬头看山，低头听泉，侧目看竹树云石，从辰时到酉时，应接不暇。不一会儿外物感染了气息，外在舒适、内心和悦；住一夜身体安宁，住两夜心情恬静，住三夜后便颓然安适，不知道为什么，却自然如此。我自己询问原因，回答说：‘这处住所前面有平地，周围十丈；中间有平台，占半个平地；平台南面有方池，面积是平台的两倍；池边多山竹野花。池中生长白莲、白鱼，再往南抵达石涧；石涧两边有古松老杉，大的要十个人合抱，高度不知有几百尺。’

译高大的枝干擦过云层，低垂的枝条拂过水潭，有的像竖立的旗幢，有的像张开的伞盖，有的像龙蛇游走。松树下多有灌木、女萝、茑萝，叶子和藤蔓并列交织，彼此覆盖，日月的光照不到地面，盛夏时的气候像小阳春九月。时常铺设白石作为出入道路。堂北五步，依着层层山崖；堆积的石头形成空隙和高低不平的地势，杂木异草覆盖其上，绿荫浓密，红色果实纷杂，叫不出名字，四季都是同一种颜色。又有飞泉旁种着茶树，可以就地煮茶；好事之人到这里，足以消磨一整天。堂东有瀑布，水悬垂三尺，从台阶角落落入石渠；早晚看去像白色的绢带，夜间听来像玉环佩饰和琴筑的声音。堂西倚着北崖，右脚下剖开竹子架空，引来崖上的泉脉，分成细线悬挂着从屋檐流下，注入台阶，颗颗相连像串珠，细密如雨露滴落飘洒，又随风远去。四周耳目和手杖鞋履能够到达的地方，春天有锦绣谷的花，夏天有石门涧的云，秋天有虎溪的月，冬天有香炉峰的雪；阴晴显晦、昼夜晨昏，千变万状，无法全部记述，若逐一细说，因此只能说它是庐山最好的地方。唉！普通人只要使一间屋子富足、使一筐土华美，起居其中尚且免不了骄矜的神态。如今我成为这些景物的主人，景物来充分显现它们的知识和情态，又各依类别而来，我怎么能不外在舒适、内心和悦、身体安宁、心情恬静呢？’ 从前永远、宗雷等十八人一同进入这座山，【晋代慧远法师、慧永法师、宗炳、雷次宗等一同进入庐山，结成白莲社】直到老死也没有返回。距离我已经一千多年了，他们知道我的心意，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何况我自己想来，从年轻到老，无论住在茅屋还是朱门，无论所停留的地方，哪怕只有一两天，也姑且堆一筐土筑成台，聚拢拳头大的石头堆成山，环绕斗大的水洼筑成池。我喜爱山水，到了这种近乎病癖的程度。一天遭逢困厄，来到江州任职；江州以宽厚优容安抚我，庐山以灵秀胜景接待我，这是上天给我时机，大地给我处所，终于得到我所喜爱的地方，我还要求什么呢！只是还被冗余的官职羁绊，余下的牵累没有结束，有时来往奔走，还没有时间安定居住。等到将来，弟弟妹妹婚嫁完毕，司马任期届满，出仕或退隐、行动或停留都能由自己决定，那时一定左手牵着妻子儿女，右手抱着琴和书，终老在这里，以完成我平生的志愿。清泉白石，实在听到了我这番话。时在三月二十七日，我开始住进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以及东西二林长老凑、朗、满、晦、坚等人【都是长老的名字】，共十二人，准备斋食、布施茶果来为草堂落成庆贺。于是写下这篇《草堂记》。《养竹记》【白乐天】竹子像贤人，为什么呢？竹根本来坚固，坚固可以树立德行；君子看见它的根本，便想到善于建立而不可动摇的人。竹子的性质正直，正直可以立身；君子看见它的性质，便想到立身中正而不偏倚的人。竹心空虚，空虚可以体察道；君子看见它的内心，便想到能够应用自如、虚心接受的人。竹节坚贞，坚贞可以立定志向；君子看见它的节，便想到砥砺名节品行、无论平安危险都始终如一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君子大多把竹子种在庭院中作为观赏之物。贞元十九年春天，白居易通过拔萃科选拔考试及第，被授任校书郎，开始在长安寻求借住的地方，得到常乐里已故关相国私人宅第东亭居住。第二天走到亭子的东南角，看见这里有一丛竹子，枝叶凋残憔悴，没有声息，也没有光彩。向关氏的老人询问，老人说：‘这是相国亲手栽种的。自从相国去世，别人借住这里，于是竹子被做筐篚的人砍取，被做扫帚的人割取；遭受砍伐后剩下的竹子，长的不到八尺，数量也不到一百。又有各种草木杂生其中，茂密丛杂，几乎看不出竹子的本来面目。’居易怜惜它曾经经过长者亲手栽种，却被庸俗之人的眼光轻贱，遭到这样的剪除废弃，而本性仍然存在，于是割除遮蔽的杂草，清除粪土，疏通竹间，培封竹根，不到一天便完成了。从此太阳出来便有清凉的树阴，风吹来便有清越的声音，竹子柔顺摇曳、生机欣喜，好像因受到知遇而有感情。唉！竹子只是植物，对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它有些像贤人，人尚且爱惜它、培土种植它，何况真正的贤人呢？那么竹子对于草木，就如贤人对于众人。唉！竹子不能自己显出与众不同，只能由识竹的人使它与众不同；贤人不能自己显出与众不同，只能由任用贤人的人使他与众不同。因此写下《养竹记》，把它记在亭子的墙上，留给后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也希望让今天任用贤人的人听到这个道理。《古文集成》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八，宋王霆震编，前乙集二

译记 《喜雨亭记》【东坡】张子韶说：【我听陈伯修说：‘《喜雨亭记》，如果不是具备鉴赏眼光的人，不容易看懂。’】迂斋批评说：【如蝉蜕离开污浊之中，如蜉蝣超出尘埃之外，这就是所谓以文章为游戏。】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了记载喜悦。古时候有了喜事，便用它来命名事物，以表示不忘。周公得到禾苗，便用它命名自己的书；汉武帝得到宝鼎，便用它命名自己的年号；叔孙战胜敌人，便用它给儿子命名。喜悦有大小不同，但表示不忘这一点是相同的。熙宁到扶风的第二年，我才开始治理官舍，在厅堂北面建亭，在厅堂南面凿池，引来水流，种植树木，把这里作为休息的地方。这年春天，岐山南面下了麦雨，卜兆显示将有丰年。后来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正因此忧虑。过了三月乙卯日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仿照《春秋》的记事笔法】百姓认为还不够，丁卯日下了大雨，三天才停止。官吏一起在庭院庆贺，商人一起在市中歌唱，农夫一起在田野欢欣。忧愁的人变得快乐，患病的人得到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建成。【承接得非常巧妙】于是我在亭上举杯，邀请宾客并告诉他们说：‘五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五天不下雨，麦子就没有了。’‘十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十天不下雨，禾苗就没有了。’没有麦子、没有禾苗，年成将接连发生饥荒，诉讼繁多兴起，盗贼日益猖獗，那么我和各位即使想在这座亭子里悠闲游乐，难道能够做到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年〕 如今上天没有遗弃这些百姓，刚刚开始干旱便赐给他们雨水，使我和各位能够在这座亭子里一同悠闲游乐，都是雨水所赐，难道还可以忘记吗？既然用雨给亭子命名，又接着作歌说：‘假使上天下珍珠，寒冷的人也不能把它当作衣被；假使上天下美玉，饥饿的人也不能把它当作粮食。一场雨下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太守！太守！’如果不把功劳归给天子，天子说：‘不是这样，应当归给造物者。’造物者不把功劳归给自己，归给太空。太空浩渺无际，无法给它命名，我就用它来命名我的亭子。’【这四者都无法归功于某一方，于是归到亭名上】《迎薰堂记》【马存】元祐二年春三月，马某和几位朋友在程氏堂作客。程氏设宴招待宾客，酒喝到一半，谈起古今治乱成败的事情，神情悲戚而不快乐。有风从屋檐门窗之间生起，吹动人的衣襟衣裾，不久便进入肌肤骨骼，荡涤肠胃，胸中因感慨而产生的不平之气，不知不觉便消散了。起身看万物，欣欣向荣，像春台上的人一样面带喜色。万窍都发出声音，如同歌咏太平的声调。长枝牵引柔条，柔蔓婉转摇曳，好像翟羽装饰的庭院舞队正在舞蹈，盛赞美德。宾客说：‘奇异啊，这是什么气息的风？’马某说：‘唉，这是南风啊！它多么遥远、广大！相隔数百上千年，才有时来一次，如今莫非正是它到来的时候吗？我试着替宾客按历史计算：隔多少年、经过多少时代才来一次？到今天已经来过多少次了？我听说舜帝孝行感动上天，五弦琴上微微一动，帝尧便用手指轻轻拂动琴弦，南风于是兴起，使动植物、鸟兽鱼鳖全都顺遂。商汤时代，南风吹动云彩横贯彩虹，普降及时大雨，洗涤八年灾害，使我们的百姓盼望着复苏。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和畅之气充满周朝，飘然从阿敦吹到路苇，使天地和祖先都享有安乐福禄。汉孝文帝时期，百姓财富丰足，国家也富实，太仓、中都的储藏多得无法计数。唐太宗贞观年间，和三代一样和谐，年年谷物丰收，行旅不用携带粮食，外门不用关闭，监狱案件很少，几乎达到废弃刑罚的境地。宋朝承受天命，驱逐群阴，圣子神孙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我听说相隔几十代，圣人一定会兴起一次，这南风一定会到来，好像符契相合一样。祸灾、忧愁、愤懑的气息立即消灭平息，转而产生氤氲和谐之气。舜到商汤五百多年，商汤到周五百多年，周到汉九百多年，汉到唐八百多年，唐到宋三百多年。从舜至今，已经三千三百多年了。这南风总共来过六次；不在这六个时代时，风吹到人身上只会令人凄凄然，使物体颜色凋零憔悴。我和宾客今天所遇到的，为什么这样幸运呢？’宾客于是把这座堂命名为“迎薰”，马某写下此记。《潜斋记》【晁补之】潜室的面积不到一丈，高度也不到一丈。它背向阳光而面向阴处，避开温暖而移向寒冷。高屋两侧像张开的翅膀，外面有老树遮蔽在前，小竹丛生在右，朦胧昏暗，光线不明。大概像蛰伏的虫、潜藏的兽所居之处，因此“潜”这个名称很恰当。客人拜访我，说：‘如今君主圣明、臣子贤良，政事安定、风俗康宁，朝廷有鸳鸾般的贤臣，野外没有豺狼，可以说是有道的时代了。您生年二十，身高六尺，出外不能提着鼓槌击鼓来调动百万大军，左手拿乌号弓，右手持昆吾剑，怒声叱咤，向北收取祁连，向西俘虏灵夏；入朝不能参与黄阁宰相的末议，不能列入紫微宫的特殊班列，端正仪容使百官整肃，拿纸执笔来号令四海。如今反而幽暗沉默，逃避形迹，远离世事，以顽愚自处，以“潜”命名居室，这不就是所谓倒行逆施吗？’我惊跃起来，放下事情笑道：‘有这个道理吗？君主圣明、臣子贤良，正是我潜居而甘心守分的原因；政事安定、风俗康宁，正是我潜居而有幸安处的原因；朝廷有贤臣、野外无豺狼，正是我潜居而等待通达时机的原因。你反而因为这些来怀疑我顽愚，难道还是没有认真想过吗？’ 请替我对客人说：“‘潜’，《易经》说：‘雷在地中，复卦。’这就是天地的潜藏，而阳气已经在黄泉之下发动了。尺蠖屈身，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全自身；这就是虫兽的潜藏，而小者因此获得伸展，大者因此得以保存。所以，不能静止就不能行动，不能安处就不能出发；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行动倒置、把施行弄反呢？从前颜回、原宪潜心于道，所以表面暗淡而声名日益彰显；黄公、绮里季潜藏于声名之外，所以默默无闻而声誉渐渐传扬。潜藏吧，潜藏吧，将要因此成为不潜藏的人了。”客人低头走出，于是把这番话记在墙上。《安老堂记》【李方叔】左朝散郎吕宗杰所建。

译老年要安处，实在太难了！人在年轻时，阴阳之气役使着他，血气驱动着他，心志诱发欲望而迷失本性，权势利禄在面前制造幻象而使他误入歧途，因此很难安定下来。到了老而衰弱之时，回头看从前的作为，理应悔悟而寻求安处。然而贪婪鄙陋的人，叹息老景已经到来，想到短暂的年日值得珍惜，哀痛从前的志向没有实现，痛悔昔日的谋划不善，却仍然苟且追求而不知满足，患得患失，惶惶然偷取朝夕的生命，急切地为子孙谋划，节义日渐衰败，廉耻全都丧失。贪求财富的人就说：“我老了！”于是研究货财，比较盈亏的办法，刚刚详尽明白，却还不忍放弃。他擅自兼并土地，田陌纵横；巧用水陆交通，阻绝山海；把货物财利搜罗一空，不留一点储藏；运筹计算，防备无所遗漏；甘心沉溺于锥刀般的微利，在锱铢细小的得失上耗尽心力；有时背负财物奔走道路，有时辗转迁徙于沟壑之间。贪财的人追逐财富，直到死后才停止。贪求权贵的人就说：“我老了！”于是经营知遇，钻营名誉的办法已经明白，却还不忍停下。他踏入官府便逡巡献媚，游走宫阙朝廷而徘徊；夸耀体力，强作饮酒，染黑须鬓，炫示聪明；见识越显得高明，心意越加迫切；俸禄越丰厚，眷恋越深。因此地位越重而声望越轻，念头越高而德行越薄。贪求权贵的人追逐权贵，直到死后才停止。既然如此，到了日暮而道路还很遥远之时仍然倒行逆施，漏尽钟鸣之时还不肯停止，大多都是贪婪的人被富贵所牵累。所以说：“老年要安处，实在太难了！”居士新建西堂，取名“安老”，但居士的安定，并不是到了老年以后才安定，而是早已安定很久了。城外的田地足以供给饮食，城内的园圃足以供给肉菜，却从未追求盈余；冬衣夏葛足以备办伏腊之需，俸禄粮食足以应付婚嫁，却从未追求丰厚。居士说：“财富不能妄求，我老了，只求安定罢了。”居士凭文学在当时知名，声誉在科场中盛传，被推荐参加礼部九次选拔，终于擢升为上等，名公巨卿争相想让他出于自己门下；只要答应一声就能得到荐举擢用，但他以依附权势为耻。平生的老朋友多在宰相辅臣之列，举手之间就可以登上台省，但他以自我推销为耻。居士说：“显贵不能妄求，我老了，只求安定罢了。”所以他虽由平民起家，在朝廷任郎官，却有汉代曼容那样的高尚风操；端居十年而不调任，又有陶渊明那样的坚贞节操。有人说：“嵩山、少室山和箕山隈曲之处，山水秀美，近在左右；在岩石下筑屋，足以专享天下雄奇的景观，为什么要局促地住在乡里之间呢？” 居士说：“我所求的是安定；舍弃容易而选择困难，舍弃近处而选择远方，就会使我的内心劳苦、使我的身体劳累，只看见劳苦而不知道其中的快乐，还没有得到安定就先使自己受到扰乱。这里是先人的旧宅。就着它修葺扩建，我的心仍觉得不满足。我活到六十二岁，人间的富贵不可妄求，还是遵从自己的爱好；将要辞官归隐，保全自身而归还本真，回到这里安度晚年，志向已经决定了。人生七十年，即使住在这座堂中安度晚年，又知道还能有多少时日呢？由此就可以知道居士所修养的道德了。所以说，居士的安定不是老了以后才获得，而是早已安定很久了。安定所带来的快乐，世人从未真正知道。到了生病以后才后悔而求安，到了劳累以后才忧虑而求安，到了危险以后才恐惧而求安，那么从前求安的心念全是妄想，没有谁能够安享自己所求的安定。因此，老年而能够安定，已经值得推重了。不只是老了以后才求安，而是时时都把使老年安定作为心愿；不是通达事理、勇于退隐而又不妄求的君子，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说，居士所修养的道德，可以知道了。” 《松菊亭记》【山谷】以求取名声为志向的人进入朝廷，以求取利益为志向的人奔赴市场，以求取道的人将到哪里去呢？只不过反求于自身罢了。钟鼓管弦用来装饰喜悦，斧钺干戈用来装饰愤怒，那么山川松菊难道不是用来装饰宴饮闲居的吗？显贵的人知道车服冠冕不能忍受却又要占有，于是收拢余下的时日来归于闲适；富有的人知道金玉不能守住却又要占有，于是收拢余下的力量来归于闲适。蜀人韩渐，字正翁，有范蠡、计然的谋略，有白圭、猗顿的才能，只是没有机会用于世间，而用于他的楮币经营之中。经过三十年，财富增加了百倍，于是在山水之间筑堂，亲自取名“松菊”，写信派人送到京师，请山谷道人为他作记。山谷道人悠然一笑说：“韩先生真知道金玉不可守，想收拢余力来归于闲适吗？现在我将问您，这座堂建成之后，究竟要用来歌舞，还是用来耕桑？如果用来歌舞，那么独自歌舞而快乐，不如与别人共同快乐；与少数人歌舞而快乐，不如与众人共同快乐。歌舞这种事，难道可以只用来满足自己的快乐吗？应当救济饥饿、慰问寒冷来抚恤孤儿，折毁契券、免除债务来抚恤贫民，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来抚恤宗族，补助耕作、帮助收获来抚恤宾客。这样一来，在堂上歌舞，人人都会喜悦地相视而说：‘韩正翁还能够这样享受快乐吗？’ 这才是快乐的实情。如果要用来耕桑，那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金玉这种东西，怨恨进入其中便悖逆而出，收藏越多，损失越大。将来把它遗留给子孙，子孙贤能，就会损害他们的志向；子孙愚昧，就会增加他们的过错。韩先生如果懂得这一点，难道还会这样做吗？不过，歌舞归闲的日子，可以用来休息耕桑的心意，反身求道，难道能没有孟献子那样的朋友吗？从前孟献子有百乘之家的财富，却有五位朋友，都是没有孟献子家产的人。他一定要同那些没有孟献子家产的人交友：仁者帮助施舍，义者帮助均分，智者帮助谋划，勇者帮助决断；从身边取用而仍有余裕，使自己享受安逸而不受其毒害，又使弟子每天见到以前未见的事，听到以前未闻的道理；贤者因此成就德行，愚者因此减少怨恨。在这里听隐居之人的松风，沾染陶渊明的菊露，也就可以无愧了。” 《植松记》【陈筼窓】树木中没有芬芳艳丽而又对人们的观赏没有益处的，没有哪一种比得上松树。然而松树有三种奇异之处：它的内心可以作为立身的准则，独有的颜色可以承受变化，它的气质和枝干可以使人延年益寿。既然这样，在能够增益人们观赏之趣的树木中，难道还有超过松树的吗？唉！世上凭借芬芳艳美来取悦人的东西太多了，我从观赏松树中，领悟到了观察人的方法。辛未年春天，我从园丁那里得到两棵松树，把它们种在堂下，谨作此记并加以歌颂：松树的内心，并非铁铸却坚贞不屈；有一日即使成为孤独之人，也如千年不改节的比干。松树的颜色，经得起霜，也经得起雪；如汲黯立于朝廷，令在列者肃然惊惧。松树的枝干，始终不背离正道；如伯夷、叔齐卧于首阳山，呼唤他们也不肯返回。松树具有这三种品性，起初并不借助藻饰的功劳；人却不能如此，难道不应该在这松树面前感到惭愧吗？” 《梅涧记》【萧大山】

译梅涧是张叔贤氏抚琴、读书、讲习诗歌的地方。梅花盛开时，万朵如玉的花朵鲜明灿烂，整个涧中都充满香气。梅花与水的清幽已经引人含笑，人的品格也清雅；人饮芳酒、吟咏成诗，诗也清雅。这四种清雅之中，诗是主人；诗意没有穷尽。正当“疏影横斜，水清浅”的诗句出现时，清雅似乎已经完全流露；接着“水边疏落”的诗句出现，清雅似乎又过于清瘦；到了“江头千树春欲暗”的诗句出现，清雅似乎又过于丰腴。这三句话，在咏梅诗中都是截断众流的名句，难道还没有穷尽吗？涧水不枯竭，诗意不停止，梅花不断绝，吟诗不停歇。清雅没有穷尽，涧的主人还会继续吟咏。不久大雪纷纷，南边枝梢自夸温暖，北边枝梢欺凌寒冷。我说：‘花与果实都具备了，实在值得观赏。’仁涧神灵代替他回答说：‘主人捂着鼻子冻得吟诗，梦已经进入梅花丛中；他雕琢破碎梅花的内心，还没有问到调和羹汤的事情。’ 《竹岩记》【萧大山】吉州刘平叔有一处佳境，号称“竹岩”，请我为它作记。岩石虽还没有亲眼看见，竹子的本心我却一向了解。要记述它，姑且记竹子吧！竹子生长，本来就是《大学》“止于至善”一章的道理；我曾经借竹子来阐明这个道理，意义不是很大吗？古人认为竹子最能发扬光大的有四家：孤竹国的伯夷，独自践行自己的正义；绿竹丛中的卫武公，文采斐然。嵇徽说一天也不能没有这个君子，想借竹子的清雅来涵养性情；白居易说竹子很像贤人，爱惜它，想借它厚养人才。他们都能发扬竹子的道理。君子观察竹子，不看它最终的常态，而看它最初的变化。笋，就是竹子的开始。震卦象征竹笋初生，在时令上正是春笋之时。最初萌芽时不过一寸，很快由一寸长到一尺，由一尺长到八尺，由八尺长到一丈，由一丈长到十丈。它强劲生长，不到十多天便显现万千形态，展现在人的眼界中，形成挺立轩昂、伟岸奇特的景象，足以用来观照学习。它直上，是孟子的勇；它锐利生长，是颜回的进取；它拔萃而出，是孔子的卓异；它高高树立标志，是《中庸》所谓“峻极于天”的道；它迅速变化，是《大易》所谓“不俟终日”的神妙。五者，是学习的大道；若不是天下最彻底的变化，谁能达到这种境界？观竹的终局，是看它的常态；观竹的开端，是看它的变化。变化之后，竹子挺立而具有振动人心的意态，可以使人振奋自强；可以扶助、策励人，使人自我持守；可以鞭策逼迫人，使人自己超越。能够变化的，没有不能守常的；能够做到这五点的，没有不能做到其中四点的。萧先生阐说竹子的初生，刘先生反省自己的初始。《退庵记》【萧大山】懂得退让，才是清明之道。石溪傅氏得到清江之清，有两位退隐者。南斋先生说：‘实之在第十八年沉溺于著书而厌倦，出身缙绅而勇于退隐，现今只有一人。’我游历广中时，见到一位素来退隐的人，名叫‘晦之’，本是溪边的侨居者，号退庵。老人不昏聩，不做官，不经营生计，不迎合世俗，不以隐逸自怪，不学禅，不妄动，不求仙，也不衰颓。一退隐，就抛下一千种忧虑，仿佛倒入甘蔗境界。问他退隐的方法：养心而不妄想，所以平静；养气而不暴躁，所以和顺；安于贫困而不求取，所以快乐。这大概是把艮卦止于背后的枢纽掌握住了吗？老人的退隐，大概是道德进步而命运退处。唉！溪地的先辈，有少监爕、侍郎雱、秘书肩冠，穿着蝉联的官服，果真退隐了吗？更早的先辈，有介子持节出使，有休奕捧简任中丞，也果真退隐了吗？人的进退取决于时势，时势的权柄又取决于天意和人事，哪里能由人强行进取而违逆天意呢？大概已经把利禄看得像漆一样黏着，把名声看得像捕兽网一样纠缠。各种欲望沉醉其中，迷失而不顾。过度贪欲的人只知道进取，刚直的人反而退让；争逐朝廷和市场，把那里当作狡猾的巢穴，把山林看得像令人忧愁的牢狱。失去忧患、得到喜悦，躁动的人只知道进取，安静的人反而退让。腰可以弯折，手可以被火炙烤，百世以后恶名能变成芳名吗？愚昧的人只知道进取，聪明的人反而退让。争夺虎鹿般的权势仍不满足，爱慕高位、逞强争斗，直到死亡也不后悔。贪婪的人只知道进取，廉洁的人反而退让。晋国发展到极盛，必然转入明夷；上升到幽冥，必然陷入困境。《易经》尚且崇尚退让。因此，平常人在分寸上退让，贤人在义理上退让，圣人在幽微处退让，天地退归于收藏。从前岩居的贤者，筑室号称“初澹”，像久旱后的甘霖一样，商量之间便使一切泯灭，只留下舟楫的痕迹。进取之后再退让，难道不是善行吗？这座庵中的贤者，巧妙地让神灵取走荣华，使穷困之鬼屏退羞辱，退立而独自观照。万物纷纷复归，专享退让的福分；蛊卦高而遯卦肥。老人凭此明白，屈曲正是伸展的道理。既然退让已经落实在自身，进取就常常寄托在后代身上。使人的欲望不失其正，这才接近乾卦所说的圣人。《古文集成》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九，宋王霆震编，前乙集三。

译记。《连云观记》【毛东堂】元祐七年夏季六月，和州修缮清风楼，将它改为连云观。秋季七月，太守王公写信派人送到鄱阳告诉我说：“起初我在这里，每天早晨坐在案前处理文书，像头发纠结了必须用梳子梳理一样；又要替百姓和官吏讲述君主的恩德、晓谕国家的禁令，并询问他们的疾苦，满足他们的愿望。如果我在这里有所辜负，众人就会拿着契券来索取债务，非要得到偿还不可。大概根本没有闲暇游览观赏。不久之后，百姓很少来到我的庭院，负责工程、城防和黎明事务的文书都束之高阁。早晨起床从容无事，只是随意动笔处理约期和会见之事罢了。回头私下感叹自怜：君主有意享受太平，治理之道贵在清静，四方百姓每天都因此安宁。我赞美这种不用教化便能安定的局面，自己也老了。本来私下认为二千石官员将来会订立功劳、想要自我表彰，如今却一点成绩也没有，几乎成了饱食嬉游的人。既然每天无事，便时时登上城楼散步，得以同江山相接。最初登临时很惊讶这座楼低矮简陋，姑且修葺使它焕然一新。如今楼高明亮，达百尺之高，上面逼近日光，俯视可以看见风雨，檐角伸入天空，云气吞没彩虹。早晨云气从南山升起又归来，夜晚停宿在村舍屋基之间。这就是我把它命名为‘连云’的原因。楼的两角另设更衣之处，准备同宾客在楼上徘徊游赏以自娱。然而还没有记文，幸好把这件事托付给您，可以吗？” 我写信答复王公说：“您的敦厚广大、浑然深厚，没有人能看见它的边际。如今您很想在这座观中稍稍显露出来吗？您有救济万物的本性，没有污浊之气的侵扰，只用‘云’来命名。这难道只是张扬它的高处吗？触到山石便升起，聚集成微小的云气，不到一个早晨就遍降天下的雨，这正是泰山的云。所以君子体察云雷的形象，显示经纶天下的事业；得志时，恩泽施加于百姓。云气收敛而尚未施用，又能使人憔悴枯槁，使人干渴而盼望它；那么君子处在世上，又怎能停止作为呢？这正是有所作为的气势，应当浩浩荡荡如江川蓄积，凄清地如云气生成，郁结在胸中；如果从极小的地方喷涌而出，难道不能在一个早晨降雨天下吗？难道真的只有在这座观上，云气蜿蜒曲折、如绣纹锦声般舒卷，而只是毫无心意地徘徊吗？即使如此，姑且把心意寄托在这里，正因为云可以卷舒变化，又到哪里去不能自在呢？”王公平素不是会说这类话的人，我私下能够料想得到。至于把它显现给别人，以及登临观赏的快乐、风物的秀美，只能独自想见他的处境；然而这篇文章却不能写得仿佛亲见一般。听说观的东面是项籍的乌江，试图寻求他平生低声怒吼、叱咤风云的气势，以及垓下悲壮慷慨的声音，如今早已漂散成惊涛，纷纷化作薄雾，朦胧消灭得无影无踪。风急水寒，芦花在暮色中显得凄清，那里难道也有停船渡口，像当年的亭长一类人所处的地方吗？听说观的北面是孙权的故都，曾有披甲百万之众，以长江、汉水为护城池；紫髯英姿，驾驭豪杰，他自己难道能够预知后事吗？不过四代，国土便被夺取；晋又夺取它；宋、齐、梁、陈相继更替，就像拉朽木一样容易。晋以后，欢乐还没有结束，悲哀又接着到来。俯仰观看六朝，没有什么值得把玩留恋的。唉！世上的人不过是万物暂时寄居的旅舍罢了；来临无法阻止，离去无法挽留。一生做的百般事情，不过转眼之间就过去了。王公今天登临此处，产生遥远的联想而长久思考，也是很自然的。大概正要徘徊，正要四处观望，把是非交给亡羊之后的追悔，把万物归于齐一吧？从前羊叔子登上岘山，对从事邹湛说：‘自从有了天地以来便有这座山，登山远望，像我和你们这样的人多得很，但全都湮没无闻，使人悲伤。’唉！羊叔子难道只是把一生作为万物的旅舍吗？他大概将要把身体当作长廊、豪宅、便坐、燕寝，日夜作为主人而把人禁锢留住；又将把数百年积累成虚空来应接来者，引导亡灵来守护它，这难道也是迷惑吗？庾亮在武昌时，参佐殷浩等人乘着秋夜一同登上南楼。不一会儿，大家没有察觉庾亮已经到来，众人将要起身避开他。庾亮慢慢说道：‘诸位请稍留片刻，我在这里的兴致也很不浅。’于是便坐在胡床上，同殷浩等人谈论吟咏。王公难道也有像武昌那些人一样的宾客吗？当天空月明、夜气缥缈之时，大家互相劝饮一斗酒，拍击瓦缶而歌，宾主就可以颓然忘却彼此了。写信答复王公之后，又把这些话写成记。《学林堂记》【诚斋】茶陵谭氏世代以儒业为生，直到今天，郢州邵博士开始考中上等，世代选取他的名望；‘劲之’是他的字，他是勤之兄长的儿子，名知言，二十四岁，爱好学习，通晓经书。有司因秋季赋员名额有余，选拔参加太学考试，知言两次入选。他曾经筑一座堂，在其中聚集书籍；戒绝甘美食物，摒弃荤腥，把《诗经》《礼记》当作精美膳食；舍弃绮罗而换穿缟素，把文史当作衣带；离开丝竹音乐，把书册当作笙簧钟鼓。他向艮斋先生询问堂名，谢公大书‘学林’二字题在堂额上。过了很久，他又向我询问‘学林’的含义，我告诉他说：‘这是班固的话，黄豫章摘取它来告诫求学者。’您曾经观察过高山深林吗？山势高峻，越登越觉得险峻；林木繁茂，越眺望越觉得广大；幽深隐秘，越探究越觉得深邃。您进入其中，将要取什么呢？是取根柢，还是取荣华？’他说：‘取根柢。’我说：‘您进入学林，也不过如此；但学林的险峻、广大、深邃，又有超过山林的地方。有义理之林，有文词之林，有圣贤之林，有名爵之林。由义理进入圣贤，这是根柢之林；”}], 因为文辞通向名位爵禄，这就是荣华之林。求学的人，谁不说：“我要寻求根本，而不寻求荣华呢？”然而，咀嚼义理的人，所尝到的是淡味；以文辞为食的人，所尝到的是浓美之味；践行圣贤之道的人，所走的道路悠远；奔逐名位爵禄的人，所走的道路狭险。你若能不被浓美之味诱惑，不因淡味而厌弃，不因道路狭险而懈怠，不因道路悠远而偷惰，那么借道进入义理之林，就指日可待了。否则，浓美与淡味在口中争斗，悠远与狭险在心中争斗，我担心最终是荣华胜过根本，文辞诱惑而义理荒废，名位爵禄受到向往而圣贤之道被背离。向往圣贤而背离名位爵禄，如果不停止这种向往，必定会达到那种境地；向往名位爵禄而背离圣贤，即使不停止这种向往，也必定会达到另一种境地。你将要进入哪一片林子，希望听听你的选择。《山居记》【诚斋】

译所谓山居，是侍郎待制霅川沈公宾王的居所。宾王的居所并不在山中，而在城郭外，却称作“山居”，是因为他特别喜爱山。武子特别爱马，宾王特别爱山。他住在城郭外，却以山居为名，用来显明他爱山的心意，仿佛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不是山之外。宾王胸襟洒脱，如同风吹窗棂、月照窗户；情韵意趣清雅旷达，如同雪山冰谷。他身居接近金马玉堂的地方，却有登临云山高峰的想象；任职于进言纳谏、参与议论思考的职位，却流露出在灞桥吟咏诗歌的神色。他的祖籍本在道场何山脚下，但世代居住在吴兴城郭之外，并不是他所喜欢的地方。于是就在自己的居所中略加修筑，建造了一间小室，宽有三间屋架，并题写这个名字。有客人经过，笑着说：“君子的住宅有两种，有晏子的住宅，也有庾信的住宅。庾信的住宅在林中，晏子的住宅在市中。如今你的住宅，是晏子的，不是庾信的，却称作‘山居’，唉，你爱山爱得太厉害了！或者说，你只是有居所罢了，哪里看得见你所谓的昆仑山呢？”问室外是什么，只见大路上的尘埃，哪里得到倚天的青色山壁？问墙东是什么，只见唐肆的街区，哪里得到千山万崖的秋天气息？问放眼远望是什么，只见黄公的酒炉，哪里得到飞流泉水冲击玉石般的声响？从前羊叔子有一只鹤，曾经夸耀它善于起舞。有一天客人来了，请求观看，羊公便把鹤放出来，可是它最终羽毛蓬乱，竟不能起舞。如今你的山居，莫非也和羊公的鹤一样吗？宾王笑着说：“你只知道笑我没有山却说有山，却不知道我也在笑你有眼睛却没有眼睛。我曾经在江西章贡担任宪幕，又曾经任会稽太守。翠色如浪、玉虹般的景象，丹丘、赤城，若耶、云门，以及千岩万壑，直到今天都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眼中。如今我这间屋子前面，怪石重叠，松树竹子相互为伴，泉水流淌，光彩相映。那高耸峭拔的，难道不是崆峒、天台吗？那森然罗列的，难道不是云门、禹穴吗？那清冷泠然的，难道不是瀑布、廉泉吗？我的居所虽没有山，我的眼睛却从来不曾没有山；你的眼睛没有山，我的居所却从来不曾没有山。” 《禾山龙溪亭记》【龙云刘弇】万物所欠缺的，不是形体，而只是缺少一个安置其形体的地方罢了。鸟栖息在树上，野兽在陆地上奔跑，蝼蛄在土中呼吸，蚯蚓居住在洞穴里，防穿入墙壁，蚂蚁营造土丘；以至于田畦田野中的蛀孔、猪身上的虱子和猪蹄上的寄生物、江湖中的鱼鳅，以及萤火虫沿着藤蔓、蝉附着树枝，凡是彼此同类而共处的，哪里只是千千万万呢？总要不辜负自己的形体，然后才算各得其所罢了。龙这种东西，是神异而能够变化的。它潜藏时居处幽深而蓄积隐秘的力量；它出来时脱离阴阳相偶的状态而独自纵行。它腾跃上升时，奔雷惊电夹随着它飞行，一口气便能越过千仞；它蜿蜒奋扬时，转瞬之间就可以兴起云雾；它散布利泽以供养万物时，不到一个早晨便能使天下降雨。然而，它的大小、长短、潜藏、显现、飞翔、跳跃，仍然没有脱离形体；既然不忍轻易自行显露而招致困厄，那么它的心情与其他万物又有什么不同呢？既然如此，水中有深渊，本来就是龙凭借它居处、在无事时休息的地方。况且龙存在于天地之间，并不像鳅、鱍、鲵、鲋那样阴险隐秘而怪异，占据一尺一寸的水面，苟且延续生命，藏起仅有的形体，庇护孤单的身影；能够容纳它身躯的地方，难道只有最北方的天池和最南方的大海吗？然而如今普天下，水流发源的深渊、洞穴深邃的孔窦，以及水面平静、众水汇聚的水潭，被称为龙的别处，往往到处都是，这样一来，龙怎么会有这么多呢？然而我曾仔细推究造物者的心意：它并非不想让龙统领众多事务而自我施展，只是认为那样没有益处，于是必定要使龙族带着各种变化棋布四方，时常泄出膏泽，以完成万物的愿望，并让人仔细看见它们施展力量。因此，散布在人间各处的地方，都是龙过去休息肩负、暂时栖息的所在，也就像做官的人拥有府舍一样吗？即使数量很多，也没有什么可疑的。禾山甘露寺的左边，有一条溪水从绝高的山峰流出，穿过寺院墙垣，向东南流了三里多，在龙门两岸之间分流；水势被束缚成飞驰的急流，经过层层高低不一的险急处，淙淙汩汩流入曲折环绕的水湾，又分开支流而去。传说从前曾有龙居住在这里，熙宁年间，长老楚升爱惜这里的胜景，于是砍伐木材、凿开岩石，截断冲击的水波，跨着山崖建起亭子，便以“龙溪”命名。大概是以龙命名它的居处，又以溪命名龙所居住的地方。此前有客人因为游览禾山而来，刚一落脚，外面道路已经曲折难行，已经遗憾体力不足以支持深入游览的疲劳；而且道路两旁又没有可供休息的地方，往往渐渐产生懈怠。等到升师建成这座亭子，亭子刚好控制绝险之处，孤独地支撑着修长的绿色景物；飞檐屋柱之外，山势盘曲展开；下面溪水清澈，明亮得可以照见须发。因此使登临的人开始忘却到达这里的艰苦，突然获得难以穷尽的趣味，徘徊而注目观赏。孤独的魂魄恍惚惊骇，眼睛因此眩转；而悲伤、忧虑、感慨，也终于顷刻间消散。唉！升师在这里，难道不能说是有力量的人吗？即便如此，我还有话要说。如今那倏忽之间自行生成、在幽冥中默默运行，而没有人能看见它终极的变化，这就是变化本身。作为龙，使各种变化无处不自行运行，所以一行动便显得神妙。这样看来，龙正是用来寄托变化的。处在幽暗中却不昏昧，行于光明中却不显露章法，并非只是同万物一起劳碌、守着自己的形体；那么还有哪一种水不能居住呢？这样看来，这条溪正是用来寄托龙的。假如龙不能从潜藏中出而兴利，溪不能容纳龙来显示灵异，那么即使水势汹涌、形态万千、昂首高卧，我也一定会把龙看成小水泽中的鲵鱼，把溪看成酒杯中的水洼；那还要这座亭子做什么？于是因为升师请求我写文来记述它，我替他登临其上，于是写下这篇文字。《蟠斋记》【刘云龙】

译安成刘公济在闲暇之日，召集乡里的亲友和旧交，一同在他居所西边设酒宴请我。酒过几巡，他回头对我说：‘这就是我平日对人所说的蟠斋，请把这件事托付给您。况且斋前的土地贫瘠不肥沃，隆起、低洼、高处、低地相互错杂；水积聚而不流动，污浊混浊之物聚集其中。外面铺着杂土，古道从下面穿过；怒蛙和盘旋的鸱鸟交替鸣叫喧闹；不成材的栋梁之木、折毁的竹丛，以及幽僻的野花、野生藤蔓、柔软披散的藤条，互相交错披覆，不知道四时的流转变化。这就是蟠曲之地。看我的房屋，木椽和柱子几乎弯曲，像将要支撑不住；看它的角落和四面屋檐，几乎要倾颓败坏，仿佛无处落脚。但我不认为它简陋。小小的窗孔和墙壁缝隙，恰好能够遮蔽风雨、隔绝尘嚣；其中藏书数千卷，足以随时探究讨论；有空便弹琴下棋，足以娱悦耳目心志。这就是蟠曲之居。年轻时，我知道怎样从事学问，也知道怎样在世上做事；每天写下数千百字，落笔立即完成。后来时光渐晚、日影渐短，道路变长而脚步艰难，志向有余而力量不足，接连参加礼部考试，总是被斥退而未能遇合。人生只求安定和快乐罢了，谁又知道其他事情呢？这就是我之所以蟠曲不伸的原因。然而世上的人，正登临高台，俯临广阔园囿，眺望清澈水波的浩渺，采摘茂盛花木的芳香，以此夸耀游览观赏；我却用低洼污秽狭窄简陋的地方来交换它。飞檐重檐、华丽门阙、青色锁钥、价值百金的壮丽建筑，以至于涂漆雕刻、藻饰彩绘、鲜明辉煌、耸立如幻化之物的房屋，不知有多少处；我却用仅能容足的地方来交换它们。那些得志之士，享受肥美食物，佩绶带、穿青朱之服，没有什么不合心意；我却用半居之中无事可做的空闲来交换它们。这三种东西，我全都拿来交换，仿佛不再等待世人的安排，这称作蟠曲，实在合宜。于是我回答说：‘古人谁不想通达？通达最终不能得到，于是深居远离，无论在东门还是南田，瓜田芋畦，几步便可到达；住宅靠近城郭，田地就在城外；家中有乳鸡肥豚，来度过一年；早晚拄杖出游，任凭儿童互相嬉戏。这是不得志而退去，以及想进取却无从进取的人所做的事。如今您的年纪还轻、志气浑厚，根本没有这些事情，那么就应当同那些追念三径即将荒芜、退而思念倦鸟知道归巢的人不同。’ 为什么终日劳碌，却要靠这块土地来居处呢？’说完之后又说：‘我明白了。世上本来就有起初迟钝而最终能够自利的人，也有开始闭塞而终究必然通达的人。若事物没有蟠曲，谁还会自我奋发呢？如今英明的天子在上，贤士大夫都认为没有比此时更好的时机，正可以实现志向，又何必担心不努力呢？我将要看见您运数与志向相合，像雷声震动蛰伏之物、照破幽暗一样；您的声名将在将来远播并且广大。这样看来，建造这座斋，大概只是有所激发罢了。即使是您，也不可能永远留在这里。所以我替这篇记补足它的议论，使人知道您把它命名为“蟠”的寄寓，就是如此。’ 《杏坞书院记》【曾撙斋】据《韵释》说：“坞，是壁，是垒，是小屏障，是低矮的城；院，是周围有围墙的地方。”我的姻亲邓宗儒家西边有一座小丘，居中突起而四面可望，像墙，像堡垒，像屏障，像城，所以以“坞”命名这座丘。丘本来不平，就随着原有的田间小路和高低土埂，在上面种植杏树，所以以“杏”命名坞。坞本来不宽广，就随着原有的围墙和房舍，在其中栽植杏树，因此以“杏坞”命名书院。书院，就是没有书不收藏；收藏是为了阅读，阅读是为了讲论，讲论是为了明白。父兄同子弟讲明，老师同子弟讲明，朋友同志同道相互讲明。宗儒有一位叔父，字经邦，在世业上是儒者，在人品上是博雅君子，在礼部名籍上是贡士，对于后学是乡先生，他一定能够取出所收藏的书，为宗儒和他的儿子讲明其中道理。然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彼此融会，口耳之间自然通达，即使没有老师和朋友也可以。万一宗儒还不足，就需要请人作为朋友、作为子弟的老师，取所讲明的内容加以推广；难道可以用自己的浅陋作为解释吗？庐山的杏林，是董奉用来寄托道教的；于阗的杏城，是毗卢仙用来寄托佛教的；鲁国的杏坛，是孔子用来寄托儒教的。杏林、杏城出现在杏坛之后，那两个教派所寄托的地方，大概是仿效杏坛的意义来借重自己；难道我们的儒教反而要借杏坛来抬高自己吗？孔子游历到那里，恰好停留，弦歌鼓琴，于是成为旧例；并不是有意在坞中设置杏树。书院是为读书而设，看起来却像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推究其中的原因，不过是杏花最初的花蕾罢了。士人读书，先有花蕾而后有花；士人学习文章，花盛开后才结果；士人修养行为、增进德行，结果之后才成熟；士人听闻道理，成熟之后才复归本命；士人与道合一，称为反求于己。读书叫作花蕾，学文叫作花朵，修行进德叫作果实，闻道叫作成熟，与道同在叫作复归本命。这个道理，宗儒和他的儿子在书院建成以后，从师友之间得到，回去再加以求索，所得大概很多了。即便如此，书院仍如古代家塾，我们只是乡里的师友。宗儒和他的儿子不要因为所得已经很多，就应当再到乡校、泮宫、辟雍，参访天下的老师和朋友，然后回来继续求索，所得会更加丰富；希望你们回来后也能启发我们这些乡里人。《归洁堂记》【撙斋】我的朋友黎夏卿住在市井之中，习惯了市场的喧声，眼睛和耳朵都在喧闹中争斗，已经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于是他厌倦了这种情形，开始省察使耳目合一的方法。这件事只有不动心才行，一动心，彼此都会受到扰乱。耳朵有所听闻，眼睛就会跟随；若让子弟读书不停止，就会有所损害，也不便利。于是选择远离尘嚣的地方，在不东不北、不远不近、不村不郭之间找到一处湖泊。庆元戊午年，在湖上建堂；面向湖水，几案同湖水一起得到修养；背靠屏障，坐在那里同屏障一起得到游观；旁边设置卧榻，睡在那里同卧榻一起得到修养。第二年吟咏《考槃》《伐木》，呼唤朋友和诸位子弟，在堂中修习、游览、休息。荷叶猎猎自行翻动，仿佛手不停地翻阅百家之书；水声潺潺自行喧响，仿佛弦歌诵读之声；鱼儿悠然自得地嬉游，仿佛在圣人境界中涵泳。万物的形态由此显现，学习的机缘由此触发，子弟在这里不断进步，夏卿也从中深有所得。修习时从湖水得到启发，看见它参照万物而存在；游览时从屏障得到启发，忽然觉得它在身后；休息时从卧榻得到启发，左右都能遇到本源。又过了一年，我带着公文路过夏卿那里，叩问他所得，趁他进入堂中，邀请他回来，发挥这座堂的趣味，截取《孟子》中的章句作为题目，带回到水声之中。

译自己得到水的本性，这叫作道；得到道而委身于水的本性，这叫作天；得到天而委身于水的本性，这才叫作水。士人洁净身体、沐浴德性，圣人洗涤内心，取义于水，只在于它的清洁。充实士人的清洁，就成为圣人；充实圣人的清洁，就成为天。圣人的行为，远近、出仕退处虽然不同，最终都归于清洁。夏卿是求学之士，如果更以圣人的境界充实自己，那么学业就完成了；学业完成，便已经广大了。即使细小的事物，也未必不屑于处理。然而，学习君王之学，学成之后就要报答君王的恩德。恩德深重，个人就轻微；未必不能出仕。以后出仕以应对君王，关键在于不能顺从好事者的安排；是否会像烹煮牛肉来取悦君王，我还不知道。君王若患痈疽，侍人是否会像瘠环那样服侍，我也不知道。我同夏卿是长久相交的朋友，知道他不是合乎义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会拿给别人。对于不合义的东西不送人，按照窥伺之意，他也不会取用。对于不合义的东西不取用，按照窥伺之意，他就能安处。宁可不出仕，也不屑用不义来求得出仕；宁可不得志，也不屑用不义来取得权位。出仕和退处虽然不同，最终都归于清洁。这就是我对夏卿的期望。夏卿如果确实能够像我所期望的那样，率领子弟、父子、兄弟，使浩然之气同水一样有德，使广泛救济同水一样有功，使急流勇退同水一样合乎道，难道不是很正确吗？” 否则，水啊，水啊，夏卿究竟从水中取法什么呢？《桂芳堂记》【杨东山】西昌王彦远建了一座堂，在庭院中种了两株木犀，把堂题名为“桂芳”，大概取自六一先生以种桂比拟芳洁操守的诗句，于是来请求我作记。我说：‘桂树的称誉古已有之；它清辉中的芬芳，可以同兰相比；小山幽静中的桂树，可以同松并列；它仰承天空的高远，精神可以同月相比。桂树并非自古就有这样的名声，大概是从灵均以来才开始的。所谓开始，是什么？不过是《离骚》而已。《离骚》是什么？不过是文章而已。后来，布衣韦带的士人凭借文章，希望获得名声，陈述才学、接受明察考试，于是按照功业取象命名。到了唐代进士科，便把科举考试中取胜称作“折桂”。桂树最初的名号，难道真是这样形成的吗？即便如此，进士科目同桂树相似吗？月中真的有桂树吗？月中的桂树真的可以折取吗？士人不过是取得天子的科名罢了，却说折取月中的桂树；如果这样珍视它，那么如果没有天子的科目，天上月中的桂树还会存在吗？大概只是把它神化罢了；用神化来劝勉士人，否则天子的科目，谁会看重它呢？不看重它，就不仰慕；不仰慕，就不学习；看重它才会仰慕，仰慕才会学习，学习才会成功。到了这一步，然后才知道桂树的功劳吗？桂树的功劳，不过是桂树的末节。为什么不返回根本，考察日月运行的轨道究竟如何？桂树的根凭什么附着？桂树的干怎样挺立？桂树的枝叶凭什么伸展？桂树的花和果实怎样繁荣，又怎样凋谢？怎样才能折取它？怎样才能接近它？我将要有所询问：根本在哪里？在人。人在哪里？在学习。有了这样的学习，才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才有桂树；有桂树，才有芳香。或者曾经观察过它的芳香吗？树木像白玉，是因为材质美善；花朵像金粟，是因为花的精英；叶子追似碧玉，是因为智慧的巧妙；香气充满清空，是因为圣人的清洁。称它为美善，称它为精英，称它为巧妙，称它为清洁，士人难道不应当反省自身而做到这些吗？既然种下桂树，就一定要攀援它；既然用手触摸它，就一定要亲身践行它。所以说，君子以桂树来比拟操守。这样看来，唐人所谓“折桂”的名声，不过是枝末罢了，为什么不返回根本呢？彦远有两个儿子，长子名登，字君庸，以文章著称，是士人弟子中的成员；次子名发，字若正，两人都努力学习，操守卓异，声名显著。根本不就在这里吗？不就在这里吗！我由此知道，庭中两株桂树，正是人的祥瑞。《介然堂记》【东山】可以和别人相同吗？如果随同别人而不加辨别，就会随波逐流；可以和别人不同吗？如果因为与别人不同而自觉忧惧，就会彼此离异。譬如水，向东决开就向东流，向西决开就向西流，只在于决水者怎样作为，水本身并没有选择。这不是随从吗？水可以这样，人却不可以。和乡人站在一起，看见他的帽子戴得不正，便远远离开他，好像将被玷污似的。他帽子戴得不正，与我有什么关系？又怎么会玷污我？远远离开他，是不等到他亲近自己。像这样，自称天下微小而与人相处的，难道不是离异吗？说法可以这样，实际却不可以。随从别人而不离异，过失在于夸张；离异别人而不随从，过失在于孤立。不随从也不离异，不夸张也不孤立，谁能做到呢？我的亲友曾君名彊立，字立夫，就是这样的人。怎么知道呢？立夫从未因为西风扬尘遮蔽而不去观赏，仍然观看南山的云；从未因为天上飞翔的鸢鸟难以射取而不去观赏，仍然骑乘飞仙的鸾鸟。云虽然不肯同我相亲，我将强行去观看，所以云停留而尘土离去；鸾鸟虽然不来迎接我，我将强行骑上它，所以鸾鸟飞翔而鸢鸟隐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大概是有道理的：涵养咀嚼古今学问，不满足也不停息；长久积累伟大的德行功业，不自满也不停止。洙水、泗水的流泽，我汲取它的清纯；杏坛的芬芳，我采摘它的精华。天地是我的老师，圣贤哲人是我的朋友。孟子说：“富贵不能使他淫乱，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就叫大丈夫。”这不就是我所说的立夫吗？立夫用“介然”给他的堂命名，他的伯父无疑为他题写匾额，来命我为此作记。我说：“‘介然’，怎么能用来命名立夫呢？”他说：“后山先生听说徐仲车的风范而喜爱他，于是托他的门人江季恭寄信。季恭替仲车说：‘我的朋友陈无已，亲近贤者、喜爱善行，品格耿介，不与流俗为伍，希望向您执事者结交。’彊立在后山先生门下，因此仰慕旧交；以‘介然’命名，正是取这个意思。”我说：“亲近贤者、喜爱善行，品格不与流俗为伍，我并不知道，你还是去问后山先生吧。”后山先生不知道，你还是去问季恭吧。季恭只是把这话告诉仲车，后山先生却把它放在心里，立夫则以自己的心体会后山先生的心。至于这些罢了，其次的事情就不知道了。究竟是后山成为立夫，还是立夫成为后山呢？我想行仁，仁就到来了。我正是从立夫身上看到了这一点。立夫不与流俗为伍，这就是他的根本。他的学问和文章，都卓然特立，在乡里受到称誉。他常常凭借研究《周官》这部经书的学业，与师友相互抗衡。我知道，他立身扬名、以耿介立于天下，是一定的。这些是他的末节。本末都纯粹完美，我正是从立夫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古文集成》卷九。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十，宋王霆震撰，前乙集之四。

译记。《谏院题名记》【司马光】。迂斋批语【开头到结尾二百来字，却包罗无遗，懂得治国的体要，明白官员的职责，笔力如此高洁简练，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其人。】古代没有专设谏官，从公卿大夫直到工匠商人，没有不能进谏的人【这句话关系重大】。汉朝兴起以后，才开始设置谏官。天下的政事、四海百姓的众多事务，以及得失利弊，都集中到一个官职上，让他来进言，这个职位所承担的责任也很重了。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应当记住重大的事情，舍弃琐细之事；先处理紧急的事情，后处理缓慢的事情；专心谋求国家利益，不替自身谋划。那些急切追求声名的人，和急切追求财利的人一样【这一转折尤其奇妙，非温公不能如此】；两者之间相差得有多远呢？天禧初年，真宗下诏设置六名谏官，责成他们履行职务。庆历年间，钱君开始把他们的姓名写在牌上，司马光担心时间久了会模糊消失。嘉祐八年，又把姓名刻在石碑上。后世的人将逐一指着他们的名字评论说：‘某人忠诚，某人奸诈，某人正直，某人邪曲。’唉，难道能不害怕吗【结尾三四句凛然如秋霜烈日】！《待漏院记》【王元之】。迂斋批语【句句都显出待漏的意思。当时五代遗留下来的风气还没有完全革除，未免稍有徘徊；但文辞严厉、气势正大，可以想见作者其人，也自有体裁。】天道不说话，而万物各得其宜、年成获得成功，这是什么缘故？四时的主宰、五行的辅佐，宣发了天的气息。圣人不说话，而百姓亲睦、万国安宁，这是什么缘故？三公讨论治道，六卿分掌职务，推广了圣人的教化。由此可知，君主在上安逸，臣子在下劳苦，这是效法天道。古代善于辅佐天下的人，从皋陶、杜预到房玄龄、魏征，可以数得出来。他们不只是具有德行，也都致力于勤勉罢了【略微显出待漏之意】。何况早起晚睡来侍奉一个君主，卿大夫尚且如此，何况宰相呢？朝廷从建国初年沿袭旧制，在丹凤门右边设置宰臣待漏院，用来表示勤于政务。每当北阙将近天明、东方尚未明亮时，宰相便开始出行，火炬辉煌如城。宰相到了，鸾铃声清脆。金门还没有开启，玉漏仍在滴水；他收起车盖、下车，就在这里休息。等待漏尽之际，宰相难道会没有思考吗？也许百姓还没有安定，就会想用什么办法使他们安泰；四方夷族还没有归附，就会想用什么办法使他们来归；战争还没有停止，用什么办法使它平息？田地荒芜很多，用什么办法开垦？贤人在野，我将推荐他们；奸佞在朝，我将斥退他们。六气不调，灾害接连而来，愿意辞去职位以禳除灾祸；五刑还没有停用，欺诈日益滋生，请求修养德行以治理它们。忧心忡忡，等到天亮才入朝。九门已经开启，四方的声音都很近。宰相进言，君主采纳，于是皇帝的德化清明和平，百姓因此富足安康。这样看来，总领百官、享受万钱俸禄，并不是侥幸，而是应该得到的。也许个人的仇恨还没有报，就会想用什么办法驱逐仇人；过去的恩惠还没有报答，就会想用什么办法使施恩者荣耀；子女美色和玉帛，怎样才能弄到？车马器玩，怎样才能取得？奸人依附权势，我将提升他们；正直之士直言抗争，我将贬黜他们。春夏秋三时都报告灾情，皇帝面有忧色，就编造巧言来取悦他；群吏玩弄法律，君主听到怨言，就进献谄媚的容色来讨好他。私心放纵不止，坐着假装睡觉。九门已经开启，君主的双瞳屡屡回转。宰相进言，君主被迷惑，于是政权就要毁坏了吗？帝位也因此危险了。这样看来，死在狱中、被流放到远方，并不是不幸，也是应该的。由此可知，一个国家的政务、万民的性命，都悬系于宰相，能不谨慎吗？还有一种人，没有毁谤，也没有声誉，随众进退【这一转尤其切中要害】，窃据职位而苟且领取俸禄，充当名额而保全自身，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大理寺的小吏王禹偁写下这篇文章，请把它题写在待漏院的墙上，用来规诫执政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岳阳楼记》【范仲淹】。迂斋批语【开头和结尾的布局，以及中间描写景物的精妙，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然而最妙之处在最后用一个转折语来遣开前文，这才知道老人家的胸襟器量，实在和岳阳、洞庭一样广大。】《后山诗话》说【文正公写《岳阳楼记》时用对偶句来叙述时事，世人认为奇特。尹师鲁读后说：‘不过是传奇体罢了。’】

译《传奇》，是唐代裴氏所著的小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被贬为巴陵郡太守。到了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各种荒废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规模，把唐代贤人和当代人的诗赋刻在楼上，嘱托我写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我看那巴陵的胜景，全在洞庭湖一带。它连接着远山，吞吐着长江，水势浩大，横向无边无际；早晨阳光明媚，傍晚阴云笼罩，景象变化万千。这就是岳阳楼的宏伟景观，前人的记述已经很详尽了。然而，既然这里向北通到巫峡，向南直到潇湘，被贬的官员和失意的诗人多在这里聚会，那么他们观赏景物时的心情，难道会没有不同吗？像那连绵的淫雨纷纷而下，连续几个月不放晴，阴冷的风怒吼，浑浊的浪冲向天空；太阳和星星隐藏了光辉，山岳隐没了形体，商人和旅客无法通行，桅杆倒下，船桨折断；傍晚天色昏暗，虎在长啸，猿在悲啼。登上这座楼【这里立了两根柱子】，便会产生离开国都、怀念故乡，担心谗言、害怕讥讽的心情，满眼萧条冷落，感慨到了极点而悲伤。至于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湖面风平浪静，天色湖光上下相接，一片碧色广阔无边；沙洲上的鸥鸟时而飞翔、时而聚集，色彩斑斓的鱼儿游来游去，岸边的香草和小洲上的兰花郁郁青青。有时大片烟雾完全消散，皎洁的月光照耀千里，浮动的月光像跳跃的金子，静静的月影沉在水底，渔歌彼此应答，这种快乐哪有尽头！登上这座楼【这里也是一根柱子】，便会感到心胸开阔、精神愉快，荣辱全都忘却，迎着清风举杯饮酒，显出洋洋得意的喜悦【楼的景色变化万端，而人的感受不过这两种；后一种人胜过前一种人，但归根到底，只是知道有自己罢了】。唉！我曾经探求古代仁人的心，或许不同于上面两种人的原因是什么呢【承上启下】？不因外物的好坏而喜，也不因自身的得失而悲【人的感受虽不过上面两种，而仁人的心无论出处只有一种，忧乐不在自己而在外物，所以始终如一】。处在朝廷高位就忧虑百姓，处在江湖僻远之地就忧虑君主；这样，在朝廷做官也忧虑，退居江湖也忧虑。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快乐呢？他一定会说：“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吧【这就是孔子的道理】。唉，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同谁一道呢【结尾有力】？《小竹楼记》【王元之】。东莱说【曾听黄山谷说：有人传说王荆公称《竹楼记》胜过《欧阳公醉翁亭记》。也有人说这不是荆公的话。我认为即使荆公说过这话，也没有错。荆公评论文章，常常先看体制，然后才看文辞的工拙。他曾看苏子瞻的《醉白堂记》，戏说道：‘文辞虽然极其工巧，然而写的不是醉白堂，而是韩愈、白居易优劣的议论。’由此考察，认为《竹楼记》优而《醉翁亭记》劣，确实应当是荆公的话。】黄冈一带竹子很多，大的像椽子。竹工把竹子劈开，挖去竹节，用来代替陶瓦，家家如此。因为竹瓦价格便宜，施工也省事。我在城西北角，城墙上的雉堞倒塌毁坏，荆棘丛生，荒芜污秽，于是修建了两间小楼，与月波楼相通；远处可吞纳山色，平视可汲取江边景物，幽静辽阔，无法一一描绘。夏天适宜听急雨，像有瀑布的声音；冬天适宜听密雪，像有碎玉的声音。适宜弹琴，琴声空灵畅达；适宜吟诗，诗韵清越绝妙；适宜下围棋，棋子落下发出丁丁的声音；适宜投壶，箭矢发出铮铮的声音，这些都是竹楼所助成的。公事办完的闲暇，我披着鹤氅衣【一本没有“衣”字】，戴着华阳巾，手执一卷《周易》，焚香默坐，消遣世俗的忧虑。江山之外，只看见风吹沙滩上的鸟、烟云和竹树罢了。等到酒意醒来，茶烟消歇，送走夕阳，迎来明月，也算是谪居生活中的胜景了。那齐云楼、落星楼，高固然高；井干楼、丽谯楼，华丽固然华丽，但不过是用来蓄养歌妓、收藏歌舞，不是骚人所应做的事，我不取它们。我听竹工说，竹子做的瓦只能使用十年，如果重新覆盖，就能使用二十年。唉！我在至道乙未年由翰林院出任滁州知州，丙申年调任广陵，丁酉年又进入西掖，戊戌年除夕接到任命前往齐安，己亥年闰三月到达郡治。四年之间，奔波忙碌，没有片刻闲暇，不知道明年又会在哪里？难道还会害怕竹楼容易朽坏吗？后世有与我志趣相同的人，接续修缮它，希望这座楼能够长久不朽。《昼锦堂记》【欧阳公】。张子韶说【我听陈伯脩说：欧阳公的《昼锦堂记》，无论贤者还是愚人都知道它的美妙；至于《喜雨亭记》，如果不是有鉴赏力的人，就不容易看出它的好处。】唐子西《语录》说【凡是写文章，上句分量重、下句分量轻，就可能被上句压倒。《昼锦堂记》中说：‘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以后回到故乡。’下面又说：‘这是人情所共同荣耀的，也是古今所共同的。’若没有这两句，就不能承接上句，这就是作文的方法。】迂斋批语【文章曲折委婉，善于描摹。】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以后回到故乡，这是人情所共同荣耀的，也是古今所共同的。士人正当穷困时，困窘地处在乡里【穷困】，普通人和小孩子都可以轻易地欺侮他。像苏秦曾因不敬嫂嫂而受责，朱买臣曾被妻子抛弃【举出亲近的例子，疏远的情况也就可知】；一旦乘坐高车、驾着四匹马【显达】，前面有旗帜旌幡引路，后面有骑兵簇拥，道路两旁的人肩挨着肩、脚接着脚，仰望叹息。那些所谓的平庸男子、愚妇人，奔跑躲避，惊慌惭愧，低头俯伏，在车尘马足之间悔恨自己从前的罪过。这是一个普通士人一时得志时的情形，意气的盛大，古人把它比作穿锦衣回乡的荣耀。只有大丞相魏国公不是这样【前面的意思本来浅陋，得到这一句便转开了】。公是宰相之才【先点出这一句】，世代有美德，是当时著名的卿相。公年轻时就已考中高等，登上显要官位，天下士人听闻他的声望、仰望他的余泽，也已经多年了。所谓位居将相而享富贵，都是公平素应有的【回护】；并不是像困窘之人那样，侥幸在一时得志，出乎普通男女的意料，以此惊骇炫耀他们。然而，高大的牙旗和仪仗不足以成为公的荣耀，桓圭和衮冕不足以成为公的尊贵；只有德泽施于百姓、功业施于国家，刻在金石上，传播在声诗中，光耀后世、流传无穷，才是公真正的荣耀。

译这就是公的志向，也是士人对公的期望，难道只是为了在一时夸耀、在一乡荣耀吗？公在至和年间，曾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相州，于是在后园建造昼锦堂，后来又把诗刻在石上，留给相州人。他诗中说，以报复恩仇、夸耀名誉为可鄙，显然不是把古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荣耀，而是把它作为警戒【丞相的见识竟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公把富贵看作什么样的东西，他的志向哪里容易估量呢？所以他能出入将相之位，勤劳地为王室效力，无论平安还是险阻都保持同样的节操；到了面对重大事务、裁决重大议论时，垂下衣带，端正手板，不动声色，却能使天下安稳如泰山【语势壮盛】，可以说是国家的栋梁之臣了。他丰厚的功勋和盛大的功业，足以铭刻在彝器鼎钟、传播于弦歌之中的，是国家的光荣，不是乡里的荣耀【占定地位】。我虽然没有机会登上公的堂屋，幸好曾私下诵读公的诗，乐于看到公的志向实现，也高兴替天下人传述它。因此写下这篇文章。《有美堂记》【欧阳公】。迂斋批语【借用外地郡邑的景物，曲折地作譬喻比较来描写，使钱塘的美自然显现出来，这是另一种格调。】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任杭州太守。临行时，天子用诗来宠赐他。于是他开始建造有美堂，大概是取御赐诗篇的首章来命名，用来作为杭州人的荣耀。然而梅公非常喜爱这座堂，即使离开杭州也不能忘记。今年他从金陵派人奔赴京师，命我为它作记；他的请求达到了六七次，仍不厌倦。我于是替他说：举天下最美的景物以及与之同享乐趣，却不能兼得的情况很多。所以要领略山水登临的美景，必定要到宽阔闲静的原野、寂寥偏远的乡村才行；要观览人物繁盛、夸耀都市雄伟富庶的景象，必定要占据四通八达的要冲、舟车汇集的地方才够。前者把心神放在尘世之外，后者在繁华中获得快乐，二者各有适意之处，但这种快乐不能兼得。像罗浮山、天台山、衡山、庐山、洞庭湖的广阔，三峡的险峻，号称东南奇特伟丽、秀美绝伦的地方，却都在偏僻州县和狭小鄙陋的地域【宽闲寂寞之地没有繁盛雄富的景观】；这是隐居之士、穷困忧愁或被贬逐之臣所喜爱的地方。至于四方汇聚、百货交流、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成为大都会，同时又能兼有山川美景、用来助成富贵之乐的，只有金陵和钱塘【扬】。但这两个地方都曾在乱世中僭越窃据【抑】。到圣宋接受天命后，天下统一【同时说金陵、钱塘】；金陵后来归服而被诛讨，如今它的江山虽仍在，但残垣废址、荒烟野草，经过而观览的人没有不徘徊悲伤的。唯独钱塘【得到金陵的一面，以此一并描写，钱塘之美就更加显得精神】自五代时便知道尊奉中原，效法臣服顺从；等到灭亡时，叩头请命，不劳烦动用兵戈。如今这里的百姓幸而富足完整、安定快乐，而且民俗习惯于工巧，城邑房屋华丽【繁盛而富庶】，大约有十多万家；湖山环绕，左右映带；闽地商人和海上商贾，乘着随风破浪的船只，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幽深的水面之间【山水之美】，可以说十分繁盛了。治理这个地方的人，又都是朝廷的公卿大臣，如同天子的侍从；还有四方游士作为他们的宾客【与‘穷愁放逐’一句相照应】，所以喜爱占据形胜之地，修建亭台楼榭，彼此尽情享受游览的快乐。然而他们所取用的景物，得到这一方面，必然舍弃另一方面。唯独所谓有美堂【收束】，山水登临的美、人物聚居的繁盛，一眼望去全都能够得到。钱塘兼有天下的美，而这座堂又把钱塘的美全都收纳了【结尾】；梅公喜爱它而难以忘怀，是理所当然的。梅公清廉谨慎、喜好学习，是君子。观察他的爱好，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画舫斋记》【欧阳公】。迂斋批语【文章曲折婉转，表现出脱离险境却不忘险境的意思；又说到从前的危险，也是做官之人自己招致的。】我到滑州三个月后，就利用官署东边的一间屋子，整治成宴饮休息的居所，命名为画舫斋。它宽一室，深七室，各室用门相通。凡是进入我的屋子，就像进入船中。温暖的内室深处，便在屋顶开孔来采光；空旷房间的门道通达处，则在两旁设置栏杆，作为坐立时的依靠。凡是在我的斋中休息的人，也像在船中休息一样。山石高耸险峻，种植排列在两檐之外的美花佳木，又像泛舟中流；左边的山、右边的树林相互映衬，都很可爱，所以就用船来命名。《周易》的卦象说到面临险难，必定说要渡河。船这种东西，是用来渡过险难的，并不是用来安居的。如今我在官署中建斋，作为自己宴饮安居的地方，反而用船来命名，难道不是相违背吗？何况我又曾因获罪被贬，奔走于江湖之间，从汴水经过淮河，浮行于长江，到了巴峡，又转入汉水、沔水，计算水路有几万多里。我的困厄不幸，最终又遭遇风浪的恐惧，常常呼号神明以求保全片刻性命，这种情形有过多次。在恐惧之时，回头看前后船只，其中的人不是商人，就是做官的人【把做官和经商相提并论】；于是我暗自叹息，认为如果不是贪图利益，或是出于不得已，谁肯来到这种地方呢？幸赖上天的恩惠，使我保全性命，如今得以除去过去的罪责，列身朝廷官员之中，来到这个州任职，吃着官府的粮食，安居于官署。回想从前经过的山川、乘船的危险、蛟龙鼍鳄的出没、波涛的汹涌突然，本来应该睡觉时惊醒、梦中惊惧，怎么如今反而忘了那些险阻，还用船来命名自己的斋室，难道真是喜欢住在船上吗？但是我听说古代有人逃离尘世，远远离开江湖之上，终身不肯回来，他一定有自己的快乐【反转前文】。如果不是因为贪图险地的利益，或因获罪而不得已；假如风顺浪平，安然高卧在枕席之上，一天航行千里，那么乘船出行难道不快乐吗？只是我确实没有时间去做，而画舫又是宴饮游乐的船。姑且用它来命名我的斋室，有什么不合适呢？我的朋友蔡君谟擅长大字书法，字体很奇伟，我将请求他写大字题在楹柱上；又怕他怀疑我命名斋室的缘故，所以把这些都告诉他，并将文章放在墙上。《兰堂记》【罗畸】。

译元祐四年，我出仕，在滁州任司法。第五年暮春，在官署东南建了一座堂。堂前种了几十株兰花。微风吹来，香气飘入庭院和栏槛之间，浓郁芬芳。我正在堂上休息，欣喜地笑着说：“美啊，兰花！可以用它来命名我的堂了。”兰这种植物，幽静而芳香。曾读《楚辞》，常常笑屈原喜欢用兰花来比喻自己。屈原幽深的操守、峻烈的节节，洁净地自我防守于腐败污浊的世俗之中，不受世俗污染，这确实无愧于兰花。然而他不知道，兰花所居之处，如果不是偏僻险绝的高崖，就是幽暗荒凉的深谷；繁杂的竹子和恶草一同遮蔽它，使它甚至不能和黄茅白苇一道生长而被世所用，憔悴困窘、受辱到了极点，而兰花仍然自如。屈原一旦在楚国不得志，便自伤生命，成为泽畔忧愁吟咏的羁客；死后又成为江上漂泊的游魂。他难道不知道所谓无人欣赏也能自行芬芳的道理吗？唉！兰花的德性淡泊，不因荣辱而改变，多么像有道的君子啊！所以对于兰花，我把它看作贤友，不敢随意玩弄它。把它栽在高台上，用修长的栏杆保护它，是为了防止它处于卑污之地、养成它的洁净。奇花异卉不让它们进入我的庭院，是担心繁多的花朵、绚丽的色彩损伤兰花的本质。又种了几丛可爱的菊花，交错高低、间隔排列，担心兰花过于孤单，容易被风雨摧折，所以用气性稍相同的菊花来帮助它。只是我为世俗所困已经很久，又很晚才听闻道理；世俗的念头一来，往往对着自己的影子自我嘲笑，在轩窗楹柱之间徘徊闲吟，恰好与兰花相遇。低头看它，抬头思考，心中便释然，又为自己感到惭愧。唉！从今以后，早晨在这里承受兰花的香气，傍晚在这里采摘兰花的花朵；带着书来阅读，引酒与它对饮，希望长久和它相处而共同受到感化。《二友堂记》【澹庵】。皇上正虚席以待高士，把左史、福唐人李公弥逊从钓鱼筑台的隐居生活中起用，将要重用他。恰逢南方报告饥荒，庐陵尤其严重，皇帝下诏让公出任太守，以养育百姓、解除困顿。公到任以后，清理污垢、解决疾苦，百姓得以苏醒。郡署规模很大，公便在官署旁边寻找可以慰藉疲惫烦闷的地方，找到两株古松，枝叶茂盛，相对而生，于是在树下用竹子建轩，题名为“二友”，并让松竹成为自己的主人，命郡人胡某作记。我说：“公在山林中生活了十五年，穷险的山崖、怪异的岩石，都是猿猴的家、鱼龙的宫。对于林泉山水已经听得够多、看得够厌的人，难道还会少见这两种东西吗？这里大概另有道理。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媚态，这种人很少有仁德。’能够治理百姓、惠及鳏寡的人，必定是刚毅不屈的士人。然而刚强如果不能避免失之于暴虐，就会被欲望夺去，所以说：‘人若有欲望，怎能刚强？’《尚书》又说：‘刚强而不暴虐。’大概不暴虐、不贪欲，才可以说是刚强。只有刚强才能实行仁政，公唯独取法于松竹，难道不是因为它们的德性完全体现在刚强上吗？公正在案牍之间日日吟诵时，看见竹子修长繁茂、盘曲交错，冷风逼人、清阴涤荡心虑，就会想到怎样大力庇护百姓，使他们洗涤污垢；看见松树孤高挺立、凌驾霜雪，显出不可侵犯的气势，就会想到怎样把利弊直陈朝廷，同当权要人争论可否而不屈服；看见松竹幽静的姿态、坚劲的质地，如鸾鸟和鸿鹄般相对挺立而不受燕雀欺凌，就会想到怎样打击奸邪、尊崇贤能，使君子有所依靠、小人有所畏惧。最终风雨调和、四时合宜，万物各得其所，威令神速施行，恩泽如河流传播，仁德遍及百姓，义气高过偃息战争的功业。这还不到一年，百姓和乐、年成丰收，难道是花言巧语、四肢软弱无力的人所能做到的吗？至于心境远离尘世、居处偏僻，环境同心意相合，万事都不能进入胸中，听松林如钟的风声，承接竹叶上的寒露，远远超出万物之外，便有濠水、濮水之间的情趣。回头看那些车服冠冕，所谓九万里高飞时，风就在大鹏翅膀下面了。即便如此，松竹固然可以作为朋友，却不能使它们屈服；公将来要成为朝廷的仪表，当然也不能屈服于松竹，使自己向西如同磨顶之人一般；如果公能够卓然特立，面对大节而不可夺志，使天下安稳如泰山，那么岂只是无愧于二友，实际上还将成为山林中蛟龙一类的朋友。《遯斋记》【澹庵】。我的同乡周召，带着他的文章来到行在，议论朝廷政治得失，号称一时的狂直之士。有一天他对我说，打算买书回乡，建造书斋来隐退，并且用“遯”来命名。人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呢？我说：《易经》中有“遯”卦，在卦象上属于大过。《春秋》没有记载它，大概因为隐退并不是圣贤愿意采取的办法，而是不得已，就像《诗经》的《考槃》：贤者不得志，退居穷困之处而作。你以一个平民身份，凭一句话而得到朝廷的采纳；如果等待礼部考试，就和卫国那些不得志的贤者不同了，而你却想隐退，这是错误的。虽然如此，这确实是错误；但众人正炙手可热地追求昏暗的仕进，只有你脱下鞋子离开尘世，去过沐猴禅的生活，也自然不坏。请让我依据《考槃》的意义，来坚定你的决心。《考槃》说贤者居住在山涧之旁，能够成就自己的快乐。诗章说“永远发誓不忘，永远发誓不过，永远发誓不告”。郑玄说，“不忘”是不忘君主的过失；“不过”是不进入君主的朝廷；“不告”是不把善道告诉君主。欧阳修说，“不忘”是不忘隐居的快乐；“不过”是独自享乐而不去别处；“不告”是不把这种快乐告诉别人。伊川先生说，“不忘”是不忘君主；“不过”是遗憾不能经过君主的朝廷；“不告”是不能把善道告诉君主。依从郑玄的说法，就会流于一路吟咏、沿途哭泣、郁愤而独自发怒的人；依从欧阳修的说法，就会流于如枯木死灰一般，一去不返的人；依从伊川先生的说法，就会流于假装隐居以求取名声，身居山岩而心在宫阙的人。这三种说法，你将要听从哪一种？你回去细细阐发、从容游观，不要流于异端，也不要排遣怨恨；如果能和我所喜爱的《易经》中“遯”卦之吉相合，那就好了。反过来，君子或许不会取。《古文集成》卷十。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十一，宋王霆震编，前乙集之五。

译记。《南京宋城县夫子庙记》【石介】。我知道天地容易毁坏，德行有一处不修养就会裂开；日月容易亏缺，一项政令不施行就会残缺；山岳容易崩坏，一种教化不明白就会崩塌；黄河、洛水容易干涸，一道命令不善就会枯竭。伟大啊，我们圣人的道，绵延贯穿亿万世而不倾覆，横向维系四方、上下而不断绝。没有比战国更混乱的，没有比杨朱、墨翟更邪异的，没有比嬴秦更毒害人的，没有比王莽、曹操、司马氏的诡诈更悖逆的；宋、齐的凶恶邪僻，虐待神灵、狡猾对待华夏；所谓“聪”“勒”之徒倡导荒诞放纵的邪说，所谓“聃”“释”之徒，直到唐代李氏接连相继，昏君暴德，无不裂坏衣冠，毁拆法则，焚烧诗书，铲除礼经和《易经》。唉！我们的圣人之道遭受摧残、攻击，也已经很多了；然而它巍然居中，终究不可毁坏，这是因为根柢坚固、枝干茂盛，源流深广、支流远大。三才、五常作为根柢，不是很坚固吗？尧、舜、禹、汤作为枝干，不是很茂盛吗？六经、九畴作为源流，不是很深广吗？孟子、荀子、扬雄、韩愈作为支流，不是流传得很远吗？所以天地有裂缝，日月有亏缺，山岳有崩塌，黄河、洛水有干涸，而我们的圣人之道没有穷尽。天地、日月、山岳、黄河、洛水都属于气；气浮动而且运动，所以会有裂、缺、倾覆、干涸。我们的圣人之道广大、中正、极其正确，是万世流行而不可改变的道，所以没有亏损。宋朝拥有天下，专门实行文治；制度礼乐全都出自儒术，我们圣人的道大为流行，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京师直到郡县，都崇敬庄严地建造庙宇来尊奉祭祀孔子。宋城县在南京属于赤县，然而夫子的祠宇还空缺，春秋两季只在县令的官署中举行释奠礼。唉，作为一个县，缺失得实在太厉害了！李大夫尧俞凭借儒学出仕，知道应当尊崇圣人，不敢亵渎怠慢，于是拆除十几处佛寺和淫祠，取其木材，在县署右边建造庙宇；栋梁屋宇雄壮，丹青彩绘华丽，屋顶高大开阔，正殿深邃幽静。夫子身穿王者衮冕，手执一尺二寸的圭，背靠斧扆，面向当宁而坐；颜渊、闵子骞等十二人排列侍立两侧，仿佛威严赫赫。庙宇建成后，让我作记。唉，奇异啊！李大夫建造这座庙有三种善行：撤除佛寺，是削弱夷狄的教法；毁掉淫祠，是革除邪恶风俗；尊奉圣师，是彰明正道。这三种善行不可不记。《兖州邹县孟子祠记》【孙复】。松斋评论说【泰山孙先生学术纯正，足以继承圣门的余响，所以他深深赞叹孟子抵御杨朱、墨翟的功劳。这篇记议论高远，笔力雄健，铺叙也很有条理。】孔子去世以后，在千百年间，驾驭邪说怪论、放纵奇异险僻行为来侵害、超越我们圣人之道的人很多，而杨朱、墨翟是其中的首领，所以他们的罪过特别严重。孔子去世以后，在千百年间，排斥邪说怪论，平息苛刻险僻的行为，辅佐我们圣人之道的人很多，而孟子是其中的第一人，所以他的功劳特别巨大【同时议论杨墨和孟子，语言巧妙】。从前杨朱、墨翟距离孔子去世还不到一百年，却把无君无父的教义推行天下，天下人迷惑而归附他们。唉！君为君、臣为臣，父为父、子为子，是国家的大经，是人伦的根本，一刻也不能丢弃；而他们全都不要这些，这不是把天下百姓赶进陷阱深坑吗？还有什么祸患比这更严重？如果不是孟子，没有人能够挽救它。所以孟子慨然奋起，大力陈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法则，驱逐杨墨，断绝其后患，把天下百姓从陷溺中救出，使他们重新置身于中原【阐明孟子的功劳】。于是我们圣人的道明亮地显现，再也不坠落。扬子云说过：‘古代杨朱、墨翟堵塞道路，孟子用言辞排斥他们，天下顿时开阔明朗。’韩退之说过：‘孟子的功劳，我认为不在大禹之下。’ 然而扬子云叙述孟子的功劳，不如韩退之说得深刻而周全。为什么呢？洪水横流，如果没有大禹出现，天下百姓就会变成鱼鳖；杨朱、墨翟的暴行盛行，如果没有孟子出现，天下百姓就会变成禽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景祐丁丑年除夕，是拜龙图孔公出任东鲁太守的第二年。孔公是圣人的后代，把弘扬大道、兴复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对诸儒说，对圣人之门有大功的人，没有谁先于孟子。孟子竭力平定杨墨二家的祸患，却没有在后世得到血食祭祀，这正是很大的缺憾。祭祀制度说：‘能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捍卫大患的，就祭祀他。’孟子可以说是能抵御大灾、能捍卫大患的人。况且邹县过去是孟子的故里，现在又是公所治理的属县，我应当访求他的墓而为之表彰，修整他的祠堂而祭祀他，以表扬他的功烈。于是下发符令，让官吏广泛寻找，果然在县城东北三十里有一座山叫四基山，在四基山南面找到了墓基。于是命人除去荆棘杂草，开始修建堂宇，让公孙丑、万章等人配享。到了第二年春天，庙宇建成，命泰山孙复作铭记述此事。孙复是学习孔子而仰慕孟子的人。世上有践行邪说怪论、奇异险僻行为的人，我常常想继承圣道去攻击他们，何况承受孔公的命令来记述他的庙宇，又怎么敢推辞呢！唉！扬子云能够叙述孟子的功劳，却不能把它完全发挥出来；韩退之能够把它完全发挥出来，却不能为孟子建祠祭祀；只有孔公既能充分阐明孟子的功劳，又能为他建祠祭祀，这不是很美好吗？所以我直笔写下此事，年月日记【结尾有力】。《齐州闵子祠堂记》【苏辙】。郎学士说【这篇文章论述孔子的力量强大，所以历经各国聘问而求仕；颜回、闵子的力量较小，所以不敢出仕。】迂斋批语【文章彼此关锁，首尾相互照应，阐明了其中的义理。】

译历城县东面五里有一座土丘，叫作闵子的墓，有坟却没有祠庙，国家规定的祭祀也没有到达，地方百姓很不安宁，守土的官吏曾有人准备兴建祠庙，却没有成功。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濮阳人李公来到济南任太守；第二年，政事修明、事务治理妥当，地方的老年人一同来告诉他说：“本地从来有像闵子这样的人，却没有庙宇享受祭祀，难道不是很大的缺失吗？”公只是此前不知道，假如知道了，哪有不整治的道理。公说：“唉，确实不能再拖延。”于是准备工匠建造祠堂，并且让春秋两季照常修行祭祀礼。堂宇建成，备办三献礼，笾豆排列整齐，傧相各有位置；百年来废弃的祭祀，一天之内便恢复了。学士大夫在祠堂下观看礼仪，感叹流泪，有人说：“孔子生在乱世，尚且在周、齐、鲁、宋、卫之间周游，没有一个国家不去做官；他的弟子中优秀的也都在诸侯国做官：宰我在齐国做官，子贡、冉有、子游在鲁国做官，季路在卫国做官，子夏在魏国做官。弟子中出仕的人也很多。然而被称为德行高尚的四个人【从远处说到近处，一层推进一层】，只有仲弓曾做过季氏的家宰，其余三人都没有出仕。季氏曾想让闵子骞做费邑宰，闵子推辞说：‘如果再有人来召我，我一定已经在汶水北岸了。’ 况且以孔子的贤德，尚且不认为做官是污秽的事；那么这三个人不出仕，究竟为什么呢？”话还没有说完，有人应答说：“您难道没有见过要去东海的人吗【用它比喻周室的艰难】？远望东海，茫茫无边，不知道它的边际；靠近它，浩瀚无涯，不能测量它的深度；那里的船像遮天的山，船帆像浮在空中的云。只有这样，才能迎着风涛航行而不沉覆，遇到蛟龙而不畏惧。若拿江河上的船只来夸耀东海的艰险，那么走十里就会返回，行百里就会沉没，根本不足以经受万里海程的灾害。周室衰微时，礼乐崩坏，天下大乱，而有人想挽救它，就像渡海一样，甚至比渡海还难【有了这个意思，才接得出下文】。如今孔子不顾艰险而出仕，是因为他的船桨足以凭恃；那些弟子急切出仕而忘记返回，大概也只是有一只简陋的船，想试着航行【这是江湖小船】；也不过是随着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罢了。至于那三个人，希望成为孔子那样的人却做不到【脱出得很好】，他们低头看看诸子，认为他们的作为不足取，因此停下来等待时机【好句】。孔子曾说：‘世上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超过鲁国那个独居男子的；我对这三个人也这样说。’众人说：“对。”退下后便把这些话写下来，于是刻在石碑上。《严先生祠堂记》【范希文】。本传【严陵本来姓庄，为避汉明帝的名讳，改姓严。光武帝授予他谏议大夫的官职，他不接受。在富春山耕种、垂钓，如今严州桐庐县有钓台和祠堂。】迂斋批语【文字简少，措辞严整，笔力老练刚健。】严先生，是光武帝的故交。他们彼此都以道义相待。等到光武帝手握赤符、驾驭六龙，逢上圣人的时运，臣妾亿兆，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他呢？只有严先生以高尚的节操胜过他。后来星象发生变动，光武帝归于江湖，取得圣人的清明，竟把泥土一般的轩冕看得很轻，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他呢？只有光武帝以礼节屈尊礼待严先生。（这两层说法并无抑扬，却正显出严光不肯屈服，以及光武帝不把严光当臣子看待的意思。）这正合《蛊》卦上九爻所说：众人都在有所作为，唯独不事奉王侯，以自己的事业为高尚，严先生就是这样。也合《屯》卦初九爻所说：阳刚之德正要亨通，却能以尊贵身份礼下卑贱之人，所以大得民心，光武帝就是这样。（引用这两个卦象，真是天造地设。）大概严先生的心志，超出日月之上；光武帝的器度，包容天地之外。没有严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伟大；没有光武帝，严先生的高尚又哪里能够实现呢？（结语。）而且，他们还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能够立身，这对于名教实在有大功。（暗合建祠之意。）范仲淹前来治理这个州郡，（这就是建祠的缘由。）开始修建祠堂祭奠严先生，又为他的后代找出四户人家，让他们供奉祠祀之事。又作歌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严先生的风范，像高山一样高，像江水一样长。（其中含有无穷的意味。） 《钓台记》（东莱） 从东阳江顺流而下，经过新定郡五十里，便到了严陵濑。大概是东汉严先生避开尘世、不肯屈服，曾在富春山耕作垂钓，后人便因此给这道水濑命名。孙吴时把富春县析分为桐庐县，这道水濑也隶属于桐庐。顾野王《舆地志》说：桐庐县南面有严子陵捕鱼垂钓的地方，石头平坦，可以坐十个人，称为钓坛，就是今天所记的钓台。只是两座钓台相对而立，这一点顾野王没有记载，大概他也只是粗略地说说罢了。明道二年，范文正公由司谏出任此地知州，才开始为严先生修筑屋舍、建立祠堂，并为此作记。水濑旁有白云源，那里是唐代诗人方处士的故居。文正公游览钓台时，曾横渡江水访求他的遗迹，把他的画像放在祠堂左边。文正公去世后，郡人思念他，于是又在右边陪祀。年年祭祀渐渐久远，这份心意却没有继承下来。淳熙五年，侍郎萧公出任镇守此地，经过祠堂下，感慨地说：国家考察并采用唐代武德年间的旧典，以本州姓严，严先生的祠堂就是名教的首要之地，如今破败到这种地步，怎么可以呢？只是当时急于处理百姓疾苦，没有空暇顾及。过了两年，政事成就、教化普及，便用余下的钱财修缮祠堂。当时我患病不能任事，卧居在邻郡，萧公写信委托我记述修成之事，我坚决推辞不得已，便回复萧公说：当王氏篡夺国统时，凭借光武帝的远大志向和严先生的高尚气节，二人相互砥砺，这难道只是区区吟咏、考订文章的末节吗？汉代官府的威仪既已恢复，四海内外臣子的责任也都尽到了，又何必在其中奋臂而出呢？终身隐没于山林，本来就是严先生一向的崇尚。光武帝眷念他，想凭画像在天下寻访他，难道不是在朝诸臣奉行诏令、承受教命还不够，始终没有合乎皇帝心意的人吗？三次聘请严先生，他才来到；车驾当天就亲临他的馆舍，勉励他帮助治理政事，光武帝对待严先生已经不算薄了。这不只是屈尊万乘之主的身份，来使故交荣耀受宠而已。严先生虽然以巢父、许由自比，把整个世俗看得仿佛不足以玷污自己，但从他与侯霸书信中切磋规劝的意见、从言外之意来看，难道他对光武帝的殷切眷念，真的能够忘怀吗？他浩然归隐，使君主产生终身仰望而不能追及的叹息。影响到后世，宾客、朋友和年高德劭之士遂把这种风范作为家法；士人受到感召而奋发兴起，坚守节操，端正品行，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前后相接、遥相可见。他们对于国家的益处，以及那些在云台之下早晚进献谋议的人，究竟谁多谁少，还很难说。树枝一定类似根本，回声一定回应原声。假使严先生稍稍有意于傲视世俗、树立名声，那么传了一两代以后，恐怕将成为西晋那种清谈虚浮的风气了。然而东京的风俗长久以后反而更加振作，除了名节操守之外，处理政务、施展才略的能力也往往远胜后世。沿着这股流风追溯源头，那么建武年间的高尚节操，谁能非议呢？

译至于节义的弊端后来变成过分激烈，只是因为上面没有建立、施行皇极之道的君主，不能均衡调和、因时消长罢了，并不是开创这种风气的人的过错。严先生之后将近千年，文正公来到这里主持政务，祭祀典礼才开始举行；相隔百世而彼此感应，本来就不应当相遇吗？如今萧公出任长官，又大力修缮祠宇，以承续前人的事业。从今以后，沿江而上来这里的人，敲门便心胸开朗，登堂便容色肃然；清风拂过、树荫洗濯，面对寒泉吟诵‘山高水长’的诗，实在足以令人快乐。那么萧公难道只是为本州作劝善之举吗？祠堂前面是羊裘轩，东面是客星阁、招隐堂；沿江岸树立标志以指示道路，环绕山势建亭子以供休息。有的革新，有的沿用，朝向、形势和位置各有匠心，都是萧公主持完成的；因为这不属于文章主旨所在，所以不详细列举。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司户参军吴桂。《刻严陵钓台》（罗隐） 高峻挺立的，就是严子陵的钓台；寂寥而不肯归来的，就是光武帝的故交。故交的操守，可以看着青苔来说明：尊贵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卑贱没有比平民更卑贱的。群雄争斗、蛇虫蛰伏啊，风雨彼此侵凌；干戈不断啊，悠长的人生只能寄托于梦中。为什么处在富贵中仍不改变节操，处在困穷或显达中都不欺骗自己？所以能够摆脱邯郸之难，击破犀象之军，开创二百年的基业，继承三尺宝剑所奠定的根基，难道不正是那些做事有始有终的人吗？后来的世道，风俗日益偷薄，竟以辞去俸禄官位相互夸尚；早晨还是一个普通旅人，晚上便成了九品官，而亲戚骨肉之间已经有了防范和差别，何况故交呢？唉，过去的人已经无法再见，未来的人也未可期待。罢了，罢了。《抚州颜鲁公祠记》（南丰） 迂斋批语：议论端正，笔力高峻简洁而有法度，质朴而不轻佻。赠司徒、鲁郡公颜公，名真卿，事奉唐朝，官至太子太师。他与堂伯兄颜杲卿都有大节，至死不改，直到今天，即使普通男女也都知道颜公是忠烈之士。当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预料安禄山一定会反叛，便为此作了防备。安禄山起兵后，颜公与常山太守颜杲卿从后方进攻，使贼军不能直接窥伺潼关，是因为颜公和颜杲卿牵制了他的势力。（写得有力。）肃宗时，颜公多次直言规谏，宰相不高兴，便将他斥退。又被御史唐旻构陷，接连遭到斥退。李辅国把太上皇迁居西宫，颜公首先率领百官请求问候起居，又再次被斥退。代宗时，他与元载争辩是非；元载想有所蒙蔽，颜公极力辩论，又再次被斥退。（这些都应当排在后面。）杨炎、卢杞先后任宰相后，德宗更加厌恶颜公的作为，接连斥退他。（连续使用许多‘斥’字，正可看出文章的安排。）但卢杞仍不满意。李希烈防守汝州，卢杞便让颜公出使李希烈。李希烈起初因颜公的言辞而惭愧，后来终于把颜公缢死。当时颜公已经七十五岁。天宝年间，长久没有见到战争；安禄山反叛以后，天下无不震动，唯独颜公凭小小的平原郡，竟挫折了叛军锋芒；四方听说后，争相奋起，唐朝最终能够振作，是颜公首先倡导的。（写得有力。）颜公开辟土门时，同一天归附他的有七十郡，得到军队二十余万。由此看来，只要顺应民心并且真诚，天下就会跟随他。从这时直到颜公去世，接近三十年间，小人接连掌权，天下一天比一天陷入弊病，大盗相继兴起，天子动辄出外躲避。唐朝在朝的臣子，大多畏惧怯懦、观望不前；能够置身其中，只因一次触犯世俗便失去职位而不悔恨的，已经很少了。至于再三触犯世俗，失去职位仍不悔恨的人，大概从来没有。像颜公这样，起而任事又屡遭倾覆，直到七八次，（照应前面多次写‘斥’字，）最终死去也不后悔的，天下只有一个，就是颜公。（承接上文，写得有力。）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夹杂神仙、佛教的说法，（但优点和缺点不能相互遮掩，）并不全都合乎道理；至于他奋然自立，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大概是出于天性。所以，颜公能够面对死亡，并不足以由此看出他的伟大。为什么呢？等到形势穷尽、道义上不得不死时，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力做到，何况颜公本来就有坚定的自信呢？唯有他屡次触犯大奸臣，跌倒、挫折、震荡、困顿达到七八次，（又照应前文，）却始终不因生死祸福而有丝毫顾虑，（这是探究根本的议论，）不是笃信大道的人不能这样；这一点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世道的治乱各不相同，士人的出仕或退处也各有不同。像伯夷的清高、伊尹的担当、孔子的审时而行，他们各自都有合宜的道义。既然已经把自己比作古代担当天下的人，却又想回头顾盼、隐遁退避，以此向世俗求取名声，这可以吗？所以孔子厌恶鄙夫，说这种人不可以侍奉君主；而那些多次舍生以成全仁德的人，颜公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仁人吗？今天子嘉祐元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某和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某，一同仰慕颜公的忠烈，又因为颜公曾经治理过此地，于是修建堂宇来祭祀他。祠堂建成后，二位君子来到我家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颜公显赫的功业本来不会因有没有祠堂而增减。但人们对他的向往如果没有达到足够程度，不借助祠堂便无法使这种向往充分表达出来。听到他的忠烈事迹足以感动人，何况亲自拜谒他的祠堂，仿佛亲身承受教诲的人呢？如今州县的政务，凡是法令管不到的地方，世人便不再议论；唯独二位君子能够追慕颜公的节操，尊敬他、奉祀他，把他作为当世风范，使法令管不到的地方也有榜样可循，这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了。《阆州新政县颜鲁公祠记》（唐庚） 迂斋批语：文辞气势发动，议论正大。上元年间，颜鲁公任蓬州长史，经过新政县，写成《离堆记》四百多字，书写后刻在石壁上。碑上字径三寸，即使经过崩塌损坏、剥蚀脱落，典范法式仍然完整存在，使人见到便肃然起敬。元符三年，我的朋友疆叔来任此县县令，才开始在石壁旁为颜公修建祠堂，并请求我作文作记。我说，仁义胜过不仁已经很久了，（这是议论中的好处，）然而有时仁义不能胜过不仁，反而被不仁所挫败，那是命运。史臣评论颜公晚年高傲不屈，被奸臣排挤，最终死在贼人手中，这未必正确。（先接受对方的说法，再申述自己的说法。）公孙丞相让董仲舒辅佐胶西王，梁冀让张纲任广陵太守，李逢吉让韩愈出使镇州，卢杞让颜公出使李希烈，他们的用意正相类似。然而前面几位最终都没有受到伤害，唯独颜公没有逃出虎口；由此看来，士人的成败存亡，难道不是有命运在其中吗？而小人竟欣然自以为得计，（这样驳斥这种说法很好，）不也是荒谬吗？况且我听说古代尊重朋友的人，认为以天下的贤士为友还不够，还要上论古人；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想见他们本人而不可得，于是还想在江边招来屈原，在九原起用士会。

译大概他们志向所希望的，就是超然地仰慕数千年之后的人，何况对于颜公呢？颜公的功名事业已经无人能够相比，文字的精妙又无人能够企及，因此就根据他笔墨遗迹所在的地方来修祠祭祀他。（与开头几句相照应。）这正是古人尊尚朋友的意思。试着与疆叔登上离堆，探访石堂，（可见文章笔势，）观看颜公留下的遗迹，体味他的一生，那么颜公的精神风采，也许还可以由此想见吧。《古文集成》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十二，宋王霆震编，前乙集六 记 《吉州州学记》（欧公） 庆历三年，天子开天章阁，召见八位执政大臣，赐座，询问治理天下的关键有几条，施行于当今应当先做什么，让他们写在纸上回答。八个人都震惊恐惧，失去常态，俯伏叩头，说这件事不是愚臣所能涉及的，只希望陛下下诏指示我们。于是退下后把意见整理成条目。第二年正月，才下诏州郡官吏，以赏罚来劝勉农桑。三月，又下诏天下都建立学校。三代仁政的根本，开始于井田，完成于学校。《礼记》说：‘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这是三代极盛时期、制度最完备的情形。学校的一切，本来都建立在人性之上，通过磨炼、陶冶和迁改，使人趋向善良，直到风俗形成、颂声兴起。大概这种功效和方法，施行起来各有次序。教育人时要勤勉，而进入人心要渐进；勤勉便不会厌倦，渐进则经过长久而深入。以不知疲倦的心意，等待长久以后取得成功，这就是三王施政的用心。所以这种方法一定要长久以后才能达到太平，而他们治理国家都达到六七百年仍未停止，这就是它的成效。三代的学校制度记载得很详细，但后世很少能够实行；有的因为不了解而本末不全，又急于求成，不能等待它成熟便懈怠，所以兴学之道常常废弃，只勉强保存。只是天子圣明，深切探究三代实现治理的根本，认为关键在于使百姓富裕并接受教化，所以先从农桑入手，继而兴办学校，想要使那些衣食不足、忍受饥寒的百姓都懂得孝顺、慈爱、礼仪和谦让。因此诏书再次下达，官吏和百姓都感动喜悦，奔走办理事务的人后来竟以此为羞耻。这一年十月，吉州的学校建成了。吉州便先在孔夫子庙中于城西建造学校房舍，但还没有完备。如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李宽到任，谋划与州人一起迁建并扩大规模，事情刚上奏请示，诏书便下达了，学校于是建成。李侯治理吉州，敏捷而有条理；他兴建学校时，吉州士人纷纷拿出私钱一百五十万来资助，使用人工累计二万一千工，而人们并不认为劳苦。所用的优良木材和坚实砖块，共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件，而人们并不认为太多。学校有讲堂、筵席、斋舍和讲学之处，有藏书阁，有宾客席位，有游息亭，整齐严肃、壮伟宏大而光彩夺目，而人们并不认为奢侈。学校建成以后，前来求学的常有三百多人。我家世代居住在吉州，却在朝廷滥居官职；进不能赞扬天子的盛大美德，退不能与诸位学生在这里行揖让之礼。只希望吉州学校的教员懂得，求学的根本在于勤奋，逐渐积累，长久坚持而不懈怠，以此治理自身，不要废弃或怠慢天子的诏令，使我将来有一天能够借机荣耀地回到故乡，拜谒学校大门；那时将看到吉州士人都道德明达、才秀出众，足以成为公卿。您经过那里的集市，商人便不贩卖奇异淫巧之物；到达那里的郊野，耕作者便不争夺田界；进入那里的乡里，年长者和年少者便在家中彼此孝顺慈爱；走在道路上，年轻人扶助瘦弱者，年老者和壮年人代替别人背负行李。这样以后，学校教化的道路便成就了；能够跟随乡里的先生坐在众宾之后，听乡乐歌唱，饮射壶之酒，用诗歌颂扬天子实现太平的功业，同时遍览学校房舍，追思吟咏李侯遗留下来的恩德，不也是美事吗？所以在学校刚建成时，便把颂辞刻在石碑上，树立在学校的廊庑之中。《桂阳军学记》【南轩】桂阳与郴州的土地相互接近，经过每年山洞居民纷纷扰乱之后，才刚刚达到安定，各郡分别建立学校来安置士人，也可以说是懂得当务之急了。郴州学校建成时，我曾经为它撰写记文；桂阳的士人又来请求，于是我告诉他们说：“唉，学校不可不讲求，这件事已经很久了。如今距离圣人虽然遥远，但精微的言论还著录在简册之中，存在于人心中的义理也不可泯灭。善于求学的人，所求的不过是这些罢了。虽然如此，圣贤的书却不容易读懂。大概自从异端学说流行以后，士人便迷失了本来的真实；文采的习尚压倒一切以后，士人便趋向于艰涩浅薄。何况平日群居相处时所从事的，不过是谋求科举、筹划利益罢了。像这样去读圣贤的书，不也很难吗？所以求学的人应当把立志放在首位，不被异端迷惑，不被文采所惑，不被利禄所污，而后差不多才可以谈得上读书。”“圣贤的书，最主要的是教人不要迷失自己的本心。一个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它周流而无所不包的方面，是本体。在乾坤那里称为‘元’，在人身上就是仁。所以《易经》说：‘元，是众善之首。’孟子说：‘仁就是人，把仁与人合起来说，就是道。’《礼记》说：‘人，是天地的心。’ 可是，人之所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私心和虚伪，过失多得数不清，是因为受到气质的拘束，被欲望驱使，被意念扰乱，而其本体因而陷入沉溺【原文疑有讹误】。虽然说是陷入沉溺，却并不是可以就此彻底灭绝的。譬如牛山的树木，在一天一夜之间，难道没有新芽萌蘖生长吗？所忧虑的，只是人不能认识它罢了。”“圣贤教人求仁，使人致力于格物，在一举一动、一静一默之中亲切体察，并从这里有所发明。有了这样的发明，增进德行就有了根基。所以对于这颗心，要治理它的混乱，收回它的放纵，照亮它的蒙蔽，安定它的危险；这样，它广大无边的本体就可以保存下来。这是求学的大要。然而，难道可以一天不讲求它吗？愿意和诸位共同勉励。” 《吉州州学藏书阁记》【杨东山】吉州有学校，学校有楼阁，楼阁有书，这是从本朝庆历三年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宽开始的。学校建成后，欧阳文忠公为它作记，极其盛大完备，壮伟宏阔、光彩显耀，共有七座建筑，楼阁也在其中。到现在二百多年，学校在楼阁后面一两次迁徙，所谓壮伟宏阔、光彩显耀的景象，当然已经不是旧日模样；楼阁也不再存在，幸好书籍还保存着。有书却没有楼阁，书将储藏在哪里？储藏在直舍里，直舍难道是放书的地方吗？书不能妥善收藏，就是轻视书籍；轻视书籍，有书也等于没有书。那么，书籍的轻重与楼阁的有无，难道没有关系吗？宝庆二年，会稽人刘君汉弼任郡文学掾，和诸位学生向郡里请求说：‘学校旧有的书，如《九经》，是后唐长兴、后周广顺年间刻印的书帙；诸经诸史，是本朝京师国子监的善本。大江以西共有十一个郡，书籍也都汇集于此，这是现在兵部侍郎胡公摫开始做的。难道还不算丰富吗？可是没有楼阁，岂不是缺憾吗？学校没有可以凭借的屋舍，州里哪里能凭借郡里的资助呢？’于是前任知州赵侯希栞给他们粮食五百斛，现任知州赵侯汝愚给他们钱五百缗，永新张大夫给也让工匠运来大木材。

译规划确定了，财物费用也发放了；旧直舍拆除，新楼阁高高建起，匾额榜书揭挂起来，华美厅堂设置完毕，宴饮休息之处排列妥当，重新恢复了过去收藏经书的景象。工程始于丙戌年冬，丁亥年夏落成。把旧书全部集中到楼阁中，用四个书柜储藏，按甲乙丙丁编号收藏。全郡都很高兴。看宝庆年间仿佛庆历年间一样，看两位赵侯也仿佛看到了李侯。汉弼拿书信告诉我说：‘请您替我作记。’我不敢以学识浅陋、见闻固陋为由推辞，只好说道：‘楼阁没有恢复，书籍没有收藏，君子固然忧虑；楼阁恢复了，书籍收藏了，君子仍然忧虑。君子忧虑什么呢？大概楼阁容易建成，书籍难得；书籍容易获得，阅读却困难。书藏在楼阁中，楼阁安置妥当，难道不是美事吗？虽然如此，为书籍打算不如为人打算。从今以后，求学者居住在这所学校，登上这座楼阁，打开这些书柜，阅读这些书；早晨在这里，晚上也在这里。读经书，就探究圣贤的根本；读史书，就了解历代政治的治乱；读诸子百家，就采撷文章的精华。由书进入内心，由内心落实到自身，由自身推及国家和天下；辅佐君主、泽被百姓，盛大的德行、伟大的事业，都是书籍的作用。到了这种地步，有楼阁也可以，没有楼阁也可以；有书也可以，没有书也可以。为什么呢？书就是人，人就是书。书多么伟大啊！’这一年七月初一，具位杨某记。《吉州吉水县魁星楼记》（杨东山） 三山林侯半千任吉水县县令，过了一年，县学建成；不久，魁星楼也建成了。这是林侯的志向和士人的力量。过去简陋，如今变得壮观；过去没有，如今新建起来。宏大的谋划、卓越的功绩，在江西各县中居于首位。林侯对我说：‘学校建成，毅斋先生曾公焕已经为它作记了。楼阁建成，您何不替我作记呢？’这并不是只为我个人，而实在是许多士人共同的事情。我说：‘我是本县人，本县的事情我知道。本县和庐陵的人物、物产、山川之美，实在是天地精气汇聚之处。东山高高耸立，是士人颖悟的象征；文江水流滔滔，是士人深厚的象征。有这样的颖悟，所以本县士人高洁而秀异；有这样的深厚，所以士人的文章清正而醇厚。高洁秀异，所以节操不可屈服；清正醇厚，所以学问有根源。士人没有辜负本县，只是本县辜负了士人罢了。为什么说本县辜负士人？岂不是培育成就、振兴士气还没有做到吗？本县看见士人所希望的，士人就会自行雕琢；本县看见士人的志向，士人就会自行表现出卓异。只是做县令的人，培育成就得如何罢了。培育成就施行了，士人的兴起便会随之而来。士人的兴起，难道有什么困难吗？如今学校建成，楼阁新修；楼阁新修，名称也伟大。林侯对士人的期望究竟如何呢？’士人说：‘魁垒，是汉代的说法；人们说杰魁，是唐代的说法。称为魁，是说什么呢？’ 每月登记，每季考核，分别排定成绩高下；三年一次大考，选拔其中贤能的人。经书、赋、论、策各科中名列第一的，都称为魁；在一郡一县众多士人中名列第一的，就称为魁；在太常考试中居首、在集英殿中名列前茅、在科举考试中成为天下第一的，也称为魁。魁啊，魁啊！在天上形成星象，以魁命名的星，是北斗玉衡斗柄所建的纲纪；在人间成就名声，人便应和星象，是麒麟凤凰拔萃而出的神采。纲纪高举，神采运转，难道是偶然的吗？’那么，学校有这座楼，楼阁题名为魁，林侯培育士人的用意就从这里开始，士人奋发兴起的根由也从这里产生。魁啊，魁啊，难道只是一座楼吗？楼啊，楼啊，难道只是科举吗？我听老师说：‘科举有两种，有帝王设置的科目，有素王孔子设置的科目。帝王的科目有两类：文、武。素王的科目有四类：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取得文武科目的第一容易，取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的第一却困难。取得前两科第一的人，难道没有吗？可以称道的，是董仲舒。取得后四科第一的，几乎只有一个人，就是颜渊。兼得前两科和后四科第一的，颜渊在内在德，董仲舒在外在才；颜渊根本深厚，董仲舒外在显达。’ 这就是林侯对本县士人的期望。如果不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上下功夫，而只在文武两科上用心，只希望像董仲舒那样，那么姑且取得前两科而舍弃后四科，不追求颜渊，这难道是林侯对本县士人的期望吗？于是写下这篇文字作为记。《福州州学经史阁记》（朱文公） 福州的学校，在东南地区最为兴盛，学生常有数百人。近年以来，教导培育没有章法，师生彼此冷漠相看，如同路人，因此风俗一天天衰败，士气不能振作，长者们为此忧虑，却没有办法挽救。绍兴四年，现任教授临邛人常君濬孙开始任职，他每天召集诸生进学，并把古代圣贤及后世求学者的宗旨告诉他们；又替他们整治厨房膳食，修缮斋舍馆舍，使他们居住安宁；然后谨慎制定出入的规定，严格课试的制度，早晚处在学生之间，教训诱导而不知疲倦。于是求学者争相努力，开始知道常君是我们的老师；常君看待诸生，也总是忧念不已，唯恐他们不能自我勉励而在学问上进步。所以他曾担心学生没有书可读，学业将因见闻不广而受损，于是又为他们增置书籍史书，把新旧书籍合计成若干部，估量原御书阁后面的地方，改建为重屋来收藏书籍。他拿书信来请求我记述这件事，并转达诸生的意思说：‘希望您有所教导。’我认为古代求学的人没有别的目的，不过是彰明自己的明德、使百姓更新，使各自达到至善罢了。那要彰明的德、所要达到的善，难道要向外面寻求吗？认识到它就在自身，敬慎地保存它，这也就可以了。他们之所以一定说要读书，是因为天地阴阳、万事万物的道理，修身事亲、齐家治国直到平治天下的道路，以及圣贤的言行、古今的得失、礼乐的名目制度，下至食货的源流、兵刑的法制，这些无不在我们应当掌握的范围内，其中有精有粗，不能不加以精通。

译如果不考察典籍中的文字，沉潜其中，参照比较，探求其中的缘故，那么也就无法明白明德体用的完整意义，无法达到至善精微的极致。然而自从圣学失传，世上的士人不知道求学有根本，只知道读书，那么他们从书中求取的，不过是记诵、训诂、文辞之间的东西，用来猎取声名、求取俸禄利益罢了。因此天下的书越多，道理反而越昏暗；求学者的功夫越勤奋，内心反而越放纵；辞章越华丽，议论越高妙，而他们德行、事业、功绩的实际成就越无法赶上古人。但这不是书籍的罪过，而是读书者不知道求学有根本，因而没有为读书建立根基。如今看常君的教导，先用古人求学的宗旨启发学生，然后替他们储备书籍，以扩大他们问难辨析的兴趣；建立学校，使他们严格奉行、守持学业，这样大概就能使本末有次序了。我即使有所言说，又有什么能够超过这些呢？但如果不得不再说一句，那就是：‘姑且使诸位知道，求学的根本在于不必向外物寻求。’并借此培养操持存养、坚持守护的力量，使方寸之心清明纯一，真正成为读书的根基；然后扩大规模，严密法度，依循先后、本末的次序，充分研习楼阁中所藏的书，那么天下的道理，一定能够穷究到纤细之处，并且贯通为一。将来把这些道理施用于事业，也会有根本而无穷尽了。因此我叙述这件事，并把它一同写下来留给诸位。诸位，努力吧！《婺源县学藏书阁记》（朱文公） 道存在于天下，其实质源于天命所赋予的本性，施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它的条文则出自圣人之手，保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及孔子、孟子的典籍中。本末相互联系，言语彼此发明，都是一天也不能废弃的。天理和民间常道，是自然存在的事物；其中重大的人伦和法则，本来有不依靠文字也能成立的部分。然而古代圣人想把这种道理向天下阐明，并流传给万世，那么它精微曲折的地方，如果不寄托在文字上，也不能自行流传。所以自伏羲以来，历代圣人相继兴起，到孔子时，用来流传后世、建立教化的工具，才灿然完备。天下后世的人，如果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的圣人，就必须通过这些典籍穷究道理，（然后）知道道理所归，再努力实行到底；从来没有饱食安坐、无所谋划作为，却忽然知道道理、突然获得它的人。因此傅说告诫高宗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孔子教人，也说：‘喜爱古代，勤奋地求取它。’由此可知，君子求学、达到道的途径，大概也可以明白了。然而自秦汉以来，士人从书中所求取的，大多把记诵、剽窃作为功劳，却达不到穷理修身的要旨；那些走得更远的人，便干脆断绝学问、抛弃书籍，彼此奔逐于荒诞空虚浮泛虚妄的领域。二者的弊病虽然不同，但对于古人的本意，却都失去了。唉，道之所以不能明白、不能施行，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吗？《鄂州州学稽古阁记》（朱文公） 人既然有这样的身体，就一定有这样的心；既然有这样的心，就一定有这样的理。仁义礼智作为本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作为作用，这些人人都有，并不是由外物灌输给我的。然而圣人施教，并不只是让求学者收敛视听、一心一意向内反求于心，反而一定说‘兴起于《诗》，立身于礼，完成于乐’，又说‘广泛学习，详细询问，谨慎思考，明辨是非，努力实行’，为什么呢？大概道理虽然在我自身，却有时被气质禀赋和物欲私心所遮蔽，不能自行显现。学问虽然在外，但都是用来讲明这种道理的实际内容。等到浸润融会、贯通而自得时，便根本没有内外精粗的区别了。世道变化、风俗衰败，士人不知道求学；那些拿着书读的人，不过是夸耀博多、争逐华靡，把它作为求取利禄的计策；那些有意求取自身修养的人，又只认为可以从内心取得满足，不必向外寻求。因此他们陷入佛老空虚的邪见，对于理义的正当、法度的详细，却有不能察知的地方。幸而有些人知道道理在我，也知道学问不可不讲求，却又不知道循序渐进、推究详尽，虚心专一，从容地与自身本有的根本道理会合；因此急促、浅薄、局迫，到最后仍然不能融会贯通。唉！难道果真是学问不可为，书籍果真不可读，古代圣贤用来流传后世、建立教化的东西，果真对后人没有益处吗？道之不能彰明，实在可叹！鄂州州学教授许君中应已经翻新学校的大门，又在门上建阁，把绍兴年间刻成的石经和两朝皇帝的御笔收藏在匣中，作为珍贵的镇阁之物；又取来刻本九经、诸史以及诸子百家的书籍，排列放置在旁边；书籍不足，就派人带着财物向京师学官求取，使学生能够讨论、诵读、讲说，得到充分滋养和启发。工程始于绍兴辛亥年冬，完成于第二年夏天，费用估计三百万，其中从廪生余粮中取出的，大约占三分之一；其余则由太守、焕章阁待制陈公居仁，转运判官薛侯叔似实际资助，转运总卿詹侯体仁、戎帅张侯诏也出资相助。工程完成后，许君通过我的朋友蔡君元定来请求说：‘希望您作一篇记。’我一向听说许君的学问，大概有志于为自己求学，我原以为他求学的目的也只是求得内心满足罢了。如今从这件事来看，却可以看出他教导别人非常平实而切实；这样才知道他修养自身，并不是把泯灭心思、摒除见闻作为最高境界。因此我替他记述事情的始末，并把近世求学读书的弊病一并推究出来，详细列举，来告诉登上这座楼阁、阅读这些书的人。假使他们暂且不沉溺于世俗学问的下流，不迷失在异端的旁门小径中，那么对于存在于自身的道理，大概就能够深入探求而自行领会了。道不能彰明，难道值得忧虑吗？《南安军学记》（东坡）

