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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八 《宋文选目录》　总集类 卷一 欧阳永叔的文章 卷二 欧阳永叔的文章 卷三 司马君实的文章 卷四 司马君实的文章 卷五 司马君实的文章 卷六 范希文的文章 卷七 王禹偁的文章 卷八 孙明复的文章 卷九 孙明复的文章 卷十 王介甫的文章 卷十一 王介甫的文章 卷十二 余元度的文章 卷十三 曾子固的文章 卷十四 曾子固的文章 卷十五 石守道的文章 卷十六 石守道的文章 卷十七 石守道的文章 卷十八 李邦直的文章 卷十九 李邦直的文章 卷二十 李邦直的文章 卷二十一 李邦直的文章 卷二十二 李邦直的文章 卷二十三 唐子西的文章 卷二十四 张文潜的文章 卷二十五 张文潜的文章 卷二十六 张文潜的文章 卷二十七 张文潜的文章 卷二十八 张文潜的文章 卷二十九 张文潜的文章 卷三十 张文潜的文章 卷三十一 黄鲁直的文章 卷三十二 陈莹中的文章 【臣】等谨慎考订：《宋文选》共三十二卷，没有注明编纂者的姓名。考察张邦基《墨庄漫录》，其中说崔伯易有《金华人记》，编入《圣宋文选》后集，那么这部书应当是它的前集，成于南渡以前。所选都是北宋文章，从欧阳修以下共十四人，只选取与经学和政治有关的作品，诗、赋、碑、铭一类不收。书中没有三苏的文章，却收录了黄庭坚、张耒的文章，难道是因为当时对苏氏文章的禁令最严，而对黄、张一类稍微宽松吗？其中又没有二程的文章，大概是不把他们当作文士看待。何焯《义门读书记》在他所校订的《元丰类稿》后面说：己卯年冬天，我在保定行台【按：何焯当时在直隶巡抚李光地的署中】阅读…… 内府赐给大臣的《古文渊鉴》中，有六篇不在该集内，即《书魏郑公传后》《邪正辨》《说用上田正言书》《上欧蔡书》。后来得知立斋相公【按：立斋是大学士徐元文的别号】有几册建本《圣宋文选》，其中有南丰文章两卷，嘉善人柯崇朴借来抄录，于是流传到外面。这六篇都在其中，如此等等。考察《书魏郑公传后》一篇，《宋文鉴》也收载了，并不只是见于这部集子。何焯大概考察得不够周详。不过南丰的《外集》《续稿》如今都已失传，他散佚的篇章只有依靠这部集子保存下来，这也不能说没有功劳。宋人选编宋文，南宋流传的还很多，北宋则只有这部集子保存下来。它的完备程度虽然比不上《文鉴》，但编选用意严谨慎重，应当是能文之士编成的，尤其不能与南宋建阳书坊本——那种出自书商杂抄的书——等同看待。乾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一 欧阳永叔的文章 《本论》上 佛法成为中国的祸患已有一千多年，世上那些卓然明智、不受迷惑而且有力量的人，没有不想除掉它的。曾经有人除掉过它，但它又大规模地聚集起来进行反攻；暂时打败它，它反而更加坚固；扑灭它还没有成功，它反而更加炽盛，终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难道它果真不可除去吗？大概只是没有懂得正确的方法。医生面对疾病，必定要推究疾病从哪里发生，然后医治受病的部位。疾病乘人体正气虚弱而侵入，善于治病的医生不去强攻疾病，而致力于调养正气；正气充实，疾病就会消退，这是自然产生的效果。所以，拯救天下的祸患者，也一定要推究祸患从哪里发生，然后医治受到祸患的地方。佛在西方，距离中国最远，但中国有佛已经很久了。尧、舜和三代时期，王政修明，礼义的教化充满天下。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佛，也没有途径进入中国。等到三代衰微，王政有缺失，礼义废弛，过了二百多年以后佛才传到中国。由此说来，佛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乘着王政有缺失、礼义废弛的时候而来，这就是祸患发生的根本。补救王政的缺失，修复废弛的礼义，使王政清明、礼义充足，那么即使有佛，也无法对我们的百姓发挥作用，这也是自然的趋势。尧、舜和三代治理天下，设置井田制度，登记天下人口，按照人口数给每个人授予田地。凡是人的力量能够胜任耕作的，没有不拥有田地并耕种它的；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分别确定他们的徭役赋税，用来督促那些不勤劳的人，使天下人的力量都用在田地上，而不去顾及其他事情。然而又担心他们劳累而懈怠，因而陷入邪僻，于是制定牲牢、酒醴来供养他们的身体，设置笙、匏、俎、豆来愉悦他们的耳目，在不耕作、休息体力的时候用礼仪教育他们。因此，根据他们打猎制定搜狩之礼，根据他们嫁娶制定婚姻之礼，根据他们死亡和安葬制定丧祭之礼，根据他们饮食聚会制定乡射之礼。这不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作乱，也借此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这些都是人的大伦。所以凡是养生送死的道理，都顺应人的欲望，为他们制定并修饰相应的礼仪，使之丰富而有文采，用来使他们喜爱，从而容易趋向它；顺应人的性情加以节制，用来防止他们过度。然而还担心这样仍然不够，于是又设立学校来讲明这些道理。因此上自天子郊外，下至乡党，没有地方没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来学习，使他们互相告诫劝导，诱发那些愚昧懒惰者。唉，这是多么完备啊！尧、舜和三代治理天下就是这样，他们考虑百姓的心意非常精细，治理百姓的工具非常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非常周密，诱导百姓的方式非常深厚，勤勉地施行并使之落实到各种事物之中。这些事情逐渐浸润百姓，深入人心。所以百姓生活在世上，不用力耕种田地，就从事礼乐活动；不在家中，就在学校之间。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没有不是礼义和音乐的内容，他们趋向这些却不知道疲倦，终身看不见其他异物，又哪里有空闲向外羡慕呢？所以说：即使有佛，也没有途径进入中国，是因为有这些治理百姓的工具。等到周朝衰微，秦国兼并天下，把三代的制度全部废除，王道从中断绝。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勉力使治理所需的工具完备，防范百姓的方法周全。佛就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出，一千多年间，传来的佛法日益增多，我们所施行的政教日益败坏。井田最先废除，于是土地兼并和游惰奸诈之事兴起。后来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以及一切用来教化百姓的工具，也相继全部废除。这样以后，奸邪的百姓有了闲暇去做别的事情，善良的百姓也茫然不再知道礼义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奸邪的百姓有余力，就想做邪僻之事；善良的百姓看不到礼义，就不知道应当趋向什么。佛在这个时候乘着空隙，正好鼓吹它荒诞宏大的学说来牵引百姓，百姓就不得不跟从它、归依它了。又何况王公大人往往带头提倡并尊崇佛法，说：佛是真正可以归依的对象。既然这样，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归依佛呢？幸而有一个没有受迷惑的人，正怒气冲冲地说：佛是什么东西？我要拿起武器把它赶走。他又说：我将要发表一番言论来排斥它。千年的祸患遍及天下，难道是一个人一天之内能够办成的吗？百姓沉溺其中，已经深入骨髓，不是口舌言辞所能胜过的。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过去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纷乱，孟子对此忧虑，专门宣讲仁义的学说；仁义的学说胜过杨、墨，杨、墨的学术就废止了。汉代，诸子百家同时兴盛，董仲舒对此忧虑，于是退而修明孔子的道；孔子的道理彰明，百家自然就止息了。这就是修治根本以战胜它的效果。如今有八尺高的男子，身披铠甲、手持武器，勇力超过三军，然而见到佛就下拜，听到佛的学说就产生畏惧仰慕之诚，这是为什么呢？他确实身材壮健英俊，只是内心茫然，没有什么可以守持，所以才会这样。一个普通的士人，身材微小，柔弱怯懦，进退都畏惧胆怯，然而听说有佛法，就把正义显现在脸上，不仅不向它屈服，反而想驱逐它、断绝它，这又是为什么呢？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学问明白、礼义纯熟，内心有可以守持的东西来战胜它。所以，礼义就是战胜佛法的根本。如今一个普通士人，懂得礼义尚且能够不向佛法屈服；假使天下人都懂得礼义，就能够战胜佛法了。这是自然的趋势。《本论》中 过去荀卿子的学说认为人的本性原本是恶的，并著成一篇文章来坚持这种观点。我起初喜爱他的学说，等到看见世人归依佛教，才知道荀卿的说法错误得很。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些信奉佛教的人，抛弃自己的父子关系，断绝夫妇关系，这对于人的本性非常乖戾，而且还有像蚕食、虫蛀那样的弊病。然而百姓都相继归依佛教，是因为佛教有宣扬行善的说法。唉！假如真能使我们的百姓明白礼义就是善，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继跟从礼义呢？只是对他们的教导和晓谕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佛教的说法已经被人们听熟了，进入他们的内心，已经很久了。至于礼义之事，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听过。如今如果向众人号召说：禁止你们信佛，来实行我们的礼义，那么百姓将会惊骇而逃走。不如逐渐推行，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趋向它，这才可以。鲧治水时采用堵塞的方法，所以水患更加猛烈；等到禹治水时采用疏导的方法，水患才平息。大概祸患深重、形势强盛，就难以正面抗拒；不如逐步驯导，使它自行消退，这样容易做到。如今尧、舜和三代的政治原则还在流传，它们的制度也都存在。假如真能讲习并修治它们，勤勉地施行，逐渐浸润百姓，使百姓都乐于趋向它们，那么它们就会充行天下，佛法也将无从发挥作用。

译古书说：万物没有什么能够同时强大，这是自然的趋势。何必一定要烧掉佛经、焚毁佛寺呢？从前戎、狄、蛮、夷杂居在九州之间，所谓徐戎、白狄、荆蛮、淮夷之类就是这样。三代衰微以后，这些族类一起侵入中原，所以秦国凭西戎占据宗周，吴国、楚国都僭越名号自称为王。《春秋》记载“用鄫子”，传文记载“被发于伊川”，孔子也把不穿左衽衣服视为幸事。在那个时候，即使佛没有传入中国，难道祸乱还会不大吗？由此说来，王道不彰明、仁义废弃，百姓的祸患就紧迫了。等到孔子作《春秋》，孟子抵制杨、墨的学说，王道才重新彰明。如今九州的百姓，没有不右衽而戴冠束带的；他们所遭受的祸患，只是佛法而已。战胜佛法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难行的学说，只是担心人们忽视它而不去实行罢了。祭祀上天、祭祀大地，以及宗庙、社稷和朝廷的礼仪，都是天子的大礼。如今这些都已举行；至于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是郡县官府应当办理的事情，只在于讲明并颁布罢了。然而如果不勤勉地施行，不逐渐浸润百姓，就不能进入人心而形成教化。自古帝王的政治，必定要经过一代以后仁政才能形成。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将会说：佛传入中国已经一千多年，有力量的人尚且对此无可奈何，为什么还要采用这种迂缓的说法呢？这就是因为一天的功效不能迅速完成，便放弃必须经过一代才能完成的功业而不去做，难道不可惜吗？过去孔子感叹制作俑殉葬的人不仁，大概是感叹有人开了逐步发展的先例，最终发展到用活人殉葬。既然如此，倡导佛教的人不比制作俑的人更加严重吗？佛教刚传来时，人们没有看到它的危害，反而引导它进入中国；如今它的危害已经显著，并不是要等到先知先觉者的明察之后才看得见。然而人们安然处之，不以为怪，这是为什么呢？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反转，气数穷尽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常理。如今佛教盛行已经很久了，正可乘它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使它反转变化，这并不困难。过去三代的政治，都是圣人的事业；等到实行久了，也必然产生弊病，所以三代的治术都改变其质朴与文饰，彼此补救。即使佛是圣人，等到它产生弊病，也还应当加以补救，何况它并不是圣人呢？奸邪之士能够得到人们信任，虽然是小人，也一定有某种长处可以取得信任，所以古代君主会被他们迷惑，直到国家动乱灭亡还没有醒悟。如今佛法可以说既奸诈又邪僻，但它的学说也有足以迷惑人的地方，使世上的君子即使看见它的弊病，却不考虑加以补救，难道这也是善于迷惑人的结果吗？还是因为没有找到补救它的方法呢？补救它，没有比修治根本来战胜它更好的办法；舍弃这个办法而想有所作为，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孟轲那样的辩才，太公那样的阴谋，我看他们的力量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言论还没有来得及说出，计策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已经先陷入祸败了。为什么呢？因为祸患深重、形势强盛，难以正面抗拒；如果不逐步驯导、逐步施行，就没有办法战胜它。所以说：修治根本来战胜它。这篇文章题作《本论》。《本论》下 天下的事情都有根本和末节。治理天下，也有先后次序。尧、舜的典籍说得简略。后世治理天下，没有不取法于三代的，因为三代能够推究根本和末节，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三王治理天下，用法度和数量使天下平均，用爵位和土地使诸侯国相等，用井田制度划定百姓的土地，用职事安排官员。天下有确定的数量，诸侯国有确定的制度，百姓有确定的产业，官员有确定的职责。这样使下级供奉上级时勤劳而不困乏，使上级治理下级时简便而不劳累。财物足以供日常使用，还可以用来防备天灾；兵力足以抵御祸患，又不至于成为祸患。凡是这些基础都具备以后，才修饰礼乐，兴起仁义，以此教育引导百姓。因此政令容易施行，百姓容易役使，风俗淳厚，王道就成就了。即使有荒怠的君主和孱弱的后代继承，仍然能够延续七八百年才停止。三王治理天下，难道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财物一定取自百姓，官员一定靠俸禄供养，禁止暴乱一定要依靠军队，防范百姓一定要使用刑罚。这些与后世治理天下的办法大体相同。然而后世常常多有动乱败亡，三王却独能保持安定，为什么呢？三王善于推究根本和末节，知道事情的先后，并且做事有条理。后世拥有天下的人，谁不想国家安定而且治理得好呢？他们用心更加劳苦，政事却更加不能成功，战战兢兢地常常担心动乱败亡降临，却总是因此走到动乱败亡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推究根本和末节，不知道事情的先后。当今应办的事务很多，应当优先办理的有五项。其中两项，是主管官员所知道的；另外三项，则是他们还没有思考到的。满足天下的用度，没有比财物更优先的；关系天下安危，没有比军队更优先的。这是主管官员所知道的。然而财物丰足了，如果征取没有限度、使用没有节制，那么下层百姓更加困顿，上层政府更加劳苦；军队强大了，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军队就会骄纵而产生祸患。所以节制财用、驾驭军队，没有比建立制度更优先的。制度已经完备，军队已经可以使用，财物已经足以供用，那么共同守护这些成果，没有比任用人才更优先的。因此，均平财赋而节制军队，建立法制来约束它们，任用贤能来守护法制，尊重名节来激励贤能。这五项彼此相互作用，是拥有天下者应当办理的事务，也是当今世上应当优先做的事，却是执掌政事的人所忽视的。如今四海之内，并没有发生叛乱；上面的政令，也没有暴虐；天时造成的水旱灾害，也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故；君臣上下，也不是不和睦。然而在这样安宁而广大的天下，既没有一点动乱的端倪，南方却敢杀害奉天子之命的官吏，西方敢有强横不服的王，北方敢有抗拒礼制的皇帝，这是为什么呢？人口数量一天天增加，土地的产出一天天扩大，公家的用度一天天紧迫，四方不服从，中国不受尊重，天下的财力不能充实，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上述五项都没有完备。请姑且说其中一两项。如今农民赶着去耕作，可以说很劳苦了；工商之人在山林川泽中谋取利益，可以说很勤劳了；朝廷征收赋税，主管榷易、商利的官员搜取得可以说细密到没有遗漏了。然而一遇到水旱灾害，如明道、景祐年间那样，天下公私财物就会匮乏断绝。这说明在没有发生大事的年代，百姓没有一年的储备，国家也没有数年的积蓄。由此可知财物不足。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使士兵赴汤蹈火；如今厢军、禁军，主管官员不敢役使，万不得已而暂时使用他们，就称为借倩。他们士兵之间相互说：官府来借用我。官府的文书也写作倩。赏赐，本来是用来酬劳功劳的。如今因为大礼的缘故，给没有立功者也发赏赐，三年一次，所费达八九百万。主管官员不敢拖延发放赏赐的日期。士兵得到赏赐，不以自己没有功劳为惭愧，反而认为赏赐多才称心，把赏赐少的与好的相比，嫌弃厌恶数额小；如果不合心意，就聚集呼喊，拿着棍棒想要攻击天子的大臣。没有战事的时候，尚且如此。

译由此可知军队骄纵。财物全部支出却仍然不足，是因为没有确定的数量；军队敢于骄纵，是因为使用军队还没有掌握方法。由此可知制度没有建立。财物匮乏，军队骄纵，法制不统一，却没有人奋不顾身、以身许国。由此可知没有任用人才。没有任用人才，并不是没有人才。那些人有的怀有才能、积蓄知识，只是因为当时正厌恶喜好名声的人，各自藏匿收敛，不敢奋发显露，唯恐接近名声，触犯当时人所厌恶的事情。因此人人都把贤能变成愚钝；愚钝的人没有什么可责备的，贤能的人却遭到讥讽嫉恨，于是使天下的事情将要松弛废弃，却没有人敢出力去办理。这种不崇尚名节的弊病，是天下最大的祸患。所以说五项全都废弃了。从前五代的动乱，可以说到了极点。五十三年之间，更换五个姓氏，十三位君主；亡国和被杀的有八人，执政时间长的不过十多年，严重的只过三四年就灭亡。五代的君主难道都是愚蠢的人吗？他们内心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为长久安定作打算吗？只是他们的力量有所不能做到，时势造成的。当时，东方有汾、晋，西方有岐、蜀，北方有强大的狄族，南方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裂成十三四个部分，四面包围着它；即使是狭小的中原，又有叛将和强臣割据占有。那些统治天下的君主，大多即位治理国家的时间很短，威势和恩德还没有普遍施行，只有强有力的君主和勇武的统治者竭力去做，不过是勉强自我守成；不幸遇到懦弱的儿子、软弱的孙子，往往传了一两代就再次陷入动乱和败亡。因此，供养军队就像养儿子却要给虎狼吃食一样，还唯恐它们不肯为自己效力，哪里还敢用残破困敝的百姓来供养军队呢？无所不征的赋税、按户征收的防务钱、像用簸箕聚拢一样的搜刮，还唯恐不够，哪里还谈得上节省财用来使百姓富足呢？天下的形势，正像一间破屋：修补它的内里，角落就会坍塌；整治它的椽子，栋梁就会倾倒；只能到处支撑扶持，苟且保存罢了，哪里还有空闲按照规制，讲求圆规方矩来建立制度呢？所以军队没有制度，使用军队没有节制，国家没有法度，一切都只是苟且敷衍罢了。如今宋朝成为宋朝，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定僭越和叛乱，没有敢于抗敌的国家；对内削弱方镇，没有强大的叛臣；天下统一，四海安宁。治理国家不能说不久，天下的疆域也不能说不广。俗话说：衣袖长，善于跳舞；钱财多，善于经商。这是说有资本，做事情就容易。如今承继三位圣主的基业，据有天子的尊号，拥有四海一家这样广大的天下；大禹划定的贡赋地区，全都向朝廷输纳，任凭君主取用，不能说财用不足。六尺高的士卒，能够肩负戈矛、穿戴铠甲，力量足以拉开五石的弩、弯开二石的弓的，有数百万人，全听凭君主制约和驱使，不能说军队不足。朝廷内外担任职务的官员有数千人，三班和吏部经常积存的候补官吏又有数百人；每三年发布一次诏令，穿布衣来应诏的人有一万多人，参加礼部考试的有七八千人，全凭君主选用，不能说贤才不足。百姓没有见到战争，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对外振兴军备、排斥夷狄，对内修明法度、兴起德化，全凭君主施为，不能说没有空闲。凭天子的慈爱、圣明、仁厚和俭朴，再得到一两个明智的大臣，与他们共同谋划，天下的积蓄可以达到汉文帝、汉景帝时的富足；制定礼乐，可以达到成周的盛况；奋发威势功业、彰显名声，可以达到汉武帝、唐太宗那样的显赫；论说道德，可以兴起尧舜那样的治理。然而，财用不足以供君主使用，下面的百姓却已经困敝；军队不足以威慑外敌，内部却有敢于骄横的人；制度不能成为万世遵循的法则，反而一天比一天纷乱繁杂，一切苟且敷衍，与五代时期没有不同，这实在令人叹息。这就是所谓处在能够取得成就的地位，遇上能够取得成就的时机，又拥有能够取得成就的资财，然而有谁会畏惧困难而长久不去做呢？

译朋党论 我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只希望君主能够辨别其中的君子和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同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小人同小人因为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我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小人所喜爱的是俸禄和利益，所贪求的是财物；当他们利益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结成朋党，这种朋党是虚假的。等到他们争着获取利益，或者利益耗尽、交情疏远了，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彼此保全。因此我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成朋党的关系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诚和信实，所珍惜的是名誉和节操；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会志同道合、互相增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就会同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始终如一，这才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主的，只应当斥退小人的虚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朋党，天下就治理好了。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结为一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这些小人的朋党，提拔八元、八恺这些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因此大为治理。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禹、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互相称赞，互相推让，二十二人结为一党，而舜全都任用了他们，天下也大为治理。《尚书》说：“纣有亿万臣民，却各怀亿万颗心；周有三千臣民，却只有一条心。”纣王的时候，亿万臣民各有不同的心思，可以说并没有结成朋党。然而纣王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子结成一个大朋党，周朝却依靠他们兴盛起来。后汉献帝时，把天下所有的名士都抓来囚禁，称他们为党人。等到黄巾贼兴起，汉王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把党人全部释放，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末年，逐渐兴起朋党的议论。到唐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全部杀死，都投入黄河，说：“这些人是清流，应当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了。前代的君主，能够使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没有谁比得上纣王；能够禁止善人结成朋党，没有谁比得上汉献帝；能够诛灭清流朋党，没有谁比得上唐昭宗时期。然而他们都使自己的国家陷入动乱而灭亡。互相称赞、互相推让而不自相猜疑，没有谁比得上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舜也不猜疑他们而把他们全都任用。然而后世并不讥笑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骗，反而称舜为聪明的圣人，正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期，把全国的三千臣子都合在一起结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没有谁比得上周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三千人〕 然而周朝依靠这个朋党而兴盛，是因为善人虽多也不嫌多。唉！兴亡治乱的踪迹，做君主的可以把它作为鉴戒了。春秋论上 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后来流传出两种说法，那么应当听从哪一种呢？回答说：听从其中可信的那一种。那么怎样知道哪一种可信而听从它呢？回答说：根据传述此事的人来判断并相信它，也可以。普通人的说法是那样，君子的说法是这样，那么就舍弃普通人的说法而听从君子。君子博学多闻，但他的传述也不可能没有错误。君子的说法是那样，圣人的说法是这样，那么就舍弃君子的说法而听从圣人。这是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的道理，然而学习《春秋》的人却偏偏与此不同。孔子是圣人，万世所应信任的，只有他一人。至于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这三个人，虽然博学多闻，但他们的传述不可能没有错误。孔子对于经文，三人对于传文，如果有所不同，学习者却宁可舍弃经文而听从传文，不相信孔子而相信三人，这是多么糊涂啊！经文记载鲁隐公的事情，说：“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到他死时，记载说：“鲁隐公薨。”孔子自始至终都称他为“公”。三人却说：“他不是公，只是摄政。”学习者不听从孔子称他为公，却听从三人称他为摄政。他们讲到晋灵公的事情，孔子记载说：“赵盾弑杀了他的君主夷皋。” 三人却说：“不是赵盾弑杀的，是赵穿弑杀的。”学习者不听从孔子、相信是赵盾弑君，却听从三人、相信是赵穿弑君。他们讲到许悼公的事情，孔子记载说：“许国世子止弑杀了他的君主买。”三人却说：“不是弑杀，许悼公是因病死亡，世子止只是没有亲自尝药。”学习者不听从孔子、相信是弑君，却听从三人、相信只是没有尝药。他们为什么舍弃经文而听从传文呢？经文简洁直截，传文新奇，传文中有令人喜欢的议论，所以学习者乐于听闻，也容易受到迷惑。我不敢说自己没有迷惑，然而我对孔子的信任是坚定的。经文所记载的，就是我所相信的；经文没有记载的，就是我所不知道的。诘难者说：“你的话是因为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的。”三人都曾向圣人学习，而传文是用来解释经文的。经文文字隐约而含义深远，三人顺着经文加以阐发，所以经文有不说出的地方，传文能够详尽说明，并不是要另立两种说法。我说：“经文没有记载的，三人又是根据什么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呢？”回答说：“推究事情的前后可以知道，而且他们还从所传闻的材料中得到依据。”国君一定要即位，而《春秋》没有记载鲁隐公即位，传文便由此知道他是摄政。弑君的人后来不再出现在经文中，而赵盾又再次出现在经文中，传文便由此知道弑君的不是赵盾。君主被弑杀而凶手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下葬；而许悼公却记载了下葬，传文便由此知道世子止并不是真正弑杀了他。经文文字隐晦，传文曲折而通畅地加以说明，学习者便认为三人的说法揭示了圣人的深意，所以才听从他们，并不是说舍弃孔子而相信三人。我说：“既然如此，那么三人妄自揣测圣人、迷惑学习者，只是三人的过错罢了。假如学习者一定要相信三人，我无法强行改变他们；假如他们只是追求事情的是非真相，那么我就不得不替这件事加以辨析。” 春秋论中

译孔子为什么要修订《春秋》？是为了端正名分、确定等级，探求实情、核实事实，辨别是非，彰明善恶。这就是《春秋》创作的原因。自从周朝衰微以来，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诸侯国彼此屠杀，争相做君主，天下到处都是这种情况。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能够喜爱退让、懂得谦让，处在争夺国君之位的乱世，却怀有让国的高尚节操。孔子在经文中得到这件事，应当怎样把它辨析清楚？应当怎样褒扬彰显它？难道他肯抹去息姑摄政的事实，跟随众多君主的称法，诬称他为公吗？所谓摄政，是臣子代行君主职事的名称。伊尹、周公以及共和时期的臣子，都曾摄政，却没有听说商、周两代的人把他们称作王。假如息姑确实摄政，而称号却与正式君主没有区别，那么名分就不端正，是非也不清楚。所谓摄政，是内心不想做君主，而身体暂时代行君主的事务；虽然行使君主的职事，实际却不是君主。如今经文称他为“公”，那就等于把息姑内心不想成为君主的事实抹去，由孔子强加给他一个虚假的名号，抹杀了事实。唉！如果不探求实情、不核实事实，善恶就无法彰明；这样一来，孔子的用意就浅薄了，《春秋》也就荒谬了。《春秋》的措辞有相同和不同之处，尤其谨慎严密而又简约，用来辨别容易混淆的地方、明确禁防，慎重取信。在是非善恶难以辨明的时候，这正是圣人尽心之处。息姑摄政时，结盟、征伐、赏赐、刑罚、祭祀，都由他发出命令；鲁国人全都听从他。说他不是正式君主的依据还剩多少呢？只不过是没有占有君主的名号罢了。假如名和实都归于他，那么又从哪里知道他是摄政呢？所以息姑是否摄政，只在于称他为“公”还是不称他为“公”；辨别疑点、明确禁防，全系于此。况且他有让位给桓公的志向，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被杀了；他活着时，志向不能实现；死后又被加上违背本意的虚假名号，那么息姑的遗恨，凭什么在后世得到伸张呢？他极为高尚的节操、难以彰明的善行，又怎么能寄望于《春秋》来显现呢？如今解释《春秋》的人，都把名字、姓氏、氏族的取舍看作轻重所在，所以说“一字便有褒贬”。况且“公”这一个字，难道不比名字、姓氏、氏族更重要吗？孔子对于名字、姓氏、氏族，都不随意加在别人身上，难道会把“公”字妄加给别人而抹杀事实吗？由此来说，鲁隐公如果确实是摄政，孔子决不会记作“公”。孔子记作“公”，那么鲁隐公就决不是摄政。诘难者说：“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记载‘即位’呢？”回答说：“鲁惠公去世时，关于他的事情没有见于经文，那么鲁隐公开始即位的情况也无法知道。孔子在二百年以后得到前代遗留下来的史书来修订《春秋》，对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就留缺不写，这样才是用来传信。”诘难者又说：“说鲁隐公是摄政的，只有左氏；公羊、穀梁也都认为他是假摄政，是暂时即位以等待桓公。所以可以暂且假称为公。”我说：“鲁国的事情，都由他处理；鲁国的人，都听从他。活着时称他为公，死后记载他薨。根据什么知道这是暂时假称呢？” 春秋论下 弑君和叛逆，是最大的罪恶。犯这种罪，任何功劳都不能赎免；对于人来说，不能容忍；在法令上，也不应赦免。法律施加于人，即使是小罪也必须慎重，何况是施行大法来惩治大恶呢？既然轻率地加以重罪，又轻率地赦免，那就是自己侮辱法律，人民也不会畏惧。《春秋》的法则，不会这样轻率。三人的说法是：《春秋》记载赵盾，是因为他没有讨伐凶手，所以给他加上大恶之罪。后来又因为赵盾实际上没有弑君，于是再次在经文中出现，以表明赵盾无罪。这就是先轻率加罪、又轻率赦免罢了。假如认为赵盾没有弑君之心，难道可以轻率地给他加上大恶吗？假如认为赵盾没有讨伐凶手，按情理应当责备、应当给他加罪，那么他后来一直顽固地不曾讨伐凶手，既不改过自新来赎罪，为什么又突然赦免他，使他同无罪之人一样呢？这样无论进退都说不通。这不是《春秋》的用意。赵穿弑杀君主，是大恶；赵盾不讨伐凶手，不能替君主报仇，又使下面的刑罚失当，这两件事的轻重显然不能相比。即使赵盾应当受责备，赵穿又怎么能免罪呢？如今反而赦免首恶、把他当作善人，却让无辜的人承担大恶，这就可以断定事情绝不会是这样。《春秋》的法则，是使作恶的人不能侥幸免罪，使有疑似之处的人得到辨明，这就是所谓是非公正。按照三人的说法，当初晋灵公想杀赵盾，赵盾逃走而免于一死。赵穿是赵盾的族人，于是弑杀了晋灵公，而赵盾没有讨伐他。他的行迹涉及参与弑君，这是疑似而难以辨明的事情，圣人尤其应当探求实情、核实事实，把它说明白。假如赵盾果真有弑君的心思，那么罪过自然在赵盾，不能说他只是因为法律而承受恶名、实际上却是贤人。假如他果真没有弑君之心，那么就应当为他辨明，首先端正赵穿的罪恶，使罪责有所归属，然后再责备赵盾纵容凶手；这样赵穿的大恶就不能侥幸逃脱，赵盾涉疑的行迹也得到辨明，而他不讨伐凶手的责任同样不能推辞。这样一来，是非善恶就清楚了。如今却让作恶的人免罪，使有疑似之处的人蒙受弑君大恶，这可以断定绝不会是圣人的做法。假如说赵盾不讨伐凶手，是因为他有侥幸弑君的心思，等同于亲自弑君，所以宁可舍弃赵穿而治赵盾的罪，这只是预先猜测奸诈、凭主观揣测办案的官吏所为，是矫情偏激的做法，不是孔子忠恕之道，也不是《春秋》以王道治理人的法则。孔子忧虑旧史是非混乱、善恶不明，所以修订《春秋》。即使旧史真是这样，他难道肯依从而不加以纠正吗？难道肯依从这种说法加以称赞，反而教人越境逃避罪恶吗？由此便可知道，这是错误的传说。诘问者说：“既然如此，那么夷皋究竟是谁弑杀的？”

译回答说：“孔子所记载的就是正确的：是‘赵盾弑杀了他的君主’。”如今有一个人，父亲生病，他亲自送药却没有亲自尝药；又有一个人，父亲生病时没有亲自送药，而两个父亲都死了；还有一个人，手持刀刃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把这些人交给官吏审理。这三个人的罪过相同吗？回答说：即使是平庸的官吏，也知道不能相同。亲自送药却不知道尝药的人，有爱父亲的孝心，只是不熟习礼制，这是值得悲悯的；他是无罪的人。没有亲自送药的人，确实不孝；虽然没有爱亲人的心，却没有杀父亲的意图，即使是善于审理案件的人，也应当把他同手持刀刃的人区别定罪，何况前一个人有亲自送药的孝心，反而要同手持刀刃的人承担相同的罪呢？这是平庸的官吏也不会做的事。既然如此，假如许世子止确实只是没有尝药，孔子决不会记作“弑君”。孔子记作“弑君”，那么世子止就决不是仅仅没有尝药。诘难者说：“圣人是借世子止这件事来垂示教训罢了。”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借世子止来垂示教训，不过是想让人知道应当尝药。圣人只要明白地说一句话告诉世人，就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何必给孝子加上大恶的名声呢？况且尝药的事情最终没有见于经文，使后世只知道世子止弑君，却不知道药应当亲自尝试；教训还没有垂示，却已经把人置于大恶之中。” 圣人垂示教训，不会这样迂曲。假如说是为了责备世子止，那么也不会这样苛刻。诘难者说：“既然如此，赵盾为什么又出现在经文中？许悼公为什么记载了下葬？”回答说：“弑君的大臣不出现在经文中，只是三人的说法罢了。难道圣人确立了关于许悼公下葬的法则吗？又怎么知道是因为没有讨伐凶手才记载下葬呢？从世子止因弑君之事见于经文以后，过了四年，吴国击败许国军队；又过了十八年，到鲁定公四年，许男才开始见于经文而不书名。许国的事情在经文中记载得很简略，世子止的事迹已经无法知道了。诘难者说：“三人的说法并不是凭空臆测，而是从他们所传承的材料中得到的。既然如此，传承下来的材料全都不可信吗？”回答说：“传闻怎么能全部相信？《公羊传》《穀梁传》把尹氏之死说成正卿之死，《左传》却把尹氏之死说成鲁隐公母亲之死；一个认为是男子，一个认为是妇人。由传承得来的材料大概就是这样，难道可以全部相信吗？” 石鹢论 依据天道，顺应人事，该记载的就记载，该删削的就删削，这就是《春秋》创作的宗旨。援引其他学说，攻击异端，是正确的就肯定，错误的就否定，这就是三传彼此不同的地方。至于向上揣度天意，向下考察人情，推究极其隐微的道理以探寻万事的根源，重视将来而确立一代王法的，没有比《春秋》更接近这些要求的了。所以杜预认为经是不可删改的书，范宁也说经义必定合乎正理。然而对于一部经书的宗旨，三传却有不同的说法，彼此互相否定，学习者因此疑惑。鲁僖公十六年，宋国落下五六块石头，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左氏传说：“落在宋国的是石头，是星星；六只鹢鸟倒退着飞，是风的缘故。”《公羊传》又说：“听到它们坠落的声音时，察看它们是石头；仔细辨认，是五块，所以先说石头，后说五块。远看是鹢鸟，慢慢看才知道是倒退着飞，所以先说六只，后说鹢鸟。”《穀梁传》的意思，又认为先后说数目，是表示聚集和分散的措辞。连石头和鹢鸟这样的事，都要耗尽辞说来解释，何况是关于人的事情呢？左氏辨别的是事物本身，公羊和穀梁鉴察的是其中的意义。唉，难道圣人的防范不是只有一种吗？还是后世学习者的见解有所偏颇呢？为什么纷纷扰扰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春秋》记载二百年间的事情，以及阴阳的变化、灾异的显现；所听闻的事情，追究到它的结局，各自都有条理。况且左氏把石头当作星星，鲁庄公七年曾有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如果所谓陨落的就是星星，那么应当说星星陨落而变成石头，怎么会不说星星而直接说陨石呢？大水、大雪作为灾异，必定要记载。假如是小风使鹢鸟自行倒退，那就不是风力造成的；假如是大风把它们吹得倒退，那么众鸟都会倒退，难道只有鹢鸟倒退吗？成王时期的风有拔起大树的力量，也没有听说能使鸟倒飞。如果风能够使鹢鸟倒飞，那就超过成王时期的风了，可是经文为什么只不记作“大风吹得鹢鸟倒飞”呢？按照《公羊传》的意思，是因为先看见石头的数目、看见鹢鸟后又逐渐辨清，所以按次序说出这些话。况且孔子出生在鲁定公、鲁哀公时期，距离鲁僖公已经五代；在石头陨落、鹢鸟飞过的时候，是宋国人把它们按次序记入旧史，那么这又不是孔子善于记事了。况且孔子隔了几代修订经文，又怎么能亲自数石头、观察鹢鸟呢？穀梁认为石头后面说“五”，鹢鸟前面说“六”，是因为石头和鹢鸟都是无知之物，圣人尚且不会为了谨慎记数而颠倒先后，那么对于人的褒贬也就可以知道了。至于西狩获得麒麟，却不记载有几只麒麟；鸜鹆来筑巢，却不记载有几只鸜鹆。难道唯独对石头和鹢鸟谨慎记数，却对麒麟和鸜鹆疏忽吗？如果这样，那么孔子的意旨就荒谬了。他们却不知道，圣人记载灾异，只是为了彰明劝诫罢了，又何必拘泥于仔细记录数目呢？如果一定要说这是为了谨慎辨认事物、仔细查明数目，那么人人都能做到，并不是只有孔子才可以做到。唉！三家的说法，没有一个正确的。而周朝内史叔兴又认为，阴阳的事情并不是吉凶产生的原因。天裂属于阳，地动属于阴；阴气压制阳气，就会发生日食；阳气胜过阴气，年成就会干旱。阴阳的变化显现出来，就成为灾祸或祥瑞；国家的兴亡，也由此发生。既然说是阴阳的事情，谁能说它不是吉凶产生的原因呢？这不是太荒谬了吗！”

译泰誓论 《尚书》说商朝开始责怪周，是因为周攻灭了黎国；所说的攻灭黎国的人，就是西伯。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事，他攻打黎国并获胜后，商人已经怀疑他难以控制而担忧他。假如西伯显然表现出不臣服的样子，与商朝并立而称王，像这样过了十年，商人反而安然不觉得奇怪；他的太师老臣如祖伊、胶鬲一类的人，也默默地彼此看着而没有一句话，这难道符合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荒诞的说法。以纣王的雄猜、暴虐，他曾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制成肉脯。西伯听说后，私下叹息，于是被纣王拘捕囚禁，几乎不能免于死亡。等到西伯背叛商朝、不再称臣而自行称王，商王反而宽容他而不追问，竟达十年之久，这难道符合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荒诞的说法。孔子说：“天下分为三份，西伯占有其中两份，却仍然服事商朝。”假如西伯不称臣而称王，怎么能够服事商朝呢？况且说西伯称王，究竟是从哪一种说法产生的？孔子的话，却是万世应当信任的。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荒诞的说法。伯夷、叔齐是古代懂得义理的人。当他们让出国君之位离去时，回头看天下已经没有可以归附的人；听说西伯贤明，便一同前往归附他。在这个时候，纣王虽然无道，毕竟还是天子。天子在上，诸侯却不称臣而称王，那就是僭越叛逆的国家。然而伯夷、叔齐不认为这不对，依附他很久也没有离开。直到武王讨伐纣王，他们才认为这种行为不对而离去。他们两人起初回头看天下没有可以归附的人，最终却依附于僭越叛逆的国家而不离开；不责怪他的父亲西伯，却责怪他的儿子武王，这难道符合人情吗？由此说来，认为西伯受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荒诞的说法。《泰誓》称“十有一年”，解释者因此认为，是从文王受命九年和武王守丧二年合计而来。于是他们把西伯听虞人、芮人争讼，说成受命之事，以此作为元年，这又是荒诞的说法。古代君主即位，必定称元年，这是常事，并不把它看得特别重要。后世那些学问迂曲的人解释《春秋》，才开始把改元看作重大事件。那么它果真是常事吗？如果是，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如果果真是重大事件，那么西伯即位时已经改过元年了，中间不应当改元却又改元；到武王即位时，本应改元却反而不改元，竟沿用先君的元年，把他守丧的时间也合并计算为十一年；等到他讨伐商朝、取得天下，那件事比听讼重大得多，却又不改元。由此说来，认为西伯以受命之年作为元年的说法，是荒诞的说法。后世的学者如果知道西伯生前没有称王，中间也没有再次改元，那么《尚书》《诗经》所记载的文王、武王之事，就会明白无误而不受歪曲。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武王守满丧期后才讨伐纣王，《泰誓》为什么称为十一年？”回答说：“守满丧期后讨伐纣王，是各家杂说中的小道消息；《泰誓》却是六经中明白的文字。从前孔子处在衰微的周朝末年，忧虑众说纷纭、惑乱当时，于是退下来修订六经，作为后世的法则。孔子死后，距离圣人渐远，众说又兴起，与六经互相混乱。自汉以来，没有人能够辨明纠正。如今如果有卓越的学者，一概以六经为可信，那么《泰誓》所说的就是武王的事情；‘十有一年’就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司马迁撰写《周本纪》，虽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文王墓前举行祭祀，然后在孟津整治军队；但写《伯夷列传》时，又记载了“父亲死了却没有下葬”的说法，这些都不能作为可信的依据，所以我不取用它们。以《尚书》为可信，就可以了。易问上 有人问：“大衍之数，是《易》的精髓吗？”学习者没有不对此尽心研究的。回答说：“大衍之数，是《易》的末节，何必在这上面尽心呢？”又问：“《易》是文王创作的。它的书是六经，它的文字是圣人的言论，它所讲的事情是天地万物以及君臣、父子、夫妇、人伦的大端。大衍只是筮占的一种方法，并不是文王所关注的事情。”那么这就不值得学习了吗？回答说：“掌握大的根本，就可以兼顾小的末节；从来没有只学习小的末节而能够达到大的根本的。”懂得这一点，然后才知道应该怎样学习《易》。六十四卦自古以来就被使用。夏、商时期，关于筮占的说法在《尚书》中略有记载。文王遭逢纣王造成的乱世，怀有忧虑天下的心情，抱有谋虑万世的志向，却没有地方施展，于是认为卦爻由奇偶之数产生，阴阳变化交错而形成文理，其中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的形象，也具备治乱、盛衰、得失、吉凶的道理；于是借用卦爻来寄托自己的言论，称它为《易》。到了后世，人们才用它来占筮。孔子出现在周朝末年，担心文王的志向不为后世所知，而《易》专门被用来占筮，于是作《彖传》《象传》，阐明卦的意义，必定称说圣人、君子、王后等来对应所讲的事情，又常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这样宏大的事物为言辞，大概是为了说明《易》并不只是用于卜筮。孔子因此推究《易》的本来意义，纠正世俗的错误，后来文王的志向才充分显明，《易》也才开始列入六经。《易》沦为卜筮之书，并不只是当今才这样。假如没有孔子，那么文王的志向就会被埋没而不为人所知。六爻的文字，是占辞；大衍之数，是占法；这些都是古代所使用的。文王改变了占辞，却没有改变占法，所以说“大衍”并不是文王所创作的事情。所谓占辞，包含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的形象，以及治乱、盛衰、得失、吉凶的道理。学习者把这些占辞专门用于筮占，尚且会被孔子认为不对，何况抛弃这些占辞而执着于占法，想借此看见文王作《易》的用意，不是离文王的本意更远吗？凡是想做君子的人，应当学习圣人的言论；想做占卜的人，应当学习大衍之数，只看自己选择什么罢了。易问中

译有人问：“《系辞》果真不是圣人所作，前代的大儒和君子为什么不加以论述呢？”回答说：“何止是《系辞》呢？舜涂饰粮仓、挖井的故事，六经没有记载，孔子的门徒也没有讲过，大概只是街巷间流传的话。到了后来传得久了，孟子的门徒竟把它当作事实讲述，其中本来就有出自荒谬妄说的内容。起初，大儒和君子认为世人不会相信，所以搁置不论；等到传得久了，后世反而认为连大儒和君子都没有非议它，那一定就是实情，于是就不加斥责了。由此，学问迂曲的人沉溺其中的越来越多。自孔子去世以后，周朝更加衰微，王道丧失、学术废弛，进入战国之后，各家异端纷纷兴起。《十翼》的说法，不知道起源于什么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和君子都没有加以论述。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凭什么知道它不是圣人所作？’回答说：‘大儒君子研究学问，只要把道理通达了就够了。中等才智以下的人，即使指给他事迹、提着他的耳朵、反复给他作譬喻，仍然会有迷惑；他们长期沉溺于习惯听闻的说法，学问迂曲的人又喜欢制造奇异的说法来争胜。为什么有“子曰”这样的字样呢？那是讲师的言论。我曾经用下面的话给学习者作过譬喻：“元，是善的首领；亨，是美善的会合；利，是义的和谐；’ ‘贞，是事情的根本。’这就是所谓《文言》。当初鲁国穆姜讲说这段话时，是在鲁襄公九年之后十五年，而孔子才出生。《左传》传述《春秋》，固然有许多浮夸荒诞的言辞，但它用心也一定是想使自己的书能够取信于后世。假如左丘明知道《文言》是孔子所作，就一定不会把它追溯附会到穆姜的说法上，从而使后世产生疑惑。大概左丘明没有想到后世会把《文言》说成孔子所作。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难道孟子喜欢非难六经吗？他排斥其中杂乱的说法，正是为了尊崇经书。” 易问下 有人问：“大衍是占筮的事情，难道对于关于筮占的说法没有任何非议吗？”回答说：“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它的解释是错误的。使用四十九根蓍草，把它们分为两部分，挂起一根，四根一组地数，归并余数，再两次以扐数记录余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至于说象征二、象征三，直到把乾坤的策数作为配合万物的数目，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传文说：“有智慧的人创造万物。” 传文又说：“百工所做的事情，都是圣人创造的。”筮法，是上古圣人的方法。它所使用的数，出于自然，神妙而不可测，四十九这个数就是如此。它的作用，贯通变化而没有穷尽，七、八、九、六就是如此。正因为不可测、无穷尽，所以称为神；正因为神妙，所以可以用来占筮。如今所谓大衍之法，把万物取来配合数目，用来对应蓍草，这是可以测量的；用九、六来确定乾坤的策数，这是有界限而可以穷尽的。何况用它占筮却不灵验呢？奇偶是阴阳之数，阴阳是天地的正气。二气升降，有进退，却没有老少之分。况且圣人从来没有这样说，即使《系辞》内容庞杂，也没有讲这种道理。”问者说：“既然如此，九和六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回答说：“四十九根蓍草，没有一根不用。从前谈大衍的人，只取四根一组数出的策数，却舍弃挂、扐的数目。如果同时知道挂、扐的多少，九、六的变化就可以知道了。蓍草的数没有固定的配合，阴阳没有老少之分，乾坤也没有固定的策数。懂得这些，然后才懂得筮占。唉！如果没有孔子，文王的《易》难道会沦为卜筮之书吗？如果没有王弼，《易》难道会沦为异端的说法吗？凭借孔子来探求文王的用心，凭借王弼来探求孔子的意旨，再凭借我的话来探求王弼的是非得失，也是可以的。

译原弊论 孟子说：“养活生者、送葬死者，是王道的根本。”管子说：“粮仓充实了，才知道礼节。”所以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也是王政由此兴起的基础。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从来不敢忽视它；如今做官吏的人却不是这样，只处理文书、听取诉讼罢了。听说有讲求农业的事情，便彼此相视而笑说：“真是鄙陋的人，只知道赋税财用最急迫，却不知道把农业放在首位，这是没有推究治理国家根本和末节的先后。”知道致力农业，却不知道节省用度来爱护农民，这还没有完全懂得务农的方法。古代治理政事的人，上下互相转移资用，用来帮助下面的劳动，做得非常勤勉；上面使用物资有节制，百姓没有遗留的劳力，国家也不过度耗费。上面爱护下面，下面供给上面，使双方不互相困扰。夏、商、周三代的法制都是这样，而周代最为完备。周代的法令说：“按照井田和牧地的制度经营田地，十分取一；一个农夫的劳力，督促他一定尽到职责；一天的用度，节省它一定要估量收入；一年的耕作，供给公家和百姓的粮食，全都出自其中，而且常常有余。”所以三年就能积存足够一年使用的储备。如今却不是这样，耕田的人不再被督促尽力，使用财物的人也不再计算收入和支出。一年的耕作，供给公家仅仅够用，百姓的粮食却不超过几个月；更严重的，田间收获的工作刚刚完成，就簸取糠麸来吃秕糠稗子，有的采摘橡实、储存菜根来熬过冬春。糠壳、橡实，是孟子所说的猪狗食物，而终年劳作的百姓却不能免于吃这些东西。一旦不幸遇到水灾或旱灾，百姓就会相互枕藉而成为饿死的人，这实在令人叹息。三代治理国家时，公卿、士、庶人的俸禄粮食，兵甲、车辆、牛只的财用，山川、宗庙、鬼神的供给，从来没有缺少过。这些都出自农业，而百姓耕种的不过是如今九州的土地。每年发生灾荒，也时常有，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如今本来完全拥有过去的土地，而制度又没有超过三代，过去使用财物常常有余，现在却常常不足，为什么呢？是因为两种做法正好相反。过去知道致力农业，也知道节省用度；如今却以懒惰的农业来供给没有节制的用度，所以如此。不只是农业不勤勉，又制造许多弊端来消耗它；不只是不能按照民力节制用度，甚至也不估量上天赋予土地的承受能力。什么叫许多弊端？有诱使百姓离开农业的弊端，有土地兼并的弊端，有劳役的弊端。请让我详细说明。如今那些坐在华屋中、享用美食而无所事事的人，称为“浮图之民”；仰赖衣食、养活妻子儿女的人，称为“兵戎之民”。这些人在三代时期，都是耕作南亩的农民。如今议论政事的人，把浮图同周公、孔子的事业并列，说：“三教不能废除”；把兵戎说成：“国家的防备不能废除。”浮图不能同周公、孔子相提并论，这是不用说也容易知道的。请允许我试着说明。国家自景德年间停止战争以来，已经三十三年了。曾经经历战争、使用过兵器的士卒已经老死，如今留下的士卒全都没有听过金鼓之声，也不知道战阵是什么。他们生长在无事之时，饱食暖衣，形势使他们不能不骄横懒惰。如今卫兵入宫值宿，不亲自拿被子，而叫别人替他拿；禁兵领取粮食，不亲自背负，而雇人替他背。骄惰到了这种程度，何况肯冒着辛苦去战斗吗？前些日子西部边境的官员，如高化军、齐宗举，两次用兵都立即失败，这就是结果。即使军队能够忍受辛苦、能够作战，哪怕耗费农民来供养他们，也还可以；无奈他们只有做兵的虚名，实际上却是骄横懒惰、毫无用处的人。古代凡是长大、强壮、健全的百姓，都在田地里务农；农闲时就教他们作战。如今却大不相同，一遇到灾年，州郡官吏便用尺来量百姓的身高，考察他们是否强壮，把他们招去做禁兵；其中身材稍矮、体力稍弱而达不到标准的人，就登记下来做厢兵。官吏招募人数多了有赏，而百姓正处于穷困之时，便争着投军。所以一遇到灾荒，留在田地里耕作的就只有老弱之人了。可是官吏却说：“不把他们收编为兵，就怕他们成为盗贼。”唉！他们只知道这些人一时不会做盗贼，却不知道他们终身骄惰，靠窃取食物为生。古代身材高大、强壮健康的人从事耕作，老弱的人游荡懒惰；如今身材高大、强壮健康的人游荡懒惰，老弱的人却留下耕作。为什么反差这样大呢？然而百姓竭尽力量耕作，有的还免不了吃猪狗一样的粗食；一旦离开田地去做僧人或士兵，便终身安逸享乐，吃丰厚精美的食物。这样，耕田的百姓就不得不日益减少。所以说：“有诱使百姓离开农田的弊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是民力耗损的一个方面。古代按人口授田，家家给养充足，人人生活富足。井田制度败坏以后，土地兼并便兴起了。如今大致有一家拥有田地达到百顷的，供养着几十家佃客。其中使用主人的牛、出自己的力来耕作的，以及使用自己的牛、耕种主人的田地并分取收益的，不过十多户。其余都是缴纳产租而寄居的，称作浮客，并且有余田可耕。这几十家，本来都不是富裕而有积蓄的人家。他们春秋祭祀社神、婚嫁、丧葬所需的物品，又不幸遇到灾荒和官府差事，在缺乏费用时，曾向主人借债，后来偿还时，利息不是本金的两倍就是三倍。等到庄稼成熟，先交出种子和赋税，然后再分配收成。偿还三倍的利息后，所得全部用尽，有时还不够支付耕作的工本。早晨交完，晚上就缺粮，于是又要借贷。所以冬春借粮时，就指着夏天的麦子作为偿还之物；麦子偿还完了，到了夏秋又指着冬天的禾谷作为偿还之物。像这样的几十家佃户，常常吃着三倍利息的粮食，而一家人却把百顷土地的收益全部取走。也就是说，拥有百顷土地并缴纳赋税的是一家，尽力耕种并交纳收成的却是几十家。即使国家有宽减征收、减轻赋税的恩惠，也只是白白遮盖了一家人的幸运，而几十家人的困苦仍然照旧。所以说：有土地兼并的弊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是民力耗损的一个方面。百姓中有幸不受人役使、能够拥有田地自行耕种的，从下至二顷、一顷，都按等级登记在册；官府差役多的列为大役，少的列为小役，直到不能承受，便低价卖掉田地，有的逃亡离去。所以说：有劳役的弊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是民力耗损的一个方面。这三种弊病，是其中的大端；此外还有一些奸邪的百姓，离开农业去从事浮华巧伪的工艺，以及兼并土地、经商贩卖的人，为了僭越奢侈而耗费；又有贪婪的官吏任意索取，赋税征收没有名目。这些弊病无法一一列举。

译既不劝导百姓勤劳，又用各种弊病来消耗他们，大体说来，天下普通百姓中，那些富裕而尊贵的人把粗劣食物变成精美食物，一个人常常吃掉五个人的食物。那些当兵的人，供养父母、妻子和儿女，再计算运输供给的费用，一个士兵常常吃掉五个农民的食物。那些做僧人的，供养子弟而使自己丰衣足食，一个僧人常常吃掉五个农民的食物。贫民借取高利贷来糊口，一个人常常吃掉两三个人的食物。天下怎么会不贫乏呢？为什么说没有估量百姓的力量来制定节制办法呢？如今是估量国家的用度而向百姓征取，却从来没有估量百姓的力量来确定国家的用度。古代冢宰制定国家用度，估量收入来安排支出；一年所得，三分之一供给公家，一份供给百姓食用，一份用来防备灾荒。如今不先制定国家用度，却临时向百姓一概征取，所以有支移之赋，有和籴之粮，有入中之粮，有和买之绢，有各种杂料物品，还有茶、盐以及山林湖泽的利益，有专卖，有征税。这样制定仍然不足，有关官司便屡次改变法令，争夺极其微小的利益，费尽心力却越来越不足，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制度没有预先确定，征取又没有限量。为什么说没有估量上天力量所能承担的程度呢？这是说不知道水旱灾害的意思。阴阳之气在天地之间升腾下降、相互推移，不可能没有失常和伏藏，就像人的身体有血气，不可能没有疾病一样。所以善于治病的医生不能使人永远没有疾病，只能加以治疗；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使年年没有灾荒，只能加以防备。尧、汤这样的圣人也不能使水旱灾害不发生，只能做好防备。古代丰年补救灾荒的办法是，耕种三年必须留下一年的储蓄，也就是每三年预先以一年必定遭灾来作准备。这是古代善于了解天时的人。如今有关官司安排赋役，只够一年的用度，等于预期上天年年不会发生水旱灾害，所以说没有估量上天力量所能承担的程度。此前两三年连续遭遇旱灾和蝗灾，公家和私人都缺粮，正是预期上天不会发生水旱，最终却遇上了灾害，而又没有储备的缘故。井田制什一而税的办法，不能再施行于今天；谋划国事的人，不如顺应百姓来制定制度。关键在于，下层百姓尽力耕作而不受消耗和弊病，上层估量百姓的力量而用度有节制，那么百姓和国家差不多就都能富足了。如今士大夫正共同修建太平的根基，大力推行以农为本来振兴农业，所以我特意探究这些弊病并列举出来，等待那些兴利除害的人从有关官司那里采纳。《宋文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二 欧阳永叔的文章

译上给皇帝的封事书 某月某日，臣欧阳修冒死拜了两拜，上书给皇帝陛下。臣近来承蒙诏书，允许以密封奏章陈说政事。臣学识愚陋浅薄，不能广泛援引深远的道理来说明国家治乱的根源。谨慎地选取当前的急务，分条列为三种弊病、五件事情，以回应诏书所要求的内容。伏望陛下裁量取舍。臣听说，自古以来君王治理天下，即使有忧劳勤勉的心志，如果不知道达到治道的关键，心里越劳苦，事情反而越乖谬；即使有采纳谏言的明察，如果没有坚决实行的果断，言论越多，听取时反而越迷惑。因此，做君主的，应当把琐碎事务责成臣下办理，而专门处理大事、独自决断，这就是达到治道的重要方法。采纳一条意见而认为可以施行，即使众人的议论反对，也不应使它受阻，这就是坚决实行的果断。懂得这两点，天下就没有难以达到的治道了。臣伏见国家一旦大规模用兵，天下便骚动不安。陛下思考社稷的安危，忧念兵士和百姓的困苦，四五年来忧劳勤勉，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士兵一天比一天疲弱，贼势一天比一天强大，合九州的力量，才平定一个西戎小国，弱小的敌人尚且没有一个人敢于向前。如今北方又有强大的敌人违背盟约、妄自发动事端，今后将拿什么抵御他们呢？从来令人忧虑的是西北，如今西北都叛乱了；所厌恶的是盗贼，如今盗贼都兴起了。所忧虑的是水旱灾害，如今水旱灾害发生了；所依靠的是百姓的力量，如今民力困乏了；所急需的是财用，如今财用缺乏了。陛下心中的忧虑一天比一天加重，天下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这就是臣所说的用心虽然劳苦，却不知道达到治道的关键。近年朝廷虽然广开言路，献计的士人不下数千，然而事情反而越来越多，连应付都来不及。过去采纳的众多议论纷纷杂乱，到临事之时，究竟哪一条计策可以采用？这就是臣所说的听取言论虽然多，不如实行时果断。臣伏思圣心最忧虑的事情，以及当今最缺乏的东西，不过是没有兵、没有将、没有财用、没有抵御戎敌的策略、没有可以任用的大臣。这五样东西，陛下忧虑它们没有，而臣认为如今全都有。然而陛下不能得到并使用它们，是因为陛下没有想出使用它们的方法。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土地狭小，兵员和百姓不多，却还能向南夺取荆楚，向西平定蜀国，向东攻下并州、潞州，向北窥伺幽燕。当时所使用的兵力、财物、将领和官吏，数量有多少呢？大概是善于使用它们，所以不觉得少。哪里像今天承继百年祖宗的基业，完全拥有天下的富强，人口众多、物产丰盛，比过去多十倍。所以臣敢说：我们有兵，有将，有财用，有抵御戎敌的策略，也有可以任用的臣子。然而陛下都不能使用它们，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朝廷有三大弊病。什么叫三大弊病？一是号令不谨慎，二是赏罚不明确，三是不考核功绩和实际成效。这些弊病在上面因循不改，下面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废弛、败坏。臣听说，号令是天子的威势，赏罚是天子的权力。如果号令繁多却不能取信于人，赏罚施行却不恰当，那么天下就不会服从。所以还必须以实际功绩来责求臣下，这样号令才不会虚发，赏罚才不会滥施。因此，谨慎发布号令、明确施行赏罚、责求实际功绩，这三件事是帝王的奇特治术。自古以来像汉武帝那样的英雄君主，像唐太宗那样的聪明君主，都能懂得这三种方法，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柄。因而这两位皇帝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想做的都能如意。汉武帝喜欢用兵，便诛灭四夷，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以满足他的心愿；想求得将领，便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才能供他驱使；想得到贤士，便有公孙、董仲舒、汲黯之类的人来满足他的心意。唐太宗喜欢用兵，便诛灭突厥，攻破辽东，威势遍及四海，以实现他的志愿；想求得将领，便有李靖、李勣之类的人接受他的驾驭。想得到贤士，便有王珪、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之辈侍奉在身边。这两位皇帝凡是有所作为，后世都无法赶上，可以说所求无不得到，所想都能如意。没有别的办法，只是能够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柄罢了。伏望陛下凭借圣明的资质，超过汉武帝和唐太宗，又完全拥有唐、汉两代的天下。然而想要抵御边疆敌人，常常担心没有兵；想要击破贼寇，常常担心没有将；想要供养军队、使国家富足，常常担心没有财物；想要用威势使四夷服从，常常担心没有策略；想要任用贤能，常常担心没有人。这就是所求都不能如意，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没有运用威势和权力的方法。自古以来的帝王，有的被强臣控制，有的被小人迷惑，权力不能出自自己。如今外部没有强臣的忧患，内部又没有专任小人的迷惑，内外臣民都像敬天一样尊敬陛下，像爱父亲一样爱戴陛下，侧耳伸颈，愿意听从陛下的作为，您还顾忌什么而长久不去做呢？如果有一天赫然振奋，运用威势和权力来统御他们，就可以使万事都办成，还担心这五件事不能办好吗？为什么让三大弊病因循下去，而一件事也不能成功呢？臣请求说明这三种弊病：言论变动太多，百姓就不信任；命令频繁更改，下属就难以遵从。如今发布命令的开始，不加以详细审慎，施行不久，随即又改变。用不能取信的言论来行事，用难以遵从的命令来要求人，所以每当有处置事务时，天下都知道朝廷还没有确定的命令，官吏便互相说：“暂且不必施行，不久一定会更改。”有的说：“只是准备礼文下发，略微按照应当破格办理的指挥执行。”早晚之间，果然又改变了。以至于官吏更换频繁，道路上的人疲于迎送文书，文书纵横上下，没有人能够遵守奉行。官吏、军人和百姓，有的听见后叹息，有的听见后暗中发笑。叹息的人有忧虑天下的心，暗笑的人有轻视朝廷的意思。号令到了这种地步，还想感动天下，能够做到吗？这是号令不谨慎的第一种弊病。古今任用人的办法，不过是赏罚罢了。然而赏给没有功劳的人，恩惠就不足以劝勉；惩罚有罪的人失当，威严就没有令人畏惧的地方。即使有人才，也不能使用。臣曾听说，太宗皇帝时，王全斌等人攻破蜀地，功劳不小，但因犯法而被贬黜，十年不予起用。因为当时正要讨伐江南，所以贬黜王全斌和诸将，以此立法。等到江南已经平定，才恢复他们的官职。太宗神威英断，之所以能平定天下，赏罚分明，都是这样做的。自从在关西用兵以来，已经四五年了，在赏罚之际，是非却没有分别。

译大将没有功劳却依旧担任原官，军中看到没有功劳的人也不妨碍担任好官，那么诸将谁肯立功呢？偏将、副将中那些软弱怯懦、逗留不进的人，都应当判处斩罪；可是有的暂时贬职后不久又升迁，有的不贬职而依旧任用。军中看到有罪的人不被诛杀，那么诸将谁肯拼命呢？这叫赏赐不足以劝人，刑罚没有令人畏惧之处。赏罚到了这种地步，还想任用人才，能够做到吗？这是赏罚不明确的第二种弊病。自从出兵以来，处置事务不少，但大多有名无实。请略举一两件，那么其他的也可以知道了。几年来，防守军队不断增加，各路百姓一半都成了兵。其中老弱病残、矮小怯懦的人，多得数不清。名额虽然很多，实际可用的却很少。这是有防兵的虚名，却没有得到兵力的实际效果。新招集的士兵，到处训练，上下催促征调，使百姓不得安居。主持训练的人没有将领的才能，所教的又没有旗鼓进退的法则。往来于州县之间，怨声叹息，纷纷不绝。既然大多是老弱怯懦的人，又没有训练整齐、精熟练达的方法，这是有训练士兵的虚名，却没有训练士兵的实际成效。各州制造的器械，数量已经不少了。制造时已经劳累百姓的力量，运输搬送时又使道路上的人受苦。然而铁刃不锋利，筋胶不牢固，长短大小大多不合规格。大概制造器械的人，只求凑足数目、赶快完工，并不考虑所造之物不能使用。经手的官司又没有检查责问。这是有器械的虚名，却没有器械的实际用途。用没有实际成效的办法，训练弱小怯懦的士兵，让他们拿着钝折而不能使用的器械，交战百次失败百次，实在是必然的道理。到了临事之时才醒悟，哪里还来得及呢？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全都草率马虎。这是不责求功绩和实际成效的第三种弊病。臣所以说，三种弊病在上面因循不改，下面万事便松弛、怠慢、废弛、败坏。至于四方的事务，不能全部说尽，臣请略说其中最大的五件。第一件是兵。臣听说，攻击别人靠谋略，不靠力量；用兵交战斗的是智谋，不是数量。前代用兵的人，兵多的常常失败，兵少的常常取胜。汉王刘寻等人率领百万军队，遇到光武帝九千人便失败，这是兵多者败、兵少者胜。苻坚率领百万大军，遇到谢玄二三万人便失败，也是兵多者败、兵少者胜。曹操率三十万青州兵败给吕布，退回许都，后来又凭两万人击破袁绍的四十万军队。这清楚证明，用兵过多反而失败，兵少的反而可以取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万人〕 何况在荒远的地方，更难凭力量争胜，只能用计谋取胜。李靖在定襄击破突厥，只用了三千兵；后来在阴山击破颉利，也不过一万人。其他用三五千人便在塞外立功的，不可全部列举。大概兵力不在于多，而在于能否运用计谋。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够把少数兵力当作多数使用；不善于用兵的人，兵力虽多却等于很少。臣认为如今增加兵力就会耗费国力，减少兵力反而能够击破敌人。如今沿边的兵力不少于七八十万，可以说很多了。然而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耗，几十个人抵不上一个人。这七八十万兵，不能发挥七八十万人的作用。加上军队没有统一的统制，分散零碎，兵力分得越多越显得少，这是兵法所忌讳的。这就是所谓不善于用兵的人，兵越多反而越少，所以常常交战、常常失败。愿陛下赫然振作威势，整顿激励诸将，精心加强训练，淘汰老弱，这七八十万人中可以得到四五十万可用之兵。古人用兵，常常一人抵当百人。如今既然还不能做到这样，只要能够一人抵当十人，那么五十万人就可以发挥五百万兵力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的人，能够把少数变成多数；古人以少胜多，靠的就是这个。如今不考虑实际成效，只是一味增加人数，耗费国家、耗损百姓，拖延时日，即使贼寇还没有到，天下已经困乏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是将领。臣又听说古语说：“将相并非天生有种，所以有的出身于士人，有的出身于士卒行伍，有的出身于奴仆，有的出身于盗贼。只有能够不拘等级地任用他们，才是名将。”如今国家求取将领的心意虽然迫切，但选拔将领的途径太狭窄。如今诏令近臣举荐将领，却以资历品级加以限制，那么位居下位的英豪就无法得到。考察将领才能，又只以弓马这一人的勇力为限制，那么有智谋、能够抵敌万人之人都被遗漏了。山林中的奇才俊杰，被召来以后，因为贫贱而轻视他们，不过给一个主簿的借职来使用，他们便怏怏不乐地离去。这样，古代屠夫、垂钓者、替人喂牛者中的杰出人物，都被激怒而失去了。以至于没有人可以任用，却宁可任用衰弱、跛脚、庸碌怯懦、昏暗低劣的人，把他们都委任到重要职位，授予兵权，天下三尺高的儿童都替朝廷感到危险。前些日子澶州的士卒，几乎为国家惹出事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议论的人不知道取得将领没有方法，只说当今没有将领。臣希望陛下革除旧弊，奋然精心求取英豪之士，不必限制在低级职位；有智谋策略的人不必用弓马来考验；山林中的杰出人物不必因为贫贱而轻视。只要陛下以非常的礼遇对待臣下，臣下也将以非常的功效来报答，又何必担心没有将领呢？这是第三件事。第四件是财用。臣又听说，善于治病的人会医治患病的部位，善于挽救弊病的人一定会堵塞弊病产生的根源。如今天下财用困乏，弊病在哪里？是因为兴兵作战而费用巨大。过去汉武帝喜欢动用兵力，耗尽历代积累的财富；当时在单于台耀武扬威，不过十万人，尚且能够使国家力量困乏，何况如今七八十万大军，连续四五年而不能解散，所以耗尽天地所生的物产，竭尽万民的膏血，而军费仍然不足。如今即使有明智的人，物资也不能凭空增加，计策也无从产生。只有削减冗余士卒的虚费，训练精兵并迅速作战，功业完成后停止用兵，自然就够用了。如今兵力有可以削减的道理，却没有人敢承担这件事；贼寇有可以迅速攻击的机会，却没有人敢奋勇进击。错过时机而使事情失败，只是白白耗费国家和百姓。只有陛下用威势和权力督促责罚，才有成功的期限。这是第三件事。第四件是抵御敌人的策略。臣又听说兵法说：“上等的用兵，是用谋略攻破敌人；其次是破坏敌人的外交关系。”北方敌人与朝廷通好将近四十年，不敢妄动，如今突然发动他们的狂妄阴谋，意图在哪里？大概是看到中原屡次被元昊打败，所以敢于生出贪心，窥伺空隙而行动。

译如今督促激励诸将，选练士兵，喂饱战马，迅速进入西部边界，只要能够痛击昊贼一次，我军威势就会大振，敌人的计谋也会受挫，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上等用兵、攻破谋略。如今议论政事的人都知道，北方敌人与西部贼寇共同谋划，想合并两国的力量窥伺我方的河北、陕西。如果让两个敌人同时侵犯，我们就难以凭力量支撑。如今如果我们能够先击败其中一国，敌人的势力就减弱一半，便不能独自发动大举进攻，这就是兵法所说的破坏外交关系。元昊的土地狭小，贼兵不多，过去攻打我方时，传闻契丹常常有援兵相助。如今如果北方人正有防备和集结的谋划，而元昊突然遭到攻击，他一定会向契丹求助；契丹分兵援助元昊，就可以牵制契丹南侵的力量；如果契丹不援助元昊，两国之间就会出现嫌隙，彼此猜疑离心，这也是破坏外交关系的策略。假如两国约定日期分路来侵犯，我军能够在约定日期之前大举出击，那么元昊仓皇自救尚且来不及，哪里还能与契丹互相配合呢？这就是破坏他们原先确定的盟约，使他们不能按照约定日期行动。兵法所说的“使亲密的关系离间”，也是破坏外交关系的办法。昊贼叛逆以来，幸而屡次取胜，长久以来便有轻视诸将的心理。如今又看见朝廷正忧虑契丹，在河朔经营布置，一定以为我军不能向西出兵。如今趁着他骄傲懈怠，正是迅速奔驰、急速攻击的时候。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是取胜的上策。前年西部将领曾请求出兵进攻，当时敌人的气势正盛，我军还没有训练好，朝廷尚且允许他出兵。何况现在元昊已有可以进攻的形势，这个时机不能错过。他正庆幸我们忧虑河北，没有料到我们能够向西征讨；出其不意，这就是可以进攻的形势。自从四路分设统帅以来，如今已经半年，经过训练和恩信抚慰，士兵已经可以使用，所以近来屡次奏报小胜，这是我军逐渐振作、贼军气势逐渐受挫的表现，这也是可以进攻的形势。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使两个敌人先来进攻，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臣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意见狂妄，秘密诏令四路统帅共同商议并实行，这是第四件事。第五件是可以任用的臣子。臣又听说古语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忠诚守信的人。”何况如今文武常选官员充满朝廷，遍布天下，其中并不是没有才智之人。陛下总理万机大事，既没有空暇全部认识这些人，所以不能亲自进用贤能、罢退不肖。执政大臣每每沿袭旧例，也不敢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审官、吏部、三班的职掌，只是掌管文书簿籍和差遣任命罢了，也不敢越级进用贤能、罢退不肖。这样，从上面的天子到下面的有关官司，没有一个人能够进用贤能、罢退不肖，所以贤能和愚劣混杂，侥幸者彼此容纳。三年升迁一次，完全没有分别表彰。平时没有事情，常常嫌官员太多，却又不能办理差遣任命；一旦遇到事情，需要用人时，常常说“没有人可以使用”。自古任用人的办法，没有像今天这样荒谬的。如今议论的人有的说，以举荐人的数量达到要求来升官，就是进用贤能；犯了罪便贬黜，就是罢退不肖。这是不知道其中弊病的严重。大凡善恶之人各按类别聚集，所以喜欢贪污的人各自举荐贪婪污浊的人，喜欢财利的人各自举荐搜刮索取的人，性情庸懦的人各自举荐没有才能的人，守持廉节的人才举荐公正能干的人。朝廷不问是非，只看到举荐人的数量足够，便给举荐人升官，那么公正能干的人升迁了，贪婪污浊的人也升迁了，搜刮索取的人也升迁了，没有才能的人也升迁了。混乱到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作为进用贤能的办法吗？如今罢黜责罚官吏，哪里有澄清、纠察、举发的制度呢？只有犯贪赃罪的人，因为百姓控告申诉，才可能被罢免。那些能够玩弄法律条文来求取财贿的人，也是强横狡猾的官吏，政事必定由自己掌控，所以即使搜刮剥削豪强百姓，有时还不会危及贫弱之人。至于没有才能的人，不能主持事务，众多胥吏共同作奸欺骗，那么百姓无论贫富，都会同时受到祸害。这样说来，贪赃的官吏和没有才能的人造成的祸害是相等的。如今贪赃官吏因自己败露而被罢黜责罚的，十个人中也去不了一两个。至于没有才能的人，上下都知道却不追究，宽缓放纵、容纳奸邪，弊病到了这种地步，难道可以作为罢退不肖的办法吗？贤能和不肖既然没有区别，官职虽然设置得很多，却没有人可以使用，也就很自然了。臣希望陛下明确赏罚，责求实际功绩，那么人才都会列在陛下面前了。臣所以说，五件事全都存在，但陛下不能使用，是因为有弊病的缘故。三种弊病和五件事情，臣已经详细说过了，只有请陛下选择采用。天下的事务，不过就是这些。如今上有天象变异，下有地理失常，内有人心怨恨，外有四夷进攻，形势如此，大概不是迟疑宽缓的时候。只希望陛下防备臣言语狂直，甘心等待诛戮，臣冒死拜了两拜。

译上给范司谏的书 某月某日，具官谨慎斋戒沐浴，拜书给司谏学士执事：上月中旬，得到进奏官的报告，说您从陈州被召到京城，授任司谏，我当时就想写一封信祝贺，但事务繁多、仓促匆忙，没有能够写成。司谏不过是七品官，您得到这个职位并不值得高兴，可我偏偏诚恳地想向您道贺，是因为谏官一职关系到天下的得失和一时的公议。如今世上的官职，从九卿和百官以外，直到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可以施行自己政治主张的高贵官职和重要职位。然而县官越出自己的辖区，郡守超越自己的境界，即使是贤能的守长，也不能施行，因为各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管理其他事务，兵部、鸿胪寺的卿不能管理其他事务，光禄寺也因为有专门的职司而不能越权。至于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社稷的大计，只要是自己见到听到而又不属于某一官职范围的事情，只有宰相可以施行，谏官可以进言罢了。所以士人学习古道、怀抱道义，出来做官时，不能做宰相，就一定做谏官。谏官的官位虽然低下，却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对，宰相说不对，坐在朝廷上与天子评议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可以施行，谏官说一定不能施行，站在殿陛之前与天子争辩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地位尊贵，施行他的政治主张；谏官地位低下，施行他的言论。言论得到施行，政治主张也就得到施行了。九卿、百司以及郡县官吏，各守一职，只承担一职的责任；宰相和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情，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会受到有关官司的责罚；谏官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评。有关官司的法律，只在一时施行；君子的讥评会写在史册上，昭明地流传百世而不磨灭，实在令人恐惧。一个七品官，却承担天下的责任，害怕百世的讥评，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没有才干而且贤能的人不能担任。近来您刚从陈州被召来，洛阳的士大夫相互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才干。他这次来，不做御史就一定做谏官。”等到任命下达，果然如此，他们又相互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贤能。将来如果听说有人站在天子陛下前，直言正色，当面进谏、在朝廷上议论，那个人不是别人，一定是范君。”您接受任命以来，我们都翘首踮足，等待听到您的言论，却最终没有听到。我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洛阳的士大夫能够预料到前面，却不能预料到后面吗？还是您有所等待，准备以后再说呢？从前韩退之写《诤臣论》，用来讥讽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最终却因进谏而显名，人人都说阳城当时不进谏，大概也是有所等待才这样。韩退之没有了解其中的意思，却妄加讥讽；我独自认为并不是这样。否则，就应当责怪韩退之了。韩退之写这篇文章时，阳城担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后来又过了两年，才在朝廷上议论陆贽并阻止裴延龄担任宰相，想撕毁任命诏书，也不过这两件事罢了。当时正值唐德宗时期，事情可以说很多了。授官和任用不当，叛将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忌，进用任用小人。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进言，却必须等待七年吗？当时的事情，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议论陆贽更急迫的吗？按理说，早晨授予官职，晚上就应当上奏防备之策。幸而阳城做了七年谏官，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一次进谏便停止了这两件事，以此塞住自己的责任。假使只做五年、六年便升任司业，那么他最终没有说一句话就离开了，这还有什么可取呢？如今做官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有的一两年升迁一次，更有甚者半年升迁一次，这又不能等待七年。如今皇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教化治理清明，即使可以说没有什么大事，但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并授予这个官职，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喜欢忠诚正直的言论吗？然而如今还没有听到您有什么言说，使天下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彰显我们君主具有采纳谏言的明察。那些平民出身、身穿粗布衣带的士人，困居乡野，坐着诵读诗书，常常遗憾自己不能被任用。等到真的被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分，不敢说。”有的说：“我的职位还低，不能说。”终于能够说了，又说：“我还有所等待。”这样最终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伏望执事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畏惧君子百世的讥评，陈说一次正直的言论，以满足重大的期望，也解开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就非常幸运，非常幸运。给张秀才的第一封信 欧阳修顿首致书给秀才足下：前些日子承蒙您把诗、赋和杂文作为启事送来，打开读了三四遍，不能马上停下来。足下家籍属于河中，是乡里的进士，学业精深，品行严谨，已经在乡里选拔过，升到府中，又在有关官司那里考试过了。确实可以称作那一地区的秀异之士了吧？然而士人居住在一个地方，出游一定有朋友，学习一定有老师；乡里一定有先生长者，府县一定有贤能的守长和辅佐官吏。能够替足下称赞才华、述说美德的人，应该不少。如今您却越过数百里，冒着风霜，来到大国，拜访官府，低头向守门人通报姓名，在别人台阶廊庑之间奔走拜伏，这是多么辛劳啊！难道是因为心中自负才华，想一旦施展出来吗？还是回头看见自己的乡里狭小鄙陋，不足以使自己才能广阔，于是认为大国中贤士君子众多，可以使自己奋发显扬、声名远播吗？那么足下这次来，志向岂是浅近的求取，岂是微小的目标吗？莫非是已经磨炼光彩、洗濯才华，谋划成熟，占卜得吉，然后才勇决前来吗？如今市场的门早晨打开，商人奔向那里，贩卖货物的人坐在那里；拿着珍宝想要估价的人到那里去，带着金钱寻求珍宝的人也到那里去；没有资本、挥着手臂游荡的闲人也到那里去。洛阳是天下的大市场，来这里想要估价的人有，坐在那里替别人评定价值高低的人也有。我处在这些人中间，官位、学问、品行都没有什么能打动人的地方，是非可否也不足以取得信任，我也不过是一个没有资本、挥着手臂游荡的人。如今足下来这里试验自己的价值，已经到了那些可以评定价值的人那里，却反而涉及我。让一个没有资本的人承担替人估价的责任，即使他知道自己贪图所得，却不知道凭什么来给人估价。因此承蒙您屈尊赐信，我又惭愧又高兴；既然不能满足您的请求来报答您的厚意，姑且说这些作为谢意。

译答李诩书 欧阳修启：前些日子承蒙您给我来信，并寄示《性诠》三篇，我看出您勤学善于辨析，文章又能够详尽表达自己的意思。如今世上谈论人性的人很多，但都有所不足，所以想和您共同完成这个论说。我担心世上的学者多谈人性，所以常常这样说：人性不是学者最急切研究的事情，也是圣人很少谈论的。《易》六十四卦不谈人性，它所谈的是动静、得失、吉凶的常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谈人性，它所谈的是善恶是非的实际记录。《诗》三百零五篇不谈人性，它所谈的是政教兴衰的褒贬。《书》五十九篇不谈人性，它所谈的是尧、舜以及三代的治乱。礼乐的书虽然不完整，而且杂出于各位儒者的记载，但它的大旨是治理国家、修养自身的方法。六经所记载的，都是与世间密切相关的人事，所以谈得非常详细。至于人性，百句话中也未必有一两句谈到，有时因谈论别的事情而涉及它，并不是专门为了人性而谈。因此即使提到人性，也不加以申说。我所说的不谈，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言论，而是说谈得少，而且又不是专门围绕人性来谈。《论语》中记载的七十二弟子向孔子请教的问题，有问孝、问忠、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的，却从来没有问人性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孔子告诫弟子的话总共有几千句，涉及人性的只有一句。因此我说：人性不是学者最急切研究的，也是圣人很少谈论的。《书》说：“习惯与人性一起形成。”《论语》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习染使他们相距很远。”这是告诫人们谨慎选择自己的习染。《中庸》说：“天所赋予的叫作性，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这是说明人性本身没有固定的表现，必须有办法顺导它。《乐记》也说：“受到外物感触而有所活动，是人性的欲望。”这是说明外物对人的感触没有不到的地方。然而它始终没有说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只是告诫人们谨慎对待自己的习染和所受感触，并努力实行顺导本性的事情罢了。因此我说，它只是因谈论别的事情而涉及人性，并不深入研究。欧阳修我年轻时就喜爱学习，知道学习困难；大凡六经所记载的、七十二弟子所询问的事情，终身学习也有不能达到的；对于已经理解的，终身实行也有不能做到的。由我对这些事情急切追求而没有空暇顾及其他，因而知道七十二弟子也对这些事情急切追求而没有空暇顾及其他；又由此知道圣人用来教导人、流传后世的事情，也是惶急勤勉而没有空暇顾及其他。如今的学者，对于古代圣贤所惶急勤勉追求的道理，学习它、实行它，有时还没有达到其中的一二分，却喜欢谈论人性，去穷究圣贤很少谈论而不加申说的内容，执着于后世儒者的片面学说，从事无用的空言，这正是我没有空暇做的事。有人问道：“人性果真不值得学习吗？”我说：人性与身体一起产生，是每个人都有的。做君子的人，只需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罢了，不必深究人性的善恶。假使人性果真是善的，自身也不能不修养，百姓也不能不治理；假使人性果真是恶的，自身也不能不修养，百姓也不能不治理。不修养自身，即使是君子也会成为小人。《书》说：“只有圣人不存念，也会变成狂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能够修养自身，即使是小人也能成为君子。《书》说：“只有狂人能够存念，也能成为圣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治理之道完备，人们就能得到治理，这就是善。《书》说：“百姓因此变得和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治理之道失误，人们就得不到治理，这就是恶。《书》说“殷朝顽民”，又说“过去染上的污浊风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做君子的人，应以修养自身、治理他人为急务，而不穷究人性来立说。七十二弟子不问人性，六经不专门谈论人性，有时虽然提到却不加申说，难道是轻视它吗？大概是有意这样做的。有人又问：“那么孟子、荀子、扬子三人谈论人性，是说过头了吗？”我说：没有说过头。他们为什么不同呢？我说：开始不同，最终相同。假如孟子说人性本善，于是就懈怠而不教导，那才是过错；假如荀子说人性本恶，于是就放弃教导，那才是过错。假如扬子说人性混杂，于是放纵而不教导，那才是过错。然而这三个人，有的亲自奔走于诸侯之间来推行自己的道，有的著书累积千万字来告诫后世，从来没有不把仁义礼乐作为急务的。大概他们的意思是：善良的人一天不受教导，就会丧失善性而陷入邪恶；邪恶的人勤勉地教导他，就可以使他达到善；善恶混杂的人，驱使引导他，就可以使他离开恶而趋向善。他们的学说与《书》所说的“习惯与人性一起形成”，《论语》所说的“本性相近而习染相远”，《中庸》所说的“必须有办法顺导”，《乐记》所说的“谨慎对待外物的感触”，都是相合的。这三个人，推究他们的言论，彼此不同；考察他们的用心，却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推究他们的言论，并没有说过头；他们开始不同，最终相同。凡是议论这三个人的人，如果按照我的说法把他们统一起来，那么喋喋不休的争论就可以停止了。我的说法就是这样，您可以选择取舍。

译《送方希则序》庄子把绅带和笏板看作柴门栅栏，班伯把声誉看作缰绳锁链。轩车华服、显赫荣耀，是人们最想得到的东西，他难道会厌恶这些吗？大概是因为有所激愤罢了。因此，君子把出仕和退处看得很轻，任凭时势卷舒；富贵不能诱惑他，所以他的气概浩然，勇力超过孟贲、夏育；毁誉也不能使他稍稍动容，始终安然，不显露喜怒。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是通达之人的操守，是胸襟广大者的风范吧？方希则才华优异，入仕以后，三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成功，命运乖舛，时运奇特，时常不能被任用。他应当安然拂袖而去，任从内心所向，自行前往；推究否泰的消长，轻视外物的来去。他的胸襟深广，真是大雅君子，几乎可以和古代贤人相类了。我自从来到上都，寄居在旅舍，衣服沾满京城尘土，穿着鞋子走过金门，已经两度见到春天了。适逢天子正趋向儒学，招徕俊杰贤良，开设贤能科目，命令各地荐举，于是四方豪杰携着贡举文书到公车署来的，数以十百千计。我虽是后进晚出之人，也提衣摩踵，挽袖举臂，在他们中间交游，结交的人本来已经很多了。后来才遇到您，在道路上初次相逢，像车盖刚刚交接，便一笑相乐，忘却外在形迹，内心彼此照见，即使濠梁之游，也不如我们这样融洽。不久，您奉召参加中书省试，却因有司判定不公而被夺去席位，罢黜离场，士大夫议论者都为您感到冤屈。您当时胸襟淡泊冲和，竟使人无法窥见您的内心。几天以后，您带着行装备好船只，漫然向东而下。因为承蒙您屈尊与我交往，便索要我的话作为赠别。要拓展见识、放眼远方，穷究祸福转化而达到对命运的理解，这不是可以对见识浅陋、闻见少的人说的。希则是通达之人，我可以说上几句。过去公孙弘常常退归乡里，后来再次参加射策才考中第一；董仲舒屡次上书数十篇，每次听到落选的消息，却终于成为汉代名臣。凭希则的资质、才识和学业，却长期沉沦郁塞，难道不是上天将要使他显达，所以先牢牢收敛他吗？不然，为什么会如此曲折徘徊呢？良工晚成，是因为器物宏大；后来出发却先到达，是因为骏马良好。将来您光彩如虹霓，洗发于云汉之间，使各位儒者和后生仰望而来不及，这本来就是希则囊中所藏的才华，哪里需要我详细说明呢？酒席进行到一半，座中人都想离去，我匆忙拿起笔来写，文辞终究没有充分表达心意。同年景山钦之记下此事，也作诗为您送别，于是送行、惜别和叙说旧交的情意都齐备了。这些就不再说了。《送梅圣俞归洛序》至宝隐藏在山川深处，却能先于万物而在世上显贵，只是因为它具有不同寻常的品质。因此，珍珠藏在泥中，美玉藏在璞石里；它们没有同蜃蛤、珉石混杂在一起而被弃置，是因为先承受了美好润泽的气息，光彩灿然，独特地显现在外面。士人本来有的虽处在卑微职位，与平庸之流一同俯仰升降，最终却没有混同，其文章才华的光辉气韵，也有灿然独显的一面。然而寻找珍珠一定要到海中，寻找美玉一定要到蓝田，寻找贤士一定要到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凭借它的地位，依托它的声名，从中选择精华罢了。洛阳是天子的西都，距离京师不过几站驿路，缙绅仕宦杂然居住在那里，那里难道不是珍珠美玉的渊薮吗？我正凭借这个地方来选择人才，唯独在梅君圣俞身上得到的，正是所谓光彩灿然、品质精粹的人吗？圣俞志向高远，品行高洁，气质秀美，面色温和，在众人中卓然独立。他起初任河南主簿，因为与亲属关系有嫌疑，调任河阳佐吏，平时喜欢同洛阳士人交游，所以借办理公务来到这里。我曾和他在嵩山、洛水一带徜徉，每当找到绝壁倒壑、深林古寺，便一定共同在那里吟咏，开始时因彼此意气相投而欢喜，最后则舒畅地感到熏陶浸润所带来的益处，因此相处久了也不厌倦。后来公务办完，他说要回去，我将要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又悲叹他隐藏在下邑之中，混迹于庸常之流；然而，所谓能先于万物而在世上显贵的，只是因为他的才能不同寻常，那么那灿然显现的光彩气韵，难道能够被遮掩吗？《送廖倚归衡山序》元气融结而形成山川，山川之秀丽，以衡山、湘水一带最为著称。山川之气蒸腾而成为云霞，生长而成为杞梓。人居住在其中，得到这种气韵，便成为俊杰。秀才出生在衡山之南，而得到山川秀丽精华的尤其多。因此，他的文章如云霞，他的才干如杞梓。他起初以乡贡进士的身份被有司荐举，没有考中，于是游历于公卿之间。所到之处，没有不设置空馆、安排席位，争相以礼相待的。如今永兴太原公很早就深深了解沈正器君。当初他镇守秦州时，请您与他一同前往，于是赶赴函关，游览秦都。这样一来，西方的士君子便得以瞻仰您的风采。您在秦地住了好几年，如今向东将经过京师回乡。我曾以计吏宾客的身份客居都城，在交通要道上认识了您，承蒙您把我当作朋友并给予益处。您向西去时，我有幸在国门为您饯行；等您这次回来，又在洛阳道路上相见，谈叙旧事几天后才分别。山川固然能够产生奇异之物，却不能把它长久蓄藏起来，确实是因为有人有利于发挥它的作用罢了。如今您此行，我怀疑衡山山中不能长久蓄养您了。

译《送徐无党南归序》草木鸟兽作为物类，普通人作为人类，虽然生存方式不同，但死亡却同样归于腐坏、消散、灭没罢了。然而普通人中有圣贤，他们固然也在世间生存并死亡，却独独不同于草木鸟兽。普通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距离时代越远反而保存得越久。他们之所以成为圣贤，是把道德修养落实在自身，把它施行于事务，并把它表现于言语；这三方面，是使他们能够不朽而长存的原因。修养自身的人，没有不能获得的；施行于事务的人，有时能做到，有时不能做到；表现于言语的人，则又有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区别。既然施行于事务，却没有见于言语，也是可以的。从《诗经》《尚书》和史书所传的人物看，他们难道都必定是善于言谈的人吗？已经修养自身，却没有施行于事务，也没有见于言语，同样可以。孔子的弟子中有善于处理政事的，有善于言语的。像颜渊那样，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弯着胳膊当枕头，饿着肚子睡觉罢了；他和众弟子相处时，整天默默无言，像愚人一样。当时的众弟子都推尊他，认为自己不敢希望达到他的境界；即使到了后世历经百千年，也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他能够不朽而长存，本来就不必依靠施行于事务，何况言语呢？我读《汉书·艺文志》和《唐四库书目》，看到其中所列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的人，多的达到一百多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这些人多得数不清，可是著作散失磨灭，百篇中能保存一两篇的都不到。我私下为这些人感到悲哀：文章华美，言辞工巧，却像草木荣华被风吹落，像鸟兽的美声掠过耳边一样。他们当初耗费心思和力量来写作，与普通人汲汲营营又有什么不同？却忽然死去，虽然有的早有的晚，最终仍和草木鸟兽一样归于消灭。言语是不可以依靠的，大概就是这样。如今的学者，没有不仰慕古代圣贤能够不朽，却辛苦一生，把全部心力耗费在文字上的，这些人都可悲。东阳徐生年轻时跟从我学习，写文章渐渐得到人们的称誉；离开我以后，同众士人在礼部考试，考取高等名次，由此知名。他的文辞一天天进步，如水涌出，如山显现。我想挫一挫他的盛气，勉励他深入思考，所以在他回乡时把这些话告诉他。然而我本来也喜欢写文章，也借此警戒自己。《送王陶序》六经都记载圣人的道，而《易》尤其阐明圣人运用道的方式。吉凶、得失、动静、进退，都是《易》所讨论的事。它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刚与柔。乾卦刚健，坤卦柔顺，这是刚柔作用的大概。至于八卦的变化、六爻的错综，刚与柔交替居于各自的位置，于是吉、亨、利、无咎以及凶、厉、悔、吝等征象便产生了。刚属于阳，属于德，属于君子；柔属于阴，属于险，属于小人。从乾卦初九变为姤卦，再上行到剥卦，这些卦中有五卦全是阴爻，是剥削阳刚的卦，正是小人之道增长、君子安静退避的时候。从坤卦初六变为复卦，再上行到夬卦，这些卦中有五卦全是刚爻，是决除柔弱的卦，正是小人之道消退、君子行动进取而执掌事务的时候。刚所代表的德，是君子经常运用的力量；庇护百姓、使万物获利，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卦象发展到泰卦九三、六四之间，成为大壮卦；再到五爻，成为夬卦。大壮，就是壮盛；夬，就是决断。四阳虽然盛大，却仍有二阴；阳多阴少，所以可以使用壮盛的力量去攻击它，因此称为大壮。五阳而一阴，阴不足以成为直接的阻碍，只要决除它就够了，所以称为夬。既然如此，君子运用刚强之力，应当审度自己的力量，观察时机，知道阴险的小人确实可以除去，然后用壮盛的力量加以决断。勇猛的人可以冒犯别人，强硬的人也可以被挫折；圣人对于大壮、夬所代表的运用刚强和决断，必定有所戒备。所以大壮卦的彖辞说：“大壮，利于守正。”象辞说：“君子不是合乎礼的事情就不去做。”夬卦的彖辞说：“刚健而喜悦，决断而和谐。”象辞说：“居守德行便能避免祸患”，用来说明刚强之力不能单独任用。因此，复卦开始而通达，临卦渐渐增长，泰卦阴阳交合而发展到大壮，以众多攻击少数；夬卦乘着阴柔衰弱而决除它。君子运用刚强之力，要有渐进而不失时机，也不能独自任用刚强，必须用正道、礼法，用喜悦、和谐来辅助它，这样功业才可以成就；这就是君子行动进取、执掌事务的方法。太原王陶，字乐道，是喜好刚强的人。他常常憎恶世上阴险的小人多居于京师，不轻易同人交游，努力学习古道，以此自我信守。如今他开始在《易》所说的时势中做官，得到君子行动进取的卦象，所以我作《刚说》赠给他。大壮初九说：“强盛表现在脚趾上，出征凶险。”夬初九也说：“强盛表现在脚趾上，前往不能取胜，便会招来祸患。”由此可见，圣人对于运用刚强之力的告诫，不仅见于卦的彖辞、象辞，也常常在初爻中特别深切地告诫。唉！世上的君子少而小人多，您努力学习、喜好刚强，是为了积蓄自己的志向，还没有把它施用于事务。如今您要前往任职，尤其应当在开始时慎重。

译《章望之字序》校书郎章君曾因自己的名叫“望之”前来请我取字，说：“希望您有所教诲，使我能够借此勉励自己，并自我警策。”我为他取字“表民”，并告诉他说：“古代君子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是因为言语一经说出便能得到百姓信任，事情一经施行便能成为世人的法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容一貌都可以作为百姓的表率。因此，头戴纮綖冕弁，是头部仪容；佩戴玉玦玉环，是行走仪容；穿着有黼黻纹饰的衣裳，是身体仪容；手有手的仪容，脚有脚的仪容；作揖谦让、登阶下阶、献酒酬答、俯身仰身，没有一样没有相应的仪态。又显现出宽厚柔和、温良敦厚、刚正严明、果断坚毅的神色，把它作为仁义的仪容。穿着他的服饰，乘坐他的车子，站立在朝廷上，使君臣关系端正；出入宗庙，主持重大事务，庄严的样子使人人望见便敬畏，说：‘这就是我们百姓所尊敬的人。’这不是百姓知道尊敬君子，而是君子能够自己修养、自己尊贵起来。然而，如果行为不能充实内心，德行不能完备于众人，即使服饰华盛、仪容文饰，百姓也不会尊敬他。名山大川，是一方所仰望的对象；山川中的五岳四渎，是天下所仰望的对象。因此，君子比一乡人贤能，是一乡的仰望者；比一国人贤能，是一国的仰望者；声名功烈显著于天下，是天下的仰望者；功业德行流传到后世，是万世的仰望者。孝顺、慈爱、友爱、敬悌，推行于一乡，古人所说的乡先生，就是一乡的仰望者。《春秋》中的贤大夫，如随国的季梁、郑国的子产，是一国的仰望者。身居朝廷中枢，使奸臣逆子不敢在外面暗中发动；像汉代的大将军，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朝廷的轻重系于他，天下的安危也系于他，如唐代的裴丞相，就是天下的仰望者。他们已经去世，事迹也已久远，但听到他们的名字，想象他们的为人，仍觉得仿佛无法企及，像禹、稷、契就是这样。他们的功业可以惠及百代，他们的道可以作为百王的老师，即使有贤人圣人，也没有谁敢超过他们，周公、孔子就是这样。这就是万世的仰望者，也都是作为百姓表率的人。” 《左传》说：“在那些贤人中，要认识其中伟大而深远的地方。” 章君穿着儒者的衣冠，气概刚正而神色仁厚，喜好学习而且有志向；他外表整洁修美，内心光明充实，流露到文章辞藻中，又辩说广博、纵横舒展而没有边际。这几方面，都是他可以自行选择并努力达到的。他本来已经能够认识深远而伟大的道理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勉励他的呢？只是顺着他的志向，扩充说明这些道理，以答复他的请求罢了。《梅氏诗集序》我听说世人说诗人少有通达而多有困穷，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世上传诵的诗，多出自古代困穷之人的言辞。凡是士人胸怀才学却不能施展于世的，大多喜欢在山巅水涯之间放任自适；看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形态，往往探寻其中奇异怪诞之处。内心积聚着忧思和感愤，便借怨刺兴起，来表达羁臣寡妇的叹息，写出人情中难以言说的部分。大概越是困穷，诗就越精工；这样看来，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困穷之后诗才精工。我朋友梅圣俞年轻时以荫补出任小吏，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却总被有司压制；困顿于州县十多年，如今五十岁了，还在接受征召文书，做别人的属官。他胸中积蓄的才华郁结不得施展于事业。他家在宛陵，自幼学习写诗，还是童子时，出口之言就已经令人惊异。长大后学习六经和仁义之说，写文章简约古雅、纯正精粹，不求苟且取悦于世人。世上的人只知道他的诗罢了。然而无论当时是贤者还是愚者，谈论诗的人都一定要向圣俞请教。圣俞也因为自己的不得志，乐于写诗来抒发，所以一生所作的诗特别多。世人既然已经知道他，却没有人向上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读到他的诗，感叹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了！” 虽然王文康公对他了解很深，却最终没有果真推荐。假如他有幸被朝廷任用，创作雅诗颂诗，歌咏大宋的功德，把诗献于清庙，并追踪商、周、鲁颂作者的成就，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为什么却让他年老而不得志，成为困穷诗人的诗作，只能在虫鱼物类中抒发羁愁感叹之辞呢？世人只喜欢他的诗写得精工，却不知道他的困穷已经长久，而且将要老去，难道不可惜吗？圣俞的诗很多，他自己没有收拾整理；他的妻兄之子谢景初，担心诗作太多而容易散失，便把他从洛阳到吴兴以来的作品，编次为十卷。我一向喜爱圣俞的诗，又忧虑不能全部得到，骤然欣喜谢氏能够分类编排，于是写下这篇序并把它收藏起来。后来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死在京师。我哭祭并为他作铭后，便向他的家人索取遗稿，得到一千多篇，又合并旧日收藏的作品，选取其中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编为十五卷。唉！我谈论圣俞诗歌已经很详细了，所以不再说了。庐陵欧阳修作序

译《传易图序》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孟子是好学的人，难道会唯独轻视《尚书》吗？大概是因为他自己感伤不能亲眼见到圣人的著作，而传述的人又失去了它的真实内容，无法考察订正，所以才这样说。然而岂只是《尚书》如此？我读经书的解释，读到其中引用《易经》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话；又读今天通行的《周易》，其中怎么会有“子曰”这样的文字？到了《系辞》，又说：“圣人设立卦象，系上卦辞。”我想考察它的真实情况，却无从得到证据，这才知道孟子的感叹，大概是有所激愤而发的。有人说：秦朝焚书时，《易经》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没有被焚毁。后来汉朝兴起，其他书虽然重新出现，大多残缺不全，唯独《易经》经文因此完整。然而像经书解释中所引用的文字，考察今天的《易经》却已经亡佚了，难道今天的《易经》也有散失的部分吗？这样也不能算是完整的书。从前孔子的门人追记孔子的言论，编作《论语》，开头一定用“子曰”，是为了区别孔子和弟子的话。并且孔子的言论并非一件事，事情也不在同一时间，文章连缀在一起难以编次，所以每换一件事，必定用“子曰”来开头。至于《文言》，是孔子亲自撰作的，不应当自称“子曰”。而且它们是在同一时期写成的，文章有明确次序，哪里需要用“子曰”来开头呢？由此可知，今天《周易》中所载的，并不是孔子《文言》的完整篇章。大概汉代的《易》学老师选取其中的文字来解释卦体；至于没有选取的地方，文章便中断而不能连贯，所以用“子曰”来起头。先说“何谓”，后面又说“子曰”的，是讲解经书的老师自己所作的问答之辞，借卦体来作为回答。这也像《公羊传》《谷梁传》解释《春秋》，先说“何曷”，然后引导出老师所传授的内容作为解释。今天《易经》上经中凡有“子曰”的地方，也都是讲解者的话。这样看来，今天的《易经》都是讲解者临时所作的解释。幸而讲解者引用的内容还载在篇中；不幸的是，那些没有来得及引用的，散失的难道还会少吗？唉！经过弟子们相互传授，又经过讲解者的取舍，不仅现存的内容并不完整，其中伪造错误的损失，哪里能够防止呢？所谓“系”，就是有所系属的意思。所以说：“把卦辞系在卦上，用来断定吉凶。”因此称为爻。意思是说，所系的文辞分别连属于某一爻。这样看来，孔子专门把爻辞称为“系辞”，而如今却把孔子赞说《易经》的文章称为上下《系辞》，这是多么荒谬啊！卦辞、爻辞，有的认为是文王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孔子说：“圣人设立卦象，系上卦辞。”这是把文王、周公的作品称为系辞；孔子既然这样说，就一定不会再把自己所作的文章称为系辞。何况那篇文章只是泛泛谈论《易经》的大体，杂论《易经》的各卦，文辞并没有系属于某一卦爻，不能称为系辞。一定是从汉代起，儒生们已经有了这个名称，只是不知道它从哪里发生了错误。汉代距离周代最近，不应当出现这样的错误；然而他们所谓的系辞，难道不是与今天所谓的系辞不同吗？《易经》需卦的卦辞说：“在血中等待，从洞穴中出来”；艮卦的卦辞说：“艮止在腰部，分裂背部肌肉”；睽卦的卦辞说：“看见猪背着泥，车上载着一车鬼。”这些话都险僻怪异、奇特绝妙，不是世间通常的语言，也没有现成的训释，因此考证的学者便凭自己的臆见，随着具体事情加以解释，果真能够得到圣人的本意吗？《文言》《系辞》中有可以考察的地方，证据就是如此；其中那些不是世间通常语言、无法考察的地方，也可以想见了。如今只是一味听从凭臆见产生的说法，果真可以全部相信吗？这就是孟子所感叹的、还不如亡佚的情形。《易经》的传注比其他经书尤其多，但到王弼为止；此后虽然有人续作，也不一定都是亲自得到传授，只是把它们传下来了。大体说来，《易经》到了汉代分为三家：田何的《易》、焦赣的《易》、费直的《易》。田何的《易》相传出于孔子，有上下两篇，又有《彖》《象》《系辞》《文言》《说卦》等，共十篇，并且有章句；凡是有章句之学的，都以田氏为祖。焦赣的《易》没有传授来源，是自己从隐者那里得到的学问，专门研究阴阳和占察之术；凡是学习阴阳占察的人，都以焦氏为祖。费直的《易》也没有师承，而且没有章句，只用《彖》《象》《文言》等十篇解释上下经；凡是把《彖》《象》《文言》等参入卦文之中的，都以费氏为祖。田氏、焦氏的学说在汉末废绝，费氏独自兴盛，递相传授直到郑康成；王弼所作的注，有时采用郑康成的说法，所以王弼实际上是依据郑康成的本子作注。如今流行于世的只有王弼《易》，它的源流出自费氏。孔子时代的古《易经》已经亡佚了。

译《诗谱后序》欧阳子说：从前圣人已经去世，先王之道在战国时几乎熄灭，又在秦代焚书中被毁弃。自汉代以来，人们收集整理散失的典籍，阐明遗留下来的义理，订正其中的讹误，能够大略完备地流传到今天，难道是一人之力吗？后来的学者，依据前代流传下来的痕迹，考察比较其中的得失，这样的人或许有之。假使只是抱着焚书后残缺脱落的经书，在圣人之后千百年茫然无措，既看不到前代儒者中间的解释，又想独立建立一家学说，果真有人能够做到吗？我不相信。然而，前代儒者的论说，如果不是详细考察其始末，不与圣人的话相互质证，也没有严重悖理害经的地方，非不得已而改动不可，又何必只为了标新立异而互相诋毁呢？毛亨、郑玄研究《诗经》，学问也已经很广博了。我曾依照他们的笺注传文考察经文，又用《诗谱》作证，可惜其中不相合的地方很多。大概《诗经》叙述商、周，从《生民》《玄鸟》追述后稷、契开始，下至陈灵公，跨越一千五六百年；旁及各国君臣的世系、国土、山川、疆域、图籍，以及鸟兽草木鱼虫的名称，还有各地风俗的善恶、方言训诂、国家盛衰治乱和美刺的缘由，没有不记载的。这样看来，谁能在其中完全没有错误呢？我怀疑毛亨、郑玄的错误已经很多，但不敢轻易改动，是因为料想他们的学说不只在笺注和传文中；可惜我已经不能全部见到两家的著作，不能周遍贯通其中的要旨。没有看完他们的书，就想判定是非，犹如没有听完一个人的供词，就想裁断诉讼的是非曲直，能够果断地自行决定吗？能够使当事人一定服气吗？世人说郑氏《诗谱》最为详尽，我寻找它很久了，一直没有得到。即使《崇文总目》和秘书省所藏的书中也没有。庆历四年，我奉命出使河东，到了绛州，偶然得到了它。书中有注，却没有署名；但首尾残缺，从周公致太平以前的内容都被订正了。各国谱系横向排列，尤其容易产生讹误，几乎全都颠倒错乱，无法再考察。大凡《诗经》的雅、颂兼列商、鲁；正风、变风共十四国，而排列次序的意义没有详细说明。唯独封国变风的先后次序不可不知。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列于卫；桧、魏也各有所属；没有世家可以考察的次序，是陈、齐、魏、晋、曹、郑、秦，这是封国建立的先后。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这是变风编排的先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这是孔子删诗以前，周太师演奏乐歌的次序。周、召、邶、鄘、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这是郑氏《诗谱》的次序。黜去桧风之后，陈风便是今天《诗经》的编排次序。起初，我还没有见到郑氏《诗谱》时，曾大略考察《春秋》《史记》的本纪、世家、年表，并结合毛亨、郑玄的说法，编成《诗图》十四篇。如今便拿它来补足郑谱散失的部分，足以看出两家所说各国世系先后大都很完备；根据这些材料来考察它们的得失，就清楚了。因此仍然保存这些图表，希望由此表明我对郑氏之学已经尽了心力。必须把他的学说全部考察过，发现有不能贯通的地方，然后才可以讨论订正；我难道是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吗？总共补写谱文十五处，补写文字二百零七处，增删涂改订正三百八十三处，于是郑氏的《诗谱》又完整了。【谱序：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以前的文字已经亡佚，我采用孔颖达《正义》中所载的文字补足，并为它作注；周公以后则采用旧注。】《韵总序》倕擅长制作弓，却不会射箭；羿和逢蒙是天下最善于射箭的人。奚仲擅长制作车，却不会驾车；王良、造父是天下最善于驾车的人。这就是荀卿所说的技艺达到极致的人，不可能同时精通两项技艺，确实如此吗？儒者学习圣人，圣人的道理本来就简明直截。至于把它曲折推演、充分阐发，用来通晓天下的道理，说明阴阳、天地、人鬼和万事万物的变化，以及君臣、父子、吉凶、生死等人的一切大伦，那么六经也不能把它全部说尽，七十子以及孟轲、荀子、扬雄一类人，各自竭尽辨析之能，也不能穷尽它。孔子如此好学，而他所讲述的内容，自尧舜以来的事详尽说明；在尧舜以前大概简略而不讲，难道也是有所不暇顾及吗？儒者的学问确实深远而广大，所用功夫很多，那么有些事情无暇顾及，是应该的。文字之学，是儒者所使用的工具。它的精微之处，在于声音、字形、曲直、毫厘的区别，以及清浊音响相互生成的规律，还有五方语言和风俗的差异。因此儒者没有时间精通它；那些精通文字的人，往往又不能精通其他学问。所以学者没有谁肯舍弃自己所从事的学问，而专心研究这些，这就是所谓不能同时精通两种技艺。一定要等到用心专一的人，才有可能精通它；这样以后，儒者才有可以取法的地方。洛阳僧人鉴聿编成《韵总》五篇，推究子母、轻重的规律来确定四声，考察前代儒者的错误，辨析并订正五方语言的讹误。看他用心精密，可以说深入到细微隐秘之处，如同梳理头发、整理丝线；虽然细小而繁多，条理却不紊乱。儒学者没有谁能驳难他。鉴聿通晓《易》，能够知道大衍之数，又学习阴阳、地理和黄帝、岐伯的著作；他最为用心的，便是《韵总》。他本来出身儒家，年轻时却成为佛教徒，进入武当山，在江汉一带往来十多年，不轻易同人交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肯顾念。他听说士人有一项专长，即使相隔千里也一定去求教；性情耿介，具有古代独行之士的节操，正是所谓用心专一的人。难怪他的学问一定能够达到极致。流行于世的佛教典籍有数百万字，文字杂糅夷夏，读者很少能够得到它的真义，往往要请鉴聿加以订正。鉴聿这部书，不仅对我们儒家有取用之处，也是想把它传给他的同道。

译《集古录目序》物品往往聚集在喜爱它的人那里，而且通常能够被有力量、有财力的人得到。有力量却不喜爱它，喜爱它却没有力量，即使东西很近、很容易取得，也有不能得到的。象牙、犀角、虎豹皮革，来自蛮夷之地和山海之间；那些会杀人的野兽，牙齿、角、皮革却可以收集占有。美玉出自昆仑，远在万里流沙之外，要经过十多个翻译之人的传达，才到达中国。珍珠出自南海，常生在深渊；采珠人腰系绳索下水，形貌颜色已经不像常人，往往不能出来，最终葬身水中，成为蛟龙鱼类的食物。金矿在山中，要开凿深入而又遥远的矿穴，带着火把和干粮，然后才能进入；如果山崖崩塌、洞穴堵塞，便会葬身其中，通常一次就是几十、上百人。它们既遥远又难以取得，而且常常带来死亡灾祸，一向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人却常常兼而聚集占有。凡是喜爱某物而又有力量得到它的，没有不能得到的。汤王盘、孔子鼎、岐阳的鼓、泰山、邹山、峄山、会稽的刻石，以及汉、魏以来圣明君主和贤能之士的碑刻、礼器、铭文、诗、序、记，直到古文、籀篆、隶书各家的字书，都是三代以来最珍贵、奇异、雄伟、华美、精巧可喜的东西。它们距离人世并不遥远，取得它们也没有灾祸；然而经过风霜、兵乱和火灾，埋没磨灭，散弃在山崖、废墟和草莽之间，从来没有人收拾，是因为世上喜爱它们的人太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幸而有喜爱它们的人，但他们的力量有时又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一两件，不能使它们聚集起来。力量没有比喜爱更重要的，喜爱没有比专一更重要。我性情专一而喜爱古物，对于世人所贪求的东西，自己全都没有欲望。因此，我把自己的爱好专一地放在这些古物上；喜爱得很深，即使力量不足，也仍能设法得到它们。所以上自周穆王以来，下至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以及神仙鬼物、诡异怪诞的传说，无不收集，编成《集古录》。我认为传写容易失去真实，所以依据古物的石刻拓本和卷轴来收藏；有卷帙的次序，却不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大概因为收集很多且尚未停止，所以随着得到什么便记录什么。又认为聚集得多了最终必定还会散失，于是摘取其中的要旨，另编成目录，同时记载那些可以用来同史书传记互相校正、补正缺漏和错误的材料，以传给后来的学者，希望有助于增加见闻。有人讥笑我说：‘东西多了，势必难以聚集；聚集久了，没有不散失的，何必这样拘泥呢？’我回答说：‘满足我自己的爱好，赏玩着直到老去，也就可以了。象牙、犀角、金玉聚集在一起，难道果真不会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因为这个道理而改变那个志趣。庐陵欧阳修作序 《孙子后序》世上流传的《孙武十三篇》，多采用曹公、杜牧、陈皞的注，号称“三家《孙子》”。我近来参与编撰《四库书目》，所见到的《孙子》注本尤其多。孙武的书，以兵法为根本；兵法的策略并不止一种，而以变化无穷为奇，所以解释它的人多，也是应该的。每个人运用智慧都有长处和短处，具体施展的方式各不相同，因此有人会把自己的解释拘泥在偏见之中。然而没有一种注解超出所谓“三家”的范围；三家注中，陈皞最晚，他的说法时时攻击杜牧的短处。杜牧也感慨万分，最喜欢谈论军事，却没有机会亲自实践。他的学问能够讲述春秋战国时期的事，十分广博详尽。然而前代谈到善于用兵的人，都称赞曹公。曹公曾经同董卓、吕布和各袁氏争较力量，并战胜他们，于是和吴、蜀分割汉土而称王。传说魏国各将领出兵千里，每逢坐下来谋划胜败，曹公便把成功的计算方案授给他们；将领依此施行，十次中不会失败一次。只要有一次违背，军队就会立即败退。因此魏代用兵，全都依照曹公的新书行事，他精通兵法到了这种程度。杜牧认为曹公注释《孙子》尤其简略，大概是惋惜自己所得的心得，于是另作一书。这说明曹公已经完全掌握了孙武的兵法。然而孙武曾拿自己的书去求见吴王阖闾，阖闾采用他的兵法，向西攻破楚国，向北使齐、晋臣服，因而成为诸侯的霸主。假如孙武亲自运用自己的兵法，成就也只到强盛称霸；等到曹公运用它，却也终究不能消灭吴、蜀。这难道是孙武的兵法只能达到这种程度吗？还是因为运用它的人没有把它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呢？后世学习的人，只看到他的书，又各自受自己的见解牵制，所以注家虽然很多，却很少真正切合原意。只有我的朋友圣俞不是这样。他曾评论孙武的书说：‘这是战国时代诸侯相互争斗的学说，三代王者的军队、司马所说九伐的法则，孙武还没有达到。然而我仍喜爱它文字简略而意义深远；至于行军用兵、料敌制胜，也都各有法则；他的言语很有次序，只是注家把它扰乱了，有时失去他的本意。因此我自己作注，把所有拘泥于偏见的地方都剔除，传达自己的理解来阐发它。这样以后，孙武的学说才不会被扰乱而重新明白。’我知道这部书应当同三家注一起流传，而后世取用它的说法，往往会更多地取自我的圣俞。圣俞为人谨慎质朴、温和恭敬，穿戴衣冠，举止进退，俨然是一个儒者。后世读到他的书，却把他看成武夫，和太史公怀疑张子房是壮士有什么不同呢？

译《筠州学记》周代衰落以后，先王的遗迹便熄灭了。到了汉代，六艺重新出现，但承接的是秦火之后的残余，又处在百家学说流传之后。谈论道德的人，夸耀高远而遗弃现实功用；谈论政理的人，致力于浅近而非难师法古人。刑名法家之术，则习惯于暴虐欺诈。只有研究经书的人被认为善美，却又争相研究章句训诂之学，凭自己的成见妄加穿凿附会。因此先王之道不能彰明，而学者纷纷沉溺于自己所习的学说。当时能够阐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而扬雄的著作，世人还不知道应当喜爱它。然而那个时代出身的士人，都敢于自立，没有苟且简略的心思。他们取舍、进退、离去和出仕，一定以礼义为尺度。等到这种风气衰败以后，缙绅之士仍在强暴势力之间坚持志向，以至于遭受废黜、禁锢和杀戮，而操守更加严厉的人前后相望。即使有图谋不轨的臣子，也仍然犹豫徘徊，终身不敢完成篡夺。从此直到魏晋以来，风俗的弊病和人才的匮乏，已经很久了。直到今天，才有一位在千年以后特然兴起的人，阐明先王之道，使后来的学者觉悟。世人虽然不能全都理解他的意思，却往往喜爱他的学说。因此，学习他学说的人，议论道德的要旨，知道只讲空理而不回应事务是不对的；议论政理的根本，知道认为效法古代就是迂阔是不对的。他们不被百家学说扰乱，不被传注的偏见遮蔽。能够有这样的见识，是汉代士人所不能及的。然而能够尊崇并坚守它的人，却未必很多。因此，和易淳朴的风俗衰落了，诡诈欺骗、轻薄险恶的习气反而盛行。在贫贱富贵的处境面前，培养廉耻、远离羞耻的心意少了，苟且迎合、侥幸求得的行为多了。这就是当今风俗教化的美善不如汉代的原因。所听闻的或许浅近，但所说的义理却很高；见识虽然有余，操守却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汉代的士人由乡里察举，所以不得不在自我修养上笃实。经过长久熏陶磨炼，果断实行义理，便不是勉强而能做到的了。如今的士人凭文章被选用，所以不得不专心于学业。经过长久的循习，他们心中所得，也会达到一定境界而自己不知道。由此看来，就知道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有更甚的人，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如今汉代和当代都有施行教化、开导士人的办法，也都有学校培养人才，那么士人对于学习和品行，难道会有彼此偏重、先后失当的差别吗？大学之道，是将要使人意念真诚、心正、修养自身，以治理国家天下，却必定以先使自己的知识达到极致为根本。这固然是善的开端，却是人们最难达到的境界。如今士人对于人们难以做到的事情，已经差不多能够做到了，那么皇上的教化施行起来，没有比这时更容易的了。只在于我的志向趋向如何罢了。筠州在大江之上，地处偏僻险绝。庆历初年，诏令天下建立学校，唯独筠州没有奉诏办理，州中的士人以此为忧。到了治平三年，已经过了二十三年，才把这件事告诉知州事、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于是同通判郑君相，在州城东南选择高亢开阔的地方，在上面修筑学宫，斋祭的房舍、讲诵的厅堂、休息住宿的房屋，以及厨房、仓库、马厩等，都分别建置起来。工程在春天开始，到当年八月十五日落成。此后前来求学的人常有几十到几百人。两位君子于是写信送到京师，请我作记。我认为两位君子对于政事，可以说是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了。假使筠州士人能够彼此在其中上下进退，讲习先王之道，以文章来达到通晓事理的目的，其中贤能的人超然自立而坚定自信，中等资质的人也勤勉努力，等待皇上的教化，那么这两位君子兴建学校，就不只是使那些求学者在空泛言语上玩味思索，以求在世上求取功名利禄罢了。因此我替它写下我所阐明的道理作为记，让他们带回去刻在碑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非非堂记》秤的平衡，一有物体移动，轻重就会出现差别；处于静止状态时，即使极微小的重量也不会失准。水面如镜，一有物体移动，便不能清楚照见；处于静止状态时，连毫毛都能辨认。人的身体中，耳主管听，眼主管看；心一动，就会扰乱听觉和视觉；心静下来，所听所见就一定明察。修养自身的人，不被外物的纷扰所摇动；一旦行动，内心仍然安静；内心安静，智慧和见识就明白，对于是非，无论处理什么都不会不恰当。所谓“是是”，近于谄媚；所谓“非非”，近于讥刺。若不幸有所过失，宁可讥刺，也不要谄媚。认为正确，是君子通常的态度。但一味肯定它，又能增加什么呢？总的来看，还不如把“非非”作为正道。我居住在洛阳的第二年，已经重新修缮了防事，并在墙壁末端写了文字作为记载。我在它西面营造了一处地方，建造厅堂，门向北开；又在南面开门，引入日月的光辉。里面设置一张几案、一张榻，架上放着几百卷书，早晚居住在其中。因为这里幽静，我便闭目澄心，借鉴今世、照察古代，思考推究，无所不至。因此把这座堂命名为“非非”。《仁宗御飞白记》治平四年夏季五月，我将要前往亳州，取道汝阴，于是得以在子履的居室中阅览书画，只见御笔文字灿烂夺目，光辉映照日月。我为此整理帽子，肃正容色，拜了两拜之后才敢抬头仰视，原来是仁宗皇帝亲笔书写的飞白字。我说：“这应当是宝文阁所收藏的东西，为什么会在您的居室里呢？”子履说：“从前天子在群玉殿宴请侍从臣僚，曾把飞白字赐给他们，我有幸也得到了一幅。”我在世上困顿已久，年轻时就不被时俗所喜爱；人们流离、逃亡、贬斥，我也经历了十多年，而能够不老死在江湖之上，大概是因为遇上政治清明的时代。天子向来重视学习，乐于培育天下人才，不遗弃一个卑微之人，使我能够同众多贤者一起游学于儒学馆中；而且天下无事，年年丰收，百姓万物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接近声色，正同群臣从容享受翰墨之乐，而我又在这时私下得到这份赏赐。这不仅是一个臣子的荣耀和际遇，也是朝廷一时的盛事。您替我把这件事记下来吧。”我说：“仁宗的恩德泽被万物，滋润了四十多年，即使是不懂事的田夫野老，也还能够在田间悲歌思慕，更何况那些得以仰望天子清光、蒙受恩宠、登上金门而进入玉堂的儒臣学士呢？” 于是我们相对泫然，流着眼泪把这件事写了下来。美玉蕴藏在石中，珍珠藏在深渊里，它们的光气常常显露在外；所以山中出现如白虹的光辉，水面变化而呈现五色，都是至宝所在的征兆。如今这幅御赐书法收藏在子履的居室里，我知道将来一定会有善于望气的人说：有荣光升起直达天空的地方，必定就是御赐书法所在的地方。《宋文选》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三 司马君实文

译周论 周朝自从平王东迁以后，国势一天天衰微。到了战国时期，又分裂成两部分。它的土地和人民，甚至不能同强国的大夫相比。然而天下仍然尊奉它、侍奉它，把它看作共同的君主，使它守护文王、武王的宗庙，绵延长久而不断绝。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根基扎得牢固，源头流得深远。从前周朝兴起时，以礼作为根本，以仁作为源头。从后稷以来直到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他们讲求礼制已经完备，施行仁德已经达到极致。百姓对这些耳闻目见，深入骨髓。即使后世国势衰弱，百姓将要产生凌辱轻慢的念头，也会畏惧先王的礼制而不敢这样做；将要产生离散的心思，也会想到先王的仁德而不忍离去。这就是周朝享有国祚长久的道理。否则，凭区区几个城邑，处在七个暴虐强国之间，连一天都不可能存在，更何况数百年吗？韩论 韩国以一个弱小的国家处在天下交通要冲，前后左右、腹背各面无不受到敌人攻击，但国家的宗庙祭祀仍延续了将近二百年，难道不是因为韩昭侯谨慎奉行法令，赏赐不施加给没有功劳的人，惩罚也不遗漏有罪的人吗？后世君主虽然不肖，仍能依靠前代遗留下来的功业而自我保存吗？唉！拥有国家的人，怎么可以没有法令呢？魏论 魏文侯作为列国的大夫，喜爱贤才、礼敬士人，最终成为天下显赫的诸侯，直到今天仍被人称道。魏惠王有一个商鞅，却不能任用，反而把他遗弃在秦国，使商鞅回过头来成为魏国的祸害，丧失七百里土地，逃到大梁；他的子孙于是贤能与不肖彼此相去甚远，难道不是相差太远了吗？无忌离开，魏国的分量就轻；无忌回来，魏国的分量就重。安厘王却还对此疑虑。无忌一死，魏国便灭亡了。贤才对于国家是多么重要啊！楚论 楚国自祝融、鬻熊以来，建立国家已有多少年了？当它强盛时，完全占有南海，凌驾于中原诸国之上。到了楚怀王放逐废弃忠良，亲近谗佞，受张仪花言巧语的迷惑，连自己的耳目都不能守持，被欺骗却不醒悟，军队覆没却不悔改，接连用错误招致错误，最终客死秦国。使他的子孙含泪忍辱，侍奉自己的仇敌；秦国强迫楚国嫁出女子，楚国也不敢推辞；祖庙陵寝被焚烧，也不敢怨恨；像兔子一样逃窜潜伏，把自己禁闭在陈地。楚国收起兵器不战，秦国进攻也不停止；楚国割地求和，秦国侵略仍不停止，最终也没有得到赦免，国家因此沦亡，难道不可悲吗？燕论 燕国在春秋时期，玉帛之礼不通于中原，简策所记载的事情很少。到了燕文侯时才开始强盛，同诸侯约定合纵，以排斥秦国。燕王哙仰慕尧、舜，把国家交给子之，结果失败而死，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追求虚名而丧失实际，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燕昭王苦心磨炼自己，勤奋治国，招揽贤才，礼敬士人，最终任用弱小的燕国报复强大的齐国；有志向的人，功业没有不成就的。燕惠王听信谗言，使将要成功的功业丧失，真可惜啊！燕太子丹凭借一把尺八长的匕首，想劫持秦王来安定国家，不也太儿戏了吗？竟使召公的宗庙忽然断绝祭祀，谁的罪过比这更大呢？可是评论者中有人还说他贤能，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赵论 赵武灵王不顾流俗，改变胡人的风俗习惯，采用骑射来制服林胡，消灭中山，大大开拓疆土，威势压过强大的秦国，可以说是贤明的君主了。后来他沉溺于宠妾，想把国家分给两个儿子，让他们称王，最终饿死在沙丘宫。放纵欲望所造成的败亡，竟到了这种地步啊！赵国在三晋中最强盛，后来贪图上党土地，导致长平的军队覆没；又听信郭开的谗言，抛弃廉颇、李牧，使宗庙断绝祭祀。说起这些，真令人长长叹息。齐论 齐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背靠沧海而面对中原，再加上齐威王、齐宣王的贤明，国家富强。到了齐湣王骄傲放纵，贪得无厌，自取颠沛流离；假如没有田单，齐国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了。凡是游士中谈论合纵连横的人，虽然彼此更相倾覆，但总的说来，合纵是六国的利益。齐国是燕、楚、三晋的根基，三晋、燕、楚又是齐国的屏障。秦国虽然强暴，经过一百多年，仍不能统一诸侯，是因为六国表里相连、彼此牵制。到了齐王建听信后胜的主张，相信秦国间谍的话，拱手侍奉秦国，不救援五国；五国灭亡后，齐国也一同成为俘虏，这是形势和道理所决定的。秦论 孔子说：“智慧足以取得天下，仁德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取得了，也一定会失去，说的就是秦国。”贾生的话说得好：“秦国凭借区区之地，掌握着千乘之国的权势，招致八州诸侯，使同列诸侯来朝见，持续了一百多年。后来把天地四方作为自己的家，把崤山、函谷关作为宫殿；一个平民起兵作乱，七庙就毁坏了，自己死在别人手中，被天下人耻笑，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施行仁义，而进攻和防守的形势已经不同了。” 西楚论 世人说项王没有在秦地称王而回到楚地，所以失去了天下。看他拥有人数百万的军队，向西进入函谷关，占据天下的形势，分割山河来封立诸侯，自以为可以任意满足自己的私心，别人没有谁敢违抗。他怎么能安然行事而不讲礼，忍心做不义之事，却想凭一个人的力量使亿万人的心服从呢？才华高的人被他怀疑，功劳大的人被他贬斥。按照这种道路行事，即使得到一百个秦国那样的土地，难道能够免于败亡吗？前汉论 汉高祖从平民起兵，手提三尺剑，八年便成就帝业。他取得成功这样迅速，是什么原因呢？只是因为能够识别人才、善于任用人才罢了。所以汉高祖自己说：“镇守国家、安抚百姓，我不如萧何；筹划谋略、决定成败，我不如张良；出战一定取胜，进攻一定攻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够任用他们，所以取得了天下。”韩信也说：“我不善于统率士兵，却善于统率将领。”这句话把道理全说尽了。吕氏之乱时，汉朝的国势像一根将断的丝线，但最终没有造成祸害，是因为外有强大的宗室藩王，内有绛侯周勃、灌婴的忠诚。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天下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后世都称颂仰慕，却没有谁能够赶上他们。百姓的心情，什么时候不想安乐、富裕、长寿呢？文帝、景帝只不过能够不去扰乱他们罢了。汉孝武帝喜好奢侈，仰慕神仙，修建宫室没有限度，不停巡游，对四方夷狄穷兵黩武，刑法严酷而赋税沉重。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同秦始皇相比相差多远呢？只是因为他崇尚儒学、重视道义，访求贤才、接纳谏言，所以成败才有这样大的差别。汉孝昭帝年幼，却能辨明霍光的忠诚，坚定不移，真是天资明察啊！然而霍光仍然专擅政权而不归还，这就是霍光的罪过了。汉孝宣帝核实名分与实际，赏赐必定兑现，惩罚必定施行，使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与汉孝武帝的功业相比，汉孝宣帝更为优胜。汉孝元帝优柔游移、不能决断，汉朝的基业从此开始衰落。汉孝成帝沉溺酒色，把政权交给外戚。汉孝哀帝刚愎而不明察，宠幸充满朝廷。国势逐渐衰落直到汉孝平帝，他年幼即位，王莽趁机而起，终于使汉朝的帝位转移。王莽倚仗自己的奸诈邪恶，烦扰百姓，轻率用兵，罪恶满盈、怨恨积聚，于是天下反叛了他。

译后汉论 新朝末年，民心思念汉朝，就像口渴的人盼望饮水、饥饿的人等待食物。因此各地刘氏奋臂一呼，远近都响应。还不到一年，首恶就被斩首。更始帝刚进入洛阳时，天下已经臣服了；但他一向没有君主的器度，纲纪不修，诸将暴横，不久便灭亡，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光武帝以仁厚的德行成就英杰的志向，在昆阳之战中，驱逐乌合之众，扫灭逆天之敌，使海内突然变成汉朝的天下。宜阳之战，不用交战赤眉军就束手投降；百万盗贼一朝全部溃散，这些都是世所罕见的奇功。至于对待刘盆子，只使他不死；任用良吏卓茂为太傅；告诫冯异安抚聚集关中的百姓；不专力于交战攻取和争胜。即使是在创业草创时期，也可以说有帝王的远大谋略。天下平定后，他不失去汉朝原有的制度，于是停止用武，修治文教，崇尚德行，酬报功劳，勤于政事，养育百姓，兴起礼乐，宣扬教化，表彰品行义理，勉励社会风俗。继之以汉明帝、汉章帝，守成而不失，于是东汉的风气，忠诚、信实、廉洁、知耻，几乎接近三代。到了汉孝和帝以后，政令渐渐松弛，外戚专权，近臣放纵，但仍有刚正忠烈的臣子忘却自身而殉国，所以虽然衰弱却没有灭亡，难道不是建武、永平年间遗留下来的功业吗？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纲纪大大败坏，禁锢废弃英俊之士，残害忠贞正直的人，买卖狱讼，出卖君主，使天下混浊混乱。何进被杀，袁绍不能抑制愤怒，于是焚烧宫阙，肆意诛杀，又从外部召来董卓以胁迫朝廷。这样一来，毒蛇虽然被除掉了，猛虎却进入了室内。董卓贪婪刚愎、残暴忍心，废黜皇帝，迁都长安，各州郡奋然起兵讨伐他。董卓死后天下大乱，汉朝于是灭亡。可悲啊！蜀论 昭烈帝在败亡之后，寄居汉水以南，却能屈尊礼敬英杰，团结志同道合的人，推拒挫败强敌，把失败转化为成功；在颠沛流离之中仍不忘德义，真是美好。刘璋昏昧懦弱，刘备欺凌并兼并了他，于是完全占有巴蜀，在一方称帝。安乐公刘禅才能虽属中下，但能够任用贤相，与中原抗衡；后来姜维、黄皓掌权，刘禅却面缚成为俘虏，也是应当如此。魏论 汉室失去纲纪，群雄纷纷扰乱，皇帝车驾流离迁徙，没有人能够收拾整顿局面。魏太祖独自奉迎皇帝并辅佐他，披荆斩棘建立朝廷，那么他的名义本来就足以凝聚民心。再加上他的英武、威势、明智和谋略远远超过常人，驱使群雄豪杰，奋力铲除奸邪。于是张绣屈膝投降，吕布献出首级，袁术死于野外，袁绍覆亡，刘琮献出土地，韩遂、马超逃遁，中原肃清，外域请求归服。这样看来，魏国是从群雄盗贼手中取得天下，而不是从汉室手中取得天下。可惜他心胸狭窄而多疑诈，猜忌贤能，所以天下没有完全归服。到了魏文帝接受禅让、魏明帝继承帝业，内外安抚防御，没有荒废前人的功业。然而魏明帝临终时被奸臣牵引控制，继承人年幼软弱，托付给了不适当的人。曹爽骄横愚蠢，党羽轻佻，祸乱从内部兴起，于是魏室衰败不能振兴，最终改换国姓。可悲啊！吴论 孙坚以破虏将军之名，凭借孤军远征，决心抒发忠愤，首先冲击贼军锋芒，深入蹂躏川洛，迅速扫清陵寝一带，确有值得称道之处。孙策年少时以讨逆之名，率领一旅之众，挥动马鞭攻下江东，使年高的儒者和久经战阵的将领狼狈失据，开拓千里土地，真是英才。吴大帝继承父兄的功业，师法朋友和忠贤之士，以完成先人的志愿；赤壁之战中，他决策定谋，摧毁强敌，若不是明智而勇敢，能够这样吗？于是完全占有荆州、扬州，驰骋于南海，国祚传承数代，是理所当然的。侯官、景帝，都明慧果断，有先世遗风。归命侯骄傲刚愎、残暴虐待，比桀、纣还要厉害；想求得不亡，能办得到吗？西晋 宣帝起初凭借崇高的声望、卓越的才华和荣耀的名声，在魏朝向西击退诸葛亮，向东讨伐公孙渊；如果能以忠诚顺从终其一生，足以称为良臣。他遭到曹爽、何晏的忌恨，乘机发动，专擅朝政，诛杀铲除异己，从前的美名完全扫地。到了景帝、文帝相继执政，于是迁移了魏朝的国运。武帝席卷整个吴国，继承禹王旧有的天下，倚仗太平安定，沉溺酒色；在开国之初不作长远谋划，崇尚浮华，败坏抛弃礼法。惠帝昏庸愚蠢，连豆子和麦子也分辨不清，就像价值万金的宝物丢在大路中央却无人看守，怎么能不被别人占有呢？祸乱产生于宫闱，成于宗室，骨肉相互残杀，而刘渊、石勒、姚氏、苻氏、慕容氏争相乘其弊乱，分割中原，屠戮百姓，尸骨堆成山丘，鲜血流成深渊，近三百年间如此，难道不可悲吗！前赵论 刘渊是匈奴遗留下来的后裔，乘晋室衰弱，完全占有河东、汾水一带。天下蜂拥而起的军队，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归附于他。石勒、王弥都面向北方称臣。刘聪继承前人的事业，于是攻陷两都，俘获并侮辱晋怀帝、晋愍帝。刘聪自夸自纵、荒淫残暴、没有亲爱之心，幸而因病而死；坟上的草还没有长出来，家族就已经被屠杀殆尽了。刘曜是疏远的宗族，屡次建立大功，专制关中。遇到靳准之乱，他发兵讨伐逆贼，于是继承汉赵的事业。后来向陇阪挥军，陈安便献出首级；按兵于西河，张茂便称藩。他也是一时的雄杰。然而当初同靳氏约定投降，是不合义；后来灭掉靳氏全家，是不守信；使石勒因此同他断绝关系，是不明智。由此可知，品德反复而仍能成功的人很少。后来他乘高堠的防御工事包围金墉城，一战失利，活着被擒。虽然他轻率而招来祸患，也是不幸遭到上天灭亡。后赵论 石勒从刘渊、刘聪的卑贱奴隶中崛起于马厩之间，聚集百万军队，横行天下，摧毁晋室。向东擒获苟晞，向北攻取王浚，向西驱逐刘琨，向南攻占兖州、豫州，都像俯身拾取地上的小草一样容易。刘曜凭借战胜的威势长驱直入伊水、洛水一带，怀有吞并崤山以东地区的志向。石勒举鞭一挥，刘曜便昏乱地走向灭亡，于是兼并了他的国家，占有中原，羌族、氐族也都臣服。他的才能如果没有超过常人，能做到这样吗？石虎凭借凶悍暴戾的资质，助长贪婪奸诈的志向，残害石勒的孤儿，劫夺他的帝位，仗恃诈术和武力凌辱他人，残暴对待万物，奢侈纵欲到极点，永远不能满足。他自以为只要不是天崩地裂，就可以抱子弄孙，再没有后顾之忧。等到父子相残、兄弟相攻，尸体漂浮在漳水岸边，家族没有一个活口。罪恶不断积累，除了灭亡还能走向哪里呢？

译前燕论 慕容氏世代担任部落君长，深居北方海边。到了慕容廆开始强盛时，正值晋室动荡，华夏百姓都背着孩子前来归附。慕容廆安抚慰劳、招徕接纳他们，收罗其中才俊，辅佐国家政务；又远远奉行晋王朝的命令，以表示极大的顺从；致力于农业，积聚粮食，喂饱战马，磨砺兵器，内心窥伺邻国的祸乱机会，所以能够斩杀将领、夺取旗帜，大大开拓疆土。慕容皝承接他的遗业，扩大发展前人的功业，于是吞并段氏、辽东，兼并宇文部，俘获高丽，剪除夫余，逐渐侵占幽州、并州，终于同强大的后赵为敌。到了石氏内部发生动乱，慕容儁乘机行动，驱使精锐、蓄养已久的军队，扫除离散崩溃的敌众，所向披靡，于是击走王午，使张平归服，杀死段龛，擒获冉闵；左边牵制、右边扫荡，幽州、并州、青州、冀州全都平定了。慕容暐即位时，太宰慕容恪辅佐他，内修政事，养育士人，爱护百姓；对外开拓疆域，威势施行于邻近敌国。到了慕容评执政，他嫉妒宗室和有功贤能的人，把他们驱逐出去，以资助邻国；君主昏暗，臣下鄙陋，凭这样的力量来抵挡苻坚、王猛的威势，怎么能不灭亡呢？后燕论 慕容垂才华优美、功业丰盛，在昏乱的朝廷中不能容身，于是归附前秦。秦主以国士的礼遇对待他。淮南之战中，他没有乘人之弱而进攻，也足以稍稍报答前秦的恩惠。慕容垂离开燕国时，燕人像失去了父兄一样；等到他回来，众人又像赶集一样奔向他。因此几年之间，他骑马挥鞭，从容不迫地收复旧业，这是自然形成的形势。慕容宝不能承担重任，打开城门引来敌人，坐等敌军进攻；又不能坚守中山，无故逃走。一年之间，国土几乎丧失殆尽，子弟亲戚被剪除而成为仇敌，进退失去凭据，最终丧命，何其愚蠢啊！慕容盛以幼年而孤苦困窘，自己投奔仇人的怀抱，最终扼住仇人的咽喉、刺入他的腹部，从而实现自己的志愿并恢复帝位。如果不是智勇超过常人，能够这样吗？不幸遇到盗贼而早死。慕容熙因为一个妇人的缘故，竟然亡掉了自己的国家，他是什么样的人啊？慕容德是燕室最亲近的宗族，身居方伯的职位，总统南方诸州的军队；敌人到来不能抵御，百姓离散不能安抚，君主困穷不能救援，反而丧失自己的土地，夺取他人的土地来安置百姓。他的智、仁、勇都没有值得称道之处，但能礼敬贤才、采纳谏言，保全青州土地，可以说是善于处理败局而不至于灭亡。慕容超因为声色歌舞之乐，轻率地触犯强敌，又不能善于采用谋略，自取灭亡，真可惜啊。前秦论 石氏强盛时，氐、羌等部族无不在内部归附称臣；一旦失去驾驭，它们彼此对立而成为祸患，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苻洪徘徊于枋头，怀有虎踞中原的志向；他认为苻健不肖，但仍向西攻取关中，兼并姚襄，击退桓温，于是成为强国。苻坚又加上雄厚的力量和英明的谋略，兼有慈惠、忠信的品德，从平民中提拔王猛，任命他主持政事，使功臣旧臣不能离间，亲戚也不敢嫉妒；不是极其明智，能够这样吗？因此能够吞并强大的前燕，攻取河西，兼并巴蜀，占有汉水、沔水流域，俘获索头，屠灭龟兹，完全占有天下十分之九。自永嘉以来，没有谁能比得上苻坚。看他率领百万大军攻打晋国，先替晋国君臣降服后安排官职、修筑宅第，等待他们来居住，心里以为他们像罗网中的禽鸟，一去便没有不捕获的。等到一战失败，便颠沛流离、振作不起来；从前被俘的囚徒和投降的士兵，全都起兵成为敌人。几个月之间，仇敌遍布四方，战马堵塞郊野，直到自己死在别人手中，子孙也全部灭亡。为什么呢？评论者都责怪苻坚宠信羌族和鲜卑而攻打晋国，他们都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来谈论，没有明白根本。总之，苻坚倚仗自己的强大，轻视敌人而没有防备，这就是他失败灭亡的原因。夫 后秦论 姚弋仲凭借西羌首领的身份，立足于后赵、前赵两石的朝廷之间，以刚直勇猛著名，能够得到年高德劭者的拥戴，难道不是忠信所招致的吗？姚襄才气豪迈，兼具文才武略，有孙策的风采；然而投奔晋国却不被容纳，攻打前秦而被杀，也是他的命运。姚苌借助父兄的功业，遇到苻氏衰败之时，在中原擂鼓起兵，丑恶之徒云集，却不能报答前秦君主的恩德，反而乘他困窘而杀死他，实在太不仁义了。姚兴承继父亲的志向，完全占有关中，凉、夏各地豪杰无不率众归服。然而处在攻战的时代，不能收罗英杰来治理国家、训练军队，却专门带领臣民翻译佛经、礼拜佛像。姚泓继承帝位后，骨肉在内部离散，敌寇在外部入侵，于是他的宗族灭亡。虽然姚泓才器功业不肖，也有姚兴遗留的谋略不够长远的原因。东晋论 晋室衰败以后，中原纷纷扰乱，刘氏、石氏、慕容氏等人遍布河洛之间，盘踞泰山、华山一带，宫阙荒芜淹没，陵寝毁坏焚烧。晋元帝作为疏远的宗室成员，逃居江南；天下士人百姓中思念晋朝的，都携带粮食前来归附他。晋朝在荆州、扬州之间建立政权，子孙相承，国祚像一根将断的丝线。只有晋明帝英明勇武，能够清除大恶，不幸在位时间不长；除此之外的君主都孱弱孤危，外受欺凌，内有叛乱，性命寄托在虎狼口中，几次差点被吞食。然而最终仍能保有帝位名号，使宗庙延续祭祀一百多年，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有王导、卞壸、温峤、陶侃、谢安、谢幼度这样的臣子辅佐。群贤去世后，却让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之流辅政，败亡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宋论 自从晋氏渡江以来，君主软弱、臣下强盛，祸乱接连不断，到元兴年间，桓氏篡夺帝位。宋高祖首先倡导大义，集合志同道合的人，从草野之间起兵；奋臂一呼，凶恶的党羽便瓦解，于是斩下桓玄的首级，奉迎皇帝车驾，重新建立晋室，他的功劳已经很大了。随后整治军队、誓告众人，经营四方；向东挥旗出征，广固很快溃败；卷起铠甲向南进军，卢循被消灭；偏师向西进攻，谯纵献出首级；精锐向北驱驰，姚泓面缚投降。于是迅速扫清伊水、洛水流域，修缮奉祀帝王的陵园，使披发衣皮的北方民族震惊，也使华夏的气势舒展振奋。南方国家的强盛，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然而天下疆域尚未统一，刘裕却践踏天子的帝位，抛弃秦州、雍州，以资助敌寇，使大功不能成就，真可惜啊！宋文帝勤于治理政事，像慈父一样爱护百姓，足以称为太平时代的贤主；但他不估量自己的力量，横向挑衅强敌，使军队在黄河以南全军覆没，战马在长江渡口饮水。到了末路，他狐疑不决，最终酿成儿子的祸乱，难道不是文德有余而武略不足吗？凭宋孝武帝的骄纵淫逸、宋明帝的猜忌，能够保全首领而死在宫室之中，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会有后代呢？南齐论 齐高帝功名盛大，不能容于昏暴的朝廷，于是以逆势取得帝位，却以顺道守成，也算是一时的贤主。齐明帝自以为帝位取得不合正义，猜忌高帝、武帝的子孙，几乎全部诛杀；又深深告诫东昏侯，想在事情发生之前先制服他，结果大臣疑惧，祸变接连而来，最终亡掉国家。一个人不致力于树立美德，却靠杀人来使自己安全，自古以来没有能够成功的。

译梁论 梁武帝在齐朝末年，担任方面重任而处境危险，不能自安，乘机奋起，除掉昏庸的君主，成就大业。等到在位日久，普通、大通年间，遇到北魏衰弱，王公、州牧、郡守接连携带家属前来归附。军队向北征讨，直到洛水下游。看他勤勉自身、约束自己，爱好文雅，安抚士大夫，也可以说是恭敬、节俭、宽厚、仁惠的君主。然而他以万乘之主的身份做出出家人的行径，屈辱自身、倾尽国家来供奉佛教；施恩胜过施威，纲纪不能建立；听信奸佞臣子的计谋，贪图河南土地，抛弃盟国而宠信叛臣，终于使台城覆没，自己年老而饿死，江淮以南全都变成荆棘荒地。他的智慧不值得称道。恩德不能施及天下，却享受天下的大利，圣人认为这是祸患；就像喜欢盗贼的钱财，把盗贼请进屋里，钱财没有得到，反而丧失了自己的所有物，这是必然的。他的子孙各自拥有强兵，分别驻守重镇，却不救援君主父亲的危难，反而窥伺机会、乘隙而动，彼此屠杀。梁元帝在兄弟之中尤其残忍，因此虽然剪除凶恶首领、恢复旧业，转眼之间自己就成为俘虏。难道只是人心不赞成他吗？也是天地在惩罚他。后魏论 后魏的先祖世代居住在北方荒野，建立国家已经很久。道武帝乘慕容燕衰败之时，把所有善于骑射的部民都动员起来，凭借威势凌驾中原。战马所向，无不望风溃逃。向南攻取并州，向东攻下冀州、幽州，军队所到之处不停留，几千里的土地很快平定。接着经明元帝、太武帝，兼并青州、兖州，占有荆州、豫州，摧毁赫连氏，打开关中，斩杀蒲洪，吞并辽东、碣石，俘获沮渠氏，占领河右；高车入朝称臣，蠕蠕远远逃遁。淮河以北直到大漠，全都成为后魏所有。其子孙称帝一百多年，北方民族政权的强盛，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程度。到了孝文帝继承帝位，才贬抑疏远北方人的风俗，修治帝王政治，崇尚儒雅，兴起礼乐；那种风气、声誉和文采，盛大而值得观赏。宣武帝懦弱，不能承担重任，宠信谗佞，残害亲近贤能的人，元氏的事业从此开始衰落。又加上孝明帝年幼，胡太后淫乱放纵，宠幸之人充满朝廷，政令出自多个方面，赏罚没有章法，纲纪大坏；守令贪婪残暴，百姓忧愁怨恨，盗贼蜂拥而起，日益增多。上层人物却一点也没有悔改之心，反而内部自行离散，引来外部盗贼。于是尔朱荣乘机而起，发动晋阳的军队，直指京城洛阳。后主沉溺于回渊，公卿百官的鲜血沾湿了马足。虽然孝昭帝勇敢果断，亲手杀死贼臣，但他的党羽四处聚集，灾祸很快便接踵而至。孝武帝厌恶高欢的专横，逃入关中，却遭到宇文泰的祸害，不能摆脱困境；东西两魏分裂，相继灭亡。唉！君主处在国家全盛时期，宴饮安乐、懈怠堕落，因而失去了施行威权和恩惠的权柄。等到民心已经失去、祸乱已经形成，即使有明断的才能，仍然不能挽救，何况庸碌的君主呢？北齐论 神武帝凭借高超的谋略，平定尔朱氏之乱；功劳大、势力强，受到魏武帝猜疑。虽然有驱逐君主的惭愧，却能够始终恭敬尽礼地侍奉孝静帝，至死不懈，这一点值得称道。文襄帝有俊秀的才华，却没有厚重的德行，悖逆傲慢、没有礼貌，最终死在奴仆手中。文宣帝沉溺酒色、残暴凶恶，超过桀、纣，但能够信任贤臣，把政权交给他们，威势施加于邻国，最终得以终享天年，大概也是有所得的。孝昭帝明达和善，确实是北齐贤明的君主；可惜在位不久。武成帝骄纵淫逸、奢侈放荡，北齐的事业开始衰败。后主继位后，昏乱狂妄更加严重，诛杀忠良，信任谗邪，十年便灭亡，已经算是幸运了。后周论 周文帝凭借关中的兵力，向东迎接孝武帝，收集疲惫离散的军队，安抚贫困的百姓，任用贤能，设置官职，明确职分，致力于农业和桑业，以辅佐魏室。即使凭借高氏的强大势力，也不能凌驾于他之上。他所制定的典章法度，施行于后世，难道不能称为贤明吗？周武帝凭借英杰的资质，却受制于群臣，恭敬沉默，端坐而不妄动十多年，等待他们罪恶满盈、恶行成熟、被众人抛弃，然后一举除掉他们，就像拔除枯草、振起枯木一样轻易，可以说是知道何时柔顺、何时刚强，智谋勇力兼备。随后亲自统率六军，征伐东夏。北齐的险要地势不能守卫，士卒没有交战，几个月之间便把北齐君臣捆来，押到军鼓之下，使周朝疆域向东延伸到大海，向南逼近长江。即使魏室全盛时期，也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可惜啊！宣帝放纵淫逸奢侈，施展奇诡手段，自我断绝于上天，结怨于百姓，不到三年，国家便被异姓占有。可悲啊！陈论 陈武帝同王僧辩共同侍奉梁室，诛灭侯景，乘机等待时机，凭借诈术和武力取得国家。然而率领疲弱困顿的军队，面对强大的北齐和乘胜而来的形势，最终仍建立大功，完全占有江南，这也实在困难。陈文帝恭敬勤勉地处理政事，足以称为贤主。陈孝宣帝在北齐衰败时开拓疆土，却遇到北周兴盛而丧失军队，难道不是因为不依靠内部力量而依靠外部力量吗？陈国土地狭小，不能占有天下的五分之一，战战兢兢、危惧不安，却仍不能保住自己的国家；何况陈后主荒淫无道，更加速了这一局面，最后把自己藏入枯井中，难道不是应该的吗？隋论 隋文帝对于周室并没有建立过重大的功勋，也没有深厚的德行素来浸润人心，只是因为周宣帝突然暴死，继承君主年幼软弱，奸臣假传诏命，他侥幸取得了帝位。然而他明敏节俭，勤于政事，根据才能任用官员，赏赐必定兑现，惩罚必定施行，因此能够取得江南三百年的国家，易如反掌，使天下重新统一。百姓众多，衣食丰足。突厥、室韦、靺鞨、林邑、高昌、女国等，没有不叩头称臣、奉献珍宝入贡的。即使两汉全盛时期也不能超过他。假使后代只要有中等才能来守住国家，那么十代之内也不容易灭亡。隋炀帝凭借悖逆和欺诈的谋略，坐享富强的基业，志气骄纵、意气满溢；后来又仰慕秦始皇、汉武帝的作为，穷尽奢侈、放纵欲望，接连对四夷用兵，政令繁琐、赋税沉重，盗贼蜂拥而起，却仍不停巡游享乐，以娱乐来纵情淫逸，厌恶听到直言，喜欢自我封闭、隔绝视听。唉！按照这样的道路行事，即使是禹、汤、文王、武王的子孙，也没有谁不灭亡，何况隋朝没有积累善德的根基呢？

译唐论 唐高祖在晋阳起兵，精锐部队承接隋朝灭亡后的弊乱，席卷长驱，完全占有关中；派遣将领、出动军队，扫除各地乱局，于是使李密投降，擒获窦建德，俘获王世充，铲除武周，剪灭刘黑闼，消灭萧铣。六年之中，海内全都臣服，为什么成功如此迅速呢？大概是因为有太宗这样的儿子。太宗文武才华远远超过前代，驱使群雄英杰，网罗俊杰贤能，喜爱任用善于谋略的人，乐于听取正直的劝谏，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安置在安乐的席位上，使盗贼变成君子，使呻吟转为歌唱，衣食有余，刑罚几乎不用。突厥首领被套着脖子押到宫阙，北海之滨全都成为郡县。自三代以来，中原的强盛没有达到过这种程度。可惜他喜好功名，却没有及时兴隆礼乐，在父子、兄弟之间，留下的缺憾很多。唐高宗沉溺于宴饮安逸，仁慈却缺乏武略，使武后摧毁唐室，屠杀残害宗室，毒害士大夫。追究事情的根源，也是有来由的。唐中宗长久遭受幽禁和侮辱，历尽险阻，一旦得志，便沉溺荒淫而不改；粪土筑成的墙，已经不能再粉刷了。唐睿宗鉴于前代的祸患，凭借功劳确立继承人，这就是所谓可以同他权衡变通了。唐明皇果断而有谋略，再次平定内部祸乱；开元初年，忧劳于各项政务，喜爱贤能和善行，利于百姓、爱护万物，海内富足，四方夷狄宾服，逐渐接近贞观时期的风气。到了天宝以后，唐明皇自以为功业已经完成、天下已经治理好，不会再有后来的艰难；志向和欲望既已满足，奢侈之心便产生了。忠直之士渐渐疏远，谗佞小人一同进用；把游乐当作良策，把声色当作急务，把李林甫、杨国忠比作周公、召公，把安禄山、哥舒翰比作方叔、召虎。毒疮在心腹中形成却没有察觉，豺狼在藩篱附近游荡却不知道；一旦忽视的地方发生变乱，边疆起兵，朝廷大臣拿着檄文却心神迷乱，猛将望见敌军尘土便束手无策。腥膻之气污染伊水、洛水，鲜血染红河潼地区；皇帝车驾流离迁徙，百姓死伤遍地，祸乱一同兴起，已经无法救治，使几十年间战争纷乱不断。唉！事情没有不是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能够善终的；安定不可以依赖，治理也不可以保持，竟然如此。唐肃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在灵武收集军队，向东回军，保住了唐朝原有的国家。唐代宗分别任命各路将帅，剪除凶恶叛乱之徒，使黄河以南、以北重新成为唐朝的臣民，他们的功劳都不小。然而这两位君主，武略不足以决断疑难，明察不足以洞悉事理；如果没有郭子仪的忠诚、李光弼的智谋，借助仆固怀恩来使用回纥军队，那么天下已经不属于唐朝了。以唐肃宗的孝慈，却受制于李辅国，不能奉养自己的父亲；又受张皇后迷惑，不能庇护自己的儿子，由此可知他的武略如何。唐代宗性情宽厚，却听信谗臣的话，使李光弼不敢入朝，惭愤而死；又使仆固怀恩招引外族敌军，几乎导致国家灭亡，由此可知他的明察如何。他又不思考治理国家、规划全局的谋略，专门实行姑息政策；盗贼占据州郡，便趁机任用他们为州牧郡守；士卒杀死主帅，便趁机授予他们旌节斧钺，使强暴之徒纵横，下级欺凌上级、臣下取代君上，积习成为风俗，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唐朝的纲纪大坏，不能重新振作，正是肃宗、代宗造成的。唐德宗对历代积弊感到愤怒，怜悯王室地位卑弱；刚即帝位时，声势显赫，怀有拨乱反正的志向，但见识浅薄，性情猜忌刚愎，亲信大多不是合适的人，举措又不依循正道，赋税繁重，果断地诛杀，因此关外的敌寇尚未平定，京师的盗贼已经先行起兵。于是他在奉天受困受辱，流离迁徙到山南，公卿在叛贼朝廷中行拜礼，刀锋箭矢逼近皇帝车驾；幸亏陆贽在朝廷内部尽心尽力，李晟、浑瑊在外部竭尽力量，所以才能诛灭首恶，迁移并奉护宗庙社稷。从此以后，消磨刚强而变得柔弱，削平棱角而变得圆滑；到了晚年，苟且怯懦的政治比他的祖先更加严重。唐顺宗不幸身患疾病，奸邪之徒放纵志意，但他能够把政权交给太子，以安定国家，足以称为贤明。宪宗聪明果断，这是出于天性。他选用任命忠良之士，延请接纳善于谋划的人；军队疲惫了便能屈己求和；各种不同意见纷纷而来，却不因此疑惧；盗贼在都城和州邑兴起，甚至杀害宰相，他也不因此畏惧。最终他能够夺取灵、夏，肃清剑南，诛灭浙西，俘获泽潞，平定淮右，收复齐鲁。于是天下那些根深蒂固的盗贼，都像狼一样环顾防备、拱手求降，送来人质、献出土地，叩头入朝，百年的忧患一下子全都消除了。然而他在防备方面有所懈怠，变乱从身边发生，真可悲啊！穆宗守着已经成就的事业，承接已经平定的局面，却任用没有才能的人，谋划又不善，使笼中的老虎重新在原野上肆虐，使网中的鱼得以自行逃入深渊，元和年间的功业从此坠落了。敬宗轻浮放纵，自取覆亡；文宗优柔游荡，不能决断，受家臣控制；即使有喜爱贤才的心意和文雅的风采，也都不足以称道。武宗英明敏锐而卓异，委任能干的大臣，攻克上党如同拾取芥草，夺取太原如同反转手掌，功业几乎无可比拟，可惜啊！宣宗年少时经历艰难，成年后登上帝位，世人的真情假意没有不知道的；他尽心于民政，精勤于治国之道，赏赐简明而恰当，刑罚严厉而必定执行，所以境内百姓安居乐业，各种不同习俗的地区都顺从法度。如果在汉代诸帝中寻找类似者，他大概可以和孝宣帝相提并论吧。懿宗骄纵奢侈，没有限度，残暴虐害而毫无顾忌，把辅佐大臣的职责交给宠幸之人，使天下的财富耗尽在淫逸享乐之中；不知道民众怨恨，也不顾上天震怒，李氏的灭亡到此已经确定了。况且唐朝自至德以来，亲近的宦官擅自攫取权力，藩镇大臣骄横跋扈，譬如一个衰弱多病的人，用稀粥来养活他，还担心他不能支撑，何况再给他喝毒酒，他还能存活吗？等到僖宗、昭宗相继即位时，天命的福禄已经离去，民心也已经离散，盗贼遍布天下，蓬蒿堵塞宫城和城门；君主漂泊困辱，只能把性命寄托给诸侯。在这个时候，即使想拯救它，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梁论 太祖起初以黄巢的降将身份执掌宣武军节度，炫耀他的欺诈和武力，逐渐吞食东夏地区。土地广阔，兵力强盛，威势和权力一天比一天炽盛，欲望也没有满足，于是迁移了唐朝的国统。他淫乱暴虐而不悔改，灾祸从内部兴起，不能得到正常死亡，也是应该的。均王是膏粱子弟，才能不过常人，却弃用敬翔、王彦章而任用赵岩、张归霸，凭此同庄宗为敌，怎么能不灭亡呢？