译古代治理国家有四件大事：井田、肉刑、封建、学校。如今都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学校还勉强保存。古代办学有四项作用：大的方面是选取人才、讨论政事，小的方面是弦歌诵读。如今也不存在了，只剩下诵读而已。舜说：‘对于众多顽劣、谗佞、邪说之人，如果不在这时用侯来彰明他们，用鞭打来记载他们，书写下来以作识别，难道是想让他们一同生存吗？让乐工收集他们的言论，适时宣扬；悔悟改正的就接纳他，任用他；有功劳的就奖赏他，否则便威慑他。’‘格’的意思是改正。《论语》说：‘有羞耻之心而且能够改正。’‘承’的意思是推荐。《春秋左氏传》说：‘奉承齐国的牺牲。’对于那些不遵循这种教化的顽劣谗说之人，舜都有办法对待他们。使恶人转化，没有比推举善人更好的办法，所以选择可以进用的人，依照射侯之礼来举荐他们。不遵从教化十分严重的，就鞭打；罪过较小的，就把他的罪写下来作为记载。这不是憎恨他们，而是希望与他们一同生存、共同承担忧乐。这些是士人有罪却还不能完全抛弃的，所以让乐工采集他们歌谣讽议的话来宣扬，以安定他们的心。改正过错的，就推荐并任用；不肯悔改的，就威慑、屏退、放逐、寄居，这些都是相应的办法。这就是舜的学校政教。射中还是射不中，与善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却要用侯来彰明呢？’ 回答说：射箭是用来聚集众人并评定士人的。众人先聚集，评定才能确定。孔子在矍相之圃举行射礼，大概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围得密不透风；让弟子举起酒杯，依次宣布淘汰的人三次，最后仅仅剩下少数人。由此看来，用射箭聚集众人，等众人聚集后再评定士人，这种做法由来已经很久。《诗经》说：‘在泮水边献俘。’又说：‘在泮水边献上敌人的左耳。’《礼记》说：‘在学校接受战功报告。’郑国人到乡校游观，议论执政；有人问子产毁掉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不可以。好的我实行，不好的我改正，这正是我的老师。’孔子听说后，称子产为仁人。古代选拔士人、讨论政事，一定在学校进行；有学校却不讨论政事、不选拔人才，仍然等于没有学校。学校的兴盛没有超过东汉，当时士人有数万人，能够使衰败者复兴、使失势者得势，连三公九卿都屈尊礼待他们。三府征召官员，常常出自这些士人的口中；他们选士论政，可以说接近古代。然而最终却造成党锢之祸，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王政的事情。王者没有兴起，士人却凭自己的私意在下层施行，造成祸败本来就是应该的。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次着意于兴学；即使偏远荒服的郡县也一定有学校。何况南安处在江西南部，儒学的丰富程度与闽、蜀相等；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理郡政著名，所到之处一定兴建学校，所以南安的学校在江西首屈一指。曹侯是仁人，又勇于行义。他兴建这所学校，亲自承担责任，不论事情繁难还是容易，都期望一定完成。士人因此感动，纷纷努力；没有劝募而由官府出资的，共有钱一万三千；百姓和士人的资助无法计算，建成房屋一百二十间。礼殿、讲堂，规模可与大州长官的居所相比。凡是学校所需之物，无不庄严完备；又增加设置廪给，供养数百人。工程始于绍圣二年冬，完成于四年春。学校建成后曹侯离任，如今任潮州知州。我从海南回来，经过南安，对这件事的所见所闻很详细。士人感念曹侯不止，于是把事情始末全部列出。有人带着干粮跟随我走了三百多里，希望我记下真实情况。学校，是王者的事业，所以开头先把舜的学校政教告诉他们。然而舜的时代已经遥远，不可以轻易企及；有贤能的太守，还是可以成为郑国子产那样的人。求学者努力吧，只要不愧对古人就够了。建中靖国元年，苏轼书。《袁州学记》（李旴江觏） 迂斋批语：议论宏阔涉及广泛，笔力老练刚健。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下诏州县设立学校。当时的郡守县令有贤明的，也有愚昧的；有的竭尽力量、苦心经营，恭敬地顺承皇帝的德意；有的却借用宫室、僭越师制，只是苟且具备文书而已；有的甚至连建数城，却听不到诵读和琴瑟之声，只有倡导而没有应和，教化也不能施行。三十二年，范阳人祖君无择任袁州知州，刚到任，便召集诸生，了解学校和学官缺额的情况，十分害怕人才流失、儒学的功效疏远，无法符合皇上的意旨。通判颍州的陈君侁听说后，认为此事正确，商议后意见相合。他们认为旧有的夫子庙狭窄局促，不够使用，便改在它的东北角营建学校。那里的土质干燥坚硬，位置面向太阳，所用材料十分优良；瓦砖、黑漆、白垩、朱漆全都依法制作，因此殿、堂、室、房、廊、门各有合宜的规制。学生有宿舍，厨房和粮仓有次序；各种器具全都齐备，大家共同动手一起兴建。工匠技艺精良，官吏勤勉，早晚都尽力施工。到了第二年，学校建成，举行释菜礼也已有日期。旴江人李觏对众人说：“四代的学校，考察经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里只用一句话说过即可】。秦国凭借崤山以西的力量鏖战六国，想让帝业传至万世；刘邦一声号令【语气雄壮】，关门却守不住，武夫健将争先恐后地出卖自己投降，这是什么原因呢？只是因为《诗》《书》的道理废弃了，人们只看见利益而听不见义罢了【这是学校废弛的结果】。汉武帝乘国家富庶之势，汉世祖从军旅中兴起，却都孜孜不倦地学习学术；这种淳厚的风俗延续到汉灵帝、汉献帝时期，即使平民中有敢于直言的人被斩首也不后悔，功勋威势震动君主的人听到命令便放下兵器，群雄彼此观望，不敢离开臣下的地位，这种情形还持续了几十年，教化之道凝聚人心就是如此【这是学校修建的意义】。如今这个时代遇到了圣明的君主，你们袁州又得到贤明的长官，使你们能够由学校踏上古人的道路；天下太平时，就讲习礼乐来陶冶我们的百姓；一旦发生不幸，仍应守住大节，作为臣子为忠诚而死，作为儿子为孝道而死【学校的设立大概就是为了这个】。使人有所依靠，也有所效法，这才是朝廷施行教育的用意。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来求取利禄和显达罢了，难道不只是你们几个人的羞耻，也是治国者的忧患吗【收束得很好】？《通州重修州学记》【诚斋】通州原来有学校。如今太守监丞周公硕前来任职，拜谒先圣以后，巡视房屋，发现风雨从空隙中穿过屋梁椽木。学校破败不堪，他退下来深思，想要重新修建，却没有资金可取。忽然醒悟说：“四邻弟子询问束脩之礼，拒绝他们，礼数就有亏缺；接受他们，义理又有亏缺。把这些资财流用于修建校舍，难道不可以吗？”于是测量规划，烧制陶瓦，砍削木材，涂泥刷丹；有殿，有堂，有斋，有廊，有门，有墙；共有百根柱子，并且清除了庭院中的杂草。于是，释菜礼正好举行，斋宿也十分完备；学生们佩带着玉佩，聚集如林；诵读和琴瑟之声铿锵响亮；有茁壮成长的儿童，也有设在乡野的学塾。他们旁征博访、广泛招纳，幽隐之士没有不前来聚集的；本州的士人百姓，没有不欢欣喜悦的。周公写信给我说：“您何不为此写篇记呢？”我答复说：“替我向通州士人致谢，公对士人厚爱有加，也十分辛劳了；士人将用什么来报答公呢？我听说，学习者由内而不向外求，这是古人的道；只向外求而不返求于内，还是古人的道吗？所以，从齐家出发，达到平治天下；从修身入手，达到穷究万物，向外施行的止于三项，向内探求的极点则有五项，内外的详略究竟如何呢？如今这里有一块璞玉，不加琢磨雕刻，大的不能制成圭，小的不能制成佩，因此人的自身不能不修养。

译即使已经琢磨雕刻过了，但玉的纹理不端正，瑕疵斑痕不光洁，那么玉工即使加倍用力，器物也不能完成。因此修身在于端正内心、理顺纹理；纹理理顺了，瑕疵也就能磨光。优秀的工匠看见它说：‘唉，这难道是玉吗？’于是外表虽像玉，内部却不坚实。因此端正内心在于使意念真诚。幸而它确实是玉，不是伪玉，但主人糊涂，不能辨识它，那么它也许会被埋毁在泥土中，也许会被丢弃到沟渠里罢了。因此意念真诚在于达到对事物的认识。又幸而主人拥有宝玉并且能够辨识它，但问他为什么把它当作宝物，他只能说出粗略的道理，不能说出精微之处，那也只是浅薄的认识罢了。因此达到认识在于穷究事物。君子的学习大概就是这样。什么叫事物？纲领有三项，端绪有四项，典则有五项。这些事物，难道不就是上天为天下百姓所制定的法则吗？穷究而达到它，这就叫作格物。学习者如果能在这方面用力，那么就会由士人进步为贤人，由贤人攀登到圣人；它潜藏于自身，广布于天下国家，难道唯独要等待向外求取吗？士人报答周公的地方不在这里，又会在哪里呢？” 《瑞州高安县学记》【诚斋】筠州靠近城郭的县邑叫高安，过去没有学校，虽然在州学西廊附设了一间小斋房，也只是徒有学校的名号罢了。县令陈公璟动工把它翻修一新，工程始于去年七月八日，今年正月十六日完工。于是悬挂匾额，学生们全都聚集起来，一边欢喜一边吟咏。队列中有人叹息说：‘街巷还很简陋。’有人说：‘房屋还很低矮。’有人说：‘粮食供给还很匮乏。’我劝解他们说：‘你们几位，学习在于居住的地方吗？难道果真在这些条件上吗？这里的道路简陋，却不比颜回所住的巷子更简陋；这里的房屋低矮，却不比原宪的居室更低矮；这里的粮食匮乏，却不比陈国、蔡国之间所吃的羹汤更匮乏。那些圣贤居住在这样的地方时，情况又怎样呢？否则，即使把道路拓宽到九轨，把走廊建成千区，供给万钟粮食，对于你们的学习，究竟会有所增益还是没有呢？假如你们能在竹窗之下打开一卷书，抬眼便看见尧、舜、孔子、颜回，侧耳便听到如金声玉振般的圣贤之声，潜心便能领会人的本性和天道；在家中，就亲爱自己的亲人；做官时，就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民；治理国家时，就把君主当作君主来奉事；处境困塞时，就用德行修养自身；处境通达时，就用德行改善世道。即使身处四面土墙之内取得这些，不也已经十分充实了吗？即使没有学校房舍，难道又有什么不可以吗？学校职事某某请我写记，所以我写下了这些话。《古文集成》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十三，宋王霆震编，前乙集七

译记 《江州濂溪书堂记》【晦庵】斆斋摽凖评说：【这篇文章论说道从未消亡，只是寄托于人、流行于世，所以有时断绝、有时延续，有时显明、有时晦暗的不同。中间铺陈叙述濂溪先生没有通过师承，却默默契合道体，建立图式、撰写著作，穷究根本、统摄要领，可以说是见微知著、见识深远的议论。】道存在于天下，从来没有消亡过。只是它寄托在人身上，有时断绝，有时延续；所以它在世间流行，有时显明，有时晦暗。这些都是天命所造成的，不是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达到的。天高地低，阴阳二气和五行纷纭交错，在天地之间升降往来。它们的造化发育、万物各自分殊，没有一样不各有其本然的道理【道理完备】；其中最大的，不过是仁、义、礼、智、信的端绪，以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罢了。它周流充满，遍布一切，没有亏缺间断，难道会因为古今政治有治有乱就有存亡吗？然而，气的运行有淳厚和浇薄、分离和会合的不同；人的禀赋也有清明和浑浊、昏昧和明达的差异。因此，道所以寄托于人而在世间流行，只是因为人得到上天所赋予的禀性，才能参与其中。绝不是凭个人的机巧、智慧、果敢，就能揣测并强行探求的。河图出现，八卦于是画成；洛书呈现，九畴于是叙定。孔子对于文道的兴衰，也未尝不把它推归于天。圣人在这件事上，确实不会欺骗我们。像濂溪先生这样的人，莫非就是上天所赋予、从而得到这种道的传承者吗？不然，为什么这种传承断绝了很久，却容易重新延续；晦暗到了极点，却又迅速显明呢【文辞老成，意旨端正】？大概自周朝衰微、孟轲去世以后，这种道的传承就没有继续了。经过秦朝和汉朝，历经晋、隋、唐，直到我大宋，太祖艺祖接受天命，五星聚集于奎宿，确实开启了文明兴盛的时代。于是浇薄的风气变得淳厚，分裂的局面重新会合，人的清明禀赋得以完整地赋予世人，而濂溪先生也就出现了【发明本朝的美好】。他没有经过师承，却默契地领会道体；建立图式，撰写著作，穷究根本，统摄要领。当时有程氏兄弟见到并认识了这种道理，于是扩大、推演并阐明它，使天理的精微、人伦的显著、事物的众多、鬼神的幽隐，全都融会贯通于一体；周公、孔子、孟氏的传承，在当世又焕然明亮起来。有志之士得以探究、遵行而不失其正，仿佛出现在三代以前。唉，真是盛大啊！如果不是上天所赋予，谁能做到这样呢？先生姓周，名敦颐，字茂叔，世代居住在舂陵，晚年居于庐山之下。他取故乡的名称，把溪流命名为濂溪，并在溪上建造书堂。如今遗址在九江郡治南面十里处，只是荒草蔓生、无人修治，已经多年了。淳熙丙申年，潘侯慈明和他的通守吕侯胜已，才开始重新修建书堂，在那里悬挂旧名，用来奉祀先生。吕侯又写信来嘱托我为此作记。我愚昧无能，本来不足以谈论这件事，只庆幸自己曾经确实有所听闻。对于程氏的学说，我因而能够拜读先生的著作，并想见他的为人。近年以来，我闲居无事，常想泛舟九江，进入庐山，在这水上濯洗冠缨，以寄托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思慕；只是因病不能前往。实在没有想到如今竟如此幸运，能够借助文字把自己的姓名寄托在这篇记中。于是我私下探究先生之道怎样得自上天，又怎样传给后人，以此叙述他的事迹，使后来的君子能够有所观览考察而受到激发，这大概就接近两位侯爷的心意了。《道州濂溪祠堂记》【南轩】宋朝拥有天下，圣明的君主相继承袭，太平日久，元气汇聚。到昭陵在位的时代，盛况达到了极点。当时名臣巨儒接踵而出，濂溪先生正是在舂陵出生的。先生姓周，字茂叔，晚年在庐山脚下建屋，以“濂”字命名溪流，所以世人称他为濂溪先生。舂陵人说：‘濂溪，是我们乡里的地名。’先生世代居住在那里，后来寄居在别的地方，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出生之地，所以也用它来命名溪流，只是世人有时不知道这一点罢了。先生做官时并未在当时取得很高的显达，他的恩泽不能充分施行。然而世间学者考察、论述师友传承的源流，使孔孟遗留下来的意义在千年之后重新显明，实际上是从先生开端的。由此推论，先生的恩泽哪里会有穷尽呢？大概自孔子、孟子去世以后，他们精微的言论只保存在书简典籍中；秦火之后，汉代儒者号称穷究经书、学习古道，不过是在训诂章句之间求取知识，对于文章的意义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帮助，然而根本大道没有得到探究，圣贤的心意郁结而不能彰明。又有专门从事文辞的人，他们离古道更加遥远。经学之士和文章之士分成两条道路，等到把学问施用于当世、落实到事务上时，又往往流于功利末节，只是运用才智来经营，好像与书本的道理毫无关系。于是异端乘隙而入，在中国横行泛滥。儒者谈论道德性命的，不是陷入老子之学，就是陷入佛教。间或有才资杰出、超越世俗的人奋臂排斥它们，但他们的学说又不足以完全说明我儒家的归宿，因此不足以压制异端的洪流，有时反而激起它的势头。唉！谈论学问却不通达其次序，谈论治理却不以学问为根本，谈论道德性命却流入虚妄荒诞，我们儒家的学问果真是这样的吗？衰微败落到这种地步，也可以说到了极点。等到我先生从偏远之地兴起，才卓然在内心有所领悟；以《易》的太极、《中庸》的诚为根本，穷究天地万物的变化。他教导人，使人立志效法伊尹的志向，学习颜回的学问；把这些推行到政治上，先王的礼乐刑政都可以完整施行，仿佛指在手掌上一样。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跟从他而得到他的学说，把它广大地推演、彻底阐明，精微广大之处几乎没有遗留。学习者这才知道孔孟教人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学问可以达到圣人之治，治理不可以不以学问为根本；道德性命原本也不在日常生活的实事之外。至于致知和力行，都有明确的条理，偏曲邪妄、淫荡隐遁的学说全都无法隐藏自己的弊病，可以说盛大极了。这样说来，先生开创这一传承的功劳，难道不大吗？《隆兴濂溪祠堂记》【晦庵】

译我曾经切实地说过，先生的言论，最高深之处达到无极、太极的奥妙，但其实际内容并不离开日常生活；幽深之处探究阴阳五行造化的奥妙，但其实际内容也不离开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间。从体和用同出一源、显明和幽微没有间隔这一点看，秦汉以后确实没有人达到这样的道理。但其实它并不超出《六经》《论语》《中庸》《大学》和《孟子》七篇所传的内容。所谓太极，不过是把天地万物的道理合在一起用一个名称称说罢了。因为它没有器物和形体，而天地万物的道理无不在其中，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因为它具备天地万物的道理，却没有器物和形体，所以说‘太极本无极’。这难道是离开百姓日常生活的常理，另自成为一种事物吗？它作为阴阳五行造化的奥妙，固然是这个道理；它作为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也同样是这个道理。秉持这个道理而安然处之的，就是圣人；恢复这个道理并牢牢守持的，就是贤人。自尧舜以来直到孔孟，他们相互传授的学说，难道有哪一句改变过这个道理吗？只是孟子去世以后，诸儒的智慧不足以达到这里，所以世上的学习者茫然无所适从：境界高的放纵于虚无寂灭之外，境界低的沉溺于杂博华靡之中，自以为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却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的。等到先生出现，才开始阐明这个道理，把它传给程氏；它的流传于是遍及天下。天下的学习者从此才知道圣贤相互传授的真实内容原来就在这里，也因此有了用力实践的方向。这就是先生的教诲能够继承往昔圣贤、启发后世学者，并且对这个时代有巨大功劳的原因。《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晦庵】宜春太守广汉张侯已经把郡里的学校翻修一新，于是在讲堂东边的序廊建立濂溪先生、河南二程先生的祠堂，并写信来嘱托朱熹为它作记。大概自邹孟氏去世以后，圣人的道统便失传了。世俗所谓儒者的学问，对内局限于章句文词的习气，对外又混杂着老子、佛氏的言论；他们用来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于是全都出自个人的私智，人工凿成，浅陋乖离，没有适合的主宰和统绪，使君主的德行不能与三代的盛大相比，百姓的风俗也不能达到三代的盛况。像这样已经有一千多年了。濂溪先生在百世之后出现，才开始深入探究圣贤的奥秘，观察造化的本源，独自从内心领会它；建立图式、撰写著作，阐明幽深隐秘的道理。文字意义虽然简约，但关于天、人、性、命的精微，以及修己治人的要领，没有不完整说明的。河南二程先生亲自见到他并得到他的传授，于是这种学问就在世间流行起来。讲习他学说的士人，开始能够摆脱俗学的浅陋和异端的迷惑；他们修己治人的志意，也往往有能够卓然不为世俗利害的私心所惑，并且慨然立志使自己的君主和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人。三位先生对当世的功劳，在这里实在不小。然而评论者既没有考察他们的学问，又拘泥于今昔显达与晦暗的不同，因此不知道其本末源流竟是这样，有时还轻率地加以议论。那些略微听说过的人，又舍近求远，处于低处却窥望高处，不知道从具体事物中考察道理，以求得切实用于修己治人的实际道理。唉！张侯之所以建立这座祠堂，并嘱托我朱熹执笔，难道他的用意不正在这里吗？《鄂州州学四贤堂记》【勉斋】阴阳分化而五行具备，人与万物产生而万事出现；太极的奥妙成为它们的根本，并且流行其中，充满宇宙，贯通古今，片刻也不能离开。形体相交、气息相感，禀受因此不齐；欲望发动、情感胜过理智，喜好和厌恶因此没有节制；心被形体役使，志向被气质改变，理智被欲望遮蔽，本性被情感凿伤。原本不可离开的道，于是被束缚消亡、被茅塞遮蔽，没有人能够保存它。河图洛书出现，天文才开始显露征兆；圣贤出生，人文才开始开启。天地两仪最初分化，仁义于是显明；五行之气顺序流布，五种事务于是完备；礼体现上天的秩序，典章体现上天的条理，教化也由此施行。由至为显明的形象验证至为幽微的道理，由人事的当然考察天命的本然，再加上操持、保存、涵养，那么举止容貌、进退周旋，无不处在这条道的范围之中。圣贤的功劳与上天没有间隔，凡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近他们的，这是人心秉持常道、不能自已的表现。周朝的德政衰微以后，邪说一同兴起：谈论道的以虚无为祖，讨论治理的崇尚功利，谈经书的沉溺于训诂，擅长文章的驰骋于辞藻。千余年来，天理沉没晦暗，即使有宏博俊伟的才士，也没有能够穷究它的精微归宿。圣宋兴起，德行与天地相配，以儒学尊崇道，以仁义施行政教；经术文章全都以义理为根本，鸿儒硕士纷纷出现，上可比拟三代，下可超越汉唐，这是多么盛大啊！经过逐渐熏陶、不断积累，这条久已受到侵蚀的道重新显明了。濂溪周先生没有经过师承，却洞见道体；他推演无极、太极，来说明阴阳五行的根本，以及万物化生、万事纷扰的道理；又用中、正、仁、义来确定它，于是人的极则建立起来。这大概与河图、洛书相互表里。周子把学说传给伊洛二程先生，程子所说的道德性命，都从这里产生；但其中精微的言辞和深奥的意义，学习者还没有完全通达。新安朱先生禀赋高明，意志坚毅，深入潜心、默默领会，笃信而力行；对于体用同出一源、显微没有间隔的道理，他卓然独自领悟，又分条说明、推演阐释来教示后学。周子、程子的道理到这时才开始显著。穷究义理、尽明本性以达到天命，保存内心、涵养本性以奉事上天，如果不是这四位先生，谁能把它阐发出来？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学习者没有真实见解，又受到异端的祸害。四位先生的道，根本就在人人本心所固有、上天之理不可改变的地方；这样，邪说便不能肆行，众人都趋向最正的道路，止于至善的境地。天下学习者尊敬、信奉、推崇他们，认为孔孟一派的圣贤又在这个时代重生了；在学校建立祠堂，以激发学习者敬仰思慕之心，这就是师儒的职责，也是会稽石君继喻的用意。石君任鄂州教授，而我恰好在沔地任职。石君的先人，是太常寺簿师朱先生；石君是师朱先生门下的高等弟子，因此把我看作同门中的后辈。嘉定八年二月，四先生祠建成，石君派学校学正张某前来请我作记。四位先生的著作，已经家家传习、人人诵读了。我叙述它们关于道体的大要，以显示四位先生的道光明盛大，其根源本来就是有来历的。上天赋予人的天命如此明白，前贤教人的道理如此周至，圣朝尊崇道统如此隆盛，师儒守卫道统又如此恳切，那么在学校游学、在祠堂下面拜谒的人，也应当思考怎样自我勉励才是。《南雄州学四先生祠记》【真西山】

译南雄州开始在学校建立周子、二程子、朱子的祠堂。教授陈应龙嘱托真某为它作记。真某说：‘四位先生的道高尚而美好，只是我愚昧，尚且不能窥见它的门墙，将用什么话来作这篇记呢？’虽然如此，我过去也曾听说过它的大略。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它的作用在天下，它的传承在圣贤。这就是子思所作《中庸》把性、道、教分别说明的原因。性，是聪明者和愚昧者共同禀得的；道，是古今共同遵循的；至于阐明道、发扬教化来使世人觉悟，难道不是圣贤就不能做到吗？所以从尧舜直到孔子，大约每隔五百年就有圣人出现。孔子去世以后，曾子、子思和邹孟氏又先后阐明、推演它。百余年之间，一位圣人和三位贤人相继传授，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用来开启天理、建立人伦的道理，明白灿然地陈列出来，永久传示后世。这样看来，上天生育圣贤，难道会是无缘无故的吗？不幸战国和嬴秦以后，学术涣散，没有统一的统绪。即使汉代董相、唐代韩文公这样贤明的人物，分别出现在汉唐之间，对于正统的源流、体用的完整，仍有没有穷究到极点的地方，所以只能在一时建立卫护道统的功劳，却没有办法承担向万世传道的责任。上天启佑圣朝，文治美善和谐。于是从天禧、明道以来，直到中兴时代，大儒相继出现，以主持和振兴斯文为自己的责任。孔孟之道到周子才重新显明，周子之道到二程子更加显明，二程之道到朱子才大为显明。他们与曾子、子思、邹孟氏的传承相互符合，如同符节相合，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这是天意。然而，四位先生的学问，难道是像这样创立奇异见解、崇尚新说，刻意求得超过前人之处吗？也不过是顺应上天罢了。荀子、扬雄把恶和混杂当作人的本性，却不知道天命本来的状态；老子、庄子把虚无当作道，却不知道天理极其真实；佛氏把割裂人伦常道当作教法，却不知道上天安排的秩序不可改变。周子出生在绝学之后，独自深入探究根本，阐明幽微奥秘；二程子见到后认识了它，朱子又从传闻中认识了它，著述相承，始末本末全都具备。从此人们知道，本性不外在于仁义礼智，恶和混杂并不是本性；道不离开日常生活和具体事物，虚无并不是道；教化必定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为根本，割裂人伦常道并不是教化。打开圣学的门户，驱除世人的蒙昧，千年相传的正统，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唉！上天对这套斯文的眷顾，也达到极点了。南雄作为郡，遥远地处在五岭以南。这里士人的习气，比中原所称的风俗还近于淳厚；用最正的学问来教导他们，他们一定会有勤勉自强的人。然而陈君对学者的期望，果真能够实现吗？上天把我赋予人身，万种善德本来都完整具备，稍有亏损，就是荒废上天赋予的职责。古代君子面对这件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身不懈怠，都是为了保全自己所禀受的天性罢了。唉，后世为什么同古人相差这样远呢？利欲之风深入肺腑，把理义的修养看作迂阔无用；把自己本有的可贵品德抛弃得像弃置簪笄，却为了车服等身外之物，割裂自己的性命也要去追求，始终不肯放弃。唉，这难道不能说是最大的迷惑吗？立志求道的人，究竟应当从哪里用力呢？远远考察往昔，百位圣人相互传授的道理中，‘敬’这一句话，实在是他们的心法。天下的道理，只有中是最正的，只有诚是最极致的。然而，敬是保持中正的途径；不敬，就没有中正。敬之后才能达到诚，不敬就没有办法做到诚。气势决骤奔突，超过奔驰的四马，敬就是驾驭它的缰绳；情感横流放纵，超过决口的河水，敬就是它的堤防。因此周子以主静为要旨的言论、程子以专一为要旨的教训，都是对做人最切实的要求。子朱子又反复郑重地加以告诫，学习者如果能在这里懂得自我勉励就好了。在思虑尚未萌发时，必须戒惧警惕；与事物接触以后，必须防护谨慎。动与静彼此相因，片刻也没有间断，那么天德就能保全，人的欲望就能消除。大本之所以建立，达道之所以施行，难道不正是由此而来吗？陈君如果幸而认为这些话正确，希望把它刻在祠堂的墙壁上，作为学习者观照反省的帮助。至于只是诵读四位先生的言论，却不回到自身去实践，只追逐他们的名声而不实行他们的实质，这难道是四位先生建立教法的本意吗？又难道是陈君对南方士人的期望吗？《古文集成》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十四，宋王霆震编，前乙集八

译记 《复斋记》【五峯】《易经》的卦中有复卦，孔子说：‘复，就是返回。它是为了返回根本、恢复初始，寻求保全自己由此产生的根源。’人的出生，父亲是天，母亲是地，本来就具有天命。刚成为孩子时，不能免于依偎在父母怀中；稍稍长大，聚在一起嬉戏玩耍，爱亲敬长，良知和良能都在，善心还没有放失。到了长成并加冠以后，嗜好欲望从内心发动，事物从外界感触，内外纷乱，流于偏重的一端，所以离开道越来越远。这不正是《大学》之道不能传承、人的心思流漫支离、不能汇合归一的原因吗？扶风马君把自己种植、学习、写作的书斋命名为‘复斋’，不被流俗淹没，慨然立志于《大学》的道。我通过朋友彪子来求取言语，我哪里能真正知道呢？然而，他从事这件事就像老农服侍田地、努力耕作一样，已经很久了，请允许我试着说说耕耘和收获的功效。人并不是生来就什么都知道，所以人的知识都要因事物而获得。因事物求知，便容易被事物迷惑、随波荡漾而失去中正，没有固定归宿。从年轻到老年，茫茫然如同旅人，不能回到家中安居。如今想排除外物诱惑，不失去赤子之心，恢复自己由此产生的奥妙，那么各种事情和万物，正是人生不可没有、却也不能一扫而空使它们不存在的东西。儒者的道，是顺着本性、保全天命，与上天共同成就功业；因此面对每一件事、每一种物，既不厌弃，也不逃避，必须亲自去格物，以使自己的认识精纯。事情的变化有千万种，万物对人的感发无穷无尽；格物的方法，必须先立志来确定根本，再居敬来守持志向。志向建立在事物之外，敬意实行于事物之中，认识才可以精纯。眼睛被形色牵引，就应使认识反观自身，以义理去看；耳朵被声音牵引，就应使认识反观自身，以义理去听；口被唱和牵引，就应使认识反观自身，以义理去说；身体被行动和止息牵引，就应使认识反观自身，以义理去行动。凡有不合义理之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没有不重新实践的。这就是颜子克制自己、恢复礼制，能够不远而复、差不多达到圣人的原因。等到长久坚持以后，德性盛大而万事成为一体，仁德成熟而应变通达无穷，难道仅仅是不被事物迷乱而已吗？视、听、言、动全都出于最高的义理；形色、声音、唱和、行动、止息，无不成为精妙的作用；事情各归于事情，万物各归于万物，人与我、内与外贯通为一体。应对事物的能够化育万物，存于自身的能够神妙。到了这种地步，天命就在我自身，不必再谈返回，而天地之心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了。复道在这里达到极点。马君，你要勉励自己啊！不要惊讶而认为我的话狂妄，必须回顾‘复斋’这个名称而思考它的意义，同朋友互相牵引，一起返回正道，然后才算名副其实。了。《复斋记》【晦庵】从前圣人创作《易经》，用来比拟阴阳的变化；阳气在上方消退、在下方生息，于是创制了复卦。复，就是返回，说的是阳气已经离去而又返回。大德敦厚而化育万物，河流奔涌而永不穷尽，难道还要借助已经消退的气，作为正在生息之气的资粮吗？不过是看见它在那里断绝、在这里产生，于是借以显示它来往变化的形象罢了。人也是这样，天地和谐，善端无穷。所谓复，并不是追赶那已经放失的心而把它追回来，也不是记录那已经被抛弃的善而把它重新归附，只是说不要放纵它向外驰骋，那么本心的整体自然就在这里保存着，本来如此的善也自然有不能停止的趋势。唉！圣人在复卦中，之所以赞叹它能够显现天地之心，又把它看作德性的根本，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个吗？《敬斋记》【南轩】孟子去世以后，圣学失传。在空旷寂寥的一千几百年间，士大夫四处奔走求道，拘泥于传注，沉溺于支离的言辞；又不幸有些才智高明的人被异端学说淹没，始终不知道归宿在哪里。唉，道理难以显明竟到了这种地步！并不是道理难以显明，而是求取它的人没有找到根本。宋朝兴起一百多年后，河南出现了大儒，兄弟二人并立，阐明天地的完整道理和古人的根本大体，推究它的源流，上接孟子，开始明白地告诉世人，致知和主敬是圣学始终的要领。只是当时世人正乐于荒唐放纵的议论，追求宏大却失去了安身之处，把这些话看得很容易，却始终没有思考其中的道理。天下形成已经很久，万物纷繁交错，有动的，有静植的，变化万端；而人是天地之心。万事包含万理，万理存在于万物之中，而它的奥妙显现在人心。一种事物不能体认，就有一条道理停止；一条道理停止，就有一件事情废弃；一条道理停止，就是万理紊乱；一件事情废弃，就是万事毁坏。心，贯通万事，统摄万理，是万物的主宰。致知是为了明白这颗心，敬是为了持守这颗心而不使它丧失。所以说‘专一就叫敬’，又说‘心无所适从、无所旁骛就叫一’。唉！一定要先认识所谓的‘一’，然后才有下功夫的地方。况且我们看、听、说，以及手脚的运动，为什么会这样呢？知道心不离开这些活动，那么片刻之间能够不敬吗？我饿了就吃，渴了就喝，早晨劳作、晚上休息，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这是谁使它们如此呢？知道心不外在于这些事情，那么片刻之间能够不敬吗？心不断产生、生生不息，就是道；敬，心就能生发；既然生发，怎么可以停止呢？懈怠就会放失，放失就会死亡。因此君子敬畏天命，不敢安闲自得，害怕一旦失去敬而与普通万物没有区别。仁寿人崔子霖用‘敬’来命名书斋，请我为它作记。我赞美他的志向美好，因此不敢推辞。我乡里的士人往往秀异伟岸、才智杰出，而子霖正立志于这条道，想同朋友一起讲习它。我感叹志同道合的人太少，如今得到子霖，而子霖又将同他的朋友共同实践它，更加知道我的道并不孤独。因此乐意为他写下这篇记。《敬斋记》【南轩】

译诚，是上天的道；敬，是人的根本。敬之道完成了，就能达到诚而与天合一。这样说来，君子的学习始终都在于敬。人本来具有这颗心，认识原本就具备；意念纷乱，欲望把它淹没，心中纷扰不安，片刻也不能宁静，于是正理越来越被遮蔽，万事失去统摄。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条道路，难道不就是敬吗？伊川先生说：‘专一就叫敬。’又说：‘心无所适从就叫一。’所谓一，难道有一种可以玩味、可以执取的东西吗？无所适从就是一，不过是不超出这一点罢了。试着在平常闲暇的日子里，深入体会所谓无所适从，也许就能在言语和意念之外认识它。因此，神情庄严如同在思考，虽然还不是敬的全部道理，却可以在这时体会敬。就依此保存敬意，由此观察事物，任何事物都不能逃脱认识。涵泳其中而不舍弃，思虑将日益清明，认识也不会再被遮蔽。认识不受遮蔽，敬的意味就无穷无尽，功效也日新月异。天地之心，或许就在这里吧？学习者舍弃这一点而想进入圣贤之门，实在困难啊！至于进步有深有浅，则取决于各人自己，取决于用力敏捷勇猛还是迟缓懈怠。我的朋友临川人吴仲权，志在古道，准备以‘敬’命名自己居住的书斋，并且每天以此自我勉励。在他出行的时候，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大概是朋友之间相互警戒劝勉的情义。《存斋记》【南轩】太极发动，于是阴阳二气形成；二气形成，于是万物化生。人与万物都以此为根本。推究万物的起始，难道有不善的吗？其中的善，是天地的本性。可是孟子谈论性善，为什么唯独把它归于人呢？大概人所禀受的是二气的中正之气，而万物禀受的是繁杂之气。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善，并不是接受天命、获得生命以后，本性才突然有了这种善；本性本来善，而人禀受天气的中正，最初并没有隔绝它的完整状态。至于万物，则被气质昏蔽，不能自行通达。只有人完整地拥有天地的本性，所以有所主宰，成为人的心；人与普通万物的不同，独独就在这里。因此君子重视保存它。保存它，它就存在于这里；不保存它，谁知道它的极限在哪里呢？保存它就有所拥有，不保存它，究竟还会有什么呢？所以专一而无所旁骛，是敬的方法；无所旁骛就能专一，专一就能敬。保存它的方法，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如果真能从事于此，积累真实功夫而长久不懈，那么所保存的本性将洋溢于天地上下之间，明显得无法遮掩；功效无穷，变化日日产生，本性就可以得到完整。我的朋友吕季克恭敬而喜爱义理，以‘存’命名书斋，他的志向远大。于是嘱托我为它作记。像我这样的人，忙于勉强保全自己还来不及，又凭什么能够使朋友变得更好呢？这样看来，这篇记不只是为了勉励季克，也将是为了警戒我自己吧？《不息斋记》【五峯】绍兴二十九年春天，我的朋友毛子请求说：‘谟斋房衡麓先生给我命名为“不息”，其中义理的深奥之处，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似乎有所保存，又似乎有所失去。请先生写下言辞来阐明它，使它可以同盘、盂、几、杖上的铭文和警戒语相比，或许能够让我早晚都遵循实行。’我听了他的话，感慨叹息说：‘先兄既然已经替你命名，我怎么可以不把其中的意义充分说明，来激励你的志向呢？然而这很难说清。你试着观察天地之间，有哪一种事物会停息吗？抬头看天，日月星辰的运行从不停息；低头看地，鸟兽草木的生长从不停息；再看朝廷之上，卿士大夫追逐爵位从不停息；退而观察市井之间，农、工、商、贾追逐货财从不停息。天下浩浩荡荡，无论是活动的还是生长的，竟没有一件事物停息。如今我的兄长用“不息”来教导你，难道不是要使你昏昏然与万物一同随波沉沦、一起灭亡吗？又将用什么来收束你放纵的志向，使你超出万物而成为表率、端正它们呢？我知道其中自有道理，你要仔细听我的话吗？日月星辰虽然在运行上不停息，却在形象上有停息；鸟兽草木虽然在生长上不停息，却在形体上有停息；卿士大夫虽然在爵位上不停息，却本来在名声上有停息；’ 农、工、商、贾之人不停止经营财货，却确实停留在逐利上。凡有所停滞，就会滞留于外物；滞留于外物，就不能保全天性；不能保全天性，即使日月星辰也不能自行化育，何况人的六尺之躯呢？唉！人的六尺之躯具有神妙的本性，而世俗之人自己却不知道。圣人启发他们说：“人，是天地的心。”这颗心主宰万物，不被物象滞碍，不被形体拘束，不因名声而荣辱，不因利害而困穷或通达；它幽暗之中赞助鬼神，显明之处运行礼乐，经营治理天下，充实周遍、无不充满，日日更新而没有止息。即使先圣在无始之初兴起，后圣在无穷之后兴起，本来并没有两种不同的本性，又怎么会被阴阳寒暑所累，受死生古今所隔呢？因此，学习成为圣人的人，必定要努力认识心的本体。认识了它的本体，就会明白不止息正是仁的表现。这是圣人与天合而为一的道理，意义多么伟大啊！舜、禹知道这个道理吗？我们这些人难道只能每天或每月偶尔达到它而已吗？孔子说：“学习并且按时温习。”这就是不止息的开端。言语总有尽头，而防范却可以延续到无穷。有志于道的人，难道可以忽视它吗？《弗措斋记》【南轩】金华人邵元通把书斋命名为“弗措”，作为早晚讲习和居住的地方，并请求我为它写记；他的请求十分恳切，我怎么能忘记有所言说呢？《中庸》论述诚的道理，列举了五项：学习、询问、思考、辨析、践行，而这五项都贵在不停止。圣人的学问与天地并存，崇高光明、广大厚重而长久无疆。学习的人竭尽一生的力量，勤勉不止，尚且害怕赶不上，何况似有似无、暂时兴起又中途停止，那有什么益处呢？“弗措”的意义是很重大的。虽然如此，进入道德的学问仍有门径，找到门径进入之后，才能有所进步。孔子教导人，循循善诱；初学者一听到他的教诲，就有可以用力的地方，直到成就德行，也不超出这些内容。现在想寻找可以持守遵循的依据，并施行我们“不停止”的功夫，怎么能不深入考察孔子留下的经典呢？姑且举一端来谈，孔子说：“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出外就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广泛地爱众人而亲近仁德之人；有余力时，就用来学习文献。”唉！这几句话，看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很难；从身边就能验证，含义却越探究越深。圣人的言语如同造化之功。学习的人如果有志向，为什么不对所谓在家孝顺、出外敬兄，所谓谨慎守信，所谓广泛爱众、亲近仁者，认真学习并且不停止呢？

译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其中的精微曲折，不容易完全说尽。难道不也应当不断地询问吗？思考还没有达到，就始终不能成为自己的真正认识，为什么不也不断地思考呢？思考之后有疑问，为什么不也不断地辨析呢？思考有所获得，辨析已经明白了，又为什么不不断地实行呢？这五项，大概本是同一整体，彼此成就、彼此资助，又相互启发。真正不断积累力量，时间久了，所见越深，所实行的也越稳固，而“不停止”的功夫更加不能停止。达到崇高光明、广大厚重的境界，确实可以逐步认识了。唉！学习不能越级。譬如燕国人要到越国去，所经过的道路里程、经过的城郭、山川的险阻与遥远、风雨的昏暗，都必须一一亲自走过；途中不停止，才差不多能够到达越国。如果坐在四面墙壁的屋子里，遥望渺茫的越国，车子还没有启程，却想乘云驾风直接抵达越国，有这样的道理吗？况且实行孝道，必须从冬天使父母感到温暖、夏天使父母感到清凉，以及晚上安顿父母、早晨省视父母开始；实行悌道，必须从走路缓慢、让年长者先行开始。所以善于谈论学习的人，必定把洒扫、应对、进退作为先务。唯有“不停止”最为可贵，您不要忽视我的话。果真能够遵循孔子的教诲而努力，那么其中深奥的声音和深长的意味，您将会亲自在心中得到领会。《克斋记》【晦庵】性情的德性无所不具备，而一句话足以穷尽它的奥妙，那就是“仁”。求取仁的方法大概也很多，但一句话足以概括其要领，那就是“克制自己，恢复礼”。仁，是天地生养万物的本心，也是人和万物各自所得以成为本心的东西。正因为人得到天地生养万物的本心作为自己的本心，所以在情感尚未发出以前，仁、义、礼、智四种德性都具备，而仁统摄一切；在情感已经发出之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端绪显现，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这就是人的本体和作用所以涵养完整、周流贯通的原因；它专一地体现心的奥妙，成为各种善行之首。然而人有身体，便有耳、目、鼻、口和四肢的欲望，有时不能没有损害。仁人一旦失去仁，就会使消灭天理、放纵人欲的行为越来越无所不至。因此君子的学问急切地求仁，而求仁的要领，也只是去除那些损害仁的东西罢了。不合乎礼而观看，是人欲对仁的损害；不合乎礼而听闻，是人欲对仁的损害；不合乎礼而言语、行动，也是人欲对仁的损害。知道人欲损害仁就在这些地方，于是便能拔除它的根、堵塞它的源头，不断地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又克制自己，直到有一天豁然开朗，欲望几乎全尽而天理纯粹，那么胸中所存的，难道不就是纯粹的天地生养万物之心，并且和煦得如同春日阳光一般温暖吗？心默默地成就万物时，本来没有一条道理不具备，也没有一件事物不包括在内；受到感发而与万物相通时，就没有一件事情不合于道理，也没有一件事物不受到它的仁爱。唉！仁这种德性之所以一句话便可以穷尽性情的奥妙，至于求仁的要领，那么孔子告诫颜渊的话，也可以说是一句话就概括了吧？然而自从圣贤远去之后，这门学问失传了；直到程氏两位先生出现，后来的学习者才重新听到这种说法，只是有志于此的人或许已经很少了。像我的朋友、会稽人石君子重，就是听到这种说法而有志于此的人。所以他曾经以“克”命名书斋，并嘱托我为它写记。我认为“克己”和“复礼”这两个说法，虽然好像各自是一件事，实际上天理和人欲彼此消长，所以克制自己正是为了恢复礼，并不是克己之外另有一种复礼的功夫。如今子重从这些话中选取“克”字单独命名他的居室，那么对于求仁的要领，也可以说已经懂得要领了。这还哪里用得着我的话呢？从今以后，他一定会根据已经知道的要领竭尽力量，即使在仓促匆忙、颠沛困顿的时候，也不稍有懈怠；这样，所谓仁，就一定会在心中充盈流动，达到不能自已的境地。这又哪里用得着我的话呢？只是考虑到他恳切地嘱托我，不能始终没有一句话，因此详细论述它的本末，写下来留给他。希望他早晚都能在屋壁之间看到这些话，并且不忘记自己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大概也可以成为求仁的一点帮助了。《无欲斋记》【勉斋】家本仲到于山脚下拜访我，我们一起阅读周子、程子以及先师朱子的著作，探究它们的端绪，以求得根本源流。读到周子“无欲则静”的要旨时，本仲叹息说：“进入德性的要领，大概就在这里吧！这可以用来命名我的书斋。请您为我说说其中的意义。”我赞赏本仲选择精当、信受笃实，庆幸我们这一同道中还有这样的人，斯文没有坠失。我对他说：“寂静而不动，是心的本体。事物尚未接触，思虑尚未萌发，清澄纯一，如水静止，如秤平衡，这时它的根本就是静的。外物交相遮蔽在眼前，内心便随之迁移，欲望也由此产生。欲望炽盛，心就更加动荡；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的情感既然失去节度，原本寂静不动的心也将纷乱胶着，不能片刻安宁。动与静相互因承，辗转迷乱，天理日益微弱，人欲日益放纵。因此，以静为主是用来制约动；无欲是用来保全静。这是周子的意思，也有它的源流。”《艮卦》说：‘止于背部，便感觉不到自身；行走在庭院中，也看不见他人。’这是以静为主。白天被欲望拘系而丧失本心，夜间的清明之气就不足以保存本心。这就是无欲则静。难道只有圣贤的教诲如此吗？春夏是阳气的运动，秋冬是阴气的静止。正当它静止时，没有一物生长，万籁无声，草木扎根，深渊结冰。若不是这样，就无法鼓动众阳而使万物生长。等到它运动时，万物各自得到生长，天又说了什么呢？天尚且无心，哪里会有欲望呢？若不是这样，就无法使群阴肃杀而成就一年的功业。天尚且不违背这个规律，何况人呢？刚健、柔顺以及五常，是人的本性；精气和四肢百骸，是人的形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是人的道理。放纵耳目口腹的欲望，只为满足自己微小的形体，用静来损害本然的性，用动来伤害当然的道理，对上违背天地的化育，对下违背圣贤的教诲，这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确实能够反身思考，天地所赋予我的东西，是如此尊贵，那么先确立那伟大的根本，小的欲望就不能夺走它。看世间的功名富贵——这是人最大的欲望——渺小得如同太空中的浮尘，何况车马、轻裘、饮食之类呢？这样就将同造物者一道处于冲虚寥廓的境界，而不是受人世所能束缚的了。所谓胸襟洒落，如同和风、晴日、朗月，其涵养如何便可以知道了。周子推阐明无极、动静的意义，接续孔子、孟子失传的道统，并用“无欲则静”一句作结。至于他论说圣人之学，则说：“无欲便能静而虚，行动便能正直。”

译论说涵养心性，则说：“无欲便能使内心诚实而树立，明达而通畅。” 这样说来，圣人传授的枢要、学习者的道路，果真不是出自这句话吗？《毋自欺斋记》【勉斋】李君德进从太学回到蜀地，祭酒袁公喜爱他的笃实好学，便写下“毋自欺”三字来勉励他。李君将要回去，便用这三个字命名自己的书斋。他渡过长江，经过灊山，嘱托我为书斋写记。我听说求学的道路，不过是认识和实行罢了。自古以来，圣人继承天道而确立根本，不说“知”而说“精”，不说“行”而说“一”。认识不精，实行不一，就如同没有认识、没有实行一样。圣贤相传以启发后来的学习者，说到认识一定说“知至”，说到意念一定说“意诚”。达到极致，事物的道理没有不通晓的；意念诚实，念虑的发动没有不真实的。说“至”，大概就是使认识精纯专一的意思吧？知和行，是学习的道路；至和诚，是学习的归宿。有志于道的人，难道不应当孜孜不倦地追求止于这一境界吗？长江发源于岷山，向东流向沧海，不知有几千里之远。它滔滔不息，最终也能到达大海，正是因为真诚不止的缘故。观察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毋自欺”的意义了。我正怀有不能笃信道的忧惧，而德进的请求恰好使我有所感触，于是没有推辞，叙述自己所听闻的道理来告诫他，也用来警戒自己。《古文集成》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十五，宋王霆震编，前丙集之一 书 《报燕惠王书》【乐毅】迂斋批语说：【从中可以看出燕昭王与乐毅君臣相处的情形，大略类似蜀昭烈帝与诸葛武侯；书信言辞明白，彼此都能看见肺腑之情。】西山批语说：【这是战国游说之士谈说的言辞。】臣下不才，不能奉行大王的命令来顺从左右近臣的心意，恐怕会损伤先王的明智，妨害您的义理，所以逃亡到了赵国。如今您派人列举我的罪过，我担心侍从近臣【迂斋批语说：不敢直斥其人，所以借说“侍从近臣”】不能察知先王蓄养、宠幸我的道理，也不能明白我侍奉先王的心意【迂斋说：本文多处都是在解释这两句话】，所以冒昧写信答复。我听说贤明圣德的君主不把禄位私授给亲近的人，功劳多的就奖赏他，才能相当的就任用他；所以考察才能而授予官职，是成就功业的君主；考察品行而结交，是建立名声的士人。我私下观察先王的举动，见他有尊重当世贤主的心意【迂斋说：我因此归附燕国】，所以借出使魏国的机会，使自己得以被燕国考察。先王过分抬举我，把我置于宾客之中，又立在群臣之上，不与父兄商议，任命我为亚卿【迂斋说：我因此仕于燕国】。臣下自己也不知道，只以为奉行命令、承受教诲，或许可以侥幸不获罪【西山说：这是自述侍奉先王的缘由】，所以接受命令而没有推辞。先王命令我说：“我对齐国积有怨恨和深怒，不顾力量轻弱，想要以齐国为进攻对象。”我说：“齐国是霸国遗留下来的事业，也是最强盛国家遗留下来的威势；它精通铠甲兵器，熟悉战争攻伐。大王如果想攻打齐国，必须同天下诸侯共同谋划。要同天下诸侯谋划，没有比同赵国结盟更好的了。况且淮北和宋地，也是楚国、魏国想要得到的地方。如果赵国答应下来，再约合四国共同进攻齐国，齐国就可以遭到重大打击。”先王认为正确，准备好符节，派我出使赵国；回来复命后便起兵攻打齐国。凭借上天的规律和先王的神灵，黄河以北的土地随着先王的军队被攻取，直到济水以南。济水以南的军队奉命攻打齐国，大败齐国轻捷精锐的军队，长驱直入齐国都城。齐王逃跑到莒地，仅仅保住了自身。珍珠玉石、财货宝物、车马铠甲和珍贵器物，全都收入燕国；齐国的礼器陈设在宁台【西山说：台名】，大吕钟陈列在元英宫【西山说：宫名】，故鼎返回厯室【西山说：当作“厯室”，徐广说：“磨”就是“厯”】；蓟丘的树木移栽在汶水边的竹林中【西山说：徐广说：竹苗叫“篁”，意思是把燕国疆界的树木移到了齐国的汶水】。自五霸以来，功业没有赶得上先王的。先王认为这样还不足以满足自己的志愿，于是分

译割土地封给我，使我得以和小国诸侯相等。臣下自己也不知道，只以为奉行命令、承受教诲，或许可以侥幸不获罪【迂斋说：这是乐毅侍奉燕王的心意，也是他接受封赏的缘由】；因此接受命令而没有推辞【西山说：这是叙述燕王宠幸我的缘由】。我听说贤明圣德的君主，功业建立后不会被废弃，所以载入《春秋》【迂斋说：从这里转到燕惠王身上】；有远见的人，名声成就后不会毁灭，所以为后世所称道。像先王报仇雪耻，消灭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收取齐国八百年的积蓄。直到先王弃世之日，他留下的教诲仍未衰减。执掌政事的大臣，修订法令，谨慎对待庶出子弟【迂斋说：可见燕昭王平日的调度安排】，恩惠施及百姓，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教诲。我听说，善于创作的人不一定善于完成；善于开创的人不一定善于收尾【承接上文】。从前伍子胥的主张得到阖闾听从，吴王远道攻至郢都【迂斋说：以阖闾比燕昭王，以夫差比燕惠王】；后来夫差不认为这样做对，赐给他鸱夷，让他沉浮于江中。吴王没有醒悟，先前足以建立功业的人却被杀死，因此沉死子胥而不后悔。子胥没有及早看出吴王与阖闾器量不同，所以到了沉入江中仍不得变化【西山说：以下自我表白离开燕国的缘由以及不敢背弃燕国的心意】。保全自身、建立功业，以彰明先王的事迹，是臣下最好的计策；遭受毁谤和耻辱，使先王的名声坠落，是臣下最大的恐惧。面对不可测度的罪过，却把侥幸免罪当作有利之事，是义理所不允许我做的【迂斋说：这是说我离开燕国、归附赵国的原因】。我听说古代君子交情断绝，也不说对方的坏话【迂斋说：这是说我不敢公开斥责惠王的过错】；忠臣离开国家，也不洗白自己的名声。臣下虽然不才，也曾多次向君子承受教诲【西山说：这是总结全文，同时使燕王安心】。我担心侍从近臣偏听亲近左右的说法，不能察知疏远之人的行为，所以冒昧献上书信让您知道。希望大王留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绝秦书》【吕相】东莱说：【吕相与秦国断绝关系时，魏锜被封在吕邑，所以称为吕相。晋国想攻打秦国，所以先列举秦国的罪过。后世的檄文，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看这篇文章，也能看出文风、声气和习气的变化。《春秋》以前的外交辞令，从来没有不切合事实的；到了后来用虚言相互欺骗，大概也从这里开始。晋国所数说的秦国罪行，如果按照事实来说，只有一两件是真实的，其余都是虚构。比如秦、晋最初共同围攻郑国，秦国听从烛之武的话，便同郑国结盟，这是秦国理亏。后来晋国举行令狐之盟，却又召集狄人与楚国攻打晋国，诸侯因此亲近晋国，这是秦国最理亏的地方。秦国理亏不过这几端罢了。由此可以看出《左传》记载这件事是有笔法的。比如秦国参加韩地之战，本来是晋国答应给秦国财货而没有给，秦国才取之，这是晋国理亏；如今晋国却反过来说秦国不对。秦国接纳文公，明明是大功，如今却说成是秦穆公的成就。至于晋文公征伐鲁、卫，使诸侯朝见秦国，本来是文公想图谋霸业；当时秦穆公虽参与诸侯朝见，本来并不是为了秦国，却说成对西方诸侯有大功。这就是自己还没有给别人一分恩，却说自己有十分恩；别人给自己十分恩，却只说成一分恩。】又说：【文章不直截分明，而是指斥切责却从容委婉，言辞并不逼迫，意思却已经充分达到，只有《左传》是这样。比如当时各国往来的辞令，以及当时君臣相互告知、共同谋划的话，大概都可以从中看出来。这也是因为当时圣人的遗泽还没有远去，涵养自然不同，所以言辞气势不逼迫到这种程度，并不是后世专门学习言语的人所能相比的。】西山说：【这是《春秋》所载列国往来应答的辞令。】

译成公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晋侯派吕相同秦国断绝关系【吕相是魏锜的儿子，大概是口头宣读已经写成的命令】，说：从前我晋国献公和秦国穆公相互友好，齐心协力，又用盟誓来申明，用婚姻来加深关系【穆公的夫人是献公的女儿】。上天降祸于晋国，文公逃往齐国，惠公逃往秦国【都是为了躲避骊姬】。不幸的是，献公去世，穆公没有忘记旧日的恩德，使我晋国惠公得以奉守晋国的宗庙祭祀【秦国送惠公回晋】。后来又不能建立大功，反而发动韩地之战【秦国在韩地攻打晋国，俘获惠公】，心中也为此后悔，于是接纳我晋国文公；这就是穆公在晋国取得的成功【成功于晋国】。文公亲自穿着铠甲头盔，跋涉草地，行走山川，越过险阻，征服东方诸侯，使虞、夏、商、周的后代都来朝见秦国，这也已经报答旧日的恩德了。郑国人因您侵扰边境而愤怒，我晋国文公率领诸侯和秦国军队包围郑国【晋国因郑国对楚国怀有二心而包围它，郑国并没有侵犯秦国，晋国却借此诬陷秦国】。秦国大夫没有向我国国君询问谋划，擅自同郑国结盟【询是谋议；说“大夫”，是秦伯谦称】。诸侯憎恶这件事，将要对秦国采取军事行动。文公恐惧，安抚平定诸侯，秦国军队得以返回而没有受到损害；这就是我国对西方秦国有大恩【造是成就，意思是晋国使秦国成功】。不幸的是，文公去世，穆公不来吊唁，轻视我已死的国君，认为我国弱小；我襄公在殽地抵抗您，破坏我们的友好关系，攻打我国的城邑，消灭我国的费滑【说攻打保城，是诬指费滑；滑国都城在费地，今为缑氏县】，离散我们的兄弟，扰乱我们的盟国【滑国与晋国同姓】，倾覆我们的国家。我襄公没有忘记您过去的功勋【接纳文公的功勋】，又害怕国家社稷覆亡，所以发动殽地之战【在殽地打败秦军】；仍然希望穆公赦免秦国的罪过【晋国想求得与秦国和解】。穆公不听，反而同楚国谋划攻打我国。上天诱导楚成王内心发生变化，成王丧命【秦国派斗克回楚国求和，楚庄王势弱不能同晋国抗衡，想拥立王子职，结果被商臣杀死】；穆公因此不能实现对我国的愿望【逞是快意】。穆公、襄公去世，康公、灵公即位【晋襄公、秦穆公都已去世】。康公是我国国君的外甥【晋国与秦国的姻亲】，却又想挖空、剪除我国公室，倾覆我国社稷，率领我国的叛臣来动摇边疆【指秦国接纳公子雍】；因此我国有令狐之战【打败秦军于令狐】。康公仍不悔改，进入我国河曲，攻打涑川，俘获我国国君，割取我国的羁马；因此我国有河曲之战【同秦军在河曲交战，秦军夜间逃走，后来又侵入晋国，进入瑕地】。东方通往我国的道路不通，就是康公自己断绝了同我国的友好关系【说康公自行断绝关系，所以晋国不再向东方通行】。等到您继承君位【您，指秦康公】，我晋国景公伸长脖子向西眺望，说：“您大概会安抚我们吧？”您却不施恩惠，不肯承认并缔结盟约【不肯承认晋国的愿望并共同结盟，“称”读为尺证反】，反而利用我国有狄人之患【指晋国消灭潞氏】，进入我国河县，焚烧我国的箕、郜，毁伤我国的农业收成【夷，伤害】，侵扰我国边疆；因此我国有辅氏之战【在辅氏打败秦军】。您也后悔祸患蔓延，想向先君献公、穆公求福，于是派伯车来传命给我景公【伯车是秦国相国公子】，说：“我同你恢复友好，抛弃仇恶，重新修复旧日的恩德，以追念前人的功勋。”盟誓还没有完成，景公就去世了；我国国君因此同您有了令狐之会【秦、晋约定在令狐会盟，秦国不肯正式结盟，秦伯回国后背弃晋国并修筑城池】。您又不仁善【祥是善】，背弃盟誓。白狄和您同属一州，是您的仇敌，却又是我国的姻亲【季隗是廧咎如赤狄的女儿，白狄攻打并俘获她，晋国文公纳她为夫人】。您来赐下命令说：“我同你攻打狄人，您的国君不敢顾念婚姻关系，畏惧您的威势，所以接受您的官吏所传的命令。” 您对狄人怀有二心，说：“晋国将要攻打你们。”狄人表面答应您，内心却憎恨您，所以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意思是狄人虽答应秦国，心里却憎恨秦国，并不可信】。楚国人憎恶您反复无常的品德，也来告诉我说：“秦国背弃了同狄人的盟约，又来向我国求盟。”他们向昊天上帝以及秦国三位公【穆公、康公、共公】、楚国三位王【成王、穆王、庄王】昭告说：“我虽然同晋国往来出入【仍然往来】，但我只看重利益；我不肖，憎恨那没有始终如一德行的人，所以把这些事公开说出来，以惩罚不专一。”诸侯都充分听到了这些话，因此痛心疾首，亲近我这个寡人【昵，亲近】。寡人率领他们听从您的命令，只求友好。您如果惠顾诸侯，怜悯寡人，赐给我们盟约，那么就是寡人的愿望；我们将承接您的意旨，使诸侯安定后退去【承接您的意旨以安定诸侯】。哪里敢招致祸乱【徼，求取】？您如果不施加大的恩惠，寡人虽然不才，恐怕就不能带着诸侯退去了。谨敢把这些事全部告诉您的官员，希望官员仔细谋划其中的利害。《上秦皇书》【李斯】迂斋批语说：【这是先秦古书。中间有两三段一反一复、一抑一起，只略微更换几个字，而精神更加显露，意思更加明白，变化曲折无穷。谁说文章的妙处不在虚字助词呢？】臣听说官吏们正在商议驱逐客卿，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取贤士，西边从戎地得到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都不是出生在秦国【妙】，但穆公任用了他们，兼并国土二十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客卿】的法令，改变风俗，百姓因而富足兴盛，国家因而富裕强盛，百姓乐于效命，诸侯亲近归服，战胜楚、魏军队，攻取土地千里，直到今天国家仍然安定强盛。秦惠王采用张仪【客卿】的计策，攻取三川之地，向西兼并巴蜀，向北收取上郡，向南取得汉中，包围九夷，控制鄢、郢，向东占据城皋的险要，割取肥沃的土地，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使它们面向西方侍奉秦国，功业延续至今。秦昭王得到范雎【客卿】，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强化王室，杜绝私门势力，像蚕食桑叶一样逐步吞并诸侯，使秦国成就帝王事业。这四位君主，都是凭借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地方呢【结得直截斩截】？假使当初四位君主拒绝客卿而不让他们入秦，疏远士人而不任用，那么秦国就会没有富足获利的实际，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名声了。

译如今陛下得到昆山的美玉，拥有隋侯珠、和氏璧等宝物，悬挂明月珠，佩带太阿剑，乘坐纤离马，树立翠凤旗，设置灵鼍鼓【举轻明重】。这些宝物中没有一件产于秦国，而陛下却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同“五子者不产于秦”的句法】？难道一定要秦国出产的东西才可以吗【上面一节只是顺说又倒说，意味无穷】？如果这样，那么夜光璧就不能装饰朝廷，犀角象牙制成的器物就不能供玩赏，郑国、卫国的女子就不能充实后宫，骏马和駃騠就不能充实外厩，江南的金锡就不能使用，西蜀的丹青就不能用来彩饰。用来装饰后宫、充实近臣侍妾、娱乐心意、满足耳目的一切东西，都必须出产于秦国才可以【把上面反说的一两项再倒过来说，不觉重复，反而更加精采】；那么宛地的珠簪、镶嵌珍珠的耳饰、东阿的白绢衣服、锦绣装饰，就不能进献到面前，顺应风俗而文雅美丽、姿态幽静的赵国女子也不能站立在身旁。敲击瓦盆瓦缶，弹奏筝，拍着大腿高声呜呜歌唱，使耳目感到畅快的，是真正秦国的音乐；郑、卫、桑间的音乐，以及《韶》《虞》《象》《武》，都是别国的音乐【把《韶》《虞》和郑、卫音乐并说，这是战国时的习惯】。如今抛弃敲击瓦盆瓦缶而采用郑、卫音乐，放下弹筝而选择《韶》《虞》，像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只要能使当前心意畅快、适合观赏就够了【人才】；人才充满面前，只要适用就够了【人才】。如今取用人才却不是这样【开始正面说】：不论是否可用，不论是曲是直，只要不是秦国人就赶走，只要是客卿就驱逐【两句一正一反】。这样看来，所看重的是女色、音乐、珍珠、美玉，所轻视的却是人民。这不是用来跨越海内、制服诸侯的办法。臣听说土地广阔，粮食就多；国家广大，人口就多；兵力强盛，士卒就勇敢。因此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挑拣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王者不拒绝众民，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四方，人民不分异国，四时都充满美好，鬼神也会降下福佑。这就是五帝、三王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如今却抛弃百姓来资助敌国，拒绝宾客来使诸侯成就功业，使天下的士人退缩而不敢向西来，裹足不进入秦国【秦国如果不用他们，他们必定归附别国】；这就是所谓借兵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别国得到贤士并任用他们，就会成为孝公、惠王、昭王那样】。物产不出于秦国而值得珍爱的东西很多【以小比大，也用来说明自己】，人才不出生于秦国而愿意效忠的人也很多。如今驱逐客卿来资助敌国，损害本国百姓来使仇敌获益，对内使自己空虚，对外在诸侯中树立怨恨；想求得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上太常博士书》【刘歆】迂斋批语说：【这是辨难攻击一类的文章，严峻简洁而有力量。】从前唐尧、虞舜的时代衰落以后，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圣明的帝王接连出现、相互承袭，他们的道理十分显著。周王室衰微以后，礼乐不能端正，道统难以完整，到了这样的地步。因此孔子忧虑道统不能实行，周游各国接受聘问，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订正音乐，使《雅》《颂》各得其所；又整理《易》、编定《书》的篇次，制作《春秋》，用来记载帝王之道。孔子去世后，违背正道的言论断绝了；七十位弟子相继去世后，大义开始乖离；又遭逢战国时代，人们抛弃笾豆礼仪，治理军队阵法，孔子的道统受到压抑，而孙武、吴起的术数兴起；逐渐衰败直到暴秦，秦国焚烧经书，杀害儒生，制定挟藏书籍的法令，施行以古事为罪的刑法，道术从此完全灭亡。汉朝兴起后，距离圣明帝王的时代已经很远，孔子的道统又断绝了，法度没有可以承袭的依据。当时只有叔孙通大略制定礼仪，天下只有《易》可以占卜，没有其他书籍。到了孝惠帝时期，才废除挟书之律；然而公卿大臣以及绛侯、灌婴一类人，全都是披甲的武夫，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到了孝文皇帝时，才开始让掌故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尚书》最初从孔子住宅墙壁中发现，竹简朽坏、断裂、散失，现今这部书还保存着，只是当时由老师传授诵读罢了。《诗经》才开始萌芽，天下各种书籍往往也略有出现，但全都是诸子百家的传说，仍然广泛设置学官、配置博士；汉朝的儒者中，只有贾谊可以称道。到了孝武皇帝时期，邹、鲁、梁、赵各地才有一些讲习《诗》《礼》《春秋》的先师【这里兼说《春秋》】，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当时一个人不能独自穷尽一部经书，有的人讲《雅》，有的人讲《颂》，相互合并而成《泰誓》；后来得到博士汇集整理、共同诵读，所以诏书说：“礼制败坏，音乐崩解，经书残缺，竹简脱落，朕对此非常忧愁。”当时汉朝兴起已经七八十年，距离完整的经书本来已经很远了。到鲁恭王拆毁孔子住宅，想把它改建为宫殿时，从毁坏的墙壁中得到古文经书，其中有失传的《礼》三十九篇、《尚书》十六篇【从开头到这里，都是说明诸经流传年代久远，仍未能完整备具】。天汉以后，孔安国把它们献上，却遭逢巫蛊之祸的仓促变乱，来不及施行。至于《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修订的【这里开始说左氏】，这些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余通，收藏在秘府中，潜藏未能公布。孝成皇帝忧虑学术残缺、文字缺漏，渐渐偏离真本，于是发掘秘府藏书，校订整理旧文，得到这三类材料，用来考察学官所传的经书；有的是竹简脱落，有的是篇章错传。向民间询问，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留下的学问，同这些材料相同，只是受到压抑而没有施行【它们如此难得，怎么可以轻易废弃】。这正是有见识的人所惋惜痛心、士大夫所叹息悲痛的事情。过去那些缀辑学问的人，不思考学术废绝、经文残缺的弊病，只是苟且因循鄙陋、满足于寡少，分割文字、分析字义，堆积烦琐言语和破碎辞句，使学习者疲惫衰老，甚至不能究明一门技艺；他们随口议论，背离传记，这是后世末流的老师，而不是古代的传统。到了国家将要举行大事，比如建立辟雍、举行封禅、制定巡狩仪式时，他们便幽暗闭塞而不知道根本，却还想抱残守缺，挟持害怕自己的说法被攻破的私心，没有向善服义的公心；有的人怀有嫉妒，不考察事实真相，只是彼此附和，随声判断是非，压制这三家学说，把《尚书》说成完备，把《左氏》说成没有传授《春秋》，难道不可悲吗？如今圣上的德行通达神明，继承帝统、发扬功业，也忧虑文学学术错乱。学士们像这样的人，即使明白其中实情，仍然犹豫推辞；我愿意同士人和君子一道，于是圣上下达明诏，询问《左氏》是否可以立为学官，派近臣奉行旨意、带着诏命而来，准备扶助衰弱、补救缺失，同几位君子共同思考、合力办理，希望恢复被废弃、被遗忘的学说。现在却不是这样，他们深闭门户，固执拒绝，不肯接受考验，竟以“不诵习”为理由把它断绝，想堵塞余下的道统，灭绝衰微的学术。可以同他人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人一起谋划开端，这只是庶民的作为，不是我所期望于士大夫君子的【辨难有条理】。况且这几家学说的事情，都是先帝亲自论定、今上亲自考察过的；它们的古文旧书都有证据，内外相互印证，难道只是苟且而已吗？

译礼制失传，还要到民间去寻求；古文经书难道不仍然胜过民间传闻吗【有力量】？从前博士所传的书中，有欧阳氏的《春秋》、公羊氏的《易》；施氏、孟氏的学说也都施行。孝宣皇帝还广泛设置谷梁氏《春秋》、梁丘氏《易》以及大小夏侯氏《尚书》的学官，虽然彼此相反，仍然一并设置，这是为什么呢？与其因为有过失而废弃它们，宁可有过失而保留它们【有力量】。传记说：“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坠落在地上，而是保存在人身上。贤者记取它的大处，不贤者记取它的小处。”如今这几家的言论，正是兼容大小义理，怎么可以偏执地断绝呢？如果一定要专守自己的学说、抱守残缺，结党同门而嫉妒道统，那就确实违背明诏，失掉圣意；即使被文吏议论，也很不值得几位君子采取。《古文集成》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十六，宋王霆震编，前丙集之二 书 《上宰相书》【韩愈】西山批语说：【考察韩公三次上书，如今单独选取这一篇，是因为它论说周公如何对待士人，反复委婉曲折，可以作为写文章的方法。然而凭韩公的贤能，却这样急切于求取仕进，也实在可惜。】迂斋批语说：【把周公同当时的事情反复对照说明，求取士人的缓急自然显现。虽然这是韩愈急于求取进用的表现，但确实写成了这样。】我韩愈听说，周公担任辅相时，急切地想见到贤人。他正在吃一顿饭，曾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正在洗一次头，曾三次握住头发。当时，天下的人才都已经被选拔任用，奸邪、谗佞、欺诈负心之徒都已经被清除，四海都已经没有忧患。九夷八蛮中处在荒服以外的地方，都已经前来朝贡；天灾、时令变化以及昆虫草木的妖异，都已经消散止息。天下所说的礼乐、刑法、政令、教化等制度都已经修治完备，风俗也都已经敦厚。动物、植物受到风雨霜露滋润的情况都已经合宜，吉祥的征兆和美好的瑞应，以及麟、凤、龟、龙之类，也都已经齐备到来。周公凭圣人的才德，又依靠叔父的亲近关系，他所辅佐治理、承受天命、推行教化的功绩又显赫如此。他所求见的士人，难道还有比周公更贤能的吗？不只是不能比周公贤能，难道还有比当时各位百官更贤能的吗？难道还有什么谋划能够补益周公的教化吗？然而周公求取他们竟然如此急切，只是害怕耳目有所听不到、看不见，思虑有所不及，从而辜负成王托付周公的心意，不能得到天下人的心，像周公之心那样。假如【反转前文】当时辅佐治理、承受教化的功绩还没有如此显赫，周公又不是圣人的才德，也没有叔父的亲近关系，那么他将连吃饭、洗头的时间都没有，哪里只是吐食握发来表示勤勉而已呢【更进一步说，连吐食握发的时间也不会有】？正因为如此，所以直到今天人们歌颂成王的德行、称道周公的功劳仍然没有衰落。如今阁下担任辅相，也已经很接近了。天下的贤才难道都已经举荐任用了吗？奸邪、谗佞、欺凌人的一类人难道都已经铲除了吗？四海难道都已经没有忧患了吗？九夷八蛮中居于荒服以外的，难道都已经前来朝贡了吗？天灾、时令变化以及昆虫草木的异常现象，难道都已经消除止息了吗？天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的各种制度，难道都已经修治完备了吗？风俗难道都已经敦厚了吗？动植物蒙受风雨霜露的滋润，难道都已经各得其宜了吗？吉祥的征兆和嘉瑞，以及麟、凤、龟、龙之类，难道都已经完全出现了吗？那些请求求见、希望进用的人，即使不足以希望凭借盛德达到与百官相等的地位，难道就全都不如他们吗？他们所陈说的，难道全都没有一点补益吗？如今即使不能像周公那样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握发而起，也应当引见并提拔他们，考察他们的才能而任用或舍弃，不应只是默默不理。韩愈等待召命已经四十多天了，两次上书而意愿不能传达，三次来到门前而守门人却推辞不让进入。只是因为我昏昧愚钝，不知道逃避，所以又说了周公的事【一作“阁下其亦察之”六字】。古代士人三个月没有得到任用，大家就互相慰问，所以出国境一定要带着礼物。可是之所以不轻易自我推荐，是因为在周国不能任用，就离开周国；在鲁国不能任用，就离开鲁国；在齐国不能任用，就离开齐国；宋国、郑国、秦国、楚国也都是这样。如今的天下，是同一个君主统治四海；若舍弃这里，就成了夷狄，也就是离开父母之邦。因此，士人如果要推行自己的道，在朝廷不能实现，就只能退居山林。山林，是那些独善其身、自我修养而不忧虑天下的人能够安居的地方；如果心怀忧虑天下之心，就不能安然居处。所以我每次自我推荐都不知道惭愧，上书屡次，脚多次走到门前，也不知道停止。岂只是这样而已，我还战战兢兢，唯恐不能出于大贤门下，这才是我所害怕的；也请您稍加体察。《与孟简尚书书》【韩愈】东莱批语【这一篇必须注意大开大合的结构】迂斋批语【摆脱孟子的困境，也就是摆脱自己的困境；推尊孟子，也就是推尊自己。文章运用抑扬的格局】来信说【吕本作“愈白，辱惠书”，没有这三个字】有人传说我近来稍稍相信释氏，这种传说是传话者的妄言【一本没有“此传之者”以上四字】。在潮州时有一位老僧，号大颠，很聪明，也懂得道理；那里偏远，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所以我从山中把他召到州城，留了十多天【一作“百十日”】。他确实能够把形骸置之度外，以道理战胜自己，不被外物扰乱。我同他交谈，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总觉得自己的胸中没有滞碍【一本无“自”字；一本无“自胸中无滞碍”六字】，自以为难得，于是同他来往。后来祭神到了海边，便登门拜访他的住所。到袁州时，留下衣服作为告别，这只是人情，并不是崇信他的教法、求取福田利益。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吕氏说从这里起是作文】。”凡是君子修身立身，自然有自己的法度【吕氏说这是承接上文而警戒，立下两句】。圣贤的事业，都记载在典籍中【吕氏说这是解释上文的意思】，可以效法，也可以学习。上不愧对天，下不愧对人，内不愧对自己的心【吕氏说语势强健；“立身行己”两句通常有这一句，前两句却很新】。积善或积恶，灾祸或福庆自然各按同类到来；为什么要离开圣人的道路，舍弃先王的法度，反而遵从夷狄的教法来求取福报和利益呢？《诗经》不是说过：“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不走邪路。”

译《传》又说：“不因威势而恐惧，不因利益而忧病。” 假如释氏真的能够给人降祸赐福【一作“作祟”】，也不是守道君子所应害怕的。何况万万没有这种道理；况且那个佛究竟是什么人呢【吕氏说再次唤起下文】？他的行为像君子，还是像小人【吕氏说设下两端】？如果是君子，就一定不会无故给守道之人降祸；如果是小人，他本人已经死了，他的鬼魂也没有灵验。天地神祇明明白白地罗列在那里，不是可以欺骗的【吕氏说言辞壮烈】；又怎么肯任由他的鬼魂随心所欲，在人间作威作福呢？进退都没有依据却相信奉行它，也就糊涂了【吕氏说照应并收束上面两层意思】。况且我之所以不帮助释氏而要排斥它，也是有道理的【吕氏说平铺两层意思】。孟子说：“如今天下的人，不归附杨朱，就归附墨翟；杨墨的学说交相扰乱，圣贤之道就不明白了。圣贤之道不明白，三纲就沦丧，九法就败坏【音妬，败坏的意思】；礼乐崩坏，夷狄横行【下孟切】；离变成禽兽还能有多远呢？”所以说：“能够说话排斥杨墨的人，就是圣人的门徒。”扬雄说：“古代杨墨的学说堵塞道路，孟子用言辞辟除它，天地顿时开阔。杨墨的学说流行，正道废弃，将近数百年【吕氏说这是要反过来诘难孟子】；到了秦朝，终于使先王的法度灭亡，焚烧清除经书，坑杀学士，天下于是大乱【吕氏说说明杨墨的祸害深重】。秦朝灭亡、汉朝兴起以后，过了将近一百年，还不知道修明先王之道【吕氏说不得不重新说明】。后来才开始废除挟书之律【吕氏说轻轻带过】，逐渐搜求散失的书籍，招纳学士。经书虽然稍有获得，却仍都残缺不全，十篇中亡失二三篇，所以学士大多老死；后来的人没有见过完整的经书，不能完全知道先王的事，各自依据所见的部分固守己说，彼此分离、乖隔，不能会合，也不能公正【吕氏说“不公”二字落得最好】。二帝三王和群圣人的道，于是大为败坏；后来的学者无从寻求追述，以至于今天，已经模糊不清了。” 这种祸患，是由于杨墨肆意流行而没有人禁止造成的【吕氏说从这里以下直到篇末，曲折回旋无穷，文辞意思才真正足以成为一篇文章】。孟子虽然是圣贤，却没有地位，空有言语而无法施行，即使言辞恳切，又有什么补益？然而幸亏有他的言论，如今的学者还知道尊奉孔氏、崇尚仁义、尊王贱霸而已。他的大经大法全都亡失消灭，不能挽救；败坏腐烂，也无人收拾。所谓在千百份中保存十分之一，哪里谈得上他的言辞使天地开阔呢【上文说孟子许多地方尚未说尽，只这一句便转笔，分量极重；吕氏说这一段表面上责难孟子，其实是说孟子无功之处】？然而假使从来没有孟子，那么人们全都要穿左衽、说侏离语了【吕氏说以二百多字的责难只用两三句挽救，是最警策处；上一句破掉前面数百句；侏音朱，侏离是蛮夷的语声】。所以我曾经推尊孟子，认为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推尊孟子也是替自己张本；吕氏说这是挽救孟子】。汉代以来，群儒勉强修补，百孔千疮，随着混乱而丧失；形势危急，好像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绵延不断，渐渐趋于灭亡【吕氏说用字好，显出佛老之害难以胜任的警戒】。在这种时候，却有人在其中倡导释氏和老氏，鼓动天下众人跟从它们；唉，那也太不仁了【吕氏说“不仁”二字落得最好】！释老的祸害超过杨墨【吕氏说以下是韩愈自己的议论，责备佛老而抑扬高下】。韩愈的贤能比不上孟子，孟子不能在圣道将亡以前挽救它，而韩愈却想在它已经败坏以后保全它【上文说自己不及孟子，收束在这一句；也含有虽不及孟子而实际用力超过他的意思，不是说道德超过他，而是说用力超过他】。唉，我也太不了量力了；而且眼见自身危急，却没有人来救，恐怕要至死而已。即使如此，假使圣道能够因为我而粗略流传，即使我死一万次，也绝无遗憾【本文主旨正在这一句，也照应前面谈孟子之处】。天地鬼神在上面监临，在旁边作证，我又怎么能因为一次挫折，就自行毁弃自己的道而去从邪道呢【吕氏说语气壮烈，有气骨】？籍、湜这些人，虽然我多次指教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最终能不能不背离而去。承蒙兄长厚爱，却不能奉行您的教诲，只有更加惭愧恐惧。死罪，死罪。韩愈再拜。《重答张籍书》【韩愈】东莱批语【这篇文章节奏严整简洁，铺陈叙述回旋往复而层次分明】您不因为我没有才能，反而有意推举我，使我进入圣贤的范围，拂去我的邪念，增加我尚未达到的境界，说我的资质可以达到圣贤之道【重说一层】；疏浚我的源流，引导我归向正道，灌溉我的根本，将来使我享用果实；这种盛德，连圣贤都要辞让，何况我韩愈呢？不过，也许其中有应当再说的地方，所以不能就此停止【转折】。从前圣人作《春秋》，已经把文辞写得十分深刻了，却仍然不敢公开传播，只是把道理口授给弟子，直到后世，才把这部书公布出来；这就是他考虑祸患的办法【照应】。如今佛、道二氏所尊奉、侍奉的人【避开正面而说】○回旋照应】下至公卿辅相【融化入文】；我哪里敢公开说要排斥它们呢【隐藏对君主的顾虑】？只能选择可以交谈的人来教导他们【举轻以明重】。即使这样，仍不时有人同我争辩，声音喧嚣；如果我的著作终于写成，看到它而愤怒的人一定很多【转折】。他们一定会把我当作狂人、迷惑者，连自己的安危都顾不上。写信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收束得好】？孔子是圣人，而且还说：“自从我得到子路，难听的话就传不到耳朵里；其余辅佐帮助我的弟子遍行天下，却仍然在陈国断粮，在匡地被围困，被叔孙毁谤，在齐、鲁、宋、卫的郊外奔走；他的道虽然尊贵，他的困窘也很严重【文章写得好】。○用字好，长短句有力】幸亏他的弟子们相互守护，最终才在天下有所树立【收束】。假如当初只有他一个人说、一个人写【照应】，他的道能够保存下来，可以希望吗【结得好】？如今佛、道二氏在中原流行，大概已经六百多年了【抑】。它们扎根牢固，流布广远【语气强健，用字好】，不是早晨下令、晚上就能禁止的事。自从文王去世，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相互守护先王之道，礼乐都保存着；到了孔子，距离文王还不久；从孔子到孟子，也还不久；从孟子到扬雄，同样还不久【铺叙的结构】。○铺陈叙述的骨架】然而他们仍然勤苦到这种程度，困厄到这种程度，之后才能有所树立；我难道能轻易做到吗【转折】？做得容易，流传就不会长远【结中含有警戒之意】。所以我不敢这样做【引出下文】。然而看古人，遇到合适的时代、推行自己的道，就没有必要著书【转折】

译著书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能施行，只能在后世施行。后者就是著书的用意【说明著书之意】。如今我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还不能知道；即使到五六十岁再做，也还不算晚。上天如果不想让这些人明白道理，那么我的命运就无法预知；如果上天要让这些人明白道理，除了我还能有谁呢【含有孟子“舍我其谁”的意思，这一转化很好】○苏文田《承相书》也相同。○承袭孟子】推行圣道，著成书籍，在今天教化世人，使它流传到后世，这些事情一定会有所成就【照应有力，是全篇的警策】。您为什么这样快就为我的作为忧愁呢【结得有力】？前一封信说我同人商量讨论时不能放低姿态，好像喜欢争胜【这是我的原意】。即使确实有这种情况，也不是喜欢自己取胜，而是喜欢圣道取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圣道就是孔子、孟轲、扬雄所传的道；如果它不能取胜，就无所谓道了。我难道敢逃避这个名义吗【再次说明，可见他以继承圣道自任】？○这里用字很好】孔子说：“我同颜回谈了一整天，他从不违背我，好像愚笨；但他同众人相处时，却能够辨析是非【借事发挥，以无为有；因彼及此，才能使正题显现，这正是文章的好处】。” ○旁敲侧击非常好】关于有人讥笑我驳杂的问题，前一封信已经全部说过了，您再看看吧。从前孔子还有戏谑的时候。《诗经》不是说：“善于戏谑啊，却不伤害人。”《礼记》说：“弓张开了却不松弛，不是文王、武王的做法。”这难道会妨害圣道吗【运用典故，构成篇章结构】？您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吗？孟简将要出行，想同您告别，希望您能来一趟。韩愈再拜。《答陈生书》【师锡说：陈生即陈商】韩愈】东莱批语【中间四层铺陈叙述，整齐极好】韩愈启：陈生足下，如今身负声誉、享有荣显而处在上位的，能有几个人？您想求得迅速变化、取得功名的办法，却不去请教那些人，反而来问我，这就叫向聋子借耳朵，向瞎子求道路。虽然您的请求十分恳切，教我这样那样地说了许多，但我还没有看出您从中有所收获。我的志向在于古道，又很喜欢古人的文辞。看您的书信和十四首诗，也可以说是有志于此了。然而您所询问的是声名，所羡慕的是科举，所以我对您的回答感到怀疑。即使如此，您的厚意也不可白白辜负，姑且把我听到的道理讲给您：大概君子忧虑的是自己，至于顺逆则听任天命；以诚信要求自己，以真诚侍奉父母。所谓忧虑在自己，是说仁义存在于内心，圣贤能够把它推展开来，而我却愚昧地只是普通人。所谓顺乎天命，是说贵贱穷通到来时，从自己的内心顺应它，不让它损害最初的志向。所谓以诚信待己，是自己确实能做到，别人说不能做到，不要相信；自己确实做不到，别人说能做到，也不要相信。究竟相信什么呢？只相信自己罢了。所谓以真诚侍奉父母，是尽自己的心而不向外夸耀，先注重实质，后讲求形式。尽心而不向外夸耀，是不把自己从外界获得的东西当作父母的荣耀；这里说的是声名和官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篇〕 先注重实质，就是道德和品行；后讲求形式，就是用甘美的饮食等外物来供养父母。真诚，就是不欺骗的意思。要等到取得外在的东西以后才算奉养父母，实质薄弱而形式丰厚，这难道不像欺骗吗？如果真是这样，您急急忙忙追求科举功名，因为不能升进而认为使父母蒙羞，就是糊涂。求得迅速变化的办法，不过如此而已。古代求学的人只问义理。我确实想向大学之道学习，韩愈独自守持这个说法，等待遇到知己。《与陈京给事书》【韩愈】我有幸拜见阁下，已经多年了。起初也曾承蒙您用一句话称誉我。那时我贫贱，为了衣食奔走，不能时时拜见您。后来再次见到您，阁下的地位更加尊贵，在门墙外等候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地位越尊贵，卑微之人就越难接近；等候在门外的人越多，您的恩爱范围就越广而感情也越不能专一。我韩愈，道德修养没有增加，文章却日益有了名声。道德没有进修，贤者就不会赞许；文章日益有名，同进之人就会嫉妒。最初因为日渐疏远而隔绝，又加上不能专一的期待，再加上不赞许我的人的心意，以及听信嫉妒者的言论；于是阁下的门庭之中，就没有我的足迹了。去年春天，我也曾前去拜谒您。您的容色温和，好像比从前更加亲切；您的言语连贯，好像怜悯我的困穷。我退下后很高兴，把这些告诉了别人。后来我到东京接取妻子儿女，又不能早晚相继拜见。等回来后，也曾前去拜谒您。您的容色冷淡，好像没有察觉我的愚钝；您的言语寂寥，好像没有接纳我的真情。我退下后感到害怕，不敢再去。如今我才释然醒悟，忽然悔恨道：您的冷淡，原来是因为恼怒我来得不连续；您的寂寥，原来是为了表示您的心意。《答陈商书》【韩愈】东莱集注 韩愈启：承蒙您惠赐书信，言辞高深而意旨深远，我读了三四遍，仍不能完全明白，只觉得茫然惭愧。您又不认为我浅薄鄙陋、没有过人的才智见识，反而把您所守持的道理告诉我，实在很幸运！我怎么敢不吐露实情？然而我也知道，自己不足以满足您的要求。齐王喜欢竽【《韩非子》十二篇说：齐宣王喜欢竽，南郭先生不懂竽，却混在三百人中吹竽而领取俸禄】。有个人想在齐国求仕，拿着瑟前往，站在齐王门外三年也不能进去。他呵斥道：“我弹奏瑟，能使鬼神上下；我弹瑟合乎轩辕氏的律吕【《前汉书·律历志》说：阳六为律，阴六为吕，是黄帝创制的】。”那位客人骂他说：“大王喜欢竽，你却弹瑟；瑟即使弹得好，大王不喜欢，又有什么用？这叫善于弹瑟，却不善于向齐王求仕。”如今在这个时代参加进士考试以求取禄利，在这个时代推行道义而写文章，如果一定要使当世人不喜欢，岂不是同那个拿瑟站在齐王门外的人相似吗？文章确实写得好，却不利于求取功名；求不到，就愤怒怨恨，难道不知道君子一定会这样做吗？所以我区区的一片苦心，每当有人来访，都是希望对不肖之处有所帮助；我从不推辞谦让，于是把一切都直说了。希望您体谅明察。《答李翊书》【韩愈】东莱集注说【樊氏说：韩愈答李翊的两封书，有的本子作“李翔”。贞元十八年，陆傪在礼部佐助主考权德舆，韩愈把李翊推荐给陆傪，因此李翊在这一年登第。这封信大概作于贞元十七年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十八年〕 迂斋说【吕居仁说，韩愈《答李翊书》最能表现作文、养气的精妙之处】

译李生足下，您的文章辞采很高妙，可是您提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谦下恭敬呢？像您这样的人，谁不愿意把自己的道理告诉您？您归于道德，已经指日可待，何况道德之外的文章呢？不过，我韩愈就像望见孔子的门墙却没有进入宫室的人，哪里足以知道这些是非呢？即使如此，也不能不向您说明。您所说的立言，是对的。您所写的东西同您的期望十分相似，已经差不多了。不过不知道您的意思，是希望胜过别人而取得别人的认可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呢？如果希望胜过别人、取得别人的认可，那么您本来已经胜过别人，也可以取得别人的认可了；如果希望达到古代立言者的境界，就不要希望很快成功，不要被权势利益诱惑，要培养根本，等待果实；增加油膏，期待光明。根本茂盛，果实就会成熟；油膏丰厚，光就会明亮。仁义之人的言辞，自然和蔼可亲。还有一个难处：我所写的东西，自己不知道是否已经达到，恐怕仍然没有达到。即便如此，我学习已经二十多年了。起初不是三代、两汉的书不敢看，不是圣人的志向不敢存于心。居处时好像忘记一切，行动时好像遗落一切；庄重时好像在思考，茫然时好像在迷失。到了从内心取出意旨、落到笔下时，只求除去陈旧的言辞，那真是艰难啊！别人看我的文章时，我不知道他们的讥笑有什么值得讥笑。这样过了几年，仍然不改变，然后才清楚辨别古书的真伪，以及那些虽然正确却还没有达到极致的地方，黑白分明；于是努力删去它们，才逐渐有所获得。到了从内心取意、落笔成文时，文思就滚滚而来。别人看时，他们讥笑，我心里反而高兴；他们称誉，我心里反而忧虑，因为其中还留有别人的说法。这样又过了几年，然后文章才浩大充沛。我又担心其中夹杂不纯，便迎上去排斥它，平心静气地察看，等到它全都醇厚，然后才放笔写作。即使如此，也不能不继续涵养。要行走在仁义的道路上，遨游于《诗》《书》的源流之中；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流，直到终身而已。气好比水，言辞好比漂浮在水上的物体。水势大，漂浮的物体无论大小都能浮起来。气和言辞的关系，也是这样【韩愈《论佛骨表》《徙鳄鱼文》，以及谈论折服王庭凑、释放牛元翼等文章，都足以看出他所涵养的气】。气势充盛，言辞的长短和声音的高低就都合宜。即使如此，我难道敢说自己已经接近成功了吗？即使接近成功，把它用于他人，又有什么可取呢？不过，等待被人任用的东西，若像器物一样合用，便会在适当时候发挥作用；用不用，都属于别人。君子却不是这样。他存心有道，行己有方；被任用，就把道施行于世；被舍弃，就把道传给自己的门徒，把它写在文章中，作为后世的法则。后世有人能够这样做，难道不值得快乐吗？也许未必值得快乐。有志于古道的人，很少了；有志于古道，必然会被当今世俗所遗弃。我实在为这种人感到快乐，也为他们感到悲哀。我屡次称扬这样的人，是为了勉励他们，并不是敢于对该褒奖的加以褒奖、对该贬斥的加以贬斥。向我求教的人很多，只是想到您的话没有以利益为志，所以姑且为您说这些。《请韩文公配享书》【皮日休】唉！圣人的道，不过在于求得施用。生前得到施用，一时之间就可以被人知晓；死后得到施用，百世之后也可以被人知晓。所以孔子的封赏，从汉到隋，爵位不过是公侯；到了我们唐朝，才加封为王号。七十弟子的爵命，从汉到隋，有的只是卿大夫；到了我们唐朝，才封为公侯。曾参的孝道感动天地、感应鬼神，从汉到隋，不过列入诸子；到了我们唐朝，才表彰并列入十哲。唉！天地长久闭塞而忽然通泰，就恢复平正；日月长久昏暗而忽然开朗，就恢复光明；雷霆长久止息而忽然震响，就使人惊惧；云雾长久郁积而忽然散开，就恢复清明。仲尼之道，在周、秦时闭塞，在汉、魏时昏暗，在晋、宋时止息，在陈、隋时郁积；到了我们唐朝才重新显现，万世的郁愤，一朝之间便得到释放。假如死者可以复生，他的志向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有一个人【这里说的是韩愈】，身体践行圣人的道，口中讲说圣人的言论，行为如颜回、闵损，文章如子游、子夏；死后却不能配食在孔子身旁，我真不知道这是否是尊重先圣之道。孟子、荀卿辅佐传播孔道，一直到文中子；文中子之后，降至贞观、开元年间，传承者日渐浅薄，继承者日渐浮泛。有的人引用刑名之学来作文，有的人援引纵横之术来讲道理，有的人写词赋来充当雅正文章。文中子的道，隔了百年才得到传承者。接受并传授它的人，只有昌黎文公。他把杨墨踢到不毛之地，把释老践踏在无人之境，所以孔道才巍然挺立而恢复正统。如今的文人，成百上千人的作品，打开篇卷、观看辞句，没有不有益于天地造化、补助当时政务的，这都是文公的力量。文公说：“我自己估量，如果世上没有孔子，我不应当列在弟子的行列中。”假使文公生在孔子时代，他未必不能列入四科之中。国家用二十位贤人的著作代代传用，把它们传给国学，并配享于孔圣庙堂，这是典章礼制，盛大而美好。既然能够代代传用他们的著作，难道不能用来解释圣人的言辞、笺释圣人的义理吗？何况亲身践行圣道、口头传述圣文的人，自我唐以来，只有一人。死后反而不能列入二十一贤之中，这就还不能说典礼完备。我恭敬地请求命令有关官员确定韩文公配享的位次；那么从今以后，天下受到文化教化，未必不是由此而来。《古文集成》卷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十七，宋王霆震编，前丙集三。

译书信。《答韦中立书》【柳宗元】迂斋批语【后面三个层次，可以逐一考察子厚一生在文章上用力的功夫。韩退之以及本朝的老苏、陈后山，凡是以文章成名的人，人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只是各自有所进入的门径和所得之处罢了】二十一日，宗元启：承蒙来信说想拜我为师。我所守持的道并不深厚，学业也很浅近；环顾自己的内心，没有看见值得作为老师的地方。虽然我曾经喜欢发表言论、写作文章，却很不以自己为是。没想到您从京都来到蛮夷之地，竟然幸而看得起我。我自己估量，本来没有可取之处；假使有可取之处，也不敢做别人的老师。给一般人做老师尚且不敢，何况敢做您的老师吗？孟子说，人的忧患在于喜欢做别人的老师。魏、晋以来，人们更加不肯从师。如今世上听不到有老师，有人做老师，大家就喧哗嘲笑他，认为他是狂人。只有韩愈奋然不顾世俗，冒犯嘲笑侮辱，招收后辈学生，写作《师说》，于是昂然以老师自居；世人果然群起惊怪聚众辱骂，指指点点，牵连攻击，憎恨并议论他。韩愈因此得到狂人的名声。他住在长安，饭还来不及煮熟，就又匆匆向东奔走，像这样已经多次了。屈原的赋说：“乡里的狗群起吠叫，是因为吠叫它们所感到奇怪的东西【就着这个比喻发表议论】。”我过去听说，庸、蜀以南经常下雨而很少有太阳，太阳一出来，狗就吠叫，我以为这是夸大的话。前六七年，我来到南方；元和二年冬天，有幸遇到大雪越过山岭，南越中几个州的狗全都惊慌地吠叫撕咬，狂奔了好几天，直到雪停才停止；这样以后，我才相信从前听到的话。如今韩愈已经把自己当作蜀地的太阳，而您又想让我成为越地的大雪，难道不是给我招来祸患吗？不仅使我受祸，也会使您受祸。然而雪和太阳，哪里有过错呢【从比喻中脱出】？只是吠叫的是狗罢了。想来如今天下不吠叫的狗有几只呢【以狗比喻当时的人，这是子厚最刻薄之处】？又有谁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炫耀怪异，以招来喧闹和愤怒呢？自从我获罪被贬以来，志向和思虑更加减少了。我居住在南方九年，又增加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喧闹；哪里能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早晚在我耳边聒噪、扰乱我的心情呢？那样我必定会僵卧、烦乱昏闷，更加不堪承受。平日里在意料之外遭受诽谤已经不少，唯独还缺少做别人的老师这一件事。况且我又听说【援引同类事例来证明】古代重视冠礼，是要借此要求人成为成人，这正是圣人特别用心的地方。几百年来，人们不再举行冠礼。近来有个孙昌胤，独自发愤实行冠礼。礼成后第二天，他到朝廷，到了外廷，插笏向卿士禀告说：“某家的儿子已经加冠完毕。”回应他的人全都茫然无措【音武】。京兆尹郑叔则愤怒地拖着笏退后站着，说：“这关我什么事？”朝廷中的人都大笑。天下人不认为郑尹错误，却反而怪孙昌胤，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独自做了别人不做的事【有力】。如今任命老师的事情，大多就像这样。您的品行厚重，文辞深沉，所写的一切都宏阔地具有古人的风貌；即使我敢做您的老师，又能增加什么呢？假使只是因为我的年龄在您之前，闻道和著书的时间并不比您晚，您确实想同我来往，谈论我所听到的道理，那么我本来愿意把心中所得全部告诉您；您只需自己选择，取某些事情，舍弃某些事情，就可以了。若要由我判定是非来教导您，我的才能不足，而且又害怕前面所说的事；因此我所陈述的确实是不敢做的，已经决定了【照应前文】。您先前想看我的文章，我已经全部陈述给您，并不是要在您面前炫耀显明自己，只是姑且想观察您的神色，看看您真正的好恶如何罢了。如今来信所说的，都是过分的赞誉；您如果确实不是谄媚虚誉、诬妄阿谀的人，那就是因为太爱重我，所以才这样说【从此以下逐条说明自己一生用功之处】。起初我年幼，写文章以辞采为工巧；等年长了，才知道文章在于阐明道理，当然不能随便追求光彩灿烂、专务辞采声调而自以为能。凡是我所陈述的，都自认为接近道，却不知道究竟是接近还是远离。您喜爱道而认可我的文章，或许您在道上并不远了【从此以下都陈述自己的所得】。所以我每次写文章，从不敢用轻率的心态挥洒，害怕文章剽悍浮薄而不能留存；从不敢用懈怠的心态改变它，害怕文章松弛而不严整；从不敢用昏昧的气息写出来，害怕它昏暗湮没而混杂；从不敢用骄矜的气息创作，害怕它傲慢乖张而自高自大。压低它，是想使它深奥；发扬它，是想使它明白；疏通它，是想使它通达；收敛它，是想使它有节制；激发它，是想使它清峻；坚固保存它，是想使它厚重【一句中的字再也不能移动】。这就是我用来辅助圣道的方法【这种心术发自内心，所以直说“辅助圣道”】。以《书》为根本，来求取文章的质实；以《诗》为根本，来求取文章的恒常；以《礼》为根本，来求取文章的合宜；以《春秋》为根本，来求取文章的褒贬法则；以《易》为根本，来求取文章的变化；这就是我探取道之本源的方法【看他这里用了许多个“本”字，再看下面用了许多个“参”字】。参酌《谷梁氏传》来磨砺气势，参酌孟子、荀子来畅达枝脉，参酌庄子、老子来放开端绪，参酌《国语》来扩大情趣，参酌《离骚》来达到幽深，参酌太史公来显出洁净【五经只用五个“本”字，其余只用“参”字，不可调换】；这就是我从旁推演、沟通贯通而写成文章的方法。凡像这样的做法，究竟对不对？有可取之处，还是没有可取之处？希望您幸而观察它、选择它，有余力时把意见告诉我。如果您屡次前来，以扩大这种道，您有所收获，那么我也有所收获。又何必说什么拜师呢？取其实际而舍弃师生的名义，不招来越地、蜀地的狗吠和惊怪，也不被外廷的人嘲笑，那就幸运了【照应前文雪与日】○照应冠礼】宗元又启。《与韩愈论史书》【柳宗元】迂斋批语【这是抨击、辨难的文体，深沉而痛快，可以想见作者其人】

译先前承蒙来信谈论史事，说已经把意见全部写在给刘秀才的信中；如今看到信稿，我心里很不高兴。往年同退之谈论史事，他的看法大错。如果信中说退之不应在史馆任职一天，那么怎么会去探听宰相的意思，认为只要凭修史使一个韩退之得到荣誉就行了呢？如果真是这样，退之难道应该白白接受宰相的荣宠，随后冒居史馆，靠近机密之地，领取俸禄供养和差役，把掌故、纸笔拿来写私人信件，取以供给子弟的费用吗？古代有志于道的人，不应这样。况且退之认为史官因为害怕刑罚灾祸而不肯任职，更是不对。史书用褒贬来评定人物，即便如此人们还恐惧得不敢写；假如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褒贬人物的成败得失，影响就更加显著，他应当恐惧的地方也更大【以重明轻】。难道他还要扬扬自得地进入御史台府，美食安坐，只在朝廷上行走呼喝吗？做御史尚且如此，假如退之做宰相，掌握天下士人的生杀、进退、升降，敌对的人就更多；难道他还要扬扬自得地进入政事堂，美食安坐，只在内廷外街行走呼喝吗？这同不修史而只以史官的名号取得荣誉、以俸禄获利，有什么不同？又说如果没有人祸，也一定有天刑。若是因此责怪前代修史的人，那也太迷惑了。凡是处在那个职位上，就应当想着使自己的道正直【议论正】。道如果正直，即使死也不能改变；如果要改变它，不如赶快离开职位。孔子在鲁、卫、陈、宋、蔡、齐、楚受困，就是这样【有力批驳史官会遭刑祸的说法】。那时诸侯昏暗，不能任用孔子；孔子不得志而死，不是因为他作《春秋》的缘故【这一层难以驳倒】。即使当时不作《春秋》，孔子仍然会不得志而死。周公、史佚虽然记录言语、书写事情，仍然得到任用并显达；也不能把《春秋》说成孔子的拖累。范晔即使不修史，他的宗族也照样被诛杀。司马迁触犯天子的喜怒，班固不能约束属下，崔浩沽名卖直而和凶暴的胡人争斗，这些都不是合乎中道的做法【十分难以驳倒】。左丘明因疾病失明，是出于不幸；子夏不修史也失明，不能把这当作戒惧史职的理由；其余的事都不出于这些情况。退之应当守持中道，不忘正直，不要因为其他事情而自我恐惧。退之真正应当害怕的，只是不正直、不能守中道【议论正】；刑罚和灾祸不是所应害怕的【句子有力】。凡是关于二百年文武之事的记载，大多确实应当如此【一作“诫”】。如今退之说“我一个人，哪里能够弄清楚”，那么同职的人也这样说，后来接任的人又这样说；人人都说“只有我一个人”，最终还有谁能够记载呢？还能把史事传下去吗？像退之这样，只根据自己听到、知道的，勤勉不敢懈怠；同职的人和后来接任的人，也各自根据所听所知，勤勉不敢懈怠，那么或许可以使史事不至于失传，最终有所明白。否则，只听信人的口头传说，往往说法各不相同，日久之后，那些本来高大光明、可以充塞天地的事情，必定沉没混乱，杂乱得无法考察，这不是有志之士所能忍心放任的。如果真有志向，难道应当等到别人督责、逼迫、催促之后才履行官职吗？义理上说，凡是鬼神之事，都渺茫荒诞、迷惑不明，没有可以凭据的地方，是明智的人不谈的。退之的智慧如此，却还害怕这些。如今学问像退之，文辞像退之，喜欢议论像退之，慷慨自称正直，行动刚强像退之【下浪切】，却还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唐朝的史书，最终难道没有可以托付的人吗？有圣明的天子、贤能的宰相，又得到像这样的史才，却仍然不能成事，实在令人痛惜！退之应当重新考虑能做什么，赶快去做。如果最终因为恐惧而不敢做，那么一天之内就可以引身离去，又何必说将要一边任职一边谋划呢？如今应当做却不做，反而诱导史馆中其他人和后辈，这实在是大惑不解！自己不勉力，却想勉励别人，难啊！《与李睦州论服气书》【柳宗元】迂斋批语【晓畅警策，深切有力，文辞气势劲健挺拔，开合曲折都极尽精妙。所遗憾的是声色过于严厉】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天，我同城中可以交游的人游览愚溪上游。在池塘西面的小丘上，坐在柳树下，饮酒十分欢乐。座中人都希望兄长能够一同来，认为兄长自从服气以来，容貌显得更加衰老，而内心少了欢愉，不如前一年那时。大家说完，都沮丧地斜眼相看【上字读莫见切，下字读各代切，意为斜视】，想着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兄长使用这种方法却没有找到门路。听说有一天，濮阳人吴武陵最为轻健，先写信铺陈天地日月、黄帝等，直到列仙方士都已死亡的情形，写了一千多字，辩说很是痛快。我暗中观察兄长，虽然口角带笑、面色和顺，精神却没有随之振作；到了吃饭时，偷偷看您调和食物、安排干湿，吃喝多少，仍然和平常一样。我看见您口头上称许他的道理，实际上却暗中拒绝他的忠告【意思是拒绝善意而不采纳】，好像古代强大的诸侯，凭借险固、倚仗力量，敌人来了就答应，敌人离去就放纵，这是最不能改变的顽固者。进攻而不能取胜，就应当增派军队。如今吴先生的军队已经因为您答应而退却了。我愿意磨砺锋刃、披上坚固的铠甲【音患】，鸣钟击鼓进军，在城下决战。只希望兄长明察听取我的话【借兴兵讨罪来比喻劝阻兄长服气之意】。关于服气之术大为不可的地方，吴先生已经全部陈述了。把一切都陈述出来却仍不改变的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服气书》多说漂亮话，便以为能得到长久而巨大的利益，那么又怎么能舍弃我所说的漂亮话和大利益，去听从别人的苦口之言呢！如今我非常愚钝木讷，不能多说。大体说来，服气究竟能使人不死，还是不能？能使人长寿，还是早夭？能使人安康，还是患病？对于这些问题，我一概不说【也是因为武陵已经说过了】。只是拿世上两件自己亲眼经历的事来作类比，以说明兄长所相信的书一定没有用。我幼年时曾经喜爱音乐，看见有人学弹琴，却不能得到高明的老师，只是偶然得到琴谱【意在说明服气没有师承，这正是攻击他的要领】；他读着琴谱上的音符来安排手指，早晨起来便不停地弹奏，直到夜晚，又增加灯烛来继续练习；灯烛不够，就一边吟诵琴谱一边在席上击拍。这样过了十年，他以为自己的技艺已经极其高超。后来他出门到大都市，在众人面前弹奏，大家却都大笑，说：“唉！为什么音调清浊错乱，节奏快慢失调呢？”他最终十分惭愧地回去了。等到年纪稍长，他又喜爱读书，看见有人学写文章，同样没有得到高明的老师，只得到一部古代国史，便伏案苦心钻研；他的勤奋像先前学琴的人一样，而时间又多了一倍。他出去后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到这种程度。”懂得文章的人又大笑说：“这只是外在形式相似，内在义理却相反，最终会被天下人弃置。”他又十分惭愧地回去了。这两个人都极其用功，反而被弃置，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老师，只是徒然描摹文章的外表【结尾有力】；其中不能传授的东西，终究无法得到，所以即使穷尽日夜、耗费多年，反而越来越疏远，不能接近。如今兄长所从事的服气之术，究竟师从谁呢【承接上文“无所师承”】

译【疑问语气】起初只见兄长从卢遵那里得到《传气书》，伏案读了两三天，便采用它。后来又从李计那里得到《气诀》，再参照取用，大力实行。这部书和这篇诀，卢遵、李计都不能真正理解。既然如此，那么兄长所学习的东西便没有高明的老师了【断定语气】；这与前面所说的两件事没有丝毫不同。宋国有个人得到一纸遗契，秘密数着上面的牙齿，说：“我的富贵可以等待了。”兄长的术法，或许就与此相似吧？兄长若不相信，现在假如向天下宣告：“谁是李睦州的朋友？”然后说：“现在愿意停止李睦州气术的站左边，不愿意的站右边。”那么兄长的朋友全都会站到左边。再宣告：“谁是李睦州的门客？”如此办理，兄长的门客也全都会站到左边。再把这话宣告给兄长的宗族，宗族便全都会站到左边；宣告给姻亲，也全都会站到左边；进入内宅宣告，子侄和亲近的人也全都会站到左边；再向奴仆婢妾宣告，奴仆婢妾也全都会站到左边；出门向平素担任将领、统率和属吏的人宣告，将领、统率和属吏也全都会站到左边。然后再向天下宣告：“谁是李睦州的仇敌？”现在愿意停止李睦州气术的站左边，不愿意的站右边，那么兄长的仇敌便全都会站到右边【“朋友、门客”以下共七句，而“仇敌”只有一句，因为一旦称为仇敌，便没有可分别的了】。这样看来，利害的根源就可以知道了【并列恩、仇两端，写了许多文字，最后只用一句收束，所以佳妙】。朋友希望长久保存他的道术，门客希望长久保存自己的利益，宗族姻亲希望长久保存亲戚关系，内宅中的子侄亲信希望长久保存恩情，奴仆婢妾希望长久保住主人，将领、属吏希望长久保存自己的势力【句法同《触龙说赵太后》中“徐公之妻、妾、客”】【这一段文字从邹忌劝告齐宣王的说法转化而来，其中六个字都不能移动】仇敌希望迅速除掉他的祸害【也只用一句】。兄长从事这种术法，凡是希望兄长长久存在于世的人都害怕，唯独希望兄长迅速消亡的人感到高兴。兄长如果继续这样做而不停止，那就是背弃亲人而同仇敌站在一起，连不及中等人的人也知道这是大大的错误，而兄长却安然处之，这正是小弟深深恐惧的。希望兄长能有所考虑，毅然改变自己，使仇敌失望而战栗，使亲人得到愿望而欢喜。那么小弟愿意捶杀肥牛，宰杀大猪，割取群羊，作为兄长的食物；吃尽陇西的麦子，耗尽江南的稻米，作为给兄长的寿礼；取东海的水制成咸醋，用敖仓的粮食制成酸味调料。使五味的美好达到极致，使五脏得到安适；心境恬静，意志舒展，容貌美好，身体丰润；醉饱之后歌唱，欢乐愉快，尽情欢娱，使声誉流传无穷，使功业垂留后世而不可磨灭，难道不是很快乐吗？哪里比得上舍弃美味而接近淡泊，舍弃欢乐而反受忧愁，憔悴不堪，皮肤日益起皱，肌肉日益虚弱，守着没有老师传授的术法，尊奉不可传授的书籍【始终都是在批破他没有师承】；为所爱的人悲伤，却为所憎恨的人庆幸【字词安排错综】；只说：“我能够坚守壁垒、抵御外境，以使自己强大。”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强大吗【始终借兴师用兵来比喻】？我实在无法承受这种疑惧。《答皇甫湜书》【李翱】迂斋批评【看李翱这篇文章，简直想以当代史家自任；其中品评前代史家文章的高下，阐明了别人尚未达到的见解】承蒙您来信，读到您寄来的文章，文辞高妙，义理正直，我欢喜无比，其中很有足以启发我的地方。自从与您分别以后，我连一句文章也没有说过，并不是不喜爱文章，而是说了也没有益处，众人又不相信，只足以招来诽谤，违逆世俗对道理也没有帮助，所以不说。我到越中任官已经三年了，才能很浅薄，恩泽不能施及百姓，每月领取官府的钱，自己估量终究没有补益，屡次请求罢官离去，至今还不能如愿，我对此尚未感到惭愧。我生性不懂得谄媚逢迎，只因不能委曲侍奉权贵，所以不能在朝廷中取得一席之地；您也抱负未伸而滞留在外，因此我屡屡有所谈论。凡是古代贤人圣人得到时势所赋予的职位，使道在天下推行的，都不著书，因为他们的事业存在于制度之中，足以自行显现。那些著书的人，大概是道德积蓄充盈，却在当时受到困厄挫折【这就是他自任史笔的原因】；地位卑下，处境低微，恩泽不能润泽万物，又耻于自己的事业随同灰烬消灭，且没有圣人为他们阐明，所以只好借助空言评论一代的是非，使之流传无穷，并使自己在后世发扬光大，因此往往有人著书。我近来写唐史，史官的才识浅薄，言辞鄙陋浅显，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及历代圣明君主的美德，使后世读者觉得其文采不如周、汉的史书【自任史笔】。我认为西汉十一帝中，高祖出身平民，平定天下，胸襟豁达，气度宏大，这是东汉诸帝比不上的；其余诸帝中只有文帝、宣帝较为优秀，从惠帝、景帝以下，也不都比东汉明帝、章帝更贤明。然而前汉的事迹鲜明地流传在人们口中，是因为司马迁、班固叙事简洁高妙【阐明了别人未达到的见解】，所以学习者乐于阅读并熟习它。人们对这些书读得详细【“发”字】。您读范晔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王隐的《晋书》，与对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著作的温习相比，生疏还是熟悉呢？所以熟习书籍，事迹就显著；很少读书，事迹就晦暗。读得疏或密，取决于文辞的高下【说得好】，这是必然的道理。唐朝拥有天下，圣明君主接续周、汉，可是史官叙事竟然还不如范晔、陈寿所写，何况能够比得上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的文章呢？我之所以感到惭愧，是因为如今得到时势和职位的人，即使具有作者的才华，只要他的道能够施及万物，就不会肯著书【照应上文】。我私下估量自己没有把握，在朝廷没有职位，幸而有余暇，而文辞句法还足以赞美当代盛德，记载一代功臣贤士的事迹，使之鲜明而可传于后世；我自认为能够使他们不被磨灭，因此不敢推辞，想要删削国史，完成一部不可磨灭的著作，采用仲尼褒贬的用心，以天下公认的是非作为根本。众人党派所谓正确的，我未必认为正确；众人党派所谓错误的，我未必认为错误。

译假如我的书写成并流传，那么富贵而功德不显著的人，未必能在后世声名显赫；贫贱而道德完备的人，也未必不能在无穷后世光明显赫。韩退之所说的“在奸邪谄媚之徒死后诛责他们，使潜藏的德行发出幽微的光辉”，正是我的心意。我的文采虽然不足以企及左丘明、司马迁，您看看我叙写《高愍女》《杨烈妇》的文章，难道完全出在班孟坚、蔡伯喈之下吗【自负如此】？仲尼说过：“难道没有博弈一类的事吗？即使去做它，也比什么都不做强。”我所做的事虽然对人没有什么帮助，但同博弈相比，还是胜过它的。您认为怎么样？所以古代的贤人圣人，在实行仁道时，即使面对老师也不推让。仲尼说：“周文王死后，礼乐文化不在我这里吗？”又说：“我想不说话，上天又说了什么呢？”孟轲说：“我没有遇到鲁侯，是天意；臧氏的小子怎么能使我遇不到鲁侯呢？”司马迁说：“成就一家之言，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我不推让，也不算大大的过错。希望您不要责怪。《古文集成》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十八，宋王霆震编，前丙集之四 书信 《上范司谏书》【欧阳修】范文正公范仲淹，天圣年间任河中府通判，被召任右司谏。东莱批评【大体平正，有眼光、有筋骨，必须看它前后贯通、错综安排、抑扬顿挫之处】迂斋批评【这篇文章写在韩退之《谏臣论》之后，也颇为承继了它遗留下来的意旨，但文字没有一句一语与它重复，真可以同它争高下】司谏不过是七品官罢了【先立下这一句，后文用来解释】但您得到这个职位，却不应为此感到高兴【吕氏说：从小处说起，抑扬是为了对范文正公有所期待，因此有这句话】；我偏偏想专门向您道贺，实在是因为谏官一职，关系到天下的得失和一时的公论【吕氏说：这是全篇的主旨纲目，也说出了大处】。如今世上的官员，从九卿、百官到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尊贵的官位和重要的职务可以施行自己的道【吕氏说：从旁边说来】；然而县不能越过自己的封界，郡不能超越自己的境界【吕氏说：主说一件事，关锁而来】，即使是贤能的郡守县令，也不能越权施行，因为他们各有职守【吕氏说：收结上意】。吏部的官不能治理兵部，鸿胪卿不能治理光禄寺，因为各有主管的机构【吕氏说：从外部说来，写两层，映衬出谏官职责之大，也是锁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守”和“司”两个字也不能互换】至于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国家社稷的大计，只有宰相能够根据所见所闻而不受具体职司限制去实行，谏官能够据此进言罢了【吕氏说：把谏官同宰相比，既有抬高也有抑制】。所以读古书、怀抱道义的士人，在朝廷做官，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谏官；谏官职位虽然卑下，作用却同宰相相等【吕氏说：这一段最有筋骨，是警策防范之处】。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对，宰相说不对【吕氏说：铺陈叙述】；坐在朝堂之上，与天子相互议论可否的人，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能实行；站在宫殿台阶之前，与天子争论是非的人，是谏官【吕氏说：语言强健，精神振作】【看他前面用“庙堂”，这里用“殿陛”四字；又看“相可否”“争是非”六字，都不能调换，也略略表现出尊卑的分别】宰相尊贵，推行他的道；谏官卑下，推行他的言论【吕氏说：总括上面两段，又说谏官，恐怕偏失，所以用一句转结】言论得到实行，道也就得到实行【到这里便说言和道是同样的，一并说尽】。九卿、百官以及郡县的官吏，守着一个职务，就承担一个职务的责任；宰相、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情，也承担天下的责任【吕氏说：锁接前意并说出】。然而宰相、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受到主管部门的责罚；谏官失职，则受到君子的讥刺，主管部门的法令只能实行于一时，君子的讥刺却记录在史册上，昭明地流传百世而不泯灭，这实在可怕【吕氏说：与宰相相比，谏官更为重要；这一段立意最高，别人

译说职责重大止于宰相，这里说谏官还不如宰相，极其精妙】【更加沉重】一个七品官【照应开头一句】，却承担天下的责任，害怕百世的讥刺，难道还不重大吗【吕氏说：这两段照应前文，以“任天下之责”结上并关锁下文】？没有才能而又贤德的人不能担任这个职务【吕氏说：勾连锁接下文，转入写范文正公】。近来您刚从陈州被召回，洛阳的士大夫互相议论说：“我们了解范君，知道他的才能；他这次来，不做御史，必定做谏官。” 等到任命下达，果然如此【吕氏说：省略文字而有力量】。大家又互相议论说：“我们了解范君，知道他的贤能；以后听说有站在天子殿阶之下、直言正色、当面争论朝廷大事的人，不是别人，一定是范君【对他的期待】。”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我们翘首踮足，等待听到他的消息，最终却没有听到，私下感到疑惑【对他产生疑问】。难道洛阳的士大夫能够预料到前面，却不能预料到后面吗【吕氏说：总括上文】？还是您有所等待，准备以后再行动呢【吕氏说：引出下文】【本来想责备他，却故意放缓，文章的节奏本来就应如此】从前韩退之写《争臣论》，用来讥刺阳城不能极力进谏【吕氏说：这一段说到了骨髓和精神】；阳城最终却因进谏而显名【吕氏说：照应“有所等待”】。人们都说阳城不进谏，大概是有所等待才这样【吕氏说：照应下文】；韩退之不懂得他的心意，便妄加讥刺，而我独自认为并非如此。韩退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吕氏说：想议论士人，先立下这一根柱子】，阳城担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后来又过了两年【吕氏说：论阳城之事最为切实】，才在朝廷上议论陆贽，以及阻止裴延龄任宰相，想撕毁任命诏书，也不过这两件事罢了。德宗在位时，可以说多事了【吕氏说：想说下面的话，先立下这一有力句子】。任用授职失当，叛将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疑忌惮，任用小人，在这样的时期，难道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进言，却必须等七年吗？当时的事情，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议论陆贽更紧急的吗？按理说，早晨接受谏官任命，晚上就应当上奏疏。幸好阳城做了七年谏官，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一次进谏便使事情停止，以此堵塞自己的责任。假使只做五年、六年便调任国子司业，那么他终究会一言不发地离去，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吕氏说：这一段说透了文章的骨髓和精神】【精神全在“幸而”“向使”两次转折上】如今做官的人，最终三年便升迁一次，有的只做一两年，甚至半年便升迁【这一转又更加紧迫】；这又不是可以等待七年的事情【由韩退之写《争臣论》引出许多话，却没有稍作停顿】。今天子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教化政治清明，即使可以说没有什么大事【从容脱出】，然而既然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来并任命这个官职，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乐于听取忠言吗【吕氏说：余意不伤时，有含蓄回旋】？可是如今还没有听到您有什么言论，使天下知道朝廷中有正直之士，也使我们的君主显出善于纳谏的明德。那些身穿布衣、束着韦带的士人，困居草野，坐在那里诵读书史，常常遗憾自己不得任用【吕氏说：从这里以下，余意全都收束得很尽】。等到被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分，不敢进言。”有人说：“我的职位还低，不能进言。”等到有资格进言了，又说：“我还有所等待。”这样最终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照应前文】【结尾极好，十分有力】恭敬地希望您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害怕君子百世的讥刺，陈述一次正直的言论，以此满足重大的期望【照应前文】，并且解除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么我就非常幸运了【照应“惑”字】《上富丞相书》【苏洵】富公名弼，字彦国，是河南人。东莱批评【这篇文章必须看它曲折变化、抑扬顿挫、开合反复以及节奏的美妙】迂斋批评【这篇文章必须看抑扬之处，开合舒缓得当，分寸拿捏得好】