译后唐论 武皇以沙陀族身份，完全占有河东；黄巢之乱时，他对唐王室立有大功。上源之变后，他向朝廷申诉却不能为自己辩白，于是和朱氏整顿军队互相攻打，纠缠纷乱不能解脱，流血成河，僵尸遍野。到了晚年，他的锋芒锐气更加衰落，困守一隅，只能自保。庄宗在年少时继承帝位，他部下的将领都是久经战阵的白发老将，都是曾与武皇并驾齐驱的人；庄宗却能够用恩德和信义折服他们的内心，用英明果断挫败他们的气势，使他们无不竭尽力量、拼死效命，像听从手指示意一样称心如意。于是降服真定，迁取中山，攻取渔阳，兼并魏博，在防马渡过黄河，梁氏便丧失了国位。当时天下没有不震动的，诸侯中那些横行跋扈、据地放肆的人，都惊愕相顾，不敢保证自己的土地。王衍倚仗地势险远，辞礼傲慢，偏师向西进发，蜀地的关隘便守不住了。看他用兵，可以说是有才能；可惜他的志向狭小、气量窘迫，容易生出骄傲之心，自夸功劳而自我得意，统御众人没有法度，以亲近的佞幸为乐，听从妇人的言语。才过三年，便身死族亡，可悲啊！明宗没有夺取国位的心思，却受到众人的拥戴，天性宽厚，能够最终保全天命。清泰处在危难之中，坐着接受帝位，得到它并不困难，失去它却极其容易。帝位尚未坐稳，家国便化为灰烬；十年之中，改换国姓四次，祸福相随，变化为什么这样迅速啊！晋论 高祖凭借土地尊贵、势力重大，却迫于他人的猜疑和嫌隙，亲自执臣子之礼侍奉戎狄，贿赂给他们土地，并借助他们的兵力来取得天下。鸟的羽翼尚未长成，就不能高飞；国家尚未治理好，就不能谋划抵御敌人。齐王放弃桑维翰的深谋远虑，听信景延广的狂妄主张，内部政事没有修治，却在外部挑衅强大的邻国，使百姓尸横遍野，胡人的骑兵污辱宫阙；活着成为投降的俘虏，死后成为羁留异乡的孤魂，这不是不幸吗？汉论 高祖拥有精锐军队，处在地势便利的地方，正逢胡人骑兵向北退去、中原缺少君主，所以从容地面向南方而坐，天下便归附了他。难道是他的才能和德行特别突出吗？只是因为赶上了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罢了。根基疏松的不能稳固，基础浅薄的容易危险。隐帝虽然有面南而王的名分，政令却不出自自己；百姓不知道谁是君主，他又轻信群小的谋划，想要除掉跋扈的大臣，灾祸很快便降临，这是形势自然发展的结果。父子相继统治四年便灭亡了，自古以来享有国祚的短促，没有像这样严重的。周论 太祖拥有足以震慑君主的威势，挟持着无人能够赏赐相称的功劳，已经无处安身，于是乘着危机发动行动；虽然登上了天下的帝位，家室却已经先被覆灭了。世宗以异姓亲属的身份进入而继承大统，知道近世的弊病起于威令不能施行、下级欺凌上级而上级衰败，所以在高平之战中首先诛杀樊爱能、何徽，以振肃军法；于是能够使弱者变强，因失败转为成功，乘胜追击败退的敌军，直到太原。回来后精选军队，训练战阵，齐心协力，从此向前进取：向南分割江淮，向西攻克秦、凤，向北打开关南，攻打没有坚不可破的城池，交战没有不可击破的军阵。又利用击鼓进军的间隙，治理律令历法，兴举礼乐，审定法令，修治政事，收罗贤才，养育百姓，可以说是知道治理和安定的根本了。大功尚未完成，便中途去世，大概是太平的事业上天将要开启并授予皇宋，本来就不是人的谋划所能达到的。《宋文选》第三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第四卷 司马君实文 名分说 我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重要的；礼没有比名分更重要的；名分没有比名号更重要的。什么叫礼？就是纲纪。什么叫分？就是君臣的等级。什么叫名？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名号。天下四海这样广大，亿万百姓这样众多，却都受一个人的约束；即使有超绝的力量、超过世人的智慧，也没有不奔走服役的，难道不正是因为礼作为纲纪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率领诸侯，诸侯统辖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人和庶民；尊贵者统临卑贱者，卑贱者承奉尊贵者。上级役使下级，就像心腹运用手足、根本控制枝叶；下级侍奉上级，就像手足护卫心腹、枝叶荫庇根本。这样之后，上下才能彼此保全，国家才能安定。因此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重要的。周文王排列《易经》次序，把乾、坤放在首位。孔子为此作《系辞》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秩序就确定了；卑下和高贵陈列出来，贵贱的位置就确定了。”这是说君臣的地位，就像天地一样不可改变。《春秋》抑制诸侯，尊崇周王室；即使王室使者地位卑微，也把他排在诸侯之上，由此可见，圣人在君臣关系上，从来没有不殷切关注的。除非遇到像桀、纣那样的暴君，或者像汤、武那样仁德的君主，人民归附、天命已经决定了君臣的分际；否则就应当守节伏死而已。所以，如果以微子启取代纣王，那么成汤就可以配享上天；如果以季札做吴国君主，那么太伯就可以享受血食祭祀。然而这两个人宁愿使国家灭亡也不这样做，实在是因为礼的大节不能扰乱。因此说：礼没有比名分更重要的。礼辨别尊贵和卑贱，排列亲疏关系，裁定各种事物，制定各项事务；没有名号就不能彰显，没有器物就不能体现。以名号命名，以器物区别，然后上下关系清楚而有条理，这就是礼的大纲。名号和器物既然丧失了，礼怎么能够独自存在呢？从前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辞谢封邑而请求赐给自己繁缨。孔子认为，还不如多给他一些封邑；只有名号和器物，是不能假借给人的，是君主所掌管的。政权一旦丧失，国家也会随之丧失；卫国君主等待这件事，以它作为施政的依据。孔子想先正名，说名分不正，百姓就不知道该如何行动。繁缨是小物件，孔子却爱惜它；正名是细小事务，孔子却把它放在首位。实在是因为名号和器物一旦混乱，上下就没有办法互相保全。事情没有不是从细微处发生、在显著处形成的；圣人的考虑深远，所以能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并加以治理；普通人的见识短浅，所以一定要等到事情显著之后才去挽救。治理细微之处，用力少而功效大；等到事情显著再救治，即使竭尽全力也来不及了。《易经》说：“脚下踩到霜，坚硬的冰就要到来了。”《尚书》说：“一天之内有许多事务，第二天也有许多事务，国家有万端机务。”说的就是这类道理。因此说：名分没有比名号更重要的。唉！幽王、厉王失去德行，周朝的治道日渐衰败，纲纪毁坏。下级欺凌上级，上级衰败；诸侯擅自出兵，大夫专擅政权，礼的大体已经丧失十分之七八了。然而文王、武王的祭祀仍然绵延相承，大概是因为周朝的子孙还能够守住自己的名分。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晋文公对王室有大功，请求襄王赐给他隧葬的礼制，襄王不答应，说：“这是天子的章法。还没有出现取代旧德而拥有两个天子的情况，也是叔父您所厌恶的；否则，叔父有土地而想使用隧葬，又何必来请求呢？”文公于是害怕，不敢违背。因此，周王室的土地并不比鲁、滕更多，周王室的百姓也不比邾、莒更多，却能历经数百年成为天下宗主；即使晋、楚、齐、秦强盛，也不敢超过它，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名分还存在。至于季氏对于鲁国、田常对于齐国、白公对于楚国、智伯对于晋国，他们的势力都足以驱逐君主而自行称君，然而最终不敢这样做，难道是力量不足、内心不忍吗？而是害怕以奸诈破坏名分，遭到天下共同讨伐。如今晋国的大夫暴虐地轻蔑君主，瓜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伐他们，反而宠信并加以封赏，使他们列于诸侯之中，这是连这小小的名分也不能守住，反而一并抛弃了。先王的礼制到这里就完全毁尽了。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衰微弱小，三晋强盛，即使想不答应，又能做到吗？这完全不对。三晋虽然强大，如果不顾天下的讨伐而违犯义理、侵害礼制，就不会请求天子，而会自行立国。既然不请求天子就自行立国，就是悖逆之臣。天下如果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君主，一定会奉行礼义去讨伐它。如今三晋请求天子，而天子答应了，这就是接受天子的命令而成为诸侯，谁还能讨伐它们呢？所以三晋列于诸侯，不是三晋破坏了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唉！天子的礼制既然毁坏，天下便凭借智谋和力量彼此争强，终于使圣贤后代中成为诸侯的国家没有一个不灭亡断绝，百姓几乎全都遭到磨灭，难道不可悲吗？智伯说 智伯的灭亡，是因为才能胜过了德行。才能和德行本来不同，但世俗之人不能辨别，通常都称为贤能，这就是他们选错人的原因。聪明明察、坚强果断叫作才；正直中和叫作德。才，是德的资质；德，是才的统帅。云梦的竹子，是天下最坚劲的竹子，但如果不经过矫正揉制、不装上羽箭的箭尾，就不能射入坚硬之物；棠谿的金属，是天下最锋利的金属，但如果不熔化铸造、不磨砺，也不能击破坚硬之物。因此，才能和德行都完备，叫作圣人；才能和德行都没有，叫作愚人；德行胜过才能，叫作君子；才能胜过德行，叫作小人。凡是选用人的方法，如果不能得到圣人、君子来任用，那么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为什么呢？君子凭借才能行善，小人凭借才能作恶。凭借才能行善，善事没有不能做到的；凭借才能作恶，恶事也没有不能做到的。愚人即使想作恶，智慧也不能周全，力量也不能胜任，就像吃奶的小狗扑人，人可以把它制服。小人的智慧足以完成奸谋，勇气足以施行暴行，这就像给老虎添上了翅膀，他造成的祸害难道不更多吗？德行，是人们所敬畏的；才能，是人们所喜爱的。喜爱的人容易亲近，敬畏的人容易疏远，所以考察选人的人往往被才能蒙蔽而遗漏德行。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家族的败家子，才能有余而德行不足，最终导致覆亡的很多，难道只有智伯一个吗？所以治理国家、主持家族的人，如果能够审慎分辨才能和德行，知道先后次序，又哪里值得担心会选错人呢？信说

译诚信，是君主的最大财富。国家靠百姓保全，百姓靠诚信安定。没有诚信就无法役使百姓，没有百姓就无法守住国家。所以古代的王者不欺骗天下，霸主不欺骗邻国，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欺骗百姓，善于治理家族的人不欺骗亲属。不善于治理的反而这样做：欺骗邻国，欺骗百姓，欺骗兄弟，欺骗父子。上级不信任下级，下级不信任上级，上下离心，最终导致败亡。所得的利益不能医治造成的伤害，获得的东西不能补偿失去的东西，难道不可悲吗？从前齐桓公不背弃曹沫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的利益，魏文侯没有失约于虞人，秦孝公没有废除徙木赏金。这四位君主，治道并不纯粹完美，商君尤其被称为刻薄之人；他们又处在战争攻伐的时代，天下都趋向欺诈和武力，却仍然不敢忘记诚信来养育百姓，何况要治理四海、使天下太平的人呢？孟尝君说 君子养士，是为了百姓。《易经》说：“圣人养育贤才，以此惠及万民。”贤才的德行足以敦厚教化、端正风俗，才能足以整顿纲常、振作纪纲，明察足以洞察细微并作长远考虑，刚强足以凝聚仁德、坚守义理；大的方面可以使天下获利，小的方面可以使一国获利。因此君子增加俸禄使贤者富足，提高爵位使贤者尊贵；养一个人而使万人得到利益，这就是养贤的方法。如今孟尝君养士，不问聪明愚笨，不辨善恶，盗取君主的俸禄来建立私人党羽，张扬虚假的声誉，对上侮辱君主，对下损害百姓，这是奸人的行为，哪里值得称许呢？《尚书》说：“纣成为天下逃亡者的主子，聚集他们如同聚集在深渊薮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范雎说 穰侯扶立昭王，替他除去灾害，推荐白起为将，向南夺取鄢、郢，向东把土地连接到齐国，使天下诸侯叩头侍奉秦国；秦国日益强大，是穰侯辅佐的结果。虽然他专横放纵、骄傲贪婪，足以招致祸患，却也没有完全像范雎所说的那样。像范雎这样的人，并不能提出忠诚的谋略，只是想得到穰侯所处的位置，所以扼住他的喉咙而夺取它罢了。最终使秦王断绝母子之义，失去舅甥之恩。总而言之，范雎真是倾覆危害之士啊！君子亲爱自己的亲人，并推及他人的亲人；爱护自己的国家，并推及他人的国家，所以功劳大、名声美，并且能享有后世的福泽。如今范雎替秦国谋划，却首先想覆灭自己的宗国，以证明自己的言论，罪行即使死也不能容赦，哪里值得怜悯呢？燕丹说 燕丹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便冒犯如虎狼一般的秦国；思虑轻率、谋划短浅，挑起怨恨、招来灾祸，使召公的宗庙忽然断绝祭祀，他的罪过还有谁比得上呢？可是评论者有时还说他贤明，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治理国家，应当任用有才能的人做官，以礼制建立政事，以仁爱安抚百姓，以诚信交往邻国。这样一来，官职得到合适的人选，政事合乎法度，百姓感念他的德行，四方邻国亲近他的义理。这样，国家就会安稳如磐石，兴盛如烈火；触犯它的人会死，侵犯它的人会焦灼，即使有强暴的国家，又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燕丹不做这些，却凭借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发泄匹夫的愤怒，施展盗贼般的谋略，功业毁坏、自己受辱，国家成为废墟，难道不可悲吗？膝行匍匐，并不等于恭敬；反复说话、重视诺言，并不等于诚信；散尽金玉，并不等于仁惠；割颈剖腹，并不等于勇敢。总而言之，谋划不长远而行动不合义理，他难道是楚胜、白公一类的人吗？荆轲念及被豢养的私恩，不顾七族安危，想凭一把尺八长的匕首使燕国强大、使秦国削弱，难道不是愚蠢吗？所以扬子评论说，要离是蜘蛛螫人的微末之勇，聂政是壮士的微末之勇，荆轲是刺客的微末之勇，都不能称为义士。又说：“荆轲，君子竟然把他当作善行来偷取，真是可笑啊！” 纵横说 纵横家的学说，反复变化，有很多说法。但其大要是，合纵有利于六国。从前先王建立万国，亲近诸侯，使他们通过朝见聘问彼此交往，通过宴享相互欢乐，通过盟誓相互结交，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同心协力来保全国家。假如六国能够凭借诚信和义理相互亲近，那么秦国即使强暴，又怎么能灭亡它们呢？三晋是齐、楚的屏障，齐、楚是三晋的根基；形势上相互资助，内外彼此依存。所以以三晋攻打齐、楚，就是自行断绝自己的根基；以齐、楚攻打三晋，就是自行撤掉自己的屏障。哪里有撤掉自己的屏障来讨好盗贼，还说“盗贼将会爱护我而不来攻打”，这难道不是悖谬吗？丁公说 高祖自从在丰、沛起兵以来，网罗天下豪杰，招纳逃亡者和叛逆者，已经很多了。等到登上帝位，唯独丁公因为不忠而被杀，这是什么原因呢？进取天下和守成治国，形势不同。在群雄角逐的时候，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来归附的人便接纳他，本来就是适宜的。等到尊贵地成为天子，四海之内没有不做臣子的；如果不明确礼义来给他们看，使做臣子的人人都怀有二心、以求侥幸获得大利，那么国家怎么能够长久安定呢？所以高祖以仁义作出决断，使天下人明白地知道，做臣子而不忠的人没有立足之处；对于怀有私心、结交私恩的人，即使他们想让自己活命，也仍然不能按照私情给予宽纵。杀掉一个人而使千万人恐惧，他考虑事情难道不是深远吗？子孙享有天命福禄四百多年，也是应该的。张良说 张良是高帝的谋臣，受到推心置腹的任用，理应知无不言。哪有听说诸将谋反，却一定要等高帝亲自看见他们私下交谈，然后才进言的道理呢？大概是因为高帝刚刚取得天下，常常凭个人的喜爱和憎恶来施行诛杀和赏赐，有时损害了最公正的原则，群臣往往因此产生失望和自我疑虑的心情，所以张良借事进献忠言，以改变皇帝的心意，使君主没有偏私的过失，臣下没有猜忌的谋划，国家没有忧患，利益延及后世。像张良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善于劝谏了。韩信说

译世上有人把韩信看作首要谋臣，建立重大功业。他与高祖从汉中起兵，平定三秦，随后分兵向北，擒获魏王、夺取代地，击败赵国、逼迫燕国，向东攻打齐国并占有它，向南在垓下消灭楚军。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大致都是韩信的功劳。看他拒绝蒯通的劝说，反而到陈地迎接高祖，难道有反叛之心吗？大概只是由于失去职任，心怀不满，才渐渐走向叛逆。凭卢绾与高祖的乡里旧恩，尚且能面南称王于燕，韩信却以列侯身份入朝奉行朝请，难道高祖也有负于韩信吗？我认为高祖用欺诈的谋略在陈地擒获韩信，说高祖负于韩信，是有这个道理的；不过韩信也有自取祸患的原因。当初汉与楚在荥阳相持，韩信灭掉齐国后没有回来报功，却自行称王；后来汉军追击楚军到固陵，与韩信约定共同攻楚，韩信却没有到。在这个时候，高祖本来就有夺取韩信兵权和封国的心思，只是力量还做不到罢了。等到天下已经平定，韩信又凭什么依恃呢？乘时机来求取利益，是市井小人的心志；报答功劳、回报恩德，是士君子的心意。韩信用市井小人的心志为自己谋利，却用士君子的心意要求别人，这不是很难吗？所以太史公评论说：“假使韩信学习道义、谦逊退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自夸自己的才能，那就差不多了！” 他对于汉家的功勋，可以和周公、召公、太公一类的人相比，后世本来可以享受血食祭祀。他不努力走这条路，反而在天下已经统一之后谋划叛逆，导致宗族被夷灭，不也是应该的吗？” 汉文说 李德裕认为，汉文帝诛杀薄昭，在决断上确实英明，在义理上却不安妥。秦康公送晋文公，晋文公兴起时尚且有存念旧恩的感慨，何况太后还活着，只有一个弟弟薄昭；轻易斩断他，不能用来安慰太后的心。我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器具，只有善于执法的人，才能无论亲疏一律对待，没有什么不依法处置；这样，人人就不敢有所依仗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一向被称为长者，文帝却没有替他安排贤明的师傅，反而让他掌管军队，骄横而犯上，甚至杀害汉朝使者，难道不是有所依仗才这样做的吗？如果又因此赦免他，那么同成帝、哀帝时期有什么区别呢？魏文帝曾经称赞汉文帝的美德，却不赞成他杀薄昭，说：“对于舅父一家的亲属，只应当以恩德养育他们，不应当借给他们权力。”既然触犯了法律，又不得不杀掉他；魏文帝批评文帝当初没有防范约束薄昭，这话说得对。那么，想要安慰太后的心，难道不应当在开始时就谨慎处理吗？程李说 《易经》说：“军队出动要依据军法，做得不好便凶险。”这是说治理众人而不使用法度，没有不凶险的。李广带兵，使每个人都能随意行动；以李广的才能，这样做或许可以。然而不能把它作为法则，为什么呢？因为接任他的人很难做到。何况与他同时做将领，使那些小人的心性喜欢安逸放纵，而不知道近在眼前的祸患。他们既然认为程不识的治军烦扰，却喜欢跟随李广，那么臣下将会仇视上级而不服从。这样看来，简易治军的害处，不只是李广的军队无法在仓促之际抵御敌人而已。所以说：“军事最终要靠严明，做将领的也只能严明罢了。”因此，仿效程不识，即使没有功劳也不会失败；仿效李广，很少有不覆亡的。汉武说 孝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多、赋税沉重；对内扩建奢华宫室，对外征伐四方夷狄；相信并迷惑于神怪之说，巡游没有节制，使百姓疲惫困苦，起来成为盗贼。他与秦始皇不同的地方，已经没有多少了。然而秦朝因此灭亡，汉朝却因此兴盛，是因为孝武帝能够尊崇先王之道，知道应当仰慕效法什么；能够接受忠直的言论，厌恶被人欺骗蒙蔽；喜爱贤才而不知疲倦，诛杀和赏赐严明；晚年能够改正过失，并且把托付的事情交给合适的人。这就是他虽然有秦亡的过失，却能够避免秦亡的灾祸吗？霍光说 霍光辅佐汉室，可以说是忠诚了。然而最终不能庇护自己的宗族，为什么呢？威势和赏罚，是君主的器具。臣下掌握它们，时间久了还不归还，很少有不遭祸的。凭孝昭帝的明察，十四岁便知道上官桀的欺诈，本来可以亲自处理政务了；何况孝宣帝十九岁即位，聪明刚毅，知道百姓疾苦，而霍光长久专擅大权，不知道退避让位，又安置了许多亲信党羽，充塞朝廷，使君主在上面积蓄怨愤，官吏百姓在下面猜疑怨恨，人人咬牙侧目，等待时机发动；霍光本人能够幸免，已经是幸运了，何况他的子孙还因骄奢放纵而促成灾祸呢？不过，假使孝宣帝只用俸禄、官秩和赏赐使他的子孙富足，让他们享有大县，奉行朝请，也足以报答霍光盛大的功德了。却又让他们参与政事，把军队交给他们；等到事情交错、嫌隙积累，又不断加以裁减剥夺，于是怨恨恐惧滋生出邪恶的谋划，这难道只是霍氏自己招来的灾祸吗？也是孝宣帝一步步酝酿促成的。从前斗椒在楚国作乱，楚庄王灭掉他的宗族，却赦免箴尹克黄，认为子文不能没有后代；这样做是为了劝人为善。以霍显、霍禹等人的罪过来看，虽然应当夷灭，但霍光的忠诚功勋不可不祭祀，因此却使霍氏之家没有一个活口，孝宣帝也未免太缺少恩德了。孝宣说 凭孝宣帝的明察，有魏相、丙吉做丞相，有于定国做廷尉；可是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死，都不能满足众人的心愿，可惜啊！这对他的善政造成的损害太大了。周代官制中司寇的法律，有议论贤能、议论才能的条文。像广汉、延寿那样治理百姓，难道不能说有才能吗？像宽饶、恽那样刚正直率，难道不能说贤能吗？既然如此，即使有死罪，也还应当宽宥他们，何况罪行并不足以处死呢？扬子认为韩冯翊控告萧望之，是臣下自己失误。之所以使韩延寿触犯上级，是萧望之激怒、逼迫他的。皇上没有察觉这一点，却让延寿独自承受罪责，不也太过分了吗？王霸说 王道和霸道并不是不同的道路。从前三代时期，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这就叫王道。天子衰微，不能治理诸侯；诸侯中有人能够率领同盟国家共同讨伐不服从者，以尊崇王室，这就叫霸道。它们施行的内容，都是以仁为根本、以义为祖，任用贤才、使用能人，奖赏善人、惩罚恶人，禁止暴行、诛灭叛乱。只不过名位有尊卑，道德有深浅，功业有大小，政令有广狭罢了，并不像黑白、甘苦那样完全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三代的治理，是因为君主不去实行，并不是先王之道不能在后世重新施行。儒者有君子，也有小人。那些世俗儒生，确实不值得和他们一起治理国家，难道就不能寻求真正的儒者来任用吗？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使汉朝能够得到他们并任用，功业难道会像这样就停止了吗？孝宣帝说太子懦弱而不能立事，昏暗而不明治国体制，必定会扰乱我的家业，这样说还可以。可是他说王道不能实行、儒者不能任用，难道不是过分严重了吗？这大概不是用来训示子孙、垂范后世的言论。汉成说

译晏婴说过：“天命不欺骗人，也不会把命运分给两处。祸福到来，怎么能够转移呢？”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心把灾祸转移给卿大夫，说：“把腹心的疾病转移到四肢上，有什么好处呢？”假使灾祸可以转移，仁德的君主尚且不肯这样做，何况灾祸本来就不能转移呢？假使方进的罪行没有达到死罪，却杀了他，用来应合大的灾变，这是欺骗上天；方进确实有罪应当受刑，却隐瞒他的诛杀原因而厚葬他，这是欺骗人。孝成帝想欺骗上天和世人，最终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可以说是不知道天命了。隐逸说 古代的君子，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隐居。隐居并不是君子所希望的。只是没有人了解自己，道路又不能施行，群邪共同当政而灾祸将要殃及自身，所以深藏起来以躲避它。君主举用隐逸之民、提拔出身卑微而有才能的人，本来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益，并不是为了迎合世俗的耳目。因此，如果有人道德足以尊崇君主，智慧才能足以庇护百姓，身穿粗布衣而胸怀美玉，深深隐藏而不求显达，那么君主应当竭尽礼数去招致他，屈尊降低身份来对待他，虚心诱导他，克制自己来顺从他；这样之后，他才能把恩惠施及四方，功业上达于天地。大概是取他的道而不是取他的身份，务求实际而不务求名声。假如礼数完备却请不来，心意殷勤而他仍不起身，那么君主姑且应当内省自己，不敢强行招致他，并说：难道是我的德行浅薄、不值得仰慕吗？政事混乱、不能辅佐吗？群小在朝、使他不敢进来吗？诚意不够、担心自己的话不被采纳吗？为什么贤者不肯跟从我呢？如果他的德行已经深厚，政事已经治理，群小已经远离，诚意已经充分，那么他将会叩击宫门主动求见，又怎么会有殷勤求访却请不来的人呢？荀子说：捕蝉的人，关键在于把火光照亮、摇动树木罢了。火光不明，即使摇动树木，也没有用。如今君主如果能够彰明自己的德行，天下就会归附他，就像蝉归向明亮的火光一样。有的君主以不能招致贤者为耻，竟然用高位诱惑他，用严刑威胁他；假如那人真是君子，那么官位不是他所贪求的，刑罚也不是他所畏惧的，最终仍然不能招致他。能够被这样招来的人，都是贪恋官位、害怕刑罚的人，哪里值得尊贵呢？至于有的人在家庭中声名显著，在乡里品行高尚，利益不随便取得，做官不随便求进，洁身自守、安分守己，从容地度过一生；即使不足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也仍是清正自守的士人。君主应当褒奖优待、安抚供养，使他实现自己的志向。像孝昭帝对待韩福，光武帝对待周党，用来激励廉耻、改善风俗，这样也就可以了。本来不应像范升那样诋毁他们，也不可像张楷那样责备怨望他们。至于装饰虚伪来求取声誉，猎取奇行来惊动世俗；不吃君主俸禄却争夺屠宰和贩酒的利益；不接受小官却窥伺卿相之位；名声和实际相反，内心和行为相违背——这就是华士、少正卯一类的人，不能免于圣王的诛戮，还谈什么征召任用呢？用法说 汉家的法律已经很严了，崔寔却仍然忧虑它太宽松，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衰世的君主大多柔弱怯懦，凡庸的辅佐者只知道姑息，因此受宠幸的臣子有罪却不治罪，豪强狡猾的百姓犯法却不诛罚。仁恩施行只顾眼前，奸邪得志，纲纪不能建立。所以崔寔的议论，是为了纠正一时的偏失，并不是适用于百世的普遍原则。孔子说：“政令宽松，百姓就怠慢；怠慢了，就用严猛来纠正；严猛了，百姓就残酷；残酷了，就用宽松来施行。用宽松调济严猛，用严猛调济宽松，政事因此和谐。”这就是不可改变的常道。保身说 天下有道，君子在王庭上受到任用，用来正定小人的罪过，使他们没有谁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收敛言语、不发议论，以躲避小人的祸害，却有时仍然不能免除灾祸。假如一个人生在昏乱的时代，不处在相应职位，四海动荡，却想凭借言语拯救天下，评论人物的善恶，抑制邪恶、褒扬清正，去撩拨毒蛇的头，踩踏虎狼的尾巴，最终使自己遭受残酷刑罚，灾祸牵连朋友，士人一类的人被消灭，而国家也随之灭亡，难道不可悲吗？只有郭泰既明察又有智慧，能够保全自身；申屠蟠察觉形势便立即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卓越得无人能够赶上。《宋文选》第四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第五卷 司马君实文 《中和论》呈给韩秉国、与景仁 君子学习，贵在广博；寻求道，贵在抓住要领。道的要领，只在于治理心中的方寸之地。《大禹谟》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要精心专一，确实把握其中正。”危险，就难以安定；微妙，就难以明察。精，是用来使微妙的道心明白；一，是用来使危险的人心安定。关键只在于把握中正罢了。所以《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作中；发作后都合乎节度，叫作和。”君子的内心在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没有一刻不处在中正之中，所以叫作中庸。“庸”就是平常，以中正为常道。等到情感已经发作，就一定用中正来节制它，于是没有不合乎节度的。合乎节度就和谐了。因此，中和是同一件事：用中正来涵养，用和谐来发用。所以说：“中，是天下的大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智慧的人知晓这个道理，仁者守持这个道理，礼者践履这个道理，乐者以此为乐，施政者纠正不合于此的事，刑罚者威慑不遵从此道的人。合起来说，就叫作道。道，是圣贤共同遵循的道路，难道只是人所遵循的吗？天地生成万物，没有一样不由此而来。所以说：“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生长。” 孔子说：“君子在一顿饭的时间内也不会违背仁德，仓促时一定这样，困顿颠沛时也一定这样。”所以说：“道片刻也不能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孔子说：“中庸作为德行，大概达到最高境界了吧！百姓已经很少能够长久实行它了。”又说：“颜回啊，他的心可以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其他人则只能一天或一个月做到罢了。”能够一天或一个月达到仁德，已经是贤者了。由此看来，能够长久实行中庸的人，大概很少。孔子说：“智者快乐，仁者长寿。”大概是说，懂得中和之道的人，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自得，难道能不快乐吗？守持中和之道的人，清明之气存于自身，志气如同神明，难道能不长寿吗？《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快乐的君子，万寿无期。”又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光辉；快乐的君子，万寿无疆。”大概是说，君子具有中和的德行，国家就会安定荣盛，自己既快乐又长寿。孔子说：“克制自己而恢复礼，就是仁。”大概是说，礼是中和的方法，仁是中和的实践。所以获得礼，就获得仁。孔子闲居时说：“没有声响的音乐，是志气不违背中和，直到气机达到并兴起。”《乐记》说：“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生起，便会有音乐，以至于不说话也能使人信服，不发怒也有威严。” 这是说，音乐以中和为根本，以钟鼓等外在声响为末节。《商颂》说：“不争强，不急迫，不刚硬，不柔弱，施行政令宽和从容，各种福禄都聚集而来。”这是说，政事以中和为美。《大雅》说：“惠爱京城中的百姓，以安定四方；不要放纵诡诈随从之人，以防备不善之徒。”这是说，刑罚以中和为贵。孔子说：“吃粗粮，喝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其中也有快乐。”又说：“颜回啊，只有一竹筒饭、一瓢水，也不改变他的快乐。”扬子说：“舒缓朱衣怀金者的快乐，在外表；颜氏之子的快乐，在内心。”这是说，圣贤内心守持中和，即使幽居隐处、贫穷卑贱，也不失去快乐。刘康公说：“百姓接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出生，这就是所谓的命。能够养护它的，就得到福；不能养护它的，就会败亡而招来祸患。”《中庸》说：“具有大德的人一定得到长寿。”这是说，君子的一举一动都以中和为节度，直到饮食起居，一切都合乎适宜，那么阴阳不能使他生病，天地不能使他夭折；即使不作导引、不服药饵，也不会失去寿命。孟子说：“我善于养护我的浩然之气。”志向，是气的统帅；气，是充满身体的东西。志向达到哪里，气就跟随到哪里。所以孟子谈养德，用气来说明。大概能够谨慎守持中和的志向，不让喜怒哀乐扰乱自己的气，那么志向就平和，气息就顺畅，德行也会日益更新。所以说：“守住自己的志向，不要滥用自己的气。”等到德性养成，就会充沛不息，坚定不动，挺立不屈。所以说：“最为广大，最为刚健；用正道来培养它，不使它受到损害。”如果没有道义来充实内心，能够这样吗？所以说：“气与道义相配，就不会因缺乏道义而馁弱。”凡人做不善之事，可以欺骗天下人，却不能欺骗自己的内心。即使勉强忍心去做，内心也不可能没有芥蒂；这样一来，浩然之气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行为有使自己内心不满意的地方，气就会馁弱。”君子从容不迫地涵养自己的气，虽然不敢忽视忘记，却也不刻意把它当作一件事，急于求成。所以说：“一定要有所作为，却不要预期它速成；心中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它。”操持它，气就存在；舍弃它，气就消亡。长久坚持而不懈怠，然后才能自然获得它，这正是它难以言说的原因。扬子说：“把心藏在深渊之中，美好的是它的灵根。”君子把精神保存在内心，应对外在事务；即使往来于万般变化之中，也从未失去自己的操守，因此身体各部分都能得到调治，而德性的根本也得以树立。所以说：“精神不向外驰散。”志向所到之处，气一定辅助它。君子驾驭它来行善，小人驾驭它来作恶。所以说：“气，是载着人走向善或恶的马。”君子守持中和之心，培养中和之气，既得到其中的快乐，又得到长寿，此外还求什么呢？孔子说：“狂者能够积极进取。”又说：“我们这些年轻人，志向高远而行事简略，文采斐然，能够成就文章，就像光这样的人。”不过，这些都是编纂叙述圣贤的话，并不是从自己的胸中臆测出来的。道就像靶子，射箭的人无不以靶心为目标，但能不能射中却还不知道。一定要等有道的人来裁定。再次写信与秉国讨论中和，呈给景仁

译丁通直来信，承蒙询问我的起居是否安好，至为欣喜。承示说我写给景仁的信，似乎对其中议论有些不同感到奇怪。这是什么话？朋友之道已经废弃很久了。光撰述《中和论》，之所以一定要呈给秉国，正是为了求得切磋琢磨，希望能够接近正确的道理罢了。难道只是想让秉国与我随声附和吗？我一向听说秉国有自己的议论，光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借景仁请您让我看看。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光对于秉国的议论实在愚钝，仍有未能通晓之处，请允许我试着陈述出来，请秉国选择取舍。秉国说：“关于‘中’的说法有两种：相对于外而言，是一种；没有过度和不足，也是一种。”这确实如您所说，但“中”都不是靠近四方边界的名称。指形体来说，有内中和外部；指德性来说，有中和与和。此书以“中”为名，所指的大概是德性，不是形体。按照秉国所说，那么《中庸》就应当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作中，已经发作时叫作外。”不然就应当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作虚，发作而都合乎节度时叫作和。”这样才相互对应。秉国又说：“虚就明，闭塞就暗。”这确实如您所说；但所谓“虚”，不是空洞无物，而是不让已经存在的好恶利害遮蔽明察之心。心是活动的东西，在一息之间可以升入高天、沉入深渊，周游四海，本来就不肯呆然如同木石。只有贤者能够治理它，使它止于一处；选择它所止的地方，没有比中庸更好的了。所以《虞书》说：“精心专一，真正把握其中。”凡人本来就有不喜、不怒、不哀、不乐的时候，但在这个时候，他的心一定有所归着。小人便追逐嗜好，无所不往；君子则处在中庸之地，不妄动而等待事情发生。《大学》说：“知道应当止于哪里，然后才能有定；心定之后才能安静；安静之后才能安稳；安稳之后才能思虑；思虑之后才能有所获得。”又说：“做人君的止于仁，做人臣的止于敬，做人子的止于孝，做人父亲的止于慈爱，同国人交往止于诚信。”这是说各自都有所止。荀子说：“有德行操守，然后才能安定；能够安定，然后才能应对。能够安定，能够应对，这才叫作成人。”也是说所安定的地方在于德。荀子又说：“人凭什么知道道？回答说，靠心。心凭什么知道？回答说，靠虚心、专一而安静。”心从来没有不收藏东西的，但有所谓“虚”，就是不让已经收藏的东西妨害将要接受的东西，这叫作虚。心从来没有不同时容纳两方面的，但有所谓“一”，就是不让那一个妨害这一个，这叫作一。心从来没有不活动的，但有所谓“静”，就是不让梦幻和戏剧扰乱知觉，这叫作静。这样看来，虚固然不是空洞无物，静也固然不是呆然如同木石。凡是说虚、说静、说定，像《大学》和荀卿所说的那样，便是得到中道而接近道；像佛、老所说的那样，便是失去中道而远离道。光之所以不喜欢佛、老，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中道，只能说而不能实行。假使有人真能独自居处、安坐，摒弃外物、抛开事务，以求得虚无寂灭，使心如死灰、形如枯木；等到有外物突然前来感触他，也必免不了出而应对，那么他的喜怒哀乐未必都能合乎节度。哪里比得上治理心性、培养气息，专门以忠诚为事？这样，即使外物纷纷聚集、横然袭来，也一概用中道对待，没有一样不合乎节度。秉国又引用王弼解释《复卦》的话，说从中可以看见天地之心，以此证明虚无是万物根本的出处。万物的存在确实都说是出于无，但既然已经存在，就不能再用无来治理它了。光常以辅嗣喜欢用老庄解释《易》为忧，恐怕这不是《易》的本来旨意，不足以作为依据。辅嗣认为雷动风行、千变万化，不是天地之心；那么造成这些变化的究竟是谁呢？雷、风、日、月、山、泽，是天地用来生成万物的条件。如果都寂然无为，万物凭什么得到资养呢？天地的雷云风雨，就像人的喜怒哀乐一样，不能没有，也不可以没有。所以《易》说：“云气运行，雨水布施，万物因此显现形态。”《诗经》说：“君子如果发怒，祸乱大概很快就会止息；君子如果施惠，祸乱大概很快就会停止。”只是活动和静止都要有节度，隐蔽和显现都要有时机；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过度和不足都会造成灾害，必须得到中道然后才能和谐，和谐之后才能养育万物。自从有天地以来，阳气达到极点阴气就产生，阴气达到极点阳气就产生；活动达到极点就转为静止，静止达到极点就转为活动；兴盛达到极点就转为衰败，衰败达到极点就转为兴盛；闭塞达到极点就转为通泰，通泰达到极点就转为闭塞，像循环一样没有开端，万物没有不遵循这一规律的。所以说：“一阴一阳就叫作道。”这些都是天地之心。然而《复卦》是阳气产生的卦。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所以圣人赞叹它说：“复卦，大概可以看见天地之心吧！”这是说天地之道虽然一往一来，本来都是以喜爱生养万物为心的。《易》的道理幽深，我却轻率地敢于妄加解释，罪过很大，也不能自知究竟对不对。与其只在空泛的言语中寻求，不如用实际事物来验证。我私下听说秉国平日喜欢练习静坐，光对此实在不胜恳切，希望秉国试着把练习静的心，转为练习中的心；无论动静、言语沉默、饮食起居，都处在中道之中，一刻也不要离开。久而久之观察自己所得和所失，哪一种少、哪一种多，秉国一定会自然有所领悟。哪里还需要光烦琐地多说呢？我的愚见如此，有未能周全之处，不妨再给我指教，余不尽言。五条规箴【连同进呈奏状】臣司马光有幸充任谏官，私下认为，谈国家大事，若说重大而长远的事情，往往空泛疏阔，不能对眼前朝夕产生益处，容易被认为迂阔；若说细小而切近的事情，又会琐碎鄙陋，只能徒然污损圣听，失之苛细。臣日夜惶恐疑惑，与内心反复商议，经历数十天，才敢自行决定：与其承担苛细的责备，不如提出迂阔的议论。臣伏想祖宗创业的艰难、国家达到太平的光辉美盛，难以取得而容易丧失，不可不慎重。因此作《保业》，说明顺着兴盛太平的基础加以安定，容易建立功业；顺着衰败的趋势加以挽救，便难以施展力量。因此作《惜时》，说明道路预先确定就不会困穷，事情预先确定就不会困顿；人没有长远的忧虑，必定会有眼前的忧患。因此作《远谋》，说明燎原大火生于微小火星，怀山之水漏于涓涓细流。因此作《重防》，说明画成龙形不足以招来雨，画的饼不足以解除饥饿；华美而没有实际，对治理没有益处。因此作《务实》。合起来称作《五规》。这些都是守护国家的关键道理，是当世最迫切的事务。臣愚昧浅陋、狂妄无知，触犯冒犯禁忌，只知道进献忠言，不敢顾惜性命。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游息娱乐之间，集中精神，留心阅读，特意赐予省览。万一其中有可取之处，能够裁定施行，那么臣生在天地之间，就不与草木一同腐朽了。保业

译天下是最贵重的器物，取得它极其艰难，守住它也极其艰难。从前刚开始承受天命时，天下人都和我们地位相当，彼此较量智慧和力量来争夺天下；等到智慧耗尽而不能抵抗、力量屈竭而不能支撑，才肯叩头称臣。在那时，有一个智慧与自己相当的，就形成两方；有彼此抗衡的，就形成三方；越多就越分裂。如果不是智慧和力量超出世人之上，天下就没有人能够统一它。这不也是取得天下极其艰难吗？等到继承帝位的君主登基，群雄已经服从，众人的心已经安定，上下名分分明，强弱形势悬殊，普通人的性情都以为子孙万世会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于是骄傲懈怠之心产生了。骄傲的人玩弄兵力、滥用武力，穷尽富贵、极度奢侈；神明震怒也不顾惜，百姓怨恨也不知道。一旦局势崩解，四方就溃散糜烂；秦、隋末年就是这样。懈怠的人沉溺于宴饮安逸，考虑不到长远，善恶混杂，是非颠倒，日复一日，直到不能振作；汉、唐末年就是这样。这两种情况，或者败在过强，或者败在过弱，但导致失败是一样的。这不也是守住天下极其艰难吗？臣私下考察，自从周王室东迁以来，王政不能施行，诸侯多有僭越，分崩离析，数不胜数，经过五百五十年，才统一于秦。秦朝残酷役使百姓，经过十一年天下就发生动乱；又经过八年，天下统一于汉。汉统治天下二百零六年而失去权柄，王莽窃取了它，十七年后又恢复为汉。更始帝不能自保，光武帝诛除僭伪势力，经过十四年才得以统一天下；又过了一百五十三年，董卓擅自把持朝政，各州郡瓦解，彼此吞并，到了魏氏时，天下分为三国，经过九十一年才统一于晋。晋得到天下才二十年，惠帝昏庸，宗室制造祸乱，群胡乘机而起，使中原混乱不堪，天下分散为六七个政权，聚合为二三个政权，经过二百八十八年才统一于隋。隋得到天下才二十八年，炀帝无道，九州分裂，八年后天下归于唐。唐得到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倚仗承平局面，荒废于酒色，养成了像毒疮一样的祸患，以为是子孙不治的疾病；于是渔阳突然发难，四海横遭祸乱。肃宗、代宗以后，藩镇跋扈，号令不服从，朝贡不来，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如同仇敌。国势逐渐衰败，到了五代，三纲颓坏断绝，五常消灭殆尽；怀中的玉玺还没有暖热，处身宫中还没有安定，早晨建立的政权晚上就败亡，有如旅舍一般短暂。灾祸动乱接连不断，战争没有停止，流血形成川泽，尸骨聚成丘陵，百姓之中没有死尽的，已经很少了。于是太祖皇帝承受上帝之命，起兵拯救天下，亲自披甲戴胄，栉风沐雨，东征西讨，扫除海内。当时吃饭来不及吃饱，睡觉也没有空闲安寝，只为子孙建立太平基业，但大功还没有完成。太宗皇帝继承并完成了它，接近二百二十五年之后，大禹的疆域才重新混合统一，百姓遗留下来的后代才开始能够休养生息。由此看来，上下千七百多年，天下统一的时间也只有五百多年而已。其间时时发生小的祸乱，无法一一列举。国家自从平定河东以来，八十多年内外无事。这样看来，三代以来，治理太平的时代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的。如今百姓有十金的家产，尚且认为那是先人辛苦经营所得，劳身费心，谨慎守护，不敢丧失。何况继承祖宗艰难创立的基业，全部拥有四海，传国万世，能不重视吗？能不慎重吗？《夏书》说：“我面对众多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绳子驾驭六匹马。”《周书》说：“内心忧惧危险，就像踩着老虎尾巴、涉过春天的薄冰。”臣希望陛下早起晚睡，兢兢业业，思念祖宗的勤劳，知道王业来之不易，以古代为鉴来考察今天，明白太平时代难得而容易失去；那么天下百姓，乃至鸟兽草木，没有不大感幸运的了。惜时 夏至是阳气的极点，但这时一分阴气产生；冬至是阴气的极点，但这时一分阳气产生。盛衰相承接，治乱相继产生，是天地的常理、自然的极数。在《周易》中，泰卦达到极点就变为否卦，否卦达到极点就变为泰卦；丰盛亨通也应当像太阳位于正中。孔子传述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会西斜，月亮满了就会亏蚀；天地有盈有亏，随着时节推移而消长，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因此圣人在国家兴盛的时候，戒惧反而更加深重，所以能够保全美好的声誉，长久无穷。凡是守护太平基业，方法没有别的，就像守护大房屋一样。如今这里有一座大房屋，将要传给子孙，作为无穷无尽的准则，就一定要打牢堂基，增强柱石，坚固栋梁，加厚茅草屋顶，提高围墙，严密门闩。建成以后，又挑选子孙中贤良的人，让他们谨慎守护，天天察看、每月巡视；倾斜的扶正，破损的修补。这样就可以经历千万年而不颓坏。百姓，是国家的堂基；礼法，是柱石；公卿，是栋梁；百官，是茨盖；将帅，是垣墙；铠甲兵器，是门闩。这六项，不可不早晚思念。继承帝位的君主谨慎守护祖宗的成法，只要不因安逸欲望而毁坏它，不因谗谄阿谀而败坏它，就能世代相承，没有穷尽。等到用安逸欲望毁坏它、用谗谄阿谀败坏它，神明在上天震怒，百姓在下方怨恨，一旦局势崩解而离去，那么即使有仁慈、智慧、恭敬、节俭的君主，焦虑用心、劳苦尽力，也仍然不能挽救逐渐衰败的命运，终于颠沛而不能振兴。唉，能不引以为鉴吗？如今国家正处在承平之时，建立纲常、铺设法纪，奠定万世的根基，使它像南山一样不朽、像江河一样不竭，这些都可以举手顾盼之间完成。若失去今天的机会不做，到了后来即使跺脚扼腕悔恨，又有什么益处呢？《诗经》说：“我每天前进，月月也在推移；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的先人。”时机啊，时机啊，实在难得而容易失去。远谋

译《易》说：“君子因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书》说：“谋划要长远。”《诗》说：“谋划得还不长远，因此我要大力进谏。”从前圣人教导百姓，在正值暑热时准备寒冷所需，在正值寒冷时准备暑热所需。《七月》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个。如今市井中挑担贩卖的人，尚且知道天旱就准备车辆，水多就准备船只；夏天就储藏皮衣和粗葛布衣，冬天就储藏细葛布衣。那些只图苟且偷安、勉强活着的人，早晨还醉饱，晚上就饥寒交迫；即使把他们同样编入户籍，贫富也一定不相等。何况治理天下国家，怎么可以不在没有动乱时制定治理办法，不在没有危险时保卫国家呢？《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快剥取桑树根皮，把门户缠缚修补好。如今下面的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国之道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趁着天还没有阴雨”，指国家安闲、没有灾害的时候；“剥取桑树根皮”，指从隐蔽处寻求贤才；“把门户缠缚修补好”，指修治整饬政令教化。桑树根皮，是鸱鸮用来加固巢室的东西；贤能俊杰，是明主用来巩固国家的人。国家既然巩固了，即使有欺侮它的人，又有什么伤害呢？臣私下看见，国家边境有紧急情况、羽书接连传来，或者某一地区发生饥荒、饿死的人遍野时，朝廷之上便焦心劳思，忧虑得忘记睡觉、废止饮食。在这种时候，未尝不归咎于将帅没有选用得当、士卒没有训练精熟、牧守没有选任贤良、仓廪没有储备充实，追究前人的责任，认为他们平时没有做好防备。当幸运地烽火平息、年谷丰收时，明王在上面举起祝颂长寿的酒杯，群公百官在下面歌唱太平，放纵娱乐，安然自以为从此永远没有值得忧虑的事情了。唉！假使从今以后，四方夷狄不再侵犯边境，水旱灾害也不再发生，那当然很好。若仍然不是这样，天赐的幸运怎么能一再依靠呢？陛下为什么不趁闲暇时试着思考：假如不幸边境有警、饥荒接连到来，那么能够任用的将帅是谁？可以倚重的牧守是谁？即使相隔千里，也要使他们如同就在眼前。至于兵甲兵器的锋利或钝劣、钱粮的充足或亏缺，都不可不预先知道、预先谋划。如果等事情发生后才寻求办法，就已经晚了。四夷、水旱，不过是小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陛下也曾留出片刻加以思虑吗？《诗经》说：“这位圣人，能够远望百里；那些愚人，只顾轻狂而欢喜。”这说的是长远谋划难以被了解，眼前的话却容易实行。谋划长远就好像迂阔，既然像迂阔，人们就都忽视它。它造成的祸害极其惨重，却没有迫切临身的危险；它带来的利益极其巨大，却没有早晚即可见的验证。因此愚昧的人拍掌说它迂阔，也就难怪了。国家的制度是百官不能长期任职，要求他们很快取得功劳，追究过失却十分周密。所以有的人培植交情、粉饰声誉，等待升迁；有的人只求保全自身、避免过错，等待离职。上至公卿，下至斗食小吏，若不是忧公忘私的人，大多怀有苟且求安的打算，没有人肯为十年谋划，何况为万世考虑呢？若不是陛下警醒地作长远观察，勤勉思考，日复一日，长久不止，难道对国家有利吗？这正是臣痛心流血、日夜忧虑的原因。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认为天下的形势正患严重的肿胀，又苦于▯盭，又像患有痹病，而且还患有痱病。陛下看看如今国家安定坚固，公私富足充实，百姓安居乐业，和汉文帝时相比怎么样？既然如此，那么天下的病患，岂不是更加严重吗？现在不治理，必定会成为顽疾。陛下即使想治理，也恐怕来不及了。治理它的方法没有什么奇异巧妙之处，只在于察看病情的缓急，选择良药或苦药，随即攻治；不要只求眼前的近功，而要以万世的太平安定为目标罢了。重防 《虞书》说：“兢兢业业，每天处理众多事务。”‘几’的意思就是防备，是说应当对万事的苗头保持戒惧。水患尚未形成时，捧起泥土就可以堵住；等水势盛大，便能冲走木石、淹没丘陵。火势尚未形成时，一勺水就可以扑灭；等火势盛大，便会烧焦城邑、焚毁山林。所以在祸患尚处于苗头时治理，用力少而功效多；等祸患已经盛大时治理，用力多而功效少。因此圣明的帝王都在恶事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在灾祸尚未形成时平息它，使天下暗中受到恩泽，却没有人知道原因。《周易·坤卦》初六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霜是寒冷的开始，冰是寒冷的极点。《坤卦》初六，在律吕中对应林钟，在历法中对应建未之月；这时阳气正盛，而阴气已经萌发，万物还没有察觉。因此圣人谨慎地告诫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意思是君主应当在恶事尚未显形时断绝它，在祸乱尚未形成时堵塞它。《系辞》说：“知道事物的苗头，真是神明啊！君子知道防微，知道显著，知道柔弱，知道刚强，是众人的希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对鲁哀公说：“天将破晓时早早起身，端正衣冠；天亮上朝视事，思虑国家的危险和祸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一件事失去常理，就是动乱灭亡的开端。君主如果由此思考忧患，那么忧患的道理就可知了。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讨伐蜀地，平定了它。宰相请求任命王继恩为宣徽使，太宗不准，说：“宣徽使的地位仅次于两府，如果让王继恩担任，就是宦官执掌政权的开端。”宰相坚持请求，认为王继恩功劳很大，其他官职不足以赏赐他。太宗发怒，严厉责备宰相，特意设置宣政使一职授给他。真宗皇帝想和章穆皇后以及后宫妃嫔游览内库，皇后推辞说：“妇人的性情，见到珍宝财货，不能没有欲求。府库是国家用来供养六军、准备非常之事的地方。如今把它耗散在妇人身上，不是尊重社稷的做法。”真宗深以为然，于是停止了此事。由此看来，先帝凭借高明卓越的智慧，防微杜渐竟然如此深远，能不记取吗？从前扁鹊见齐桓侯，说：“您的病在皮肤腠理，不医治就会深入。”桓侯不高兴，说：“医生喜欢牟利，想把没有病说成有功。”等病到了血脉、肠胃，桓侯都不相信。等病到了骨髓，扁鹊望见它，就逃走了。徐福说：“霍氏势力过于强盛，应当及时加以抑制。”

译汉宣帝没有听从，等到霍氏被诛灭，人们才称颂徐福的功劳，认为这是“弯曲烟囱、搬走柴薪却没有受到防备，反而让焦头烂额的人成为上等宾客”。所以事情尚未发生时的劝告常常被弃置，等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宴饮安逸、怠惰懈怠，是荒淫的根基；奇巧珍玩，是奢侈的开端；甜言蜜语、卑微辞色，会开启侥幸求进之人的门路；贴耳低语，会打开谗毁害人的门径；不珍惜名位器物，会引导僭越逼迫的根源；假借威权恩福，会授予凌辱侵夺的权柄。这六件事，起初都极其细微，朝夕亲近玩弄，看不见它们的危害，日积月累，终于变得深固。等到知道后才革除，所费力气就要增加百倍。伏望陛下思考万机的极端重要，阅读《大易》的明白警戒，诵读孔子的格言，继承先帝的圣明意志，使扁鹊能够及早施治，不让徐福发出弯曲烟囱、搬走柴薪的感叹；这样就可以在朝廷上使德业隆盛，使恩德覆盖四海，在今日治理好它，使福泽流传万世。安闲自在而光辉功烈显赫宏大，难道不是美事吗？务实 《周书》说：“制作梓材，既勤于削治木材，只是最后给它涂上红色。”这是说治理国家，必须先讲实际，之后才讲文饰。使国家安定、使百姓得利，是仁的实际内容；保持基业、传给子孙，是孝的实际内容；辨别贵贱、建立纲纪，是礼的实际内容；协调上下、亲近远方，是乐的实际内容；判定是非、彰明好恶，是政的实际内容；审查奸邪、禁止暴乱，是刑的实际内容；考察言行、试验政事，是求贤的实际内容；衡量才能、考核功绩，是审官的实际内容；询问安危、访察治乱、采纳谏言，是纳谏的实际内容；选拔勇敢果断的人、操练战斗，是治兵的实际内容。实际内容不存在，即使文饰十分盛美，也没有益处。如今远方的贫困百姓辗转死于沟壑，朝廷却屡次赦免有罪之人，沿街散发钱财；这对于仁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根本不稳固，有识之士为之寒心，朝廷却广修道宫佛寺、塑造御容；这对于孝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继承次序不明，祭祀器物紊乱，朝廷却雕刻文饰、修饰容貌；这对于礼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众人的心意乖戾，百姓怨恨困苦，朝廷却削竹计数、轻击古器；这对于乐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是非错乱，贤能与不肖混杂，朝廷却钩稽核对簿书、访求查寻成例；这对于政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奸邪暴虐之人不诛，冤屈积结而不处理，朝廷却拘泥于防止过错、纠察细小罪过；这对于刑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有德行才能的人沉沦于民间草野，朝廷却考校文章辞采、评判声韵毛病；这对于求贤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任用才能与职位不相称，职事荒废松弛，朝廷却检验出身、按资历排列；这对于审官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长远重大的谋划被抛弃而不察看，浅近的言论却随时施行；这对于纳谏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将帅不贤良，士卒不精锐，朝廷却广泛聚集空虚的教法，只求取得外表上的声势；这对于治兵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这十件事，都是文饰具备而实际丧失，根本尚存而枝末取代。譬如用胶板做船，用泥土捏成船桨，用破布做船帆，用朽绳做缆绳，再用丹青绘饰、用文绣装扮，让偶人驾船并站在船上；在平地上使用，光彩焕然，确实值得观看；若用它渡江过河、冒犯风浪，难道不危险吗？伏望陛下除去浮华文饰，完全敦厚根本实际，选拔任用贤良官吏，以慈爱百姓；深谋远虑，以保卫宗庙；张设铺布纲纪，使天下有欢悦之心；改变风俗，使人们不再有离愁别恨；辨明是非，使万事归于正道；诛除奸恶，使威令必定施行；取用有益之事，停止无用之事，使野外不遗漏贤才；提拔有功者，罢退不称职者，使朝廷没有尸位素餐的官员；察纳正直之言，考察得失，使谋略没有不被竭尽；选拔有智慧的将领，挑选勇敢的士卒，使征伐没有不服从的地方。这样，国家就会安稳得像泰山一样，并且由四方共同维系。又何必用文彩的装饰、歌颂的声音，去炫惑愚昧民众的耳目呢？

译上皇帝直言书 臣恭敬地读到诏书，高兴到了流泪。从前成汤用六件事责问自己，如今陛下用四件事求取谏言，正是圣人所说的异代而同样符合。诏书所说的各项，都是今天的深重忧患。陛下既然已经知道这些，群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曾子说：“尊重自己听闻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陛下如果确实知道事情如此，又能果断裁决而不疑惑，不被左右近臣迷惑，那么怎么知道今天的灾异不能变成大戊日桑谷、殷高宗时雊雉、成王时雷风、宣王时旱魃那样，反而成为社稷和百姓的福气呢？但是自诏书下达以来，臣不知道朝廷内外的臣子中，是否也有人针对当今的急务和百姓的疾苦，竭力为陛下分别明白地陈说过。想来一定有，只是臣还没有听到。臣不自量力，私下想到父子蒙受国家厚恩，充任侍从之职；从前在朝廷，曾多次以狂妄浅陋的意见玷污圣听，间或因衰老多病自行请求闲散官职，至今已有四年没有听闻朝廷的议论了。如今幸而遇到陛下发布直言不讳的诏书，询问朝政的缺失，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古人即使身在田间，尚且不忘君主，何况身居官位、享受俸禄的人呢？所以臣不敢畏惧权势者，躲避众人的愤怒，爱惜自身，保全妻子儿女；心里明知时事值得忧虑，却蹇涩沉默而不发言。臣私下观察，陛下英明睿智的天性，世间少有、无人可比。即位以来，振作精神求取治理，不以继承帝位、守成度日的平常君主自居；上则仰慕尧舜的盛隆，下则不失汉唐的强盛。提拔俊杰之才，使他们执掌政事；他们所说的没有不听从的，他们的谋划没有不采纳的。所称誉的人就破格升迁，所诋毁的人就斥退；陛下垂衣拱手，任由他们施为，推心置腹，任何人都不能从中离间。即使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大概也比不上您。执政大臣也都尽心竭力，以符合陛下的愿望，不愿做庸碌守法、因循旧例的臣子，而常常以周公自任。按理说，各项政务应当相继整顿，四民应当富足安乐，歌颂太平的声音应当传遍各处，吉祥的征兆应当接连出现。然而六年之间，各项政务纷乱，四民失业，怨恨愤怒的声音令人不忍听闻，灾异之大，古今少有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执政大臣辅佐陛下的方法没有得当吗？所谓没有得当，就在于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陛下既然把威权恩福的柄完全交给他们，使他们制定新法以利天下，按理应当和众人共同商议，舍弃短处、取用长处，以求尽善尽美；可是他们只任自己的意志，厌恶别人攻讦诘难。群臣中有与他们相同的，就破格提拔任用；与他们不同的，祸患和侮辱就随之而来。人之常情，谁肯舍弃福分而招来祸患，放弃荣誉而遭受侮辱？因此天下士人中那些急于追求富贵的，纷纷依附他们，争相劝说陛下更加信任委任他们，顺从他们的言论，严厉决断刑罚以断绝异议。这样做的人，往往立即得到美好的官职。近年以来，朝廷内外掌握权力的官员，都是这一类人。那些怀有忠诚正直之心、守持廉耻的人，则被排斥废弃，有的还遭受罪罚，无处容身。至于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用来规正朝政的缺失、纠察大臣的专横；这本应由陛下亲自选择，也应当让执政大臣参与选择。他们却专门任用自己的亲信宠爱之人，稍有违背，立即加以贬逐，用来警戒后来者；一定要找到最为巧言谄媚的人，才让他担任台谏官。这样一来，执政大臣的过错、群臣的奸邪、百姓的疾苦、远方的冤屈压抑，陛下从哪里能够听到呢？又有奉命出使、到四方询问利害的人，也都是他们的亲信宠爱之人；这些人事先接受他们的指示，凭借他们的气势，逼迫州县官吏，官吏的善恶取决于他们笔下的记载，升降取决于他们口中的评论。那些州县官吏，应付迎合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同他们讨论利害、建立异同呢？等他们入朝奏报，就说州县守宰都认为这样便利，可以长久施行。陛下只看见他们的文书灿烂可观，认为法令极其完美、众人谋议完全一致，哪里知道他们在外面所做的事情呢？有的人还要增加条目，务求新奇巧妙；彼此陈述利弊，各自改动制度，使统一的法令日渐月异，长久没有人说出实情，让百姓不知道听从哪一条。大概是因为因袭旧例就没有功劳，标新立异却有赏赐；他们做的都是谋求自身进身的打算，并不是有益国家、便利百姓的心。又命令使者督责各地监司，监司再督责各地州县；上下互相驱迫，竞相施行苛刻措施。奉行新法稍不尽力，就说他没有才能、不能任职。至于阻挠破坏新法、互相执行停职替换，或者还没有熟悉新法而误有违犯的，一概不予赦免，降官罢官，与犯贪赃罪的人同样处理，甚至重于犯私罪的人。州县官吏只顾奉行文书，连求得免除罪责都来不及，便不再用心处理百姓事务。又擅自派遣巡逻卒，听说街市道路上的人有诽谤言论，就逮捕施刑；又张榜设赏，招募人告发、捕捉诽谤朝政的人。臣不知道自古圣明帝王的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吗？从前尧向众人考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人；舜告诫群臣说：“我有违误，你们要辅弼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 这正是他们成为帝王中首要人物的原因。秦朝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杀害直言进谏的士人，禁止百姓私下议论；等到祸败发生，行路的人都知道了，只是不知道这正是秦朝成为万世明鉴的原因。从前子产任郑国相，郑国人在乡校游息，议论执政的好坏。有人请求把乡校毁掉。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它？人们早晚从政事退下后到那里游息，议论执政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施行；认为不好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它？我只听说用忠善来减少怨恨，没听说用施加威势来防止怨恨。严格设置防禁，难道不能很快让议论停止？但那就像堵塞河流，大决口一旦冲破，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我不能挽救。不如开个小口加以疏导，我听到意见后就把它当作药石。”为什么今天的执政者不同于古代的执政者呢？齐景公对梁丘据说：“只有梁丘据和我和谐啊！”晏子说：“梁丘据只是同意罢了，怎么能叫作和谐？和谐就像调和羹汤，水、火、醋、肉酱、盐、梅子，用来烹煮鱼肉，由厨师调和它们，以味道调齐，使不足的得到补足，使过分的得到疏泄。君子吃了它，可以平和心情。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而其中有不可以，臣就提出不可以的方面，以成全可以之处；

译君主认为不可以而其中有可以，臣就提出可以的方面，以替代不可以之处。因此政事不虐害百姓，百姓也没有争斗之心。”如今梁丘据不是这样，君主说可以，他也说可以；君主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若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呢？如今朝廷中的臣子回答诏问、进言启发，难道有谁不同于梁丘据吗？卫侯所说的计策不正确，群臣附和的人却像出自同一张嘴。子思说：“依我看来，卫国所谓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君主自以为贤，自我赞美，众人的谋议就进不上来；事情即使正确，也应当听取众人的谋议，何况一味附和会助长恶行呢？不察看事情的是非，只喜欢别人赞美自己，昏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不衡量道理所在，只靠阿谀奉承来求得容身，谄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君主昏暗，臣子谄媚，却处在百姓之上，百姓不会拥护他们。这样下去，国家就不像国家了。”子思对卫侯说：“您的国家政事将一天比一天坏。您说出话来就自以为正确，卿大夫没有人敢纠正您的错误；卿大夫也自以为正确，士人和百姓也没有人敢纠正他们的错误。君臣既都自以为贤能，上下又同声称赞他们贤能。称赞他们就顺从而有福，纠正他们就违逆而有祸。如此一来，善政从哪里产生呢？如今执政大臣主持新法，上下同心同德地赞美它，难道与卫国的政治有什么不同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因此士大夫们愤懑郁结，只能隔着屋子偷偷叹息而不敢说话；平民百姓饥寒交迫、憔悴不堪，呼号也无处申诉。这正是陛下所说的忠言正论郁积在上面听不到，而阿谀奉承之徒阻塞蒙蔽视听，以成就他们私利的情形。假如忠直之士退缩潜伏，阿谀之徒充满左右，却还希望百官制度端正、四方富足、歌颂之声普遍流传、祥瑞不断降临，那实在已经很难了。如今朝廷的政事缺失，大的有六项而已：一是广泛发放青苗钱，使百姓债务日益加重，而县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二是免除上等户的差役，却向下等户征钱，用来供养游荡无业的人；三是设置市易司，同平民争利，实际上却耗散了官府财物；四是中原尚未治理好，却侵扰四方夷族，得到的少而失去的多；五是强行编排、结组保甲，教习凶猛兵器，以扰乱农民；六是听信狂妄狡猾之人，妄自兴修水利，使百姓劳苦、财物耗费。至于其他琐碎的柴米盐粮之事，都不值得向陛下说了。舍弃大的问题而谈小的，舍弃紧急的问题而谈缓慢的，表面上好像有进言补救的迹象，内心却怀有依附、护卫之心，这种最为奸邪的做法，臣不敢去做。这六件事所造成的祸害，无论贵贱、愚智，没有人不知道。至于陛下身边前后左右那些每天称赞新法好处的人，他们心里也知道新法不可行，只是希望迎合圣意、依附执政大臣，以窃取富贵罢了。一旦陛下的意志改变，他们所说的话也会随之不同。臣今天不敢再浪费篇幅，只特别叙说这六件事的利害，以冒犯圣上的听闻。只希望陛下不要询问阿谀之党的意见，不要探问权臣的心意，果断地下定决心废止新法，必然会有人为陛下详细说明其中的道理。这六件事中，青苗钱和免役钱造成的祸害尤其大。人的劳力，是百姓生来就拥有的东西；谷物和丝帛，是可以通过耕作和养蚕得到的东西。至于钱，则是县官铸造的，百姓不能私自铸造。新法还没有实行时，民间的钱本来就已经很少了。富商大贾收藏钱财，或许还有一些。农民所谓富裕，不过是占有的田地稍微多些，积存的粮食稍微多些，房屋完整修整，耕牛不必向别人借用罢了，从来没有在家中积存数万钱的。贫穷的人，衣衫破烂不能遮体，糟糠也不能填饱肚子，春天盼望夏季成熟，夏天盼望秋季收成；有时替别人耕种，靠此维持生活，也从来没有见过钱。所以古代向百姓征取赋役，总是根据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来征取。农民的差役，不过是出力；赋税，不过是谷物和丝帛。自唐末兴兵以来，才开始有征收钱税的事，所以白居易讥讽说：“私人家里没有铸钱的炉子，平地上没有产铜的山。”这是说拿百姓没有的东西来责令他们缴纳。如今有关官司制定的法令却不是这样，不论市井之人还是田野之人，从中央到地方，从早到晚，只知道索取钱财。农家遇到丰年，只好把收获的粮食低价卖掉来缴纳官钱；同往常的价格相比，有时每斛减少三分之一，有时还要把价格提高十分之二才能卖给人。若遇到灾年，没有粮食可以出售，而官吏仍不停地责令他们交钱；想卖田，家家都卖田；想卖房，家家都卖房；想卖牛，家家都卖牛。既然没有东西可卖，就不得不砍伐桑树、柘树，拆毁房屋把木材当柴卖，有时还杀牛卖肉，然后得到钱来缴纳官府。然而百姓一年这样做了，第二年靠什么生活呢？所以自从新法实行以来，农民受到的祸害尤其严重。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农民既然失去生业，其他百姓又到哪里取得食物呢？如今钱越来越贵重，物品越来越轻贱，年成即使饥荒，物价也不很贵，但百姓却更加困苦，为国家谋划的人难道可以不多思考其中的原因吗？这都是搜刮钱财造成的祸害。如今北面直到塞外，东面遍及海边，南面越过江淮，西面抵达巴蜀。从去年到现在，雨雪极少，井水、泉水、溪流、山涧往往干涸，三种麦子都没有收成，百姓已经绝望了。初夏已经过去一半，种子还没有下到土里，中等和下等人家大都缺少食物，只能采剥树皮、挖食草根，以勉强延续朝夕的生命。如果再这样下去，又该怎么办呢？在这种时候，州县官吏却督促追讨青苗钱、免役钱，一点也不敢放松，鞭打、囚禁，只怕来不及完成任务；父子惶惶不安，如同身在沸汤烈火之中，哭喊着呼天，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臣担心鸟到了困窘时就会啄人，兽到了困窘时就会抓取；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却没有得到救济，瘦弱的人难道不会接连死在沟壑中，强壮的人难道不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吗？如果东西南北各地都有人呼啸聚集，结成群党，日渐流布、月渐蔓延，遍满山泽，践踏城邑，州县不能禁止，官军不能讨伐，到了这种时候，才商议废除新法，又有什么用呢？绿林、赤眉、黄巾、黑山一类的人，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不过都是苦于赋税搜刮、年年遭受饥荒、穷困无聊的百姓罢了。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深重忧患，可朝廷之上却正安然自得，以为太平之业已经完成了八九成。这是臣痛心疾首、白天忘记吃饭、夜里忘记睡觉、不顾死亡，想沉默却不能沉默的原因。

译《易经》复卦初九说：“返回得不远，就不会留下大的悔恨，大为吉祥。”意思是能够及时改正过错，返回正道，那么即使有悔恨也不会严重。到了上六却说：“迷失了正道才返回，凶险，并且会有灾祸。”用这种情况出兵作战，最终必然大败，使国君遭凶，甚至十年不能出兵征伐。这是说迷失之后才返回，既凶险又有灾祸，对君主之道尤其不利。过去秦穆公在崤山战败，秦誓说：“只因古代的谋臣，常说事情没有办成，是因为我有所忌讳；只因当今的谋臣，姑且把他们当作亲近之人。即使如此，还应当询问那些年高德劭的人，这样就没有过错。”这是悔恨抛弃老成之士的做法，采用巧言利口的浅陋谋略，以至于遭受覆败，于是想弥补自己的过失。所以后来终于洗雪了以前的耻辱，成为西戎的强霸。汉武帝征伐四方夷族，中原空虚耗损，盗贼群起，又丧失贰师将军的军队，于是下达哀痛的诏书说：“此前曾把绑马的文书遍示丞相、御史、二千石、中大夫以及任文学之职的人，他们都认为敌人自己捆绑战马，是非常不祥的。”公车方士、太史、太卜却都认为是吉祥。等到谋划计策、推断卦兆，结果全都相反而错误。汉武帝这才明白，公卿和方士的阿谀奉承，回答问题不能以诚相待，导致误国误事，心中产生了悔恨。因此禁止苛刻暴虐，停止擅自征赋，努力发展农业，天下才重新安定。国家实行新法以来，天下人都祈祷祝告，只希望陛下早日醒悟，挽救新法造成的过失，使疲惫的百姓得到苏息，就像盼望上天降下滋润万物的雨露一样，一天又一天，直到今天。到了现在才改正，仍然可以挽救；如果再拖延下去，民力耗尽，一旦人心涣散离析，才开始安抚整顿，难道不困难吗？臣私下看到陛下的诏书，敬畏上天的警戒，深深责备自己，言辞恳切反复，以求得直言。这说明陛下已经知道前些日子的过失，想要有所改正。如果只是把这些写在空文上，而对新法毫不改变，就像看着鼎中的鱼快要腐烂，却还不断添加柴火，又有什么好处呢？陛下如果真能施展如日月般的明察，振奋乾刚果断的决心，斥逐阿谀之人，不让他们阻塞视听，亲自选择忠直之士担任谏官，收回赏罚威福的大权，使一切都由自己发出命令：下诏天下，青苗钱不得再发放；民间现有的拖欠款项，按照当初官府发放的本金计算，分几年缴纳，不再收取利息。免役钱除去差役之后，仍然依照旧法。废止市易务，已经积存的货物按照原先买入的价格出售；所欠官府的货物钱也只收本金，免除利息。停止开拓土地、扩张疆界的军队，先使中原富足安定，然后再征伐四方夷族。停止保甲教阅，使百姓从事农田、努力耕作。已经兴修的水利工程，交给各州县考察裁度；凡是利益少而害处多的，全部停止。这样一来，朝廷内外都会欢呼，上下都会感动喜悦，和气蒸腾，雨水一定会应时而降。那些阿谀奉承、依附执政大臣的人，都是沿用新法才获得富贵的。陛下认为新法不对而舍弃它们，他们就像鱼儿失去了水，必然竭力争辩、固执己见而不肯改变。希望陛下不要去询问他们。臣私下看到，陛下如今因为旱灾而避开正殿、减少膳食，焦虑劳苦已经到了极点，但百姓始终没有得到您的恩泽。不如废除这六件事，那么广大深厚的恩德就会施及四海。又听说京师近处虽然已经下雨，但京畿以外旱情依旧。王者以四海为家，没有远近之分，那里全都是陛下的赤子。希望陛下即使顺从群臣的请求，进入正殿、恢复正常膳食，也仍应兢兢业业，忧虑劳苦于四方，不可急忙放宽心，以为不再有旱灾了。还有，各州奏报下雨，往往只是想解除陛下的焦虑劳苦；下一寸便说成三寸，下三寸便说成一尺，多半不符合实情，不可不加以察看。又青苗法规定，灾伤达到五分就应当缓期征收，其中有些不仁的官吏却加以压低，百姓只被准许减免四分以下的税，这尤其应当治罪。臣身处闲散冗杂的职位，如果只是朝廷之间小小的过失，臣本来不敢过问。如今眼看百姓像这样困苦于新法，却成为朝廷的深重忧患，而陛下竟然不知道。又自今年以来，臣年老多病，病情日益加重，万一不能延续生命，先于朝露消逝，怀着未能尽忠的情怀，长久抱恨于黄泉之下，所以冒死为陛下说明此事。假如陛下仍然弃置轻忽而不肯相信，那么这是天意，臣不敢再说了。冒犯天子的威严，臣实在惶恐战栗到了极点。《上体要疏》某年某月某日，具位臣某冒死拜了两拜，上奏皇帝陛下：臣依据御史台的牒文上报，奉四月二十日诏敕传达说：“近臣应当竭尽规谏，因为他们要同皇上共同承担荣辱、祸福。”如今在位的人看到朕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却默默不说，有的甚至私下议论、暗自叹息。如果认为这些责任不在自己，难道都是习惯于既成的风俗，把这种情形当成理所当然吗？其中也许有人含藏文采、怀抱才能，等待召唤才发表意见。如今百官制度败坏，风俗苟且浅薄，懒惰、邪恶以及灾异谴告接连不断，这正是忠臣贤士帮助朕忧虑警惕、创制改革、挽救弊病、消除祸患的时候。应当命令侍从官从今以后看到朕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无论大小，都各自具文上奏，极力直言，不得隐瞒。唉！有好的意见却不采用，是朕的过错；顺从朕的命令却不进言，你们就是不恭敬。朕将以此考察在位官员侍奉君主的实际情况，明确地进行黜陟。臣凭着驽钝低下的才能，自仁宗皇帝时偶然被擢升为侍从，侍奉三朝，蒙受的恩德深厚，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即使没有被询问到，臣也将披肝沥胆，表达微薄的忠心。何况圣意如此勤于采纳，督责又如此严格，谆谆告诫到了这种程度，臣难道敢营求私利、躲避怨恨，隐瞒实情、爱惜自身，而不替陛下辨明当前最紧要的事务，以求稍微补报万分之一吗？