译又批评说【富公任宰相，很想改革各种政务，许多小人对此不高兴，所以预先替他忧虑】往年天子震怒，罢黜驱逐宰相，选用能够托付天下的旧臣【吕氏说：一句承上加重，一句从这里分出各层枝节 【责望重大之处】让他在宰相府中同天下重新开始，而您的职位实际上居于第二位。正当这个时候，天下人都高兴庆贺，认为您只是因为不做宰相，所以才默默地处在这里。如今您从困顿中重新振作，振作后又恰好再次做了宰相，而且又正逢这样的时局；不做又做什么呢？况且我们的君主对您的期待如此深厚，不做又凭什么来满足我们的愿望【吕氏说：结构铺陈得好】？所以大家都说：“以后如果有下达的命令不同于往日，一定是我们的富公。”我们早晚等待您，踮起脚、伸长脖子盼望您【难解】；一次次地张望，却始终没有见到您，忧愁不安地疑惑【吕氏说：这里难解，反过来解释后又显得难解】。唉，竟然没有听到您的消息【解释】；一定是因为您还远在外地，等您进到京师，也还是没有听到什么【难解】。我们不敢真的怀疑，仍然说【解释】：“天下人如此众多，几十年间局势又如此没有改变，大家都说【难解】：‘这是贤人啊。’”有人说：“他心中其实有自己的道理【解释：此句应放在后面】，只是天下人从来没有看见罢了；然而仍不能不忧虑【吕氏说：这句话应照应后面的解释，如同砥柱立在中流】。大概古代的君子【吕氏说：再次生出意旨】，爱护那个人，就担心他不能成就事业【吕氏说：这是全篇的主旨】。况且我曾听说，古代的君子，与这样的君主和这样的人一起，都在朝廷任职；这样就使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为人，都是善良的，然后才没有忧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一个人想要独自掌管天下的事情，即使受到当世君主的信任，同列的人只要说一句话来怀疑他，事情也不能成功。如今政令出自别人而不害怕，事情不是自己提出而不嫉妒【精神只在“出”和“不出”二字】，这两点只有善人才能做到【这是很难做到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仍然希望取得他们的内心认同。至于一般人，政令出自别人便害怕损害自己，事情不是自己提出便嫉妒它成功，因此生出不平之心。有的人处在我前面，有的人站在我后面【前后】，却都怀有不平之心，那么自身就危险了【吕氏说：收束上文】。所以君子处在他们中间，应当不使他们对我产生不平之心【结上意】。周公站在明堂上听取天下的政事，召公却感到疑惑，为什么呢？天下人本来就会对事情太大感到疑惑，召公仍未能相信周公的这片心意【回旋而两面周全】。周公平定天下，诛杀管叔、蔡叔后，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召公，以安定召公自身，并进而安定成王；所以凡是安定自身，都是为了安定周朝【议论很好】。召公对于周公，正如管叔、蔡叔对于周公一样，这两方面也都怀有不平之心，认为周朝的天下周公将要全部取得。周公诛杀了那些不能明白告知、也不能直接说出的不平之心，却把可以告知的事情告诉他们，从而调和了他们的不平之心。既然如此，只要不是绝对不能告知的事情，君子从来没有不想调和他们的内心【吕氏说：这里的警策防范最重要，要看出作者的精神】。天下的人，从士人直到卿、大夫、宰相，聚集在君主之上，将要有所作为，还有什么忧虑而不能成功呢？不能忍受一点小小的愤怒，使他们形成不平之心，就会损害大事。因此君子忍受小小的不快，宽容他们的小过失，杜绝他们的不平之心，然后在面对大事时让他们听从命令。况且我的小小不快，不值得用来换掉我的大事【结上文不平之心】，所以宁可稍加宽容，使彼此之间没有一点隔阂【吕氏说：结得好】。古代的君子与贤者共同居处、共同欢乐，所以责备他们时很详细。不幸而同不肖之人相处，却不谋划大事，只治理细小之处【下一句好】，那么就会远离事情的实际，对当世没有益处【吕氏说：对富公的责备很深】。所以要等天下无事以后，才可以同他们争论这些问题；否则就不可以【吕氏说：收束得干净】。从前诸吕掌权，陈平忧惧不安，想不出办法。陆贾进去拜见他，劝说他同周勃交好；陈平采用了这个计策，最终得到绛侯掌握北军的帮助，消灭了诸吕。绛侯是个木讷刚强的人，若不是陈平招致他，还能是谁呢？所以贤者能够使不贤者发挥作用，并不是不贤者能够招致贤者【警策】。从前当今皇帝即位初年，寇莱公任宰相，只因身边有小人，不能诛除他们，又不能做到同他们不起怨恨，所以最终被斥退。等到范文正公在宰相府任职，又想在几年之内把天下的事情全部治理好，失于急切，也不能忍受小小的怨忿，所以群小人也急忙把他驱逐出去。他一经离去便再没有被任用，直到终身。恭敬地希望阁下凭借举世罕有的才华，站在天子之下、百官之上【首尾照应】，对于这件事的深谋远虑一定已有安排，而天下人还没有看见。苏洵是西蜀人，私下对当今世道抱有志向，希望能在堂上拜见您一次【含有未尽之意】。希望阁下深思此事，不要忽视。《上韩枢密书》【苏洵】迂斋批评【议论精确切实，笔势纵横，开合变化，把曲折深妙之处全都写尽了】又批评说【言辞严峻，气势刚劲，笔端收敛而有顿挫，回旋转折十分充分，深深体察天下大势，议论多从韩非、孙武等人的著作中来】太尉阁下，苏洵著书没有别的长处，一谈到军事，评论古今形势，甚至自比于贾谊所献的《权书》。古人虽然已经逝去，但成败的迹象如果能够深刻理解其中的道理，把它施用于今天，没有什么不可以。昨天因为请求拜见，求您允许我进献一点末议，太尉已经答应了，我谨慎地写下这些说法。我的言语质朴直率，并没有惊世骇俗之谈，也没有高妙得难以实行的议论。太尉只取其中的大纲，不要责怪它细节不够周全。大概古代并不是用兵决胜困难，而是蓄养军队却不使用它令人畏惧。比如水在山中受到激发，放到海里；把它决开，可以成为沟渠田塍；堵塞它，可以成为池沼水洼【看他用字，以水比喻军队】【这是疏导水势的时候】天下人都能做到这些【起始容易】；让江河流入淮水、泗水，汇聚成洪大的波涛，蓄积成大湖【这四个字与前面四个字都不能调换】【这是收敛水势的时候】经历万世而不泛滥，自禹以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说明收敛困难】。军队，是聚集天下不义之徒，给他们不仁的武器，教他们杀人的事情【说尽了】【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只有天下尚未安定、盗贼尚未消灭的时候，才有机会施展他们不义的心，使用他们不仁的武器，试行杀人的事情。

译在这种时候，勇敢的人没有剩余的力气，聪明的人没有剩余的谋略，机巧的人没有剩余的技能【三个“有余”字应留到后面】；因此他们不义的心转变为忠诚，不仁的武器用来对付不仁，杀人的行为施加在应当被杀的人身上【变化得很妥当】。等到天下已经平定、盗贼已经消灭【养兵不用的时候】，不义之徒聚集而不解散；勇者有剩余的力气，便想用它作乱；智者有剩余的谋略，便想用它行奸；巧者有剩余的技能，便想用它行诈。于是天下的祸患纷纷产生。虎豹整天不捕杀，就会跳跃咆哮以发泄怒气；蝮蛇、蝎子整天不螫人，就会咬啮草木来施放毒性。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从前刘邦、项羽在草野间奋臂起兵，秦、楚无赖子弟成百上千成群结队，争相起兵响应，多得数不清【笔力强劲】。转战五六年，天下厌恶战争。项籍死去，而高祖也已经老了【句法】。正在这时，分封诸将为王，改定律令，让天下休养生息；可是韩信、黥布等人接连起兵，成为七国。高祖在铠甲兵器之间死去，却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些事情。祸乱接连延续到吕氏之祸，直到孝文帝以后才安定下来。为什么兴起这样容易，收束却这样困难呢？刘邦、项羽的势力起初仿佛决堤的河水【略微照应前面的比喻】，顺流而下，确实有令人欣喜之处；等到它崩溃而四处奔流，放纵在数百里之间，大家拱手旁观却没有人能够救治。唉！如果没有圣人，靠什么来妥善处理后果【防止过渡连接】？太祖、太宗亲自披着铠甲，跋涉险阻，斩除四方的蓬蒿【语言雄壮】。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遍布天下，一旦卷起铠甲停止用兵，传了四代而天下没有变化，这是什么办法呢【这四个字呼应得好】？荆楚、九江一带的土地，不分封给诸将【两句的应对还未尽】，韩信、黥布之类的人便没有机会生出异心【处理安排清楚】【结语定下了转折】虽然天下没有变化，但军队长期不使用【照应“养兵不用可畏”一句】，他们不义的心积蓄起来而无处发泄【不在这里使用，就会在那里使用】；吃饱饭，悠闲度日，寻求向良民逞强。看他们平日无事，出言抱怨来向上级邀功，一旦有紧急情况，这种人即使给他千金，也不能驱使。往年诏令天下修缮城池，西川的事情苏洵亲自见过：凡是郡县的富民，全都登记姓名，得到数百万钱，用作酒食馈赠和军饷的费用；捣土声还没有停止，城墙就随即毁坏。这样过了几年才安定下来，事情办完，官吏互相庆贺，服役的徒众互相夸耀，仿佛战胜凯旋等待赏赐一样【写当时的事情宛如在眼前，不说士兵骄横而骄态已经包含其中】。近来我在京师郊野小路间游走，那些人常常私下交谈，毫无顾忌；听当地人说，正值春天时尤其不忍听闻，大概当时已是五六月了。京师担忧发生大水，在两岸边排列锄、耰、畚、筑等工具，县官每天耗费千金，传呼慰劳询问的声音绵延数十里；他们却仍然满怀怨恨、像狼一样回头张望，没有人肯出力效劳【防止他造出新说法】。从京师内部听到的情况和西川亲眼看见的情况来看，如今天下的形势究竟怎样呢【虽然没有深说，却委婉而切实】？统御将领是天子的事情，统御军队是将领的职责【承接极紧】。天子养尊处优，树立恩德，收取声名，同天下人共享喜乐，所以他的治道不可以用来统御军队。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竭尽死力来保卫社稷，使天下人的心只系于一个人，而自己不参与其中。所以统御军队是人臣的事情，不可以使天子劳累。如今所忧虑的，是大臣喜爱名声而害怕诽谤【病根】；喜爱名声就多树立私人的恩惠，害怕诽谤就不能坚定执法，因此天下的军队骄横放纵到这种地步，却没有人能够制止【用字很好】。近来狄公【狄青】在枢密院，号称宽厚爱人，亲近士卒，取得了他们的欢心【先扬】；太尉【韩魏公韩琦】恰好接替他之后任职。狄公只知道统御外部敌人的方法，却不知道治理内部军队的道理【后抑】；他是边将的材料。古代军队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军队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是为了作战，爱天子是为了守卫【又用“战”“守”二字承接，使文章不困】。狄公把统御外敌的心态施用于内部，太尉不反过来纠正这种做法，又怎么治理军队呢【回旋转折】？有人也许认为【设问】：军队骄纵已久，无法治理，一旦用法令约束，恐怕因此生乱。从前【回答】郭子仪离开河南，李光弼实际接替他任将。李光弼到任当天，张用济被斩于辕门，三军将士大腿发抖。以临淮王李光弼的强悍，接替汾阳王郭子仪这样宽厚的长官，三军将士肃然如同赤子脱离慈母怀抱而站在严师身旁，哪里敢发生什么乱子呢？况且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将相，是天下人的老师【“内外”“战守”两个字本来已经恐怕说尽，这里又增添父母、老师的说法，是文字变化】。老师即使严厉，赤子也不敢因此怨恨父母；将相即使严厉，天下人也不敢因此怨恨君主，形势本来就是这样【承接比喻而立论】。天子能够使人活，也能够使人死，所以天下人希望他使人活；等到他杀人时，天下人会说：“这是天子杀的。”因此天子不可以多杀人。人臣奉行天子的法令，即使杀人很多，天下人也没有理由把怨恨归于天子，这就是先王威服并怀柔天下的方法【这种议论偏向六经之外，没有这样的意思，是从韩非、孙武等书中来】。恭敬地希望太尉思考天下长久安定的道理，不要专务一时的名声【照应“好名”一句】，尽到至公之心，不要顾忌三军的许多议论【照应“惧谤”一句】。天子推行深厚的仁德来凝聚他们的心，太尉施加威武来振作他们的懈怠。他们想到天子的深厚仁德，就会爱戴天子而不至于怨恨；想到太尉的威武，就会畏惧太尉而不至于骄纵【必须有这一层，才能回护君主的恩爱，否则就会变成姑息】。君臣的体制顺当，畏惧与爱戴的原则也就建立起来了【人臣一心行法，使恩德归于君主，这才是懂得体制】。如果不是太尉，我还能指望谁呢？《上田枢密书》【苏洵】田况，字元钧，祖先是京兆人，后来迁居信都。嘉祐三年，任枢密使。东莱批评【这篇文章的议论反复周详而极有法度，切应当仔细体会】

译上天把这些交给我，难道是偶然的吗？尧不能把天下传给丹朱，舜不能把天下传给商均，而瞽瞍也不能从舜手中夺走天下。它发于内心，表现在言语中，显现于事情上，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圣人不能把天所授予他的东西交给别人，父亲也不能从自己的儿子那里夺去；由此可以看出，上天把这些交给我，并不是偶然的。上天所以把这些交给我，必定有要任用我的原因。我知道这一点，却不能实行，也不把它告诉别人；上天本来要任用我，是我自己把它搁置了，这种罪名叫作“弃天”。上天亲自降低身份来求取幸运，我却自甘卑微以求得宠幸；上天使自己的言语显得微小以求得任用，我却自贬其道。上天把这些交给我的意义究竟怎样，而我却这样做呢？这种罪名叫作“防天”【原文“防”字义不明，疑有讹误】。上天遗弃我，是我的罪；阻拒上天，也是我的罪。不遗弃上天、不阻拒上天，但别人不任用我，这是别人不任用我的罪，称作“逆天”。这样说来，弃天、阻天，责任在我；逆天，责任在别人。责任在我，我将竭尽自己力量所能做的一切，以满足上天把这些交给我的用意，并求免除天下后世的讥刺；责任在别人，我又怎么知道呢？我连求免除自身的责任都来不及，哪里有空闲替别人忧虑呢？孔子、孟轲不得志，老死在道路上，却不疲倦、不怨恨、不惭愧、不沮丧，本来就是知道责任所在的缘故。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之类的人，不值得同他们一起有所作为，我也知道这一点了；但我还是要竭尽自己的心力罢了。如果我的心力没有竭尽，我恐怕天下后世就没有办法责备卫灵公、鲁哀公、齐宣王、梁惠王等人，而他们也将有借口推脱自己的责任。这样一来，孔子、孟轲的眼睛在地下也不能闭上了。圣人贤人的用心，本来就是这样。这样出生，这样死亡；这样处于贫贱，这样处于富贵；上升便成为天空，沉下便成为深渊，流动便成为江河，停留便成为山岳；这些都不预先干涉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就完成了。我私下奇怪后世贤者不能安置自己的身体，忍受不了饥寒困穷，便向别人呼号。唉！假使我真的死于饥寒困穷，那么天下后世的责备一定有归属之处。别人不自己承担自身的责任，把它当作忧虑，我却取过来加在自己身上，不是太过分了吗？如今苏洵不肖，哪里敢把自己列在圣贤之中？但我的内心也有一点不太轻视自己的地方。为什么呢？天下的求学者，谁不想一步就到达圣人的境界？然而等到不能成功时，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即使千金之子可以变得贫穷，贫穷的人可以变得富有；人若不是上天所授予的，即使有使贫者富者的权力，也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却不可得。天子的宰相能够使人活，也能够使人死，这种权力并不是上天所授予的。即使拥有使人活、使人死的权力，想求得一句接近道的话，也不可得。如今苏洵用力学习圣人贤人的学术，也已经很久了。他的言语、他的文章，虽然不知道究竟能不能用于今天并流传到后世，我只是奇怪自己得到它们竟不费力。当我在心中集中思考时，仿佛有人在启发我；从心中得到它们并写到纸上时，仿佛有人在辅佐我。难道其中没有一句话接近道吗？千金之子、天子的宰相想求而不得的东西，一旦出现在自己身上，所以他的内心能够自负；或许上天也确实把某种东西交给了我。从前我在益州拜见您时，您当时的文章浅薄狭隘，可笑之处很多；饥寒穷困扰乱了您的心，声律和记诵又从旁破坏了文章的体制，实在不值得观看。几年来您退居山野，自以为永远被抛弃，同世俗日益疏远，才得以把全部力量尽情用在文章上。诗人的委婉深厚，骚人的清峻深沉，孟子、韩愈的温厚醇正，司马迁、班固的雄健刚劲，孙武、吴起的简洁切实，投向哪里都能运用自如。曾试着这样认为：董生得到圣人的经术，他的缺失是流于迂腐；晁错得到圣人的权变之术，他的缺失是流于诈伪。有贾谊那样的才干却不能施展的，大概只有贾生吧？可惜如今这个世道，我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于是写了《防》两篇，说的是审察形势、审察敌情；又写《权书》十篇，即《心术》《法制》《攻守》《强弱》《用间》《高祖》《项籍》《子贡》《孙武》《六国》，共十篇。苏洵有山田一顷，年成不坏时可以免于饥饿；努力耕作，节俭用度，也足以这样终老。至于我这不肖之身，本来不值得吝惜；但上天所赋予我的才华，却不忍心抛弃，也不敢辜负。您的声名天下皆知，天下士人的才用与否，全在您的取舍。因此冒昧把所谓《防》二篇、《权书》十篇献给您。平生所写的文章，因路途遥远，不能多带来；有《洪范论》《史论》十篇，近来已经献给内翰欧阳公。您与他朝夕相处，共同议论天下大事，那么这些文章大概也有希望陈列在您面前了。至于其中的言论是否可用，以及我的自身是否值得珍视，都是您的事情，也是您的责任。苏洵又有什么关系呢？给刘长安的信【栾城】名叫敞，字原父。郎学士说【这篇文章论述自处过高的人不能与世俗相合】苏辙听说，万物从上天所承受的禀赋不同，那么它们自处的态度必然有高下；自处既高，便一定会超然独立，与世俗有所不合。比如猛虎居于深山，迎着风长啸，百兽便震恐而不敢出来；松柏生在高冈，枝干舒展、叶子铺开，草木也因此不能繁茂。这不是我排斥你，就是你排斥我；你排斥我，我也不能抗拒你。所以才干不同便没有朋友，地位悬殊便失去众人。才干太高，是自身的负累；处境特殊，是被众人抛弃的原因。过去伯夷、叔齐已经亲身经历过这种事。他们同乡人站在一起，只因对方帽子戴得不端正，便舍弃而离开。只是帽子戴得不正，就舍弃对方离去，难道天下竟没有可以共同相处的人了吗？假如整个天下都没有可以共同相处的人，那么他们的处境难道能够长久吗？如果这种处境不能长久，那么我恐怕也会为此感到忧患。与其等到陷入困境后才回头，不如平素就与人相处为好。伯夷、叔齐只因离开后再不回头，所以成了天下所弃的人。因为不屑与夷、齐相处而抛弃他们，这固然是天下人的罪过；但因为自以为清高纯洁而不屑与天下人相处，夷、齐也有过错。古语说：“最大的辩才好像口拙，最大的技巧好像笨拙。”

译为什么呢？只是天下人因为我善辩，便以善辩为由抛弃我；因为我有才巧，便以才巧困厄我。因此要用笨拙来涵养才巧，用木讷来涵养辩才。这又不只是为了独善其身，也是要使天下人不忌惮我，使我的道路能够长久。如今天下的士人，我大略都观察过了：在这方面有所不足的，在那方面便有所长；在这方面有所蒙蔽的，在那方面便有所见解。这是形势使然。私下听说您的风采，明达俊伟、雄辩无敌于天下；又高明刚正、果断坚毅，士人进到您面前，没有不震栗失措的；退下后仰望您的才业光辉，也没有不迟疑惭愧的。天下士人已经大为折服了。但我希望您能稍稍降低姿态，使天下士人乐于进见而不感到恐惧，也使我能够进到您的身边，听到您的片言议论，那就十分荣幸了。《古文集成》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十九，宋王霆震编，前丙集五。书信 给席侍郎的信【唐子西】迂斋批语【古人从不凭空制造事情来作为功绩，所以有功也不自夸，无功也不以为羞愧。如果以无功为耻，就会对无事可做感到不安。这里阐发得很好，这是规劝、讽刺宣政年间纷纷制作之弊。何函相如此，那么何防也应如此】我在学校充任教职，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在同辈中年纪最大，文辞气质和学问才术最浅陋，教育培养、训诫引导的方法又最为疏拙；之所以还没有立即被驱逐，正是依靠主人把我看得重要。如今阁下回到朝廷，早晚将受到重用，做执政、做宰相，成为公卿，成为师表，这实在是门下后生们愿意听到的事。然而我这个孤身在外的小官，突然失去了依靠，心中不能没有介意；日夜思考，寻求报答您的万分之一的办法。只是书生没有别的本领，因而把自己从古人那里得到的见解献上，请阁下裁量取舍。我刚读书时还不熟悉时务，以为古代圣贤都必须建立功名。后来阅历世事越深，经历的事情越多，考察评论前代经史，越能看清事情的首尾，才知道古人的本心原本不是这样。船遇到险情才有功，蜡烛遇到黑夜才有功，药遇到疾病才有功，桔槔遇到旱灾才有功，戈、弩、剑、盾、临冲、兜鍪遇到战争才有功【以物比人】。○精通事物的道理】凡是事物建立功效，都是由于不得已【承接上文并引出下文】。龙蛇杂处、洪水泛滥，禹因此有功；草木蔽塞，益因此有功；百姓没有粮食可吃，稷因此有功；天理人伦颠倒、秩序失常，契因此有功；夷狄蛮族和盗贼侵犯纲纪、扰乱治理，皋陶因此有功【说明人的功劳】。从此以下，事例多得数不清，但都是因时而建立功业，并不是圣贤本来的意愿。伊陟、臣扈、巫咸辅佐太戊，并没有其他奇特功绩，只以使上帝降临、治理王室为功；巫贤、甘盘、傅说辅佐祖乙、武丁，没有听说有什么功绩，只以保全、治理有商为功；君陈辅佐成王，毕公辅佐康王，并不自行建立功业，而以遵循周公的事业为功【假使禹、稷、皋陶、益处在伊陟、臣扈、巫贤、甘盘、傅说的时代，他们的功业也只能如此；假使这几个人处在禹、稷、皋陶、益的时代，就不可能没有功劳】。后世只知道有功才叫功，却不知道无功也是一种功【说得好】。他们离道已经很远了，甚至说圣贤有心追求功名；这样探究圣贤，实在太浅薄。天下太平已经很久，纲常法度、文章制度详尽完备，没有丝毫遗漏；这几乎就是把《周礼》全部实行遍了，只是国君不姓姬而已。我私下认为，今天正应当遵守和维护法度，不宜再增加设置、扩大建置【主旨】。在官署里高声呼喊的人，不必过问；醉酒吐在车上坐垫的人，不必驱逐；客人来想发表意见，就用醇酒招待而不要听取；选拔士人，只取能够通晓大体、了解古代义理的人来任用。即使不建立功业，功业也已经包含其中了【转折安排得好】。我从古人那里得到的见解就是这样，不知道是否正确？阁下如果认为有道理，回去见到何丞相时，也请把这个意见告诉他。给范待制的信【李泰伯】我曾听《鹖冠子》说：“卑贱在于没有用处；

译船行到河中沉没，一只壶也价值千金。”起初还不相信，如今才知道这话的道理。唉，古代做士人的，是多么显贵荣耀啊！身穿破旧短衣，所受的宠遇却超过华贵的衮服；肚中吃着藜藿粗粮，财富却可以与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相等。因此，曾有身为面南而王的君主替平民拿扫帚，也有公子、国相替衰弱的老人执缰驾车。战国的士人尚且不足以作为法则。汉朝承受天命，教化远及四海，把戎狄化为华夏，却仍然求贤若渴，唯恐来不及。州郡察举人才，四府征召人才；只要有一点善行，没有敢遗漏的。县乡小吏，是名声卑污、地位低贱的人，但有人辅佐他们出仕、推举他们入朝，往往就是这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有国家的人担心下情阻塞，得到人才便能使耳目畅快；掌权者害怕空缺官职的罪责，把举荐贤才看作称职。风俗彼此崇尚，声势熏灼，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因此当时能言善辩的人以上，大多自我雕饰；闺门成为求取仕进的阶梯，乡党成为取得荣誉名声的道路。这样鼓励、扶助风教，难道是小事吗？后来古道不能畅行，词科逐渐兴盛；不从经国济世出发，只凭声律取士，源流扩展到海一样广，以至于今天。何况如今真宗皇帝在上，皇天眷顾，太平的根基稳固而深厚，四方边境安睡，连鸡鸣狗叫的惊扰都没有。法令流通顺畅，没有人敢违抗。即使是役夫一类的卑贱之人，只要乘一辆驿传车奔驰而来，就足以呼喝、使诸侯舞动了。即使三尺童子，坐在案前摆弄笔墨，也足以裁决斩杀强横之人。不需要伟人的深谋远虑，职事已经得到治理。因此，即使是浮华而卑贱的一类人，大都也似乎可以任用。以声律取士，谁不说合宜呢？学问浅小便容易做工，利益在眼前便容易使人向往。官员名额有限，而求取的人很多。国朝担心考生私下请托，于是糊住姓名，调换试卷，使试卷混杂后交到考官手中；这样固然不知道他们立身行事的品德，也不知道他们处理事务的才干。即使有伯夷那样的仁、曾参那样的孝、史鱼那样的正直、于陵仲子那样的廉洁，只要一句话不合标准，平生的一切便被弃置。何况掌握取士权柄的人，有时并非合适之人，声律取士本身又会遗漏人才。乡里推荐，礼部奏报，殿试定第，偶然失误、偶然中选，就像下棋一样。名卿大臣因为没有举荐人才的责任，便闭口不再说话。天下士人俯视彼此，虽同一门术业，却疏远得像秦、越之人。人们培养威势、崇尚尊严，连受宠爱或被憎恶的仓库差役、洒扫仆役，都能得到保举任用；但对举荐被遗漏的人才，却吝惜说一句话。即便如此，好古而廉洁的士人，宁可忍饥而死，哪里肯仰起脸来希望得到权贵的吐沫！道对人没有益处到了这种地步，难怪腐儒小生舍弃根本、追逐末流。父亲告诫儿子说：“何必读书，姑且背诵赋就够了。”哥哥教弟弟说：“何必求取名声，姑且应付科举考试就够了。”所以有人家中的缣帛书籍积满尘土，连篇名都记不住，却取得甲科；有些人帷帐之内的行为可耻，连市井之人都不齿，却能登上显贵仕途。劝善惩恶，将从哪里体现呢？万一史官把后世应当遵循的褒贬法则写下来，那么宫殿红色台阶之下，应当有承担这个责任的人了。唉！不是大贤君子，谁敢矫正这种弊病呢？我，是建昌南城人，生到现在二十九岁。幼年便喜欢做事，以进士科为自己的事业。摘取花蕊，描写云烟，写作世俗的辞章，颇有一些可取之处。我不顾大道的兴衰、时势的趋向，常常把心思放在圣人深藏的志意上。希望以尧为我的君主、以羲为我的百姓，早晚精心思考，颇有所得。把政治上的缺失看作自己的疾病，把坏官吏看作自己的仇敌。遗憾没有一斗水来洗濯自身的污秽，环顾四周悲歌，有时甚至流泪。然而命运浅薄，谋略笨拙，动不动便遭到挫败。乡试录取尚且不能，何况爵位任命呢？孤独贫困而无所依靠，带着自己的空文，奔走南北；乘船时水泽干涸，骑马时道路穷尽。我曾游历京城，凡是当时所谓的文坛宗师、儒学老师，大多都去拜访请教。

译只是我仰慕执事的声名，已经很久了。在儒林中谋求进身，人们又说执事表彰、知遇有才能的士人，像我这样从平民中被征召的人，大概可以有所依归。不幸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执事就因言事获罪而被贬谪。时势变了，事情也变了，终于没有遇到机会。徘徊着回去，又被乡试黜落。身体病了，力量也穷尽了。仰慕您乘坐朝廷车驾恰好停留在这里，所以不远五百里，冒着风雨寒苦，来拜见于廊下。古代君子安处平易之地等待命运，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如今我却孤独地前来，像行商谋利的人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到家世贫困，幼年丧父，没有兄弟；老母年近六十，饥饿时没有田地，寒冷时没有丝帛。低声下气地奔走科举，求取那不可指望的俸禄来奉养母亲，实在是疏远荒谬了。每当早晚到母亲身边，便看见她头发稀疏、身体消瘦，饮食清淡，衣服粗劣。乌鸟反哺的感情，使我痛入骨髓。王城有百舍，天门有九重关，身上连一铢铜钱都没有，哪条路能够自行通达？远方的小郡，知己已经断绝；又被奸邪之人所忿恨，被轻薄放肆的人所讥笑。身体没有油脂滋润，日渐干瘦如腊。过去事务繁多，辛苦劳累成了疾病；如今忧愁加重，旧病又发作。我常担心医药不能接续，忽然沉尸沟壑。内心孤独地留下慈母，上面又辜负了清明的时代；心中所怀不能伸展，死后也将抱恨黄泉。这样盘算，实在不应默默无言，所以我来了。答谭思顺书【澹庵】先前承蒙您来信教诲，援引河伯、海若的问答，又引用孟子“观看过大海，便难以再把别的水看作水；游学于圣人之门，便难以再听进其他言论”的说法，以及端正人心的论述，反复写了数百字。我读了三遍，深为感叹，知道您对我的期望实在很深。此前正因家中有亲戚的私事，没能立即作答，因循拖延到现在。对于言辞不作回应，即使孔子也不能在互乡推行教化，何况您的学问确实不是互乡之人的水平，又如此诚恳地对待我呢？我又怎能默默不答、置之不理？自古以来谈论圣人之道，常常把江海作为比喻，但都未能穷尽江海的极致，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曾真正认识大海。我曾在海上漂泊过，私下认为世上真正知道大海极致的人，应当没有谁超过我。大海这个器物，南面延伸到炎热荒远之地，北面洒落到璇极，东面流展到蒙汜，西面迫近月窟；苍茫的沧溟、渤澥，波涛与天空相连，浩荡无边；海面浮光耀眼，岸边被水漫过，水势冲上高陵；广阔的海滩沙洲相接，浩瀚的水气卷起砂石；波涛冲荡苍穹、映照烈日，云气碎裂、雨点飞散；巨浪崩塌如雪，形状像天上的车轮胶着扭转、猛烈激荡，又忽然像大地拔起而裂成幅片；飞流溅起水沫，使人眼眶欲裂、双腿战栗。海中虫鱼千奇百怪，无法全部数清；其中鸟兽形状诡异、类别特殊，也无法一一说尽。海船像凌空的山，船帆像垂在天边的云；千寻长的艬船、载万斛的巨舟，巨大的舰船和宽广的船只，像般若船、舶船，像防船、▯船，像吴国的艅艎、艂艭，像楚国的艨艟；迅疾如鹘的船有千艘，万根舵、船头船尾相互衔接，轻快如鸿雁惊飞，迅疾如海鸥沉没。顺着暴风一天可以飞驰数千里，茫茫然看不见边岸；桅杆折断、船身撞击，船只倏忽如鸟飞逝，唉，真令人畏惧！水怪有海童在路上拦截，马衔横在道路中间；河冯、蝄像等忽隐忽现；海市蜃楼突然升起，高耸万仞直摩云端，排荡长空，使天地昏暗，光色斗然变幻。又有能吞船的大鱼，孤独游动；长长的鳍稍稍高出云端，巨大的鳍刺入天空；张开大口，长牙森然，剑一样的鳍参差交错；还有高大的岛屿般巨鳌，身长绵延千里，劈开洪涛，背负北斗；五岳仿佛随之起舞。穷尽世间万物，也不足以描述它们的千变万化。即使穷尽班彪的见闻、木华的《海赋》、郦道元的《水经注》、卢肇的论说、韩愈的碑文，凭借雄健的文辞和卓越的见识，也没有谁能说出它的大概。确实，观看过大海的人，便难以再把其他水看作水。知道大海难以比作一般的水，也就知道圣人之门难以用一般言语来谈论，道理也是如此。水源深，水流必然洪大，这是必然的道理；有德行的人必然有言论，这也是必然的道理。难以把别的水看作水，不是水本身难，而是它的渊源广大难以相比；难以用一般言语谈论圣人，不是言语难，而是圣人的德行盛大难以相比。德行如水，言论如水上漂浮的物体。水势广大，大小物体都能漂浮；德行盛大，那么他的言论也必然深远，这是合理的。过去孔子的道大而德广，他流传于后世、建立教化，并不是有意追求言论，但在善于言说的人中没有谁能超过他。门下弟子能够得到他的微言奥义的很少。只有许多次称许颜回，说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悦的；至于子夏、子贡，说可以同他们谈论《诗》；冉雍如此，言偃如此；对子游，孔子喜爱他的学问；对子皙，则给予赞许，这些人也算接近了。然而子夏的学问流传下来成为田子方，田子方又流传下来成为庄周。庄周的书喜爱称道子方的为人，所以子夏虽可与之谈诗，他的过失在于荒诞。子贡的辩才多次被圣人驳斥，直到回答原宪的询问，终身以自己的过失为耻，所以子贡虽可与之谈诗，他的过失在于急躁。子游习于礼，直到讨论本末时被子夏认为有过，所以言偃的言论虽有正确之处，他的过失在于欺罔。至于宰予善于言辞，而圣人还曾有“失之宰予”的讥评。颛孙师谈论临死受命、思考义理，是好的；但言偃、曾参都责骂他不仁，圣人也怀疑他的忠信不足。有若强记好古，能够阐明孝悌，是好的；但面对众弟子的询问却茫然不能回答。这几个人都号称已经登堂入室，却比不上颜回真正得到圣人言说的根本，他们难道不是很难达到吗？齐国太史子与的话说得好：“直到今天以后，我才知道泰山是多么高，沧海是多么大。可惜先生的道德不能施加于百姓。”他确实懂得圣人之道。我的学问苦薄，处境又越发困穷，哪里值得同您谈论圣人之道？您却不以我为可鄙，甚至援引古人来启发我的固陋，言辞义理高远，这几乎不是我这样浅陋之人所应当得到的。然而我私下有一点疑问：可惜您不曾期望到达大海，却把自己比作河伯而停步。顺着黄河水流而下，只要不停，即使有快有慢，也一定会到达大海。所以求学的人必须谨慎自己所走的道路；沿着偏曲的学问、异端的道路，却想穷究圣人的言论，正是韩愈所说的驾着船穿过断港绝潢，却希望到达大海。因此想要穷究圣人的言论，必须从韩子开始。士人本来就因知己而舒展，您不要说我喋喋不休而不专一。答汪主簿书【澹庵】

译我听说，古代君子所谓的知遇，归于天；今天君子所谓的知遇，归于人。古代君子所说的知遇，并不是天已经知遇了自己；今天君子所说的知遇，也不是人真正知遇自己，而是利益。古代君子说：“从下学起而通达上天，了解我的大概是上天吧？”又说：“我不能得到鲁侯的任用，是天意。”他们的知遇都归于天，却又认为不是天，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圣人感叹时人不了解自己，却说‘了解我的大概是上天吧’，意思是说人不了解自己，也不必然有天来了解自己。君子自己明白自己，自己有善行必定知道，自己有不善也必定知道；不因为认为上天知道就行善，也不因为认为上天不知道就作恶。上天知不知道，与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是上天吧’，这是疑问的语气。”那么，“我不能得到鲁侯的任用，是天意”也是疑问语气吗？回答说：“是的，有什么可疑的呢？”又问：“君子是否得到知遇，全在自己而已。自己确实善良，即使处于困境也仍然通达；虽未被任用，也等于得到知遇。自己确实不善，即使身居宠位也很危险；虽被任用，也仍等于未被知遇。处于困境仍能通达，天难道能使他否塞吗？身居宠位仍然危险，天难道能使他安稳吗？所以是否得到知遇，全在自己而已，与天有什么关系？因此说“我不能得到鲁侯的任用，是天意”，这是疑问语气。那么“上天把德性降生给我，上天还没有想要平治天下，天下人都归附我”这些话，也都是疑问语气吗？回答说：“是的，有什么可疑的呢？”又问：“圣人本来就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怎么肯自夸说德性是上天所生的呢？’所谓‘天生德于予’，是有针对性才这样说的。有人说‘本来就是上天放纵我，使我将成为圣人’，难道这也不是圣人的意思吗？”回答说：“不是。所谓圣人，孔子自己都不承当，何况肯承当‘上天放纵而成圣’的名号呢？至于平治天下，是人主的职责，又与天有什么关系？他说‘天’，是极度感叹的说法。纣王说：‘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身吗？’他的臣下本来就责备他说：‘你的罪过太多，参列在上天那里，你还能够向上天责问命运吗？’难道孟轲真把天下的治乱听任给上天吗？所以说，古代君子的知遇不是天，而是自己；今天的君子却不同。他们求知遇，不向自身求取；他们得到任用，不在于道义，却把依附坏人说成知己，把同流合污说成得到君主的知遇。不要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应求取足以被了解的品德；自己没有值得了解的善行，却依附坏人来把自己说成被知己，这种知遇，难道是仲尼所说的知遇吗？在小巷中得到君主任用，厌恶那种委曲求合、像钻入小巷一样不走正道的做法；而同流合污以求得君主任用，难道是孟轲、老子所说的知遇吗？所以说，今天君子所谓的知遇，实质是利益。我承蒙您来信赐教，起初还没有涉及古人所谓知遇之道，但您的议论十分美好。至于您对我的称誉超过实际，那不是我敢承受的。于是把从师友那里听来的见解叙述出来，作为答谢。执事认为是这样吗？给张子韶的信【诚斋】我曾说过：“士人在困穷中困穷，也能在困穷中通达；在显达中显达，也会在显达中受困。”拥有三公的爵位，得到万钟俸禄，这是显达了。若说大道一定要等到显达之后才能通达，那么公孙弘做丞相，不过成为他曲学阿世的资本；吃粗饭、嚼野草，弯着胳膊作枕头、喝白水，这是困穷了。若说大道一定因困穷而终于困穷，那么颜回居住的陋巷，正好可以借此成为他以心斋静坐修养的地方。唉！我这才知道，富贵是堵塞常人心腹的病，贫贱却是君子的粮食吗？从前孔子、孟子曾说：“如果有人任用我又舍弃我，还会有谁呢？”难道他们曾经矫饰情感而不愿意显达吗？大概他们被任用，意图正在于使周道在东方复兴；他们不被舍弃，意图正在于平治天下。这就是孔子、孟子不忍独自享受自己的快乐，而想让天下人共同享受这种快乐。至于他们真正的快乐，难道是由被任用还是不被任用、被舍弃还是不被舍弃决定的吗？在常人看来，忠恕的滋味固然不足以解除没有饭食的饥饿；仁义使心灵愉悦，难道足以使车辙奔波的疲劳复苏吗？然而如果没有经历没有饭吃、车辙奔波、伐木求仕、削迹避乱、从卫国返回鲁国、从齐国退处梁国，那么我的真正快乐仍然不能达到极致。否则，在重重包围之中，为什么还要援琴而歌呢？孔子离开昼地时，起初脸上并没有不高兴的神色。这颗心究竟归向什么地方，他的快乐又将寄托在哪里呢？所以他说：“我在桑落之下得到它。”又说：“我难道不如身处田野之中吗？”这就是圣贤的心意。如今天下的士人究竟被什么困扰呢？

译他们立志想施惠万物，却忘了自我；大道想遍及天下，却曾经完全不使用自身，都说：“显达了便实行。” 可惜我处在困穷之中！幸而显达了，追问起来却空空如也，一无所有。大概从前之所以惋惜困穷，正是造成今天一无所有的原因吧？我生在当今时代，却仰慕古人的快乐，独自曾感叹《中庸》一以贯通的妙处，以及致知格物的学问。这是圣贤传授的秘密，也是六经流出的源头。子思没有见过尧舜，却凭这个认识尧舜；孟子没有见过孔子，却凭这个见到孔子。这是圣贤在内能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在外能开明事物、成就事业，不等待富贵而欣喜，也不因贫贱而悲伤的根本。大概有人有志于此，但他的学问无人传授，他的盟誓也无人主持。我私下听说浙江以西有一位君子，从前曾在众多士人之先，居于朝廷之上，人人都庆贺他的显达，他却从不以此为显达；一旦把他置于蛮荒边远之地，给予贬黜侮辱，人人都惋惜他的困穷，他却从不以此为困穷。他居处简约、闲散不用，已经将近二十年；听说他面貌平和，毫无自我失意之色，气象充盈，也没有不平之愤；如今还每天游泳于洙泗之水，登上杏坛，进入由也尚未进入的内室，处在颜回所在的寝室，开启《中庸》《大学》的关键，疏通《论语》《孟子》的深源，渺渺然仿佛仲尼居坐而曾参侍立，仿佛正与颜回谈论而终日不止。他的内心一定有极大的快乐，只是这种快乐不能从声色气味中窥测出来。我愿意撰衣提裳、整肃衣襟，亲自承担洒扫、应对的差役，求听他所喜爱、所享受的快乐之道；这个愿望已经很久，却一直没有实现。这次上天诱导我的内心，让我在这里管理筦库，恰好又遇到您的随从到来，所以我孤身前往您的座前，私下有请求。向不合适的人谈论道理，是不智；把不合适的道理讲给别人，是不仁。先生一定不会这样。给苏仁仲的信【诚斋】我听说君子对于世俗，不存心求取迎合。存心求迎合的人，周旋委曲，只求与人相合；但还没有得到迎合之处，便先丧失了自己原有的东西。古代君子之所以能够与人相合，正因为他无意于求合。无意求合于人，是因为自己有所坚守；自己有所坚守，就不会只求与人相合。相合之后便胶固得不可分解的例子，从前齐国人弹瑟来求见齐王，有人骂他说：“大王喜欢竽，你却弹瑟；瑟即使弹得好，怎能改变大王不喜欢它呢？”谈论这件事的人往往嘲笑齐国人善于弹瑟却不善于求得齐王欢心，把它作为不懂求合者的警戒。唉，这只是知道齐国人不善于求合、因而不能相合，却不知道唐代人善于求合却仍然不能相合。韦苏州的诗，天下人都共同称美。有人仿效韦公的诗体来拜见韦公，韦公不高兴；后来拿自己平生所作的诗给他看，韦公却很高兴。他仿效别人的诗体来求得对方喜欢时，自以为巧妙，实际上这种巧妙正是笨拙。舍弃自己而迁就别人，与坚持自己而等待别人认可，二者的巧拙很难说谁超过谁。那个齐国人，只担心瑟弹得不好罢了；瑟如果果真弹得好，天下一定会有喜欢瑟的人。在这里没有得到际遇，怎么知道在别处不会得到际遇呢？况且我所能做的是弹瑟，所不能做的是吹竽。如今舍弃瑟去学习竽，竽还没有学会，瑟却先忘掉了。我自己尚且不相信自己，怎么能使齐王相信我呢？与其学习竽而未必学成，哪里比得上把瑟弹好而等待机会呢？世上的君子如果不以唐人的巧为戒，反而以齐国人的拙为戒，那也就错了。阁下乘使者车，正在春天巡行各部；您的风采所震动之处，声名光辉所照临之地，那些怀有一点长处、具备些许善行的士人，谁不翘首踮足，希望尽忠并盼望得到您的赏赐呢？甲说：“苏公喜欢什么道术？”乙说：“苏公厌恶什么事情？”大家趋向他所喜欢的、躲避他所厌恶的，唯恐落后。唉，这些人只知道求合所得到的合，却不知道不求合反而得到的合。阁下是元祐名相的子孙，却退处自谦得像一个寒士；文学、品行、技艺超过常人好几等，仍然谦逊得像有所不及。没有被任用时，起初不因退处而恼怒；被任用而未能充分施展，也不因进用而喜悦。小人因此感到异样并嫉妒，君子却因此认同并倚重。您对于他人，大概从来没有存心求合。您既然不想求合于人，难道反而希望别人来求合于您吗？我生得晚，求学又没有同道；处境寒微，时运又未曾遇合。本来想带着不肖之身自行进到您的门下，既没有讨您喜欢的姿态来取悦您，也没有求合的话来谋求进用，只拿着这封信来拜见您。不知情的人，又会认为这是笨拙。以巧妙手段求合于人，我实在以此为耻；不仅我以此为耻，阁下也一定以此为耻。见虞彬甫书【诚斋】我听说，天下的情势一定有忧患；有忧患必定有所归属，不在百姓就在君主，不在君主就在宰相。天下发生事情，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在这种时候，忧患在君主和百姓身上。即便如此，天下人极其忧虑的事，君子却认为不值得忧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承担这件事，怎么知道果真没有人来承担呢？至于有一个人出来承担，承担后却不能胜任，不能胜任又不能为此忧虑，这才是真正可忧的。因为我既然辅佐君主并承担此事，君主就不必再承担忧患。天下百姓把他们的忧患全归给君主，君主又把忧患推给宰相。到了宰相这里，还能再推给谁？所以天下的忧患到了宰相身上便应当停止。既然不能把它推走，又不能从我身上推走，而我却想跳脱出来，安宁地置身忧患之外，唉，危险啊！从前白公之乱时，楚子高入城，楚国有人说：“恐怕伤害君主，为什么不戴头盔？”有人说：“国人仰望君主，如同盼望年成，为什么要戴头盔？”希望子高戴头盔的人，是爱护他；希望子高不戴头盔的人，也同样是爱护他。子高修养了什么，才能从百姓那里得到这种待遇呢？大概因为子高就是楚国的命运。

译没有子高，就等于没有楚国。人们担心他不戴头盔而受伤。即便如此，这些话只是已经见到子高的人的话；见到子高的只有一个人，却有千万人没有见到子高。千万人没有见到他，就有千万人忧虑。国人想解除这种忧患而惶惶不安，却不知道应当把它托付给谁。子高即使戴了头盔，国人又从哪里知道呢？国人无从知道，忧患便无从解除。子高修养了什么，才能从百姓那里得到这种待遇呢？莫非是因为他能承担责任并胜任，胜任之后又能为此忧虑吗？能承担而胜任，胜任而忧虑，楚国就没有事情了。如今的天下，究竟可以治理，还是不可以治理？我听说：“孟贲的手没有举不起的重物，仓公的乡里没有久治不愈的病。”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自然有能够办理的人。唯一担心的是能办事的人不能施展，或施展的人没有能力。后来虏囚趁着我方长期安定、不作战的机会，突然逼临长江，天下的忧患怎样呢？枢密和紫岩张公、如今的副枢密陈公起身指挥军队抵御他们，天下不再忧患的情形又怎样呢？那么，能承担而胜任、胜任而能忧虑的人，不是枢密又是谁呢？自从枢密返回蜀地以来，国内百姓向西伸长脖子盼望，已经有多长时间了？至于屡次召请他却没有到来，不仅天下人为之忧虑，我们的君主也为之忧虑。近三四天来，我私下奇怪国内的人为什么这样高兴。问他们，便说：“我们的宰相虞公已经到了。”这不是单纯的欢喜，而是欢喜他的忧患终于能够解除；欢喜枢密到来，果然足以把这忧患托付给他。我是远方的书生，从未在王公贵人的门下留下足迹，并不是我敢于倨傲，而是因为慎重，不愿轻易随从。有了随从就不会改变，这难道可以不慎重吗？我到京城以来，只见过副枢密陈公一面；上天又使我有幸遇到枢密到来，我私下高兴，想来可以得到他的引荐。而且陈公说：“我将把你推荐给虞公。”我此次来此，有书三十篇，极力陈述天下之事，却不知道当时有哪些禁忌，想献给皇上而未能做到，这是因为我贫穷。谨将副本交到东阁。当今时代，不只是士人求宰相，宰相实际上也在求士。古代有宰相不相求却彼此相遇的，也有双方都相求却彼此未遇的。我这次来，枢密不说让我离去，我不敢离去；不说让我留下，我也不敢留下；一切只听凭枢密的命令。《古文集成》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二十，宋王霆震编，前丙集六。

译书信 给苏公的信【晁补之】古代先哲君王的时代，士人无论贵贱而道理相同，国家无论远近而风俗均一。王公大人身穿冠服、佩带宝剑，坐在朝廷；手握图籍印信，治理四海诸县。他们用来统制万物、役使群动的，是道；岩居深林、长啸远遁的人用来隐藏踪迹而不显耀、闭口不传授的，也同样是道。在邹鲁之地、洙泗之间，老幼依次在席位上就坐，男女在道路上分行。乡饮礼、四时祭祀，手执笾豆进献的仪容在堂上不缺；家塾、党庠中，琴声磬声也不断传入耳中。流传的善风、施行的善政相互浸润，渐渐成为风俗，并波及宋、卫、燕、晋、秦、楚等国的，也是这种风俗。世道衰败、正道崩坏，诸侯交错而立，各国自行治理，各家自行立法。德礼所能完备的，群说分支所能加厚的，山川所能出产的，风气所习染的，于是各地百姓的思想不纯，取舍和趋向各不相同。不幸的是，旁门小道、异端学术纷纷兴起，趁机而入；驾驭放荡文章，铺张诡怪事情，使人目眩耳惊。有列御寇、庄周诋毁前代言论和往事，自以为高大，尊崇礼法刑名而自称贤能；又有荀卿、韩非戴着高冠、穿着宽带，在九州之外高谈阔论，宏大却不合实际，文饰完备却难以施行。又有公孙衍、苏秦等人铺陈游说之辞，使用隐语和滑稽言谈没有穷尽；他们混迹世间时似乎高明，内心险恶时又似乎卑下，这就是淳于髡一类的人。稷下学者们驾着高车、连接驷马，向东向西奔走，使楚军无法合兵，使临淄的秦军不能攻下函谷；又有苏秦、张仪，左手抓住人的衣袖，右手刺入人的胸膛，行事不顾道义，计谋从不迟疑，只求快一时的愤怒，这就是荆轲、聂政一类的人。大概先王之道披散破裂，到这里已经达到极点。秦汉以来，又出现了“山东出宰相，山西出将领”的说法。鲁地多平原旷野，土地肥厚而水源深，所以当地百姓质朴而少文饰。齐国北边有渤海，南边有琅琊，鱼盐财利与其相伴，所以当地百姓险诈而多欺诈。晋国夹在齐、秦之间，扼住燕、楚的侧面，四面道路平坦，是舟车汇集、甲兵驰突之地，所以当地百姓多危机感而喜欢作乱。燕地土壤贫瘠，北面逼近匈奴，是马羊和水草聚集之处，所以当地百姓强健而少思虑。秦国倚靠华山，阻据函谷，像鹰击韩魏，低首俯视中原；一人把守关口，百人也不能前进，所以当地百姓勇猛而轻于争斗。楚国接连吴越的疆界，杂处荆、舒之地，所以当地百姓剽悍而难以依靠。其余穷困的小国，无法全部列举。总而言之，天下已经荡然无存，再也没有先王的百姓了。从汉代到唐代，虽然贤明的君主接连出现，非凡的人物也不时涌现，他们慷慨叹息，怀有忧虑天下的心愿，但最终仍然不能使道路相同、风俗均一，这种局面是逐渐形成的。我不才，曾私下对此深深叹息。大凡先有足以覆盖天下的声名，然后才可以使天下人心悦诚服；有了使天下人心悦服的实际作为，然后才可以期望天下受到教化。阁下以布衣之身，乘一辆车，崎岖跋涉走出蜀地，一天之内声名震动四方。四方士人拱手前来归服，听闻风声便纷纷赶来，可以说已经有了覆盖天下的声名。亲自任职，不肯庸庸碌碌；发言吐气，毫不阿谀回避，可以说已经有了使天下人心悦服的实际作为。既然如此，那么天下所仰望并将因此受到教化的，除了阁下还能是谁呢？从前文翁一到蜀地，蜀地百姓，即使是县邑中的小吏，也都知道文雅是值得喜爱的。常衮治理闽地一次，闽地人全都努力读书，才华颖脱而出的人接连不断。长江以南、五湖之间的人，敏捷多能，轻灵清秀而喜爱奇异，阁下也已经知道了。阁下进入吴地时，吴人本来就已经有跟随船队行于末流、在后尘中仰望车盖的人了。假如阁下稍稍借助仪表来接近他们，用言语略加诱导，他们谁会不因此欣喜、全然改变呢？所以我将首先为吴人庆贺，其次也为天下那些寄希望于阁下并将受到教化的人庆贺。我是济北的鄙陋之人，已经活了二十年。我的才力和学问不足以使自己来到阁下面前。只是幸运的是，阁下在吴地做官，而我也侍奉双亲，跟随任官的父亲到了吴地。因此愿意跟随吴人到堂下拜见，仰望您的光辉。听说君子尊重贤者，也容纳众人；赞美善人，也怜悯无能者。我并不是贤能而且善良的人，但当我盘旋躬身，跟在众人后面，希望得到君子的知遇而又不自我满足时，我虽然没有才能，也正是阁下所应该容纳并怜悯的人。

译传记中说：“如果确实怀着这样的心意到来，就接受他罢了。” 我冒昧进献这些说法，恐怕给执事增添烦扰。恭敬地希望您幸而宽恕我，并稍加提携指教。致书楼内翰【陈筼牎】我私下认为，文章在天地之间，是形态最为宏大的事物。放开它，便横贯八方，排斥四海，充塞于宇宙之外；收束它，便能缩入秋毫，卷入一握之间，幽闭在尘土之内。把它高举起来，便能翻动沆瀣，剖开鸿蒙，引着星辰一同上升；把它压低下来，便能穿透山岳，通达银河，冲开土壤向下奔流。它清丽时，就像澄澈的水波映着明月，寒松上露珠滴落，孤鹤在空中长鸣，惊鸿在暮色中哀叫，幽微深远，仿佛韵合《韶》《武》，又杂有《咸》《英》的声调。它雄壮时，就像巨浪崩涌、山岳崩裂，狂风怒号、巨石折断，雷车在空中轰响，铁骑逼临敌阵，震动恐惧，仿佛截断甬道奔赴赵国营垒。它惨然而引发思绪时，就像荒凉地域的悲风、空山中的暮色、远行客人的归思、孤苦寡妇凭影哀吊，忧戚凄凉，吟唱《楚些》，作湘累之赋。它芬芳温和时，就像春天来到东郊，寒谷中阳气回转，山川萌发秀色，草木铺展繁荣，欣喜和悦，登上春台歌咏长寿之域。它幽深得不可测量，却又明亮得清清楚楚；它深沉古朴，又庄严而有恩泽。它忽而幽暗，忽而显明；骤然宏大，随即细微，恍惚之间，仿佛无法命名。远处能够看见它，近处在昏暗中又能揭示它；它显著而又广泛，仿佛无法形容。这难道不是文章的体态吗？谈论文章达到极致，六经就是极致。经，是道所寄托的地方，所以经用来承载道，文章用来文饰经。文章浅近，经典就无法流传；经典无法流传而道还能存在，那是妄说。《尚书》的质朴，《诗经》的变化，《周易》的运动，《礼经》的合宜，《乐经》的和谐，《春秋》的严正，大概与天地共同开合，与日月争辉，广大优美，何其宏大啊！一定达到这样的程度，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子思得到它，写成了中庸；孟轲得到它，文章醇厚；屈原得到它，文章幽深；庄周得到它，文章博大而流转。由此又有太史公的洁净，贾生的明达，相如的富丽，扬雄的典雅，班固的典正，韩愈的宏阔深厚，柳宗元的刚健，元结的简约，李白的飘逸，杜甫的精工。他们的门庭、轨迹和道路不能完全相同，但都是深于文章的人。文章啊文章，难道还可以轻易谈论吗？我私下奇怪近世士人不守文章的根本，却喜爱枝叶；他们既不知道古代六经，也不知道六经之后还有诸子。早晚研读诵习，只学习时文。如今选取士人，本来就是凭时文而不是凭六经诸子。然而六经诸子难道不是时文的根源吗？学者却把它们摒弃，因此器量见识浅薄狭隘，议论浮泛轻薄。然而我过去并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毛病。我年轻时读书，妄想以文章辞藻自我标榜；每写出一篇文章，同辈都赞叹称誉，我也很以为自己无人能及。近年来大为悔悟，受到惩戒和创伤，又自认为从前的文章令人厌恶，于是回头探求六经，又探求诸子。过了很久，才豁然醒悟而茫然自失，知道从前所学只是时文之学，而不是六经诸子之学。后来反复涵泳、推演六经诸子，早晚不停，过了很久，才觉得胸中的境界与从前不同；提笔挥墨，渐渐感到气象洋溢，甚至自认为远远超过时文之学。然而我已经认为这样是对的，别人却不这样看。韩愈说：“稍稍称心，别人就小惊怪；大大称心，别人就大惊怪。”那么，觉得奇怪的人是对的呢，还是被别人觉得奇怪的人是对的呢？如果以觉得奇怪的人为对，那么即使文章称心也不值得谈；如果以被别人觉得奇怪的人为对，那么越是受到惊怪，越值得庆贺。柳宗元说：“扬雄死后，《法言》才大为流行；司马迁活着时，《史记》却没有得到振兴。为什么死后才大兴，生前却未振兴呢？因为有一时的毁誉，也有千年的是非。君子常常畏惧千年之后的非议，不畏惧一时的毁谤。假使只能在生前显耀，却不能在死后流传，君子就不去做。” 何况天下的文章，如果符合古代，必定未必符合今天；如果符合今天，必定未必符合古代。学者究竟应该求得合于今天，还是求得合于古代？这些话不值得对庸俗之人说，也只是等待有见识的人自己明白罢了。我仰慕执事的盛名已经四十年了，只遗憾始终没能一睹容貌，以此快慰一生。去年秋天，忽然有人把一篇支离粗陋的文章呈到堂下，执事竟然很喜爱欣赏，认为它接近古人的文章。古人的文章，正是世人所抛弃的；执事却反而取用它，这将使世俗改变他们议论我的标准，转而议论执事，而执事又不顾及我的归宿，我对此感激之情应当如何呢？我不远千里，俯伏在门下，大概是想略述这些事情表示感谢，并请求您赐下一句教诲，希望或许有所依据遵循，以接近大道；而执事私下教导后学的名声、善于诱导的功绩，也将永远显赫，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从前李氏子蟠，十七岁，喜爱古文，韩退之嘉许他的志向，作《师说》赠给他，所以韩退之的名声与泰山、北斗一样高大。我的年纪远远超过李蟠，才华却不及李蟠，但志向正是李蟠的志向。执事自许甚高，应当不在韩退之之下，请执事裁量。致书王司封【刘云龙】运判司封阁下：六博是各种技艺中最卑贱的一种，不用气势来张扬它，就不能取胜；雾气聚集于野外，清晨便侵犯人体，而正气不能主持身体，百般疾病就会因此发生。气势不可以依靠，大致就是如此。然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所以有时借助外物来感发人的气势：有的人结伴渡海，观看浩渺的波涛；有的人登上泰山，便把无穷无尽的天下看得渺小。但这些人起初并不是山水本身。有的人因偶然遇到事情而使气势转变：有的人观看舞剑，进而获得书法绘画的技巧；有的人整理衣襟，端正坐姿，看了蛙而使斗士的勇气增加百倍。但这些人最终忘却了剑，蛙也不同于原先所遇之物。难道不正是气势受到激发吗？人难道没有凭借外物而有所获得的吗？平民无缘无故在道路上杀人，有人出来阻止他，他必定屈服，是因为不善于运用气势。童子站着来到面前，孟贲也会畏惧他，是因为对方气势充足。弱小的赵国将和氏璧送入强大的秦国府库，几乎多次就要失去它了；蔺相如在触柱的一刹那，赵国便收回了玉璧，秦国也不敢施行欺骗。曹沬三次在齐国丧失土地，剑锋还没有触及齐桓公的咽喉，先前齐国所负的土地便按账册一分不少地归还了。气势不可不依靠，大致就是如此。然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那就是文章吗？气势完整的人，言辞浑厚而雄壮；气势削弱的人，文采局促而卑下。

译所以文章排斥而跃动，并不是因为愤怒张扬；缀合停留，并不是因为恐惧胁迫；刚劲纵横、迅疾发出，并不是因为吝啬而骄傲；曲折舒缓而不放纵，并不是因为疲惫而萎靡。它有时显出冷峻淘汰之意，以表示清峻；努力写得庞大浑厚，以表示厚重；仿佛出于不得已，以表示平正；无论趋向何处都不离开义理，以表示专一；打破成规、扫除旧轨，以显示谋略；像鼓声震响却不会衰竭。用丹色和青色等绘饰，显示它清晨般明澈而又不断更新。有刚毅不可侵犯、如汲直当面折辱他人的文章；有时像女子般守柔退让、如同驾车回避廉颇；有言语简省、直截论说、如曾子守持简约之道的文章；有洒脱爽利、辩说痛快、无人敢与之较量应对、如季布呵斥曹武阳的文章。所以说：“文章以气势为主宰。”难道是假话吗？孔子的气势周遍天地，包容万变，所以六经没有多余的言辞。他气势较小的表现，尚且足以斥责夹谷会盟中强大的齐国。孟子把万钟俸禄看得如草芥，把晏婴、管仲看得渺小，而他自我涵养所依靠的，是所谓浩然之气，所以他的著作最终流传给后世。谈论辞赋，没有比司马相如更好的人；他的作品仿佛不是从人间来，因为他仰慕蔺相如。谈论史书，没有比司马迁更好的人；他的文章瑰奇壮伟、豪爽奔放，看古代无人能超过他，因为他登上会稽山，探寻禹穴，窥望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以此激发自己的气势。唐代文人当然没有能超过韩退之的。他进入王庭凑的军营时，把那里看得如同喧闹嬉戏的乳儿一般，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知道他的气势了。至于李观持正心胸狭窄，刘禹锡浮躁，元稹依靠官场人物来取宠，吕温包藏邪僻，韩愈谋求进取而柳宗元忧戚，感叹自己被放逐废弃在湘南，这些都是他们气势不完整的表现；所以他们的文章最终受困于义理，这也是形势所造成的。我从事文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若自认为有所收获，这是狂妄；若自认为一无所获，这是欺骗。以上这些话都不是用来烦扰阁下的。近来偶然有所感发，又稍稍振作笔力，展开纸张时时写作，常有可取之处；看古人身后的笔墨，仿佛冠帽鞋履一样整齐，历历在目，只是还没有抬头领取、低头收纳罢了，难道不是气势使它如此吗？不幸我年少时失去父亲的严厉教诲，没有及早勤奋努力，三十岁才得到官职，从白丁骤然被拔擢，因此气势受到动摇夺损的已有十分之一二。因忧愁凄苦而吟咏《梁父吟》，因外物触动感情而作《归欤赋》，气势受到动摇夺损的已有十分之三四。诋毁之言四处传来，孤独的心情无处寄托，而流俗在前面诟病我，嫉妒者在后面排挤我，于是气势受到动摇夺损的几乎超过一半。凭我笨拙疏陋的一身，所保存的气势只剩十分之五左右；若不被孟子所说的外物桎梏而消亡，已经没有多少了。正当这个时候，文章卓然杰出的人，就有阁下这样的人；如果我不自行列名，求取您一顾的机缘，那我还可以依靠谁呢？万一阁下怜悯我这个无用之人，宽免我的卑贱处境，割取自己有余的力量来帮助我施教，从左右扶植拥护我，使我得以稍稍追回并弥补往日已经损失过半的气势，使我完成自身的涵养，振兴尚存而未完全丧失的部分，那么即使我没有文采，难道就不能独自追随古人的脚步，高高地向韩愈、欧阳修、李观、苏轼、王禹偁、元稹等几位前贤致敬吗？过去所作歌诗和杂著，共三通，谨献给执事。以上这些作品，全都是平日气势动摇之后仅存的部分，阁下难道没有意愿来激发它们吗？答徐赓书【诚斋】前些日子承蒙您屈驾来访，我们交谈了一会儿，知道您爱好学习很深，钻研文章从不懈怠，将来一定能够回应我君求取俊秀人才的需要，担负当世经世济民的用途，我非常欣喜，也非常庆贺。如今您又写信来询问当今科举文辞的利弊。我是个陈旧之人，哪里敢说知道时世文章的利弊呢？我正忙于捂住荀躒的耳朵、闭住弥明的嘴，还来不及，哪里有闲暇回答您呢？不是不敢，也不是没有时间，只是听到的人一定不会相信。信与不信，本来不值得忧虑；但您既然不断询问，我姑且再说些狂妄的话。听说所谓文章，就是文饰；在《易》中叫作“贲”，在《礼》中叫作“缋”。譬如制作器物，工匠得到木材，必定剖解它制成朴材，削治它制成器质，再用丹砂和青色等加以绘饰。三者齐备，才称得上器物。有一种卑劣的工匠，只贪图器物迅速完成，不削治，不施彩，只把木材剖解罢了。他在市场上喊道：“器物没有比我的制作更快的！”快倒是快了，但对于使用有什么作用呢？当今时世的文章，难道不像这样吗？或者还有更严重的：作文好比建造宫室，它的格局有四部分，叫作门、廊庑、正堂、寝室。缺少其中一项，扰乱其中两项，高低不合规制，宽窄不相称，都不是宫室的格局。如今却不是这样，建造房屋的安排不出自梓人，而是杂乱地听从众多工匠。正堂狭窄而廊庑宽敞，门可以容纳千辆车，寝室却连一张席子也放不下。房屋建成后，君子抛弃它，百姓讥笑它。如今他们却说：“文章哪里需要格局，格局只在我自己。”这是废弃宫室的格局，却要求宫室具有美感。或者还有更严重的：作文好比治理军队，选择兵器不如选择士卒，选择士卒不如选择将领。兵器已经锻造好，交给羸弱的士卒，就如同没有兵器；士卒精锐，交给荒唐的校尉，也如同没有士卒。千人的军队有两个副将、一个大将；万人的军队有一个大将、十个副将。善于用兵的人，以一人号令十人，以十人号令万人，所以万人如同一人。即使如此，仍然还要有阵法。如今却不是这样，难道要打乱次序来组成阵法吗？难道要驱赶市井之人作为士卒去作战吗？难道要十只羊由九个牧人来统领，充作将领吗？凭这些去面对笔阵中的强敌，不失败而归还能怎样呢？即使侥幸胜了一次，也只能说恰好得到上天的幸运罢了。或者还有更严重的：西施与丑人，耳目和容貌都是人的耳目容貌；然而西施与丑人不同，本来一定有不同之处。顾恺之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又说：“在面颊上加三根毫毛，就格外传神。” 能够领会顾恺之论画的意思，才可以和他谈论文章。如今的文章却不是这样：远远看去，仿佛有九尺高的身躯，巍然挺立；靠近一看，神气全无，空空如也，只是一个丑人罢了。或者还有更严重的：从前三老董公对汉高帝说：“仁德不能只靠勇气，义理不能只靠力量，文章也同样如此。按照前面的说法，仍然没有脱离勇力的范围，只能用于治理邦域。何不去见董公向他询问呢？如果询问而得到答案，那么送您的人就应当自行从悬崖边返回了。”至于前辈所说的古文，我也曾耳听而心记，亲手追摹。但您现在正从事科举之业；从事科举，本来就是要符合当今的法度尺度。符合当今，未必不违背古代；符合古代，未必能在今天取得功名。假使您符合古代却不能在今天售达，您又能得到什么呢？这件事暂且不必急于处理，留待以后再谈。致书陈丞相【撙斋】

译学问贵在年少时学习，器量见识贵在壮年时养成，事业贵在老年时完成。未到老年便取得的事业，不会出自尚未成熟的器量见识；尚未壮年便有的器量见识，不会出自未成的学问。器量见识不从学问中产生，那么一切事业就不会从器量见识中产生，而会流于浅陋。去除凡庸，去除浅陋，方法只在于善于涵养、善于成就罢了。因此，涵养事业有一定的方法；器量见识尚未形成，不要急于涵养事业。涵养器量见识也有一定的方法；学问尚未形成，不要急于涵养器量见识。人生十岁叫作幼年，从十岁开始学习，学习心算，喜爱学习，学习射箭和驾车，这就是学问的开端。从二十岁开始学习礼，舞《大夏》，实行孝悌；这样学习十年，学问就形成了，这就是用来涵养器量见识的。所以说学问贵在少。三十岁开始明理，男子从事博学，广泛交友，观察志向；这样十年，器量见识就形成了，这就是用来涵养事业的。所以说器量见识贵在壮。四十岁开始出仕，辨察万物，提出谋略；自己的思虑如果合于道就服从，不合于道就离开；这样十年，事业就可以成就了。五十岁开始受命为大夫，掌理官府政务，难道不是要求他完成事业吗？所以说事业贵在老。这是孔子、孟子的教诲。他们亲身实践也是如此：孔子四十岁不再迷惑，孟子四十岁不再动摇内心；他们壮年时的器量见识本来如此，正是靠学问的力量涵养而成的。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多岁，担任鲁国国相，揭发少正卯的奸邪罪状并诛杀了他。周显王三十三年，孟子五十多岁，担任梁国的老师，抨击梁惠王的邪心，使它归正。七十多岁时，担任齐国卿相，充实齐宣王的仁心并使之发扬光大。他晚年的事业本来就是如此，正是凭借器量见识的力量涵养而成。因此在万世以后谈论器量见识、谈论事业，没有比孔子、孟子更可贵的。公如今担任卿，不是齐国的卿；担任相，不是鲁国的相，而是周王朝的卿相。公担任老师，也不是一国的老师，而是天下的老师。与孔子、孟子相比，公已经是幸运的了。公的年龄又与孔子、孟子相当，不能再以学问和器量见识尚未完成作为解说。今后，公的事业不能有一丝凡庸浅陋；这样才可以说面对孔子、孟子而无愧。我对公的期望就是这样，不知公怎样看待我呢？我从将近壮年开始，只是太常衰老得太厉害了；开始列名通籍，至今已经六十三年了。起初箭尚未发声，我却比别人更早衰老。如今伯夷、太公作为天下最年长的贤者，承担天下最重大的寄托，老年人可以凭自己的真情发声了。孔子离开齐国时，接着湿漉漉的米便出发，说：“这是离开别国的方式。”孟子离开齐国时，住了三夜才走出昼地，说：“齐王还值得辅佐他行善，离开难道是我的愿望吗？” 道理无疑是这样，但容许有所作为，却还没有说尽。我考察相关事情，鲁昭公三十二年，孔子离开齐国，实际上是四十二岁以后。那时距离死亡的日子还很长，未满五十岁不能称老，未老不能称叟。周显王三十三年，孟子到梁国，梁惠王称他为“叟”，那么孟子大概五十多岁。此后二十三年，是周赧王元年，他还留在齐国，回答沈同关于讨伐燕国的询问。又过了以后，他才辞去齐国离开，这时已七十多岁。留给他的日子短了。余日长，事业之心就宽舒，所以不吝惜离开；不吝惜离开，所以行动迅速。余日短，事业之心就急切，所以舍不得离开；舍不得离开，所以行动迟缓。我没有孟子的德行，像犬马一样的年岁距离去留，离开齐国还是留在齐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钝铅刀还没有磨利，却要用它来砍一割；这种急切的心情确实如此。我这次来，进退的关键重在一次决断。可是，公求取士人的心情，比士人求见公更加迫切；从刚开始参与大政，就像欧阳文忠公那样。公如今的地位和年岁都超过文忠，那么求取士人的念头也应比文忠更加迫切。只是公看待我，大概认为我还有一寸长处，却从来没有与我有过一日的旧交，这又能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形下，进退的关键重在一次决断，对我这个人尤其如此。于是我来观察，仆也正在这里等候您的裁断。《古文集成》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二十一，宋王霆震编，前丙集七

译书信 答李诩论性书【欧阳公】前些日子承蒙您送来书信和《性诠》三篇，所以想同您把这番学说说完。欧阳修忧虑世上的学者大多谈论人性，因此常常这样说：人性不是学者所急于探究的，也是圣人很少谈论的。《易》六十四卦不谈性，所谈的是动静、得失、吉凶的常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谈性，所谈的是善恶、是非的实际记录。《诗》三百零五篇不谈性，所谈的是政教兴衰的讽谏和赞美。《书》五十九篇不谈性，所谈的是尧、舜和三代的治乱。礼乐虽然不完整，但杂见于诸儒的记述中，其大要是治理国家、修养自身的方法。六经所记载的，都是与世事密切相关的人事，所以说得非常详细。至于人性，百句中也未必有一两句谈到；有时因谈论别的事情而涉及它，并不是专门为了谈性。因此即使谈到，也不深入考究。我所说的“不谈”，不是说完全断绝而没有言论，而是说谈到它的很少，而且又不是以性为主题来谈。《论语》所记七十二弟子向孔子请教的问题，有问孝的，有问忠的，有问仁义的，有问礼乐的，有问修身的，有问为政的，有问朋友的，有问鬼神的，却从来没有人问过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孔子告诫弟子的言论总共有几千字，涉及人性的只有一句。因此我说，人性不是学者所急于探究的，也是圣人很少谈论的。《尚书》说：“习惯与本性一起形成。”《论语》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距遥远。”这是告诫人谨慎选择自己的习惯。《中庸》说：“天所赋予人的叫作性，顺着本性而行叫作道。”这是说明本性没有固定的表现，必须有所率导。《乐记》也说：“受到外物感触而有所发动，是人性的欲求。”这是说明外物对人的感发无所不至。然而这些话始终没有说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只是告诫人谨慎自己的习惯和所受感触，并努力实行率导本性的办法罢了。因此我说，这是因谈论别的事情而涉及人性，却没有深入研究它。我年轻时喜爱学习，知道学习困难；凡是六经所记载的、七十二弟子所询问的，有些即使终身学习也未必能够达到；对于已经达到的境界，终身实行也未必能够做到。想到我这样急切地致力于此，连其他事情都无暇顾及，因而知道七十二弟子也正是这样急切而无暇旁顾；又由此知道圣人之所以教导人、垂示后世，也惶惶然无暇旁顾。如今的学者，对于古代圣贤所惶惶急切追求的事情，学习和实行其中或许还没有达到一二分，却偏偏喜欢大谈人性，探究圣贤很少谈论而且没有深入研究的东西，执守后世儒者的偏颇学说，经营无用的空言，这正是我无暇顾及的。有人问：“人性果真不值得学习吗？”我说：“人性与身体一同出生，是人人都有的。所谓做君子，不过是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罢了，人性的善恶不必追究。假如人性果真是善的，身体也不能不修养，人也不能不治理；假如人性果真是恶的，身体也不能不修养，人也不能不治理。不修养自身，即使原来是君子也会成为小人。” 《尚书》说：“只有圣人不思考正道，才会变成狂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能够修养自身，即使是小人也能成为君子。《尚书》说：“只有狂人能够思考正道，才会成为圣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治理之道完备，人民得到治理，这就是善。《尚书》说：“百姓于是改变而和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治理之道失效，人民没有得到治理，这就是恶。

译《尚书》说：“殷民顽固。”又说：“长久受到污浊风俗的浸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做君子的，应当把修养自身、治理他人作为急务，而不要穷究人性来发表议论。七十二弟子不询问人性，六经不以人性为主要论题，有时虽然提到却不深究，难道是轻视它吗？是因为其中自有深意。有人又问：“那么孟子、荀子、扬子三人谈论人性，是说错了吗？”我说：“没有说错。”又问：“他们的说法为什么不同？”我说：“开头不同，结局相同。假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于是人便懒怠而不教导，那就是错误；假如荀子说‘人性是恶的’，于是便放弃教导，那就是错误；假如扬子说‘人性是混杂的’，于是便任其放纵而不教导，那就是错误。然而这三个人，有的亲自奔走于诸侯之间，推行自己的道路；有的写下累积千万言的著作，告诫后世，他们从来没有不把仁义礼乐当作急务。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善人如果只说一句善而不加教导，就会丧失善性而陷入恶；恶人勤加教导，就可以使他达到善；性情混杂的人加以驱策引导，就可以使他离开恶而趋向善。他们的说法与《尚书》‘习惯与本性一起形成’、《论语》‘本性相近而习染相远’、《中庸》‘必须有所率导’、《乐记》‘谨慎外物的感发’的意思都相合。这三个人，推究他们的言论，表面上不同；考察他们的用心，实际上相同。所以我认为，推究三人的言论并没有错，他们只是开始不同而最终相同。” 凡是评论这三个人的，如果依据我的说法把他们统一起来，那么争论不休的人就可以停止争辩了。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您可以选择取舍。答横渠张子厚书【程明道】承蒙您来信教诲，说自己还不能做到性情安定不动，仍然被外物牵累；这是贤者已经深思熟虑的问题，哪里还需要等待我的意见呢？但我曾经思考过，冒昧把看法献给您：所谓安定，是动时也安定，静时也安定；不预先迎接，也不事后追逐；不分内外。如果把外物看作外在牵累，自己已经被它牵引而随之行动，这就是把自己的本性看成有内外之分。假如把本性看成随外物而在外，那么它处在外面时，什么又算是处在里面呢？这就是有意断绝外物诱惑，却不知道本性本来没有内外之分。既然把内外看作两个根本，又怎么能立即谈论安定呢？天地的常道，在于以自己的心普遍涵盖万物，却没有偏私之心；圣人的常道，在于以自己的情感顺应万事，却没有拘系于私情。因此君子的学问，没有比廓然开阔、大公无私更好的；外物来到，便顺势应对。《易》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心意往来纷扰，朋友便只顺从你的思想。”假如拘拘然只想排除外物诱惑，就会看见东方的诱惑刚消灭，西方的诱惑又产生。不只是一天的时间不够，关键是它的端绪无穷无尽，根本无法全都排除。人的情感各有遮蔽，所以不能合于道。大体说来，弊病在于自私自利而运用机巧。自私，就不能把有所作为当作应物的迹象【一作“物”】；运用机巧，就不能把明觉当作自然状态。如今用厌恶外物的心，去求得在没有外物之处照见真理，这就像反过来面对镜子而寻求光照。《易》说：“止于背部，便不获得自身；行走在庭院中，却看不见别人。”孟子也说：“我所厌恶的智巧，是因为它会凿穿事理。与其排斥外物而肯定内心，不如把内外两者一并忘掉。”内外两忘，心中就澄澈而无事了。无事便安定，安定便明澈，明澈之后，哪里还会因为应对外物而受到牵累呢？圣人的喜悦，是因外物确实值得喜悦；圣人的愤怒，是因外物确实值得愤怒。因此圣人的喜怒，不是系缚于内心，而是系缚于外物本身。这样看来，圣人难道不应对外物吗？怎么能把顺从外物看作错误，反而把求之于内心看作正确呢？如今用自私和机巧所产生的喜怒，来看待圣人正当的喜怒，应该怎样呢？人的情感容易发动而难以控制，其中以愤怒最严重。只要能在发怒时立即忘掉自己的愤怒，观察道理的是非，也就能看出外物诱惑不值得厌恶，对于大道也就想通一大半了。心中精微的思想，口头无法表达；加上我一向不擅长文辞，又因公务匆忙，不能精细思考，是否恰当，暂且等待您回信。然而概括其中大意，也应当接近正确了。大道明明近在眼前，却向远处寻求，这是古人所非难的；只请您明察裁断。寄张钦夫书【胡五峰】近来得到您诚恳的论说，私下知道您的胸中已经端正而且宏大了！根本大体既然正确，正好用功。近处考察自身，远处考察万物，穷究万理，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它们，直达寂然不动的境界，然后与百姓共同承担吉凶祸患，成为上天所施行的事业。这是圣门的事业，钦夫要努力啊！还有一点要进言给您：尧传给舜，舜传给禹，说的是“人心危险，道心精微”。“精微”，是说它精深微妙；“危险”，是说它没有常性。因此孔圣人从十五岁立志于学习，积累十五年的功夫，然后才敢以有所树立自许。从此以后，每积累十年的功夫便有一次进步；没有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的境界以前，仍然是人心尚未消磨、道心尚未彻底明莹。等到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矩，才纯粹是道心，与天没有两样。所以《中庸》称述孔圣人的德行，最后用天地所以伟大的道理作结，不再称说仲尼。如今学习道的人稍有所得，便欣然认为天地的美好全都在自己身上，自以为已经满足了。就世俗观点而言，也可以称为君子；若在圣人门下评论，却只是自暴自弃罢了。您正值年轻，所见已经把握根本大体，说明认识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只要使应当达到的认识最终完成，应当完成的修养最终完成，那么颜回、曾参的境界又何愁达不到呢？钦夫要警戒自己啊！勤勉不息，功夫深厚之后自然会达到，不可急于求成。如今尤其应当把追求速成为戒。答陆子静书【晦庵】前一封信中承蒙您详尽教诲，我怎敢不接受指教？您所说，古代圣贤只看道理是否正确，言论合乎道理，即使出自妇人、儿童，也不会舍弃；即便有些话很合乎道理，即使出自古书，也不敢全盘相信。这番议论十分恰当，不是世俗儒者的浅见所能达到的。但我私下认为，辨别言论并不困难，而明白道理却不容易。如果对道理确实有所见，那么判断别人言论的是非，就像辨别黑白一样容易，本来不必先查考那个人是否贤能，再决定取舍。不幸的是，如果我们所谓的道理只是出于个人的私见，那么所取所舍恐怕还不足以成为众说的标准。何况道理既然还没有明白，对于别人的言论，恐怕也难免有不能完全理解其意思的地方，又怎么可以仓促贬斥古书为不值得相信，而只凭胸中的裁断行事呢？来信反复辨析无极与太极，谈得很详细。然而依我看来，伏羲作《易》，从一画以下；文王演绎《易》，从“乾元”以下，都从未谈到太极。孔子谈到太极；孔子赞述《易》，从太极以下，从未谈到无极。周子才谈到无极。先圣和后圣，难道不是条理相同、贯通一致吗？如果在这里能够明白地真实见到太极的本体，就会知道不说它并不算少，说它也不算多。

译怎么会达到这样纷纷争论的地步呢？如今既然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所谓的道理恐怕还不足以成为众说的标准；何况人的言论中有所未尽之处，又哪里只是一两处呢？既然您不嫌弃我而来教诲，我也不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大传所说的太极，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两仪、四象、八卦的道理，在这三者形成以前便已经具备，并蕴含在这三者之中的东西。圣人的意思，正是因为它穷尽而达到最高极点，没有可以称名的名称，所以特意称它为太极，就如同说举天下至高至极的事物，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罢了。起初并不是因为它居中才命名为“极”。至于北极的“极”、屋脊的“极”、皇极的“极”、民极的“极”，各位儒者虽然有时解释为“中”，大概是因为这些事物的极点常常处在这些事物的中央，并不是把“极”字本身训释为“中”。极，就是至极罢了。从有形之物来说，四方八面聚合到这里，到了根底，再没有可去的地方；从这里推向四方八面，又完全没有向背，所以称为极。后人因为它处在中央而能够应对四方，于是指着它所在的位置说“中”，并不是说它的意义可以训为“中”。至于太极，起初又没有形象，之所以可以称说，只是因为这个道理达到了极点，所以称作“极”。如今竟把它称为“中”，这就是道理尚未明白、不能完全领会别人言论意思的第一处。周敦颐《通书》的“理性命”章，开头两句说理，接着三句说性，再接着八句说命，所以篇章内部并没有“理性命”这三个字，只是特意用这三个字命名该章作为表明；那么章中的言语本来已经各有所属了。所谓“灵”、所谓“一”，才是太极；所谓“中”，是气禀所得的中正，与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合为五性，并归属于五行，起初从未把它当作太极。况且说“中焉止矣”，随后又归属于二气五行化生万物的意思，这样岂不是又成了什么样的文字义理呢？如今来信把其中的“中”指作太极，又把它归到下文，这就是道理尚未明白、不能完全领会别人言论意思的第二处。至于“无极”二字，是周子清楚地看见道体远远超出常情，不顾旁人的是非，不计自己的得失，勇往直前说出常人不敢说的道理，使后来的学者明白看见太极的奥妙：它不属于有，也不属于无；不落入固定的方位和形体。如果能在这里彻底看破，才会看见这位老人真正获得了自千圣以来未曾传出的秘密，而不只是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罢了。如今您一定认为不是这样，这就是道理尚未明白、不能完全领会别人言论意思的第三处。至于《大传》既然说“形而上的称为道”，又说“一阴一阳叫作道”，这难道真是把阴阳当作形而上的东西吗？正是为了说明，一阴一阳虽然属于有形之器，但之所以一阴而一阳，正是道体的作用。所以谈论道体的最高极点，就称为太极；谈论太极的流行，就称为道。虽然有两个名称，起初并没有两个本体。周子所以称它为无极，正是因为它没有方位、没有形状；说它在万物存在以前，却未尝不在万物存在以后成立；说它在阴阳之外，却未尝不运行于阴阳之中；说它贯通整体、无处不在，却又没有声音、气味、影迹可以言说。如今竟然深深指斥“无极”说不通，这就等于直接把太极当成有形状、有方位的东西；又直接把阴阳当成形而上的东西，那就昧于道与器的区别；再在“形而上的东西”之上加说“何况太极呢”，这又等于认为道之上另有一个东西叫作太极。这是道理尚未明白、不能完全领会别人言论意思的第四处。至于我在前一封信中所说“不说无极，太极就会等同于一物，不足以成为万物变化的根源；本来不说太极，就会沉沦于空寂，不能成为万物变化的根本”，那是推究周子的本意，认为当时如果不这样把两方面说清楚，读者一定会误解言语的意思，产生偏颇的弊病。听见有人说“有”，就说它确实有；看见有人说“无”，就认为它确实无罢了。自以为这样解释，已经把周子的意思说得十分清楚，只怕懂得的人会嫌我泄露得太过分；没想到像老兄这样的人，竟还认为说得不稳妥、难以理解。请详细考察我信中上下文的意思，难道我是说太极可以因人的言说而有所增损吗？这又是因为道理尚未明白，不能完全理解人言之意的第五点。来信又说，《大传》明明说“易有太极”，如今却说无，为什么呢？这尤其不是我对高明之人的期待。今夏我曾与人谈《易》，那人的说法正是这样；当时回答他时不觉失笑，竟因此被人弹劾。那些拘泥固执的俗儒，随语句产生解释，不值得深怪。老兄平日自认为学问如何，难道也说这样的话吗？老兄且说，《大传》所谓“有”，果真像两仪、四象、八卦各有定位，天地、五行、万物各有固定形态那样的“有”吗？周子所谓“无”，果真是虚空断灭，完全没有产生万物的道理吗？这又是道理尚未明白，不能完全理解人言之意的第六点。老子说“复归于无极”，“无极”是无穷的意思，正如庄子所说“进入无穷之门，游于无极之野”，并不是周子所说的那种意思。如今却引用老子的话，说周子的言论实际上出自老子，这又是道理尚未明白，不能完全理解人言之意的第七点。高明的学问超出世俗范围，本来就不容易用世间的语言来衡量、用意见来推测。现在姑且按照我的浅见，拘守一定的范围来谈，把其中不合之处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奉告您，也是出于这个意思。又怕徒然引起纷纷争论，再次使世俗之人讥笑。后来想到，如果终于不说，又恐怕学者始终没有可以取正的依据。把这三件事比较起来，宁可被今人讥笑，也不能得罪后世。因此始终不能停止，终于把这些意见陈述出来。不知道老兄认为怎么样？《古文集成》卷二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二十二。宋王霆震编。前丁集第一。

译表。《出师表》【孔明】。【苏轼说：孔明的《出师表》，简洁而周详，直率而不放纵，真是伟大的文章啊！它与《伊训》《说命》相互辉映，不是秦汉以后那些以取悦君主为事的人所能达到的。○戴溪《笔议》说：孔明的《出师表》，深厚得像从肺腑中流出，没有一点虚浮伪饰的气象，全都是真情实意的表现。○《冷齐夜话》说：李格非善于评论文章，曾说：“诸葛孔明的《出师表》、李令伯的《陈情表》，都充沛地从肺腑中流出，完全看不出斧凿雕琢的痕迹。” 这几位君子处在后汉末年、两晋之间，从未凭文章闻名于世，然而他们的文辞和意旨却如此超迈，由此可知，文章以气为主，而气以诚为主。○楼迂斋说：格局正大，志向深远，细细品味才能看出来；吴、魏两国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文章。】先帝创建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分成三国，益州疲惫困顿，这确实是国家形势危急、关系生死存亡的时刻。然而宫中的侍卫之臣在内不懈怠，外面的忠贞之士忘却自身安危，是因为追念先帝的特殊待遇【这也是孔明自称】想要报答给陛下。实在应当广泛听取意见，来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德行【先使心志开阔】、振奋志士的气概；不应当妄自菲薄，说话引用不当，使忠臣进谏的道路被堵塞。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全篇文章的精髓就在这两句】，升迁、惩罚、褒奖、贬斥，不应当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以及尽忠行善的人，应当交给主管官员评定他们应受的刑罚或奖赏，以彰明陛下公平严明的治理；不应偏袒徇私，使宫内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分别承担内外事务】，都是善良诚实的人，志向和思虑忠贞纯正，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下来辅佐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全部向他们咨询，然后实行，一定能够弥补缺失，获得更大的益处。将军向宠，性情品行善良公正，通晓军事，过去试用时，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众人商议推举向宠担任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应当向他咨询，一定能够使军队和睦协调，使各类人才都得到适当安排。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一次不为桓帝、灵帝而叹息痛心【可见这是先主和孔明平日谈论的内容】。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全都是忠贞正直、愿意以死守节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盛，指日可待。臣本来是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种【叙述自己的出身和经历】，只求在乱世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中闻名显达。先帝不因臣身份低微、见识浅陋，反而屈尊亲自到草庐中三次来访，向臣询问当世大事；臣因此感动奋发，于是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遭遇兵败，在军队溃败之际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行使命，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接受使命以来，早晚忧虑叹息，担心托付的事情不能成功，损伤先帝的英明，因此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芜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器装备也已充足，应当勉励统率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希望竭尽自己的拙劣才能，铲除奸邪凶恶，复兴汉室，回到旧都。这就是臣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的职责【武侯的职责】。至于斟酌事情的得失利弊，进献全部忠诚。这些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职责。希望陛下把讨伐敌寇、复兴汉室的成效托付给臣；如果不能成功，就治臣的罪，以告慰先帝的英灵，并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过失，以彰明他们的怠慢。陛下也应当亲自谋划，咨询、探求正确的治国之道，明察并采纳正直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臣承受这份恩德，感激之情无法胜任表达。如今将要远行离开，面对这篇表章流泪哭泣，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后出师表》【孔明】。【迂斋说：一篇文章从头到尾大多是在说明事情不能停止。之所以不能停止，是因为汉室与贼人不能并立，帝王大业不能偏安一隅。因此文章的血脉相连，条理贯通，纲纪严整而不乱，应当和前一篇表一同阅读。】先帝考虑到汉室与贼人不能并立，帝王大业不能偏安【这是文章的主旨】，所以把讨伐贼人的任务托付给臣。凭先帝的明智，衡量臣的才能，自然知道臣要讨伐的敌人强大，而臣的才能弱小。然而如果不讨伐贼人，帝王大业也会灭亡；只是坐等灭亡，和讨伐敌人相比，哪个更好呢？因此先帝把任务托付给臣而不疑虑。臣接受使命那天起，睡不安席，吃不知味，想着北伐，认为应当先进入南方，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连续两天合并起来吃一顿饭。臣并不是不爱惜自己，只是想到帝王大业不能在蜀都偏安【承接上文】，所以冒着危难来奉行先帝的遗志。可是议论的人认为这不是良策。如今敌军正好在西面疲惫，又忙于东面，兵法说应当乘敌疲劳之时进攻，这正是进军的时机。谨把有关情况陈述如下：汉高祖英明，光明如日月，谋臣深谋远虑，然而仍然遭遇险阻、受到创伤，经过危难以后才安定。如今陛下还比不上汉高祖，谋臣又不如张良、陈平，却想凭长远的计策取胜，坐等天下安定，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一点。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议论安危、筹划计策，动辄引用圣人之言，满腹狐疑，众多困难堵塞胸中。如今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就会使孙权逐渐强大，最终吞并江东，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二点。曹操的智谋远远超过常人，他用兵仿佛孙武、吴起，然而仍然在南阳困顿，在乌巢陷入险境，在祁连遭遇危急，在黎阳被逼迫，几乎败给伯山，差点死在潼关，这以后才暂时虚假地安定下来。何况臣的才能弱小，却想不经危难便平定敌人，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三点。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不能攻下，四次越过巢湖而没有成功；任用李服，李服却图谋他；委任夏侯，夏侯却败亡。先帝还常常称赞曹操有才能，他尚且有这些失败，何况臣如此低劣，怎么能保证一定取胜？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四点。自臣到汉中以来，中间已经过了一周年；然而像防、赵云、阳羣、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人，以及曲长、屯将七十多人，都是勇猛无敌的将士；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多人，也都是数十年内从四方聚集起来的精锐，不是一州所能拥有的。如果再过几年，这些力量就会损失三分之二，到那时拿什么来对付敌人？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五点。如今百姓困穷，军队疲惫，而战事又不能停止；既然不能停止，留守和出征所耗费的劳力财力正好相等，却还不如趁现在谋划【深刻洞察时势】，想凭一州之地与敌人长期相持，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第六点。事情难以平定，关键在于时势。过去先帝在楚地兵败，当时曹操拍手称快，以为天下已经可以平定；后来先帝向东联合吴越，向西取得巴蜀，出兵北伐，夏侯授首。这是曹操失策，而汉室事业将要成功了。

译后来吴国又违背盟约，关羽在秭归败亡，曹丕称帝也使事情受挫；凡事都是如此，很难预先料定。臣将恭敬谨慎地竭尽全力，直到死后才停止【这是孔明的本心】；至于成功或失败、顺利或困顿，并不是臣的明智能够预先看清的。《陈情表》【李令伯】。【五臣注翰说：《蜀志》记载：李密，字令伯，是犍为武阳人。父亲早逝，母亲何氏改嫁。李密由祖母抚养，以孝顺闻名。他侍奉祖母治病，日夜从未解下衣带。蜀国平定以后，晋帝征召他担任太子洗马。诏书多次下达，郡县不断逼迫。李密于是上疏。武帝读了他的表章，赞赏他的真诚恳切，赏赐奴婢二人，让郡县供给祖母的饮食衣服。后来升任汉中太守。】臣因命运艰险，早年就遭遇忧患；出生才六个月，慈父便去世了；到了四岁，舅父又强行改变了母亲守志不嫁的意愿。祖母刘氏怜悯臣孤单弱小，亲自抚养。臣小时候多病，九岁还不能行走，孤苦伶仃，直到成年。既没有叔伯，最终又缺少兄弟，家门衰微、福分浅薄，晚年才有儿子。外面没有旁支亲属，内面没有五尺高、能应门的童仆【向注：期功，指大功、小功的亲属】；孤孤单单地独自站立，只有身体和影子相互安慰。可是祖母刘氏早已被疾病缠身，常年躺在床褥上，臣侍奉她的汤药，从未停止、离开。等到奉事圣朝，受到清明教化的沐浴。先前太守臣逵察举臣为孝廉，后来刺史臣荣举荐臣为秀才。臣因为供养祖母无人主持，辞谢而没有赴任【良注：圣朝，指晋朝；逵、荣都是刺史的名字】。朝廷特地下诏，授臣为郎中，不久又蒙受国恩，授臣为洗马。以臣这样微贱的身份，竟承担侍奉东宫的职务，这不是粉身碎骨所能报答的。臣把这些情况全都写在表章中上报，辞谢而没有就职。诏书急切严厉，责备臣逃避怠慢。郡县逼迫，催促臣上路。州官来到门前，急迫得超过流星飞火。臣想奉诏奔驰赴任，却因为刘氏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想姑且顺从自己的私情，申诉请求又不被允许。臣的进退，实在处于两难困境。臣私下想，圣朝以孝道治理天下，凡是年老之人，尚且还受到怜悯养育，何况臣孤苦无依，情况尤其严重。况且臣年轻时曾在伪朝做官，历任郎官署中的职务，本来只打算求得仕途显达，并不顾惜名节。如今臣是亡国的卑贱俘虏，最微末、最鄙陋【铣注：伪朝指蜀朝；军队俘获的人叫俘，蜀为晋所灭，所以这样说】，却过分蒙受提拔，得到优厚的恩宠任命，哪里敢逗留不去而另有所求呢？只是因为刘氏已经像夕阳迫近西山，气息奄奄【向注：日薄西山，比喻刘氏年老将暮】，生命危浅，早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晚上。臣如果没有祖母，就无法活到今天；祖母如果没有臣，也无法度过余生。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因此这片微小的孝心实在不能废弃远离。臣密今年四十四岁，祖母刘氏今年九十六岁，是臣为陛下尽节的日子还长，为祖母养老送终的日子却短。臣怀有乌鸟反哺的私情，希望乞求陛下允许臣终养祖母【翰注：乌鸟会反过来哺养母鸟，这里说自己有这种乌鸟的私情，请求体念奉养祖母之事】。臣的辛苦，不只是蜀地人士以及梁州、益州二州长官所明白知道的，皇天后土也实在共同鉴察【铣注：二州指梁州、益州；牧伯指荣、逵】。希望陛下怜悯臣愚拙而真诚的心意，听取臣微小的愿望，或许祖母能够侥幸保全余年。臣活着应当为陛下掉下脑袋，死后也应当结草报恩。臣承受不住像犬马一样惶恐畏惧的心情，谨恭敬地拜上表章来让陛下知悉。《论佛骨表》【依韩文、樊汝霖、韩醇、洪兴】祖孙汝听注韩愈：新、旧史书都完整记载在韩愈本传中。此前，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的一节指骨。佛法规定每三十年开启一次，开启时便年成丰熟、人民安泰。到这时，宪宗派宦官杜英奇率领宫人三十名，带着香花迎入宫中，留在禁宫三日，才送到佛寺。王公士庶奔走赞叹。韩愈任刑部侍郎，上表极力劝谏。皇帝大怒，想判他死罪。崔群、裴度以及外戚和诸贵族都替韩愈说情，于是只贬为潮州刺史。当时宰相怀疑这篇表是冯宿代写的，因为冯宿曾与韩愈同年中进士，又曾一同辅佐裴度平定淮西，所以产生怀疑，便把冯宿也贬为歙州刺史。当时的宰相一定是皇甫镈，也可以说是没有鉴识了。这篇表难道是冯宿所能写成的吗？】○补注《闻见录》说：宪宗元和十四年，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进入禁宫。韩退之因为劝谏而被驱逐，元和十五年又发生了陈洪志之祸。懿宗咸通十四年，再次迎佛骨进入禁宫，劝谏的人以宪宗的事情作为警戒。懿宗说：“活着能够见到它，死也没有遗憾了。”不出几个月便去世，又把佛骨送回法门寺。韩愈劝谏时说：“自从奉事佛以来，享年不长的人，难道他说得不对吗？” ○补注邵太史说：“傅奕上疏请求废除佛法，说：从伏羲、神农直到汉代，都没有佛法，君主英明、臣下忠诚，国祚长久、年数绵延。汉明帝开始建立胡人的神祠，直到苻坚、石虎时，羌胡扰乱中原，君主庸弱、臣下奸佞，国祚短促、政治暴虐。”等等。我认为韩愈的话大概是扩充了傅奕的话，所以把它列在表中。○林之奇说：崔浩排斥佛教，死于北魏；韩愈排斥佛教，被贬于唐朝。这使信奉浮屠的人有了口实，把它作为排佛者的警戒。至于梁武帝三次舍身，却饿死在台城；宋、齐以下各代奉事佛教逐渐谨慎，国祚却更加短促，于是浮屠之徒又认为这是学佛没有完全遵循佛道的过错。若不是卓越而不受迷惑的人，没有不被它迷惑的。】臣某说：臣私下认为，佛教不过是夷狄的一种法术罢了。自后汉时期流入中国【洪注：表中说“自后汉时流入中国”。韩愈诗中又说“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按《后汉书·西域传》，佛教在明帝时传入中国；但梁代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用刘向《列仙传序》说，遍览百家典籍加以考验，得到成仙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已经见于佛经。如此说来，汉成帝、哀帝之间就已经有佛经了。《汉武故事》说，昆邪王杀死休屠王，带领部众来降，得到他的金人之神，武帝把它安置在甘泉宫。金人都高一丈多，祭祀不用牛羊，只烧香礼拜。武帝让人依照其国俗祭祀它。这个神完全类似佛，大概汉武帝时佛经还没有在中原流行，只是把它作为神明来奉祀罢了。又《开皇历代三宝记》说，汉平帝时，刘向称自己遍览典籍，也见到佛经。由此可知，周代很早就流传佛典，秦代虽曾焚毁，汉朝兴起后又重新出现。又《汉武故事》说，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时，挖出黑灰，东方朔说可以询问西域道人；西域道人就是佛教徒。又《真诰》说，裴真人有三十四名弟子，其中十八人学习佛道，其余人学习仙道。】

译陶隐居说：长安年间似乎已经有佛教，裴君的事情就是证明。根据这些考察，中国有佛教已经很久了。韩退之所说，是依据正史。孙氏说：后汉明帝夜里梦见金人，高一丈多，头上有光明，在殿庭中飞行；明帝询问群臣，傅毅回答说：“西方有神，名叫佛，身高一丈六尺，呈黄金色。”明帝于是派郎中蔡愔和秦景出使天竺求取佛法，得到《佛经四十二章》和释迦牟尼的玄妙佛像，又带着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归。蔡愔回来时，用白马驮载佛经，因此在洛阳城雍门以西建立白马寺供他们居住。佛经收藏在兰台石室，又在清源台和显节陵上绘制佛像。从此佛教才开始传入中国。补注：《唐史》作“始入中国”。上古从未有佛教。过去黄帝在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享年都达到一百岁【孙氏说：以上年龄都出自《皇甫谧帝王世纪》】。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在这个时期【《唐史》没有“此时”二字】，中国还没有佛教。后来殷汤也享年一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没有说他们究竟享寿多少，大概也都不低于一百岁。周文王享年九十七岁，武王享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孙氏说：《尚书》记穆王享国一百年】。这个时期佛法也没有传到中国，并不是因为奉事佛教才得到这样的长寿。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明帝在位不过十八年。此后战乱和灭亡相继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以及元魏以下各代，奉事佛教越来越谨慎，国祚却更加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补注：《唐史》作四十八年，今本作四十九年】，前后三次舍身施给佛寺【孙氏说：大通元年三月辛未、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太清元年二月庚子，共三次到同泰寺舍身】，宗庙祭祀不用牲畜【孙氏说：郊庙祭祀的牲畜都用面食代替】，整天只吃一顿饭，只吃蔬菜和果实【孙氏说：武帝深信佛道，每天只吃一顿饭，膳食没有鲜美肥肉，只有豆羹和粗米饭】。后来竟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孙氏说：太清三年，侯景攻陷台城，武帝忧愤而死于净居殿】，国家也不久便灭亡。奉事佛教求福，反而更加得到灾祸。由此看来，佛教不值得相信，事情的道理也就可以知道了。高祖刚接受隋朝的禅让时，曾商议废除佛教。当时群臣的才能见识不深远【《唐史》作“识见不远”】，不能深入了解先王之道和古今的适宜之法，推阐彰明圣道【《唐史》作“圣明”】来挽救这种弊病，于是事情便停止了【樊氏说：武德九年，高祖下诏命主管官员淘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但事情最终没有实行】。臣常常为此遗憾。臣私下认为，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是数千百年以来无人可比的。陛下即位之初，不允许度人为僧尼、道士，也不允许新建寺观。臣常常以为高祖的志愿，一定会在陛下手中实现。如今即使还不能立即实行，难道可以任其纵容，使佛教反而更加兴盛吗？如今听说陛下命令群僧到凤翔迎接佛骨，登御楼观看抬着它【“舁”音“舆”】进入大内，又命令各寺轮流迎接供养。臣虽然极其愚昧，也一定知道陛下并不是被佛教迷惑，才这样尊崇奉事以祈求福祥。只是因为年成丰收、百姓安乐，顺从人心，给京城士庶【“一有设字”】制造奇异的景观和游戏玩赏的器具罢了。圣明如陛下，怎么会肯相信这种事情呢？然而百姓愚昧，容易受迷惑而难以明白；如果看见陛下这样做，就会认为陛下是真心奉事佛教，都会说天子如此圣明，尚且一心敬信，百姓是什么人，难道还应当吝惜自己的身体性命吗？因此有人烧灼头顶、焚烧手指，成百上千地聚在一起；有人脱下衣服、散尽钱财，从早到晚互相仿效，只怕落在后面。老少奔波，抛弃自己的职业和产业；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等他们再经过各寺，一定会有人砍断手臂、割裂身体来作为供养，那将伤害风俗、败坏教化，传为四方笑柄，绝不是小事。佛本来是夷狄之人，同中国语言不通，衣服制度不同，口中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上不穿先王的法服，不懂得君臣的义理和父子的感情。假如他的身体至今还活着，奉本国君主之命来到京师，陛下容纳接见他，也不过是在宣政殿见一次【孙氏说：宣政是殿名】，在礼宾院设一次宴【孙氏说：元和九年设置礼宾院，接待四夷使者并设宴】，赏赐一套衣服，派卫士护送出境【一作“把他送出境外”】，不会让他惑乱众人。何况他的身体已经死了很久，不过是枯朽的骨头、凶秽的遗留，怎么可以直接进入宫禁【“可直”一作“宜令”】？孔子说：“敬畏鬼神而远离它们。”古代诸侯到别国吊丧，尚且命巫祝先拿桃枝和苕帚【“茢”音“列”】驱除不祥，然后才进去吊丧【祝氏说：《礼记》记载，君主到臣下的丧所，命巫祝手持桃枝、苕帚和戈来驱逐邪恶；注说桃是鬼所畏惧的，茢是芦苇的穗，可以扫除不祥】。如今无缘无故取来污秽腐朽的东西，亲自临视【一作“观看”】，巫祝不先用桃枝苕帚驱邪，也没有使用，群臣不说这是错误，御史不揭发它的过失，臣实在以此为耻。请求把这块骨头交给主管官员，投入水中或火中，永远断绝祸根，消除天下人的疑惑，断绝后代人的迷惑，使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作为远远超出寻常，岂不是盛大的功业吗？岂不是痛快吗？佛如果有灵，能够作祸作福，那么凡有灾祸罪咎，都应当加在臣身上。上天正在鉴察，臣绝不怨恨后悔，实在是感激恳切到了极点。《潮州谢表》【韩愈】。

译【樊汝霖注：韩愈本传完整记载了这篇表。宪宗得到表章，对宰相说：“昨天得到韩愈到潮州后的表章，因而想到他劝谏佛骨的事情，他一定是爱护我，我难道会不体念他吗？然而韩愈作为臣子，不应当说君主奉事佛教会折损寿命。”皇帝想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这样说，来观察宰相的态度。皇甫镈担心韩愈重新被任用，于是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过疏狂，暂且可以把他改授到一个州。”于是授予韩愈袁州刺史。欧阳文忠公说：“前代有名的人，在议论政事时，感激奋发，不避诛杀死罪，真像是懂得义理的人；等到被贬之地，却忧愁叹息，不能承受穷困愁苦，并表现在文字中，即使韩文公也免不了这个毛病。有人又责怪他因为封禅而谄媚皇帝，这些说法都不对。”汉代杨恽被废黜后，写《报孙会宗书》，言语涉及讥讽诋毁，于是获罪被腰斩；雷霆般的君主震怒，是臣子应当知道畏惧的。韩公这篇表并不过分。】臣因为狂妄、刚直愚昧，不懂礼法制度，上表陈述佛骨之事，言语涉及不敬，按名义定罪，即使死一万次也还嫌轻。陛下怜悯臣愚昧而忠诚，宽恕臣狂直，认为臣的话虽然可以治罪，但内心并没有别的意图，特意屈尊减轻刑法，任命臣为潮州刺史。既免于刑罚杀戮，又得到俸禄供养，圣恩宏大，天地也无法衡量，即使剖脑剖心，又哪里足以答谢？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于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任潮州刺史，当天便奔驰上路，经过岭海，水陆跋涉万里，于本月二十五日到达州府上任完毕，与官吏百姓相见，详细说明朝廷政治清平，天子神圣、英武、慈爱、仁厚，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亿万百姓，不论亲疏远近，即使身在万里之外、岭海边远之地，也和处在京畿、天子车驾之下同样对待；善事一定能听闻，恶事一定能察见。皇帝早朝早、晚朝晚，兢兢业业，只怕四海之内、天地之间有一件事不能得到适当安排，所以派刺史亲自询问百姓疾苦；如果有不便之处，就可以上奏。国家的法令制度完备，治理日久，地方长官奉行诏令，违犯的人很少；即使在蛮荒之地，也没有不安定的。百姓听到臣称颂圣德，只知道受到鼓舞而欢呼，不必劳烦皇帝施为，安坐便可以无事。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所管辖的州在广州府最东边的边界上，距离广州府虽说只有二千里，但往来动辄要经过一个月；经过海口时，下面的恶水和急流【“泷”音“双”】猛烈，难以计算行程日期；飓风、鳄鱼，祸患不可预测。州南靠近边界【一作“州的南境”】，海潮上涨与天相连，毒雾瘴气，早晚发作。臣年轻时就多病，如今年仅五十，头发白、牙齿脱落，按道理也活不了多久；加上所犯的罪极重，所处之地又极其偏远险恶，忧虑惶恐、惭愧惊悸，不知哪天就会死亡，孤单一人，朝廷中没有亲近党援，居住在蛮夷之地，与魑魅为伍。如果不是陛下哀怜体念臣，谁肯替臣说话？臣天性愚陋，许多人情世故都不通晓，唯独酷爱学问文章，从未有一天稍稍废弃，实在受到当时同辈的推许【一作“表扬”】。臣在当时的文章，也没有超过常人之处；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使之与《诗》《书》相互辉映，创作歌诗，把它们荐献于郊庙，记载泰山封禅之事，刻在白玉简牍上，铺陈上告苍天的宏大美德，宣扬前所未有的伟大功业，编入《诗》《书》的典册而无愧，置于天地之间而没有缺憾，即使让古人复生，臣也不肯多作谦让。臣私下认为，大唐承受天命拥有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称臣服从的；南北东西，各自土地绵延万里。自天宝以后，政治稍有懈怠，文治没有发扬光大，武力也不够刚强；受宠的臣子和奸邪的奴仆像蠹虫一样到处盘踞，摇动毒害自己所处的地方，表面顺从而内心叛逆，父死子继、祖死孙继，像古代诸侯一样擅自占据土地，既不进贡也不朝见，已经有六七十年。经过四位圣帝相传，直到陛下。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听政决断，使天地旋转，开合枢机，行动像雷霆迅疾、风云飞动，光明如日月照耀；天子的兵威所指，没有不安宁顺服的。在广阔天地之下，万物生息治理达到了极盛。高祖创建天下制度，功劳很大，但治理还没有达到太平；太宗时已经太平，但大的功业大都建立在高祖时代，不像陛下承接天宝之后、接续因循积弊六七十年的局面，赫然兴起，面向南方发号施令，而取得这样巍峨的治理功绩。应当制定乐章，告知神明；东巡泰山，向上天演奏功绩【补注：范太史《唐鉴》说，唐朝始终只有柳宗元认为封禅不对；以韩愈这样的贤者尚且劝宪宗封禅，其余人就更不足为怪了】，完整彰显显赫功勋，明白展示得意之盛，使后世永远万年【一作“年代”】承服于我朝成就的功业。正当这个时候，正是所谓千载难逢的美好时机；可是臣背负罪名、身受牵累【“亹”切音为“许慎”】，自己拘禁在海岛，忧愁叹息，天天都被死亡逼迫，竟不能在侍从官员、隶属御史之列中献上一点微薄的才能，竭尽思虑和精力来赎罪；心怀悲痛直到穷尽天际，死也不能瞑目，只能遥望宫阙，魂魄飞向那里。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是臣的天地父母，愿您哀怜臣、体恤臣；臣感恩、眷恋朝廷、惭愧惶恐而恳切迫切的心情，实在无法承受。《古文集成》卷二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二十三。宋王霆震编。前丁集第二。

译表。《进〈春秋传〉表》【绍兴六年十二月上，胡文定】。臣恭敬地考察，《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事情，已经完备了。孔子因事情撰写文辞，意义深切而彰明，不是其他五经可以相比的。原本周王室东迁以后，礼乐和征伐都由诸侯发出；到了平王末年，王室的踪迹已经熄灭，所以《春秋》从隐公初年开始写起。到了庄公、僖公以后，五霸相继兴起，假借仁义而行事，借推戴周王室为天下共同的君主，发号施令、出兵征伐，没有人敢不服从。它的文字只是史官的称述，没有创制作法；它的义理则以尊崇周王为名，而孔子本来就说：“我私下取用它了。”霸主的德行衰败以后，诸侯放纵恣意，政权落入大夫手中，专擅权力自行其是；官职任用失去德义，受宠和贿赂更加明显；后来陪臣掌握国家政权，夷狄控制中原，这些都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所以最终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孔子的德行与天地相配，光明与日月并列；他自认为没有职位，时代又使正道不能施行于天下，于是制定《春秋》的义理，把它表现于所记的事情中，留给后世以训诫。虽然追述并遵循法度，向上承接尧、舜、文王、武王的道路，但改变法度、创制制度，并不沿袭虞、夏、商、周的旧迹。大概洪水滔天、百姓陷于昏乱困苦，与《箫韶》九成、百兽相率起舞，都记载在《虞书》中；大树被拔起、嘉禾合穗，以及鄙弃我周邦、六服共同承受德化，也都一同流传在周史中。这就是上古帝王记事的体例。到了《春秋》，凡是庆祥瑞应、礼仪文饰和日常常事，全都删去不写；而灾异的变化、政事的缺失，则全部记录下来，用来给后世警示，使人观察天道与人事的道理，心中产生恐惧恭敬之意。要是把这些事情和话语记在心里，写在衣带上，陈列在座位右边，像几杖、盘盂上刻有铭文和戒语一样，这就是史书之外传授圣心的关键典籍，可以借此反省自身，每天增加修养和省察。等到时间长久，积累善行而成就德性，上下与天地同流，从自身的行为推广到国家并施行于天下，那么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龟龙游于池沼，这样的政治道路也可以逐渐实现。因此《春秋》开始于隐公，结束于捕获麒麟，以天道作结，比得上《关雎》的感应，能做的事情也就完成了。秦朝焚毁书籍，幸赖诸儒口耳相传；到了汉初兴起，张子房为韩国灭秦，以彰明《春秋》中复仇的义理；三老董公请求汉王为义帝发丧，以揭露项羽弑君的罪恶。下至武帝、宣帝时期，当时的君主信任重视这部书，学士大夫诵读讲说，用它来断狱决事；虽说各方面的法网还没有完全张开，但纲纪大体能够端正，超过了《春秋》成书时的情形，其效果也可以看出来。自熙宁年间崇尚释、老、佛、庄的学说，以虚无为根本，而不重视义理的实际；到崇宁年间又曲意加强禁防，于是执政者对于灾异变化、政事缺失，默默不敢说，而对祥瑞征兆和礼仪常事却歌咏赞颂，洋洋满耳，这与《春秋》正好相反。奢侈放纵之心更加任意发展，以至夷狄扰乱中原，没有人能够阻止，难道不可痛心吗？陛下蒙天赐予勇敢和智慧，圣德日益更新，在三纲九法沦丧败坏以后继承帝位，凭独断而兴起，崇信这部经典，将要拨乱反正。圣王的志向既然已经从中获得，又命令臣下有能诵习这部书的人，来训释阐明其中的义理。臣只是荒疏浅陋的末学，荣幸地奉承诏令，便不自量力，竭尽所知，编成《春秋传》三十卷，共十万多字，献入御府。恭敬地希望陛下在肃行上天讨伐之余、万机政务的空闲，特别留意此书，时时赐暇省览，取舍裁决都由圣明裁断。借此鉴察天道人事中祸福的征兆，考核赏罚是非的实际，努力修养自身的盛德，扩大达到至治的长远谋划，整顿国家的常法，使国运永远安康。《进〈书集传〉表》【淳祐七年八月上，蔡抗】。臣蔡抗说：心志专一，才能执守中正。这大概是三位圣人相传的治心方法；没有党私，没有偏颇，建立中正准则，就是历代帝王建立治理的常道。臣想到先臣亲自从师学习、阐释经义，遗留下来的文稿大体已经显明宗旨。恭逢圣明的君主，敢于贡献微薄之力。臣蔡抗惶恐惶恐，叩头叩头。臣私下考察《典》《谟》《训》《诰》《誓》《命》等篇的文字，无不是承载道理。到了刘向、班固、贾谊、司马迁、郑玄、服虔等人手中，逐渐失去真实含义。孔安国、孔颖达二人的注疏虽然还保存着，各家笺释却越来越多；结党赞同、攻击异说，已经违背平和广大、荡然无私的风气；厌弃旧常、喜爱新说，又失去了浑厚广大、浩瀚充实的宗旨。错误相互沿袭，内容杂乱而不纯。到了皇图中兴、赤伏符应之时，有大儒朱熹特别出世。经书都由他作训传，义理洞然明白；尤其是《书》，更适合讨论研究。臣的功夫还没有达到，想到先臣沉潜于从游学习最久，见道已经深厚，便让他进一步探索，以完成阐发经义的志愿。微妙的言辞、深奥的旨意，已经在讲习贯通的余暇中获得；宏大的要旨、总的纲领，也全部传授了著述的用意。往返书信还在，删改润色的笔迹清晰如新。臣半生耗尽采集考据的辛劳，六卷书体现了深入研究的思考。帝王的制度，坦然而明白；圣贤的言论，鲜明如丹青。若能使它上达九重，也可以成为光明事业的一点助力。如今恭逢皇帝陛下，智慧由上天赐予，德行与日俱新。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去除邪佞而不犹豫。既顺从民情而不违逆，使国家在尚未危亡时得到保全；在治理尚未混乱时，更加思考君主之道的艰难。即使聪明足以效法上天，仍然始终以学习典籍为要务。臣错误地蒙受提拔，有幸列于朝班。自知不过是研习章句的人，无法报答分毫。怀抱文书长久叹息，仰望宫阙而冒昧进献。倘若能够得到清闲，俯蒙陛下亲自阅览，岂止使臣从前的辛勤不朽？若把它放在座右，便可以常常听到不懈怠、不荒废的训诫。臣身处海隅，人人都仰望陛下宽厚仁慈的治理。《进〈大学衍义〉表》【端平元年十月丁卯上，真西山】

译我恭敬地想，写在竹简上的这些文字虽然费尽心力，又怎能补充圣贤经典的深奥义理？我像献上芹菜那样想进献一片微薄之心，却误蒙圣上的温厚言语。凭十年编纂积累下来的成果，欣喜于一旦得到际遇的幸运。臣谨此谢恩。大学设置八条教导，为人君确立万世的准则，首先讲格物致知，说明穷究事理是端正内心的根本；推及齐家治国，又可见修养自身正是施及万物的根源。曾子的传述，独自得到了其中的宗旨；自程氏以来，更把它的要旨阐明。等到后来的师儒相继出现，又有章句之学昭然流传。臣年轻时便心中服膺，晚年才懂得其中旨趣，认为它的源流深远，实在是东鲁孔门教人的精微言语；而其纲目灿然明备，正是君王面南临民的要道。从前臣忝列侍从、参与议论思考，正值奸邪防蔽、蒙蔽圣听之时，想到要使圣上的聪明更加开阔，只有阐发经术，使我君之心如白日般明亮，对于天下的道理洞察得如看秋毫一般。即使共工、兜等杂进于尧的朝廷，难道还能有鬼魅逃过禹所铸的鼎吗？臣不自量力，想要仿效前人编纂校订，却很快遭受三次进谗的祸患，只能徒然结下对九重宫阙的眷恋。既然被置于闲散职位，便因此专心致志地钻研精究。身处田野也不忘君主，常常惦念报答皇上；藩篱墙壁之间全都摆满了笔墨，几乎终年勤苦不懈。首列圣贤关于性命、道德的言论，旁采古今治乱安危的事迹，必定提取其中要旨，全都汇聚在这部书中。凡是各位老先生的讲论阐明，大致都概括在君子、小人的情状之中，尤其尽力加以描绘。抬头仰望海岳般崇高深厚的圣德，希望效法涓埃之微，略作补益。这大概是恭逢皇帝陛下乾坤运转、日益进德、月月长进，缉熙光明，专心致志于治道，使承受天命的基业在成就先王之后更加隆盛；又念念不忘始终以学习为典则，谦逊自持，能够超过商宗。如今正将通过切磋琢磨而专心加强自我修养，以达到定、静、安、虑而有所收获的境界。事情要明白其本末，义理要贯通精微与粗略。现在书稿已经纯粹完成，冒昧呈入清闲的燕居之中；愿陛下止于应止之处，更加努力于止善的功夫，日新又新，进一步推行使民众成为新民的教化。呈上《资治通鉴》表【元丰七年十一月呈给司马光】臣司马光说：先前承奉诏令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承奉圣旨赐名为《资治通鉴》，现在已经编纂完毕。臣私下想到，自己性情见识愚昧鲁钝，学术荒疏，凡是各种事情都不如别人，唯独对于前代史书略曾尽心。从小到老，爱好它而不知厌倦。每每忧虑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文字过于繁多，即使平民读书人也不能全部读完，何况君主每日有万般政务，哪里有空暇周遍阅览？臣常常不自量力，想删削冗长之处，概括撮取关键，只选取关系国家兴衰、系连百姓安危、善行可以作为法则、恶行可以作为鉴戒的事迹，编成一部编年史，希望使前后有条理，精详与简略不相混杂。只是私人力量薄弱，没有办法完成。幸逢英宗皇帝凭借睿智的天性，施行文明的政治，想要遍览古代事迹，用来扩大弘扬治国的大道，于是下诏命臣编集。臣从前的愿望，一旦得以实现，踊跃奉行，只怕不能胜任。先帝又命臣自行选拔、征召官属，隶属崇文院，设置编修机构；允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的书籍，赐给御府的笔墨、缯帛以及御前钱，用来供给果饵，并以宦官担任承受，所受到的恩宠荣耀，近臣也没有能比得上的。不幸的是，书还没有进呈御览，先帝便离弃群臣而逝。陛下继承大统，恭敬承接先帝遗志，以冠序尊荣此书，赐给它美好的书名。每次开设经筵，常常命臣进读。臣虽然顽钝愚昧，承受两朝如此深厚的知遇，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只要是臣的智力能够做到的，哪里敢有所遗漏？适逢被派任永兴军知军，因衰老疾病不能胜任繁剧政务，请求改任闲散官职。陛下俯察并依从臣的愿望，曲意赐予容纳休养的恩典，任命臣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允许臣随身携带书局，给以俸禄，不责求实际职事。臣既没有其他事务，得以精研极虑，穷尽自己的才力，白天时间不够便接着夜里工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文书简牍堆积满室，浩大得如深渊大海，探取幽深隐微之处，校核计算细微差别。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编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以年份为经、以国家为纬，备供检索查寻，编成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论其中异同，使其归于一条途径，编成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从治平年间开局，到现在才完成，岁月拖延长久；其中有所抵牾错失，臣不敢自行担保罪责的重大，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臣司马光诚惶诚恐，叩头叩头。再次想到，臣离开宫阙朝廷已有十五年，虽然身在外地，区区之心早晚梦寐之间，什么时候不在陛下左右？只是因为驽钝无能，不能有所施展，所以专门从事笔墨工作，用来酬报深恩，希望竭尽涓埃般的微力，稍稍补益海岳般的圣德。臣如今筋骨瘦弱衰惫，近处视物昏花，牙齿所剩无几，精神意识也已经衰耗。前些时候所做的事情，转眼便遗忘。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上。伏望陛下宽免臣妄作的罪责，察知臣希望效忠的心意，在清闲燕居之时，偶尔赐予阅览。以往代的兴衰为鉴，考察当今的得失，嘉奖善行，怜悯恶行，取其正确而舍弃错误，足以勉励考察古事的盛德，登上前所未有的至治境界，使四海百姓全都蒙受福泽。这样，臣即使尸骨弃置九泉，志愿也永远完成了。呈上《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乾道四年四月呈上，李焘】臣李焘说：去年八月，臣先承准尚书省札子，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依照敷文阁直学士汪应辰的奏请，取臣所著《续资治通鉴》，起自建隆，止于元符，命有关官司缮写、校勘，收藏在秘阁。臣随即于十四日蒙受恩典得以面对皇上，承奉圣旨命臣尽早进呈，于是授任官郎省兼职史局。后来又承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命临安府供应纸札。臣现在先行写成从建隆元年到治平四年闰三月五朝的事迹，共一百零八年，计一百零八卷。其中建隆元年至太平兴国元年太祖一朝的事迹，虽然曾在隆兴元年臣任知荣州时具表进呈，已经蒙命交付史馆，后来又略有增益，谨重新抄录进呈。至于其余治平以后的文字增多，又正值四朝正史还没有修成，希望圣慈特别赐予宽限，臣将进一步整理，分次修写进呈。臣地位疏远微贱，却僭越编写此书，按罪应当诛杀；圣明的君主没有立即斥退我，反而过分听取并兼收此书，臣即使死了也永垂不朽。臣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私下听说，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先让他的僚属搜集异闻，按照年月日编成丛目，丛目完成后，才修成长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年〕

译唐朝三百年的历史，实际由范祖禹掌管编修。司马光说，范祖禹编的长编宁可失于繁多，不可失于简略。当时范祖禹所修的长编，大约有六百多卷，司马光详细删削，最后只剩八十卷。如今《资治通鉴》的唐纪，从第一百八十五卷到第二百六十五卷，就是这部分。因此神宗皇帝为此书作序，认为它内容广博却能取得要领，文字简约却对事情叙述周全。臣实在不自量力，妄自编集；虽然体例全都采用司马光所创立的，错综安排、编次顺序也都有所依据，其中若有抵牾和重要错误，臣也不敢自行担保；臣区区的一点忠心，在前一篇表中已经陈述过了。臣仰想，祖宗的丰功盛德，应当与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相提并论；天地的容纳、日月的光辉，即使绘画也已达到极致，仍然不能接近祖宗圣德。何况让拙劣的工匠勉强施加丹青，臣确实愚昧，难道不知道这是罪过吗？然而如果能够会通众说，攻破虚假诡辩，使奸诈、欺骗、讹传、诽谤不能乘隙扰乱真实，祖宗的丰功盛德便会因此更加彰明。譬如面对海岳，也许可以取得涓埃般的帮助；至于臣这部书，哪里可以马上称为《续资治通鉴》？姑且称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或许还可以。它的篇卷有时相差数倍，这是长编体例本来就如此，宁可失于繁多，正如司马光的志愿所说。伏惟皇帝陛下文治光明，已经确实经纬天地、文饰万物。臣的微薄技艺又哪里值得陈说？陛下只是因为其中记载着祖宗后代的事迹以及谋划常法，往往都在这部书中，委婉曲折地加以恩惠，使臣得以前来承受诏命；臣踊跃而惶恐地前来进献，因缘际会，得以在燕居闲暇时呈上。万一符合圣明之意，希望再选择像司马光那样年高而正直的宿儒，交付给他们删削的任务，最终刻成我大宋的典籍，流传亿万年。若能达到神宗皇帝所说的“内容广博而能取得要领，文字简约而对事情周全”，那么将与六经一同流传。这固然不是臣所能做到的，但臣区区的一点忠心也因此可以竭尽，臣即使死了也永垂不朽。现有《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零八卷，今已写成一百七十五册，连同目录一册，谨随表一并进呈。呈上《新唐书》表【嘉祐五年六月呈上，曾公亮】臣切实想到，唐朝拥有天下将近三百年，它的君臣行事始终、治乱兴衰的迹象，以及典章制度的精华，都清楚地记载在简册之中；但编年次序没有法度，详略失当，文采不明，事实也零散失缺。又经过一百五十多年，才得以阐发幽暗不明之处，补缀缺漏，贬斥、订正虚伪谬误，终于完成一部自成体系的史书，作为万世流传的典籍。完成它实在极其艰难，似乎自有天理等待时机。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伏惟体察天道、效法大道，恭敬文治、聪明勇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具有虞舜的智慧而又喜好询问，亲自具备大禹的圣德并且能够勤劳。天下和平，百姓万物安乐，而陛下仍然凝聚心力、积蓄精力，以求得治国的要领，每天同博学大儒和旧日学者讲诵六经，考察阅览前代历史，认为自商周以来能够使国家长久的，只有汉和唐，却不幸紧接着进入五代。衰世的士人，气力卑弱，言语浅薄、意旨鄙陋，不能振起文章，使明君贤臣的卓越功勋伟大业绩，以及昏庸暴虐、残贼祸乱之人的祸根罪首，都不能充分显明他们的善恶，来震动君主的耳目，实在不能用来垂示劝戒、昭示久远，十分令人叹息。于是因近臣有人进言，正好契合圣上内心的忧虑，便命刊修官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知制诰臣欧阳脩、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尚书吏部侍郎臣宋祁，以及编修官礼部郎中知制诰臣范镇、刑部郎中知制诰臣王畴、太常博士集贤校理臣宋敏求、秘书丞臣吕夏卿、著作佐郎臣刘义叟等，全都承受儒学方面的选任，打开秘府所藏书籍，命他们讨论，共同删订。总共用了十七年，完成二百二十五卷。所记载的事实比旧书增加了，文字却比旧书简省。至于篇名和目录，有的革新，有的因袭；树立传记、记载事实，有的增加，有的删减；义例和凡例，全都有所依据；细微详尽的纲目条目，都载在另录中。臣某主持这项事务，率领众人耗费岁月，实在不足以完成这部大典，也不能称合明诏，惭愧、恐惧、战栗、汗流、惶遽至极。呈上《唐鉴》表【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呈上，范祖禹】臣以为，自古以来，下级用来告诫上级、臣下用来告诫君主，一定要以古代验证今天，以前代昭示后世。禹、益对于舜，便指出他尚未具有的方面，针对安逸享乐、骄傲暴虐的苗头，在它们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周公、召公对于成王，便援引古代先民历年兴亡、天命坠失的事例，每天陈述在成王面前，这些都是为了增进明智的德性、培养圣人的功业。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从前在先朝承乏任职于书局，掌管典籍，实际负责唐代史事，曾在公事闲暇之余考察唐朝成败的踪迹，按照义理编成一部书，不辞与平民传述、让百工献给先帝，希望能补益万分之一。等到臣赴任之时，不幸先帝突然升遐；未及奉命，恭逢皇帝陛下继承大统，圣明睿智日益提高，广泛召集年高宿儒，启发辅益圣学，以前代为鉴，应该没有比取唐朝的制度作为祖宗法式更合适的了；这样四方都承受法式，万世永远依赖。臣这部书，虽然不足以阐发圣德功业、广大地辅助圣明，拳拳忠心却不能自已，只要有所心得，便不敢不报告，冒昧以狂妄愚昧之作玷污日月，按罪应当诛死。伏望陛下在清闲燕居时略加阅览。这部《唐鉴》十二卷，缮写成六册，谨随表进呈，使陛下知悉。《古文集成》卷二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二十四，宋代王霆震编，前丁集第三 札子 任用君子以保守太平之道札子【元祐六年上呈，王岩叟】臣听说议论时有人说：使天下达到太平很难，守住天下的太平却容易。臣却认为：天下的太平，达到它容易，守住它困难。大概在太平尚未到来时，没有人不急于求贤，渴望听到劝谏；得到一条善言，唯恐不能实行；见到一件不善之事，唯恐不能除去。专心留意隐微之处，在别人意料不到的地方用心，战战兢兢、勤勉敬慎，不敢闲暇安逸，所以最终达到安乐无事的境地。这就是天下太平容易达到的原因。已经太平了，我还求什么呢？内心日益骄傲，志意日益懈怠，认为贤人已经足够了，便忽略求贤；认为善言已经听尽了，便厌倦听取；认为隐伏的祸患不值得忧虑，细微的事情不值得防范。奸邪滋生却不知道，祸患变故发生却不醒悟，所以最终到了败乱而无人能够挽救的地步。这就是天下太平难以守住的原因。《易经》说：“君子安居时不忘危险，生存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动乱。”又说《既济》卦的象辞：“君子因此思考祸患并预先防备。”这些都是圣人在天下安定、没有祸患时仍然保持戒惧。伏惟陛下临朝至今已有七年，进用贤能、斥退奸佞，符合天下的公意；兴利除害，符合百姓的愿望。没有滥施刑罚，没有横征暴敛，没有听说有一个百姓发出怨恨叹息之声。奸邪盗贼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发动，时令调和、年成丰收，四海之内安宁寂静。以古代验证今天，可以说是太平了。陛下又有守住太平的办法：不贪恋宫室，不玩赏声乐，不以田猎游乐为乐，不受神仙之说迷惑，不以战争为喜；私人请托不能通行，馈赠贿赂绝迹，历代君王的弊病没有一项存在。勤于学习、勤于政事，不因寒暑而改变；德行日益更新，天下的形势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然而臣还这样区区进言，又是什么心情呢？臣认为，今日的治理局面来之不易，我愚昧而过分地筹划，私下担忧朝廷安于无事，稍稍懈怠最初的心志，或许容许小人乘隙毁坏我们的太平之道，因此替陛下珍惜这一局面罢了。小人如果无能，不值得畏惧；只有小人而又有才干，才值得畏惧。关键正在于陛下深刻审问，明察考核，谨慎辨别，遏制他们，不让小人得以混杂其间。一定选择端正善良、忠诚守信、意志不二的君子任用，这样今天保守太平之道的措施就达到极点、完备无缺了。陛下以纯一的德性守在上位，群臣以纯一的心意守在下位，使太平之道日益增长而没有穷尽，天下没有祸患。臣不胜大的愿望。请求留用刘挚、苏辙札子【王岩叟】【《通鉴长编·元祐六年十月》，枢密王岩叟说：“不是为了一个刘挚、苏辙，而是替陛下爱惜腹心之臣，实在难得。”宣谕说：“刘挚排斥奸邪，很有功劳，朕极其看重他。可是听说他同邢恕、柬延接触章惇的子弟。”王岩叟说：“章惇让刘挚向宰相交代，也牢笼不得敢于进言的官员，未必都是忠诚正直的人。听说杨畏是吕惠卿的心腹，知道他被任用的用意在哪里吗？只是想除去陛下的腹心之臣，这就是替奸邪打开道路。”当时已有诏令起草麻制，罢免刘挚，王岩叟还不知道。起初，太皇太后独自派遣中使让苏辙入省供职。十一月，刘挚任观文殿学士、知郓州。】臣以为，治理天下国家，一定要依靠腹心之臣。腹心之臣不是一天就能得到的；得到并任用他们，就一定要加以保全，不要让谗邪之人得以混杂离间，这样忠于侍奉君主的人才知道受到勉励。连旧日的腹心之臣尚且有时不能保全，那么后来的人还凭什么可以依靠信任？何况腹心之臣一旦空虚，外来的邪气便可以进入，这是必然的道理。臣所忧虑的，正在这里。刘挚同邢恕互通书信，又接见章惇的子弟，大概是思虑不周、防慎不严的过错。若说这是为日后打算而加以笼络，那么希望陛下更加体察。刘挚与蔡确不仅仇怨深重，并非施加一点小小礼数给蔡确的党人，就能委婉地收服蔡确的心。况且臣每次见到刘挚感激皇上的宠荣，常有以死报效国家的意思，他哪里还肯辜负陛下？这正是陛下的腹心之臣。如今大奸尚未死去，人心危疑，朝廷之上同他为敌的人，刘挚居于首位；如果一旦因为小小过失便将他疏远抛弃，天下人不知道其中缘故，都会妄自猜想陛下的心意有所改变，反而是在替大奸报仇。从前陛下任用刘挚为宰相时，奸党之气自然消退。如今刘挚待罪已经多日，群邪彼此观望，已经重新增强了气势。苏辙的进用，大体也与此相同，他们都是正人君子所依系、奸党望见便忌恨嫉妒的人。考虑到他们的去留，难道不重要吗？如今所犯的过错很小，所关系的事情却很大，希望陛下在轻重之间再加权衡，那么陛下所得的好处就多了。奸邪难以防范，是自古以来共同的祸患；没有不是因为君主的心意有所动摇，奸邪便急忙进行倾陷排挤。陛下对此不可不察。臣切听说杨畏是吕惠卿的门人，又曾受到张璪最深的知遇。舒亶任御史中丞时，举荐他为台官；此前两次授任御史，公议沸腾，众多奏章交相排斥，任命终于没有实行。从此他忿恨嫉妒正人，常存报复之志。后来又因为赵君锡没有自己的操守，受人指使，再三推荐杨畏，最终授任此职。谏官虞防也是张璪表面上相知的人，曾受到张璪特别用力的论荐。陛下不妨把事情的始末考察清楚，还能保证他心中没有别的用意吗？臣惓惓不已，常常担心巧言会误导陛下，所以不避烦琐亵渎，委婉曲折地进奏。愿陛下在听取言论时加意鉴察，使人不能以似是而非的罪名诬陷善良，暗中为奸邪制造条件，那就是社稷天下极大的幸运了。况且刘挚、苏辙留任，对臣没有什么利益，却有利于陛下；刘挚、苏辙离去，对臣没有什么损害，所带来的损害却会留给国家。但臣忝居近辅，长久承受非同寻常的恩典，凡是见闻所及，难道敢不竭尽愚忠吗？论左右近臣不可使邪正混杂札子【元祐五年六月上呈，苏子由《言行录》】。苏辙出使契丹回来，任御史中丞。自元祐初年改革各种政务，到这时已经五年。当时人心已经安定，只有元丰旧党分布在朝廷内外，多次制造邪说来动摇在位者。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挚二人尤其害怕他们，都采取两面态度作为自保之计，于是建议引用元丰旧党，以平息旧日怨恨，称为“调停”。宣仁太后犹豫不决，苏辙在延和殿当面论说这样做的错误，退下后又用札子论述，奏章送入。宣仁太后命宰执在帘前宣读，又告诉他们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竟然要兼用邪正。”这话极其合乎道理，诸公也相继附和。从此主张兼用邪正的说法便消失了。

译臣观察元祐以来，朝廷改革弊政，屏退驱逐群邪，上面施行忠厚的政治，下面没有聚敛之怨；天下虽然还没有达到大治，但经过如今五年，朝廷内外安定，没有人认为这样不对。只有奸邪失去职任，身居外地日夜窥伺时机，谋求重新进用，不免用各种方式游说，动摇显贵近臣，臣私下为此忧虑。若陛下不能察知事实，大臣被他们的邪说迷惑，终于使忠臣佞臣混杂进用朝廷，以此显示宽广而无所不容的意旨，那么冰炭同处，必定导致相互争斗；香草臭草共放在一个器皿中，久而久之必然留下恶臭，朝廷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从前圣人作《易》，阳气在内、阴气在外，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称为泰；阴气在内、阳气在外，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就称为否。大概小人不能让他们处在朝廷中，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是应当把他们安置在外地，常常加以安抚保全，不使他们失去所处的位置，不至于愤恨无聊而谋害君子，这才是泰卦的本意。从前东晋桓温作乱，桓氏的亲党布满朝廷内外；桓温死后，谢安代替他执政，把三桓分别派往三个州任职，使彼此没有怨恨，江左于是安定，所以《晋史》称赞谢安有经久谋远、没有争竞的美德。然而臣切实认为，谢安对于桓氏，也只是把他们任用于外地，自己从未把他们引入朝廷、同他们共同执政。假使当时谢安把桓氏引入朝廷，使人人心怀异心，各自想推行自己的意志，那么谢安将不能保全自身，更何况保全朝廷呢？近来一两个大臣专门致力于包容养护小人，为自己便利打算；既然小人在朝廷内部有了支持者，所以蔡确、邢恕之流敢于说出妄言，欺骗愚昧、迷惑众人。等到蔡确、邢恕获罪，有关官司惩治此前的过失，凡是在外的臣僚一概受到摧抑，卢秉、何正臣都曾任待制，而在明堂荐举子弟却只得到选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有明确的法典规定，却降官夺职，唯恐处罚不重，明显留下痕迹来表示异同，为朝廷招致怨恨，这两方面都错了。因此臣认为，小人虽然决不可任作腹心之臣，至于治理四方、奔走办理各项事务，则可以各随所长，不偏废任何人；宠禄恩赐总要使彼此一致，不留下可供指责的痕迹，这才是朝廷最好的计策。近来朝廷任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而台谏官纷纷进言，指他为邪党，认为小人必定会由此成批进用。臣曾议论邓温伯的为人，大致有些文才，没有大的恶行，只是性情本来柔弱，委曲顺从他人；王珪、蔡确当权时，他便仰人鼻息、顺从如意；司马光、吕公著执政时，他又在其中圆滑周旋。如果说他只是随着左右之人附会依从，本身没有什么损益，遇到形势变化便跟着转向，缓急也不能保持操守，那确实不能保证值得信任，实在不过分。若说他怀藏奸诈，能够首先成为祸乱的阶梯，那就太严重了。台谏对温伯的指责或许有过失，但如果说是为了朝廷作长远考虑，则不能算过分。臣愿陛下谨慎守住元祐初年的政令，时间越久越坚定；谨慎任用身边近臣，不使邪正混杂。至于在外的臣子，要用恩意对待，使嫌隙无从产生，使他们感恩拥戴以至忘记死亡，那么朝廷便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安心行善，时间越久祸患就越少。请求不要追究党人札子【范纯仁】【《言行录》：此前，蔡确因诗句讥讽诽谤获罪，帘中的台谏官交相上章，极力要求朝廷诛杀他，宰执、侍从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唯独范纯仁认为不可，于是在帘前陈说：“如今圣朝应当致力于宽厚，不能因为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的过错而诛杀、贬逐大臣；今天的举动应当成为将来的法式，这件事绝不能开端。”宰臣奏说：“蔡确的党人势力很盛，不能含糊放过。”范纯仁当面奏说：“如果认为朋党难以辨别，只怕会牵连善人；这件事正应详细审察，不可轻易处理。”接着又入内奏说：“如此如此。”范纯仁起初同诸公议论处置蔡确的诏令，只有左丞王存同他意见相合。这天在皇上面前正要陈说论列时，诸公都画可表示同意而不顾，范纯仁先退下，唯独他留下，又向王存作揖，请他上前更加坚决地论说此事。宣仁太后发怒，最终将蔡确贬到新州。言官交相上章攻击范纯仁结党庇护蔡确，范纯仁于是以疾病请求外任，当天任命他知颍昌府，王存知蔡州。又据《闻见录》说：元祐三年，有个叫吴防厚的人把蔡确题在安州车盖亭的诗拿来进呈，认为其中有诽谤讥刺。宣仁太后知道后发怒说：“蔡确把我比作武后，应当重重贬谪。”】吕汲公任左相，不敢进言。忠宣请求减轻蔡确的罪责，没有得到同意。起初商议把蔡确贬到新州，忠宣对吕汲公说：“这条道路荆棘丛生已经七八十年了，我们这些人若把它开辟出来，恐怕自己也不能免祸。”吕汲公又不敢进言，忠宣于是请求罢免政务。臣认为，朋党的兴起，大概是因为志趣相同或不同；与我相同的人称作正人，与我不同的人便怀疑是邪党。既然厌恶与自己不同，逆耳之言便难以传到；既然喜欢与自己相同，迎合的谄佞之人自然亲近。以至于真伪无法辨明，贤愚颠倒，国家的祸患，哪一样不是由此产生的？至于王安石自负学术，即使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智慧见识，只是因为喜欢同党、厌恶异己，终于黑白不分，把吕惠卿称为大儒，把司马光贬为异党。直到今天，风俗仍把观望形势当作才能，后来的掌权大臣本来应当永远以此为商周的鉴戒。恭敬地想，仁宗皇帝施行的政教，实在可以作为帝王的老师：听从劝谏，慎用刑罚，任用贤能，容纳众人，这同陛下今天的政治相同。庆历年间，先臣范仲淹与韩琦、富弼同时受到重用，欧阳脩、石介认为夏竦奸邪，因而嫉恨他的党类，于是兴起大的诽谤，诬陷先臣同韩琦、富弼有不臣之心。欧阳脩不久也因这件事获罪，石介几乎到了被剖棺戮尸的地步。当时朋党之论大为兴起，有识之士都为此寒心。幸赖仁宗包容庇护，使两党的嫌隙安然自行消散，这件事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美谈。陛下听到这些，必定会深思，那么仁宗所做的事情，陛下就可以取来作为成法。如今蔡确的罪，自有国家的典章刑法处理，不必再追究党人，牵连旁及枝叶。臣听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使他们处在邪曲者之上，就能使邪曲者变得正直。”这就是说，任用正直之人，便可以感化邪曲之人为善人。孔子又说：“舜拥有天下，选用皋陶，不仁的人便远去。”这就是说，任用仁德之人，不仁者自然会退避。何必烦劳去辨别党人？只恐怕会伤害仁政教化。何况陛下圣明的度量能够包容荒秽，与上天同德，极其公正而能克制自己，是古今无与伦比的。此前特意降下诏书，把臣僚过去的过失全部赦免，不再追究，恐怕会妨害太和之气。从此内外心怀疑惧的人全都安定，上下人情融洽，这是盛大的德政，实在应当长久实行。臣拳拳之心，正在这里。仰望陛下慈爱圣明，深加采纳。请求开通言路札子【元祐元年七月上呈，当时任给事中，上官均】

译臣切听说，近来降下诏书安慰中外，今天以前所有积久的奸恶和旧日罪恶，一概搁置不问，台谏官也不得弹劾追究。臣起初听到时，疑惑而不相信；几天以来，士大夫们传说得越来越多，才知道确实如此。臣以不才充任掌管风宪的职位，听到了却不陈奏，便是隐瞒实情；有所怀疑却不论列，便是荒废职守。仰面辜负陛下任用差遣的本意。臣推究诏书的旨意，必定是认为前些日子斥退了一两个奸谀、刻薄、深酷、聚敛、欺罔皇上的大臣，恐怕他们的党羽心怀反侧、没有自全的打算，所以发布这道诏书来安慰他们。臣认为，赏罚是君主的大权，用来向天下表示公正的舆论，使行善的人受到勉励，使作恶的人心怀恐惧。关键只在于防范恰当、裁断后一定实行罢了。若惩治一两个奸臣，却因为同类感到恐惧而疑虑，又找好听的说辞来安慰慰劳他们，这就是施行姑息的政治，不是用来使赏罚得到信任、向天下表示公议的办法。不知陛下认为前些日子斥退一两个奸诈、险恶、邪僻之臣是对还是错？如果认为是错的，那么命令发出之日，天下士人无不心悦诚服，都认为陛下聪明睿智，洞察是非，不应怀疑那是错误的；如果认为是对的，那么除去邪恶就不应迟疑，不应迷惑而中止，去施行姑息的政治。谏官、御史以进言为职分，至于政事的得失、臣子的邪正，凡是关系天下利弊、治乱的事情，都可以上达圣听，用来扩大朝廷的耳目，沟通天下的情实。自古以来求治的君主，有引导臣下使其进言的，也有告诫他们不要闭口沉默的；却从未听说预先明白规定某件事应当说、某件事不应当说。假如天下的事情都必须等到诏书允许以后才能进言，那么谏官、御史便成为徒具虚名的设置，天下的事情朝廷也会有听不到的。陛下刚开始临朝时，诏告四方士人，下至采薪割草的平民，都可以上议朝政，下说利弊。当时天下人无不欢欣鼓舞，把所听到的一切都尽力贡献出来，以补益日月般的圣明，又歌颂吟咏，认为陛下确实宽厚明察、听从劝谏。今天的诏书却告诫言职官员有些事情不得弹劾追究，倘若真有这种限制，实在恐怕会损害陛下听从劝谏的美名，同前日开通言路的本意不同。如今法度还不完备，百姓还没有充分富足，内部有尚未施行的政事，外部有尚未宾服的夷狄，正是朝廷和宰辅日夜勤勉讲求利害、广泛采纳众人言论的时候；如果让谏官、御史上面观察朝廷的旨意，随后窥测大臣的心意，心中郁结，所怀的事情又不能列举论说天下之事，有不能上达圣听的事情，恐怕不是朝廷的福分。若陛下认为那些人有久远的过失和旧日的罪恶，想要加以掩盖，允许他们洗心革面、自我更新，那么对于进言者所指出的只是小过、没有必要深究的事情，陛下搁置他们的言论而不采用也就可以了。臣实在担心不应预先发布禁令，说有些事情不得弹劾追究，从而仰面损害陛下听谏纳言的美德。臣愚昧，想请求收回废止这道诏书，以符合前日开通言路的本意。《古文集成》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二十五，宋代王霆震编 前丁集第四 札子 论经筵第一札子【程伊川】【迂斋说：这类议论，关系极其重大。经历《伊训》《说命》《无逸》《立政》之后，才看得到这样的文字。】自古以来，君主守成而达到盛治的，没有谁比得上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就德业，是由于周公的辅导培养。从前周公辅导成王，成王年幼时便接受教习，所见一定是正道，所听一定是正言，前后左右都是正人，所以习惯同智慧一起增长，教化同内心一起形成。如今士大夫家庭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以小见大】，也一定延请有名望、德行、端正方正的人同子弟居处，使他们受到熏陶感染而养成品性。所以说：“小时候形成的性情像天性一样，长期习惯像自然一样。”臣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虽然睿智圣明的资质得自天赋，但辅导培养的方法，并不是等到用言语告诫而有过失以后才进谏，而在于平时的涵养熏陶罢了。大体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会发生变化，德性器度也会形成。臣想请求朝廷慎重选拔贤德之士侍奉劝讲；讲读完毕，常常留下二人轮值昼夜，其中一人值宿，以备皇帝询问。皇帝在读书学习的空闲、游息休息之间，时常在内殿召见他们，从容宴饮交谈；这样不只是逐渐磨炼道义，就连人情世态、农事艰难，时间久了也自然通达。与常常深居宫中相比，这样带来的益处难道不是大得多吗？臣切听说，隔日才开一次经筵，讲读几行文字，群官排列侍立，庄严肃然地退下，彼此情意几乎完全不能接触。这样还要要求取得辅导培养的功效，不也很难吗？如今主上年幼，太皇太后慈爱，也不敢立即请求皇帝频繁出宫，只要时时见到讲官，时间久了自然会熟悉。大体说来，同近侍宦官相处日久便会产生轻慢，同贤士大夫相处日久便会产生爱敬，这正是培养成就圣德、为宗庙社稷和百姓生灵造福的办法。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

译论经筵第二札子【程伊川】【迂斋说：这是探究根本的议论，后世认为迂缓，古人却认为急切。】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君主一定设有师、傅、保等官职：师负责以道义教训，傅负责辅导德义，保负责保护身体。后世做事没有根本，只知道求治的末节而不知道端正君主的根本，只知道规劝过失的末节而不知道培养德行的根本；辅导德义的方法本来已经疏远，保养身体的办法更是再也听不到了【没有人顾及这一点】。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智，超越前古；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辅导培养的方法应当效法先王。臣认为，辅导德义在于防止错误的见闻，节制过度的嗜好；保护身体在于调适起居的适宜【尤其重要】，存有畏惧谨慎之心。臣想请求皇帝身边扶持侍应的宫人、内臣，都选用四十五岁以上、厚重谨慎的人；服用器玩都必须质朴，各种华美精巧、奢侈艳丽的东西不得送到皇帝面前。总之要使奢侈华丽的物品不进入眼中，浅薄鄙俗的言语不进入耳中。又请求选择十名内臣充任经筵侍应，用来侍候皇帝的起居；凡是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让经筵官知道【这就是所谓保养】。若有剪桐叶作戏的事情，就随事加以规劝；若违背保养的原则，就应当及时进谏制止。调护圣上的身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请求重新召程伊川回经筵札子【祖禹】【《道命录》说：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将被免去经筵职任，宰相吕正愍公奏请授予他职任，判检院苏文定任门下侍郎，奏说只怕他不肯。宣仁太后说只给他西京国子监职任，于是授任直秘阁，兼判西京国子监。就是这个月的丁亥日。先生在经筵任职时，谏官朱公掞、贾明叔都是他的门人，推崇敬重他十分周备；而给事中顾子敦、刘器之同先生不合，多次攻击他。先生也以辅导圣道自居，所以帘中认为这样会造成不安。四月，先生被免去经筵职任，上疏再次辞谢新的任命，极力论述儒者进退的道理。然而监察御史董敦逸上奏，认为其中有怨恨不满、轻浮躁急的言语。五月丙戌日，改任管勾西京嵩山崇福祠，依从他的请求。尚未赴任，便因疾病寻访医治。元祐八年九月，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自处理政务，采用伸、秘阁、西京国子监的任命，先生再次辞谢。元祐九年三月丁酉日，苏文定由门下侍郎以原官出知汝州。四月壬子日，苏文忠由中山府路安抚使被削去两职，出知英州。癸丑日，改元绍圣。范公早已多次请求离职，这一天授任龙图阁学士、知陕州。】他推荐先生，必定是在元祐九年三四月间的事情，大概是在二苏公离去之后才进言。臣自从担任讲官以来，一直切切地认为，天子应当广泛寻求天下贤才，安排在身边，以备咨询，增益圣学。回顾祖宗时期，讲筵之臣大多由旧日官员荐举引进，所以臣常常思量物色人才，以便开导圣上的听闻。然而没有适当的机会进言，又怕成为烦扰亵渎；有时涉及亲旧之人，又恐怕引起嫌疑。如今臣已经三次上奏请求出任外职，将要离开讲官之职，内心所怀抱的意见，不敢不向陛下吐露。臣恭敬地看到，元祐初年，陛下召程颐到便殿应对，从平民直接授任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天下士人都说这是用得其人。即使真宗礼遇种放，也不过如此。孔子说：“举用隐逸之士，天下百姓就会归附于他的心。”举用一个人而天下没有不归心的，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隐居处境中仍然行善的人，知道自己不会被废弃。陛下任用程颐，实在是罕见的美事。然而谗言传来一年多，就因为人们的议论而罢免了他。程颐的经学、操行，天下人都知道。司马光、吕公着都同程颐相知二十多年，然后才荐举他。这三个人，必定不会因为欺骗蒙蔽而误导圣上的听闻。程颐在经筵任职时，切切以皇帝陛下增进学问为念，所以他的讲说常常繁多。程颐是一个草野之人，一旦入朝同人交往，没有做到防备言行，也还没有习惯朝廷的体制，迂阔疏略固然是有的。进言的人却说程颐是大奸大邪之人，贪婪污浊，索取请托，奔走交结；又说程颐想凭借旧日关系倾覆大臣，凭意气役使台谏。他们所说的都是诬陷虚妄，并非事实。只是当时的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一向推重佩服程颐的经学和操行，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就指他们为程颐的党羽。程颐不过是一个平民，有什么权势能够动摇别人，竟能倾覆大臣、役使台谏吗？自古以来，处士入朝，没有不遭受诽谤毁谤的。因为处士本来不求仕进，能够轻视富贵，公卿大夫自认为做不到这样，所以无不尊重称许他们。人们又认为处士入朝，必定有超越常人的才能，有使天下太平的办法，所以对他们的期望常常很高。至于那些不贤的人，就直接把处士说成矫饰欺诈、沽名激进、钓取名声。况且处士大多越级得到美官，因此憎恨嫉妒他们的人很多；所以处士入朝，从来没有不遭受毁谤的。陛下谨慎选择经筵官员，像程颐这样的贤人，才足以辅导圣学。至于我们这些人勉强充任讲官，实在不敢同程颐相比。臣很久以来想替程颐说一句话，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多年，犹豫不决而没有实行，使程颐在公正的朝廷中承受诬陷的毁谤，臣每想到这里就惭愧。如今臣已经请求离职，如果再召程颐侍讲，一定会有益于圣明。臣即使年老退居外地，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请陛下裁决。请求封赐爵号给邵雍、张载、二程，并列入从祀名单的奏札【胡文定】《道命录》说：在此以前，绍兴改元那年秋天，吕颐浩、秦桧一同任宰相。秦桧想倾倒吕颐浩而夺取他的权柄，于是借内修政事、外拒夷狄的名义，让吕颐浩到外地督军，另设修政局由自己掌管，又大量引进有名望的士人聚集朝廷。首先召胡文定任给事中兼侍讲，这是秦桧所深深敬重的人。吕颐浩察觉了这一点，想把秦桧引进的人全部排除，却没有找到办法。经过平江时，太常席益对他说：“把这看作党羽是可以的，但党魁在禁中省署，应当先除掉他。”吕颐浩大喜。到了常州，恰逢他的后军叛逃，于是借口生病不再前进，重新返回行在。朝廷召朱丞相到绍兴，任命他为同都督，胡公驳斥了这项任命，改任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朝廷命检正黄龟年撰写诏书宣读下达，胡公以失职为由请求离去，于是被降职任奉祠官。那年八月，秦桧三次上疏挽留他，都没有得到答复，不久秦桧反而遭到斥退。于是程伯禹、张子公等二十多人都被罢免离去，台省一空。九月，朱丞相又被任命为右仆射。三年秋天，吕丞相被免职。四年秋天，伪齐入侵边防，朱丞相也被罢免。赵忠简任宰相，张忠献从贬谪名籍中被赵公推荐，授任知枢密院，击退了贼兵。

译五年春天，张公任宰相。夏四月，张公出行巡视边防。五月，建国公的诏命下达，从这时起，赵、张二公开始有了不同意见。赵公一向尊崇伊川之学，士大夫都一致归向它。但赵公实际上并不认识伊川，因此有冒充河南门人的人，也蒙受提拔任用。张公门下有许多有才干的官吏，赵公也不喜欢他们。赵公常常在皇帝面前说，元祐的人同绍圣、崇观的党羽绝不可合流。而张公本来是黄英州荐举的，熟悉绍述之论，多次在皇帝面前陈说孝弟之道。两人的主张逐渐不同。赵公改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明白写出王氏以及章惇、蔡京等人的罪行，张公又不同意这样做。六年冬天，伪齐再次入侵边防，赵公建议放弃淮河、据守长江，张公认为不可，奋力作战将其击退。十二月，赵公被免去宰相。陈公辅于是上疏请求禁止伊川之学。朱内翰当时在经筵，不敢进谏。胡公当时任奉祠官居住衡州，听说后认为不对，于是上了这篇奏疏，但没有送达。七年三月十四日，有诏召胡文定到行在。起初，赵公离职后，张公又引荐秦丞相任枢密使；秦桧表面上装作柔顺谄媚，对一切事情都不表示异议。恰逢胡文定的《春秋传》完成，朱内翰请求加以嘉奖，于是下令召他入朝。张公已经批发了诏书。四月二十一日，张公前往淮西巡视军队。五月十三日，有诏旨任胡公为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委托潭州守臣依礼节送行，使用金字递送公文。张公既然因这件事不肯罢休，已经把意见表现在言辞上，而胡文定的奏疏又送到了。公辅于是同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一起弹劾胡公，说他学术偏僻，操行不修。奏疏上呈后，六月十二日有诏旨说：“胡安国多次上章以病请求离职，可以给他一个方便的郡任，授任知永州。”胡公坚决辞谢，又改任提举太平观。仲并是江都人，是胡公的弟子。他因被荐举应对，特意改授京官秩。后来任湖州通判，因为同倡女交往越轨而获罪。王明清《玉照志》记载了他在祠中向天祷告的事，其中所谓“劈麻织鞋，早日谐合夫妇之礼仪”，说的就是这件事。仲并曾送给胡公一封信说：“近来伊川之学渐渐在世上流行，固然值得高兴。然而天下士人中竟有人把它装饰成求取进身的计策，往往剽窃仁义的言论，所以故意表现出愚鲁的样子，喋喋不休地说话，开口必称伊川，让在位者知道他们有虚名而任用他们。”这封信被石公揆得到，缴送朝廷。仲并这样责备别人，而他自己所做的事，却比这严重得多。这就是求学之人之所以看重努力实行的原因。臣忝列从臣，按职分应当轮流入对；虽然身染疾病，仍然苟且享受祠禄，如果有所见闻，自当论奏，希望可以逃脱尸位素餐的责罚，以报答陛下隆厚的恩典。臣恭敬地看到，元祐初年，宰臣司马光、吕公着执掌政权，急于求取人才，首先荐举河南处士程颐，说他发言必定忠信，行动总是遵循礼义，实在是儒者的高尚行迹、圣世的隐逸之民，请求加以召命，破格提拔。于是他从平民起身，进入讲筵；台谏臣僚朱光庭等又上奏说，程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的才干，有制定礼乐的才能，实在是天下百姓的先觉、圣世的真儒。程颐被当世知遇，已经达到极点。自从程颐主持劝讲以来，他不作繁饰的辞辩，只解释经文义理，因此积累诚意、感通圣心的情形，本来无法听闻。等到他任官行事，举动必定依循礼法；奉身退去，进退必定合乎义理。他修身、行事的法度规矩，独自超出诸儒之上，即使门人中的高足也没有能够继承他的。虽然崇宁年间朝廷曲加禁防，求学的人仍然私下向他学习传授，无法遏止。后来程颐的门人，如谏议杨时、右史刘安节、舍人许景衡、殿院焉伸、待制吴给等，逐渐得到任用，于是传播的人越来越多，士大夫争相磨炼自己；但其中有志于利禄的人，也借托他的学说来推销自己，学者无法辨别真伪。传播者已经失去了学说的真意，河洛之学几乎断绝了。壬子年，臣曾到行宫，有个教授仲并说，伊川之学近来盛行，士大夫将要转而成为伊川的门人。臣对他说：“伊川之学已经衰微得如同一线，正可说是孤立，怎么能说盛行呢？难道只是因为他的学说传遍门庭，人人传抄，就把这叫作盛行吗？”从此，戴儒冠的人把自己冒充为伊川门人、妄自标榜；像喻樗这一类，才是真正的伊川门人，却反而不被知晓。近臣中也有相信并称叹此事的人，所以喻樗改官入馆时，舍人王居正替他撰写制辞说：“近来穷究西洛的渊源，于是见到了古人的大体。”所谓西洛渊源、古人大体，即使程颐的高足谢良佐、游酢、杨时等人，尚且难以这样说，何况喻樗等人，凭什么这样说呢？如今反而在诰命文辞中加以赞许借重，明白事理的人对此很忧虑。士大夫所学习的东西各自分成党派，互相排斥攻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绍兴五年，省试举人经都堂陈请，不采用元祐人朱震等主持考试，大概是因为他们归附新学。耳目所见所闻既已习惯，安于这种学说，不肯突然改变；而传播河洛之学的人，又多半失去了它的本真，妄自尊大，无法折服士人的心，所以众议喧扰，对它深加诋毁讥刺。那些奉行伊洛之学的人，都想排斥断绝其他学派的门徒，却竟然进一步牵连到伊川本人，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圣人的道之所以传训万世，无非是中庸，并没有特别高深难行、离世异俗的说法和行为；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至理。然而中庸的意义不明，已经很久了，自从程颢、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它以后，人们才可以思考并领会它的意义。否则，便有人说高明是用来安顿自己的，中庸是用来应接外物的，把本末上下分成两条道路，反而使它的意义更加不明。士大夫的学问，应当以孔子、孟子为老师，希望言行相称，可以救济时务、为世所用；这同样是不可改变的至理。然而孔孟之学失传，已经很久了，自从程颢、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它以后，人们才可以学习并达到它的道。否则，便有人把六经、《论语》《孟子》用来资助口耳、猎取世俗资本、求取禄位，反而更加找不到入门之处。如今想使学者践行中庸、以孔孟为师，却禁止他们学习程颐之学，这就像已经进入房间却不从门进，难道不是错误吗？程颐的文章，对于《易》，依据义理来阐明卦象，因而知道体和用同出一源；对于《春秋》，从具体事迹中见出道理，因而知道圣人的大用；对于各经和《论语》《孟子》，发明其中幽微的旨意，因而知道求仁的方法和入德的次序。

译既然如此，那么狂妄的言语、怪诞的说法、淫邪的学说、鄙陋的譬喻，难道是程颐的文章吗？程颐的行为，他在与人交往时，忠诚之心感动乡里；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方面，孝悌之德显现在家庭中；在辞谢、接受、取舍方面，如果不合乎道义，即使一点东西也不取不给；别人即使以千钟禄米相待，他也必定有不顾惜的地方，其他方面则也同常人一样。既然如此，那么头戴幅巾、穿宽大衣袖、眼光高傲、迈着阔步，难道是他的行为吗？从前伯夷、柳下惠这样的贤人，如果没有孔子，他们也不过是西山饿死的人、东国被贬黜的臣子罢了。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这四个人都以道学、德行闻名当世，是公卿大夫所敬仰并尊奉为老师的人。像司马光、吕公着、韩绛、吕大防等人，无不加以评论荐举。恰逢王安石掌权，又加上蔡京执政，曲意排斥压抑他们，所以有西山、东国那样的贤人，而他们的道却不能施行，实在令人深为惋惜。如今邵雍所著有《皇极经世书》六十卷，张载有《正蒙书》一十七篇；程颐有《易春秋传》一十卷；程颢虽来不及著述，但他的门弟子记录的质疑问答在世上流传的很多，又有书信、疏奏、铭文、诗歌一并流传于世，传本很多。但流传的文字已经失去真意。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地下诏，命礼官考讨论定旧例，给这四人加封号，载入国家祀典，比照荀子、扬雄的等级，以显示圣朝即使正当禁止暴乱、奉诏讨伐罪人的时候，仍然有崇尚儒学、尊重大道、尊崇德行、喜爱义理的心意。仍然诏令馆阁汇集四人的遗书，委派官员校订，取诏施行，便于学者传习，辅翼六经，以推尊仲尼、孟子的道，使邪说不得乘机兴起，这样天下的道术就可以确定，难道还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请陛下裁决。【贴黄：臣昨天看见成都府席益上奏，有一个叫吕锡山的人，拜关中大儒张载为老师，请求给他安排差遣并加以核查。张载居住在凤翔，臣切切担心他的门人弟子中一定有流落在川蜀之间的，请诏令席益寻访，索取他们的著作文字，随公文递送上来奏闻。○又贴黄：臣切实看到朝廷多次召尹焞赴阙，他是程颐的门人；馆职王苹也是崇宁初年跟从程颐学习的人，请把程颐及其兄程颢的文字交付尹焞等人校正，希望不要出现差错。】《古文集成》卷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二十六。宋。王霆震编。前丁集五。奏札 上殿论述君主之道的奏札【程明道】臣恭敬地认为，君主之道的重大之处，在于考察古制、端正正学，明白善恶的归向，辨别忠邪的分别，清楚地趋向正确的道路。所以关键在于君主的志向先确定，君主志向确定了，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专一心志、诚敬意念，选择善道而坚定地坚持它。义理如果没有先行穷尽，就会听闻过多而容易迷惑；志意如果没有先行确定，就会在守善时有所改变。只应当认为圣人的教训一定应当遵从，先王的治理一定可以效法，不被后世驳杂的政事所牵制【一作“滞”】，不被流俗因循的议论所迁惑。使自己的认识达到极其明彻，使自己信奉大道达到极其笃定；任用贤人不要有二心，去除邪恶不要有疑虑，一定要期望把世道治理得达到三代盛治，然后才停止。然而天下的事情，祸患常常产生于忽视细微之处，志向也要警惕逐渐形成的习惯。因此古代的君主，即使出入从容、闲居宴饮，也一定有诵读训诫、进言规谏的臣子，左右前后无不是正直之人，凭此成就自己的德业。伏愿陛下以礼聘请老成贤儒，不必让他们劳作于具体职事，使他们每天亲近便座，讲论道义，以辅助涵养圣德。又选择天下贤能俊秀之士，使他们得以陪侍法从，早晚召见，开陈善道，讲习研磨治国之体，以扩大听闻。这样，圣人的智慧就会更加明彻，王道的谋略就会真正充实。如今四海之内萎靡不振，日益陷入苟且浅薄，末世风俗喧嚣纷扰，再也没有廉耻，大概也是因为朝廷尊崇德行、喜爱大道【一作“义”】的风气还没有真正推行，而笃实诚厚的教化仍然受到压抑。希望陛下考察圣人的教训，效法先王的治理，专一心志、诚敬意念，体察天道刚健的精神而努力实行，那么天下就大幸了。请求修治学校、尊崇师儒、选取人才的奏札【程明道】臣恭敬地认为，治理天下，以端正风俗、得到贤才为根本。宋朝兴起一百多年了，但教化还没有大为醇厚，人情还没有大为美善，士人缺少谦逊退让的节操，乡里没有廉耻的行为，刑罚虽然繁多而奸邪不止，官员虽然冗杂而人才不足，这大概是因为学校没有修治、师儒没有受到尊崇，因而没有办法用风教劝勉、培养激励他们所造成的。臣切以为距离圣人久远，师道没有建立，儒者的学问几乎废弃熄灭；只有朝廷崇尚教育的原则，不久就能复归古制，以统一道德来使风俗一致。如果师道不正，品学不正，道德从哪里统一呢？如今人们固守私见，各家形成异说，把经书训诫割裂支离，再也没有统一；大道不能明白、不能实行，原因就在这里。臣认为，应先以礼聘命近侍贤儒，让他们各按类别荐举；以及百官、方岳、州县的官吏，都尽心推访。凡是能够阐明先王之道、德业充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其次是志向笃定、好学不倦、才能优良、操行修洁的人，都把姓名奏闻。对于道德高尚【一作“崇尚”】之士，朝廷应当厚礼延请；其余的人命州县诚敬送来，聚集到京师，安排在宽敞清静的馆舍，丰厚供给廪饩，照顾他们家庭的有无，让大臣中的贤者主持管理此事，使群儒早晚共同讲明正学。它的道理一定以人伦为根本，明白事物的道理；教育从小学阶段的洒扫、应对开始，直到修养孝、悌、忠、信，周旋于礼乐之中。用来诱导扶助、激励磨炼、逐渐熏陶而成就人的方法，都有一定的次序。其要点在于选择善道、修养自身；至于教化成就天下，从乡里普通人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凡是学习和行为都符合这一点的，就是成就德行的人。再其次，选取才识明达、可以进于善道的人，使他们每天接受学业；时间稍久，就荐举其中贤能杰出者，准备担任高位；选择学业大明、德义可尊的人，作为太学之师，再依次分派去教授天下各地的学校。开始从藩府直到各郡，选择愿意求学的士人、民间俊秀之士入学，都优厚供给廪给并免除本人差役；凡是需要供养父母家属的人，也通融允许他们从容往来，以考察其品行。那些非常不遵从教化的人，斥退去服役。逐渐从太学及州郡学校中，选择道业成就、可以做人师表的人，让他们在县学授教，制度同州郡学校一样。以后乡里的干室【疑为乡里建置名】达到党、遂，都应当修建庠序制度，为之设立老师，依次考察求学者。县令每年同学校的老师按照乡饮酒礼会见乡里的父老，由学者共同推举经术明通、操行修洁、才干可以任用的人，升入州学，以考察他们的实际表现。学业荒废、品行有亏的人，罢免遣返回乡，并治罪主管官吏和老师。升入州学而合格的人，免除其家庭的差役。郡守又每年同学校的老师举行乡饮酒礼，集中会见群士，依据经义、品行、才干三项，选拔士人进入太学。太学又集中教育他们；学业不明、品行不修以及才干低下的人，罢免遣返，以此作为郡守、学官的罪责。升入太学的人，也允许他们按时返回乡里，之后再回来学习。太学每年把其中贤能的人奏报朝廷，称为选士。朝廷向他们询问经义，以考察其言论；让他们试任职事，以观察其才能。然后辨别评议等级差等，授予相应官秩。凡在乡郡学校和太学就学的人，都必须满三年才可以充作荐举人。由州郡升入太学的人，满一年以后才可以荐举。那些学业品行卓异、众人信服的人，即使不在学校就读，或者在学校时间还不久，也可以列入名额加以论荐。选士的制度，凡是品性操行端正清白、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有廉耻礼让、通晓学业、明白治道的人，在州县学校中，先由乡里长老推举，再由学生众人推举；在太学中，先由同学推举，再由博士推举。学校的老师和州县长官，不得有人专门营私，如果不按事实荐举，怀藏奸心欺骗皇上，老师和长官都要削除仕籍，终身不得与士人同列。

译有过失的人也要降夺官阶二等，不得按遇赦或离职处理。州县长官任职未满半年，都不得荐举士人。老师都根据学生成败的分数来决定奖惩。凡公卿大夫的子弟都入学，在京师的进入太学，在外地的各自进入所在州的学校，称为国子。凡应当享受补荫的人，都依旧制办理；只是没有通过学校选拔的，不授予官职。每年各路分别说明本路国子中优秀的人，升入太学；升入后不合格的，治罪监司和州郡的老师。太学每年把国子中有学业、品行、才能的人奏报朝廷；他们在学校中宾兴、考试的办法，都同选士一样。国子从入学起，无论在京在外，合计达到七年，或者在太学五年，年满三十岁以上而学业仍未成就的，分别列为两等；上等允许授予管库之职，如果此后学业修进、符合论荐选拔，才可以再任亲民之官；下等遣返。即使每年期限已满而愿意留在学校学习的人，也允许他在外地学校学习七年仍不能升选的，都集中送到太学考察，依照分为两等的办法办理。国子中非常不遵教令的人，也斥退罢免。凡有职任的人，若学业、才能、品行应当荐举，各路以及近侍官员把情况奏闻，安置到太学；考核试验也依照选士的制度，选取其中贤能的人。然后提拔任用。凡国子中已有官职的人，考选合格就增加他的官阶。臣认为，既然一概用道德仁义来教养，又专门依据实际品行、才干学业来升进；除去考声律、糊名、誊录等琐碎弊端，完全不采用没有义理的做法。不出几年，求学的人就会普遍发生巨大改变。岂只是得到的人才逐渐增多，天下风俗也将日益淳厚端正。这是王化的根本。臣认为，帝王之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希望陛下特别留意圣心，为万世实行它。论程氏道学的奏札【刘后溪】《道命录》说：在此以前，王丞相执政很久，士人多失去职任。周益公任宰相后，拱手默坐，不参与政事。姜体仁、元善任太学博士，率领志同道合者向益公请求，反复极力论说，责备他不懂变通的道理；于是上疏荐纳有名望的士人，废置不用的陈传良、君举以下三十三人。那是淳熙十四年。益公虽然不能任用他们，但后来也多有收用提拔。第二年五月，王丞相被罢免。十六年正月，留丞相任次辅，同益公不合，提拔何澹为谏长，攻击益公并将他罢免。益公门下有许多优秀士人，相继离开朝廷的很多。太学博士沈有开、应先，受到留丞相厚待，竭力劝说他拔擢任用有名望的士人，留丞相听从了。从此一时的善类多聚集在朝廷，而不得志的人开始侧目。刘公在三馆任职时，同何谏议友善。后来又任军器少监，首先以保全善士劝说何谏议，何谏议没有采纳。恰逢何谏议奉命主持贡举，而刘公于是受命为副端。那是元年二月十四日。十多天后入朝应对，首先上了这篇奏疏，天下听闻后都认为他说得对。三月四日，刘公奉命在南宫拆封试卷，和何谏议座席刚刚靠近，何谏议说：“近来的风气面貌焕然一新。” 刘公说：“光祖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只是平日听大谏官进言，如今自己说出来罢了。”退朝后，同院官员对刘公说：“何自然看到了您的奏疏，恍惚了好几天，甚至服用了定志丸，其他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二十三日，刘公入朝应对，又论说前谏议大夫陈贾、现任右正言黄抡，检查他们奸黠谄佞、柔弱逢迎，是清议所反对的人。二十四日，诏令陈贾任奉祠官、黄抡补任郡官；两人都是攻击道学的人。在此以前，刘公因为拆封试卷时差错而自劾，四月一日已经获得免罪。恰逢旧日给事中吴端被授予带御器械，何谏议接连三次上疏论列，皇帝亲笔下令依照已经取得的指挥办理。又有孙珰自称是寿皇潜邸旧人，也转授观察使，给事中胡晋臣把封还的录黄远送回来，诏令催促他立即书读。何、胡既然承受诏命，十八日，刘公上奏札并论及此事，没有得到答复。二十一日再次进言

译。二十一日，皇帝告诉留丞相，派都司沈訦、杨经到台省传达旨意。刘公当天三次上章论列，皇帝不高兴，于是以刘公拆封试卷有差错为由，将他调任太府少卿。刘公请求离职，于是授任直秘阁、潼川府转运判官。那年五月的事。十月，何谏议被授任御史中丞，议论从此分裂了。当初刘公进入台省时，明白事理的人希望他攻击何谏议，除掉何谏议以断绝祸患的根源，但刘公不忍这样做。他只攻击陈贾、黄抡，罢免他们五年以后，于是就有了禁止道学的事情。】殿中侍御史刘光祖上奏：臣听说，是非不明，邪正就会互相攻击；公论不能树立，私情就会交相滋长。这固然关系到大道的消长、时运的否泰，实际上也关系到国家的祸福、社稷的存亡，实在令人畏惧，不可忽视。臣本来疏陋庸劣，蒙受陛下过分听信，亲自擢拔一个孤单而远方的人，使臣担任言官。凡是赏罚僭滥、号令乖违、百姓疾苦没有痊愈、官吏守则没有警戒，都可以因人而举劾，随事加以奏陈；这些事情既然明显而容易知道，还不足以成为深深忧虑的问题。若是非正在混淆，邪恶得以伤害正道；清议正在昏暗，私情得以胜过公论，那么前代的鉴戒明白可见，危机就隐藏在其中。如今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急迫的呢？臣观察本朝士大夫的学术，是最接近古代的，足以使汉唐惭愧，追及三代。其根本，是把居仁由义作为道路，把正心诚意作为学问；其交往，是以共同求学为朋友，实际上并不是朋党；以共同遵循大道为党，实际上并不是党羽。困穷或显达，知道这是命运；进退升降，知道各有义理，所以进用他们时看不见他们得意骄泰，退处他们时看不见他们忧戚。困穷而处在下位，就把穷究性命的奥妙作为功勋，把享受正道的滋味看得如同钟鼎之乐；显达而处在上位，就把责难君主视为尊崇君主，把忠诚进谏视为爱戴君主。本朝盛盛之时，起初并没有什么强国的奇术，但国势尊荣安定、根基深厚，大概是因为它的学术议论大都由此而来。咸平、景德年间，浑然看不出其中的间隙。当时大道达到皇极，政治保有太和。到了庆历、嘉祐，这可以说是极盛了。不幸的是，后来被熙宁、元丰的邪说破坏，疏远抛弃正直之士，招致小人。幸而元祐君子兴起加以挽救，但末流分裂得太厉害，事情又反复变化。绍圣、元符年间，群凶得志，断绝毁灭纲常。他们的议论既然取胜，势力既然形成。唉！崇宁、政和以来，还能再说什么呢？臣所说的大道消长、时运否泰，实际上关系国家祸福、社稷存亡，并不是空话。臣从远方错误地玷列朝班，来去之间，如今已经十二年，所见所闻和忧虑的事情，都可以一一指陈。臣刚到朝廷时，虽然间或也有讥刺贬低道学的说法，但实际上还没有看见朋党的分裂。后来遭逢父母之丧，离开京国六年，已经忧虑两种议论会彼此加剧，常常担心有一天会互相攻击。等臣再次回来，事情果然出现了：因为厌恶道学，朋党于是产生；因为厌恶朋党，又把忠谏定为罪过。唉，到了把忠谏当作罪过的地步，距离绍圣还有多少天呢？臣私下认为，难道可以因为憎恶某个人，就连同攻击他的党羽；又因为攻击他的党羽，就连同抛弃他们的言论吗？这未免太过分了吧。陛下至圣至明，起初并没有彼此之分，但众人的议论既然交相兴起，贤愚两方面怎能不产生疑惑？臣本是蜀人，求学自有根本。身处朝廷班序之间，同人也没有亲疏关系，只是把一年到头的私下忧虑首先说出来，为明主辨明是非。如今道学以伊洛之学为宗，但它并不是程氏的私说，而是出于《大学》的记载。《大学》教导百姓，以彰明明德为先；其中引用《诗经》的话，因此有了“道学”这个名目。说：“如切如磋”，这就是道学。那么臣所说的以居仁由义为道、以正心诚意为学，也在

译于反复切磋琢磨。如今的道学，领会有深浅，实行有真伪。领会得深的，固然已经符合《大学》所说的明德；领会得浅的，难道不可以再加以切磋琢磨，使它更加深厚，却突然自我夸耀而招来祸患吗？这样恐怕也不对吧。实行得真诚的，足以成为君子；实行虚伪的，人们将会看出他的内心，这本来就是他的师友所不赞许的。那又能怎么办呢？臣每次在讨论学问时，必定提出极其平正的说法，往往使虚伪的人面有惭色，使浅薄的人内心折服，从来不敢一概轻率讥刺并痛恨他们。

译何况他们大多是善士善人，所到之处人们必定喜爱称赞，却又因此被说成朋党。如果把他们一概摈斥，哪里还能有好人？势必要任用凡庸之才充塞朝廷道路。陛下复位之初，端拱而治，凡进退用人，大多听从众人的意见，起初并没有个人好恶，难道是把朋党偏见作为主导吗？但一年之内，斥逐纷纷，其中好人固然也不少，却反而因为臣下的私意，稍稍损害了皇上的清明。正当那时，大臣没有异议，给事中、舍人没有封还驳正，侍从没有论救，只能私下叹息。所谓委寄，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今的君子，不明白大道，自身要求过高，而责备别人又过于苛刻。自身要求过高，实际就会不能相称；责备别人过于苛刻，众人就会愤怒怨恨。即使如此，若在困居之中议论道理，还可以说是允许的。朝廷之上，贤才一并任用，名利之路上，聪明和愚笨的人竞相奔走，自古及今都是这样。然而有人竟倡导荐举士人的做法，仿佛要把人分别划定疆界。荐举士人并非不好；然而凡有所取，难道没有遗漏吗？凡有所扬，难道没有压抑吗？品评推举的人一多，疑虑怨恨就纷纷兴起。内心虽然以至公为主，形迹却已经涉及朋党。诽谤讥刺先在众人嘴里喧腾，进退又岂一定只凭一句话决定？因此为了一时的虚名，却招致今天的实际祸患。他们既然得志，决不会容纳我。我在困穷、显达、进退之间，也还没有平日充实涵养的根基。他们如果讥笑责难以报复过去的事，怨恨必定会达到过分的地步，以满足私情；往往把忠谏的话说成沽名的举动，至于有人洁身而退，也说是因为怨恨不满、想要激怒至尊，还一定加以揭短诽谤。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因循沉默就会成为风气，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臣想要消除将来的祸患，所以不怕反复陈说。伏望圣心廓然开朗，永远成为皇极之主，使是非由此确定，邪正由此分别，公论由此彰明，私情由此止息，道学的讥刺由此消除，朋党的痕迹由此磨灭，和平的福泽由此汇聚，国事由此得到治理；这是百姓的幸运、社稷的福分。如果不是这样，使双方互相激发、互相争胜，辗转报复，祸患无穷，臣实在不知道还能在哪里停留。臣蒙受恩典被擢任，起初入朝应对时，首先把是非和公论作为进言内容，是为了避免将来无处容身的祸患。伏乞圣慈留心阅览，如果圣意果真上合天心，就请把臣这篇奏章下发，晓谕在位官员，彻底洗除过去的陋习，共同趋向至公。臣所说的如果有不对，甘愿接受诛责。请陛下裁决。二月二十七日奉圣旨依从。《古文集成》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二十七，宋，王霆震编，前丁集六。奏札 调任沧州、经过宫阙时入殿应对的奏札【曾南丰】【迂斋说：看它如何铺陈安排、开合变化，文章气势的次序，探求它叙事措辞的方法；一篇文章表面上详细归美，正是为了切实警戒，不可只从归美的角度去看。】臣听说，根基深厚的，形势就崇高【这是说祖宗】；力量强大的，责任就重大【这是说当时】。所以功德卓异，光辉流传、福祚赐予，盛大繁衍，历久而更加昌盛，是天人之理所必然达到的征兆。然而自有百姓以来，能够登上这种地位的，没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先说本朝，只用一字】。夏禹的功绩很大【转而说古代】，但他的孙子太康却丧失了祖业；商汤的功烈很盛，而他的孙子太甲即位后却不明事理【虽然说古代，实际上却是借此与本朝的盛大相合】。周朝从后稷开始，历经十五世到文王，大统还没有完成；武王、成王才开始收获太平的功业，但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巡艰难；昭王的儿子穆王又几乎迷失在荒远之地。到了幽王、厉王时期，国势衰败殆尽。秦国凭借累世的智谋吞并天下，但传到二世就灭亡；汉朝平定秦末乱局，但诸吕、七国之祸接连兴起；光武帝建武年间中兴汉室，但冲帝、质帝以后，世事变故很多。魏的祸患使天下分为三国【措辞简省而意义明白，也有概括作用】；晋、宋的祸患使天下分为南北【措辞很好】。隋文帝才开始统一海内，但传给儿子便丧失了；唐朝的治世在贞观、开元年间，而女祸世代出现，天宝以后，纲纪衰微了。到了五代，大概五十六年间，更换了八个姓氏、十四位君主，其兴废的缘故极其复杂【于是转而说本朝的渐盛】。宋朝兴起【再次转折】。太祖皇帝替百姓除去极大的残暴，使他们获得新生；军队不再轻易出动，粤、蜀、吴、楚五国的君主一同来到宫阙，九州归于统一，恢复了大禹的疆域。对内整顿军队，用节制使之齐一；对外使藩属谦下守礼，用法度加以约束【大小规模、许多施设，都被这两句说尽】。用来安定百姓、抵御四夷、统理万事的制度，虽然是初创经营，却已经周密完备。没有比做天子更尊贵的，没有比拥有天下更富有，而太祖舍弃传子、改为传弟，为万世防备造邦受命的艰难功业；作为太祖皇帝，功劳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太宗皇帝努力寻求安宁，已经平定晋地，钱俶自行归附；创立法则、垂示后世，能够继承并发扬前业，保全国世、安定百姓；其盛大的功业，作为太宗皇帝的德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真宗皇帝继承帝位、遵循祖业，以涵养温煦使百姓生息繁衍，以兼容并包、普遍覆盖的恩德，使异族安定归服。大概自天宝末年【又简略拿唐朝来比较】天下叛乱动荡，直到真人出世，天下太平；但西北之人仍不时入侵窥伺边境。到了景德年间，二百五十多年间，契丹才开始讲和，李德明也接受约束；天下兵器销熔，烽火熄灭，没有鸡鸣狗吠般的警报，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在这个时候，便封禅泰山和社首山，荐告功德，以昭示万世不迁的宗庙。这就是帝王宗庙的由来。仁宗皇帝宽厚仁慈，虚心听取谏言，谨慎处理政务，严守规矩【不可移之他人】；早晨上朝，晚上退朝，没有一天懈怠。他在位日久，明白群臣的贤能与不肖、忠诚与奸邪，选用掌管政事的大臣，委以重任并责成其完成政务。然而又公开听取、全面观察，以周密了解他们的真情和虚伪；在任用或罢免之际，总要综合众人的意见。因此，任职办事的人也都警惕戒惧，稍有不当就罢免。世人都说他懂得驾驭臣下的原则。他年纪还不大，便援立有德之人，把天下托付给完全合宜的人。所以传授天下之日，没有陈列一兵，也没有留宿一名士卒，以防备意外，而上下安然无事，几乎是古来未曾有过的。他那种和乐平易的行为，足以使众人归附，并不是靠逐家施恩、逐人取悦才使人欢喜的；而是用诚心日积月累，使百姓都把他当作父亲一样尊敬、当作母亲一样亲爱【形容仁祖得出】。所以他离开群臣之日，天下人听说后，在道路上设祭，在街巷中痛哭，人人感动得抽泣。他得到人心如此深厚，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根由。因此皇祖的宗庙中供奉的是宋仁宗。英宗皇帝聪明睿智，一言一行都合乎礼法。上帝眷顾扶助他，大命归集于他；但他却称病退让，推辞避位，以至于长达数月。自从登上东宫之位以来，他深沉寡言，恭敬谨慎，没有什么言论和施为，但天下却传诵称道，德号显著传闻【形容五圣功业德美全无一语重叠】。等到正式登临南面之位，勤劳处理各项政务，每次召见三公，审察裁决万机，总要询问旧有章程，考求古代义理。听到这些的人都警醒起来，知道他的志向在于有所作为。虽然他很早便离开天下，成功和盛大功业还来不及充分显扬，但他的明见和远略，足以完全配得上前人的美德。因此皇考的宗庙中供奉的是宋英宗。陛下神圣文武，可以说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仁慈孝顺、恭敬节俭，可以说具有做君主的大德。可叹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上的君主大多不能独自看清众人之外的形势，他们所施行的政治，大抵只是沿袭卑近的旧习，顺从世俗而已。于是陛下慨然向上追溯唐虞三代已经荒废断绝的事迹，修明并铺陈先王法度之政。因为这一重任在自己身上，可以说怀有数千年来未有的大志。改变沿袭旧习，发布命令必定守信，使四海之内都看见、听见，无不奋发振作；群臣恪守职分，以后世不能如此为羞，可以说已经显示出能够实行的成效。如今斟酌增减，革除弊病，振兴衰败，制定法度的事业，一天天更加完备。这不是因循简陋、拘泥于世俗常见之见所能达到的。继承一祖四宗的事业并将它发扬光大，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前代有的不能使百姓归附，是因为刑罚和赋役的政令暴虐【再挈起两事为后面立柱要说本朝好先説前代不好此作文之法】。宋朝兴起以来，所使用的是鞭打、杖责之刑，但仍反复详慎审理，以至对于宽纵故意犯罪的惩罚、加重误入刑法的罪名，实际上从未施用过一种暴虐的刑罚。田地有时征收二十取一的税，但仍按时省察，多次讨论宽减的办法，下达免除赋税的命令，实际上从未加征过一种暴虐的赋税。百姓有的直到老死也不知道服劳役，但仍忧虑怜悯、痛切体恤，常常谨慎执行免役复除的条例，严格禁止擅自兴役，实际上从未兴起过一种暴虐的劳役。因此使百姓归附，原因就在这里。前代有的失去掌握政权的权柄【又再挈起前世三事】天下的权势，有时在外戚手中，有时在亲近的宦官和嬖幸手中，有时在大臣手中。宋朝兴起以来，外戚、宦官即使做到将军、宰相，也从未能够擅自掌权。因此谨慎掌握权柄，原因就在这里。何况在内整顿军队【应前】，使天下人不能私自掌握一尺兵器、一名士卒的使用权；在外压低藩属的地位，使天下人不能专擅一寸土地、一个百姓的力量。他如此处置权势，情形就是这样。至于敬畏上天、奉事神明、仁爱百姓和万物的时候，也从未有片刻懈怠。

译他忧劳勤勉，又是这样。不能使百姓归附而至于失去掌权的柄，又懈怠疏忽，这正是前代所以危乱的原因。百姓在下归附，权柄在上谨慎掌握，处置形势十分便利，再加上忧劳勤勉，这正是当今所以治理得好而且安定的原因。所以君主的尊严一经意旨传达、神色示意，六方之地便震动；一句话传下、一道诏令发布，万里之内便奔走奉行【形容妙】。山岩洞穴中的百姓，不等候约定集会，按时输送每年的贡赋来供奉自己的职责，只怕落在后面；乘船漂航、以绳索牵引而来的国家，并没有等到诏令召唤，便用篮筐盛着、用袋囊背着礼物前来进献，只怕赶不上。西北的戎人丢下弓箭，放开马匹，彼此恭敬服从而嬉游安乐【看他造语】；东南的夷人整齐帽冠，束好衣襟，彼此夹着书册吟诵【此说高丽】。以至于六府调理顺序，百种祥瑞畅达完成，凡在天地之内、含有气息的生物，全都宽裕安适。远古没有比三代更美盛的，近世没有比汉唐更盛大的；然而有的只经历三四代，有的只经历一二代【又应前】，天下的变乱便数说不尽了。哪里有像如今这样，五代六位圣君，经过一百二十多年，从交通便利的大城市直到荒远的海边聚落，没有变色动容的忧虑萌生在他们心中，也没有举鼓击柝的警报接连传到他们眼前。所以臣说：自有百姓以来，从未有像大宋这样兴盛的。我私下考察《诗经》，在《国风》和《雅》中，记载太王、王季、文王使王业得以兴起的原因，以及武王所以继承前代、成王所以兴盛的情形；赞美的有《假乐》《鳧鹥》，告诫的有《公刘》《泂酌》。其中所说的，大都是农夫、女工、筑造房屋、治理田地、军旅、祭祀、饮尸、受福等曲折具体的日常事务【看得亲切】。至于《兔罝》中勇武的士卒，品行修养于隐微之处；牛羊的牧人，爱护之心推及微小的生物，没有不加以称述记载的。因此评论功德，是由小及大，详细到这种程度。后代彰明先人的功业，当代的臣子归美于君上，并不只是把它荐告鬼神、使百姓觉悟而已。《尚书》说“用九种歌曲来勉励他，使他不要败坏”，大概歌咏他的善行，是为了启发他向往仰慕、奋发兴起的意志，防止他懈怠废弛、难以长久的心理；从听闻中培养这种意志，最后在内心中成就它。至于劝勉帝王的功德美业，向后世昭示法则和戒惧，正是圣人把它列入经典、流传为世代教化的原因。如今大宋祖宗创立的功业，正如太王、王季、文王；陛下用德承继它，正如武王、成王。然而群臣对于考订、编次、评论、撰述，将它列入简册、刻在金石上，用来沟通神明、昭示法式的事情，却缺少而没有去做，这是学士大夫的过错。周朝的德业在文王、武王时达到盛极，而《雅》《颂》的创作都在成王时期【来得委曲】如今按时代考察，祖宗的神灵本来就有所期待于陛下【此应力大任重一句】。臣实在没有量度自己的才力，冒昧地谈论其中的大体。至于寻求同类、采集称誉，从隐微之处推及显著，使一切都考究明白，那就要依靠如今充任各职的文学之臣，任凭陛下驱使。至于周朝积累仁德善行，到成王、周公时最为盛大，而《泂酌》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这是用来告诫成王的。处于极盛的形势，却用戒惧来激励自己，这是明察到了极点、智慧用到了极点【前面归美太过，故终之以警戒，善救首尾】。这并不是周朝独有，唐虞达到极致的治理也是如此。他们的君臣相互告诫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两天之间有万般政务。”处在至治的极盛状态，却用敬慎来保持它，这是唐虞共同的做法。如今陛下承接祖宗的基业，扩展太平的福祚，使世世代代安治，这是三代所不能相比的；那么宋朝兴起以来最为全盛的时期，确实就在今日。陛下向上体察皇天亲近有德、享用有道之人的心意，用敬畏来奉行它；向下思考一天两天之内万般政务不可不察，用战战兢兢的态度来处理它【都收拾在此】。使美好的光辉和实际的功业日日更新、年年增益，宏大深远而崇高盛美，沿着这条道路永无穷尽，以至万世永远有法可循，这就是陛下平素所积蓄的事业。臣愚昧而微小的爱君之心，实在没有量度自己，想要以此接近诗人的本意。只请陛下裁择。召除礼侍上殿札子【乙酉六月上真西山】臣听说，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有赖以建立和维持的根本，那就是三纲五常。自从天地确定高下的位置，大义的分别已经明白；上天赋予人内在的本性，人人都有善性；但要维持并主持这些原则，就要依靠君主兼师长。因此圣人兴起，亲身实行这一道理，以此作为天下的表率。君臣之纲在上面端正了，天下人都知道敬重；父子之纲在上面端正了，天下人都知道亲爱；夫妇之纲在上面端正了，天下人都知道男女有别。这三者端正了，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也没有不端正的。使所有活着的人各有安居之所，彼此不争斗、暴虐、侵害、杀戮，这正是唐虞三代几位圣人的功劳，他们的功业之大与天地相同。所谓五常，难道也能超出三纲之外吗？父子之间的恩爱，就是所谓仁；君臣之间的敬重，就是所谓义；夫妇之间的区别，就是所谓礼；所谓智，不过是知道这些；所谓信，不过是守住这些。从没有三纲端正而五常反倒有所亏缺的，也从没有三纲废弛而五常能够独存的。唉，这个道理，难道是支撑宇宙栋梁、安定百姓柱石的吗？人如果没有它，就会外表穿戴衣冠而内心像禽兽牲畜；国家如果没有它，中原也会变成边远夷狄之地。臣曾读《诗经》，读到《六月》的序说：“《小雅》全部废弃，于是四方夷狄交相侵扰，中国便衰微了。”

译《小雅》的诗不过二十多篇，但纲常大义大略完备；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只是依赖这些而已。若至于全部废弃，那就是自己变成夷狄，四方夷狄交相侵扰的祸患，怎么会不随着同类之势到来呢？我又曾考察古代，有的处在衰微削弱的时代，但纲常还没有完全灭绝，仍足以勉强保存；也有的处在安治强盛的时代，纲常毁坏松弛，最终大坏而不可挽救。周朝自从东迁以后，一天天衰弱了，但威公、文公出力扶助王室，于是还保有君臣之义；诸侯会盟来确定世子，于是还保有长幼之序，所以能够扶持一个空虚的名器，又延续了几百年。晋氏兴起，全部占有吴、蜀，传了两代到惠帝时，可以说极其强盛；但阳德不能刚健，阴暗邪恶在内部炽盛，奸巧相互煽动，国家根本很快动摇，诸王跋扈，君主威势于是被夺，三纲全部废弃，于是刘石之变兴起。唐朝到明皇时期，也是太平极盛的日子，但后宫依仗宠幸，亵渎扰乱天伦常理，奸邪谄媚肆意欺骗，暗中窃取国家权柄，凶恶邪僻之人制造事端，残害宗室支系，三纲全部废弃，于是外族入侵的祸难发生。把晋、唐的事情拿来验证《序》中作诗者的话，隔着千年遥相照应，如同符契相合。拥有天下的君主，为什么不把这些作为鉴戒呢？我大宋祖宗承受天命、建立纲极，对于侍奉双亲、教育子女的方法，端正家庭、和睦宗族的道路，以及尊奉君主、驾驭臣下的方略，大抵都以仁义为根本。因此前朝名臣有的认为这是最好的家法，有的认为大纲极其端正，有的认为这是三代以后从未有过的。美好啊，盛大啊！圣明的子孙应当战战兢兢地保持它，不要使它坠失。恭敬地思量，陛下承天启发而具有睿智，开始承受大宝，正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时候。臣来自远方，私下听到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陛下有顺承太母的孝心，有忧虑怜悯百姓的仁德；如果推扩这颗心，哪里会不是善政呢？只是很不幸处在天伦变故之中，有未能完全合乎道义的地方。虽然兄弟之间如棠棣花般的亲爱正深厚，关于布帛粮食的歌谣却突然兴起，并流传四方，所造成的损害实在不浅。一项政令施行，一道命令发布，如果违背道理，祸害就会随之而来。纲常的大原则，就是所谓人的极则。人的极则不能树立，国家将怎么办？况且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情感，只随着上位者的引导。《大学》说：“上位者敬养老人，百姓就兴起孝道；上位者敬长者，百姓就兴起悌道。”又说：“一家施行仁德，全国就兴起仁德；一家谦让，全国就兴起谦让。”人的情感虽无常，但本性本来是善的；上位者倡导它，百姓就响应，上位者实行它，百姓就兴起。所以，上面慈爱孝顺隆盛，下面就有忠诚顺服的风气；上面爱敬有所亏缺，下面就有侵犯凌辱的习俗。上下相互感应，如影随形，实在令人畏惧。臣伏愿陛下深刻惩戒过去的悔恨，思考补救过失的办法。天子的孝与臣民不同，陛下若想报答先皇的大德，首先应当继承先皇的志向、遵循先皇的事业；服丧的礼数、哭踊的节度，只在其次。若想报答太后的至深恩德，首先不可落后于迎合她未明言的心意、承顺她的志向；奉养饮食、跪拜恭敬，只是末节。早晚战战兢兢，只充实实际的德行，只学习重大的政务，使朝廷因而治理、宗社因而安定，那么为人子之道就修成了。诵读《二南》中端正婚姻开端的诗篇，想到将来选择配偶的事情，不可不谨慎；玩味《大易》中端正家庭的义理，想到平日反省自身的事情，不可不严格。对近处的九族，一定要扩充亲爱和睦的仁德；对内廷的六宫，一定要显示肃敬和谐的教化，那么家庭之道就端正了。委任臣工，是君主的大体；亲自听取并裁决政务，是君主的大权。这两种原则一同实行，起初并不相互违背。一定要使政令出自公门，杜绝多门分出的私情；使威权归于王室，不发生把权柄倒拿在手中的过失，那么君主之道就树立了。子道修成，是仁德的根本。家庭之道端正，是礼的源头；而君主之道树立，又是天下大义所以确定的根本。陛下如果能够明白并实行这三点，一概以诚心为本，那么不求感动别人，别人自然信服；不求端正风俗，风俗自然改变；奸雄不能找到借口来煽动众人，远方之人不能窥伺空隙而产生异心，长久安治的谋划就不会有所越失。以上这些话，谨此陈述。《古文集成》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二十八。宋代王霆震编。前丁集第七。札子。乙巳年轮番奏对第一札子【诚斋】臣听说，只有上天爱护君主，只有圣人敬畏上天。上天对君主，厌弃他的，就用祥瑞来使他骄傲；爱护他的，就用灾异来谴责他。要断绝他的，就用强盛来使他误判；爱护他的，就用灾害使他警惧。所以灾异正是上天爱护君主的方式。圣人用自己的行为来占验上天，而不拿上天的现象去推测上天。太戊修养德行，桑树便立即枯死；成王内心惊惧，倒伏的禾苗全都重新竖起。因此，警惧戒慎正是圣人敬畏上天的表现。仰想陛下具有圣明神武的资质，与上天同样有德；施行宽大仁厚的政令，与上天同样仁慈。上天眷顾陛下，使国祚长久，本来就无时无刻不在合乎天意。然而近来上天显现异象，时常有星变、地震的灾害；连年没有秋收，时常有水灾旱灾相继而来的忧患；外族多诈，时常有边防危急疑惧的忧虑。陛下效法尧的战战兢兢，体行舜的勤勉恳切，恐惧戒慎、修身省察，早晚不得安闲。因此，这边一念祈祷，上面的妖星便退去；先前的灾异一变而为清宁，先前的水旱一变而为丰收，先前的危疑一变而为安靖。至于祭告宗庙、郊祀上天，预定日期之前下雪，下雪后天晴，天晴后又将下雨，将下雨时又重新放晴；在片刻之间，感应召致、转移变化，终于成就了和熙之事。谁说天道遥远呢？这正是圣人敬畏上天的明显效验。然而臣听说，圣人不畏惧困难多，而畏惧没有困难；并不是害怕没有困难，实际上是害怕骄傲之心容易产生。臣希望陛下把前些日子的恐惧转为今日的恐惧，把前些日子的修身省察转为今日的修身省察。委任大臣，并非没有推诚相待，但难道不会仍有人因为远嫌避讳、顾惜自身而不敢任事吗？延请接纳台谏官，也并非没有听取言论，但难道不会仍有人因为躲避怨恨、害怕祸患而不敢深切进言吗？朝廷内外的臣子，不分大小，全都赐予召对，允许他们尽情进言，这固然很好；难道没有耳闻目见而轻信、得失各半，或者触犯威严、忤逆权势而把进言视为禁忌的人吗？权贵和近习，无论亲疏，只要有人玩弄权力，就立即罢退斥逐，这固然严肃；难道没有上面畏惧圣明、下面忌惮舆论，或者表面退让而暗中进取、以无形手段进行侵害的人吗？朝政已经修明了，还必须想到是否只是举用了小的、近的事务，而远的、大的事务尚未讲求；边防已经整顿了，还必须想到是否只是徒有虚名、拘守末节，而实际事务和积久的弊病还没有察觉；惩治贪赃官吏以惠及百姓，不能说不严厉，但必须想到是否只是把惩治疏远小吏的办法用于惩治显贵近臣和权要的办法；禁止禁军借债以惠及军士，不能说不严厉，但必须想到是否只是禁止禁军受剥削，而没有禁止债帅彼此交结。由此推想，类似的事情不止一种。惟愿陛下思考，思考之后再深思；戒备，戒备之后再深戒。这样圣德日益更新，天命永远保佑，实在是宗社无穷无尽的福祉。请陛下裁决。己酉年奏事上殿第一札【诚斋】臣听说，天下有一种无形的祸患：不是权臣却僭越到权臣的程度，不是盗贼却扰乱到盗贼的程度，不是猛兽却强暴到猛兽的程度，大概就是朋党之论吧？要激起君主的愤怒，没有比党论更厉害的；要把天下的君子全部驱逐，没有比党论更厉害的；要使天下的人才全部空缺，也没有比党论更厉害的。族亲可以被称为党，交游可以被称为党，荐举引进也可以被称为党。想陷害一个士人，到一个士人也就够了；但一旦把他列名为党人，那么他的族亲、交游、所荐举引进的人，都可以一网打尽。汉代的党锢、唐代的牛李党争，就是这样。本朝仁宗时期，起初宰臣吕夷简和谏官范仲淹在皇帝面前互相争论，于是范仲淹被贬黜，谏官高若讷又把欧阳脩、尹洙等人全都指为范仲淹的同党，一概贬逐。不久，仁宗醒悟，大力任用范仲淹，又召用欧阳脩和尹洙。不仅党争的祸患就此平息，而且后来与仁宗共同造成庆历之治的，正是前一天所谓的党人。后来在绍圣、崇宁、政和年间，宰臣章子厚、蔡京又把司马光、苏轼等人全都指为党人，把元祐年间三百多名忠臣义士列为奸党，加以斥逐禁锢，几乎使他们死的死、流徙的流徙。君子被全部驱逐，小人充满朝廷，渐渐发展到靖康之变，党人也就被一扫而空了。国家的祸患，怎么样呢？臣私下观察近来以来，朋党之论为什么这样纷乱啊！有所谓甲宰相的党，有所谓乙宰相的党，有所谓甲州的党，有所谓乙州的党，有所谓道学之党，有所谓非道学之党。这是朋党何其多啊！况且天下士大夫，谁不是通过宰相而得到进用的？如果是因甲宰相而进用，某天甲宰相罢免了，就把甲所进用的人全部指为甲党而全部驱逐；如果是因乙宰相而进用，某天乙宰相罢免了，又把乙所进用的人全部指为乙党而全部驱逐。至于甲州的士人、乙州的士人、道学之士、非道学之士，好恶不同、趋向和背离各异，彼此攻击排斥，没有不是这样。党论一兴，臣恐怕它的祸端从士大夫中发起，而祸害却会波及天下国家。前面的事情已经这样了，难道不可害怕吗？臣希望陛下在圣心中建立皇极，按照天下的大公来斟酌，公开听取、全面观察，破除门户、解散群党：说他是贤者、才者、忠正者、君子者，就任用他，不要追问他属于哪一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说他是不肖者、不才者、邪佞者、小人者，就罢黜他，不要追问他属于哪一党。在朝廷任职的臣子若再在陛下面前陈说党论，就选取其中最严重的加以斥责，把他的罪行公布于天下，那么党论不用攻击便会自行破灭了。恢复二帝三王的中正之道，以消除汉、唐和靖康年间显著的祸患，只有请陛下留心。第二札【诚斋】

译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以来，圣德日益更新，圣政日益美善。一赏一罚，如春天生长、秋天肃杀；一道号令，如雷震动、风吹散。总揽天下的大权，把它归于自己独断，威严赫赫，已经超过汉宣帝、唐太宗了。然而古代帝王固然有只知道凭自己一人掌握权力的，却不知道臣下正在窃取自己的权力：大臣窃取它，权力就在大臣手中；大将窃取它，权力就在大将手中；外戚窃取它，权力就在外戚手中；近习窃取它，权力就在近习手中。窃取权力最难防范的，大概就是近习吧？近习处在君主身边，君主的起居有什么不能侍奉的？君主的话语有什么不能听见的？君主喜爱什么，他就知道君主的喜爱；君主恼怒什么，他就知道君主的恼怒；君主还未下令，他便连声答应；君主还未开口，他便连声称是。这就是他们能够窥测君主细微心意，最终窃取任免赏罚大权的原因。他们不敢公开窃取，而是暗中揣测；能够揣测，就能够窃取。更严重的，甚至政事停止或施行，出自这类人的议论；人才进退，出自这类人的抑扬；外廷的章奏，这类人可以取舍；群臣的进言，这类人与他们内外呼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哪里还只是暗中揣测而已？君主施威施福的大权，他们全都可以公开窃取了。周朝的棸子、内史，秦朝的景监、赵高，汉朝的弘恭、石显，唐朝的郑注、王叔文、仇士良、田令孜，都是这一类人。如今陛下即位之初，政治清明，福威和饮食等权柄没有不是出自君主；礼乐征伐，没有不是由天子亲自决定，怎么能容许有这种事？近来竟有人凭借招权纳贿、擅自掌事，自己招致谴责罢黜。陛下赫然震怒，把他屏退到外服，这就是天下人歌咏奋发、仰慕服从圣断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大体说来，近习是君主身边供使令、受宠幸的臣子；宰执是辅佐弥补、调和缝合的臣子；侍从是论议思考、进献言论的臣子；台谏是规劝君德、纠察官邪的臣子。这几类人各自尽公职，互相防范私情而不彼此依附，那么朝廷就端正，天下就安治。哲宗时，范祖禹任谏官，他东边邻居是宦官陈衍的园亭。陈衍到了园中，不敢高声说话，对同僚说：“范谏议只要有一句话传到皇帝面前，我们这些人就不知道死在哪里了。”这是近习之臣与台谏之臣互不相通，所以造成元祐之治。徽宗时，王黼任宰相，和宦官梁师成做邻居。一天，皇帝驾临王黼的私宅，徘徊观览，正好看见他后门与梁师成后门相通，皇帝非常不高兴。这是近习之臣与宰执之臣合为一体，所以导致靖康之变。如果内廷的近习与外朝的群臣合为一体，那么君主私下的宴饮、君主的皱眉和微笑，下面都能知道；群臣中的奸邪、天下的真情和虚伪，上面反而都不能听见。唐庚说：“奴婢彼此同党，家道就危险；臣下彼此同党，君主就孤立。难道不可害怕吗？难道不可害怕吗！”惟愿陛下察看，察看之后再深察；防范，防范之后再深防。这将是天下国家无可胜数的福祉。请陛下裁决。《古文集成》卷二十八。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二十九。宋代王霆震编。前丁集第八。札子。

译论遣使札子【胡致堂】【迂斋说：根本在经义，通晓事情，毅然有不可改变的神色】臣私下听说，派遣使臣进入云中一事已经议定。臣愚昧浅陋，蒙受陛下提拔置于侍从之列，职责在于进献言论。即使小事处理不当，也应当上报何况遣使关系重大，即使起初没有参与商议，如果心中有不安之处，怎么敢闭口不言，便写成奏疏上奏呢？伏望陛下留神省察。从前孔子作《春秋》，用来向万世的君主显示南面为君的办法，没有不完备记载的。但它的大要，只在父子、君臣的大义而已。鲁桓公被齐国杀死，鲁国的臣子对齐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庄公是桓公的儿子，不仅不能为父亲雪耻，反而同齐国交好。元年替齐国主婚王姬，四年和齐国在禚地打猎，五年与齐国会合共同攻打卫国，八年与齐国共同围攻郕地，九年与齐国在蔇地结盟。这一年又替齐国接纳子纠。孔子厌恶这件事，详细记载在防地，以彰明庄公释怨通和的罪过。鲁庄公只是忘记了父子、君臣的大义。鲁国的臣子便仿效他，所以公子牙弑君的阴谋先在前面形成，庆父无视君主的行动又在后面发生，卜齮、圉人荦的刀刃相继在党氏、武闱之间发作。鲁国的宗庙祭祀延续得像一根丝线一样危险，这就是释怨通和的结果。难道不是后世永久的鉴戒吗？金人惊扰陵寝，毁坏宗庙，劫持二帝作为人质，使祖宗的百姓陷于涂炭，是陛下的仇敌。近来误国的臣子知道自己的才术不足以平定祸乱，又贪恋富贵，所以妄言欺诈、制造幻梦，派遣使者求和，来苟且延续岁月。九年到现在，效果怎么样呢？他们个人窃取爵位，离去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但对于陛下的圣德和国家的大计，亏损祸害却太多了。所幸陛下的勇气和智慧日益提高，在长期受邪说迷惑之后独自明白地看见真相，奉行上天的讨伐，列举叛贼的罪状，重新安定国运，逐步谋求恢复。天下的忠臣义士听到风声便奋起，各自想要效力，以辅佐盛大功业。譬如人走万里，已经登车出门；又如支撑大厦，刚刚把基柱扶正，国家存亡、政治治乱，实在系于此时。如今却无故重走庸臣的老路，踏上危亡国家的险地，违犯孔子的告诫【应前】，沿袭鲁庄公的事情，忘记为父报仇的大义，陈说自取羞辱的话。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有人说，不如暂且稍稍降低身份、委屈求全；但那样又把二帝怎么办呢？臣回答说：自建炎丁未到甲寅年，所作的卑下言辞和丰厚礼物，以问安、迎请为名而派出的使者，不知有多少人了。知道二帝所在的人是谁？见过二帝面的人是谁？听到二帝言语的人是谁？掌握金人要领的人是谁？因讲和而能够使敌兵停止的人又是谁？臣只看见丙午以后讲和的使者回来，还没有来得及歇息，黄河、淮河中游、长江便相继失去险要。我只听说去年冬天使者回来后说，将帅已经顺服，国势已经安定，并且写进奏章，传遍远近；还没有几个月，刘豫便挟持敌军称兵犯顺了。金人知道中国所看重的是二帝，中国所痛恨的是被劫持为质，中国所畏惧的是用兵，于是常常显示想要讲和的端倪，增加我们所看重的，抚平我们所痛恨的，隐藏我们所畏惧的，而中国坐受这种诱饵，过了很久才醒悟。天下人本来以为从此一定会改变方略，为什么又要拿出这种错误计策呢？如果说只是姑且这样做，那么哪里有写信称臣、花费大量金银，来成就一件姑且应付之事的？如果说是因为二帝而不得不这样，那么前面的结果可以考察。何况岁月越久，敌人的情形越隐秘，必定没有可以沟通的道理。臣曾经思考：陛下同金人断绝关系，臣下没有所得，而君主做了合乎义的举动；若同他们讲和，利益归于臣下，而君主却承担恶名。所以凡是愿意出使同金人讲和的，都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谋划。陛下为什么不依据孔子的议论来决定这件事呢？自从王安石废黜《春秋》以来，天下学士不知道尊崇它，乱臣贼子便接连在四海出现。幸而遇到陛下笃信这部书，孔子的志向将要在今日重新发扬，就应当考察《春秋》笔削褒贬的本意，裁断当今的事情；只要施行一两件大事，陛下的美名就会光照千古。当今的事情，没有比靖康之仇更大的了。要解除这仇恨，必须消灭这个仇敌；因此应当任用主张这样做的人，而不用讲和之臣；实行这样的政事，而不再经营讲和之事，使士大夫、三军、百姓都知道金人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人人都有拼死对抗金人的志向，谁也没有侥幸生还的心，然后二圣的仇恨才有平复之日。陛下尽了为人子之职，像我们这些才能低下的臣子也得以扬眉吐气、生活在世间，便已经分享了荣光。如果不这样，那么以中原万乘之君而向外族称臣，宰相以下全都是他们的陪臣了。假使金人高兴地同意讲和，派一名将军率数万军队驻扎在泗水之上【仿张仪约从的文字】，说愿意同陛下面对面结盟，订立盟约后撤退，不知陛下将用什么办法对待他？那时他们又想更换我们的重臣，分割部署我们的兵将，割取我国土地，征收那里的租赋；只要有一项要求，难道我们能够答应吗？答应就无法立国，不答应就会破坏和好关系，那么究竟要凭借什么才能处理呢？臣实在愚直昏昧，想不通其中道理，因此略陈古代义理，冒昧烦扰圣听，惟愿陛下试加采择。如果合乎圣意，就应当把世代仇敌当作仇敌，再没有可以讲和的道理。请陛下明白下达指挥，停止派遣使者的命令；即使刻好印信又销毁印信，在片刻之间，本来没有损害于明察，反而足以彰显陛下善于谋划、能够听取意见的美德，免得损害圣德、误了国家大计。再论遣使札子【胡致堂】【迂斋说：把利害说得明白切实，不过是从道理上看确实如此】

译臣私下听说，宰相张浚曾就遣使之事发表意见，认为这是兵家的机变权术，与臣所论的事理不同，如今何藓竟然要出行，已经无法挽救阻止。臣身居侍从之职，起初有所陈说，已经承蒙圣上知悉。如今张浚作为辅佐国家、谋划政事的大臣，是陛下改容相待、以礼相待的人，形势上很难因为臣而阻止他的议论；臣也不应当竭力争论以求取胜，徒然造成纷纷扰扰。臣再三思考，始终没有明白张浚的说法，必须加以剖析，向圣上陈明，希望陛下留神省览，暂且记在圣心之中，等到日后验证臣的计策与张浚的计策谁忠谁不忠，那么遣使之事的利害就会明白。现在臣还不敢要求立即判定谁是正确的。粘罕统领军队二十多年，攻破大辽，削弱我宋，虽然没有长远谋略，却也精于用兵，他所做的事情全是诡诈。如今我国的虚实，他难道不知道吗？还要用卑下言辞表示谦逊，才足以使他骄傲；表示软弱屈服，才足以平息他的愤怒吗？这是遣使无益的第一点。庚戌年以后不派遣使者，敌兵也不来；到了癸丑年派遣使者，金使便被引入我国，仔细窥视后离去，尚未转身，淮南的警报就传来了。这是遣使无益的第二点。此前我方派出的四批使者，都是朝廷选拔的侍从之臣；听说他们进入敌境，便日夜驱驰传递，几乎没有礼节；等到见到粘罕，只能坐着受欺骗，匆匆返回，始终没有获得他的真实意图。何况何藓只是一个使臣，他哪里能够承担侦察敌国的事情呢？这是遣使无益的第三点。从前富弼出使时，用一句话使南北双方数百万军队停止交战，可以说伟大了。使者回来后，朝廷要赏赐他、提升他的官职，富弼却认为中国不能用兵，只能依靠使者的口舌压服对方，这是最大的耻辱，最终不肯接受。他的见识和气度如此，才可以办理国家大事。如今奉命出使的人首先谈论自己的私事，祈求恩泽，件件都满足了心意才出发；我担心他的见识卑近，和市井之人没有不同，难道还能明目张胆、不辱没君命吗？这是遣使无益的第四点。万一金人用兵威压迫他，肆意恐吓，使者必定不能舍生取义，反而会把我国的情况告诉他们，这就是自取失败。面对生死关头，只有刚烈之士才不害怕，哪里能说何藓能够做到呢？这是遣使无益的第五点。金人最大的欲望是什么，谁不知道？既然他们有无厌足的心，即使刘豫明天就灭亡，今天也一定会出兵救援；何况刘豫叛贼哀求乞援，秋高草熟时前来援助，有什么可疑的？这不必等到窥伺侦察，自然可以坐在一堂之上看清。这是遣使无益的第六点。如今淮河以北，刘豫自认为是他的疆域；黄河以北，粘罕自认为是他的土地。使者出行，难道能够乘云驾风，直接到达北方朝廷吗？必定要渡过清河的阻隔，经过浊河的险阻，然后才能到达。去年冬天下诏书，列举刘豫的罪状，明白说他是贼；如今刘豫肯把宾客之礼施于我国吗？使者能把诏书送到金人那里吗？臣恐怕会出现戍边讨伐凡伯那样的事情，这就是遣使无益的第七点。如今我同金人的形势，像两家之间一样有着没世不解的仇恨；一方弱、一方强，强者不断侵凌，弱者就必须固守门户、严密戒备，等待时机行动，也许才能有所成功。现在却想派一个仆役，用酒肉诱骗他，用金帛取悦他，只不过足以加重我们的弱势，增加他们的强势而已。这是遣使无益的第八点。自古以来，兵强马多、纵情武力而不收敛，却没有发生自焚之变的，只有北方英杰勒曜、垂珪才难以做到。尼堪生在幽燕北方，幼年学习战斗攻伐，不过是骑将、斗将罢了，并没有保全国家、长久传世、兼并天下的谋略。估量他的精锐强兵会逐渐老去，年老的会死去，他的马匹牙齿也一天天变长了；他的谋臣志满意得，何况又沉溺于子女玉帛之间，不过数年，必定会有祸败，这是很容易看见的。万一今年冬天，他们党助叛贼刘豫，糊里糊涂地一同前来，陛下严肃整顿将士，凭借长江的险要来抵御他们；他们第一次进攻之后气势衰减，第二次更加衰弱，第三次就会耗尽，这一定是如此。这不过是小小的胜负，是用兵中的常事。如今还没有交兵的形势，却突然自行接受侮辱，表现出畏惧恐慌的样子，情势显露、力量屈服，反而会被敌人乘机利用。这不是兵家因形势受制而采取的办法，也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九点。那些主张和议的人迎合粘罕的意图，不过是为自己谋利罢了。陛下日夜思求贤才，即使太阳偏西也不疲倦；穿粗陋的衣服，节省饮食，使宫室简陋、器用粗朴，以此供养战士，本来就是要替父兄抒发天地不容的愤怒，洗雪沧海也不能涤除的耻辱。若坚持采用和议、防守的办法，那么谋臣会离心，义士会丧气，将帅会苟且偷安，士卒也会离散，以为从此再没有尽忠竭智、建立功名的时日；这样会使主张和议的人自以为自己的意见可以采用。如此一来，必然逐步有人进一步提出把国家交给他人，以讨好粘罕，大事就完了。这也是派遣使者无益的第十点。唯一使陛下难以处理的理由，只是把二帝作为借口罢了。然而自从建炎改元以来，屡次派遣使者，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两宫的起居状况，甚至听到他们咳嗽的声音，何况如今时间更加长久，敌人一定把他们藏得更严密，只怕我们知道。现在如果把金人视为父兄的仇敌，彻底断绝往来，那么名义正当，事情也顺理成章；将来即使听到什么不同的消息，我们在道理上站得住脚，也容易处理。如果保持往来而不彻底断绝，那么他们掌握着重要的筹码，过错反而归在我们身上，名义和实际都受到妨害，这对陛下是不利的。即使有人知道二帝所在，能够见到他们慈祥的面容，转达陛下思念父母的孝心，那么即便一年派遣一次使者，竭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奉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事情艰难阻塞、路途遥远，就一定没有能够到达的道理吗？由此推断，把二帝作为理由，事情并不难处理。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有一种确定而不可改变的计策，端正大义，不抱着侥幸心理来办事。汉高祖出关时，采纳董公的谋略，以弑君之罪讨伐项羽；后来虽然屡遭失败，但项羽背负不义之罪，即使强大也终将转弱，汉高祖坚守自己的原则不改变，最终取得了天下。然而张良在峣关的举动，以及养虎为患的譬喻，君子仍以谈论它们为羞。到刘先主和诸葛武侯时，他们的志向在于恢复汉室，把曹操视为贼人，也仍然能够形成三国鼎立。魏延想出奇谋而求速成，孔明却不追求眼前的功劳，君子认为，真正把天下责任担在身上的人，古代英雄的谋划和处置，大体都是这样。三国兴起时，曹氏先占据有利形势，蜀国最后才建立，难道是因为弱小，就向曹操低头以求苟且生存吗？孟子说：‘您对他能怎么样呢？只管努力行善罢了。’

译今天的根本大计，只应当彰明复仇的大义，任用贤才，整顿政事，休养百姓、训练军队，以等待向北进攻，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暂时不能这样做，也只能坚定地固守。至于三心二意、反复无定，没有确定的主张，我恐怕终究不能有所作为。至于何藓出使一事，不但不会有效，必定还会遭受羞辱。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难道能因为张浚有所言说就自行压抑不说吗？《古文集成》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三十，宋王霆震编，前丁集九 札 《论遣北使事札子》【戊辰四月，替太博上奏，当时许舍人奕奉命出使，已经出了国门。真西山】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应当向别人显示难以侵犯的意志，不可向别人显示容易被窥测的形势。从前春秋时期，晋军进入齐国，齐国派国佐向晋国请求结盟，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晋国一听说齐国境内都把田垄改为东西向，即使是在军队溃败之后，也不肯苟且答应，以此缓解一时的祸患。大概敌国相互交往，如果有办法挫败对方的谋略，和议就容易达成；如果给对方以轻慢自己的机会，和议就难以达成。何况敌人的情况难以测度，变化欺诈层出不穷，又怎么能按照邻国交往的通常道理来对待他们呢？我私下听说，最近派遣小行人时，敌人想增加岁币的数额，我们也说可以增加；敌人想要奸臣的首级，我们也说可以交给他们。至于往来时的称谓、犒劳军队的金帛、搜括归明人员以及流徙百姓等事，承受命令都极为谨慎，竟没有一件加以留难。我仔细揣度这种谋划国家的意图，不过是把乐天保民作为根本，幸而希望和好尽快实现罢了。难道就没有想到金人因此可以窥探我们的实情，进一步滋长轻慢我们的意图吗？不过，这已经是过去的过错了；至于谋划控制将来的事情，仍然可以从一开始就谨慎行事。古代敌国之间通和，有的养蓄自己的实力，等待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越国对待吴国就是这样；有的听命于敌人，谋求苟且安宁的办法，六国对待秦国就是这样。如今向金人寻求结盟，我不知道是暂且想养蓄自己的实力，等待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呢，还是准备听命于敌人，谋求苟且安宁的办法呢？勾践向吴国求和，是忍受耻辱以立志报仇，并不是依靠和议来巩固自己。因此三十年间，他早晨上朝、晚上处理政务，卧薪尝胆，从来没有一天忘记会稽的耻辱，所以虽然一时屈辱，最终还是能够在将来伸展自己的志向。至于六国却不是这样。它们向秦国求和，是把国家交给仇敌去驱使，并不是运用权宜之计来求得成功。因此早晨割地来贿赂秦国，就不能不抛弃谋臣的意见；晚上送人质进入秦国，第二天就断绝邻国的援助。撤除防守、放松戒备，希望秦国怜悯自己而不再用兵，这同把肉丢给虎狼却希望它们不吃，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六国的土地最终都归于秦国。难道是秦国的力量能够使六国灭亡吗？实在是六国自己使自己灭亡罢了。今天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应当以越国的事情为榜样，以六国的事情为戒。况且我听说，善于谋划国家的人，不去观察敌情的动静，而去观察自己的政事是否修明。元祐初年，任用司马光为宰相，把王安石造成的弊法全部更改，契丹听说后，告诫边境官吏不要生事。今天号称已经更化了，但敌人的强横骄傲与往日没有不同，难道不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作为还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吗？所以臣冒昧议论今天的事情：一定要使我们不被敌人轻视，然后和议才可以实现；一定要有办法使敌人内心深深折服，然后和议才可以巩固。臣看到前些时候开始流放诛杀权臣时，不但四方万里都佩服陛下英明果断的决策，敌国也惊惧地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如果刚健不息的诚意比最初更加坚定，振作有为的志向比从前更加增强，那么国势一天比一天强盛，敌人自然会退让听命。无奈朝廷纲纪刚刚整顿，纷乱的苗头已经萌发；政事刚刚修明，懈怠松弛的迹象已经显露。正直的人虽然得到进用，志向却没有得到施展；言论的渠道虽然开放，忠言却很少被采用。我们的更化只有这样，难道能够使敌情畏惧服从吗？何况他们对待我们正骄横，而我们对和议的依赖又太重。一个使者还没有越过国境，朝廷就变了脸色互相庆贺，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臣恐怕盟好一旦达成，志气会更加懈怠，贪图安逸的鸩毒之祸就会发生，浮华淫逸、冗杂腐败的事情就会兴起。他们凭借我们的岁赂来增强力量，乘我们没有防备来扩张谋略。过几年后，他们声势渐渐强盛，然后发动祸难；即使他们请求挑起争端，我们也必定争辩，而我们却将徬徨四顾，无法应对。这是有长远谋虑和远大见识的人之所以寒心的地方。臣希望陛下把通和讲好作为权宜之计，把修养德行、整顿政务作为实际事务。君臣之间，早晚都要警戒敌情难以保全，灾祸随时可能到来。搜求整顿军事实力，整饬边境防务，严肃地如同敌军将要到来；这样国势就会壮大，外患也会消除。

译《论金元札子》【真西山】【当时奉命出使回来，甲戌二月入殿进奏】臣听说中原有道，外敌即使强盛，也不值得忧虑；内部治理没有修明，外敌即使微弱，也有值得畏惧的地方。从前永嘉年间的纷扰，同单于争立之事相同；而拓跋氏分为东西两部，同匈奴分为南北两部，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宣帝借助呼韩邪单于入朝而使国家更加强盛，刘、石、符、姚造成的变乱，却使晋朝始终不能取得尺寸之功。光武帝借助南匈奴归附，拓展土地千里；侯景归附梁朝，却正好招来了萧梁的祸患。所遇到的情况大略相同，成败却不同，难道本来只是幸运或不幸运吗？大概是宣帝、光武的政治修明，而晋、梁的政治败坏。如今金国国运衰微，虽然是我大宋宗社的庆幸，但臣等仔细观察形势，私下认为有三件事深可忧虑，有两件事应当立即办理。什么叫三件深可忧虑的事？一是边境对面的流民，二是残存的遗孽，三是突然兴起的强敌。臣等近来抵达山阳，听说淮北百姓扶老携幼，结扎木筏想要渡江，每天有数百人。虽然边臣谨慎守卫疆界，拒绝他们渡境并遣返，但像刺猬聚集一样向南而来的人，势头还没有停止。大概由于连年饥荒，又加上战争，遗民有什么罪过，死亡的竟有十分之七。如果不越过边境，就没有办法苟且求生，所以他们的谋划终于出在这里。如今如果容纳他们，让他们进入，固然不容易处理；如果一概拒绝，他们也许会产生拼死一搏的念头。假如发生不幸，随后而来的是溃散的士兵，接着又有成群结队的盗贼，那将用什么来防御？这是第一件值得忧虑的事。臣等又听说金主的儿子在山东改元僭号。近来他攻围海州，距离我方新边界才几十舍。假如他大致能够自立，形成瓜分割据的局面，趁机加以安抚，尚且容易对付。万一蒙古得势，必定想要灭掉完颜氏宗族，战争相互接连，力量又无法抵敌；他们像兔子奔逃、野猪突进一样逼近我方边疆，又将用什么来抵御？这是第二件值得忧虑的事。从前宣和年间，金源刚刚强大起来，耶律氏渐渐衰微，有见识的人预先知道这必将成为中原的祸患。大概虽然都出自北方，但习惯安定的容易制服，突然兴起的难以驯服，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如今金人土崩鱼烂，势必不能支撑。万一蒙古最终能够全部占有它的土地，使边界相接，就会像剥床以肤一样层层逼近；拒绝它会招来怨恨，接待它又会使它骄横。再加上亡金的旧臣各自图谋卖身求进，他们挑唆指使的计策，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假如他们放纵深谷般无穷的要求，要我们按照对待金国的礼节来服从，那就无法立国；拒绝他们，就一定会交战。宣和年间的旧事，可以作为龟鉴。这是第三件值得忧虑的事。什么叫两件应当立即办理的事？一是从内部巩固边防，二是在外部精心设置间谍。《尚书》说：‘只有事事都有准备，才会有防备；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

译《左传》也说：‘不要依仗敌人不会来。’ 而要依仗我们已经有办法等待并应付它。如今边境的侦察报告，未必完全如此。臣等所陈述的，也似乎有过度忧虑之处。然而事情还没有发生就预先说出，固然常常会成为空话；如果事情已经发生，再采取措施就来不及了。何况积薪将要燃烧的形势，每天增长而不停止呢？而守卫疆土的臣子，往往在内心实在惊惧危急，对外却表现得安闲自若。他们说：‘我们是要用这种办法来镇定安抚人心。’却不知道人心如果有所凭借，即使不去镇定也自然安定；如果没有这种凭借，即使无缘无故也会自我扰乱。与其避免张皇失措这一小害，哪里比得上谋划仓促变故这一大忧患？自古以来在东南建立国家，没有不把两淮、荆襄作为根本的。绍兴年间，李纲建议说：‘六朝能够保守江左，是因为强兵和重镇都在淮襄一带。即使曹魏那样强大，即使符石、拓跋氏的军队众多，也大都不能窥伺江表。后唐李氏拥有淮南，就可以把都城建在金陵；后来失去淮南，于是逐渐削弱。’如今朝廷如果要建立守备，就应当在两淮、荆襄设置三位大帅，屯驻重兵以控制那里；分派偏师进驻守卫各个支郡，修筑小型城垒，如同开拓新的边界。遇到贼军骑兵，大帅就派兵救援；只要能够稍微自守，商旅必定能够通行，才可以招引人们前来归附。逐步修缮治理，假以时日，藩篱就形成了。李纲的意见，正是今天应当采用的。臣等前些时候从扬州到楚地，又从楚地到盱眙，沿途所经过的地方有几百里，平坦的田野肥沃宽广，极目望去没有尽头；重重湖泊、陂泽，浩渺无际地相互连接。田野里的百姓也都坚强剽悍、能吃苦忍耐，没有吴地儿童那种骄纵脆弱的习气。等到长期驻守边城，询问考察更加详细，凡是两淮地形的有利之处，都像在眼前一样清楚。于是我感叹说：‘这是上天赐给我国的地方，用来作为长江的屏障，使我们能够兵强粮足，成为进取的资本。’可是士大夫习惯因循，看着那里荒凉残破，竟然漠不关心。田地不去开垦，沟渠不去整治，有险要之处却不知道如何控制扼守，有成年壮丁却不知道如何训练，有豪杰武勇之士却不知道如何笼络收用。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只想着放弃那里离去，以为长江足以依恃。这就像咽喉被别人扼住，却想同他争夺藩篱；门闩锁钥已经落入盗贼手中，却想保全内室的安宁，绝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过去最边远的地方，城垒不修建，戍守不增加，只是因为区区口头盟约的缘故。如今形势已经完全变化，正是我们重新规划规模的时候，臣等认为应当趁现在赶快办理经营。选拔两三名有威望、懂得兵略的儒臣，让他们督察防守各军将领。对于那些搜刮百姓、只顾自守，软弱怯懦、不能有所树立的人，应当替换掉。沿江排列屯驻的军队，不妨有十几万精锐骑兵和士卒，都应当迁移驻扎到边境附近；同时增加招募水军，以扼守江面。凡是城池、楼橹还不坚固的地方，以及险要处还没有修筑工事的地方，就派屯驻士兵前去，合力修缮治理，使几千里的边防脉络相连，有如串珠之势，首尾相互呼应，有如率然之形。兵力既然雄厚，百姓的意志自然稳固。然后大力推行垦田政策，仿照汉代搜粟的旧例，专设一司来掌管，竭力重视根本、致力于农业，如同周、秦利用西部土地那样。几年以后，积储充足，边民父子争相想要自保；依照什伍编制用军法约束他们，不需要等待粮饷，人人都可以成为精兵。金汤般的形势形成，磐石般的根基建立，那么退可以防守，进可以攻击，这就是第一件应当立即办理的事。至于间谍不明，是兵家最深的忌讳。如今金人与蒙古相持，大概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双方战斗、离合，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而我方边臣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掌握其中的关键。至于吾林答忠归来、纥石烈执中死亡的事情，边境各郡的说法人人不同，由此推断，其他事情也可以看出防备不足。臣等最近到达维扬，首先听到金都陷落的消息，向边帅询问，也说确实如此。等到后来修整城门，他们的说法又不同了。敌国的存亡，这不是小事；消息却传闻不一，竟到了这种地步。假如发生缓急之事，将如何来得及呢？从前中兴初年，韩世忠、吴玠等人舍得花费金钱招募间谍，把钱财用得如同砂砾一般，所以敌人的深谋秘计没有不知道的，取胜的方法大多由此而来。臣等认为，应当告诫掌管军队的大臣，专门负责派遣间谍；事情查验属实或不实，都要特别显示奖赏和惩罚，这样或许能做到实际情况一定被报告，所报告的事情也一定真实。这就是第二件应当立即办理的事。臣等力量微薄，本来没有什么奇特的谋略，只是想到奉命出使之初，离开宫殿时，蒙受陛下温和的容颜和训谕，命臣等把江淮的事情回来后奏报，所以才敢竭尽愚忠，希望报答万分之一，惟愿圣明裁察。《古文集成》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三十一。宋。王霆震。编。前戊集一。

译论 《为君难论》【欧阳公】东莱批语【子由《君术论》，正是这个意思】唉！任用人的困难，已经很困难了，却还不如听取意见困难。人的言论，不止一种。有的人巧于辩说、纵横驰骋，令人喜爱；有的人忠言质朴，却常常讷于言辞。这还不是听取言论的困难，而在于听取者是明智还是昏暗。顺着心意的话容易听取而令人喜悦，直率的话违逆耳朵而使人发怒。这还不是听取言论的困难，而在于听取者是贤明还是愚昧【这里用字很谨慎，“明暗”“贤愚”四字不能更换】。这些都还不足以构成困难。若听其言觉得可以采用，采用后却常常败坏事情；若听其言觉得不能采用，但不按照他说的去做又不能成功【全篇主旨，先说两层，后来才进入主旨，这是文章的曲折】；这才是听取言论的困难。请试举一两个例子。战国时期，赵国有一位将领叫赵括【实事】，很会谈论用兵，自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挡他。他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也是久经用兵的人。每次同赵括谈论军事，赵奢也不能驳倒他。然而赵奢始终不认为赵括有才干，叹息说：‘赵国如果任用赵括为将，一定会败坏赵国的大事。’后来赵奢死了，赵国便任用赵括为将。赵括的母亲亲自去见赵王，也说赵括不能任用，赵王不听，派赵括为将攻打秦国。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投降秦国的四十万人被秦军在长平坑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大概当时还没有像赵括这样善于谈论军事的人，也没有像赵括这样大败的人【承接转折，结出精神】。这就是听他的话似乎可以采用，采用后却立即败坏事情的赵括。秦始皇想要攻打楚国，询问将领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当时年轻而勇敢，回答说：‘不过二十万人就够了。’秦始皇非常高兴。又拿这个问题询问老将王翦，王翦说：‘非要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不高兴，说：‘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怯呢？’于是认为李信可以任用，便给他二十万军队，让他攻打楚国。王翦于是称病退职，回频阳养老。不久李信被楚人打得大败，损失七名都尉后返回。秦始皇非常惭愧，亲自驾车到频阳向王翦道歉，于是强行起用他。王翦说：‘如果一定要任用我，非六十万人不可。’于是秦始皇最终给了他六十万人出征，终于灭掉了楚国【谋篇布局有一定法则】。最初听王翦的话似乎不能采用，但不按照他的话做就不能成功，王翦就是这样【收束主旨，结尽全文】。那么听取别人的意见，应当怎样呢？听他的意见似乎可以采用，就应当采用，却常常败坏事情；听他的意见似乎不能采用，就应当舍弃【下面三个“宜”字最有精神】；然而一定要按照他的意见去做才会成功，这就是困难所在【锁定这一段，不承接“宜”字的表面意思】。我又认为，秦、赵两位君主不只是失误在听取意见，也在于喜欢任用新进之士，突然抛弃老成之臣，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大体说来，新进之士喜欢勇猛锐进，老成之人多半持重谨慎；所以喜好建立功名的君主，听到勇猛锐进的话就容易接受，听到持重谨慎的话就难以听进去。像赵括这样的情况，又有另一层原因。我略微考察《史记》所记载的内容，当时赵国正派廉颇攻打秦国，廉颇是赵国的名将。秦人畏惧廉颇，却知道赵括只是空谈，容易对付，于是对赵国施行反间计，说：‘秦人所害怕的，是赵括。如果赵国让他为将，秦国就害怕了。’赵王没有识破反间计，于是任用赵括为将，来替代廉颇。蔺相如竭力进谏，认为不可，赵王不听，于是终于遭到失败。由此说来，赵括空谈而没有实际才能，不能任用；他的父亲知道，他的母亲也知道，赵国的大臣如蔺相如等人也知道，甚至连外面的敌国也知道，唯独赵王没有醒悟罢了。任用人的错误，天下人都知道他不能任用，唯独君主不知道，这是最大的祸患。前代的祸乱和败亡，由此造成的数不胜数。《君心论》【林之奇】帝王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他们能够长久存在于天下人心中的，是他们的心，而不是依附于形体，也不是凭借形象。有人握手交谈、同室居住，却终其一生不能彼此理解；更何况要从万古之后追溯万古之前，茫茫昧昧，只能见到编残的简册。人们说：‘尧、舜、禹、汤、文、武的心，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是戏言吗？回答说：‘是因为没有认真思考。’帝王哪里遥远呢？人和天地同有一颗心。天地不停息，人的心也不停息；天地没有古今之别，人的心也没有古今之别。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知道帝王的胸襟，全都存在于人的方寸之心中。唉！百代之后，帝王为什么这样少呢？这并不是心的罪过，而是人自己使心发生了差异。人辜负自己的心，实在太严重了。即使只从同一方面来说，路上的小贩也不能说没有帝王之心；如果从分离差异方面来说，即使有人地位权势同帝王相当，也相去遥远，哪里只是如同相隔霄壤呢？帝王的治理，都是以一颗心来经纬安排的。不能得到这颗心，也就不能得到帝王的治理。君子认为，这个道理不可不仔细讲求。天下万物没有不相对的。善与恶分开，邪与正分岔；贤明的反面是愚昧，是的敌对面是非。被颜色迷惑的人，会指着白色说是黑色；被方位迷惑的人，会指着东方说是西方。人平常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心中清楚明白，所处置的事情一定恰当；事情突然到来而内心不能安定，即使是小事也必定失败。何况四海九州这样广大，一天之内、一时之间，发生的事情不知有多少，难道能够扰乱内心后再去应对吗？况且帝王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就是一心，这是心体完整的根本，也是帝王能够同于万世的原因。心保持专一，体和用就都完备；受到扰乱而混杂，心体就会亏损，作用也会丧失。天下安危、治乱的关键，只发生在内心是否保持专一之间。保持它有什么困难呢？平居时容易丧失它，行动时却难以保持；隐居时容易息灭它，显露于外时却难以保持；悠闲安逸时不能平素涵养它，接触事物时更难以保持。帝王也不过就是这颗心罢了，每天应对百般事务，好像从未接触事务，却又没有遗漏任何事务。这不是漠然无知，也不是偶然如此，只是没有等到临事时才去保持它。所谓保持，不过是粗略的说法。保持它却不觉察自己在保持，运用它却不知道那是在运用；保持它是神妙，运用它是玄妙。尧用精心专一、执守中道的道理，三四句话一并传给天下而传至舜。舜接受了天下，也守住了治理天下的方法；后来过了七十年，又把它传授给禹。