译臣听说，处理政务有根本体制，治理事务有关键要领。自古圣明的帝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却能大治，都是采用了这种道理。什么叫作处理政务有体制？君主是头，臣下是四肢，上下相互维系，内外相互制约，就像用纲绳统领网，用纪理整治丝。所以《诗经》说：“勤勉不懈的君王，是四方的纲纪。”又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的纲纪。”古代的君王设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用来统摄朝廷内部；设置侯、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用来统摄朝廷外部。尊卑有序，就像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没有不遵从的，这就是处理政务的体制。什么叫作治理事务有关键？人的才智各有分限，力量也有边界，凭一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兼顾天下所有事务，想对每件事都了解，时间也不够用。因此地位尊贵的人治理众多事务，地位卑下的人治理少数事务。治理众多事务，事情不能不简约；治理少数事务，事情不能不详细。简约就是抓住大要，详细就是处理细节，这是自然的形势。《益稷》说：“君主英明啊，臣下贤良啊，万事就安定啊。”君主英明，就能选择臣下；臣下贤良，就能治理事务。又说：“君主琐碎烦杂啊，臣下懒惰啊，万事就败坏啊。” 这是说君主亲自过问细小事务，臣下就不能尽力，事情也会因此废坏。《立政》说：“文王没有把众多政务、众多讼狱、众多慎重的事务全部兼管，只是教导任职的官长，采用他们的意见或违背他们的意见，处理众多讼狱和慎重事务。文王不敢亲自过问这些。”意思是文王选择有司而任用他们，其余事情都不必亲自知道。《康诰》说：“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惩罚应当惩罚的人，把这些明白地示范给百姓。”意思是文王任用可任用的人，敬重可敬重的人，惩罚可惩罚的人，专门彰明这条道理来教示百姓。因此，王者的职责，只在于衡量人才、任用人员，赏赐功劳、惩罚罪过罢了。假如能够谨慎选择公卿、牧伯，把政事交付给他们，那么其余官员不必再选择也会精干。谨慎考察公卿、牧伯的贤愚善恶，决定他们的进退和诛赏，那么其余事务不必再逐一进退诛赏也会得到治理。这样看来，王者所选择的人并不需要很多，所考察的事情也不必烦杂，这就是治理事务的关键。臣私下看到，陛下每天出来临朝，接着又到经席听讲，到了中午才回宫禁。进入宫中以后，听说也不曾自我休息，审阅天下奏事和群臣章疏，直到黄昏深夜，又在灯火下研读经史、广泛阅览群书。即使中宗、高宗不敢荒废安宁的勤勉，文王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臣认为也比不上陛下。然而陛下即位以来，勤勤恳恳地求治，至今已经三年，功业却没有显著成效，大概是还没有掌握治理政务的体制和要领的缘故。祖宗开创基业、垂下统绪，作为后世的法则。朝廷内部设置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院、审刑院等在京诸司；朝廷外部设置转运使、知州、知县等众多官员，使上下相互统摄，各有次序，这就是所谓纲纪。如今陛下喜欢让大臣夺取小臣的职权，让小臣承担大臣的职责，所以大臣离心离德，不肯竭尽忠诚；小臣把责任推给上级，也不肯尽力。这正是百官废弛、万事败坏的原因。然而陛下却把这种做法当作达到治理的根本，这是臣极为疑惑的地方。臣地位卑微，不能完全知道朝廷的事情，姑且根据耳目所接触到的情况，把近来几件臣所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其余的陛下可以类推。过去汉文帝问陈平：“天下每年判决的案件以及钱粮的出入，大约有多少？”陈平回答：“陛下如果问判决案件，应当责问廷尉；问钱粮，应当责问治粟内史。一定要让卿大夫各自充分履行职务，这才是宰相的职责。”像陈平这样的人，可以说懂得治理的体制了。如今的两府，都承担古代宰相的职责。中书掌管文事，枢密院掌管武事。至于百官的长官，如果任用非人，刑罚、赏赐等重大政务失当，这是两府的责任。至于钱粮不充足、条例不恰当，这是三司的责任。陛下如果能够精选懂得钱粮事务、忧虑公私利益的人，任命为三司副判官和各路转运使，并且让他们长期任职，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有功就升迁，无功就罢退；名声不能混乱，虚假也不能掩盖真实。安抚百姓而不扰民，使他们一天天富足；取财有正当途径，使用财物有节制，还担心财利不丰足吗？如今却让两府大臣全部取走三司的条例，另外设置一个机构，召集几个文士同他们谋议，改动制度，三司却完全不能参与。我担心所改动的未必胜过旧制，反而白白扰乱祖宗形成的法令。考察古制则不合适，用于今日又不适宜；官吏借机作奸，农民和商人失去生业。几年以后，上面府库耗竭，下面百姓忧愁困苦，众人的心离散惊恐，国家将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况且两府总管天下一切事务，如果百官的职务都让两府治理，那么上面的人承受不了这样的劳苦，下面的人也就无事可做了。又监牧使负责养马，四园苑负责征收利益，如今却让监牧使不隶属于群牧司，四园苑不隶属于三司提举司，那么下面的人各自可以专权放纵，上面的人反而无事可做了。陛下正想把天下带入大治，却让上面的百官不把事务交给下属，下面的官员不听命于上级，这样能够达到治理吗？像这类情形，臣私下恐怕似乎还没有掌握治理的体制。天下的事务，在一个县的，就应当交给知县；在一个州的，就应当交给知州；在一路的，就应当交给转运使；在边远地区的，就应当交给将帅，然后事情才可以办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长期处在那个职位上，了解当地的人情，知道当地事物的宜忌，手中的赏罚权足以使所辖百姓得到祸福，因此能使他们信服。如今朝廷每有事情，不把任务交给将帅、监司、郡守县令，让他们自行制定方略、负责办成，并施以刑罚或赏赐，却常常喜欢另外派遣使者带着诏命奔走，往来于道路之上，所到之处徒然造成烦扰，对事情未必有益，还不如不派为好。事情的利害、官吏的能否胜任，都不是使者平日能够了解的，只好临时向人询问采纳意见。所询问的人若碰到公正明察、忠诚守信的人，还只能得到一二分真实情况；若碰到自私昏暗、奸险之人，是非就会被颠倒。两种情况交错出现于面前，使者又不能立刻辨别，所以往往贻害事情，很少能够带来益处。这并不是说将帅、监司、郡守县令都贤能，而使者都愚蠢。

译多年反复考察与一朝谋议，长期积累的考察与眼前的毁誉，精细或粗略、详尽或简略，形势本来就不同。有人任官多年却不知道事情的利害，长期面对百姓却不知道官吏的才能高下；或者即使知道利害却不能改变，即使知道才能高下却不能黜陟，这就是愚昧糊涂、徇私曲从的人。朝廷应当考察并罢免他们，重新选择贤能的人来代替其职位，不应当屡次派遣使者在其中扰乱，使他们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况且庸人的常情是，计划如果不是自己提出的，就嫉妒、阻挠、破坏，只怕它成功。官吏中这样的人，十人常有五六个。假如使者所规划的事情完全合宜，那么在使者任职期间，原来负责此事的人已经怏怏不乐，不肯同心协助他的谋划、合力办成事情。他们会说：“朝廷自己派遣专门官司来治理，我哪里敢过问？”等使者返回复命以后，他们又必然在后面破坏，说：“使者已经谋划好并交给我办理，如今我竭力办成，功劳全归于最初谋划的人，我得到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不如不派使者，而把事情交给本职官员负责。使者的作用在于沟通远近各地的情况，本来不可缺少。然而如今的转运使，就是古代使者所承担的职务；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而委任给他，远远胜过另派使者。如果监司自己作奸违法、贪婪放纵，或者有所隐瞒欺骗，或者被辖区内的人控告，或者所谋划的事情不够妥当，朝廷想要查察他的罪恶，审明虚实，判定曲直，决定是非，然后另派使者去查办。如果查得事实确实，监司有罪就应当刑罚，不才就应当罢免，难道还能只这样放过吗？如今每有一件事，朝廷就总是从京师派使者前往办理，这样一来，外地官员全都没有用处了。使者既代替他们处理事务，而本职官员又没有受到刑罚，也没有被罢免，这只是让他们拱手旁观、偷安窃取俸禄罢了。像这类情形，臣私下恐怕似乎还没有掌握治理的体制。如今朝廷中的士大夫和陛下左右的人都说：“陛下聪明刚断，威权和福禄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太平的功业指日可待。”臣愚昧，却独自认为还不能这样说。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帝王听到别人的话，就能辨识其中的是非，所以称为聪；观察别人的行为，就能察知其中的邪正，所以称为明；既辨明是非、分清邪正，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他的意志，所以称为刚；采取正确的、舍弃错误的，诛除邪恶、任用正直，坚定不疑，所以称为断；诛罚一个不善之人，天下所有不善之人都感到恐惧，所以称为威。赏赐一个有功之人，天下所有有功之人都感到喜悦，所以称为福。如今陛下聪明刚断，确实具备这些品质；想要收回威福的大权，也确实有这样的志向。然而对于实现这些的具体方法，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所以臣认为太平的功业还不能期待。帝王之道，应当致力于长远而重大的事情，略去眼前而细小的事情。国家的大事，应当同公卿商议，不应让小臣参与；四方的事务，应当交给牧伯考察，不应让左右近臣窥伺。假如公卿、牧伯尚且不能选择贤能者任用，小臣和左右近臣难道独能找到贤能者任用吗？如果任用的确实是不贤之人，那么险诈偏邪、私下请托之事就没有不做的了。如今陛下喜欢在宫禁之中亲自下手诏指挥外面的事务，有的不是公卿推荐、牧伯弹劾的，有的越级升官，有的无故罢免，使外面的人疑惑惊骇，不知道该听从谁。这难道不是朝廷之士和左右近臣所说的“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吗？陛下听到他们的话就相信，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公卿所推荐的人、牧伯所弹劾的人，有的被称为贤能而实际不贤，有的被说成有罪而实际无罪，这些都有迹象可以查见，责任也有归属，所以他们不敢大肆欺骗。如果奸臣秘密向陛下禀报，而陛下亲自以圣意施行，那么威福就集中到私人门下，怨恨和诽谤反而归于陛下。怎么能说威福掌握在陛下手中呢？况且陛下从前手诏所指挥的，都是小事。至于两禁中的优美官职、边疆藩镇的将帅、省府的职任、各路的监司，这些都是众人所希求的，也是国家治乱所系的。到了授官任职之时，臣私下担心未必一件件都出自圣意。至于贪婪邪恶、奸险卑鄙之人，陛下明知其不当而罢黜的，有的却又改换官职、提升资序，有的没过多久又被重新任用。这样看来，威福的大权果然不在陛下，只是陛下偶然没有想到罢了。由此看来，那些当面称赞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立即可成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谄佞，不能不加以察辨。陛下如果一定要掌握威福大权，为什么不谨慎选择公卿大臣，把正直忠信的人留下，把愚昧阿私的人除去？在位的人都得到合适的人选，然后每举一件事情，就同他们在朝廷上公开商议，让各人说出自己的意见。陛下清心平虑，选择正确的意见施行，错误的意见就不能再夺取主导。每任命一名官员，也同他们在朝廷上公开商议，让各人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陛下清心平虑，选择贤能者任用，不肖者就不能再争夺职位。这样一来，谋划和举荐虽然出自公卿大臣，但实际施行和任用都在陛下，怎么能说威福不掌握在陛下手中呢？陛下不这样做，却反而想实行前面那种做法，臣私下恐怕似乎还没有掌握其中的关键。三个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的主宰，不相互制约就会混乱。因此设立君主来统治他们。群臣和百姓，势力相当、彼此抗衡，不能相互治理，所以由君主来决定。君主的作用，就是施行赏罚、裁决是非。如果君主不肯裁决，那么应当听从谁来决定呢？人的心意各不相同，就像面貌各不相同一样。国家每办一件事，朝廷内外的人必然有的认为对，有的认为不对；每任用一个人，也必然有的认为贤能，有的认为不肖。这本来是人情的常态，自古如此，不足为怪。关键在于君主审察是非，决定取舍：取正确的、舍错误的，就能安定荣耀；取错误的、舍正确的，就会危险耻辱。这就是安危、荣辱由此区分的原因。因此圣明的君主重视此事，广泛谋问群臣，甚至询问平民，但最终作出决定的人，关键仍在君主。古人有话说：“谋划要听取众多意见，决断却要由一人作出。谋划听取众多意见，所以能够看清利害的极致；决断由一人作出，所以能够确定天下的是非。

译如果只知道谋划而不知道决断，那么臣下人人都想实现自己的私意，这就是衰败混乱的政治。《诗经》说：“谋臣太多，所以事情不能成功；发言充满朝廷，谁敢承担责任？如果不是出门行走，只在路上谋划，所以不能走上正道。可悲啊，这样谋划！不以先民为法，不以大道为准，只听近小的言论，只争近小的事情。就像在道路旁边筑屋却听众人商议一样，因此始终不能建成。”这是说周王室衰微时，臣下不明白先王的大道，只热衷于争论眼前的小事，君主又不能决定可否，所以事情最终没有成功。汉代国家遇到大的典礼、大的政令、大的刑狱、大的征伐，必定交给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讨论。他们的意见本来不可能完全一致，必然会有参差不同。于是天子以皇帝的权力裁决，说“丞相的意见正确”，或者说“廷尉的意见应当采用”，臣下便安然服从，没有不信服的。如今陛下允许群臣各尽其情来议论政事，这实在是好事；然而最终却不肯按照圣意裁决，竟使群臣中有些人争强好胜，以巧妙文辞互相攻击，以强辩的口才互相排挤，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争论，没有止境。臣愚昧，深深担心这会损害朝廷的政体，损害陛下的明德，流传到四方以后，使夷狄轻视我国，这不是美好的事情。天下的事情有难以决断的，必定先用大道来衡量。就像用秤衡量轻重、用规矩测定方圆一样，连锱铢、毫忽这样细微的差别也不能欺骗。因此君主应当致力于明白先王之道，而不应只熟习律令。知道根本已经树立，那么枝叶必然茂盛。近来登州妇人阿云谋杀丈夫，使他受到重伤、濒临死亡，情状没有什么可怜之处，按道理很清楚，已经造成伤害而又没有自首，依照法律定罪无疑。中等才能的官吏都能立即判决。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已经判定为死罪，但此前的知登州许遵却文过饰非，妄自提出巧辩。朝廷两次命令两制官员定夺，又两次命令两府定夺；诏令发出后又收回一次，收回后又重新发出一次，争论纷纷，到现在还没有定论。一个田舍妇人，在四海广大的天下、万机众多的政务中所犯的罪，她的事情细小，何止像秋毫之末？朝廷想判决她的案件，交给一个司法官就足够了。如今却纷乱到这种地步，假如还有比这更大的可疑案件，将凭什么裁决呢？执守条文、依据旧例，是有司的责任；推究情理、制定裁议，是君主和宰相的事情。争执辨讼，如果不依据礼，就不能裁决。礼所排斥的，就是刑所取法的。阿云的事情，陛下试着从礼来观察，难道是难以判决的案件吗？她是谋杀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谋杀是否构成犯罪的原因，还是不构成犯罪的原因？这种苛细考察、纠缠不清的议论，不过是拘泥文法的庸吏所争论的，难道是明君贤相应当留意的吗？如今议论了一年多，后来制定成法，最终却抛弃百代相传的常典，违背三纲的大义，使善良的人无处申诉，奸凶之徒得以得志，难道不是拘泥枝叶而忘记根本造成的吗？像这类情形，臣私下恐怕似乎还没有掌握治理的关键。这些都是众人私下议论、暗自叹息却不敢公开说出来的事情，臣只是因为蒙受恩德深重，不顾斧钺之诛，替陛下说出它们。只希望圣明裁察。臣冒死拜了两拜，上奏。《越州张察推字序》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因专断而失败、因共同努力而成功的。专断就狭隘，狭隘就隔绝，隔绝就困穷；共同努力就广博，广博就通达，通达就成功。所以君子修养自身、治理内心，就同别人共同遵循道义；兴办事业、建立功业，就同别人共同分享功劳。道义兴盛、功业显著，就同别人共同分享声名；志向实现、愿望满足，就同别人共同分享利益。因此道义无不彰明，功业无不成功，声名无不荣耀，利益无不长久。小人却不是这样，只专执自己的道义，不能顺从善道、服膺正义来扩大自己；只专执自己的功劳，不能任用贤能来壮大自己；只专执自己的名声，每天都害怕别人胜过自己；只专执自己的利益，不愿意别人拥有它。因此道义难免被遮蔽，功业难免受损，名声难免受辱，利益难免灭亡。这两种情形，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根本区别。陕郡张君，名叫共，才能非常优美，品行非常修洁，考中进士，取得上等名次，如今在浙东某地任职。承蒙与张君同郡，我了解他的为人已经很久，私下认为古人以名在亲族间称呼，以字在朋友间称呼，字也可以依附本名来寄托意义。因此我敢于扩充他名字的含义，给他取字“大成”，用来勉励他。将来张君若能充实“大成”这个名字的含义，使德业显赫、充裕、光明、宏大，那又怎么能估量呢？

译《闻喜县重修县学记》有人问：太古时代是什么样的？回答说：并不如今世所治理的这样好。为什么这样说？回答说：古人寒冷时穿衣，饥饿时进食，贪恋生命、害怕死亡，同今天的人没有不同。喜怒哀乐、爱好厌恶、畏惧欲望，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并不是今天才有而古代没有。古人吃鸟兽的肉，食用草木的果实，穿鸟兽的皮。鸟兽一天比一天减少，草木一天比一天稀少，人口一天比一天增多，物资一天比一天缺乏。看这边有时不足，看那边有时有余，能够彼此守着死亡而不争夺吗？争夺不止，就互相残害、互相灭亡，人类大概用不了多少日子就会灭绝。圣人怜悯这种情形，于是兴起而治理天下。选择贤能智慧的人，使他们成为君长；划分田地和土地，规定疆界；聚集父子、兄弟、夫妇，使他们安居得到养育；施行礼乐、政令，以建立纲纪；阐明道德、仁义、孝慈、忠信、廉让，来教导他们。仍有狂妄愚昧、傲慢凶狠的百姓，悖逆乖戾而不肯服从，于是用鞭打来威慑他们，用斧钺来诛戮他们，用铠甲兵器来消灭他们。因此百姓彼此安守本分、保持常道，养育生者、送终死者，繁衍生息而长久延续。到了周朝衰微时，先王之道倾覆荡失、崩坏殆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所没有断绝的，仅细得如毫毛芒刺；如果不是孔子兴起而振兴它、廓清它并加以发扬，使它广大显明、融通流行直到今天，那么众多的百姓，怎么会不沉沦而成为禽兽和夷狄呢！如今国家奉祀孔子，意义是很重大的。在国、州、县都为他立庙享祀，按岁时陈设俎豆，奏鸣钟磬，以礼祭享。从尊贵的天子开始，也亲自面向北方拜礼。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意，而是因为道理本来如此。然而在州县任职的官吏，有的把处理文书、施行鞭扑当作急务，把孔子祠庙和学校的荒废看成余事，置之不理，根本不放在心上。这种人是真正的庸俗官吏，不值得谈论。闻喜县自古以来本来就是士绅大夫聚集的地方。县中有孔子庙，咸平年间，武官慈释回修建了它，县尉李垂为此作记。后来继任县长的人，敬重奉事孔子的心意都比不上释回，于是庙屋倾颓毁坏，墙垣倒塌残缺，草木荒芜，碑石折断倒伏，更不用说乡饮酒礼的仪容、弦歌的声音，当然无法再看见听到了。如今大夫马君到任后叹息说：“唉！治理河流的人只知道防堵而不知道疏浚，河水就会横向决口而无法禁止；治理百姓的人只知道发怒而不知道教导，百姓就会忧愁怨恨而不肯服从。因此善于治理河流的人考察地势高低并疏导它，善于治理百姓的人阐明是非并告诫他们。这样，治理的人轻松，服从的人容易，万物顺遂本性而功效很快完成。”如今做官的人不能揭示先王之道来教导百姓，却说：“我专门任用刑罚，也就足够了。” 这种治理，是蒙蔽百姓的耳目，给他们设置陷阱等待他们落入。还有什么比这更不仁慈呢？于是马君召集县中的贤士大夫，告诉他们说：“如今孔子的庙宇荒废而不修，士人没有地方讲习学业，百姓没有地方接受教化，这难道只是今天官吏的罪过，也是诸位的耻辱啊。”大家都说：“这本来就是县中人日夜不能忘记、却不敢请求的事情。如今明府有命令，这是上天在帮助圣人的道统，也是明府赐给县人的恩惠，怎敢不奔走承办呢？”于是大家一起筹集材料、聚集土石，修葺毁坏的房屋并使它壮大；修整倒塌的墙垣并使它高厚；除去枯朽的树木，重新栽种；扶起倒伏的碑石，重新刻写。百姓没有增加赋税，官吏没有诉说劳苦，不久新庙便焕然一新地建成了。于是县中的贤士大夫共同在里面诵读尧舜之书，吟咏商周之诗，文雅有礼，呈现出邹鲁的风气。唉！马君对于学校，已经端正了它的根基，却还没有完成全部事业。如今的官吏大多三年更换，后来接任并主持这里的人，应当不要废弃马君的功劳，继续引导并扩充它。求学的人应当最终完成马君的志愿，并将它发扬光大。要知道人们之所以郑重奉事孔子，并不只是装饰言辞、谈论文章，本来是要明白他的道理，遵循他的法则，心里领会并在身上实行，使近处的人喜悦而受到教化，远处的人仰慕而加以效法。由县城推广到乡里，由乡里推广到家庭，父亲没有不慈爱，儿子没有不孝顺，兄长没有不友爱，弟弟没有不恭敬。这样以后，才知道学校教化的成功，其益处是多么广大。道的盛衰，难道有固定不变的规律吗？人去实行它，它就存在；人不去实行它，它就灭亡。不是道离开了人，而是人离开了道。古代政治最清明的时候，有时耕田的人相互推让田界，行路的人相互推让道路，诉讼不发生，盗贼不出现。那样美好的风俗，难道古代可以做到而今天不可以做到吗？只是因为教化还没有达到罢了。如今根基已经端正，其他的只需努力罢了。为什么害怕不能达到古代呢？有人说：“古代百姓淳朴质实，所以可以教导；今天百姓虚伪浅薄，所以不能教导。”这是盲目惑人的话，不值得考察。县学建成时，马君认为我是邻县的人，应当为此作记。我以文才不足为辞，马君派人三次来请，我仍不能推辞，便根据所听闻的情况直实叙述并写下这篇文章。

译《圉人传》汧侯有一匹马性情刚烈暴躁，不能骑乘驯服，认为它没有用处，准备把它丢到野外。因为爱惜它奔跑迅疾的脚力，便招募能够驯服它的人，许诺赏给百金。有一个养马人敲门告诉他说：“我能驯服它。”汧侯让他养这匹马几个月，马更加调顺服帖；步行奔跑的缓急、转弯回旋的左右，全都能按人的意志进行。汧侯很高兴，赏给他百金的俸禄，任命他为圉师。众多养马的骑卒嫉妒他，向汧侯进谗说：“马已经驯服了，他有什么功劳，却白白耗费侯爷百金？请允许我代替他。”汧侯于是赶走了养马人。过了几个月，马又像从前一样刚烈暴躁。汧侯便召来养马人，向他道歉说：“您能使烈马驯服，您离开后马又恢复刚烈，敢问您用了什么方法？”养马人回答说：“我是卑贱的人，不知道什么奇异的方法，只知道养马的道理。马太肥就会横冲直撞，太瘦就不能承担重负；管束得太急，它就会受惊而难以驯服；管束得太松，它又不肯尽力。善于养马的人，使它口渴，使它饥饿，给它饮水，给它饲料；看它肥瘦的情况，增减它所吃的豆粟；放缓对它的管束，使它充分发挥才能；加紧约束以禁止它放纵；用鞭子警戒它的懒怠，用缰绳控制它来驯服它的心，使它得到适宜的状态而不感到劳苦，也不让它保留多余的力气。这些方法和原则，养马人从心里领会、在手上运用，已经难以传授给别人，别人也不能完全依照传授来实行。”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马的才能在于马本身，马的性情则取决于我；即使它强悍暴烈，又有什么妨害呢？”汧侯说：“好。”养马人说：“这种方法，难道只适用于养马吗？治理国家也同样如此。那些有才智的人，就像治理国家者所驾驭的烈马。舍弃他们，就不能建立功业；驾驭他们不得其道，就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他们还会变得桀骜狡黠而无法控制。因此，贤明的君主能够任用有才智的人，并用爵禄、赏罚来驾驭他们。爵位太高，他们就会骄傲；俸禄太丰厚，他们就会懒惰。骄傲懒惰的臣子，即使有才智力量，君主也无法役使他们。控制得太急，就不能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控制得太松，他们又不肯施展作用。不施以恩惠厚待，只是一味用威势驱使他们，他们就会愁苦怨恨而离心。因此，贤明的君主应当节制他们的爵禄，调节控制的宽严缓急；恩泽足以凝聚他们的心，威严足以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那么士人的生死贵贱就都掌握在君主手中了。即使他们剽悍，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汧侯很高兴，任命他为上卿，把国政交给他，推广实行他的办法，汧国于是大治。《宋文选》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六 范希文文 《帝王好尚论》老子说：“我无为，百姓就自然受到教化；我喜好清静，百姓就自然归于正道；我没有贪欲，百姓就自然淳朴。”这是在述说古代的风气，用来警戒政事纷繁的时代。夏、商、周三代以来，已经不同于太古时代。统治天下的君王亲自施行教化，使百姓归于善，所以《礼记》说：“君主谨慎对待自己所喜爱和厌恶的事，君主喜爱什么，百姓就跟从什么。”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恭敬；在上位的人喜好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喜好诚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说真情。”由此说来，圣明的帝王难道能没有所喜好吗？关键在于所喜好的是否正当。尧设置敢于进谏的鼓，树立进善的旌旗；舜喜好询问而成就了最高的教化；禹拜受昌盛正直的言论而建立大功；汤五次聘请伊尹，周文王亲自迎接吕望；周公握发吐哺，来等待出身寒微的士人；郑武公喜爱贤才，《诗经》的《雅》歌也歌咏此事；燕昭王筑黄金台招募士人，于是有才智的人纷纷归附。这些圣贤对于所崇尚的事业，就是这样急切。桀、纣喜好财利和欲望，不喜欢进谏诤言，所以天下灭亡；秦国喜好兵刑，不喜欢仁义，所以天下归于汉；隋炀帝喜好安逸享乐，不喜欢恭敬俭约，所以天下归于唐。假使桀、纣喜好进谏诤言，秦国喜好仁义，隋炀帝喜好恭敬俭约，难道还会有丧乱的祸患吗？

译《推委臣下论》上天生下众多百姓，得到君主才得以安定。天下万端政务，不可能由君主一人独自承担。因此，朝廷内部设置公卿、大夫、士，外部设置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诸侯。先选择有才干的人来任职，其次把政务公正地交给他们。这样说来，可以把臣子的职责交给臣下，却不能把君主的权力全部交给臣下。我请求对此加以辨析。掌握典章礼制，修明施行政教，调和法令，治理风俗，对内养育百姓，对外安抚四夷，作为百官的表率，筹划办理各种事务，这是宰相辅弼的职责。训练军队，严守城防，修订方略，威服远方之人，这是将帅的职责。整肃朝廷礼仪，纠察缙绅中的邪曲，这是御史府的职责。治理繁重难办的事务，制服豪强奸猾，这是京尹的职责。至于钱财粮食、刑法等事务，也各有主管部门的职责。安抚百姓，宣扬风化，平均徭役，公平赋税，这是刺史、县令的职责。这些都是臣下的职责，不可不交给他们。至于区别邪正，决定左右近臣的进退，掌握荣辱的权柄，决定英雄的命运，这才是君主的权力，不能全部交给臣下。怎样可以说明这一点呢？《论语》中孔子说：“天下有道，政权就不在大夫手中。”晋国把政权交给三卿时，【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延陵季子说：“晋国的政权归这三家了。” 后来果然把晋国分成了三个国家。汉高祖招揽接纳群英，拥有统率将领的权力，因而取得天下。到了他的子孙，不懂得祖宗的谋略，只把权力交给霍光，又只把权力交给王凤，后来到了王莽手里，都酿成大祸，西汉于是倾覆。东汉光武帝亲自任用二十八将而取得天下；后来的子孙不懂得祖宗的谋略，只把权力交给外戚，后来又交给宦官，所以奸雄竞相兴起，以铲除恶人为名，东汉于是倾覆。魏国把权力交给司马氏，晋国把权力交给刘裕，祸患也一样。唐太宗驾驭群雄，取得天下并使天下达到太平。到了高宗朝，李义府因拥立皇后的功劳，独自受到重用，排斥陷害忠良，天下人愤怒怨恨。唐明皇初年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天下大治；推心置腹地把政务交给他们，于是成为成例。等到李林甫取代他们，仍旧把权力交给他；李林甫奸邪，能够中伤好人，朝廷内没有人敢谈论政治得失。于是唐明皇听不到进谏诤言，自以为宰相得人，安然无事而不再作为。进言的道路已经断绝，所以到了安禄山进犯关隘、直向宫阙时，唐明皇还不知道；一旦发生丧乱，天下便瓦解，唐朝的德业也因此衰败。开始由于把权力交托得当而天下大治，最终又由于把权力交托失当而天下大乱，这种祸患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在君主把权力交托给臣下的时候，提拔十个人，君主采纳其中九人的意见，这样九成的恩惠就出自臣下了。如此数年之后，君主身边前后左右的人就都是权臣的党羽。假如贬黜羞辱十个人，君主也采纳其中九人的意见，那么九成的威势就出自臣下了。这样数年之后，朝廷内外、远近之人都不敢违逆权臣。因此，下情无法上达，而君主的势力就孤立了。这是唐明皇的过失，是后代应当引以为鉴的。君王将要收回权力，必定先要考察人才。考察人才很难，难道没有要领吗？孔子区别门人，以四科为标准：第一是德行，第二是政事，第三是言语，第四是文学。用这四科来辨别人才，事情就已经完成大半了。既然如此，朝廷清要的职位，觊觎的人很多，就必须审慎考察贤能者再授予；贤杰之才，诋毁嫉妒他们的人很多，就必须及早加以辨别。因此，先王孜孜不倦地求取贤才，以备选拔任用。况且千官百辟，难道能由君主独自选定吗？必定要把这件事交给辅弼之臣。只是清要的职位、雄剧的职任，不可轻率授予他人。在群臣共同推举之外，还要亲自选定。圣明的帝王总是专心求取贤才，而不必劳心于临事处理。专心求贤，见闻和才智就会日益增长；劳心于临事处理，就会日益陷入琐碎事务而困顿。应当屏除繁琐细务，广泛询问访察。那些深明正道、怀有忧虑天下之心、可以担任辅相的人，要记下来；那些精通经术、通晓圣人的法则、可以担任顾问的人，要记下来；那些敢于直言、神色严正、具有正直士人操守、可以担任谏诤的人，要记下来；那些能谈论方略、具有刚烈之士风范、可以担任将帅的人，要记下来。对于这样的人，要精心搜求，仔细考察，然后把他们置于清要职位，授予繁重显要的职任，使人人都竭尽力量，争相成为君主的心腹。这样之后，才可以掌握荣辱的权柄，决定英雄的命运。各种事务交给臣下办理，而权柄归于君主，这才可以说是无为而治。还要设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使缙绅没有人敢怠慢；设置七名诤臣，使进言的道路没有人敢堵塞；设置门下封驳司，使皇帝的制敕不至于有错误。这是在推行无为而治之中，仍不废除防范，也不丧失君主权力的办法。若君主留意于安逸享乐，不孜孜不倦地求贤，亲自选拔时又没有贤才可用，那么进退、赏罚就又会归于臣下。即使有爵禄，也不足以成为君主施加的恩惠；即使有诛罚，也不足以成为君主施加的威势。《选任贤能论》君王得到贤能杰出的人才，天下就安定；失去贤能杰出的人才，天下就动乱。张良、陈平这类人，秦国失去他们而灭亡，汉朝得到他们而兴盛；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褚遂良这类人，隋朝失去他们而灭亡，唐朝得到他们而兴盛。所以说：得到士人就昌盛，失去士人就灭亡。《尚书》说：“先王天未明便大显明德，坐着等待天亮，广泛寻求俊杰贤能，以启发引导后人。”他们求取人才是如此急切。既然如此，求取人才的方法不可以只有一个方面。皋陶赞美禹说：“人的行为有九种德行，于是说：‘要全面考察这些德行。’”禹问：“是什么？”皋陶说：“宽厚而又严肃，柔和而又有原则，谨慎朴实而又恭敬，能治理事务而又敬慎，顺从而又坚毅，正直而又温和，简约而又廉洁，刚强而又充实，勇强而又合乎义；彰明这些恒常的德行，就是吉祥啊！”孔子的门人按四科分类：第一是德行，说的是颜渊、闵子骞；第二是政事，说的是冉有、季路；第三是言语，说的是宰我、子贡；第四是文学，说的是子游、子夏。这就是所说的求取人才的方法不止一个方面。又《尚书·说命》篇说：“广泛寻求俊杰贤能，把他们安排在各个职位上。”这就是说，朝廷的各种职位只求俊杰贤能。唐太宗说：“天下的英雄，都落入我的罗网之中。” 古语说：“国家有道时就显露智慧，国家无道时就装作愚拙。显露智慧，可以和他一起治理国家、安定天下；装作愚拙，可以和他一起躲避怨恨和祸害，保全自身。”所以圣人把得到俊杰贤能看作可取，不把柔弱木讷看作德行。假如把柔弱木讷当作德行而加以宠爱，那么四海的英雄就会对这个时代失望。假使英雄对时代失望，那么秦国失去张良、陈平，隋朝失去房玄龄、杜如晦，难道不是耽误了天下的大计吗？

译《上皇帝时务书》天圣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谨到阁门，拜了两拜，冒死上书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听说，花言巧语的人没有触犯忌讳，容易得到进用；直言的人有所触犯，难以立足。然而直言之士，千古以来都称为忠臣；花言巧语的人，千古以来都称为佞臣。如今臣勉力思考治病救国的良策，私自触犯天威，不走容易进用的道路，而处在难以立足的境地，是因为想要倾尽臣子的气节来报答国恩，以佞人的名声为耻，以忠臣的节操为仰慕，感激奋发，即使死一万次也没有遗憾。况且臣所说的，都是圣朝应当实行而尚未实行的事情，想来一定有原因。圣人的心意，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概是面对一天万端的政务，没有时间谈论其他事情。大臣的心意，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概是害怕上面怀疑、下面诽谤，因而不能果断实行。请允许臣把这些说出来，以启发圣上的思虑。臣听说，国家的文章反映风俗教化；风俗教化的厚薄，也表现在文章中。因此，考察虞、夏的典籍，足以明白帝王之道；阅读南朝的文章，足以知道衰败浮靡的教化。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文章弊病了，就用质朴来挽救；质朴弊病了，就用文采来挽救。质朴的弊病不加挽救，就会晦暗而不能彰明；文采的弊病不加挽救，就会浮华而趋于凋落。前代到了末期，不能自我挽救，以至于发生大乱，于是有后来的人兴起而挽救它。所以文章衰薄，是君子的忧虑；风俗教化败坏，就会成为后来兴起者的凭借。只是圣明的帝王用文与质相互挽救，关键在于自己，不在于别人。《易经》说：“穷困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希望圣上施加慈恩，与大臣商议文章之道，以虞、夏的风气为师。何况我圣朝历经千年才有这样的根基，可惜没有追踪三代的高远传统，却崇尚六朝的纤巧文风。然而写文章的人才，哪个时代没有呢？只是时代所崇尚的风气，哪里能够独自改变？大君一旦发布命令，谁不顺从风气？可以命令词臣，振兴恢复古道，再延请博学雅正之士，分布在台阁之中，以挽救这种文章的衰薄，使风俗教化更加敦厚。天下就太幸运了。臣又听说，圣人拥有天下，以文来治理，以武来辅佐。这两条道路，是天下最大的权柄。过去诸侯崇尚暴力、穷兵黩武时，孔子说：“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曾听说过。”这就是圣人用文来挽救时弊。文武之道相互补益而施行，片刻也不可偏废。唐明皇时期，太平日子久了，人们不知道战国的危险，也不考虑危难，等到大敌侵犯宫阙，形势便像瓦片一样迅速崩解，这是失去武备的结果。《道德经》说：“灾祸啊，幸福依傍着它；幸福啊，灾祸潜伏在其中。”又说：“要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防范，在动乱尚未发生时加以治理。”圣人在享有福分时就知道祸患，在太平时就防备动乱，所以善于安身的人，会在安康宁静的时候做好准备。他不认为永远不会有疾病，于是准备好调节劳逸、宣通气血的方术药物。善于安定国家的人，应当在太平时，不认为永远不会有危乱，于是准备好教化和经营谋划。我国以文治理、以武辅佐，天下已经大定。自真宗皇帝初年起，还有旧将、旧兵，多经战阵，四夷的祸患尚且足以防御。如今天下停止战争已经二十多年，从前作战的人现在已经老了，如今的年轻人又不知道战事。人们不知道战事，不考虑危难，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何况国家的守备在四夷方面，更不可不加考虑。自古以来，和好很少能够始终维持；汉朝实行和亲，匈奴却大举进攻；唐朝赐予吐蕃册封，吐蕃却进逼渭水一带。陆贽的议论说：“用威势压服他们，他们也不醒悟；用安抚对待他们，他们也不怀德归附。虽然有时有盛衰变化，大体上常常成为边境的祸患。”正值我们正在安定中原，还来不及顾虑外患，因为他们请求结盟，就答应与他们交好，加以恩惠，降低礼制，对他们的要求有求必应；可是他们的邀约索求却越来越多，反复无常，借口一些小事喋喋不休，猜疑欺诈，变化多端。这些情况可以作为验证，这正是唐人的至理名言。如今从京城到边境，一路上并没有关隘险阻。假如他们不遵守恩惠和信约，突然制造事端，军马一旦放纵驰骋，两夜之间就能行进千里。各边缺少名将，就会恐惧而不能守御；即使守住，也不敢交战，或者交战而没有功效。若再次进犯澶渊，难道一定还会寻求和好？不知道究竟有几位将领可以替代长城。希望圣上鉴察唐明皇以前的教训，明察陆贽正直的议论，与大臣在朝廷讨论武备，以保全天下。先命令大臣秘密举荐忠诚正义而有谋略的人，授予他们方略，把他们交给边疆任用；再命令武臣秘密举荐强壮勇敢、出类拔萃的人，让他们接受武事考验，按等第升迁。壮士知道朝廷在防备，必定怀有报效之心；把他们部署在边塞，就足以应付非常情况。假如自以为没有忧患，不愿意制造事端，轻视长远的策略，只求一时安宁，那么边患突然到来，人心就会极度惊骇。自古以来，军队不得到良将统率，就和鱼肉没有区别；只能在仓促交战之中，临时拔擢杰出者为将，结果豺狼般的人争相进用，真假之人混杂奔竞。这是五代以前的鉴戒。至于民间，难道没有壮士吗？应当恢复唐代的武举，那么天下英雄就愿意落入朝廷的罗网。这是圣人在安定时考虑危难的防备；有了防备而没有用上，是国家的福气。希望圣上详细考虑。臣又听说，先王设置官职，共同治理天下，必定把职位授给贤能俊杰，不把爵禄当作恩惠，所以百官各自以同僚为师，各自发扬自己的职分；君主不轻率授官，臣下也不冒进。这是设置官职的大原则。我国历代圣君寻求治理而达到太平，大体上以唐朝的纲纪、法度和制度为准则。依臣看来，应当效法唐朝兴盛时期，不应当效法唐朝衰败以后。唐朝兴盛时，特意开设馆殿来接待贤能俊杰，得到学士十八人，声望传遍天下；这是唐文皇培养将相之才，使他们讨论治道、治理国家，从而成就大化。到了唐朝中兴，也往往能够得到人才；唐朝衰败以后，这种选拔就不再兴盛。我朝崇尚馆殿，把它看作清贵华美之地，辅相之才大多由此选出。三馆清静幽密，古人称为登瀛。近年却迁出内庭，迫近居于坊巷之间，不是唐朝所谓集仙之馆了。并且其中校勘典籍的职位，有的人不由科举出身，而是因恩典授官；又以年限限制，逐渐升到清贵显要之职。这轻视了十八学士的选拔，恐怕不是唐文皇培养将相之才的本意。希望圣上与大臣商议其中可行与否，重新制定制度，以效法唐朝兴盛时期，延揽廊庙之才，这是国家的大义。希望圣上详察。又，谏官和御史，是君主的耳目，在一个不避讳进言的朝廷中，应当有奖赏鼓励。

译自从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没有听说表彰过一名谏官，奖赏过一名御史。假如他们进言没有补益，是选用得不精；假如进言有所补益，难道不应当给予奖赏吗？这样只会使冒犯君主的人处境危险，使闭口不言的人安稳；使进献有益的忠言成为空话，使陈述细微意见也只被看作履行职务。三年之后，官员的升降进退都一模一样，臣恐怕天下人私下议论，朝廷的言路没有广泛打开，忠臣没有得到鼓励；这将使谏官、御史之流在朝廷上尸位素餐，实在不是国家的福气。希望圣上详察。臣又听说，先王重视君臣之间的义，赏赐还延及后世。大功臣之后，立贤能者为继承人，其余儿子则凭才能自行调任，不使嫡庶贤愚混淆。后来大防一旦毁坏，颓败的风气延续千年，凡是身居近要职位的人，每年都把子孙安排进来，官帽官服充满门庭，车马塞满道路；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照例升为京朝官，称作恩荫延及子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一定是前代君主危弱、臣下僭越的时候，彼此只求姑息迁就，因而形成成例，才到了这种地步。又，百司中的人员，本来是为了逃避乡里的差役，不超过几年，便照例给予出任外官的机会，其中没有不是贪婪邪恶之徒的，完全不同于察举孝廉，却让他们治理亲民的政务，这种弊端如何呢？一旦开了这两条途径，每年取用数百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实在有损王朝风气，恐怕不符合任官只取贤能的原则。人们为了躲避众人的怨恨，不敢上书进言，于是使仕途纷乱，俸禄职位堆积；文武官吏等待缺额超过一年，贪婪的人更加努力经营自己的爪牙，廉洁的人全都困于寒冷饥饿；反而只是在礼部贡院之内增加了考试的困难，使壮士痛惜年华，几年一次的考试竟成了奔走竞争之途，甚至发展到诉讼争夺。何况修辞的人不求大才，明经的人不问大义，师道已经废弃，文风更加浅薄；诏令虽然繁多，又靠什么来劝善惩恶呢？士人没有廉耻谦让之风，正是由此造成的。根源尚未澄清，却想使末流清明，臣实在不相信。假如国家不考虑改革，因循这些弊病，那么上面官制混乱，下面风俗败坏，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假如要制定长久之策，就希望与大臣专门重新讨论此事，澄清这一根源，不把别人非议当作顾虑，而应当以治理乱局为意旨；这才是国家的福气。希望圣上详察。臣听说，用德行使人服从，天下人就欢喜拥戴；用武力使人服从，天下人就怨恨不满。尧、舜用德行治理，所以百姓爱戴君主如同父母；秦朝用武力治理，所以百姓把君主看作仇敌。因此，统治天下可以凭借德行，却不能依赖武力。恭敬地希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益崇尚圣德，以求得天下人的心悦诚服。至于敦厚爱惜生命的意志，推行不忍伤害人的仁心，减轻刑法，厚待恻隐之情；对于禽兽像孙叔敖那样祝祷放开捕鸟的网，对百姓像汉文帝那样为无罪者流泪，常常告诫百官不要苛刻残酷，向天下显示仁慈。这只有圣人能够做到。以珠玉玩物为可耻，停止进贡丝织刺绣，焚烧晋武帝的雉裘，放出唐文皇的宫人，减少度僧尼，不兴建土木工程，向天下显示俭朴。这只有圣人能够做到。鸡鸣时就起身，勤勉不懈地听取政务；每当有空闲，就召见大臣讲论文武之道，询问艰难事务，这是帝王的勤劳。希望圣上努力做到这一点。无论贵贱亲疏，赏罚都一视同仁；有功的人即使是自己憎恶的，也一定奖赏，有罪的人即使是自己喜爱的，也一定惩罚；舍弃一己私情，顺从万民的愿望，向天下显示公正。这只有圣人能够实行。自古以来，帝王如果与佞臣共同治理天下，天下必定动乱；与忠臣共同治理天下，天下必定安定。然而忠臣刚正鲠直，容易被疏远；佞臣柔顺逢迎，容易被亲近。柔顺的人像忠臣，常常说美言；刚正的人像强硬者，常常直言进谏。美言之人得到进用，佞臣就会充满朝廷；直谏之人被疏远，忠臣就会避世。二者的进退，凭什么辨别呢？只要每天听到美言，就知道佞人还没有被斥退，这是国家值得忧虑的事；每天听到直谏，就知道忠臣还在身边，这是国家值得欣喜的事。恭敬地希望圣明的君主不可不明察。自古以来，君王对外防备强敌，对内防备奸邪。强敌侵犯国家，奸邪败坏德行。国家被侵犯，祸害就加到百姓身上；德行败坏，祸患就从内部发生。由此可知，奸邪的凶险超过夷狄的祸患。恭敬地希望圣明的君主常常喜好正直，以杜绝奸邪，这是达到大治的根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臣又听说，圣人居处在深宫之中，镇定万国的期望，以静制动，以尊重庄严树立威势，像天一样高远，像地一样深厚，使人不能轻易议论。昨天看见銮驾出行稍微频繁，恐怕不合深居九重、静镇万国的意思。何况进奏院会把消息报告天下，天下听说后，恐怕会损害君主的威严庄重。先朝因为治理天下日久、功业成就，即使巡幸的费用有时也被进谏劝止。如今继承光明事业之初，圣明的政令正在更新，更应当增加忧勤，深深防备安逸享乐；这样人心就会大为喜悦，天道也会降下安康。不能与先帝功业成就之年相比，不能轻率地举行巡幸。恭敬地希望圣上施加慈恩。请再三详细阅览此事，每次出行都一定遵循典礼，以服从天下人的期望。臣又听说，君主采纳远大长远的谋略，久而久之就能成就王道；采纳浅近末节的议论，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乱政。如今圣人在上，贤人在身边，在取舍之间，难道还会有不周到的地方吗？然而刑法官吏谈论丝发般细微的轻重，钱粮官署举说锱铢般细小的利弊，往往被称为急务，立即响应施行；有人谈论政教的源流，议论风俗的厚薄，陈述圣贤的事业，讨论文武的得失，却往往被称作迂阔之说，弃置而不实行。难道朝廷轻视远大长远的谋略，喜好浅近细末的议论吗？希望圣上施加慈恩，采纳有关人的谋略和用人的意见，不把远大长远的谋略看作迂阔之说，不把浅近细末的议论看作急务；这样王道就能大成，天下就万幸了。臣又听说，圣人的极端明察在于，面对万端政务不敢独自决断；圣人的极端聪敏在于，采纳群臣意见而不敢偏听。独自决断，千百种考虑中或许会有失误；偏听一方，众人的心必定离散。人心离散，国家就危险而无法扶持；圣上的思虑有失，政教就会偏差而离正道更远。因此，先王致力于公正，共同设置百官而不敢独断，是害怕一个人的考虑有所失误；开通进言之路，采纳群臣议论而不敢偏听，是害怕众人的心离散。如今圣明的政令正在更新，动辄考虑公共事务，把政务交给两府，出入于万端政务之间。万端政务如此繁多，能没有得失吗？于是允许群臣上书进言来弥补缺失，使上面没有防蔽，使下面没有阻塞，从而显现圣人不独断的美德，天下就万幸了。然而臣下上书秘密陈述得失，不能全部相信而当作事实，也应当深入考察其中是否合宜。有的人专门窥伺他人的长处短处，有的人想借机在上下之间钻营，动摇赏罚的权柄，离间君臣的感情；这些话似是而非，虚假却善于辩饰。即使凭圣上的明察，难道能完全不受迷惑吗？偶然触动圣上的心意，却对王道没有益处。像这类秘密奏章，还希望圣上加意详阅，与大臣议论是否可行，然后再施行。

译假如秘密奏章中的话立即被当作事实，宫中直接降下处分命令，一面下令施行，那么进谗诬陷的人就会乘隙而进，把攻讦别人说成正直，把欺诈说成忠诚，使内外相互猜疑，政令教化不一致，这不是达到大治的根本。古人有句话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大概就在这里吧？”恭敬地希望圣明的君主不可不明察。又自古以来，亲近的小臣大多纤巧谄佞，依仗国家的恩宠，为他人铺路钻营。公共议论还没有实行，私人的请托就先到了；这样一来，人人都走旁门，政令便有多条渠道。希望圣上深加防范考虑，以保存最公正的原则。臣是浅陋的人，本来没有精深的见识，只是考察前代君王的得失，研究圣朝的取舍，因此冒昧尽情陈述。希望圣上详察，选择一两条实行。臣冒犯天威，战战汗流，激动迫切而惶恐不安到了极点。臣范仲淹冒死谨言。《上执政书》天圣五年某月某日，服丧之人范仲淹谨慎选择日期，向史馆相公、集贤相公、参政侍郎、参政给事某位大人遥拜，上书说：“身居父母丧中，却上书谈论政事，超越典礼，取笑于天下，难道是想惊动圣贤的知遇，以此为自身名声打算吗？我范仲淹认为，居丧而越礼，有诛罚而无赦免，哪里值得用来惊动圣贤的知遇呢？何况父母健在时，官职卑小、俸禄微薄；如今父母已经亡故，即使将来得到一件华美衣服、享用一顿丰盛饭食，也还应当因风树之悲而哭泣感伤，忧思无穷。难道现在在灵前，就能为自身名声打算吗？若不是这样，我为什么急急忙忙谈论政事呢？”臣听说，忠和孝是天下的大根本。孝道已经来不及完全尽到了，难道忠心还可以忘掉吗？这就是臣冒着哀痛上书、谈论国家大事的原因，不因一己的悲伤而忘记天下的忧患，希望天下百姓长久看见太平。何况如今圣人当政，四位贤者同心同德，这正是千百年来适宜谈论政事的时机。然而圣贤在朝，难道还要凭借下等士人的补益吗？古代圣贤凭借樵夫采薪者的谈论而成就大美的事情很多，难道还要等臣引用事实来证明吗？何况儒者的学问，若不合乎道就不谈；臣冒昧希望仰企圣贤万分之一的境界，因此斟酌议论来陈述，所说的都是当今容易实行的事情。那些不容易实行的事情，臣就不说了。恭敬地想，宰相府位居百官之首，享有万钟厚禄，早起晚睡，没有一刻不想安定国家、使国家富足长寿，报答先帝的知遇，成就当今皇帝的美德。何况圣贤存心真诚，以万物为一体，想着与天下共同享有安乐。然而思考并不难，真正实现它才难。臣私下阅读前代史书，看到周、汉兴盛时，圣贤共同治理，使天下富足长寿数百年，那么当时辅佐君主的人功劳如何，就可以知道了；周、汉衰败时，奸雄竞相兴起，使天下数百年间成为血肉涂地，那么当时辅佐君主的人罪责如何，也可以知道了。李唐兴盛时，像周、汉一样；它衰败时，也像周、汉一样。自从我宋朝拥有天下以来，治理经营，长久养育，直到天下太平，历代圣君的功业难道不伟大吗？然而否极就会转为泰，泰极就会转为否，天下的规律像循环一样。只有圣人设置卦象观察变化，穷困就变，变化就通，通达就长久。不懂得变化的人，怎么能够长久呢？这是圣人作《易》的大原则，用来传授给治理天下的人，难道只是徒然的吗？如今朝廷长久没有忧患，天下长久太平，军队长久没有使用，士卒从未得到训练，内外正日益奢侈，百姓长久陷于困穷。朝廷没有忧患，苦口的忠言就难以进入；天下长久太平，祸福相依的形势就令人畏惧；军队长久不用，武备就不坚固；士卒从未训练，贤能人才就不充足；内外奢侈，国家用度就没有节制；百姓困穷，天下就没有恩惠；苦言难以进入，国家听取意见就不聪明。祸福相依的形势令人畏惧，奸雄就可能窥伺时机；武备不坚固，邻近的夷狄就可能乘虚而入；贤才不足，国家的名器就可能被授予不当的人；国家用度没有节制，百姓的力量就已经耗尽；天下没有恩惠，国家的根本就不牢固。假如宰相府考虑改变治理之道，与国家一起巩固根本，一旦王道重新施行，使天下富足长寿数百年，这就是当今宰相府使君主达到尧、舜境界的功劳。假如不考虑改变治理之道，只求维持岁月，一旦动乱的阶梯再次出现，使天下数百年间血肉横流，这也就是当今宰相府辜负天下的过错。过去曹参遵守萧何的规章，是因为天下长久混乱，想让百姓休养，不敢有所作为，那是权宜之计。如今天下长久太平，就应当修明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这是正道。张华处在西晋危亡之际，正直的人没有同道，因此只维持纲纪来延长岁月，最终仍不能免于祸患，反而使天下陷入大乱。如今圣人在上，老成之臣在右，难道会只取维持局面的功劳，而忘记巩固国家根本的道理吗？臣私下请求宰相府报国辅君的功业，就在于巩固国家根本，增强百姓力量，重视国家名器，防备邻近敌人，杜绝奸雄，明察国家听取意见的渠道。巩固国家根本，在于举荐县令、选择郡守，以挽救百姓的弊病；增强百姓力量，在于召回游荡离散的人，革除冗员和僭越，以增加当时的财富；重视国家名器，在于慎重选拔，敦促教育，使后世不缺人才；防备远方之人，在于培养将帅人才，充实边郡，使敌人没有觊觎之心；杜绝奸雄，在于朝廷不犯过失，百姓没有怨恨，以断绝动乱的阶梯；使国家听取意见的渠道明畅，在于保护直臣，斥退佞人，以使君主达到有道之境。至于举荐县令、选择郡长，以挽救百姓的弊病，这是为什么呢？臣观察如今的县令，大多按照惯例授予，很多不是有清明见识的人；衰老者为了子孙打算，心思在于收受贿赂，行动都只顾自己；年轻力壮者以任职州县为可耻，所以处理政务多半苟且，只求做出接近名声的事。因此一县之内，文书账册不精确，吏胥不畏惧，徭役不均，刑罚不当，百姓有利的事情不兴办，百姓有害的事情不革除，鳏寡无人怜恤，游荡懒惰无人禁止，播种耕作没有增加，孝悌之道没有得到劝勉。从一个县观察，天下各地县政像这样的，有十之七八。这样还希望王道兴盛，不是很难吗？臣担心后代论述得失的史书会说，宰相府有不挽救这些弊病的过错。怎么能让这种人充任百姓的父母官，使天下百姓陷于困穷呢？况且朝廷很久以来就有选择县令、郡长的议论，却没有实行，大概是考虑按照礼制让人退职，不想动摇众多士人的心，所以务求因循而慎重改革。这难道是长久之策吗？假如在改革之际仍不失去推恩，又有什么损害仁政呢？如今约计天下的令录官，除去京朝官自行差遣的，不过一千数百员。历来郊天的恩典，很少涉及州县。如果天下令录官在大礼以前任满十考，可以在达到资格的日期替换；职官任满七考以上，到期可以按其资俸授为录事。防军中县令这一类昏庸老迈、平庸寻常的人，就可以去掉数百人了。因为职官、录事、防军不太直接治理百姓，造成的祸害也较小。这就叫按照礼制让人退职，士人难道会心怀怨恨吗？其中考核成绩最优、得到举荐很多的人，等到交付铨选部门时，再另行议定奖赏。前面既然妥善地让人退职，后面就应当慎重精选。那些判司、主簿、县尉，仍然赐给令录官的俸禄。曾任令录官、遇到相应恩典应当进入本资品级的人，可以依照初次入仕的例子办理。

译颁布这几条之后，符合升入资格的人就少了；然后在幕职、判司、主簿、县尉中委任有清望的官员，任职超过三考、具备治绩并经过举荐的，充任川、广、福建的县令；可以委托转运使等就近在判司、主簿、县尉中举荐调任，以便顺从人情。今后各地县令中，若特别有考核成绩优异、值得表彰的人，应当就地升一级，再留任三年；这样，真正施行政教的人可以形成风俗，侥幸取巧的人则依照朝廷法典办理。这样实行三五年，天下县政就可以澄清。希望宰相府为了天下百姓而实行它，为国家巩固根本而考虑它，不要因为听取樵夫的意见而感到嫌疑并停止实行，那么天下就万幸、万幸了。臣又观察如今的郡长，很少能够尽心任事；有的崇尚迎送宾客的劳碌，有的贪恋宴饮射猎的安逸，有的急于寻求富贵的援引，有的孜孜不倦地为子孙谋划，心思不在政务上。把功劳说成百姓受益、只是诉讼稍微减少，把政务有成说成教令没有实行、只是坐镇而已，把移风易俗说成空话，把简拔贤能、依附权势说成有见识。清廉朴素的人，不因请托就不举荐；贪婪污浊的人，不因贫寒就不纠察。纵容胥吏的奸诈，助长风俗的奢侈僭越。何况国家有职官制度，禁止百姓越礼，法令颁行已经很久，却没有人能够举奏查办。这样使国家的仁德不足以施及万物，义理不足以禁止非法；官员实际白吃百姓的饭，百姓却面带菜色；有人救济鳏寡，就被指责为沽名；有人压制权豪，就被视为自取祸患。苟且的弊病积久成风，让这些人共同治理天下，王道从哪里兴起呢？臣担心后代论述得失的史书也会说，圣朝有不挽救这些弊病的过错。然而朝廷把贬黜、升降郡长看作难事，是因为官职有固定制度，不愿意动摇它，只是害怕招来怨恨诽谤而使侥幸之人得势罢了。所以知县任满两任，照例升为通判；通判任满两任，照例升为知州。可是他们在下位时还装饰自身、修养品行，谋求清廉的举荐；身居上位之后，志得意满、才力不足，违背平日的操守，只能苟且偷安，还没有到倾覆国家的地步。因此贤愚等级相同，清浊待遇一致。这是朝廷在上面躲避怨恨，却把祸害转移给下面，等他们自行败坏；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所以郑庄公等待共叔段自行灭亡，《春秋》却责备他，因为他纵容恶行增长。《易经》说：“脚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这是因为辨别征兆时没有及早辨别。这是圣人明白昭示的训诫，难道能用于先王而在今天废弃吗？近年来各地郡长因贪赃获罪的有好几人，都是罪恶积满、长期成为百姓祸害的人。像这样的，最终没有败露的，难道只有几个人吗？即使转运使兼管刑狱，职责在于访察，但由于双方的地位声望相近，怨恨和抗衡足以相敌，若不是事情败露，极少有人敢揭发明说。这样看来，在讨论治道时，怎么能够激励天下呢？古代天子五年巡行一次，皇上凝聚天命至今已经六年了。由于军国大事重大，还不能实行远古的制度。如今郊礼之后，正应当宣布大庆，可以在两制以上官员中秘密选拔贤明之人，巡行各道，以兴利除害，贬退昏暗者，提升贤明者，使四方百姓的疾苦得到舒缓。这难道能同一般事务相比吗？可以命令御史严肃告诫百官，使出使的官员与地方官断绝书信往来和互相递送名刺的礼节；仍然在第二天检查道路，以禁止请托。假如有利于天下大局，又有什么妨害呢？出使的官员，应当以“宣庆”为名，使远方听闻而安心。各道知州、通判中，年老昏聩的、懦弱的、贪婪的、暴虐的、轻浮而无法纪的、懈怠而无政绩的，都可以上奏降职，以激励那些尸位素餐的人。各地的利弊也可以因此上达天听。没有举行巡守的礼制，却派遣观察风俗的使者，并不是不合典制。然后委托朝廷中有清望的官员，在通判中举荐各郡郡长；在知县中举荐各地通判。今后任通判的官员，除非有显著功效和特别举荐，即使资历很久，也只能加恩担任郡国的符令之职，不应轻率授予更高官职。那些由知县升任通判的人，也应当依照这个例子办理。这样实行，天下各郡的政务大概就很少有滥授的了。如今一司一务，尚且有时要荐举官员；一个郡中有数万百姓，反而可以轻易把职任授给人吗？希望相府为了天下百姓而实行它，为国家巩固根本而实行它，不要因为听取民间意见似乎有失体面就停止。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先前所说官职有一定制度，不愿轻易变动，是担心招致怨谤而使侥幸之徒得志；如今两宫圣人临朝命使，褒扬善行、贬斥恶行，使天下澄清，哪里会有怨谤呢？从今以后，不经荐举便不授官，荐举官员的责任和制度并不轻，哪里会有侥幸呢？如果所荐之人果然建立了卓异的政绩，就应当表彰、尊崇荐举者，以劝勉后来的人。圣朝还没有实行这一制度，大概也是一种缺失。县令、郡守既已得到贤才，然后再裁汰闲散和冗滥僭越的人员，以增加当时的财力，为什么呢？仲淹观察天下的粮食和布帛，价格飞涨。议论者说，这是因为百姓已经繁多造成的。仲淹认为，百姓既已繁多，那么从事各种生产的人也会增多，难道人口增多本身就是负担吗？大概古代有士、农、工、商四民，秦汉以后又包括僧人和道士，共成六民。如今这六类人中，浮游而不务本业的多得无法计算，这正是天下最大的蛀虫。士人有不研习古道却领取俸禄的，农民有不竭尽力气却忍饥挨饿的，工匠多制作奇巧器物来败坏制度，商人多经营奇异货物来扰乱禁令，士卒多而冗滥、却并非急需，僧道放荡而无人管束；这就是六民中浮游者多得无法计算，而他们都靠农民供给衣食。这样一来，万物怎么会不贵呢？农民怎么会不困苦呢？仲淹认为，粮食和布帛之所以昂贵，是因为播种耕作没有增加，而取用资财的人却多了。金银之所以昂贵，是因为制度不严，而使用器物的人却多了。有人说这是资助四方夷狄的取用造成的，那么山川所产和恩信所给予的数目，自然可以核对，这不是仲淹敢于妄加判断的。如今议论改革制度，繁琐细密的事项不止一端，仲淹谨略举而陈说。释教、道教的书，以真常为本性，以清净为宗旨；其中精微深奥之处，存乎各人的领悟。聪明人尚且难以说明，何况普通百姓呢？君子不去议论这些玄理，并不是当前治理天下的方法。僧道徒众繁多而污杂，不可不加以约束。今后天下的童行，可以在本贯呈递文书，但一定要查问他的乡里党族；如果有罪过，或者父母尚在却少有人共同奉养的，不许依从他的请求。如果已经受度为僧道而父母尚在、又没有别的子孙，也不许。正当他们游走时，百姓的父母往往少人奉养，转眼便死于沟壑之中。这也就是供养孤苦之人、助成孝悌风俗。

译京师的寺观多招纳四方之人，应当发给他们本贯的凭证，才允许收录。这也是辨别奸细、整顿游散人员的重要办法。天下寺观每次修建殿塔，侵耗百姓的钱财，动辄超过数万，只许修缮旧有建筑，不许另创新建。这也是与民休息、增加财力的开端。又，古代兵力在民间，农时耕作，战时作战。秦汉以后，以官军为常备，是因为重视精锐勇武，以应付征伐的急需。如今各军中的老弱士卒，哪里能够用来征伐？即使很快降低他们的等级，仍然要耗费资粮。然而国家极其仁厚，重在使人存活；如果下诏各军，年满五十岁以上而有产业、愿意还乡的，可以允许一部分人退伍。这样既可稍微节省军储，又顺从人的愿望；无处可归的人，仍依旧有的制度办理。这是裁去冗员的一项。又，各道巡检所统领的士卒，都是本城的役徒，完全不是武士；让他们禁暴治乱，十个人也抵不上一个真正的士兵。而各州常常忧虑兵少，每天又招募补充，粮食布帛的耗费，达到万亿。依仲淹看来，从京师向四方千里之内，有的地方盗贼很多，大概是因为设置的巡检路分太多，而士卒极其羸弱，捕捉剿灭没有效果；不是要害之地的巡检，应当全部罢去。保留的地方，给以禁军，训练精良之后，盗贼就会像伸手取物一样容易捕获。何况千里以内调发兵力并不困难，又使士卒少经历些年岁，不至于骄惰；那些无用的士卒可以减少数万人，也可使各郡节省招募补充的费用，这是裁去冗员的第二项。又，京畿三辅五百里以内，民田多有空置，农业生产没有广泛发展；既然已经开通沟渠水道，就还须选拔县令、郡守，使他们访求父老，研究农业的利弊。几年之间，努力达到富裕繁盛，使下民承担什一之税，接着用百万钱购买粮食，那么江淮的运输大概可以减少一半，负责拉船的士卒也随之可以省去，这也是裁去冗员的大项。至于工匠的奇巧器物，败坏先王的制度；商人的奇异货物，扰乱国家禁令；内外因此奢侈僭越，上下因此骄纵华靡。理应大力改变这种浇薄衰败的风气，申明并严格制度，使珠玉少被使用，以粮食布帛为珍宝；这又是去除僭越、增加财物的根本。如今正处于盛明的时代，有什么事情不能实行呢？从前国家禁止泥金装饰，长久以来不能禁绝；一旦命令妇女不许穿用，工匠又不许制作，如今天下就没有人敢穿了。若把其他奢侈僭越之事也都依泥金的办法办理，又何愁不能禁止呢？又，古代对于播种耕作的人都督促责备；如今国家有劝农的名义，却没有劝农的实际。每到春初，就由朝廷发文给郡，郡发文给县，县发文给乡，乡里虚报给县，县虚报给郡，郡虚报给转运使；利弊不加考察，上下彼此遮掩，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如果使县令、郡守彻底更换其人，然后就可以下诏谆谆告诫：整顿游散之流，抑制工商的奢侈，裁去士卒的冗滥，劝勉农桑的勤劳；依照《周礼》司徒的办法加以约束实行，使播种、耕作的人都按时按度，勤劳者受到劝勉，懒惰者受到警戒，然后使天下富裕长寿。那些不肯使我们富裕长寿的人，难道还不能改变吗？这就是增强民力、巩固国家根本的办法。看《国风》的《七月》和《小雅》的《甫田》，都是把农夫的丰收作为王道教化的根基，难道圣人是没有思考才把它们写下来的吗？所以周、汉、李唐虽然有祸乱却能够中兴，是因为人民还没有厌弃其德，作乱者不能改变天下人的心，这就是国家根本牢固。六朝、五代的乱世，很少能够中兴，是因为人民厌弃其德，而吊慰百姓的人有机会改变天下人的心，这就是国家根本不牢固。然而，增强民力、巩固国家根本，如果不选拔县令、择用郡守，就没有办法实行。有人说，选拔县令、郡守需要很久，便会缺少人才，那又有什么办法来接续呢？仲淹说：‘任用人才却不选择贤者，谁来进用呢？选择贤者却不教育人才，谁来接续呢？’因此应当谨慎选择人才的办法，政务就不会虚授；敦厚教育人才的办法，历代就不会缺少人才。如今士人之间，忧患在于不研习古道，抛弃先王的典章；崇尚近代末世的文辞，多半纤巧污杂。士人只求苟且浅薄，说话达不到道义，内心没有诚信。等到做了官，很少能施行教化；其中有出类拔萃的，难道容易得到吗？一般人的流品，必然在浮沉中度日。至于明经科的士人，完全不明白经义指归，从未听过讲习议论，也从未学习威仪；做官处在百姓之上，忙于被人讥笑尚且来不及，要求他们有治理政事的能力，百人中也难有一个。《诗经》说‘长养人才’，又有什么办法呢？古代学校遍布郡国；到了王风衰微、师道不振的时候，文化消散，难道不是因为圣朝没有救治吗？正处在太平朝代，不能教育人才，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教育呢？如今到了选用人才的时候，又担忧人才难得，这也如同不从事耕作却希望收获一样。今春诏令下达礼部贡院，凡是修习文辞的人，允许保留策论；明经科的士人，特别加以区别选拔。天下人都一致称赞。至于询问那些保留的策论，却没有听说谁来激励劝勉，怎能使人明确知道今后应当相信什么？倘若在呈试时，先考策论以观察其大要，再考诗赋以观察其全部才华；用大要来决定取舍，用全才来确定等级。有通晓经学、贯通义理的人，另加考试。这样人人一定努力学习，以符合精审的选举。还应当深思治理根本逐渐兴隆的办法，在古道上先从都督所辖的郡开始，恢复学校的制度和约束。《周官》的制度兴起，阙里的风俗建立，设置文学掾专门负责此事，用《诗》《书》《礼》《乐》敦厚教育他们，用文、行、忠、信辨别考察他们。这样必定有优秀人才，茂盛地成为国家的人才，何况还可以供州县任用呢？天下学校的兴盛，是由三代盛世的君王造成的，难道是小事吗？孟子说：‘得到天下优秀人才而教育他们，是人生一大乐事。’难道是偶然说的吗？实行几年，士人的风气就会大为改变；这就是选择人才的根本、达到治理的基础。又，李唐盛世常常设置制科，由此得到的大才，担任将相的并非一人，使天下奇才学习经营治理国家的大业，成为国家的大器，这也是上等的策略。先朝偶然因为事务繁多，暂时停止了这一科目；如今可以每逢贡举之时，重申这项废置的旧典，一定会有国士接续唐代人才，难道不是国家盛大的选举吗？不要因为未必能够得到人才，就把这条道路废弃；这些都是谨慎选举、敦厚教育的办法，又何必忧虑人才缺乏呢？倘若国家实行这几件事，就像如今在刑政上那样用心，没有什么不能成功。前代经历乱离，像鲸吞虎噬一样，根本没有考虑世代长久的意思，所以这条道路长期缺失，反而被看作不急之务。既然身处承平朝代，就应当谋求长久之道，难道要像西晋的祸乱那样，留下何公的叹息吗？

译希望朝廷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相府建立移风易俗的根本。第一天谋划它，第二天就实行它，不要因为听取民间意见似乎有失体面而停止，这样天下就大为幸运了！甚至连隐居山林草野的士人，有的节操义行敦厚笃实，有的文学高雅古朴，也应当依照聘召的礼法征召，以厚重浇薄争竞的风气。国家近年不再以羔雁礼聘贤士，即使有隐士出仕的举动，也不过授予助教之命；孝廉之士反而以此为耻，这哪里谈得上敦厚劝勉呢？又，流外官的清理整顿尚未到位，沿袭旧制则百姓受害，改革旧制则各司缺人；若要使众多怨谤不再兴起，使众人的心知道劝善，不如敦厚地沿用旧制度，再增加奖赏善人的办法。自簿、尉任职两次而有荐举奏报的，允许进入录事参军；录事参军有荐举奏报的，允许进入职事官，或者改任三班使臣。既然有进身的阶梯，难道还没有畏法的心吗？假使流内官员没有升迁进用的希望，却能够完全秉公办事，这种人必定也很少。今后各司新入职的人，或者考察其才能，或者出自仕宦家族，都必须审慎考察，考试必须精细。逃避劳役的人、没有图谋的一类人，应当严厉革除其弊病，设置高标准的防范。既激励流外官，又澄清其来源，又何必忧虑流外官冗滥呢？仲淹又说：培养将帅人才，充实边郡，使敌人不敢觊觎，为什么呢？听说古代善于抵御敌人的国家，将帅不缺少，军队作战就不会失败；边地粮廪不缺，城池被围也不会陷落。敌人既疑惧又畏服，不敢深入，这就是刘汉长久的原因。不善于抵御敌人的国家，将帅依靠权贵重臣，边地必须从远方运粮，因此交战就失败，围城就陷落；敌人没有疑惧畏服，便乘虚深入，这就是石晋灭亡的原因。如今军队长期不使用，未必就是福。在开元盛世，却有潼关之败，这足以作为龟鉴。为什么呢？从前参加作战的人，如今都已衰老；如今壮年的人，却喧嚣而没有作战经验。闻名的将领往往已经衰落，难道没有晚辈而尚未因边功闻名吗？这一定是朝廷所应思考的。又听说沿边各将，不谋划方略，不训练士卒，只结交援助者来平息谤言，固守俸禄以求宠幸；一旦紧急任用，成功的可能万中无一。加上边地百姓尚未富足，边地粮廪尚未充实，停止武备之际，兵力足而粮食少；如果屯驻大军，必然要劳烦远方运粮，那么中原更加困苦，四夷更加骄横，敌人深入的忧患就不可估量了。到那时，在朝廷之上，即使有皋陶的谋略、伯益的辅佐，不也很困难吗？天下的祸福，如同人家的家业，成功可以积于覆篑，失败却可能来于迅雷。圣朝难道会仗恃太平而轻视后世的谋划吗？王衍的教训，难道还不明白吗？只在清谈之间坐受其祸患，正是因为没有预先防备，知道了却不去实行。许下的军队每天死伤十万，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如今西北和好，确实是好的谋划；但安定时必须考虑危险，预先防备就没有忧患。过去成周盛世，王道平坦如砥；但考察《周礼》，其中大司马布阵作战的办法仍然明白完备。由此可知，崇尚礼乐的朝代从来没有废弃武备。如今孙武、吴起的兵书被禁止而废弃学习，假如有英杰，接受这些学问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况且秦焚烧书籍，是想使百姓愚昧，长久保有天下；等到秦败亡时，陈胜、吴广难道是读书人吗？何况前代名将，都通达天道人事，承继忠孝之家风，将门出将，史书中有明文记载。如今将门子弟，很少听闻韬略兵法，毫不用心，只知骄奢罢了。只有文才而没有武备，这能算有所防备吗？如今可以在忠孝之家搜求智勇之才，把能够成为将帅的人秘密授予兵法，历练考察于边任，使他们熟悉山川的形势和险易，经历岁月风霜的艰难。一旦任用他们，就不会太过颠沛失措；十人中得到三四人，难道还不算盛事吗？至于四海九州，必定有壮士，应当设置武举，以收取遗逸人才。唐代郭子仪，就是由武举选拔出来的，这种办法能遗弃吗？又，臣僚之中素来有才能见识的人，可以赐给他们孙武、吴起的兵书，使他们懂得文武两方面的方略，日后安定边疆时，有许多人可以指名任用。这些都是培养将帅人才的办法。又，对沿边的知州、通判等官员精心加以荐举选择，特别授予诏命，专门谋划农桑，三五年之间，使边地军粮丰足。这就是充实边郡的办法。将帅人才既已培养，边郡既已充实，军队作战就不会失败，城池被围也不会陷落；敌人既疑惧又畏服，敢于深入吗？即使有骚动，朝廷也可以高枕无忧。前代抵御敌人，策略不止一种。唐代陆贽曾议论沿边备守的方法，请求设置本地兵，勤力经营屯田的利益，与今天的事情相近，可以约略实行。本地兵，譬如如今北边的云翼军、招收军，还可以增加招募，作为奇兵。至于屯田的利益，应当经常兴办并加以推广。希望相府为国家的安危思考它。五代的祸乱离我们并不远，请为河朔百姓思考它。景德以前的事情，也没有过去多久。如今相府辛劳一夜思考，就能断绝百代的耻辱，不要使中原再看见新来的羁縻之马，不要使百姓进入蒙昧无知的习俗，那么天下就幸甚，幸甚！圣人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左衽了。’ 又说：‘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他的恩赐。’管仲不过是诸侯的臣子，却能够安定边境、保全华夏，功劳高于当时，恩惠延及后代。何况朝廷的盛大德政呢？仲淹又说：‘朝廷没有过失，百姓没有怨恨，从而断绝动乱的阶梯。’为什么呢？天下的奸雄，没有哪个时代没有；有的穷困到夜间起舞，有的起而成为大盗，他们窥伺朝廷的过失，抓住它作为借口，庆幸百姓产生怨恨，吊慰百姓而自称合乎义理；否则又凭什么名义起兵行动呢？如今圣明盛大的朝代，难道会有大过失吗？也应当在细微处加以辨察，防止它发展成坚冰。有的外戚近臣扰乱权力，有的土木工程耗费国财，有的俸禄赏赐不均，有的纲纪尚未整饬，有的任用差遣不平，这些也是过失的开端。仲淹敢于略举其中的失误来说明：国家对于外戚近臣，不可不加约束。任命授官之时，应当衡量其才干；这不是吝惜恩宠，而是害怕因此招致盗寇。如果能力小而责任重大，就会扰乱权力、破坏法度，增加朝廷的过失，启发奸雄的野心。《易经》说：‘小人乘坐君子的器物，盗贼就想夺取它了。’所谓盗贼，难道说的就是奸雄吗？如今道路上传闻，有的僧道之流，有的术士技艺之辈，结交依托外戚近臣，索求进贡，有的接受恩赐，有的得到官爵；这就是扰乱权力的开端，能不害怕吗？

译赏罚，是天下的秤和镜子。秤和镜子一旦偏私，天下轻重、美丑也就随之混乱；这是先王所谨慎对待的。又，兴建土木，长久以来一直是最大的蛀虫。有人说土木工程的费用出自内库，不会造成伤财害民的弊病，所以兴建而不加戒备。仲淹认为，内库的财物来自百姓；自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聚集储存它们，是为了军国的紧急危难，不是用来谄媚神灵、佞奉佛教的资财。国家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办法，难道在于此吗？像洞真宫、寿宁宫，因为延烧的火灾，一夜之间全部烧尽，难道不是上天在皇帝心中发出警戒，表示土木建筑所崇奉的并非神灵居处吗？怎么可以取用百姓的膏血，停止军国应急的储备，奉事有为之法的迷惑，希望得到无凭无据的福报？难道不是错误吗？一旦有仓促发生的忧患，需要供给赏赐的资财，即使想要重重困扰百姓、突然加征赋敛，又来得及吗？这就是耗费国财的大害，能不戒备吗？假如说内库丰盈，使用不尽，那么前些时候黄河工程役使数十州百姓，竭尽力量负担资财，奔走道路，难道是舍不得府库的余财而不用它吗？所以土木营建这种妖孽之事，应当全部停止，难道相府还不说吗？两宫难道会不听取吗？又，文武百官的俸禄沿用兵荒交困的五代制度，有的职位轻而俸禄重，有的职位重而俸禄轻；轻重失当之间，奔走争逐的人便出现了。即使在太平盛世，尚且担忧分配不均，难道是圣朝的本意吗？应当有所减损，有所增加，以建立公正的标准。又，如今三司官员的差除任用颇为特殊，俸禄赏赐也不薄，为什么明知弊病却不说呢？他们多半养望自重以求进身，天下的金钱粮谷流入群吏之手，搜刮贪取没有满足，因而招来怨恨。四海的使者，以及先帝宽恤财赋的诏令，都没有惠及百姓，和气屡屡受到伤害，丰收之年很少遇到，难道不曾认为这是过失吗？大概是因为三司官员不受考核期限约束，也不责成考核功绩优劣；早晨接受这个职务，晚上就谋求其他官职，直说是借道升迁，彼此隐瞒祸患。天下受到弊害，正是由此造成，难道是圣朝的本意吗？应当另行制定考核办法，重新议定赏罚，激励朝廷中的俊杰，救治天下的疲弊，这样或许可以吧？又，古代功臣的赏赐延及后代，如今每逢大庆，必定实行这种制度。自两省以上官员起，奏请推荐子弟，都授为京官，与一般僚属相比已经优厚了；却又每年在圣节时，各自排列子孙，称为赏延，混乱亵渎已经太过。先王所重视的名器，私自借给他人，难道不曾认为这是过失吗？如果不是君主危弱、臣下僭越的朝廷，为什么姑息到这种地步呢？于是使靠恩荫取得资格的人堵塞仕进道路；他们从未考察古道，却让他们管理百姓，国家为此忧患，屡次进行整顿改革。然而只是改革下层，不改革上层；在那一边节省，却不在这一边节省，天下难道会认为这样正确吗？我们的相府难道会吝惜一个幼童的恩典，而不为百官作出表率吗？又，偏远险恶的官职，多落在寒门家族；权贵的子弟很少离开上国，只在各司周旋办事，对四方事务却一无所知。何况各司是朝廷纲纪、风教的门户，竟全交给童稚之人，曾无激励选拔，使寺省的规矩像剥床一样逐渐侵蚀直到脚部；公卿的后代贪图安逸、败坏名声，从未经历艰难，凭什么能够到达远方、担当重任？这不只是招致士大夫的议论，也确实玷污了宰相的公正。这就是俸禄赏赐不均、任用差遣不平、纲纪没有修明一类的弊病。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哪里能说得尽呢？只有我们的相府能够革除弊病、改变这种极端局面，那么天下实现教化，也并不困难。晋代赵王伦、石勒之流，心里窥伺天子，口头责难丞相，难道不是窥伺朝廷过失的奸雄吗？又如今长期安定的百姓，没有经历涂炭，稍一劳苦就容易怨恨，稍有扰乱就容易惊恐；勇猛的将领和有谋略的大臣，威信尚未显著。何况边地百姓还很困苦，边地粮廪还很缺乏；如果发生骚动，运输粮饷就会艰难，武备又不坚固，敌人的野心便可以施展。既用征战扰乱他们，又加上饥荒，百姓穷困，奸雄奋起，鼓动小人，视千里之地如血海。这是五代的明白教训，不只是史册上有记载，也是耳目能够亲自见闻的。我们的太祖皇帝也曾在四方用兵，劳烦运输粮饷，而百姓不敢怨恨，奸雄不敢发动，为什么呢？一是余下的百姓长久身处涂炭，突然看见光明盛大的朝廷，如同孩子得到母亲；即使有劳役，也没有过去那么严重，这就是百姓不敢怨恨的原因。又正值上天开启的时运，显示神武的威势，征伐四方，行动如山压而下；何况太祖亲自披甲戴胄，备尝艰难，将猛如云，谋臣如雨，这就是奸雄不敢发动的原因。所谓彼一时，此一时罢了。如今朝廷难道会认为当时容易，就不考虑今日的困难吗？又，为什么说要保全直臣、斥退佞人，以使君主达到有道之境呢？如果人还没有患病，苦口的药就很少有人进献；国家还没有危险，逆耳的言论就很少被采用。所以佞人容易进用，直言容易被斥退，要使君主达到有道之境，难道容易吗？等到已经患病，药物必定杂乱地一齐进来，所以很少见效；等到已经危险，言论必定杂乱地一齐采用，所以很少有功。大概佞人已经在朝，正直的人已经远离，再后悔就困难了。如今朝廷长期安定，苦口的言论不能被采用，是形势使然。上天深深告诫却仍不改变，灾祸就可怕了！我听说京师去年发生大水，今年发生大疫，四方听闻后无不深感忧虑。这是上天有所警戒，难道只是偶然吗？而京师的灾害为什么比四方还严重呢？大概因为京师是政教发出的地方，是君主和宰相居住的地方。灾祸尚未满盈，上天还没有断绝国家，所以显现灾异作为鉴戒。不只是使他们内心恐惧，更一定要使他们修整反省政务。国家的德政尚可隆盛，天下的治道尚可实行。假如内心不恐惧，政务不修治，灾祸逐渐满盈，上天逐渐断绝，那么国家和四海将会怎样呢？有人说国家的灾祸由历数所定，并非政教造成。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夏、商关于九畴的典籍难道竟是妖言吗？难道想抛弃并烧掉它吗？如果天下有善事就归功于自己，天下有灾祸就归咎于上天，难道是圣贤的用心吗？希望斥退术士的言论，奉行先王的训诫，一定不会错，一定不会有过失。