译禹又接受了天下，也守住了治理天下的方法。三位圣人同一颗心，三百多年如同一天，这也是他们亲自传授符契所应当如此的缘故。汤距离禹有五百年，文王、武王距离汤有五百年，心只是同一颗心，治理也只是同一天的治理。那么，寻求治心方法的人，应当在这里思考。秦、汉以来，治国之道衰落了，不是失误在治理方法，而是失误在治心之术。天下之大，不能超出这颗心。治心之术茫然不明，凭什么取得它来治理天下呢？教化百姓必须依靠诚意，但内心有时流于荒疏；养育百姓必须依靠仁爱，但内心有时被私欲蒙蔽；处理事务必须依靠智慧，但内心有时被疑虑弄昏；成就事业必须依靠武力，但内心有时沉溺于柔弱。何况君主一人的趋向，是天下的标准；人才的进退、议论的离合，也没有不由此决定的。古代的治乱安危，很快就在这里分开了。心体完整，就一定高明、广大，卑污浅狭的言论一定不能进入；心体一旦亏损，往往就反过来。反而这样却希望天下得到治理，就像向南走却希望到达燕地，背道而驰得太远了。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使心专一。所谓专一是什么？尧、舜、禹所说的精心专一，汤的日日更新，文王的纯正而不停止，武王的敬畏而没有不敬，都是使心专一的办法。心专一，整体就完整了，万事也都绰绰有余。有人向君主进言，必定说要端正内心。君主也都知道说：‘我只是要端正内心罢了。’唉！内心不是听了别人的话就能端正的，也不是仰慕古人的美德就能端正的。临朝时才端正它，还没有真正端正；遇到类似事情才端正它，还没有真正端正；突然用心、急切地想端正它，也还没有真正端正。一天暴晒，十天寒冻，万物没有能够生长的；拔高禾苗来帮助它生长，岂不是反而加速它枯槁吗？《君体论》【郑湜】君主用来掌握天下命运的，是权力。权力在自己手中，固然不能有一天脱离掌握；然而只知道操持而不知道放开，只知道收拢而不知道分散，只知道收缩而不知道张开，那么权力虽然在自己手中，自己最终却无法使用它。这种权力是存在的，却不能使用它；拿事物来比喻，就像东西并不是不庞大，但提起来却不能运转，放在地上又怕有人背走，岂不是接近废物吗？只有圣人能够把权力交给别人，而权力不会向下转移。把天下的权力都收揽在自己手中，却不吝惜交给别人。权力转移到下位，国家就不能成立；吝惜权力只想自己使用，国家就没有人同你共同建立功业。然而既然把权力交给别人，却不让权力向下转移，是因为操纵权力仍在自己；我既然收揽权力，却不吝惜交给别人，是因为我掌握了关键。世上的君主，只因不能亲自掌握天子的权力，所以权力转移到下边；又害怕权力向下转移，便把它抓在手中以至于自己独用，这就是两方面都失误。如今君主设置宰辅，舍弃爵禄来尊崇宠任他们，难道不是因为万机事务不能由自己独自处理，所以选择人才来委任吗？既然如此，议论政事、进退人才，就是宰辅的职责。如果政事不从中书发出，而一切指示全都出自君主自己的意思；人才不经过朝廷公议，却在幽暗而没有根据的情况下突然升迁、突然罢免；如果把这当作能干，把威福的权柄收归自己，那么还要宰相做什么？有人说：政事从中书发出，议论难道都恰当吗？人才由朝廷推举，进退难道都能公正吗？假使全都恰当而公正，天子又何必亲自劳神呢？既然不能全都恰当公正，那么天子亲自掌握权力就是应该的。又有人说：我只是选择适当的人任用，把议论和进退的权力交给他们；他们的意见是否恰当、是否不恰当，是否公正、是否偏私，然后我再根据这些加以升降。这样，议论和进退的权力虽然在宰相手中，但罢免和升降宰辅的权力实际上在君主手中。如果预先怀疑他们不能做到公正和恰当，就夺取他们的权力，这是在委任方面犯错；如果把裁决权都归于自己，就不明白应当责成臣下办事；如果把畏缩苟且、顺从迎合当作忠诚纯正，就会使有才干的人郁积而无从施展，使没有才干的人得以默默安处于自己的愚昧之中。这样，成败是非的责任全都归于君主，而威福的权柄却暗中被私人门户夺去，那么权力在自己手中又体现在哪里呢？哪里比得上把权力交给臣下，而惩罚那些不公正、不恰当的人，使进用的人能够尽忠效力，退处的人有所顾忌而不敢妄为？这样的委任体制难道不广大，而责成臣下的办法难道不精密核实吗？况且大臣的职责本来就同有关部门不同，君主的权力也同臣下的权力不同。君主只有不亲自滥用权力，才能真正任用别人；如果君主不任用别人而只想亲自处理，和臣下又有什么不同？大臣侵犯有关部门的职责，尚且不可以，何况君主夺取臣下的权力呢？天下人才很多，政事又繁杂，绝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能全部处理的。我既然怀疑大臣而不敢把权力交给他们，那么同我讨论议论、进退人才的，又究竟是谁呢？必定是那些在身边弯腰曲背、附耳进言的人，得以施展他们的奸邪。这样看来，我掌握权力而亲自滥用，正是奸人的幸运。世上的奸臣想要得到君主的权力，并不是公开占据它；他们本来就暗中设法使权力归自己，连明智的君主也不能察觉。为什么呢？明智的君主一定想要掌握天下权力，而奸臣正是利用他想掌握天下权力的愿望，暗中挑选一些事情中值得高兴的地方来劝说，使他更加夺取臣下的权力。臣下的权力一旦被侵犯，奸臣的言说就更加能够推进。明智的君主只看见威福都出于自己，却不知道奸臣实际上是借助我的权力来推行自己的主张，于是权力实际上落在了奸臣手中。这就是君主喜欢夺取大臣权力，却忘记权柄已经旁落的原因。因此，自古明王掌握权力而亲自滥用的，他们给国家遗留下的祸患，有时反而超过庸主。汉宣帝鉴于霍氏专权的弊害，亲自总揽考核政务；虽然非常尊贵宠信丙吉、魏相，但同他一起掌管机密、裁决政事的，都出自中书、尚书。因此他的功业虽足以中兴汉室，但这也使恭显之徒逐渐滋长，不能说没有弊害。光武帝号称总揽权纲，却轻视三公的职责，不把政事交给他们。当时在没有事情的时候，权力虽然在君主手中；后来君主年幼，重大权力交给宫内，却没有归属明确的掌管者，于是外戚、宦官乘机窃取权力，即使三公激愤也不能挽救，因为他们的权力平素已经被夺走了。这两位君主都收揽天下权力并亲自掌握，是想求得不发生过失。然而到了末流，权力归于受宠的外戚，竟然比大臣专权还严重，这是为什么呢？祸患产生于偏私之处，势力丧失于没有料想到的地方；这是掌握权力的人特别应当警戒的。《君体论》【郑湜】

译有圣人的资质，必定还要有圣人的学习；资质不是圣人可以依仗的东西。即使有聪明圣智、天生卓异的资质，却不知道圣学的根本，对于天下国家，也必定会有违背道理、损害正道而不合节度的地方，最终不能进入圣人的境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所以成为圣人，不只是因为资质超过常人，还因为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学习。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所以没有在后世重新出现，难道是后世君主完全没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资质吗？只是几位圣人的学问没有流传下来。汉高祖胸襟豁达、气度宏大，宽厚仁慈而爱护人，他的资质本来有合于《诗》《书》的地方；然而即使能够销毁印信、停止洗脚，听取谏言像水流一样顺畅，却溺爱幼子而改变嫡嗣，诤谏的大臣不敢直言劝谏。他虽然诛灭秦朝、逼迫项羽，气势如此雄壮，但面对戴鵔鸃冠、姿态婉媚的人，公卿竟然因此而进言游说。他的雄才大略虽然足以驾驭强横狡猾之人，但他倔强傲慢、轻侮臣下，所以商山四皓、齐鲁大臣最终都不肯出来同他交游。汉文帝恭谨节俭、沉静无为，亲自教化百姓，二十三年如同一天，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了。然而可惜他吝惜修建露台的百金费用，却给宠臣赏赐累计数百万；考察古代礼制文章、实行谦逊之道还来不及，却被玉杯的说法所迷惑；等到讨论制度和封禅时，号称宽厚，所学习的却是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同廷尉讨论刑法，常常超过严刻的程度。唐太宗有文武才干和英烈气概，自然足以高出前代；然而他优容王珪、魏征，引导人们进谏，却又有未能杀掉这个老人的遗憾；他努力实行仁义，想同三王比拟功业的隆盛，却穷兵黩武攻伐辽东，竟想在这方面胜过隋朝。制度纲纪虽然足以成为子孙凭借的基础，但家法不正，父子兄弟之间留下了惭愧的德行。汉高祖的气度、汉文帝的仁德、唐太宗的才干，即使古代圣明君主也不过如此；然而他们所受到的蒙蔽却同庸主相似，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成为圣贤君主的，是他们的资质；他们所受到的蒙蔽而不免同庸主相似，是因为没有得到圣贤的学问。假使这三位君主拥有这样的资质，又能留心圣贤的学问，去除自己的蒙蔽，扩充而充实它们，那么所成就的功业，难道只配做汉唐的君主吗？世上的君主，聪明明察的有时失于过分窥伺，果断决绝的有时被先入之见蒙蔽，刚强坚毅的有时吝于亲自使用权力，英明锐利的有时喜好功名而贪图利益。聪明明察、果断决绝、刚强坚毅、英明锐利，都是明主的美好资质，是天下人乐于听闻并称道的。然而拥有这些资质反而损害治理，而受宠的奸邪巧诈之人便乘机窥测他的志向所在，暗中迎合，滋长他的蒙蔽、加重他的迷惑，这是因为学问不足以驾驭自己的资质。古代帝王难道也是离开这些资质而能成为圣人的吗？然而他们的内心开阔，没有偏私牵挂，受宠的奸佞不能改变他们，功名利禄和机巧也不能进入他们的内心。他们虽然聪明明察，足以洞察事物，却没有事先窥伺的苛察；虽然果断决绝，足以主持裁断，却没有偏听偏信的迷惑；虽然刚强坚毅，足以有所树立，却没有轻视臣下的意思；虽然英明锐利，足以有所作为，却没有谋略浅薄、轻率妄动的行为。同样是聪明明察，同样是果断决绝，同样是刚强坚毅，同样是英明锐利；但处在这些资质之中而不受蒙蔽，使用这些资质而不偏颇，是学习的力量。在宽广的屋舍之下，在细旃毡席之上，留心文艺，表彰经学，亲自同经生儒士考察讨论异同，这难道不叫学习吗？回答说：这不是圣贤所说的学习。所谓学习，是用来端正内心的。尧、舜、禹所说的精心专一，商汤所说的日日更新，周文王所说的纯正而不停止，究竟是从哪里用力取得的呢？都是在自己的内心上下功夫。为什么呢？心是一切事物的共同根源，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根本。这颗心虚静明达、纯正专一，那么事情的是非利害、君子小人、忠诚奸邪的情状就会清楚显现。我的心一旦先有偏差，谄谀奸佞就能诱惑我，身边的人就能蒙蔽我，奸险巧诈之人就能乘机利用我。施用于事情，就会损害政事，一切都从最初的端倪发端。上天赐给君主的资质，即使有极其美好的地方，也必定有极其偏颇的地方。所谓聪明明察、果断决绝、刚强坚毅、英明锐利，都是他的最大优点，但也不能没有偏颇。一定能够运用自己的资质，那么资质中美好的地方就会日益充实广大，偏颇的地方也会日益消融。内心一旦发生偏差，弊病必定从资质偏颇的地方发作，并且连同资质中美好的地方一起扰乱。因此圣贤不依恃自己有超过常人的资质，而是日积月累地学习，体察弊病从哪里发生，追究病根隐藏在哪里，并加以治理。等到学习的力量纯正深厚，足以改变自己的资质而不被资质所胜，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就没有不合乎节度的了。唉！这才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为圣人的根基，又哪里只是治理天下而已呢？君主幸而拥有可以达到圣贤境界的资质，却不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用来学习的东西作为学习目标，反而把自己的期望局限在汉唐君主的程度，可惜啊。《古文集成》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三十二。宋。王霆震。编。前戊集二。

译论 《大臣论》【苏东坡】谢相山批语【反复说尽君子小人的利害曲折，文字纵横，议论痛快】天下的权力掌握在小人手中，君子想要攻击他们，不是使自己丧命，就是使君主丧命。既然如此，难道这些小人终究不能除掉吗？我听说：逼迫别人的人智谋浅薄，被别人逼迫的人智谋深沉【主意：并不是才智有差别，而是所处的形势造成的】。古代用兵说：“包围敌军不要逼得太紧，困厄的敌人不要逼迫太甚【用兵之法用来处理事情，就是要使自己能够驾驭事情，而不被事情所驾驭】。”实在是担心他们知道自己必死而拼命，那么即使人数众多也无从施展。所以说：“同船遇到风浪，胡人与越人也可以互相救助，就像人的左右手一样。”小人内心知道自己背负着天下人的怨恨，没有人会宽赦自己，于是必将日夜谋划，以防备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不可预测的祸患【反复说尽其中曲折】。如今君子又跟着憎恶他们，因此他们的谋划不得不更加深密，彼此的交结不得不更加紧密。交结紧密而谋划深密，那么他们施加的毒害就会变得愤怒乖戾而无法解开。所以天下的一切祸患，都是由小人发动，却由君子急于对付他们而促成的。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是客，小人是主人。主人尚未行动，客人却先行动，那么小人的言辞就显得理直气壮，而君子的势态就近于不顺。理直气壮便可以欺骗众人，而行动不顺则难以号令部下【把道理说透】。所以古代那些举事的人，常常在中途因众人离散而导致失败，这个道理难道还不十分明白吗？至于有智慧的人却不是这样：对内，他们巩固君子之间的交谊，积聚并增强自己的势力；对外，他们表面上采取浮泛的态度，不违逆小人的意图，以等待其中出现间隙。宽容他们，使他们不憎恨我；习惯于我的宽容，使他们不把我当作忧虑；用利益诱惑他们，使他们的智谋昏乱；顺着他们的心意，使他们的怒气消退，然后等待他们行动，乘其间隙，推动他们跌倒，再挽救已经断绝的局面。所以这样用力少而没有后患；没有人替他们先行发动，因此君主不发怒，形势也不逼迫。这样做，事情成功而天下安定【这几行似乎不是正大光明的话，但世道衰败、风俗末流，想要在小人之间妥善处置而办成天下大事，恐怕不能废弃这种办法】。如今小人，逼迫他们便会联合，宽待他们便会离散，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见到利益不能不争，见到祸患不能不躲，没有信用不能不互相欺骗，没有礼义不能不互相轻慢。因此，他们相互交易的关系之间，党羽很容易瓦解。君子不致力于宽待他们以等待变化，却急于逼迫他们，使其交结更加紧密，这已经错了【再说透小人容易离散的情状，而君子不能逼迫他们使其交结】。君子和小人混杂相处、胜负尚未决定时，为君子谋划，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深入交往而不妄自行动【明确提出策略】。如果不能深入交往而又不妄自行动，小人就会反过来倒拿着权柄，乘我方的空隙。从前汉高祖去世后，把天下托付给陈平、周勃以及临朝的高后；高后擅自封吕氏为王，废黜刘氏。陈平平日纵情饮酒，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采用陆贾的计策，却用千金同绛侯周勃交好，最终因此诛灭诸吕，安定了刘氏【单独使用这个事例，必须十分切合】。假使这两个人彼此不能相容，那么将相之间忙于相互攻击还来不及，哪里有空顾及刘氏、吕氏的存亡呢【说得痛快】？所以他说：“将相和睦协调，士人就会预先归附；士人预先归附，天下即使发生变故，权力也不会分裂。”唉！懂得这个道理，就足以做大臣了吧【用这个事例收束，简洁明快】。论宰相辅政之道【郑莆阳】大臣想要辅佐君主，使天下大有作为，必定要先端正君主的内心。为什么呢？内心，是将要大有作为的根本。内心端正，那么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做成的。小人不必等到驱逐就会自行离去，政事不必等到更改就会自行修治。如果内心没有先端正，今天驱逐一个小人，明天又任用一个小人；今天修治一项政事，明天又败坏一项政事。用力艰难，而形势反而越来越疏离。假如君主能够暂时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屏除私意，建立政事，在一时之间同我竭力有所作为，那么将来失败时，也一定会从他的内心发动。傅说辅佐高宗时，他反复启发劝导的起点，只是说“以学问为常”罢了。当时商朝正值中衰，高宗之所以梦见贤良的辅弼，固然是想同他共同完成中兴的大业。傅说从版筑之间被起用，他谋划不涉及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傅说所凭借、用以使商朝中兴的，是高宗的内心。先从学习入手，端正君主有所作为的根本，那么讨伐荆楚、使诸侯朝见、拥有天下这些事情，原本已经包含在傅说和高宗二人的谋划之中了。管仲一见齐桓公，就许诺他成就霸业；没过几年，便九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功业不可谓不伟大。然而管仲不知道端正君主的学习，以为肉腐烂在俎上、酒腐烂在觞中，并不足以损害霸业。等到齐桓公的内心一经蛀蚀，三名奸臣便专擅国政，六名受宠幸的人又多受宠爱，齐国便败落得一塌糊涂。先前九次会合诸侯的功劳，对挽救这种败亡有什么用呢？管仲之所以不先端正君主的内心，是估量到他的君主不能听从；若先求此事，功业便会错乱而不能建立。然而，与其功业错乱，也不过止于图谋霸业不能成功罢了；君主的内心既已蛀蚀，其祸难道只是不成就霸业吗？观察管仲功业迅速成功而又突然败坏，就知道傅说辅佐君主的事业，其根源深远了。战国时代，士人更加急于求取功名，唯独孟子把端正君主之心作为自己的责任，认为只要端正一个君主，国家便可安定。君主不向往正道，不立志于仁，却谋求使国家富强，这就是在辅佐桀使他富强。后世贬斥管仲最深的人，没有超过孟子，大概是因为二人的学术源流不同。唉！傅说不再出现，端正君主的事情便再也看不到；孟轲去世以后，端正君主的学问便没有得到传承。后世君子，虽然有使君主成就事业、使万物受惠的意愿，却不探究古人的根本心意，见识浅陋的，只能靠谋划举措来成就天下的功业罢了；他们只知道求得治理，却不知道端正君主。刚直明亮的人，能够发表危切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纠正君主的过错罢了；他们只知道规正过失，却不知道培养德性。君主不端正，治理便不能保持；德性不培养，过错就无法一一改正。

译魏征能够使太宗相信并努力实行仁义的主张，却不能挽救他晚年穷兵黩武的过失；宋璟能够使玄宗振作精神，以成就开元之治，却不能除去女色宠幸和奢侈造成的败坏；裴度能够使宪宗果断坚决，以成就平定蔡州的功劳，却不能阻止他贪图利益、拒绝小人的祸害。太宗喜好功业、贪图宏大的心思，就是先前同魏征共同努力实行仁义的心思；玄宗沉溺于女色宠幸和奢侈的心思，就是先前同宋璟一起振作精神谋求治理的心思；宪宗贪利而不知满足的心思，就是先前同裴度一起果断坚决以求成功的心思。内心明明是同一个，为什么前面能够端正，后来却突然改变呢？回答说：这不是三位宗主本身的过错。魏征尚未去世，太宗已经说出想杀这个老人的话，那么太宗喜好听谏的心已经在这里败坏了；宋璟还在宰相职位上，宇文融便因谈论财利而得到宠幸，那么玄宗奢侈的心已经在这里萌发了；裴度平定蔡州尚未回来，李揆、皇甫鏄已经相继为相，那么宪宗明察决断的心已经在这里荒废了。我认为宋璟和裴度知道求取治理，却不知道端正君主，这是他们的过失；魏征知道端正君主，却知道规正过错而不知道培养德性，这也是他的过失。既然如此，端正君主的方法究竟怎样呢？邪与正发生作用的关键是相同的：引导人走向邪道的人，必定曲折周旋、处处弥补遮掩，然后防止他走向邪道，而使他自己并不知道。如果使他的内心真正知道邪道是错误的，他难道还肯跟随我走邪道吗？何况强行把人推向正道，难道可以只用一个方向直截了当地使他进入正道吗？我曾经从《易》中寻求这个道理，观察孟子的做法，便看到了端正君主的方法。坎卦六四爻说：“一樽酒、两簋饭，用瓦缶盛着，从窗户送入。”解释者说：“窗户，是明亮的地方。说臣下想用忠信和善道从明处启发、引导君主，必须从君主明白的地方入手，才可能进入。人心有被蒙蔽的地方，也有明白的地方，应当就着他的明白处加以引导，推及他被蒙蔽的地方，他自然就会醒悟。”睽卦六二爻说：“在小巷中遇到主人。”解释者说：“小巷，是曲折周旋的地方。说处在乖离的时代，君主之心尚未与人相合，不能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意图送到他面前，就应竭尽诚意、曲折周旋，使他相信并相合。”孟子因为齐宣王不忍心看一头牛死去，便立即认为这种心可以同齐王相合，于是向他讲说王道。正当齐宣王不忍杀牛时，正是他的仁心显现出来的时候；从这里引导并扩充开来，仁心便会油然而生，这就是“从窗户送入”之义。齐宣王自己说出喜好财货、喜好女色的毛病，孟子不直接折损他的爱好，而是就着他的爱好为他讲说，使他同百姓共享的范围扩大；把女色和财货都同百姓共享，那么他自己的爱好必然会减弱，这就是潜移默化地改变病根，也就是“在小巷中遇到主人”之义。大臣启发劝导君主，难道只是像诤臣那样，徒然在言语口舌上强行逼迫他吗？应当根据君主明白的地方引导他，使他领悟并进入，从而得到天理本来的状态；应当曲折周旋而逐渐引导他，使他慢慢进入正道而不以困难为苦。这样做，开启他便容易使他醒悟，引导他便容易使他进入正道，君主的内心或许就能端正了吧？有人说：古代帝王关于正心诚意的学问，早已从上面获得，所以君臣之间只是用“都俞”一类的训诰相互磨砺、熏陶、浸润罢了。后世君主生长在深宫，损害其内心的因素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哪里能够立即使它端正呢？回答说：这颗心，是天理寄寓的地方。假如天理可以消灭，那么我不知道；天理果真不可以消灭，难道终究不能感化醒悟，使它恢复端正吗？只是担心我们端正它的方法还没有达到极致罢了。

译论宰相辅政（上）【诚斋】圣人不能替天下寻找宰相，却能够替天下接受宰相。只有能够接受宰相，才是真正能够寻找宰相吗？知道怎样寻找，却不知道怎样接受，那么即使焦虑忧心、侧身而睡，宰相也不会到来；搜寻山岩草泽，宰相也不会出现；即使梦中占卜、访求形貌，得到的宰相也不是真正的人才。或许有人出仕而来到了，但如果不是真正的人才，又能怎么办呢？君主说贤能，天下却说不贤；君主说忠诚，天下却说邪曲；君主说有才，天下却说荒谬，这就叫宰相不是真正的宰相。因此，他说一句话，天下便喧哗反对；做一件事，天下便折辱非难他。不是天子醒悟而驱逐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惭愧而自行离去。况且一个县不能欺骗一个县令，一个郡不能欺骗一个郡守，难道天下反而能单独欺骗一个宰相吗？圣人寻找宰相，起初并不直接去求取。并不是不求取，而是不直接求取正是为了深切求取。因此听任天下自己寻找人才，而我不参与其中。得到他时，大概会说：“你们自己寻找他，你们自己得到他，我替你们任用他罢了。”任用他时，就说：“你们把这个人才留给我，我就替你们任命他为宰相。”如果这个人想离去而天下不答应，就说：“把你们的宰相还给你们。”这就叫能够替天下接受宰相。古代圣人，正因为表面上求取而实际上不亲自求取，所以求取便一定得到，得到便一定任用，任用便一定长久，长久便一定成功。正因为得到人才后必定任用，他才敢于尽力承担责任；又因为任用必定长久，所以他的功业不会因动摇而失败。敢于尽力而又不因动摇失败，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古代君子辅佐君主，也不敢触犯天下所不允许的事情。天下不允许而君主允许，他不过采取深藏远遁来摆脱天下责难的办法罢了。从前汉武帝任命车千秋为相，因而受到匈奴讥笑；魏文帝任命贾诩为太尉，因而被孙权嘲笑；张昭推荐李涛为宰相，周世宗认为他没有大臣的体统而轻视他。能够说出天下人不敢说的事情，挽回君主不能挽回的疑虑，有像车千秋那样贤能的吗？能够防备袁绍便取胜于袁绍，防备马超便取胜于马超，有像贾诩那样的谋略吗？能够预知张彦泽必将成为后晋的祸患，预知周高祖必定不会做汉臣，有像李涛那样的先见吗？然而，有的在敌国那里受到讥笑，有的却不被自己的君主取用。古代君主任用宰相，原来就是这样困难！楚国任命还子冯为令尹，子冯便绝食来躲避；晋国任命蔡谟为司徒，蔡谟说：“我做司徒，后世一定会讥笑我。”最终没有接受任命；唐代李▯是宦官，却被引荐为宰相，李▯以此为耻，最终没有赴任。这三位君子都是贤人，难道是不堪任宰相、却不想要富贵吗？古代君子不轻易用自身去辅佐别人，竟然如此严谨。后世君子，违背天意来谋求自身利益，违背众意来欺骗君主，不计较自身实际拥有的条件，却侥幸求取自己没有的地位，难道可以说是聪明吗？等到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而天下人都拿他们本来没有的才能来责备他们，上面因此误了国家，下面因此误了自身，这些人难道可以说是聪明吗？陛下即位之初，曾经同国人谋议，得到了一位贤相。天下正要把这件事当作庆贺，陛下却对此怀疑；并不是陛下自己怀疑，而是奸臣设法启发了陛下的疑心。假如陛下不能坚持，天下会怨恨，陛下会后悔，到那时也来不及了。然而近年以来，朝廷每每空置宰相之位来等待人才，天下人都惊动而仰望，说：“这一次一定会有人使我满意。”不久诏书一传出，天下却纷纷不满地非议。有的说：“这是个没有声望的人。”有的说：“这不是君子。”有的说：“这是什么人，凭什么能处理这些事情？”朝廷轻率地任用他，轻视他，也轻率地罢免他。他来时不能使朝廷更受尊重，离去时也不能使朝廷更受轻视；进用时天下不欢喜，退去时天下不忧伤。舜对于皋陶，商汤对于伊尹，周武王对于太公，齐桓公对于管仲，蜀先主对于诸葛亮，似乎不是这样。大概陛下知道替天下寻找宰相，却不知道替天下接受宰相。旧时相传，仁宗朝曾经缺少宰相，天下人的希望在韩琦、富弼身上。因此洛阳人说：“我的丞相被三次下诏仍不起身。”相州人说：“我的侍中多次下诏仍不赴任。”这就是天下人自己选择宰相来送给朝廷。如今天下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天下人的希望难道没有所在吗？陛下应当顺从天下希望所在的人而任用他。选择他在天下，接受他在圣主；任用后观察他的功效，见效便长期任用，这才是真正天下人的宰相。为什么偏偏这样纷扰不定呢？

译论宰相辅政（下）【诚斋】臣听说，天子任命的宰相，必须是自身有所凭恃的人，这样他才足以成为别人所凭恃的人。天下是巨大的器物，有人拥有这个器物，有人承担这个器物。天子，是拥有这个器物的人；宰相，是承担这个器物的人。一个平民有价值百金的器物，必定要选择能够承受它的人；因为选择了承受它的人，所以器物便显得贵重。只有先看重人，承担器物的人才不会被器物压倒。人可以胜过器物，器物却不能胜过人。人胜过器物，事情就能保全；器物胜过人，事情就会倾覆。把天下这样大的器物交给一个人承担，他不能承受，提着它却举不起来，事情一到便混乱，变故一发生便惊慌，又没有什么可以使自己凭恃，那么天子还能凭恃什么呢？古代大臣，处在天下最安定的境地而不骄傲，处在天下最危险的境地而不恐惧；不费力地谈笑，不改变声色，而天下自然安定。这种状态并不是只勉强装出深不可测的气量，空自装出不害怕的气势来镇服人心，而是因为他自身必定有所凭恃。凭恃在于能够应对，在于力量充裕。敌国相互图谋，奸雄相互窥伺，本来会轻率地从我方困窘之处发动，而会慎重地从我方充裕之处发动。只有在事情发生前就破坏他们的谋划，事情发生时出其不意；敌人发动便能应对，应对便不会困窘，天下怎么会不安定呢？天子得到这样的人任命为宰相，天下就可以高枕无忧。为什么呢？因为有足以凭恃的人。后世君子，怯懦的既不足以同他共成事业，勇敢的又往往只有类似于有所凭恃的外表，却没有实际内容。他们也有那种不费力地谈笑、不改变声色的样子，但可以同他处在安定时，却不能同他处在危难时；可以同他守成，却不能同他应对变故。这是因为他内心没有应变的机理，外表却表现出镇服众人的姿态，所以无事时似乎深不可测，有事时却必然失败。古代辅佐君主、应对天下变故的宰相，有的用镇定来镇服事物、击破敌人；有的同样镇定事物，却不同于击破敌人；有的以推诚相待来化解纷争；有的同样推诚相待，却不同于化解纷争；有的显示强大来止息乱事；有的同样显示强大，却不同于止息乱事。谢安游乐饮酒下棋来对付苻坚，房琯弹琴清谈来对付安史之乱，这同于镇服事物。然而淝水取得大胜，陈涛却大败，为什么呢？因为人不同。大概谢安有谢玄，而房琯有刘秩，这就是他们在击破敌人方面不同的原因吗？郭子仪单骑进入回纥，张延赏也派浑瑊撤去防备来同吐蕃结盟，这同于推诚相待。然而回纥向郭子仪下拜，唐朝因此安定；吐蕃却几乎擒获浑瑊，德宗想要出城躲避，为什么呢？因为人情形势不同。大概回纥入侵，是郭子仪知道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把入侵变成结盟；吐蕃结盟，是张延赏不知道他们想要图谋唐朝的实情，所以把结盟变成入侵。这就是他们在化解纷争方面不同的原因吗？裴度用兵器工匠很快到来的话回答朱克融，景延广用横磨大剑的话回答契丹，这同于显示强大。然而朱克融最终不敢行动，契丹却灭了后晋，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不同。大概朱克融侵犯唐朝，是臣下背叛君主；后晋激怒契丹，是背弃恩惠而结下怨仇。这就是他们在止息乱事方面不同的原因吗？面对天下的变故、决断天下的关键，不能用一种方法来应对。只得到一种方法，却不知道还需要与之不同的方法，没有不败坏事情的。当后晋尚未获胜时，谢安与王衍有什么不同？当陈涛尚未失败、平凉尚未发生变化、契丹尚未行动时，所谓房琯、张延赏、景延广，谁不认为他们是谢安、郭子仪、裴度重新出现了呢？应对变故的困难竟然如此！如今强大的敌虏盗取中原一半的土地，已经四十年了。自从逆贼完颜亮死去，他的君臣日夜窥伺我们的空隙，寻找对我们有利的时机，又已经五六年了。这是什么样的时刻啊？然而没有事情时便玩忽而不忧虑，有事情时便惊慌而失措，不知道朝廷凭什么来应对变故，又是什么人可以凭恃？难道天下这样大，竟然空无一人足以凭恃吗？上面的人难道能够独自对此不忧虑吗？既然如此，要寻求谢安、郭子仪、裴度这样的才能，又从哪里得到呢？孔子说：“如果有所称誉，就一定有所试验。”人的才能与否，即使圣人也不能预先知道；能够知道，是因为通过试验来了解。然而才能可以试验，变故却不能试验。临到变故才试验才能，就像人快要死了才试验医生。古代圣人，只选择天下最难的事情来试验天下的人才，所以一旦有紧急情况便不混乱，是因为试验人才已经成熟，而平时也早有储备。我曾听说寇准以小臣身份上书论事，因而被宋太宗知晓。太宗多次把机密事务拿来询问寇准，已经知道他有宰相的才能。当时天下承平，哪里还有别的变故？太宗为何要使用寇准呢？后来真宗澶渊之战，只有寇准决断亲征的意见，面对敌人高卧不起，天子凭恃他而不感到恐惧，将领们凭恃他而建立大功；这个人，正是前日宋太宗秘密询问的那个人。如今宰相的才能，平时既不寻求，也不试用，就像只有皮衣而没有细葛布衣，明年穿什么？只有稻米而没有麦子，明年吃什么？臣实在为此忧虑。《古文集成》卷三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三十三，宋王霆震编，前戊集三。

译论。《争臣论》【韩退之】。东莱批语【立意胜过题面，反题成格】。迂斋批语【这篇文章属于箴规攻击体，是反复设难文字的格式，应当同《范司谏书》相互参看】。有人问我韩愈：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的学问广博，见闻丰富，却不求在人前获得声名。他实行古人的道，居住在晋地边远之处。晋地边远之处的人受到他的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有几千人。大臣听说后推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人都认为他是华阳子，他却不显露喜色【虽然说他好，这里已经开始从另一面发难】。他居官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德行，仍像在民间草野【这句话已经包含了他不进谏的意思】。难道他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内心吗？我回答说：“这正是《易经》所说的‘恒久保持他的德行而守正，却使君子遭凶’的人，怎么能算有道之士呢？《易经》蛊卦上九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阳城未出仕时是这样】。’蹇卦六二说：‘王室之臣艰难又艰难，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阳城出仕以后应当是这样】。’这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而所履行的德行也不同。像蛊卦上九，处在没有实际作用的地位，却表现出不顾自身的节操；蹇卦六二，处在王臣的职位上，却仍怀有高傲而不侍奉王侯的心【虽然分成两段，这几句话也自然相互照应】；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尸位素餐的讥刺就会兴起。志向不能实行，责备也不能终止，哪里会没有过失呢？” 如今阳城实在只是一个平民，居官已经不能说不久了【这一句最有力：以平民做谏官，天下对他的期望会是什么】。他听闻天下的得失，也不能说不熟悉了。天子对待他，也不能说不优厚了；可是他从来没有一句话涉及政事【含蓄地承接下面的意思】。他看待政事的得失，就像越人看秦人的肥瘦，漠然不放在心上，不因此喜悦或忧愁【文章纲领在这里显露】。问他的官职，他说：“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他说：“下大夫的品秩。”问他的政事，他说：“我不知道【责备他最深，引出阳城不可不进谏】。”有道之士本来就是这样吗？况且我听说【从两方面说】有官守的人不能尽到职守就应离去，有言责的人不能发表应说的话就应离去。如今阳城认为自己尽到了言责吗？既然尽到了言责却不说，或者没有尽到言责却不离去，这两种情况没有一种可以接受【一段话严密收束，大抵是设难文字，要使他无法逃避；前面的责难到了这里，他已经没有话可说】。阳城难道是为了俸禄而做官吗【又设两层责难】？古人说过：‘做官不是为了贫穷，但有时确实是为了贫穷，这就是所谓只为俸禄而做官的人。’这样看来，就应当辞去尊贵的职位而居于卑下，辞去富足而处在贫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如果只是做守门、打更之类的差事，那倒还可以【意思在这里收束，又由此转变主旨】。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也曾经做过管理畜牧的乘田【举小事来说明大义】，也不敢荒废自己的职守【都不能逃避责任】；一定说账目要核算准确，一定说牛羊要繁殖成长。阳城的品秩和俸禄不能说又卑下又贫穷，这是明明白白的；而他这样做，难道可以吗【不可逃避】？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阳城厌恶讥讽上级，厌恶做臣下的揭露君主的过错来成就自己的名声，因此即使进谏议论，也不让别人知道【为他作解释】。《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和好的主张，就入内告诉你的君主；然后你在外面顺从他说，这是谋略和主张，都是我君主的德行。’阳城的用心也像这样。我回答说【再次设难】：如果阳城的用心真是这样，这正是所谓糊涂。入内进谏君主，出外却不让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城所应当做的事。阳城本来是以布衣身份隐居在蓬蒿之下【层层重新起意】；主上赞赏他的品行，提拔他处在这个职位上，而官名正是以进谏为名【说明阳城的职责就在这里，并非宰相的职责】。他实在应当有所作为来奉行自己的职守，使四方和后代都知道朝廷有直言敢谏、刚正不屈的臣子，使人知道天子有不滥施赏赐、听从劝谏如流水般顺畅的美德【枝叶相生，条理纵横】；或许山林隐士听说后会仰慕，束好衣带，束起头发，愿意到宫阙之下陈述自己的言论，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盛大的美号流传无穷。如果按《尚书》所说的做，那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城所应当做的事。况且阳城这样存心，难道是要使做君主的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吗？这正是在启发他这样做【又生出一层意思】。有人说：阳城不求声名，别人却使他闻名；不求任用，君主却任用了他；他是不得已才出仕，守住自己的道而不改变【替他解释】。您为什么责备他这样深呢？我回答说【再次设难】：自古圣人贤士都不是有意求取声名和任用的【意思新颖】；他们怜悯时代不太平、百姓不得治理【一段意思从这里兴起】，得到正道后不敢只求独善其身，必定还要兼善天下。他们勤勉不懈，直到死去才停止。所以大禹经过家门而不进去，孔子的席位还没有坐暖，墨子的烟囱也没有烧黑【用事例证明这一段意思】。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安逸自得是快乐吗？实在是敬畏天命而悲悯百姓困穷。上天把贤圣的才能力量赐给人，难道只是让他自身有余而已吗？实在是想让他补救天下的不足。耳朵和眼睛对于身体来说，耳朵主管听，眼睛主管看；听辨是非，观察险易，然后身体才能安宁。圣贤，是当时人的耳目；当时的人，是圣贤的身体【原文此处有语句错乱或脱误】。况且阳城如果不贤，就应当役使自己的身体来供奉君上；如果他果真贤能，就本来应当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穷，怎么能够让自己闲暇安逸呢【这一段的意思归结在这一句】？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愿把自己所不愿承受的加给别人，又厌恶揭发别人来显示自己的正直；像您这样议论，固然正直，但岂不是有伤德行、浪费言辞吗？喜好把话说尽而招致别人的过错，这是齐国国武子被杀的原因，您难道也听说过吗【事见《左传》成公十八年】？我回答说：君子身居职位，就想着为自己的职守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想着修饰自己的言辞来阐明自己的道。我将要阐明道理，并不是为了显示正直而加罪于人。况且国武子不能得到善人，却喜欢在乱国中把话说尽，所以被杀。《左传》说：只有善人能够承受别人把话说尽，因为他听到后能够改正。您告诉我说，阳城可以算有道之士；如今他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个境界，难道阳城将来就不能成为善人吗【最后放宽一步】？○应当这样作结。○前面层层设难，到这里已经达到极点了，最后必须放宽一步，因为阳城在当时毕竟是一个贤人。大体说来，文章必须有抑扬；如果写汉唐君臣之事，首先要取其长处，然后再说其短处。先取其长处，正是从“您告诉我”以下开始。《谏官论》【王安石】

译用贤能的人治理不肖之人，用尊贵的人治理卑贱之人，这是古代的道理。所谓尊贵，是什么呢？就是公卿大夫。所谓卑贱，是什么呢？就是士人和平民。同样都是人，有的成为公卿，有的成为士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成为公卿，所以使他做士人；因为他比士人贤能，所以使他成为公卿。这就是所谓用贤能的人治理不肖之人，用尊贵的人治理卑贱之人。如今的谏官，是天子所说的士人；但对他的责任要求，却等同于天子的三公。三公对于安危、治乱、存亡等事情，无不承担责任；至于废除一项官职、办不好一件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应当进言的。因此谏官的职位在卿大夫之上，这是用尊贵来对待他。他的道德也必须配得上这个职位，这就是所谓用贤能的人。至于士人就不是这样：修治一项官职而百官的废弛，可以不参与；守住一件事情而百事的过失，可以不必发言。让他的德行相称、才干相副，然后任命他担任相应职位；遵循他的名分，守住他的本分，侍奉上级而不敢越过，这就是君臣之间的分别、上下之间的道理。如今授予他士人的职位，却用三公的责任要求他；处在士人的职位上，却承担三公的责任，这不是古代的道理。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吧！” 所谓正名，就是用来端正名分的。然而现在这样做，并不是真正的正名。自身不能端正名分，却想端正天下的名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蚳鼃担任士师，孟子说：“看起来是这样，因为他可以进言。”蚳鼃向齐王进谏而不被采用，于是辞去臣职离开。孟子说：“有言责的人，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应离去；有官守的人，不能守住自己的职守就应离去。”既然如此，有官守的人无不有言责，有言责的人无不有官守；士师向君王进谏就是这样。他进谏，大概只是依据自己的官职罢了，这才是古代的道理。古代官长之间相互规劝，百工凭借自己的技艺进谏；有谁不能进谏，就叫作不恭，因而有固定的刑罚。从公卿到百工，各自依据自己的职分进谏，那么君主同谁去做不善之事呢？如果从公卿到百工都丧失自己的职分，只为迎合上级的爱好，那么谏官不过就是天子所说的士人罢了，我没有看见他们能有什么作为。用轻微的职位来对待他，却要求他承担重大责任，这不是使臣下的道理；他接受了轻微的职位，却承担重大责任，这也不是侍奉君主的道理。不得已而这样做，像唐太宗那样，或许还可以。然而，有道而且知道天命的人，果真会认为这样可以吗？至今还没有能够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唐太宗时期，所谓谏官同宰相、辅弼一起进见，因而一言的错误、一事的过失，都能在将要发生之前加以挽救，不使诏令已经传布天下以后才去争辩【贞观时期对谏官的政务要求。王珪说：“如此如此。”太宗称善。从此宰相入内商议国家大计，必定让谏官随同进入，预先听闻政事】。君主不失去作为君主的原则，臣下不失去作为臣下的本分，这或许才接近古代。如今，上面想做什么，宰相、辅弼向上面说了什么，谏官都不能知道。等到诏令已经发出以后，才跟着去争辩。君主听从而改正，这是士人制定命令、君主听从；君主不听而事情遂行，这是臣下不能发表意见、君主以有过为耻。臣下不能发表意见，或者士人制定命令而君主听从，这两种情形都是上下相互违背、趋向否乱的势头。然而还这样做，只是因为不懂得其中的道理。等到他们反复劝说却不被采用，才知道道理不能实行，也就辨认得太晚了。有人说：“《周官》的师氏、保氏，是司徒的属官，品秩属于大夫。”回答说：“我曾听说周公做师，召公做保。”至于《周官》，我还没有学习过。《朋党论》【欧阳公】东莱批语【议论出人意外；大凡写文章的妙处，必须出人意外】臣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平实地说】；只庆幸君主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大凡君子同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小人同小人因为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解释上面的意思】。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朋党【惊人的一句话】，只有君子才有朋党【照应后文】。这是什么缘故呢？小人所喜爱的是俸禄利益，所贪图的是财货。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互相依附、结党为朋，这种朋党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便争先，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臣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成的朋党是虚假的【照应前文】。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便会志同道合、互相补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便会同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主的，只应当斥退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全篇大意，警策有力】。尧在位时，小人有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朋【这里落笔很好，少说而有力】；君子有八元、八凯十六人结为一朋【落笔很好】。舜辅佐尧，斥退四凶这些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凯这些君子的朋党【照应前文】，尧的天下于是大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过渡自然】，皋陶、后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互相称许赞美，互相推让，二十二人总共结成一个朋党【说得较多】；舜把他们全都任用，天下也大治。《尚书》说：纣有臣子亿万，却各自怀有不同的心；周有臣子三千，却只有一条心。纣的时代，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不是结成朋党了；然而纣却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名臣子结成一个大朋党，周朝却凭借他们兴盛【警策有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的名士全部抓来囚禁，称他们为党人。等到黄巾贼兴起、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把党人全都解除禁锢、释放出来，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晚年，渐渐兴起朋党的议论。到昭宗时，把朝廷的名士全部杀掉，有的投入黄河，说：“这些人是清流，可以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没有谁比得上纣；能禁止善人结成朋党，没有谁比得上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没有谁比得上唐昭宗时期。然而他们都使国家陷入混乱而灭亡。互相称美、互相推让而不自疑，没有谁比得上舜的二十二人；舜也不疑虑而把他们全部任用【这里处处防止误解，并反复提起主旨】。【仿佛是替人反过来说】然而后世并不讥笑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骗，反而称舜为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承接得好】。○前面几句说得有力，如果没有一句有力的承接，也会显得空疏。

译这就好比千钧重物而只有一根细丝，如果没有承接，腰部就折断了。下一句必须有力】周武王时代，把全国三千名臣子都举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没有超过周朝的【有力】。然而周朝凭借他们而兴盛，是因为善人虽多，却不厌弃他们。兴亡治乱的历史迹象，做君主的可以拿来借鉴了【尤其有力】。《五代史朋党论》【欧阳公】东莱批注：文忠公欧阳脩所作《五代史》，最得《春秋》的笔法。文忠公曾向胡瑗、孙复学习《春秋》，所以褒贬谨慎严正，即使司马子长也无法超过。可惜五十二年之间，全是戎狄扰乱中原，君臣关系中没有显赫到足以记载的功业。因此张子韶说：“欧公《五代史》中的议论，大多充满感慨，而且多设置疑问。感慨能够触动感情，设置疑问则能拓展意境，这就是作文的方法。” 唉！最初提出朋党之论的是谁呢？真是比作俑者还要恶劣啊！实在可以说是不仁之人！我曾到繁城，读魏受禅碑，看见汉朝群臣称颂魏国的功德，并大字书写、深深刻下碑文，还列出自己的姓名来向世人夸耀。后来又读《梁实录》，看见文蔚等人所做的事情这样，也没有一次不为此流泪。把国家和他人都拿来夸耀自己，后来竟然还做了宰相，这不是小人还有谁能做得出来？汉、唐末年，整个朝廷都是小人，那么他们的君子又在哪里呢？汉朝灭亡时，先用朋党之罪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而在朝廷中任职的全是小人，然后汉朝才随之灭亡。唐朝灭亡时，又先以朋党之罪把朝廷士人全部杀掉，剩下的人都是庸懦不肖、奸邪险恶之徒，然后唐朝才随之灭亡。想要使一个国家空虚、除掉其中的君子，必定要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必定要提出朋党之说；想要夺取国家并把它交给别人，必定要提出朋党之说。君子本来常常少犯过错，小人想给他加罪，就有些事情可以诬陷，有些事情不可诬陷，不能把所有人都牵连进去。等到想把天下所有的善人都找出来并全部除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指为朋党。所以，把亲戚故旧称为朋党可以，把交往亲密的朋友称为朋党可以，把同在宦途或学业中交往的人称为朋党可以，把门生故吏称为朋党也可以。这几类人都是同类，也都是善人。所以说：想使国家空虚、除掉其中的君子，只要用朋党的罪名来治罪，就没有人能够幸免。善人因同类而相互欣赏，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听到善行的人一定会互相称扬，称扬就被说成朋党；看见善人的人一定会互相推荐引进，推荐引进就被说成朋党。假使人们听到善行却不敢称扬，那么君主的耳朵就听不到臣下有善人；看见善人却不敢推荐，那么君主的眼睛就看不到善人。善人日益远离，小人日益进用，那么做君主的就会茫然无措，谁同他谋划治理安定的办法呢？所以说：想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必定要使用朋党之说。只要有一个君子存在，群小人虽然众多，也一定有所顾忌，有些事情不敢做；只有把国家弄得空空荡荡、没有君子之后，小人才会放纵心意而无所不为，汉、魏、唐、梁之间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说：能够夺取国家并把它交给别人，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君子；使国家空虚而没有君子，是因为用朋党的罪名把他们除掉了。唉！朋党之说，君主难道可以不加以察辨吗？

译《传》中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续朋党论》【苏东坡】欧阳子说：“小人想使别人的国家空虚，必定要提出朋党之说。”唉！国家将要灭亡，这就是征兆吗？灾祸没有比权力转移到别人手中更大的，君主没有比国家形成朋党更危险的。形成朋党就必然争斗，争斗则小人必然取胜，而权力也就归于小人，君主怎么能不危险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君子用道义侍奉君主，君主必定敬重他却疏远他；小人只顺从君主的话，从不违背君主，君主必定亲近狎昵他。疏远的人容易被离间，亲近的人却难以离散。而君子不得志，就奉身退隐，以乐道为乐，不再做官；小人不得志，就侥幸求得再次起用，只想着报复怨恨，这就是他们必然取胜的原因。我曾经这样论说过：君子像嘉禾，培植起来非常困难，除掉却很容易；小人像恶草，不种也会生长，除掉后又会繁茂。世上从来没有不除掉小人而能得到治理的。然而除掉小人最困难，排斥其中一个，援救他的人就很多；想把同类全部除掉，众人的怨恨又会很深。小人中地位低的重新被起用，就会放纵威势；地位高的得志，就会窃取国家，善人因此被一扫而空，世上的君主也为之屏息。譬如斩蛇却没有斩断，刺虎却没有刺死，那么它们伤害人的数量只会更多。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孙就是这样。齐、鲁掌权办事的人，没有不是田氏、季孙的党羽。历数君主都没有忘记诛灭他们，然而最后简公被弑，昭公、哀公失去了国家【见《左传》及《史记·世家》】。小人的朋党难以铲除，就是这样。汉代党锢之狱【《后汉书·党锢传》】、唐代白马之祸【《五代史·唐六臣传序》有相关记载，又见《李振传》】中，忠臣义士被斥逐杀害，一个也没有剩下。君子的朋党容易被消灭，也就是这样。假使当世君主知道容易被消灭的君子朋党值得警戒，知道难以铲除的小人朋党值得畏惧，那么政治就可以有所好转了。况且君子在世上本来没有这样多，小人在世上也没有这样多。凡是有才智、锐意追求功名而热衷进取的人，不过是随着所任用的对象而变化罢了。孔子说：“仁者安于仁，智者以仁为利。”他们未必都是君子。冉有跟随孔子，就成为门人中的优秀者；跟随季氏，就成为聚敛财货的臣子。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假如没有参与王叔文的朋党【见《柳宗元传》《刘禹锡传》】，凭他们的高才绝学，也足以成为唐朝的名臣。过去栾怀子在晋国获罪，他的党羽都出奔了。乐王鲋对范宣子说：“何不召回州绰、邢蒯？他们都是勇士。”范宣子说：“他们是栾氏的勇士，我召回他们又有什么收获？”王鲋说：“您如果把他们当作栾氏的人，他们也就是您的勇士了【《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唉！范宣子早听从乐王鲋的话，难道只是得到两个勇士而已吗？又怎么会发生曲沃之变呢【《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我认为治理之道，只在于去除过分严重的部分罢了。假如贬黜首恶而赦免其余，使有才能的人不失去富贵，无才的人也没有理由怀恨，那么将会忙于让他们为我所用，哪里还会有需要报复的怨恨呢？人之所以成为盗贼，只是因为衣食不足罢了。农夫和市民，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盗贼？而衣食已经充足，盗贼难道就没有可能重新成为农夫和市民吗？所以，善于除盗的人，是打开他们获得衣食的门路，使他们恢复本业；善于除掉小人的人，是用富贵的道路诱导他们，使他们瓦解朋党。凭借力量取得威势、压倒别人，往往没有不反过来被对方吞噬的。过去曹参治理齐国时说：“谨慎，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监狱和市场是奸人容身的地方【《曹参传》】。”懂得这个道理，也差不多可以达到善治了。奸邪当然不可让它滋长，却也不能完全没有容身之处。假如奸邪无处容身，君子难道有长久安定的办法吗？牛党、李党遍布天下，而李德裕凭一己之力，想穷尽其同类并把他们全部置于死地，这就是他很快遭受仇人祸害的原因【《李德裕传》】。奸臣重新炽盛，忠义更加衰败。凭借力量取得威势、压倒别人，果然不可以吗？我因此续写欧阳子的论说，作为对君子和小人的警戒。《古文集成》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三十四，宋王霆震编，前戊集四

译论 《廉论》【筼窗】廉洁，是官吏的元气；其他才能则是枝干。枝干强而元气弱，那么所谓强盛也不足以建立福泽，反而只会招来祸患。如今有人本来平庸鄙陋、拘谨琐碎，没有显赫的名声，却能够免于诽谤的聚集，这是因为他廉洁。也有人办理政务才能突出、机敏聪慧、才智出众，却为君子所不能宽恕，这是因为他贪婪。贪婪不如廉洁，这确实是这样。然而，廉洁是官吏的常态。假如贪得无厌、嗜好利益，像渔猎一样，那么还算什么官吏呢？这样看来，廉洁本来还不值得特别惊异。可是如今天下，看见能干的官吏并不十分挂在嘴上，看见廉洁的官吏却把他当作景星、凤凰，争相欣喜庆幸、羡慕赞叹；把廉洁看得如此奇异，难道常态足以成为奇异吗？奇异大概是由稀少产生的。天下人都廉洁，贪婪的人就显得奇异；天下人都贪婪，廉洁的人就显得奇异。唉！治理天下竟到了使廉洁成为奇异的地步，也实在令人深深叹息。正因为这样，所以小人便说：“处在贪婪的时代，我可以饱享贪婪所得的利益，挖尽我的溪流和沟壑，只求得到更多罢了。”于是更加贪婪。中等资质的人说：“我和他们是姻亲朋党，所以彼此相同。他们都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呢？”于是也只是随波逐流、同世俗一道罢了。于是更加贪婪。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则说：“他是他，我是我。他虽然浑浊而我清白，他虽然污秽而我洁净。”等到清白不能胜过浑浊，就被浑浊者猜忌；洁净不能胜过污秽，就被污秽者嫉恨。猜忌嫉恨之心一产生，彼此就夸张造作，形成怨恨。怨恨不停止，辱骂和攻击也就跟着而来。一个人或两个人承受千百人的辱骂和攻击，也有无法忍受的时候。因此内心虽然不贪婪，却也不能安然地坚持廉洁。唉！小人不值得责备，中等人难以深责，中等以上的人本来值得欣喜，却也不能安然地行廉洁之道。廉洁的官吏难以得到，就是这样。有人说：天下本来有这样的人，受到猜忌却不因此沮丧，遭到嫉恨却不因此困顿，受到辱骂和攻击却不因此挫败、不改变，难道会因为不能安然行事便停止前行吗？只是这样的人不多见罢了。然而我有一番说法：应当廉洁却不廉洁，是贪婪；不应当廉洁却偏要廉洁，也是贪婪。应当廉洁却不廉洁，是贪图利益；不应当廉洁却偏要廉洁，是贪图名声。他们成为贪婪者的原因不同，但都不能免于议论。世上的君子，本来有人以清苦憔悴自命，把不沾染世俗看作高尚，把不爱俸禄供养看作高洁，把断绝人事交往看作介正；这固然是廉洁，却不是用来教导天下的方法。那么将怎么办呢？答道：如果不合乎道义，即使一箪食也不能从别人那里接受；如果合乎道义，那么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认为过分。我从孟子那里听到的就是这样。于是作《论廉》。《去能论》【程大昌】最大的才能在于无所专能，而有所专能便处于下等；最大的名声在于不可名状，而能够命名的就属于较小。专门表现为某一方面的才能，是偏于一端，所以容易看见；融会于整体而无所显露的才能，则没有人能窥见它的全貌。谁能懂得偏才与全才的区别，并拥有不可名状的才能，谁就懂得宰相的体统吧？天子的臣子，一职一事，等级越高，职掌越多；唯独宰相没有专职。天下的才士，明察可以断狱，文才可以主持典礼，勇武而且仁厚，可以担任司寇、司马，却没有听说擅长某一方面的人可以担任宰相。正因为没有专职，所以没有什么事务不负责；正因为没有专长，所以没有什么长处不具备。这就是他的才能高出天下之人、独自统制全局的地方吗？现在，元气分散时，得到它温暖的一面，万物凭借它生长；得到它凄清严肃的一面，万物凭借它成熟。这确实是才能。但它正把四时之气含藏在尚未显现的状态中，想要同时使万物生长并成熟，可能吗？只会使春天生长，谁来开启秋天？只会使秋天成熟，谁来发动春天？只有处在不生不成之外，才能不断使万物生长而自己不专主生长，使万物成熟而自己不专主成熟。这就是无能之能，而不是有所专能之能。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谈论最大的才能了。《尚书》说：“如果有一位臣子，专一诚实，没有其他技能；他的心宽舒安和，仿佛有容纳一切的气度。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才能一样。”正因为他自己没有专门技能，所以凡是有技能的人，他都能容纳，也都能任用。假如对方凭借他的技能，而我也凭借我的技能，那么我和他便都只是局限于某种具体事物，难道还能凭此提高彼此的才能、裁量品评长短并加以运用吗？所以，任用有技能的人，自己不可有专门技能，并不是禁止自己拥有技能，也不是不能容纳技能，而是不应当有专门偏长。过去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唐朝，唐太宗平定祸乱，他们不谈自己的功劳；王珪、魏征善于进谏，房玄龄、杜如晦便谦让他们的直言；李靖、李勣善于用兵，房玄龄、杜如晦便用文治来辅助他们。从表面事迹看，房、杜似乎也没有什么才能。君主平定乱事而我不标榜功劳，别人善于进谏而我不标榜直言，别人善于用兵而我不具备武略。把这几方面合起来，似乎全都没有；然而公议却认为他们贤能。为什么贤能？是贤在不专一而能兼备，不偏于一端而能全面，得到了宰相的体统。假使房、杜也计较自己的功劳，那么用文治来辅助武功，谁来筹划治理呢？假使房、杜亲自行使直言，那么王珪、魏征的直谏，必定不能相互谦让。正因为他们处在无所专能的位置，所以能够使自己隐没在无形无迹之中。所谓辅佐宰相，弥补缝合，把功用隐藏起来，使众人沿着正确道路行进却不知道，这才是房、杜最大的才能吧？《冗官论》【杨诚斋】任用官员，宁可让事务超过人员，不要让人员超过事务；宁可因为恩典而弃置人员，不要因为人员而废弃恩典。先王之时，一件事设一名官员；不只是一个事务一名官员，有时还有一名官员承担几件事务。用一名官员承担几件事务，这就叫事务超过人员。事务超过人员，所以任官的人每天没有多余的闲暇，身体没有多余的精力，心中没有多余的思虑。没有多余的思虑便明察，没有多余的精力便精干，没有多余的闲暇便不懈怠。精明而不懈怠，那么一个人的力量虽无余剩，治理百事却绰绰有余，何况承担几件事务呢？如今却不是这样，一名官员由几个人担任，一件事务由几个人办理。几个人担任一名官员，就不竞相为公，而竞相为私；几个人办理一件事务，就只承受功劳，而不承担责任。甲说：“我的官职是正式的，他的是增设的。”乙说：“官职没有不同，事务也没有不同，我有什么增设，你凭什么正式？”到了事务缺失而无人办理、百姓不高兴而发出怨言时，上级追究责任，他们都说：“不是我的事。”那么责任究竟由谁承担？这就是人员超过事务的弊病。先王之时，任官在考察才能之后，发放俸禄则必在职位确定之后。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就是没有才能便不能做官；

译根据职位确定俸禄，就是俸禄不会给没有职位的人。没有才能不能做官，那么天下想做官的人就不会投机求官，而会趋向于求取才能；俸禄不给没有职位的人，那么天下求取俸禄的人就不会冒然追逐俸禄，而会谋求建立功业以取得职位。这样，可能有有才而未做官、有所建树却没有职位的人；却没有无才而做官、没有建树而居位的人。那么俸禄作为俸禄，谁能够盗取它而白白吃闲饭呢？这就是宁可因为恩典而弃置人员。如今却不是这样，人员有余而官职不足，于是出现没有官职却增设官职；官职有余而职位不足，于是出现没有职位却制定俸禄。既然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官、有这样的职位，却给他俸禄，大概会说：“您这样的士大夫辛勤劳苦，不可以不让您吃饭。”如今面对没有百姓的地方，不治理事务，却创设空虚的名目，给他职位，发给他俸禄，这难道不是弃置恩典吗？这就是因为人员而废弃恩典的弊病。过去尧、舜在上，禹、皋陶、防风、龙在下，事务为什么那么多而人员却这么少？一天之内有万般事务，难道事务还不多吗？而皋陶一个人，明察刑罚由他负责，辅助教化由他负责，制御蛮夷由他负责，治理寇贼由他负责。刑罚、教化、蛮夷、寇贼，这些难道是小事吗？列举几件大事而由一个士师的官职兼任，几件事务就如同一件事务，大事也如同小事。那么天下的官职有低于士师的，天下的事务有小于这几件的，难道还会有人员超过事务的情况吗？三代的士人，大概有因贫穷而做禄仕的，也有因残疾而接受国家供养的。守门击柝、管理田地、担任仓库小吏，这些是贫穷而做禄仕的。然而士人虽然做禄仕，如果不能守门击柝、不能管理田地、不能担任仓库小吏，那么俸禄还会给他吗？不会；一定是有职务并且有功劳。盲人在乐官中领取俸禄，跛者在宫门任职而领取俸禄，这是因残疾而由国家供养。然而人虽然领取俸禄，如果不能奏乐、不能守门，那么俸禄还会给他吗？不会；一定是有事务并且有劳绩。当时的俸禄，难道有因人员而废弃恩典的吗？古今的官职，大概没有比今天更冗滥的了。祖宗的制度，每一路只有监司、提举、转运等官而已。今天在提举、转运之外，又有提盐茶、常平等官。郡中有固定的赋税，赋税有固定的收入，只要增加运送钱粮的官员就足够了，不可以没有主管官。由一名转运使统领就足够了，如今却有使、副，又有判官。小郡掌管兵马的官员竟多至五六人，却共同担任同一职务。小县征税的官员多至二三人，却共同办理一件事务。人员超过事务，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老氏的宫观、岳灵的祠庙，大多设置官员来管理。从宰执、侍从中被贬斥的、告老还乡的，以及一般官员中一命以上而贫穷、懒惰、寄居闲处的人，尊贵的就为他们设置使、提领，卑下的就设置主管、监。这是什么职务？这个职务办理什么事务？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政事的利弊，他们都不知道；然而一天不给他们俸禄就要怨恨。问他们，就说：“我是奉祠官。”这样的人有成百上千。国家怎么能不因此贫困，百姓怎么能不因此受苦？因为人员而废弃恩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楚国有个不善于耕种的人，担心踩踏自己种下的庄稼，使它们不能生长，于是让几个人抬着轿子，自己坐在轿子上播种，以为想出了好办法。后来邻田的稻子已经生长，而自己的稻子却没有生长。这个楚人不是不知道爱护稻子，只是爱护的方法不对。他只想到自己没有踩踏庄稼，却忘了抬轿子的几个人踩踏得更厉害。设置官员本来是为了百姓，担心一个官员治理不好，便让几个人共同治理一个官职，岂不是有许多人反而踩踏我们的百姓吗？人如果毁坏瓦片、涂抹墙壁来取得食物，那么供人吃饭的人和接受供养的人都会一同受到嘲笑。制定俸禄，是为了供养有功劳的人；如今士大夫没有职位，却创设奉祠这种空虚的职位来给他们俸禄，难道不与毁瓦画墁的人相类似吗？臣希望朝廷痛下决心革除这种弊病：每一路的监司只设置提举、转运一类的职务，转运官只设一员；把盐茶事务分开归属刑部，把常平事务全部归于漕司，这样监司的冗员就可以减少。大郡的兵官不超过两人，小郡则只设一人；大县征税，设置一名官员，小县则由县令、县丞兼任。至于幕职，有签书又有判官的，簿、尉中可以合并裁省的，就保留一个、废除一个，这样州县的冗员就可以减少。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员不超过事务。先严格实行任子、试吏的法令，每三年考试一次，补授官吏不超过五百人，那么来任官的人会逐渐减少，官署也会渐渐清明。然后趁着清明之势，除掉那些领取空俸的人，所谓祠禄一概罢除。这样或许可以不因人员而废弃恩典。唉！不能控制人员的来路，就不要嫌人员太多；不能遣散多余人员，就不要嫌官职冗滥。前面的主张得以实行，就能控制人员的来路并遣散多余人员。控制、遣散之后，再除掉冗员，那么天下的冗官就可以全部除去，而天下人或许都不会察觉。即使察觉了，也不会察觉吗？即使怨恨了，难道还能够得到怨恨吗？《备官论》【程大昌】一个时代的兴盛，必定根据治理事务的繁简来确定；设置官职的制度，多少一定，后世便沿袭它。人员和官额不能不相称。人员多于官额，就是冗员；人员不能充满职位，就是缺额。冗员不对，缺额也不对，只有相称才可以。唐虞设置官职一百，周人增加到三百六十，官额多少本来有固定制度。如果官额只有一百，却安排三百六十人，那么人员就无处容纳；如果官额已经是三百六十，却只安排一百人，那么事务就无人负责。所以冗员和缺额，造成的过失是相同的。《尚书》说：“兢兢业业，一天两天之内有万般事务，不要使众官空缺，上天的事业要由人来代行。”所谓空缺，就是缺额。一天两天之内事务有万般，是上天把事情托付给君主，君主又把它交给臣下去做。一官空缺，一件事务就会废弛；空缺的官多了，废弛的事务便不可胜言。所以在上至朝廷的官职中，治理大事的总官列为九官。这九官，就像人的耳目、口手一样，彼此相需、共同发挥作用，然后才成为完整的人。世上哪里有只看却不听、只说却不做的人呢？因此贵在官职完备。九官的设置，除了百揆以外，掌管礼制的不兼管典乐，掌管虞事的不兼任纳言；人人各有官职，官职各有掌管的事务，彼此不相混杂。

译有夷却没有防，韶乐的音调必定有所亏缺；有益却没有龙，百姓的言论就不能上达。九官各有职掌，哪一个可以空缺呢？唉！以舜为君、禹为宰相，官职的定额尚且不能缺少，难道说后世可以缺官吗？如果认为可以缺官，那么把官额一并裁省下来留给后世就是了；如果官额不能裁省，却只让职位空缺，我恐怕上天的事业将无人代行。《诗经》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又说：“只有仲山甫，爱惜他的人没有谁能帮助他。”只听说以士人众多为夸耀，没听说以士人少为美好；只听说无人帮助令人叹息，没听说帮助太多会成为负担。况且天下的事务，还有尤其不可行的情形。人的智慧思虑虽然禀赋不同，但精力总是有限。一个人尽心治理一县，早出晚归，最多只能胜任百里之地的政务；而担任内史、振举职事的人，也要经过累旬的考察审核，之后发布的诏令才不会彼此抵触。如果官职空缺、事务丛集，却只让一个人兼任，那么他的智力用尽之后，就只能苟且应付了。唉！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孔子说：“修整废弛的官职，四方的政事就会得以推行。”官职是政事所寄托的地方。官职废弛而不修整，政事就会坠落而无所寄托。所以废弛的官职尚且应当修整，以推行政事，哪里有已经设置官职却没有人员，坐视官职空缺而不替它考虑的道理呢？《吏论》【止斋】过去，秦国走向灭亡的原因不止一个，而它之所以灭亡得这样迅速，是因为官吏不肖。我看秦始皇初年，鄙弃三代的封建制度，它的弊病发展到战国时期，诸侯彼此依附、相互牵制，使王室日益困窘，所以铲平城邑，改行郡县制，他的谋虑确实长远。后来天下的官吏习染嬴氏的暴虐，砍杀、割剥，把百姓看作草芥而残害他们，又加重头会之税和闾左的徭役；再加上阿房宫、骊山的土木劳役。当时的官吏，不是残忍地侵夺百姓、使百姓痛苦来迎合君主，就是贪婪卑劣、幸灾乐祸、不得志而胡作非为的人。于是百姓中想要灭亡秦国的，十户里有八九户。关东豪杰挥袖而起，一声呼喊便得到响应，像鸟兽奋起、鱼鳞般聚集，合力倾覆秦族的人不可胜数。乌合之众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大多是郡县杀死守令、县邑俘获县令来响应他们；否则，就是官吏为保全自己，带着土地向敌人行贿，以换取一时的性命；再不然，就是游说之士卖弄三寸之舌，传布檄文便使人纷纷倒向他们。又有谁替秦国守卫呢？其中也有党附秦国的恶行、不肯立即屈身为臣妾的人，如三川郡守由，南阳郡守齮，泗川郡守壮；他们也只是驱赶那些将要溃散的百姓，急急地鞭打他们、强迫他们作战；即使没有战败而尸横遍地，最后也不过成为投降的俘虏罢了，又怎么能挽救秦国的灭亡呢？秦国凭借虎狼般吞噬的强大力量，逐尺进攻、逐寸夺取，吞并了天下。一旦发生变故，三十六郡都成了无人之地。子婴的席子还没有坐暖，天下就归于汉朝，为什么呢？秦国百姓的忧患，平日并不涉及官吏。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把它视为常态而不加忧虑更大的；凡是这种祸患，都是将来无法支撑的。况且天下不可能由一个人守卫，划分疆域、分割土地，环绕居处、布置防卫的，都是官吏。官吏不肖，君主将依靠谁呢？然而朝廷之上，正忧虑财物不充足、军队不强大，把这些当作大患。至于守令奸邪，百姓哭号申诉，诉状相接，却一概置之不理；严重的不过罢免，次一等的便收受贿赂让他免罪。拖延年月，百姓的冤血还没有干，赦免官吏的文书又因恩典而下达。更严重的，甚至公卿大夫中贪婪苟且、冗滥耗费、以不能胜任闻名的人，也只是剥夺符信、降职调任。唉！没想到本应养育百姓的职位，竟成了逐臣聚集的渊薮。具有秦朝的弊病，却幸好没有秦朝的动乱，实在可怕啊！可怕啊！《循吏论》【东莱】风俗的变化，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道盛行，风俗就随之兴盛；道衰败，风俗就随之败坏。哪里曾有古今的不同呢？过去浅陋的儒者认为，风俗由淳厚变得浅薄，就像人由年少走向衰老。古代风俗淳厚，如同人正处于少年；如今风俗浅薄，如同人已经衰老。浅薄不能重新变得淳厚，就像衰老不能重新变为年少。唉！他们为什么这样不加思考呢？如果认为三皇时代的风俗淳厚，那么黄帝末年为什么会有蚩尤之乱？如果认为五帝时代的风俗淳厚，那么帝舜时期为什么会有三苗之乱？如果认为三王时代的风俗淳厚，那么夏、商末年为什么会有桀、纣之乱？蚩尤之乱与项羽之乱并没有不同。乱事平定之后，风俗出现厚薄差异，不是秦朝百姓不如古代，只是高帝不如黄帝罢了。三苗之乱与七国之乱并没有不同。乱事平定之后，风俗出现厚薄差异，不是汉朝百姓不如古代，只是景帝不如大舜罢了。桀、纣之乱与隋炀帝之乱并没有不同。乱事平定之后，风俗出现厚薄差异，不是隋朝百姓不如古代，只是太宗不如汤、武罢了。自古到今，人们同样头顶一片天，同样脚踏一块地，同样禀赋一种性情。日月没有改变，耳、目、鼻、口也没有改变，风俗为什么反而不如古代呢？魏郑公说得好：“五帝、三王并不是更换百姓，而是施行教化；实行帝道就成为帝，实行王道就成为王，只看所实行的究竟怎么样罢了。”如果人逐渐变得浇薄诡诈，不能再返回淳朴，那么如今即使成了鬼魅，哪里还能够教化呢？我曾考察韩延寿治理颍川的事迹，因而更加相信风俗从来没有不如古代的。颍川承受战国以来、秦朝孤立统治的弊病，礼乐废弛，异端竞相兴起，世人把古代先王教化百姓的方法当作陈腐可笑。贤明如高帝，竟说：“用马背取得天下，何必学习《诗》《书》？”贤明如文帝，竟说：“把事情说得浅近些，不要有太高深的议论。”贤明如宣帝，竟说：“汉家自有制度，本来就是把王道和霸道杂用。”君臣上下都共同趋向于刑名、法律、簿书、期限防禁之间，再没有长远谋略。只有韩延寿面对颍川赵广汉以来互相告发的风俗，独能把世人所讥笑为陈腐迂阔的东西，一件件推行起来。百姓遵守并采用他的教化，甚至卖假货的人也把假货丢弃在市场上。他后来治理东都冯翊，也像治理颍川一样，处处传来朗朗的弦歌诵读声，处处呈现肃穆恭敬的礼仪容态，差不多可以达到古代的治理了。说风俗不能恢复古代，究竟根据是什么呢？

译大体说来，后世的祸患来自把古代看得太高、把自己看得太低。只因把古代看得太高，所以自我怀疑而不敢去做；只因把自己看得太低，所以自我放弃而不再去做，却不知道三代虽然久远，它的道理始终存在，只要能够完全实行其中的道理，又有什么遥远可言呢？所以万石君居家时，子孙闲居，都安详恭敬，这是一个家庭中的三代；王烈居住乡里，争讼的人望见他的住宅便回头离去，这是一个乡里的三代；鲁恭治理中牟，儿童不捕取乳哺小雉，这是一个县邑的三代。韩延寿治理颍川，难道不也是一个郡的三代吗？据此而论，古代的风俗未必淳厚，今天的风俗未必浅薄；古代未必容易实行，今天未必难以实行，只在于是否实行罢了，怎么能认为古代正确而非难今世呢？《古文集成》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三十五。宋。王霆震。编，前戊集五。论 《维民论》【屏山】古代没有能够自行巩固的国家，君主有维系百姓的办法。国家的广大，如同人的形体和精神。君主好比气，百姓好比神。气与神相互资助，形体才得以生成；君主与百姓相互资助，国家才得以巩固。相互资助的办法，必须先有给予。精神给予气，气才给予精神；君主给予百姓，百姓才给予君主。上位者是下位者的倡导者，根本却不会依附枝末。百姓惊恐、动乱、离散，是给予百姓者的过错；元气乖戾、离散，是调养元气者的过错。因此，精神保存元气，元气就旺盛而形体充实；君主维系百姓，百姓就归附而国家巩固。民心变化无常，实在厉害啊！它渐渐向下归附，又浩浩荡荡地突然离去。百姓归附或离弃的端倪，最难察知。自古以来，观察朝廷政令，体察百姓内心，有几个要领。政令苛刻吗？刑罚残酷吗？赋税沉重吗？徭役频繁吗？有这四种情况，百姓一定不快乐。他们的生活还不必等到听见怨叹的声音、看见皱眉的神色，即使当时天下安定，百姓也一定会背叛。没有这四种情况，即使时局艰难，百姓也一定会归附。不必到闾巷中访问鳏夫寡妇，就知道他们一定乐于生活了。百姓是否乐于生活，难道还要到处拘谨细密地察看吗？大概不快乐的情绪郁结在胸中，也不能自己控制。怨恨积累起来就成为愤怒。怨恨和愤怒的心情积蓄而没有发作，比敌国的兵戈更严重，比天灾造成的水旱更厉害。虽然看不见它的形状，却没有人不警惧。百姓把上位者当作仇敌一样憎恨，只等待出现裂隙，便同他一起灭亡。然而在上位的人却正安然自得地安抚他们，说：“这是我的赤子。”这就像树木内部已经被蛀空，鱼从腹中腐烂，一旦破裂毁坏，怎么能够支撑呢？民心无常到了如此地步，归附或离弃的端倪难以察知到了如此地步。所以拥有国家的人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不敢自以为安，思考用什么办法维系百姓。自古到今，天下百姓一定有所归属。尧、舜的百姓，是禹维系他们；桀解除了这种维系，所以夏朝灭亡。商朝的百姓，是文王、武王维系他们；幽王、厉王解除了这种维系，所以周朝灭亡。自秦、汉以来，有时解除，有时维系，治乱兴亡循环不止。我宋统御十位圣君，虽然武略文经、治国之道各不相同，总的说来都以宽厚为治。仁宗的仁德达到极点，三代以来只有他一人而已。他的笑语都成为恩惠，咳唾都成为恩泽，熏陶浸润四十多年，用来维系百姓的办法已经尽善尽美。所以金人兴起，其暴虐超过刘聪、石勒、石敬瑭；靖康的奇祸，同永嘉、开运年间的惨酷相同，然而人心仍拥戴宋朝，虽有动乱而不离弃。主上能够中兴，实在是理所当然的。我私下想到南渡以来，国运艰难，皇帝内心忧郁焦虑，凡是下诏询问的、颁布诏令的，都把勤勉体恤百姓放在首位，难道不是鉴戒古代的治国之道、继承祖宗留下的恩泽，以求得安定吗？我曾考察维系百姓的四种说法：政令苛刻，没有；刑罚残酷，没有；徭役一类，没有；只有赋税一项不能轻视。况且今天国家并不是有额外横征和浮费，只是因为军旅兴起，资财用度一天也不能缺少。有关部门奉行办理没有办法，费用因而增多、事务因而繁杂，所以在常税之外，每月有桩积之钱，每年有籴买之费；有明收的耗费，有暗中的耗费；有带科，有折科；有和买，有预借。这些事情如同市场上购买庚良，如同买卖盐茶，如同卖僧、鬻爵，如同制造铠甲、修造船只。细小到皮、角、竹、木一类，也都从百姓那里征取，名义上说是和买，实际上是强行估价；名义上说是借取，实际上并不偿还。让受到创伤的百姓供给如此繁多的赋税，难道容易支撑吗？要使衰弱的百姓得到凉爽、解除暑热，必定有办法。幸而边境烽火暂时停息，战事稍稍宽缓，应当谋划研究，救活困苦的百姓，养活残存的民众，以成就安康富足的治理。唉！寻找民间疾苦必须真正解决疾苦，施加恩惠不能流于虚名，维系百姓的办法，首要是减轻赋税。《民事论》【林之奇】周成王以前，百姓生活在世上，他们的命运由君主决定；周成王以后，百姓生活在世上，他们的命运由上天决定吗？命运由君主决定，那么百姓赖以生活的一切都属于君主应行之道；命运由上天决定，那么百姓赖以生活的一切都只是命数。上天并不是只把一切交给命数；如果完全归于天命，就不能不说是命数中还参杂着人的作用，这才是所谓道。命数是在偶然的情形中运行，道则是其中必然的道理。上天爱护百姓，难道可以说不仁慈吗？一年丰收，一年歉收；有水灾，有旱灾；有蝗虫，有螟虫；仁德有时不能施行，说这是命数可以，说这是道则不可以。丰收时仁德得到施行，歉收时仁德也得到施行，水灾、旱灾、蝗虫、螟虫都不能损害我们的仁德，这一定是道在其中运行。只有道，才能在命数达不到的地方加以补救；上天设置君主，正是为了这个。治理天下的人如果把百姓的命运完全交给上天，岂不是失掉了上天赋予的职责、亏损了上天的道吗？唉！三代已经过去，百姓把命运交给上天，已经很久了。是认为法令不好吗？从来不是没有好的法令。是认为官吏不贤吗？从来不是没有贤能的官吏。法令良善，官吏贤能，百姓本应没有不受到恩惠的。法令确实良善，官吏确实贤能，可是百姓受到的恩惠却很少，这种积累的弊病，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尧、汤只是恰好遭逢一时的水旱灾害，当然不能使上天不再发生水灾旱灾，却能够使百姓不至于面有菜色。成周时代的天下，也不是侥幸没有水旱灾害，而是水旱灾害必定不能使它忧困。尧、汤的时代离我们太远了，我无法详细了解他们的政事。周朝设有司徒掌管救荒政务，有遗人掌管储积物资，有廪人、仓人预先掌管迁移灾民、发放粮食的政务；所谓良法，完全可以分条叙述。自从李悝创立平粜的防备制度以后，它的后代便发展成常平制度；这种制度起于中丞刘寿昌，宣帝信任并采用了它，后来东都永平年间、西晋泰始年间，都急切地推行这种防备。义仓这一制度，根源于北齐，条理化于隋，扩展于唐；天下便以这两种制度作为防备。我认为，天下本来可以成为尧、汤时代那样的天下，只是百姓已经不是尧、汤时代的百姓了。有人说：法制还没有建立，当然应当讨论法制；法制已经建立了，没有人便无法施行。像常平、义仓这样的制度，是先王最美好的用意，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们；难道只是因为执行它们的人不足以推行这些法制吗？然而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能之人。考察史籍，打开河内仓库发放粮食，难道没有汲黯吗？打开张掖仓库，难道没有第五访吗？以仓曹的身份发放州中粮食，难道没有韩思复的事迹吗？以一个县尉的身份发放县中粮食，难道没有员半千的事迹吗？

译散发富裕人家的积聚，来填饱贫民的肚子，像王起这一类人，又不知有多少呢？他们都把救济百姓视为自己的责任，在法制之外主动施政；何况还有良法可以遵守，像这样的人，难道不能把恩泽充分施加给下层百姓吗？君主，就是制定法令、任用人才，以此辅佐上天治理天下的人。法令既然良好，官吏既然贤能，而恩惠却不能到达百姓，那么百姓的性命最终仍然只是受制于人罢了。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回答说：这种弊病本来就有它的来由，而法制同样不能免除这种弊病，难怪它不足以完全依靠。我曾经仔细思考过：法令虽然良好，也只能举出大纲；官吏虽然贤能，也不过是在绝无贤能的情况下才显得可贵。君主之所以尊贵，在于能够用治道控制各种事务，使一件事也不至于有所不足；如果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怎么能说百姓的性命果真是由上天决定的呢？还有什么可疑惑的？成周时代的百姓，住在井邑里，各有自己的私产，尚且能够使他们彼此周济、互相救助；因而向他们征集物资作为储积，那么征集必定均平；因而把物资发放作为赈济，那么发放必定公平。后世君主治理百姓的方法，能够像古代那样吗？正因为它同古代不同，于是有按田亩计算、分科征敛的弊病，有任意加重或减轻的弊病；等到发放粮食时，又有远近不均的弊病，有奸民欺骗诬告的弊病，胥吏乘机钻空子，弊病几乎多得无法穷尽。至于县官把粮食转移去充作其他费用，那更不必说了。只要得到贤能的官吏来实行这些制度，百种弊病便都会平息。可是如今任用人才的情况，本来不应有愧于古代，却远远比不上古代。古代，在国都之中从五家组成一比，直到五州组成一乡；郊野之中从五家组成一邻，直到五县组成一遂。教化每日逐渐浸润人心，然后选拔其中有才能、贤德的人，回来治理政令。所谓比、邻，其长官所治理的不过五家，犹如今天执掌低贱差役的人罢了；也一定要有下士来承担这项责任。后世选取人才混杂于各种杂流之中，任用人才又拘泥于资格，贤能与不肖之人混杂于天下。唉！百姓有幸遇到丰年，是上天的恩赐；又有幸遇到清明的时代，是上天的恩赐；又有幸遇到贤能的官吏，也还是上天的恩赐。上天所不能做到的，难道还能有什么办法吗？统治天下的君主，如果确实知道百姓的性命应当由自己掌握，而不任凭上天，那么在朝廷调和治理天下，即使召来祥和之气，使水旱灾害不发生，也是可以做到的。何况水旱灾害的变化，难道还能困扰我的百姓吗？《论民》【陈止斋】天下的事情，有显现出可怕形势的，容易谋划；没有显现出可怕形态的，难以察觉。容易谋划的也容易应对，难以察觉的必定难以支撑。因此，明智的君主不害怕正在强盛的敌国，却深深害怕还没有显露裂隙的民心。民心动摇，所造成的惨祸比敌国的变乱更严重。它变化得越迟，祸患越大；祸患发生在内部，就必定无法再挽回。古代有敬畏百姓的君主，所以没有形成真正可怕的百姓。后世君主习惯于认为百姓不足畏惧，于是百姓最可怕的一面开始显现在天下。唉！百姓一旦发展到显露可怕之处，也就来不及挽救了。秦国的先世，大概只是七国之一。从孝公到庄襄王，频繁耕作、竭力作战，逐步吞食诸侯的土地，历经七代，最终在始皇手中兼并天下。唉，也真是艰难啊！始皇只知道天下统一很难，而他的祸患在于六国。所以他毁掉六国的社稷，分割六国的土地，并设置守令来守卫它们，以断绝内部争斗的祸端。中原已经不足忧虑，但使他担忧的还有四夷。于是设置桂林郡，修筑碛石城，扼制百粤，又把匈奴排斥到千里之外。始皇的心中，自以为天下全都没有可忧虑的事情，足以安闲地放纵心志，拱手坐视于崤山、函谷关之上，以为海内将安宁万世。却不知道天下最可怕的力量，潜伏在大泽中的士卒里，隐藏在钜鹿的盗贼中，而他们窥伺、观察、伺机而动的势头，已经遍布山西、江东。一声呼喊便群起响应，百姓像云一样聚集。即使邯郸有百万军队，从高处倾泻而下，函谷关以东的土地也已经在灞上刘季那里停驻归服了。唉！秦国经过七代才灭亡，六国的百姓却只用了几个月便使它灭亡。秦国凭借秦国的强大，竟不能抵挡百姓的弱小。天下真正可怕的东西，究竟在哪里呢？君主不得已而动用百姓，使他们去同敌国作战，难道可以不害怕吗？《厚俗论》【程大昌】自从有天地以来，风俗已经变化多次了。结绳记事的时代，百姓彼此安然淡泊、相忘于世，所以风俗质朴；可封爵禄、天下和睦的时代，百姓彼此和谐亲近，所以风俗和顺。到了末世，风俗便乖戾了，只是把利害看作仇敌罢了，所以那里的百姓可以诛杀。彼此亲近却不能返回到彼此相忘，这是形势使然。所谓形势，圣人也无可奈何，只能用和谐凝聚质朴，使它不流于乖戾罢了。彼此亲近变成互相仇恨，这是政治造成的；上位者以身作则，百姓便随之而变，无法禁止，也只能听任它发展、无可奈何罢了。假使圣人能够恢复太古时代彼此相忘的状态，我知道圣人一定会有所作为；假使末世能够以百姓互相仇恨为乐，我认为夏、商两代也不会自行放弃。唯独我对商君治理秦国感到奇怪：百姓原本彼此亲近，他却制定法令使他们离散；风俗尚未变成仇恨，他却设法使他们争斗；本来可以有所作为却不去做，反而把百姓推入最乖戾、最暴烈的境地，实在令人惊骇。商鞅制定法令，设置什伍制度使百姓互相监视，并且专门把告发奸恶作为赏罚的依据。有两个男丁的人家必须分家，不分家的就加倍征税；这是驱使百姓互相告发，禁止百姓行孝行悌。唉！孝悌是亲爱和睦产生的根源，禁止它，百姓又怎么能够亲近呢？告发和攻讦是怨恨仇视产生的根源，引导它，百姓又怎么能够不互相仇恨呢？所以商鞅的法令一施行，秦国百姓便没有欢悦之心了。和乐愉快的生活不能在家庭内部畅行，窥伺监视的恶习却在邻里间交相蔓延，使他们没有和乐自得的安适，却常怀意外祸患将至的惴惴不安。商鞅本来早就知道会这样，却仍然这样做而不顾惜。赵广汉治理颍川，厌恶当地风俗中结党相护，于是设置缿筒招致互相告发；这种做法使风俗变得诡诈，开启怨恨仇视，只求使百姓不结成朋党罢了，却不知道互相告发造成的祸害比百姓结党更惨。实行不久，颍川家家户户都结成仇敌，只是还没有互相动兵罢了。假如防止韩延寿开创礼让的端绪，黄霸阐明循良的政务，那么赵广汉刻薄的治理所造成的影响，怎知颍川不会变成秦国那样呢？汉文帝承接秦朝遗留下来的局面，旧有的染习仍然存在；文帝始终以君子长者的态度对待百姓，用深沉安静来镇定他们，用敦厚质朴来教导他们，又任用质朴敦厚的人来施政。时间一久，从前那些没有操守、喜欢告发，彼此争吵而不亲近的人，人人都自重，羞于谈论别人的过错；大汉的百姓完全同太和之世一样，共同沐浴在淳厚的风气中。由此才知道，书籍可以焚烧，儒生可以坑杀，这是古代所能禁止的；唯有使百姓的生命归于厚重的风俗，不能靠禁令消灭。封德彝说：三代以来，骄纵诡诈日益滋长；秦朝任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大概是想治理却不能治理，并不是能够治理却不愿治理，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激俗论》【方鉴轩】

译如果没有办法振作天下人的怯弱，就无法断绝天下人的苟且偷安；如果没有办法使天下人产生羞愧，就无法杜绝天下人的奸邪。天下的风俗，是天下人造成的；而风俗的形成或败坏，也一定有首先作为示范的人。不是那个首先作为的人，不能造成天下风俗的形成或败坏。天下人本来就会看着这样的人，决定自己的趋向。天下人全都不做，而这个人独自首先去做，那么天下人都会注视他。这个人独自奋发向上，没有人能够阻止他，那么天下人便会争相先后仿效他。因此，这样的人就是天下的锋刃。天下的锋刃，容易变得锋利，也容易折断。天下人中刚强坚毅、不屈服、坚守正道，即使死也不改变的人，本来就知道很少。天下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天下人的观望必定有所寄托。因此，明主会因他独自作为而宽容优待他，以振奋天下人的观望，以激励天下的锋刃，而不敢轻易折断天下的锐气。为什么呢？是害怕一旦折断它，就再也振作不起来。过去汉武帝时，汲黯在朝廷以正直之道倡导，而汲黯也因此被疏远。汉元帝时，萧望之又曾在朝廷以正直之道倡导，而萧望之最终也因此遭祸。汉成帝时，王章又曾在朝廷以正直之道倡导，而王章最终也没有免于祸患。这三个人，都是天下的锋刃。当时的君主不能宽容优待他们，以取信于天下人的正气，反而把他们的锋刃折断了。天下的锋刃第一次在武帝时折断，于是奸佞之风兴起；第二次在元帝时折断，于是奸佞之风形成；第三次在成帝时折断，于是奸佞之风达到极盛。所以汉朝的风俗，开始在武帝时败坏，到元帝、成帝时大为败坏。风俗大坏，汉朝便随之灭亡。并不是有人能够使它灭亡，而是汉朝自己走向灭亡。天下人中刚强的不到百分之一，而怯弱的常常占十分之九。可见怯弱的人总是多数。假如有一个人站在一群怯弱的人中间，卓然奋发自立，这就是那群怯弱者所仰望的人。天下人正仰望这个人，而这个人却转眼之间被驱逐离去，那么天下人的仰望便受挫了。天下人的仰望受挫，天下人的志气便衰竭；天下人的志气衰竭，那些原本不怯弱的人也将折腰而归入怯弱，怯弱的人便更加怯弱。天下的士人习惯于苟且怯懦而不感到羞耻，便安于这样做而不以为可耻。平常不敢触犯君主的怒意，遇到危急、面对大事时也不敢争辩。这就是张禹、孔光一类人误国而独自保全自身的原因。唉，真可悲啊！天下的士人，难道都是只顾保全自身而误害国家吗？是上位者从正面压制、折断他们的锋芒，诱使他们苟且容忍。平时有敢于进言的士人，即使面临危难也有许多舍生取义的人，为什么呢？本来就是正义激励了他们。因此，明主用名节驱策人，用正义激励人，使他们振奋严厉、勇猛迅疾，从庸俗之人中自我奋起，不肯采取苟且容忍的行为，这样天下怯弱的风气才开始能够扭转。天下人只是因为喜爱名节而勇于行义，所以名节可以率领人趋前，正义可以使人奋起。否则便只会趋附利益罢了。可是当今议论时事的人，往往因为天下士人喜好名声而责怪他们；士人慷慨刚正、喜欢议论，便被说成是好名，不是斥为攻讦，便是斥为狂妄；而那些立志不坚、内心没有操守的人，每有作为，又因为担心接近名声而自行沮丧。唉！难道接近名声的人不可取，只有接近利益的人才可以吗？古今天下只有两端【原文缺】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三十六，宋王霆震编 前戊集六

译论 《练兵论》【方恬】凡是作战，军队多而治理得好，凭借整治严明取胜；军队少而精锐，凭借精锐取胜。军队多却治理不好，军队少却不精锐，都是失败的道路。驱使三军士卒，像役使一个人一样，如果没有严整的治理便不能成功。率领几千士兵，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如果不精锐便无法发挥作用。治理得好，军队就整齐；整齐，就没有空隙；没有空隙，敌人就不能侵犯。精锐，军队就锐利；锐利，就所向无前；所向无前，敌人就不能抵挡。敌人不能侵犯，然后可以不败；敌人不能抵挡，然后可以必胜。因此，军队多而治理得好，是为了务求使自己不可战败；军队少而精锐，是为了求得必定能够取胜。军队多，容易被扰乱；军队少，容易被压迫。容易被扰乱，是因为空隙容易被利用；容易被压迫，是因为力量容易孤弱。容易被利用，就容易被敌人窥伺其有利时机；力量容易孤弱，就容易被敌人以众多兵力兼并。军队多而治理得好，就没有空隙；军队少而精锐，就势力强劲。没有空隙，就不能以少数扰乱它；势力强劲，就不能以多数压迫它。所以用兵时，不要迎击旗帜整齐的正面军队，不要攻击阵势堂堂正正的军队，是害怕它的整齐；不要攻击锐利的士卒，不要阻截退回的军队，是要避开它的锋锐。善于作战的人，使敌人害怕自己的整齐而避开自己的锋锐，然后才可以保全全胜。因此，军队多而治理不好，是混乱的军队；军队少而不精锐，是危险的军队。苻坚凭借百万大军却在淝水失败，是因为军队混乱而不整齐。楚国的三军以轮番出动、互相救援为奇策，却被黥布困住，是因为军队危险而没有武力。由此可见，聚集时没有行列，分散时没有队列，饮食时没有次序，击鼓却不前进，鸣金却不能停止，在队伍中失去次序，在阵中喧哗的军队，即使兵多也必定失败。前进不敢独自领先，后退不敢独自落后，还没有交战士气便先被夺去，还没有列阵意志便先受挫，这样的军队即使兵少也更加危险。只有治理严整之后才可以使用众多兵力，只有精锐之后才可以使用少数兵力。治理在于纪律，精锐在于锋利强悍。纪律以严整为先，锐利以精选训练为强兵。没有纪律，是将领骄横；士卒没有锋锐，是军队懒惰。将领骄横、士卒懒惰，却想求得战胜敌人、守卫坚固，是不可能的。过去李广做将领时，没有部曲行伍，各人只图方便，所以敌兵侵犯他时便无法禁止；敌兵侵犯而无法禁止，失败也就接踵而来了。霍去病只是一个普通人，却多次作战建立功勋，是因为他所率领的都是将领中经常精选出来的士卒。士卒不可能没有勇敢和怯懦，军队不可能没有老弱和壮健，马匹不可能没有劣马和骏马，技艺不可能没有精良和粗疏。这些都不能不加选择，只是不要把它们混杂在一起罢了。把勇敢和怯懦的人混杂起来驱使，把老弱和壮健的人混杂起来使用，把劣马和骏马混杂起来乘骑，把精良和粗疏的士卒混杂编队，那么勇敢的人还未必奋勇，怯懦的人却先逃跑了；壮健的人还来不及作战，老弱的人却先失败了；骏马还没有来得及奔驰，劣马却先跌倒了；精良的士卒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粗疏的士卒却先溃败了。凡是军队还没有交战，却已经可以预知必败的，都是这种情形。如今天下的军队，治理严整吗？不严整吗？精锐吗？还不精锐吗？我私下观察，军政并不严明，官吏和士卒也不精锐。穰苴治理军队，杀掉了一个延误军期的庄贾，三军士卒便争相奋勇、愿意为他奔赴战场，这是因为军令严明而且必定执行。吴起谈论用兵，认为一军之中一定要有像虎贲之士那样的人，力量大到可以轻易举起鼎，脚力强到可以轻快驾驭战马；像这样的人，应当精选出来另行编组，便可以攻击两倍于己的敌人，这是因为士卒勇敢而听命。所以军队没有视死如归、严格执行军令的士卒，将领没有听命作战的人，必定是失败的道路。那么今天的军政，掌握在各位将领手中，难道可以不严明吗？今天的官吏和士卒，掌握在各位将领手中，难道可以不精选吗？《原守论》【方恬】用兵的原则是：作战要从容，防守要预先准备。作战没有从容余裕就不能发挥力量，防守没有预先准备就不能坚固。从容产生于预备，预备产生于警戒。只有保持警戒，然后才能选择取胜的时机。因此，我方有利就行动，不利就停止。善于作战的人，总是使取胜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让取胜的主动权掌握在敌人手中。敌人没有到来时先行警戒，敌人将要到来时先行准备，敌人已经到来时先取得胜势。把防守寄托在作战之中，把作战隐藏在防守之中。敌人即使人数众多，也可以使他无法交战；敌人即使锐利，也可以使他无法侵犯；敌人即使出乎我方意料，也可以使他无法乘机进攻。善于用兵的人，把力量隐藏在幽暗隐秘之中。因此敌人不知道我方的声息，在悄无声息中行动；所以敌人不知道我方的极限。只要敌人不能了解我方，取胜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方手中。天下的形势，就像操持斧头，先控制斧柄，那么伸缩进退无不由我决定。为什么呢？因为我方预先已有办法等待和应对它。凡是用兵，都要有所等待；胜利在于应对仓促的变化。失败并不是到了应对仓促变化时才开始，往往早在此前便已经失败了。还没有交战，失败的征兆已经先显露出来。善于作战的人用兵，不让局势发展到必须仓促应对的地步。并不是不想应对，而是害怕主动权被敌人夺走。因此，主动权被形势夺去，就无法应对；主动权被时机夺去，就来不及应对；主动权被敌人夺去，就不能应对；主动权被士气夺去，就不敢应对。利用敌人在形势上无法乘机进攻、在时机上来不及应对、在人员上不能应对、在士气上不敢应对，使敌人茫然失措、没有办法应对。事情发展到茫然无措、没有办法应对的地步，将领便只能仓促而盲目地应付：在东方救援，却在西方丧失；在左边扶持，却在右边受逼迫。只处理一件事情，百种弊病便同时发生；遮蔽一个方向，四面便都出现问题。来回徘徊、四处观望时，力量已经屈竭，形势已经穷尽。唉，我看见它危险了。过去尹公洙谈论用兵，认为防守的长处在于作战和防守本身，防守的失误在于被动防御和仓促救援。为什么呢？作战就有从容余裕，救援就没有从容余裕；防守就有预先准备，迎击敌人就不能预先准备。敌人到来以后才任命将领，军队交战以后才派兵救援，那么我方的胜势已经同敌人共同掌握了。所以敌人安逸而我方劳苦，敌人处于主动而我方处于被动，敌人安静而我方喧乱，那么取胜的主动权就不在我方了。兵法说：“善于作战的人，能使敌人前来，而不被敌人牵着走。”又说：“善于布阵的人，不必交战。”如果能够使敌人自行到来而我方不劳苦，那么不交战的主动权就在我方。因此，使敌人不能同我方交战的方法有三种：先夺取敌人所爱惜的东西，使它不能同我方交战；先夺取敌人所倚仗的东西，使它不能同我方交战；先夺取敌人所忌惮的东西，使它不能同我方交战。只要敌人到了却不能同我方交战，那么不可战胜的条件就在我方了。不交战的主动权掌握在我方手中，然后一旦交战就必定取胜，防守也必定坚固。《禁卫论》【澹庵】

译自古以来，统领禁卫军的安排，大体有四种防范：由宰相统领，由宿将统领，由宗室统领，由外戚统领。晋朝曾经由外戚统领禁卫军，羊琇掌管禁卫职务十三年，这一安排是得当的。然而汉朝的上将军禄、相国吕产，凭借皇亲的关系掌握兵权，几乎成为刘氏的祸患。汉朝曾经由宰相统领禁卫军，周勃一进入北军，最终便安定下来，这一安排是得当的。然而唐昭宗诛杀宦官时，让崔嗣判领六军十二卫，恰好由此开启了东迁的灾难。汉朝曾经由宿将统领禁卫军，李广、程不识都担任过东西卫尉，这一安排是得当的。然而王叔文任用旧将范希朝担任左右神策军，以夺取宦官的权力，却恰好预示了唐僖宗逃往蜀地的危机。汉朝曾经由宗室统领禁卫军，东牟侯、朱虚侯担任宿卫，守卫长安，共同诛杀禄、产，这一安排是得当的。然而唐昭宗害怕藩镇大臣跋扈，让嗣覃王李允主管神策军，结果兴平五十四军一日之间全都溃败，恰好由此开启了李茂贞进犯宫阙的变乱。这样看来，宰相、外戚、宿将、宗室，似乎都不可以统领宿卫了。其实大错特错，安危在于发号施令，存亡取决于所任用的人。任用得当，羊琇的谨慎周密、周勃的稳重厚道、程不识和李广的忠诚严肃、东牟侯和朱虚侯的赤胆忠心，即使处在禁卫机构中，也不必担心他们掌握兵权这一重大职责。任用不得当，禄、产的险恶奸贼，外戚的身份有什么可取？崔嗣的昏庸，宰相的身份有什么可取？嗣覃王的才能低劣，宗室的身份有什么可取？范希朝的谋略浅薄，旧将的身份有什么可取？所以掌管禁卫军，不一定要用外戚，能得到像羊琇这样的人就可以；不一定要用宰相，能得到像周勃这样的人就可以；不一定要用宗室，能得到像东牟侯、朱虚侯这样的人就可以；不一定要用宿将，能得到像程不识、李广这样的人就可以。这就是汉武帝能够整肃建章宫禁卫、唐太宗能够严整诸卫军队的原因，他们确实知道禁卫军不可轻视。虽然如此，汉武帝整肃建章宫禁卫，到汉朝灭亡时，兵权却转移到了奸臣手中；唐太宗严整诸卫军队，到唐朝灭亡时，兵权却转移到了宦官手中。兵权转移到奸臣手中，祸患来得迟；兵权转移到宦官手中，祸患来得快。汉朝末年，曹操在相府自行设置领军，后来改为中领军，于是让韩浩、史涣共同统领禁卫军；从此以后，忠臣义士几乎被铲除殆尽。汉灵帝、献帝之间，面向北方朝拜的人只能拱手旁观变乱。汉朝和魏朝还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看见宗庙社稷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参与政事，便执掌太阿之剑，使用它的锋刃，来掌握一代人的性命；那么汉朝的灭亡，并不是等到已经灭亡以后才知道。禁卫军的权力一旦转移到奸臣手中，天下的形势便已经失去了。然而汉灵帝、献帝仍然拥有空虚的名器，曹操也终身心怀毒害之意，却在表面上采取仁义的姿态。到了曹丕取代汉朝国姓，灾祸才来得迟一些。唐朝末年，起初把禁卫军交给鱼朝恩，后来又交给窦文场，不久又交给焦希望。防军、中尉、中防军，都是古代的官职。当时把恩宠赐给宦官，兵权在宫内被夺取，混乱却在宫外爆发。李茂贞第一次进犯宫阙，就杀死一名中尉；王行瑜第一次进犯宫阙，就杀死一名宰相；韩建第一次进犯宫阙，就把皇族送归十六宅，杀死十一位王。此后朱全忠的祸乱在君主身边发生，天子连一个卫士也没有。唐昭宗没有活到终身，唐朝也已经灭亡，祸患来得很快。祸患发生有迟有速，但灭亡的道路却完全相同。所以说：“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这句话实在耐人寻味啊！于是作《原禁卫》。《机论一》【方鉴轩】事情可以因锐气而奋发，也可以因锐气而懈怠。本来锐气应当不会懈怠，但锐气达到终点之后，懈怠便随之而来，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气势锐利，而功业没有随之建立。古代有大作为的人，不凭借一时的锐气来举事，因为事情不能成功，懈怠便会接踵而来。猛烈的风势衰弱后，不能再吹起羽毛；漂流的水势减弱后，不能再荡动小草。形势本来就有穷尽的时候。因此，明智的君主挫折一时的锐气而不让它走到穷尽，积蓄锐气等待时机，不肯轻易使用锋芒，所以锐气不会受挫，锋芒也不可侵犯。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有办法养蓄自己的锐气。极盛的阳气潜藏在九重深渊之下，叶子因它凋零，水波因它结冰，寒冷的东西因它战栗，却不知道那温暖的东西即将复苏。时间久了，温暖之气在地下茂盛起来，蓬勃地向上通达，突然化作雷声；于是懈怠者肃然，怯懦者惊惧，蛰伏者伸展，甲壳破裂，萌芽成长的一切无不顺利生发、如愿以偿。这是因为它复苏得渐渐，所以积蓄得深厚；它出现得迟缓，所以震动时令人惊骇。开始时不锐利，最后却锐利；先前怯弱，后来勇猛；长久静止，最终突然行动。天下的事情，唯有突然发作的，才是人所不能预料的。高帝做汉王时，项羽夺取关中，他不敢争；项羽驱逐他到南郑，他也不敢发怒。高帝并不是真的能够屈居人下，而是隐忍不争，以成就封在蜀汉的安排；这是为了安抚项羽，并求得从出乎项羽意料的地方发动。等到汉中的席子还没有坐暖，三秦的军队已经发动；鸿沟之约刚刚订成，垓下的包围已经形成。高帝在这时为什么如此锐利呢？正因为他开始时不锐利，所以最后独自勇猛。高帝开始时并不是真的不锐利，而是为了蓄养锐气、成就大事。因此，君主治理天下，不应忧虑自己一时怯弱，却应忧虑自己轻率勇猛；不应取用一时的锐气，却应取用坚忍。锐气是气势，坚忍是意志。高帝说：“我的心意只想向东，怎么能郁郁不乐地长久住在这里呢？”这就是高帝的志向。天下的事情，没有必定要做的志向，却只凭轻率行事的勇气；没有预先确定的谋略，却想求得速成的效果，我没有见过这样能够成功的。为什么呢？轻率行事的人不能估量自己的力量，急于求成的人不了解变化和意外。如今的天下，究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还是还不能有所作为的时机？如果认为可以有所作为，却还没有看见可以作为的时机；如果认为还不能有所作为，难道就要于是永远不作为吗？我也没有见过可以这样便停止的。古代敌国相持，防备的办法不过两种：可以作战就作战，不可以作战就防守。

译超过这两种办法，就没有别的防备了。所谓防守，并不是不作战，而是先做好作战的准备，以等待可以作战的时机。因此，用作战取胜，用防守巩固。作战时天下没有谁能够抵挡，防守时天下没有谁能够窥伺。正因为先使敌人没有办法窥伺，所以一旦发动便没有谁能够抵挡。如今却是想作战而忘记作战的准备，想防守而对防守有所懈怠。敌方已经形成可以取胜的形势，我方也没有不可战胜的准备，这样也只能勉强自立罢了。唉！按照今天的事势，是将要大有作为，还是只想勉强自立罢了？如果志向不止于勉强自立，那么今天用来等待敌人的做法，我实在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我虽然不才，私下曾经妄谈当今的事情，认为今天的失误在于志气过于锐利，谋略过于疏漏，举事过于轻率，要求成效过于迅速。这就是天下事情颠倒错乱而一无所成的原因。符离之战的举动，并不是没有锐气，我只是叹息它谋略疏漏，遗憾它发动得太早。然而，符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那么以后做事，难道可以不预先谋划，反而再次走它的老路吗？《机论二》【鉴轩】如今的天下大势，不交战便能取胜，是上等的防备；交战取胜而且能够占有土地，是中等的防备；交战取胜、土地开辟出来却不能坚守，是下等的防备。所以，内部修治政事，是上等的防备；收复关中，是中等的防备；夺取河南，是下等的防备。所谓上等防备，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正论之书，其中的论说已经完备了。然而，为什么说收复关中是中等防备呢？我并不是认为东路军队不能进取，也不是不知道帝京和祖宗旧都应当首先收复。可是为什么说收复关中是中等防备呢？这不是从事情本身来论，而是从形势来论。天下的事情，形势不利的，即使英雄也有所不敢争；形势上应当首先取得的，正是明智之人竭力进攻而不疑虑的地方。自古至今，事情的变化有许多途径。然而大体说来，攘除群盗，就要先占据险要；对付大敌，就一定要在险要处扼制它。正因为敌人容易对付，所以可以迅速奔驰去争先；正因为敌人难以图谋，所以可以乘机自我巩固。因此，击蛇的人在平坦道路上奋臂，刺虎的人却先占据险要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不同。所以敌人弱小，就集中兵力乘其仓促；敌人强大，就收拢兵力袭击它的松懈。乘敌仓促时进攻，敌人就不能抵抗；敌人不能抵抗，便可以一举毁灭它的国家。袭击敌人松懈之处，敌人来不及谋虑；敌人来不及谋虑，便可以一战分裂它的势力。用兵的原则是：敌人弱小，就以一举取胜为锐意；敌人强大，就对一战格外审慎。一战不能取胜，后面便难以挽救。作战有五种适宜出战的情况：有胜算便出战，必定取胜便出战，有所倚仗便出战，有重大利益便出战，不得已才出战。不得已而出战，是处在死地。凡是作战之道，有不估量力量便同敌人交战的，这就是一种死地。自不得已出战以上，若不能确定胜负，却轻易同人交战的情况，从来没有能够取胜的。光武帝中兴汉室，首先在河北起事；曹公争夺天下，先据有许、兖。两位君主一举事便立即同群雄角逐，是因为那些在中原同他们争先的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天下的事情，好比各种物品混杂在一起而取用，努力争夺的人必定获得更多；如果把它分成两份各自占有，那么直接抢夺的人未必能够得到。因此，纵情打猎一定选择野兽惊乱的时候，刺杀老虎一定选择老虎背靠险要的时候。高帝取得天下，同光武帝、曹公的情况不同。光武帝凭借勇猛战胜怯弱，曹公轻率出战，高祖却持重，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形势不同。项籍据有梁、楚，就像老虎背靠险要。高帝不在梁、楚同他争斗，而是坚守成皋，从未同项籍正面交锋；但韩信的军队已经在燕、赵之间纵横驰骋了。高帝所争的，是不直接争而达到争夺；他不争的，是什么呢？他认为梁、楚不是一战便可以据有的，所以乘有利时机迅速奔向项籍意料不到的地方，不触犯他的正面，而暗中出现在他的后方；不攻击他的胸膛，而截断他的手臂。高帝击败项籍、汉武帝困住匈奴，采用的是同一种策略。如今的天下形势，两淮大概就是我方的成皋；关中大概就是我方的燕、赵。依我的计策，不如用重兵驻守两淮，用精兵夺取关中，另外用轻兵援助河洛。重兵用来防守，精兵用来作战；防守的一方务求不可战败，作战的一方务求必定取胜。东路军队以声势威胁敌人，西路军队以实际行动袭击敌人；轻兵奔赴河洛，则以骚扰来张大我方声势。把重兵聚集在东面，又用声势威胁敌人，是为了使敌人疑虑。敌人一旦疑虑，东面的防备必定用力；敌人在东面用力防备，而我方持重不战，那么胜负的形势便没有决定。两方对峙而胜负未决，军队便不能调动；军队不能调动，敌人在西面的防备必定薄弱，我方进取关中的精兵便可以乘虚而入。然后把荆襄的军队全部调来，连接西蜀的铠甲兵力，从几条道路一同进发，奔向关中，便可以一战而平定。取得关中以后，再出关同敌人交战，向东进军以面对天下。到了这个时候，天下的大势在南方，而不在北方。《机论三》【鉴轩】我的计策一定要用重兵驻守两淮，为什么呢？我已经说过：把重兵聚集在东面，用声势威胁敌人，是为了使敌人疑虑。为什么一定要用声势威胁敌人呢？是为了完成我方西征的计划。有人说：完成西征计划固然好，为什么不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而让东路军队专门防守呢？回答说：东路军队可以保证有所功效，却不能保证不失败；可以收复河南，却不能保证收复后不再失去。那么河南不能夺取吗？回答说：可以夺取，却不能防守。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不进攻不能占有的地方，不夺取不能防守的地方。进攻后不能占有，叫作抛弃士卒；夺取后不能防守，叫作抛弃功业。军队凭借形势进攻，凭借地形防守。所谓形势，是有些地方不必直接攻击，敌人却不能抵抗；所谓地形，是有些地方不必交战，敌人却不能争夺。因此，作战要凭借形势会合，防守要凭借地形巩固。地形不足以依靠，防守便有不能坚固的地方。土地是敌我必争的地方，而又不能使敌人无法争夺，那么懂得用兵的人就不会轻易置身其中。河南正是敌人必争的地方，而我方又不能使敌人无法争夺。它容易夺取，却难以占有；容易平定，却难以收拢；容易乘虚进入，却难以巩固；容易得到，却难以防备。因此，梁、汴是天下的战场。

译车辆和步卒必经的道路，马蹄交错往来的通道。环绕这片土地防守，而敌军向某一座城进发，就会从四面赶来。即使有墨子的守城技巧，我知道也不能使它坚固。不是不能坚固，而是即使坚固也不能长久守持。东晋初年，祖逖曾经据守谯城。黄河以南全都成为晋的土地，祖逖死后不久，便又失去了。刘宋文帝初年，也曾经北伐，夺取碻磝、虎牢、滑台、洛阳，最终却不能占有。这是为什么呢？河北没有平定，河南便不能停留占据。以新近平定、尚未收拢的力量，面对河北强悍坚固的敌军；以迅速取胜、长期疲惫的军队，承受突然从四面袭来的锋芒。即使商汤、周武王亲自统领，也不能保证完全取胜。过去陈宣帝曾经夺取彭城、汴州，王喜认为这是抛弃舟楫方面的功劳，踏入车骑交战之地，舍弃长处而取用短处，不是吴人所便利的。王喜的意思，并不是认为彭、汴不可夺取，而是认为夺取容易、守住困难。国家以往符离之战的举动，并不能说完全失败；只是首先在河南发动，我认为是谋划疏漏。而且东路军队突破防线进取，西路军队坚持不战，所以东路军队败退而西路军队没有功绩，是因为西路军队不出动，而东路军队独自前进。过去商浩连年北伐，军队屡次失败；元温一出兵，几乎平定关中；王元谟平定荡平河南，随即败退；而柳元景进攻潼关，所向都能取胜。这并不是人的谋略不同，大概是因为东西两面的形势不同。发兵进攻敌人，却不能让几路军队同时并进，使敌人的势力不能分散而集中在一路，这不是好的计策。如果当时内外共同谋划，几路军队合力，乘有利时机窥伺空隙，东西两面同时袭击，没有不胜利的。即使东路军队稍受挫败，西路军队也一定会大获全胜。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却谋划不一致，议论不统一，进退意见不同，时而前进、时而退却，这就是自我困顿的原因吗？所以我说：失误在于西路军队不出动，而东路军队独自前进。我曾经观察天下的形势，认为今天的事情，东路军队适宜缓慢作战，西路军队有利于出奇袭击。适宜缓慢作战，就应当持重等待、暗中窥伺，有所安排而不轻易夺取；有利于奇袭，就应当乘间大举出兵，迅速奔向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东路军队向敌人显示进攻的姿态，实际却着眼于防守；西路军队向敌人显示防守的姿态，实际却着眼于作战。东路军队以奇兵的姿态运用我方的正兵，西路军队以正兵的姿态施展我方的奇兵，使敌人无法测知我方的行动，也不知道应当如何防备，那么敌人就会落入我方的计策。不考虑这一点，却奔向敌人必定争夺的地方，这就是我认为谋略疏漏的原因。《古文集成》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三十七。宋。王霆震。编。前戊集七。论

译《论法上》【宛丘】迂斋批语【反本之论，也颇参杂了庄周的学说】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担心法令不能建立，而担心不能实行法令；不担心法令不够，而担心法令过于繁密、不能胜任。然而，天下的治乱，难道不取决于法令的存废吗？其实还要推究根本，才知道其中的道理。法令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无事可做，而是事情发生后无法治理，法令才随之制定来规范它。事情一天比一天多，法令也一天比一天被更多地使用；事情一天比一天新，法令也一天比一天精密。各种事情一齐发生而彼此制约，就会有应付不了的祸患。所以法令不能胜任事务，天下的混乱就纷纷出现。因此，治理天下，并不是以法令众多为可贵，而是以没有事情发生为可贵；并不是认为法令完备就可以削减，而是因为事情的变化值得忧虑。从前三代的治理，不如尧舜；商周的治理，又不如夏后。孔子说：“后世如果有能够创立事业的人，虞舜也无法赶上他了。”又说：“虞夏的治道，百姓少有怨恨；商周的治道，弊病多得无法胜数。”舜时的礼制，比起夏后时代还简略；商周的礼制，比起夏后时代却完备了。四代治理的好坏，难道是礼制不完备造成的吗？其实是制度日益增多，而淳厚精纯的风气日益衰败了。天下的形势，好比人的身体。有些世上的人，不怕寒暑，不服药物，任凭嘴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任凭身体想怎样安逸就怎样安逸。这样的人，问他的年纪，必定正当壮年。深居幽僻之处，爱护调养得十分周全，药物和各种猛烈的东西一齐服用，灸、艾、针、砭遍及全身，没有一处遗漏。问他的年纪，就必定是老年人。虞夏的治道，像壮年人的身体：即使没有医治，也还可以有所作为；即使有所不足，也还可以补救。壮年人的疾病容易治疗，因为根本尚未亏损，还可以有所作为。商周的治道，像老年人的身体：即使没有医治，也难以有所作为，因为曾经医治过却没有见效；即使有所不足，也难以补救，因为曾经补救过却仍未满足。对方的疾病刚刚发生，我的医术却已经用尽；对方的变化还没有停止，可以应对它的方法却已经穷尽。这样下去，死亡就会接踵而来。唉！天下不愿意把事情交给法令办理，竟到了这种地步；而世上的君子却因事制宜，不断制造变化，还特别认为法令不够，难道不可悲吗？法度的弊病，起因于德行不足，却想凭法令胜过百姓；结果又败在启发百姓的邪心，使怨恨增多。夏继承舜，难道不知道舜的治理无法赶上吗？商周继承夏，难道不知道弊病将多到无法承受吗？然而明明看见这种弊病，却仍不停地这样做，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世事日益繁复，而德行有所不足吗？德行不足以使百姓恢复本性，却眼看着他们混乱而不加禁止，于是将要用智巧来加以治理。所以说：法令产生于德行不足，却想凭法令胜过百姓。上面凭智巧胜过下面，下面也会凭智巧胜过上面。[此处“络马首”前疑有脱文]不束住马头，马就会毁坏嚼子；偷盗马匹一辈子，却不知道这是盗窃；不设门闩，墙壁就会被穿穴翻越，偷盗发生一辈子却不会停止。[后两例原文句法疑有讹误]法令对于百姓，往往限制了其中一件事，却同时开启了另一件事。限制的一面容易看见，开启的一面却难以防范。上下都用智巧互相胜过，奸邪诡诈就多得无法穷究。因此天下的人开始忘记欢欣拥戴君主的心，反而产生怨恨、愤怒、嫉妒和仇视上位者的心。所以说：“败在启发百姓的邪心，因而怨恨增多。”唉！夏以后是商，商以后是周。三代的治理，没有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它们治乱的迹象，也没有明显相距很远。周灭亡后变成秦，天下大乱。先王的治道被扫荡消灭，什么也没有留下。太平时代的痕迹，最终不能恢复先王治道的一丝一毫，三代的风俗于是就在后世消失了。为什么呢？法令还没有达到极端，风俗的变化就还没有到尽头。夏、商的法令，曾经似乎已经达到极端，但百姓还没有十分厌弃它。百姓有尚未厌弃的心，淳厚的元气和美好的本质还能够保存。周代的法令详细完备，不能再增加。它的风俗变化已经穷尽，百姓的奸诈之心和邪僻姿态没有不完全显露的。他们的智巧完备了，本质却耗尽了；他们的邪恶最为严重，美好的东西也耗尽了。所以周朝灭亡后，便无法再恢复原来的治理。这就是圣人对此深为悲痛，并说：“周人还没有亵渎神灵，但爵赏、刑罚已经用尽了。”这以后之所以必然出现秦朝，难道就是这个原因吗？

译《论法》下【宛丘】迂斋批语【议论好，文章气势曲折委婉，用字尤其精工】古代拥有天下的人，必定是在纷争败乱之后取得天下的。人的情性，出自乱亡之后，就会感到痛苦而思求安定。正因为情性痛苦而思求安定，所以事务简约而容易教化。天下有容易教化的风俗，统治者就没有难以建立的法令。因此，建立国家的人，在初期往往处于安定平静、容易治理的长久时期【推究根源说得好】；后来百姓的奢侈之心产生，欲望的发动没有穷尽，罪过也日益繁多，于是居于上位的人才开始日夜补救完善各种缺失，调伏百姓的强悍，曲折地为他们设置防范，制定许多禁令【用字好】。法度纷纷兴起，刑罚政令全部施行，文饰胜过实质，名义美好却与实际不相称。大体说来，国家到了中期以后，天下的事务往往很多，而国家的外观却非常美好。百姓的过失日益滋长，有司的文书制度却更加完备。世上迷惑的人认为这是能够弥补前代不足，竭力追求前人未完成的事情，把它当作成功，却不知道还不如让前代的质朴不曾消散，让前人的淳朴长存。天下万物的形势，往往互相激荡之后才发生变化。外观美好，是实际败亡的由来；文饰完备，是虚伪产生的根源。我曾经考察汉代的事情：高祖从秦朝手中取得天下，百姓经历了百战创伤之后，父子兄弟仅仅能够聚在一起保全生命，所以他们的气息安静顺服，少有事务。于是高祖、文帝、景帝得以用统一简约的法令约束、安抚和安置百姓【四字精工】，历经数代而天下安定。海内虽有大乱，却没有豪杰起兵，这是百姓淳厚、法令简约所产生的效果【结语有力】。到了武帝、宣帝时期，天下的形势长久习惯于无事，百姓的心意日益放纵，豪侠盗贼渐渐在乡里兴起。两位皇帝于是修明制度，收罗天下人才，讲求政事，完备器物，和天下人在才智上争胜。才智之士奋发而起，奸邪之人也随之而来；强悍者取胜，祸乱也因而发生，纷纷扰扰，流传给不肖的子孙，汉朝于是大大败坏。这就是事务增多、法令完备的弊病。因此天下难以治理，不在于刚开始创立国家、粗略草创的时候，而常在于安定日久、制度完备之后。所以君子一定要观察征兆，审察时宜，解除过于严重的弊端而不激化变化，使形势不至于像周人那样走到极端，并努力使后世还能够有所增加【议论好】。唉！它的根本究竟在哪里呢？大概天下的弊病，喜欢把治理推到极端的人，必然招来天下的大乱；竭力追求利益的人，必然遭受天下的大害。用不加雕饰的酒器饮酒，用草束制成的鼓槌和土鼓奏乐，只要天下人还没有厌弃这种礼乐，那么我们的礼乐即使足以完备天下的声容，也可以收藏起来而不陈列。住在架木的巢穴和挖掘的洞窟中，穿木柴制成的衣服，采用不加封树的简陋葬法，只要天下人还没有失去安顿生死的处所，那么我们的制度即使足以建造九筵宽的殿堂、制作五称规格的衣服，也可以舍弃不用。不发生混乱就够了，不必强求百姓敬畏；不欺骗百姓就够了，不必强求他们尽忠。这叫作不要求百姓样样完备。能够长久的治道，产生于不要求完备，成效在于使人不感到厌烦。譬如拥有万金的人，只向他索取千金，他的力量也足以满足我的要求。然而我每天只取一金，后来不得已取他百金，他仍然乐意输送而不怨恨。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的财产尚未耗尽，所以没有厌烦。把礼乐刑政设置在下位，使百姓保有尚未厌烦的心意，那么后世有作为的人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因此它的弊病还可以挽救，不至于方法用尽、智巧耗竭而无人承继。唉！有人只看见法度严密而百姓不能受到教化，文理完备而功效没有建立，便日夜随之增加法令。唉！这也失去了根本。天下的形势不可以激发过度，百姓的智巧也不可以逼到穷尽。用他们想要的事情去激发他们，必然得到他们不想要的结果；把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逼到极限，他们必然用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来报复。慢慢引导他们欲望激发的势头，扶助他们尚未施展的智巧【“徐导”二字用于防止其发挥，“扶”字用得好】，这样天下就可以长久安定而没有忧患。那么，周人难道还不足以懂得这个道理吗？或许是他们遭遇了种种防范而不得不这样做，所以才如此吧。《存法论》【程大昌】法令的设置，是为了寄托公义，也是为了杜绝私意。那么哪一个更重要呢？回答说：杜绝私意更重要。怎样说明这一点？用实际痕迹来说明。把圆形附着于圆规，把方形寄托于曲尺，用它们作为方圆的标准，难道是为已经能够画方圆的人设置的吗？所以法令的设置，是用实际痕迹来约束私意。私意如果在无形中运行，别人无法看见它的真实情状，就会任意放纵而没有限制。因此圣人设置法令，是把它作为寄托公义的工具。寄托公义有了工具，违背公义的行为就有了形迹。内心果真如此，法令也果真如此，就固然可以看见其公；法令虽然如此而行为的痕迹却不是如此，那么连童子也可以指责其中的私意。只有当痕迹暴露在外，人人都有可以执持、用来参照查验的依据，放纵私意的人才会有所障碍。这是设置法令者的本意，也是行私者最深深忌惮的事情。春秋时期，诸侯相互删去周代官籍，究竟有什么仇恨而这样做呢？只是厌恶行私而留下痕迹罢了。周代官籍所记载的，刑政公平，制度适中，爵位有等级，分配田地有限制，清清楚楚都是至公的痕迹。和法令相互衡量，就可以拿官籍来责问私意。所以子产责问晋国说：“先王的制度，大国不过一圻，如今已经有数圻了。如果没有侵占小国，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祭仲说：“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大国都城的三分之一，中等都城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城不超过九分之一。如今京邑不合制度，不是先王的制度。”这些事情都是众人所忌恨的集中表现，也是周代官籍不得不被毁掉的原因。古语说：“不知道形体，就看它的影子。”如果还不知道人之间公私的区别，那么从法令的存废上观察，也足以察知了。曹参辅佐汉朝时，忘却天下的凋敝困苦，放任自己沉湎于荒唐享乐，看起来似乎不值得体恤百姓，可天下人却歌颂他的政治，因为他没有失去统一简约的法令。统一简约的法令，不是唐虞、成周的法令。天下人为什么乐于歌颂它？我听说：“改变长短的人不拿尺，欺骗轻重的人不拿秤。”统一简约之中寄托着至公。曹参放弃了可以行私的权势，把一切交付给没有私意的既定法令，这难道不是天下最公正的做法吗？所以值得推崇的不是守法本身，而是至公最为可贵。不然，曹参应当获因循守旧之罪，怎么能以功劳冠绝汉朝呢？《一令论》【程大昌】

译国家有确定的法令，官吏就有确定的职责，百姓就有确定的方向。如果法令反复不定，人们就会迷惑。前面的法令被后来的命令搅乱，旧有的习惯又被新的制度动摇，官吏和百姓将到哪里去取准则呢？遵守前法就违背后令，抛弃旧制又不能安于新制，纷纷扰扰，不知听从什么。所以君子遇到法令反复，就要设法使它归于统一。使它统一，并不是统一到我个人的意见上，而只是统一到人们所安适的制度上。一代兴起，必定有一代的制度，它的等级、章程和条目，上下都依循它，耳目也都熟悉它，这就是所谓安定。历代延续日久，必定有人考察世事变化而创立新的议论。听他的言论，也切合事务；用世情衡量，也没有违背百姓；按照一时的适宜而推行，于是就会有与成法相违背的地方。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彼此的差异积累起来，法令承受不了反复，天下开始极度迷惑而没有准则。我如果要删去一切权宜之议，完全恢复前朝世代遵守的法令，那就是把多种意见重新统一起来，又把人们所安适的东西留给他们。官吏有职责，百姓有方向，都确定而没有疑惑，难道不是便利而容易治理吗？过去萧何删削秦朝的苛法，制定九章，天下人以其简约得当而感到便利，称为画一。画一的法令，由曹参以清静无为来遵守，由孝文帝以沉静无为来镇定，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孝武帝亲自尊崇善于逢迎、敏捷办事的人，讲求旧事而改易制度，务必以制造事端互相夸耀，张汤、杜周因此得以施展他们的智巧，敢于纷纷更改法令，却害怕别人问道：“三尺长的律令在哪里？”前代君王认为正确的，写入律法；后代君王认为正确的，另行疏列为命令。究竟应当把哪一代看作正确？难道是古代的法令吗？这话一说出来，原来统一的制度大概在歧路中又生出歧路，已经不只是两三种了。魏相辅佐宣帝时，多次陈述国家便利的旧例，认为古今制度不同，当今只在于奉行旧例罢了。所谓旧例，就是自画一以来承袭的旧制，也正是武帝纷纷更改的东西。一个汉朝之内，既有所谓高帝的法令，又有所谓武帝的法令，官吏和百姓应当听从哪一种呢？魏相专门推行汉家旧例，是为了惩戒武帝而遵循高帝，也是为了确定法令、统一制度。元帝曾经有所议论，宣帝不肯接受，认为汉家自有制度，不宜完全采用周代的政治，这说明他知道怎样把制度统一起来。或许魏相的言论对他有所启发吧？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如果看不见它的害处，就不知道统一的好处；命令发布时，只知道实行它所允许的意思，却不防止各种互相矛盾的法令，那么一个君主自身就会出现彼此冲突的政令。萧瑀担任内史时，高祖曾因他没有立即宣布诏令而责备他。萧瑀说：“大业年间，内史宣布诏令，有时前后互相违背，有司不知道该听从哪一个，所以臣每次接受一道诏令，必定核查它与前一道诏令没有冲突，才敢宣布施行。”太宗曾下令，选官中有欺诈冒名者处死。不久有人触犯此令，皇上想杀他，戴胄依法判处流放，说：“诏令是临事时因喜怒而发出的，法律却是国家向天下公开宣布的大信用，最终没有杀他。”后令与前令不相应，诏令与法律不相当，这就是法令反复不一、天下人因此疑惑错误的原因。高祖、太宗竟没有察觉，还要依靠萧瑀、戴胄加以纠正挽救；假如没有这两个人，唐朝的法令只求更新，就会彼此反复矛盾了。所以天下不能没有能够加以纠正挽救的臣子。《谨始论》【程大昌】政事的开端，天下的最终结果就在这里可以看出。开端是善的吗？百姓会认为它最终一定归于善；否则，百姓就不会再以善来期待它。所以是非受到百姓评判，在这个时候最为明显；喜爱和怨恨进入百姓内心，也在这个时候最为牢固。君子对此畏惧，并不是害怕一时的喜爱和怨恨，而是害怕讥议一旦确定，日后便有无法改变的地方。人们只是还没有习惯我的做法，所以能够虚心在两方面选择，他们的喜爱和怨恨还没有形成成见。因此，喜爱可以招致，怨恨也可以使它不萌生。如果在最初作两方面选择时，没有符合他们的期待，反而使他们怀疑其中有私心邪意，那么怀疑就会占据主导，信任之心很难进入。唉！怀疑之心占了上风，施政措施就不会正确了。齐宣王爱惜觳觫的牛而换掉它，和成汤祝祷时网开三面，有什么不同呢？一件被认为是爱惜生命，一件被认为是贪求利益。自古至今，把是否相信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并不只是一件事。丢失的斧子找到了，邻居的一举一动就没有不像盗贼的；墙坏了而财物丢失，邻居父亲劝人修墙，反而被怀疑是盗贼。难道还有真正确定的是非吗？所以鲁国人不敢踩着柳下惠走过的道路，并说：“柳下惠可以这样做，我却不可以。”大概是不容许在尚未取得信任时处在容易被怀疑的境地。唉，真可悲啊！天下的事情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在朝廷授予爵位，是为了奖赏善行，却可能被怀疑为装饰喜悦；在市场处死罪人，是为了抛弃恶行，却可能被怀疑为逞威。兴办事业接近于制造事端，安静无为又像是因循守旧。说它是对的可以，说它是错的也可以，没有一种必然可以指认的形态。天下人怀着怀疑、不信任的心，来观察这些没有明显形迹可以指认的事情，即使尧、禹亲自主持，也不能没有抵触。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传》说：“君子慎重对待开端，差之毫厘，谬误就会相距千里。” 又说：“同样的话能够被相信，是因为信任在说话以前就已经建立。”如果确实能够在毫厘之间慎重对待千里之外的结果，平素就建立信任，那么役使百姓修筑高台，他们仍会像子女归附父母一样前来，并且以劝勉赶工为乐；树立旌羽率领他们耕作，他们仍会欣欣然感到喜悦。先前令人畏惧的事情，反而成了我们可以凭借的东西。人们改变了把可疑之事看作错误的心态，相信我们的措施，那么一旦有所建立，谁还能动摇他们使之怀疑呢？用慎重开始的一时工夫，换来终身不变的信任，出治理天下的道路，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古文集成》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三十八，宋王霆震编，前戊集八

译论 《治体论》【陈谦】做大事的人，不屑于把精力放在细小事务上；不是非常紧迫的事情，君子不会委屈自己去迁就它。如今拥有千金的人家，一定不肯做挑担贩卖之类的事情；诗书世家即使十分贫困，终究也不敢卖掉祖先留下的图籍。为什么呢？因为所损伤的东西太大。地位，是奸邪窥伺的对象；名声，是灾祸乘隙而入的凭借。把这两样高高举起而控制在上位，巍然尊贵，坚定公正，像圭的锋芒、山崖的棱角一样分明，却深藏不露，因此别人无从窥伺，也无从争夺。如果掌握权柄，却只防范小事，斤斤计较地同百姓在寻常事务上讨价还价，他们一旦习惯了权势的轻薄，谁不想照着上位者的做法去做？想做却得不到机会，那么不肖之心，谁会畏惧而不发作？唉！谋划天下的人，哪里只是向下顾及微小利益，而要在廉耻操守的细节上严加防范呢？原因就在这里。过去晁错替汉朝谋划，想让百姓交纳粮食来取得爵位、免除罪责。上面获得利益来帮助国家，下面摆脱祸患来减免刑罚，一举而两种利益随之到来，似乎很便利。但有见识的人常常认为不可，说这是助长恶行而伤害死者。儒者的议论，大多迂腐空疏而不切合时势变化。然而假如稍微懂得治国大体的人来看，考虑到它日后弊病的积累，那么宁可不吃东西而死，也不应贸然去做使自己陷入困境的事。今天天下所值得忧虑的，是拘泥于一切细节而忘记治国大体。沉溺酒色，是先王所禁止的，如今反而对此加以提倡：减少供养百姓的谷粟，却盛备美酒，白天在大都城中陈列歌伎优人，设置帷帐，向市民炫耀并招揽说：“我让你们酣饮，我让你们享受美色。”这实在非常可耻。负重乘车，是圣人所戒止的，如今反而加以诱导：里巷子弟、牙侩商人和豪侠之徒，轻浮剽悍，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都是同类人所不齿的，国家却抛弃自己的身份，把他们交给这些人说：“我任命你们做官，我给你们俸禄。”这实在非常可惜。问为什么这样做，回答说是为了利益。难道只有这些吗？用数万份文书给天下人剃发，只得到丝和粟的收入，却滋长异端，耗损人口，不加怜恤；用几寸纸币来调节有无，只是贪图岁月间的利益，却助长奸伪，滥用刑具，不加顾惜。以砍伐冰凌为业的人家尚且不与百姓争利，只是用诡诈手段捕获禽兽，也会被有一技之长的人羞于去做。到了朝廷，却偏偏安心做这些事，玩弄细节而忘记大体，我担心天下人将会窥伺并争夺权势。近一两年才稍有停止的事情，若要按照今天的用度全部革除，本来确实困难。然而如今谈论治理的人，动不动都想使君主成为尧舜，却反而要革除君主现行的做法，即使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也不敢对此另眼相看。那么，去除其中过分的部分，也应当是掌握权柄的人所应当研究的。贾谊说：“假使管仲是个愚人，这样做还可以；管仲如果稍微懂得治国大体，难道不会因此寒心吗！”于是写成《体论》。《治本论》【陈谦】天下人喜欢宽厚而厌恶严苛，喜欢便利简约而厌恶刻深烦琐。防范人的情性似乎没有止境，那么还要继续防范吗？即便如此，深知治道的人也不能不对此感到畏惧。天下有最为紧迫的关键，它的形态常常隐藏在欢欣、喜爱、顺从之中，却在乖戾、强悍、彼此不能容纳的时候涣散。君子本来忧虑大的涣散而庆幸事物相互依附，难道不更应当防范而使这种毒害加重吗？从前汉、秦以前，时代淳厚，政治仁慈，有司贤能而且宽恕，只说“我来治理它”罢了。百姓应和而没有人倡导，补救而没有缺失。他们和天下人相处，还没有屡屡陷入责骂争辩的境地。因此百姓安于这种治理，它逐渐深入人心，君主的思虑竭尽于上，而没有遗漏。数百年过去，治理仍未消亡。唉！不幸天下不能像从前那样无事，那么即使使我的求治理纷乱、使我的求根本泛滥，也不过是不让自己和它一同败亡罢了。用宽缓的方式对待它，所以承受它时安稳；使它安稳，是可以长久的道；包容它的大处，所以接受它时快乐；使人快乐，是不懈怠的办法。我看现在的时势，法令严密，却不是宽缓；事务琐细，却没有大体。它的见解只顾眼前而不是长远，谋划笨拙而不是精巧，言论闭塞而不通达。征收赋税如同纵火，榷卖如同疫病，征发如同抵御外敌。如今的官吏，不做这三件事就无事可议；如今的百姓，不遭受这三件事就没有抵抗。国家如此庞大，百姓如此微小，彼此到了极端。制定法令放在那里，遮蔽百姓日常的口腹之需，却又同他们做交易；交易不能得到相应回报，便转而同他们结仇。形势逼迫到极点，事务也坏到极点。这怎么足够呢？在数百里的土地上，设置几个大的陷阱，像棋子一样分布其中。武夫悍吏只要能够逃避责任，对治国大体毫不顾惜，也不必讥讽他们了。这简直就是真正的征取，不只是征取；简直就是真正的掠夺。行路的人脚上磨出重重老茧，只好远远躲避，绕过险路而深入逃走。官吏像老虎一样窥视，深坑一样俯视国家，这不是苛政又是什么？然而献计的人还说：“不要顾虑，只要使国家富足就行。”唉，使国家富足却使根本困窘，拔除根本来挽救末节，这算是什么智慧呢？过去文王的政治，赋税不重复征收，恩泽不加禁阻，关卡不征税。如今的官吏全都违背了这些原则。人们在这里受虐待、在这里怨恨、聚族在这里叹息，已经不是一天了。幸而天下还没有发生变故，谁能预料它的苗头呢？泾原的士卒，长安街市上的呼喊：“拆掉你们的架子，除去你们的田界，撤掉你们的租赁”，难道会有人不争先恐后地响应吗？走在九轨宽的大道上，短腿的人尚且可以迈步，强健的步伐也可以被束缚控制；把人逼到穷巷，压迫到狭窄之地，谋划【原文缺字】而只能支撑，最终拿出兵器冒险，也就没有选择了。天下的形势，灼然明显到了这种地步。唉！掌握天下权柄的人，难道也稍微察觉不到这些吗？于是写成《本论》。《治术论》【张耒】唉！治理天下真难啊。天下作为对象，广大而难以举措；作为情势，纷杂而不相同。处理它不得要领，运用它不得其节，费尽力量却不能成功。所以圣人以道为根本而明白治术。凡我所说的治术，就是控制事物，使它进入我的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达到我所希望的结果，却要采用这种曲折、迂回、缓慢的方式使它顺从呢？人的情性，如果强迫他服从我，又用刑罚威胁他，成功就困难；暗中设法役使他的内心，使他不得不服从我，成功就容易。如今想让天下人畏惧，就陈列刀锯；想让天下人喜爱，就陈列金帛，这只是直接招致他们的畏惧和喜爱。刑罚和赏赐并不是不足以建立畏惧和喜爱，但如果一定要陈列实物、设置器具，刀锯和金帛也会供应不足。况且天下本来就有不喜爱金帛赏赐的人，那是赏赐无法使他高兴；天下也有不畏惧刀锯刑罚的人，那是刑罚无法使他害怕。因此，一心追求自己的愿望而直接实现它，事务就会繁杂，教化就会粗疏；我和事物以力量相抗，事物表面服从，内心却有不服的心，等到我的力量不能覆盖的地方，混乱就会从那里发生。如今四匹马驾一辆车，奔跑、疾驰、舒缓、迟慢，要使它们协调极其困难。

译人驾驭马，难道一定要等到亲自来到马旁，才可以如意吗？如果那样，一辆车由四个人分别驾驭，也仍然不够。如今由一个人驾驭四匹马，快慢只听从十指的控制，是因为我所掌握的是缰绳。用一根缰绳约束四匹马的节奏，掌握住马的关键，即使它们想不听从我，也不可能。这就是先王役使天下的办法：掌握天下的缰绳。如今秤杆称取物体，右边抬起，左边就下沉；右边压下，左边就上扬。如果想使左边下沉，那么把它压低，右边抬起又有什么关系？想使左边上扬，那么把它举高，右边下压又有什么关系？正因为被压低的一边有时不能使它继续下沉，才需要使用下压的一端；被举高的一边有时不能使它继续上升，才需要使用下压的一端。先王知道天下的高低，不可以直接用外在形态来改变，所以只设置能够使它高低变化的东西，而不直接改变它的外形。古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掌握天下必然服从的东西如同缰绳，控制事物必然响应的规律如同秤。四凶，是天下的大奸；商容、比干、箕子，是商朝的声望人物。舜想使天下不触犯有司，又估量罪恶不可能全部用刑罚解决，于是惩治天下的大奸。天下即使有强悍不服的人，也知道应当畏惧什么。舜不只是能够施用刀锯刑罚，也能够阻止人产生不畏惧刑罚的心情。武王获得商朝善良的人才，却估量到不能把所有人都赏赐，于是选取当世有声望的三个人，尊敬并礼遇他们，商朝行善的人便高兴了。武王不只是懂得尊重贤能，也能够触动人们喜爱我的内心。所以舜、武王都是善于掌握天下缰绳的人。从前梁惠王用利益向孟子请教，孟子却反对这种说法。但他最后说：“没有实行仁却遗弃自己亲人的人，没有实行义却把自己的君主置于后面的人。何必说利益呢？”使人不遗弃亲人、不把君主置于后面，正是最大的利益。梁王把这看作利益，孟子却反对他，为什么呢？孟子认为，不要求百姓不遗弃亲人，百姓反而会守护亲人；不要求百姓不把君主置后，百姓反而会把君主放在首位。梁王用利益责求百姓，百姓就会离散，只追逐利益，最终得不到我所要求的结果。梁王的治术粗疏，孟子的治术精密；梁王的做法笨拙，孟子的做法有防备。老子的道理是超越具体治术的，他说：“将要收拢它，必先使它张开；将要夺取它，必先暂且给予它。”又说：“难道不是因为他没有私心吗？所以反而能够成就他的私事。”将要收拢而合并它，将要取得而夺取它，以行私来成就私事，就像用炎热招致炎热，用寒冷招致寒冷，是阴阳也不能做到的。上天将要寒冷，不是用霜雪造成寒冷的；金石炽烈、土地和山岭焦灼，正是形成今日霜雪的原因。上天将要炎热，也不是用蒸腾郁结造成炎热的；震风和积雪，正是形成今日酷热的原因。所以只想强行招致事物相反结果的功效，不能长久维持；事物回复本性的情势，也不能被压伏。因此孟子的治术，只是天下的秤。治术有大小，道有邪正。天下的士人只看见世上浅薄的人执掌小术、走邪路，流入诡诈的领域，就说“圣人没有治术，只有直道罢了”，唉，这也迷惑了。圣人所说的直道，不是说没有治术，而是超越治术者的说法。所以圣人的道平易而常常成功；常人所谓的直道，是达不到治术者的说法，所以他的道粗疏鲁莽而多有失败。周文王凭借仁义而称王，宋襄公凭借仁义而灭亡，同样是仁义，存亡的形势为什么不同呢？乌获有力量却松弛不用，遇到盗贼只是向他作三次揖礼，盗贼就知道服从；没有乌获那样的力量，遇到盗贼却向他作揖，就会死亡。文王是超越治术的人，宋襄公是不及治术的人，何况圣人未必不崇尚治术呢？《治具论》【陈谦】天下不是可以用力量彻底治理的，也只是要探求它所以如此的原因罢了。形态有阻隔，形势有禁限。对方之所以依附我，我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力量可以耗尽，智巧可以穷尽。我之所以能够控制对方，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如今四肢百体的运动，是什么在使它运动？只是气罢了。视觉听觉清楚明辨所达到的地方，是什么在主宰？只是精神罢了。它作为事物，没有踪迹；它呈现的形态，也没有可以验证的凭据。它悠然运行于万物之外，却不能被控制把持。等到它完全消耗尽，也就冷漠地溃散，刚硬乖戾而不可亲近。燕地以南、代地以北、营、豳东西，地域如此广大而繁多，却能让一个人坐在堂屋深处，使那些广大繁多的地方环绕拱卫他，合在一起而不分离，稳固而不涣散。唉，这难道只是偶然吗？难道不是有人在暗中驱使、潜移默化地率领它们吗？所以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必定有维系纲纪的工具。天下所有人，如果只是用细小的外在形态来束缚，大概就会纠缠冲突而不能稳定；等到内心喜悦而诚心服从，就不用约束也会自然安定。用一切法令绳束他们，大概只会抑制阻遏、剪裁拂逆而不能顺从；使他们逐渐浸润于义理所安的境地，就不用告诫说明也会自然顺从。我所求的是他们顺从而安定，不一定要在外在形态上做到，内心做到就可以；不一定要依靠法令，道理做到就可以。这样看来，内心是维系他们的地方，道理又是维系他们的工具。从前三代的治理，只专心致力于内在，把外在事务放在次要位置，同百姓在哀乐之中共同周旋，而略去勉强强制的部分，所以百姓从容自在地接受它，安静地守护它，上下彼此驯服，数百年不变，后世也把它作为凭借扶持的工具。如今下面的情势，实在难以说清。征税、专卖严酷，鞭笞刑罚深重，法令繁多，禁网严密。天下的官吏，残酷的逞弄聪明，懦弱的放纵奸邪，这是常态。从开始直到结束，再没有其他事务，只问任务办成没有。不是考虑百姓愿不愿意实行，而是督责严厉；不是考虑事情是否适宜，而是催促苛急，于是天下百姓都没有欢心。下位者对上位者，完全只是用外在形势相互制约，所谓内心彼此毫不相及。在恐惧逼迫、拘束紧急的时候，剽悍者和呼啸者时时传入耳目。等到要平息他们时，如果不再使用力量就无法控制，可见其形势已经如此。况且如今有所谓学校，是用来使人向善的工具；如今的官吏，名义上主持学校，实际上却加以刺伤和束缚。

译如今有所谓农业，是用来使百姓安定的工具；如今的官吏，名义上劝导农业，实际上却加以扰乱。唉，拥有天下却没有这些工具，上下只用外在形势相互制约，那么既可以一呼而来，也可以一叫而去；既可以约束使其聚合，也可以约束使其离散。乡里的人同在厅堂宴饮，凶恶盗贼突然到来，大家便四散奔逃而不相顾。为什么呢？只是外形聚合而内心不同。左氏说：“根本先颠覆，枝叶就会跟着颠覆。”管子说：“维系之物一旦张开，一个国家都会随之而动。”韩非子说：“脉象有病而身体肥胖的人会死。”只有巩固根本，张紧维系天下的纲维，使脉气长久，然后天下才能得到治理。《治机论》【陈谦】事情不能建立成功，我知道原因了：主持它的人把它败坏了。那么难道不可以主持它吗？对于非常败坏的风俗，不惩罚是不行的；既然已经惩罚了，就不能再死死执着于惩罚。可是又是怎样败坏它的呢？天下的事情，发动都有关键。所谓关键，发生在极其隐密之处，隐藏在无法凭主观臆测的地方。如今一件事要建立时，明明白白，好像揭开覆盖物，按日月运行。如果把目标明确立在这里，使经过的人都能拉弓射它，我知道它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呢？天下人的情态不一，众多人的言论难以控制，欲望不停，议论无穷，于是我的内心不得不迁就自己的说法，不得不动摇。事情将要建立，却接连受到迁就和动摇，当然不足以成功。从前汉朝忧虑匈奴强盛，贾谊想削弱它，晁错又想削弱它。两个人提出了谋略，却都没有享受到成功。他们只是依仗必定削弱匈奴的说法，在必争的局面中同它对抗，所以事情尚未发动，形迹已经暴露于天下，使匈奴得以自行谋划已经很久。到了主父偃提出对策时，却不是这样。给匈奴以它想要的东西，而我不留下削弱它的名义，使它产生不能不分裂的心理，形成不得不削弱的形势。唉，关键发动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过去那些拿着必然正确的主张来约束天下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成功。我看如今的世道，想建立一件事、革除一种弊病，群起而议论它；议论不能胜过它，就竭力摇撼它；上面的人也竭力抵挡；抵挡不能胜过它，最终只好全部听从。像这样，就是没有领会掌握关键的道理。试举一两个方面来说：郊祀赏赐的过度，任子制度的滥用，庶官冗多而且形成弊害。当代君子没有不为此忧闷的。然而他们的主张大多说一定要废除，否则就说一定要削减。这是因为上面有祖宗已经实行的旧制，下面又有百姓情理上的不顺，所以我们的主张不能直接实行。正因为不能直接实行，所以它的缝隙容易被攻破。君子应当想到，事情关键的发动，不在于把问题明白地辨析出来的时刻，也不在于坚决与人相违背的时候。郊祀不必废除，只需减少郊祀，把节省下来的用于赏赐，像苏文忠所说的那样，这就是关键。任子不必废除，只需严格铨选，使任子制度难以实行，像近来的议论那样，这就是关键。冗官机构不必废除，只需增加兼摄官职而减少正式任用的人数，像绍兴初年那样，这就是关键。这些是可以说出来的关键。那些不能告诉别人的，我的文章不能全部列举。三件事的名目都没有废除，而我的主张却独自在其中实行，别人无法议论，我自己也无法动摇它。像这样，可以建立成功吗？唉，已经绰绰有余了。丙吉、魏相辅佐宣帝，号称处理枢机事务周密；但我看来还没有做到。胶东的户口依旧不变，王成却受到赏赐。他们把必然的结果强加给天下，抓得越紧，执持得越严。事情如果继续推进却不能攻克，导致失败，就退下来掩饰它，把它说成欺骗。那么他们的周密究竟在哪里呢？《易经》说：“使神妙的变化得以实行，使百姓适宜于它。”这正是我所说的道理。于是写成《机论》。《古文集成》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三十九，宋王霆震编，前已集一

译论 《封建论》【柳子厚】迂斋批语〔认为封建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认为秦代郡县制是天下为公的制度，这些都不是正当的论断；所以援引周的失误、秦的得利来作证，论证十分详尽，但都有说法加以驳斥。不过文字极好，所谓以强词夺取正理〕。东莱的批注增入。天地果真没有开始吗？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开始吗？我也无法知道。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回答说：有开始的说法更接近。怎样说明这一点？从封建制度可以说明。那封建制度，是更古代的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不能废除的。大概不是他们不想废除〔不取封建〕，而是形势不允许。形势一旦形成，或许就是人类产生之初吧〔吕曰：起伏〕。如果没有开始，就不会有封建；封建也不是圣人的本意〔照应“形势不允许”一句〕。当初人与万物一同产生〔直推向前说〕，草木丛生，鹿和猪成群奔走，人不能徒手捕捉噬食，而且没有毛羽，没有谁能够自己供养自己、保护自己。荀卿说过：“一定要借助外物来使用。”凡是借助外物，就必然发生争夺；争夺不止，必然归附于有能力辨别曲直的人，听从他的命令〔这类议论本来就无法驳倒〕。他的智慧越高明，归服他的人就越多；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理而他们仍不改，就一定要严厉惩罚他们，然后他们才会畏惧。于是君长、刑罚和政令产生了〔这是在说乡胥、里师一类〕。所以邻近的人聚集成群，群体一分裂，争斗就一定扩大；争斗扩大以后，便有了兵力。有德行，又有更强大力量的人，各群体的首领也会归附并听命于他，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有了诸侯的行列，争斗又出现更大的规模。有德行而且力量更大的人，诸侯们又归附并听命于他，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有了方伯、连率之类，争斗又出现更大的规模。有德行而且力量更大的人，方伯、连率之类又归附并听命于他，以安定自己的人民。然后天下归于统一〔这是在说天子〕。〔吕曰：总结这一段的意思〕所以有了里胥，之后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之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之后才有方伯、连率；有了方伯、连率，之后才有天子。从天子直到里胥，他们的德行在人们心中，死后人们一定会寻求他们的后代来奉事。因此封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吕曰：封建的本意〕。尧、舜、禹、汤的事迹已经很遥远了〔省略文字〕，到了周代才记载得十分详尽。周拥有天下以后，分割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封；设置五等诸侯国，群臣诸侯分布如星罗棋布，环绕天下四周〔吕曰：严密〕。诸侯像车轮运转、车辐聚合那样，聚合起来便朝觐会同，分散开来便成为守臣，保卫城池。然而降到夷王时，损害礼制、伤害尊严，竟下堂迎接朝见的诸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宣王。宣王挟有中兴、恢复古制的德行，具有雄强的南征北伐威势，最终却不能确定鲁侯继承人的人选〔《国语·周语》说：鲁武公带着括和戏朝见周王，周王立戏为太子。樊仲甫劝谏说不可，因为不合顺序，必然犯上；犯王命就必然被诛。如今天子立诸侯而扶立他的幼子，这是教人叛逆。周王最终还是立了戏。鲁侯回国后死去，鲁人拥立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讨伐鲁国，立孝公，诸侯从此不和〕。衰落下去直到幽王、平王，王室东迁，周王自己也列入诸侯之中。此后有拿九鼎来询问周王权力轻重的〔《左传·宣公三年》〕，有射中周王肩膀的〔《左传·桓公五年》〕，有讨伐凡伯、诛杀苌弘的〔《左传·隐公七年》〕。天下背离悖乱，没有尊君之心。我认为周的灭亡已经很久了，只不过在公侯之上徒然保留一个空名罢了〔历数封建的弊病，可见作者大概不喜欢这种制度〕。〔吕曰：总结周代一段，写得好〕这难道不是诸侯势力强盛、末端过大而不能控制所造成的祸患吗？周的天下分裂成十二个诸侯国〔十二诸侯见《史记》表〕，又合并成七国〔七雄见《史记》〕；威权分散在陪臣所掌握的国家〔吕曰：如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韩、魏、赵为诸侯等事〕；国家最终被后世受封的秦国消灭〔《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的先祖有非子，善于养马，周孝王封他为附庸，并把秦邑给他；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君献出全部邑地；庄襄王元年，东周谋划抗秦，秦国诛灭东周，尽数吞并其国〕。那么周灭亡的端倪就在这里了。秦统一天下后，分割都城和辖区设置郡县，废除诸侯和卫国的封建体制，设置郡守县令〔《史记·秦始皇本纪》〕。凭借天下雄伟的形势，占据四方的上游，控制四海，把天下运筹于掌握之中，这就是它成功的原因。没有几年天下就大乱了，其中自有原因〔明明是采用郡县制，却又列举许多失误，把问题推到别处，认为不是郡县制的过错〕。秦国急迫地役使万人，肆意施行威刑，榨取财物；那些背负锄头、木棒和被谪罚戍边的人，环视四方而联合起来，大声呼喊，结成群体。于是出现了反叛的百姓，却没有反叛的官吏〔吕曰：指陈胜、吴广一类〕。百姓在下层怨恨，官吏在上层畏惧，天下彼此联合，杀死郡守、劫持县令而一同起兵。祸根在于百姓怨恨，不在于郡县制度失误。汉拥有天下以后，纠正秦朝的偏失，沿用周代的制度，分割天下，设置诸侯王国，封立皇族子弟和功臣〔《前汉书·诸侯王表》〕。几年之间，奔走救援、扶伤救急还来不及；在平城被困，受到流矢伤害，日渐衰弱而不能救援的，连续三代〔《匈奴传》〕。后来谋臣献策，才逐渐削弱诸侯封国，使他们自行守备。然而封建开始时，郡县仍占一半；当时有叛乱的封国，却没有叛乱的郡县〔吕曰：指吴、楚等事，见本传〕。秦制的优点，也由此完全显明了〔充分取用〕。继汉而称帝的制度，即使推想百代以后也可以知道〔这句话是说州县制度〕。唐朝兴起，设置州县，建立刺史、县令等守宰〔《唐地理志》：高祖把郡改为州，把太守改为刺史，又设置都督府来治理〕，这就是它适宜的地方。然而仍不时有强横奸猾者兴起，残虐祸害一方；过失不在州县，而在兵力。当时有叛乱的将领，却没有叛乱的州〔说州郡并不叛乱，州县制度的好处由此可知〕。〔吕曰：指魏代卢龙一类的事，见《藩镇传》〕州县的设置，本来就不可改变。有人说：封建制度必然会爱惜自己的土地，把人民当作子弟，顺应当地风俗，修治当地政理，施行教化比较容易。守宰如果只想着调迁，只在意自己的俸禄等级，怎么能够治理地方呢？我又要驳斥这种说法。周代的事迹，完全可以看得清楚。诸侯骄横自满，贪财好战，大体上说，扰乱国家的多，治理国家的少。侯伯不能改变自己的政令，天子也不能改变诸侯的君位。所谓爱惜土地、抚养人民的诸侯，百个中也未必有一个。问题在于制度，不在于政令。周代的事情就是这样〔脱落处〕。〔吕曰：这是在说制度的层架〕 〔事情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秦代的事迹，也完全可以看清楚。

译秦有治理百姓的制度，却没有把治理责任交给郡县，这是对的；有治理百姓的大臣，却不让守宰真正施行治理，这也是对的。郡县不能端正自己的制度，守宰不能实行自己的治理，酷刑苦役使万人侧目。过失在于政令，不在于制度。秦代的事情就是这样〔吕曰：事情见《史记·赵高李斯列传》〕。汉朝兴起后，天子的政令施行于郡，不施行于诸侯国；能够制约守宰，却不能制约侯王。侯王即使作乱，也不能轻易改变；封国百姓即使受苦，也不能立即废除封国。等到发生大逆不道的事情，才逮捕他们，把他们迁徙；调动军队，把他们夷灭罢了〔吕曰：如淮南厉王在孝文六年谋反，被废黜迁往蜀地；楚王戊在景帝三年反叛而被诛等〕。在大逆尚未暴露以前，他们借奸诈牟利，搜刮财物，倚仗势力作威作福，严重残害百姓，却没有办法对付。至于郡县，可以说既得到治理又安定了。为什么这样说？汉朝能够从田叔那里发现孟舒〔《前汉书·田叔传》〕，从冯唐那里得到魏尚〔《冯唐传》〕，听说黄霸明察，看到汲黯简约安静〔均见本传〕，任用他们就可以，恢复他们原来的职位也可以，甚至可以安然把一方事务交给他们，让他们去安定治理〔吕曰：上面四人，下面三句写出了任用人才的方法〕。有罪便可以贬退，有才能便可以奖赏；早晨任命后发现他不称职，晚上就可以斥退。晚上接受任命而不守法，早晨就可以斥退〔这固然是郡县制的优点，但缺点也正在这里〕。假如汉朝把所有城邑都分封给侯王，即使放纵他们使百姓混乱，也只能忧虑而已；孟舒、魏尚的治理才干就无法施展，黄霸、汲黯的教化也无法实行。即使明白责备并加以引导，任命他们、接受他们的朝拜后退下，也已经违背制度了。一下令削弱他们〔只是因为汉朝有许多不好的事情，所以柳宗元得以借题发挥〕，他们便会谋划结交联合，联合同列诸侯；于是彼此怒目相向，突然一齐起兵。幸而没有起兵，也会削减其封地一半；削减一半，百姓仍然困苦〔《吴王濞传》〕。哪里比得上直接调动军队迁徙他们，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代的事情就是这样〔吕曰：这是在说制度的层架〕。如今国家完全采用郡县制，连续设置守宰，其不可改变，是确定无疑的。善于整顿军队，谨慎选择守宰，政事就可以平定了。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实行封建而国运长久，秦实行郡县而国运短促〔贾谊《治安策》说，夏作为天子十余世，之后由殷承继；殷作为天子二十余世，之后由周承继；周作为天子三十余世，之后由秦承继；秦作为天子两代便灭亡〕。这尤其不是所谓懂得治理国家的人。魏承继汉，仍然实行封爵封建；晋承继魏，也因循旧制而不改〔《通典·职官典》记魏的王、公、侯、伯、子、男，其次有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共九等；晋也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以及伯、子、男、乡侯、亭侯、关内侯等，共十五等〕，然而魏、晋两姓相继衰败灭亡，并没有听说因此延长国祚。如今纠正而改变这种制度，延续将近二百年，国家大业更加稳固，这同诸侯有什么关系呢？有人又认为殷、周是圣王，他们没有改变封建制度，所以本来不应再议论。这完全不是这样。殷、周不改变封建制度，是因为不得已〔照应前文“封建非圣人意也”一句〕。大概归附殷的诸侯有三千，汤要借助他们来贬黜夏，不能废除封建；归附周的诸侯有八百，武王要借助他们来战胜殷，也不能改变封建〔这些都是强词，原本不是正理，但就这种说法本身而言，也可以起到警戒作用〕。汤、武顺从这种形势以求安定，因袭它而成为习俗，这就是汤、武不得已的原因。所谓不得已，并不是最大的公义〔从“不得”二字承接下来〕，而是把力量私用在自己身上，把防卫私留给子孙。秦之所以改变封建，是因为郡县制度具有最大的公义；但秦的本心仍然是私的〔吕曰：承接得好〕，是要把个人的威势据为己有，要把天下人全部作为臣民和牲畜来役使。然而使天下归于公的开端，从秦才开始〔充分采用此说，带有激烈的议论〕。治理天下的道理，难道不是使天下安定、使贤者得到任用吗？让贤能的人居上位，让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可以治理而安定。如今封建制度使人世代承袭而治理。世代承袭而治理，那么上位者果真都贤能吗？下位者果真都不肖吗？这样一来，百姓的治理或混乱就无法预知。想要使社稷获利、使天下百姓统一视听，于是又出现世代为官的大夫、世代享有俸禄和食邑的人，把他们的封疆全部占尽。圣贤生在这个时代，也无法在天下立足，这是封建造成的〔吕曰：罪责封建〕。难道圣人的制度会使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本来就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复古王者之制论》〔胡澹庵〕 荀卿知道有三代，却不知道有统一天下的王者之法；知道上天没有王者，却没有探究尊奉王者的道理；知道要纠正、革除时弊，却反而开启了天下纷争的局面。唉，荀卿啊！如果用《春秋》的义理来责备他，就免不了成为罪人。荀卿关于复古的说法是：“道理不超出三代，法度不违背后世的王制。”意思是说复古应当以三代为准则，也认为天下没有王者是可悲的。这只是把纠正、革除时弊作为自己的责任，也确实有意遵循《春秋》的宗旨而作。我的看法是，荀卿的用意是好的，但他的说法却很疏阔。推崇空洞的言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古今共同的弊病。士大夫身处朝廷，发表高论宏议，谁不以皋陶、稷、契自期？又有谁不把自己的君主比作尧、舜？谈论三代，境界固然高；推崇古人，也固然好。幸而偶然符合古人的遗迹，也足以惊动当时君主的视听。然而鹿、猪、鱼、鳖，是世人珍视的东西，做人子女的谁不想把它们献给父母？可是住在山里的人不能得到鱼鳖，住在水泽旁的人不能得到鹿猪。对于自己不能得到的东西，却一定说“我必须用它来奉养父母”，哪里比得上就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寻找能够得到的东西，长期不缺少孝敬奉养呢？这就是尧、舜确实尊重古道，三王也确实尊重古道的道理。

译如果形势决定了事情不能实行，却徒然拘泥于空洞的文辞，对复古的实际成效没有好处。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没有领会《春秋》尊奉一王之法的宗旨。有人诘难说：“您用《春秋》责备荀卿，似乎有道理；但照您这样说，簠簋可以废弃，而盘、杅、杯、桉反而应当使用；韶、濩可以抛弃，而箜篌、笙、笛反而应当演奏。《春秋》究竟取法什么呢？”我说：“《春秋》并不是厌恶其他时代的事物，而是厌恶尊崇上古虚妄荒诞的东西，从而废弃当代旧有制度的人。”凡人的情感，往往重耳闻而轻眼见；每天早晚所常见的，人们都不注意。一旦看到古人的奇异珍物，就又惊又诧。把乌号弓当作古物，就一定认为彤卢弓制可以轻贱；把曲阜的鞋当作古物，就一定认为皮鞋制度可以轻贱；考察追蠡、保存昌歜而把它们当作古物，就一定认为雅歌和当时的饮食可以轻贱。世上喜欢制造诡异事物的人，往往仰慕伏羲氏的远古风范，蔑视祖宗的制度，简直像脱掉鞋子一样轻易。今天改变某件事，明天又恢复某项政令，反复改削更革，丝毫不顾惜，终于使先朝百年的基业因此化为乌有。唉！如果真按荀卿所说，那么三军就是鲁国应当废除的，郊祀就是鲁国应当采用的，逆祀就是鲁国应当实行的；《春秋》反而不该记载并讥刺这些事了。” 有人说：“唉！您责备荀卿也太过分了。荀卿并非不知道国家自有制度，他只是认为凡不是雅正声音的，都应废除；凡不是旧有文饰的，都应改变；凡不是旧有器物的，都应毁弃；把这样做当作可以恢复三代。我却说：声音不是雅正的，并没有妨害；颜色不是旧有的文饰，并没有妨害；器械用具不是旧有的器物，也没有妨害。《春秋》最为痛恨的，正是兵乱暴虐而不合古道，刑罚繁多而不合古道，赋税征敛和用度不合古道。因此凡记载‘讨伐某国’‘侵入某国’‘在某地交战’，都是说某国的兵乱暴虐而不合古道；记载‘放逐大夫’‘杀死大夫’，是说它的刑罚繁多而不合古道；记载‘开始按亩征税’‘制造丘甲’，是说它的赋税征敛和用度不合古道。没有听说《春秋》记载‘废除某种声音’‘改变某种颜色’‘毁掉某种器物’，然后才算复古。一定照荀卿所说，就如同一个人饥渴将死，却给他大羹和元酒，还说‘这些才是古代的东西’；古是古了，但能够不立即倒下、饿死的人，几乎没有。这种名义上复古、实际上反而伤害人的做法，正是《春秋》深深责罪的。又有人说：‘那么先儒说《春秋》的道理也贯通三王，《春秋》难道不取法古代吗？’我说：‘提出这种说法的是何休。’ 仲尼没有说过这种话。晋国铸造刑鼎，仲尼只用唐叔的法度来责备它，没有听说他笼统地称引三王。季孙询问田赋，仲尼只用《春秋》的典法来责备他，没有听说他笼统地称引三王。肉刑是古代的良法，纣王实行它就产生弊病；肉刑是古代的良法，汉代实行它也产生弊病；井田是古代的良法，唐代实行它同样产生弊病。三代的法度本身并没有弊病，而是后世不能真正恢复三代。因此仲尼曾经论述夏、商制度损益的道理；到了《春秋》，就一概以周代典制为准绳，认为既然要兴复文王、武王的事业，就不应夹杂其他时代的制度。所以《春秋》记载鲁国不告朔却仍然到太庙朝拜，是庆幸它还到太庙朝拜，以保存周代遗留下来的典制。这未尝不是尊奉一王之法。说《春秋》一定要贯通三王，是迂腐儒生的偏僻议论。’由此也知道荀卿的话是错误的。唉！荀卿忧虑天下没有王者，似乎也有意效法《春秋》的作者；可是他的复古论却如此迂阔。后世执守他的说法而败坏、扰乱国家的，十件中常有八九件。比如褒奖一个功臣，便直接援引周公赏赐山川土地的故事；到了用兵，又直接援引《春秋》车战作为法则，昂然追慕远古，搜取古人的空谈来欺骗君主，完全不知道这种做法就像终日吃龙肉却从未吃饱一样，实在可笑。” 然而我私下奇怪，李斯以荀卿为老师，后来却焚毁他的著作，对自己的老师翻脸，仿佛从未相识。等到看到李斯辅佐秦国时，不顾一切地焚烧孔子的六经，这就是改变古制；残暴地消灭三代的诸侯，这就是改变古制；分割各国都城和辖区、废除封建，这就是改变古制；破坏周公的井田，这就是改变古制。李斯一定曾经采用荀卿恢复三代的说法，认为它高远却难以实行，于是最终彻底破坏先王的法度，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意愿。父亲杀人，儿子也必然会行劫掠。李斯以荀卿为师却最终扰乱天下，也有荀卿那些诡辩怪说刺激他的原因。唉！《春秋》一定谨慎地记载事情的开端，大概是因为重视最初成为祸患的原因。荀卿难道是最初制造这种祸端的人吗？所以我说：如果用《春秋》的义理来责备他，就免不了成为罪人。唉，可惜啊！《复井田论》〔林之奇〕 齐宣王一旦领悟仁政的方法，就可以同他谈论王道的根本；滕文公一旦明白人性本善，就可以同他讨论兴办井田制度。孟子未曾在一个国家长期停留，往来于梁、宋之间，游历于邹、鲁之地；有时因路途遥远而退去，有时说完话便退去，有时出仕而不得志便退去。他最为关切的，没有比齐国更甚的；双脚还没有踏入滕国朝廷，而内心已经亲近滕国的，没有比滕国更甚的。我看孟子少年时就学习古道，壮年时想要推行它，并且把王道看得仿佛可以在掌上施行一样。一天不能遇到明主，他就惶惶不安，连坐席都无暇安稳，只怕百姓再也见不到尧、舜、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治理。这是怎样的心情啊！然而他为齐宣王阐明道理，唯独比为其他国家说得详细；为滕文公谋划，又比为齐宣王说得详细。圣贤并不偏爱齐国和滕国，这是确定无疑的。唉！想要复古的人，也可以由此知道复古的原因了吧！上古圣明之君要达到太平、扩大长远功业，并不只有一条道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是使百姓富裕的聚集地，是使百姓安定的根基，是寄托军队的府库，也是兴办礼乐、施行政令、推行教化的根本。有这样好的制度，秦人却忍心毁坏它。秦人多么愚蠢啊！并不是愚蠢，而是追求功利的心压倒了它。从汉代以后，没有谁能够恢复井田制度；这又不只是追求功利的心压倒了它。

译已经建立的制度，内心一旦有了偏夺之念，就会像翻手一样把它毁掉；制度已经毁坏以后，内心只要有一丝不能接受它，就会像让天回转一样难以恢复。井田制度不幸在新氏时代得到恢复，却幸运地在太宗时代粗略显现了遗意。假如让庸医使用药物，他一定会把药废掉；假如让卑劣的工匠驾驭马匹，他一定会把马废掉。井田在新氏时恢复，必然又在新氏时废除，为什么？井田制度在秦代废除，但井田的利益在秦代并没有消失。经过新氏的祸害以后，百姓听到井田就像害怕豺狼虎豹一样，这怎么能不废除呢？汉代恢复为东汉以后，尚且延续了二百年，却从未敢有一个人在朝廷上谈论古代制度；只有荀悦感慨地说明它的利弊，仍然发出难以实行的叹息，大概是想等到像高祖、光武那样的时代，才可以推行。唉，这难道不是在惩戒新氏的祸害吗？晋人惩戒新氏，因此也不敢推行井田。宋、齐以后，我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千百年之间，才有一个元魏的君主，其施政设置令人快意。然而元魏的君主并不是深知古制，只是果断地办事，恰好适合当时的情况。元魏本身不足以多说，但它成为太宗开创太平的基础，实在可喜。元魏有可喜之处，太宗却有可恨之处。太宗本来可以达到三代的境界，最终却没有达到三代，所以我说，井田制度的遗意幸运地在太宗时代粗略显现了。太宗以来，议论者都说井田制度可行、可以恢复。既然可以恢复却不恢复，难道也有原因吗？我先前所说的，制度已经毁坏以后，内心只要有一丝不能接受它，就会像让天回转一样难以恢复，这就是古道兴废的关键。要大规模恢复先王的法度，必须先端正君主的心术。任用具有尧、舜、三代之臣的人，使他的君主成为尧、舜、三代之君，这样一定能够完全施行尧、舜、三代治理天下的方略。智慧的人谋划它，仁厚的人思虑它，刚强的人推动它。天下就会井然有序，达到成周的境界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古文集成》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四十　宋·王霆震编 前面已经编集二

译论 《正统论》〔陈后山〕 所谓统，就是统一。统一天下而成为天下之君，是王者的事业，也是君子所看重的。我从《诗经》《春秋》《孟子》中看到了这一点。《周南》由风诗提升为雅诗，是王者的事业；《召南》由家庭推及国家，是诸侯的事业。公羊先生说：“王者在正月颁布历法，是把大一统放在首位。”孟子说：“伊尹、孔子如果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都能使诸侯来朝见而拥有天下。”所谓正，是因为天下有二心；并不是说取得天下本身有正当与否。天下有了两个中心，君子选择一个而归附它，是为了使天下归于统一。不统一就没有君主，没有君主，人之道就完了。我从《中说》中看到了这一点。王通说：“中国有一个圣人，就应当彰明他；中国有两个圣人，就应当除掉一个。”各国并力而不相互尊奉，君子一定要使天下归于统一，因为不愿天下有一天没有君主。我从《春秋》中看到了这一点。《诗经》降为风诗，《尚书》在《文侯之命》之后断绝，这时天下就没有王者了。《春秋》之所以作，就是为此。天下没有王者，正月仍然要记载王者的历法，因为王者正是借此统治天下。周代以前，天下统一，是学者不必讨论的。周代以后直到五代，人们所讨论的有五种情况：有王位却不能统一天下的，是东周；有天下却没有王位的，是齐、晋；有正统却被视为闰统的，是秦、新；没有正统却被视为伪统的，是魏、梁；上面没有可以开始正统的王朝，下面也没有可以结束正统的王朝，是南北朝。关于正统的说法有三种，但它们的作用归于一点。三种因素就是天、地、人。天，是天命。上天把天命给贤者，就由贤者承继；把天命给君主的儿子，就由君主的儿子承继，这不是人力可以决定的，所以君子敬畏它。地，是中国，是天地相合之处，是先王治理的地方，是礼乐、刑罚、政令产生的地方，所以君子仰慕它。人，是德行和功业。德行就是教化，功业就是事业，所以君子尊崇它。所谓一，是义理。该进取时便进取，该贬黜时便贬黜，于是正统便有了归属。我从《诗经》和《春秋》中看到了这一点。西伯是诸侯，君子却认同王季、周桓王，把周的遗绪作为王统，又由君子夺去了桓王的王统。隐公摄政，而先君的嫡长子仍在，君子便认同先君为君。桓公是世子，周王、诸侯、大夫和国人都奉他为君，而按照王法应当讨伐他，君子便贬黜他。文王本是西方夷人；秦以及吴、楚、戎、蛮，本来也是如此，君子却推进他们，使他们成为中国人。杞是夏的后裔，君子却排斥它，把它视为夷狄。自从周王室东迁以后，它降为诸侯，所拥有的只是王的名号而已，所以《诗经》降为风诗，《尚书》也在此后断绝。君子大概有所等待。既然《诗经》降等、《尚书》断绝，天下就没有周王了。王者本可以兴起，却最终没有人能够取代周；只是因为先王时代以来，天下需要君主，又重新把天下交给周，难道这是君子所希望的吗？齐桓公、晋文公使中国统一，排斥外族夷狄，使百姓脱离水深火热，确实有功；但天命尚未改变，所以管仲不能革除周王。周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天，是文王、武王遗留下来的恩泽；周所以被贬黜，是因为人，是天下公认的法则。这就是周与齐、晋的区别。秦昭襄王开始灭亡周室并使诸侯臣服；到了秦始皇，又兼并六国而统一天下。然而学者不把秦看作正统的承继者，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因为秦暴虐而厌恶它，可以；但难道不能说天下曾归于秦吗？要夺去秦的天下，又能同谁联合呢？新莽是窃取汉朝的盗贼，汉朝讨伐他，这就像夏代的穷羿、卫国的州吁、齐国的无知一样。然而学者却对新莽的纪年产生疑问，我从《春秋》中看到了这种处理方法。鲁昭公失去国位，寄居在诸侯之间，而季氏穿着君主的服饰，行使君主的政事达七年。君子把此前的事系在昭公名下，把此后的事系在定公名下，那么把元始年号归入建武年号之后，就可以了。这就是秦、新正统之辨。三国之中谁属于正统，我从《续书》中看到了判断。汉，是中国旧有的王朝，是刘备、诸葛亮所建立的，是君子所尊崇的；但它占据的土地却在四方边隅，德行影响遥远而功业只及近处，君子不能偏私于它。吴、魏都有志于天下，也都对百姓有功；而魏占据中原，于是应当承认它，难道还能不承认吗？这就是曹魏正统之辨。晋以后是陈；陈亡于隋，于是正统有了终结。隋以前是魏；魏以前是燕、赵。赵是继承晋的。晋的灭亡如同秦，不是有人将它灭亡，而是它放弃了整个天下。智者取得天下，难道要说他是叛逆吗？事情上相当于汉、唐，名义上属于霸者；在义理上，虽不如齐桓公、晋文公，却也是晋的罪人。于是有后起的政权：石氏是羯人，慕容氏是鲜卑人；但他们占据中国的地位，拥有中国的百姓，实行中国的政令。这就如同《尚书》中的秦、《春秋》中的吴、楚。燕、赵不被视为夷狄，难道反而要把魏视为夷狄吗？南北朝正统的变化，我从《元经》中看到了。晋室东迁，如同汉朝，承接旧统而继承宗庙，这是古代的制度。它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中原没有其他王朝可以承继。君子因循它原有的正统而承认它，就像承认周一样。皇始年间授予魏以正统，是推进它，这是天意；而拥戴晋为帝，是人为。魏本来可以尊贵却还没有尊贵，晋本来可以卑贱却还没有卑贱，所以君子等待它们。所谓等待，是等待它们的局势确定。晋、宋既有志向又有功业，魏还没有能够胜过它们。武帝、文帝去世后，孝文帝兴起，于是南北局势确定。所以宋亡之后，奉魏为帝。孝建之后，魏可以夺取宋的正统，但君子不忍这样做，是因为武帝、文帝的恩泽仍在。所以趁宋灭亡才取代它。有人说：魏借助华夏之名，齐、梁、陈却被斥为蛮夷，这难道不是悖理吗？回答说：夷狄发生改变，虽然还没有完全成为华夏，君子也应当提升它；华夏发生改变，虽然还没有完全成为夷狄，君子也应当贬斥它，何况已经完全改变的呢？孔子说：“一旦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于仁。”不考察他平素的情况，只赞许他的改变；何况一生都遵循礼制的人呢？见到颜色不善便起身离去，却不察看它的明显表现，就厌恶他的改变；何况只说而不实行的人呢？这就是南北正统之辨。学者把梁比作新莽，却不把唐视为梁的同族。而唐取得天下，是夺取，不是讨伐。我从《春秋》中看到了这种判断。楚国如同盗贼，弃疾杀了公子比，君子记载说：“公子弃疾杀死公子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是根据实情而不是根据表面行迹来判断。梁得以存在，仍然如同魏一样。这就是朱梁正统之辨。我对于正统，以经典为依据来确定论断，以《公羊传》来补助义理，纠正众说中的曲解而归于正道，希望大概可以成立。《国势论》〔陈止斋〕

译天下的形势，一旦建立很难，既成的局面要改变也很难，所以强大势力不容易变弱，弱小势力也不容易很快变强。太公治理齐国，周公治理鲁国，即使经过几十代子孙，先前形成的强弱形势仍然可以看见，大概是长期积累而成，并非一天形成。因此，长期积累的强大势力，即使由非常懦弱的人占据，它的余威仍然不是轻易可以侵犯的；长期积累的衰弱局面，即使由非常勇武的人占据，它所造成的后果也不能立刻改变。过去秦国经过七代君主积累，扼住六国的咽喉，夺取六国土地；到了秦始皇，铲平名城，除掉杰出人士，控制百越，迫使匈奴逃走，天下各处的势力无不战战兢兢。秦二世以平庸昏暗之资承继这一局面，山东豪杰便竞相起兵，乘其空隙而攻入。虽然嬴氏不能再传一代，但它为挽救灭亡而奔走的军队，仍然足以杀死周章，击败魏咎，击溃陈胜的军队，覆灭田氏、项氏的军队。为什么呢？因为秦的强势仍然如旧。李唐时代，自中宗、睿宗以来纲纪不振，天下逐渐趋于衰弱；到天宝之变达到极点。肃宗收复两京，却不能剪除河北的盗贼；德宗收复洛阳、博州，平定魏地，却不能俘获孤穷的田悦。一支军队发生重大变故，军队失去士气、力量受挫，只是一味姑息，终于养成藩镇的骄横。到了宪宗时，天下十分之八九已经归唐所有，残余势力仍然像从前一样抗拒，却死于身边的祸乱。唉！这几位君主并不是不锐意进取、不防备祸患，却无法挽救唐朝的衰落，为什么呢？因为它衰弱得太久了。曾经有人论述秦的形势：好像一个身体强健的人，虽然仰面僵卧在空地上，但手脚仍然灵活，耳目仍然聪明，仍不能轻易接近并欺侮他。唐的形势则像一个血气疲惫、筋力衰萎的人，即使脉气还长久，也不能恢复强壮。因此凡是善于处理天下强弱形势的人，不采取急进而采取缓进。他想削弱敌人的强大，不会迎击对方仍然锐利的锋芒，而是坚守阵地，慢慢等待，从暗处攻入他的缝隙；想振兴自己国家的衰弱，也不会愤懑急躁地谋求一举成功，而是日夜磨炼，以振作士气、增强力量，然后再行动。这就是郦食其、张良谋划对付秦国的方法，也是李训、郑注一类人失败并加速唐朝不能长久的原因。汉高帝进入秦地时，郦食其担心他的军队像瓦片拼合般不牢固，直接进入虎口，劝他在陈留一带盘踞；等到攻打峣关时，张良也认为秦国还不能轻易尝试，应当坚守营垒，使秦将陷入困境，等他松懈以后再攻击。削弱强敌，方法本来就是这样。李训、郑注一类人不知道唐朝的形势已经衰弱，却想浮躁急进，把宦官全部打击掉，以收回朝廷权力，并在天下张扬声势；谋划尚未成功，头颈已经落入受刑者之手。唉！拥有天下的人，如果不幸以一个长期衰弱的国家面对长期积累的强敌，就应当吸取留侯张良的谋略，处理局势不能超出李训、郑注那样的谋划，否则只会自取天下人的讥笑。《恢复论上》〔止斋〕 自古以来，争夺天下通常容易，收取已经失去的天下通常困难。唐人说过：“神尧凭一支军队取得天下，后世子孙却不能凭天下收复河北。”唉，这也确实是形势造成的。以平民身份争夺天下，与失去天下后再收复天下，形势很不相同。一般人的性情，是轻视使用别人的所有物，重视使用自己所爱惜的东西。轻视就勇敢，重视就胆怯。为什么呢？不是自己的东西，拿来使用，即使失去它，对自己也没有损害，形势怎么会不使人勇敢？拿自己所爱惜的东西来使用，一旦不能成功，就会连同它一起失去，形势不能不使人胆怯。这就是争夺天下和收复天下不同的原因。过去汉高帝凭三尺之剑的力量，五年便成就帝业。况且秦凭借虎狼般强大的力量，仍然经过几代才统一天下，汉为什么独自这样锐利迅速呢？因为高帝从丰、沛的微小基础崛起，没有一寸土地可以作为阶梯；他的军队是秦的军队，粮食是秦的粮食，城邑是秦的城邑。他驱使不是自己的百姓，吃用不是自己的粮食，收取不是自己的城邑，所以能够任意施展。攻下几十郡，即使又丧失了也不遗憾；舍弃几千里土地，把它交给三位将领也不吝惜；在睢水逃亡，在荥阳脱身，濒临死亡却不衰败。以平民身份争夺天下，幸而成功便成为帝王，不幸而失败，我又能把他怎样呢？高帝也不得不勇敢地这样做。晋元帝南渡时，凭借江都的险胜，兼有吴地的富饶，也足以振奋有为；但终身不能侵入、收复故土哪怕一尺一寸，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的内心爱惜这一小块可以寄托自己的地方，战战兢兢，唯恐动用它以后连这一点也失去。所以说：“这也确实是形势造成的。”三代以后，中兴功业没有比光武帝更容易实现的了，难道只是光武帝特别能干吗？大概因为他的形势也是高帝那样的形势，而光武帝也以高帝的方式来施行。唉！后世君主不幸失去整个天下，如果还能像汉光武那样收复，已经是幸运；若侥幸只得到天下的一半，却只是停留在晋元帝的境地，又有谁能够处在元帝的形势下，却采用光武帝的做法呢？《恢复论下》〔止斋〕 处在晋元帝那样的时代，却采用光武帝的做法，未必需要学习光武帝，也只是有所舍弃罢了。大体说来，不有所舍弃，就不能有所成就。有志于取得天下的人，尤其不能过分停留、牢牢封闭自己。天下如此广大，却把自己深深拘留、牢牢封闭起来，连守住它都不足，何况进攻呢？高帝之所以击败项氏，是因为把燕、齐交给韩信；刘备不能一举驾驭魏国，是因为没有把吴地交给孙氏。韩信俘获魏豹时，请求增加三万兵力，向北攻取燕、赵，向东进攻齐国，高帝爽快地答应了他，并不吝惜。等到韩信攻破历下，请求自己称王齐国，高帝几乎要答应而铸成大错。张良、陈平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高帝立即改变主意，把这件事搁下，并不争执。唉！高帝为什么前面如此明智，而张良、陈平又为什么后来如此善于预料呢？况且高帝率领五路诸侯的军队，在荥阳、成皋之间疲惫不堪，多次险些不能脱身。高帝的力量，果真能够最终兼并齐国吗？即使高帝能够兼并齐国，项氏也会追上来夺取它。这从三秦的事情就可以看出。燕、齐的土地绵延万里，如果让楚国得到，楚国就会完整而汉国就会孤立。唉，楚国完整而汉国孤立，那么汉不能敌楚就是确定的了。哪里比得上把燕、齐交给韩信，让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行作战，自行兼并当地军队，又自行称王其国，时常出兵来援助我？这样一来，项氏一定不能舍弃与汉相持的局面而向东进军。

译项羽派龙且去救齐，并不是不敢亲自出兵，而是因为有汉王在那里。因此，他把齐国弃给韩信，正是要把项氏困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分散他的力量，削弱他的权势。汉高祖对韩信，实际上是在形成掎角之势吗？刘备也是一时豪杰，但他的志向不如汉高祖宏大。况且蜀国的仇敌，没有比魏更切近的，而它没有力量兼并吴国，也是明摆着的。蜀国急于攻吴，是错误的。如果让蜀国调集巴蜀的军队，奔赴江陵，一举兼并吴国，那么曹氏难道会拱手作揖，把蜀地交给它吗？所以双方必然争夺；争夺时，便利而强大的一方取胜，这就是蜀国兼并吴国反而资助魏国的原因。消灭吴国、击败魏国之后，蜀国还能成为独立的蜀国吗？所以不如让吴国保持吴国的地位，把权力交给孙权，与它合力对付魏国。正当孙权请求投降时，机会已经到了。应当因势利导，接受他的投降并施恩于他，这正是孙权奋力抵抗魏国的原因。以吴、蜀两国对抗魏国一国，它们的力量足以攻取魏国；先逼迫魏国，再图谋吴国，也还不晚。可惜没有把吴国从孙氏手中割舍出来，反而让它成为另一个敌人，因此最终一事无成。不忍心放弃吴国，反而把它留给敌人作为资助，取天下的人会这样做吗？从前祖逖渡江时，晋朝中兴的征兆已经形成了，可是晋元帝没有放弃他。祖逖却突然让戴若思代替自己。唉！君子因此知道晋朝不能向西进取了。固本论【方鉴轩】治理天下的人，不能让天下连极少的利益都没有，也不能让天下连极少的奸邪都无处逃遁。使天下的利益没有一点遗漏，奸邪没有一点逃脱，似乎天下本来可以得到大治。然而天下人的内心更加怨恨，日益离散；天下的风俗更加欺诈，日益苟且，那么天下的形势本来就不能不稍微宽缓一些。从前尧、舜时代，百姓不知道感念他们的君主，也不知道有官吏。到了三代，百姓知道感念君主，却还不知道感念官吏。再到后世，百姓就知道感念官吏了。不知道感念君主却感念官吏，是因为官吏仁爱百姓。官吏仁爱百姓，百姓就爱戴他；百姓爱戴官吏，因而不忘记君主，那么官吏就是君主与百姓赖以牢固结合的中介。再到后世，官吏又毒害百姓了。官吏毒害百姓，百姓便怨恨他们。然而百姓怨恨官吏，却仍不把罪过归咎于君主。唉！天下百姓到了与官吏结怨的地步，已经是极限了，幸而还没有达到归咎君主的程度。与官吏结怨而不能停止，就会把怨恨转移到君主身上。天下百姓到了把怨恨转移给君主的地步，也就达到极限了。达到极限还不停止，我实在看不出它能够长久安定而没有危险。从前秦朝灭亡时，它的官吏全都与百姓结怨。不只是它的官吏与百姓结怨，它的君主也与百姓结怨。天下的怨恨达到极点，秦朝便灭亡了。秦朝灭亡，汉朝兴起，当时开始有许多以奉行仁政著称的官吏，这些事迹清楚可考。到光武帝刚进入洛阳时，汉朝的遗民一见到司隶校尉的威仪，便流泪思念汉朝。即使汉高祖、汉文帝、汉宣帝爱护百姓的功劳，也不能说没有官吏的帮助。《尚书》说：“我面对亿兆百姓，内心战栗，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一样。” 天下人的内心本来就如此难以稳固，官吏又从旁毒害他们，难道还能不离散吗？所以古代治理天下的人，总是循循善诱地安抚百姓，使他们得到温暖；日夜选拔训练百官，奖用仁爱百姓的人，淘汰斥退不善良的人并让他们服役。这样征收赋税就有所限制，不得已施加刑罚时，也常常有所宽贷，以达到宽缓的效果。凡此种种，都是为了维系天下人的心。从前赵简子派尹铎做晋阳令，尹铎问：“是要把那里当作抽取茧丝的地方吗？还是要把那里当作屏障呢？”赵简子说：“当作屏障。”尹铎于是减少了户籍数目。等到智氏发动祸乱时，晋阳的灶台沉入水中，青蛙在其中生长，百姓却没有叛乱的意图；他本来就是用这些办法取得了百姓的拥护。唉！后世的官吏，像抽取茧丝那样搜刮百姓的太多了。《古文集成》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四十一，宋王霆震编，前已集三

译论 议财论【郑景望】《周易》有训示，说聚集人民叫作财。《洪范》明列九畴，把治理政事放在首位，把粮食和财货列为根本。《中庸》以九经治理国家，并使财物足以供百工使用。《大学》以彰明德性、平治天下为宗旨，也论述了生财的大道。因此，财物是国家的生命。治理财务，是不可迟缓的事务；议论财务，也不是不急迫的空谈。那些高谈阔论的人，手持孟子仁义的学说，一听到有人谈论财利，就急忙起来猛烈攻击，不让他在旁边喘息。他们把管理金谷看作卑贱事务，把三司度支看作污浊之流，把稽核账簿看作冗余职务，茫然不肯过问。唉！难道不想想自己一身一家的事情吗？饥饿要吃饭，口渴要饮水，这些从哪里来？抬头侍奉长辈，低头养育子女，这些供给从哪里来？那些晋代士大夫用清谈欺骗妻子儿女，难道真能饿着肚子、赤身站立吗？天下的大事不止一端，百官群吏，军队征戍，朝廷聘问与诸侯会同，郊祀、社稷、宗庙，城郭、宫室，器物、衣服、车马的费用，以及对鳏寡孤独者的救济、对灾荒和疫病的赈恤，都是尧、舜和三王一贯的制度，并不是后世才创设的。一日没有财物，百事都会瓦解，却想把财物置之度外，也几乎是不辨菽麦了。不过，自从周朝衰败以后，先王的制度灭亡，人的欲望日益奢侈，使用财物的地方越来越多。秦、汉以后，大多用四海九州的财赋供养一个人还不够，于是卑贱之人出来伸张贪欲，剥取百姓的皮肉，敲骨吸髓，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这个源头一旦打开，就无法再堵塞。后世承袭前代，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凡是先王给予百姓的，都被夺取得干干净净；散在百姓手中的财物，也被收取到了极点。对利益算计得像分析秋毫一样精细，国家的用度却常常不足。即使是悲悯百姓、喜好治理的君主，也无法把夺取的再还给百姓，把收敛的再分散出去。不只是不能这样做，形势上也不允许。唉！高谈阔论的人虽然不通晓时势，但他们平时读古人的书，看见先王的政治制度，知道其中纤悉委曲之处，无不以借助百姓为根本，谨慎重视，不敢稍有放纵。回头看后世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听到谈论财利的臣子立刻起而攻击，看到掌管财利的官署便急忙奔走趋奉，大概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然而时代不同，事变也不一样；古代的方法不能用于今天，正如今天的方法不能用于古代。如果不能胜任后世的弊病，却想一概取用先王之法来约束后世，那么当今君主所忧虑的，就是这种学说难以实行；流俗鄙夫所斥责的，就是这种方法迂阔；有志之士也会日益悲叹这种学说不合时宜。只是他们不知道，先王之法虽然不能立即施行，其中遗留下来的精神仍然可以讲求。先王对待百姓，是爱护他们、厚待他们、给予他们、把财物分给他们，却还担心其中或许会伤害百姓。财物出自百姓，而爱护、厚待、给予并分散财物，正是使根本丰厚的办法。哪有根本丰厚而枝梢不茂盛的呢？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议论国家的财务、掌握百姓的命运了。至于先王留下的具体旧迹，不照搬也可以。议财论【郑景望】财物究竟从哪里产生呢？弊病除去了，却不知道培养财源，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可以成功的。山中有木材，每天砍伐，人们看见山林光秃了，斧头停止砍伐，牛羊樵夫也不再践踏，但日夜自然生长、雨露滋养的力量也已经很微薄了。先王时代，百姓有四种职业，凭借智慧和力量相互养活；哑者、聋者、跛者、残废者、盲者、侏儒，各自凭借所能谋生。那些残废者尚且必须做些事情然后才能吃饭，何况耳目手足健全的人呢？他们不能游手好闲地吃饭，是必然的。如今所谓游民，为什么这样多呢？建造高宫大室，撞钟击鼓，谈论空虚、演说虚妄，迷惑诱骗愚民，叫作缁衣黄冠之流；怀抱弓箭、携带弹丸，玩弄豢养鸟兽，六博、斗鞠、歌舞游行，叫作市井之徒；冒充姓名守候宫门，挤满台阶、廊庑，彼此赞助，招揽权势以作奸，叫作官府中的游民。像这样的类别，无法全部说尽。这正是贾谊所说的“残害盗贼公然横行，没有人制止”。从前句践回到越国，下令壮年男子不得娶老年女子，老年男子不得娶壮年女子；女子十七岁、男子二十岁还不嫁娶，便治罪父母，大概是想使人口繁衍增长，供国家使用。如今有百姓却任由他们无所事事，也真可惜啊！如今所谓的四民，也不是古代的四民了。士人全都拿无用的文章来谋求利禄，立身处世、侍奉君主，哪里还在这上面？那么士人也成了游民。工匠制作无用的器物，竞相追求奇巧，而生活所需的器物却粗劣不堪，那么工匠也成了游民。商人流通无用的货物，煽动奢侈靡费，而实际使用所需要的物资往往不能流通，那么商人也成了游民。唉！百姓相互都游荡，而人类还没有互相吞食，只是幸亏我们的农民还守着农具罢了。然而他们解冻便耕作，晒着脊背锄草，风里来雨里去，头发沾湿、双脚浸水，戴着星星出门，戴着星星回家，勤劳到了极点。又有水灾、旱灾、霜灾、雹灾、蝗虫和螟蜮不时成为灾害；幸而获得收成，公私债务又交相争夺，谷物还没有离开田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群游之徒聚集来贪食，又从旁讥笑鄙视他们，实在可悲。因此他们的子弟有时进出城市，看见繁华壮丽的景象，回家再看自家的糠粃吃不饱、粗布短衣遮不住身体，心意动摇，已经不安于田间了。如果不赶紧救助他们，农民又将成为游民。古代治理国家，在关卡和市场设有检查，对伪造装饰有所禁止；以旁门左道扰乱政事的要诛杀；制作淫靡乐声、奇异服饰、奇技淫巧和奇异器物的要诛杀；器物不合规格的，不准在市场出售；以邪艳之色扰乱正色的，不准在市场出售；织有锦绣花纹的器物、珠玉制成的器物，不准在市场出售；不耕田的人，祭祀时不得使用丰盛的供品；不养蚕的人，不得穿帛；不纺织的人，不得穿丧服；没有职事的人，要承担夫家之征。这些都是先王抑制末业、厚待根本的用意。如果加以损益而施行，使那些轻浮的行业受到轻视，使务农受到重视，那么转身归向田亩的人就不会少了。至于限制占田数量，以抑制兼并田地的人家；奖励储存粮食，以扩大对灾荒的准备；选择地方长官，严格实行责求实效的政令，那么田畯之官何必再设立呢？宽缓地扶养农业生产，减少公家的劳役，那么力田之科何必再设置呢？孔子说：“把好恶显示给百姓，百姓就知道禁令。”法律，不过是天下最大的防范罢了。应当明确显示好恶，百姓就会纷纷向着正确的方向。上面革除弊病，下面培养财源。譬如疾病已经离开身体，又加以厚实的调养，谁还能抵挡它恢复健康呢？唉！治理之道并不难，只看能否努力实行罢了。议财论【郑景望】

译天下百姓哪一个不是君主的百姓？给予、剥夺、收敛、分散财物的权力在君主。什么事情不是君主的事情？天下的治乱安危，权力却在百姓。先王知道君主一方的权力不值得完全依靠，于是把一切都听取百姓的意见。凡是百姓有所需要，他都委曲周全地弥补，不敢有丝毫停止。因此制定百姓的固定产业，给他们相互生养的方法；设置比、闾、族、党、州、乡、邻、里、鄼、鄙、县、都、夫、遂等组织，开挖沟、洫、浍、川，修治田间界限、道路、小路和通道，使百姓能够相互居处。教他们耕田、凿井、播种、种植，安排农业生产和妇女纺织，教给他们饮食、医药、丧葬、祭祀之礼。分配妻子、安置子女，蓄养牲畜、使用财物，以安定他们的生活。老弱残疾、孤苦贫穷者，有救济养育的政令；艰难困厄、灾荒疫病时，有周济救助的办法。巡视庄稼，迁移百姓，合并劳力催促耕作，以充裕他们的力量；流通货物，收集滞积，实行贯、赊、贷、假，以周济他们的匮乏。担心官吏侵夺牟利，便制定大比，全面掌握山林川泽、器械和六畜的数量；担心劳役不均，便考核各家人口，以年成的高低决定劳役时间的长短。事务因百姓而建立，却没有多余；官府因事务而设置，也没有冗员。官吏思虑周密，纤细琐碎之处无不照料。等到把百姓安置在温饱安乐的境地，然后自己才和他们共同享受。百姓乐于接受他的爱护，后来又怜悯他过于勤劳。于是百姓把天地所生、土地所产以及自己制造的物品，输送来供给君主的饮食和器物，用于分赏、赐予、接待宾客、丧葬祭祀，充实府库，供应各种爱好，而且还不知满足。而先王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一粒粮食、一寸帛，也要登记在主管官吏那里，接受稽查考核，不敢私自占有。稍有收成不够，便悲悯地变了脸色。国家的预算和百姓的财物本来并不缺乏，先王却还会与士大夫一起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唉！他们难道不知道给予、剥夺、收敛、分散的权力在自己手中吗？自从井田制度破坏，贫富不均，后世不能再规定百姓的产业，先王的良法美意也日益消亡。朝廷之中，只要说王府充实、军储完备，就算幸运了，其余的没有时间过问。于是百姓开始自行谋生。自从山林、海洋、薮泽的利益由公家专有，冗食和从事末业的人大量消耗农业资源，百姓谋生便开始劳苦了。自从粟米、丝麻、蔬菜、水果、鱼肉、竹木、薪炭等百物都要征税，官府的法令每天核算、每月比较，有余便奖赏，有亏便诛罚，上下彼此防范，却不知道这种制度从何而来。污吏奸胥又趁机私下搜刮，百姓于是开始无以为生了。先王对待百姓，是帮助他们谋生；后世百姓却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不返回根本，反而焦心劳思，为没有财物而忧患，聚族交谈、群臣议论，谋求生财，变更法令，以求财物丰足，我恐怕百姓的大权有时也会被迫使用。世上本来有通达人情和事理、懂得先王遗意的人，经过时去请教他，就说明知道根本了。理财论【方恬】关于治理财务的学说，古今已经谈尽了。我不能再提出什么学说；不是不能再提出，而是不忍再提出。如今天下的利益已经全部网罗起来归于公家了，却还要再提出主张，那就是桑弘羊、商鞅的办法，我不忍再谈这种事情。如今天下财物不足，是什么原因呢？危害农业的事情太多，离开根本的人太多。古代百姓有四种职业，农民占四分之一。如今百姓有六种职业，舍弃农业的却占六分之五，而且胥吏还没有计算在内。胥吏大概是危害农民、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他们的人，又是危害农业的一类。这样一来，如今的百姓有七类，而游民占其中六类，士卒又还没有计算在内。

译《传》说：“一个农夫耕种，却有十个人聚集来吃他的粮食。” 想要天下没有饥荒，是不可能的。如今天下的农民比古代更少，而治理财务的官吏只是一味使农民困苦。有田的人耕种，却输送给官府的粮食有增加而没有减少；有桑树的人养蚕，却输送给官府的绢帛有加重而没有减轻。因此耕种了却不够自己吃，养蚕了却不够自己穿，那么谁愿意以务农为利而不离开呢？如今养蚕人的桑树，有的被砍倒当柴烧；耕田人的土地，有的因逃亡而荒弃。若急迫的征敛不停，农民就不能安于田亩，最终会抛弃生业；背离根本的人越来越多，从事末业的人越来越多，财货的源头就先枯竭了。如今凡是治理财务的官吏，都是替君主把良民驱赶成游民的人。天下百姓中，善良的只有农民；那些成群的不安分之民，聚集起来从事末业，分散开来成为游民。游民中强悍而狡猾的，就成为商人。如今天下的良民已经深受困苦，而议论者却正要把排斥商人当作办法。唉！如今商人不能再排斥了。如今关卡和市场的征税法令更加苛刻，征税和关防所得的利益取取得更重，商人也已经困苦了。如果再加以排斥，他们就会散入盗贼之中。这样还不加察觉，又将把游民驱赶成盗贼。把良民驱赶成游民，国家就会贫困；把商人驱赶成盗贼，政治就会混乱。国家贫困还可以治理，政治混乱就无法挽救。唉！为什么不返回起初的办法去寻求呢？起初为什么能使农业有利？不是因为上面的人把务农看得极其重要，能够宽减田租吗？所以想要天下富足繁庶，不如重视农业；重视农业，不如去除苛重的征敛；去除苛敛，农民就更加勤勉。农民勤勉，趋向根本的人就多；趋向根本的人多了，然后商人便可以逐渐抑制，游惰和末业也可以逐渐禁止。异端中那些对世道没有益处的教派，也可以驱逐他们，使他们重新回到田亩吗？为什么呢？他们既然知道务农有利，那么不务农的人，即使驱赶他们，也不会成为盗贼吗？为什么呢？因为有务农的利益诱导他们，他们不会走到穷途末路而无处谋生。假如天下的游民既看不到务农的利益，又走投无路、无处谋生，那么驱赶他们必然会成为盗贼。抑商贾论【三山林之奇】田野里的百姓安于耕作，市井中的百姓受利益驱使。唉！这确实如此。田野之间，还存在帝王遗留下来的百姓；而市井风俗，难道已经深深沾染了秦、汉的习气吗？向市井百姓谈田野之事，他们一定笑着认为愚蠢；向秦、汉君主陈说帝王之道，他们一定斥责为迂阔。有见识的人看到这些，只能长声叹息。尧的典章、豳地的诗歌，如今人看起来，究竟算是什么样的话呢？然而朝廷上的帝王和大臣，却切切实实地谈到这些。帝王想要消除百姓欺诈虚伪的心，把他们安置在春风和气之中，其实没有别的事情。我观察田野之间，看见百姓厚重淳朴，完全没有机心。私下认为天下百姓如果都这样，还有什么可担心不能治理的？商鞅、桑弘羊之流，把天下看成充满千般智巧、万般欺诈，认为全都不能逃脱自己的笼络；他们的算计取得的成效，与古代相比却有天壤之别。我观察市井之间，看见人们胸腹中设有机阱，背后和当面都像矛盾相向。私下认为天下百姓如果都这样，还有什么可担心天下不混乱？治乱的关键，也就容易明白了。有识之士常常想抑制商人，使他们回归农业。唉！这确实是美好的用意。不过，我还不知道抑制商人的具体主张是什么。他们一定会说：实行均输，设立平准，控制各种货物的价格高低来排斥商人吗？他们一定会说：掌管山林川泽的资源，使商人无从牟取暴利、侵夺百姓吗？这些说法并非不美；但用严刑来禁止奸邪、用好战来平息动乱，都只是为自己的过错文饰而已。用这些办法改变人的内心，恰恰足以启发人的邪心。试试看秦、汉以来，对于前面所说的几种办法没有遗漏，为什么百姓反而更加不同于帝王时代的百姓呢？我曾私下痛恨秦始皇破坏天下风俗，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类办法。古代四民各有固定职业，农业不能没有商业，商业也不能压倒农业。在井田制度尚未破坏之前，农民占天下人口十分之九；山林川泽的占用有限，奇异器物的制作也有禁令，即使鼓励人们经商，商业仍然不能兴盛。圣王从未稍微开启过这条道路。农民对于土地，既然不能靠土地养活天下所有人，那么如果不是愚昧而软弱的人，就不肯拿着耒耜、穿着蓑衣，去充当别人的役使。如果没有货物流通迁徙的道路，靠什么养活自己呢？上面的人于是说：夺去商人的资本，堵塞商人的财源，使他们全部把心思归向田亩。唉！这种形势已经无法实行了。既然无法实行，却用文饰之辞强行推行，我知道他们的用心不过是想让治理国家的人自己充当商人罢了。哪有自己充当商人，却去改变别人经商的道理？只怕还来不及诱导人们经商呢。为什么？夺去商人的道路而由官府自己经营，货物凭什么流通？起初想抑制商人、使人归农，最终却会因为商业不能运行而使人自行务农；这样看来，起初还是暗中开启商业而表面抑制它，最终将达到官府公开诱导百姓经商的地步。处在后世，想恢复古人的风俗，必须先替百姓安排好务农的生计，然后才可以节制他们经商的道路。如果说暂时无暇远谋，只想稍微抑制经商风气，也应当从国家自身开始，不应当从百姓开始。《古文集成》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四十二，宋王霆震编，前已集四

译论 贵助论【程大昌】单独的力量所能胜任的，不如合并力量来得轻易；单独的智慧所能谋划的，不如汇集智慧来得明察。有辅助难道胜过孤立吗？孤立无援当然不行。然而天下的议论者却说：“才能超过常人的人，不需要借助别人。”唉！上天施予，大地生长，日月交替照耀，阴阳错综运行，尚且不能不有所依待而独自成就，人难道能独自做到天地、日月、阴阳都不能独自做到的事情吗？召公请求离去时，周公写信挽留他，说：“我过去和你召公奭一起辅佐小子周成王，同在末位任职，你不要责怪我。”尹吉甫诵咏仲山甫时说：“周王的职事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还说：“爱他，却无法帮助他。”周公、尹吉甫的才能远超常人，尚且以召公把责任推给自己为忧虑，以无人帮助来补救君王职事为叹息，何曾因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有余，就认为事情完全不需要帮助呢？即使事情不需要帮助，却仍然得到帮助，也不妨把一部分责任分给别人，自己得到安逸。何况细微征兆隐藏在极小之处，千里之差起于毫厘之间，哪里能只凭自己的心意而自以为是呢？征讨三苗时，舜命禹出兵执行，大概没有不依靠武力而能使远方柔服的道理。等到伯益陈说德义加以辅助，禹才班师回朝。两阶之间的舞蹈、七旬之内的归服，不是伯益就无法达到。即使才能像大禹一样，尚且要依靠伯益，难道说人可以不需要帮助吗？汉、唐以来，世代都有宰相，但只有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在千百年间特别享有声誉，未必每一代都没有可以与他们匹敌的人。或许单独运用智慧和力量所成就的，不如兼用智慧和力量那样宏大。只有既有规划又有执行，事业才能长久地完成；既有宽缓又有严明，治理才不会偏颇。以至于谋划与防范相互因应，正道与变通彼此借助，大多都是取长补短而成就才能。因此他们能够成为全能之才，功业也成为完整功业，不是单凭一己之力所能企及的。不过，能够形成彼此兼用的形势，是几位公卿的幸运；促成彼此兼用并使对方愿意合作，也是几位公卿善于处置的地方。房玄龄提出谋略时说：“没有杜如晦就不能决断。”等杜如晦到来，最终采用了房玄龄的决断。这样看来，杜如晦起初并没有提出决断，房玄龄也没有借助杜如晦来作决断。然而一定要把决定权归重于杜如晦，是因为自己不能决断而寻求别人决断，这正是调和彼此辅助的方法。曹参回答汉惠帝时，也自认为不如萧何，所以政事没有变更；这难道不是他肯于辅助萧何吗？所以才大的人往往难以使人明白，势力相等的人容易互相猜忌。怀有难以显明的才能，又处在容易被猜忌的地位，虽然形势可以彼此兼用，却不肯兼用，内心本来就会感到不平。撰写史书的人不称赞几位公卿各自的才能，而共同以同心协力来赞美他们，真是懂得根本啊！真是懂得根本啊！

译赞襄论【曾毅斋】古代的宰相，看似没有差别，实际上各有不同。如今说他们地位崇高、爵位显赫、俸禄丰厚，这是辅佐君主者共同具备的。他们相处从容，与君主关系亲密，欢洽时如鱼得水，稳固时如胶似漆，这是得到君主信任者共同具备的。家可以灭亡，不能忘记我的君主；自身可以被杀，不能让我的国家被夺取。君主有命，就把孤儿托付给他；有重任，就把国家寄托给他。这是报答君主者共同具备的。然而其中也有不同，并不是所掌握的东西不同，也不是所使用的方法不同，而是所遭遇的时势不同。从今天来看，周公是大圣人，但如果要求他做伊尹所做的事，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不是不能做，而是时势不容许他这样做。伊尹是大圣人，但如果要求他像禹、皋陶那样做，也有无法做到的地方。不是不能做到，而是没有条件做到。因此禹、皋陶做宰相，宏大而简要；正因为宏大简要，所以德行完备。伊尹做宰相，正直而顺遂；正因为正直顺遂，所以功业巨大。周公做宰相，艰难而委婉；正因为艰难委婉，所以功劳显著。况且辛苦劳作、忧勤思虑，周公难道愿意这样吗？然而他想使君主和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君民关系，把重任主动承担起来，这是时势不容许他轻易做到。五次前往求见、辛勤劳苦，一次次训诫，反复劝导，伊尹难道喜欢这样吗？然而他想与君主在一堂上共同唱和，只能得到几句“都、俞”的应答，这是时势不容许他实现。不过，有圣贤所处的时势，有圣贤掌握的权宜，有圣贤实行的道路。时势所在之处，权宜就在那里运用；权宜所在之处，道路就在那里显现。所以说，禹、皋陶、伊尹、周公，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汉、唐并不是没有宰相。汉高祖、汉惠帝之间，大业已经奠定，但胸怀宽大之中并非没有猜疑防范之心，镇定基业之中并非没有动摇的忧患。二人战战兢兢地周密防护，不敢放纵，萧何、曹参做宰相时，是多么畏惧而谨慎啊！汉宣帝不是不明白事理，而是因为过于明察；精明有余，宽裕不足，宁可严厉地顺从宰相，也不知道彼此补救。即使有时号称宽大，所成就的也不多。丙吉、魏相做宰相时，是多么谨慎而急迫啊！唐太宗虽然喜好声名，却一向有志于遵循前代的规矩，一时之间群臣协调，进谏、诤论、征伐，各方面都有人承担。即使这些人并不全都恰当，他仍然总揽大纲，以实现君臣共同办事的意图，并保留可与不可的裁断。房玄龄、杜如晦做宰相时，是多么宽裕而整肃啊！唐明皇不是没有才姿，只是没有遵循正道；锐利而轻率，聪明而不稳固。姚崇被进用时，宋璟也已在任，但宋璟任职的时间还很短。姚崇、宋璟做宰相时，是多么局促而急迫啊！唉！几位君子所建立的功业，虽然不能说没有高下，但三代以来，仅有这些人而已；然而在更大的方面，他们都还有所欠缺。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并不是责怪他们，而是对他们有所期待，也为他们感到惋惜。所以我曾经认为，顺应时代来成就功名，是君子不能避免的。讲求古道，使它平和；时势需要时加以运用，这是君子应当思考的。尽自己的力量，勉励自己的君主，这是君子应当思考的。顺应当今而有所不同，却不违背古代而故意求异，这是君子应当思考的。能够成就其君主的，是诸葛孔明；能够因顺其君主而成事的，是汉、唐几位贤相；能够使君主伟大的，是傅说、召公；能够使君主成为圣人的，是伊尹、周公；能够使君主神明化的，是禹、皋陶。于是作《赞襄论》。燮调论【曾毅斋】天地之大，不过像一根手指；宇宙之广，不过像一手所能握住的东西。古代圣贤出仕，在这个世界上建立功业，难道会把自己看得渺小、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微不足道吗？他们把天地四方看作自己的四肢，却不知道其中有差异；把阴阳贯通为一次呼吸，却不知道其中有间隔。因此，能够体察这一道理而出面治理的，是君主；能够体察这一道理而辅佐治理的，是宰相。君主能够做到而宰相不能做到，过失就在于孤立；宰相能够做到而君主不能做到，过失就在于偏颇；两者都能做到，国家就昌盛；两者都不能做到，国家就荒乱。这样，星辰便循序运行，雨旸便应时调和；山岳因而镇定，河海因而宁静；人民因而得到安定，鸟兽因而繁殖。天地万物受到养育之间，没有一丝一毫足以妨害我的治理，那么天下的治理和太平就建立起来了。帝王盛世，哪一个不采用这条道路？然而古籍往往只见一两句话说它们和谐宽裕，似乎没有专门切切实实论述这一点。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把它看作理所当然，是君主和宰相都应当共同留意的事情，所以随着成效显著便顺带提及，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件孤立的事务。周官设置大小职官，分属六卿，使各部门的事务都得到治理；掌握纲维、主持这些事务的人，不能缺少。调和天地，敬谨辅佐，于是设立三公、三少，而不因其他缘故轻视其中任何一个，已经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泰和的风气，浓厚地熏染并充满四方万里；《雅》《颂》的咏歌直到今天仍未泯灭，也自有其原因。然而我曾经考察这些事：陈平对于汉文帝，反复开导劝说，言辞不能说不切中要害；汉朝的水旱、盗贼以及阴阳变化，作为宰相的人也总是不能免于负责，并不是不严格。自此以后，却没有见到像《雅》《颂》所称述的那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后元以后，国家熙盛富足，也可以说很好了；只是恐怕战争的祸患暂时止息，天地的和气开始聚集酝酿，在五六十年之间变得和美浓厚，天意、人事、治道与时运恰好相遇，彼此相合，这不是靠六出奇计的人所能独自完成的。否则，天马、白麟、黄龙、五凤一出现，便马上认为是阴阳和谐、嘉祥瑞应，又说黄霸等二三位君子确实招来了这些祥瑞，难道不会开启空谈、增长媚习吗？这不是为了给这种说法刻意立论。汉朝君主责备宰相，责备的事情是对的，但用来责备宰相的方式却不对。他们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使自己困在文书、期限、考核、审理案件和听讼的丛杂事务中，让他们惶恐忧惧，连弥补过失都来不及，哪里有空从容安静地思考如何与天地造化相接呢？不过，如果确实能够与上天相通，思想能够与事务相接，那么二者并不相互遮蔽；夜以继日，坐等天明，这颗心在运转，起初哪里有片刻停息？机要事务的应对酬酢，终究不能让自己逃避；像陶冶、调度、周旋这样的工作，也终究不能自行停止。只是不要跟着事务一同奔驰，沉沦在琐碎事务中使自己受累；这样一念便明净，一念便贯通。处理一件事，就端正忠诚一件事；一件事就能感通天地。彼此交往而同流，保全并融合太和，天地还会离我们很远吗？于是作《燮调论》。经纶论【曾毅斋】

译天下是一个巨大的事物，不能用浅小的智术谋取私利，也不能用浅小的道理维持；必须有比这些更宏大的东西来牵引、掌握、运转它，这样才能长久安定、长期治理而没有后患。比如重达万钧的鼎，如果不是乌获那样的大力士来举，就一定会折断小腿而死；器物一旦不用而放置在屏风后面，便会生出菌斑，聚集蜗牛和蜘蛛，最终不腐坏是不可能的。古代君子出仕辅佐国家，静止时观察形势，行动时观察变化，经营谋划、反复周旋，不敢片刻停息，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周易》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所谓经纶，就是说运用、安排各种事务，各自都有适当的方法。四方万里之内，必须使没有一处偏僻而不被举用，没有一个百姓困厄而不归顺，没有一件事情悖逆而不顺理，如此而已。有人提出疑问说：“开辟天地、创造制度需要经纶，守成又有什么必要呢？”所谓开辟，是指天地分开、人与兽杂处、疆界田理不能辨明、纲常不能建立，天下一天也不能安居；于是必须端正民间伦理，建立民众的准则，辨明并端正名分、常经和纲纪，分定疆界，开发十三卦所包含的道理，使百姓的日用得到满足。这样，四方才端正，万民才安定。古代有人做过这些事，风后、力牧以及舜、禹辅佐他们的君主，就是这样。所谓创造，是指上面没有贤明君主，下面没有贤能大臣，纲纪荡然无存，制度毁坏，八方联系断绝，四维秩序崩塌，天下一天也不能忍受；于是必须兴师集结军队，南征北伐，以救治创伤，使百姓脱离水深火热。这样，国家的根基才得以建立，事业功业才得以完成。古代有人做过这些事，伊尹、太公辅佐他们的君主，就是这样。再往下说，有人志在建立国家，却未必以百姓为念；志在夺取天下，却未必忧虑天下；然而他们的权谋中有仁义，战争中有公正宽恕，也可以勉强归入前面一类。古代有人做过这些事，张子房、诸葛孔明辅佐他们的君主，就是这样。至于国家有所盈余可以维持，有所成就可以守成，统纪一向清楚，礼法一向完备，京师有安枕无忧的安定，边疆没有插羽告急的警报，那么在朝廷上从容安坐，在殿陛前唯唯应诺，光大辅佐太平，悠闲享受岁月，还用什么经纶呢？不过，我曾私下用人的身体来作比喻：人在年轻时，四肢强盛，百骸坚实耐劳，迎风冒露，什么都不怕；但六气运行之间所侵袭冲击的，仍然不能不使用针灸、熨治、攻病等方法，何况是壮年呢？何况是老年呢？一根手指肿大，一条小腿浮肿，难道没有像贾谊所应当忧虑的病患吗？用膏粱厚味来养护，用药石来攻治，难道没有像崔实所应当审慎的地方吗？病在膏肓之间，难道没有像秦缓所应当防范的危险吗？风寒同时侵袭几处，哪一处应当先防御？经脉有病、病人有病，哪一个应当赶快治疗？古人说过：“没有病却服药，和有病却不服药，都足以杀人。”于是作《经纶论》。用望论【程大昌】任用有声望的人，是为了顺应众人的趋向。一个乡、一个国家所仰望的人，一个乡、一个国家都会趋向他；天下所仰望的人，天下都会趋向他。众人本来都归向他，我却独自弃置不用，这是违背众人。违背众人的人，众人也会违背我。我所任用的人，众人认为这不是我所安排的，众人就没有人肯信服我。我是在违背众人吗？其实正是在自我违背。况且众人趋向这个人，是认为此人只是尚未被任用；一旦任用他，一定能显扬治理、使百姓得福。我难道要违背他们吗？他们会认为我阻遏恩泽，使它不能流布。云在天上运行，雷在地上震动，虽然还没有立即下雨，但枯槁的百姓已经有了生机。这是因为心中期待它，所以心里归向它。因此君子趁着这个时机任用这个人，那么功效还没有显现，成功的形态已经先在事情之前显露了。舜任用贤人，先任用了八元、八恺。作为八元、八恺，并不是不能施展功劳，而是水土自然得到治理；不用费力，五教自然有序。任用他们之初，天下本来就把功劳归于舜，为什么呢？这十六个人世代继承美德，百姓把耳目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已经很久了。尧没有来得及任用他们，天下便郁郁不乐，好像有所失；舜解除天下的郁郁不乐，天下便欣喜，好像有所获得。这样，八元、八恺虽然尚未立功，天下却本来就确信他们一定会成功。舜并不是能够取悦天下，而是能够不违背天下。这叫作用百姓来治理百姓，用天下来治理天下，也就是顺着他们所趋向的方向而给予回应。况且，众人的希望所归，本来就有把某人视为天下之父、称为天下大父的；又有能像慈爱子弟一样治理一邑，因而获得天下盛名的人。至于人们看见景星、登上龙门、庆贺凤凰鸣于朝阳，内心顺从并趋向这些人，往往根据是否任用某人来占测天下是幸运还是不幸。难道可以违背众人的趋向而毫无回应吗？所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用人，往往会有不合适之处；顺着众人的希望来任用人，无论怎样都不会不合适。众望在于循吏，龚遂、黄霸就会被任用；众望在于名节，严光、周党就会被征聘；众望以旧臣为重，纪信、顾荣之类就会在晋国被擢用；众望以文儒为重，唐代的瀛洲之选就会受到重视。他们因众人所希望的方向而趋向它，我就按照众人所趋向的方向来任用人，纵横曲折，难道会有什么时候不合适吗？所以周人任用贤能的法则，是顺应百姓自己选择的人，再让他们入朝居长、出外治理；孟子任用贤能的方法，也必定顺从国人共同认为贤能的人，然后再逐步加以考察选择。这也就是寻求顺应众人趋向、使天下适宜的办法。《诹访论》【曾毅斋】严格区别尊卑，叫作名分；划定上下，叫作权势；沟通彼此，叫作实情；使可与不可得到表达，叫作言辞。名分与权势有明确界限，实情与言辞却没有穷尽。因此，贤明的人不因名分而废弃实情，不因权势而废弃言辞。他守住自己的名分，履行自己的权势地位，巍然高居却不以高居自居；显赫荣耀却不占有这种荣耀。他降低姿态，使自己谦抑隐约，让天下的人无论聪明愚笨、贤能不肖，都欣然、津津有味地想要亲自到他面前进言，而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有意见可以听到，有话语可以传达。言辞中的喜怒，是实情的屈伸；言辞中的好坏，是实情的爱憎。应当使它们得到防护、流通和延展。一个人的言辞没有受到阻塞、压抑、抵拒和断绝的忧虑，一个地方的实情就没有被堵塞、压抑、停滞的祸患。由此推广开来，八方都能通达，万事都能明察，功业的头绪可以提挈，百姓可以喜悦，功勋可以卓著，声誉和实际可以明晰。古代善于辅佐一国的人，除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善于此的人却相反，傲然自得、威严逼人，使人仰望他如同仰望天神的尊严，不敢亲近；人们远远观望，都将忙于求去，哪里还敢进言呢？即使进言了，哪里敢把话说尽呢？堵塞一个环节，就会窒碍一切善政；

译遮蔽一个角落，就会败坏一切法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如此，世上却没有这样的人，能够用来辅佐别人的国家；世上也没有这样胸襟器局的人，能够成就大功、建立大业。然而，尊贵本来以卑下为根基，长期养成尊贵地位的人，有时会不再自处卑下；高大本来以低下为基础，长期养成高大气势的人，有时也会不再自处低下。富有便骄傲，尊贵便奢侈，难道会没有缘故地突然达到这种地步吗？难道不应防范它将要发展成这样吗？何况轻视王公、藐视大人的人，世上每每很少见；而仰视贵人的光彩容貌，便低头徘徊、瑟瑟退缩而不敢接近的人，却到处都是。锐气十足地前进，惶恐不安地退却；苍茫地来，恐惧地离去，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唉！千百人中即使有一个人不能获得实情，本来还不足以责怪我这个辅相；但如果千百人中有一个人不能获得实情，难道又足以显示我这个辅相的能力吗？况且，奉还礼物、恭敬执礼的士人，多到百人，又多到千人；假如他们全都贤能，就一定会有闳散、颠适那样显著声名的人出现，可是至今没有听说。由此可见，他们不能进身于周公之前，也是明白的。可是我仍然忙忙碌碌，吐哺握发，不敢稍有怠慢，难道只是借此来约束修养自己吗？反复咨询访问，其中必定有实际意义；否则只是空作揖、默然拱手，见一面就退去，我私下以为圣人不会这样做。一个家庭之中，有子弟，有奴仆，有亲戚故旧和邻里乡曲；沟通他们的实情，通达他们的意愿，使彼此洞然无隔，这就是家道由此兴盛的原因。若彼此隔绝，轻视而不接纳他们，只在恩怨上互相以“你我”相称，懵然不闻不问，那么家庭必定彼此离散而衰败。这就是辅相天下的道理。于是作《诹访论》。《选抡论》【曾毅斋】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所以把政务交给辅相；辅相不能独自承担，所以又把政务交给众人。一天之内万般机务繁多，百官和亿万民众如此众多，仅凭一颗心和两耳两眼的聪明，怎么能全部包罗并亲自看见、记住呢？这一定要有所委属。因此君主把政务交给辅相，辅相交给卿，卿交给监司，监司交给郡守，上下相互维系，等级层层传达。然而，政令分散到下面就会涉及众多，收拢到上面就归于少数；尊崇正道，排斥邪道，进用贤能，退黜不肖，提纲挈领，辅相实际承担责任，难道不是重大而重要吗？然而我曾听说，天生人类，气禀并不全同。一有偏向，性情资质便各自不同；阴柔阳刚，各有不同品类形态。贤者常少，不肖者常多；君子常难以遇到，小人却常遍天下，这是一种说法。禾苗和莠草相互混杂，朱色和紫色相互夺真，虚伪冒充真实而出售，奸邪假托正直而得志，出入反复，千条路径、万般手段，其中有些不容易窥察和诘问，这是又一种说法。君子常常刚强，小人常常柔弱；君子多有原则气节，小人多趋附逢迎；君子厌恶诡诈随俗，小人喜欢顺从迎合。再加上辅相作为天子的宰辅，尊严威重，往往不容易冒犯；他们常常听惯了柔媚之言，听到激烈正直的话就容易惊讶；习惯见到柔顺之人，遇到刚正挺特之士就容易畏惮，这又是一种说法。何况从时势来看，所忌惮的往往是这类人；从世俗来看，所便利的也往往是这类人。与自己亲近的人未必喜欢这个人，于是进用他终究不得安心；与自己共事的人未必觉得这个人痛快，于是任用他终究不能果断。各种说法混杂在胸中，只要有一根柴梗横在那里，眼光就会改变，感情和意念就会转移；奸邪和谄佞便日益进用，贤者和君子便日益疏远。唉，一个贤者被疏远，还不足以忧虑；一个不肖者被任用，也还不足以担心。但有没有人从外在的补救和利害方面，把事情逐一计算一下呢？一条道路之内，轻率地把一项职权交给某人，不过是一项职权罢了，却使整条道路骚动；一个郡之内，轻率地授予一面旌麾，不过是一面旌麾罢了，却使整个郡受到扰乱。起初有所牵制，想用此取悦一个人，最终却有所耽误，以至于使千万人都不满意。就从这千万人不满意的事情向上追究，难道也会没有归结之处吗？何况所牵涉的人地位越高，因而不满意的人就越多。虽然如此，其中也有一杆秤，有一把尺；在中间运用它，在上面提挈它，无论宏大、纤细、优良、恶劣、高昂、低下，都听凭事物自身取舍，不用人的私意扰乱，也不掺入自己的偏见，那么贤与不肖就会判然分明，君子与小人不至于互换位置，天下也就安定了。于是作《选抡论》。《古文集成》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四十三，宋王霆震编。前面已经汇集六篇。

译论 《王者不治夷狄论》【东坡】东莱批语：【整体很好，前面开篇铺陈得长，后面正面论说却很短，读起来完全不觉得有长短之别，大概是因为后面的句子一句转接一句。大凡骂题，先说它好，然后再责骂；中间从意料之外转进转出，这正是笔力高超之处。】郎学士说：【出自《公羊传注》。公墓志说：秘阁试六论，旧例不打草稿，因此文章多不工整；公开始拟写草稿，文义灿然，当时人认为这很难。】斆斋评论说：【这篇文章论说《春秋》不治理夷狄；所谓不治理，正是为了深入治理。议论很有意味，其中铺叙齐、晋的事迹，说明它们不能完全算作中国；秦、楚的事迹，也说明它们不能完全算作夷狄。《春秋》最终抑制夷狄而尊崇华夏，正可由此看出它用法极其详密。结尾又说戎人来防见鲁公，不敢深责其礼仪，文章意思也高妙。】全篇连同东莱批注 夷狄不能用治理中国的方法来治理。譬如禽兽一般，如果要求它们得到大治理，必定会导致大混乱。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用“不治理”的办法来治理它们。用不治理来治理，正是为了深入地治理它们。】《春秋》记载鲁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何休说：“王者不治理夷狄，记载戎人来时不拒绝，离去时不追赶。”【《公羊传·隐公二年》】天下最严密、用法最详尽的典籍，没有比《春秋》更甚的了。凡《春秋》记载某公、某侯、某字、某名，承认其君可以成为诸侯、其臣可以成为大夫的，全部都是齐、晋；【例如记载鲁公前往安葬齐桓公之类。】否则就是齐、晋的同盟国；【如宋、卫、陈、郑之类，都是与齐、晋相交往的国家。】凡《春秋》记载州、国、氏、人，承认其君不能成为诸侯、其臣不能成为大夫的，全部都是秦、楚；【记载州，如“荆人来聘”之类。】否则就是秦、楚的同盟国。○这一段分立两层，如果没有结尾收束，便不能成为完整文章。原批说：如崇、如介人、如江、黄之类，都是与秦、楚相交往的国家。齐、晋的君主治理国家、拥护天子、爱护养育百姓，难道能够完全符合古法吗？大概也只是以诈术和武力为基础，再参杂一些仁义；这样也还不能算完全是中国。秦、楚也不只是贪婪冒进、无耻妄行而毫不顾忌，其中也有秉持道义、施行仁义的君主。因此秦、楚也还没有完全成为夷狄。○这两段说明，所谓中国也不能因此与夷狄截然相处。齐、晋的君主不能完全算作中国，但《春秋》所赞许的常常倾向于他们；有善行便急忙记载，唯恐后世听不到；有过错便多方替他们开脱赦免，唯恐他们不能成为君子。○如记载齐桓公在召陵结盟、晋文公在城濮交战之类；齐桓公灭项，却记作“齐师灭项”；晋文公召周襄王，却说“王狩”，都是这种情况。秦、楚的君主还没有完全成为夷狄，但《春秋》所不赞许的常常在他们那里。有善行，也要反复考察之后才加以进用；有恶行，则简略带过而不予记载，因为认为不值得记录。○商臣弑杀他的君主頵，只记作“楚子卒”，就是所谓简略带过而不予记载的例子。这并不是单独偏爱齐、晋而偏偏厌恶秦、楚，而是用来说明中国一日也不能背离，夷狄一日也不能趋向。那些尚未纯正的，还足以寄托褒贬，那么它们完全纯正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前后意思在这里回旋转折，这一句最为得体，善于转接下文。因此说：天下最严密、用法最详尽的典籍，没有比《春秋》更甚的了。戎人难道只是像秦、楚那样，进入夷狄之列而已吗？然而《春秋》记载说：“鲁公在潜地会见戎人。”鲁公没有受到贬斥，而戎人却被认为可以会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戎人不能按照会见的礼仪来会见鲁公，这是明白的；这正是学者深感疑惑而寻求解释的地方。所以说：王者不治理夷狄，记载戎人来时不拒绝，离去时不追赶。戎人既然不能用教化来感化、怀柔、使其归服，他们不强悍地拿起武器在边境与我们交战，本来就已经是幸事了。何况他们知道有所谓会见之礼而想要实行它，这难道不足以大大嘉许他们的心意吗？否则，若深深责备他们的礼仪，他们将有所不能承受而激发暴怒，那祸患就大了。仲尼深深忧虑这一点，所以趁戎人来临而记载“会见”，意思是说：做到这样就够了；这是用不治理来深入治理他们。从这里看来，《春秋》所憎恶的戎狄，并不是憎恶纯粹的戎狄，而是憎恶那些本来属于中国却流入戎狄行列的人。○结尾有力量。《匈奴论》【东莱】治理天下的人，不可以把夷狄势力的强弱作为中国安危的依据。假如夷狄势力强大，那么我们中国就不可不治理；假如夷狄势力弱小，那么我们中国也不可不治理。我只知道治理我们中国罢了，夷狄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譬如治理家庭的人，和睦宗族，管束童仆，谨慎关锁门户，高筑墙垣，这就是治理家庭的常法。这些办法，不会因为邻家富厚就增加，也不会因为邻家贫薄就减少；不是为了盗贼才设置，也不会因为没有盗贼就废弃。因为这些办法是为我自己的家庭设置的，不是为邻里和盗贼设置的。治理天下也是如此。中国与夷狄，彼此不能相互利用，已经很久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北方的戎地以胡为门户，从三危山直到朝鲜，这些都是用来限制戎狄的；南方的戎地以越为门户，从岷山直到瓯、闽，这些都是用来限制蛮夷的。中国与夷狄风俗不同，嗜好欲望不同，他们的安危祸福，哪里会关系到我们的利害？所以先王对待夷狄，他们来时不欣喜，他们离去时不恼怒；他们欣然前来朝见，不过是象胥的职掌罢了，不过是行人的职掌罢了。【《礼记·秋官·象胥之职》说：掌管蛮夷闽貉戎狄各国使者，掌管传达君王的话并加以说明，使彼此和亲。】

译《行人之职》掌管接待大宾的礼节和接待大客的仪容，用来亲善诸侯。九州之外称为蕃国，每代来朝见一次，各以本国所珍贵的宝物作为贽礼。】他们强悍地前来侵略掠夺，不过是司马的职掌罢了，不过是士师的职掌罢了。【《夏官·大司马之职》说：掌管建立国家的九项法则，以辅助君王使国家安定。《秋官·士师职》说：掌管国家五种禁令的法则，以辅佐刑罚。】我们的内心起初并不因此沮丧；他们纷纷自行来去，而治理我们中国的人也不曾有一天废止治理。到了后世，遇到夷狄强大，便自以为危险；认为危险就戒惧，戒惧就治理；遇到夷狄弱小，便自以为安逸；认为安逸就怠惰，怠惰就混乱。因此，夷狄强弱虽然不足以决定中国的安危，却实际预示着中国的治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不能自行治理中国，却总是把夷狄势力当作轻重标准。汉代在汉宣帝以前，匈奴强盛而汉朝却得到治理；汉宣帝以后，匈奴衰弱而汉朝却陷入混乱。看宣帝以前，太史所记载的是：某年匈奴进入云中，某年匈奴进入上郡，某年匈奴进入朔方，确实是艰难多事的时期。看宣帝以后，太史所记载的是：某年斩杀郅支单于。祭祀郊庙；某年呼韩邪单于来朝，改年号；某年单于来朝，赦免天下。这确实是太平无事的时期，却有艰难多事的形势，天下反而得到治理；有太平无事的形势，天下反而混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多事时便勤勉而修明政务，无事时便怠惰而安逸享乐，这就是治乱分化的原因。我曾说，汉朝国运的灭亡，不在元帝，而在宣帝；不是产生于王莽势力强大，而是产生于渭桥拜谒之时。匈奴自汉高帝以来桀骜不驯、不肯宾服，并不是汉朝祖宗的治理不如宣帝，只是匈奴自身势力强大罢了。到了宣帝时期，匈奴叩塞归顺，并不是宣帝的治理超过祖宗，只是匈奴自身势力衰弱罢了。这本来与中国毫无关系，宣帝却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光耀祖宗，夸大张扬这件事，用来向后世炫耀。元帝、成帝以后的人习惯了这些见闻，于是以为祖宗所忧患的只是匈奴；如今匈奴既已归服，天下就不再有多事之患了，于是纵情安乐、怠惰骄傲，直到灭亡。这难道不是宣帝有以启发他们吗？自古以来深谋远虑的人，大多认为没有外患就会有内忧。晋国与楚国在鄢陵交战，范文子不想交战，说：“为什么不放过楚国，把它作为外在的忧惧呢？” 这只是知道其中一面，却不知道另一面。臣子劝告君主，如果不能使君主觉悟，只想使君主恐惧，那么只要夷狄和敌国常常强大，君主还会警惕恐惧；一旦敌国的祸患消除，君主必定骄傲。这种说法虽然足以造成今日的恐惧，却也会开启他日的骄傲，得失正好各占一半。为什么不如把治理内部的道理告诉君主呢？夷狄、敌国有时强盛、有时衰弱，外患有时存在、有时消失，都与我们的事情无关，只专心治理内部罢了。这样，我们的主张就可以长期实行而没有弊端，这也是向君主进言的人应当知道的。《和戎论》【止斋】后世治理国家的办法，不能照搬三代。并不是三代的办法不能采用，而是后世做不到三代那样。过去商汤对待葛伯，太王对待狄人，也曾经降低身份、谦下相待，但这都是出于睦邻的诚心，并不是用来引诱敌人。因此，只有商、周那样的时代才可以这样做；没有达到商、周的条件却袭用它们的做法，就会自取灭亡，给盗寇提供资助。为什么呢？只有拥有取得天下的道义，却没有夺取天下的私心的人，才可以不用权术，听任事情自然发展。汉高帝自己知道没有商、周那样的德行，所以谋取天下完全使用权术：想使人离散，便先联合他们；想夺取，便先给予他们。虽然他的道路不同于商汤、周武王，但世上善于评论的人，没有不赞赏他有自知之明、能审慎处置自己的。正当群雄竞相奔驰、踏足争先的时候，所要消灭的是秦氏。周章率领百万军队，在秦军旗麾下交战，也只是为了抵挡秦军锋芒罢了，最终被章邯打得粉碎。沛公如果确实勇敢，难道能够直接进入秦地吗？所以他故意舒缓迟疑、从容不迫，暗中借机取利。秦将正要与秦将……一方想要联合讲和，而峣关之战已经发生了。高帝进入秦地，是采用和谈。项氏亲手分裂土地疆域，错杂地分封诸侯；那片绵延千里的土地，成为楚、汉双方争夺轻重的关键，没有哪个地方比齐地更重要。所以俘获魏豹、逼迫陈余时，高帝都把事情交给韩信处理，自己毫不忧虑。唯独想到田齐强悍狡猾、变化多端，不容易用武力攻取，于是派郦食其去游说。郦食其的游说一旦奏效，淮阴侯的军队却很快聚集在历下；这样看来，高帝攻下齐地，也同样是采用和谈。到了高帝亲自率领屡次失败的军队，抵挡雷鸣火焰般迅猛的楚军，转战五年，抛下官军像狐狸一样逃窜的事情也多次发生。高帝心里知道汉军不是楚军的对手，只有和谈才可以使项羽骄傲轻敌。荥阳被围时，他曾向楚军请求和谈，但项羽不听，大概是因为有范增在，因而高帝的计策没有实行。汉四年，项羽因兵力减少、粮食耗尽，主动提出鸿沟之约。当时项羽的意志已经衰弱，汉军取得天下一半，似乎可以凭气势要求他、凭威力制服他；可是高帝却正高兴地与他讲和，丝毫没有为难的神色。高帝难道忘了项羽吗？东方军队还没有返回本国，垓下的追击便接踵而来。史臣以为这是张良、陈平的谋略，却不知道高帝数年来蓄积的力量，正是在此时开始得到施展。高帝灭亡项羽，难道不也是依靠和谈吗？唉！从今以后，应当知道，有志于成就天下的豪杰之主，他取得天下的办法，不能用拘守小节、曲意谨慎来评判。高帝制服强大的敌人，却都用和谈来交换；假如高帝不能忍受那些细小的言辞，因而在天下人面前背负失信背义的名声，那么大事就完了，哪里还能建立四百年的基业呢？所以，高帝深藏不与人计较的姿态，把敌人诱入权术之中，君子都不责怪他。因为他谋取天下的事情重大，而背负他人的责任较轻，所以如此。后世有志于成就天下的豪杰之主，能够做到三代那样，就实行三代的办法；如果还做不到，能够像汉高帝一样，也就足够了。《易敌论》【止斋】