译至于保全直臣、斥退佞人，那么两宫和二省的心意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谁能遮蔽它的光明呢？即使有人行为虚伪而坚执，言语虚伪而善辩，一旦让他处理事务，谁能隐藏自己呢？过去不极力进言、如今却极力进言，是因为学识浅陋、思虑不精，又在亲人安在时，上怕失去俸禄；不幸如今亲人已经去世，朝廷即使发怒，他从头到脚也只是忠心，又有什么忧虑呢？倘若相府思考改变治道，与国家谋求长久计划，巩固国家根本，一旦王道重新实行，使天下富裕长寿，数百年后福泽还在国家，功劳还在相府，能够和天下百姓长久看见太平，幸甚，幸甚！我私下认为，自五代以来，诸侯暴虐残酷，把百姓看作草芥，生杀全凭自己。皇朝兴起后，典章制度一概宽厚。真宗皇帝仁德如天，在这件事上尽心尽力。对内推举执法官吏，对外创设按刑之司，在徒刑、流刑之间不敢有差错。如果如今对于教化的道路，也像对刑名之事那样用心，又何必担忧不能达到理想呢？如今士大夫之间，多议论按刑之司对外没有益处，这也是思考得不深。如果得到合适的人，纠察四方，断绝百姓的冤屈，协助先帝的志向，难道会没有益处吗？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能说河流长久平静，就可以毁坏堤防。如今王法刑政已经清明，王道就可以实行；天下士人正为相府珍惜这个时机。有人说：天下的事情如同指在掌中，难道相府不能实行吗？也在于两宫的意旨罢了。有人认为，君主在上，有时因喜怒而决定生杀，有时因好恶而区别邪正，那么进谏争辩之时，做臣子就不容易了。至于修治四方的政教，端正百司的纲纪，澄清社会风俗，是相府的职责，难道一定要等待两宫的意旨吗？倘若相府怀疑仲淹的话，认为他是想求得圣贤知遇、为自己谋求身名，那么难道不能等到服丧结束后再作歌作颂，润色盛大德政，以顺应时势而赞美它吗？又何必在服丧期间上书，逾越典礼，进献逆耳之言，求取终身被弃置，而把自己置于贫贱之地呢？大概所谓不敢因为一己亲丧的悲痛而忘记天下的忧患，已经明白说明这不是为自身名利打算。看看前代国家，在安定时，士人上书谈论兴亡之道，若不是圣王贤相，百人中也未必采纳一人；等到国家覆亡之后，后代史臣便把它收入史册，作为后代的鉴戒。今天的话，希望相府采纳其中一二，以有益于国家天下；不希望后代史臣把它收入史册，作为后代的鉴戒。我这个狂妄浅陋的人，是诛杀还是赦免，全听命于您。因为朝廷深严，恐怕不能把意见上达，所以冒昧在相门之下，各自呈上这封书信，希望能够有一言通达于圣明；冒犯台阁威严，下情实在惶恐激切至极。不一一陈说。仲淹死罪，惶恐再拜。

译《上晏侍郎书》。天圣八年月日，具列官衔，范仲淹恭敬斋戒沐浴，再拜上书于资政侍郎阁下。仲淹近来承蒙召见询问，曾经上密封奏章谈论朝廷礼仪之事，果真有这件事吗？仲淹曾蒙受越次擢用的恩遇，何况是公家的事情，怎么敢欺骗隐瞒呢？于是离开座位回答说：‘有这件事。’随即承受严厉的教诲，说道：‘这样做，难道是忧虑国家的人吗？众人或许会议论你，认为你既不忠也不直，只是喜好奇异、邀取名声罢了。如果轻率地这样做下去，恐怕会成为荐举你的人的累赘吧？’仲淹正一两句奉答，您说：‘不要强词辩解。’仲淹不敢冒犯大人的威严，再拜退下。退下后思考这件事，便自我怀疑而惊惧说：‘当大人知遇我的时候，我只怕忠诚不如金石坚固，正直不如良药有益，才干不能成为天下奇才，名声不能高如泰山，不足以符合大贤人的清明荐举。如今竟然一变而成为最有能力的人，难道不应该自疑而惊惧吗？况且当大人知遇我的时候，我反而使大人后悔；假如默默不加辨明，恐怕士大夫先生会讥责大人错用了人。这样一来，仲淹还有什么脸面立于您的门墙之下呢？’请让我略微吐露内心，全部以先人的志意为依据，并非敢在您左右曲解言说，只请您加以采择；这样或许仲淹进则不成为贤人的疑误，退则不成为贤人的累赘，死生都感到幸运。死生都感到幸运！仲淹天生没有智慧，对细微先兆昏昧不明，只是相信圣人的书，效法古人的行为，对上忠诚于君主，对下忠诚于百姓，深切地自认为怀有忧虑天下之心。因此对于时政的得失，有时也曾加以谈论，难道这就是所谓不知道自己的分量吗？听说从前圣人寻求天下人的意见，以共同治理天下，于是命百官规谏宫阙，百工献上技艺，那么大臣小臣没有不是进谏的。设置进善之旌，建立谏诤之鼓，询问民间意见，采集歌谣诗咏；这样无论远近，都可以进言。这实在是历代贤明君王，害怕上面有尚未听闻的事情、下面有尚未通达的意见，特意尊崇这种道路，以取得天下人的言论，使九重深宫没有什么可以遮蔽。也一定有忧虑国事的大臣，害怕道义有未被遵从之处、谏言有未能上达之处，于是进一步拓广这条道路，以取得天下的实情，希望万乘之君的心有所触动。仲淹又听说侍奉君主，应该有犯颜直谏而不隐瞒，有所进谏而不讥讪；即使牺牲自己而对君主有益，也应当去做。卫顗说：‘若不是破家为国、杀身成君，谁能冒犯君主的脸色、触犯君主的忌讳，提出一条意见呢？’这也是忠臣的本分。至于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说各自掌管自己的职分，不互相侵犯官权；例如处在二千石的职位，就不应责问尚书的政务；处在尚书的职位，就不应责问三公的政务，这并不是说言论可以有所简略。又说‘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大概是说有道的朝代教化完全施行，所以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仲淹考中进士，从幕府历任县令、寺监官，成为九卿属官，似乎不是普通百姓，难道就不敢议论了吗？如果说远方的人不应进谏，那么伯夷叩马劝谏武王，难道是近臣吗？太公称他为义士，孔夫子称他为贤人，从未因为他在远方而认为这是过错。至于颍考叔、曹刿、杜篑、弦高、鲁仲连、梅福之流，都是身处远方而谋划国事的人，前代史书赞美他们。何况国家因为您的清明荐举，把仲淹置于近阁、同文馆之列。唐文皇帝曾在这里延揽天下人才，使他们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以咨询政教得失，充备廊庙的选用。如果朝廷延揽人才的心意不比从前减弱，那么仲淹在这里侍奉君主就不能说是身处远方。又听说，话还没有到应该说的时候便说，叫作躁进。如今国家诏令百官转对，使他们明白陈述皇帝自身的过失、宰司的缺失；没有参加转对的人，也允许把密封奏章呈上。这么说，仲淹并不是话还没有到时候就抢先进言。如果把仲淹喜好奇异看作过错，那么伊尹背着鼎，姜太公直钓，仲尼诛杀侏儒以尊崇鲁国，夷吾身陷囹圄而使齐国称霸，蔺相如从强邻手中夺回和氏璧，诸葛亮在破败的草庐中招致君主，陈汤假传诏令而大破郅支单于，祖逖渡江发誓而收复中原，房乔在军门献策，姚崇在渭水边臂鹰，这些前代圣贤并非不曾有奇异之举。仲淹只是担忧自己所喜好的还没有达到罢了。如果把仲淹邀取名声看作过错，那么圣人尊崇名教，天下人才开始受到劝勉；庄子说‘行善不要接近名声’，这是道家保全自身的说法，难道是治理天下者的本意吗？名教不受尊崇，做君主的就会认为尧舜不值得仰慕、桀纣不值得畏惧；做臣子的就会认为八元不值得崇尚、四凶不值得羞耻。天下难道还会有善人吗？人若不爱惜名声，圣人的权威就消失了。经书说‘立身扬名’，又说‘善行不积累，就不能成就名声’，又说‘以一生名声不能相称为可耻’，又说‘把光荣的名声当作珍宝’。由此可见，教化之道没有比名教更优先的，三代古圣贤何尝不让自己的名声显著呢？仲淹只是担忧自己求取名声还没有达到罢了。仲淹又听说，上天生育百姓，使他们各自凭劳力谋生；只有士人因为有德，可以安定君主，可以庇护百姓。因此圣人率领百姓来供养士人。《易经》说‘不靠一家人的供养而食禄，吉祥’；如果没有德，又凭什么接受供养呢？仲淹官职卑微、俸禄微薄，然而每年领取俸禄仅三十万。私下按一亩中等田地计算，所收粟米不过一斛；中等收成的秋季，一斛卖价不过三百金，那么一千亩的收获就可以供给三十万；如果丰年和歉年各占一半，那么仲淹每年所食用的就是二千亩田地的收入。这二千亩田地要经过播种、除草、收获、聚敛，其中利用天时、地利和民力的地方很多。倘若仲淹没有功劳却接受供养，就是天的螟虫、百姓的螣虫。假使鬼神有知，这会成为自身的灾殃、子孙的祸患。仲淹如今的职务是校勘书籍，事务十分清静简素。前编后简，书籍像海聚云积，其中荒唐诡妄的书籍占十之七八。真伪朱紫尚且没有辨明，病入膏肓又怎么办呢？仲淹滞留在这里，完全没有补益；对上不能挽救文化的弊病，对下不能以德庇护百姓，确实是在无所事事而接受俸禄。能够进献给君主的，只有忠言罢了。何况我国家疆域广大，四代国运昌盛，面对既成的防备，防范尚未发生的征兆，战战兢兢地保持盈满，直到日暮仍无暇休息。如今看天下，百姓虽多却还不富裕，士人浅薄而未受教育，礼制还有未能完全贯彻的，音乐还有未能完全和谐的，众多人才的来源还有未澄清的，各司的纲纪还有未振作的，军队轻弱而还有未训练的，边地空虚而还有未谋划的，赏罚有时还不统一，恩信有时还不充足。于是诏令百官转对，未参加转对的人，也都允许呈上密封奏章。这是我们的君主尽心尽力、虚心接受天下意见的日子，也是天下君子尽心尽力、帮助成就王道的日子。

译然而刚开始进献言论时，皇上有时有所赏赐，于是浮浅而怀有侥幸企求的人争相制造烦琐言论；有的采纳细枝末节而伤害大局，有的夸大好处而隐瞒危害。下臣冒犯君上的宠信而矫饰言辞，君上怀疑下臣躁进而轻视其说。这是政教的大害。仲淹远考五帝三王，爵位用来尊尚德行，俸禄用来报答功劳，从来没有赏赐空洞言辞的。到了舜赞许禹、禹拜谢的时候，只是重视他的言论并实行它。等到春秋时期，才有荐举贤人的赏赐。唐文皇帝赏赐孙伏伽的谏言，是因为天下刚刚平定，暂且借此推进谏诤，并没有长久实行。如今朝廷如果一定要寻求有道之言，关键在于选择之后一定实行，不在于诱导人以必然赏赐。即使进言而没有赏赐，真正怀有忧虑天下之心的人也不会停止进言。这样下臣不会冒犯上级的宠信而矫饰言辞，上级也不会怀疑下臣躁进而轻视他的言论。这是政教的大益处。仲淹也曾听到长者遗留下的议论，郁积在胸中而不敢尽数发出，只是以与浮浅侥幸之徒一起受到皇上的怀疑为耻，不愿在国门之前如此。仲淹昨天冒昧谈论国家冬至上寿的礼仪，这番话如果有罪，也一定不会有人再怀疑我是在侥幸求取。正因此，宁可轻视一死而重视万代的制度：请皇帝率领亲王、皇族在内宫向皇太后祝贺圣寿，请诏令宰官率百官在前殿向两宫祝贺圣寿；这样实际上并不会减少皇太后的尊崇盛大，又足以保存皇帝尊贵的体统。贵高的体统在于：如果由皇帝一人和亲王、皇族在内宫上寿，那么体现的是母子之义、亲亲之礼；如果由百官在外朝上寿，就是实行君臣之仪，而不是敦厚母子之义。以如今两宫慈圣仁孝的德行实行这一典礼，看不出会有什么损害。只是担心后代必定有旧族势力强盛，借此作为法式来仰面控制君主。圣朝既然不能纠正它，那么后代忠臣还有什么可以执持议论的呢？先王制定礼制的心意，如果不是有利于万世，就不会实行。有人说，五帝不沿袭同样的音乐，三王不沿袭同样的礼制，这里为什么拘泥于古制呢？仲淹认为，礼乐的等级数目可以沿革变更，帝王的名器却如乾坤定位，哪里可以谈论沿革呢？如果说仲淹不懂圣人的权变，那么孔子为什么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以臣下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训则？《尚书》说‘天王狩于河阳’，这是讳言其权变而端正其礼制，难道是昧于权变吗？小臣冒死竭力进言，大臣却不能尽力挽救。如果这确实是今天的事情，却不能衡量后代的祸患，难道只是小臣的狂言、大臣没有思考吗？仲淹天性笨拙，只求有所效力，不因富贵而屈身，不因贫贱而改变内心。倘若当世任用我，我一定会有比今天更加突出的作为。这样或许可以报答您清明公正的举荐。假如您所求的是少说话、少犯过错、保全自身的人，那么天下这样的人多得很，何必举荐我仲淹呢？天下士人有两党：一党说：“我发言一定直指大事，立身行事一定严正；王道贵在正直，何必委曲求全？”另一党说：“我说话谦逊，容易被采纳；行为谦退，容易与人相合；人生只求安乐，何必自寻忧患？”这两党常常在天下相互争斗。天下的治乱，就在两党的胜负之间罢了。倘若直言直行的人因获罪于当时而闭口离去，他们的同道都缄默退走，那么君主就会听不到真实情况，大臣也会失去辅佐，而谦言谦行的一党不战而胜，逐渐在朝廷内外盛行，这难道是国家之福、也是大臣所愿吗？人人都说直言直行不是远离祸害、保全自身的办法，这是极大的不加思考。假使士大夫都使自己的言行正直，就能使君主没有过失，使百姓没有怨恨，政教不致衰败，祸患不会发生；在太平之世，心怀浩然，毫无忧虑，这才是远离祸害、保全自身的大道。假使士大夫都使自己的言行谦退，就会使君主陷于过失，使百姓产生怨恨，政教日益衰败，祸患天天兴起；在大乱之中，惶恐不安，又能逃到哪里去？到了那时，即使能够谦言谦行，难道还算得上远离祸害、保全自身吗？如今人们生在太平时代，若不是深入探究事物的精微，哪里会相信这些话呢？从前魏晋之乱，贤哲之人遭受忧患，甚至有管宁一类的人渡海逃避。如今仲淹向君主和亲近之人进献直言，在朝廷上冒犯危机，难道不仍胜过渡海逃往异域的危险吗？倘若您认为仲淹虽远离朝廷却竭尽忠心，不把这些话称为忠言而认为有所隐瞒，不把这些行为称为正直，那么从今以后，我不知道自己还应当守持什么了。只希望您考察仲淹的言辞，探求仲淹的志向，认为他还可以教诲，那么我愿不后悔前日的举荐，并进一步以平生所知相助，使仲淹在当时竭尽诚心，在后世留下光彩；报答恩德的心，应该永无穷尽。倘若您察看仲淹的志向，认为无法测知，那么希望您在朝廷上直言此事，以断绝他的进身之路。先前的奏疏既然已经免于罪责，这封信还可以议论、责罚我；即使因此贬黜、辱没我，只要不成为贤人的牵累，那么仲淹就退居藏身，反省自己的过错，不敢因为一时的责罚而忘记平生的知遇之恩，报德之心也同样永无穷尽。恭敬地想，资政侍郎您，是旧日贤者的辅翼，是皇帝身边的股肱近臣；您显赫的谋略，是天下所寄望的。希望您在论道之余，赐予一番鉴察思虑。您若使我进用，那么天下像仲淹这样的士人都会不经召唤而自来进身；您若使我退去，那么天下像仲淹这样的士人都会不待斥退而自行退隐。决定天下士人进退的，难道就在您的一句话吗？冒犯台阁威严，我惶恐战栗至极，不能尽述。仲淹再拜。

译给当时宰相论制科的信 天圣八年五月某日，具位仲淹恭敬地在昭文相公阁下拜上书信。昨天我承蒙圣恩，优厚地赐予差遣任职；这大概是您的造就，使我无不有所归宿。我退下来反省，既惭愧笨拙，又惊惧不安。何况那里是唐虞的旧地，风俗淳厚俭朴，监狱没有积压的诉讼，驿亭很少有过往旅客；在那里闲居安处，拿什么报效国家呢？然而我曾试着思考此事，似乎也有所补益，怎敢不冒昧地说出来。治理好国家，没有比培养人才更重要的；培养人才的方法，没有比劝勉学习更重要；劝学的关键，没有比尊崇六经更重要。尊崇六经，道理就宏大；道理宏大，才干就高大；才干高大，功业就宏大。圣人的法度之言，保存在《尚书》中；国家安危的征兆，保存在《易经》中；得失的鉴戒，保存在《诗经》中；是非的辨析，保存在《春秋》中；天下的制度，保存在《礼经》中；万物的性情，保存在《乐经》中。因此，才智卓异的人进入六经，就能够服膺法度之言，察知安危的征兆，陈述得失的鉴戒，辨析是非，明白天下的制度，穷尽万物的情状；让这样的人辅佐成就王道，还要求什么呢？至于考察诸子、猎取群史，是为了观察异同、验证成败，并不是要从那里求取大道。有人能够整理那些书，却不深入探究其中的旨趣，即使有朴实愚笃的心志，也还不能同他谈论趋向大道。然而能够顾念礼义、执守规矩，难道不仍胜过学习邪说而学识广博的人吗？如今学校教育不振，师道长久缺失，求学的人不以经籍为根本，从政的人很少谈论教化，所以文章柔弱靡丽，风俗巧诈虚伪，选拔任用人才时，常常忧虑人才难得。仲淹听说前代的盛衰和文章的消长，观察虞、夏的淳正，就可以看见王道的正理；观察南朝的华丽，就知道国风的衰败。只是圣人用质朴和文饰相互补救，变化无穷。前代末世不能自我挽救，于是后世有人兴起加以挽救。因此，文章日益浅薄，是君子的忧患；风俗日益败坏，却成为后来者的资鉴。如今朝廷考虑挽救这些弊病，重新兴复制科，不仅要振兴并举用被埋没的人才，询问政事的得失，还要借此劝导天下学习、培育天下人才；这正是使小的恢复为大的、使浅薄归于淳厚的时候。这种文章风气的大变革，就在这一次举措。然而我担心朝廷命题考试时，认为被举荐的士人都应当熟悉六经的义理，知道王道、霸道的大略，反而把这些屏弃而不问；或者询问一些不急迫的事务，夹杂非圣人之书，让他们辨析二十八将的功勋，陈述七十二贤的德行。像这样的题目，有什么补益呢？这不过是想窥探他们尚未达到的地方，扰乱他们平常所学习的内容，不把教育培养作为目的，却把淘汰取舍当成功绩。如果像这样衡量人才，恐怕不是朝廷劝学育才的办法。为什么呢？国家劝学育才，必定是要寻求能够为国家所用、辅佐国家的人才。假使被举荐的都是明习经书的人，又都熟练王道、霸道的学术，即使问一答十，也正是朝廷教育的本意。何况文章有精粗，义理有优劣；经过明确的考试，得失仍会很多，哪里还怕取舍困难呢？如今却有意窥探他们尚未达到的地方，扰乱他们平常学习的内容，那么天下贤俊就不知道应当守持什么了。他们将广泛学习非圣之书，旁攻异端，圣人之门便再也不能给人启发。等到后来举行制科，如果差误更加遥远，那么制科的设置就足以误导众多士人的心志，却不足以挽救文章的弊病。恭敬地想，前代圣人的文章和道术，明明白白地成为天下的神器；得到它的就昌盛，失去它的就灭亡。后世圣人开设学校，设置科等，率领贤俊趋向其中，使他们各尽心力，成就自己的才能，准备共同治理天下。因此《尚书》说：“天下人都有同一的德行。”说的就是这个。希望相府为此采取一次举措，倘若能在两制官员中公开倡言：命题考试时，先考六经，次考正史，再考方略，辅以当时政务，使天下贤俊一致修习经世济民的事业，以教化为心志，趋入圣人之门，成就辅佐君王的才器。十几年之间，奇异杰出的人才一定会在王庭中雍容而集了。还忧虑什么人才不能充实、风化不能兴盛呢？挽救文章的弊病，是相公您的责任。那时一定会有像尹吉甫一类的人，歌颂我君主的德行、我宰相的功劳，把它们刻在金石上，流传于天地之间。四海幸甚，千载幸甚。冒犯台阁威严，我惭愧越礼、战栗流汗到了极点。仲淹再拜。南京书院题名记 大宋开辟天下、建立太平，功业高悬于日月，恩泽流注如河汉；兵革的尘埃堆积消散，弦歌诵读之风遍布四方。于是有睢阳先生、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把这件盛事增饰于丘园，以教育学生为乐。门下弟子凭文章和品行进身的，从故兵部侍郎许公骧以下，共有若干人。先生的后嗣，故都官郎中戚维、枢密直学士戚纶，都文章醇厚、学问广博，世代继承并发扬家族的美德，品德清正、操行素朴，身居显贵却能安于贫寒。祥符年间，乡人曹氏请求出资金三百万，在先生的宅舍建立学校。学士的儿子殿中丞戚舜宾当时在私第，便请他筹办资金。故太原奉常博士王渎当时与贤良一同掌管学校教育。故清河职方员外郎王吉甫当时以书记身份掌领学校纲纪。学士把筹办情况上奏，真宗皇帝为之赞叹，并批准了他的奏议。如今端明殿学士盛公、侍郎盛度撰写这篇记，前参知政事陈公、侍郎陈尧佐题写匾额。由此声名传遍四方，士人如同发狂一般；他们仰望梁园，归依鲁堂，头戴章甫冠的如星罗棋布，穿缝掖深衣的如云聚集。他们讲论经书，吟咏思考文章；用经书来阐明大道，如同太阳驾驭六合；用文章来贯通义理，如同四时使万物各得其妙。诚意日日增长，义理日日精纯；聚集学问成为大海，九河也要被我吞纳，百谷也要尊我为首；磨炼言辞成为锋刃，浮云可以由我剖断，美玉可以由我切磋。然而文学才器由天赋而成，各不相同：有的醇厚古雅，有的文采郁盛而合于当时，有的高峻如层云，有的深沉如重渊。至于通晓《易经》的神明之理，获得《诗经》的风化之旨，洞察《春秋》褒贬的方法，通达礼乐制作的情理，善于谈论二帝三王的典籍，广泛涉猎九流百家的学说，这些方面大概各有人长。至于有廊庙之才器、怀有忧虑天下之心、进身可以成为卿大夫的人；有天人般的学问、能够以古人的道为乐、退处可以成为乡先生的人，也并非没有。看这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成为魁甲英雄、仪态翩翩地出入台阁的人，接连不断，未见止息。应当刊列姓名来劝勉后来者；列名于此的人，不辜负国家乐于培养人才的心意，不使师门的礼教落空，不忘朋友簪缨之家的善意引导，勤勉修习仁义，只嫌一天的时间还不够，或许将来刻在金石上也无愧了。又希望天下学校都以此为规范而兴起，众多英俊之士都归于正道，那么皇家三代五帝的风范，迈步就可以达到；戚氏门庭的光辉，也将无穷无尽。将来门人中若有德行绝伦、品行至高、崇尚高洁而不出仕、像睢阳先生那样的人，还应当附列在这里。

译严先生祠堂记 先生是汉光武帝的旧友，两人彼此以道义相交。等到皇帝掌握赤符、乘御六龙，得到圣人所处的时势，统治亿兆臣民，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他呢？只有先生以高尚的节操胜过他。后来先生使星象震动，归隐江湖，获得圣人般的清高，把泥土看得比轩冕爵禄还高，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他呢？只有光武帝以礼节屈尊相待。在《蛊》卦上九爻所说的情形中，众人正忙于有所作为，唯独先生不事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初九爻所说的情形中，阳刚之德正在通达，却能以尊贵身份屈居卑下，因而大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先生的心志，超过了日月之上；光武帝的气量，包容在天地之外。没有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伟大；没有光武帝，难道又能成就先生的高尚吗？而且他们能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使怯懦的人立定志节，这对名教实在有很大功劳。仲淹来治理这个州，才开始建造祠堂并祭奠先生。于是又恢复了四家后人的身份，使他们奉祀此事。又作歌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的风范，如山之高，如水之长。” 朱从道名述 天圣年号第六年，枢密留守侍郎、齐郡公凭借东宫旧日的德望，辅佐朝廷中的贤者，将要开始执掌政权的谋略，还在谋划分担政务的职责。他善于谦下，如江海能容百川；涵养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在诚与明之间，凡是隐微之处无不顾及。有一天，他说：“祖宗的都城，是天下万邦的仪范；道德在这里兴起，礼乐从这里产生。倘若风俗教化不能兴起，四方将仰望什么呢？”于是首先访问学校，亲自察看弦歌诵读，敦崇六经以恢复根本，开设四科以彰明善行。于是人们乐于名教，恢复了邹鲁的盛况；士人作歌赋诗，达到了周公、召公那样的美好。后来，丘园中初露头角的人才、门阀中的优秀后嗣，诚恳地纷纷汇集，济济一堂，像归家一样。沛国朱生世严，幼年便饱经霜露，怜悯先人所建的事业将要坠落，忽然在困顿中得到培育。公特意命令他入学，他果然懂得趋向正道；豹子因换皮而显出文采，大雁渐渐成长也就没有灾患。公又嘉奖他改过向善，以“从道”为名，并命名他的字。说《复》卦六四爻：“中行独复”，是说能够守持中道而行动，专一地遵从大道，因此由此复归，这是君子的象征。请将字取为“复之”，大概可以与他的名相辅相成。然而，什么叫作道？就是顺从人的本性。什么叫作从？就是遵循大道。臣子就遵循忠，儿子就遵循孝，修养自身遵循礼，处理事务遵循义，保护百姓遵循信，对待万物遵循仁。这就是道的端绪。你将要遵循它吗？遵循之后，才可以谈论国家、家族、百姓和万物，岂不是意义重大吗？至于内心真诚而明达，使真诚与明达相合，使自己向圣贤谦让，精神充盈而包容天地，这就是道的最高境界。一定要在内心取得大成之后，才可以谈论它。朱生应当拜受公的命名，努力去实践它啊！文章和学问，是大道的器具。君子驾驭它们，就会积累而不败坏；不是君子驾驭它们，就会因满溢而导致倾覆。朱生应当拜受公的命名，谨慎对待它啊！唉！你未曾参与教化时，不学习而志向困穷，就像玉石尚未雕琢，泉水还堵在堤防之中，混浊流淌而不能显出珍贵，昏昧而不能朝向宗主。既已参与教化，能够学习而心神领悟，就像金属正在铸造，骏马正要驾驭，跃然而起便可成就精美器物，腾跃而行便可走上平坦大道。仲淹看见士人中有的青衣读书，有的白发仍在田亩劳作，姓名不能列入士大夫的议论，目光也接触不到轩冕人物的身姿，他们何以遭遇如此不幸呢？朱生的德业逐渐进步，写文章不久，刚刚列入学校生员之中，就得到朝廷显贵的知遇；这又是何等幸运的遭遇呢？这是你们家门世代相继的美德吗？还是我公善于教导的结果呢？评论者说：“公的命名，难道只是端正你的名号吗？大概是要成就你的德行，激励学校清正，传播都邑美名，使众多士人奋发向善，希望各地形成从诗书中流出的美好风俗，把颂扬之声刻在金石上，使我大宋的文治光明显著，恢复三代的英华；这难道不是我公盛大的德行吗？”朱生在盛德之下振作声迹，在善教的开始便显扬名声，何必还要引用申繻那样的繁琐议论呢？难道这不同于孔子所给予的荣誉褒扬吗？早晚都应当牢记而不使它坠失，这就是我公美好的教训；大概可以做到吧？《宋文选》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七 王禹偁文

译投给宋拾遗的信 十一月二十日，乡贡进士王某恭敬斋戒沐浴，裁写书信，拜了百拜，呈给拾遗执事。王某曾认为，自从文字契券产生以来，以文章垂示教化的人，首先就是孔孟之道。开始困厄而最终通达，那么孟子就不足以同孔子相比了吧？为什么呢？孔子连续被七十国聘用，却没有一尺土地的职位，这说明他开始时确实困厄。等到他继承尧舜之道，以文王、武王为法式，张扬三纲的纲目，提举五常的要领，制定礼制来约束人的行为，制作音乐来调和人的心情，扩大刑政来挽救人的过失，崇尚祭祀来求取人的福祉，使后世做君主的、做臣子的、做父亲的、做儿子的片刻也不能离开这些原则，这就说明他最终已经通达了。孟子活着时没有享有相应的职位，死后也没有推行他的教化；他所著的书也只是流传于世的空文罢了，谁会学习并实行它呢？只有皮子请求把孟氏列为学科，但当时唐朝国运将终，最终弃置不用，真是可痛惜啊！孟轲去世后，扬雄兴起。当时哀帝、平帝失道，王莽以贤能的名义掌权，子云因穷困忧愁而著书，首先务求脱离祸患，所以作《太玄》以准拟《周易》，作《法言》以准拟《论语》；其中隐微的机锋和深远的旨趣，世人很少知道，能够拜师接受其学的，只有一个侯芭罢了。与孟氏相比，扬雄处在孟子之后、扬雄之前的中间水平。扬雄去世后，文中子出生。他知道隋朝国运将终，圣人之道将要兴起，便退居河汾之间，修习先王的事业，九年完成《王氏六经》。他的弟子有钜鹿魏征、河南房玄龄、京兆杜如晦，都面向北拜他为师。隋朝文中子的踪迹消逝后，门人归附唐朝，把先师的道理全部发挥出来，辅佐唐文皇帝，所以能够建立贞观之治，流传三百年，传了十八代。这难道不是王氏教化的功效吗？说他是隋朝的孔子，虽然不如仲尼，却又明显胜过孟子和扬雄。文中子去世后，昌黎文公韩愈兴起，师法圣人的道，阐述、撰作圣人的言论；跟随他学习的，有赵郡李翱、江夏黄颇、安定皇甫湜，确实都是他的门徒。然而他的官位不足以推行其道，时代也不足以振兴其教，所以不能恢复贞观的风气。他只是凭借文辞探究幽深远大的道理，匡正人伦，也可以称作唐朝的孔子。韩氏之后二百年，世间并非没有文章，但很少有人能在门下聚集众多门徒，宣扬圣贤之道。或许这种事业又要传给明公您了吧？明公承继孔孟、扬雄的事业，振兴仲淹、韩愈的文辞，何况上天又给了您时机，您自身也获得了相应的职位，那么追还唐代的风气，并不困难。然而，登上明公门下、以明公之道为师的人，实在并不多，只听说有胡、田二位先生罢了。难道是明公道高德深，反而使人与您有所隔绝，教诲人、诱导人向善还没有做到吗？我又听说，不伤害胎卵的生命，麒麟凤凰就会出现；不把死马的骨头视为无用，千里马就会到来。明公正要张扬姬公、孔子的道，聚集子游、子夏的遗风，为什么不把我列为首位呢？这样，比我贤能的人就会不远千里而来。贤能之士既然到来，明公的道难道不会更加光明吗？道更加光明，明公难道不会成为宋朝的孔子吗？难道不会成为文章的大权柄吗？前些时候明公掌管宋、鲁之地，我曾拄杖辞别父母，涉过积水，编写文章著书，求得明公一顾。刚得到一次拜见您的威严，恰逢明公到泰山祈祷；我因为没有进献早晨准备的薄礼，又被旅舍的炉火所逼，未能完成自己的志业，只好徘徊而归。在鲁西住了两年，贫穷疾病相互牵累，乞求衣服、借取食物来供给急迫的费用，勉强写文章，都是悲愁、寒冻的情意。不知别人看见后，是怜悯我，责怪我，周济我，还是舍弃我？只是由于砚席旧交几乎全已改变，故乡中稍有嫌隙的人便以为我没有才干。今年春天，我才敢带着琴和书来到京城，登上明公的门下，求明公以师长之誉提携我，凭明公的道来使我进身。不知道明公是会按剑拒绝我，还是会撤去坐榻来接纳我。前面所说若把我列为首位，那么比我贤能的人便会不远千里而来，这件事会在今天实现吗？况且我停下了谋求甘美食物的事情，却要承担桂玉般昂贵的费用；如果长久留在京城，我自身和亲人就都将遭受冻饿。是进用我还是斥退我，等待明公的命令。

译答黄宗旦书 王某致意秀才黄生：淳化初年，我从西掖被贬为商洛的官员，您派仆人带着书信来，又援引孙何、丁谓的事例，求我知遇。后来一年，我被征召授任右正言，任直昭文馆，改任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充任学士，在京城留居两年，您却从未到过我的门下。等到我被贬出京城，任职滁州，您又辱蒙来信并惠赠文章，以寻回从前的交情。可见您不因我的官位高低，只专心以道义向我求教。很好，很好！读您的文章，文辞和义理都雅正，读起来令人忘倦。比如您同胡舍人论《春秋》的文章，叙述数千年的事迹，议论数十家的得失，剖析明白，仿佛放在手掌中观察，即使古代作者也不能超过它。又如《颜子好学论》，援引经书来证明事实，义理周全而语言简练，即使让薛邕亲自写，也未必能达到这样。您的道业日益增进，文章也日益新颖。我前一封信所说您的文章，是二位先生的文章，天下人将知道这话并非虚妄了。然而谋求大道的人贵在有所裨益，求取知遇的人贵在尽心。您待我很厚，我待您难道还有所隐瞒吗？为什么这样说？我读了您《正汉臣策对》一篇，文章义理确实高古，其中责备晁错没有谈王道，说汉文帝几乎达到王道。拿史传来比较，责备晁错太重，褒扬汉文帝稍微过分罢了。古语说：“比拟人物一定要同他的同类相比。”又说：“人的过错，各自同他的同党有关；观察他的过错，就能知道他的仁德。”解说的人说：“小人不能实行君子的行为，这并不是小人的过错。”实行王道的人，只有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汉文帝算什么君主呢？谈论王道的人，只有孔子、孟轲、荀卿、扬雄；晁错又是什么人呢？所以司马迁说晁错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是严峻刚直、刻薄深险的人。因此，晁错的对策不以古道为根本，只直接指陈时事，其中也有值得讥刺之处。他在回答国家大体的问题时引用五帝，是说汉文帝不能实行帝道；回答人情始终的问题时引用三王，是说汉文帝不能实行王道；回答直言极谏的问题时引用五霸，是说汉文帝最多只能像五霸那样端正君主接受谏言；他志在削弱诸侯、尊崇天子，也只是霸臣中的杰出者罢了。他又能舍身奉国，有值得称许之处，但距离王道还很远。所以说“责备晁错太重”是正确的。西汉诸帝中，孝文帝最为贤明，节俭而爱护百姓，这些确实做到了；说他接近王道，却恐怕还不能。孟子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分田界开始。”而汉朝废弃古代井田制，采用秦朝的阡陌制度，根本上已经背离了。禹在涂山会盟，万国都带着玉帛来朝，只有防风氏最后到达，禹便将他杀死而不赦免；周公对待三叔的态度，也由此可以知道。流言一起，便讨伐并消灭了他们。吴王称病不上朝，汉文帝却赐给他几杖，养成了大恶，使祸患流传到子孙。实行王道的人，果真会这样做吗？又宠爱邓通，把他当作贤臣；放逐贾谊，使他不能担任王傅；被辛垣平的妖言迷惑，烦扰五帝祭祀；因恼怒冯唐的进谏而说：“难道只有我没有闲暇安处吗？”失德之事写满篇章，不能一一列举。因此说“褒扬汉文帝稍微过分”是正确的。即便如此，您以大儒的操行专门取法王道，对文章本身也没有损害。我是按照朋友之间切磋的道义来对待您，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您认为怎么样？王某顿首。答张扶书 秀才张生足下：我登第时，和您的兄长同为蒙受恩典的进士，所以我把您的兄长当兄长侍奉，把您的父亲当父亲侍奉，您对于我也如弟弟一般。您又带着文章来信向我求问道理，别人尚且应该答复，何况您同我有这样的关系呢？然而我不久前曾任长洲县令，因病起身抄书，得到眼疾，不喜欢看书，已经很久没有读书了。即使勉强阅读，片刻之后眼睛必定疲累，不到几天便不能读完一卷。因此可以看出我的道业更加荒疏，文章也更加衰败了。又在四年之中，两次做被贬谪的官吏，遭受挫折、摧辱，几乎没有活下去的意趣。由于私家衣食的拖累，不能立即引退，只得在文书事务之间勉强度过早晚，哪里还有心思讲论道理、评判文章呢？我费力读了您十几章文章，却茫然难以找到其中的句读，昏昧难以看见其中的义理，可以说是志向远大而不同于流俗了。文章是传达大道、阐明心性的，古代圣人也是不得已才写作的。况且人能够使心志专一而达到大道，修养自身就没有过错，侍奉君主就能有所建树。等到没有官位时，又恐怕内心所有的道理不能向外彰明，所积蓄的大道不能传给后世，于是便有言说。又恐怕言说容易湮没，于是便有文章。确实是不得已才写作的。既然是不得已才写作，又难道要使句子难以读懂吗？又难道要使义理难以明白吗？一定不是这样。请用六经来说明：三百篇《诗经》都使句式相对，音调和谐，可以奏于管弦，可以荐于宗庙，这是您所熟悉的。《尚书》是上古的书，是二帝三王时代的文章。说到古文，没有超出它的；其中说：“顺从善道就吉祥，违逆善道就凶险。”又说：“德行日日更新，万邦就会归服；志意自满，九族就会离散。”《礼记》的《儒行》篇，是孔子的文章，其中说：“衣冠端正，举止谨慎；大的谦让像傲慢，小的谦让像虚伪。”等等。《乐经》中说：“鼓不属于五声中的任何一声，但五声不能不因此和谐；水不属于五色中的任何一种，但五色不能不因此显明。”《春秋》全用连接文辞、比列史事来施教，不能全部引用。《易经》中说：“乾道生成男子，坤道生成女子；日月运行，寒暑交替。”这难道是句子难以读懂吗？这难道是义理难以明白吗？如今写文章却舍弃六经，又有什么法则可取呢？如果只是取《尚书》所谓“吊由灵”、《易经》所谓“朋盍簮”之类，摹仿它们的语言，便自称古雅，也是文章的弊病。近世以古文为主的，只有韩吏部韩愈。我看韩吏部的文章，从来没有句子难以读懂，也从来没有义理难以明白。他曾称赞樊宗师的文章，说一定要出自自己的创意，不袭用前人的一句一字；又称赞薛逢写文章以不同于流俗为主。樊宗师、薛逢的文章没有流行于世，韩吏部的文章却可以同六经一起流传不朽。这大概是韩吏部教诲人不知疲倦，推举这两个人来劝勉求学者。因此韩吏部说：“我不师法今人，不师法古人，不师法艰难，不师法浅易，不师法多，不师法少，只以合于道为师罢了。如今你年少，志向专一，雅正地懂得古道，而且文章不违背经书的旨趣，很值得嘉许。只要你远则师法六经，近则师法韩吏部，使句子容易读懂、道义容易明白，再用学问来辅助，用气势来助成，我将看见你凭文章在当世显名。”王某顿首。

译再次答张扶书 秀才张生足下：我前一封信希望您的文章句子容易读懂、道义容易明白，于是引用六经和韩愈的文章作为证明。您随后写信，说扬雄把文章同天地相比，下面还有种种说法，实在太过分了！这正说明您笃信大道而喜爱古文。我为您逐条辨析，希望您知道我的用意。您所说扬雄把文章比作天地，认为不应使人容易推度、容易测量；我认为这是扬雄自我夸大的言辞，不是格言，不可取来作为准则。天地是平易简明的；测量天，就知道它刚健不息、运行四时；测量地，就知道它含弘广大、生成万物。天地的道理已经尽在这里了，有什么难以测量的呢？如果一定要比较它的尺寸、广狭、长短之后才说是穷尽，那么天地就只是一件器物，怎么还能说它广大呢？况且扬雄的《太玄》只是准拟《易经》，《易经》的道理由圣人推演，贤人注释，列入六经，悬为学科，其中的义理非常明白而容易理解。扬雄的《太玄》既不被当时采用，后代也没有流行；如果说自扬雄死后，世上没有文王、周公、孔子，那倒是可信的。若说扬雄的文章超过伏羲，我不相信。我认为扬雄的《太玄》不过是空文罢了。如今您想参加进士考试，却把文章同《太玄》相比，我从未听说过这种道理。您又说六经的文章中，语言艰深、义理深奥的占十二三，容易读懂、容易理解的占十七八。那些艰深奥妙的地方，并不是故意这样写，语言本来就是如此。如今您的文章却不是这样，三十篇文章，语言都迂曲艰涩，义理都昏暗深奥；难道您的文章超过六经了吗？如果还没有超过，您就应当有所选择。您对韩吏部说：“我写文章时，心里认为好的，人们一定认为不好；有时应酬事务写些俗文，下笔便使自己惭愧。等到拿给别人看，别人反而认为好。这大概是唐初文章中有六朝淫靡的风气，有四子的艳丽格调。到贞元、元和年间，韩吏部首先倡导古道，人们还没有跟从，所以韩吏部自己心里认为好的，世人能认为好的百人中没有一二；下笔时自己惭愧而世人认为好的，却有十分之八，因此韩吏部才有这样的感叹。”如今韩吏部自己认为好的文章都著录在文集里了，自己惭愧的文章则全都弃去，不留一篇。我独自认为他的《祭裴少卿文》还在其中，大略说：“容量一石、十斗的储粮不能供给私室，方丈大的饭食却常常盛在宾客宴席上。”这一定是韩吏部自己惭愧、而当时人却喜欢的文章。如今世道也是这样。您著书立言，可以师法韩吏部的文集；应酬事务写俗文，可以取法《祭裴少卿文》。这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您又说汉朝人没有不会写文章的，不只是司马相如、刘向、扬雄最为杰出；您说他们功力深厚、文章声名久远，是因为几人的文章被班固采录，列入《汉书》。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喻蜀》《封禅文》，刘向的《谏山陵》，扬雄的《议边事》，都是您所见过的。它们何曾语言艰涩、义理深奥呢？所谓功力深厚，是取其义理恰当，并不是说语言迂曲、义理隐晦才叫功力深厚。您的志向正趋向这方面；有个江翊黄，自称喜爱古文，我看他的文章义理还浅，所以答他说：“不断修习下去，就会成为闲散之人。”如今您仰慕高远，想专以超绝流俗为最高境界，因此我希望您的文章句子容易读懂，道义容易明白。孔子说：“由的才能胜过常人，所以要压抑他；求的才能赶不上，所以要推动他。”这也是我的用意。王某顿首。代伯益给夏启的信 臣益说：臣与先帝并肩侍奉尧、舜，位列二十二人之中。先帝认为老臣贤能，要把天下授给臣。臣的德行浅薄、力量微小，不能担当此事，而且知道天意人心已经全部归向我君。如今君主亲临大宝之位，手握神器，老臣能够说一句话，作为一点补益吗？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治理它合乎正道，百姓就会辅佐；失去正道，百姓就会离去。百姓既然离去，又有谁同君主共同拥有天下呢？所以帝尧不把天下传给儿子，而传给大舜；大舜不把天下传给本家，而传给先帝。这大概是担心失去正道而使百姓离去。由此可知，亲爱一个儿子，就不能把亿兆百姓都当作子女；成就一家，就不能把天下四方都当作一家。这就是圣人的用心。先帝得到天下，虽然勤劳；我君继承它，却忽然忘记了先帝的勤劳。臣恐怕会失去大宝、毁坏神器。先帝竭力挽救洪水横流的局面，使百姓得到粮食；取得九畴，安定九州；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抵达四海；栉风沐雨，安定山川，疏浚河流，排除水灾困顿的忧患，平定水土失调的祸患。他因为父亲被诛杀而这样思虑，听见儿子的哭声也不直呼其名；此后六府才大为整治，四方偏远之地才有了居处，兴起播种栽植的事务，确定贡赋的等级。亿兆百姓安乐和悦，终于形成淳厚的教化，因此先帝接受禅让而拥有天下，可以说经历了艰难。等到他在位时，住简陋宫室，穿用粗劣衣食，见到罪人便哭泣，听到正直的言论便下拜，所以能在涂山会合诸侯，使万国执玉帛来朝，可以说是勤劳节俭。如今君主难道不应思念创业的艰难吗？不应思念先帝的勤俭吗？况且开创事业容易，守成守文困难；开始时苦于焦虑劳累，最终却有的流于安逸享乐。如今君主生在帝王宫室，一坐便登上大位，不要说这是家族传下来的，也不要说已经属于自己，应当时时警惕，害怕失去它。何况上天并不专亲某人，只亲有德者；人民也不专怀念某人，只怀念有仁者。如果您不贤而毁坏先帝的事业，也将成为臣的羞耻。我君认为臣这些话怎么样？听取采用它，就可以把它铭刻在案几上；治臣的罪，把臣斥逐到荒远之地也可以。这样或许老臣的朽骨埋入泉壤之后，见到先帝时也没有惭愧的脸色了。这些话不是为了谄媚君主，请您记住。臣益顿首。

译拟留侯给四皓的信 汉丞相留侯张良恭敬地写信，派使者送给商山四先生。侍者：我听说自从天地诞生以来，圣人有轩辕，他曾向崆峒请教；又有帝尧，他曾在箕山让位。何况如今世道风气迁移、时代变化，百姓浇薄、教化衰败，难道还可以只向北面称臣吗？国家有尚未决断的事情，智慧思虑有所不能达到，难道能不借助贤士吗？先生怀抱大道，隐藏大才，把荣辱看作身外之事，把兴亡的道理看得如在掌中。您以云泉为胶漆，把爵位看作泥土；在琼林瑶池中游息，以云浆霞馔为饮食。芳君、桂父，是先生的朋友；青鸾、紫凤，是先生的车驾。龟虽死亡、鹤虽夭折，神气却更加清逸；桂树朽坏、椿树枯萎，童颜仍未改变。万辆车马不能屈服您的节操，千金也不能聘用您的才华，真可说是神仙中的人物、尘世之外的存在。然而纵观古代圣贤，没有不关心百姓的。因此，或隐或出随着时势，或言或默都得其所宜；出仕就是天下的福，退隐也可能成为天下的祸。暴虐的秦朝勃然兴起，毒害华夏，像猛虎择取血肉，罗网密集得如凝结的脂膏；君主的德行比虎狼更凶猛，人的性命比草芥更轻。先生知道国家不可辅佐、百姓不可教化，便拂衣高隐，逃入山林。先生这次隐居，可以说正得其时。如今皇帝从平民中奋起，手提利剑，拨乱反正，平定大难；在丰地、谷地兴起龙虎之势，在泗水之滨布置云雷之威，席卷乱秦，像闪电一样扫荡强楚，可以说是英雄了。后来革除秦朝的暴政，继承尧的事业，安定覆盆之下的牢固根基，形成垂衣拱手的太平风气。唯独在储君之事上，忽然产生废立的想法，臣下股战栗，不能安宁。张良与皇帝一同从草野起兵，前后五六年，经历七十次战事，提出奇谋良策，从未有一件事被违背。唯独在这件事上，进言没有被采用。我既已凭三寸之舌成为皇帝的老师，受封万户侯，这是平民所能达到的极点，难道敢在这个时候爱惜性命而不进谏吗？只是恐怕即使死了，也无益于国事。张良又听说古代的天下，是禅让给贤者；如今的天下，却封立自己的儿子，德行已经比古代薄了。假如不选择贤能、立嫡长子，能不毁坏宗庙社稷吗？如今太子天性仁厚正直，立身行事贞正坚定，如少海之水流布恩泽，如雷声接连震响；三种善德都兴盛，各支都没有怨隙。皇帝想废掉他而不用，天下失望，朝廷惊愕。先生在这时，难道能不为百姓着想吗？张良希望先生走出云关，打开山洞的帘幕，驾驭玄鹤，控制金虬，俯身降临殿庭，屈尊面对帝王，平定天下的疑惑，决断君主心中的疑虑。隐居还是出仕、说话还是沉默的道理，难道只有在古代贤者那里才显得美好吗？为了免受圣人所非议，希望先生不要有截断车辕、阻止马缰的顾虑；打开信函看一看，天下万国就大为幸甚了。张良顿首。

译待漏院记 天道并不说话，而万物各得其所、顺利生长，四时的功业得以完成，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四时的官吏、五行的辅佐，宣发了阴阳之气。圣人并不说话，而百姓亲近，万国安宁，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三公讲论治道，六卿分掌职事，施行了圣人的教化。由此可知，君主在上安逸，臣子在下辛劳，这是效法天道。古代善于辅佐天下的人，从皋陶、子胥到房玄龄、魏征，可以数得出来。他们不仅有德行，也都致力于勤勉。何况早起晚睡来侍奉一个君主，卿大夫尚且如此，何况宰相呢？朝廷自建国以来，沿用旧制，在丹凤门右边设置宰臣待漏院，以表示勤于政务。每当北阙将要破晓，东方尚未明亮，宰相启程上朝，火炬照耀，宛如一座光明的火城。宰相到达时，车上的鸾铃声清越。金门尚未开启，玉漏还在滴水，他下车脱去车盖，便在这里休息。等待宫门开启时，宰相大概会有所思考吧？或者想到百姓还未安定，应思考用什么办法使他们安泰；四方夷族还未归附，应思考用什么办法使他们来归；战争还没有停止，用什么办法平息它？田地荒芜很多，用什么办法开垦它？贤能的人埋没在民间，我将进用他们；奸佞的人立于朝廷，我将斥退他们。阴阳六气不调，灾异接连发生，我愿意辞去职位来禳除灾祸；五刑还没有停止，欺诈日益滋生，请求修养德行来治理它。忧虑重重，等到天亮才入朝。九重宫门已经开启，皇帝的明察已经临近，宰相进言，皇帝有时采纳，于是皇帝的德化清明和平，百姓因此富裕安定。若能如此，总领百官、享有万钱俸禄，并不是侥幸，而是理所应当。或者想到个人的仇恨还没有报，应思考用什么办法追逐仇人；旧日的恩情还没有报答，应思考用什么办法使恩人荣耀；子女和玉帛，用什么办法取得？车马和器物玩好，用什么办法获得？奸人依附权势，我将提拔他们；正直之士直言抗争，我将贬黜他们。三时之中屡次报告灾害，皇帝面有忧色，便编造巧妙的话来取悦他；群吏玩弄法律，皇帝听到怨言，便进献谄媚的神色来讨好他。私心放纵，坐着假寐。九重宫门已经打开，皇帝的双瞳屡屡回转，宰相进言，皇帝有时被他迷惑，于是政权就要毁坏了吧！帝位也因此危险了。若是这样，获罪下狱、流放远方，并不是不幸，也是理所应当的。由此可知，一个国家的政务、万人的性命，都悬系于宰相，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还有一种没有毁谤、没有赞誉，随众入朝、随众退朝，窃居职位而苟且享禄，只求充数保全自身的人，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棘寺小吏王某撰写这篇文章，请求刻写在待漏院墙壁上，用来规劝执政者。某年某月某日记。四皓庙碑 《易》说：“懂得进退、存亡，而又不失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先生避开秦朝，知道秦朝将亡；安定汉室，知道汉室当存；接受孝惠帝的征聘，知道应当进用；拒绝高祖的命令，知道应当退隐。四种道理都具备，而正道也就在其中。先生若不是圣人，那么谁才是圣人呢？如果秦朝动乱时不避开，那么就是焚书坑儒的李斯、赵高一流；汉朝危急时不出山，那么就是故意隐居、行为怪异的巢父、许由一类；接受高祖的命令，就会像陆贾那样被溺湿衣冠，并骑到他的头上；拒绝孝惠帝的征聘，就会使安定汉室的功业不能建立，名声也不能相称。推而广之，先生可以说是德行完备的人了。试论这件事说：“古人称周公为圣人，他鞭打伯禽，教诲这个孩子；摄政六年，明白宣布政权，却还没有归还成王，而召公在朝廷内不悦，三位叔父在外散布流言，盛大的德业几乎坠落在地。唉！扶立幼君、掌握大政的艰难，难道也有如此的吗？”看戚姬的受宠、如意的宠爱，以妾并立于皇后，以庶子取代嫡长子，根本一旦动摇，国家就将坠落。人们都说，扶苏被赐死、胡亥使国家灭亡，已经可以跷足等待了。难道仅仅是汉朝的祭祀断绝，还是百姓也将遭受灾祸呢？难道没有留侯吗？陈述八条难题、罢黜六国后裔的事还可以商议，主持太子祭祀之事却如同用圆孔的工具配方柄，无法相合；难道没有曲逆侯吗？离间强大的楚国、解除长平之围还可以谈论，拥立嫡子却像圆孔配方柄，根本无法相合。四位先生一出山便帮助他，一句话便确定了太子的地位。汉廷的公卿都出于他们之下，而他们却能把钟鼎之功看得极轻，把衣冠之身置于束缚之中，使万乘之国安定而不占有功劳，抗拒匹夫般的威势而不贪食其俸禄。如果不是至高之人、通达之士，谁能做到这样呢？假使先生确定汉朝的继承人后便做汉朝的臣子，论功行赏，一定在陈平、周勃之上，应当让他们担任左辅右弼、前疑后丞。处在那种时候，以四位极有才能的贤人侍奉一个年幼的皇帝，挟有震慑君主的威势，背负着无法赏赐的功劳，又哪里只是会发生流言和内廷不悦之事呢？还想让他们吞食紫芝，躺卧商山，这怎么可能呢？由此可知，先生出山，不仅是谋划汉室，实际上也是拯救时局；先生退隐，不仅是保全自身，也是为了矫正世风。国家危急时出面防护，不贪图独善其身的安逸，可以说是拯救时局；局势安定后便离开，不趁机聚敛俸禄，可以说是矫正世风。用这个道理警戒百姓，仍然有扶立宰相、拥立顺帝之类的人。唉！世上那些作为臣子而议论废立的人，哪里说得尽呢？有的凭借定策专擅国政，有的凭借援立君主而目无君上，残害杀戮、凶暴惨酷，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后来祸乱滔天于王莽、董卓，曹氏、司马氏又窃取国柄，迁移龟鼎、改换天下，就像下棋一样容易，史册中接连记载，实在令人长叹。因此，先生在危急时出面扶助，安定后便离去。他来时对万民极其公正，离去时对自身毫无私心，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千古以来只有这四位贤人罢了。有人说，周公辅佐成王，摄行政权，功业完成、政治安定后制礼作乐，被称为先圣，历代都仰慕他。难道先生的道义超过周公吗？我说：周公承继文王、武王的基业，知道王道教化可以兴盛，所以辅佐成王来推行王道；先生处在暴秦之后，知道伯道终究杂乱，所以离去以远避祸害。周公是圣人的施用，先生是圣人的隐晦，只是时代不同、事迹有别，并不是所谓超过周公。辛卯年，我因获罪被解除制诰职务，第二天奉命出任商州副使，下车后拜谒庙宇，在西山旁退立于廊庑之下，那里有一块古碑。从唐代御史大夫、赞皇人李公以下，作者有若干人；由于历览碑文而感到文辞优美，确实很美，但叙述先生的道义，似乎还没有尽意。于是住馆时濡笔作文，以碑文申述此事。写这篇文章，难道只是歌咏鸿雁高飞、描写白发而已吗？实在是想使那些立于朝廷、身为臣子却挟持权势图谋富贵的人，听到这些后知道畏惧，这也正是《春秋》诛责乱臣贼子的意义。碑文说：

译美啊！先生时势需要行动便行动，高卧商山，逃离秦朝的坑杀，知道秦朝的国运在子婴时灭亡，知道汉朝的国运在惠帝刘盈时得以保存。一句话使君主醒悟，万国因此归于正道；不占有功劳，不享用俸禄；远离祸害、保全自身，矫正世风、激励习俗。清泉洗耳，紫芝充腹；猎犬一旦被烹，鸿雁飞入冥冥便不再回来。高洁的节操如此挺拔，后来的人绵延不绝。汉朝戾太子刘据的园陵，晋朝愍怀太子，江充深重诬陷，贾后凶狠猜忌。若先生不出生，谁来挽救后世呢？昏暗混乱的时代，废立之事没有停止；曹操欺凌孤儿，王莽抱持孺子，功业既由自己成就，权力也归于自己。若先生不出生，谁将除去这些祸乱呢？苍野山势高峻，祠庙荒芜，薜荔女萝丛生；遗像还在这里，美德声名值得歌咏。清正的风节凛然，白发洁白；永远怀念贞正之道，将它刻在山边的石上。《宋文选》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八 孙明复文 《尧权议》尧凭借上等圣人的资质，处在天子之位，可以使人活，也可以使人死；可以兴盛天下，也可以废黜天下。那八凯、八元，天下人都知道他们善良，尧难道反而不知道吗？既然知道，难道反而不能举用他们吗？那三苗、四凶，天下人都知道他们邪恶，尧难道反而不知道吗？既然知道，难道反而不能驱除他们吗？如果知道善人却不能举用，知道恶人却不能驱除，那么可知尧也不是圣人了。《书序》还能说他“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吗？唉！八凯、八元，尧不是不能举用，而是能够举用却没有举用；三苗、四凶，尧不是不能驱除，而是能够驱除却没有驱除。能够举用却不举用，能够驱除却不驱除，这就是权宜。尧认为天下极其广大，帝位极其重要，朱丹不肖，不能承继帝位，所以把天下命给舜。舜出身卑微，虽然说他聪睿圣明，但世代功德并不显赫，四岳、十二牧还没有完全服从他的德行，九州四海还没有完全享受他的恩泽，不能突然把大位交给他。如果突然交给他，那么四岳、十二牧会全都臣服于他吗？九州四海会全都拥戴他吗？如果不臣服、不拥戴，就会争斗并叛乱。尧担心出现这种情形，如果不是采用权宜之计，凭什么把帝位交给他呢？于是尧暗中收敛精神、隐藏光彩，使自己的作用不显露，以此观察舜。因此，八凯、八元虽然积累了善行，尧却没有举用；三苗、四凶虽然积累了罪恶，尧却没有驱除。尧如果把八凯、八元全都举用，把三苗、四凶全都驱除，那么舜对天下有什么功劳呢？所以尧自己不举用，而让舜来举用；尧自己不驱除，而让舜来驱除。等到舜的功劳显著于天下，四岳、十二牧没有不共同臣服于他的，九州四海没有不共同拥戴他的，然后才把大位交给他，从而断绝争斗叛乱。除了尧，谁能做到这样？所以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伟大啊！多么巍峨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多么广大啊，百姓无法称说他的功德。多么巍峨啊，他成就了功业；多么光明啊，他制定了礼乐文章。”大概是说，尧以权宜之道把政事交给舜，他的道理宏大高远到如此地步，而人们没有谁能看见其中的踪迹；先儒却说尧不能举用善人、不能驱除恶人，真是荒谬啊！《舜制议》舜接受尧的命令后，任用十六位贤臣，放逐四凶。按照治理天下的帝王制度，仍有尚未完备之处，于是他穷尽神思、极尽思虑，加以增补完善。所谓治理天下的制度，就是君主有君主的道理、臣子有臣子的职分，上下贵贱的秩序长久不相崩溃。最初人民诞生时，昏昧无知，广大混杂而没有区别；草木般聚集成群，谁是君主，谁是老师？与鸟兽没有区别。黄帝观察天地，创制法度，使人穿衣着裳，以区分君臣、端正上下、彰明贵贱。从此，治理天下的制度才显明起来。黄帝在前面创制，尧在后面奉行。然而黄帝、尧两帝之间，这种制度还没有完全完备。黄帝取法天地，把上下分作一人的服饰，直到尧时也没有增加什么。到了虞舜，再次观察天地的形象，穷尽其中的精微，认为五等爵位的制度不能不端正。于是分别命数，区别等级威仪，区分服色纹章，有升有降。自公爵以下，依次按两级递减。这样，一人的服饰和五等制度就灿然完备，使臣子不能僭越君主，下位者不能凌驾上位者，卑贱者不能压过尊贵者。僭越、凌犯、篡夺的祸患不发生，即使天下极其广大、亿兆人民极其众多，上下和睦、下民安乐，也可以高拱双手而治理天下。所以《易》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皋陶说：“天命归于有德之人，五服五章啊！”说的就是这个。如果五等制度不是由虞舜补备，《易》凭什么把它兼说到舜呢？《皋陶谟》凭什么把它列在《唐书》中呢？有人说：“舜三十岁被任用，三十岁登上帝位，在位五十年后巡行四方而死。”而且舜从接受考察到摄行政权共三十年，处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在这八十年中，他制定制度、留下法则，给万世带来利益的事情很多。如今您称说舜，只因为他在一人服饰的基础上增加了五等制度，这是为什么？希望听听您的说法。”我说：“你的问题问得好！我所说的，是圣人的极致。乾代表君主之道，坤代表臣子之道。衣在上、裳在下，是乾坤的象征。衣可以加在裳上，表示君主可以凌驾臣子；裳不能加在衣上，表示臣子不能凌驾君主。圣人面向南方治理天下，使上下长久不相崩溃，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舜增加五等制度，自下而上，使贵贱秩序更加明白，使天子之位更加尊贵。这就是舜用来杜绝万世僭越、凌犯、篡夺无穷祸患的办法。” 即使后世圣人出现，制定千种制度、万般法度，也不能改变这一点。所以说：我所说的，是圣人的极致。”

译《文王论》《春秋左氏传》记载，吴国公子季札来聘问，请求观赏周朝乐舞。他看到表演《象箾》《南籥》，说：“美啊，只是还有遗憾。”解释的人说：“遗憾，就是悔恨。”有人认为，文王遗憾自己来不及实现太平，意思是说文王不能在当世消灭商纣、亲手取得天下，因此留下遗恨。我对此非常疑惑，私下认为季札这句话不是懂得音乐的人所说的，实在是严重诬蔑圣人。如果果真如此，按季札的话说，文王就是怀有二心来侍奉君主，隐藏怨恨来等待时机，包藏祸心，竟成了乱臣贼子。为什么呢？文王受商王室分封，列为诸侯，纣王虽然无道，文王怎能身为臣子却怀有无君之心呢？何况文王被封为西伯，地位在诸侯之上，纣王赐给他弓矢、斧钺，使他能够征伐，纣王对文王的恩德很深。文王理应竭尽力量和才能，早晚不懈地侍奉纣王，又怎能背弃恩惠、忘记施与，以怨恨报答恩德，将要做违背纲纪、扰乱常道的事呢？唉！事情一定不是这样，明明白白。看看纣王已经失去德行，毒害流布四海，诸侯全都反叛，而文王侍奉他，独无二心。所以孔子说：“天下三分，周拥有其中两分，却仍然服事殷，周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德行了。” 孔子又说：“臣下侍奉君上，即使有庇护人民的大德，也不敢有取代君主、统治人民的心，这是仁德深厚的表现。”有庇护人民的大德，又有侍奉君主的谨慎，这说的不就是舜、禹、文王、周公吗？如果文王仍然有所遗憾，孔子凭什么说他具有最高的德行和深厚的仁德呢？有人说，《史记·齐世家》叙述太公的事迹，后来又说西伯昌从羑里获释，与吕尚暗中谋划修养德行来倾覆商朝政权，其中有许多兵权和奇计。如果文王果真没有遗憾，怎么会同太公暗中谋划修养德行、倾覆商朝政权，而且事情涉及这么多兵权奇计呢？由此看来，季札的话又怎么能说是诬蔑呢？我说：这大概是秦朝焚书以后，简册错乱，司马迁撰修《史记》叙述太公事迹时，也不能如实记录善行，于是零散采用了杂乱而不合经义的传说，用来扩大奇闻罢了。这本来不足以用来怀疑圣人。唉！古人称季札贤明博达，观赏乐舞便能完全知道王朝兴衰，可是在这件事上，为什么竟然如此昏暗、顿然迷惑呢？到了杜预、服虔一类人，又没有卓越的见识和独到的见解来阐明此事，这就更加荒谬了。《辨四皓》四位先生是儒者。他们哀伤周朝灭亡，憎恨秦朝暴乱，从残酷的烈焰中脱身，隐居在商山深处。他们并不是只想洁身自好而扰乱大伦，而是有道则出仕、无道则隐居的人。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继承人传嗣、嫡长子确立，是周朝的制度。对国家来说，没有比传嗣更大的事；传嗣之中，没有比立嫡更重要的事。这件事不能不端正。如果一旦失去正道，覆亡、篡夺的祸患就会随之而来。自从秦氏肆意暴虐，焚烧毁灭群圣的典籍，周朝的制度便断绝了。使它断绝后又重新传承的，就是四位先生。过去汉高祖带着一把剑走遍天下，从平民取得天子之位，这可以说是真正的君主。等到祸乱平定、嗜欲兴起，内有宠妾受宠的迷惑，外有废黜嫡子的议论，群臣纷纷不安，却没有人能够制止。四位先生将要借此实行他们的道义，所以跟随张子房出山，说出一句话来端正太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周朝制度断绝后，四位先生使它重新传承吗？然而四位先生出山，难道只是为汉朝出山吗？也是为万世出山。汉高祖起兵后，内心一向不喜欢儒者，四位先生担心受到他的侮辱，所以刚一出面便离去，最终仍然归隐于岩石之下。唉！直到今天一千多年，人们还没有能够知道他们潜藏的德行和不显露的光辉。过去伯夷、叔齐劝谏武王，最后不食周粟而死，如果不是孔子称赞他们，他们不过是西山上的饿夫罢了。后世还有谁会称道他们呢？司马迁、班固不能广泛采集他们的善行，发扬他们的光辉，为四位先生立传，使其流传无穷，这是他们的过错。唉！在万世之后，使臣子不敢杀害君主的，是伯夷、叔齐；在万世之后，使庶子不敢扰乱嫡长子继承秩序的，是四位先生。

译《董仲舒论》从孔子以后直到西汉，世人称为大儒的，有人说只有孟轲、荀卿、扬雄罢了，因为他们立言垂范、阐明道理、挽救时世，功业丰厚、德行宏大。至于董仲舒，却被忽略而不举荐，这难道不是见识有所未达、认识有所不周吗？为什么呢？从前秦朝毁灭群圣的言论，想使天下人愚昧，大概是上天夺走了秦朝的鉴察之明而授予汉朝，所以在汉孝武帝时代生下了董仲舒。当时圣贤的大道衰颓残缺，学者疏远浅陋，没有人能明白大道的根本；董仲舒奋然崛起，首先能够发掘圣道的根源，更新孝武帝的耳目，上自二帝，下至三代，他们建立教化、治理国家的根本和器具，都从心中领会后写入书中，准备接续乾纲断绝的纽带，开辟三王之道堵塞的道路。所以他在对策中推阐孔氏，抑制排斥诸子百家，请求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说，都断绝其道路，不让它们一同发展，以平息消灭邪说。这可以说是对圣人之道尽了心力。唉！暴秦之后，圣人之道晦暗了；使它由晦暗重新明亮起来的，是董仲舒的力量。孟轲、荀卿处在战国之际，虽然诸子纷争混乱，但距离圣人还不远，先王的典籍经文都还存在。扬雄处在新室时期，虽然害怕大祸，但汉朝拥有天下已经很久，讲求典章礼制，仍可说相当完备，所以先王的微言大义、根本法则已经充满耳闻目见，揭示出来加以实行，扩充它作为教化，是容易的。像董仲舒这样，处在焚烧毁灭之后，典籍经文已经残坏，微言大义和根本法则很少见于耳闻目见，要探求索取，再据以立说，难道不艰难吗？何况暴秦的祸害，难道不比战国的战乱和新室时期的恐惧更严重吗？然而四个人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假如换个处境，他们也都会这样做。我曾经忧虑世上的学者很少能够知道董仲舒的美德，又忧虑班孟坚写《董仲舒传赞》时说，刘向称董仲舒有辅佐帝王的才干，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管仲、晏婴之类，只能算霸主的辅佐，几乎比不上董仲舒。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董仲舒的学术渊源和逐渐形成的成就还不及子游、子夏，却说管仲、晏婴比不上他，这就把伊尹、吕尚不能超过他的说法说得过分了。我认为，刘歆因为董仲舒德行盛大、觉悟先达，回头看自己自愧不如，于是嫉妒而诋毁他，所以即使是他父亲的话，也认为说得过头。况且董仲舒对于孔氏之门，功劳深厚；观察他的道术，远远超出子游、子夏。回答孝武帝、推明王道的根本，以及任用德教而不专任刑罚的主张，即使伊尹、吕尚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只是得到任用和不被任用罢了。假使孝武帝能够完全以他的言论为师，果断地采用，那么汉朝的德业就可以与三代并盛了。后来哪里还会迷惑于神仙之事、困于征伐的弊端呢？董仲舒没有被任用，不是孝武帝的过错，而是平津侯公孙弘的罪过。平津侯公孙弘曾经嫉妒、压制他的才能，把他排斥出去；自己侍奉两个骄横的君主，才能也始终不能施展。后来退居家中而死，唉，真是可惜！班固删削文章时，不能斥责刘歆浮泛的议论，反而被其迷惑，把它写了进去，这是判断失误。《辨扬子》千百年来，诸位儒者都称扬子云作《太玄》是仿照《易》。如今考察扬子云的著作，观察他的用意，才发现它并不是仿照《易》而作的。大概是因为憎恨王莽而作的。为什么呢？从前汉哀帝、平帝失去正道，逆贼王莽扰乱常道，包藏祸心，窃弄帝位，违背天意、违拗人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虽然汉朝火德中衰，但天命还没有改变，所以百姓的内心仍然拥戴汉朝。当时不知天命的人，争相谈论符瑞，称颂王莽的功德，来帮助他的罪恶、苟求富贵。像刘歆、甄丰一类人，官位都升到上公。只有扬子云既以接受王莽的命令为耻，又以圣王之道自守，所以官位不过大夫而已。扬子云既憎恨王莽篡逆，又担心后来的人重蹈王莽的行迹，再在人君之上肆行罪恶，于是上推天时运行、盈缩消长的规律，下推人事进退存亡成败的端由，写作《太玄》。《太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的象征。《太玄》象征君主，总摄而治理天下；起于牛宿第一度，终于斗宿第二十二度，其中有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充分阐明天道人事始终、逆顺的道理，以及君臣上下进退去就的分际；顺从它的吉利，违逆它的凶险，用来警戒那些违背天意、违拗人心、残害君主、窃取国家的人。这才是扬子云的本意。谁说它是仿照《易》而作的呢？诸儒都称《太玄》仿照《易》，大概是根据《易纬》所说的卦起于中孚，震、离、兑、坎配于四方，六十卦各主管六十七分，以周遍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只是据此而言罢了。他们却不知道，《易纬》是阴阳象数之说，并不是圣人的格言。如果执守这种说法来理解《易》，《易》的道理就被拘泥了。况且《太玄》对于《易》，就像四肢中的一支，怎么能说它是仿照《易》的呢？这种说法大概源于桓谭说《太玄》：“这部书，与《大易》相仿。”班固说扬雄认为经书没有比《易》更伟大的，所以作《太玄》，使扬子云在千古之后背负僭拟《大易》的罪名，这是不了解扬子云。

译《书汉元帝赞后》儒者能够长久维持世道、治理风俗，是宣扬教化的大根本。汉宣帝不懂得帝王的长远谋略，所以鄙视儒者说：“庸俗的儒生喜欢崇古非今，使当今之人被名实弄得眼花缭乱，不知道应当坚持什么，哪里值得委任？”等到汉元帝即位，只徒有喜好儒者的名声，却没有任用儒者的实际。表面上让贡禹、薛广德、韦贤、平当担任宰相，内里却把弘恭、石显当作心腹。当时天下的政令，都从弘恭、石显那里发出。贡禹、薛广德一类人的言论不一定施行，计策不一定听从，只是占着职位罢了。自从弘恭、石显杀害萧望之、京房以后，群臣踮着脚，丧失气势，害怕权势，畏惧诛杀。即使看见朝廷的过失、刑政的滥用，也没有人敢在当时抗言。元帝昏昧不醒，反而更加信任石显、弘恭。因此奸邪之人日益进用，纲纪日益紊乱，风俗日益败坏，灾异日益显现。汉宣帝的功业，正因此而衰败了。然而史书竟然说：“皇上年轻时喜欢儒者，即位后任用儒生，把政事委托给他们，所以贡禹、薛广德一类人相继担任宰相。”而且皇上受文义牵制，优柔游移而不能决断，汉宣帝的功业于是衰败。唉！史书所谓受文义牵制，难道不是受儒者的文义牵制吗？从前宣帝曾因元帝说要任用儒生而发怒，说：“扰乱我家的人，就是太子。” 如今看史书的赞语，简直像是在说元帝任用儒生而扰乱了自己的国家。这是班固思虑极不周到。假使元帝能够采纳萧望之、刘更生、京房、贾捐之的谋略，退斥奸邪之人，进用硕学老臣，同他们讲求治理之道，以天下为心，那么国家的福祉、祖宗的功业，就可以流传无穷，哪里会有衰败灭亡呢？班固删削史文、评定论断，在善恶分别之处，为什么不写成：“皇上即位后任用儒生，却不能把政权委托给他们，反而受奸佞宠幸之人牵制，优柔不决，汉宣帝的功业因此衰败”，这样褒贬才合乎中正。我非常担心后世那些继承帝位、守成遵文的君主，看了班固的赞语，便以为自古儒生都不值得任用，反而委任奸佞宠幸之人，以致国家衰败动乱，那祸害就不浅了。《书贾谊传后》读《汉书》的人，没有不赞叹贾谊和汉文帝的。我看贾谊在宣室回答鬼神之事，私下认为汉代多谈神怪，是贾谊在前面开启了风气，公孙卿一类人在后面逐渐加深了这种风气。况且怪异、暴力、悖乱、鬼神，是圣人所不谈的；贾谊怎么能极力说那些神怪虚无之言，使文帝为他向前移席呢？如果认为这样便算作善于辩说，那么确实善于辩说了，但对君主和世道有什么补益呢？这难道不是因为贾谊自以为遭受诽谤而被贬离，久后重新被任用，于是用谄媚顺从的话迎合文帝而回答吗？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这样迎合文帝说话呢？竟然响应得如此迅速吗？后来终于使新垣平得以肆意夸诞，文帝修建渭阳五帝庙，又在长门建立五帝坛，妄想以此祈求福祉。到了孝武帝，更加喜欢祭祀鬼神，李少君凭借祭灶、辟谷之道进身，亳人缪忌凭借祭祀泰一的方术进身，后来齐人少翁、东胶、栾大、公孙卿，都因为谈论怪异而得到宠幸，扰乱了汉朝的德政。所以说，汉代多谈神怪，是贾谊在前面开启了风气，公孙卿一类人在后面逐渐加深了这种风气。唉！古人称贾谊有辅佐君王的才干，我看他所陈说的“一痛哭、二流涕、六长叹息”，贾谊确实有王佐之才。如果文帝聪明而能果断采用他的意见，毫不怀疑，那么他的功德哪里能够估量呢？可惜他在这件事上说错了话。我担心后世再有像贾谊这样年轻有才的人，不能始终坚持正道，因为稍有挫折，便用谄媚顺从的话，在天子面前妄言，从而开启怪异祸乱的阶梯。《罪平津》成就天下最高的治理，既要有君主，也要有臣子。有君主而没有臣子，不足以成就最高的治理；有臣子而没有君主，也不足以成就最高的治理。像尧、舜那样圣明的君主，有咎陶、大禹、后稷、伯夷这样的贤臣辅佐；像禹、汤那样的君主，有伯益、后稷、伊尹、仲虺辅翼帮助，然后才能成就盛大的德业，光照千古而无人能够企及，何况比他们更低的君主呢？所以说，成就天下最高治理的，既有君主，也有臣子。三代以后，西汉最为盛大。我看孝武帝聪明通达，听取和决断政事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具有禹、汤的资质，但他的盛大德业最终不能与他们相似，是因为只有君主而没有贤臣。从前秦朝肆意暴虐，群圣之道化为灰烬。高祖凭借战争取得天下，所以无暇讲求这些道理。孝惠帝昏暗懦弱，不值得讨论；孝文帝、孝景帝只是以恭敬节俭作为天下表率。只有孝武帝上天启发他的内心，巍然独出，想恢复三代的最高治理。于是尊崇任用儒术，振作精神遵循古道，从府库拿出钱来购买典籍，搜尽山岩洞穴来聘用贤人；因此天下为之大变，纷纷趋向正道。唉！群贤的道术到秦朝时化为灰烬，如果不是孝武帝，最终将沉没而不再彰显了。孝武帝的功业真盛大啊！当时平津侯公孙弘从平民起家，几年之内便位居丞相，并不是没有任用他。假使平津侯能够对内竭尽真诚，对外采纳群臣意见来启发君主，使孝武帝每天听到过去没有听到的道理，逐日达到过去没有达到的境界，那么三代的最高治理难道不能很快恢复吗？唉！平津侯没有制定礼乐、长久治理世道和驾驭百姓的才能，只把保持俸禄、稳固职位、为自己谋求安乐当作事情。公孙弘本传说，他每次在朝廷讨论政事，只陈述事情的开端，让君主自己选择，不肯当面折辱君主、在朝廷上直言抗争。又说他曾与公卿约定好在皇帝面前议论，到了皇帝面前却都违背约定来顺从皇帝的意旨，这难道不是保持俸禄、稳固职位、为自己谋求安乐吗？孝武帝正是因此而心志放荡了。从此方士邪怪的言论得以进入朝廷。考察平津侯元朔五年十一月代替薛泽担任丞相，元狩二年三月去世。而孝武帝崇尚神仙的淫祀，受少君的妖言迷惑，祭灶、入海，寻求神仙不死之事，这些都是平津侯亲眼所见的。他竟没有听闻、说出一句话来挽救，最终使孝武帝的心志放荡而不能恢复，成为千古笑柄，实在可惜。伊尹说过：“我不能使那位君主成为尧舜，我内心惭愧羞耻，就像在市集上受鞭打一样。”唉！平津侯没有伊尹那样的心，确实应该受到责罪。《宋文选》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九 孙明复文 《无为指上》所谓无为，是虞舜的大德吗？并不是空旷无所作为。开始时，他不向天下求取天下，天下却自然归附他；最后，他不从天下接受天下，天下却把帝位授给他。自有人类以来，虞舜一人而已。从前他在历山耕作，在雷泽捕鱼，在黄河边制作陶器。那个时候，他哪里有意于天下呢？等到他的孝德上达天听，尧立即把天下禅让给他。舜接受尧的禅让后，早晚战战兢兢，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与尧相称。天下是尧的天下；如果不按照尧的道来治理，那么尧天下的百姓就会有人不得其所。因此舜完全履行尧的道来施行，使尧天下的百姓与尧在世时没有不同。舜在帝位上很久以后，又把尧的天下、尧的道全部交给大禹。这就是舜的德行，可以说是大德了。舜的天下，是尧的天下；舜的道，是尧的道。舜开始从尧那里得到天下，最终又把它传给禹，这就是舜无所作为，显明不过了。唉！上面没有尧，下面没有禹，谁能够高高在上而称说无为呢？上有尧、下有禹，正是舜能够高视天下而无为的原因。不然，孔子上溯伏羲，下至文王、武王，把他们写入六经，作为万世的法则，为什么不说：“无为而治理天下的，是伏羲、黄帝、尧、禹、汤、文王、武王”呢？只是说“那大概是舜吧”，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把无为理解为空旷而什么也不做，那么《尚书》为什么说“整齐七政，祭祀上帝，祭祀六宗”？又说“朝见四岳，把瑞玉分赐给诸侯”？又说“向东巡狩到达岱宗，使四时、月份协调，校正日期，统一音律、长度、容量、重量，修明五礼和五玉”？又说“向南巡狩到达南岳，向西巡狩到达西岳，向北巡狩到达北岳”？又说“开始划分十二州，封禅十二座山”？又说“对五刑采用流放宽宥”？又说“流放共工，放逐驩兜，窜逐三苗，处死鲧”？又说“询问四岳，打开四方之门，使四方的见闻都明白，使四方的声音都通达”？又说“禹平治水土”？又说“百姓受到阻隔而饥饿，后稷播种栽培百谷”？又说“百姓不亲睦，五种伦理关系不和顺”？又说“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奸邪横行”？以至于“在位五十年，巡行四方而死”这类记载，舜有所作为，竟然繁多到如此地步。而且《尚书》是圣人亲自删定的。孔子看见舜有所作为，竟繁多到如此地步，怎么可以反过来说舜无为呢？由此看来，就知道无为并不是空旷而什么也不做。《无为指下》无为的道理，达到极致了啊！不是虞舜，谁能做到这样？后世治理天下的帝王，不思考虞舜的大德，却羡慕虞舜的无为，我没有看见这样做可以成功。三代以后，不思考虞舜的大德，却冒充虞舜的无为的人很多。世上那些险诈谄媚、偷巧取便的臣子，有的还引导君主这样做。他们既不陈述虞舜的大德来辅佐治理，反而曲解援引佛、老虚无清净、报应因果的说法，交杂扰乱其中，败坏君主的德行，实在可痛惜。看看那些迷惑于佛老之说、忘记祖宗勤劳、不畏惧重大天命、不顾帝位神器之重，把威权和赏罚委托给臣下，却在人君之位上放纵安逸，昏昧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放荡而不知道自己应当守持什么，还说“我无为啊”的人。等到纲常衰颓、纪纲败坏、上位者僭越、下位者逼迫，昏昏然仍不醒悟，难道不可悲痛吗？况且天下如此广大，亿兆百姓如此众多，每天有万般政务，即使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仍然担心有所不及，难道还可以被佛老之说迷惑吗？祖宗的勤劳可以忘记吗？重大的天命可以不畏惧吗？帝位神器的沉重可以在人君之位上任意放纵吗？这是为什么沉迷而不醒悟到如此严重呢？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开始时迷惑于虚无清净之说，最终沉溺于长生神仙之事；梁武帝、齐襄王、姚兴，开始时迷惑于报应因果之说，最终沉溺于解脱、菩提之事，最后都相继沦亡，形势已经无法挽救。这些事情简册中都详细记载，可以翻检验证。只有汉朝依靠高祖除去秦朝的暴政，功劳宏大、德行深厚，上天还没有厌弃汉朝而使它断绝，这也只是侥幸罢了，有什么值得崇尚的呢？我曾经探求无为的根本，又忧虑历代诸儒不能发扬孔子的话，把它铺陈阐明，使它明白灿然。所以佛、老一派才得以肆意宣扬怪诞扰乱的说法，夹杂在其中，成为千古祸害。因此我完全阐明无为所以然的道理，姑且写作《无为指》，用来告诫治理天下的帝王。《寄范天章书》之一 某月某日，布衣孙复恭敬地拜了两拜，寄信给判监天章阁待制执事：如今主上圣明睿智，继承并发扬三圣的事业，已经十四年了，将要巩固太平的基业，把它传于无穷后世。主上早晚都兢兢业业，不敢怠惰荒废，想得到中正、纯厚、明达的臣子来协助他，像执事这样的人。近来您居于谏官署，多次提出规劝，发挥了良药砭石般的益处，朝廷急忙从苏台召您入朝，将要重用您；可是执事却上表恳切请求到太学任职，这大概是因为您不急切追求富贵，而勤勉致力于圣贤的教化吧。太学，是教化的根本，是礼乐汇聚之地，是王道由此兴起、人伦由此端正、俊秀善良之士由此产生的地方。所以舜、禹、文王、武王的时代，没有不首先尊崇大学校序，而使天下达到完善治理的。如今执事恳切请求来主持太学，我明白您的用意了。您将使我们宋朝的学术成为舜、禹、文王、武王的学术。既然使我宋朝的学术成为舜、禹、文王、武王的学术，就将使我宋朝公卿大夫的子弟成为舜、禹、文王、武王时代公卿大夫的子弟。既然教导我宋朝公卿大夫的子弟成为舜、禹、文王、武王时代公卿大夫的子弟，然后再用舜、禹、文王、武王的道，使我们的君主上达为舜、禹、文王、武王那样的君主。