译国家即使弱小，也不能因为没有人而轻视敌人。凭借没有人来轻视别人的国家，这就是轻视敌人。轻视敌人，是兵家最深的忌讳，也是天下最危险的道路。古人也有触犯兵家最深的忌讳、涉入天下最危险的道路而取得成功的，但不能把它当作常法。韩信统领军队，楚、汉之间没有谁能与他匹敌，但他对付那些敌人仍然很困难。他攻打魏国，必须先知道敌军不是周叔统领，而是柏直统领，才把对方看作婴孩。等到攻破赵国，也幸亏李左车的计策没有实行，之后才感到庆幸。只是小小的赵、魏，却有这两个人，使淮阴侯韩信感到困难。假使这两个人采用了他们的计策，那么韩信能否得志还很难说。唉，天下哪里有无人之国呢？我看贾谊谋划对付匈奴，想用五种诱饵制服它，却不知道中行说教导匈奴君主，正是要使匈奴断绝汉朝的物资。赵涉向条侯进言，自以为是从天而降的计策；可是吴国有田禄伯，他的计策正与赵涉相同。唐太宗揣度高丽的上策，而刘、卢二人对高丽的计策果然与太宗所料相合。可见奇诡谋略之士，没有哪个国家没有。用兵的人只依仗自己的长处、专门攻击别人的短处，危险啊！只了解敌人却不了解自己，正是兵法所说的危险。虽然如此，轻视敌人会失败，过分重视敌人又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固然不能骄傲轻敌，但畏惧敌人也不可过分。将领用兵时，如果一定要害怕敌人有人才，那么到哪里还能有所作为呢？善于判断敌人的人，也要根据敌人的形势来衡量；不应因敌人强大而胆怯，却应因敌人弱小而警惕；不担忧敌人胜利，却担忧自己失败。因为强大的容易被忽视，胜利的容易骄傲；弱小的常常处于危险，失败的常常戒惧。骄傲和轻忽的心一旦产生，即使是贤者的谋略也无法进入；一旦身处危急而知道戒惧，就会屈己下人，必然有人出来扶助他。蹇叔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是在秦军正要兴起之时；伍员的劝谏没有实行，是在夫差屡屡获胜之后。到了秦军压境，郑伯才仓皇向他求取计策；武王在会稽遭受耻辱，句践便把心思托付给文种、范蠡，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强弱胜负的形势造成的。君子判断敌情，一定要从这些方面来推断。所以对于穷困的敌寇，不应逼迫；对于将要丧亡的国家，必须宽缓并给予机会，大概是担心急攻速取会使对方深入思考、联合交往，从而让他们自行谋划。唉，齐国坚守即墨，田单奋起；吴军进入郢都，申包胥哭泣，这正是燕国、吴国后来反而在齐、楚手下大败的原因。可悲啊！《知敌论》【林光朝】用军队作为诱饵来诱骗敌人，这是最下等的计策。但郑国、楚国却凭此获胜，为什么呢？大概一定要先了解敌人的真情和虚实，然后才能使用这种办法。如果敌人的真情虚实我们不知道，而我们的诡诈谋略又被敌方的间谍侦知，那么这个谋略就不能使用，出兵也不能取胜。北戎贪婪，郑人知道这一点，便利用它的贪婪，以军队作为诱饵；北戎只看重贪利，哪里知道我们有三重伏击的谋略呢？吴人轻率，楚人知道这一点，便利用其轻率，以军队诱骗他们；吴人只看重轻率进攻，哪里知道我们有三重伏击的谋略呢？所以敌人贪婪就用利诱，敌人轻率就用诱骗；如果敌人既不贪婪也不轻率，双方的形势才相等。我们对此也有应对的方法，名叫审察时机。敌方大臣彼此猜疑，我们就多派间谍去迷惑他们；敌方将领和臣下失去权力，我们就故意散布谗言来扰乱他们；敌军帐下发生变故，就可以袭击敌酋；水旱灾害紧急，就可以诱导边民。没有可以取胜的时机，就拱手等待；一旦发生变化，已经形成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暗中鼓舞三军的士气。这样持续几年，以谨慎稳重来坚持，不要因为小小挫折而损伤我们的士气，不要因为小小胜利而使我们的士气骄傲，不要因为没有功绩而使我们的士气衰颓，不要因为长期用兵而使我们的士气忧惧。士气既已充实，军队既已保持安静，然后才可以观察敌人的变化。做到这样却不能取得全胜，我是不相信的。《武备论》【止斋】人们常说：“兵器，是太平时代所忌讳的东西。”太平时代的士人不谈兵，太平时代的百姓不拿兵器；把刀改造成犊，把剑改造成牛，把矛戟改造成锄耰，把营垒改造成田地。凡是鸟占、云祲、金版、《六韬》之类的书，都束之高阁，使天下不再知道有“兵”这个名称，这样才足以成为太平之治的极致。唉！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太平时代虽然不曾喜好战争，却也不曾忘记战争；虽然不曾使用军队，却也不曾废弃军队。先王在太平至治的时代，整饬军队，严肃号令，谨慎校阅训练，用来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在无穷久远中保全治理。哪里曾把兵器当作忌讳呢？况且虞、周的时候，是治理得好，还是混乱呢？即使极其愚蠢的人也知道那是至治。舜处在至治时代，本来可以忘记战争、废弃军队了；然而典谟所记载的，在内则彰明射侯之礼，把它作为教养的方法；在外则奋扬武威，作为防备抵御的屏障，急切地唯恐军队没有训练，实在没有听说他把兵器当作忌讳。武王的时候，是治理得好，还是混乱呢？即使极其愚蠢的人也知道那是至治。武王处在至治时代，本来可以忘记战争、废弃军队了。然而司马掌管的事务，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名，在秋、冬有治兵、大阅之法，急切地唯恐军队没有训练，实在没有听说他把兵器当作忌讳。舜的防备已经完备，本来可以弹琴吟咏《南风》之诗；武王的防备已经完备，本来可以树立弓袋，演奏收止兵戈的颂歌。人们只看见他弹琴的安逸，却不知道他为了防备曾经如此劳苦，于是以为舜的治理全在于弹琴；人们只看见他树立弓袋的轻易，却不知道他建立防备如此艰难，于是以为武王的治理全在于树立弓袋。假如弹琴就可以穷尽舜的治理，那么房琯迷惑于董廷兰，为什么会有陈涛之败呢？假如树立弓袋就可以穷尽武王的治理，那么秦始皇铸造十二个金人，为什么会有胜、广之乱呢？弹琴是同一件事，舜可以这样做，房琯却不可以，区别只在有无防备；树立弓袋是同一件事，武王可以这样做，秦始皇却不可以，区别也只在有无防备。房琯是不善于学习舜的人，秦始皇是不善于学习武王的人。说到这里，谁能认为训练军队、严密防备不是太平时代的首要事务呢？所以我说：“兵器并不是太平时代所应忌讳的东西。”大体说来，销毁兵器不足以消除兵祸，只有整治军队才可以消除兵祸；

译偃息武备不足以真正停止武备，只有讲习武备才可以停止武备。人们只看见汉文帝同邻国结和，烽火绵延万里而不举，以为这是停止武备的功劳，却不知道文帝之所以达到这种境地，只因为有细柳、棘门的防备。人们只看见汉章帝时儒馆献歌、戎亭空置烽堠，以为这是停止武备的功劳，却不知道章帝之所以达到这种境地，只因为有金城守卫边境的防备。人们只看见唐太宗时四方夷狄都戴冠束带、胡越如同一家，以为这是停止武备的功劳，却不知道太宗之所以达到这种境地，只因为有殿廷练习射箭的防备。晋武帝在平定吴国以后，可以说天下得到治理了；他依仗这种治理而撤去州郡防备，最终导致五胡之乱，难道不是忘记战争的祸害吗？唐玄宗在开元以后，可以说天下得到治理了；他依仗这种治理而撤去中原防备，最终导致禄山之乱，难道不是忘记战争的祸害吗？唐德宗在兴元以后，可以说天下得到治理了；他依仗这种治理而撤去河朔防备，最终导致藩镇之乱，难道不是忘记战争的祸害吗？由此看来，销毁兵器正是招来兵祸，检阅武备正是停止武备，道理非常明白，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那么君主在无事之时，难道可以不预先作好防备吗？或者我曾说过，众人所轻视的，正是明君所重视的；众人所置后的，正是明君所优先考虑的。凡是开合、操纵的权力，本来就不是常人能够窥测的。怎么知道呢？从光武帝的事情可以知道。用兵之时，众人所重视的是骑射，所轻视的是诗书；光武帝却放下武器讲习经艺，停住战马讨论道理，在战乱纷扰之中专心实践仁义礼乐，轻视众人所重视的，重视众人所轻视的；如果不是能够预先看到事物先机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停止战争之时，众人所优先考虑的是文事，所置后的是武备；光武帝却疏通修筑亭障，整治明示烽燧，在宴饮安乐、闲暇无事之中，严密准备守御捍防，置后众人所优先的，优先众人所置后的；如果不是能够预先看到事物先机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天下正崇尚武力，我独独向他们显示文治；天下正崇尚文治，我独独以武备相抗。一张一弛，随时势推移。那些人看见他战胜敌人，就说他勇武；看见他治理国家，就说他柔弱，这都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而只想追求表面迹象的人，哪里足以了解光武帝呢？《古文集成》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四十四，宋王霆震编。前面已经汇集六篇。

译论 《本论》【欧阳修】东莱批语：【读这篇文章容易使人感到委靡，然而笔锋和刀锋都藏在其中。】佛法成为中国的祸患已有一千多年，世上那些卓然不惑而又有力量的人，没有不想除掉它的。已经曾经除掉过，却又大规模地聚集起来攻击它；暂时打破它，它反而更加坚固；扑击它还没有消灭，它反而更加炽盛，终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这难道果真是不能除掉吗？大概只是还不知道方法罢了。医生对待疾病，一定要推究病从哪里发生，然后医治它受病的地方。疾病侵入人体，是乘人体气虚而进入；因此高明的医生不专门攻击疾病，而致力于调养人体之气。气充实了，疾病自然就会消除。这是自然产生的功效。所以拯救天下的祸患，也一定要推究祸患从哪里产生，然后医治它受祸患的地方。佛法属于夷狄，距离中国最远，但佛法存在于中国已经很久了。尧、舜和三代之间，王政修明，礼义教化充满天下；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佛法，也没有进入中国的途径。等到三代衰微，王政亏缺，礼义废弛，过了二百多年佛法才来到中国。由此说来，佛法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乘着王政亏缺、礼义废弛的时候而来，这就是我们受祸患的根本。补足亏缺，修复废弛，使王政彰明、礼义充足，那么即使有佛法，也没有办法施加于我们的百姓；这也是自然形成的趋势。尧、舜和三代的政务，○一段之中有三个层次。他们设置井田的法度，登记天下人口，按照人口数目让每个人都得到田地。凡是人的力量能够胜任耕作的，没有不拥有田地并耕种它的；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区别征发赋役来督促那些不勤劳的人，使天下人都尽力于田野，没有闲暇顾及其他。但又担心他们劳累而懈怠，因而陷入邪僻，于是制定牲牢酒醴来养护他们的身体，设置笙匏俎豆来愉悦他们的耳目。在不耕作、休息体力的时候，便用礼来教导他们；所以根据田猎制定搜狩之礼，根据嫁娶制定婚姻之礼，根据死亡安葬制定丧祭之礼，根据饮食聚会制定乡射之礼。这不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作乱，还借此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等做人最大的伦理。因此，凡是养生、送死的办法，都顺着人的欲望而制定，并加以装饰、文饰，使人喜悦，容易趋从；又顺应人的性情加以节制，用来防止他们过度。但还担心这样仍不够，于是又设置学校来讲明道理。因此上自天子郊外，下至乡党，没有地方没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加以教习，使他们互相告知、劝导，引诱那些愚昧懒惰的人。唉，这是多么完备啊！○结尾很有力量，承接上文并开启下文；这些事情都见于《周礼·地官》《仪礼》和《前汉书·食货志》。大概尧、舜和三代施政，就是这样周密考虑百姓，治理百姓的工具如此完备，防范百姓的办法如此周全，诱导百姓的道路如此深厚；勤勉地施行，便广泛落实于万物；渐渐浸润，便深入百姓内心。所以百姓活着时，不在田野尽力耕作，就从事于礼乐之中；不在自己家中，就在庠序学校之间。这四句把上面的意思全部收束起来。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没有不是仁义礼乐；他们趋向仁义礼乐而不知疲倦，终身都没有见到别的事物，又哪里有空闲羡慕外物呢？这与前文相互照应。所以说，即使有佛法，也没有进入中国的途径，是说有这些治理百姓的工具。到了周朝衰微，秦国兼并天下，把三代的法度全部废除，王道中途断绝。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勉力施行治理，治理百姓的工具不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不周全，佛法就在这个时候乘隙而入。千余年之间，佛法来到中国的越来越多，我们所实行的政教却越来越败坏。井田最先废除，于是兼并土地和游惰奸邪兴起。后来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等礼，凡是用来教导百姓的工具，也相继全部废弃。这样以后，奸邪的百姓有了空闲去做别的事情；善良的百姓也完全看不到礼义对自己的影响。奸邪的人有余力，就想作邪僻之事；善良的人看不到礼义，就不知道应该趋向哪里。佛法在这时乘着空隙，正鼓吹它夸大的荒诞学说来率领百姓，百姓于是跟随而归附它。何况王公大人往往还倡导并驱使百姓归向它，说：“佛是真正可以归依的。”那么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归依呢？幸而有一个不受迷惑的人，才怒气冲冲地说：“佛是什么东西？我要拿起武器把他赶走！”又说：“我要提出一套说法来排斥他。怎么会有这么不加思考的人呢？”唉，延续千年的祸患，已经遍及天下，难道是一个人在一天之内能够办成的吗？百姓沉溺其中，已经深入骨髓，不是靠口舌所能胜过的。那么将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这是为了使下面所说的两件事先有这一句总领。】从前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惑乱天下，孟子为此忧虑，专门讲仁义，所以仁义的学说兴盛以后，杨、墨的学说就废弃了。汉代时，诸子百家一同兴盛，董仲舒为此忧虑，退而修明孔子的道，所以孔子的道显明以后，百家自然平息。这就是所谓修治根本来战胜它的效果。【这里应承接上句，以收束全文的意思。】如今有身高八尺的男子，披着铠甲、拿着盾牌，勇力足以胜过三军；然而见到佛便叩拜，听到佛的言论便产生敬畏仰慕之情，为什么呢？他确实身材雄壮俊美，只是内心茫然，没有可以坚守的东西，所以才这样。一个普通士人，身形微小，柔弱怯懦，进退都畏缩胆怯；然而听说有讲佛之道的人，便义气显现在脸上，不但不向他屈服，反而想驱逐并断绝佛教，为什么呢？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学问明达、礼义熟习，内心有所坚守，能够以此战胜它。【首尾相互照应。】那么，礼义就是战胜佛教的根本。如今一个普通士人，懂得礼义，尚且能够不向佛教屈服；假使天下人都懂得礼义，就能够战胜它了。这是自然形成的趋势。《明论》【苏洵】迂斋批评说：【这类思想脉络也自然来自战国时期，曲尽人情事理。】又批评说：【主旨只在于不可测度，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虽然不免有倚仗权术、使用谋略的说法，然而道理确实如此。立法来攻破坚固之物，攻锻也同样如此。】

译天下有大智慧，也有小智慧。人的智虑有能够达到的地方，也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圣人凭借大智慧，同时取得小智慧的功效；贤人凭借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来弥补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愚人不懂得大智慧，却因为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而丧失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所以圣人治理天下，依靠恒常的原则；贤人治理天下，则根据时势。【又增添“常”字、“时”字，用来衬托前两段。】既不能守常，又不能应时，可悲啊，危险啊！只有具备大智慧，才可以守常。用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来弥补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然后才能做到应时守常。“常”，就是没有特别施治却能使天下得到治理；“时”，就是没有什么混乱而不能得到治理。太阳和月亮运行在中天，它们的光明可以覆盖四海，但微小之处有时甚至不能照入一间屋子。它们本来就不必使用这点微小的光明。【回护。】所以天下看待日月的光辉，庄严肃然地如同看待君父的威严。【因为它们的作用不可测度。】因此，自从有天地、有日月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哪一天可以没有它们。天下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背叛父母、冒犯神明，雷霆就会从天而下降下来击打他。”雷霆当然不可能替天下把这类人全都击打一遍，但天下之所以战战兢兢，不敢冒犯，正是因为它有时会降下而且不可预测。【时。】假使雷霆每天都轰轰作响，【意思尚未反说，是用反面来说明。】绕着天下寻找那些背叛父母、冒犯神明的人并加以击打，【这样就与不可预测相反了。】那么那些人未必能全部找到，而雷霆的威势恐怕反而会减弱吧？所以，懂得日月与雷霆作用区别的人，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了。【关锁处点明一个“明”字。】圣人的智慧，我无法知道。【圣人运用智慧这一段意思已经分明，所以不必详细说明；这段文字说明智慧的缓急、使用与舍弃的方法。】我唯独喜爱贤人运用心力简约，却取得广大的功效。我唯独奇怪愚人运用心力劳苦，却不能成功。这没有别的原因：专注于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并把它做到极致，那么所达到的地方一定精细；兼顾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也要去达到，那么所达到的地方一定粗疏。【防止下文“专”“兼”与“精”“粗”相混。】做到精细，人们会说：“这只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达到的地方，一旦去做就能做到精细。”【曲尽人情。】否则，我恐怕会被奸雄暗中讥笑。齐威王即位后，国家大乱了三年，威王一振作，诸侯便震惊畏惧，持续了二十年。这是修治了什么？经营了什么呢？齐国的贤人，显然不只是一个即墨大夫；扰乱齐国的人，也显然不只是一个阿大夫，以及几个在左右面前称誉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人。一个即墨大夫容易了解。【人数少就容易达到。】一个阿大夫也容易了解。左右称誉阿大夫而诋毁即墨大夫的有几个人？也容易了解。从容易了解的事情入手而做到精细。【其中却有不可测度的因素存在。】所以用心非常简约，而取得的功效非常广大。天下的事情，譬如有十件事，我举出其中一件，而别人却不知道。【这是用“以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来弥补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作比喻。】我所不知道的是其余九件；逐一计算，算到九件，却不知道其中一件，不如只举出一件而使其作用不可测度。何况还未必能达到九件呢？【意思是人未必有知道九件事的智慧，只是勉强装作而已。】《质论》【陈谦】人的性情，喜欢趋向华美而不习惯质朴，为什么呢？是被所看到的事物迷惑了。观察别人时，常常厌恶他的简陋；被别人观察时，常常以自己的不足为耻。一方面厌恶，一方面羞耻。把这两方面合在一起而要求两全，当然就不习惯质朴了。况且奢侈靡丽的风尚还没有形成时，人情本来没有什么趋向，安适而已，不掺杂他物，朴素而已。喜欢新奇、厌弃旧物，是从那些逐渐奢靡的人扰乱了人的观感开始的。然而，这大概是人情逐渐衰败的结果，并不是人的正道。如今反过来探求根本，就会被旁人惭愧地抛在那些人情衰败的风气中，因而得不到好脸色。不仅如此，天下正面临非常紧迫的形势，谋划和财力都不能供给，物资也不充足，却还追逐耳目所喜欢的末节，不肯在观感和听闻方面稍稍降低要求。请让我打个比方：有千金家产的人，支出繁多、用度广泛，财产已经耗尽而没有了。然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凡是涉及别人观看的事情，尤其竭尽力量去办理；严重的甚至卖掉财产、借贷钱财，也要取得足以炫耀的装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情感不能容忍自己因不足的名声而自我羞辱。唉！谁知道儒者的居室，木器粗劣，绨衣、粗布衣服陈旧简陋，但诗书道德的光辉，却自然有东西可以覆盖、充实它们。如今的祸患，人人都说是没有财力；凡是制定这种苛刻的征税、搜刮政策的人，也都把它归咎于这个原因。为什么不重视质朴的根本而推广它呢？尧的房屋，椽木不加修剪，也不加雕凿；汉文帝的衣服是绨，鞋子是皮革制成的。若放在今天，一定要按照人们所作所为来要求他们成为唐尧、汉文帝，那么难道不会讥笑他们，说他们享受着天下的供奉，却为什么如此自我枯槁吗？古代使天下富足的人，对于自己都有所忘却。如今天下的形势，外部正受到逼迫而要遗弃俘虏，内部要奉养宗庙，上面要供给官吏俸禄，下面要供给士兵粮饷。掌管财政的人忧心忡忡，担心供给不能持续。然而太平时代用于炫耀于众人眼目的制度规模，还没有消失。郊祀因为不够华美便认为不庄重，赏赐因为不够丰厚便认为不合礼制，费用因为不够广泛便认为不相称。皇帝车驾经过之处，深红色绮罗和华美刺绣交相映照在道路上，奔走的卒吏身系装饰纽带，车马披挂金玉，器物、服饰、用具纷繁陈列，百官各司也光彩鲜明。唐尧、汉文帝曾经这样向百姓炫示过吗？何况占据天下一半而财用已经供给不足，难道还在这个时候不肯稍微减损吗？难道治理这样广大的天下，就一定不能让观感显得华美吗？为了迎合人们的观感而废弃天下的大计，也太迷惑了。康定初年，有人因日食请求停止、撤去音乐，执政者说不可以。后来北方的胡人这样做了，执政者便深感后悔。当初认为不可以这样做，难道不是因为在外在观感上不够美好吗？眼睛看着美好，心里却后悔，这两者选择哪一个呢？有盛大德行的事情，舍弃它而不去做；而如今还不断寻求增加财物，我也恐怕后人会为此后悔。于是作《质论》。《一论》【陈谦】

译事物不能凭借一个事物去衡量、控制另一个事物。事物之所以不能凭借事物相互制约，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才力不充足，就是因为智慧不足。彼此对立于天下，双方都没有办法压倒对方，也就都没有办法制约对方，所以必须虚心地兼听双方。这样，不被事物所役使的人，才能掌握事物的权力。唉，这不正是因为事物各不相同，而我却保持统一不变吗？秤悬在空中，轻重都由它来衡量，而秤本身不移动；镜子安放在堂上，美丑经过它显现，而镜子自己并不知道。正因为我保持统一而不变，才能控制对方的多变；对方的变化没有穷尽，我的应对却始终如初。所以说，天下的运动变化，是由那个“一”来端正的。让一个人坐在朝堂之上，万钧重物都听从他的安排，正是因为有“一”来统摄它们。如今掌握最纯一的权力，处在可以统一事物的形势中，却不能使自己保持专一，我看这是迷惑了。是非被牵制于首先出现的意见，迁就因犹豫而形成；我与事物常常在纷乱不定之中相互牵扯。凭我自身的纷扰，竟说能够应对事物的纷纷变化，可信吗？因此君子看重专一地办理一件事，而不是谋划许多不同的事情。想要做到专一，是因为谋划本来就是用来处理事情的。向一个人谋划，却又因另一个人而改变，这正是事情越来越不能专一的原因。虽然如此，有根本上的公正才能专一；一旦沉溺于偏私，就会受阻。只有安定才能专一；心静就明，躁动就紊乱。只有精审才能专一；审慎就专一，懵懂就迷惑。只有和谐才能专一；猜忌会变成疑虑，自负会变成乖戾。曹参继任相国后是怎样做的？开始时有嫌隙，最终却顺从前任的政策。只要能够使百姓安定，就守住它而不失，始终不因私情损害公事。所以说，只有公正才能专一。子产辅佐郑国时，开始百姓想杀他，最终百姓却歌颂他。只要能够使国家获利并安定，就坚持而不改变，最终不因躁动妨碍安定。所以说，只有安定才能专一。赵充国筹划边疆事务，开始时认为正确的有十五条，最终认为正确的有十八条。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清楚明白的只是我的谋划取得了胜利。所以说，只有精审才能专一。房玄龄、杜如晦谋划国事，开始时认为没有如晦就不能成功，最终却终于采用了元龄的谋划；在他们那里并不知道，在这里也并不知道，洞察清楚的只是谋划得以成功。所以说，只有和谐才能专一。唉，刚正而公允，坚定而安定，明灼而精审，亲近而和谐，谁能实行这四种品德，就可以同他谈论天下大事了。如今世上的祸患，最令人忧虑的是百姓听闻受到迷惑。百姓并不是自己迷惑，而是向他们展示事物的人没有丝毫坚守。朝廷建立一项事务，发布一道命令，假如有人能够寻找其中的漏洞，便都拘执文字来要挟上级。侥幸者希望得到恩典，有罪者希冀获得赦免，这就叫作拘执文字来要挟上级，是一种可以劫持上级的形势。百姓之间私下相处尚且不可以这样，何况下级对上级呢？然而天下之所以安于这样做的人，也不过是因为凭借拘执条文来制约上级，而上级的人曾经同我一起迁就他们，所以才会如此。【原文“天下安为？之者”有疑误。】人的情状没有穷尽，而我也同他们一起无穷无尽地应付，这与事物凭借事物相互控制有什么不同？又怎么能取得控制天下变化的办法呢？曹侍中是一个有操守的人，一次拘执条文，他不执行；两次拘执条文，他仍不执行；第三次拘执条文，他却执行了，有人便袖手旁观，于是得以施行奸计。那么，不专一不仅会使事情不能成功，奸邪也会由此产生，难道不值得害怕吗？《要论》【陈谦】智慧不以周遍知晓一切为可贵，而以明察地知晓关键为可贵；权力不以全部使用为可贵，而以大处使用为可贵。把万物的长短高下全都由我来考察，穷尽它们的抑扬高低，全部纳入我的掌握，彻底了解而没有遗漏。君子固然也想使自己的机变神妙，从而举措事务。然而天下的情势没有穷尽，事情的变化纷纷而来；聪明运用于微妙隐蔽之处，控制驾驭却施加于疏略之处。那些耸动人心的险恶情态、炫饰自己的邪曲行为，纷杂地交相来到眼前，而我凭借主观猜测和片面的听闻，想要穷尽它们的根由。过去那些智慧周遍、权力尽量使用的人，最终往往事务繁多、法令烦琐，忙得应接不暇，反而因此受害，最后也享受不到成效。为什么呢？天下本来就会从他没有顾及的地方得到利益，对他轻率地抓住要害也不以为意；但也不会服气于他强行干预一切，反而敢于欺骗他。从前丙吉在汉朝时，不追问因斗殴而死伤的人群；姚崇在唐朝时，不肯承担选择刺史、县令的责任。这些说法都近于矫饰荒诞，但详细思考、切实推究后可知，他们所处的堂奥深邃而严密，却想凭片刻之间的耳目来掌握四方万里之外的情况，并控制天下各种人才，这本来就有难以持续之处。然而天下本来就有能够承担这些责任的人。如今天下的事务，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全部察知，但中书省每天裁决的事务却越来越多。如今天下的士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全部认识，但三府每天召集、征召的人却越来越集中。百姓的情状，不习惯国家的尊严；一旦召来，便会源源不断，而士人来到这里，大多都有可喜的议论，想要施行所学，任用他们却又不能满足。面对无穷无尽的变化、无法满足的情状，它们在我面前彼此幻化，而我每天用最诚恳恻怛的心，正面应对它们，推测衡量、安排布置，各自设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却最终一两件也未必能收到成效。那么，这样纷扰不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唉！这难道不是想周遍知晓一切所造成的弊病吗？在这里有一个要领：是百姓吗？应当用人。是百姓吗？应当向人求取办法。向人求取办法该怎样做？有才干的人交给有才干的人，贤能的人交给贤能的人，有德的人交给有德的人。确实知道谁有才、谁贤能、谁有德吗？那么就把我用来了解他们的方法，交给他们去了解人。对此还有什么忧虑呢？不过是在万分之中明察其中极少数，再把他们大范围地任用其中一二人，天下的事情就办完了。从前孔子告诉仲弓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人，别人难道会舍弃他吗？”天下的事情只听从所知道的人的意见，似乎疑虑在于范围不够广。然而我所不知道的人，所知道的人将不会遗漏他们；那么所谓范围不广，正是不会遗漏人才的方法。用锱、铢逐一称量，不如用钧来得直接；用龠、合逐一量取，不如用钟来得方便。懂得这个道理，就懂得要领了。《重论》【陈谦】

译天下的形势，没有什么比人们所习惯的事物更重要。习惯了就会玩弄，玩弄了就会轻慢。唉！形势一旦到了被轻慢的地步，情势就会紧迫而难以应对，要求繁多而怨恨增加。施恩时没有顾忌，纷纷设法满足他们难以满足的欲望，以消除他们不平之心的根源。我的力量已经穷尽，而人心仍没有止境，这是习惯造成的过错。如今从平民以上直到公卿大夫，他们在形势和仪貌上的相互差别，本来已经截然分明，不可相提并论。到了宰相，就更可想而知了。若反过来斜视它，大概就像登天梯、渡大海一样，谁敢习以为常地轻慢它呢？处在天子身边，早晚与天子一人谋划、度量、议论，可以使人活，也可以使人死，可以给，也可以夺；一概交付给百官，拱手听凭他们施行，把自身置于无法预知的境地，把将来交给任意造成的结果，不敢把私下谋划、邪恶计策预先置于其前；于是弯腰快步上前，仓促迅速退下，不敢指斥，不敢凭空猜测，所以不敢议论，又怎么敢怨恨呢？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端坐之余，哪怕只是声音严厉清正的余威，也足以震慑远方、使邻国畏惧。假使他的邪心奸态因此消退而不再发生，这必定不是靠崇饰威耀、勉强这样做来向天下夸耀，而只是因为他所处的位置本来如此。他所处的位置本来就是这样，又何必还要压制、断绝、遮掩、阻遏，去同那些人纠缠于争辩计较的领域，反而使自己受害呢？我看如今的情形，宰相站在堂上，百官各自上前陈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就像向邻国讨还债务、从怀袖中索取物品一样；严重时彼此排斥，追随前后相互扶持，敢于自行其是而不顾一切，稍有不满足便怨恨诽谤、愤懑不平，退下后便放言发泄，讲述事情经过和内心情状，毫无顾忌。唉！先前所说的凛然不可轻慢的威势，究竟是谁毁坏了它，使它郁郁不振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庸人的议论必定说：尊贵的人不能抗拒，因为他之所以尊贵正在于此；下位的人不能过分，因为他之所以居下正在于此。其实，地位越高越应当包容，越公正越应当通达，不要阻隔天下的善才，只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广博才能罢了。唉！通达，是处理天下事务的原则；严正，是人臣应守的法度。如今拿同天下人共享喜乐的权力，在接受和传达意见的环节上使用它，来求得尽知天下人的情状，这难道不是以公权谋取私利吗？从前王文正担任宰相时，张师德两次到他门下求见，他终身斥责张师德而不再顾念。李文公掌国政时，新进士人陈说便利之策，全部摒退而不上奏。这不只是所谓严厉；堵塞侥幸、压制贪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想要宽松地使人情全部得到表达，反而不能承受这些情状，最终也不能真正了解人情。拿古代宽恕的法则来应对今天极端的变化，也不过是已经习惯于宽纵罢了。于是作《重论》。《备论》【陈谦】任用人才的事情，常常担心形势紧迫而来不及应对，计策穷尽而无可作为。大概事情将要发生的关键时刻，间隔一刻也不能容忍；四面空虚的房屋，再高明的智巧也无法替它筹划。这两种不幸的情形若由君子承担，仍将能在千百件事情中保存十分之一。假如形势可以应对，计策可以施行，我还没有见过有人把事情置于悠闲拖延之中而不留下后患的。况且在事情发生以前就思考，思考便不会遗漏计策；事后再反复思考、寻求办法，所寻求的也只能是多余的应对。事情可以做却不做，耳目可以达到却自行阻塞，手脚可以施展却自行束缚。等到一天之内突然发生变故，只能惊恐四肢，熟视而无所作为。郑国将要灭亡时，君臣相互对望，缩手没有防备。幸而得到一个人，他说：“我没有早点任用您；过去没有早点任用，如今因危急而寻求，仍然还有可以寻求的人。”所以依靠他而得以成功。如果没有可以寻求的人，不是很危险吗？事情做得不整齐，未必就会跌倒；辨别处理得不早，未必就会造成烦乱。孔子说：“如果不说‘怎么办，怎么办’，那么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孟子说：“如今国家有闲暇，趁这个时候，明确政令和刑法。君子不把反复说‘怎么办’当作可以习惯的事，而把闲暇看作不可错过的机会；如果只是玩弄岁月、消磨时日，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这样做。” 如今的天下，难以治理，是因为它的形势难以测度。从前的和议，并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怀着愤懑勉强维持，迫不得已才顺从。大概这种和议可以使人处于危险，却不能使人安定；可以用来考虑，却不能用来依靠。可是掌握国政的人不加谋划，突然把它当作安然无事，所以多次订立盟约时，士大夫出来接受并承担此事，都有形势紧迫、计策穷尽的感叹。如今的和议与最初没有不同。两国相持，如果我方弱而对方强，那么和议是要依靠它来巩固自己吗？还是借助它来谋划呢？什么做法可以缓和对方的谋略，同时详细筹备我方的防御？所以凡是敌人挑衅而尚未达到我方的时刻，都是我们谋划对策的时刻。若因玩忽而安逸，把它习惯视为常态，有见识的人就会因此感到恐惧。火焰升腾到天空，狐狸和貉便知道戒备；霜气开始侵薄树林，葛布、细布便已经准备好。古人的智慧，不只是因为这些事情眼下还不紧迫就置之不理，他们预先防备，考虑得十分周全。何况是重大而可怕的事变呢？敌人既然不依赖盟约和议，一定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后一定不会长久，这不必等有智慧的人才能看出来。《豫防》卦和《阴雨》诗，我恐怕会成为后来的悔恨。一个有准备的国家，天道也会顺从它。试试看按照我的说法去做，那么形势紧迫、计策穷尽，就不再是值得忧虑的事情了。于是作《备论》。《制论》【陈谦】能够把人置于无用的状态，然后才能在有用的时候控制他。世上从来不缺少人才，但可以任用的人很少。幸而有一个可用的人，他们又都挟持自己的所有来要挟上级。他固然可以任用，但我却不能得到他的作用，结果仍然一样。从前先王的时代，并不是没有人才；天下有事，便竭尽力量争战，事情办完就立即回身退处，安然无事而已。至于名位器物，不随意授予；爵位封土，不滥行给予。他们并不是鄙弃富贵、以荣宠为羞，因而与常人性情不同，而是说：君主的心就是臣下的手足。心在内安静，手足在外运行，这就是我的责任。唉，身体用来护卫心，心的作用也太大了！如果道义不足，就退而采用制约。制约的主张，不产生于畏惧之处，而产生于有所凭恃之处。凭恃忠诚的人会激进，凭恃宠爱的人会放纵，凭恃功劳的人会乖戾。让这些有所凭恃的心情得不到适当对待，他们反过来就会像狼一样回头窥伺。上面的人为什么不深思熟虑呢？倚仗他们的力量足以缓解紧急情况，最终不免优待他们，以助长他们的志气。唉，还没有任用他们就已经这样，真正任用后又将如何呢？放弃楚国来豢养伍子胥，蹑足而进的势头便越来越强；剖符为凭来同霍氏结盟，作为骖乘者的死亡便更加令人寒心。君臣相互仇恨，最终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如今知道，制约是不可停止的。如今国家所依靠来获得安定的，说到底是将领和军队。

译没有事情时就供养他们，有事情时就使用他们。然而供养他们，他们不认为是恩惠；使用他们，他们反而认为是畏惧。军队骄纵，已经很久了。有人推托说：“这是要使用他们。”然而他们凭借虚假的名册来扩充自己，滥报功劳来掩盖应得的赏赐。将领骄纵，也已经很久了。有人推托说：“这些只是小事。”有罪时贬黜他，抛开过错又恢复他的职位，这也是超出期望的恩惠。于是左右窥伺，全部要求恢复过去的赏赐和旧日爵位，仿佛手里拿着契券，就要从怀袖中取回一样。况且，酬报功劳，是君主的事情；竭尽劳苦，是臣子的责任。这两者实际上相互依赖，不能相互索取。上级向下级索求功劳，不是很盛大的事情；作为下级却反过来向上级索求，不也使上级很为难吗？这样才知道，升赏功劳差六级，并不算过分；而那些痛哭至死的人，也不是毫无理由。议论者还说，创建、攻克李克用之乱，使唐朝再次失去河朔，是因为没有得到一个官职，并把这看作当时宰相的过错。在我看来，过错不在这里。鸱枭的本性，到了哪里不会做不祥之事？他们不在藩镇作乱，就会在君主身边作乱。天下一旦有变，不是首先倡导，就是随后响应的，除了这些人还能是谁？难道说一个官职就足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平吗？唐朝的宰相知道他不能任用，却又没有控制住他，于是放纵李克融，给自己留下了祸患。如果李克融当时所接受的政策是“宁可我辜负你，不可你辜负我”的防范，不过是为了控制他罢了。即便如此，如今所说的制约，本来既不在于一定给予，也不在于一定不给予，而在于使进退伸缩的权力掌握在我方，使对方没有可凭恃的东西，这就可以了。至于压抑阻遏、猜疑沮丧，不以厚礼相待，不相信他的内心，却把他当作奴隶看待，我就不知道这种说法有什么道理了。于是作《制论》。《古文集成》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古文集成》卷四十五，宋王霆震编。前面已经编集七卷。论 《尽性论》【上，张宛丘】用一句话概括天下的道，就只有“性”。道存在于万物之中，虽然分散而各不相同，无论到哪里都不能不存在，但归结起来只有两方面。从内在根本上说，是圣人的精神，所以凡是大到与天地并列、广到辅助天地化育的事情，即使是祸福这样的重大变故，也不能荡乱它的和谐；即使是死生这样的极大变化，也不能干扰它的常道。这种能够穷尽天下最高明的道理，却寂然不动，以等待万物到来的，都是道存在于内在的一面。从外在而发挥作用来说，是王者的事业，所以凡是观察变化来应对天下的运动，利用事物来完成天下的事务，大到礼乐，小到政令刑法，用来鼓舞众人、发动百姓，与整个时代共同承担忧患，没有什么感受而不能相通，盛大的德行和功业赖此建立的，都是道存在于外在的一面。唉！道虽然广大而宏大，但不在外就在内，不在自己就在万物。所谓道，不过就是这些罢了。况且天下的道，不过是内外两方面，而内外之道最初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凡是内在的，都是我从上天那里承受来的，它虚静明达，不需要依待外物，就是所谓喜怒哀乐尚未发出的时候。凡是外在的，是把我从上天那里承受来的东西，显现在形体、名分、事物之间，同万物共同获得并传播于天下；从内心取得而施行于事务，本于天道而由人来完成，从无为而发动，却显著地呈现为有形，使天下万物都蒙受它的利益，这就是所谓喜怒哀乐已经发出而符合节度的时候。所以，内外之道虽然不同，却同样出自我的本性。因此，用两句话概括天下的道，就是内外；用一句话概括内外之道，就是本性罢了。既然如此，天下的万物没有能够逃出我本性的范围，那么我的本性就是能够完成天下一切事情的根本。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难道是强行增加本性中原本没有的东西，再附加到本性不足的地方吗？不是，而是穷尽自己从上天那里承受的本性，使它没有昏暗蒙蔽、

译不能照察的缺陷，把上天完整地赋予我的东西完整地保存下来罢了。所以能够穷尽自己的本性，就能够穷尽天下的道；能够穷尽天下的道，然后才成为圣人。从圣人以下直到普通百姓，彼此的差别大概很多。他们形成大小的区别，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他们对于本性的见识有广有狭，所以所建立的德行也有小有大。本性好比一座山，从圣人到普通百姓，都是登山的人；有人走到山腰，有人停在山脚，而力量强的人上下往来，无处不到，向上攀登而穷尽它的高度，向下降落而达到它的深处，把整座山所能看到的地方都走遍，没有不到的地方，所以无所不到的人就是圣人。有人走到山腰，有人停在山脚，这是贤与不肖的区别。同样都是这种本性，却因各自所见不同而形成圣人与普通人的区别；同样都是这座山，却因各自停留的位置不同而显出力量强弱的差异。所以人修治自己的本性，有些不必外求，因为本性对于人来说没有什么不足；人登山也有未能走遍的地方，但山对于人并没有什么不提供的。子思说：“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遵循本性叫作道，修明道叫作教。”所以道出自本性，教出自道。一旦真正获得自己的本性，道和教也就都具备了。《尽性论》【下，宛丘】孟子说：“万物都完备地存在于我自身。”唉！这就是关于本性的说法。孟子曾经认为本性是善的。善只是万物中的一种罢了。万物都完备地存在于我自身，那么我从上天那里承受来的东西，难道只有善吗？所以我知道，孟子提出性善说，是希望挽救当时的变乱，而不是关于本性的最高论断。扬雄说：“善恶混杂。”扬雄的论说，出自“万物都完备于我”这一观点。既然如此，穷尽自己的本性而成为圣人，那么圣人对于本性，难道也兼具从上天那里承受来的恶吗？不是这样。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凡是凭智慧能够认识的，都没有不穷尽的。凡是本性中可以成为善的，圣人通达它，没有不到极致的；凡是本性中可以成为恶的，圣人察知它，没有不达到细微之处的。于是便有了学习：开辟通向善的道路，使趋向善的人一定达到极致，前面没有遮蔽阻塞；治理能够察知恶的缝隙，使远离恶的人一定穷尽恶的细微之处，不受销蚀、夺取、陷溺的祸患。所以能够穷尽本性的大体，就会趋向善而远离过错。善恶两方面都达到极致，所以存在于我身上的善没有不被发扬的，存在于我身上的恶没有不被除去的。从圣人以下直到普通百姓，从上等智慧到下等愚昧，他们之所以成为贤与不肖的差别，也不过是看他们趋向的善有深浅、躲避的恶有大小不同，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他们对于本性的见识有完整和不完整的不同。过去颜子对于孔子，大概是越仰望越觉得高，越钻研越觉得坚。高与坚，是普通人的本性中都具备的。孔子达到了这种境界，而颜子的力量几乎耗尽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孔子把上天赋予的善完全获得了，而颜子获得它却还有未能达到的地方。孔子的弟子中，像子路、子贡这些人，都曾经在自身保有不善：子贡经营货殖，子路的能力超过常人，就是这样。两个人大概终身都不知道停止，而颜子对于不善，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来不再实行。颜子和子路、子贡在本性的资质上是相同的，但他对于不善却远离……【原文残缺。】既然说它存在于上天而保存着，那么既已称为“保存”，谁能够使它所保存的东西消亡呢？《情论》【叶肃】虚静，是本性；感应而随顺，是情感。情感也是本性。流于情感，就会损害本性。善于治理情感的人，没有比涵养它更好的办法。涵养情感，就是涵养本性。本性与精神相合，精神凝聚于无形；情感与意识相合，意识散见于有形。统摄情感的是本性，统摄意识的是精神。情感离开本性，就反过来损害本性；意识离开精神，就反过来伤害精神。涵养情感，就是不要让情感离开本性，这样情感和本性就是一体的；

译不要让意识离开精神，这样意识和精神就是一体的。如此一来，还有什么事物不能穷究，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辨别呢？有人提出忘却情感的说法，却不知道所谓忘情，正是情感滋长的原因。有人提出控制情感的说法，却不知道越是强行控制情感，情感越会放纵。君子对待情感，只是充分涵养它罢了。情感没有极限，就以安顿在人生中的方式来涵养它；情感没有常态，就以止于至善来涵养它。用礼来涵养，情感就安定；用乐来涵养，情感就和谐。这样看来，人有情感，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涵养长久以后，本性就安定了，精神就完整了。君子不流于情感，是因为情感得到了适当的涵养。有人居住在深山之中，与麋鹿同居，以草木为伴，淡泊而没有欲望。为什么呢？因为情感没有附着在意识上。

译把他引出来，安置在防护与放纵之间，每天同外物接触，那么情感就会洋洋然地被外物触动了。对他说：“你还是把它忘掉吧。”我却不知道这样怎么可能。人在孩提时期，所喜爱的是乳哺，所认识的是保姆和师傅，淡泊而没有欲望。为什么呢？因为情感没有附着在意识上。等到年岁增长，明白地知道利欲的端绪，情感就洋洋然地被欲望触动了。对他说：“你还是把它忘掉吧。”我却不知道这样怎么可能。情感好比火，火焰熊熊燃烧，是火的常态。堆积柴薪压住它，却想让它不熊熊燃烧。开始时还似乎可以，时间久了就会越烧越旺。情感怎么能够忘掉呢？情感好比水，水势浩浩荡荡，是水的常态。修筑堤防来阻遏它，却想让它不浩浩荡荡。开始时还似乎可以，时间久了就会越冲越决。情感怎么能够强行控制呢？唉！忘情、制情的说法，是迷惑天下人的说法。难道不知道圣人本来有涵养情感的办法吗？《命论》【叶肃】希望荣耀而厌恶耻辱，希望利益而厌恶祸害，是人的常情。常情所希望的，君子也希望；常情所厌恶的，君子也厌恶。然而君子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在于君子明白欲望和厌恶的道理，而常人不明白欲望和厌恶的道理。希望它却能够得到，是因为我明白实现欲望的道理；希望它却反而更加失去，厌恶它却反而更加接近，是因为我不明白实现欲望和避免厌恶的道理。荣耀还是耻辱，有一定的命运；利益还是祸害，也有一定的命运。命运是谁造成的？是上天造成的。上天又是谁造成的？是自己造成的。能够获得荣耀、利益，一定有相应的道理；实现它们的道路虽各不相同，但同归于善罢了。招致耻辱、祸害，也一定有相应的道理；实现它们的道路虽各不相同，但同归于恶罢了。希望得到却越来越远，是不知道应当趋向哪里；厌恶它却越来越近，是不知道应当躲避什么。君子知道应当趋向什么，也知道应当躲避什么，这就是懂得命运。命运不能改变，这正是它最终回归的原因。荣耀和利益，是我所希望的；招致它们的道路，必须谨慎地趋向，但有不能招致的，是既定的命运，这时安然接受可以吗？推究到最终，荣耀和利益的实质必定会同我相伴无穷，命运难道会由我改变吗？耻辱和祸害，是我所厌恶的；招致它们的道路，必须谨慎避开，但有无法避免的，是既定的命运，这时安然接受可以吗？推究到最终，我必定不会受到耻辱和祸害，命运难道会由我改变吗？那个人的所作所为没有能够招致荣耀和利益的条件，却只是空想得到它们，必定不能得到；偶然得到的，是侥幸。推究到最终，荣耀和利益必定会失去，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背离了正道，命运也随之而变。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具备招致耻辱和祸害的条件，却只是空自厌恶它们，必定不能避免；偶然避免的，是侥幸。推究到最终，耻辱和祸害必定会降临，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沿着那条道路发展，命运也随之而来。因此，懂得命运的人常常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不懂得命运的人常常遭遇自己所厌恶的。懂得命运的人顺着正道等待命运，正道也会顺着他，怎么会得不到自己希望的呢？不懂得命运的人违背正道而侥幸求取，正道也会违背他，怎么会不遭遇自己厌恶的呢？懂得命运的人没有忧虑，不懂得命运的人怨恨很多，所以说：“不懂得命运，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 《宅心论》【安正忘筌】《易》说：“有太极，这才产生两仪。”两仪把太极蕴含在其中，这就是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实际上没有欠缺的本体，大可以包容六合，小可以进入秋毫，本来没有限量，与太虚相等。虚空包容万物，却没有界限可指证，能够验证的只有感应罢了。所以虽然在复卦中看见它的心，却是无心之心；只有在咸卦中看见它的情，而感应独自存在。有感便有应，一切都因循象类。用合乎道的事物去感应它，就正；用不合乎道的事物去感应它，就差错。大概因为它本来无心，只是随着感应而回应，只有如影随形、如响随声罢了。因此，周文王、周武王施政合乎正道，就能招致上天的福佑；周幽王、周厉王违背正道，上天就会施加暴虐。这就是说，天地之心一定要等待圣人之后才能建立。作为君主而思考用什么来使天下获福，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谨慎地安置自己的心罢了。心所居处的位置端正，本体就端正；本体端正，天地就端正。因此阴阳、寒暑、七政、四时，没有不全部归于正道的，天下和平，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考察它的根源，不过是安置心志、端正位置罢了。居于正位，就是在喜怒哀乐尚未发出之前，这叫作大中。只有两端没有偏重，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不过如此。《致知在格物论》【洓水】人的性情，没有不喜欢善、厌恶恶，仰慕正确、以错误为羞的。然而，善而正确的事情大概很少，恶而错误的事情实在很多。为什么呢？都是外物诱惑他、逼迫他的缘故。桀、纣也知道禹、汤是圣人，可是他们的作为却与禹、汤相反，是因为不能战胜自己的欲望之心。盗跖也知道颜渊是贤人，可是他的作为却与颜渊相反，是因为不能战胜自己的逐利之心。不守法的百姓，并不是不知道钻墙入户、探取钱囊是可耻的，却冒险去做，是因为被饥寒驱使。失去节操的臣子，也不是不知道背叛君主、侍奉仇敌是可惭愧的，却忍心处在这种境地，是因为被刑罚和灾祸逼迫。何况求学的人，难道不知道仁义的美好、廉耻的可贵吗？一斗一升的官俸、极少的钱利诱惑在眼前，便像流水一样趋赴，哪里还能安于展禽被黜退、乐于颜子贫穷的处境呢？稍微变脸的怒色、毫厘般的祸害逼迫在身后，便像面对烈火一样畏惧，哪里还能守住伯夷的饥饿、追随比干的死亡呢？这样一来，哪里有空思考仁义、顾念廉耻呢？不只是不能思考和顾念，甚至也不知道仁义廉耻是什么了。譬如追逐野兽的人，看不见山上的防护；弹射雀鸟的人，察觉不到露水已经沾湿衣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外物遮蔽了他们。所以，水确实清澈，但泥沙使它混浊，便低头看不见自己的影子；蜡烛确实明亮，但举起手掌遮住它，近在咫尺也分辨不出人的眉目。何况富贵使人的智慧混浊、贫贱使人的内心受到遮蔽呢？只有喜好学习的君子不是这样。道确实是善的、正确的，即使让他吃藜藿，也如同吃粱肉；拿鼎镬来威逼他，也如同面对褥席。事情确实是恶的、错误的，即使把三公宰相的职位给他，也如同泥土；用万金贿赂他，也如同粪土。这样，他看天下的事情，善恶是非，就像数一二、辨黑白、太阳升起一样，无不照耀；又像风吹入万物一样，无所不通，洞彻四方，哪里会有不知道的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任何外物能够遮蔽他。因此依循仁义，把它作为居所；遵循义，把它作为道路；用诚意去实行，用正心去处事，用修养自身来作表率，那么天下国家还有什么不能治理的呢？《大学》说：“获得知识在于探究事物。”格，就像抵挡、御守。能够抵挡和御制外物，然后才能认识至高的道理。郑玄把“格”解释为“来”，也许还没有完全领会古人的意思吧？

译《古文集成》卷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四十六，宋王霆震编。前面已经编集八卷。论 仁论【王十朋】世上谈论仁的人很多，却不知道仁究竟是什么。孔子说：“至于圣和仁，我哪里敢当。”又说：“仁者喜爱山，智者喜爱水。”从仁与圣相对而言，仁是道的精妙处；从仁与智相对而言，仁只是五常之一。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呢？依我观察孔子，他未曾轻易谈论仁，也未曾轻易把仁许给别人。所以说：“孔子很少谈利、命和仁。”至于令尹子文、陈文子，孔子说：“还不知道，哪里谈得上仁呢？”子路、冉有、公西华，孔子说：“不知道他是不是仁。”这可以说是很难了。虽然如此，我私下仍有疑问。《论语》一书中，孔子谈仁的话占了一半。他自己说：“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的人，很少有仁。”又说：“刚强坚毅、质朴迟钝，接近于仁。”又说：“君子离开仁，怎么成就名声呢？”又说：“百姓对于仁的需要，超过对水火的需要。”又说：“仁者长寿。”又说：“仁者没有忧愁。”这一类话，无一不是在说仁。他对众弟子说，樊迟问仁，回答说：“仁就是先承担艰难，后享受收获。”子张问仁，回答说：“恭敬、宽厚、守信、勤敏、施惠。” 颜渊问仁，回答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仲弓问仁，回答说：“出门像接见贵宾一样恭敬，使百姓做事像承办大祭祀一样谨慎。”司马牛问仁，回答说：“说话谨慎迟缓。”这一类话，也无一不是在说仁。孔子未曾轻易把仁说给伯夷、叔齐，只说“他们求仁而得到仁”；对于箕子、微子、比干，则称为“三位仁人”，这些都是把仁许给他们了。可是为什么唯独对令尹子文、子路、陈文子这一类人不这样呢？这不可不加以辨明。我认为《论语》所说的仁，就是《易经》所说的性命。性与天道，子贡都未能听闻，何况其他人呢？所以孔子只是根据人的情况来谈仁，但都不是仁的最高境界。管仲的仁，是仁的功效；夷、齐的仁，是仁的践行；三位仁人的仁，又是仁的节操。这些也都不是仁的最高境界。因此我说，孔子谈仁，像他谈圣一样少；他之所以对众弟子谈仁，也像他之所以称许管仲、夷齐之类一样。仁就是这样难。然而，实行仁难道果真没有方法吗？我曾经论述过：仁不是可以直接造作出来的，只要除去妨害仁的东西，仁自然会到来。仁，就是性命的道理。人什么时候曾经没有仁呢？只是妨害仁的东西很多。水并非不清澈，只是泥土使它混浊；镜子并非不明亮，只是尘埃使它昏暗。颜渊问怎样实行仁，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天下就归于仁了。颜渊请问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礼与仁不同，但实行仁必在恢复礼，那么不合礼就是仁的祸害。所谓不合礼不要看，并不是禁止看，而是使所看没有不合礼的东西；不合礼不要听，并不是禁止听，而是使所听没有不合礼的内容；不合礼不要说，并不是禁止说，而是使所说没有不合礼的话；不合礼不要做，并不是禁止行动，而是使行动没有不合礼之处。视、听、言、动全都合礼，那么妨害仁的东西就除去了。妨害仁的东西除去，仁的作用难道还会有限吗？泥土除去，水自然清澈；尘埃除去，镜子自然明亮。所以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不是颜子这样的境界，不能对他说这些，所以孔子举出此道告诉他。孔子又说：“颜回的心能有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他人不过一天、一个月能够达到罢了。”孔子对于仁，不敢轻率对待到如此程度。自从孟子用仁义游说诸侯，仁便成了爱人的一种方法，求学者甚至轻率地谈论仁义。然而孟子说：“仁，就是人；把仁和人合起来说，就是道。”这样看来，孟子的书都可以说是在谈仁，却也不是仁的最高境界。只是因为孔子谈的是仁的最高境界，所以《论语》中谈仁的话占了一半。只有颜子能够把仁的道理全部听闻，当时的人没有不实行仁的，只是只有颜子可以得到孔子的完全肯定。这难道不可以说是困难吗？由此说来，就知道《论语》所说的仁，就是性命的道理。它超越后天习染而达到圣人的境界；否则，仁究竟是什么呢？利者义之和论【老泉】义，是用来使天下合宜的，也因此会违拂天下人的心。如果合宜，当然就应该违拂天下人的心。是求合宜于小人吗？还是求合宜于君子呢？是求合宜于君子。我没有见过不凭至正之道而能够做到的。坚持至正之道去实行，自然会违拂天下人的心。这样说来，义是圣人伤害天下的一种器具。伯夷、叔齐为大义而饿死在首阳山，天下人安然看着他们死去，并不悲伤。天下果真喜好义，伯夷、叔齐就不会因饥饿而死了。虽然如此，这不是义本身的罪过，而是只有义的罪过。周武王奉天命诛杀独夫纣王，揭举天下的大义而行动，哪里会顾惜天下人的心呢？可是他散发财物、开仓赈粮，为什么又这样急切呢？想来即使是武王，也不能只凭义来施加于天下。乾卦《文言》说：“利，是义的和谐。”又说：“利于万物，足以使义和谐。”唉，这已经把道理说尽了！君子以谈利为可耻，也只是以谈单纯的利为可耻罢了。圣人聚集天下的刚强而成为义，它分支流散到各处，就成为正直、防守、勇敢、愤怒。在五行中属于金，在五声中属于商。天下一切关于刚强的说法，都属于义。这就是义作为一种道，决裂惨烈而难以实行的地方。虽然如此，没有义，天下就会流荡而忘记返回正道，也没有什么可以节制它。所以君子要推行义，必定要使它与利相合。与利相合，实行起来力量就容易；违背利，实行起来力量就艰难。有利存在，义就保存；利消失，义就丧失。因此君子也乐于趋向只有义，小人则欣喜地奔向利。必须等到天下没有小人，我这种单纯的义才可以实行。唉，真难啊！圣人灭人之国、杀人之父、惩罚人的儿子，而天下却为之喜乐，是因为其中有合于利的义。给人千乘之富，人也不奢侈；授人九命之贵，人也不骄傲，是因为其中有合于义的利。义与利、利与义相互发挥作用，天下就可以运转于掌中了。五种颜色一定要有丹色才调和，五种味道一定要有甘味才调和，义一定要有利才和谐。《文言》所说的，虽然是在论述天德，但《易》的道理本来就是借天来谈人事。解说《易》的人不在人事上寻求，所以我还要有所论说。礼乐论【上　陈谦】

译水以水平为标准，绳以直为标准，律以校正声音，规矩以校正方圆，权度量以校正轻重、长短、大小和多少；天下万事以什么为标准呢？回答说：以礼为标准。礼没有固定形状，以中为标准。中没有固定形态，以心为标准。权度尚未审定时，以心为准更为重要。心没有偏私系累，表现出来就能合乎节度。事情合乎节度，所依据的标准也就广大了。将要建造房屋，房屋没有固定的标准，心中酌量宽窄；将要制作器物，器物没有固定的标准，心中衡量大小。房屋适合居住，器物便于使用，难道只是人的能力吗？这是天理。饮食要适合口味，衣服要适合身体，一言一动要合乎人情，也是同样的道理。各种事情、身体各部分，天理本来已经确定；内心诚实地求取，少有不合适的。道理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具备了，作用则因万物分散殊异而显现。抬头观察、低头体察，无论细小还是重大都不遗漏。即使是一拜一揖之间，对尊者、贵者行礼，就收敛容色表示恭敬；对极其卑贱的人，则安坐接受他的礼。交换位置来施行，人情也会感到不快。宾客来到门前，邀请他入内就坐；盗贼来到门前，拿起武器把他赶走。书籍、防护琴瑟放在几案上，扫帚、簸箕、瓮盎放在地上，金玉藏在箱笥中，瓦砾丢在粪土场上。若把它们互换位置，人情也会觉得可笑而不安。是什么使它这样呢？是人心和天理本来就如此。圣人区别天下的尊卑、贵贱、亲疏、大小、嫌疑和是非，分别制定礼节仪文，并不是凭空制造事情，只是顺应道理罢了。道理适当，举目所见都在妥帖合宜的范围内。只有私心、任意作为、拘泥故常、穿凿附会，才使各种作用偏颇，天地万物开始失去各自的位置。圣人预见将来的祸乱，因而这样制定礼节仪文以开启治理。他把一切事情分别制定礼节仪文，是用来给天下作标准，使天下和谐。礼始于吉礼、凶礼、宾礼、嘉礼，推广到朝廷、闺门、乡党，使尊者更受尊敬，贵者更受尊重，亲者相亲，老者受敬，长者受尊，幼者受爱；奉养生者、送葬死者，各自得到应有的节度，于是安乐和易的情感充实而畅达。它发于手足，吟咏歌唱，传播于琴瑟管磬，也只是以此为标准罢了。礼乐存在，国家就存在；礼乐灭亡，国家就灭亡。周公制作礼乐，使天下达到太平，鲁、齐这样的邻国也不敢妄动。叔孙通得到礼乐的遗法，还用它平定了宁息击柱的变乱。老子破坏这种学说，说：“礼，是忠信衰薄之后的产物。”晋代王何一类人依照他的话，抛弃标准、割断绳墨，中原于是分裂。晋朝因放诞而失国，梁朝因崇奉浮屠而失国，陈、隋因荒淫而失国。礼乐一天也不能灭亡，即使盗贼也还有礼乐，何况国家呢？所谓“欲望不超过规矩”，这就是规矩；所谓“行法”“法家”，这就是法；所谓“经天”“大经”“反经”，这就是经；所谓“顺则作则”“物则”，这就是则；所谓“皇极”“中和之极”，这就是极；所谓“天锡”“洪范”，这就是范；所谓“以节制来配合度数”、纪纲章程，也都是由此而起。触类旁通，名称虽不同，所依据的标准却只有一个。所谓礼、所谓乐，难道只是钟鼓玉帛吗？礼乐论【下　陈谦】仁的名义由人而产生；义的名称显现在礼中；礼得到确立，乐也就得到确立。义是实质，礼把义文饰起来并加以施行。施行得当，就有了标准；有了标准便和谐，乐也由此产生。天地有标准，动静便有常规；阴阳有标准，推移激荡便有常规；日月星辰有标准，日影度数便有常规；四时有标准，寒暑便有常规；鬼神有标准，变化便有常规；山岳河流有标准，地势便有常规；家国有标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便有常规。常规得到保持，太平和气就产生；违背常规，刑罚兵乱就横流而起。常规得到保持，鸟兽鱼鳖就安宁；违背常规，山丘坟墓、高陵深谷就会变易。太康田猎达十旬，夏朝因此灭亡；德行散布而暴虐盛行，纣王施刑焚炙、饮酒至长夜；幽王、厉王使国都倾覆，法纪荡然无存。始皇施行苛法，重重征敛，强行劳役，穷尽征求，都是违背常规。违背常规而不加节度，却能治理国家，古来从未有过。心就是天理。以它主宰，叫作天君；以它管理，叫作天宰；以它任官，叫作天官；以它端正，叫作天政；以它作标准，叫作天常。心有准则，身体就有准则；身体有准则，国家就有准则。国家如同家庭，天下如同国家；端正一颗心而治理天下，并不困难；治理一颗心而端正天下，并不困难；端正君主的一颗心，天下自然安定。一颗心有了准则，人伦百事也都有了准则。道理有其自然规律，本来具备于心，只在于人去实行罢了。最高的道理适合不加说明，而寄寓在日常事务中。聪明的人领会其中意味，愚昧的人却被名称迷惑；聪明人少而愚昧人多，所以不合礼的礼、不合义的义，常常占天下的一半。礼失于粗野就近于夷狄，乐流于繁杂就使人悲哀，邪气动荡，违背节度的事情就容易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标准和法则。没有标准、没有法则，任凭私意、随顺流俗，时间久了就形成风气。天下人随波逐流，吃东西很少知道滋味，行事很少知道德行。不知道天理，怎么能知道礼乐？知道天理的是圣人，所以能够制作礼乐；知道圣人之道的是明智者，所以能够传述。实行起来成为法，制定出来成为则，著述出来成为经，揭示出来成为范，排列出来成为常伦，建立起来成为百姓的准极。无论大事小事，全都出于天成；没有过分，也没有不足，自有最恰当之处，恰当叫作中。得到中叫作和，由和展开叫作常，普遍通行叫作庸，广泛应对叫作恕。器物的名称、类别、数量、尺寸，依据其恰当之处而区别等级；声音、舞蹈，依据其和谐之处而引导通达。器物不适合使用，就不能和谐；不适合身体，就不能和谐；声色、气味、滋味不适合耳目口鼻，就不能和谐；不适合耳目口鼻，情感、文饰、事情、道理就不能和谐。不恰当，怎么能使天下和谐呢？恰当叫作中，失去中叫作过。正直过度就变成绞杀，勇敢过度就导致祸乱；恭敬过度就使人劳苦，谨慎过度就变成畏缩；明察过度就伤害他人，节制过度就使人困苦；柔和过度就变成懦弱，刚强过度就容易折断；井然有序过度就使人困厄，增益过度反而造成损害；阳刚过度就亢盛，阴柔过度就争战。失去中，和就无从产生。中和，是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并得到养育的根本。礼乐根本上源自最高的道，流行于日常使用、交往和起居之间。人自己未必察觉，察觉还可以做到；照着实行很难，但也还可以做到；安然地实行最难。长久安然实行，天性就会发动，举止周旋都合乎中道了。若不是盛大的德行，没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境界。主忠信论【象山】

译人不可以没有主守，更不可以把错误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主守。一个人如果没有主守，就会茫然无所依归，将至于无所不为，这当然是不可以的。然而如果把错误的东西作为主守，那么他的思虑和行为全都出自所主守之物，正陷溺其中，却自以为有所收获；即使有最高妙的言语、良善的道理、贤明的老师和优秀的朋友，也对他无可奈何，这反而不如没有主守的人还有可能进入善道。孔子所以屡屡谈到这一点。“忠”是什么意思？就是内心不欺骗；“信”是什么意思？就是对外不虚妄。一个人内心不欺骗，无论到哪里不是忠呢？对外不虚妄，无论到哪里不是信呢？忠和信起初并不是两回事，只是从内心不欺骗来说，称为忠；从外在不虚妄来说，称为信。难道会有忠而不信的人吗？难道会有信而不忠的人吗？名称虽然不同，总的说来，不过是保存良心、内心真诚而没有虚伪，这才可以称为忠信。由此说来，忠信这个名称，圣人起初并不是在人的本性之外另立一种德行来教导天下；它本来就是人人共同具有、内心共同如此的东西。然而人生下来，不可能都是上等智慧，也不能都不受气质影响；气质偏弱，耳目这些感官便不能思考，因而被外物蒙蔽；外物与外物相接，只会牵引人而已。从这里，原本所说的忠信便流变成放纵邪僻、奢侈淫佚，不能自我反省了。在这个时候，他内心所主守的，除了物欲之外没有别的了。那么圣人想要引导人恢复本来所有的东西，除了说以忠信为主守，还能用什么呢？因此，做儿子却不以忠信为主守，就无法侍奉父母；做臣子却不以忠信为主守，就无法侍奉君主；兄弟之间不以忠信为主守，就会受到伤害；夫妇之间不以忠信为主守，就会失和；朋友之间不以忠信为主守，就会离散；视、听、言、动不是出于忠信，就不能合乎道理；出仕或退处、说话或沉默不是出于忠信，就不能合宜。凡是文章辞藻之学，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技艺，这些都是古代圣贤用来保持敬意、涵养中和、周备事务、发挥功用，使道理完备、德行完善的；一旦不出于忠信，即使偶尔能够做到，也只会助长奸邪、滋长虚伪，何况其他事情呢？唉，忠信对于人，是多么重大啊！想要有所主守，舍弃忠信难道可以吗？所以孔子两次把这些话告诉门人弟子，子张问怎样崇尚德行时，孔子也用忠信告诫他。至于赞说《易经》，又认为忠信是增进德行的根本。实在是因为忠信对于人，就像树有根一样；没有它，就不能成为树；又像水有源头一样，没有它，就不能成为水。人如果没有忠信，究竟凭什么成为人呢？鹦鹉、鸜鹆能够说人的话，猩猩、猿猴能够模仿人的技艺；人如果没有忠信，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唉，求学的人若能审慎地确定自己的主守，也就差不多可以达到正道了。国家以君主为主守，那么一国的事情无不由君主发出；军队以将领为主守，那么一军的事情无不由将领发出；家庭以家长为主守，那么一家之事无不由家长发出；人能够以忠信为主守，那么思虑和行为，一身的事情无不由忠信发出。这样却不能进于圣贤境界，我是不相信的。君子喻于义论【象山】不是他所立志的方向，却责求他去学习，不可以；不是他所学习的内容，却责求他通晓，也不可以。义，是人本来固有的。如果义果真是人人固有的，那么人人都能通晓它，是可以的。然而能够通晓义的人很少，这一定是有东西夺去了它，而人的志向和所学习的内容并不在义上。什么东西有利于我的身体？什么东西有利于我的家庭？从声色、财货、利益直到名位、俸禄、官秩，只要有可以得到的，没有不忙忙碌碌地谋求、急急切切地取得的。像这样，想求得对义的通晓，能得到吗？君子却不是这样，普通人所追求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能进入他的内心。他心中存留的思虑、所讲习切磋的内容，只有义罢了。这样一来，他怎么会不能通晓义呢？那么，君子之所以通晓义，也不过是因为他的志向和所学习的内容正在义上罢了。《古文集成》卷四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四十七，宋王霆震编，前庚集第一卷。铭 《涂山铭》【附序　柳子厚】《通鉴外纪》说：“禹娶涂山氏的女儿，生下儿子启。禹向南巡行，曾在涂山会合诸侯，承接唐、虞的盛世，执玉帛前来朝见的有万国。” 只有夏后氏建立了大功，确定了大位，确立了大政，辛勤劳苦于万国，使四方和谐安宁；他施威施恩的方法，可以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式。当洪水正泛滥为害、灾祸遍及大地时，禹从壶口开始疏导百川，大功由此建立【《尧典》说“浩浩荡荡的洪水正在造成灾害”；《禹贡》说“从壶口治理梁山直到岐山”】。虞帝年老之时，顺承上天的历数，从南河接受四海，大位由此确定【《大禹谟》说“上天的历数落在你的身上，你最终登上大君之位”；孟子《万章上》说舜让尧的儿子避居于南河以南】。万国已经统一，宣布考察风俗教化，从涂山会合诸侯，大政由此确立【《礼记·王制》注说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执玉帛来朝的有万国】。功业没有比治理大灾更崇高的，于是赐给他玄圭，以承接帝王的命令【《禹贡》说禹接受玄圭，报告成功】；地位没有比掌握大法更崇高的，于是收集五瑞，以建立皇极【《舜典》注说舜收取公侯伯子男的瑞圭、瑞璧等；《洪范》次序第五说“建立皇极”】；政事没有比统一大统更优先的，于是让执玉帛者朝见，以统一经常制度【见篇题注】。这就是承接唐、虞之后、把盛大事业传给子孙，在商、周以前树立帝王宏大法则的原因。唉！天地的道理崇尚德行而重视功劳，帝王的政治尊崇德行而奖赏功劳，所以尧、舜有极高的德行，帝位却没有传给后代；汤、武有伟大的功劳，福祚却延续于后世。夏的德行可以与尧、舜二圣相配，唐、虞却把功劳让给禹【禹接受舜的禅让】；功劳超过三代，商、周却把德行让给夏。应当由此建立准则、传下统绪，留给后代；身居帝位而成为圣人，把它著成世代的标准。那么涂山，就是功业由此确定、德行由此成就、政事由此建立的地方，拥有天下的人应当取法于此。追念当年大号发出、华盖出巡，四方岳镇列位，奔走前来会同，山川守护之神无敢闲暇，羽毛之族四方来集，衣裳之人都来会聚；他们恭敬地就列，俯身听命，然后向他们示以礼乐，使和气普遍融洽；再向他们申明德行与刑罚，使天威震耀；制定谋议训诰，应当长久流传。后来启讨伐有扈，夏的德行才开始衰败【《甘誓》说启与有扈在甘的郊野交战】；羿抗拒太康，帝王的事业不能守住【《五子之歌》】。祖先的训诫没有遵行，人亡政坠，终于走向衰败。假如继承帝位、守护成法的君主，还能继承他的功德，修明他的政统，住简朴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敬听正确的言论，平均赋税收入，制定朝廷礼法，那么诸侯就会常来朝见，天命也不会离去。这样一来，涂山的会合，怎么能唯独在后世才显得光辉呢？所以周穆王远远追寻遗留下来的法度，又在这座山会合诸侯【《史记·周穆王本纪》】，声名传遍天下，也继承了前人的事业。周穆王正是依循这条道路。因此我作这篇铭文，希望后代那些朝会诸侯、治理天下的君主，都能仰望并取法于此。铭文说：禹体察大道，功业深厚，德行茂盛；会合诸侯，统一法度；巡行四方，宣扬教化；教化制约不同的族类；全都在坛位上会聚，承奉礼仪规矩；礼仪完备，音乐齐全，德行仪容已经使人信服，于是施行严明的刑罚来辅佐圣人的谋议，因而诛杀防风氏，留下的骨骼一车也装不下【《史记·夏本纪》：禹在会稽召集群臣，防风氏最后到达，禹杀了他，他的骨头可以装满一辆车】。既能明察，又有威严，谁敢改变？宣扬彰明百姓的法度，长久安定混一的天下；把福祚传给后代，伟大地承继帝王的谋略。涂山高高耸立，分界于东方国土；禹的德行与天相配，没有尽头。就在山上刻立碑石，把训诫留给后世。《崆峒山铭》【王元之】轩辕氏成为圣人，天下凡是有头有脚、穿鞋走路的人都知道，何况博通经术的大儒和伟大的贤人呢？可是他屈驾万乘之车，并不以此自尊；下降到普通人的居室，并不以此自辱；攀登千岩万壑的险峻，并不以此自劳。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向下请教、听取道理罢了。所以放勋以许由为师，许由又以重华继承让位之道，善卷、文命以尊贤之道为宗，接连有几位帝王这样做。天下并不是没有治理，诸侯并不是没有宾服，百姓并不是没有安宁，阴阳并不是没有调和，祥瑞并不是没有降临。可是他们对一位山野老人、林间隐士孜孜不倦，为什么呢？大概是害怕后世失去尊敬贤人、喜好求问的道理罢了。这就是圣人的用心，难道其中没有深意吗？等到由帝而降为王，这种道理逐渐丧失。君主以尊重自居为最高，臣子以卑贱身份成为隔阂。身居极尊地位，便以向下求问为耻；有了隔阂，便把向上通达看作祸患。尊贵与卑贱不相通，上下不得安宁，祸乱的萌芽就产生了。然而也有在傅说身上观察其形象而任用他的，被称为圣明；在渭水之滨寻访贤人的，被称为明智；在朝廷上吐哺握发、急于接待贤士的，被称为勤勉。虽然离古道越来越远，也还差不多保留了一点吧？等到王道教化向下衰败，霸业极其兴盛，殉葬良臣的悲哀兴起，驱逐宾客的议论出现。汉高祖不过是沛公，却让奉春君箕踞而坐；霍光不过是一位将军，却让萧望之被挟持着进入。于是使贤能的人抱守道义而考虑退隐，使不肖的人忍受羞耻而求取进身。甚至有人磨砺自己的唇舌，故意做出怪异的容貌仪态，在守门宦官面前喏喏说话，在廊庑下面进退不定，早晨谄媚、晚上献媚，到头发白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如此，这又何必如此琐屑呢？像这样，那么怀抱帝王之道、蕴藏经纶之才的人，就会老死在空谷中，寂寞无闻，连一尺长的书信、一名使者都未曾派下去，何况肯辱没万乘之尊而顾念普通人呢？这样看来，后代还没有恢复古道，实在令人痛惜！所以首阳山的两位老人，是辅佐帝王的人，却以辅佐王朝为耻，于是离开周朝去采薇；商山四皓，是辅佐君王的人，却以辅佐霸主为耻，于是离开秦地去采芝。难道他们对君主没有心意吗？对百姓没有心意吗？大概是尊卑不相通、上下不相交造成的。唉！不自尊重的人，取得的是万乘君主的尊贵；自我尊重的人，取得的只是当时一时的尊贵。统治天下的君主，难道不应该思考吗？我读到轩辕氏的记载，赞美他向崆峒山求教，认为这种美德足以垂示后世，于是接续作歌，歌词说：崆峒山的老人，内心难道真的圣明吗？轩辕才是圣人，却不自以为圣！崆峒山的老人，眼光难道真的明察吗？轩辕才是明智者，却不自以为明！崆峒山的老人，耳朵难道真的聪敏吗？轩辕才是聪明者，却不自以为聪明！岩石的角落寂寞冷落，谁肯前来呢？唉！后世的君主难道不可以把这件事当作鉴戒吗？《燕然山铭》【班固】后汉和帝永元元年

译永元元年秋七月，汉朝的元舅、车骑将军窦宪，敬辅圣明的皇帝，登上辅翼王室的职位，进入大麓之任。清明整治、兴盛教化，于是与执金吾耿秉巡行边境、整治军队于朔方。鹰扬般奋勇的将校、螭虎般威猛的士卒，于是集结六军，加上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以及侯王君长等部众，骁勇骑兵三万人；大型战车和轻车，长毂车分为四部，雷动般的辎重车遮蔽道路，共有一万三千多辆；用八阵编列，以威严神武统领。黑色铠甲映照日光，红色旗帜染红天空，于是越过高阙，向下攻至鸡鹿，经过碛卤，横绝大漠，斩杀温禺以血涂鼓，尸体的鲜血染红刀刃【温禺、尸逐，都是匈奴王】。然后四路军队横向进发，如流星飞驰、彗星扫过，万里之内萧条寂静，原野上没有残余的敌寇。于是敌方区域灭亡、土地空虚，军队回转旗帜而旋师。考察传闻、验证地图，穷尽地查看山势，于是越过涿邪，跨过安侯【水名】，登上燕然，踏入冒顿的部落，焚烧老上的龙庭【冒顿、老上，都是单于】。对上可以抒发汉高祖长期以来的愤懑，光耀祖宗的神灵；对下可以安定巩固后代，扩大疆域，振扬大汉的天威。这就是所谓劳苦一次而长久安逸，暂时耗费而永久安宁。于是登封此山，刻石立碑，彰明并铭刻皇上的盛德。铭文说：光耀辉煌的王师啊，征伐荒远的边裔；剿灭凶恶暴虐啊，截断海外的祸患；辽远而遥远啊，绵延横贯大地边界；封祭神山啊，建立圆形高碑【“嵑”音其例切，是圆形的碑】；兴盛帝王的事业啊，振耀万世。《傅岩铭》【吕温】从前商高宗武丁恭敬沉默，思求治国之道，至诚感动上天，上天将要用傅说作为祥瑞来报答他。武丁在寝宫中，神灵在梦里降临，使他看清傅说的形貌；广泛寻求，终于在这里实实在在地找到了他。竟然不必等他用言语陈述政见、用功绩接受明察考验，就脱下刑徒的衣服，给他穿上公卿的礼服。君臣授受之际，君主没有疑虑，臣子没有惭愧。伟大而洒脱啊！这就是商朝兴盛的原因。若不是武丁的心胸周遍天地，傅说的德行通达神明，怎会感应得如此迅速、契合得如此容易呢？唉！发现贤人并不难，认识贤人却难；认识贤人并不难，任用贤人却难；任用贤人并不难，使他特异出众地得到任用却难。做君主的人，如果真能以求得杰出人才为心，即使没有商宗的梦，也一定会自己找到傅说。否则，即使咎繇、后稷、契都进入他的朝廷，也会像叶公见到真龙一样，反而疑惧【叶公子高】；何况是在朦胧不明之中、恍惚未定之际呢？铭文说：显赫的成汤之德，如太阳永不熄灭；浩大的商朝国运，如海水永不枯竭。祥瑞开始发动，气运播布，世代产生圣哲。国家诞生了武丁，旷野中出现了傅说。傅说起初是服刑的胥靡，武丁登上帝位，德行通达神明，君臣与神灵相交。忽然梦中如同醒悟，仿佛上帝引导我，在浩大而纯白、似有似无的境界中约定，相逢相遇。武丁天未明便穿衣起身，于是找到了这个人。相貌相合，内心相通，仿佛原来的君臣。飞龙升天，山川生云，感应激发而自然出现。其间没有媒介，舍弃筑墙的工具，傅说从岩石间脱身，如鳞龙、鹏鸟般升腾；成为及时降雨，使天下和顺；奋力划桨，河川便澄清。金在我的砺石上磨利，木依从我的墨绳而成材。君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殷道中兴，元凯攀附尧帝，没有虞舜，凭什么登上台阶？阿衡辅佐成汤，抱着鼎在朝廷徘徊，君臣相遇之时，实在艰难啊！哪里比得上梦中上天授予，神灵开启，只要贤能便予以登用；道义贵在特异出众，不按次序也不任用，就会堵塞人才。高宗得到傅说，正在恍惚之间。揭示这篇铭文，铺陈光辉，万古永不泯灭。《鲁壁铭》【王元之】天上形成星象，壁宿之星主管文章；圣人藏书，是为了顺应天意。唉！乾坤不可能长久闭塞，闭塞之后会转为通泰；日月不可能长久昏暗，昏暗之后又继之以光明；文献典籍不可能长久废弃，也会在废弃之后重新兴盛。我的老师孔子处在周朝衰微之时，正值闭塞；适逢鲁国动乱，正值昏暗；到了秦朝暴虐之时，文献被废弃；遇到汉朝兴王之时，文献又兴盛起来。文献废弃时，依靠这面墙把它们藏起来；文献兴盛时，又从这面墙中发掘出来。何况三坟所记载的是大道。记述君主，就具备尧、舜、禹、汤、文、武的事业；记述臣子，就穷尽皋陶、傅说、后稷、契、

译伊尹、吕尚的功劳；用于救济社会，就有六府；用于教化人民，就建立五教。假使当初没有藏在鲁壁中，全都被抛进秦朝的坑中，火焰烧尽圣人的言语，灰烬熄灭帝王之道，那么后世做君主的人，听不到尧、舜禅让的德行、禹、汤征伐的功业、文、武效法成法的义理，想要教化百姓，不也困难吗？后世做臣子的人，又听不到皋陶陈述九德、傅说调和八音、后稷播种百谷、契使五品和顺、伊尹辅佐赞助、吕尚攻伐征讨，却又想使君主达到正道，不也困难吗？世人不知道六府，就会没有以火烹食的百姓，只有穿卉服的众人，与夷狄相同了；人不知道五教，就会忘记父子的慈爱孝顺、兄弟的友爱恭敬，与鸟兽没有区别。想看见兴盛和乐的国政、平正宽和的王道，岂不是很遥远吗？唉！金器有箱，玉器有匣，用关锁防护，用绳带封固，人们还一定会有人偷窃求取它们，大概是因为看重利益。这面墙收藏着君臣之道、父子之教，却没有人求取并实行，大概是因为轻视义理。上天恐怕这面墙毁坏、这些文献毁灭，于是命恭王使墙毁开，又让伏生诵读传播，使天下明白地重新知道上古之道，这功德多么伟大啊！铭文说：依靠山势高峻啊，筑成秦国的城；挖掘池坑深邃啊，成为秦朝的坑。城墙如此高啊，为什么反而先毁坏？坑壕如此深啊，为什么反而先填平？只有这面墙啊，收藏着先王的典籍；经历秦朝的动乱啊，仍然没有倾覆。使它毁坏的是恭王，使它被诵读的是伏生。发扬典、谟、训、诰的意义，振兴金石丝竹的声响。像天地一样啊，闭塞之后忽然通泰；像日月一样啊，昏暗之后重新明亮。秦朝焚书啊，没有烧尽，我不会成为灰烬；秦朝坑儒啊，没有达到目的，你却先灭亡了国家。即使江海枯竭、乾坤倾覆，只有这篇文章啊，仍将永不停息地发挥作用。《厄台铭》【王元之】天地会困厄于昏暗，日月会困厄于逼近和亏蚀，山川会困厄于崩塌和枯竭。圣人生来具有与天地相似的形貌，禀受日月的灵性，汇聚山川的精粹，难道就不会遭遇困厄吗？所以虞舜在历山受困，帝禹在洪水中受困，成汤在夏台受困，文王在羑里受困，我的老师孔子在陈、蔡受困，他们所遭遇的困厄是同一个道理。当时周王室危如累卵，鲁国的治道溃败，仁义之路断绝，奢侈僭越的源头开启；列国任用权术，像刺猬的芒刺一样纷纷兴起，把礼乐毁坏得如同糠秕，把《诗》《书》看得如同草扎的狗。孩童般的王室被弃置在粪土中，儒家的风气和礼器无人修治，军队掌握政事；如果有人穿着儒服、戴着章甫帽，很少有不拔剑刺杀他的。三纲五常，大概已经扫地无余了。孔子怀抱帝王之道，处在衰乱时代，痛惜五教大坏，憎恨四维不张，剖析道德作为舟船，想要渡过天下沉溺；砍削礼法作为耒耜，想要除去天下的荒秽。因此不估量自己的力量，也不顾惜时代，聚集三千弟子，周游七十个国家，随机应变设置教化，为世间垂示法则。然而把兰花放在鲍鱼店里，谁能闻到它的香气？向乱主施行法度，谁能听从它的正道？这可以说是天柱将要倾倒，只折下一根手指去扶持它，实在艰难啊！难道是因为没有力量吗？所以，孔子的教化不能施行于当时；他的地位也不像季氏、孟氏那样尊崇；他向阳货谦逊进言，却被子西所忌恨，以至于连他树立的功迹也被削除、毁坏了。何况以文献、德行、忠诚和信实著称的人，果真能够为世所用吗？最终竟使上天厌弃圣道，孔子在陈国断了粮，颜回、冉耕等弟子饥饿地相对而视。我的先师却坦然无忧，怡然自处，腹中空虚、肠胃干枯，也从未长叹。大概圣人用心，是为了众人，并不是为了自己；忧虑的是道，并不是忧虑贫穷。他只是想接续皇纲断绝的末绪，开辟帝王之道成为平坦的道路，斟酌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文章，为万古留下典章法度。使王者的恩泽兴盛起来，逐渐惠及百姓；假如道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即使不进食而死，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不这样的话，难道他不知道列国有膏粱厚禄，陪臣可以偷取钟鼎之食吗？只要用诡诈的言辞、柔媚的姿态去取得它们，就像拾取草芥一样，难道他偏偏要局促地困在天地之间，以寒冷和饥饿使自己受苦吗？圣人的用心，难道不在于此而在

译于别处吗？唉！奸诈的喉舌，只谋求一天的饱食；沉醉于道德的人，却谋求万民的利益。所以，孔子的教化虽未能用于当时，却施用于今世；他的地位虽未在生前显赫，却在死后显赫。为什么呢？因为他承继、阐述先王典章法度的义理，使之如雷霆般运行在天地之间，让那些做君父、做臣子的人，片刻也不能离开它。

译难道不是施用于今世吗？他的名字载入典籍，本人享受庙祀，难道不是显赫于死后吗？同那只谋求一天饱食的人相比，又相差多么遥远啊！我客居宛丘，寻得这座台的遗址，披开丛生的荆棘访求古迹，挥笔写下铭文说：冒领俸禄、尸居其位的人，死后就会断绝祭祀。所谓那个人，是莫敖的鬼魂。孔子以此为耻，他难道不是饥饿而死的吗？饱享德行，沉醉于仁义的人，死后就能名垂后世。所谓那个人，是箕山的隐士。孔子寻求这样的道路，可以说是仁吗？巍巍的圣人，生逢道途困厄；周游列国寻求知音，却在陈国断粮。箕山的隐士，尚且可以同他齐名；莫敖的鬼魂，更不配与他相提并论。庙中供食不断，祭祀典礼日益更新。我来到这片旧国，看到荒废的高台仍斑驳可见。拂去石上的尘土刻下铭文，圣人的德声更加振扬。《秦坑铭》【司空图】秦国的治术违背、伤害儒道，使那里的百姓深受酷虐。秦国坑杀儒生之后，秦国的祭祀也随之覆灭。上天又替儒生报了仇，儒家的祭祀和家道由此延续。究竟是秦国坑杀儒生，还是儒生坑灭了秦国？《沛国汉原庙铭》【柳子厚】斆斋说：【沛国是汉高祖出生的地方；“原”含有推原本始的意思。凡是君主建立国家，必定修建原庙，因为要推寻祖宗的本源并奉祀他们。】从前帝尧在位，光明显赫地拥有四海，作为万邦之君；当时舜、禹、稷、卨辅佐天命、垂示传统，成为天下的股肱。圣德尚未衰微，尧却在宫内把帝位禅让给元臣【指舜】；舜继承上天而接受天命。四种姓氏承继帝统，轮流拥有中原【指夏、殷、周、秦四种姓氏】；五德之神循环运行【指五德的运转循环】。炎德再次兴起【汉朝继承尧，以火德称王】；周朝的治道衰落灭亡，秦德暴虐乖戾。皇天考察谁有功劳，审慎选择能够保有并承继帝统的人，于是命唐帝的后代振兴起来【《高祖纪赞》说汉帝的本系出自唐帝】；又使元臣的后代辅佐并登上帝位，所以能够继承、恢复伟大的功业，不使祭祀坠绝。因此，曲逆侯起初作为侦察之士，辅佐完成帝王大计，吐纳谋略而洞察神明，奋发奇伟如神，是舜的后代【陈平被封为曲逆侯】；汝阴侯从帝王的秘密罗网中脱身，摧毁敌虏的暴气，扶持、承乘上天的休运，施行美善的谋略，是禹的苗裔【灌婴被封为汝阴侯】；鄼侯保全安抚三秦，控制引导汉中，器量宏大、气度开阔，使帝业得以壮大，是卨的后裔【萧何被封为鄼侯】；淮阴侯整顿天子的军队，导扬神威，覆灭赵国、平定魏国，攻拔齐国、消灭楚国【韩信被封为淮阴侯】；平阳侯攻破三秦，俘获魏王【曹参被封为平阳侯】；绛侯平定楚地，巩固刘氏天下【周勃被封为绛侯】；这些人都是稷的后裔，能够恢复尧的事业，昭明而且十分清楚。上天的意思仿佛在说：建立火德王朝的，必定是唐帝的后裔，所以汉氏兴起了；辅佐炎德运数的，必定是唐帝臣子的孙辈，所以群雄纷纷登上事业之途。因此，高帝恭敬地承受圣明的帝位，以此流布深厚的德泽；他探究苍天深奥的奥秘，承载幽冥与人间的吉祥护佑；在大泽中杀死白帝之子，以承接其神灵【高祖夜间经过大泽，有一条大蛇挡在道路上，高祖拔剑将蛇斩断。后来有人经过，蛇的老母哭着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化作蛇挡在路上，如今被赤帝之子斩杀了。”】；在沛邑建立赤色旗帜，以彰显他的神异【高祖做沛公时，旗帜崇尚赤色】；借助嬴秦之手统一诸侯【指秦国兼并六国，后来天下又归于汉】；凭借项羽的力量使关东离心【指项羽强悍暴烈，关东诸地因此离心】；奉行继承尧的根本天命，而四代之后的各方势力都献出自己的力量；取得承继木德的大统【指周朝属木德】，秦、楚一时的强盛却不能保住帝位。既已建立皇极【指登上帝位】，在咸阳设置都城，安抚、征讨四方，教导整齐天下，于是到沛宫奏乐，以追念建立国家的根本；于是歌唱《大风》，以彰明武功成就的德业；于是尊奉【一作“奠定”】旧都，以壮大王业的根基。沛邑活着时是供帝王巡幸沐浴的封邑，死后则是魂魄思念游乐的地方，并且说：“即使到了万岁之后，我的魂魄仍然会游思于此【高祖对沛县父老说：‘我虽然把都城建在关中，万岁之后，我的魂魄仍然思念沛地。’】。” 这就是沛地原庙和沛宫的旧制【惠帝下诏郡国建立原庙；“原”是重建、推本之意，指先前已经有庙】。在这里祭祀蚩尤，于是赤色精气降临【高祖祭祀黄帝，又在沛地庭院祭蚩尤】；在这里引导神灵的天命，于是群雄到来；使平民登上万乘之尊，于是子孙能够继承他的事业；把狭小的居处化为四海，于是百姓能够安定地经营自己的产业；凭借泰山般高大的根基和黄河般长久的蓄积，聚集灵气、承受福佑，汉业从这里发迹。大概是因为道在这里完备，然后才推行于天下；制度在这里形成，然后才扩展于四海。天下完备了它的道，神灵又归于根本；四海形成了它的制度，内心便怀念旧地。因此应当端正庙号来表彰功用，成就开端，使百姓完全表达敬意；陈列根本以安置神灵，完成结局，使百姓完全表达追慕。所以高帝确定帝位后，建立这座深宫；惠帝继承皇位，于是建立清庙。绵延超过千年，到今天仍享受血食祭祀。这就是既成就结局又成就开端。况且凭借斩蛇的威势，怎么知道他不会运用隐秘的神力，辅佐岁时功业，使恩泽流布呢？凭借约法的仁德，怎么知道他不会流布神灵的眷顾，抚恤旧国的遗民呢？凭借继承唐帝的余庆、统承上天遗留的功烈，怎么知道他不会奋发圣明的教化，大大保佑下土百姓呢？既然如此，那么展现福庆、祈求神灵，怎么可以停止呢？我在旧邑刻下铭文，以此导引天命。铭文说：广大光明的德行，当属放勋帝尧；他谦让退位，使福祚延及后代。群蛇辅佐神龙【《晋世家》说：文公即位后，奖赏跟随他逃亡的人还没有轮到介子推。介子推进入绵上山中，至死不肯出来。介子推的随从怜悯他，悬书于宫门说：“神龙要升天，五条蛇作为辅佐；神龙已经乘云而去，四条蛇各自进入自己的居处，只有一条蛇独自愤怒，最终不知它的所在”】，以辅翼天门【“翊”一作“▯”，音工】，登上并辅佐炎运。唐臣的孙辈，秦朝的罗网既已破裂，群鹿惊奔于东夏【秦失其鹿，天下共同追逐】，长蛇、封豕【《左传》：“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在原野中跳跃。上天恢复尧的事业，把福祐集中给刘氏。显赫啊汉高祖，播布这皇帝的谋略；在沛地庭院扬起旗帜，约束、联合诸侯；豪强暴徒震动相继，威名声势布散流传。总领、指挥勇猛的将领，把成功委托给良才，消灭称霸的楚国，于是开拓神州。四海受到恩泽，百姓和顺安定；表率、端正万国，炎汉之灵因此获得休美。定都咸阳，以居于上游；留下观览本邦的心愿，如同周在镐京。肃穆的惠皇，能够承继宗庙祭祀；崇高的沛宫，清庙便依凭于此。追念宏大的事业，开始经营于此地；于是专承天命，也举行庄严的祭祀。树立旗帜，衅祭鼓【“旂”一作“斾”】，于是占据天位。魂魄游历故都，永远承受盛大的福祉。光明地列入唐代典章，严肃恭敬而不使之坠失。刻下这篇美善的铭文，以彰明根本和开端。《王气台铭》【王元之】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四十八，宋王霆震编，前庚集二 铭 《九成台铭》【东坡】韶阳太守狄咸新建九成台，玉局散吏苏轼为它作铭说：“自从秦国兼并天下，毁灭礼乐以来，韶乐不再演奏，大概已有一千三百二十三年。乐器还在，但演奏它的人已经亡失，那么韶乐已经隐没了。何况人和乐器都亡失而不能流传呢？虽然如此，韶乐确实亡失了，但还有不亡的东西存在。它曾经与日月、寒暑、晦明、风雨一起运行在天地之间。世上若没有南郭子綦这样的人，耳朵尚且从未听见大地的声音，又何况能够听见天籁呢？假使耳朵能够听见天籁，那么凡是有形有声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羽旄、干戚、管、磬、鞄、弦。请尝试和您登上韶石之上、舜峰之下，眺望苍梧的遥远莽苍，九疑山的连绵不绝，观览山川的吐纳起伏、草木的俯仰、鸟兽的鸣叫、各种孔窍的呼吸；它们往来唱和，不必有固定的音度节拍，却自然形成均匀的节奏，这难道不是韶乐的最高成就吗？当上天的君主建立法度来安定天下，人与人和谐、气息相应，气息相应而音乐兴起。那么所谓《萧韶》九成、引来凤凰并使百兽起舞的景象，已经灿然完备地陈列在眼前了。” 《三槐堂铭》【东坡】迂斋说【宋太宗当初想任用王祐为宰相，王祐请求以全家百口担保符彦卿不会谋反，违逆了太宗的心意，于是没有任用他为相。亲戚中有人替他惋惜说：“我即使不能做他的儿子，二郎一定会做二郎。”二郎就是文正公王旦。这里发明天人之意，写得很好】又批评说【序文的文理和意趣非常深长，但也是人所能够达到的；至于铭诗，则不是一般人能够赶上的。学者必须先读序文，暂且合上书卷默默思考铭文应当怎样措辞，然后再来看他的作品，这样才会有所长进】上天是可以确定的吗？贤者不一定显贵，仁者不一定长寿【出自《史记·伯夷传》】。上天是不可确定的吗？仁者必定有后代；这两种说法究竟应当取哪一种呢？我听申包胥说过：“人多势众可以胜过上天，上天一旦确定，也能胜过人。”世间议论上天的人，都不等到它的决定显现便急于寻求答案，所以认为上天茫茫不可知。善人因此懈怠，恶人因此放纵。盗跖长寿、孔子和颜回困厄，这些都是上天尚未决定的事。松柏生长在山林中，起初受蓬蒿困蔽，受牛羊侵害；但最终经历四时，阅历千年而不改变，这就是天命已经确定。善恶的报应延及子孙，那确定得就更久远了。我用所见所闻来考察，天命确实可以确定，这是很清楚的【转入下一脚】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世代积德之臣【议论晋国公王祐】；广施德行而自己不能享受报偿【好】；然后他的子孙才能和守持文治、太平的君主共同享受天下的福祉【说王文正公，这几句话意义深长，对王氏尤其亲切】。所以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祐，在汉、周之后显名，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兼备【厚施德行】，天下人都盼望他做宰相，但他最终因为坚持正直之道而不被当时容纳【自己没有享受报偿】。他曾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一定有做三公的。” 不久，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景德【守文】、祥符【太平】年间辅佐真宗皇帝为相，正值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和守文太平的君主共同享受天下福祉】，享受福禄、荣耀、声名达十八年。把东西寄放在人那里，第二天取回，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而晋公修养德行于自身，把报偿交付给上天，数十年之后必定取得，如同拿着左券，双方亲手交付。因此我知道天命果然可以确定。我没有来得及见到魏公，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以直言劝谏侍奉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之职三十多年，地位还不足以匹配他的德行。难道上天将要再次兴盛王氏吗？为什么他的子孙这样多贤呢？世上有人把晋公比作李栖筠，他们的雄才和正直气概确实不相上下；但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功名富贵大略与王氏相等，而忠信仁厚却不如魏公父子。由此看来，王氏的福泽大概还没有穷尽。懿敏公的儿子王巩与我交游，爱好德行而且有文才，能够继承他的家业。因此我把这些事记录下来。铭文说：啊，多么美善啊！【开头便与众不同】魏公的事业和槐树一起萌发【说种槐就是种德】；封植培育的辛劳，必须经过一代才会成功。既已辅佐真宗为相，四方平安如磨石般平整；回头看他的家，槐树的树荫已经布满庭院【说成就得很快】。我们这些小人，早晨还顾不上晚上，只知窥测时机、追逐利益，哪里还顾及德行呢？希望能够防止侥幸心理，不播种就想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凭什么能够治理【承接有力】？王城的东面，是晋公居住的地方；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正是德行的符征【若认为是功名的符征，意义就浅了】。啊，多么美善啊！《正平堂铭》【山谷】畏惧前面又畏惧后面，不能自我尊重；受形势牵制，被利益放纵，虐待鳏夫寡妇来奉承权贵，这叫作不平。忠诚不足而欺诈有余，自己不实行却要求别人听从命令，这叫作不正。所谓平，就像手持秤衡来掌管轻重，又像天运行四时，不发一言却自行运转。所谓正，就像口渴饮水、饥饿进食，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喜怒、给予和剥夺，都由自己决定而不由外物支配，所以行遍天下也不会屈服。灵龟背负图象，向人报告吉凶；剖开龟腹后，肠子显露在前，里面黑得像漆。扬子年老时思考以扬雄配享宁武子、蘧伯玉之事，涪翁为此作铭，围绕其中的关键加以发挥。《陋室铭》【刘禹锡】山不在于高，有了仙人就著名；水不在于深，有了龙就显得灵异。这是简陋的屋舍，只是我的品德芳香。苔痕爬上台阶，一片碧绿；草色映入帘中，满眼青葱。谈笑的是博学的儒者，来往没有平庸的俗人。可以弹奏朴素的琴，阅读佛经。没有世俗乐声扰乱耳朵，也没有官府公文使身体劳累。南阳有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有扬子云的亭子。孔子说：“有什么简陋的呢？”

译《书室铭》【诚斋】屋子不嫌空旷，书籍不嫌整齐，窗户不嫌明亮，几案不嫌洁净。君子以这四样来资助自己，也以这四样作为老师。难道敢轻慢这四样吗？【此处文字疑有脱误】不是上天欺骗我的身体，也不是门户、窗牖；我的本性也不是窗牖。若不整齐、不空旷，内心便会有愧疚。《丛书铭》【并序，樽斋】清江乡贡进士邹师韩把他的家塾题名为“丛书”，托我为它作记。我恰好被官场事务纷扰，而师韩又急于归去，来不及深入搜求文义，只好姑且省略文辞法式，作铭如下：万物在花木之前，有些人沉溺其中以求娱乐。您难道厌恶花木而改换成书吗？若问书籍怎样防止混杂、书签散乱【原文“防何淆籖乱裛”疑有OCR或脱字】，姑且概括说，就是经、史、子、集。您品味其中的内容，经书如同破开醇酒；至于史、子、集，则像滤去余物只剩酒糟。我的书是六经，我的道理是一以贯之。把这些书同经书相比，就如同把物品当作玩物。何况在我的书之外，再拿其他书来扰乱呢？您说：“太初与经书合在一起时，文字还没有产生。”精华和粗疏都已经具备；一种并不嫌少，万种也不算多。我的斋室以此命名，我何必选择精华还是粗疏呢？《文冢铭》【并序，刘蜕】东莱注【唐代刘蜕一生作文传有二千一百八十纸，不肯丢弃草稿，把它们聚集起来封存，称为“文冢”。他说，自己之所以擅长写文章，是得到上天的帮助；至于不能自我振作而被人知晓，是因为没有得到人的帮助。因此在兜率寺作铭说】在梓州兜率寺。所谓文冢，就是长沙人刘蜕，号复愚，写文章后不忍心丢弃草稿，把它们聚集起来封存。刘蜕愚钝而不善于施展才用，各种工匠的技艺，上天没有使刘蜕擅长，却唯独使他擅长文章。所以无论饮食，他都没有忘记文章；无论昏暗还是明亮，也没有忘记文章；悲伤、忧戚、怨恨、愤怒，疾病、嬉游，群居、出行服役，从未不把文章放在心上。恰逢天下无事，而天下将要以文章为号召；文明代代生长繁衍，明暗都在发挥文章的作用。所以日月星辰的纹饰见于旌旗，昆虫鸟兽的纹饰见于礼器，徐方之士的纹饰见于侯国的社坛，夏后氏黑色鸟羽的纹饰见于旌旗，登龙纹于章服，升玉纹于藻饰；各种工匠和妇女雕刻、磨治、涂饰、染练【即练字，出自《周礼》】，以供宗庙祭祀所需的文饰，难道只有刘蜕如此吗？生来就知道施展功用，难道还来不及写文章吗！然而他的心志常常得到上天的帮助，却得不到人的帮助，所以虽然困穷也没有遗憾。在专心致志写作时，不敢打嗝，不敢咳嗽，不敢吐痰，不敢跛足倚靠；嗜欲和躁竞都忘在心中，恭敬谨慎、战战兢兢，如同面对上帝。因此有的文章灿烂如星光，如贝壳，气势如蛟龙宫中的水；有的黯淡如聚集的乌云，如长久的阴天，如枯败腐朽、煎熬干燥的色泽；有的如春日阳光，如繁花映照的水面，曲折舒缓；有的如海水运行，如雷霆震怒，动荡而奇异。一共写十篇文章，如果有不到十篇合意，稍有不合意，难道不是得到上天的帮助吗？他常常希望使天下人听到文章就一定实行，看到文章就一定践履；把它广泛散布作为道路，把它不断推演而影响万物。这样以后，农业方面的文章可以使风雨按时而至，军事方面的文章可以使戎狄顺服；使文章见于乡野，见于市井，让那些隐逸之士通过言语表达志向，让有才能的人得到任用。然而他自己振作起来没有力量，最终真正理解他的人也非常少，难道不是没有得到人的帮助吗？唉！十五年了，实际得到二千一百八十纸，有涂改的，有用乙字删改的，有加注楷书的，有反面重写的，有朱墨圈围的。于是用《周易》占筮，得到复卦【震下坤上】变为同人卦【离下乾上】。占筮的人说：“声音在地下鸣响，殷殷隆隆，七日而复；复归之后，天下会重新光明融和吗？”后来又召来龟，把各种征兆合并起来，听取火中反复出现的吉凶卜辞，如同秦代焚书的征兆，只说不吉；在水中占卜，不像河图洛书的征兆【周公相宅】，也只说不吉；在木上占卜，闷闷然向上而合于吉兆，层层累积成为冢，难道是汲冢的征兆吗【汲冢书】？峭峭然成为墙壁，难道是孔壁的征兆吗【孔壁书】？而且它的占辞说：“土中的文章化为山，河流化为华美的英华，将不会崩塌、不会枯竭，成为滋味而流传下去吗？凝结成丘陵，是要为它设置险阻吗？融化成为【原文此处有残缺】河流沟渠，率领百川朝宗于华山，成为百谷之水来洁净祭祀的黍稷吗？不然，是要迅速腐烂成为虚土，生出干草来喂牛羊吗？化作泥土成为陶器来制作器皿吗？聚成土块，形成五色土，成为茅社而分封诸侯吗？流入音乐，成为土鼓和土拍板【“凷”音苦怪切】，以宣泄和谐的声音吗？夷平成为都邑，以兴建宫殿庙宇吗？凹陷成为池塘，以滋润万物生长吗？成为祭祀用的坛和灶吗？凿成井和墓吗？这些我都无法知道。既然已经不能为我所用，就只希望它迅速变化为百工所用的材料；千万不要腐朽成灵芝菌类来惊怪世人、自我炫媚，千万不要坚硬成金铁用来制造货物而引起争夺，千万不要涌出成为甘泉去取悦谄媚的嘴，千万不要被祈祷成城隍社神而让狐狸凭借妖异作祟，千万不要高耸成为良材而因雕琢损伤本性，千万不要萌发成为兰草、茝草而因佩戴显露技艺。唉！如果夹杂成为石头，就让它能够说话；如果舒展开成为蚯蚓，就让它能够饮泉。后来那些多年游魂尚未归返的人，也命令巫师来招魂，作三次招魂之歌说：“在几案楼阁中的，回来吧，你已经被掩成尘垢；在耳目中的，回来吧，你很快就会看见自己的丑陋；在口唇中的，回来吧，对你的赞誉不会长久！”唉！在笔绝之年麒麟出现，崇尚文章难道还不值得崇尚吗？口中没有珠玉，身上也没有可供盗取的衣裙。后世研习诗礼的儒者，不要惊扰我幽僻的坟墓。它的坟墓在莽苍的原野、大地的丘陵上【《庄子》说盗墓者凭诗礼发掘坟墓；大儒说：“天快亮了，怎么办？”小儒说：“还没有解开衣裙，口中有珠。”诗中说：“青青的麦子，生长在陵坡；活着不施舍，死了为什么口含珍珠？”于是推开他的下颌，分开他的面颊，不要伤害口中的珍珠】时在唐大中丁卯至戊辰年间的秋末。铭文说：“文章啊，文章啊，难道有鬼神吗？风水如果正当，将会使它有利于子孙吗？” 《洗玉池铭》【东坡】

译《复斋漫录》说【《洗玉池铭》起初我读它，完全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后来得到李伯时的石刻序跋，才明白它的意义。元祐八年，李伯时在京师做官，住在红桥。他的子弟得到峡川的马台石，喜爱它，便把它安置在山中。一天，东坡经过，对他说：“把石头凿成水池，应当把所收藏的玉器时时拿出来在池中洗浴，并且把玉器的形状刻在四周。”我替你作铭，以贝形的池唇为饰，题名叫“洗玉池”。所谓玉器，共有十六双，三件琥璏，鹿卢带钩，琫、珌以及有纹饰的玉器，杯，水苍玉佩，螳螂形帝钩，佩刀柄，珈、瑱，拱璧，就是这些。李伯时去世后，水池也湮没了。徽宗曾到他家访求，竟从积土中找到。李伯时的儿子李硕因为当时禁毁苏轼文章，便暗中磨去铭文，交给使者。于是把它包在防褥中，放入髹漆匣内，抬送京师，安置在宣和殿。十六件玉器中，只有鹿卢环随李伯时葬在龙眠山，其余都归入内府。东坡的铭刻和李伯时的序跋，从前虽然存在，如今已经亡失，水池也归于天上。可惜事情的始末没有留下明确记载，因此把它的存亡记录下来】苕溪渔隐说【《洗玉池铭》说：“惟有伯时父如此如此，至于使这些玉器有幸来到这块石头上，当然已经叙述了它的事情。”复斋认为：“起初我读它，完全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为什么呢？世人忽然不再践行古礼，只把实用当作急务。秦、汉以来，龟玉之道熄灭，六器仅仅保存下来【《周官·大宗伯》说用玉制作六器来礼敬天地四方，即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五瑞没有聚齐【公、侯、伯、子、男所执的圭璧】；赵国的璧玉成了妇人的玩物【《史记·蔺相如传》：赵王派蔺相如捧璧入秦，秦王高兴，便传给美人观看】；鲁国的璜玉被盗窃【《左传·定公八年》记载盗窃宝玉大弓，说的是阳虎；杜预说，宝玉就是夏后氏的璜】；老鼠扰乱郑国的璞玉【《战国策》：应侯说，郑人把未经加工的玉称为璞，周人把未经鞣制的皮称为朴。周人怀抱朴经过郑国，郑国商人问：“要买朴吗？”周人说要，于是拿出朴，才发现是皮，便推辞不买】；喜鹊把晋国的棘璧撞落【《盐铁论·崇礼篇》说，昆仑山旁以玉投鸟，喜鹊撞击坠落；是说玉很多，晋棘就是垂棘之璧】。惟有伯时父凭吊古物而啜泣，路上遇到玉工，便解下车马、推食相赠；剑璏、鏚、珌等玉器错落布置在他的屋中。既然获得拱璧般的珍宝，便使四壁空空。可悲啊，这些有资格传世的玉器，长久以来竟陷入沉埋。如今按时节为它们沐浴，使它们有幸来到这块石头上【注见前文】；谁能推行这种心意，把它施及王国呢？像伯时父这样的人，玉环玉玦清脆作响，即使伸手相助，最终也只能斜眼看着它们而不去拾取。得失在于我自己，并不由玉器使我喜怒。和仲父为它作铭，只是用来歌咏他的德行【和仲是苏轼的字，见墓志】《采石征舍铭》【澹庵】捂住耳朵偷钟，闭上眼睛捉麻雀，自欺自己的内心，还以为别人不会察觉。可叹啊！扬起沙土，这是溪中的鳄鱼。【原文末句疑有脱误】《古文集成》卷四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四十九。宋王霆震编。前庚集三。铭 《西铭》【张横渠】【横渠先生把这篇铭文刻在书室东西两扇窗上，东边题为“砭愚”，西边题为“订顽”。伊川先生说：“这样会引起争端，不如只称为《东西铭》。”叶采说：“所谓顽，是暴戾、残忍而不仁；所谓愚，是昏昧、闭塞而没有智慧。《订顽》以仁为主，其中包含义；《砭愚》以智为主，其中包含礼。”】明道先生说【孟子以后，只有《原道》一篇，其中的言语固然有许多毛病，但大体都接近义理。至于《西铭》，就是《原道》的宗祖】又说【游酢得到《西铭》并阅读它，顿时豁然开朗，内心不再疑惑，说：“这是《中庸》的道理，是能够从语言之外求得的。”】又说【《西铭》是我程颢领会到的这个意思，只是必须有像子由那样的笔力；别人没有办法写成。孟子以后，没有人能达到这种文字，省去了多少言语！总而言之，仁孝的道理在这里完备了。片刻之间如果不依照这个道理去做，就成了不仁不孝】《二程语录》说【杨时向伊川问道：'《西铭》深刻阐发了圣人的深意，然而只说本体而没有涉及作用，恐怕流传下去会变成墨子的兼爱。后世有圣贤推究根本来评论它，也免不了把过错归给横渠。先生何不说一句话来阐明它的作用呢？'程子说：'横渠立言确实有过失，但过失在于正面阐述宗旨。至于《订顽》推演义理以保存义，阐发了前代圣人未曾阐发的道理，与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论说功效相同，哪里是墨子可比的呢？《西铭》说明天理本一而等级各殊；墨子却以二物为根本而没有差别。差别各殊的弊端，是私心胜过公心而失去仁；没有差别的祸害，是流于兼爱而没有义。确立差别而推求一理，可以制止私欲胜过公心的流弊，这是仁的施行方法；没有差别而迷失于兼爱，最终达到无父的极端，这是义的贼害。你把二者等同，是错误的。想使人推演这个道理并实行它，本来就是作用；反而说它没有作用，不也奇怪吗？'杨时说：'我起初跟从明道先生时，他就把这部书授给我，于是我才知道求学的大方向，本来就要终身奉行，哪里敢怀疑它有失误而与墨子相同呢？然而这部书把百姓看作同胞，把鳏寡孤独看作兄弟；如果不是明智的人默默体会，怎能知道理本一而等级有别呢？所以我担心它深究下去会流于兼爱，并不是说它的言论发端和墨子相同。'】正因为天理本一而差别各殊，所以圣人衡量事物的远近亲疏，使各自符合应有的等级；施行时内心却是同一个原则，这就是所谓公平施与。过去我私下认为《西铭》有公平施与的心意，却没有衡量事物的道理，怀疑它的文辞没有充分表达。如今先生开导学者，就没有疑惑了【龟山说：《西铭》把百姓看作同胞，尊重年长者，爱护年幼者；把鳏寡孤独看作无所申诉的兄弟，这就是所谓明白天理本一。然而它的文辞没有讲亲爱亲族的教义，如果不是明智的人在言语意旨之外默默体会，哪里知道所谓理本一而等级有别呢？所以我私下担心它的流弊最终会成为兼爱，并不是说《西铭》本身是为了宣扬兼爱，和孟子相同。人的所以大大超过一般人的地方，没有别的，只在于善于推及自己的行为。尊敬自家的老人而推及他人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幼者而推及他人的幼者，这就是推行。孔子说：“使老年人安适，使年轻人得到关怀”，那就不必再说推及了。不必推及，是因为天理本来就是一的缘故。理本一而差别各殊，所以圣人衡量事物而公平施与，这难道就是仁的极致、义的尽头吗？什么叫衡量事物？亲疏远近各自符合应有的等级，这就叫衡量。什么叫公平施与？施行时内心的原则相同，这就叫公平】我从前私下认为，《西铭》有公平施与的心意，却没有衡量事物的道理，所以说它只谈本体而没有涉及作用；大概指的是仁义而言。仁过分的弊端是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妨碍义；妨碍义的过失流传下去，就变成自私；自私便损害仁，损害仁就成了杨朱的为我；妨碍义就是墨子的兼爱。二者的过失虽然不同，但它们从圣人那里各自取得的部分却是相同的。《西铭》的宗旨隐微深奥、难以理解，本来就是前代圣人没有阐发过的道理】龟山说【像《西铭》这样一篇文章，伊川说它与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论说功效相同，都是前代圣人没有阐发的道理。详细品味它，才会看见用意的深远。关于性命的学说，即使是扬雄，也还没有达到它的门径，何况其他人呢？可是世俗儒者轻易谈论它，大多显露出妄诞】又说【横渠作《西铭》，也只是想让学者求得仁】《龟山语录》说【谈论《西铭》时，河南先生说：天理本一而差别各殊。知道理本一，所以能够成就仁；知道差别各殊，所以能够成就义。所谓差别各殊，就像孟子所说的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它们的等级不同，所以施行起来不能没有差等。有人问：这样说来，本体和作用果然分离而成为两件事了吗？回答说：作用从来没有离开本体。姑且从一个人的身体来看，四肢百骸都具备，这就是所谓本体；完全发挥各处的作用，那么鞋不能穿在头上，帽子不能套在脚上；这就是从本体来说，差别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无垢先生说【我观察《西铭》的大意，它是说人被形体所拘束，却不知道自己是天地的子女，不是与动植物同样生存，而是和圣贤同受一气。应当穷究神妙、通晓变化，不愧对独处之处，存养本心、涵养本性，以尽到做子女的道理；又应当厌恶饮酒，培养英才，作为修持自身、接待他人的方法，以符合天地的心意。遇到困苦和患难时，应当像舜、申生、曾参、伯奇那样，听从天地的命运；把富贵福泽看作天地厚待我，把贫贱忧戚看作天地成就我。活着就顺从天地，死了就安于天地，这才是大孝之子】又说【《西铭》只是阐明一个侍奉上天的道理；所谓侍奉上天，就是遵循天理】

译晦庵先生说【天地之间只有一个天理。然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于是大小的分别、亲疏的等级，达到十百千万而不能相齐。如果没有圣贤出世，谁能合并这些差异而返回共同的根本呢？《西铭》的创作旨意大概就是如此。程子认为它明白了理本一而差别各殊，可以说一句话就概括了它。大概以乾为父、坤为母，凡是有生命的事物没有不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理本一；可是人物的生成，凡属血气的，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别又怎么能不不同呢？统一的根本中有万种差别，所以即使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人看作一人，也不会流于兼爱的弊端；万种差别又贯通于一理，所以即使亲疏情感不同、贵贱等级不同，也不会拘泥于为我之私。这是《西铭》的大旨。看它推演亲爱亲族的深厚情感，以扩大无私的公心；依据侍奉父母的诚意，来说明侍奉上天的道理。大概无论做什么都不是所谓确立差别而推演一理。难道只是把百姓看作同胞、尊重年长者、爱护年幼者作为理本一，而一定要在语言意旨之外默默体会，然后才知道它的差别吗？况且所谓衡量事物、公平施与，正是说要衡量事物的合宜程度，从而使自己的施与公平罢了。如果没有衡量事物的道理，又凭什么知道所施与的是公平的呢？龟山的第二封书信大概想阐明这个意思，但语言没有说尽而义理还有余地。因此我能够借助他的说法，接着把它说出来】又说【《西铭》是把人的道理推到上天，由近处来说明远处，对于求学最为亲切】又说【昨天谈《西铭》，各种道理都彼此贯通了；所以太极图说中的五行就是一阴阳，阴阳就是一太极。阴阳二气交感，所以化生万物；这就是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只是说得有详略、缓急不同。】真西山说【《西铭》推演侍奉父母的心来侍奉上天。父母是生我的人，而使我得以出生的是天地；上天赋予我气，土地赋予我形。父母固然是我的父母，天地也同样是我的父母。朱文公说：父母是一身的父母，天地则是人与物、己与人共同的父母。父母生我，四肢百骸没有一样不完整；一定要保全自身的形体，才是不辱没父母。天地生我，五常百善没有一样不完备；一定要保全天赋本性的道理，才是不辜负天地。所以仁人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侍奉上天如同侍奉父母；这又是《西铭》的精妙旨意，不可以不知道】兼山和艮斋讨论《西铭》说〔《西铭》说：“乾称为父，坤称为母；我这样渺小，混然处在天地之中。”伊川说，理是一体而分有不同；理一，则没有卑贱的民众，分殊，则有尊贵的君主。杨中立说，这番话只讲到了本体而没有讲到作用，和墨子的兼爱相同，大概是貌似而实非。墨子不知道三才的道理，反而说要把西铭中“分”的一方面抹去；杨中立和墨子两者都错了。中立先生论《西铭》，不如论《中庸》。应当考察先生论《中庸》的话，不应当考察先生论《西铭》的话。墨子说君臣应当一同耕作，这是因为不知道理一在于道，分殊在于事，却想使君臣的名分等同于共同耕作的事情；这会扰乱天下。孟子驳斥他以后，君臣名分才明白。后世名分明白的君主，却耗尽天下财力来建造宫室、制作车服、供给饮食，把奢侈的奉养专给一人，政令烦苛、赋税沉重，使百姓失去产业；他们又哪里知道，同胞般的百姓应当平等地加以爱护呢？这就是张氏这番议论产生的原因，是用来挽救分殊之弊的。伊川说：“分殊的弊病，是私欲胜过公理而失去仁。”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分明名分而推明理一，用来遏止私欲胜过公理的流弊，这就是实行仁的方法。理一的道理在君主，分殊的道理在臣民。文王的时候没有受冻挨饿的百姓，这是懂得理一；庶民攻打城邑，不到一天便能筑成，这是懂得分殊。因为理一而尊重百姓，所以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事情；因为分殊而尊崇君主，所以没有墨子主张共同耕作的说法。墨子既然不知道理一，却说要抹去分殊，这样一来百姓就可以轻视君主了。艮斋回答说：“理一，是仁的学说；分殊，是义的学说。专讲理一而废弃分殊，是不知道墨子为何讲仁；专讲分殊而废弃理一，是不知道杨朱为何讲义。墨子的仁确实是仁，但之所以不能称为仁，是因为他对分殊有所迷失；杨朱的义确实是义，但之所以不能称为义，是因为他对理一有所亏损。要知道杨、墨所谓的仁义，只要看这篇《西铭》，也可以作为判断是非的蓍草和龟甲。” 乾称为父，坤称为母。我这样渺小，混然处在天地之中。晦庵说：“天属阳，因为最刚健而处在上位，这是父亲的道理；地属阴，因为最柔顺而处在下位，这是母亲的道理。人从天承受气，从地禀受形体，以渺小的身体混合其中而没有间隔，处在天地之间，这是子女的道理。然而不说天地而说乾坤，是因为天地是它们的形体，乾坤是它们的性情。乾，是刚健而不停息的意思，是万物凭借它开始的；坤，是柔顺而有常的意思，是万物凭借它生成的。这正是天地所以成为天地、父母所以成为万物父母的原因，所以特意指出来说。” 张子韶说：“乾是我的父亲，坤是我的母亲；我是乾坤的儿子，和万物混然处在天地之间。” 吕与叔说：“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是天地的心，能够知道自己的来源，所以侍奉上天就像侍奉亲人一样。” 所以，充塞天地的气就是我的身体，统率天地的道就是我的本性。晦庵说：“乾为阳、坤为阴，这是天地的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也是人和万物凭借它形成身体的东西。所以说：充塞天地的气就是我的身体。乾刚健、坤柔顺，这是天地的意志，是统率天地之气的东西，也是人和万物凭借它获得本性的东西。所以说：统率天地的道就是我的本性。深入体察这一点，那么父亲是乾、母亲是坤，混然处在天地之中的真实意义就可以看见了。” 子韶说：“我的身体不只包括我的形骸，充塞天地之间的万物，如人物、山川、草木、禽兽、昆虫，都是我的身体。我的本性也不只包括我的视、听、言、貌、思；凡天地之间，或运动，或流动耸立，或生长栽植，或飞翔潜游，都必定有造化它们的本性，这些也都是我的本性。” 与叔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使天下归于仁，这就是所谓的体。充分发挥自己的心，就能知道自己的本性；知道自己的本性，就能知道生命的根源。这就是所谓的性。” 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类。

译晦庵说：“人与万物一同生在天地之间，所凭借来形成身体的，都是充塞天地的气；所获得而成为本性的，都是统率天地的道。但身体有偏正的不同，所以在本性方面也有明暗的差异。只有人得到形气的正，所以心最灵，能够在共同生存的万物中通达性命的全部，又是同类中最尊贵的。因此说‘同胞’，就是说看待他们都像自己的兄弟。万物得到的是偏颇的形气，不能通达性命的全体，所以与我不同类，也不如人尊贵。然而推究它们身体和本性的来源，同样根本出自天地，并没有不同。因此说‘吾与’，就是说看待它们也像自己的同辈。正因为同胞，所以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下文又说‘万物都是我的同类’，所以凡天地之间有形之物，无论动物还是植物，有情还是无情，都要使它们各尽其性、各得其宜。这是儒者之道必须达到与天地并立、赞助化育，然后功用才算完备的原因，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万物。” 子韶说：“既然都是天地所生，那么凡是和我一同生在天地之间的，都是同胞。既然一同处在天地之间，那么凡是密密麻麻生长、懵懂繁殖的，都是我的同党同类。” 与叔说：“大家都有这种本性，他受到伤害就如同我受到伤害，所以有惊惧同情的心；大家都有这种生命，他受到伤害就是我所不愿看到的，所以对于有血气的动物不亲身践踏，对于草木则按时采伐。” 大君，是天地父母的嫡长子；大臣，是嫡长子家中的辅佐。尊敬年长者，是为了使自己的长辈得到尊长；慈爱孤弱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弱。圣人是兄弟中与父母德性相合的人，贤人是兄弟中才德秀异的人。天下所有疲惫衰老、残废疾病、孤苦无依、鳏寡之人，都是我的兄弟中困顿而无处申诉的人。晦庵说：“乾为父、坤为母，人生在其中，那么天下所有人都是天地的子女。然而继承天地、统治人物的只有大君，所以他是父母的嫡长子；辅佐大君、纲纪众事的只有大臣，所以他是嫡长子家的辅佐。天下的老人本来没有不同，所以尊敬天下的老人，就是使我的长辈得到尊长；天下的幼弱者本来没有不同，所以慈爱天下的孤弱者，就是保护我的幼弱。圣人与天地的德性相合，是兄弟中与父母德性相合的人；贤人的才德超过常人，是兄弟中秀出于同辈的人。既然都是天地的子女，那么天下疲惫衰老、残废疾病、孤苦无依、鳏寡之人，不就是我的兄弟中无处申诉的人吗？” 子韶说：“大君就是人主。我是天地的儿子，人主主持天地之家事，所以称为大君。他是我父母的嫡长子；大臣辅佐天子来继承天地的事业，所以大臣是嫡长子家的辅佐。年长者比我先出生在天地之间，也像我的兄长一样，我尊敬他们，这就是使天地的长辈得到尊长。孤儿弱子比我后出生在天地之间，也像我的弟弟一样，我慈爱他们，这就是保护天地的幼弱。圣人是与天地的德性相合的人，贤人是天地特别秀出的精华。疲癃，是年老衰弱；残疾，是废疾；惸独鳏寡，原文作‘防而无父’〔字疑〕，分别指没有父亲、年老无子、年老无妻、年老无夫的人，都是天民中的穷困者。这几类无处申诉的人与我同在天地之间，困苦到这种地步，正是我的兄弟颠沛流离而无处告诉，我难道可以不怜恤他们吗？” 与叔说：“大君裁成天地之道，辅佐天地之宜，奉行天命，代天治理，就像嫡长子治理我父母的家事。大臣调和阴阳，敬谨辅佐天地，辅佐大君，就像家中的辅佐。我们尊敬嫡长子、家相，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治理我父母的事情吗？大君、大臣治理天地的事情，难道可以不尊敬吗？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那么天下比我年长的，都是我的父兄；天下比我年幼的，都是我的子弟。天下有圣人，就应像尊敬父亲的老朋友一样尊敬他，因为他与天地的德性相合；天下有贤人，都是我的老朋友，是天地的精华，才德胜过我。天下的贫民，都是我的宗族兄弟中贫穷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保全天性的就是天地的儿子，快乐而不忧愁，就是纯粹的孝。晦庵说：“敬畏上天来保全自己，就像极其敬爱父母；顺应上天而快乐不忧愁，就像纯粹地爱父母。” 子韶说：“畏惧上天的威严，就像畏惧父母的严厉；保守自己的内心而不敢稍有放纵，这是子女的敬。以天命为乐，即使遭遇患难也不忧愁，这是天地纯孝的儿子。” 与叔说：“没有声音也能听见，没有形体也能看见，敬爱父母而不敢怠慢；在无人看见处仍然恐惧，在无人听见处仍然戒慎，这是敬天而不敢怠慢。只有顺从父母，才能解除忧愁，才是以侍奉父母为乐。不知不识，顺从上帝的法则，这是以侍奉上天为乐。天下最重大的事情，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是真正敬重这个；天下最大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是真正以此为乐。侍奉父母、侍奉上天虽然不同，所依据的敬与乐却是一样的。” 违背天理，叫作悖德；损害仁，叫作贼。助长恶行的人是无才之人；能够实践人的本性而不违背的，才是最相似的人。晦庵说：“不遵循天理而顺从人欲，就是不爱自己的亲人而去爱别人，所以叫作悖德。残害、灭绝天理，自断根本，就是贼害自己的亲人，大逆无道，所以叫作贼。长久作恶而不悔改、不可教训的人，是世代承继他的凶恶，增加他的恶名，所以叫作不才。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人的本性，使人的形体也得到充实，就与天地相似而不违背，所以叫作肖。” 子韶说：“违背天地的心，就是不爱自己的亲人，所以叫作悖德；损害天地的仁，就是天地的贼。世代承继自己的恶行，就是天地不成材的儿子。实践天地赋予人的形体，使容貌、言语、视听、思虑都恭敬，发挥聪明睿智的作用，这就是能够肖似天地的德性。” 与叔说：“违背上天的人，是上天悖德的儿子；损害仁的人，是上天的贼子；长久作恶而不悔改的人，是上天不成材的儿子；与天地相似的人，是上天最肖似的儿子。” 懂得造化，就能善于述行天地的事业；穷尽神妙，就能善于继承天地的志意。晦庵说：“孝子善于继承前人的志意，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圣人懂得变化的道理，那么所实行的无非天地的事业；通达神明的德性，那么所存养的无非天地的心。这两方面，都是乐天、实践人性的事情。” 子韶说：“天地的事业不过是造化，天地的志意不过是神妙。所以懂得造化，就是善于述行天地的事业；穷尽神妙，就是善于继承天地的志意。”

译与叔说：“能够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就能述行天地的事业；通过斋戒使德性神明，就能继承天地的志意。事业，是用来实行的；” 志意，是用来存守的。” 在屋漏之处也不惭愧，就是没有辱没父母；存养本心、涵养本性，就是不懈怠。晦庵说：“《孝经》引用《诗经》说：‘不要辱没你的父母。’所以侍奉上天的人，仰视不惭愧，俯视不羞惭，就没有辱没天地。又说：‘早晚都不懈怠。’所以侍奉上天的人，存养其心、涵养其性，就不会在侍奉上天的事情上懈怠。这两点，是敬畏上天的事情，也是君子追求实践人性的途径。” 子韶说：“天地之心不分幽明，止在不欺骗而已。所以即使在屋漏之处的隐蔽地方也不惭愧，才是不辱没天地。心性就是天地，早晚存养本心、涵养本性，就是早晚不懈怠地侍奉天地。” 与叔说：“上天把诚信的责任交给我，我若不诚信，就是辱没天命；上天把道交给我，我若堕落而不守，就是扩大、败坏上天交给我的职分。” 厌恶饮酒，要像崇伯之子禹厌恶〔防酒〕；顾念天地的养育，要像颖封人〔之▯类〕。晦庵说：“喜好饮酒而不顾父母的奉养，是不孝。所以像禹厌恶〔防酒〕那样遏制人的欲望，就是极其顾念上天的养育。人的本性，是万物共同的根源，并非可以据为己有。所以像颖考叔把孝心推及庄公那样培育英才，就是广泛地使同类得到长久的利益。”子韶说：“崇伯的儿子就是禹，禹厌恶〔防酒〕。酒能扰乱德性，如今厌恶〔防酒〕，就是顾念天地父母的养育。颖谷封人请求把酒遗赠给母亲，以此生发郑庄公的孝心。如今我培育天地所生的英才，就是把孝心推及同类。” 与叔说：“不放纵人的欲望，是保存天德；用善行养育人，是扩充天德。” 不施加劳苦而使父亲欢悦，这是舜的功劳；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而等待烹杀，这是申生的恭敬。晦庵说：“舜尽到了侍奉父亲的道义，使瞽〔防〕欢悦，他的功劳很大。所以侍奉上天的人，尽到侍奉上天的道义，使天心欢悦，也就是天的舜。申生没有地方逃避而等待烹杀，他的恭敬达到极点。所以侍奉上天的人，不因夭寿而改变，修养自身以等待命运，也就是天的申生。” 子韶说：“舜恭敬地办事，去见瞽瞍，瞽瞍也确实顺从；舜没有放松劳苦而使父母欢悦，他侍奉父母的孝行，对名教大有功劳。我若能在困苦中竭力为善，使天地欢喜，这就是舜的功劳。大舜遇到父亲发怒，父亲拿大杖打他就逃走，拿小杖打他就承受。申生不明白道理，竟把赴死当作恭敬，反而成全了父亲的恶行，这是不可以作为教训的。横渠的意思是说，遭遇谗邪，这是命运；顺受其死来恭敬顺从天地，像申生那样恭敬，是可以的。” 与叔说：“不断自强，直到与天地德性相合，天下就会欢悦。所以先于天而行动，天也不会违背；无妄之行达到广大，不是自己强求所得，那么天就无处可逃。因此应当顺受正命。” 体察上天赋予自己的形体，并完整地归还它，难道不是曾参吗？勇敢地服从而顺受命令，难道不是伯奇吗？晦庵说：“父母使子女完整地出生，子女应完整地归还身体。像曾子临终时伸展手足，就是体察亲人所赋予的身体，并完整地归还它。何况上天给予我的东西，没有一种善德不是完备的，也是使我完整出生。因此侍奉上天的人，能够体察上天所赋予的东西并完整归还，也就是天的曾子。子女对父母，无论东西南北，只服从命令。像伯奇踏霜行于野外，就是勇于服从而顺从命令。何况上天所命于我的吉凶祸福，并不是人的私欲造成的。因此侍奉上天的人，能够勇敢服从而顺受正命，也就是天的伯奇。” 子韶说：“曾子病重时换下大夫的竹席，是顺从身体所受的本分，不让父母遗留的身体处在不合礼的位置。如今我能够顺从天地的正道，不因患难而改变节操，就是对天地具有曾参那样的孝。伯奇是尹吉甫的儿子。吉甫受后妻迷惑，虐待儿子，使他没有衣服鞋子，叫他踏霜拉车。伯奇服从父亲的命令，顺从父亲的要求，不敢有一句怨言。人在患难之际顺从而承受，不怨恨天地，这就是伯奇的孝。” 与叔说：“上天把完整的德性交给我，既然完整地交给我，难道可以不完整地归还吗？所以即使实行一件不义的事、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能够得到天下，也不去做。曾子说：‘我得到正道而死，这就够了。我还要求什么呢？’这些都是完整地归还上天所赋之物。子女对父母，无论东西南北，只服从命令。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事，不羡慕分外的东西。安于时势、处于顺境，这是顺从命令的极致。” 富贵福泽，将使我的生命得到厚待；贫贱忧患，将磨炼你使你成就。晦庵说：“富贵福泽，是上天丰厚地供养我，使我行善；贫贱忧患，是上天轻视、拂乱我，使我坚定志向。天地对人、父母对子女，存心难道有不同吗？所以君子侍奉上天，像周公富贵而不骄傲，像颜子贫穷而不改变快乐；他侍奉父母，父母喜爱他就欢喜而不忘本，父母厌恶他就畏惧而不怨恨。他们的心也只是一个道理。” 子韶说：“富贵福泽，是天地厚待我的生命；贫贱忧患，是天地爱护我、想成就我。这就是‘上天将要降下大任’的说法。”与叔说：“父母厚待你的生命，使你的仁爱施及宗族；天地厚待你的禄位，使你的恩泽施及百姓；这都不能因此自满而陷入危险昏暗。父母使你受苦，使你知道艰难来成就自身；天地使你困穷，使你由疾病忧患来成就德性。爱护你，所以使你受苦；赐福给你，所以使你困穷；都不可妄自生出忧患和怨恨。” 活着时顺从天地而行，死后就能安宁。晦庵说：“孝子的身体活着时，侍奉父母只是不违背父母的志意；死后则安宁而没有愧对父母的地方。仁人的身体活着时，侍奉上天只是不违背天理；死后则安宁而没有愧对上天的地方。这就是所谓‘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和‘得到正道而死’；所以张子的铭文以此结尾。” 子韶说：“我活着，就顺从天地而行，不违背天地；我死了，就安于天地的志意而不紊乱。这就是始终听从天地的命令，成为天地最孝顺的儿子。” 与叔说：“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就足以顺遂我的生命；没有一件行为使自己不满意，就足以使我的死亡安宁。” 《东铭》〔横渠〕 叶采解说 戏谑的话出于思考，戏谑的动作出于谋划。它们发于声音，显现在四肢的动作上，却说不是自己的内心所发，这是不明白道理；还想让别人不怀疑自己，是做不到的。叶氏说：“话即使是戏谑的，也必定经过思考才说出；动作即使是戏谑的，也必定经过谋划才做出。戏谑的话发于声音，戏谑的动作显现在四肢。即使说它不是出于自己的内心，也是迷惑；既然出于自己的内心，却想让别人不怀疑自己，是不可能的。” 过错，是说出不合本心的话；过错，是做出不合真诚的动作。声音失误而说错话，四肢迷乱而做错事，却说自己本来就应当如此，是自我欺骗；还想让别人也这样做，就是又欺骗别人。

译叶氏说：“说话的过错，不是内心本来的样子；动作的过错，不是真诚实际的表现。在声音上失误而说出错话，在四肢上错乱迷失而做出错误动作，这些所谓过错都是错误，并非故意。有的人吝于改过，竟把过错说成自己本来如此，这是欺骗自己的内心。既害怕改过而自欺，又想让别人跟从自己，这是欺骗别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的过错：一定要加以文饰，也就是孟子说的，有了过错却顺着它发展，还要跟着替它找说辞。” 有人说：“出于内心的事情，却归咎为戏谑；戏谑而因思虑失误的事情，却自欺说成出于内心。确实不知道警戒，出自你的就归咎于它，不出自你的却把它延续下去并坚持错误，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明智呢？” 叶氏说：“戏谑是出于内心思虑，是故意做的。不知道应当警戒，只把责任归给它而说是戏谑，就会助长傲慢，使轻慢更加滋长。过错失误不出于内心思虑，只是偶然失误罢了。不知道把偶然失误归为过错，反而自欺说它本来就是这样，那么就会坚持错误而不改过。” 又说：“求学者深刻反省这一点，那么崇尚德性、辨明疑惑、矫正轻浮、警戒懒惰的功夫也会很大。然而对于戏谑和错误，克制治理尚且如此严格，何况真正的过错呢？至于并非戏谑或偶然失误的事情，难道还要留下丝毫来拖累自己的身心吗？” 《古文集成》卷四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五十，宋王霆震编，前庚集四。铭。《存诚斋铭》〔并序，陈几叟〕。我曾向岳父杨先生询问求道的方法。先生说：“《大学》这部书，是圣学的门庭，应当读它来求取道理。”我退下来学习它，考察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发现根本在于诚，这正合我的心意。它的学说简明而完备，道理正直而周全，作用重要而广博；我虽不敢怀疑，却还不知道是否能够实行。后来我把这些问题请教先生，先生说：“本来就是这样。”又承蒙他教导说：“《中庸》这部书，是天道的渊源，应当读它来认识天道。”我又退下来学习，读到它论述至诚不息，极致达到不显现却彰明、不动作却变化、无所作为却成就事情时，便起身感叹说：“啊，盛大极了！诚若能达到这样，天下国家还有什么不能治理的呢？”又进一步考察，便发现天之所以高明，地之所以博厚，山岳之所以耸立，江河之所以流动，无不依靠这个道理。我曾经收敛视听，使一丝尘念也不萌发于胸中，内外通透明白，机巧之心自然止息。既自以为已经知道它了，又思考怎样才能达到它。若不能凝聚精神安住其中，居处就一定不安；若涵养不成熟，发出来就一定不纯粹。这种道理，难道可以片刻离开吗？” 因为它不可以离开，所以没有人违背它，我的诚就常常存在。古代圣贤没有舍弃这个道理而能够达到圣贤境界的。以我的不肖，幸而能够知道它，却在几年之间奔波忙碌，始终没有得到一点空闲来休息涤荡自己的心灵，安坐着进修到这个境界；这就是我久久不能进入道的原因。大观元年，先生在余杭任官；夏四月，我从父母身边再次来到这里，于是就在县衙东边几间旧屋的基础上修整，作为讲习的场所，并题名为“存诚斋”，大概是有志于努力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从今以后，凡是我饮食起居、出仕退处、言语沉默的时候，都一定要常常看见所谓诚，使它明白地存在于我心中，然后才表现出来。这样或许每天都能进步为君子，而不至于归入小人之列，那么这个命名的意义就可以无愧了。既然以此自我发誓，又为它作铭说：天地的道理，生成万物而不偏私。君子涵养心性，只在专一。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正是情感的端倪；意、必、固、我，要在微小处断绝。正当此时，寂然不动；有外物来感应，整体立即发挥作用，这就叫作一。因为专一，所以真诚；一天达到这个境界，天下便归于仁。我观察圣贤，他们处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所存守的只是这个道理，仿佛符契相合。以敬作为居所，以忠恕作为门户；从我这里打开它，推及别人。只有我和万物，

译起初本没有两个实体；各自只顾自己的私利，才有彼己之分。把私智磨尽，天性浑然一体，没有什么不是我，天性便完整地守住了。天理所在，如同镜子和影像，有所来便有所应，却不随同它一起离去。又像月影散落在万条江河中，固定的形相并不分裂，处处都是圆满的。看看那些世俗儒者，内外不能一致，私欲胜过理智，机巧变诈横行。哪里知道真正的人，举动没有不真实；饮食起居，没有一件不显出诚来。我建造这间斋室，大到只够容下膝盖，安然坐在其中，空旷而不逼迫。回光返照，靠着几案无言，气息专一，精神凝定，呼吸平和而深沉。内外都融合，还有什么可以依凭；即使纷杂之事出现在面前，也能像无事一样应行。古人已经远去，这种道理没有流传；用“存诚”来命名它，或许差不多可以保存这个道理吧。” 《主一斋铭》〔南轩〕。为范文叔作。人的心，何等危险！纷纷的思虑有百种，奔走的歧路有千条。只有君子能够自我持守，端正衣冠，收摄威仪。淡泊而整肃，庄严如有所思。以专一为主，还要到哪里去呢？事物来到面前，就审察它的根由；专一地应对，不可移动。道理在我这里，难道要随从外物吗？积累长久以后，明白它的根本。静时不偏，动时不违。唉，努力吧！从近处、卑下处做起，只愿不要废弃它。每天都在这里。” 《敬恕斋铭》〔晦庵〕。为陈师中作。出门时像接待宾客，承办事务时像举行祭祀；以此存养敬意，怎敢有所丧失？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以此实行恕道，便能与万物一同获得春意。为什么世上的人放纵自己而穷尽万物，只求对自己方便，却说何必顾惜别人呢？谁能反过来这样做，收束自己的行为，把功夫用在墙壁和〔▯〕上？仲尼、子弓，在家内顺从，在邦国中和同，无论事情大小，都没有怨恨悲痛。实行仁的功夫，说这就是它的极致。敬啊，恕啊，永远不要厌弃。” 《敬斋铭》〔南轩〕。为刘氏作。上天生下人，良心便存在。圣人与愚人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敬与放纵。事情有万般变化，统摄一切的是平正之心；一旦这个纲领倾颓，丝线就会纷乱而湮没。自古以来的先民，修养自己以敬，能够持守自身，顺从并保全常性。敬并不是另加一种东西，只是以此为主；行走在薄冰上、面对深渊一样，不昧于其中的道理。事情来到，道理显现；回应如同回声，然而本体卓然独立，不随事情一同流转。动静都不违背，体用都没有差错，这只是敬的功效，与天德相合。啊，君子，敬之又敬！用力长久以后，其中的真实只有自己知道。不要害怕艰难而懈怠，也不要逼迫急切而不能持久。不要忽略事物，必须精细地思考，察看念头的发端，在尚未形成时加以防止。愤怒和欲望萌生，就堵住它们的源头；有过错就改，见到善行就迁善。这样，天命就能在自身流行而不受阻遏；鱼跃、鸢飞，其中都有仁。由此有所体会，学习就没有穷尽；知道应达到哪里，就达到哪里；知道应结束在哪里，就结束在哪里。啊，君子，努力敬慎而止于至善吧！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并不是两条道路。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但开端就在近处；毫厘稍有差错，便会谬误千里。只有建安公，自我勉力而尊崇义理；我作这首铭诗，来劝告志同道合者。” 事情虽多，心只专一。下棋时却想着鸿雁，是三心二意、忽略怠慢。三心二意难道是真诚吗？忽略怠慢难道是恭敬吗？无论动作还是言语，都不要丧失本心。三堂孙氏的子弟，学习是为了自己，想要登入圣门。以专一为根基，谨慎独处而凛然自守。行走如临薄冰、面对深渊，直到达到成就，面对昊天而无愧。《恕斋铭》〔东莱〕。为陈同父作。真实的道理难以精通，真实的德性难以安住，真实的责任难以承担，真实的疾病难以去除。真正知道这些困难，对待别人就会宽厚。只有真实而且宽厚，才是恕道的开端。天地变化，草木繁茂，其中深奥的真实如此，能够探求它的原因。陈子建造斋室，写下铭文置于座旁；不只崇尚通达，也崇尚守塞。《中斋铭》〔东莱〕。逆流而上的船，拉它仍

译然缓慢；下坡的车，阻止它仍然奔驰。木、火、金、水，燥湿各不相同。有习染，有积累；有安处，有迁移。既然已经用力，就希望合于适宜。所有这些，大概都被阴气乘袭，暗中有所拖累，默默有所亏损。这就是过与不及，应当极其审察。令人凛然严肃，危险高耸。不是故意设立戒条，道理本来就是如此。不迎合，不拒斥；不挽留，不停滞。恭敬而无所失误，就是大中的法则。”

译道在通行时不增加，处于困穷时也不困苦，这就叫作性。由思考进入睿智，由睿智进入觉悟，这就叫作学。性是成为圣人的资质，学是成为圣人的功业。若说我不能，就是倒转武器攻击自己。天下人来求老师，四海之内来交朋友。道树立起来，德尊崇起来，便尊奉我的本性。” 《求放心斋铭》〔晦庵〕。为程正思作。天地变化，它的心极其仁厚。成就它在于我，所以应当以自身为主。这个主是什么？神明不可测度，发用而表现为万般变化，树立人的最高准则。一时一刻放纵它，它就会奔散千里。不是诚，凭什么使它存在？不是敬，凭什么守住它？什么是放失，什么是寻求？什么是亡失，什么是拥有？屈伸如同手臂，反复只在手中。战战兢兢地谨慎独处，这就是守持的常道。切实询问，近处思考，说的只是互相辅助。” 为黄世永作。谨慎独处是什么？请逐条说明。安然实行它，如同颜子沐浴；认为有利而实行它，如同颜子住宿；勉强实行它，如同禇之点烛。由勉强达到安然，才真正笃信道。美好啊，哲人！盱江黄先能够戒慎恐惧，在幽暗处也不愧对上天，不是因为有利，也不是因为勉强，而是自然达到。作铭文的是谁？庐陵胡铨。” 《学古斋铭》〔晦庵〕。为周嗣恭作。考察古代的先民，学习是为了自己；如今却不是这样，只是为了别人。为己之学，首先要使自身真诚，明白君臣之义、父子之仁。聚集辨析，居处实行，不懈怠，不忽略。德性充足有余，恩泽便及万物。为人之学，鲜艳如春花，只在背诵计算上用力，以华丽文饰自夸。乘坐四马高车、怀抱黄金，光彩灿烂，这些世俗的荣华正是君子所鄙弃的。这两种学习，开端本来很小，若细微处不能察觉，最终就会像胡与越那样相去甚远。卓越啊，周侯能够继承先人的志向，每天更新这间斋室，来启迪后代。此斋有什么？有图有书。后代是什么样？穿戴衣冠，进退有节。夜里思考，白天实行，询问、谋划、测度；绝不追随今世，只学习古人。先经历困难，后获得成果，不急迫，也不迟缓。我为此作铭，来警戒最初的立志。” 农夫收获庄稼，木工收获木材；士人所收获的是什么？哪一种收获不是学习？学习应当先学什么？哪一种学问不是求贤？由贤达到圣，由圣达到天。小沟有岸，田渠有边；天人之道，边岸如同河汉。河汉尚且可以到达尽头，道难道可以只求边界来思考吗？它的开端只是四端，于是扩展为六艺；已经有三纲，也有五常。越深入它越幽微，越攀登它越悠远。掌握一个根源，就能寻求万种善行。人都有父母，谁没有兄长和弟弟？拿斧柄砍伐斧柄，必须回头看它。二典两帝，可以参赞天地。怎样才能登上这个境界？难道不就是孝悌吗？有若像孔子，曾参却讥笑他。根本树立，道便生长，所以能够相似。肃敬的求学者，哪里能不致力于此？圣人的境界还很远，你们应当返回来从这里做起。” 《邵业斋铭》〔撙斋〕。为夏德谦作。什么习惯不是由安逸造成的？什么矫正不是艰难的？谁知道安逸正是艰难的开端？什么艰难不能完成？什么安逸没有牵累？谁知道艰难正是安逸的根基？学习譬如登山，堆积一筐土才刚刚完成，起初还没有开始用功，即使停下又有什么可叹？已经完成一半却荒废先前的功夫，才令人叹息！何况堆到九仞之高，只差一筐土就完成，却停下了呢？我起初期望你成为圣人贤人；如今你听从我的话，就要接受防戒和鞭策。正因为你听从时还没有像石头一样顽固而能够接受防戒，希望你最终不要半途而废，使事业流传下去。” 《时术斋铭》〔山谷〕。禹起初并没有功劳，洪水滔滔而淹没国土；他治水十三年，百姓才下到丘陵居住。君子从蚂蚁那里观察到这一点，便知道学习可以逐渐积累。” 《囦乎斋铭》〔南轩〕。唉，幽深吗？性命的幽深之处，实在难以言说。谁能探究它的源头？难道只是言语艰难吗？天在高处，地在下方，而人的心存在于自身；神明统摄着高深之处。它的端绪就在近处，为什么反而斜着眼去看呢？应当除去浮华，来穷究这个道理。唉，相信它确实幽深吧！也就如此而已。” 《至乐斋铭》〔晦庵〕。为叶学古作。我在北窗下呻吟，气息郁滞不能下降。我读自己的书，好像病人得到苏醒。客人问：读这部书，心中是什么滋味？你竟这样嗜好它，到了这种程度。于是我有兴致为你说说：没有滋味才是这样；有滋味的东西，才是甜美腥膻。天下的快乐，我不敢说自己知道。至于欧阳子，才陈述这首诗：‘我思念古人，实在感动我的内心。只是说心情深静，形式幽深而有钩致。’ 《虚舟斋铭》〔南轩〕。为詹体仁作。心本来是空虚的，道理却是真实的。应对事物，没有固定的轨迹。事物来时不迎接，离去时不挽留。面对万般变化，我每天都能安闲。如此行动，道路就通达，险阻也可以渡过。诚信可以感动豚鱼，贯通天地。怎样达到这个境界？在于克制自己，去除自己的私室；这样心才空虚。” 《师立斋铭》〔水心〕。为魏华甫作。人想成为圣人，所凭借的资质大概不是平常的，也有人仅仅具有资质，却忧虑错过时机。我的才质很良好，我的年龄正合适；舍弃那些俊秀的道路，很少会向外物屈服。以义为命令而明白道理，内心不凭借外物；达到不逾越的境界，又有谁能阻挡？虽然这样说，却还有话要说：这是一个道理而不是另一个，必须贯通它。曾参的忠，端木赐的恕，浩荡充满天地之间，还有什么可忧惧的？既看见它容易，又想到它困难。一筐土如果停下，就不能成为山。卓越啊，渊深而高远；伟大啊，文献典籍。用这些来彰明此铭，勤勉不倦。” 《古文集成》卷五十。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五十一，宋王霆震编，前庚集五。铭。

译《志道斋铭》〔晦庵〕。说：追逐而取用的人，谁能践履而持守？饥饿而寒冷的人，谁来给他食物和衣服？所以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你若不立志于道，只是茫然无定，你将到哪里去呢？《据德斋铭》〔晦庵〕。谈论道术，就没有什么不能通达；谈论性命之理，却疑惑孤僻难以穷尽。只是因为重视外在而轻视内在，所以没有地方可以尊崇它。《依仁斋铭》【晦庵】举起仁，却没有谁能胜任；实行仁，也没有谁能达到。即使想依靠它，又怎么能真正依靠呢？实行仁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即使想违背它，又怎么能真正违背呢？《游艺斋铭》【晦庵】所谓礼，所谓礼，就是驾车、射箭、读书、算数；俯仰之间都能自得，内心安宁，身体舒展，这就叫作游。以此为游，以此而居。唉！所谓游，如果不是内心有所获得，谁能这样从容而有余裕呢？《崇德斋铭》【晦庵】尊重我的德性，希求学习圣人；玩味心神的明察，脱离污浊的尘垢。《广业斋铭》【晦庵】以礼乐的节制为乐，遵行中庸之道；能够勤勉于细小事务，建立显著的功业。《居仁斋铭》【晦庵】战胜自己的私欲，恢复天理；居处于这宽广的仁道之中，纯厚不止。《由义斋铭》【晦庵】知羞知恶，你我都要努力扩充这种心；遵循那条大路，前行而没有穷尽。《力仁斋铭》【撙斋】为胡伯槱作。我所拥有的东西并非真正属于我，不加修治就会败坏。为什么会败坏？实在是自己使它败坏。外物并非我的外物，不加除草就会荒芜。为什么会荒芜？实在是自己使它滋长。摸到草木初生的端绪，还不到一根头发那么细，就要像防守山岳一样防护它。凡是使我忧惧的牵累，即使一根头发也难防，何况不止一根头发呢？遥想圣门，考察视听、行动、言语，能够克制自己，只有颜回。颜回能够克己，在圣门弟子中无人能比。还应当把这些铭刻下来，时刻敬守。坤卦六二爻的德性是正直而方正，君子取法于它，所以行道有常。内在建立心志，叫作直；这是应当要求的，只有敬才能正直，不偏斜而陷于不正。外在处理事务，叫作方；这是应当遵循的，只有义才能方正，各自恰当地施行。什么叫敬？就是专一守持，凛然自持，仿佛神明就在身旁。什么叫义？就是只遵循事理，不让利害私心搅乱真实之理。静时存养，心中便有主宰；动时应接事务，没有不合规矩的。敬广大啊，是一心的防护；义至极啊，是万事的纲领。敬义相互扶持，不二不差，表里通明，可以上达天德。从前有贤明的君王，向师保询问这些道理；丹书中有训诫，面向西方陈列。敬与怠相分，义与欲相对；一者增长，一者消退，祸福就在这里。怠惰之心一萌发，便昏沉暗昧；欲望之心一炽烈，便放荡狂奔。这两端，是败坏德性的贼害，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胜过它们，如同战胜敌人。怠惰和欲望消失，敬与义便保存；正直方正因而广大，与坤德相合。一念稍有差错，就看这块斋匾；严厉的老师仿佛在面前，永远告诫自己不要懈怠。《尊德性斋铭》【晦庵】伟大的上帝把这些道理降给下民，给他们什么呢？就是义与仁。义与仁，正是上帝的法则。恭敬地承受它们，仍然害怕自己不能做到。什么人会昏昧而狂妄？就是甘居卑贱污浊，放纵目光和耳朵，懈怠四肢，破坏上天的纲纪，轻慢人的法则，甘心沉沦下流，成为众恶聚集之处的人。我应当以此为鉴，恭敬战栗地守护内心。幽暗的房间中也有神明，显赫的神明正在监临。手捧玉器，奉持盈满之物，片刻之间也可能颠沛失措。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怎么敢有一刻懈怠？《震斋铭》并序【撙斋】为裴大中秀才作。《易》起初只有八卦。八卦的方位相对应，震卦在艮卦之后。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按照《序卦》编排，艮卦却在震卦之后。震表示动，艮表示静。天下的道理，没有静而不动、动而不静的。圣人分别保存了两卦相互对应的意义，却没有明说，大概是想让学习者相互参究，参究而彻悟，从而成为自己的领会吧？唉！只怕学习者还没有精通《易》。精通之后，就不只是艮卦之中包含震卦的意义，震卦之中也包含艮卦的意义。又何必相互参究以后才彻悟呢？我为裴子题写《震斋铭》，担心他凭恃少年意气，逞强于尚未领会的道理。因此作这篇序。铭文说：雷神啊，观察时势而收放；有鼓却没有敲响，有时有人把鼓槌交给它。龙的神灵啊，观察时势而舒卷；有门却没有关闭，有时有人把门闩交给它。卦象正是豫卦，应随外物的需要；忽然间成为归妹卦，又同样返回我的本初。这叫作龙雷，卦名就是震。孔子、孟子所说的时，正是时而前进、时而退后。别人用鼓槌建立功勋，我的炉灶却没有熄灭；别人用门闩建立功勋，我却解下车马的缰绳。你的斋室由谁命名，莫不是太俊逸了？二月的卦象，你首先抬头，像驱避虎豹；幼儿还在胎中，经过八个月，你又锐意奋进，像驱避草木。老人又恢复为孩童，虽有不同的关口却用同一把钥匙，一经检验便能百门皆开。如此歌颂并告诫，题写你的《震斋铭》。《艮斋铭》【艮斋】我从荆北回来，在乾道乙酉年，才开始把自己的斋室命名为“艮”。“艮”的意义很大。斋中寓居之人从长阳听闻此道；长阳从兼山听闻；兼山从广平听闻；广平从岭北之理听闻；岭北之理从泗滨听闻；泗滨从灵台听闻；灵台从龙纪听闻；龙纪从先天听闻。这样的听闻，本来就不止一种。有的在千年以后听闻，却不因此疏远；有的在同堂同席之间片刻听闻，却不因此亲密；有的在寂静无声中听闻，却不因此简略；有的在反复详尽的辩论中听闻，却不因此烦琐。大概听闻了所应听闻的，然后才能知道所听闻的；知道所听闻的，然后才能相信所听闻的；相信所听闻的，然后才能推崇所听闻的；推崇所听闻的，然后才能安处于所听闻的。听闻而达到安处，就能在心中感到喜悦；无论寒暑昼夜、出入起居，都必然有一种从容优游而不可解脱的状态。既然听闻了，又因此作铭，这就是使它安定的意义。铭文说：太极的位置安定，两仪由此分开；天高地厚，万物生成均匀。日月有光，运行于昼夜；离卦在南，坎卦在北，火焰向上，水润向下。至理可以譬喻，抬头远望；只要提挈这个纲领，就不会因自身张大而感到困难。山上还有山，停止就是止；挟带嵩山合于泰山，既壮伟又稳固。仁义忠信，本来没有固定的名称；由止而推行，就能勇于实践。禹、稷拯救时世，颜回身居陋巷而困厄；一视同仁地看待他们的处境，再分别考察他们的行迹。要在这里达到圣人的境界，就把富贵看作浮云；有限的抑制，换来无穷的伸展。依循正道而行，确实就是毅、伋那样的人。孟子培养浩然之气，没有什么能使它屈曲改变。五种纵横、六种穿凿，混杂喧闹；没有堤防，奔流的河川便会如雷怒吼。出门便是万里，前路宽广无边；用震动来振作乾道，这就叫无妄。谁能相信自己所相信的，谁能与内心相契？十全的医生，良药价值万金。即使听闻得晚，后来也可能有所长进；听到了便作此铭，警戒自己置于座右。《艮斋铭》【南轩】为魏元履作。

译万物感动人的方式，端绪无穷。人被外物诱惑，欲望在内心发动，不能反省自身，几乎会使天理灭亡。圣人彰明这个道理，在于知道应当止于何处。天心纯粹，具备道义，这就叫至善。万物变化的根源，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为什么要自行违背它？求得它有方法，哪里会遥远？仁义礼智四端显现时，我就应当察看它。不只是用思虑去推求，还要亲身实践使它通达。功夫深、力量到，根本道理便可明白，并不是从外物灌输而来。像春天发生万物一样，认识已经达到，就必须依循这种认识；即使在仓促之间也要能想到它，战战兢兢地自我持守。事物虽然众多，各自都遵循它的法则。它的法则并非别的，就是我本性的德。动静合乎时宜，光明笃实；艮卦止静的妙处，到这里才算获得。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时间不会等待我。唉，我的同道，努力吧，不要停息。我这个小子，害怕自己不能尽力。请你们这些同道，互相扶持，奋起前行。《艮斋铭》【南轩】为余端防作。乾坤已经画定，八卦由此产生；八卦相互重叠，万象因此明白。下为坎、上为艮，这一卦叫“蒙”。它的意义是什么？源泉在中间，泉水刚开始萌发，流行尚未通达。虽然尚未通达，但其中的道理谁能阻遏？君子取法于此，用来果断行动，勤勉亲身实践，行动时敬畏天命。泉水刚开始萌发，势头还停滞；停下来便日益澄清，源源不断哪里会停止？君子取法于此，用来培育德性，笃实恭敬而不改变，静时守护天理。内在涵养，根本便能建立；外在敏行，通达之道便能修治。内外交相修养，互相依赖而成功；久而久之形成常道，就能日益更新。我题写《蒙斋铭》，敢越出这个意义吗？只是因为言说困难，所以用它来激励自己。凡是君子，看到这里，不要忽视近处的功夫，希望努力实行。《蒙斋铭》【西山】万物充满天地之间，数目有千万之多。天理流行，没有一物不具备。外在显现的形象，其中都寄寓着道理。反过来求索它们，都切近于自身。观察天道运行，怎敢有片刻闲暇；考察大地的形势，也应以厚重培育德性。天人与我是一体，万物与我同源。用《羲经》验证，这个道理清楚可见。蒙卦的形态是内险外止；止没有比山更好的，险没有比水更甚。为什么不说水而称为泉？因为水流刚开始时只是涓涓细流。它初生微弱，似乎不容易通达；但一旦流行起来，就不可阻遏。有高大的山，正是润泽汇聚之处；保持宁静而正直，泉水流出便不会穷尽。起初只有一勺，最终流行万里。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根本就是如此。因此君子取法于此：义所在之处，必须勇于实行；行动有根本，便从德性中生出。不断滋养培育，形体才能建立。静时养护源头，一心澄澈；动时敏捷实行，万种善行全部显现。厚重的教化如河流，起初难道有两样吗？泉水广大深沉，作用不会穷尽。如此简约严肃，正宜有这样的后代。把这名字题在斋门上，一看便知道道存在。以蒙卦培养正道，何必只限于童幼？终身依循它，就是成圣的根基。《敦复斋铭》【南轩】复卦的意义，以初爻最为重要。就卦画说它属阳，就意义说它属善，对于人来说，大概就是君子之道。六二与初爻相近，所以叫休复；六四与初爻相应，所以叫独复。六三反复回归而且危险，是因为它既不相近也不相应，虽打开了迁善之门，却又有屡次丧失的危险。上六迷失于复而凶，是因为处在极端位置，距离初爻最远，前往而不能返回。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初爻最重要。那么六五所说的敦复又怎么样呢？六五以柔顺之体居中，是以内在中正自我考察，所以说敦厚笃实地复归。能够敦厚笃实地复归，本来应当说吉、亨，为什么独独说无悔呢？“无悔”是警戒之辞。因为它属阴柔而远离阳爻，所以用警戒的话说：像这样才能没有悔恨。南徐陈希颜过去把他的斋室命名为敦复。壬辰年，他在长沙与我相遇，请我作铭。我知道希颜有取其警戒之意，于是为他作铭说：圣人创作《易》。研求蒙卦，穷极深奥的道理。卦中有复，天心因此昭明。六爻的意义，各随所乘之势而不同。其中处在六五的，明示敦复。怎样才算敦复？就是笃定志向，确实实行；顺应中道而自我考察。我观察爻辞，其中含有警戒的话。君子取法于它，以警戒自我作为资助。人的欲望容易萌发，天理难以保存；在毫厘之间，便决定消长。所有君子，为什么不敬慎？从早到晚恭敬警惕，以顺应天命。靠积累，靠长久，并不等待外在条件。怎敢说没有悔恨？但愿这样就能少有悔恨。《复斋铭》【屏山】《大易》的法则广大，卦理微妙难以解释。善于学习《易》的人，以复卦为先。人出生时，都具备这种本性。喜怒哀乐一旦发动，有时便失去正当。看见事物而知道复归，就不会损伤明性；听见声音而知道复归，就不会流于声色；说话而知道复归，就不会轻浮随便；行动而知道复归，悔恨和忧吝便不会产生。这四种“知”，根本本来是一回事。谁能觉察而保存它？谁会迷失而丧失它？不要说有根本，便劳心向内奔逐；也不要说没有根本，便悠悠然不去思考。心境廓然贯通，心中自然明白取舍。既然复归本初，便没有需要再复归的地方。广大平坦，周流于六虚。过去并非不足，现在也并非有余。颜氏之子，口头上不谈《易》。但愿复归本初的功夫，默默达到极致。如今我仰慕他的境界，以此为斋命名。念念不忘，怎敢懈怠呢？《克斋铭》【南轩】为陈择之作。人出生时，以父为乾、以母为坤，确实承受了天地中正之气。天命本来存在；血气一萌发，外物欲望便来诱惑，日渐削弱，月渐减少，唉！很少有人能长久超越自己的行为。并非我自身本愿，却为各种事务奔忙，受到万事扰乱。圣人有谋略训诫，最适宜的是克制自己。怎样克己？根本在于致知。怎样致知？以穷究事物为目标。无论动静都加以察省，早晚都加以思考。良知本来具有，并不因外物而产生；它卓然独见，如同我心中的白日。事物穷究，知识达到，万事万理都可以穷尽。请从事克己，使功夫日新。没有比人欲更险的，我要使它平坦；没有比人心更危险的，我要使它安定。我的视听，不要被遮蔽，也不要随物流转；我的言语行动，都要有所出、有所由。涵养浸润，安游其中，不争强，也不急迫；确实践履常道，不停止修养。这样建立功夫并能克己，就叫作由人成为天人，长久而无穷。不是故意如此却自然如此，实行仁的功夫到这里才算极致。我考察古人，颜氏对于圣学深厚美盛，并且有始有终，循序渐进而不舍弃，与人共同成就功业。请先致知，用来实行克己。仁难道很远吗？君子努力吧！《存斋铭》【水心】为蒋少韩作，题在弋阳的便坐。孟子说存养在心，《易》说存养在性。它进入时就是道义，表现出来就是爱敬。这是真正的存养吗？它是众善的门户，如同聚集的谷物，常常使仓廪充实完整。性会因外物而迷乱，心会随着事务而流转，所以必须谨慎地管理它。不要压抑，也不要放纵；不要随意妄为，也不要堕入空寂。这些其实都不是存养，只是把虚妄当成所得。壮美的弋阳啊！芦竹青翠苍郁，土地十分平坦。水面宽广，山势绵长；上面承受征求赋役，下面怜悯百姓的忧苦。依靠长久保存的德业，作为百姓的依托。《存斋铭》【诚斋】

译上天清朗，上天精纯，孔子神圣，孔子明哲；开创那片疆域，把这座宅第作为美好的庭院。我有神明的居所，却不在夜间守护；盗贼进入屋宇，我便逃到野外。在屋宇中若有一个我，就有千人跟随；在野外怀念归来，屋舍却已经远去。将要成圣的人，应当有所继承。我是孟孙一族的人，引导你归于安居。盗贼若纷纷而来，不是我带你归去，你就不要离开；不是他们成为你的盗贼，你就不要居住其中。你的屋舍安宁，你所依凭的事业宏大；宗庙百官，谁不以你为法？承接尼山之日，得见尧的宫墙；登上光明之处，昂然挺立，便没有谁敢与我抗衡。道义丰厚，诗篇为冠；礼服与操守都具备，不要丧失它们，也不要让人不知它们的归宿。《顾斋铭》【南轩】为宇文绍节作。人的立身处世，言语和行为最重要。只是言语容易说出，行为容易懈怠。从前的君子，总是想到其中的艰难，严密把守言语的关键，建立防范。在要说话时，就回头审察自己的行为；哪怕有一丝浮夸，也认为是在欺骗自己。能够谨慎发言，内外相合，言语确实，唯有事实可以相应。在操守行为上，则回头检查自己的言语；片刻不能践行，就认为已经犯错。像走在薄冰上、面对深渊一样战战兢兢地自持，行为确实，唯有事实可以依凭。表里交相端正，动静相互资助；如同一唱一和，如同影子跟随形体。从前的君子，为什么不踏实勤勉呢？努力吧，不要改变；以此敬慎，以此守护。《省斋铭》【水心】为周慤作。曾子过去一天反省自己三次，如今你用了五年，才请求我为你写“省”字。你醒悟得为什么这样晚？我说得已经迟了。看看人的四肢，仔细推测就一定能知道自己的状态。既然已经有了思虑，为什么还会昏昧迷失？如果不能忠信，学习又有什么用？震雷和洪钟，都要等待时机才会发声；阴气绵延增长，才显出日月。不要安于鄙陋的习惯，不要随从粗俗的言说；区区的利欲之心，不要使自己沉溺淹没。只顾自己而忘记别人，人道就会断绝；推己及人，自己却有许多欠缺。斧柄可以使用，毫厘也可以分辨。周生啊，要时时念念不越过正道。《力斋铭》【龙川】为何晦之作。起初，百姓出生时，一定都具备完整的力量。力量在内心完备，才能显现天理。形体回过头来分割它，使人同外物交相役使；有时遗忘，有时以外物为贵，自己并未觉察，也不能做到。要谈你的力量吗？明察内心而整饬自己，厌恶邪恶，就应当像爱好美色一样；下学的功夫，要把它发挥到极致。这就是颜子想停止却不能停止的原因，也是樊迟先从艰难处做起而后来获得成果的原因。《安斋铭》【龙川】过去的都一同过去，将来的都一同到来。义如果精纯，动静一定相随。心胸广大，也值得畏惧啊！天下虽然广大，我仍能安居于自己的斋室。《古文集成》卷五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五十二，宋王霆震编，前庚集六。铭。《进斋铭》【澹庵】为王允元作。骏马跃起一次，不能超过十步；劣马走十天，骏马也要避让。天际的积水，不能在一顿饭的时间内流尽；泰山上的水滴，却可以穿透石头。前进或停止，功效可以相差百倍，为什么不思考呢？半途而废，就像《易》的晋卦，如同太阳升起，自然彰明自己的德性；前进而趋向光明，就像《易》的渐卦，如同鸿雁飞翔，只有以正道前进，才能使国家端正。明就不会迷惑，正就不会谄媚。学习应当观察晋卦，做官应当观察渐卦。我的朋友允元，超然默默地领会了这些道理；观察晋卦和渐卦，已两次达到它们的境界。人们又说：前进仍有界限；有界限就有尽头，有尽头就有终止。颜回屡屡贫困，谁能探究他的边际？请以颜子渊为老师，把退让当作前进。人人都把自己的居室装饰得像玉，却没有谁把自己的身体修养得像玉；人人都使自己的腹中充满谷物，却没有谁使自己的德性充实。你为什么不思考？你本来是无价的。是谁把中正之性降给你？是谁使你秉持常道？所降下的道理不会枯竭，所秉持的常道不会被夺走，所显现的本性不会被蒙蔽。天理因人而灭，斜眼看树枝便把树枝看成不是树枝。曾经这样远离本性吗？当守持它时它就存在，舍弃它时它就亡失，为什么不回头呢？推扩它并充实，哪座小丘不能变高？充实它并落实，哪种庄稼不能成熟？纺织之功幽微绵长，织物之纹理油然丰美。说到收成之秋，便有衣有裘。千家万户都温暖啊，你却不培育它，你却不勉励它。东方已经旭日初升啊。《裕斋铭》【诚斋】零陵严庆之的斋室以“裕”为名，请我为它作铭。我大概是因为德性狭小而心怀恐惧，哪里能够取得宽裕呢？但怎敢不作铭，来和我的朋友共同守护它。铭文说：起初确立人的常性，不使它蒙蔽，也不使它愚蠢；若把根本移向外物，内在就会毁坏。谁使它的精华贫乏？谁把它的丰厚吝惜起来？为什么不回归本心，使自身宽裕？高高的上天啊，如太阳般明亮；它使万物富足，光辉遍及八方。用仁来使人觉醒，用敬来把持它；正因为学习，所以能够获得它。即使居于草屋、门庭简陋，也可以像孟子、颜回那样；在经书和义理方面，难道不会使姚、姒之类的圣德充满而不冲淡它吗？还是盗贼会进入，使它冲淡而充满吗？难道是授予你却又不是授予你？不是盗贼，不是新的，也不是旧的。别人看我觉得新，我却像你一样对待别人；这样我就宽裕了，也就有了依靠。若依靠之心骄傲自满，宽裕就会一天天消失。瑞乙孙子，孔圣而神明，却喜好询问，怎能只凭自己的见解？斋室清静，早晚筹划读书；不要违背本性，仿佛百位圣人共同守护。《斋铭》【西山】身穿锦衣，外面罩着单衣；下身穿锦裳，外面罩着单裳。内心有美德，却不自己显扬，难道不是这样吗？古人正是这样深藏不露，把功夫用在自身，与外在无关。在隐微处也戒惧警醒，不使细小之处有失。我想做到没有惭愧，并不求别人知道。内在充实而发出光辉，积累深厚便无法掩盖；但我的内心始终收敛含藏。小人有一点善行，便急忙宣扬；破旧的棉絮内里困顿，却在外面张扬锦绣。谁知道圣门中的颜回愚朴、曾参迟钝？质朴得仿佛一无所有，至美却都聚集其中。《中庸》末章引用了八首诗。声名和气味都消隐无形，难道正是从这里成为深厚根基的吗？这是多么精微啊！圣学的妙处、入德的门径，在于达到最重要的境界。美好啊，王子每天居处在此斋中，愈来愈深，愈来愈微妙，与古人相伴。《时斋铭》【筼窻】为赵汝【缺字】作。一铢的根、一寸的茎，其中都含有天机；有的迟开而茂盛，有的早发而枯萎。正当它尚未结苞时，千坛水也不能汲取；等到它已经含蕚，万户也不能隐藏。宁可做旧柏，不要做新荷。顺应自然、知晓变化，融入浩荡的太虚。《鲁斋铭》【撙斋】为同宗弟弟曾鼎臣作。眼睛起初虽然明亮，却像被蒙蔽；耳朵到了末端，虽然聋了，却像聪敏。穷究本性源流，和耳目一样。参杂童蒙而戴巾，混沌未曾凿开；像矿中的金，像未经雕琢的木。炉火、锤子、斧头、凿子，突然拿起，又片刻放下。汉、唐诸儒，谁能完整保存我的本元？勉强打开窗户，反而越明白越昏暗。家法和心传，有后代承继。题写斋名为“鲁”，只是祖先依时遵循典法，询问鲁国的渊源。方寸之间的大朴，何况处在鲁中，还要另立言论吗？《孝经》十八章，鲁国的朴厚更加深重；忠恕归于一“唯”，鲁国的骨髓都融贯其中。努力吧，鲁斋，我将观察你的功业。《殖斋铭》【山谷】把心作为田地，用耒耜耕治它；以慈祥、友爱兄弟为种子，使它茂盛；以忠信而不贪为苗，使它挺立；以敦厚、敬恭为水来灌溉培土；以师友切磋琢磨为锄草培根；先王遗留下来的言语，又像及时雨滋润它。仁义有了收成，便在左右取用；看见那些寒苦贫困的人，我就把它分给他们；奉献它来享祀上帝，神灵大概会吐纳福泽。《殖斋铭》《耘斋铭》【龙川】为剡中任氏兄弟作。人生来本是宁静的，一动便会发生迁移；并不是外物使它如此，而是人心本来如此。耳、目、鼻、口，确实是发动心性的凭借。圣人践履所以成为圣人，贤人修治所以成为贤人。枯木不能生长，死灰不能复燃；最有生机的是人，像鸢鸟和鱼一样，上下各得其所。以敬持守而不失，奉行它以周旋处事。喜怒哀乐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士人对于学习，就像农民对于田地，早晚都这样做；舍弃这件事，在哪里才能安定？除去伤害禾苗的杂草，就是去除心的偏邪；不断除草，却可能把好种子丢弃。不要计较种田的人，只看他是否勤劳；不勤劳、不用力，就会耽误我的丰收。功夫贵在长久，事业贵在专一。你们这些君子，要彼此勉励。《颜乐亭铭》【明道】为孔周翰作。上天生下百姓，是要他们成为万物的法则；如果不学习、不从师，谁能觉悟而认识它？圣人与贤人的分别，自古以来就难以说清。有孔子的际遇，有颜回的出生。圣人以道化育人，贤人以学习实践道。使万世的心目由昏暗变为清醒。周游到阙里，那里正是颜回过去居住的地方。小巷污秽而长满杂草，水井淤塞而坍塌；乡里百姓愚昧无知，不去看，也不去践履。有一位卓异的人是谁？是孔门的后继者；追念古人、思考今天，内心深深悲悯。他善于估量，善于劝导，拿出府库钱财。小巷得到整治而开通，水井被淘洗而深清；清泉滋润万物，美树形成浓荫。于是筑基并建成亭子，命名为“颜乐”。古人有这样的心志，我反复思量。千年以前，颜回只学习孔子；百代以后，颜回仍然承续孔子的事业。盛大德行越来越光明，风流余韵日益长久。道没有边际，是古今共同的常道。水井不忍废弃，土地不忍荒芜。唉！正统的学问，怎么可以忘记呢？《防泉铭》【撙斋】癸巳年，石湖居士范至能为刘晞韩题写他游息的亭子，名为“防阅”。四年后，庐陵原居士曾丰有感于此而作铭说：汶山压迫而来啊，那喷涌的是泉水；汶泉喷涌啊，那蓄积的是深渊。浩荡而不能自制，漫流成平川。道学有浅有深，大概也像水的源流一样。大河有三百条，是孟轲所传；到了荀、扬、韩，又说有小河三千；孔子则像大海，众水都汇聚其中。你的亭子由谁题写？笔力大于椽木。渠机子参，万象皆可作为筌蹄。如今发明道理，直到秋毫的细微末节。婆媳争吵，也不能停鞭。前行吧，收敛视听；在天地未开辟以前，混沌有七窍。不是蒙昧，不是上天；是天吗？是蒙吗？像圆盘滚动一样，稍有阻碍便会停滞。玩味我所作的这篇铭文。《读书楼铭》【南轩】

译伟大的元圣，研求蒙卦而穷极深理；一开口便成为经典，以通达上天之心。天心光明灿烂，圣人的谋训广大无边；它的流传显赫，给我的恩惠无穷。可叹求学的人，生在千年以后，谁说圣人遥远？遗留下来的经典仍在。谁不读书，却昏昧于其中的道理，只在章句上穿凿，以文采为事？何况心中所怀，只是禄利，茫然向四方奔走，哪里能与我相及？可叹求学的人，应当知道读书，不是为了有所作为，只是为了寻求人的本初。本初是什么？就是你本来固有的性；借助书本把它发明出来，你的认识便能完整。诵读，歌咏，探究，反复；在其中优游涵泳，不要放纵，也不要拘束。使内心平和，以探究其中的道理；使它切近自身，以观察并亲自体会。功夫深厚以后，便有明亮的智慧，超出表面意象，根本道理由此显现。圣人难道会欺骗我吗？其实是启发我的机心，使我自己知道，从而永远实行。像火刚开始燃烧，像泉水刚开始流通；从这里推展开来，谁能阻止我前进？像登上泰山，越登越高；道理虽然无形，经书却无穷。可叹求学的人，为什么不敬慎地思考这些？这样读书，或许就可以了。《藏书阁书厨字号铭》【晦庵】伟大的元圣啊，继承天命而洞察神妙；发出这些谋略训诫，赐给我们光明。永远珍藏它们，并非把它们装在金制竹箱中；含咀其中的精华和实质，使百代之后都能承受它们。《传心阁铭》【南轩】百姓出生时，各自具有常性；情感一受外物触动便发生迁移，从而毁坏自己的天命。圣人兴起，纯然合于天心，修明道理、建立教化，以启发后世今人。谁说大道遥远？它从始至终都完整陈列，使你通过学习而达到圣人境界。邹鲁相隔遥远，章句却有老师；读一部经读到白头，谈论道理却仍然迷惑。只有周子，在千年之后崛起，独自探求根源，认识到大道的广大。设立卦象以尽言外之意，阐明幽微而显发深隐；圣学有所传承，难道不是正在这里吗？二程子确实继承了这种光辉，既然自己有所得，又使它更加光大。有浑然完整的体系，所以无不总括；有分析精微的功夫，所以无不恰当。说体，说用，显著而隐微都不遗漏；说隐，说显，没有任何间隔。伟大的圣心啊，如同太阳融融；显赫的心传，是后来者共同宗仰的。尤溪水边有高高的楼阁，三位先生的画像恭敬地绘在其中。秋日般庄严，春日般温和；题名为“传心”，向后人昭示。后来的各位，到这里来拜谒，在敬重和仰慕中，永远思考它的传承。玩味他们的言语，考察他们的作为；在自身实践，使道理归宿于自己。你若能实践它，便能沿着最高的道路前进；你若能达到极致，道与何处还会有不同呢？“传心”这个名称，千古不变。后来的人啊，不要废弃它的本初。《明伦堂铭》【晦庵】上天叙定人伦，有常典；不学习就不能明白。我建造这座堂，以大道为常法。不是忠诚，凭什么劝勉？不是孝顺，凭什么作为准则？告诫你们这些学生，永远观察并成就这种德业。《西塾铭》【诚斋】为寗行之作。卫俞一族的西边有学塾，是学问的山麓，也是你们美德的根基。告诫你们子孙兄弟，洗涤心灵，净化精神，明察地听取教言。我建造屋舍，你们众人聚居；有《易》《春秋》，有《诗》《书》。琴在窗边，书在手中；你们诵读、弹奏，使自己的德性复归。你们所有的是什么？是孝，是忠，是义，是仁，用来美饰自身。鸡已经鸣叫，你们早早起身；一天将晚，你们点灯燃烛。周身都要做到深沉，视、听、行动、言语都以礼为道路，雄健地走入圣门。孟子生逢盛世，竭尽心力、认识本性，俯视百家，仰承三圣。没有孟子、没有颜回，便只能踮脚攀援；看那几仞高的墙，就好像登天。潜心学习而未能通达，就像砍伐坚木；一旦通达便无人能阻，如泉水奔赴山谷。从心到身，从身到亲，从亲到君，气志运行如神。告诫你们孙子，要听取、思考；如果不弘扬道，人室就会遥远。《省庵铭》【诚斋】人没有铜镜，就应当以自身为镜；没有以自身为镜，就应当以内心为镜。一个善念萌发，鬼神也知道；并不是鬼神知道，而是我的内心已经知道。一个不善的行为发生，即使海鸥也会察觉；并不是海鸥察觉，而是我的内心已经做了。知道了就实行，我的内心便是我的朋友；因惭愧而断绝它，我的内心便是我的武器。谁是武器？谁是朋友？反省就会勇敢前进，朋友和武器都不会丧失；不反省就会放纵，就用反省来攻破昏昧。圣人建立规范，用来对治昏昧遮蔽的反省。选择树木观察井水，日日参省。我按时反省，又以三件事参省。我使自己的反省扩展到千百方面。圣人没有过错，贤人少有过错；我想减少过错却未能做到，怎敢懈怠？《讲座铭》【晦庵】师道断绝，堵塞了它所居之处。如今这些言论流传，也没有人敢轻视我。前代圣人、后世老师，文章和道统难道不在这里吗？如果有人看见了它，就应当实行并思考，建立堂坛。只是因为其中有庄严之气，它的临照极其明显；借此改变你的视听。《葵轩石铭》【南轩】为张氏作。端正你的衣冠，不要懈怠你的仪容；谨慎你的视听，不要超越自身。你的言语，要依循你的【缺字】；你的起居，要践履你的常道。敬慎你的一切行动，不要堵塞它的通达；端正你所存的心，不要失去它的根本。外表肃穆，才能保全内心；内心坚固，外在自然跟随。天命令人畏惧，戒慎恐惧不能终止。把铭文刻在石上，用来警戒你的懒惰。《虚舟铭》【西山】万斛的大船，不划桨，也不系泊；在长长的水流中自由前行，任意驶向所到之处。谁说有船？只是恰好与它相撞。船本来有什么心意，为什么要怨恨、责骂？有德之人顺应天道而游，其中安闲自得。我没有爱憎，万物自有春秋。雨露纷纷降落，谁知道它的恩德？雪霜凝结，难道说是我刻意造成的吗？伯氏没有怨尤，季氏平安而受到思念。怀念这两位贤者，他们的心事可以作为榜样。纷纷扰扰的小人，想要遮蔽私心、阻塞正道，森然如戈矛，动辄与万物为敌。涪翁有言：“我对谁疏远、对谁亲近？你如今自己命名，难道还要成为后人吗？”世上的道路漫长，波涛激荡汹涌。放心前行吧，万般变化都不要动摇。《古文集成》卷五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五十三，宋王霆震编，前庚集七。箴。《大宝箴》【张蕴古】唐太宗刚即位时，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奏。回顾古今，俯察仰观，只有君主能够造福，只有君主确实最难。掌管天下，居于王公之上，任凭各地进贡所求之物，百官陈述他们所主张的事情。因此恐惧之心日益松弛，邪僻之情逐渐放纵。哪里知道事情常常起于忽视之处，灾祸常常生于意外？所以圣人受命，拯救危难，治理困局，把罪责归于自己，因民心而施政。光明广大而无私，照临一切而至公无私；亲自以一人治理天下，不以天下供奉一人。用礼禁止奢侈，用乐防止放纵。左边听取言论，右边处理事务；出行有警戒，入宫有清道。四时调节它们的肃杀与舒畅，日月星辰也同样承担得失。因此以自身作为尺度，以言声作为准律。不要说无人知道，身居高位也要听取卑下者的意见；不要说没有妨害，小事积累也会成为大事。享乐不可极度，享乐到了极点便产生悲哀；欲望不可放纵，欲望放纵便造成灾祸。内宫九重虽然壮丽，居处不过容膝之地。昏昧无知的人，却建造瑶台和玉室，在面前陈列八珍，所吃不过求得适口。狂妄而不思考的人，把糟糠堆成丘，把酒浆蓄成池。不要在内荒淫于女色，不要在外沉溺于禽猎；不要看重难以得到的财货，不要听亡国之音。内在沉溺女色会摧残人的本性，外在沉溺禽猎会放荡人的心志。难以得到的财货会导致奢侈，亡国之音会导致淫靡。不要说我尊贵，便傲慢贤者、轻侮士人；不要说我聪明，便拒绝劝谏、自以为是。要知道，夏后因接受馈赠而频频起身，魏帝也曾被辛毗牵衣而不能停止。安定那些反侧不安的人，要像春阳和秋露一样。要有汉高祖那样巍巍荡荡、宽宏高远的气度。处理这些众多事务，要像走在薄冰上、面对深渊一样战战兢兢。采用周文王的小心谨慎，合乎《诗经》所说的“不识不知”，合乎《尚书》所说的“无偏无党”。把彼此一视同仁，减损心中的好恶。众人都厌弃之后才施刑，众人都喜悦之后才施赏。削弱强暴，治理混乱；伸张受屈者，纠正不直者。所以说：像秤一样，像磐石一样，不先给事物规定轻重，悬挂的物体自然显出轻重；像水一样，像镜子一样，不把自己的情感展示给事物，事物的美丑自然显现。不要混浊昏乱，也不要过分清明；不要昏暗不察，也不要苛细自明。即使冕旒遮住眼睛，也要观察尚未显形的事；即使黈纩堵住耳朵，也要听见尚未发出的声音。放开内心，使它处于澄湛之境；游心于至道的精微之中。知道它的人能应对大事小事，如回声一样立即响应；取用它的人，无论深浅都能充盈。因此说：这是上天的常经，大地的安宁，君王的正道。四时不说话却依次更替，万物不说话却化育成功。哪里知道是帝王之力使天下太平？我王只是凭智力平定乱局，百姓畏惧他的威势，却还没有怀念他的德行。我皇帝没有违背天运，以淳厚之风教化百姓；百姓怀念他的开端，却还没有保全这种状态到终结。于是我述作《金镜》【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穷尽神妙，竭尽圣道，使人以内心响应，以言语落实行动；包括治国的根本，抑扬文辞号令。使天下归于公义，使君主一人获得福庆。张开罗网，开始祝祷；取琴命人作诗。一日两日，念念不忘。都是人自己招致的，上天便会保佑他。诤臣主持正直，谨敢把过去的疑问告知陛下。《舟扆箴》六首【李德裕】【《唐李德裕传》】敬宗即位后，昏乱荒唐，屡屡出游，亲近群小，听理朝政简慢疏忽。李德裕上《舟扆六箴》表，说：“我心中爱戴您，哪里敢不把话告诉您？这是古代贤人忠于君主的笃诚。行迹疏远而言语亲近的人会遭危险，身处远方而心意忠诚的人反而会被触怒。我私下想，我自从先圣以来，偏受宠爱私恩，不能竭尽忠诚，就是辜负圣明的鉴察。”等等。文辞都明白正直而委婉恳切。皇帝虽然不能采纳他的意见，仍命韦处厚恳切地起草诏书，深深感谢他的心意。《宵衣箴》【讽谏皇帝视朝太晚】先王听理政事，天色未明便等待鸡鸣；鸡鸣之后，太阳出来就临朝视事。伯禹是大圣，却珍惜片刻光阴；光武帝极其仁厚，反复侧身而卧也不以为忌。不要让姜后独自摘下簪珥以示劝谏；应当让彤管记录言语，能够牢记前代的志向。《正服箴》【讽谏服饰车驾不合礼法】圣人制作服饰，使法度形象可以观看。即使宴饮游乐，也尚且不贪恋安逸。汲黯神色庄重，能够纠正不戴冠的行为；杨阜慨然直谏，也讥刺穿着缥纨。四时所穿用的服饰，各有主管官员负责。不是合礼之服就不要穿，只有君主最难做到。《罢献箴》【讽谏搜刮索求奇异珍宝】汉文帝下诏停止进献，退还绿色骏马和銮辂，缓缓驱车前行。使用千里马之后，后来的贤明君王也能恭敬自守，穿着粗劣的翟裘。晋武帝把程据进献的雉头裘在殿前焚烧，又毁掉筒布；以道德为美，以慈爱节俭为美。不要超过天道，这才是最高的道理。《纳诲箴》【讽谏轻慢、抛弃忠言】只有君主接受臣下的劝诫，以求达到中正，听从善言像水流趋下那样顺畅，才能成就功业。汉成帝沉溺饮酒，举起酒杯；魏明帝浮华奢侈，建造凌霄宫（皇帝又崇建华殿时，郡国进献九龙，因而改名为九龙殿；凌霄阙）。忠臣虽然没有违逆他，但他不听从善言，把它当作耳塞，这叫作堵塞耳朵、拒绝听取意见。辨邪箴 （讽刺任用群小之人。） 居于君位、处在深宫之中，关键在于察知细微的萌芽；即使设置防范奸邪的措施，也不能遮蔽明察。汉孝昭帝的睿智超过周成王，他从上书中察知欺诈，照见奸邪而获得实情。燕王旦和上官桀的叛乱既被粉碎，王道政治便得到治理，天下太平。百代之后，仍然流传着美好的声誉（昭帝赞说：昔日周成王以幼子身份继承帝位，有管叔、蔡叔等四国散布流言的变故；汉孝昭帝年少即位，也有燕王旦、上官桀谋反作乱的阴谋。成王没有怀疑周公，孝昭帝委任霍光；二人各因当时的形势而处理得当，终于成就了名声）。防微箴 （讽刺虚伪地游荡、轻率出行。） 天子应当孝敬上天和祖先，遵循先王的法度，处在安定时一定想到危险，这样才不会留下忧患。作乱的臣子猖獗，并非可以仓促地一一列举。穿着黑色衣服的人尚且无法辨认，触动琴瑟时才突然倒下。柏谷曾微服出行，豺狼猪狗般的恶人堵塞道路；看见相貌便献上食物，这种事情足以作为戒惧。端拱箴（王元之）

译上天生育众民，为他们设置主管和牧养者，使万物开明、事业成就，承受天命和符箓，做君主实在艰难。只有君主能够施福于民，关键在于按照自己的欲望来顺从人民，而不是按照人民的欲望来满足自己。地位既尊贵显赫，时世又处在开明安泰之际，便渐渐忘记焦虑劳苦，有时产生懈怠。因此需要有人进谏，需要有人陈述箴言戒诫。陈述箴诫本来就困难，因为那是指斥君主的过错；进谏也很困难，因为那是挽救君主的祸患。君主如果喜欢听取劝谏，臣下还有什么理由不尽忠？臣下如果能够竭尽忠诚，君主又有什么理由不听从？君臣之间的道义，古今都是一样的。普天之下，谁不归顺？人民把君主当作父亲、母亲，甘愿做妾、做臣；君主虐待他们，他们就成为仇敌；君主抚爱他们，他们就成为亲人。因此，做君主的人应当有所畏惧。否则，天下百姓都归附于君主，物资怎么会不足？有犀角，有贝壳，有珍珠，有美玉；可是百姓寒冷时不能以衣服蔽体，饥饿时不能以食物充腹。因此圣人所珍视的只是粮食，不应奢侈浪费；乘舆不应奢华，宫室应当想到贫民的房屋连四堵墙都没有；不应修筑高台楼榭，不应扩大池沼堤岸，应当想到流民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御用衣服光彩华丽，有色彩有纹章；一件皮衣的费用，足以制成百姓百家的衣裳。御用膳食香气浓郁，有粱有肉；一顿饭的耗费，足以供养千人的口腹。不要以为财物丰厚就可以轻率耗费而不竭，应当知道府库的钱财聚集的都是百姓的膏血。不要以为强兵征伐不止就可以无所顾忌，应当知道兵器战争会损害百姓的农作物。赏罚，是国家的重要权柄。喜怒，是人的常情。赏赐虽然由自己决定，也不要因喜悦而施行；刑罚虽然掌握在自己手中，也不要因愤怒而施加。因喜而赏可能失当，损害上天的鉴察；因怒而刑可能不公，枉害人的性命。大臣和元老主持国家、讲论道理，辅佐君主的聪明，哪里有不能照见的？乐成尹寿之所以成为君主的师友，正是这个道理。小臣和宦官只负责拿巾侍奉洗漱，却干预政事，哪里有不造成混乱的？竖刁、易牙就是因此败坏了他们的国家。什么人是君子？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信任他并任用他，这就是最高的道理。什么人是小人？损害万物、图谋自身利益，对这种人加以察辨并斥退，这就是最大的仁德。不要因为喜欢某人能言善辩就任用他，其中或许有虚妄荒诞；夸夸其谈的话，往往浮夸而且多有诽谤。不要因为厌恶某人说话笨拙就排斥他，其中或许有淳厚质朴；口吃结巴的话，可能正直而不屈服。佛教的教法，流传到戎狄和蛮夷，在汉明帝时才传入中原；实行已久，既然存在，便不再议论。匈奴一族没有仁义，秦始皇以后，常常成为边境的祸患。用正道驾驭他们，可以疏远而不要亲近；按人口授给田地，兼并现象还会存在吗？这叫仁政，能够施及百姓。约束官吏、规定任用，侵吞剥削便会减少；这叫善于治理官吏，使无所申诉的人得到恩惠。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把太阳当作兄长，把月亮当作姊姊，于郊外祭祀，以劝导人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让左右辅弼、前后的疑丞随侍在侧，一举一动都用来戒除骄傲自满。不要有谁不明察政治的根本而造成伤害，不要有谁松弛、败坏国家的常法而使其不能施行。实行大中之道，渐渐进入无所作为的境界，精神遨游于简易的领域，忧虑止息于清静的场所。这样，精妙的道理便能流传无穷，谁说古代的正道改变以后就不能复归？君主如果实行它，这也并不困难。谁说淳厚的风俗离去之后就不能返回？君主如果继承它，这又有什么遥远的？谨慎开始的人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人却很少。手中牵着腐朽的绳索，眼前看着倾覆的车子。要平庸谨慎，战战兢兢。小臣掌管箴言，冒昧地向戴冠冕的君主进告。鉴成箴（陈同父） 绍熙元年上呈。五代失去驾驭，伪主僭越窃取帝位，纲常像乱丝一样纷乱，防线如瓜被剖裂，战争日日相连，形势像沸汤烈火，百姓憔悴不堪，几乎没有能够存活的。艺祖勃然兴起，上天为百姓设置了君主；接受天命的那天，兵刃未染鲜血。他痛惜疆土版图还在被割裂，半夜不能安睡，前往普说，独自站在门外，冒着风雪，谋划既定，戈矛所指，没有人敢于阻挡。首先征讨扬州，重进很快被诛；随即征讨泽潞，李筠被杀；又攻取湖南，保权力屈投降；于是取荆南，继冲惊惧；一鼓作气攻下孟昶，蜀城于是被攻克；前往征讨岭南，刘鋹面缚投降；派使者驰往江南，李煜局促不安；传檄吴越，钱俶献出国家。十多年间，忧虑、危险、战栗不曾停止，头发蓬乱如草，风雨沐浴、以风梳头，东征西伐，天下才开始统一。停止战争，修治贡礼，投降的君王列在朝班；穿绸裤、麻鞋，外罩粗布衣褐；训练六军，建立法度和等级。太宗继承帝位，日夜勤勉警惕，亲自征讨河东，督促激励士卒，使每个人增加百倍勇气；城墙没有一处完整的垛口，于是下诏宽赦，继元才伏罪投降；收复漳州、泉州，洪进屏息畏惧。真宗继承帝位，效法太祖、太宗；契丹来犯，人心惶惶，他决意亲征，听从寇准的防御谋划，亲自驾驭鞍马，亲手持黄钺；白旄一挥，王师奋勇出击，我军气势充盈，敌军气势于是衰竭，契丹叩头请求和议，战争便全部停止。用祸福来说明，实在依赖贤臣辅弼。伟大的仁祖，善于继承和发扬前代事业。没有防备元昊在西部，反而听信谋臣勇将，连年征讨，边地百姓已经困苦，军费也已经匮乏。后来侬智高忽然猖獗，南岭东西数月骚扰不宁，及时将其讨平，靠的是狄青的力量。靖康之难，说起来令人汗流浃背；二帝向北巡行，身陷狼窝熊窟，跋涉沙漠万里，风霜凛冽，飞尘扑面，惊弓之声使人惨然心寒；国运像旒旗一样危急，谁应当承担责任？幸赖高宗能够继承前代功业，仓促渡过长江，心胆几乎折裂；上天垂鉴，风涛平静，所到之处都形成市镇，暂且定都于淛。完颜亮凶焰炽盛，震撼六合，投鞭于采石，自以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幸而金军倒戈，他自己招致覆灭。寿皇登位，求贤如同口渴求水，尊崇侍奉高宗，孝心尤其深切，二十八年始终没有缺失。高宗升天时，寿皇哀号哽咽，四方来观看，他的容貌悲惨忧伤；王业的艰难，因而坦然明白。如今君王继承帝位，应以祖宗为法；不要沉溺饮酒，不要耽于女色。女色能够荒废人的心志，酒能够败坏人的德行。应以宰相为腹心，以台谏为耳目，以将帅为爪牙，以尚书为喉舌；提拔尊崇贤俊善良之人，斥退奸邪之徒。不要说上天高远，就常常如同面对上天一样敬畏；不要说百姓弱小，他们实际上关系到政治的治乱。不要让祸患从宫墙内部发生，不要使忧患在仓促之间产生；不要私自赏赐而阻碍公议，不要私自施刑而造成损害。不要轻侮国家法令，不要轻视老成之人；没有益处的事物不要妄自耗费，百姓的财物不要妄自征发。不要以为土木工程细小得像皱眉和微笑，便以为没有人知道；不要以为号令严厉，便以为没有人敢违抗。竭尽孝道，是圣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评议宰相，是君主的职责。圣人的话不可以轻侮，百姓的话不可以违背。要侧耳听取公卿的言论，专心思考帝王的治国之术。不要以为和议已经成功，就不考虑长远谋划；不要以为已经取得大位，就不顾惜小的过失。应当效法夏王珍惜片刻光阴，应当效法周文王直到太阳偏西也顾不上吃饭；不要效法夏王修建琼台瑶室，不要效法商王斫涉剖直。要像踩在薄冰上一样，深怕陷没；要像驾驭六匹马一样，暗自担心马匹奔逃。不要以为小过错应当断绝萌芽，不要以为小祸患应当堵住孔穴。左右前后，都应当任用贤能之士。君王只要戒惧这些，百姓没有不喜悦的。草野之臣作此箴言，冒昧地报告给掌管宫门之官。《古文集成》卷五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五十四。宋。王霆震编。前庚集八。箴 守性箴（濂溪） 人能够守住本性，实际上就是修筑防守心城。仁、义、礼、智，是周密张设的四座营垒。心是谋划的统帅，正直之气是兵士，耳是金鼓，眼睛是旗帜旌旗。坚强刚健、勇猛锐利，行动起来不会缺损倾覆。邪恶的诱惑来进攻，就端正守卫、安静等待；等它衰弱时我便击鼓进攻，它自然会溃散。敌寇侵扰的到来，总有一定时候。修筑城墙，疏浚壕沟，惊惧警戒，关闭门户，做好防备。邪恶所攻击的地方，早晚都在活动；有时趁着空隙进入，便会使防线崩溃。善于抵御它，才能明白而真诚。本性既然真诚坚定，身体也因此安宁。和顺之气悠然舒展，光明灿烂而留下美好声名。姑且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用来从内心控制外在的情感。守中箴（濂溪） 如果我过于高傲刚强，有人说我傲慢，那就不是长处，而是招致祸患的道路。如果我过分卑下柔弱，有人说我懦弱，又不简洁明快地说话，就会遭到轻侮。傲慢不可产生，懦弱不可放任；不要偏于和顺，也不要盲目苟同；不要过刚，也不要过柔。以中正之道来处理一切，就不会使自身蒙羞。心箴（兰溪） 茫茫的天地，俯仰之间没有边际。人处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只有这样一具身体。这身体的微小，好比太仓中的一粒稊米，却参与构成天地人三才。说到底，只有心罢了。从古到今，谁没有这颗心？如果心被形体役使，就成为禽兽。只有口、耳、眼，以及手足的动作和静止，乘隙抵瑕，便会成为这颗心的祸患。一颗心虽然微小，众多欲望却一齐攻击它。它能够与本心共存吗？唉！希望君子防范欲望，保存诚意，克制杂念，保持敬畏。心这个天君安泰，整个身体便会听从命令。（颜渊问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这四件事是身体的作用，由内心发出而应合于外界；从外在加以约束，正是为了培养内心。颜子遵行这些话，所以能够进于圣人之境；后来学习圣人的人，应当牢牢记住而不要失去。于是作箴以自我警戒。） 视箴 心本来是虚明的，应对万物而不留下形迹。操持它有关键：以正当的观看作为准则；如果外界的蒙蔽交相出现于眼前，内心就会迁移改变。因此要从外在加以节制，使内心安定。克制自己而恢复礼，久而久之就能达到真诚。听箴 人本来具有不变的常性，根源在于天性。知识受到外物诱导，性情被外物改变，于是丧失正道。卓越的先觉之士知道适可而止，内心有确定的准则。防止邪念，保存诚意，不合礼的声音不要听。人心的活动，借助言语来宣泄；说话时禁止急躁妄为，内心才能安静专一。何况言语是事物的枢纽，能够兴起战争，也能够产生友好；吉凶、荣辱，都由它招来。说得过于轻易就会成为虚妄，说得过于烦琐就会枝蔓；已经放纵了言语，便会触犯外物，发出悖逆的话，也会招来违逆的结果。不是合乎法度的话不要说，要敬畏这些训诫之辞。动箴 明智的人懂得防范，在思考时保持诚意；有志之士磨砺行为，在行动时坚守原则。顺应道理就宽裕，顺从欲望就危险。即使在仓促之间也要克制念头，战战兢兢地自我持守。习惯与本性逐渐形成，最终可以与圣贤同归。主一箴（南轩） 人禀受天性，出生时本来正直。能够克制自己、顺应常性，就不会有差错。事物的感触，早晚纷纷而来；行动如果没有节制，生存之道就可能停息。求学有关键，就是保持敬意而不要失去；考察自己的操持和舍弃，才知道心念的出入。怎样叫作敬？奥妙在于专心一意。怎样叫作一？就是心不趋向别处，居处时不越出思虑的范围，处理事情时不旁及其他，在内心涵养浸润，既不忘记，也不急迫。即使在片刻之间、仓促之际，也要保持并积累这种功夫；时间久了便会精纯，最终达到极致。努力吧，不要疲倦，圣贤可以作为法则。调息箴（晦庵） 鼻端仿佛有一道白气，我便观察它。无论何时何地，都从容舒缓。静到极点便呼气，如春日池沼中的鱼；动作完成便吸气，如百虫蛰伏。气息氤氲，一开一合，其中的妙处无穷。谁在主宰它？正是无所主宰而自然运行的功效。像云中安卧、顺应天道运行，我不敢妄加议论。守住专一、处于和气，可以达到千二百岁。夜气箴（西山） 你为什么不看看冬天的气象呢？树木归根，蛰虫闭藏于封土之中，凝然寂静，看不见任何征兆，而造化生发培育的妙处，实际上正在其中孕育。闭藏是开放的根基，正是元气的根本，而艮卦正是万物终始的象征。一昼一夜，是三百六旬积累而成的，所以冬天是四季的夜晚，夜晚是一日中的冬天。大地之间，群体活动都归于寂静，幽深得像天地尚未分判。人的身体，到了天黑就安息，也应当以造物主的规律为根本；一定要使心斋洁，一定要使身体肃敬，不敢在床上松懈放纵，让怠慢轻忽和邪僻之念得以伤害我的心。即使整天勤勉不懈，也不容有一息之间的中断；在昏暗、容易疏忽的时刻，尤其应当加强戒慎的功夫。安定身体，是为了作为早晨听政、白天访察的基础；夜气深厚，那么仁义之心也广大而不会穷尽。根本既已建立，又在应接周旋事物的时刻加以察省，以敬和义相互扶持，使动静交相培养，那么人欲便没有空隙可以进入，天理也会明亮地显现。若只是融然地知道了这些道理，却不能守住仁德，又有什么用，只不过是空话罢了？于是作此箴来针砭自己，常常凛然戒惧，像身患疾病一样感到痛苦。四益箴（南轩） （先君晚年曾大字书写四句话来告诫杓弟，说：“没有益处的话不要听，没有益处的事不要做，没有益处的文章不要看，没有益处的朋友不要亲近。”杓接受后谨慎地收藏起来。先君去世九年后，便把这件事拿来和棊商议。四伏反复思量，深怕不能承受先君的心意。于是以“四益”为堂名，希望兄长追述其中的意义，将它列在座位右侧，早晚恭敬戒惧，以期万一能够防止过失。我接到书信后哭泣，退下来作这篇箴告知他。） 古人如果有训诫，听取有德之言才叫聪明，听到过错便改正，听到善言便遵从。不是这些内容的言语，便是无益之言。谄媚的话会使心志沉溺，奸邪的话会败坏德行。唉，不要忘记，早晚都要恭敬奉行。心志卓然有定，听到这些便不会迷惑。早晚之间，哪一样不是事情？事情中应当做的事，才是君子的作为。只有欲望发动，行为才会混乱。忙忙碌碌有什么益处，纷扰不安又有谁知道？止息欲望自有方法，应当收回放纵的心。怎样比喻这种功夫？像踩着薄冰，临近深渊。异端的学说和道路，我就不接近；浮华的文章妨碍实际，我就不看重。何况末世风俗中的歪曲言论和鄙俗文辞，更应当在面前断绝，不要扰乱思虑。专心于圣贤，广泛考察典籍。听闻见识多了，便可以积蓄德行。人伦大纲有五种，朋友关系居于其中之一。我看古人，无不敬慎戒惧而不厌倦。以亲昵狎昵为交往，以顺从苟同为友好，德行只会日益丧失，这样的朋友又怎能长久？一定要端正你的内心，以忠诚信实为亲近。神明听见并鉴察这些，最终就会和谐安平。敬斋箴（晦庵）

译端正衣冠，尊重自己的容貌和目光，潜心安居，仿佛面对上帝。脚步的姿态一定沉稳，手的姿态一定恭敬；选择地方才迈步，转折回旋如同绕过蚂蚁封成的小土堆。出门如同会见宾客，承办事务如同参加祭祀，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轻慢。守口像守瓶，防备意念像防守城池；诚实谨慎，不敢有丝毫轻率。不向东也不转向西，不向南也不转向北；只专注于当前的事情，不向其他方向趋赴。不可分心为二，不可分散为三，只使心专一，观察万般变化。按照这些去做，就叫持守敬意。无论动还是静都不违背，外在和内在共同端正。片刻之间一旦稍有空隙，私欲便会成千上万地出现；不用火也会感到燥热，不遇冰也会感到寒冷。差之毫厘，便会使天地易位。三纲既已沦丧，九法也会废弛。唉，年轻人啊，要牢记这些，要敬畏这些！我与墨卿共同戒勉，冒昧地告诫你的心灵。勿斋箴（西山） （箕子陈述《洪范》的五事，说的是容貌、言语、观看、听闻、思考。颜渊问仁，孔子已经告诉他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等到颜渊追问具体条目，孔子又告诉他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却没有提到思考。这是为什么？我曾听说：“勿”这个字，是禁止的意思。耳、目、口、身体因外物而活动，如果不是由心来主宰，谁能够制止它们？那么所谓“勿”，正是指心而言。只是求学的人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所以作《勿斋箴》。天命赋予人的本性，人得到这种本性而成为人。人既然有心，谁会没有仁？人如果不仁，是说他被外物役使了。耳朵被声音荡乱，眼睛被色彩迷惑；用言语便放纵，用行动便轻率。人的欲望放纵纷乱，天理因而昏暗。于是才有正道，以礼作为准则。只遵循礼，不合礼的事情就不要追随。什么叫礼？就是理所当然的原则，不掺杂人的私意，一概遵循天理。“勿”的意思，好比防止水流，谁在主宰它？只是心罢了。圣人的十六字训言，其中一个“心”字就是关键。关键一旦转动，千钧重物必然随之而动。我驾着车，四匹马交错奔驰，谁来规范它们的驱驰？缰绳在手中。因此君子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心，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即使在不显露之处也仿佛有人监临。千军万马忙乱奔走，都听从一位将领的命令；雷霆轰鸣、暴风疾驰，谁敢违犯命令？众多形体劳碌不安，都由心这个主官统领。外在止息而不滞留，内心守持便更加安定。那条道路是什么？所要主持的就是敬。内外相互维系，动静都正。杂草尽除，禾苗生长；浑浊的酒糟化为甘醇的酒。方寸之心洋溢充满，没有一样东西不如处在春天。只要守住“勿”这一条，万种善行自然会产生。牢记这一点，永远不要厌倦。思诚斋箴 诚，是上天的规律，根本在于自然。实行诚，是人的事情。人同上天相合，就叫作天与人。它们的根本本来是一个，为什么会有差别呢？大概是因为被外物牵累，内心受到外物诱惑；本性随着情感迁移，天理的真实存在已经非常微弱。岂只是同上天相去遥远、不相似？外形虽然是人，实际上却成了外物。伟大的上帝把人的本性赋予我，我反而把自己看成外物，这难道不是不仁吗？子思深深怜悯这个时代，指出诚的本原，除去世俗的蒙蔽；把学习、询问、辨别、实行，都由思考来统摄。选择善道而牢牢坚持，只是每天勤勉努力。狂者和圣人本来同出一源，怎么忍心自己放弃自己？别人用十分努力，我就用百分努力；达不到目的就不停止。云雾散开，太虚清澄；尘垢扫尽，明镜空明，清光自然完整显现。说人与天，既然分判，又重新合一，浑然成为一个真实整体，所有虚妄都不发生。孟子继承了这种思想，把它命名为“思诚”。又经过两位大贤阐发，其旨意更加明白。思考诚意多么伟大！这是成就圣人的根本；回过头来向自身寻求，实际上很近，并不遥远。《古文集成》卷五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五十五。宋。王霆震编。前辛集一。封事 元光封事（依正本《汉书》音：刘向） 迂斋说（铺陈叙述有条理，首尾相互照应；还必须看刘向所处的是什么地位，品味他的文章措辞，才能知道其中忠诚爱国、恳切悲悯的心意，与其他人不同。） 臣以前有幸凭借皇亲身份充任九卿（迂斋说：这是刘向所凭借的地位），却因奉行法令不谨慎，再次蒙受罪责。臣切实看到灾异接连发生，天地失去常态，征兆关系到国家，本来想最终也不说出来。但想到忠臣即使身处田野，尚且不忘记忠于君主、情意恳切的道义；何况臣又有皇亲关系，再加上过去的恩德尚未报答呢？臣想竭尽愚诚，又恐怕超越职分。然而这两种恩德都没有报答，按照忠臣的道义，总要抒发一次愚见，然后退回田野，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臣听说，舜任命九官时，群臣济济一堂，彼此谦让，这是和谐的极致（从舜到幽王、厉王以后，文中都包含君子与小人的意思）。朝廷上众贤和谐，田野间万物也就和谐。因此《箫韶》演奏九成，凤凰便来仪；击打石磬、抚击石磬，百兽都相继起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谐安宁的。到了周文王开创基业时，西郊聚集了众多贤人，没有谁不肃敬和谐。文王崇尚推让的风气，用它消除纷争诉讼。文王去世后，周公思念他，歌咏文王的德行，诗中说：“啊，清静肃穆的宗庙，恭敬和美的显贵辅臣；济济一堂的众多士人，秉承文王的德行。”当时武王、周公继承政事，朝臣在内和谐，万国在外欢悦，所以完全取得了他们的欢心来侍奉先祖。诗中说：“来者和乐雍容，到达时肃敬庄严；相伴而来的，是诸侯公卿，天子神情肃穆。” 这是说四方诸侯都以和谐的态度前来。诸侯在下和谐，上天便在上面给予回应，所以《周颂》说：“降下丰厚的福禄”；又说：“把福祉赐给我，把麦子赐给我。”福祉最初从天而降，这都是以和谐招致和谐，获得上天帮助的结果。下至幽王、厉王时期，朝廷不和，彼此转相非难怨恨。诗人忧虑而痛惜，说：“人民没有善良的品行，彼此互相怨恨。”众多小人处在官位，听从邪恶的议论，互相附和赞同，却背弃君子。所以诗中说：“附和诋毁，实在是非常可悲。”谋划如果善良，他们全都违背；谋划如果不善，他们全都依从。君子独自处身而守正不屈，众多枉曲之人勉强跟从王事，反而遭到憎恨、毒害和诬告。所以诗中说：“勤勉从事，不敢告诉人有劳苦；没有罪过、没有辜负，却遭受众口喧嚣。”在那时，日月发生薄蚀而失去光辉。诗中说：“正月辛卯，太阳发生日食，这是多么丑恶。”又说：“那月亮微弱，这太阳也微弱；如今这些下民，也实在可悲。”又说：“日月都聚集凶兆，不按正常轨道运行；四方国家没有政治，也不用贤良之人。”天上的变化显现出来，地上的变化发生，水泉沸腾，山谷改变位置。诗中说：“百川沸腾，山丘突然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山陵。”可悲啊，如今的人，为什么还不知道惊惧悔改？霜降失去时节，不在应有的时间到来。诗中说：“正月降下浓霜，我的心忧伤；人民的讹言，也实在盛大。”人民把是非颠倒，这种情况非常众多。这些全都是贤者和不肖之人位置倒置所造成的。从此以后，天下大乱，篡夺、杀戮、灾祸同时发生。厉王逃奔到彘，幽王被杀。到了平王末年，正是鲁隐公开始即位的时候。周大夫祭伯离异不和，出奔到鲁国，而《春秋》为他避讳，不说“来奔”，这是悲伤祸患从此开始。此后尹氏世代担任卿士而专横放肆，诸侯背叛而不上朝，周王室日益卑微。在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二次，彗星出现三次，夜间常常看不见星星，夜半星星像雨一样陨落一次；火灾十四次，长狄侵入三国五次，陨石坠落六次；鶂倒飞、麋鹿众多、蜮虫飞行、鸜鹆来筑巢，各出现一次；白昼昏暗、阴雨，树木结冰，李树梅树冬天结果，七月降霜，草木不死，八月霜杀豆类，大雨、冰雹、雨雪，雷霆失序而相互侵凌，水灾、旱灾、饥荒、蝗虫、螟虫等一齐发生。在这时，祸乱总是随之应验；弑杀君主三十六次，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全社稷的数不胜数。周王室多灾多难，晋国在贸地败军，戎人攻伐周王的郊外；郑国使桓王受伤，戎人拘执周王使者；卫侯朔奉召不到，齐国违抗周王命令而帮助卫侯朔；五位大夫争夺权力，三位君主交替即位，却没有人能够整顿治理，终于日益衰败，不能再兴盛。由此看来，和气招致祥瑞，乖戾之气招致灾异；祥瑞多的国家就安定，灾异多的国家就危险，这是天地不变的常理，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的功业，招纳文学之士，宽容优游，使他们能够一同进用；可是贤者与不肖者混杂，黑白不分，邪正混合，忠臣与奸邪一同进用。奏章交相送入公车，北军充满人员；朝臣彼此抵牾、胶着乖戾、互相诬告，转相说人是非，传闻递加，文书纷乱，前后错谬；毁誉混杂，因而迷惑耳目、感动改变人心，实在数不胜数。于是分立曹属、结成党派，往往群聚同心来诋毁正直之臣。正臣进用，是政治得到治理的表征；正臣受诋毁，是政治混乱的征兆。乘着治乱转换的关键，却不知道由谁承担责任，而灾异又屡次出现，这正是臣寒心的原因。那些依仗权势、借助权力的人，他们的子弟像鱼鳞一样聚集在朝廷，暗中依附、充当羽翼的人很多，像车轮辐条一样聚拢在他们面前；毁誉之言必定会被采用，最终造成彼此乖离的祸患。因此日月失去光明，夏天降雪霜，海水沸腾涌出，山陵深谷改变位置，列星失去运行轨道，这些全都是怨气造成的。遵循衰败周朝的旧轨迹，沿袭诗人所讽刺的弊病，却想成就太平、达到雅颂的境界，就像倒退着走路却想赶上前人。自初元年以来已经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灾异还没有像如今这样密集的。既然有《春秋》所记的灾异，却没有孔子来挽救，尚且不能解除纷争，何况如今比《春秋》时更加严重呢？推究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邪正一同进用。邪正一同进用的原因，是君主上面疑心太多。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如果有人诬陷他们，贤人就会退去，善政也会随之消失。怀着狐疑之心的人，是给奸邪的言论提供机会；抱着不加辨别的态度，是为众多枉曲之人打开门户。奸邪进用，众贤就退去；众多枉曲之人势盛，正直之士就消失。因此《易经》有否、泰二卦：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君子的道路消退，政治一天天混乱，所以叫作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小人的道路消退，政治一天天得到治理，所以叫作泰。

译泰，就是通达而得到治理。《诗经》又说：“大雪纷纷，见到阳光便消融。”这与《易经》的意思相同。过去鲧、共工、驩兜与舜、禹一同处在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一同居于周朝官位。当时他们交替进用，彼此毁谤，散布流言、互相诬蔑，哪里说得尽呢！帝尧、周成王能够任用贤能的舜、禹、周公，而排斥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天下大治，荣华流传到今天。孔子与季氏、孟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一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任用季氏、孟氏、李斯，而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天下大乱，污辱流传到今天（治乱、荣辱的转变，只在反复之间）。由此可见，治乱荣辱的开端，在于信任和任用谁；既然信任贤人，就在于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这是说守善坚定。《易经》说：“像汗水一样发布大号令。”这是说号令如同汗水，流出以后不能返回。如今发布善政命令，还没有过一个时辰便收回，这就是“反汗”；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便罢退，这就是“转石”。《论语》说：“看见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一样赶快避开。”如今二府上奏说奸佞谄媚之人不应当居官，却经过多年仍不罢退，所以发布命令如同反汗，任用贤人如同转石，罢黜奸佞则像拔山一样困难。这样还希望阴阳调和，不也很困难吗？因此群小窥见空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散布流言浮文，在民间喧哗。所以《诗经》说：“忧心悄悄，被群小所怨怒。”小人成群，确实足以令人愤懑。过去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并不成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引荐，也不成为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国家，没有邪心。因此贤人处于上位，便会引荐同类，聚集在朝廷；《易经》说：“飞龙在天，是大人有所作为。”贤人处在下位，便希望与同类一同进用；《易经》说：“拔起茅草，根茎相连，因为同类而进取，吉利。”处在上位，就引荐同类；处在下位，就推举同类。因此商汤任用伊尹，不仁之人便远离，而众多贤人到来，这是同类相互招致。如今奸佞邪恶之人与贤臣一同交往，在宫内诋毁，结党共同谋划，违背善人而依附恶人，互相附和诋毁，屡次设置危险的言论，想要倾覆、改变君主的意志。如果忽然任用他们，这就是天地预先警戒的原因，也是灾异重重到来的原因。自古以来的明君圣主，没有不诛罚奸邪而能够治理国家的。因此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诛杀两观之人的举措，然后圣人的教化才能实行。如今凭借陛下的明智，诚恳地深思天地的心意，近取孔子诛杀两观之人的事例，考察否、泰二卦，观看雨雪的诗句（概括前面许多话题）；历数周朝、唐朝所进用的人，把它们作为法则；推究秦国、鲁国所排斥的人，把它们作为戒鉴；再考察祥瑞所应验的福祉，反省灾异所带来的祸患，以此衡量当代的变化；放逐远离奸佞邪党，拆散险诈之人的聚集，堵塞众多枉曲之人的门户，广泛打开众多正直之人的道路；排除狐疑，分辨犹豫，使是非清楚可知，那么百种灾异都会消灭，众多祥瑞一同到来，这就是太平的基础、万世的利益。臣有幸得以托付肺腑，确实看见阴阳失调，不敢不把所听闻的情况通报出来，切实推究《春秋》中的灾异来挽救当前的事情；其中有一两条关系重大，不宜公开泄露。绍兴戊午论和议封事（这一年十一月上呈）。澹庵胡忠简公常州吴宪仲师古跋说：“敌人又来议论讲和，大概是看到近来国势稍有振作，担心我们将要为父兄报仇，所以想用这种办法使我方放松边防。朝廷大臣只求暂时的安宁，昧于长远的谋划，于是完全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天下人看见朝廷正落入敌人的计谋，抑郁之气无不充塞胸中，就像痈疽不能溃破。掌管言路的臣子又都保全恩宠、巩固职位，没有人想到朝廷而进献针砭之药。编修官胡某竟能不怕鼎镬之刑，越过职分、冒犯等级，进献切直之言，使天听稍稍回转，真是国家的良医。师古深深叹息。侍郎邹公以后，寂寞无闻；如今又欣喜地见到胡公，恐怕他的文章坠落于地，而且想让荒远边地的人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人，不敢再任意施展奸诈，因此刻板印刷来扩大流传。然而参政李公一向是大家所倾望的，如今已经得到进用，他的施政措施一定大有可观，那么胡公的志愿又何愁不能实现呢？”因此胡铨被除去名籍，编管筠州。○周益公跋封事稿：“绍兴戊午年，胡公忠简三十七岁，以枢密院编修官的身份上书议论和议，这就是他的稿本。当时长子刚出生不久，胡公即将南迁，知道后来祸患难以预料，只有从侄昌龄，字长彦，贤能而可以托付，所以把稿本交给了他。如今已经五十多年了。过去颜鲁公与鱼朝恩议论座次的帖子稿本摹本，至今已有数百年，人们还争相传藏为宝。胡公所议论的难道只是座次问题吗？而且他的心画端正刚劲，确实取法颜鲁公，自然应当一同流传百世。庆元丙辰六月庚戌，平园老叟周必大书。” ○杨诚斋跋封事稿：“澹庵先生忠简胡公请求赐尚方剑以退却秦桧的奏书，在这篇封事上朝奏报的当天，敌人听说后悬赏千金求取，三天就得到了。君臣都变了脸色，发出‘国家还有这样的人啊’的感叹；从此敌人二十四年不敢向南窥视。我过去诵读他的文章，如今看见他的稿本，才不过一尺纸罢了。一尺纸竟能退却百万军队，多么壮烈啊！它的传抄本尚且值得千金，何况原稿呢？过去孔仲尼把《孝经》托付给曾子，扬雄把《太玄》托付给侯芭，不是合适的人，难道会轻易交付吗？先生被贬谪岭海时，儿子还在襁褓中；这份稿本不交给别人而交给侄子昌龄，这个人怎么样呢？昌龄幸而能够保存并使它长久流传，他是贤者。如今先生的儿子澥又能刻石来给后学观看，他也贤能。胡氏家族果然世代都有人才啊！”

译嘉泰癸亥年仲冬丙寅日，门人杨万里恭敬书写。○薛秘书跋封事：“士人因忠义而愤激，身居下位却请求使用斧钺诛杀权臣奸佞，这种事情世上并不多见。只有汉代朱云以槐里令的身份，请求斩下特进张禹的头；唐代柳□以太常博士的身份，请求砍下大将军程元振的头；绍兴年间胡氏以编修官的身份，请求把宰臣秦桧等人的首级悬挂在藁街。忠烈之气前后相望。朱云不过说了几句话，所想诛杀的也不过是大宦官；只有胡公所论，不仅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存亡，还是天理的存亡；不仅关系一时的荣辱，还是万世的荣辱。自秦桧决定和议以来，国家甘愿日益衰败，国耻没有洗雪，大仇没有报复，三纲因此不能振作。当时那几个人，即使关起家门全部寸斩，也不足以使天下忠义之士的肝胆痛快。胡公的举动，难道算过分吗？”柳伉的奏疏刚劲果断，措辞声气与胡公相似。不过程元振污秽到应受刀锯之刑，张禹也不值得污辱尚方剑。胡公所要诛杀的人关系重大，古今罕有匹敌。胡公的儿子澥任沈犁守，绂任供源长闲，把胡公亲笔遗稿的石刻赠给我。绂斋戒后立即诵读，想象胡公当年挥笔时张胆直书，心神震动；应当取下触邪之兽的角作为匣，剖开击□之牙作为签，以殿帷的囊袋包裹，用都亭的车子载运，驶上九折忠孝之路，把胡公尚未尽言的心意传达给天下，不敢使它废弃。开禧元年腊月立春日，汉嘉薛绂恭敬书写。○迂斋批语：“议论端正，文辞严厉，正义显现在神色之间。晦翁说它可以同日月争光，确实如此。” 左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臣胡铨斋戒沐浴后撰写奏书，冒死百拜，献给皇帝陛下。臣谨按：王伦本来是一个奸邪小人，是市井中的无赖；近来由于宰相无知，竟推举他出使敌国。他专门从事欺诈荒诞之事，欺骗蒙蔽天子的听闻，突然获得显要官职，天下人无不咬牙切齿、唾骂他。如今又无缘无故诱使敌国使者前来，名义上说是宣诏告谕江南，实际上是想让我们成为臣妾，也是想让我们成为刘豫那样的人。刘豫向金人称臣，面向南方称王，自以为子孙能够世代为帝为王，建立万世不拔的事业；一天之内金人改变想法，突然把他拘捕，父子都成为俘虏。前车之鉴并不遥远，而王伦又想让陛下效法他。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居的帝位，是祖宗的帝位。怎么能把祖宗的天下变成金人的天下，把祖宗的帝位变成金人藩臣的帝位？陛下一旦屈膝，祖宗庙社的神灵全都蒙受草莽之辱，祖宗数百年来的百姓全都陷于疮痍，朝廷的宰执全都成为陪臣，天下士大夫都应当撕裂冠帽、毁坏礼服，改穿异族服装。将来金人如果进一步提出无休止的要求，怎么知道不会像对待刘豫一样对我们无礼？即使三尺高的童子，也是最无知的人；若指着仇敌让他下拜，他也会勃然发怒。如今金人就是我们的仇敌，堂堂天朝竟相率向仇敌下拜，这连儿童都感到羞耻，陛下却忍心这样做吗？王伦的主张竟说：“我一屈膝，梓宫就可以送回，太后就可以复归，渊圣皇帝就可以回朝，中原就可以收复。”唉！自从发生变故以来，主张议和的人，谁不是拿这些话来蒙蔽陛下呢？可是最终没有一件应验，金人的真情假意已经可以知道了。陛下还不醒悟，竭尽百姓的脂膏血汗也不顾惜，忘掉国家的大仇也不报，忍辱含耻，使天下都向金人称臣，自己还甘心如此。即使金人确实可以议和，完全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又将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何况金人反复诈变的手段层出不穷，王伦又用奸邪来助成此事，那么梓宫必定不能送回，太后必定不能复归，渊圣皇帝必定不能回来，中原必定不能收复。这一跪下去，膝盖就再也不能伸直；国势衰败，也再不能振兴，这真是值得痛哭流涕、长声叹息的事。先前陛下辗转海道逃难，危急得像堆叠起来的鸡蛋一样，当时尚且不肯面向北方向金人称臣，何况如今国势稍有发展，诸将全都锐气旺盛，士卒都想着奋勇杀敌。

译只是近来金人横行，伪豫政权入侵，我们本来就曾在襄阳打败他们，在淮上打败他们，在涡口打败他们，在淮阴打败他们；与前日渡海逃难的危急相比，已经强过万万倍了。假如不得已终于用兵，难道我们就会立即处在敌人之下吗？如今无缘无故反而退缩，我想使万乘之尊屈膝，向穹庐行拜礼，那么三军将士即使还没有交战，士气也已经消散了。这就是鲁仲连之所以在道义上不肯尊秦王为帝，并不是舍不得尊秦的虚名，而是痛惜天下大势有不可为之处。如今内有百官，外有军民，众口一辞，都想吃王伦的肉；诽谤议论喧腾不息，陛下却听不到，我正担心一旦发生变故，祸患将不可测。我私下认为，不杀王伦，国家的存亡就还无法预知。即便如此，王伦还不值得说什么。秦桧身为皇帝的心腹大臣，竟也替他出谋划策；陛下有尧舜那样的资质，秦桧不能把陛下引导成唐虞时代的圣君，却想把陛下引导成石晋那样的君主。近来礼部侍郎曾开等人援引古代义理来驳斥他，秦桧竟厉声反驳说：“侍郎熟悉旧例，难道只有我不知道吗？”由此可见秦桧坚持错误、刚愎自用的情状了。可是他竟上奏请求命令台谏官和侍从大臣共同议论可否，这不过是害怕天下人的议论，随后让台谏官和侍从大臣共同分担诽谤罢了。有识之士都认为朝廷无人，唉，真可惜啊！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管仲不过是霸主的辅佐，尚且能够使左衽之地改变为衣冠礼义之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把衣冠礼义的风俗驱赶回左衽之乡；这样说来，秦桧不仅是陛下的罪人，实在也是管仲的罪人。孙近附和秦桧的主张，于是得到参知政事的职位。天下人盼望治理国家，就像饥渴盼望饮食一样，而孙近在中书省尸位素餐，对事情全都含糊地说可说不可。秦桧说：“敌人可以讲和。”孙近也说：“可以讲和。”秦桧说：“天子应当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我曾到政事堂，连续三次发问，孙近都不回答，只说：“已经命令台谏官和侍从大臣议论了。”唉！参与辅佐重大政务，却只是这样徒然占据职位；如果敌军骑兵长驱直入，还能抵御外侮、挫败敌军吗？我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都可以杀。臣充任枢密院属官，按道义不能与秦桧等人共同戴在同一片天空下；我这点心愿，是希望把三人的首级悬挂在槀街，然后拘留金国使者，责问他们无礼，再慢慢兴兵问罪。这样三军将士即使不战，士气也会自然增加一倍。否则，我只有奔赴东海而死罢了，难道还能处在这个小朝廷中苟且求生吗？【辛亥年上奏，有关文字凶狠悖逆，被削除名籍，流放到昭州。】《言行录》说：朱公上书极力排斥群臣的议论，出任福州佥判，获罪后改任新州，又改为吉阳军，遭贬居海外二十年。卢溪王庭珪写给胡邦衡的亲笔信说：我自去年听说邦衡因进言论事被贬到昭州，朝廷内外都为之震动仰望。我曾约人刻印校订这部书，作一首送行诗，等待邦衡南行，想仿效昔日送唐介的事，成为一时的盛事。后来遗憾邦衡被贬得太轻，这首诗便作罢了。从前陈莹中、邹志元名震天下，被称为敢于进言的人。然而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利害，还没有达到今天事情的严重程度。国家危急了，谏官、御史都不敢说话，而邦衡以一个编修官的身份触犯天子的威严，折服宰相也不后悔，这绝不是所谓偶然的事情。天下士大夫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应当知道称颂邦衡。正道还没有丧失，公正的舆论一旦发出，天子就会叹息着想见这个人。邦衡即使想披散头发隐居山林，效法我的闲居生活，也已经不可能了。王卢溪送朱公赴新州的诗二首：“坐罪被贬到辰州，封缄的奏章刚刚送上九重宫门。这一天，清都中虎豹般的卫士安闲无事，百官都动容观看奏牍，有几个人回头看着朝班而感到惭愧。声名高过北斗星辰之上，身躯却坠落到南方州郡的瘴疠海边。哪里还用等到

译将来公正的舆论出现，汉廷就会下诏召回贾谊呢？大厦本来就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的，我却想凭一己之力支撑将要倾倒的危局。痴愚的孩子不明白官场中的事情，男子汉就应当为天下承担奇伟之事。当日那些奸佞谄谀之徒全都胆战心惊，我一生的忠义只有自己心里知道。只要能够吃饱新州的饭，所到之处的江山都足以扶持我。”

译《古文集成》卷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集成》卷五十六，宋王霆震编，前辛集二 封事 壬午应诏封事【朱文公】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臣朱熹冒死恭敬叩拜，上书于皇帝宫阙之下。臣恭敬地思量，太上皇帝重新建立天下，受天命而中兴，忧劳勤勉，恭敬节俭，三十六年间，年高而天下太平，于是深思天下国家的根本大计。一天之内，竟把四海之广、天子之尊，从自己的内心传给圣明的皇帝陛下。陛下恭敬承受慈父的训诲，应天命登临帝位，刚刚即位没有多久，但在施政措置之间，用来大大安慰百姓期望的举措，日新月异，几乎没有一天虚度，其规模本来已经宏大深远了。然而陛下仍然谦逊退让，不以圣明智慧自居，首先下达明确诏书来征求直言，这尤其足以显示帝王的高尚风范，也可知晓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天下真是幸运。臣身处草野，深深自我思量，天下这样广大，并不是没有人才；忠言嘉谋、崇高的议论和宏大的见解，想来已经一天天陈述在陛下面前，恐怕还嫌不足，却仰望陛下的清明容光，没有什么可以稍微供陛下采纳选择的。何况臣如此愚昧，即使想贡献一点微薄意见，哪里能对陛下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呢？又想到即位后求取言论，历代圣君相承，把它当作旧例，那么难道不知道今天陛下求言的本意，只是姑且用来具备旧例而已吗？还是确实想广泛听尽群臣百姓的意见，希望得到万分之一的帮助呢？臣实在愚昧，不知从何说起；但爱戴君主、尊崇天子的心出于犬马般的诚意，有不能自已之处，所以冒死进言。惟愿陛下留心听取。臣恭敬读诏书，其中说：“朕自身有过失，朝廷有缺漏，百姓有忧乐，四海有利弊，都允许中外士人百姓直言极谏。”臣以为，陛下在潜邸宫中涵养德行，近三十年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没有任何嗜好显露在私下宴饮之间，也没有一件过失传闻于朝廷内外；天未明就上朝，严肃恭敬、警惕戒慎，仁爱孝顺的德行取得上下信服。这些足以使众生深深仰望，也足以引发太上皇帝深厚的慈爱，使陛下接受托付、统有天下，必定有其原因。然而，关于圣躬的过失，臣没有听说过。如今陛下即位不久，便延请登用旧臣宿老，召用直臣，抑制侥幸之徒以整顿朝纲，洗雪冤屈愤懑以振作士气；私人进奉不再送入内库，恭敬节俭的德行日日传闻于四方。凡是天下人想做却尚未实行、所忧患却尚未革除的事情，都依次停止或施行，几乎没有留下遗憾。然而，关于朝政的缺漏，臣也没有听说过。至于百姓的忧乐、四海的利弊，那确实是有的。然而臣隐居闽地十多年，足迹从未到过四方，见闻所及的事情，其中有些经过内心私下推度，都不是今天适合在陛下面前说的，不敢一一列举来扰乱圣听。至于阴暗地拱手、闭口沉默，始终不替陛下说一句话，那又不是臣所敢心安的。臣听说召公告诫成王说：“一个人刚生下来，没有什么不在最初就开始，自己招致明智的命运。”孟子也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而行。”如今上天的眷顾刚刚重新降临，人心的期望又正殷切，这正是陛下端正根本、慎正开端、自己招致明智命运的时候，也是顺应时势和事理、乘势有所作为的机会。何况陛下圣明德盛，天下人传诵称道已经多年。如今陛下登上帝位，万物都看见了陛下的心意，大概都把非同寻常的事业、非同寻常的功业寄望于陛下，而不只是希望陛下做一个守成的贤明君主。然而祖宗的疆土还没有恢复，宗庙的仇耻还没有洗雪，戎狄的奸诈变幻无常，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在这样的时刻，陛下为了急切有所作为、来满足百姓的期望，应当怎样做呢？这样说来，今天不仅是陛下不可错过的时机，也是国家盛衰、治乱的关键，宗庙社稷安危、荣辱的征兆，也都将在今天决定。陛下是我大宋的盛明之主，而今天正是陛下的盛大时机。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期望，那么祖宗遗留下来的百姓和后代子孙就再也不会归心于陛下了，能不害怕吗？能不害怕吗？臣愚昧而罪该万死，私下认为，圣躬虽然还没有过失，但帝王之学不能不熟悉讲习；朝政虽然还没有缺漏，但修治政事、抵御外敌的计划不能不早日确定；百姓的利害忧乐虽然不能一一列举，但根本所在不能不加以重视。因为不讲学，过失就会萌芽；计划不确定，缺漏就会扩大；根本不端正，后流的弊病就不可胜数。臣请允许我为陛下详细说明。臣听说尧、舜、禹相互传授帝位时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纯专一，才能真正把握中正。”尧、舜、禹都是大圣人，生来就有智慧，本来似乎无需学习，然而仍然说“精”，仍然说“一”，仍然说“执”，正说明即使生而知之，也还要借助学习才能成就。陛下圣明德行纯厚，与古代圣人相合，生而知之的境界，臣实在无法窥测。然而臣私下听道路传闻说，陛下最初在潜邸涵养德行时，亲自阅读简册，按照衡石所定的课程，不过是讽诵文辞、吟咏性情而已。近年以来，圣心独自探求，想要寻求大道的要领，又颇为留意老子、释氏的书籍；关于这些传闻，臣疏远在外，不知道是否可信。可是臣私下认为，如果果真如此，那就不是用来承受上天赐予的神圣资质、使其达到尧舜盛德的办法。因为记诵华美辞藻，不是用来探究道的本源、提出治国之道的；虚无寂灭，也不是用来贯通根本与枝末、树立大中之道的。因此古代圣帝明王的学问，必定要通过格物致知，穷尽事物的变化，使呈现在眼前的一切事物，其中所存的义理纤细微小之处都完全照见，清清楚楚地呈现在心目之间，不容有丝毫隐晦；这样自然就会意念诚实、内心端正，而用来应对天下事务，就像数一二、辨黑白一样明白。如果不学习，或者虽然学习却不以此为主，那么内外、本末就会颠倒错乱；即使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孝友恭俭的德行，智慧也不足以明辨善恶，见识也不足以穷究事理，最终对于天下的治乱仍然没有补益。这样说来，人君学习还是不学习，所学的正确还是不正确，都在方寸之心之间；而天下国家治理得好还是不好，所受的关系竟这样重大，哪里是浅显小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