译既然使我们的君主成为舜、禹、文王、武王那样的君主，然后再用舜、禹、文王、武王的道，在下使我们的百姓成为舜、禹、文王、武王那样的百姓。从京师开始树立典范，推及各诸侯国，直到天下，都和乐融洽。这就是执事的心愿，如今已经如此了。想到要寻求舜、禹、文王、武王的道，必须向周公、孔子求证，然后才能达到。如今执事既然主持这所学校，也将要推行这种道，这不是一个人的一手一眼所能完成的，必须广泛寻求博学的大儒、德高的老儒，能够完全懂得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的人，增置学官，从旁协助您，使他们早晚讲论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以此教育国子。孙复私下曾观察当今的士人，能够完全懂得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的，太少了。为什么呢？国家沿袭隋、唐的制度，专门以辞赋取士，所以天下的士人都奔走用力于声律、避病、对偶之间，探究圣贤深奥道理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假如不是有卓然独立、不随从世俗的士人，那么谁能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呢？由此说来，执事主持这所学校、推行这种道、增置学官的时候，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吗？如今有大名府魏县校书郎士建中、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二人，他们能够懂得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不仅懂得，还能阐明并实行这种道。执事如果向天子上奏，再向执政大臣进言，任用他们为学官，他们一定能弘扬舜、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辅佐执事，教育国子，使当今世道发生巨大的改变。孙复是退居闲散之人，本来不应谈及这件事，然而敢于勤勉地把意见传达到执政者身边，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众人；并不是为了众人，是为了圣贤之道。执事认为怎么样？如果您认为凭孙复愚昧而又卑微的身份所说的话有可取之处，那么孙复学习圣人之道已经三十年，虽愚昧卑微，难道能忘记进言吗？只希望执事加以谋划。寄范天章书二 我恭敬地认为，宋朝拥有天下已经八十多年，四位圣明君主相承相继，广大盛大、显赫光明，远远超过唐朝而胜过汉朝，已经很久了。主上想在圣明时代恢复虞、夏、商、周的治理，考察四代的学校制度，崇尚辟雍、璧水的制度，所以命令执事主持太学。伟大啊，主上尊崇儒术、寻求治理的心意！达到极点了。那么虞、夏、商、周的治理，难道不在六经之中吗？舍弃六经而寻求虞、夏、商、周的治理，就像在污浊的沟渠中游泳，却希望到达大海，怎么可能到达呢？唉！孔子去世以后，七十弟子的门徒相继离世，六经的防范界限隐晦而不彰明，已经很久了。加上秦朝焚书之后，六经破碎残缺，很多已经亡失散佚。汉、魏以来，各位儒者纷纷从四方而出，争相作注解，使我们六经的界限更加混乱，学者无法找到门径进入其中。看那些见闻不同、是非各异，骈俪之辞和烦琐语句，成百上千家，无法全部计数。如今所陈述的，只是把先儒注解中在世间流传最广的学说呈给您，希望执事深入留意。国家把王弼、韩康伯的《易》，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宁的《春秋》，毛苌、郑康成的《诗》，孔安国的《尚书》，刻版收藏在太学，并颁行天下。又每年在礼部会试设置科目选取士人，把这些注说作为评判标准。众多士人较量才艺时，只要有一点违背注说，就都被驳回、黜落并斥逐。孙复是最愚昧、最昏暗的人，难道不知道国家所采用的王弼、韩康伯、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宁、毛苌、郑康成、孔安国几位先生的学说，难道能够完全解释圣人的经典吗？又难道不知道国家所采用的古今诸儒服膺圣道、穷究经典的学说，难道都不能超出这几位先生的学说吗？如果认为这几位先生的学说能够完全解释圣人经典，那么这几位先生的学说不能完全解释圣人经典的地方还有很多。如果认为古今诸儒服膺圣道、穷究经典都不能超出这几位先生的学说，那么古今诸儒服膺圣道、穷究经典而能够超出这几位先生学说的，也很多。唉！如果只守着王弼、韩康伯的说法来探求《大易》，我没有见过这样就能完全通晓《大易》的人。只守着左氏、公羊、谷梁、杜预、何休、范宁的说法来探求《春秋》，我没有见过这样就能完全通晓《春秋》的人。只守着毛苌、郑康成的说法来探求《诗》，我没有见过这样就能完全通晓《诗》的人。只守着孔安国的说法来探求《尚书》，我没有见过这样就能完全通晓《尚书》的人。那几位先生的学说既然不能完全解释圣人的经典，难道可以收藏在太学、施行于天下吗？后来作疏的人，也没有什么发明，只是委曲地沿袭旧有的注说罢了。孙复不才，在执事门下求教，已经有些年了。执事认为注说扰乱六经、六经的义理没有彰明，孙复也听说过了。如今执事凭借内阁的荣耀身份，处在太学教化之地，正是阐明圣道、发掘幽微、芟除芜杂、平定混乱、振兴斯文的时候。幸逢今天下太平无事已经很久，大儒硕老接踵而起，这难道又比汉、魏的诸儒逊色吗？执事应当赶快向天子进言，广泛诏告天下的大儒硕老，把他们置于太学，使他们讲求六经的义理，耗尽精力、穷极心神，参照古今，考察它们的归旨，选取卓越的见识、绝妙的创见，大大超越王弼、韩康伯、左氏、谷梁、公羊、杜预、何休、毛苌、范宁、郑康成、孔安国，重新作注解，使我们的六经豁然明朗、晶莹清楚，如同把日月悬挂在上空，学者大概就可以找到门径而进入其中了。这样，虞、夏、商、周的治理不用等到一天就可以恢复，岂不是美好极了吗？执事如果认为这几位先生的学说流行已经很久，不能突然废弃，那么唐代李善因为梁昭明太子《文选》的五臣注不完备，便另作注释；况且《文选》大多是晋、宋、齐、梁之间文人轻浮浅薄的作品，即使李善为它作注，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国家尚且命令把它刻版，置于太学，何况是我们圣人的经典呢？怎么可以让它隐晦而不彰明呢？希望执事深深留意这件事。

译上孔给事书 某月某日，布衣孙复恭敬地拜献书信给孔知府、龙图阁待制执事：孙复隐藏姓名、埋首学问，学习夫子的道已经三十年了，虽然不被世人知晓，却从未因此动摇自己的心志，哪怕一天也不敢背叛离弃。所谓夫子的道，是治理天下、治理国家的大中之道。这一道理以伏羲为基础，逐渐发展于神农，显著见于黄帝、尧、舜，彰明于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然而从伏羲以后，创制法度，有的简略，有的繁复，我的圣师夫子于是加以增益、删减，使它们协调于中正，记录成六经。由此，治理天下、治理国家的大中之道，光明显备。这就是夫子所成就的伟大之处。它出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源流已经很远了。唉！自从夫子去世以后，诸儒学习他的道，能够找到门径而进入其中的很少。只有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罢了。这五位贤人，是上天派来辅佐夫子的人。上天又因为历代都有空疏、荒诞、奇险、淫靡、诡怪的学说扰乱夫子的道，所以不让他们同时出生，而是一位贤人去世，另一位贤人出生，辅翼圣道，使它流传于无穷后世。这就是上天的意旨，也非常明白了。不然，从战国直到李唐，空疏、荒诞、奇险、淫靡、诡怪的学说多次扰乱夫子的道，如果不是一位贤人去世、另一位贤人出生，辅翼圣道，那么圣道就会昏暗并且坠落。既然昏暗并且坠落，人们就没有君主和父亲了，百姓都会成为鸟兽。由此说来，五位贤人的功业真是伟大啊。后世的人如果不把夫子的道放在心上就罢了，如果把它放在心上，五位贤人的功业难道可以忽视吗？近来收到友人石介的书信，大力称赞执事在圣祖家庙中建造五贤堂，塑像并祭祀他们。而且孔侯的心意真是达到极点了。我们这些人不赞同此事，又将赞同什么呢？孙复听到这件事，跳起来，大声对张浻、李緼说：‘从前夫子的道因为得到五位贤人而更加尊崇，如今五位贤人的功业由于龙图公而更加彰明。龙图公是圣人的后代，是宋朝的伟大贤者，理当把全部心力用在这件事上。龙图公如果不尽心，谁还会尽心呢？’本朝自柳仲涂开创以来，王元之、禹偁、孙汉公、何种、明逸、放、张晦之、景等，前后相继，虽然来者纷纷，却很少有人能够议论、振兴斯文，实在可悲。斯文衰落已经很久了。假使天下都像龙图公一样建造五贤堂，塑像祭祀他们，那么斯文难道会有不兴盛的吗？我们这些人难道能不奔走到您的门墙之下，拜见一次龙图公的贤德吗？又将要祝贺斯文即将复兴。接纳我们还是拒绝我们，都听凭执事的命令。答张洞书 孙复敬告明远足下：从十月到正月之间，两次承蒙您来信，言辞情意都十分殷切。您说自己远离群体之外，因为我身处当今时代，却喜爱古代圣贤的道和仁义的文章。您以尊崇圣道、扶助圣人、立言垂范的事情来问我。我有幸立志于此，已经多年了。再想到世人所称的进士，大多把磨炼辞赋、窥伺科举功名作为事情。像明远这样颖悟出众，不急切追逐那些事情，却勤勉致力于此道的人，有几人呢？然而我担心明远年少气盛，想要快速成功，以至于不能达到斯文的境界。因此说这些一二点道理，明远仔细体察就是了。文章，是道的作用；道，是教化的根本。所以文章创作时，一定要先从内心获得，再用语言写成。从内心获得，是在内心明白；用语言写成，是在外部表现出来。在内心明白，所以可以适应实际作用；在外部表现，所以可以扩大教化。因此《诗》《书》《礼》《乐》《大易》《春秋》，都是文章，总称为经，因为它们最终经孔子之手，便尊贵而与众不同。这就是圣人的文章。后人的力量薄弱，不能继承圣人，只应当辅助名教，辅翼圣人罢了。有的阐发历代圣人的微言大义，有的辨明诸子百家的异端，有的阐发千古以来尚未觉悟的道理，有的纠正当时社会的过失，有的陈述仁政的大纲，有的斥责功利的末流手段，有的宣扬贤人的声名功业，有的抒写下层百姓的愤懑叹息，有的陈述天与人的取舍进退，有的叙述国家的安危。都必须面对事情、采摭实情，有所感触而写作，成为论、议、书疏、歌诗、赞颂、箴、解、铭、说之类。虽然名目很多，归根到底都归于道，都称为文章。如果放纵心意虚构并无事实根据的事来写，就不是文章，而是没有用处的瞎说罢了，只是白白污损书册，有什么可贵呢？明远如果无意于文章就算了；如果有志于此，就一定要潜心用意，寻求其中的道理，那么他的所得必然深厚。他的所得既然深厚，他所说的话必然高远。既深厚又高远，这才差不多可以指望达到斯文的境界。不然就会浅薄而近俗，怎么能够指望达到斯文呢？唉！达到斯文的境界很难，已经很久了。从西汉到李唐，其间大儒硕学接踵而起，以文章流传后世的人很多。然而其中多有杨朱、墨翟、佛教、老子的事情，空虚无为、因果报应的说法，以及沈约、谢朓、徐陵、庾信那种妖艳邪侈的言辞，夹杂在文章之中。甚至有的篇帙盈满、文集充斥，打开来看，却没有一句涉及教化的话，这难道不是没有用处的瞎说、白白污损书册吗？至于始终讲仁义、不背叛也不偏离正道的，只有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罢了。由此说来，难道可以轻易达到斯文的境界吗？如果想轻易达到，那不是我所听闻的道理。明远请仔细体察，不要认为我的话轻率怠慢。谨此不再详述。

译兖州邹县建孟子庙记 孔子去世以后，在千古之后，凭借邪僻怪异的学说、放纵奇特险怪的行为，侵害超越我们圣人之道的人很多，而杨朱、墨翟是其中的首领，所以他们的罪过最重。孔子去世以后，在千古之后，排斥邪僻怪异的学说、平除奇特险怪的行为，辅佐我们圣人之道的人很多，而孟子是其中的第一人，所以他的功劳最大。从前杨朱、墨翟离圣人的时代还不到一百年，却把无君无父的教义推行于天下，天下人迷惑而归附他们。可叹啊！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是国家的大经，是人伦的根本，一刻也不能舍弃。可是他们全都不要这些，这就是驱赶天下百姓离开中原而归于夷狄，祸患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没有孟子就没有人能够拯救他们。所以孟子慨然奋起，大力陈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法则，驱除杨、墨之说，断绝它的后患，使天下百姓不陷入异端之中，而重新安置在中原，使我们圣人的道光明显著而不坠落。因此扬子云说：‘古代杨、墨堵塞道路，孟子用言辞排斥他们，使道路开阔明朗。’韩退之说：‘孟子的功劳，我认为不在大禹之下。’然而子云叙述孟子的功劳，不如退之说得深刻而周全。为什么呢？洪水横流，如果大禹不出现，天下百姓就会成为鱼鳖；杨、墨的暴行流行，如果孟子不出现，天下百姓就会成为禽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景祐丁丑年，正好是拜龙图孔公任东鲁长官的第二年。孔公是圣人的后代，把弘扬宏大的教化、兴复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曾经对诸儒说，对圣人门下有大功的人，没有谁先于孟子。孟子竭力平定杨、墨二人的祸患，却没有在后世享受血食祭祀，这就是他的缺憾，实在太大了。《祭法》说：‘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够抵挡大患的就祭祀他。’孟子可以说是能够抵御大灾、抵挡大患的人。况且邹县从前是孟子的乡里，如今是孔公所治理的属县。我曾经寻访孟子的墓并为它树立表记，修整他的祠庙并加以祭祀，以表彰他的功业。于是下达符文，让官吏广泛寻找，果然在县城东北三十里有座山叫四基，在四基山的南面找到了他的墓。于是命令除去丛生的杂草，开始修建堂宇，并让公孙丑、万章等人配享。第二年春天，庙宇建成，便让我泰山孙复作铭记述此事。孙复学习孔子而仰慕孟子。世上有践行邪僻怪异、奇特险怪之行的人，我常常想着继承圣道去攻击他们，何况承受孔公的命令来记述这座庙，又怎么敢推辞呢？啊！子云能够叙述孟子的功劳，却不能完全说尽；退之能够说尽孟子的功劳，却不能祭祀他；只有孔公既能说尽孟子的功劳，又能祭祀他，岂不是美好的吗？所以我直笔把这件事写下来。景祐五年，岁次戊寅，三月某日记。信道堂记 圣贤的行迹，没有所谓进，也没有所谓退；没有所谓毁，也没有所谓誉，只看道在哪里罢了。道被采用，就出来施行；道被舍弃，就退藏起来。什么叫进呢？什么叫退呢？拿它来考察三王而不错误，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违背，向鬼神求证而没有疑问，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什么叫毁呢？什么叫誉呢？我所说的道，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也是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的道。我学习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的道已经三十年，处在当今时代，所以不知道进为什么叫进，退为什么叫退，毁为什么叫毁，誉为什么叫誉。它的进，是我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在进步，对于我自身有什么进益呢？它的退，是我的这些圣贤之道在退步，对于我自身有什么退步呢？它受到毁谤，是我的这些圣贤之道受到毁谤，对于我自身有什么毁损呢？它获得赞誉，是我的这些圣贤之道获得赞誉，对于我自身有什么荣誉呢？所以说：圣贤的行迹，没有所谓进，没有所谓退；没有所谓毁，没有所谓誉，只看道在哪里罢了。我在丁丑年秋九月于泰山南面建造堂屋，第二年春天堂屋建成，便用这一道理居处这座堂，所以命名为“信道堂”。景祐五年正月三日记。《宋文选》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十 王介甫文

译《礼乐论》气所禀受的内容，命就是心。看它就一定能看见，听它就一定能听见，实行它就一定能达到，思考它就一定能得到，这就是诚所达到的境界。不听却能聪，不看却能明，不思考却能得到，不行动却能达到，这是本性固有的，是神明自行产生的。尽心尽诚，是诚所能达到的境界。所以诚之所以能达到不可测度的境界，是因为有本性。贤人通过竭尽诚意来确立本性，圣人竭尽本性而达到至诚。神产生于性，性产生于诚，诚产生于心，心产生于气，气产生于形。形体是有生命之物的根本，所以养生在于保全形体，使形体充实在于培育气，养气在于使心安宁，使心安宁在于达到至诚，培养诚意在于竭尽本性。不竭尽本性，就不足以养生。能够竭尽本性的人，是达到至诚的人；能够达到至诚的人，是能使心安宁的人；能够使心安宁的人，是能养气的人；能够养气的人，是能保全形体的人；能够保全形体的人，是能养生的人。不养生，也不足以竭尽本性。生命与本性彼此因循，志与气互为表里。生命混浊就会遮蔽本性，本性混浊就会遮蔽生命，正如意志专一就能发动气，气专一就能发动意志。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体察天下人的本性而制定礼，使天下人的本性和谐而制定乐。礼，是天下的中正常道；乐，是天下的中和。礼乐，是先王用来养育人的神明、端正人的气、使人归于正性的东西。因此，最高境界的礼，简约而不事文饰；最高境界的乐，平易而少有声响。简约平易，是先王建立礼乐的本意。世俗所看重的，圣人所轻视；世俗所喜爱的，圣人所悲哀。并不是圣人的情感同世人的情感相反，而是圣人向内求取，世人向外求取。向内求取的人，乐于得到自己的本性；向外求取的人，乐于满足自己的欲望。欲望容易发动，本性却难以知晓，这就是情与性的方向所以相反的原因。衣食用来养人的形体和气，礼乐用来养人的本性。礼返回到它最初产生的地方，乐返回到它自行产生的地方。我从礼乐中看到，圣人所重视的，是生命本身达到极致。世俗说：‘养生不是君子所做的事。’这是不了解先王建立礼乐的用意。养生是为了实行仁，保养气是为了实行义，去除情欲、排除欲望以竭尽天下人的本性，修养神明、达到明悟以趋向圣人的境界。圣人的言论，没有比颜渊所问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更重大的了，那么仁的道路也不远了。耳朵并不是先从别人那里取得东西才会听，眼睛并不是先从别人那里取得东西才会看，嘴巴并不是先从别人那里取得东西才会说，身体也不是先从别人那里取得东西才会行动。它的持守极其简约，它的取法极其切近，凡是有心有形的人都具备这些。然而颜子尚且为此感到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道路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所谓‘非礼勿听’，不是说捂住耳朵躲避声音，而是天下万物不足以扰乱我的听觉。所谓‘非礼勿视’，不是说闭上眼睛躲避事物，而是天下万物不足以扰乱我的明察。所谓‘非礼勿言’，不是说闭住嘴巴不说话，而是天下万物不足以改变我的言辞。所谓‘非礼勿动’，不是说停住身体不行动，而是天下万物不足以扰乱我的气。天下万物，难道只是形骸自身所造成的吗？它们的由来，实在深远。在不听的时候，有预先具备的聪；在不看的时候，有预先具备的明；在不说话的时候，有预先具备的言；在不行动的时候，有预先具备的动。在圣人的门徒中，只有颜子可以承当这句话。因此，只把耳朵当作聪明的器官，却不知道聪明所以产生的根源，就不足以穷尽天下的听闻；只把眼睛当作明察的器官，却不知道明察所以产生的根源，就不足以穷尽天下的观察。聪明，是耳目所能做到的；而使耳目聪明的根源，却不是耳目所能做到的。因此，必须等待钟鼓响起才感到快乐的人，不是深通乐理的人；必须等待玉帛出现才恭敬的人，不是深通礼义的人。用土筐筑墙、用木棒击土鼓，乐的道理就完备了；烧熟黍米、掰开小猪，使用污尊饮酒，礼也就完备了。然而大裘没有文饰，大车没有装饰，圣人为什么偏偏看重事情本身所值得重视的内容呢？这是为了彰明礼乐的根本。所以说：礼如果只是接近人情，还不是礼的最高境界。曾子对孟敬子说：‘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点：行动时端正容貌，就能远离暴慢；端正脸色，就接近诚信；说话时端正语气，就能远离鄙陋和悖理。至于礼器等具体事务，自有主管官员负责。’看这话，如果曾子不懂得道，还可以这样说；如果曾子已经懂得道，那么道就不超出容貌、脸色、言辞、语气之间，何必还要依赖外在事物呢？所以古人有时只用目光相接，道就已经存在；不说话，心意已经传达；不奖赏，人们自然勤勉；不惩罚，人们自然畏惧，无不由此而来。因此，先王的道中可以用言语传授、用行动验证的，都是法度、刑罚、政令，而不是神明的作用。《易》说：‘以神妙的方式使它显明，在于那个人。’默默成就事业，不说话却能使人信服，在于德行。去除情欲，排除欲望，神明就产生了；修养神明，达到明察，万物就自然成就。因此君子之道是很少见的。使心斋戒而明净，使德行清正明洁，那么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都会自然来到。君子的持守极其简约，但达到的境界极其广大；他的取法极其切近，但产生的回应极其深远。《易》说：‘先模拟思考再说话，先审议再行动，通过模拟和审议来成就变化；变化所产生的应验，是天道与人道的最高境界。’所以《尚书》谈天人之道，没有比《洪范》更重大的。《洪范》所谈的天人之道，没有比容貌、言语、视、听、思更重大的。伟大啊，这是圣人独自看见的道理、传授心法的言语吗？蓄积精气，收敛气息，便能通达神明。君子有三种情况不会失误：不在人前失态，不在人前失言，不在人前失足。不失态，是容貌精审；不失言，是言语和沉默精审；不失足，是行动与止息精审。这就是君子之道。说它广大，天地都不足以容纳；说它细微，连秋毫的末端也看不见；说它刚强，天下没有谁能抵挡；说它简约，却不能因此达到博闻强记。圣人留下的话说：‘大礼与天地同有节度，大乐与天地同有和谐。’这大概是在说本性。大礼，是本性的中正；大乐，是本性的和谐。中和的情态，能通达神明。所以圣人在九重之内蓄积精气，仪法凤凰，修治五事而沟通阴阳。于是天地各得其位，日月星辰都明亮，四时运行，万物和谐。

译《诗》说：‘鹤在九重深泽中鸣叫，声音传到天上。’所以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它充满天地之间。’扬子说：‘容貌、言语、视、听、思，是本性所具有的。潜藏于天，天就能发挥作用；潜藏于地，地就能发挥作用。’唉！礼乐的意义失传，已经很久了。天下谈养生修性的，都归结到佛教和老子罢了。佛教、老子的学说流行后，天下实行礼乐，只是顺应世俗风气罢了。如果让天下人驱使礼乐的文饰，以顺应世俗为事，却想成就治理国家的事业，这就是梁、晋的君主招致败亡灾祸的原因。然而世人却不明白，为什么呢？只是礼乐的意义广大而难以理解，老子的言论浅近而容易使人轻视。圣人的道从自身获得，在从容处理人事之间而不脱离人类社会。佛教只把空虚、穷苦看作根本，远离尘迹、处在山林之中，然后才足以完善自身罢了。由此看来，圣人与佛教、老子之间的远近难易，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赏罚同古人一样，但劝勉作用不同；刑罚同古人一样，但威慑作用不同；仁同古人一样，但爱护作用不同；智同古人一样，但认识不同；言语同古人一样，但取信于人的程度不同。相同的是道，不同的是心。《易》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自行流行。’从前宓子贱做单父县令，单父县的人都受到教化。如今王公大人拥有尧、舜、伊尹那样的权势，却没有取得像子贱治理一个县那样的功效，难道不是因为学术根基浅薄、道理尚未明白吗？天下人并不是不勇于实行圣人的道；实行圣人之道的人，却把当时的事务迅速出售给别人，把它作为求取仕进的阶梯。如今求取仕进的方法，就像用钩子索取东西一样。侥幸多掌握几种方法，就能成为王公大人；如果不幸掌握得少了，就撕破宽大的儒服，去做商人。由此看来，王公大人不过是那些得志的商人罢了。这就叫学术浅薄、道理不明。由此看来，得志而处在人之上，又能继续治理圣人之道而不舍弃它的人，有几个人呢？内有美色和爱欲的姿态迷惑他的心，外有亲近宠幸者的谄媚使他的志意骄纵。从前所能做到的事情，一天天忘却；如今所喜好的事物，一天天增加。孔子说：‘有一个叫颜回的人好学，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过错。我只看见他的进步，没有看见他的止步。’颜子的学习，不是世人所学习的。不迁怒，是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不重复犯过错，是看见不善的苗头就把它制止。世人所谓的退步，正是颜子所谓的进步；世人所谓的增加，正是颜子所谓的减损。《易》说：‘损，先难而后获。’说的就是颜子。减少听声的欲望，减少看色的欲望，减少言语，减少行动，这难道不是先经历困难吗？等到达到境界时，耳朵没有听不到的，眼睛没有看不见的，说出的话没有不被信任的，行动没有不使人服从的，这难道不是后来获得了吗？所以君子的学习，开始时像愚人，像无知的儿童；等到达到境界，天地不足以称大，万物不足以称多，鬼神不足以成为隐秘，诸子的支离学说不足以迷惑他。因此天极其高，日月星辰、阴阳之气，都可以清楚地考察并计算；地极其大，山川丘陵、万物的形态、人的常业，都可以指示、记录而确定。所以星历的数目、天地的法则、人与万物共同具有的道理，都是前世那些精心努力学习圣人的人所建立的。后世的人守着已经形成的法则，又怎么能够知道它们的起源呢？传记说：‘百工所从事的技艺，都是圣人创造的。’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古人谈道，没有比天地更先的；谈天地，没有比自身更先的；谈自身，没有比本性更先的；谈本性，没有比精气更先的。精气，是天所以高、地所以厚、圣人所以能够与天地相配的根本。因此驾车的人没有谁不能做到，但只有造父真正掌握了它；不是车马不同，而是造父对驾车的技艺精通。射箭的人没有谁不能做到，但只有羿真正掌握了它；不是弓箭不同，而是羿对射箭的技艺精通。如今人与古人本来相同，然而运用它时却有两种不同结果。造父运用它来驾车，羿运用它来射箭，盗跖运用它来作盗贼。性论 古代善于谈论本性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仲尼。仲尼，是圣人中最纯粹的人。仲尼以后，没有谁能超过子思。子思，是学习仲尼的人。其次，没有谁能超过孟轲。孟轲，是学习子思的人。仲尼的话，记载在《论语》中；子思、孟轲的话，著录于《中庸》，并在《孟子》七篇中得到阐明。然而世上的学者看见一位圣人、两位贤人关于性善的学说，始终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而相信，为什么呢？难道不是被《论语》中所谓‘上智下愚’的说法迷惑了吗？唉！如果从一位圣人、两位贤人的心意出发来探求，那么本性归结起来就是善罢了。他们所说的愚与智不能改变，指的是才，不是本性。本性，是五常；才，是智愚、昏明的品级。想说明才的品级，那么孔子所谓‘只有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不能改变’的说法就是；想说明本性，那么孔子所谓‘人的本性彼此接近，习染却使彼此远离’，《中庸》所谓‘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孟子所谓‘人没有不善的’这些说法就是。为什么要区分本性和才呢？回答说：本性，是生命的本质，就是五常；即使上等智慧和下等愚昧的人也同样具有它。只是上等智慧的人得到它比较完整，而下等愚昧的人得到它比较微薄。人生来具有五常，就像水趋向下方、树木逐渐向上生长一样。说上等智慧的人有本性，而下等愚昧的人没有本性，是糊涂的。有人问：所谓‘上等智慧的人得到本性较完整，而下等愚昧的人得到本性较微薄’，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仲尼所说的‘生来就知道’，子思所说的‘由于至诚而明白’，孟子所说的‘尧舜先得到了我心中与众人相同的东西’，这是上等智慧，是得到本性较完整。仲尼所说的‘遇到困厄才学习’，子思所说的‘勉力而后实行’，孟子所说的‘泰山对于小土堆，河海对于水沟’，这是下等愚昧，是得到本性较微薄。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圣人为什么说它们不能改变呢？回答说：这是说人的才有大小，认识有昏明。才最小的人不能勉强使它变大，认识最昏暗的人不能勉强使它变明，并不是说他们的本性不同。本性如同水，长江黄河与田间小沟，大小虽然不同，但都同样向下流；本性如同树，楩楠与樗栎，长短虽然不同，但都同样向上生长。智慧达到极高、愚昧达到极低的人，昏暗和明达虽然不同，但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这些善端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说：仲尼、子思、孟轲的言论，说明了才与本性的不同；而荀卿扰乱了这种说法，扬雄、韩愈又被‘上智下愚’的说法迷惑，把才和本性混在一起论述。

译性命论 上天赋予人的，叫作命；人从上天承受的，叫作性。性与命的道理十分深远，也各不相同。所以说‘保持并合成最完美的和谐，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这说明圣人一定要运用自己的道来端正天下人的命。那么命有贵贱吗？回答说：有。命有寿夭长短吗？回答说：有。所以贤能的人尊贵，不贤的人卑贱，这样贵贱的命才算端正。反过来，如果没有功劳的人尊贵，而德行深厚的人卑贱，这样的命算端正吗？没有过失的人长寿，而有罪过的人短命，这样寿命长短的命才算端正。反过来，如果苟且偷生、阿谀逢迎的人长寿，而无罪的人死亡，这样的命算端正吗？所以命得到施行，才是端正的；命不能得到施行，就不端正。因此尧、舜打开四方门户，天下没有凶恶之人，家家都可以受到封爵，这是把贵贱、寿夭的命运在天下实行起来。到了文王兴起，创作《棫朴》诗，于是士人不再靠侥幸，贵贱的命运就端正了。成王时代刑罚被搁置不用，创作《假乐》诗，于是百姓不再怨恨死亡，寿命长短的命运就端正了。甚至仁德施及草木，天下人的命运难道还会不端正吗？后来幽王拥有圣人的权势却不能以德相称，所以君子见到细微征兆就追思古代，小人传播恶行而思求高位。《诗》说：‘谋划如果正确，大家都违背它；谋划如果不正确，大家都依从它。’如果有德的人都被举用而困穷，无德的人都被举用而显达，那么贵贱的命运还能得到施行吗？或者是小人得到进用，而刑罚又不恰当，所以恶行有所容忍，善行反而因此被戕害。《诗经》说：“这个人本来不该获罪，你反而把他逮捕；那个人本来应该获罪，你却反而把他放脱。”如果善人被杀，不善之人反而有的活着，那么难道是寿命长短的命运在起作用吗？由此可知，所谓命运，不是圣人所当奉行的。距离周代久远了，真相没有完全彰明；把情欲看得重于本性，把名分看作出于命运，于是有了“命运授予、名分注定”的说法，因此汉唐的治理也被称为尧舜之治。尧舜时代，是君子懂得天命，小民懂得名分；汉唐的治理，也是君子懂得天命，而百姓却不懂得名分。这样说来，“命”和“分”其实相同，只是认识它们的方法不同，难道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吗？自古以来，圣人是在上位实行治理。所谓君子知命，就是诸侯奉事君上，卿奉行官职，士奉行制度，直到死后才停止。这样一来，贵贱、寿夭，没有不完全依循礼义和上下秩序的。汉唐却不是这样。那时阴阳方术盛行，关于气数的迷惑兴起，谶纬之说侵入，报应的谬说也随之产生。它们所谓的命，不是说人的性命，便说是命运授予、名分注定；所谓顺行命运，不是说奉行圣人的道，便说冥冥之中有所符验，暗中有所主宰。因此，早晨还在汉朝的田垄上耕作，晚上就越过时代成为三国魏的人；早晨还登记在唐朝的户籍上，晚上就归属于五代后梁。这些人不说是不臣、不民，却说是命运授予、名分注定，难道不是受蒙蔽、被迷惑吗？然而，又是谁造成这种局面的呢？是赏罚不当，使善德和过失都无所归属，百姓厌恶这种形势，于是把一切归结于命运。可悲啊！《名实论》上 事情有相同和不同，人的情感便有顺从和违逆，所以好恶以及毁誉就不能停止。名声产生于天下人的好恶，又形成于天下人的贵贱判断。当时所喜好的，果真就是对的吗？当时所厌恶的，果真就是错的吗？士人不顾这会损伤志向、危害德行，只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升降。因此，抛弃世人所厌恶的，趋附世人所喜好的，天下人就尊贵他；抛弃世人所喜好的，趋附当时所厌恶的，天下人就鄙贱他。所以说：“不如乡里人中善良的都喜欢他，不善良的都厌恶他。”名声由好恶产生，但好恶的真实情感却从来没有得到辨析。因此，接近义便实行，何必畏惧众人的厌恶？远离义便停止，怎么能顺从众人的喜好？士人如果不能取得名声，就不急于行善。所以名声虽然在乡里很高，行为却不能取信于朋友；立身朝廷之中，对君主的忠诚却不能尽全。名不副实的弊病，就是由此产生的。然而一旦取得名声并在世上行得通，即使做了人们所厌恶的事也能安然自处【缺字】。所以把求取名声当作事业的人，身体虽然安乐，心意却放纵。这种名声出于人们最想得到的东西，得到它时毫不推辞。喜好名声，就一定要争胜，一定要使用强力；喜好名声，就忌讳过错，善行也不能得到推广；追求胜过别人，就庆幸别人不如自己，只想显露自己；使用强力，就只怕过错在自己身上，只怕善行出在别人身上。如果这样，那么争强好胜、嫉妒人才的人就会一同处在世上，彼此较量强弱。唉！求取名声本来是为了使自己丰厚，结果恰恰使自己浅薄；喜好胜过别人本来是为了使自己显得高明，结果却正好使自己卑下。用自身去迎合外物，便是内心轻贱自己而外表看重外物，难道不是自取浅薄吗？自己的诚信本来不足，却要求别人一定信任自己，难道不是自取卑下吗？如果能够使自身保持清白，就能保全内在；施行自己的志向而不向外求取。天下人归附自己，不因此喜悦；天下人离弃自己，也不因此遗憾。只看天下人有违逆或顺从，而自己始终不改。又有什么毁谤可以加在身上，得失又何必放在心上呢？所以士人没有守护名声的拖累，才能得到真实的德行。然而形势不能推行，法令不能树立，贤者少而不肖者多，纷乱扰攘，遍布天下。强者因为自己已经强大而乐于显示自己的长处，弱者困于自身的软弱，而别人又乐于发现他的过错。这是人情中最坏的一面；由于彼此怀疑，便不能尽力施展自己。君子对此难道可以不考察吗？何况要想治理国家，首先要以得到人才为要务；任用人才，又要以名实相符为根本。既然名实的弊病如此，难道可以苟且取人而不谨慎吗？《名实论》中 一乡人不能辨别，就可以用言语欺骗他们；一国人不能察知，就可以用行为欺骗他们；天下士人不能识别，就可以用名声欺骗他们。大概听闻有所不能达到，巧言便能胜过世俗；认识有所不能辨别，伪装的行为便能得到尊崇；明察有所不能周遍，虚假的名声便能树立。然而巧言即使流传，只要不合乎道理，尚且还有可以辨别的地方；伪行即使稳固，只要不合乎义，尚且有时还可以察知；名声如果没有真实内容，却想求取它的虚假形态，那么即使耗费岁月、竭尽思虑，也有无法穷尽的地方。所以名声扰乱了实际而人们还想求取虚假，先王对于道从来没有存留而不讲论，对于政从来没有存留而不议论。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苟且罢了。然而近世士人夸耀名声，自以为是，喜好高尚而不能彼此谦下。他们不知道使自己虚心，才能有所取；使自己谦下，才能有所获得。因此道术丧失却无人求问，政事荒废却无人过问。自己对自身的认识尚且不明察，却想向别人求问，正像商贩等待售货、农人等待收获一样。他们役使外物而失去本性，等待时机而丧失自我，凡事都要依赖外界。这样实在可悲。古人明白自得而没有蔽塞，所以常常反观自身，考察实际。他们的才能足以处在卑下的位置，正当处于卑下位置时，劳苦却不怨恨；

译有志向便可以担当大事，正当担当大事时，安然处之却不自夸。因此，处在卑下位置的人不以劳苦为耻，担当大事的人也不改变所做之事。远近相互维系，本末彼此呼应，于是天下的治理完全得到施行。这大概是因为名声浮于实际时，实际不可妄加，众多也不可妄自削减。因此，名声可以通达于朝廷、公卿大夫之间，士人即使远在穷乡僻壤也不会被遗弃；得到他不会有疑虑，任用他一定符合他的名声，并不是用来欺骗世人。到了诚信之道消亡、天下人苟且从事的时候，上面无法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下面也无法以真实情况回应上面。名誉越高，诡诈越多；行为越降下去，培养虚伪、加以文饰就越厉害。进退不以诚信相交，利害不以实情相合。求取欲望的心思很多，而惠及外物的志向很少。所以责任重了就颠覆失败，责任轻了就怨恨诽谤。这些四方来的士人，没有谁不是把天下自任，却又忧虑因此而产生祸患。倘若顺从他们而任用，就会有损失而没有收获。他们都想做大事，便将一两件事执著地去做；事情小了，天下的功业就浅薄而不修治，事业废弃也不补救。大概喜好名声的士人太多，而取舍的谋划昏乱，即使有可以任用的人才，也没有办法发现。疑心足以扰乱实际情况。喜好高尚却不适合实用，士人虽然有可取之处，却以从事自己已经具备的才能为耻，偏要做自己达不到的事，最终也丧失了自己的长处，功效不能建立。这就是它的弊病。然而，才力有余而治理事项少，事情就能办成并取得加倍的功效；才力不足而专门处理事务繁多的局面，智慧就会不足而容易失败。这是喜好名声而没有实际内容必然导致的形势。如今工艺技术和体力劳役尚且各有所不擅长。凭技艺追逐利益，即使卖不出去也不怨恨；改换行业而互相替人做事，只可惜不能专精自己的行业，却不至于丧失自己必然取得成功的条件。因此，制铠甲的人不去治理弓箭，制陶器的人不去制造车轮车舆。技艺有所偏长，智慧有所穷尽，不拿自己不熟习的事情来标榜自己、欺骗世人、取得名声。凭力气替人做事的人，即使不被任用，也终究不会凭自己不能做的事去要求役使别人，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并知道有所等待。因此，善于驾车的人不善于划船，习惯在陆地上行走的人不习惯在水上行走。他们各自施展力量，都得到自己的极致；所趋向的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同。所以名与实不混乱，还不如工艺技术和体力劳役。可是士人喜好名声，总想兼有天下人的才能，尽做天下的事务，心意想同圣人并列于世间，还要彼此争先后。因此天下人倚仗名声而不倚仗实际，求取胜负而不求取义，傲慢侮辱当世而无所畏惧，自以为尊贵显赫而毫不惭愧。然而天下人却顺从他们，于是公正的舆论消灭了。所以车服、爵位、俸禄不能给予善士，天下也就没有了劝善的风气；矫饰虚伪、浮薄浇漓的风气兴起，便无法抵御。它迷惑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名实论》下 自古以来最深重的忧患，没有比不明智更大的，轻率苟且仅次于此。不明智，天下人就运用巧诈，正直之道隐没，而最基本的伦常也废弃了。轻率苟且，天下人就随便妄相附合，侥幸等待偶然的遭遇；风俗浮薄，行为苟且。因此天下不明，名声也混乱。只有极其明智的人，才不会被事理迷惑，能够兼知众人不能明白的地方，穷尽众人不能察知的地方。观察他所举荐的人，就知道他的志向；审察他所守持的原则，就知道他将如何任用人才。天下最隐秘的实情，没有办法施加于君上。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名声可以强加，还有什么实际可以诬蔑呢？然而智慧有其勉强之处，不能穷尽万物，于是可取的越来越被疏远，可抛弃的越来越被亲近。因此虚伪在举止之间兴起，却没有人察觉；奸邪出现在俯仰之间，却没有人辨别。以至于贪婪的人借名声放纵欲望，夸诈的人借名声擅自弄权，能言善辩的人借名声宣扬自己的学说，暴虐的人借名声残害万物。实际不足而名声有余，造成的祸患就是这样。事情有天下所不能容忍的，大的没有超过盗取国家，小的没有卑劣过盗取财物。然而盗国的雄强者，即使率领几队军队，也可以被遮蔽行迹而擒获；盗取财物的强盗，即使只是匹夫有勇，也可以被擒拿诛戮。至于盗取名声的士人，即使拥有万乘之尊、百里封地，土地也不敢把他当作君主，军队也不敢同他交友；显贵者不敢骄慢，行礼者不敢抗礼，只能悻悻然地常常害怕天下人因他失去君上的支持而议论自己。所以盗取名声的士人虽然没有王公的尊贵、命令的权重，却能凭借使人屈服的势力改变人的风俗。他们善于制造奇异的言论和行为，把自己装扮成高出世俗、独立不群的人，用来惊骇愚俗之人的耳目，因此聚合党徒、结成群体，而天下的风俗也随之趋向他们。考察他们的成效，做官求学不足以成就事业，从政也不足以治理天下。然而公卿大夫无法看出他们的过错，国中士人百姓也无法提出批评。这是因为他们的名声高出众人之上，并且有办法使众人的内心屈服。大概求取名声一旦有所得，利益也会随之而来。因此，志在俸禄，就用虚假的言辞来维持安逸；志在升进，就用虚假的退让来求取宠爱。世人不知道探求他的内心，只是看到了他的外在行迹，于是天下人称赞他而不衰减，时间越久声势越盛。使喜好名声的风俗形成，朋党勾结也随之兴起，那么安坐旁观的人就无法知道他们的志向所在。即使能压倒众人之口的辩说，屈服百家之士的智慧，又怎么足以胜过他们的群体、揭破他们的虚伪呢？所以名声本是天下最公正的东西，却被用来满足最私人的目的；虚伪本是天下最可恶的东西，却被当作美德来对待。因此在上者失误于任用，在下者也失望于所期待的对象。所以自古以来发生混乱没有别的原因：依靠名声得到人才，国家就能治理；依靠名声而失去人才，国家就会混乱。因此既不明智又轻率苟且，名与实相互怀疑而不能明辨，就会养成天下的大患。那么，没有实际内容的声誉，难道可以让它独自被世人推重，而处在万物之先吗？

译《大人论》孟子说：“充实而且有光辉，叫作大；广大到能够感化万物，叫作圣；圣明而使人不可测知，叫作神。这三者都是圣人的名称，只是称呼它们的不同，是因为所指的方面不同。就圣人的道而言，称为神；就圣人的德而言，称为圣；就圣人的事业而言，称为大人。古代圣人的道，没有不进入神妙境界的，但称呼只停留在‘圣人’，是因为他的道存在于虚无寂寥、不可看见的境界；如果它存在于人的身上，便称作德。因此，人的道即使神妙，也不能以‘神’自称，只能以他的德来命名。神妙虽然已经达到极致，如果没有圣德便不能显现；圣德虽然已经显著，如果没有伟大的事业便不能形见。所以说：这三者都是圣人的名称，只是称呼它们的不同，是因为所指的方面不同。”《易经》说：“蓍草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卦的德性方正而有智慧。”《易经》这部书，把圣人的道理都尽行包含在其中了。可是说卦具有智慧，而不说卦具有神妙，是因为道理存在于爻中。既然存在于爻中，道的作用就显现在器物上，刚柔便有了确定的分别；刚柔有了确定的分别，就不是所谓的变化万物了。《易经》的道理，在《乾》卦中最为完备；而《乾》卦的盛大，没有比九二、九五更盛的，两爻的爻辞都说“利见大人”，是说这两爻彼此相求。九二、九五两爻的道理，难道还没有达到神妙的境界吗？可是只称作“大人”，是因为它显现在器物之中，刚柔有了确定的分别罢了。刚柔有了确定的分别，就是圣人的事业。以“大人”称其事业，那么由此可以知道，他的道是神妙的，德是圣明的。孔子说：“把仁显现出来，把作用隐藏起来，鼓动万物生长，却不和圣人一样为万物忧虑。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达到极致了啊！”这是说神妙的作用。神妙的作用虽然达到极致，却没有显现在天下；有仁德之后才显著，有作用之后才建立功效。圣人凭借它洗涤内心，退藏在隐密之处；等到他的仁德救济万物而没有穷尽，他的作用贯通万世而不疲倦，这就叫作圣。因此，神妙的作用应当体现在盛大的德行和事业之中；德就是所谓圣，业就是所谓大。世上大概有些人只自行求道，却从来不知道这一点，以为德行事业卑下，不足以称为道，道的极致只在于神妙，于是抛弃德行事业而不去做。作为君子的人如果都抛弃德行事业而不去做，万物又凭什么得到生长呢？所以孔子说到神妙，最后归结到德行事业的极致，是为了说明德行事业不可抛弃。大概神妙的作用就在德行事业之间，因此可以知道德行事业的极致。所以说：“神妙没有圣德便不能显现，圣德没有伟大事业便不能形见。” 这就是天地的完整道理，也是古人的大体。《致一论》万物没有不具有至理的，能够精通万物之理，就是圣人。精通万物之理的方法，在于专一而已。能够专一，天下万物就可以不用思考便得到认识。《易经》说：“专一而归于一，却有百般思虑。”这是说百般思虑最终归于一。如果能够专一而精通天下万物之理，就可以进入神妙境界。进入神妙境界，道就达到极致了。这样一来，就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时候了。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本来有可以思考、可以作为的，难道可以不通晓其中的缘故吗？这就是圣人又看重能够致用的原因。致用的功效，首先表现在安身上。天下万物，没有比自己的身体更亲近的。能够使作用有利，以安定自己的身体，那么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成功。无论到哪里都能成功，德行难道会不崇高吗？所以《易经》说：“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境界，以求达到实际应用；使应用有利而安定自身，以崇高德行。”这就是道的次序。孔子已经说过道的次序，只担心学习的人还没有明白，于是又取爻辞来作譬喻。不在应当受困之处却受困，不在应当凭据之处却强自凭据，不以不仁为耻，不畏惧不义，把小的善行看作没有益处，把小的恶行看作没有伤害，凡此都不是安身崇德的方法。如果想安定自身、崇高德行，没有比把才器藏在自身、等待时机然后行动更好的了。所以君子列举这两个方面，来说明安身崇德的道理。大概身体安不安定、德行崇不崇高，没有不是由这两个方面决定的。身体既已安定，德行既已崇高，就到了可以向天下致用的时候。向天下致用，没有比治理国家时不忘记乱、安定时不忘记危险更好的了，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吗？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智慧狭小而谋划宏大，孔子列举这两个方面，又是为了说明致用的道理。大概作用有利或不利，也没有不是由这两个方面决定的。身体安定、德行崇高，又能够向天下致用，那么事业可以说完备了。事业完备而神妙之理还有没有穷尽的地方，就还应当学习以穷尽神妙。能够穷尽神妙，就能知道隐微和显著，知道柔弱和刚强。在隐微显著、刚强柔弱的交界处，都能够有所认识，那么道理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圣人的道理达到这里就止了。况且凭颜子的贤能尚且还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难道不是道的极致吗？圣人的学问达到这里，看天下万物的道理都归于专一，就没有什么能够迷惑他的心了。所以孔子引用《损卦》的爻辞，来说明专一的道理，说：“三个人同行，就减去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得到他的朋友。”人在危险中行动、在恐惧中说话，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不能专一而精通天下万物的道理罢了。所以孔子引用《益卦》的爻辞来警戒说：“立定心志却不能恒久，凶。”不能恒久，就是不能专一。唉！谈说道的次序，是先精研义理，后崇高德行；等到教人修养的方法，则是先崇高德行，后精研义理。大概道的次序，是从精微达到粗显；学习道的方法，是从粗显达到精微。这是不变的道理。不能精通天下的义理，就不能进入神妙境界；不能进入神妙境界，也就不能精通天下的义理。这和人的身体对于崇高德行的关系相似：身体不安定，就不能崇高德行；不能崇高德行，身体难道能够安定吗？这些本来似乎应当说成一个道理，却一定要分两次说，是为了说明它们的次序罢了。

译《王霸论》仁、义、礼、信，是天下通行的正道，也是王道和霸道所共同具备的。王道与霸道，它们用来治理天下的东西相同，但所以得到的名称不同。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内心不同罢了。内心不同，事情就不同；事情不同，功效就不同；功效不同，名声也不得不不同。王道的根本，它的内心并不是向天下有所求；所以实行仁、义、礼、信，只是因为认为这是自己应当做的事。用仁、义、礼、信修养自身，再把它施行于政事，天下没有不被感化的。因此王道的治理，只知道在自身这里实行，而不知道向外界求取什么；外界本来已经被感化了。霸道却不是这样。它的内心从来没有仁，却担心天下人厌恶它不仁，于是向天下显示仁；它的内心从来没有义，却担心天下人厌恶它不义，于是向天下显示义；对于礼和信也是如此罢了。因此霸道的内心是为了利益，借用王道的方式来显示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它有所作为时，只怕百姓看不见、天下人听不见。所以说，它的内心不同。齐桓公被曹沫的刀刃所劫持，答应归还鲁国土地。想归还那些土地，本来不是我的内心所愿；答应他，只是为了免于死亡罢了。按照王道，完全可以不归还；但齐桓公最终一定归还了土地。晋文公讨伐原国，约定三天后撤兵；三天到了，原国还没有投降。按照王道，即使等到它投降也可以；但晋文公一定要撤退军队，大概是想把守信的行为显示给百姓看。凡是所谓仁、义、礼、信，也都和这件事一样。所以说，它的事情不同。王道的伟大，像天地一样；天地不向万物施加劳苦，万物却各自获得自己的本性。万物虽然获得自己的本性，却不知道这是天地的功劳。王者不向天下施加劳苦，天下却各自得到治理；天下虽然得到治理，却不知道这是王者的德行。霸道则不是这样，好像世上的施舍者：天气寒冷就给人衣服，饥饿就给人食物。百姓虽然知道我的恩惠，但我的恩惠也不能广泛施及天下。所以说，它的功效不同。王道和霸道虽然不同，但霸道也要用至诚来求取利益，天下人才会归附它。因此，王道虽然不追求利益归属之处，霸道也不以利益作为公开宗旨，但如果不借用王道的事情来接待天下人，天下又有谁会归附它呢？《禄隐论》孔子叙述隐逸之民，先说伯夷、叔齐，后来才说柳下惠，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体，是伯夷、叔齐；柳下惠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自身。”孟子叙述三位圣人，也把伯夷放在伊尹之前。扬子也说：“孔子把饥饿看得高贵，把显达看得低下；把俸禄看得高贵，把隐逸看得低下。”圣人所说的高，是他从别人那里取法、自己身体力行的；所说的低，是他认为别人不对、自己抛弃不做的。然而孔子和孟子生在可以避开的时代，却从来没有逃避。大概如果不能相合便离去，就可以说是不降低志向、不辱没自身了。至于扬子，我私下对此却有所怀疑。在王莽作乱时，即使乡里那些只顾自得的人，也知道远离耻辱；扬子却亲自屈身，做了王莽左右的臣子。难道君子本来就多能言说而不能实行吗？还是他也有自己的处置方式，并不一定符合这句话呢？”回答说：“圣贤的言语和行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必相同的地方，不能只从一个方面去寻求。相同的是道，不同的是行迹。只知道相同而不知道不同，不是君子。君子难道本来愿意造成这种不同吗？大概时代不同，言语和行为就不能没有不同；正因为不同，才是道理上的相同。如果时代不同却硬要使行为相同，那么相同的只是行迹，不同的反而是道。行迹同于圣人而道不同，那么他成为小人，谁能抵挡呢？世上的士人不知道道不能拘泥于同一种行迹，已经很久了。圣贤尊崇道，就像水以海为归宿一样。水流有时弯曲，有时笔直，从来没有相同；等到汇归大海，就相同了。圣贤的言语行为，有时伸展，有时屈曲，从来没有相同；等到归属于道，就相同了。所以水顺着地势而弯曲或笔直，因而能够汇归大海；圣贤顺应时势而屈伸，因而能够归属于道。”孟子说：“伯夷、柳下惠是圣人，是百代人的老师。如果把伯夷的高尚、饥饿和显达，以及柳下惠的卑下、俸禄和隐逸都看成行迹，并且一定要求他们出自各自所推崇的方面，那么柳下惠怎么能和伯夷相比呢？”扬子说：“道路即使曲折，只要能通往中原，就应当沿着它走；河流即使曲折，只要能通往大海，就应当沿着它走。”这大概是说，事情即使曲折，只要能通向道，也是君子应当与圣贤相同的地方。由此说来，‘饥饿和显达的高下、俸禄和隐逸的高下’，都只是行迹罢了，哪里足以用来寻求圣贤呢？正因为他们能够不受行迹的牵累，所以远远超过常人。假如圣贤之道都出于同一模式，而没有根据时势变化的权宜，那么又有什么圣贤值得称道呢？圣人，是懂得重大权变的人；贤人，是懂得较小权变的人。从前纣王的时代，微子离去，箕子做了奴隶，比干进谏而死。这三个人所遵循的是同一道，但他们的去留取舍却如此不同，大概也正是所谓行迹不必相同。《易经》说：“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君子没有什么一定可以、一定不可以的。”假使扬子竟然沉溺于衰败时代的俸禄，难道就不至于这样吗？大概当时情势不可以离去，如果一定离去，那么扬子所知道的权变也太小了。

译《取材论》工匠从事工作，必定先淬炼磨砺器具，选取、衡量木材的主干，然后才用力，这样用力少而功效就能取得。圣人治理国家，必定先选拔贤能，考察核实名声与实际，然后任用他们，这样任用者安逸而事情能够成功。所以选取人才，是当世最急迫的事务。自古以来守成的君主，哪一个不曾有意于此？然而其中有得到人才的，也不能没有失去士人的；有任用得当的，也不能没有错举的。如果一定想得到人才、使人称职，不失去士人、不错误举荐，就应当像汉代左雄所建议的那样：诸生考试所治的经学，文吏考核笺奏，这就对了。所谓文吏，不只是姑且崇尚文辞罢了，必须通晓古今，熟习礼法、天文、人事以及政治教化的变革，然后才能把这些施用于职事。遇到详细平正地处理政体之事，有重大议论，就让他们参照古今，这才是对的。所谓诸生，不只是选取能够解释经文、熟习句读的人，必须熟习典礼，明白制度、君臣威仪以及时政沿革，然后才能把这些施用于职事。遇到缘饰治道之事，有重大议论，就用经术作出判断，这才是对的。用今天来比照古代，今天的进士，就是古代的文吏；今天的经学之士，就是古代的儒生。然而如今考取进士，只依据章句和声病，苟且崇尚文辞，大多都是小有才智的人在做。考取经学之士，只把记诵问答当作才能，不责求他们通晓大义，大多是浅陋的人能够做到。这样一来，通达的人才有时反而被当时视为多余，高出世俗的人有时反而被世俗排斥。所以写文章的人甚至互相告诫说：“涉猎一点就可以了，浮艳夸饰也可以崇尚，至于政事又有什么关系呢？”守经学的人说：“传写经文就可以了，诵习也可以勤奋，至于义理又有什么可取呢？”因此父兄勉励子弟，师长勉励门人，彼此创作浮华艳丽的文章，以追逐当时的喜好，取得世俗的资望。这是为什么呢？取舍和好尚既然如此，所学习的就不能不是这样。如果把这类人擢升到职位上，使他们经历仕途，一旦国家有重大议论，建立辟雍、明堂，增损礼制，重新制定律令，裁决疑难案件，他们哪里能够详细平正地处理政体、缘饰治道，参照古今、用经术作出判断呢？一定只是唯唯诺诺罢了。文中子说：“文章啊文章，难道只要写作就行了吗？一定要贯通于道。学习啊学习，难道只要广泛诵读就行了吗？一定要有助于义。”所以才不能随便选取，已经很久了。一定要区别各种才干，应该稍微依照汉代笺奏、家法的意义。考取进士的人，应当问：“国家的大计首先应当做什么？” 治理百姓的要务，什么最为紧迫？政教的利弊，什么最为重大？安定边疆的策略应当从哪里提出？让他们根据时务所需要的事项来回答，不要只用章句和声病来衡量。考经学的人，应当问：“礼乐的增损怎样才合宜？天地的变化是怎样的？礼器的制度应当崇尚什么？”各自传述经义来回答，不要只把记诵、传写当作才能，然后按照甲乙等第登记，用来升降黜免，这样或许取舍的标准就能清楚地摆在眼前。这难道是厌恶有用而从事无用、避开安逸而趋向劳苦吗？所以学习者不学习无用的言论，学业就能专一而精进；一心治理道术，学习就能贯通而深入。像这样的人，施用于朝廷，用来治理百姓，向哪里去会没有益处呢？至于其他限制年限的建议，也没有什么可取。《委任论》君主把委任人才当作难事，臣下把堵塞责备、完成职责看作重任。所委任的责任重大，便相应加重责备，可以；所委任的责任轻微，却加以重责，不可以。我没有别的见识，请用汉代的事情来说明。汉高祖任用人，能够任用就任用，能够停止就停止。至于一个人的自身，才能有长处和短处，取用他的长处就不追究他的短处；情操有忠诚和虚伪，相信他的忠诚就不怀疑他的虚伪。他的意思是：‘我因为这个人擅长某件事而任用他，他在其他事情上即使短处，又有什么妨害呢？我因为这个人忠于我的内心而任用他，他对别人即使虚伪，又有什么妨害呢？’所以萧何只是刀笔吏，把关中委托给他，就不再有西顾的忧虑；陈平是逃亡的罪人，出资捐献四万多金，却不追问钱财的出入；韩信是轻薄狡猾之徒，却给他百万大军而不怀疑。这三个人，难道原来就显著具有忠诚的名声吗？大概高祖把推己及人的心放入他们的心中，于是别人不能离间他们，事情便成功了。后世遵循高祖的方法，便很少有失败的事情；不遵循，就会失败。所以孝文帝虽然宠爱邓通，仍然满足了申屠的志向；孝武帝不怀疑金日磾、霍光，最终成就了天下的大防。当时，守成之道最盛的君主只有这两位。元帝、成帝以后就不是这样了，虽然有何武、王嘉、师丹这样的贤臣，却受到外戚、宦官的宠幸所胁迫，牵制于宫闱、近臣的制度，因此王道渐渐衰微，也不免受到天下人的诽谤。中兴以后，只有世祖能够驾驭大臣，任用寇、邓、耿、贾这些人来担任职事，所以他的威名不减于高祖。至于替子孙考虑，却不是这样；反而认为元帝、成帝以后，三公的任职大多受到外戚、宦官、宫闱、近臣的胁迫而导致失败，于是撤置三公的实际任职，把政事归于台阁，只是用虚假的尊崇加在他们身上罢了。然而台阁大臣地位低、事务杂，没有人统一主持，又受到众多舆论的牵制；他们受到外戚、宦官、宫闱、近臣胁迫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至于治理没有进展，水旱灾害不时发生，灾异有时兴起，就说：“三公不能调和阴阳，使灾异消除。”严重的甚至把他们杀死，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冲帝、质帝以后，到了桓帝、灵帝之间，因循沿袭，把这当作旧例；即使有李固、陈蕃这样的贤臣，也都被宦官击挫，其余的人则迎合时势、掌握权力，只求保全自身罢了，哪里能够建立什么政治呢？这就是所谓委任轻而责备重的弊病。唉！常人的本性，有能做的事，也有不能做的事；有忠诚的时候，也有不忠诚的时候。知道他的能力，就可以把重任交给他；认定他的忠诚，就可以真诚地委托他。真诚地委托他，他也会献出真诚；把重任交给他，他也会承担重任。假如上下之间的真诚彼此照见，恩情结在人的心中，难道还会像禽鸟一样只顾眼前、而不知道承受恩德、竭力报效吗？所以说：不怀疑别人，别人也会对你真诚。而且苏秦不被天下人信任，却在燕国做了像尾生一样守信的人；这个苏秦在几个国家之间反复倾侧，却唯独在燕国如此，确实可以说是燕君厚待他的结果。所以君主把人像狗猪一样畜养，人也会表现得像狗猪一样；用对待国士的方式对待人，人也会以国士的精神奋发自尽。所以说，常人的本性，有能做的，也有不能做的；有忠诚的，也有不忠诚的，关键只在于君主以怎样的心意对待他们罢了。

译《三不欺论》从前议论的人说：“君主任用德行，臣下就不忍心欺骗；君主任用明察，臣下就不能欺骗；君主任用刑罚，臣下就不敢欺骗。”于是把德、察、刑排列为先后次序。大概还没有说尽。所说的这三个人治理政事，都各自足以从圣人那里有所取法；但还没有听说他们掌握圣人治理政事的道。没有听闻圣人治政之道，却足以从圣人那里有所取法，大概只是各人得到圣人的一个方面罢了。况且子贱治理政事，使人不忍欺骗。古代任用德行的君主，应该没有超过尧的。然而驩兜尚且有时凭同类关系被举荐到尧面前，那么德行使人不欺骗，难道可以单独依靠吗？子产治理政事，使人不能欺骗。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方式欺骗，所以有人养鱼，却被校人把鱼煮了。那么明察使人不欺骗，难道可以单独依靠吗？西门豹治理政事，使人不敢欺骗。不能达到德行却依靠刑罚治理，就是孔子所说的“百姓只是免于刑罚，却没有羞耻之心”。那么刑罚使人不欺骗，难道可以单独依靠吗？所以说：“这三个人都没有听闻圣人治政的道。”然而圣人的道，有超出这三者的吗？也只是兼用它们罢了。从前尧舜时代，家家户户的百姓都足以受封，那么百姓可以说是不忍欺骗了。驩兜在尧面前称誉丹朱，说：“像这样顽劣好争，可以吗？”那么百姓可以说是不能欺骗了。四个人被治罪而天下都信服，那么百姓可以说是不敢欺骗了。所以专任德行，就有不能教化的人；专任明察，就有不能任用的人；专任刑罚，就有不能使之服从的人。这样看来，子贱的政术没有办法整治暴虐邪恶；子产的政术没有办法周遍察知隐微；西门豹的政术没有办法逐渐感化柔顺善良的人。然而这三个人能够治理政事，大概只足以治理小规模的事务、在乱世中取得较高的声誉罢了。假使处在尧舜时代那种大治的局面，哪里足以任用呢？大概圣人的政术，仁德足以使百姓不忍欺骗，智慧足以使百姓不能欺骗，勇力足以使百姓不敢欺骗，于是天下就没有谁能够欺骗他了。有人说：“刑罚也足以专任而治理吗？”回答说：“所谓任用刑罚，大概也不是专门使用刑罚就足以治理。”西门豹治理十二条水渠来使百姓获利，到了汉代官吏也不能废弃；百姓认为这是西门君所做的，不听从官吏废除它，于是西门豹的德行也足以感动百姓的心了。既然如此，尚且只是崇尚刑罚，所以说‘任刑罢了’。假如不能用恩德怀柔百姓，而只让他们看见刑罚，百姓难道还会有敢不欺骗他的情况吗？《三圣人论》孟子说：“令人喜爱，叫作善；自身具有这种善，叫作信；充实，叫作美；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广大到能够感化万物，叫作圣。圣这个名称，是道的极致、德的最高境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大贤人的事情。贤人能够做到这样，就可以说完备了；但仍然不足以钻研圣人的坚硬、仰望圣人的高远。从圣人看去，贤人就像泰山之于冈陵、河海之于池泽一样。那么圣人的事业，其伟大就可以知道了。”《易经》说：“他的德与天地相合，他的光明与日月相合，他所判断的吉凶与鬼神相合。”这大概就是圣人的事业。德行如果不足以与天地相合，光明如果不足以与日月相合，所判断的吉凶如果不足以与鬼神相合，就不是所谓圣人。孟子评论伯夷、伊尹、柳下惠，都说他们是圣人；但又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敬。狭隘和不恭敬，君子不采用。”人的行动、言语、视听，如果有一项不合乎礼，就不足以成为大贤人；而圣人的名称，不是大贤人所能比拟的。难道狭隘和不恭敬的人能够僭越而自称圣人吗？大概圣人的言语行为从不苟且，只是要把它作为天下的法则。从前伊尹把自己的行为制成天下的法则，说：“侍奉谁不是君主，役使谁不是百姓？天下太平也出仕，天下混乱也出仕。”后来世上的士人多不能探求伊尹的内心，因此多进取而少退处，苟且求得而损害义理，这就是流传下来的风气和末世习俗的弊病。圣人忧虑这种弊病，于是伯夷出来矫正它，把自己的行为制成天下的法则，说：“天下太平就出仕，天下混乱就退处；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自己的百姓就不役使。”后来世上的士人多不能探求伯夷的内心，因此多退处而少进取，过分廉洁而又变得苛刻，这就是流传下来的风气和末世习俗的弊病。圣人又忧虑这种弊病，于是柳下惠出来矫正它，把自己的行为制成天下的法则，说：“不以侍奉污君为耻，不推辞小官；被遗弃而不怨恨，困厄穷困而不忧愁。”后来世上的士人多不能探求柳下惠的内心，因此多污浊而少清洁，厌恶异己而崇尚同流。这就是流传下来的风气和末世习俗的弊病。这三个人，是根据时代的偏弊来加以救正，并不是天下的中正之道，所以时间久了必然产生弊病。到了孔子的时代，三位圣人的弊病已经各自发展到天下的极点。因此孔子汇集他们的行为，为天下制定成法，说：“可以迅速就迅速，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处就退处。” 这样，圣人的道才算完全具备，也没有偏执一端的弊病了。它之所以能完全具备而没有弊病，难道只是孔子一个人的力量吗？是这四个人彼此相辅相成、首尾相济的结果。所以，伯夷如果不清高，就不足以挽救伊尹的弊病；柳下惠如果不随和，就不足以挽救伯夷的弊病。圣人之所以能够远远超过常人，大概就在于能够亲身挽救天下的弊病。如果人人都只想实行孔子那样的行为，却忘了天下的弊病，那么他们哪里还称得上圣人呢？因此，假如这三个人处在孔子的时代，他们都足以成为孔子那样的人。然而，他们之所以分别表现为清高、担当和随和，只是因为时代不同，难道他们就会拘泥于这一种表现吗？如果只能拘泥于这一点，那就不足以成为贤人了，哪里是孟子所说的圣人呢？孟子所说的伯夷“狭隘”、柳下惠“对君主不恭敬”，君子不采用这种做法，也只是说他们各自适合当时的时代罢了。况且，夏代的治道难道不好吗？可是殷人却认为它粗野；殷代的治道难道不好吗？可是周人却认为它如同鬼道。所谓狭隘和不恭敬，同这种情况又有什么不同呢？在孟子的时代，有人教孟子“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有人教孟子“权宜行事以拯救天下”，大概当时的风气有些像伊尹时代的弊病。因此，孟子论述这三个人时，必定先说伯夷，也正是为了纠正天下的弊病。所以说：圣人的言语和行为，难道只是随意而已吗？那是要作为天下人的法则的。论孟子和扬子 贤者之所以成为贤者，不肖者之所以成为不肖者，无不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贤者尊贵荣耀、长寿高龄，不肖者困厄穷困、死亡丧亡，无不是由命运决定的。

译议论的人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不肖者之所以成为不肖者，难道是本性造成的吗？” 这是学习孟子关于人性的说法，却不知道孟子的本意。又说：“人做不做某事，是命运决定的。不肖者困厄穷困、死亡丧亡，难道是命运决定的吗？”这是学习扬子关于命运的说法，却不知道扬子的本意。孟子论人性说：“本性是善的。”扬子论人性说：“善恶混杂。”孟子论命运说：“没有不是命运的。”扬子论命运说：“人做不做某事，是命运决定的。”孟子和扬子的道理，其实未曾不同。两人的说法，并没有真正的差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言论难道只有一种说法吗？各有各的适用之处”。孟子所说的“性”，是指正当的本性；扬子所说的“性”，则兼指不正当的本性。扬子所说的“命”，是指正当的命运；孟子所说的“命”，则兼指不正当的命运。人出生以后，没有谁不具有羞耻和憎恶的本性。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以不修养善行而感到羞耻，以不能树立善名而感到厌恶，于是竭尽力量行善，以充实这种羞耻和憎恶的本性，那么他成为贤人，谁能阻挡呢？这就是获得了正当本性，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性”。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以利益不丰厚而感到羞耻，以利益不多而感到厌恶，于是竭尽力量谋求利益，以充实这种羞耻和憎恶的本性，那么他成为不肖者，谁能阻挡呢？这就是获得了不正当的本性，也就是扬子所兼指的“性”。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才只能处于卑贱地位，他就处于卑贱地位；罪行足以判死刑，他就被处死，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这就是获得了不正当的命运，也就是孟子所兼指的“命”。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才能足以显贵却处于卑贱地位，德行足以使他生存却反而死亡，这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这就是获得了正当的命运，也就是扬子所说的“命”。如今，一个人以利益不丰厚而羞耻，以利益不多而厌恶，竭力追逐利益而终于成为不肖者，难道扬子会只说这是人的本性，却不责怪这个人吗？他也一定会憎恶他丧失了正当的本性。一个人才能只能卑贱便处于卑贱，罪行足以处死便被处死，难道孟子会只说这是人的命运，却不责怪这个人吗？他也一定会憎恶他丧失了正当的命运。孟子说：“口对于味道，眼睛对于色彩，耳朵对于声音，鼻子对于气味，四肢对于安逸，都是人的本性，但其中又有命运的作用。君子不把这些说成本性。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礼对于宾主，智对于贤者，圣人对于天道，是命运，但其中也有本性的作用。君子不把这些说成命运。”那么，孟子和扬子的学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今的学者却肯定孟子而否定扬子，肯定扬子便否定孟子。大概只是知道读他们的文章，却不知道探求他们的本意。还说“我懂得性命的道理”，真是欺骗啊！孟子论

译荀卿论 杨朱、墨翟的学说，未曾不称颂尧、舜，也未曾完全不符合尧、舜的道理。然而孟子之所以如此痛恨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言论只是出入于正道之间。荀卿的著作，完备地具备仁义忠信的道理、礼乐政刑的纲纪，上承尧、舜，下以周公、孔子为法，难道不美吗？可是后世竟把他的声名同孟子相提并论，这就不恰当了。尧、舜、周公、孔子的道，也是孟子的道；孟子的道，也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荀卿既然能够懂得尧、舜、周公、孔子的道，却把孟子列在杨朱、墨翟之间，这岂不是懂得前者却在后者上糊涂吗？从前墨子一派也称誉尧、舜而非难桀、纣，难道不是极其正确吗？然而礼乐正是尧、舜所崇尚的，他们却想非难并抛弃礼乐，那么他们只不过能够尊崇尧、舜的空名罢了，哪里能够懂得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的原因呢？荀卿尊崇尧、舜、周公、孔子，确实知道应该尊崇什么。然而孟子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门徒，他却把孟子同杨朱、墨翟混在一起并加以非难，这难道不同于称誉尧、舜却非难礼乐吗？从前圣贤著书，是要把道德昭示给天下，流传教化于后世罢了，难道可以借尊崇圣贤的空名，来相信并传播邪僻错误的说法吗？如今有这样一个人，杀害自己的兄弟，杀戮自己的子孙，却能够完全按照人子之道侍奉父母，这样的人难道还能不算罪人吗？荀卿尊崇尧、舜、周公、孔子而非难孟子，也近似于这种情况。从前告子认为，人的本性就像杞柳，义就像杯棬。孟子说：“率领天下人去祸害仁义的，一定就是你的说法。”把杞柳制成杯棬，必须先摧残它的本性，然后才能做到。孟子认为，人实行仁义并不需要先摧残自己的本性，所以把告子的说法看作祸害仁义。荀卿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难道不就是所谓祸害仁义吗？只可惜孟子出生在荀卿之后这一点没有实现；假如孟子生在荀卿之后，一定会驳斥并排斥他的说法。荀卿论下 荀卿记载孔子的话说：“由，智者怎么样？仁者怎么样？”子路说：“智者使别人了解自己，仁者使别人爱自己。”孔子说：“可以称为士了。”孔子说：“赐，智者怎么样？仁者怎么样？”子贡说：“智者了解别人，仁者爱别人。”孔子说：“可以称为士君子了。”孔子说：“回，智者怎么样？仁者怎么样？”颜渊说：“智者了解自己，仁者爱自己。”孔子说：“可以称为明君子了。”这确实是孔子的话吗？我知道这不是。能够先观察近处，才可以察知远处；能够先使狭小范围获利，才可以使广泛范围受益，这是天下的道理。所以古代想了解别人的人，一定先求了解自己；想爱别人的人，一定先求爱自己。这也是事理所必然的，是君子不能改变的道理。请用近处的、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来说明：如今有这样一个人，不能在咫尺之内看见泰山，那么即使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也知道他不可能在百步之外察见秋毫。不能看清近处，就不能察知远处，这是明白的。可是荀卿认为，了解自己的人胜过了解别人的人，这就像说能在百步之外察见秋毫的人，反而不如能在咫尺之内看见泰山的人聪明。如今有这样一个人，食物不足以填饱肚子，衣服不足以周全身体，那么即使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也知道他不可能使乡党得到充分供养。不能先使狭小范围获利，就不能使广大范围受益，这是明白的。可是荀卿认为，爱自己的人胜过爱别人的人，这就像说能使乡党得到充分供养的人，反而不如食物足以填饱肚子、衣服足以周全身体的人富足。由此说来，荀卿的言论对道理的观察实在太差了。所以，了解自己是智慧的开端，可以由此推及了解别人；爱自己是仁的开端，可以由此推及爱别人。能够充分实行智和仁的道理，然后才能使别人了解自己、爱自己。因此，能够使别人了解自己、爱自己的人，没有不能了解别人、爱别人的；能够了解别人、爱别人的人，也没有不能了解自己、爱自己的。如今荀卿的说法把这一切都颠倒了，所以我知道那不是孔子的话，而是荀卿的妄说。扬子说：“自爱，是仁的最高境界。”这是说懂得自爱的道理，就足以爱别人，并不是说不能爱别人却能够爱自己。唉！古人中有爱别人却不能爱自己的人，这是有的；但这不是我所说的爱别人，也不是墨翟的学说。至于能够了解别人却不能了解自己的人，也不是我所说的了解别人。《宋文选》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十一 王介甫文

译《上皇帝万言书》臣下愚昧而不才，承蒙恩典担任一路使者，如今又承蒙恩典被召回朝廷，有所任用，应当把出使期间所办的事情回来报告陛下。我自己也知道没有什么能够胜任职务的，却斗胆根据出使所接触的情况，冒昧谈论天下的事情。希望陛下详细思考，择取其中恰当的意见，这是臣下的最大幸事。臣私下观察，陛下具有恭敬节俭的德行，具有聪明睿智的才干，早起晚睡，没有一天懈怠；对于声色、狗马、游观玩好之事，没有丝毫沉溺，而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意已取信于天下。又公开选拔天下人所希望担任辅相的人，把政事交给他们办理，不被谗邪倾巧之臣所左右。这即使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不过如此罢了。按理说，本应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天下大治；可是实际效果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只是在内，不能不为社稷忧虑；在外，不能不害怕邻国敌人。天下的财力日益困乏，风俗日益衰败。四方有志之士忧惧不安，常常害怕天下长久不能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祸患在于不知道法度的根本。如今朝廷法令严密、政令齐备，没有什么不具备的，可臣却说没有法度，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的法度大多不合于先王的政道。孟子说：“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声望，却不能把恩泽施加给百姓，是因为施政不合乎先王之道。” 按照孟子的说法观察，当今的弊病正在这里罢了。如今距离先王的时代已经很远，所遭遇的变化、所处的形势各不相同，却想一一照搬先王的政令，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很困难。然而臣认为，当今的弊病在于没有遵循先王政道的人，只知道应当照搬先王的具体做法。其实，二帝三王相距大约一千多年，时代有治有乱，盛衰的情况都经历过了；他们所遭遇的变化、所处的形势也各不相同，施政设置的方式也各有差异，但他们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意图、事情的先后轻重，却从未不同。因此臣说：“应当遵循他们的意图罢了。”遵循他们的意图，那么我们所进行的改易变革，就不会使天下人震惊、议论纷纷，却本来已经合乎先王的政道了。虽然如此，按照当今的形势推究，陛下即使想改变天下的事情，使之合乎先王的意图，形势也一定不允许。陛下有恭敬节俭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心，如果再加上诚意，那么做什么不能成功、想要什么不能得到呢？然而臣反而认为，陛下即使想改易变革天下的事情，使之合乎先王的意图，形势也一定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当今天下的人才不足。臣曾经私下观察天下在位的人，认为没有比当今更不足的了。人才在上位，就有沉沦废弃、隐藏在下而不被当时所知的人。臣又到乡里民间去寻求，也没有看到人才很多。难道不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才造成这样吗？臣认为，当今在位人才不足，从臣出使所到之处就可以看出。如今在一路数千里之内，能够推行朝廷法令，知道事情的缓急，并且能够使百姓各自修治本职事务的人很少；而不才、苟且简略、贪婪鄙陋的人多得数不清。能够讲明先王的意图以适应当时变化的人，大概全郡往往都没有。朝廷每下一道命令，命令的本意虽好，在位者尚且不能推行，使恩泽施加于百姓，官吏却常常借此作奸，扰害百姓。所以臣说，在位的人才不足，而乡野民间也没有发现人才很多。人才不足，那么陛下即使想改革天下的事情以符合先王的意图，大臣即使有能够符合陛下心意、愿意负责此事的人，九州如此广大、四海如此遥远，谁能符合陛下的意旨，把这件事一二件地推行下去，并使人人都受到它的施行呢？所以臣说，形势必定还不能做到。孟子说：“仅有法令不能使它自行施行”，不就是说这种情况吗？那么，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只在于人才罢了。如果真能使天下人才众多，那么在位的人才就可以择取其中合适的而得到满足。在位者得到合适的人才以后，再逐渐观察时势是否可行，并根据民情的疾苦，改变天下有弊病的法令，以趋向先王的意图，就很容易了。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的天下，先王时代人才曾经很多，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偏偏不足呢？所以说，是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对。商代时天下曾经大乱，在位者贪婪狠毒，造成祸败，都是因为用人不当。等到文王兴起时，天下的人才也曾经很少。当时文王能够陶冶天下的士人，使他们都有士君子的才能，然后按照各人的才能所长任用他们。《诗》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哪有不造就人才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等到人才培养成功，即使卑贱的兔罝之人也没有不爱好德行的，《兔罝》这首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更何况在位的人呢？文王正因为能够这样做，所以出兵征伐就使人服从，守卫疆土就能治理安定。《诗》说：“奉持玉璋，仪态巍峨，俊秀之士都适合担任此职。”又说：“周王出行，六军都跟随他。”这是说文王所任用的文臣武将，各自都能发挥才干而不耽误政事。到了夷王、厉王造成的动乱时期，天下的人才又曾经很少。等到宣王兴起时，能够同他谋划天下大事的，只有仲山甫一人。所以诗人感叹说：“德行轻得像毛，只有仲山甫举起它；可惜没有人来帮助他。”这是怜惜人才太少、仲山甫没有同类相助。宣王能够任用仲山甫，又推及同类来培养造就天下的士人，后来人才才重新增多。于是对内修治政事，对外讨伐不来朝的诸侯，又恢复了文王、武王时期的疆土。所以诗人赞美他说：“在那片新田采摘芑菜，在那片初垦的田地采摘芑菜。”这是说宣王能够使天下的士人更新美善，使他们成为可以任用的人才，就像农夫整治新田，使它能够出产可采的芑菜一样。由此看来，人的才能没有不是由君主培养造就的。所谓培养造就人才，是什么呢？也不过是教育他、供养他、选取他、任用他，都有正确的方法罢了。所谓教育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天子、诸侯从国都直到乡党，都设有学校；广泛设置教导人才的官员，并且严格选拔。朝廷的礼乐刑政之事，都在学校中教授。士人所观察、学习的，都是先王的正言、德行以及治理天下的意旨。他们的才能也就可以用于治理天下国家。

译如果不足以用于天下国家，就不加以教导；如果可以用于天下国家，就没有不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这就是教育人才的方法。所谓供养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用财物使他们富足，用礼制约束他们，用法律裁制他们。什么叫用财物使他们富足？人的情感如果在财物上不能满足，就会贪婪鄙陋、苟且求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制定俸禄制度：即使是庶人中在官府任职的，俸禄也已足以代替耕作所得。由此逐级往上，每一级都有增加，使他们足以养成廉耻之心，远离贪婪鄙陋的行为。还认为这样不够，又把俸禄推及他们的子孙，称为世禄，使他们活着时，对于供养父子兄弟妻子、往来婚姻朋友，都没有遗憾；死后，子孙也没有生活不足的忧虑。什么叫用礼制约束他们？人的情感如果财物充足却没有礼来节制，就会放纵邪僻、奢侈淫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制定制度；婚姻、丧葬、祭祀、供养、燕享等事情，以及服饰、饮食、器物、用具等物品，都按照身份等级规定节制，并用律令和度量衡的法则使之整齐统一。身份等级允许使用的，如果财物不足以置办，就不置办；财物能够置办而身份等级不允许使用的，也不让增加一铢两一分一寸。什么叫用法律裁制他们？先王已经用道术技艺教育天下的士人了；如果不遵从教育，就用屏弃到远方、终身不录用的法令对待他，用礼制约束他了；如果不遵守礼制，就用流放、处死的法令对待他。《王制》说：“改变服饰的人，他的君主就把他流放。”《酒诰》说：“有人告诉你们说：‘聚众饮酒，你们不要放纵；把他们全部捉拿拘押，押送到周地来，我要把他们杀死。’”聚众饮酒、改变服饰，是小罪；流放、杀戮，是重刑。对小罪施以重刑，先王之所以忍心这样做而不犹疑，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统一天下的风俗，成就自己的治理。用礼制约束他们，用法律裁制他们，天下之所以服从而没有抵抗冒犯，也不只是靠禁令严厉、治理严密就能做到的。大概还因为我们怀着极其诚恳恻怛的心，努力实行，并且率先倡导。凡是在君主身边的通贵之人，都顺从君主的意愿而服从执行。有一个人不遵从，施加法律就一定从他开始。上面的人用至诚实行，而贵人知道避开君主所厌恶的事情，那么天下不受处罚而自行停止的人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供养人才的方法。所谓选取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先王选取人才，一定在乡党，一定在庠序。让众人推举他们认为贤能的人，记录下来报告给君王，再加以考察。如果确实贤能，就根据德行的大小、才能的高下授予官职、任用他们。所谓考察，并不是只凭自己的耳目聪明，也不是偏听一个人的话。想确实了解他的德行，就询问他的行为；想确实了解他的才能，就询问他的言论。取得他的言论和行为以后，再让他处理事务来检验。所谓考察，就是用事务来检验。即使尧任用舜，也不过如此，何况其他人呢？像九州这样广大、四海这样遥远，百官以及亿万众民中所需要的士大夫人才很多。拥有天下的人，又不能亲自一两个地考察，也不能偏偏交给一个人，让他在一两天之间考核人的行为才能，决定升降。大概君主已经能够考察出才能、品行较高的人，任用为大官，于是就让这些大官选取同类，长期考察他们，再把有能力的人报告给上面，然后授予爵位、官命、俸禄等级罢了。这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所谓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才能、德行有高低厚薄的不同，所适合担任的职务也有合适与不合适。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懂得务农的人就任命为后稷，懂得工艺的人就任命为共工。德行厚重而才能高的人，就任命为长官；德行浅薄而才能低的人，就任命为辅佐和属官。又因为让他们长久任职，上级逐渐熟悉并了解他的事务，下级也服从驯顺而安于他的教令。贤能的人，他的功绩可以达到成功；不肖的人，他的罪过也可以显著暴露。因此让他们长期任职，把考核功绩的责任交给他们。法令如此，所以有智慧、有才能、有力量的人，就能竭尽智慧去成就功业，不担心事情不能完成、功业不能成就。偷懒怠惰、苟且敷衍的人，即使想暂时求得容身，也想到后面还有羞辱，怎么能不努力呢？至于无能的人，本来就知道应该辞职退避而离开。任职办事的时间长了，不能胜任职务的罪责不能侥幸逃脱，所以他即使不敢冒充，也知道应当辞退退避。这样，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进谗献媚、争相求进的人呢？选取已经很周详，任用已经很恰当，安置也已经很久，到真正委任他时，又让他专心负责，不用一二条法令束缚他，使他能够施行自己的意图。尧、舜之所以能治理百官、使众工兴盛，不过就是这样罢了。《尚书》说：“三年考核功绩，三次考核便罢免昏暗无能者、提升贤明有能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尧、舜时代，被罢免的人是有记载的，大概就是四凶。至于被提升的人，皋陶、稷、契都终身担任同一个官职而没有调动，大概所谓提升，只是增加爵位、官命和俸禄赏赐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供养、选取、任用人才的方法如此，而当时的君主又能和大臣们共同竭尽耳目心力，以至诚恻怛的心思考并实行这些事情，这就是臣下之所以没有疑虑，对于天下国家的事情，没有想做却做不到的原因。当今州县虽然有学校，不过是取得墙壁房舍和器具罢了，并没有教导官员、培养人才的事情。只有太学设有教导官员，却也未曾严格选拔。朝廷的礼乐刑政之事，从未在学校中教授；求学的人也漠然地认为礼乐刑政是有关官员的事情，而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学生所受的教育，只是讲说章句罢了。讲说章句，本来就不是古代教育人的方法。近些年又开始用应付考试的文章来教育他们。应试文章，如果不是广泛背诵、努力学习、穷尽整日的力量，就不能写好；等到能够写得工巧，大的方面不足以用于治理天下国家，小的方面也不足以成为天下国家的实际用途。所以即使在庠序中白首求学，整日尽力遵从上面的教育，一旦让他参与政事，却茫然不知方法的人，到处都是。

译如今的教育不只是不能造成人才，反而还困苦、摧毁他们，使他们不能成为人才，为什么呢？人的才能因专一而成，因杂乱而毁。所以先王安排百姓中的人才，把工匠安置在官府，把农民安置在田野，把商贾安置在店铺，把士人安置在庠序，使各人专心于自己的职业，不接触异样的事物，因为害怕异样的事物足以损害他的职业。所谓士人，又不只是使他们不能接触异物而已；还要只给他们讲示先王之道，把百家诸子的异说全都排除，使他们不敢学习。如今士人所应该学习的，是天下国家所需要的事务；现在却全都放置不教，只教他们应付考试的文章，使他们耗费精力、疲劳心神，整天用力从事于此。等到授予他们官职，又把这些全都搁置不管，反而要求他们办理天下国家的事务。古人早晚专心学习天下国家的事务，尚且还有才能大小、能与不能之分；如今却转移他们的精神、耗损他们的视力，早晚从事于没有实际补益的学习。等到任用他们办事时，突然要求他们承担天下国家的实际用途，人才足以有所作为的当然就少了。所以臣说：如今的教育不只是不能造成人才，反而还困苦、摧毁他们，使他们不能成为人才。还有更严重的危害：先王时代，士人所学习的是文武之道。士人的才能有可以担任公卿大夫的，有只能担任士的，才能大小、是否适宜任用，自然有区别。至于武事，则按照才能大小，没有不学习的。所以才能大的人，在朝廷任职就是六官之卿，出外就是六军之将；才能次一等的人，就是比、闾、族、党中的长官，也都是卒、两、师、旅的长官。因此边疆守卫都能由士大夫担任，小人不能混入并窃取这些职位。如今的求学者认为文武是不同的事情，只知道治理文事罢了。至于边疆守卫的职务，就推给士卒。往往天下奸猾强悍、无赖的人，只要才能品行足以在乡里自我安身，就没有人肯离开亲戚去参加招募。边疆守卫，是天下的重要职责，也是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情。所以古代教育士人，以射箭、驾车为急务；其他技能则看他的才能适合什么，然后再教育他；他的才能所不能做到的，不强迫他。至于射箭，是男子的事情；大概人生下来有疾病就算了，如果没有疾病，就没有不舍弃射箭而不学习的。在庠序中，本来就曾经学习射箭。有宾客之事，就用射箭；有祭祀之事，就用射箭；考察士人的品行，同等才能相偶，也用射箭。礼乐之事从未不寄寓在射箭之中，射箭也从未不处在礼乐祭祀之间。所以《易》说：“弓箭的威力，可以用来威服天下。”先王难道认为射箭只是可以用来练习揖让礼仪吗？本来是认为射箭是武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威服天下、守卫国家的工具。平居时用它来学习礼乐，出征时用它来参与战争；士人既然早晚都从事于此，并且有能力的人众多，那么边疆守卫的职务，都可以从中选取人才。士人曾经学习先王之道，行为道义又曾经在乡党中受到推重，然后根据他的才能把边疆守卫的事情交给他。这就是古代君主把兵器之事交给合适的人，而没有内外忧患的原因。如今却把天下的重任、君主应当极其慎重选择的职务，推给奸猾强悍、无赖而才能品行不足，只能在乡里自我安身的人。这正是当今四方有志之士忧惧不安、常常担心边疆之事，以及忧虑宿卫之士不足以依靠来求得安宁的原因。如今谁不知道边疆宿卫之士不足以依靠来求得安宁呢？只是认为天下的学士以拿兵器为耻，也没有人能够骑马射箭、操练行阵，那么除了招募来的士卒，还有谁能承担这些事情呢？教育不严格，选拔不高明，那么士人以拿兵器为耻、从未有人能够骑射行阵，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这一切都是教育方法不对造成的。当今的俸禄大多微薄，若不是朝廷侍从之列，家中供养人口稍多，就没有不兼营农商利益而能够满足生活供养的。下等的州县官吏，一个月所得多的有钱八九千，少的有四五千；还要守选等待任命，守缺通计，大概要经过六七年，才能得到三年的俸禄，折算每月所得实际上还不到四五千，少的实际上还不到三四千罢了。即使奴仆的供给也比这宽裕不了多少，而养生、丧死、婚姻、葬埋等事情，全都要从这些收入中支出。出身在中人以上的人，即使穷困，也不会失去君子品格；出身在中人以下的人，即使安泰，也不会失去小人本色；只有中等人不是这样，穷困就成为小人，安泰就成为君子。计算天下士人，处于中人以上和以下的有千百人，也不到十分之一；因穷困成为小人、因安泰成为君子的，却遍天下都是。先王认为众人的力量不能靠强制压服，所以制定行为规范不以自己为标准，而以中人为标准；顺着他们的欲望，用有利的方式引导他们，使之成为中人能够遵守的规范，这样，他们的意志就可以施行于天下，并推行到后世。按照如今的俸禄制度，却想使士人不毁坏廉耻，大概是中等人做不到的。因此，如今大官往往互相行贿送礼，经营财产，以至背负贪污的恶名；小官则贩卖、乞讨，什么事都做。士人既然已经毁坏廉耻而给世人留下负累，那么偷懒苟且、求取容身的念头就会产生，奋发自强的心就会消失，职务怎么能不松弛？治理之道从哪里兴起呢？何况违法受贿、侵夺百姓财物的事情，往往到处都是，这就是所谓不能用财物使他们富足。婚丧、奉养以及服饰、饮食、器物、用具等，都没有制度来加以节制，而天下人以奢侈为荣耀，以节俭为耻辱。只要财物能够置办，就没有什么不做的。有关官署既不禁止，人们又把这些当作荣耀。假如财物不足，不能使自己符合流俗，那么在婚丧之际，往往会得罪族人亲戚姻亲，人们又把这看作耻辱。所以富人贪婪而不知止足，穷人则勉强补足自己的不足去追赶他们，这就是士人之所以更加困苦、廉耻之心遭到毁坏的原因。这些就是所谓不能用礼制约束他们。当今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以此率领天下，这是左右近臣和通贵之臣亲眼看见的。然而在闺门之内，奢侈靡费没有节制，触犯君主所厌恶的事情，以至损害天下的教化，已经有十分严重的了。

译却没有听说朝廷有所贬斥放逐，以此向天下人示范。从前周人拘捕聚众饮酒的人，并对他们施以死刑，是认为酒的末流会产生祸害，甚至有许多人因此死亡，所以严厉禁止祸害产生的源头。严厉禁止祸害产生的源头，因此实际施刑极少，而人们陷入祸败的也少了。如今朝廷的法律最为重视的，唯独是贪吏。严厉禁止贪吏，却放松对奢靡的法令，这就是所谓只禁止末流而放松根本。然而世上有见识的人认为，如今官员冗多，县官的财用已经不足以供给他们，这也是被道理蒙蔽了。如今入仕为官的人确实多了，但前代设置的官员名额本来很少，而俸禄又这样微薄，那么财用不足，大概也有它的原因。官吏俸禄哪里值得计算呢？臣对于财利本来没有学习过，但私下观察过前代治理财利的大略：大概是依靠天下人的力量来生产天下的财富，取用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以来的太平之世，从未把财用不足作为天下共同的忧患，忧患在于治理财利没有正确的方法。当今天下看不见兵革战争的器具，百姓安居乐业，各自尽力生产天下的财富，然而公私方面常常都以困穷为忧患，大概是因为理财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有关官员不能衡量时代的适宜情况而使之通达变化。如果真能按照正确的方法治理财利，通达时势而变通，臣虽然愚昧，也知道增加官吏俸禄不会损害国家经费。当今法令严密、政令齐备，用来罗致天下士人的网已经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是否曾经用道术技艺教育他们，又有不遵从教育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是否曾经用制度约束他们，又有不遵守制度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是否曾经把职务事务交给他们，又有不能任事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没有先用道术技艺教育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遵从教育；没有先用制度约束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遵守制度；没有先把职务事务交给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能任事。这三件事，是先王法令中最为急迫的。如今这三件事都没有做到，却对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制定法禁，每月变更、每年不同，做官的人多到无法计数。何况又怎么能一一避开而不触犯呢？这就是法令被轻视而不能施行的原因，小人有幸免罪，君子却不幸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不能用刑法裁制他们。所有这些，都是治理方法不正确。如今选取士人，能够强记博诵而大略通晓文辞的，称为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都是公卿的候选人。能够记诵，不一定要强记；不一定要广泛记诵，只要大略通晓文辞，又曾经学习诗赋的，就称为进士。进士中优秀的，也是公卿的候选人。这两科所获得的技能，不足以担任公卿，不用等到论说之后就可以知道。可是世上的议论者却认为，朝廷曾经凭这些科目取士，而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常常出在其中。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取人的方法才能得到人才，这难道也是被道理蒙蔽了吗？先王时代，已经尽力采用各种取人的方法，尚且担心贤者难以进用、不肖者混杂其中。如今完全废弃先王取士的方法，却想使天下有才能的士人都成为贤良、进士，那么才能可以担任公卿的人，本来应该成为贤良、进士；贤良、进士中也本来应该有时能够得到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然而不肖者只要会雕虫篆刻的学问，就凭此晋升到公卿；才能足以担任公卿的人，却困在没有实际补益的学问中，最终因此被排斥，老死于山野，这种情况大概十有八九。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所慎重选择的不过是公卿罢了。公卿得到合适的人以后，就让他们推举同类，使人才聚集于朝廷，那么百官和各类职务也就没有不能得到合适的人了。如今如果让不肖之人侥幸做到公卿，于是他便可以推举同类，使他们聚集到朝廷，这就是朝廷之所以有很多不肖之人的原因；即使有贤能聪明的人，也往往因为没有援助而困顿，不能施行自己的意图。况且，公卿不肖，已经推举同类聚集到朝廷；朝廷中的不肖者，又推举同类来充任四方的职务；充任四方职务的人，又各自推举不肖之人分布到州郡，那么即使有同罪举官的科条，哪里值得依靠呢？只足以成为不肖之人的凭借罢了。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等科，朝廷本来已经忧虑它们对世事没有用处，才稍稍要求应试者通晓大道义理。然而这些科目所得到的“大义”，并没有比从前高明。如今朝廷又开设明经科来选拔精通经术的人，但明经科所取的，也只是能够记诵、大略通晓文辞的人。那些通晓先王意图、可以把经术施用于天下国家的人，反而未必能够参加这一选拔。再其次，是受到恩泽的子弟：学校不教他们道术技艺，官府不考察询问他们的才能，父兄不为他们的品行道义作保任，朝廷却动辄授予他们官职，又把事务交给他们。周武王列举纣王的罪行时说：“按照世袭来授官。”按照世袭授官而不考虑才能品行，这正是纣王导致乱亡的道路，也是太平之世所没有的做法。再其次是流外人员，朝廷本来已经把他们排挤在廉耻之外，又限制了他们进取的道路。只是把州县事务交给他们，使他们处在士民之上，这难道是所谓用贤能来治理不肖者吗？按照臣奉使所到之处来看，方圆数千里之间，州县官吏中出身流外、往往有可以托付事务的人，几乎没有两三个；而应当防范他们奸邪行为的，反倒都是这种人。古代有贤能与不肖的区别，却没有流品的等级，所以孔子这样圣明的人也曾做过季氏的属吏；虽做属吏，也不妨碍他后来成为公卿。到了后世有了流品的区别，凡是处在流品之外的人，他们所建立的事业本来就把自己置于廉耻之外，也没有成为高人的志向。近世风俗日益流弊，即使士大夫中才干和势力足以进取的人，朝廷也曾用礼义来勉励他们，可到了晚年和困顿的处境，往往因恐惧而做奸邪之事，何况那些平素所建立的事业本来就没有成为高人的志向，朝廷又已经把他们排挤在廉耻之外、限制他们进取呢？他们一旦临民任职，放纵邪僻、奢侈无度，本来就是势所必然。至于边疆宿卫人员的选用，臣已经说过其中的弊端了。这些全都是取用人才不得其道。如今选取人才既不得其道，到了任用人时，又不考察其德行是否适宜，只问其出身先后；不论其才能是否相称，只论其历任多少。

译以文学才能入仕的人，先让他管理财赋；已经让他管理财赋了，又转而让他掌管刑狱；已经让他掌管刑狱了，又转而让他主持礼仪。这就等于要求一个人兼备百官所能做的全部本领，人才难以成就也就理所当然了。要求人去做他难以做到的事，那么他真正能够做的事就少了。能做的事少了，人们便相互跟随而不肯做，所以让他主持礼仪时，从来不把不懂礼仪当作忧虑，因为如今主持礼仪的人，都是从未学习过礼仪的。让他掌管刑狱时，也从来不把不懂刑狱当作羞耻，因为如今掌管刑狱的人，也都是从未学习过刑狱的。天下人也逐渐沉浸在失教的状态中，受到既成风俗的影响；看见朝廷任用人不是依据其资历次序，便相互议论讥讽。至于任用不称其才，却从来没有人非难。况且在位者频繁调动，便不能长久任职，所以在上者不能因熟悉事务而了解情况，在下者也不肯服从教化而安于职守。贤能者的功业不能做到完成，不肖者的罪过也不能发展到昭著。至于迎接新官、送别旧官的劳累，以及因文书交接断绝而产生的弊病，本来还是其中较小的祸害，不值得一一列举。设置官职，大体都应当让任职者长久任职；至于所管辖的地方遥远、所担任的责任重大，就更应当长期任职，这样以后才可以要求他有所作为。可是如今尤其不能让官员长久任职，往往才过几天就把他调迁了。选取人才既不周详，使其任职又不适当，任职时间又不长久；到了任用时还不让他专任，又一一用法令束缚他，使他不能施行自己的意图。臣当然知道如今在位者多不是合适的人，如果稍微放宽他们的权力而不逐一用法令防范，他们就会放纵恣肆、无所不为。然而，在位者不是合适的人而只凭执法来治理，自古至今从未有能够治理好的。即使在位者都选得合适，却仍一一用法令束缚防范，不让他们施行自己的意图，自古至今也从未有能够治理好的。选取人才既不周详，使其任职既不适当，任职又不长久，任用还不专一，此外又一一用法令束缚防范，所以即使贤者在位、能者任职，也几乎与不肖无能的人没有区别。正因为如此，朝廷明知某人贤能足以任事，只要他的资历次序不合要求，就不让他任事，而只是贸然提拔他；即使提拔了这种人，士人仍然不服。明知某人无能不肖，只要没有因犯罪而被任事者弹劾，便不敢因为他不能胜任而贸然罢退他；即使罢退了这种人，士人仍然不服。他确实不肖而且无能，然而士人为什么还不服呢？因为把所谓贤能的人所担任的事务交给他，和把事务交给不肖无能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臣先前所说的，不能按照职事任用人，却没有相应的任事之刑来对待他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教育他们、培养他们、选取他们、任用他们，这四件事只要有一件不得其道，就足以败坏扰乱天下的人才；何况四件全都如此，那么在位的无才、苟且、贪婪、鄙陋之人，便多得数不清，而乡野里巷之间也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这本来就不值得奇怪。《诗》说：“国虽没有安定，有的圣明，有的昏昧；人民虽不富足，有的明哲，有的善谋，有的严肃，有的能干。就像泉水流淌一样，不要一同沉沦败坏。”说的就是这个。既然在位的人才不足，乡里草野间也少有可用的人才，那么岂只是实行先王的政令会做不到呢？社稷的托付、边疆的守卫，陛下难道能够长久把上天的侥幸当作常态，而不担心有一天发生祸患吗？汉代张角的三十六万人在同一天起事，而各地郡国都不能揭发他们的谋划；唐代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的将领官吏都不敢同他抗争。汉、唐灭亡，祸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灭亡以后，逐渐衰败而进入五代，武夫掌权，贤者隐伏，人才消沉而不再出现。在位者再也没有懂得君臣之义、上下之礼的人了。在那个时候，改换社稷，简直比下棋换子还容易；百姓肝脑涂地，幸而没有辗转死于沟壑的人，几乎没有几个。人才不足，祸患大概就是这样。而如今公卿大夫没有人肯替陛下长远谋划、为宗庙万世打算，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从前晋武帝只顾应付眼前，不替子孙谋划长远；当时在位的人也都苟且迎合、委曲求容，风俗荡然无存，抛弃礼义，废弃法制，上下都丧失原则，却没有人引以为戒。有见识的人本来知道晋朝一定会发生祸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只有一线国统延续到江左，也不过一百多年。伏愿三庙祖宗的神灵把天下托付给陛下，本来是要使他们万世享受祭祀，并且永远庇护百姓。臣希望陛下鉴戒汉、唐、五代所以发生祸乱的原因，深深惩戒晋武帝苟且因循的祸害，明诏大臣，思考怎样陶冶造就天下人才；用谋略筹划，用计数安排，逐步推行，使他们深入了解当今世变，而不辜负先王的心意。这样，天下人才就会多到用不完。人才多到用不完，陛下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得到满足、什么欲求不能实现呢？用谋略来思虑，用计数来筹划，逐步去做，那么成就天下人才其实很容易。臣开始读《孟子》时，看到孟子说王政容易实行，心里认为确实如此。后来看到孟子和慎子谈论齐、鲁的土地，认为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家大体不过百里；又认为如今如果有王者兴起，那么各诸侯的土地，有的千里，有的五百里，都将被削减，直到数十里或百里才停止。于是臣怀疑，孟子虽然贤能，他的仁德智慧足以统一天下，但又怎能不靠兵革威势，就使数百里、千里的强国一旦之间甘愿削减自己土地的十分之八九，达到先王诸侯的规模呢？后来，臣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谋略，下令诸侯王的土地都可以推恩分给子弟，而汉朝亲自确定他们的名号，使他们分别隶属于汉朝。于是诸侯王的子弟各自得到封地，势力强、土地大的诸侯最终因分割而变得弱小。这样以后才知道，用谋略思虑，用计数筹划，逐步实行，就能使大的变小，使强的变弱，而不至于因倾覆惊乱而酿成祸患。孟子的话并没有说错。何况如今想要改易变革，形势并不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困难。因此臣说：用谋略思虑，用计数筹划，逐步实行，那么事情就非常容易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译然而先王治理天下，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只担心自己不努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却担心他们没有能力？人的本性，所希望得到的，是善行、美名、尊贵的爵位和丰厚的利益。先王能够掌握这些来统御天下士人，天下士人中有能力遵循先王之道来治理国家的，先王就把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全部给予他们。士人没有能力也就罢了，如果有能力，谁肯舍弃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自我勉励使自己成为有才干的人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却担心自己不努力？先王用来对待人的法度已经完备了，除了下愚而不可改变的人之外，没有人不能依循而行。然而，如果不以至诚恻怛之心谋划这件事，不努力实行并以身作则，就没有人能够用至诚恻怛之心来努力响应。因此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努力。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成就天下人才，那么臣只希望陛下努力去做罢了。臣又看到，过去朝廷想要有所施行、变革时，开始筹划利害关系，从来没有不周密的。只是有一个流俗而谋求侥幸的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事情便停止，不敢实行。法度一旦确立，人们就不会各自防护自己的侥幸利益。所以先王的政令虽然足以使天下获利，但在承受弊坏之后、侥幸风气盛行之时，创立法度、建立制度从来没有不艰难的。假如在创立法度、建立制度时，天下谋求侥幸的人也都顺从而乐意趋向它，没有相互抵触，那么先王的法度就会保存到今天而不废弃。正因为创立法度、建立制度艰难，而谋求侥幸的人不肯顺从趋向它，所以古人想有所作为时，从来不能不加以征伐诛戮，然后才能实现自己的意图。《诗》说：“于是讨伐，于是施行；于是断绝，于是忽略，四方因此没有违逆。”这是说文王先施行征伐诛戮，然后才在天下实现自己的意图。先王想要建立法度，改变衰败的风俗，成就人的才德，即使有征伐诛戮的困难，仍然忍心去做，认为不这样就无法有所作为。到了孔子以平民身份游历诸侯，所到之处就使诸侯君臣放弃原有习惯，违背原来顺从的事，强化原本薄弱的方面，心情不安、奔忙不定，最终困顿于排斥驱逐之中。然而孔子始终没有因此改变，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有所作为。这正是他所坚守的，大概与文王的心意相同。在上位的圣人，没有谁比得上文王；在下位的圣人，没有谁比得上孔子。想要有所施行、变革，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拥有天下的形势，处在先王的地位，创立法度制度，并没有征伐诛戮那样的困难。即使有谋求侥幸的人不高兴并加以非难，也终究抵不过天下顺从欢悦的人多。然而，只要有流俗的侥幸之徒说些不高兴的话，事情便停止而不敢实行，这是糊涂。陛下如果确实有意成就天下人才，那么臣还希望陛下果断裁决罢了。用谋略思虑，用计数筹划，逐步实行；又用诚意勉励，用果断裁决。然而这样仍不能成就天下人才，据臣所听闻，大概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可是臣所说的，是流俗所不谈、如今议论者认为迂腐空疏而陈旧老套的东西。臣私下观察，近世士大夫愿意竭尽心力、耳目来辅助朝廷的，确实有人。他们的意图不是只考虑一切利害，就是认为那是当今能够实行的事。士大夫既然凭这些来迎合世俗，朝廷从天下士人那里所取用的，也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方面，以及先王所建立并谨慎遵守的学问，大概都顾不上了。一旦涉及这些，众人便聚集起来讥笑，认为是迂腐空疏。如今朝廷把全部心力放在一切利害和司法令、刀笔文书之间，已经不是一天了。然而它的成效已经很可观了。那么，所谓迂腐空疏而陈旧老套的东西，只有陛下也可以稍微留心考察一下了。唐太宗贞观初年，人人都有不同的议论，像封德彝之类的人，都认为如果不杂用秦、汉的政令，就不足以治理天下。能够思考先王之事、启发唐太宗的，只有魏文正公一人。他所施行设置的政策，虽然还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心意，但大体上可以说相合。因此能够在几年之间，使天下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境地，中原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从没有这样盛大的时代。唐太宗初年，天下的风俗仍然如同今天。魏文公的言论，本来就是当时所谓迂腐空疏而陈旧老套的东西，然而成效却是这样。贾谊说：“如今有人说德教不如法令，为什么不引商、周、秦、汉的事情来观察呢？”那么唐太宗的事情也足以用来观察了。臣有幸因奉行职事回来向陛下报告，不自知才智低劣、不能称职，却敢谈及国家的大体，是因为臣受陛下任用，理应回来报告。臣私下认为，在位的人才不足，不能符合朝廷任用他们的本意；而朝廷用来任用天下士人的方式，有时也不合道理，使士人不能充分发挥才干。这些也是臣奉使所接触到的情况，是陛下应当首先听到的。如果放弃这些不说，却琐碎地列举一两件利害之事，来玷污陛下的聪明，最终又对世道毫无补益，那就不是臣恳切侍奉陛下的本意了。伏愿陛下详细思考并选择其中合宜的意见，天下将非常幸运。

译上给参政曾公的书 安石听说，古代君子出仕而辅佐天下，必定根据他的才力所适宜的方面、形势所安定的处境来役使他，所以人能够充分发挥才干，也乐于生逢其时。如今安石的才能不足以承担繁重事务，又多病，不敢自我隐瞒，已经多次把这些情况告诉执事了。可是阁下却一定要让安石去察访一道的官吏，把刑狱之事交给他，这并不是所谓根据他的才力所适宜的方面来任用。安石的父母年老了，又有上气的疾病，近来年年加重，风眩之势使他不能离开父母左右。阁下却一定要使他奔走跋涉，不能经常侍奉父母身边，这也不是所谓根据他的处境所安来任用。伏愿阁下遵循君子之道来辅佐天下，所以安石得以陈述自己的私情。有议论者认为，侍奉君主，君主要他向左便向左、向右便向右；祸害到了死也不敢躲避，劳累到了生病也不敢推辞，这才是人臣的义务。安石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上位者役使人，如果根据他的才力所适宜的方面和处境所安定的条件来任用，那么让他向左便向左、向右便向右，是可以的。上位者役使人，如果不根据他的才力所适宜的方面和处境所安定的条件，那么上不能报效君主，下不能安慰父母，却还只是任凭左右驱使，这就是没有合乎义的使命，只求苟且取悦而已。祸害到了死也不敢躲避，是因为义理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劳累到了生病也不敢推辞，是因为义理没有可以推辞的地方。如今天下的官吏中，才干足以充任一道的使者，处境也没有什么不可任职之处，而志向又想得到这个职位来有所作为的人，大概多得数不清。因此安石的事情并不是所谓不可推辞的处境，也不是不可躲避的时机。议论者又认为，人臣侍奉君主和人子侍奉父母，二者的处境不能兼顾；如果才干不足以任事，而处境又不能离开父母左右，那么辞去官职来奉养父母也可以。安石私下又认为并不是这样。古代百姓有固定的产业，然而侍奉父母的人尚且要减轻自己的志向、看重自己的俸禄，正是为了奉养父母。如今做官便有固定俸禄，在家居住却没有固定产业，却偏偏要轻易离开用来奉养父母的条件，这不是所谓人子侍奉父母的道义。况且安石的才干本来确实不足以承担使职，但仍有可以任用他的地方，只在于君主和宰相安排、调节他罢了；这样本来就不能离开父母左右。然而任职难道会有不便于奉养父母的吗？这也只在于君主和宰相替我安排、调节罢了。可是以安石这样卑微的身份，从来没有能够接近门墙之侧，却冒昧地拿鄙陋质朴的言辞到阁下面前自我陈述，希望得到一个合适的处置。如果从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安石这样做，理应最终彼此抵触而不能相合。从君子的眼光来看，既然遵循君子之道来辅佐天下，就应当不因远近而改变考虑，不因亲疏而改变施行；如同上天没有不覆盖的地方，却各按其命运所宜来施予；如同大地没有不承载的东西，却各按其本性所有来生成。那些普通人的心思，狭小而喜欢嫉妒，只顾私利，不能推己及人，哪里足以揣度君子的胸怀呢？伏愿阁下垂听并加以察考，使天下士人不再只是追慕古代君子，而能够乐于生逢阁下当政的时代；又使普通人看待阁下时无法揣度您的胸怀。这难道不是君子所愿意并感到快乐的吗？冒昧触犯您的威严尊贵，惶恐至极。上给邵学士的书 仲详足下：前些日子承蒙您赐示乐安公的诗刻拓本，以及您所撰写的《复鉴湖记》。打开封套慢慢诵读，心神和眼界都感到开朗清涤。文辞简约而精练，意义深刻而明白。不必查阅地图，就完全了解越地的山川形胜；不必进入其国，就熟悉贤良牧守爱护百姓的心意。若不是诚意发自文章，文章贯通于道，仁德的思虑和义理的神色表里相符，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因此我把它环列在书室中，既欣喜又庆贺。并不是因为它对我有什么厚待，而是公义本来如此。安石曾经忧虑近世文章只顾文辞而不顾义理，只顾义理而不顾实际，把堆积故实当作有学问，把雕琢文句当作精巧新奇。譬如采摘奇花的花朵，积聚起来赏玩，虽然光彩、芳香、色泽鲜艳繁茂而可爱，寻求它的根基和实际功用，却空无所有。安石有幸读到乐安足下的著作，就像笙磬之器可贵、圭璋之玉可珍，其中有节奏，有法度。即使是耳朵平庸的人，也一定知道雅正之美可贵，温润之物可珍。仲尼说：“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邻。”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从前昌黎是唐代儒学的宗师，得到女婿李汉之后，他的文章更加振兴，他的道术更加弘大。如今乐安公有美好的文章和盛大的品行，超过朝廷诸公；又得到足下凭宏大的见识和清正的议论相互辅助、增益光彩。只要努力不停止，后世的评论者一定会说：“乐安公，是圣宋的儒学宗师，如同唐代的昌黎，而功勋事业超过他。” 又会说：“邵公，是乐安公的女婿，如同昌黎之于李汉，而器量谋略超过李汉。”这样，韩、李、蒋、邵的名声就会并驾齐驱，与这篇金石刻文一起不朽了。我之所以又欣喜又庆贺，正在于此。郡学事务拘束繁忙，恰好足下有西行赴京的打算，未能亲自同您交谈义理，只好借这封信表达敬仰和感谢之意，也向您道贺乐安公得到了人才。

译答韩求仁书 近来承蒙您写信，询问您所疑惑的事情。我因哀伤荒怠，久未答复，但您情意恳切，不能虚受您的屈尊来信，所以略据所听闻的内容奉告于您，也不知道是否说得正确，只等待求仁您自己选择。为《诗》作序的人不知道是谁，但如果不是通达先王法言的人，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所以他的语言简约而明白，放达而深刻，应当精心思考、熟读讲习才是，不应怀疑其中有什么错误。“二南”都是文王的诗，但它们所归属的情况不同。周南的诗，志意美善，道理盛大；从低微到赳赳武夫、免罝之人，远到江、汉、汝水、濆水一带，久至衰世的公子，都各有助成其德的地方；召南却不能达到这一点，这就是它成为诸侯之风、归属于召公的原因。同一件事出于一个人，却有这样的不同，大概是因为所受影响有深浅，所施行的时间有久近。所谓小雅、大雅，《诗序》本来就说：“政事有小有大，所以有小雅、有大雅。”然而所谓大雅，是积累许多小事而成为大事，所以小雅的末尾有些篇章近似大雅，这一点不可不知道。又，作诗的人各有自己的志向所主；诗句涉及大事，而志向所主的却是小事；诗句涉及小事，而志向所主的却是大事，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司马迁认为，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而德泽能够惠及百姓；小雅讥刺小人物自身的得失，但其流弊会波及上层。这种说法可以采用。宣王时代的大雅，其中的善有些近似小雅；幽王时代的小雅，其中的恶有些近似大雅。大概宣王的善已经很微弱了，所以它的大处也不过如此；幽王的恶已经很大了，所以它的小处仍然如此。凡《诗序》说“刺某”的，是一个人的事情；说“刺时”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所谓“刺”，是说他的事情；所谓“疾”，是说他的情状；有时说他的事情，有时说他的情状，实质是相同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墙有茨》这首诗，是卫人讥刺卫国君上的，最后却说“国人憎恶他而不可以说出来”，由此可知就是这样。刺乱，是为制造乱事的人而作；闵乱，是为遭遇乱事的人而作。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平王的《扬之水》，先说束薪，后说束楚；忽的《扬之水》，先说束楚，后说束薪。这是因为周的祸乱在上层，而郑的祸乱在下层。祸乱在上层，就讥刺上层；祸乱在下层，就哀怜上层，因此知道是这样。管叔制造祸乱时，成王年幼，周公作《鸱鸮》送给成王，并不是憎恨成王而讥刺他，只是为了挽救祸乱罢了，所以不说是“刺乱”。说“刺乱”“刺褊”“刺奢”“刺荒”，是叙述所讥刺的事情；说“刺时”，是说明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并不是说当时没有祸乱。《关雎》诗中所谓“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就是孔子所说的“哀而不伤”。《何彼秾矣》诗中所谓“平王”，如同“格王宁王”一样，只是泛指贤明的王，并不是周代真正的平王。所谓“齐侯”，也不是营丘的齐侯。《郑·缁衣》诗中的“宜也好也，席也”，是按照先后次序说的。这首诗说武公父子不断赞美善人，所以《诗序》说“以明有国善善之功”。“席”是众多的意思；“宜”是说他们所赞美的人确实值得赞美；“多”是说他们所赞美的人很多。“缁衣”是君臣共同上朝时所穿的服装。“到适子的馆舍”，是说亲自到他那里去；“替他改制缁衣并把粲赐给他”，是说提拔他、供养他。既能亲自到他那里去，又能提拔并供养他，这就是有国者赞美善人的做法，与普通人的赞美善人不同。有国者这样赞美善人，就足以优胜天下了。他们父子能够在各自的职分上行善，而国人又赞美他们，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生民》诗中所谓“是任是负，以归肇祀”，是说后稷已经开创国家，肩挑背负所种的谷物，带回来开始祭祀罢了，并不是说在郊外开始祭祀上帝。所谓“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是说我已经成为天子，能够在郊外祭祀，于是把祭品盛在豆中，放在登里，香气开始升腾，上帝于是享用它；并不是说后稷已经能够举行郊祀。诗的结尾说“胡臭亶时，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是说上帝为什么享用这祭祀，为什么祭品的香气真正适宜？正是因为后稷开始祭祀，于是大概没有罪过和悔恨，直到今天能够举行郊祀之时。所谓文王、武王的功业起始于后稷，所以把后稷推尊为配天祭祀的对象，说的就是这个。卫国有《▯▯》诗，但解释者认为卫国后世把《▯▯》一并取用，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既然没有可以承受的依据，那么存疑而缺载也可以。诚意具备以后，心就端正；心端正以后，没有什么作为是不正的，所以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无邪。”这首诗的意思，所以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并不是认为其他经书与此不同。我的所受是这样的，那么与此相反的就是我所舍弃的。所谓“彼哉彼哉”，大概就是孔子所舍弃的东西。孔子说：“管仲大概可以说有仁德了，他是有仁德的。”扬子说：“屈原大概可以说有智慧了，他其实没有智慧。”同样，对于《诗》，有时把不明白说成明白，有时又把不明白说成昏昧；考察言辞的始终，虽然文字相同，却不妨碍它们的意义不同。忠诚足以尽己，恕道足以推及他人，即使是孔子的道，又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可是议论者有时认为孔子的道神明莫测，不是忠恕所能穷尽的。即便如此，这也不是孔子用来告诫曾子的意思。所谓“好勇胜过我”，是说只会勇敢而不会怯退的人。只会勇敢而不会怯退，不是成材之人，所以孔子没有取法于他。古代凤凰出现、黄河出图，都是圣人在上位的时代。说凤凰不出现、黄河不出图，只是说上位没有圣人罢了。颜子具备圣人的根本资质，不过还没有达到所谓完美的人。他对于尊重五种美德、屏弃四种恶行，并不需要等待教导。至于郑声和佞人，却是从外界熏染、损害我们的东西。即使像颜子这样的人，如果不排斥并远离它们，那么他治理国家也不能不失败。《尚书》说：“能够明哲而仁惠，还忧虑什么驩兜？还畏惧什么花言巧语、虚伪脸色和大奸臣？”由此看来，佞人是尧、舜都难以对付的人，何况颜子呢？

译佞人能够进入人心，所凭借的只是言语。言语打动人心，还不如声音深入人心；那么郑声的可怕，本来就更加严重了。孔子说：“如果有所赞誉，就一定有所考验。”说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大概就是因为有所考验。即使如此，颜子的行为并不止于此；后来孔子告诉他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他便请求实行这句话。能够在言语、行动、观看、听闻上都遵循礼，大概已经终身不曾违背仁，并不只是三个月罢了。说到道的完整境界，那么没有一处不包括道，也没有一事不实行道；这是学习者不能立刻达到的，却不能不存于心中。道存在于我身上就叫作德，德是可以据守的。用德来爱人叫作仁，仁好比左手，义好比右手。德以仁为主，所以君子处在仁义之间，所应当依靠的只是仁。孔子离开鲁国时，聪明的人认为他是因为鲁国无礼才离开；但孔子自己是想借着微小的罪过而离去。借微小罪过而离去，就是依靠仁罢了。礼是体现仁的，智是认识仁的，信是相信仁的。孔子说：“立志于道，据守于德，依靠于仁，而没有涉及义、礼、智、信。”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扬子说：“道用来引导，德用来获得，仁用来使人成为人，义用来使事情合宜，礼用来体现天道。” 合在一起就浑然一体，分开就彼此离散。一个人兼有并统摄四肢，这个人的身体才算完整。老子说：“失去道以后才有德，失去德以后才有仁，失去仁以后才有义，失去义以后才有礼。”扬子说的是它们合在一起，老子说的是它们分离开来，这就是二人说法不同的原因。韩文公知道道有君子、小人之分，德有凶、吉之别，却不知道仁义与道德没有分别；这是因为他还不了解道德。管仲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这是孟子所说的上天赋予的大任；但他不能像大人那样端正自己而使万物端正，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器量狭小。各句话都有适用的地方，并不是彼此矛盾。从前评论人物，有的称为圣人，有的称为贤人，有的称为君子，有的称为仁人，有的称为善人，有的称为士。《防子》一篇记载古人的出仕、退处、离去和归就，大略有一定次序。最后所记的八位士，他们的行为只能称为士罢了。写下这段记载的时候，这八个人的行为大概还有可见之处，如今已经失传了，他们的行为无法考察。没有君子，小人延续到五代，流传下来的恩泽就会耗尽；恩泽耗尽，服丧制度也会尽，尊敬亲人的礼制便会停止。万世都没有不尊敬亲人的人，是孔子。所以下孟子说：“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弟子，只能私下向别人学习孔子的道。” 孟子所说的“市场征收关税却不征税，依法管理却不征关税”，先儒把国都中的土地称作“关”。按照《周官》考察，这种说法是对的。所谓“关而不征”，是收取市场土地的关税而不征货物税；所谓“法而不关”，是用市场官吏的法令管理货物，却不收取土地的关税。有时征收关税而不征货物税，有时依法管理而不收关税。大概管理商贾，是厌恶市场过于繁盛；过于繁盛，就会有许多人弃农经商；又厌恶市场衰败，衰败则货物不能流通。所以制定法令来调节它。市场稍微繁盛，就收关税而不征货物税；已经衰败，就依法管理而不收关税。文王时，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到了周公制定礼制，只有在灾荒、凶年、疫病、丧事之后才不征税，大概就是用来调节它的。贡法，是夏后氏的制度，孟子认为它不好；所谓不好，不是夏后氏的罪过，只是因为时代不同罢了。要求君主做到困难的事，我听说过；要求朋友做到善事，我也听说过。即便如此，对于君主，是说：“用道来侍奉他，不可以就停止。”对于朋友，是说：“忠诚地劝告他，善意地引导他，不可以就停止。”王驩对于孟子，既不是君主，也不是朋友。他从未向孟子谋划事情，孟子也从未同他说话，不也是应该的吗？求仁所问关于《易》的问题，还没有达到《易》的深奥内容。如果能够完全理解《诗》《书》《论语》中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即使不问也可以知道。安石曾经学习《易》，读它并思考，自认为是这样，于是写下来，等待真正懂《易》的人来质询其中的意义。当时还不是可以学习《易》的时候，只是因为没有老师朋友，未能得到学习的次序，反而过于急于求进；直到今天才知道过去的做法值得悔恨，而当时写的书往往已经被不懂的人传抄流布。回想起来，没有不感到惭愧的。正因为安石对此惭愧悔恨，所以也希望求仁谨慎对待这件事。凭求仁的才能，却又这样喜爱请教，安石对您所说的话不敢不竭尽所知，只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明察罢了。至于《春秋》三传，既然不足以完全信从，所以对于诸经尤其难以明白。您所问的问题都没有果断答复，也希望您能明察其中的道理。答陈柅书 安石启：伏承您不遗弃我这个不肖之人，亲自屈尊先给我看您的文章，使我得以窥见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又把安石用来回答您所问问题的文字编次保存，来使它们增光，足下的恩赐太过厚重了，我不敢当。安石懦弱鄙陋而浅薄，学业未成便出仕，言行往往违背圣人之道，被摒弃后又重新采用的事情不止一件。我自己估量尚且不足以做普通人的老师，何况足下这样才良俊明的人，我哪里能有一点补益呢？即便如此，足下听信过度，所编次保存的文字或许并不是安石从师友那里听到的本意，那么按道义就不能默然不说罢了。庄生的书，能够通达性命的分际，不因死生祸福而牵累自己的心，这一点接近圣人。若不是明智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已经明智的人，读圣人的学说也足以达到这里。如果不能达到这里，却陷溺于周的学说，那么造成的混乱就大了。墨翟并不是傲然诋毁圣人而把自己的学说立于世上，他大概是学习圣人之道却失去了本源；周也同样如此。韩氏作《读墨》，又说子夏之后流变为庄周，那么庄、墨二人都是学习圣人却失去本源的人。老、庄的书都在，其中的学说从未涉及神仙，只有葛洪替二人作传，认为他们是神仙；足下却说老、庄潜心于神仙，这恐怕不是老、庄的真实情况，所以我曾经为足下说明这一点。老、庄虽然没有涉及神仙，但他们的学说也都不合乎经义。大概有志于道的人，面对圣人的学说博大宏深，应当不遗余力地探求。老、庄这两部书即使想读，也恐怕没有空闲。安石所听闻的就是这些；它们与道相合还是相离，只请足下自己选择。

译答王深甫书 安石被拘束在这里，郁郁不乐，日夜盼望深甫到来，以使我的心情得到疏解。如今收到您的信，却不知道还能期待什么。况且从京师到颍地并不很远，深甫家中事务，应该也会有空闲的时候，难道竟吝惜几天的劳苦而不来看看我吗？朋友之道丧失已经很久了，这件事使我对深甫不能没有期望。先前我说天民与深甫的看法不同，虽然反复恳切地相互教诲，意见仍然没有完全与深甫相合。深甫说：“侍奉君主的人，以能够被我的君主容纳为快乐；安定社稷的人，以能够使我的社稷安定为快乐；天民，以自己的道能够行于天下、恩泽施及百姓为快乐。这三种人都执守自己的志向所培植的东西而成就善行，但还没有达到知命。大人就知命了。”安石则认为，善是用来继承道并实行它的，是可以称为善的。孔子说：“智慧能够达到，仁德能够守住，庄重地临莅其上；如果行动不合乎礼，还不能算完善。”又说：“武王的功业尽善尽美，但还没有尽善。”孔子所说的善就是这样，那么以能够被我的君主容纳为快乐的人，还不能说是能够成就善，只能说是得到容纳罢了。以能够被我的君主容纳为快乐的人，就把不被容纳当作忧愁；以使我的社稷安定为快乐的人，就把社稷不安定当作忧愁。我自身不被容纳、社稷不能安定，也都有命运安排，却把这些当作自己的忧愁，这正是所谓不知命。所谓天民，是在自己的道能够通达并实行于天下之后才实行它的人。他并不是把自己的道能够通行天下当作快乐；那么当他困穷而不能实行时，难道会把这当作忧愁吗？看待自己的困穷和通达，内心都不因此而快乐或忧愁，不知命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呢？况且深甫说，以“民”联系于“天”，是说明人的性命没有不禀受于天的。有一个平民，希望把自己的志向通达于天下，以此保全自己的同类，这就是能够顺应天意的人，所以敢于取“天民”这个称号，也称作“天民”。哪里有能够顺应天意却不知命的人呢？深甫说：“怎么会有人能够观察上天来决定自己的进退，而德行反倒比大人低下呢？”安石则认为，古代能够观察天意来决定进退的人，其德行低于大人的，也有这种情况，这就是深甫所说的管仲。管仲不能端正自己，然而到了不为公子纠殉死而跟随小白，他的进退取舍可以说是懂得天命。上天的意旨本来曾经十分看重它的百姓，所以孔子赞许他的进退，说：“难道要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节，吊死在沟渠中而没有人知道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德行不如大人，却仍能观察天意来决定进退的人。深甫说：“端正自己，是用来侍奉君主的；这样做足以获得容纳，如果自己已经端正而君主却不容纳，那是命运如此，为什么还要让它扰乱我的心呢？端正自己，是为了安定国家的；这样做足以得到施行。至于天下，若不能施行，也是命运如此，为什么还要让穷困或显达扰乱我的心呢？”安石则认为，大人的穷困或显达，能够做到不使它们扰乱自己的心，却不能没有求取显达的愿望。孟子说：“我到四十岁便不动心了。”又说：“为什么会不快乐呢？”然而，远行千里去见君王，确实是我所希望的；因为不被任用而离去，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只要君王差不多能改正，我就天天盼望他改正。孟子可以说是大人了，可是他的话还这样说。那么，所谓不让穷达扰乱自己的心，大概并不是这个意思，也只是说不因穷达而喜怒罢了。深甫说：“正因为只端正自己而不要求端正外物，所以才能使万物端正。”安石认为，期望端正自己而不期望端正外物，却要使万物自行端正，这是没有治理人的道理。没有治理人的道理，是老庄的做法。所谓大人，难道会采取老庄的做法吗？只端正自己而不期望端正外物，是错误的；端正自己而期望端正外物，也是不对的。端正自己而不期望端正外物，是没有义；端正自己而期望端正外物，是不承认命。所谓大人，难道会顾念自己而无视义和命吗？扬子说：“先自治理自己，然后治理别人，这叫作大器。”扬子所说的大器，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人。所谓使万物端正，是让万物以我为标准而后端正，并不是让它们自行端正。武王说：“四方无论有罪还是无罪，都只在于我。”天下谁敢违背他的志意？有一个人在天下横行，武王以此为耻。孟子所谓武王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定，如果不期望端正外物而让万物自行端正，那么有人在天下横行，武王就没有理由发怒了。孟子去世以后，能够谈论大人而又不陷入老庄之说的，只有扬子罢了。深甫曾经拿安石的话同常君讨论，二位先生仍认为不够，希望能够用这些话来教导我。答吴子经书 近来收到周秀才给我看的信，本来就想回信，因为多病多事，没能如愿。又承蒙你亲笔来问候，更使我感到惭愧。知道你的生计更加困窘，对此又能怎么办呢？安石也因婚姻之事受到逼迫，加上田产收入不足，所以私下的生计也不能不放在心上。不过劳逸都有命运，应当顺其自然地听凭它罢了。前信中所谈的，大体不出你原来的志向。如果子经想凭文章辞藻高出世人，那么世上以文章辞藻著名的人已经没有超过他们的了。如果想用来阐明道理，那么离开圣人的经书，一切都不足以阐明道理。自秦汉以来，儒者中只有扬雄懂得正确的言论，然而我还遗憾他有所未尽。如今的学士大夫往往还不足以理解扬雄，那么他们对于圣人的经书有所未尽，也就很自然了。子经如果确实想凭文章辞藻高出世人，就没有必要来问我了；如果确实想用来阐明道理，那么我想向子经说明的，不是几句话能够说完的。子经所说的‘邪凿以矫矢，背柄以矫舟’，是天下人共同的看法，而船和箭到现在也没有改正。你原来所论述的，有些并不是天下人的共同看法，而是子经独出的新意，那么它就同矫正船箭的意思不相同了。子经又认为《诗》《礼》不能相互解释；按照安石的学说，却只有《诗》《礼》能够相互解释，因为它们的道理相同。子经认为怎么样呢？我们两家各自都有许多困难，没有机会会面。等到明年来访，幸甚。暂时不说这些，自己珍重。

译送孙正之序 时势如此便随之如此，是众人的做法；事情已经如此便随之如此，是君子的做法；事情已经如此便随之如此，并不是出于私心，圣人的道就在这里。君子即使穷困、困苦、颠沛、跌倒，也不肯稍稍贬损自己来顺从时俗，因为不让时势压倒道。因而，他如果得到君主的信任，改变时俗而走向正道，就像反掌一样容易；这是因为他的学术一向修养完备，志向一向坚定。处在那样的时势中，能够使杨墨之道不再流行的，只有孟轲；处在那样的时势中，能够使佛老之道不再流行的，只有韩愈。像孟子、韩愈这样的人，可以说学术一向修养完备、志向一向坚定，不让时势压倒道。可惜他们没有得到君主的信任，使真正儒者的功效不能在当世显明。然而就他们同众人相比而言，已经非常卓越了。唉！我看今天世上的人，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宽大的衣裳，坐下便说尧的话，起身便学舜的步态，却不用孟子、韩愈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果真和众人不同吗？我在扬州任官时，得到一位朋友，名叫孙正之。正之奉行古人的道，又擅长写古文；我知道他能够以孟子、韩愈的心为自己的心，并且永不停止。越地的人把燕地看作极远的地方；车辕相接而车首向着燕地，只要不停下来，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孟子、韩愈的道离我们这一类人，难道像越人望燕那样遥远吗？凭正之不停努力而不能到达那里，我是不相信的。有一天他得到我们君主的信任，而真正儒者的功效仍不能在当世显明，我也不相信会这样。正之的哥哥在温州任官，要奉养他的父母前往那里；我将跟随他去，所以先写这些话来安置我的心情。我本想默然不说，可哪里能够默然呢？庆历二年闰九月十一日 防州学记 防州在江南，土地最为广阔，山岭绵延，山谷荒僻，林木蔽塞，险阻交错而又十分广大，是闽越贩运铜、盐的道路出入之处；埋伏杀人、盗窃劫夺、私自鼓铸等奸恶之事，比天下其他地方多。庆历年间，朝廷曾下诏建立学校，防州州学也奉诏建立，但低下简陋、狭窄逼仄，不足以成为美观。州人想集合私人财力迁建并扩大它，已经很久了。然而官吏曾竭力处理诉讼，无暇顾及此事，过了二十一年，才在州治东南改建，以顺从州人的愿望。大约始建于治平元年二月，那时提点刑狱宋城蔡侯代理州事；到十月验收，则是在钱塘元侯任知州事时。二位侯君都是天下所说的能干官吏，所以这项工程完成得并不劳苦；斋舍、祠堂、讲堂、说堂、等候和住宿休息之处，乃至厨房、浴室，无不有所设置。又拿剩余的钱购买田地和书籍，用来供给求学的人，内外都完备了。于是州人共同为二位侯君成全此事而高兴，前来请我写文章记载它的完成。我听说，先王所说的道德，不过是性命的道理；它的具体制度，体现在俎豆、钟鼓、管弦之间，却常常担心人们难以理解，所以设置官师，建立学校，把天下的士人聚集起来，希望他们通过命令、辨说、诵读、歌唱、管弦和舞蹈，深刻理解其中的意义。士人是治理百姓的人。牧人知道道路所在，便只是驱赶那些不知道道路的羊罢了。然而士人学习却不知道道理，知道道理却不实行，实行却不能达到，这又怎么办呢？先王于是制定了政令。政令并不只是为了劝勉和惩戒，但也确实以此为劝勉和惩戒，所以举用学业有成的人作为卿大夫；其次，虽未完全学成而不妨碍其最终达到的人，任用为士，这就是舜所说的任用他们。至于道德崇高、德行俊伟的人，又不止于此；即使天子面向北方来向他请教，也同他轮流充当宾主，这就是舜所说的承接他。那些蒙蔽、陷溺、叛离、逃亡，不能同他讲道理的人，就用鞭打来教诲他的过错，用文字记下他的罪恶；过了很长年月仍不改变，放逐、弃置、杀戮的刑罚便接踵而至，这就是舜所说的威服他们。大体说来，教导德行，就用智、仁、圣、义、忠、和来使他们各有所成；实行，就用孝、友、睦、婣、任、恤使他们同归于一；技艺，则以礼、乐、射、御、书、数使他们全部掌握。淫邪的言论、邪僻的行为和怪诞的技艺，不能辅助社会，就不容许在当时存在。诸侯用来教导人的一切，都听命于天子，是天子下达命令规定的。然后才兴办学校；下令规定历数，是为了调节进度的快慢；下令规定权量，是为了节制费用的多少。如果没有这些命令，上面的人不实行教化，求学的人也就没有正道可循。士人在这里奔走、揖让、酬酢、谈笑、升降、出入，就没有一件不是教化。向上可以达到受天命的境界，向下也不会失去做人的资格。教化的流传即使到了衰微以后，仍然可以用歌舞聚集众人，使他们同后世的人有所不同。所以在那个时代，妇人所能说出的、童子所能知道的，有后世老师宿儒所迷惑而不能觉悟的道理；武夫所讲的、鄙人所坚守的，有后世豪杰名士所畏惧并感到惭愧的地方。尧、舜和三代从容无为，使天下四海如同处在一堂之上；这种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留下来的习俗之所以咏叹不止，全都因为这个。周道衰微，不幸而有秦。君臣都不知道屈己求学，反而乐于自作主张，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就违背正道。他们又憎恶非难自己的人，于是焚烧《诗》《书》，杀害学士，扫除天下的学校。这样以后，非难他们的人反而更多，最终仍不能取胜，为什么呢？先王的道德出于性命的道理，而性命的道理出于人的内心。《诗》《书》能够顺着人的内心把它阐发出来，并不是夺走人心原有的东西，再把人心没有的东西强加给它。经书虽然毁亡，出于人心的道理仍然存在，那么又怎么能使人舍弃自己明白的东西，跟随我而变得聋昏呢？然而这种人心并不只是秦代才有；在孔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想毁掉乡里的学校了。大概是上面失去了政道，又自行制定所谓的义理，不致力于提出最高的善来战胜它，而忧虑有所作为的困难。所以这种情况并不只是秦代才有。墨子小心经营，却不知道失误就在这里，于是提出尚同的主张；他的愚蠢，难道又同秦朝有什么不同吗？唉，道统不统一已经很久了。扬子说：“如果想重新推行他所说的学说，不如让各位儒者闭口不言。”大概是有意指辟雍和学校的事情。说得好啊！这句话即使孔子再生，也一定会赞同。如今的天子凭借盛大的德行刚刚即位，也许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如今的守吏，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诸侯。他们同古代不同，不在于施政设施不能专一，而在于从朝廷接受的还不是先王的法度；不在于没有可以教导的地方，而在于所用的教导方法。只要能培养成士大夫仁义的材料，防州虽然土地广阔而偏远，只要得到正确的教化，那么即使是强悍、昏昧、喧嚣、凶暴、触犯禁令法律而不知悔改的人，也将能够使自己的耳目聪明、心地善良，更何况那些求学的人呢？所以我写下二位侯君的功绩，同时说明古今的变化以及我对上面的期望，让他们回去刻在石碑上。

译君子斋记 天子、诸侯称为君，卿、大夫称为子。古人设置这个名称，是用来称呼天下有德的人。因此，天下有德的人，通常都称为君子。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的职位却没有相应的德，可以称为君子，大概是称说他的职位；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德却没有相应的职位，也可以称为君子，大概是称说他的德。职位在外部，偶然遇到而拥有它，人们便把这个名号给他，以外在的礼貌侍奉他；德在自己身上，求取而拥有它，人们便把真实的敬意给他，从内心服从他。别人只是从外表服从而不是从内心服从，只给他名号而不给他实际的德，能够凭借职位终身而不受责罚，大概也只是侥幸罢了。所以古人以得到名号为羞耻，以拥有实际德行为满足，不致力于使别人外表服从，而是想办法使别人内心服从。不仅如此，他们认为，外在的东西不是可以凭力量求取的，所以即使穷困、困顿、屈辱，也能安乐地接受而不抛弃正道。并不是认为穷困、困顿、屈辱本身值得人快乐，而是认为穷困、困顿、屈辱不足以扰乱自己的内心，这才是值得快乐的。河南裴君在洛阳任主簿，在官署中修建斋舍，并给它题名为‘君子’。裴君难道是羡慕那些外在的东西，想要拥有它们吗？难道是因为世上的小人很多，而亲身实行君子之道的只有我吗？按照前一种想法，就会失去自己；按照后一种想法，就会失去别人。我知道裴君不是这样做的，只是勉励自己修养德行罢了。大概是因为把这个名称题在斋舍前面，早晚进出都能看见，便思考古人凭什么成为君子，努力赶上他们。只有仁，不能成为君子；只有智，也不能成为君子。仁足以尽其本性，智足以穷尽事理，又能通达天命，这才是古人之所以成为君子的原因。虽然如此，古人不是说过吗：‘德行轻得像毛一样，但毛尚且有伦次；只要有心追求它，就没有不能得到的。’既然如此，裴君要成为君子，又有谁能阻挡他呢？所以我赞美他的志向，乐意为他说明这一点。《宋文选》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十二 余元度文 《尧舜非谥论》行迹超过五帝、德行足为百王楷模的人，有尧、舜。说到常道，孔子首先在《尚书》中称述他们；说到大一统，司马迁把他们列入《五帝本纪》。注释者说：尧、舜是谥号。能辅翼善道、传承圣统的叫尧；仁德圣明、盛大光明的叫舜。后世的学者大多宗信这种说法。我曾经考察世系的开端，辨析质朴与文饰的变化，很怀疑这种说法，请允许我试着说明它。自从远古以来，圣人相继兴起，真正淳厚的风气开始衰薄，制度还没有完备。尊卢氏、赫胥氏以前，还没有姓氏，都是根据教导百姓的事情来命名。钻木取火、改换火种的，叫燧人；穴居巢居的，叫有巢氏，就是这样。到了三皇时期，已经很重视五行相胜。乘火德而兴起的，叫炎帝；应土德运数而兴起的，叫黄帝。少昊号金天氏，也沿袭了这种旧例。逐渐看到兴衰变化，兵争也开始增多。自颛顼以来，天下的称号便依据他们的名字。颛顼和喾，是他们的名字；帝挚、帝尧、帝舜，也都是他们的名字。若从国号来说，颛顼称高阳氏，帝喾称高辛氏，帝尧称陶唐氏，帝舜称有虞氏，都是以他们兴起的地方作为国号。帝挚不是改姓换代的君主，所以不称氏。若从名字来说，颛顼、喾、挚、尧、舜都是名字。‘顼’是正，‘喾’是极，‘挚’是大，‘尧’是高，‘舜’是光华。古人虽然敦厚质朴，也知道用美好的字来称呼人，因此不必怀疑。谥法是周公制定的。大概三代之间，世上常有偏邪的君王：有嗜好音乐、沉溺饮酒的，有荒淫游猎、冒犯禁忌的，有文饰过错、拒绝劝谏的，有剖害忠臣、杀戮贤人的。周公想让后人听到美好的谥号便知道勉励，看到恶谥便想到恐惧，于是制定改换名号的典制，作为观察品行的准则。这是周公的制度，难道可以用周代的制度反过来推测尧、舜的时代吗？况且《尧典》说：‘有一个鳏夫在下位，名叫虞舜。’在群臣刚刚举荐贤能的时候，分配婚姻、接受考验等善行还没有显现，迎宾于门、治理山麓等功绩还没有彰显，怎么会面对万乘之君却不称他的名字，反而在侧陋之处先定下他的谥号呢？由此本来就可以明确知道这种说法不对。注释者又说：‘接受禅让并取得成功的叫禹。’难道舜接受尧的禅让，却不能取得成功吗？夏、商的君王以名字作为称号的很多，仲康、太甲之类就是。禹保有国家，无非承袭尧、舜的制度；如果又增加繁复的文饰礼仪，怎么会舍弃劝诫而趋向质朴简略呢？如果说夏代的道尚质朴，那么禹难道不属于夏代吗？我认为，周公制定谥法，特意选取尧、舜、禹、汤的名字作为训释，使后世继承武王功业、守护文王制度的人，仰慕这些名字而承袭他们的行为。周人以避讳来侍奉神明，避讳君主的名字而称他的谥号，这是周代的制度。谥号兴起于周代，正是文饰制度逐渐完备的事实。

译《汉武不宜称宗论》开创帝王基业、变革天命、使天下百姓脱离涂炭的，是祖的盛德；扩大声教、统一文字车轨、使百姓进入富裕长寿境地的，是宗中最显著的功德。在世时歌颂他的德行，死后观察他的谥号，用来在百代之后排列昭穆，在群庙之上配享禘祭、郊祭。即使亲尽之后仍不毁去庙室，是祖宗尊崇的表现。从前武皇顺应时运，承继炎汉重熙的基业，开拓蛮夷疆域，于是卫青、去病建立了功勋，但百姓也疲于战争。迷信神仙之说，于是少翁、栾大得到尊宠，而官吏困扰于祭祀。喜欢韩嫣的谄媚，让他乘副车，于是君臣的名分失常。相信江充的谗言，祸及戾园，于是父子的恩情断绝。举出大概来说，还有比这更昏乱的吗？到了他去世那天，群臣加谥，竟然不给他谥为灵或厉，反而夸大他的武功，称为世宗，损害了周公的谥法，败坏了三王的制度。当时的大儒硕士，如夏侯胜、黄次公，议论他的乐章，竟被投入诏狱，不也太过分了吗？况且祖是有功，宗是有德；像夏代的少康、商代的太戊和武丁，都是国家衰败后复兴、不失旧有基业的人，这才开始称宗。周人自文王、武王以下，即使德行如成王、康王，刑罚停止不用；宣王中兴，姬姓之道再次兴盛，宗庙按次第毁迁，也没有另外的庙号。到了汉代，高帝凭借英武之才特然兴起，诛灭婴、刃、籍等人，奉戴他为祖，这本来是适宜的。孝文帝崇尚仁义，减省刑罚，平息战争，奉行节俭，使监狱空虚，天下太平，庙号称太宗，这又是适宜的。孝武帝虽然扩大土地、开拓疆域，却没有德行施及百姓；不给他加恶谥，本来已经是幸运。尊他为宗，难道不是失去了正当标准吗？有人说：孝武帝才雄略远，高出百王；他开拓夜郎的疆域，在东方建立朝鲜郡，使匈奴迁徙王庭，使瓯越请求设置官吏，修明典礼，尊崇儒学，登临泰山封禅告成，于是汉代制度才完备。如果这样说，不也过分了吗？回答说：国土虽然开拓了，战争已经过度；远方的人虽然臣服，百姓已经耗损；乐府虽然兴盛，雅乐也混乱了；泰山虽然封禅，制度也奢侈了。文帝、景帝的风俗，从此以后怎能说得尽呢？武帝晚年下达哀痛诏书，推行盐铁专卖等办法，有使百姓富裕的心愿，却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世人说汉家把王道和霸道杂用；我从武帝来看，他竟连霸者都不如。世代保留他的庙号而不毁去，后世子孙凭什么观察呢？西汉称宗的有四位，东汉以后便不再区别，到了安帝、桓帝也有庙号；这种错误从武帝开始。所以写下这篇论说。秦论上 前代的高明论说，都认为凭借山河险要，秦国拥有二百里抵当二千里的形势，因而兼并天下，是地势便利使它如此。所以奉春君提出计策，田肯进献建议，都写在文书中，千古以来称赞为好。我认为秦人的兴起，确实有其原因。自伯翳到秦仲，大都凭借建立功勋，能够守住自己的事业，而偏处岐、雍一带，诸侯把他们看作边远荒服之地。穆公时代，得到贤人而昌盛，扩大土地、开辟国家，全都由任用贤人的功劳造成。百里奚是亡虞之臣，却把国政交给他；孟明是败军出逃的将领，却把军队法令交给他。穆公引咎自责，最终又收复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地，穆公把他当作忧患。在还没有聘用他时，便降低拥有千乘之尊的身份，以特殊礼节接待他：坐下让他坐曲席，吃饭让人传递器皿。等到他来归顺，又按客卿礼节对待他，所以能够使国家增加十二城，开拓千里土地，最终称霸西戎，同中原抗衡。到穆公去世那天，三位良臣为他殉葬，国人悲哀他们，作《黄鸟》诗悼念。秦人不再向东征伐，数代不能同诸侯争雄，是因为夺去了他们的贤人。到孝公继承宗庙，七雄并立。当时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都已经称王，韩哀侯、赵成侯也重新强大起来。诸侯竭力攻伐，周王室已经衰微。孝公增加修养穆公的德业，日夜思求贤者，排列爵位来尊崇他们，分封土地来赐给他们。卫鞅以有罪公子的身份来求见，孝公于是采用他的谋略，开辟阡陌，重视耕作和战争，使法令得以推行、百姓得到便利，也因此称霸。后世遵循陈轸、范睢、蔡泽、离防等人的做法，舍弃微贱身份而取得卿相之位；任用贤人的办法快得如同驿站传递文书。秦最终灭掉东西二周，吞并六国而统一天下，靠的就是这种办法。况且苏秦是反复无常的臣子，燕王一听从他的话，便使山东六国合纵，秦人十五年不敢窥伺函谷关。由此想来，一个贤人的功劳，比山河还要坚固得多，关键只在于任用还是不任用。商汤凭亳地、武王凭镐京而称王天下，他们的政治措施又怎么样呢？‘百二’的说法，到这里就站不住了。秦论下 世人说秦朝灭亡的原因，是赵高奸邪，胡亥昏愚，毒害百姓，四海瓦解，宗庙社稷变成废墟。我曾认为，灭亡秦朝、残害天下的人，是李斯。秦人占据形势便利的国家，气势凌驾于山东六国。穆公任用由余，孝公任用商鞅，霸业便奠定了。秦国像蚕食、虎视一样，历代横行，有白起、王翦、蒙恬等人掌握军队，有穰侯、魏冉、范睢、蔡泽等人掌握政权。开拓土地、消灭敌人，疆域一天天扩大。李斯最初凭儒学向西游说秦国，于是提出‘兼并六合、诸侯’的主张。秦人取消逐客令，采纳他的计策，破坏合纵、专事连横，最终兼并天下。任用李斯为相；而且李斯以平民步行的身份游说多年，便取得宰相之位，不能说没有遇合。天下已经统一，人心归附于李斯。六国厌倦战争的痛苦，兵器是在等待我吗？于是停止。秦人因为庐井制度废弛，土地是在等待我吗？于是开辟。父子轻视耕作工具的差别，百姓是在等待我吗？于是教化。李斯学习帝王之术，身处辅弼之位，假如他能戴奉君主，使君主位列成王、康王之列，使百姓进入仁寿之境，简直易如反掌。可是他却背离古代的根本，堵塞根源，焚弃《诗》《书》，愚弄百姓，断绝尺寸分封以孤立君主的势力，扩大封禅制度以使君主骄纵，修筑宫室使山川为之改变，刻石铭功遍及海内，杀戮诽谤者，禁止私下议论，刑罚繁多、法令淫滥，国家纲纪便毁坏了。

译纲纪既已毁坏，国家却不危险，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太子是用来承接统绪、表明世代传承的；君主出行，太子应当留守；有留守之责，便应服从，这是古代的制度。所以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摇动，天下必然动荡。’哪里有把著名的储君安排在边疆掌握军队，废弃弦歌诵读的伟业，去学习击鼓挥旗的末节，衣裳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丞相默默不说话，要他有什么用？到沙丘政变时，赵高凭借亲近的身份，提出亡国的言论；丞相在这时应当正面执行人臣不得拥有将兵之权的诛罚，把它昭示天下，召回扶苏而拥立他，遵从先帝的约定。扶苏仁慈明达，又历尽艰险，辅佐他以最高的治道，可以达到太平。假如削除严刑，停止遣送谪戍的人，百姓没有怨恨，那么秦的社稷还不能预料会怎样。李斯却被赵高的言辞迷惑，越过正常的记录而拥立胡亥；小人在下，兵乱和徭役一同兴起，使四海百姓的血肉涂满边城，尸骨填满骊山，家家哀号，半数人成为盗贼；他还建议用督责之法来巩固恩宠，难道不是愚蠢吗？盗贼屠杀三川，最终自己又遭受赵高的谗害；到了临死时发出想带黄犬出上蔡东门的叹息，难道不太晚了吗？使胡亥取得帝位、赵高取得权力，全都是李斯造成的。倒拿着太阿剑，把剑柄交给别人，这说的不就是李斯吗？所以说，灭亡秦朝、残害天下，是李斯的罪过。他最终遭受五刑，并不是不幸。汉论上 史家认为，汉成帝把政权交给外戚，俸禄和权力离开皇室，哀帝、平帝两位皇帝享年不长，王莽乘机而起，盗取帝位，汉朝国运中断，是汉成帝开始造成的。我私下认为，汉家的祸患并不是从汉成帝开始的，大概汉惠帝已经埋下根源；陈平作出决断而使它泄漏，于是祸水不断横流，弥漫到景帝、武帝、宣帝、元帝时期，汉成帝又破坏了堤防，最终造成昏乱沉溺。从前高皇帝驱逐秦朝这头鹿而取得天下，英雄们乐意推戴他，于是登上帝位。后来后族吕氏封侯的有三人，只是奉朝请、享受租赋罢了，赏罚和刑法的大事，从未涉及他们。孝惠帝登基后，性情仁慈柔弱；吕后杀掉三个赵王，号令自行发出，惠帝不能凭新建立的汉朝制度，制定无穷的法令，确定君臣名分，专掌生杀大权，却又感受到人彘惨酷，心中认为自己不会长久活着，反而自己促短寿命，成就了高后的势力，这难道不是孝惠帝埋下根源吗？高祖的约定是：不是刘氏不得封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陈平这个人采用审食其等人的轻率辩说，尊奉吕氏诸王，分掌南北军，让皇后在宫中称制来临朝统治天下。当时如果没有周勃、朱虚侯的谋略和齐、楚诸侯的军队，使禄、产等人的势力没有受到压制，只要出现一个像后羿、奡那样的人才，汉的社稷几乎就要被异姓取得了。这难道不是陈平作出决断而使祸患泄漏，任其不断横流吗？此后魏其侯因为是窦太后的兄长之子，武安侯因为是王皇后同母异父的弟弟，二人都凭借外戚亲信关系，先后担任丞相。孝武帝最被称为英明，而田蚡担任丞相时，权力转移到皇帝之上；皇帝说：‘如果任免官吏还没有结束，我也想任免官吏。’这大概是受到中宫势力的压迫而任用田蚡，内心积聚的愤懑便流露在言语中。卫青、霍去病只因军功而取得高位，但也依靠椒房外戚的尊重。孝昭帝时，上官桀父子、霍太后的谋划，几乎倾覆汉室，都属于宫闱亲属。许氏、史氏、丁氏、傅氏之家，印信累累，绶带飘垂，分封茅土，掌握符节，执掌宰相权柄，乘坐朱轮华毂入朝的人，多得数不清，这难道不是弥漫于景帝、武帝、宣帝、元帝时期吗？汉朝鼎器之所以没有转移，是依赖忠臣贤士从中扶持。到汉成帝在位时，赵氏姐妹专受宠幸，残害士人；王氏五代掌握权力，在外擅自掌握国家命令。所以王莽凭借元后的势力，承接诸父奠定的根基，放肆施行奸险手段，取得帝位；又由于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短，国家统绪三次断绝，张禹、师丹之流谄媚邪佞，于是挟持年幼无知、不能掌持国政的宗室，借此号令天下，使汉朝国运中断，正是这个原因。这难道不是败坏堤防，最终陷入昏乱沉溺吗？西汉的祸患，就在这里。汉论下 前代史书称光武帝中兴，再造汉室，诛灭新都侯，驱逐赤眉，顺应四七之数而称王；谋臣策划，战将建立功勋，取得万世的利益，于是封赐土地，却不扩大封域，以黄河为带、泰山为砺，能够保全自己的嫡系后嗣。因此有人说，高祖开创汉朝基业，铲除秦朝制度，分封宗室和异姓，有的封地连接数十城，有的分地千里；兵力足以张扬威权，赋税足以满足欲望，所以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等人自身都遭受了烹醢之祸，后世史家无不反复议论，都认为这是高帝赏赐造成的；土地广大、力量强盛，所以容易叛乱。光武帝的封赏，国家小而势力弱，所以容易安宁。于是认为高祖的策略错误，而光武的做法正确。我虽然不聪明，却曾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赏赐首功，诛杀大恶，是法；顺应世道的机宜，使百姓休养，是时。圣人制定法度，总要先顺应时势。尧把帝位传给舜，舜传给禹，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都是顺应时势。秦兼并六国，蚕食天下，一尺土地、一寸封地都不落入异姓；一人奋臂而起，四方就瓦解，这难道是分封制度的罪过吗？高祖凭借巴蜀偏远之地，回头攻打三秦，向东在荥阳作战，同项羽为敌。当时背叛旧主、骄横的将领和争逐秦朝天下的人很多。垓下战役时，子房请求把崤山以东的土地分给功臣，楚国才可以灭亡。所谓捐出土地，并不是汉朝原有的土地。况且陈余对项氏没有丝毫功劳，项羽却环封他三县，他尚且怨恨项籍，何况韩信、彭越等人，名义上虽是君臣，势力却如同邻国和敌国；不设置重赏，谁肯前来？难道能用区区侯爵来控制他们的去留吗？怎么可以把他们同吴汉、邓禹之类相比，他们不过拥有几座疆邑罢了？到世祖兴起时，他出自宗室，剪除凶恶之徒，以顺制逆，以仁德替代乱政，使汉朝百姓重新成就复兴的事业。于是先帝驾驭臣下、给予或剥夺权力的办法，能够增减前代建侯制度的利弊，得以防备和革除弊端；因此限制他们的土地，削减他们的兵卫，足以供养自身并酬答功勋，杜绝震动君主的权力，截断威胁君主的羽翼，最终能够保全他们的性命而不陷入刑戮，这也是可以因时制宜的。假如高祖和光武互换所处的时代，形势便不能夺取。《礼记》说：时势最大，顺应时势其次，适宜又其次，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一定要是赞美世祖顺应时势的权宜才可以。如果又因此贬低高皇帝，说他的策略错误，那就是不懂得观察时势的方法。

译正瑞论 上古的圣明君王，一言一行都成为天下的法则、后世的准则，还担心自己懈怠，所以设置左史、右史来规诫自己。这样看来，设置史官，是为了谨慎记录一位君主的言语行为，端正千古以来的褒贬，并不只是记载年月、辨别起居而已。三皇的《坟》、五帝的《典》，是记言的史书；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记事的史书。训诰、誓命之辞，得失存亡的事迹，打开简册就可以看见，却没有听说有祥瑞之言。到了两汉，才有赤芝、白雁、醴泉、甘露、卿云、宝鼎等祥瑞应验。难道古代史书简略，后代史书才完备吗？大概是有关官员丧失了作史的本意。我私下认为，国家兴盛在于德，而不在于祥瑞；国家灭亡在于乱，而不在于妖异。因此尧因敦睦九族、和协万邦而兴盛，舜因举用十六位贤相、除去四凶而兴盛，禹因治理水土而兴盛，汤因施行仁政而兴盛，周人因积累德行而兴盛。这些人即使没有祥瑞，难道不能称为圣明而且善治吗？癸因奢侈而亡，辛因暴虐而亡，厉王因聚敛而亡，幽王因女色而亡。这些人即使没有妖怪，难道不能称为昏庸而且混乱吗？桑树和谷树在朝廷中生长，高宗使商朝复兴；荧惑星守在心宿，景公使宋国安定。这说明明君在上，妖异不能造成祸害。鲁国捕获麒麟，哀公却出奔；汉代有凤凰鸣叫，平帝却失去国家。这说明昏暗的君主在上，祥瑞也不能成为美事。孔子删削《春秋》，记载日食、地震、山崩、星陨、蝗虫出生、鶂鸟飞行等变异，并不是为了扩大奇异见闻，而是想让君主责备自己、修养德行，见到灾异便想到恐惧，从而达到治理。只是在篇末借麒麟没有应验，说明著述《春秋》的用意罢了。其他祥瑞则没有记载。鹤在晋国朝廷起舞，龙出现在渭水，都不是由于德行招致的，因此排斥而不记叙。像这类事情，如果一味求取名声而导致国家灭亡，那么圣人防范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司马迁、班固像用椎轮开路一样撰写史书，却把国家的兴起说成在大泽斩蛇是受命之符，于是抛弃了英雄的谋略；他们制定制度，又把成纪出现龙说成改换服色的感应，于是毁坏了古人的象征。到了范蔚宗，更完全失去了事实，甚至记载某郡上报祥瑞，以显示自己的偏意。与其疑惑却把它列入史书，哪里比得上端正取舍、删削它更好呢？如今各郡县时常推举祥瑞，把它作为记事的开端；我认为这不是良好正直的制度。只要德行施及百姓，政令改变风俗，赏赐不过度，刑罚不滥用，那么四灵就会成为家畜，天天在君主的宫苑、池沼、郊野和薮泽中游行。又何必搜求异闻、传说怪事，来迷惑天下人的耳目呢？如果真正存养精神的人沉默而不说，那么后世继承者难道可以不感到畏惧吗？姚璹论 古代天子设置史官，不只是记载年月的远近、辨别朝见和会同的异同而已。大概因为君王居于亿兆百姓之上，喜悦如春日阳光，愤怒如雷霆，给予、剥夺、生杀，没有一样不依从他的意志。所以设置史官来谨慎记录他的言语行动：行动由右史记载，言语由左史记载，用来示范给后代，希望君王畏惧后世的名声，不敢有过分的举动。我私下看到，两汉以后，唐代制度最为详细完备，但史官的设置和废置还没有达到最为适中的程度，谨敢试着加以论述。唐代修史，其实有两种制度：武德年间的旧制，由官署中职位较低的官员轮流值班，靠近宫陛，执笔在朝廷仪仗中，随时撰录，写入册籍，叫作《起居注》。姚璹建议，执掌宰相权柄的大臣在便殿谋议，提出嘉言善策，退朝后必定编次，送到史馆，叫作《时政记》。这样一来，周官所说六史的职掌便不再分别记叙，历朝设置的著作机构也不再刊修。姚璹的建议实行后，起居官设置在外朝，仪仗退下以后，便与皇帝的踪迹相隔疏远；即使皇帝在延英殿进行片刻的对答，圣人有哀怜罪人、解网施仁的话，有随机应变、成就政务的谋略，也无法听见。如果不是宰相负责撰述，那么军政中重要的谋略，又从哪里知道呢？由此说来，有三点不可行。古代帝王不能看当代的史书，为什么呢？史书不隐瞒恶行，不虚夸美德，称为实录。如果史书可以被帝王看见，那么臣下就不能如实记录；记录而不真实，是给自己留下祸患；记录真实而不避讳，是给自己招来杀戮。不能看史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宰相监修史书，是让他自己掌管记录自己的过错，这是第一点不可行。过去成王还年幼时，曾同唐叔开玩笑，把一片桐叶剪下来给他说：‘凭这个封你。’第二天太史呈上舆地图，请求封唐叔；从此成王终身不再说戏言。这说明史官常在左右。如今史臣随着皇帝一时出入，那么只是把史臣用于片刻之间罢了；戏言和过分的行为，哪里还会害怕史官呢？这是第二点不可行。古代大臣不掌管注记，所以董狐能够在晋国直笔记史，南史氏能够在齐国执简记载。假如史官在外朝，朝会结束以后，眼睛看不见帝王的容貌，耳朵听不见帝王的言语；近臣奏对时，谁邪曲、谁正直，谁谄媚、谁直谏，全都无法辨别。采用别人的注记作为自己的删削依据，这就是史官失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第三点不可行。俗语说：‘让廉洁的人看守藏物，不如把门关紧、用锁封固；让义士们分配财物，还不如设置一个公平的秤。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有情与无情。像广渊那样谋划国事，处在辅佐君主的地位，治理各项政务，裁成万机，后代文臣撰写这些事迹，本来也是很辛劳的；可是向仪、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人互相承袭，自我编述谋略，人们尚且对他们有所怀疑。假如不幸让元载、卢杞担任这种职务，那么又到哪里取得信任呢？唐太宗文皇帝贞观年间所论述的政治体制，都足以冠绝古今，文饰王道，写在典籍上，清楚明白，正是因为史臣能够在内朝侍奉的缘故。姚璹虽然知道注记详备，却不知道先王设立史官的本意，一旦失去了根本，便没有人敢于议论了，可惜啊！

译《三统论》君王承受天命后，一定先改定正朔、变更服色，大概是为了向百姓表示一切都有新的开端。因此，三统的意义便由此显现出来。然而先儒所论，只涉及夏、商、周三王时代，所以夏代以寅月为岁首、尚黑，商代以丑月为岁首、尚白，周代以子月为岁首、尚赤，这些都可以叙述。至于尧、舜以前，即使是孔子的说法，也没有可听闻的记载。难道不是因为其中防范的意义深远吗？郑康成一类人却据此逆向推测，认为舜与周相同，尧与商相同，高辛氏又与夏采用相同的正朔。三统到此为止，文质交替两次而循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不但不合经典，也同样是对帝王之道有所不明。我试着论述如下：帝王的步调和措施各不相同，文质也各有差异。三皇所用的历法以摄提格年为标准。古代君主顺应百姓而治理，所以唐、虞以前没有变更。到了夏后氏承继帝统时，因为德行衰微，赶不上尧舜，又知道时势将要浇薄，必须用制度向百姓显示规范，所以防范和改革逐渐趋向文饰；因此，《小正》的说法和尚黑的意义，便在这时显著起来。然而，服色有所崇尚，正朔却不一定改动，只是把它记载在政令之中。所以孔子称述夏、商、周三代时说‘实行夏代的时令’，大概是因为它合于古制而符合天数。礼制因袭虞舜而来，却不说它有什么损益，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到了商汤、周武王革命，既用武力取胜而改变风俗，又逐渐产生弊病，想向百姓显示改制更新，使他们知道政令出自君主自身，所以有了服色的变更。又因为服色制度本来取象于正朔，商人以丑月为岁首，改掉寅月，是更新政令；崇尚白色而改掉黑色，是取象于正朔。周人崇尚赤色而以子月为岁首，也是由此更新。然而三王变更服色、改定正朔，一定取三微月，大概是因为君主发布政令，象征一年功业和阳气的开始。因此，这些制度足以垂训百王，文质和制度在这里完备了。后代君王即使兴起，制作制度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所以孔子说‘如果有人继承周朝，百代以后的事情也可以知道’，说的就是这个。所谓正朔三次变更便停止，是因为月份超过三微月，就不能作为法则了。这也只是王者的制度，怎么能推广到上古呢？况且五帝的典籍《尧典》《舜典》还保存着。尧的典籍说‘敬慎地授予百姓时令’，是顺应历法的数次；又说‘太阳正中、星宿朱鸟出现，用来确定仲春；太阳偏短、星宿昴出现，用来确定仲冬’，这就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节候，正在四个仲月，符合古历，也与夏正相合。又从哪里听说过以丑月为岁首的说法呢？舜在璇玑玉衡旁使七政协调，审察自己的德行是否合乎天心，至于历法的数次也不异于尧，又何曾观察过以子月为岁首的说法呢？至于他们制定服制，古人说：‘考察古人的服饰形象，所以山龙、日月等纹饰的规格清楚可知。’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改换服色呢？由此可知，五帝的德行淳厚，三王的风俗浇薄。德行淳厚，制度就简略；风俗浇薄，政令就完备。因此，三统的意义起于三代；即使上推到太昊，或者推演五德运行，也只是顺应天数，正朔并没有更改。到了三王，政事已经有所偏失。有偏失就有弊病，所以后世兴起的君王，必定纠正前代的偏失、挽救前代的弊病。假如说文质可以上推到上古，那么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这三种政教，又可以施行于帝皇时代吗？由此可见并不是这样。秦汉以下，服色都依据五行相胜，这一点又不能上推到三王时代，也很明显了。郑康成已经错失了这一点，杜佑、孔颖达之类又把它引用来作证，严重误导后学了。《禘郊论》先儒之所以解释经书，大概是想探明前代圣人的源流，开启后学的关键，使古代的制度有依据，给后世留下不受迷惑的准则。祭祀的仪式，是国家的大典。如今讲解礼经以郑玄的注释为正统，但郑康成解释禘祭的文字，前后驳杂。《礼记·大传》说：‘不是天子不能举行禘祭，天子禘祭自己祖先所由出的始祖。’郑玄说：‘这是指在南郊祭祀感生帝。’《礼记·祭法》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在郊外祭祀帝喾，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郑玄说：‘禘，是在圜丘祭祀昊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作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作祖宗，都是说以某位祖先配享祭祀。考察郑玄的解释，似乎还没有领会其中的意义。我试着论述如下：禘，是宗庙大祭的名称。天子禘祭自己祖先所由出的始祖，是说虞氏的祖先出自黄帝，因为不另立祧庙，所以五年举行一次的大祭便追祭到黄帝。夏代也禘祭黄帝，商、周禘祭帝喾，大概是因为这些姓氏所出自的祖先，就是远祖。诸侯的禘祭比天子等级低，只能祭祀始封之君，不能禘祭本姓所出自的祖先，所以说‘诸侯只能祭祀自己的太祖’。郑玄却认为，太微宫中的五帝交替为王，而每一位王者兴起时必定感应其中一帝，于是根据所感应的帝分别祭祀以表示尊崇，所以把感生帝祭于圜丘，又在南郊祭祀上帝。这不是依据纬书来解释经义吗？把太微说成星象，把昊天也说成北辰和苍穹的名称，于是便有了两个天；又把郊和圜丘的名称分成两种祭祀，这些都是错误，我深感痛惜。为什么呢？郊和圜丘都是祭天的地方，王肃所说‘就像王城以内和京师是不同名称而同一处所’，怎么可以把郊、圜丘分为两种祭祀，却把祖、宗合为一次祭祀呢？郑玄又把禘祭的文字都放在郊祭之前，认为其祭祀必定更尊贵，应当是在圜丘举行；这些都是没有研究经书本意，只任凭臆测的说法。又说在明堂祭祀祖宗、五帝、五神，小德配少数神灵，大德配众多神灵。郑玄这个说法尤其失误，错误地取用《孝经》中‘宗祀’的名称来解释‘祖宗’的含义，于是把两位主神笼统地配享五帝。假如说太微中的五帝就是五帝，那么按照郑玄的说法，太微与昊天上帝便成了六个天帝；天尚且没有两个，怎么会有六个？考察《天官书》，太微宫中的五帝，自然是五方精气之神，不属于苍穹之天的范畴。假如把他们认为是太昊、炎帝之类，又不符合孔子配享上天的本意。《周礼》说：‘天子将要大规模祭祀上帝，便张设毡案，设置皇邸；祭祀五帝，则张设大次。’由此看来，上帝与五帝本来就有区别，怎么可以混同为一呢？古代说祖先有功便称祖，有德便称宗，大概就像周人尊崇文王、武王的功绩，不毁坏他们的宗庙，并不是说让他们配享祭祀。明堂，是〔原文有脱漏〕。郑玄引用《孝经》，反而违背了其中的本意，可惜啊！汉朝承接秦朝焚书灭学之后，终于使儒者进退都没有经书依据。郑康成最为明晓礼制，却不能完全阐明禘祭和郊祭的意义。所以他解释《祭法》时说‘祭祀感生帝’，解释《大传》时又说‘祭祀昊天’，笺注《周颂》时又说‘禘祭大于四时之祭而小于祫祭’，注释《左传》时称‘郊祭配享灵威仰’，笺注《商颂》时又称‘郊祭就是祭天’。前后纷乱，彼此矛盾，谁能替他辨明呢？

译《宋文选》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十三 曾子固文 《唐论》周成王、周康王去世后，百姓再也看不到先王的治理，日益陷入混乱，直到秦朝，秦人把前代圣人几千年来的法度全部废除。天下已经共同攻打秦朝并灭亡它，于是归于汉朝。汉朝作为汉朝，历经二十四位君主，东西两汉都拥有天下，延续近四百年，但大体上多采用秦朝的法令；即使改动秦朝的事情，也多半附会自己的意图，并不是遵循先王法度而拥有天下的志向。真正有拥有天下志向的，只有汉文帝。然而天下的人才不足，所以虽然仁德的声誉很美好，当时的法度仍不能仿效三代。汉朝灭亡后，强者于是割据分裂；天下的土地，晋朝和隋朝虽然能够重新统一，但统一不久便灭亡了，这些也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取代隋朝的是唐朝，历经十八位君主，延续近三百年，而治理最盛的莫过于太宗。太宗做君主时，能屈己从谏，怀有仁心而爱护百姓，可以说有拥有天下的志向。他用租庸制度安排百姓，用府兵卫制安排军队，用职事制度任用官员，用才干能力安排职务，用兴起义理来改变风俗，用尊本务农来统摄众人。赋税徭役有固定制度，兵役和农业各有固定职业，官职没有虚名，职务没有废事，人们习惯于善行，行为远离末业，使上面掌握的事务简要而不烦琐，从下面取得的财物少而容易供给。百姓有农民的实际身份而保有士兵的防备，有士兵的名义而享有农民的利益；事务的分工各有归属，俸禄的支出不浮滥；人才的品类没有被遗漏，治理的体制能够相互承接。他们的廉耻之心日益笃厚，田野日益开辟。按照这套法令修治，国家就安定太平；废弃它，就危险混乱，可以说具备治理天下的人才。施行几年后，粮食价格低廉，一斗只值数钱；居家者有多余的储蓄，出行者有多余的资财，人人都能使自己富足，几乎达到搁置刑罚的境地，可以说取得了治理天下的成效。既有拥有天下的志向，又有治理天下的人才，还有治理天下的成效；然而不能与先王并称，是因为法度的施行与先王相比还不完备。礼乐的设施、田地的制度、学校的教化，与先王相比也还不完备。太宗亲自置身于军阵之间，作战必胜，进攻必克，天下人都认为这是武功，但这并不是先王所崇尚的。四夷万国，都是古代没有达到的地方，却都因他的政治而服从，天下人都认为盛大，但这也不是先王所致力的。太宗治理天下，得失就是这样。唐尧、虞舜治理五百多年后才有商汤的治理；商汤治理五百多年后才有周文王、周武王的治理；周文王、周武王治理一千多年后，才有太宗这样的君主。他有拥有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人才，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但因为仍不完备，不能与先王并列而称为极盛。在极盛的治理时代，也就是说，生于文王、武王以前的人，大约每隔五百多年才能遇到一次太平盛世；生于文王、武王以后的人，经历一千多年仍未超过最盛的治理时代。不只是生在这个时代的百姓不幸，生在文王、武王以前的士人，如虞舜、禹在唐尧时代，八元、八凯在虞舜时代，伊尹在商汤时代，太公在文王、武王时代，大约都是每隔五百多年才遇到一次；生在文王、武王以后的人，经过一千多年，即使有孔子的圣明、孟轲的贤能，也没有遇到这样的时代；即使有太宗这样的君主，也未必能够在当时完全实现自己的志向。这同样是士人和百姓生在这个时代的不幸。所以我叙述这些是非得失的事迹，不只是供君主考察，凡是有志于道而想出仕为官的人也可以把它作为鉴戒。《国体辨》有人问：事情产生弊病，是应当兴起改革它，还是安然放置而不顾呢？我说：应当兴起改革它。人的行为不善，是应当按察并诛罚，还是安然放置而不顾呢？我说：应当按察并诛罚。然而，兴起改革弊病，世人认为纷扰；按察诛罚不善，世人认为苛刻攻讦。这是为什么呢？我说：是有原因的。事情有大小，罪情有深浅。那些被牵连之事重大、罪过深重的人，任忠义之士来看，便会清楚地反驳，艰难地辨析。兴起改革、按察诛罚，恐怕未必能够果断实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国家天下筹划。世人只看见忠义之士这样做，却不了解他们的用心，反而羡慕这种做法，说：‘事情都是这样，我难道只是不能这样做吗？’等到他们坐在官府、站在朝廷，在四方议论此事，使那些被牵连的事情其实很小、罪过很浅，却仍然清楚反驳、艰难辨析，兴起改革、按察诛罚，恐怕就不能果断实行了。严重的还会彼此构陷并夸大其事。这是为国家天下筹划吗？那就不是了。于是世人喧然厌恶这种纷扰，憎恨这种苛刻攻讦。难道只是厌恶和憎恨吗？如果当世确有担当忠义、认为这些做法理所当然的人，那么君上必定会厌恶那些制造纷扰的行为和苛刻攻讦的做法，并把这些都谦让不取。如果确有担当忠义、认为这些做法理所当然的人，却得不到信任；即使有幸得到信任，奸邪和庸碌之人也会借机攀附，厌恶并憎恨这些事情，从中加以离间。唉！有些事情看似相同，实际却并非如此；这正是是非混乱、虚实不明的原因，难道不值得厌恶吗？厌恶它又该怎么办？也要加以考察。那些请求改革的人，所涉及的利害重大，关系到国家天下；如果顺着他们的意见考察而有道理，那本来就是忠义之士的事情。那些请求诛罚的人，所指的是奸邪谄佞，关系到国家天下也很重大；如果顺着他们的意见考察而有道理，也本来就是忠义之士的事情。反过来就是末节。然而，弊病细小、罪恶浅薄，难道就可以安置而不顾吗？我说：考察弊病并加以改革，要抓住其中重大的；审查罪过并加以诛罚，要针对其中深重的。这样，细小浅薄的问题自然会消失。看见细小浅薄的问题值得忧虑，或者它没有消失，就慢慢治理它，难道是安置而不顾吗？有人问：那些做法虽然纷扰、苛刻攻讦，但对事情来说是否确有实情呢？我说：有的确有实情，有的并无实情，二者混杂。那么，凡是他们所称美的事情，有些只是谦让而并非实情，有些虽有实情却不合其身份，那么首先应当谦让的才是罪过；否则，他们的纷扰和苛刻攻讦便是罪过。有实情还是没有实情，取决于时势。难道连忠义之士也可以定罪吗？《问尧》

译有人说：‘尧的圣明比不上舜。尧不能任用九官、诛罚四罪，而舜却能做到。’我说：‘舜之所以圣明，是由于尧的圣明；舜得到任用和诛罚的机会，是合宜的。’有人说：‘那么尧在位时，难道不能任用和诛罚吗？’我说：‘这是要把机会留给舜。为什么要留给舜呢？尧相信舜的圣明已经很久了，将要推举他禅让帝位，同时还要使众人信服。于是借四岳的推举，便先行考验他。这个考验就是由此而来！这是因为圣人不会轻易仅凭名声使天下人服从，必须使众人确实相信他的德行。德行没有比任用贤能、诛罚恶人更大的。于是尧就把职位授给舜，天下人也大都信服了。任用和诛罚，大概只是借舜来实行罢了。’有人说：‘那么尧的圣明岂不是要蒙蔽贤人、放纵恶人吗？’我说：‘不是。任用贤能、诛罚恶人，等到舜的时代实行就可以了，所以尧只是把它延后罢了。借此成就舜的功业，那么尧的德行也就有很大一部分体现出来了。’有人说：‘那么尧是偏爱舜吗？’我说：‘不是偏爱舜，而是偏爱那些有利于天下的事情。’有人说：‘《左氏传》所说尧不能做到，又是怎么回事？’我说：‘我所论述的是圣人的道理，那和左氏有什么关系！’ 《论习》国家治乱的根本在于君主的好恶，而好恶又取决于平日所习染的事物。年轻时所习正当，长大后必定贤明；年轻时所习不正，长大后就很难和他共同治理国家。如果不幸形成了后者，就要磨砺改变他；谁能磨砺他？要选择合适的人，让他早晚与君主共同进出，言语行动不断接触，这样才能磨砺君主。君主认为对的，就帮助他；君主认为不对的，就替他纠正；君主不肯放弃，就极力论辩，努力除去他的蒙蔽，并以正道接引他，使他不见邪事而改变。等到他的志向平素已经确定，然后才可以和他共同治理国家。就治理的大体而言，不也艰难而勤劳吗？然而习染是逐渐形成的，古代之所以能够治理国家，难道不是这样吗？如今众官没有得到任用，难道一定是因为人才不堪任吗？只是他们早晚不曾与君主共处，出入、言语、行动也不曾相互接触。君主认为对的，不能帮助；认为不对的，不能替他纠正；君主不肯放弃，也没有人极力论辩。他的蒙蔽和欲望日益牢固，所走的道路日益偏拙。他所见到的都是宦官、妇女等邪僻之人，他的志向平素已经确定，却还没有改变。这样还能和他共同治理国家吗？就治理的大体而言，不也太怠惰、太疏忽了吗？唉！宰相虽然尊贵，但他所能见到的情况也是有限的。设置这种职务时，难道不应当慎重吗？如果担任这种职务的人不能尽到职责，却让宦官妇女取得君主的心，那么谁能说这样可以呢？唉！那些在君主左右侍奉随从的官员，难道不就是所谓常伯、侍郎、给事、谏议、司谏、正志之类吗？《邪正辨》正人只有一类，邪人也只有一类，怎么知道正人就是正人、邪人就是邪人呢？我说：考察他们的实际情况罢了。有人说：‘某人是正人。’一定要考察他；如果他的言语和行为果然正当，还要说：‘恐怕只是表面行为如此吧？’一定要追溯他的真实用心；如果用心果然正当，这才是正人。有人说：‘某人是邪人。’也一定要考察他；如果他的言语和行为果然邪僻，还要说：‘恐怕只是表面行为如此吧？’一定要追溯他的真实用心；如果用心果然邪僻，这才是邪人。一定要追究真实用心，是因为表面迹象还不能完全相信。迹象不能完全相信，是因为其中有真实存在的，有似是而非的，也有别人构陷的。对待正人，应当等待考察而不要怀疑；有人离间他，必须辨明，不可暗中接受。对待邪人，应当安置在远处而不要亲近；有人帮助他，必须辨明，不可暗中接受。审察邪正的方法，遵循这一点就不会错。难道这样还没有说尽吗？谁说没有说尽？还要说任用和责成。正人说：‘天下还没有治理好。’就用天下的事情考察，发现确实没有治理好，怎么能不任用他来挽救未治呢？邪人说：‘天下已经治理好了。’就应当想：‘我的天下还没有治理好。’正人说：‘采用这个策略就可以治理好。’就用先王之道和人情来考察，发现确实可以治理，怎么能不用他的策略呢？邪人说：‘那个策略不能采用。’就应当想：‘我考察后认为可以采用。’一定要等到事情结束后检验它的成效，使结果不违背当初的判断；有功就奖赏，违误就责罚。若未到事情结束就检验成效，奖赏和责罚都无从落实，不能草率地改变。任用和责成的方法就是这样。因此，正人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道理，邪人不能在暗中从防范和谋划之间钻空子；谋略有明确决定，信任不轻易被蒙蔽，号令统一，赏罚分明，治理清楚，就差不多了。考察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意思。不能辨明正人之所以为正、邪人之所以为邪，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不崇尚这种方法罢了。有人说：‘某人是正人，某人是邪人。’自己也说：‘某人是正人，某人是邪人。’但对于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却没有考察；即使考察，也只是考察表面迹象，或许根本没有事实，或许只是相似，或许是别人构陷的。对于他们的真实用心也没有考察；对正人只是等待，反而心存怀疑，有人离间便暗中接受而不辨明；对邪人加以接近，有人帮助他也暗中接受而不辨明。正人说天下未治，邪人说天下已治；邪人胜过正人，通常十次有八九次。难道是用天下的事情考察过吗？从来没有。任用正人的策略，邪人说‘可以搁置’，就一定搁置；本应以先王之道、人情来考察，等事情结束后检验成效，端正奖赏和责罚，但从来没有这样做，只是在是非、任用和舍弃上草率处理罢了。正因为如此，正人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道理，邪人便能在幽暗不明之处钻空子；谋略没有确定原则，信任轻易受到蒙蔽，号令分成两套，赏罚不明，治理也日益疏略。正人与邪人同受尊崇，一旦发生失败，哪里有负责承担责任的人呢？有人说：‘大贤和大奸，不能考察他们的实际情况。’我说：‘你说不能考察实际，是因为你认为大贤之所以称贤、大奸之所以称奸，或许没有表面迹象吗？’我本来就说过：如果没有表面迹象，那么人们凭什么知道他们呢？一定要追究他们的真实用心，这就是我所说的。追究真实用心，也就是考察实际，怎么会不可以呢？既不遵循表面迹象，又不追究真实用心，却想知道一个人是贤是奸，难道不是根本不可能吗？那么，你的说法只是厌恶表面迹象难以辨知。我这样说，是因为可以根据真实用心来了解他们。只是这样做的用意很少有人能够明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说势》周朝初年，天下分列为诸侯国，君主多达数千，势力小而容易役使，形势便利而容易治理。这就是他们不只是接受号令、奉献职贡，而且确实能够辅翼拥戴天子的原因。到了周朝衰微时，大国兼并数千里土地，周王的命令不能诛罚它们，刑罚也不能施加于它们；它们合并成六国，最后又被秦国统一，于是周朝灭亡。这不是分封制的罪过，而是土地超过了王制的限度。汉朝兴起，承袭了周朝衰败时的制度，不久也发生大乱。秦人毁灭列国，把天下改置为郡县，郡县的势力确实小而容易役使，连一尺兵器也不能私自掌控，斗斛粮食也不能专有，调动和更换郡守县令就像下棋一样，形势非常便利而容易治理；但这种制度难道真的能够长久施行吗？君主与官吏、官吏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燕、赵之间彼此观望；一旦发生变故，就会翻转过来跟随盗寇，怎么还能辅翼拥戴天子呢？所以一个人首先倡导反叛，秦朝就灭亡了。这不是郡县制的罪过，而是郡守县令的器用和能力太差罢了。如今厌恶分封制的人必定说应采用秦法，厌恶郡县制的人必定说应采用周制，都是没有掌握其中的道理。况且即使跟着去改变这些事情，难道天下的形势就可以任意更改吗？不能。天下的存亡，要看大伦大法治理得好还是坏；其次只看所采用的制度。制度能使势力小而容易役使、形势便利而容易治理，都是好的。

译土地超过王制的限度，权势被下属夺取，都是祸害。假使韩、魏、燕、赵都分封为方圆百里的国家而成为侯国，即使延续到今天，也可能保存下来。秦朝的郡县，势力足以自行治理，力量足以自行防卫，即使万世没有忧患也可以。天下的形势，难道不是确实容易明白吗？后世为纠正前代的弊病，逐渐削弱藩镇的法令，权力和功业终于得以收归中央；然而仍未恢复守宰分掌职务、伸张州县作为干翼的做法，难道是好的谋划吗？万一发生水灾、旱灾、疾病、瘟疫，或者有心存侥幸的人出现，州县拿什么来防备呢？徐乐、山涛的议论，难道可以不加思考吗？如果确实认真考虑，就不难选择人才来任用，分割权势而使其各司其职，如此罢了。《说用》万物都有根而生长，有枝干叶片而茂盛，有芽穗而结实；有翅膀的在天空飞，有脚的在陆地行走，有喙的啄食鸣叫，有气息的呼吸进食，有牙齿的啃咬，它们的形态类别很多。难道不是有主宰在虚空中使它们繁衍生息吗？我观察它的作用，也十分隐秘。它使水润泽万物，使火焚烧万物，使雷震动万物，使风霆发出声响，使雪霜使万物憔悴，使雨露使万物滋润；这些粗大的作用，世人还能够知道。至于把万物裁成形体，使之散发声音，充满气息，使它们经历生死始终，那就不是水、火、雷、风霆、雪霜、雨露所能使其如此的了。世人本来就不能测知它们所以如此的原因。然而万物彼此配合而得以生存，这样看来，它的作用难道不是很隐秘吗？如今人们群居，缝衣服，钻木取火来做饭，筑土石、架竹木来建屋，他们的嗜欲很多。若没有什么加以制约并使之统一，他们的争夺就会越来越多，永不停止。我观察它的作用，也十分隐秘。它使人确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次序，为人制作衣食器用之物，用礼仪节制他们，用声音沟通他们，用语言教习他们，用刑罚约束防范他们；这些明显的作用，世人都能知道。至于使人彼此亲近，使人和谐喜悦，使人厚道谦让，用不争来团结他们，使他们乐于为公义献身而不顾私利，使他们迁移心志，离开利益而趋向道义，那就不是次序、器物、礼仪、声音、气息、语言、形体所能使其如此的了。世人本来就不能测知它们所以如此的原因。然而万民彼此协调而得以治理，这样看来，它的作用难道也不是十分隐秘吗？我已经有办法知道它了。使万物出生又使万物死亡的，是阴与阳。它们在内部运行，却不显露在外，无法穷尽地探究其中的奥妙。世人凭水、火、雷、风、雪、霜、雨、露去寻求它，是妄想。使万民亲爱而向善的，是仁与义。它们从上面兴起，却暗中覆盖于下面，顺着人心而行，不能强行通过人的耳目显现，因此无法认识其中的细微。世人夸大礼仪，繁复声音，拘执器物，依据文字，又用力量驱使、用法令束缚来寻求仁义，便更加荒谬。《易经》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又说：‘使仁德显现，使作用隐藏；善于播育万物、善于教化万民的，就是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说言》君上收纳各种言论，只应当务求它们切合实际。诚然，地位尊贵而且受信任的人，他的话未必不能听；地位卑贱而且关系疏远的人，他的话正确，难道就一定可以舍弃吗？不能。只求对治理有所补益罢了。这样一来，哪里只是君上的得失可以得到验证，天下的邪正也全都显明了。过去舜使四方耳目都通达，就是要使四方都明察，所以元凯在下位不能受到压抑，四凶在上位也不能加以掩盖。他的治理不过由此而来。昏昧的人却反其道而行，只喜欢听自己所任用之人的话，不广泛听取自己所忽视之人的意见，各种说法混杂在一起，正确还是错误没有主见。这样哪里只是君上的失德得不到听闻，天下阴险狡诈的人也全都被提拔了。秦朝的弊病由赵高造成，汉朝由王莽、曹操造成，晋朝由荀勖、贾充造成，唐朝由牛僧孺、李宗闵、裴度、卢杞造成，大体情况已经很明显了，难道不应引以为戒吗？有人说：‘难道不是已经考察得很仔细了吗？’我说：‘防范大恶，容忍小过，诛罚实际的罪行；至于表面的文章，何必考察得那么仔细呢？’唉！我是有感而发才这样说。假使地位尊贵而且受信任的人都能得到正确意见，这个主张难道可以停止吗？《说非异》人不能彼此扶持而生存，于是圣人兴起，承受上天之命而开创治理。治理天下，没有不是说以道德、仁义、礼、智这六种通达之道而不相违背为原则的；这样以后，人们才得以群居交往、结族而处，生活、养育、安适、欢乐。历数各代君主，没有谁改变过这一点。唯独佛教在西方边陲那个荒僻、恍惚而混乱的地方兴起，借汉魏衰乱的时代，凭借文字表面，使用诡辩，鼓吹怪异的行为。到了晋、梁时期，它破坏正道，专擅邪僻偏颇的行为。中原有些卑下的君主，轻视海内真正的盛大，听从诡谲高怪、放纵恣肆的邪情，热衷于祈禳祥瑞，倾倒传播怪异鬼神的邪说；使君臣关系离散，使父子关系背叛，抛弃耕田、种桑、植柘的事务，剃发穿缁衣，不婚配、不生育，逃避劳作而没有用处。他们的意图，大概在于削灭典章刑法，铲除学校，刮去言语，遮蔽百姓的视听，最终除去唐尧虞舜的传统，淹没三代，堵塞孔子的教训，把自身的荒淫妄诞检点为贤能之道，却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所在。一言一行、起居处所都改变为异端的样子。遥想从前，尊崇礼义而重视〔原文缺字〕，即使田畴毁坏也能够坚持到底；所以圣明之君称道唐尧虞舜，暴乱之君则步入幽王、厉王的道路。何况想要把人赖以生息的道路全部扫除，漂荡圣贤几千年的功业，专门满足自己的私欲，怎么可以施行呢？即使有宿儒大儒，防范它的偏僻邪说，在策书中尖锐而恳切地加以规劝，然而世上的君主却没有因此醒悟。它的流毒扩散漫延，没有得到救治和制止。它的门徒彼此倡导并把它发扬光大，习惯于编造夸张、幻惑人心的说法，声称可以降祸赐福，仿佛能从箱笼中探取；他们在道路上同百姓交往，在市场上接触百姓，天下的财物全都按什伍的数量供奉给他们。他们的庐舍越来越奢侈，徒众越来越繁多，诡辩越来越枝蔓，耗费无穷，怪乱没有止境，已经消耗殆尽、衰败不堪了！谁来抑制并纠正它？有人说：‘如今只是憎恶它的表面现象还不够，为什么不防范它的根源？’它的根源在于人的性情和欲望，这同孔子的本意不同。凡是从事这种事情的人，不爱惜官位尊贵，也不重视任用贤能，只把佩印佩绶当作追求，于是彼此争夺倾轧。有人说：‘多多阐明先王之道，内可以不受迷惑，外可以办理事务；如果性情有所不平，就背离先王之道而走向别处，这难道符合孔子的本意吗？官位是用来推行我的道，才能是用来治理无能之人的；有人争夺倾轧，是因为他们背离先王之道，教化义理无法实行。尊崇教化、兴起义理，那么上位者谦让，下位者竞相努力，谁还会彼此倾轧呢？只谋求末节而遗忘根本，以此推销自己的言辞，这就是祸害。佛徒贪利之心没有满足，却假称自己无欲；行为虚伪、生活污秽，却强作清高淡泊的言论，这哪里算得上贤人呢？’

译他们又认为这是为愚昧的人设置的，所以提出鬼神相互监察、幽冥报应、暗中降谪、灾祸福报相互胜负摩荡的说法，以此震慑恐吓人的内心，希望他们感到恐惧而悔改，这又是一种迷惑。认为幽冥报应、暗中降谪可怕，和畏惧刑罚、羡慕赏赐相比，哪一个更能使人畏惧呢？忠直之士陈述礼义，损益得失清楚地摆在眼前。当世法令所决定的生杀、出入、升降、黜免、成败，明白地逼迫着人的内心，人们尚且不知道反省并躲避，哪里有空顾及尚未到来的祈禳祥瑞呢？像晋、魏、梁、隋之间，践行正道的人相互劝勉，而抵触正道的人就衰败止息了吗？并没有。这样，佛教的说法没有益处，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虞庠、夏校的制度尚未完备，而塔庙却遍布海内。耕种南亩、操持机杼的百姓日益减少，而剃发穿胡服的奴隶却肩挨肩、脚跟脚。整理学术、建立制度、补充礼制、改革音乐的事业还没有达到极致，而蛮夷的书籍充斥中原，连骊马驾车、四马并驾也不足以运载，宫室高楼也容纳不下。声名、礼乐、文物等设施尚未完备，而洪钟垒鼓的声音却在民间街巷铿锵作响。崇奉佛教的奢侈，是古代从未达到的，如今却又全部实行了。百姓父子所吃的粗米饭、所穿的粗布衣，统统都被拿去供奉了。因此下层百姓免不了有受冻挨饿的人，拿着笔和书囊，最终成为沟中的枯骨。针对如今的情势，首先应当实行古人所说的‘恢复人民本业，使他们安居，阐明先王之道来引导他们’。退一步说，也应当斥责祈祷祭祀这类末节制度，厌弃厌胜一类怪诞学说，从上层首先做起。寺院庙宇不要再新建，诵经考试不要频繁举行。给五百人戴冠而登记为民籍，剃发者中只留一人传习老子之学；捶打仁义，割断礼法，扰乱人伦，耗损农桑事务，这种根源不能不深加限制。依照这个办法，大大减少其人数，也算是使人悔悟改过的一项措施。君王端正德行以回应上天，以纯厚仁爱取得民心，把天下无论聪明还是愚笨的人都召集来，向他们讲述往古，用最完善的顺道教导他们，使圣人的典章灿然布满宇宙之间、形气之内；这样既可以在外部运转造化，又可以在内部滋润细微之处，使天下安享纯厚的福祉。哪里还用得着晦暗不明的治理和荒诞的学说呢？《治之难》凭天下的力量实行唐、虞、三代的道路，如果不能达到唐、虞、三代那样的治理，没有这种情况。然而治理天下为什么困难呢？太平时代并不是没有小人，而是因为相信正人的根基已经稳固，辅佐君主的人又不是庸才；即使有小人，也不会造成祸害。唐尧时代，四罪之人仍立于朝廷；周朝时代，三监仍在朝廷之中。唐尧、周公都是大圣人，他们辨别小人毫不迟疑，认识他们果断明确。那些小人即使侥幸进入大臣、诸侯之列，对正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妨害。汉元帝初年，萧望之辅佐汉朝，刘向、周堪、张猛做他的心腹；东汉末年，李固、陈蕃、杜乔辅佐汉朝，李膺、范滂等人遍布并掌握禁寺，声势盛大，天下人仰望着等待太平。离开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假使他们充分施展自己的主张，功德将以万计。孝元帝、桓帝、灵帝是君主，他们的辅佐者史高、稚圭、韦玄成、胡广、赵戒以下都是庸才，而邪人又在其中喧嚣。他们辨别众多贤人的能力不明，用人也不果断；即使贤人被举荐而立于公卿之中，也会轻佻而危险，怎么能够取得天下国家的安定呢？唉！治理天下确实困难。由此观察天下，不要只看有没有小人，而要看正人的贵贱、升降、黜免，观察君主是否任用他们、如何任用他们，这样治乱就清楚了。《读贾谊传》我读三代、两汉的典籍，读到奇特的辞句、深奥的义理，光辉深沉而澄澈，能够直达人的心腑，就像登上高山眺望长江奔流，被它气势的雄壮所震撼。因此，诡异的言辞诱惑不了我，淫邪的言辞逼迫不了我，我考察是非，就像辨别黑白一样不会受到迷惑。它浩浩荡荡，波澜直达天际，即使相隔千万年，也仿佛呈现在我的心中。大概是我自喜于资质所得深厚、领会所得丰富。后来一遇到事情便能发抒出来，足以壮大自己的气势，觉得文辞源源而来而不离本旨；剔除我的粗疏，以迎接它的真实，培植我的根本，以考验它的华美。它高处足以凌驾青云、抗衡太虚，却不流于诡诞；它低处足以穷尽山川草木的道理、形状变化的情态，却不流于卑污。等到事情增多、忧虑深重、思考长远而受到激发触动，有事触及我的内心、干犯我的气概，所以言辞多从无聊困顿中发出，读来有忧愁和不忍的情态；然而它的气势总的说来并没有受到损伤。于是我又自喜于没有什么境遇不能恰当应对。假如让我处在朝廷的职位上，观察天子筹划安排、指示谋画、号令天下的意图，撰作训诫文辞，镌刻在金石上，以传扬太平无穷的事业，大概未必没有值得观赏的作品。遇到有所感触的事，寄托自己的志向，那么我自认为所写的一切都不会有损害。我为贾生怀才不遇而悲伤。读他的文章，看他筹划治理天下的便利措施，足以看出他使天下安康的心愿；看他经过湘水时作赋凭吊屈原，足以看出他怜悯时世、忧虑国家，并且有所感触而发为文章。后世有人责怪他一生不得志，因而写出这些忧愁怨愤的话，却不知道古诗的创作，都是古代困穷之人的言辞。总之，只要不违背道义，就都可以取法。贾生年轻而多才，面见汉文帝，极力陈说天下之事，果断地无所阿谀回避；可是绛侯、灌婴那样的武夫同他在朝廷上相处，譬如把圆规投到方矩之中，即使勉强放进去也不相合，所以他被斥退，不能参与朝廷政事，以至于不能抒发胸中想说的话。他那些话当时没有说出来，却还可以寄托在文章中抒发胸中的积蓄，那么贾生的志向，难道也可以怪罪吗？所以我因为自己困穷饥饿，足以了解困穷之人的缘故，也必然会这样看。又曾经学习文章而懂得困穷之人的言辞，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因此我对贾生更加敬重。唉！假使贾生最终能够施展抱负，建立功业，应该有值得称述的地方，那又何必只用空话来说明呢？我之所以为自己悲伤，也正是如此。真正了解我的人，有谁呢？即使没有人了解我，又有什么可忧患的呢？

译《书魏郑公传》我看唐太宗常常委屈自己来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等人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感激皇帝知遇自己，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进谏争辩的。他们的忠诚固然是发自内心，也由于遇到了知人善任的君主才这样。由此看来，唐朝之所以得到治理，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明的君主，而前代君主比不上他的原因，其根源都出在这里。能够知道他有这些作为，是因为他的谏诤文字还保存着。等到看到郑公把谏诤之事交付史官记录，太宗却为此发怒，减薄对他的恩遇礼待，失去了有始有终的道义，我未尝不反复叹惜，遗憾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也更加知道郑公的贤能。君主任用臣子，臣子侍奉君主，不过是遵循大公至正的道理罢了。大公至正的道理，不是抹去别人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小小的名誉来偏袒自己的君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还有更不可取的：如果认为谏诤之言应当掩盖，就是把谏诤看作不是美德，那么后世还有谁肯进谏争辩呢？何况前代君主有采纳谏言的美德，而后世看不到这些记录，那就不仅丧失了当时的公正，还会使后世君主以为前代没有谏诤之事，从而助长他们的懈怠和猜忌。太宗晚年，群臣已经知道他的这个心意，却不再进言，渐渐不知道天下的得失，直到辽东失败，才开始后悔郑公不在人世，却从来不知道这种悔恨的萌芽正是由此产生的。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伊尹、周公劝谏君主时，言辞极其深切，事情又极其紧迫；这些内容保存于典籍中，从未被掩盖。直到今天，人们仍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良相，就是因为从那些文字中可以看见。如果当时把这些文字删掉抛弃，只留下君主的一点小过失，那么后世凭什么依据来进谏？又凭什么知道他们贤明而且善于辅政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他们臣下的谏言没有流传下来，并不是史书遗漏了，而是天下人不敢说造成的。这样，谏诤没有流传下来，正是这几位君主使自己的罪恶在后世更加暴露罢了。有人说：《春秋》的书法，为了尊重亲近贤者而替他们隐讳，这不是与此相违吗？答： 《春秋》所隐讳的是恶行。采纳谏诤，难道是恶行吗？那么焚烧谏稿的人就不对了吗？答：焚烧谏稿的是谁？不是伊尹、周公这样做的，而是近世那些只求一点小名誉的人做的；他们的做法本身也不正确。为什么呢？把谏稿烧掉，说是为了掩盖君主的过失而让后世流传，这样就使后世看不到谏稿中的是非，必然认为过错总在君主，美名总在自己身上，这难道叫爱护君主吗？孔光删去谏稿中所说的内容，他究竟是在匡正邪曲，还是另有用意，不可知道；但把它烧掉而使后世受到迷惑，怎么知道不是为自己谋利的奸诈计策呢？有人说：“面对君主而发言，使用诡诈的言辞后再说出来，这与上述道理不同吗？”答：“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话。即使万一有这样的道理，也只是说君臣之间在讨论事情时，不想让自己的言论泄露给当时的人罢了，难道是要堵塞它向万世流传吗？”唉！既然用诚信对待自己，又侍奉君主，难道会欺骗君主吗？能够流传万世的，正是郑公的谏言。由此更知道他的贤能了。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宋文选》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十四 曾子固文

译《上田正言书》我听说诏书任命您掌管谏院，实在不胜欢喜庆贺。以您的才华，通晓古今，努力学习，善于议论得失和法度，朝廷本来就以公卿的标准期待您，不只是把您当作谏官。然而我区区向您致意庆贺，也有另外的原因。如今朝廷内外居官任职的人数以千计，地位高的、低的，举措趋向全都一味苟且，天下昏昧不明，日益衰败缺损，却始终不能重新振兴。四方每当看到任用一个伟大人物，都会说：‘这个人，天子特别识拔任用他，他能使古代的正道差不多重新出现吗？’群臣都仰首期待，希望看见他为国家兴起太平。天下既然这样期待他，而他又是公卿大夫、侍从、掌管谋略和维持纲纪之臣，按理说应当早晨接受职务，晚上就提出谏言，使四方听到后都说：‘天子明于知人，而众位君子没有辜负天子对他们的知遇，这就是天下的希望了。’如果长久默默无言而自我欺骗，难道是国家任用贤人的本意吗？四方官府已经有人对此议论、疑惑和叹息了。当初您为天下主持军政谋划、在外任职时，朝廷中的士大夫每当翰林院、御史台等机构有空缺，人人都认为应当由您担任；如今您却只做谏官，职位虽不高，但天下的议论都由您掌管，所以职位不高，责任却很重大。谏官刚强果断而有气节，不随时俯仰，那么上面的得失利弊没有不能听到的，下面的意见也没有不能上达的。谏官如果随时俯仰，那么天下的事情，君主想听却不能全部听到，下面想说却不能通达。还不只是这样，他又会引导君主厌恶听取下面的言论，害怕听到关于上面的事情。遍观前代的得失，再考察当时谏官是否进言，就可以为谏官贤能与否确定标准。凡是处在这个职位的人，实际上以一个人的身份系挂天下的得失，面对万世的是非。对于内外事务的利弊，重要性显而易见：君主虽然极力推行某事，但如果此事不可行，就应当争辩并停止；君主虽然极力阻止某事，但如果此事理所当然，就应当议论并推行；君主不听，就继续进言；再不听，直到三番两次，也就可以放下职位离去。这绝不是说要随着时势而看重谁、依附谁、背弃谁。如今有些人做谏官，竟说：‘我在某日进言某事，我已经完成责任了。’等到奏章下发并省察其言，不过是簿书田亩之间那些浅陋小事；一纸文字中还有十之七八顾忌时人喜怒、左顾右盼，否则就是迂腐偏僻、荒诞虚妄而不适用于世事的言论。又有人身居其位却不被听取，也不引退离去，天下人便认为是非本来就不必讨论，也很容易看清了。如今像您这样的人，当初自己被推举为贤能而且能够进谏，天子认为确实如此，于是任用您；现在已经被任用了，即使想因循畏避、使自己和普通人一样，本来也是不可以的。然而世上如果有不顾这种不可而这样做的人，您难道会说：‘这个人只是凭一时的文字和声名倾动四海，从而求取进用罢了’吗？这正是世上那些以浮华的道术互相取悦依附、追逐利益的人所做的事，不是有志之士所能忍心放纵的。过去汉代有公孙、杜钦、邺、谷永，都是以贤良身份被选用的人；考察他们一时的声名事迹，并不比当今世人逊色。他们的才能难道全都不如今天的人吗？当时既已取得声名地位，最终却没有提出任何有益的意见，以至于默默无闻；他们的起点是被人称许，后来却把这种状态当作安稳。现在看来，他们阿谀的痕迹本来就无法掩盖。后人已经看见他们如此，难道还忍心沿袭那条邪路吗？我私下认为，您应当自己作出选择。天下自唐天宝以来，上下都急切地谋求互相倾轧，以才力相较量，以雄兵相制伏，百姓疲惫不堪，日益陷入困穷；生在这样的困穷中，想不犯过失也做不到。如今刑罚日益繁多，而百姓更加困苦；财利日益枯竭，而费用却不足；人们越来越困顿，征敛却没有停止，实在令人长叹。您既然担任了可以进言的职责，如果最终只为自身谋划，那么我的话即使尖锐，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想要兴起太平、报效国家，就希望您不要含糊苟且、随俗沉浮。何况您所筹划的事情，得失已经考虑得很详细了；您对世俗的污浊玩弄，向来就很愤慨。士君子任用或弃置、离职或就任，以及轻重取舍的分别，难道您还不完全知道、不十分熟悉吗？我听到诏命已经下达，便不觉欢喜，而且以此向您庆贺。想来您早晚一定会有所进言，所以陈述这些微薄的话，稍稍帮助您的思考。当今世上的平民大多不谈论治国之道，我曾经没有登门拜访您就贸然吐露内心，实在是有所激愤。希望您不要过于惊怪恼怒，而能稍加省察。

译《代上欧蔡书》我年少时读《唐书》和《贞观政要》，看到魏郑公、王珪等人在唐太宗身边，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加以议论和进谏的；当时邪人庸人参与其间的很少，即使有封伦、李义府一类人，太宗也能够识别并疏远他们，所以他们的言论无不被信任和听取，最终成就了贞观太平，刑罚几乎没有用处，国家安定超过了成康时期。我未尝不反复欣羡，继而叹息，认为三代君臣之间，不知道是否曾有过这样周详的讨论往来。即使皋陶、禹、稷同唐尧虞舜上下谋划，载于典籍的内容，也没有像这里这样曲折详尽。我很怀疑三代、唐虞距离今天久远，当时即使有像贞观年间这样的谋议，或许还超过它，只是史书没有全部保存，所以今天没有听见看见；这一点无法知道，我不敢凭空断定。自汉代以后直到陈、隋，又从唐高宗以后直到五代，史书保存得很完整，但君臣之间都没有这样谋划决断，所以他们的治理全都在贞观之下，这是理势使然。我私下常恨自己不幸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歌咏称颂、推阐说明来满足自己的心愿；又遗憾不能在他们中间进退升降，同他们反复讨论。年长以来，我喜欢询问当世之事，所见所闻的士大夫不少，但人人只是一味苟且谨慎，把暗中拱手、默默处世当作常态，从没有一个人一见到当世的事情，哪怕只像头发那么小，就挺身承担，不为回避和顾惜自身打算。何况所关系到的安危治乱未必能够立即看见，谋略也未必能够立即见效，又有谁肯奋然迎上去替它思虑，并且亲自承担呢？于是我又认为，过去所欣羡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数千百年之间不可能再赶上。前些时候，天子赫然独自超出万世，先后更换两府，又召用二位公为谏官。我看到他们所条陈的奏议，以及四方人所传述的内容，知道二位公在皇上身边，为皇上议论治乱得失，群臣无论忠邪、大小，没有什么隐瞒，也不计较一点一滴的得失，不顾回避怨恨、猜忌、诋毁、辱骂和谗毁构陷的祸患，我私下又振奋起来，认为自古以来担任谏诤职责的人，自己承担职责，不知道是否有过这样周详恳切的议论，不知道数量是否有这样多。即使郑公、王珪，又能超过他们吗？如今事情即使不能合于圣意，也足以在当世揭露出来，使邪恶之人恐惧，使懦弱之人有所树立，何况能否合意还不能确定。我原以为数百千年已经过去、不可能再有的事情，如今有幸遇到并亲眼看见了；心中的欢喜震动无法比拟、无法言说。我日夜希望，即使有封伦、李义府那样的邪人庸人，皇上也一定斥退疏远他们，只听取二位公的意见，使今日的治理超过贞观，让我这样的小人物能够在其中歌咏称颂、推阐说明，以满足自己的心愿；更希望有一天能从其中说出片言半语，把自己的名字寄托于千万世之后，这才是我希望古代没有辜负我的地方。并且使后世听到今天的盛况，怀疑唐虞三代远远比不上今天，这与今天的人怀疑唐太宗时代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如此，我也未尝不担忧，有一天二位公在冥冥之中议论政事时受到诽谤，从而使二位公的治道不能完全施行。因此我先前写信献给二位公，首先就把这件事作为要说的话。不久果然如此，二位公相继离开两府，改任之后，怨恨、猜忌、诋毁、辱骂和谗毁构陷的言论在一天之内一齐发作，纷纷扰扰，形态万千。甚至乘着女子的过失，制造非同寻常的诽谤，想把它加到天下最贤明的人身上，完全不顾四方人的议论，也不怕天地鬼神监临自己，公然欺骗诬蔑，震惊天下人的耳目，使人感愤痛切，废寝忘食，不知如何是好。唉！二位公的不幸，实际上也是那些头痛皱眉的百姓的不幸。虽然如此，君子对于道，既然从内心获得它，就急切地努力把它施行到外在；急切地努力施行到外在，是在于自己的一面。努力施行到外在之后，能不能成功，则有可以和不可以，是在对方的一面。在自己的一面，只管竭尽力量，直到达到极点才停止；在对方的一面，则不能一定得到结果。我有这样的志向，但君子不会因为难以必然成功，就停止竭尽力量。所以孔子所说并且前往游说的有七十个国家，孟子也曾在梁、齐、滕、邾之间奔走。作为孔子，他游说了六十九个国家，仍然没有停止；孟子也前往梁国、齐国，两个大国不能接受他的主张，仍然低下身段同邾、滕的君主谋划如何使齐国改变，迟迟不肯离开昼地。他说：‘大王如果差不多能够改正过来，就一定会召回我。大王如果任用我，哪里只是齐国百姓得到安定，天下百姓都会得到安定。’看他的内心既然如此，难道会因为一次不合就停止吗？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能称为孔子、孟子了。如今二位公本来就是一次不合，他们心中难道不会说：‘天子或许会召我任用，正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吧？’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尽力，而把对方所处位置上的事交给对方承担，不因难以必然成功而停止，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何况今天的天子仁慈宽厚而聪明，求得治理的心愿从未懈怠，天下归心，四方诸侯接受号令、奔走奉行还来不及。二位公的言论，早晨在皇上那里得到采纳，晚上就能遍布四海；晚上得到采纳，也不过一夜之间就能遍布四海。哪里是游说七十国、奔走梁、齐、邾、滕之间的那点艰难可以相比的呢？只管等待时机罢了。这不只是我的希望，也是天下人的希望，更是二位公应当自己承担的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感愤之情不能停止，恭敬地写成《忆昨》诗一篇、杂说三篇，大略说明我的心意。后面两篇连同其他事情，也一并抄写寄给您。这些内容都是人们厌恶听到的，不适合向二位公陈说。然而我想借此启发、告诫、唤醒天下可以告知的人，使他们明白二位公的志向；其次也使邪人、庸人看到，知道世上有坚决守持自己、不同邪恶同流合污的人；又希望能够使天子在视听上有所启发和增益，使二位公的治道得以施行，那么天下嗷嗷待哺的百姓都将受到恩赐。这也是替天下谋划，并不只是针对二位公而发。至于二位公的治道究竟怎样呢？我曾经深思改进贡举法，多日来向学使陈说，主张读书人不必等到查遍天下的户籍、全部要求本地户籍才等待举行考试；违背这一点的人不能凭户籍参加选拔。这是历代的思虑都没有达到的。能和这样的人共同做好事，真好啊。所以诗中对于学习的论述尤其详尽，希望您俯察。

译《代上蒋密学书》蜀地奢侈，天下都听说过。蜀地的太守，前后相接，都是顺从当地风俗罢了，难道是因为节俭不好吗？大概蜀地的太守既然地位尊贵而又奢侈，是顺应人情便利的做法；顺从当地风俗，蜀人高兴并称美，名声也就归于太守。那些凭借尊贵地位，做便利自己的事又取得美名的人，大概是常人所奔走追求的。谁肯舍弃这些而实行节俭呢？然而他们不知道，推究道理而实行节俭也是一种快乐；改变当地风俗，正是从根本上治理它。百姓虽然疑惑而且害怕，甚至预先指责，认为最终一定会失败，但一定会被教化而心悦诚服，那么美名怎么会不归于施政者呢？这种美名，是君子所获得的名声，穷尽万世也不会消灭。然而世人不推究其中的原因，却共同立论说：‘蜀地容易受到惊扰而动摇风俗，既然长久形成并且固定下来，就不能改变了。’这大错特错。是不知道百姓面对艰难而且忧虑开始改变的时候，凡是更改旧事，百姓必然怨恨。难道只有蜀地如此吗？子产治理郑国时，三年之内，郑国人中就有人想杀死子产，这难道不是怨恨吗？然而郑国最终得到大治，郑国人直到子产死后仍把他当作父母一样敬爱。他最终使百姓受到教化并心悦诚服。这是效果尤其明显的例子，哪里值得担心风俗容易动摇呢？蜀地的人也都是天下的人；只要用同样的道理治理，怎么会有不同呢？至于风俗，有不改变风俗而治理成功的，也有改变风俗而治理成功的。适宜并且应当尊崇的事物，不改变它也能治理，这是礼仪所归；需要改变风俗才能治理的，就如蜀地的奢侈，难道是礼仪所归吗？为什么不改变呢？如果一定说它已经长久形成并且因循下来，那也只是顺着它而已。世间的事情，陷入混乱的太多了，距离古代的太平已经很远，难道都要一概顺从下去吗？一定不是这样。然而世上之所以没有人去做，或者有人去做却没有效果，原因也有两种，并不像前面所说的那一种。如今做官的人，形势决定了他们不能专权，也不能长久任职；不能专任，就容易受到诽谤；施行时间不长，百姓就不能受到教化而心悦诚服，因而不能等待。世上没有人去做，或者有人去做却没有效果，原因正在这里，实在令人长叹。前些时候您进入蜀地，独自想超出数百年来的成规，先从自身修养做起，以教化当地风俗。我听说后又喜悦又仰慕，却不知道事情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久，您最终因为不能专任而容易受到诽谤，施行时间不长，百姓又不能受到教化而心悦诚服，不能继续等待，于是停止了这件事，辜负了天下的希望；我听说后叹息而遗憾，也不知道事情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即使如此，您能够推行这种心愿，喜好古道而不赞同世俗的愿望，也由此可以知道。凡是没有喜好古道、反对世俗之愿的人，在这里施行也必然和在那里一样，推及一处也必然能回应万处。如今您来到余杭，是不是也出于这种心愿呢？我仰慕您过去的声望和道义，而内心又有迫切的事情；普通人本来不能向您诉说，所以把十里路当作近路，把险路和暑热看作宽广清凉的高堂，亲自来到您的门下，想求您为我谋划。难道只是因为希望您喜好古道、反对世俗这一点吗？又或者是因为我曾经希望得到您的光彩照耀和收纳，过去早已有过一天的交往情分，所以借此为由前来，希望您稍微听一听。我家本来贫穷空乏，到我父亲时才开始有俸禄，不到十年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那天，依靠朋友才得以安葬。安葬之后，他的家属流离乡间；几年之中，疾病和死亡接连发生，十口人中剩下的只有老母亲和我两个人。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没有财货和技艺可以经商或做工，没有力气可以出卖劳力，也没有房屋可以居住。侍奉老母亲，寄居在别人家中、靠人供给食物，已经将近十年了。唉！这实在是儿子不孝，也是人的自然穷困。每当看到古人说即使喝豆汤、饮清水也可以奉养父母，我也只能谈论这种道理罢了，尚且连这样的生活都做不到。于是白天行走，夜晚躺卧，惊惶忧思，悲伤到了极点而不知道眼泪已经交错流到面颊。在上位的君子听到这些话，知道有这样的人，会哀怜他吗？或者不哀怜他，却说自己仁慈，这可以吗？哀怜他却不救助他，这可以吗？如今我只希望能有房屋居住，有十几亩田地奉养老母，有一个农家女子做妻子为我烧火做饭，而我自己在外面耕种，希望得到供养母亲、供给祭祀的菽水之资，这样我的志愿就满足了。这件事极其细小，所求也极其容易做到，不过是您一器一防的花费，却足以救济我了。您难道忍心有所吝惜吗？一年之中如果没有可以求告的人，那是因为如今我遇到了您喜好古道而反对世俗的愿望，以及过去有一天交往的情分。如果求告之后您仍不怜悯，怜悯之后又不救济，那么这个人最终只能穷困而死罢了，难道还对这里有所希望吗？希望您稍稍留意并记挂此事。《代人上石中允书》人一旦失去教化，不成为盗贼，已经很接近了。数千百年来，公卿大夫中没有完人；即使有才能和技艺，也有人在自我修养方面很薄弱。即使是今天所谓的自我修养，有的人又在才能方面薄弱；琐碎的谨慎、细小的忠诚，就是今天所谓的自我修养。至于大节和大作为，就不是这样便可以了。然而有能力的人只做到这些，所以从朝廷到四方，没有能够治理好官府的官员。上面即使有良好的意图和命令，也不能施行；百姓的穷困濒临死亡，却没有地方申诉。天下没有治理好，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罢了。况且下属互相浸染，疲软因循渐渐成为风俗；那些违背正道、作出过度谋划的人，竟以这样的标准来选取士人。他们不会有所得，已经很明显了。一旦有令人震动的事情发生，不等相互联结，就要成为盗贼了，已经很接近了。唉，真是可怪、可怕！如今更改贡举法，这是好事。人们相互跟随观看诏书，违背正道的人惊惧起来，有意受到警戒；懈怠的人也振作起来，自我勉励。这是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举措。然而官吏只催促士人修饰文章，还没有能够实际施行的人；士人只催促自己加强外在表现，还没有能够从内心真正贯通的。不从内心贯通，奖赏惩罚一旦不能振作施行，必然就会瓦解。即使有圣人出现，也不会改变这项法令。然而为什么这样说呢？圣人施行教化，以自己先行实践为先，以法令制度作为辅助。如果不以自己先行实践，即使有好的制度，圣人也不能推行。如今能够先行实践的人，不在于君主和百姓耳目所能看到的地方吗？我们的君主本来就能够先行实践。百姓耳目所能看到的，在朝廷是公卿大夫，在外面是长官和师长。然而值得效法的人，实在太少了。太学是教化的枢纽，能够得到您为他们先行实践。蔡学士说过这番话，太学的教化逐渐推行开来，实在是非常盛大的美事。不知道真正把它贯彻于内心的人是谁，能够把它推广到朝廷和天下吗？我四年前还是太学生。如今想前往依附您学习，但太学的规定是不满五百日就不能参加考试。我家贫穷，父母要等待我的供养，然后才能生活，因此没有早些前往。现在想去，又恐怕错过时机；不能参加科举，便希望早晚侍奉父母，却没有什么可以谋划的办法。于是没有能够依附您求学。我的成就也很浅陋，内心所感到不足的地方又很多。我难道愿意这样卑屈吗？只是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谨把自己所作的《通论杂文》一编写来献上，并叙述太学得到您的盛事，以此作为天下的希望。

译《代人上永叔书》有作为的时代，不是世世代代都能遇到的。众位贤者既然已经遇到这样的时代，正逢顺风便利的时候。至于道理深奥精微之处，能够明察大体，裁断国家的议论，建立万世长远的策略，辅佐明主达到唐虞盛世的境界，难道不是圆通之士、曲从之士所能仰望的吗？这就是光辉啊。又能使百姓人口繁衍、家家富裕，四方异族归顺，天下上下礼义灿然，那么在任用人才方面，也就没有被遗弃的人了。开合门扉，只是门轴的力量；在荒芜之地种植善政，也只需要五寸长的铁器。两者都很微小，但如果有适当的使用，那么人的起居、上天的长养，都要依靠它们然后安定，并且显示出成效。譬如才能偏狭、技艺浅薄的人，也应当有可以使用的地方。我浅陋空疏而且愚昧无知，不懂得义理。国家幸而因为世代德行的缘故，把我列入仕进的名籍。我私下反复思考，怎样才能自我效力？只是把公事放在首位，尽力办理职务，所以早晨出门，晚上回来；凡是容易处理的事情，立即办妥；有知道的事情，就一定设法办理，不过是为了施展报效之心罢了。然而州里的守臣、倅臣，部中的使者，都过分称许我的长处，并把它写入荐举文书。难道是我敢于期望的吗？这是众位君子成全我的结果罢了。您现在以文章辅佐天子，居于朝廷，有意使用才能偏狭、技艺浅薄的人吗？如果有意，那么我愿意首先出现在您的门下。但这不是我敢于期望的。如果您看在兄长过去在京城洛阳的旧交情分上，庇护我家衰微的后代、振兴我的子弟，那么我不应当落在后面。《听琴序》凡是有高于外物的东西，难道只是因为外物不能胜过它吗？还是因为它本来就不需要凭借外物呢？世上有学问的人，在某一种技艺上取得名声，如果不期望追逐外物，也就足以尊贵了。然而一旦凭借技艺自我炫示，别人就能够因此轻视他。所以擅长技艺的人，常常害怕别人羞辱轻视自己，往往违背别人的爱好，自己要求保持简约和庄重。虽然求他的人更加勤恳，拒绝他的人更加坚决，却不知道别人也会因此更加羞辱轻视他。琴这种技艺，即使是圣人也不废弃。它制作的意图，大概有所寄托；至于听到的声音不超出几案之间，而所感发的情思却常常出现在沧浪水边、崔嵬山顶，也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了。即使如此，声音还是从外面进入人的内心，使声音从那里传来而在这里回应，尚且如此，何况不是从外面进入的东西呢？音乐的实质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弹奏它时能够穷尽其中的神韵；这样看来，音乐由内心发出，是很明白的。所以听到音乐可以知道人的德性，而德性在音乐中的显现，难道是系于器物本身吗？只是因为还没有离开器物，所以学习琴艺要先有曲调，进而有节数；推究下去，就将由此领会人的志趣；又恰好能够由此认识演奏者，那就超出了器物本身所能达到的范围。因此音乐奏起便使人喜悦，曲子终了却使人悲伤，难道它能够在片刻之间改变我的本心吗？如果我的心思在雁门，我的眼睛注视着鸿鹄，那么即使在我面前演奏九遍，仍然听不见。因此琴声的演奏有时会使人的耳朵厌倦，难道不是因为声音从外面进入，不能长久而不使人疲倦吗？虽然如此，我曾经跟老师学习琴艺：使宫音反映于脾，圣道也不会因此废弃；使商音反映于肺，义也不会因此废弃；使角音反映于肝，仁也不会因此废弃；使徵音反映于心，礼也不会因此废弃；使羽音反映于肾，智也不会因此废弃。在这个时候，并不是春季，按音律寻求它便不能合于夹钟，万物怎么能够生长呢？并不是夏季，按音律寻求它便不能合于蕤宾，万物怎么能够成长呢？并不是秋季，按音律寻求它便不能合于南吕，万物怎么能够收敛呢？并不是冬季，按音律寻求它便不能合于应钟，万物怎么能够闭藏呢？所以没有外出也没有进入，没有舒缓也没有急促，没有过长也没有过短；即使精于历法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变化规律，难道只限于十九、八、六这些数字吗？因此听它的人不会厌倦。它的神韵遨游，向东不止于碣石，向南不止于北户，向西不止于流沙，向北不止于沉羽谷、令正之谷；如果不是这样，鸟从哪里起舞，鱼从哪里跃起，六匹马从哪里仰头摆动，景风从哪里飞翔呢？庆云从哪里浮起？甘露从哪里降下？醴泉从哪里涌出？我的琴若是这样，那么有耳朵的人便没有什么可用来听的了，哪里还会有厌倦呢？这样看来，凡是被认为尊贵的东西也都不值得尊贵了。所以琴声用于郑国，便不会淫荡；用于宋国，便不会沉溺；用于卫国，便不会烦乱；用于齐国，便不会骄矜。用它来祭祀，鬼神也会降临到祭祀之处。哪里还需要懂得音乐的人来辨识呢？如果在春天弹奏商调，到了秋天弹奏角调，在夏天弹奏羽调，在冬天弹奏徵调，那么即使知道四时运行全在自己，也免不了要用手拨动琴弦。某人曾经和我一同前往金谿，因而以琴为名，却不知道我的琴。某人如果知道我的存意不在琴弦，我的志向不在声音，那么就可以得到我的琴了。即使如此，将来在祭酒的厅堂、陈设酒器俎豆的宴席上，追怀三代遗风，想象舞雩台上吟咏叹息的情景，使听到的人仿佛有所获得，那么差不多就不愧于古人了。又何必为被人羞辱轻视而遗憾呢？《厄台记》淮阳以南，有个地方叫厄台。我询问当地父老，他们说：‘这是孔夫子断粮的地方。’天地将要安泰，却先出现闭塞；日月将要明亮，却先出现昏暗。天地如果没有闭塞，万物怎么知道天地的大德呢？日月如果没有昏暗，万物怎么知道日月的大明呢？天下最圣明的人，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尧有洪水之灾，舜有被困井廪的苦难，禹有鲧被诛戮的祸患，汤有大旱之厄，文王有被囚于羑里的遭遇，周公有管叔、蔡叔诽谤的事情，孔子有断粮的遭遇。唉！圣人承受万古的美德，难道会把自身看得尊贵吗？由此可知，合于天地之德，却不能逃脱天地的命数；与日月同样明亮，却不能违背日月运行的规律。处在安泰之中而没有闭塞，哪里能看见圣人的志向？处在光明之中而没有昏暗，哪里能看见圣人的道呢？所以孔子在陈国时，讲诵、鼓瑟、歌唱，一点也不改变平常的性情。等到冲破围困出来，随从列队同行，他神色安适地说：‘美好地活着就是幸福。’又说：‘君子不能困顿，就成就不了王业。’果然如此！他去世以后，圣道如太阳般光明，文明之君不断举行封禅祭祀。凡是有所开启，必然有先导，确实是这样啊。唉！先师孔子，周游求仕于当时，百姓没有闭塞；他困顿于世间，百姓也没有得到安泰。闭塞只是一时的闭塞，安泰却是万世的安泰。这是要使后世的君王知道我们先师的道：舍弃它就危险，采用它就昌盛，学习它就尊贵，败坏它就灭亡。道的美好如此，什么才算厄难呢？

译《徐孺子祠堂记》汉朝自元兴以后，政权从宦官手中发出，小人倚仗他们的威势和福祸之权，互相煽动而作恶；中等才能的人观望徘徊，不知该怎么办。汉朝既已失去掌权的柄，法纪纲常也大为败坏。然而在位的公卿大夫中，有许多是豪杰中特别崛起的人，他们共同发愤，同心协力，以正直的道理和正直的言论，分别是非黑白，一点也不屈服于宦官的意志；以至于不能容忍他们，于是织罗罪名、钩连朋党的案件兴起。他们的操守越发坚定，行为越发激烈，志向虽然没有实现，但忠诚却有余，所以等到他们相继死去以后，汉朝也随之灭亡。当时天下听闻他们的风范、仰慕他们的道义的人，人人感慨奋发，甚至解下印绶，抛弃家族，骨肉之间相互勉励，奔赴死亡也不躲避。百余年间，那些擅自强大、企图非分之望的人接连不断，却都迟疑退缩而不敢发动。汉朝能够以灭亡而保存名义，大概就是依靠了这些人的力量。徐孺子在当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举荐他为有道之士，授予太原太守，他也不接受；备办安车、以礼征召，他也都没有前往。大概他是忘却自己而为他人着想，与独善其身而隐居自守，操守虽然不同，但以仁为志却是一样的。在位的士大夫能在乱世坚持气节，不因死生而动摇内心，同那些留恋俸禄的臣子相比，差别太远了。然而他们不肯离开职位，是因为道义在于救济众物。徐孺子曾对郭林宗说：‘大树将要倾倒，不是一根绳子所能维系的；为什么还要栖息在树干上，连安宁的处所都没有。’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他满足于山林丘壑、遗弃世事而不顾。孔子对颜回说：‘任用我就出来行道，不任用我就退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够这样吧。’孟子也称赞孔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止就退止，这是我所希望并且要学习的。’孔子对于君子、小人的消长和进退，选择适宜的处所，从来没有不根据时势；因此看见时势不可以作为，就停止下来。这就是徐孺子没有用这一种情况来改变另一种情况的原因。徐孺子姓徐，名穉，孺子是他的字，是豫章南昌人。考察地图记载，章水向北经过南昌城西，经过白社；白社西面有孺子墓。章水又向北经过南塘，南塘东面是东湖；湖的南面小洲上有孺子住宅，号称孺子台。吴嘉禾年间，太守徐熙在孺子墓道旁种植松树；太守谢景在墓旁立碑；晋永安年间，太守夏侯嵩在碑旁建立思贤亭。世世代代修治，到拓跋魏时期，称为聘君亭。如今亭子还在，但湖南小洲世人不知道那里曾经是孺子住宅，也曾经是孺子台。我任太守的第二年，才在那地方搭建草堂，画徐孺子的画像，用中牢祭祀他，率领本州宾客属吏前往拜祭。汉代到现在将近一千年，富贵而湮没无闻的人不可胜数；徐孺子不走出乡里，却独独被称颂到今天，那么世上想凭借智力和力量取胜的人，难道不是迷惑了吗？徐孺子的墓已经失去所在之地，但孺子台幸好还可以考察而知晓。修建祠堂，是为了向本地人显示崇尚德行的意义，所以一并采录他出仕和退处的意旨写成这篇记。《宋文选》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十五 石守道文

译《中国论》天处在上方，地处在下方。居于天地中央的地方叫作中国，居于天地边远地区的地方叫作四方。四方属于外，中国属于内。天地划分内外，是为了有所限制。中国，是君臣赖以立身的地方，是礼乐赖以创制的地方，是衣冠赖以产生的地方，是冠礼、婚礼、祭祀赖以施行的地方，是丧服、麻衣和哭泣等制度赖以制定的地方，是果实、瓜类、蔬菜和食物赖以种植的地方，是稻、麻、黍、稷等作物赖以拥有的地方。东方叫夷，披散头发、在身上刺花纹，有的人不烧火煮食；南方叫蛮，刻画额头、脚趾交错，也有不烧火煮食的；西方叫戎，披散头发、穿兽皮，有的人不吃谷物；北方叫狄，穿兽毛、住洞穴，有的人不吃谷物。他们的风俗都各自安于本地，互相改变就会发生混乱。抬头观察天象，可以看见二十八宿；低头观察大地，可以看见九州分野；从中观察人事，可以看见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各自的位置。不属于二十八宿、九州分野之内的，不处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关系位置上的，都是夷狄。二十八宿之外的事物侵入二十八宿之内，是扰乱天的常道；九州分野之外的事物进入九州分野之内，是改变地理秩序；不处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的位置上，是违背人的道理。假如上天的常道在上面发生混乱，地上的法则在下面发生改变，人的正道在中间背离了，那就不能称为中国了。听说于是有个巨人名叫佛，从西方来到我中国；有个眉毛很长的人名叫躭，从胡地来到我中国。他们各自用自己的人替换中国人，用自己的道替换中国的道，用自己的习俗替换中国的习俗，用自己的书替换中国的书，用自己的教法替换中国的教法，用自己的居室替换中国的居室，用自己的礼乐替换中国的礼乐，用自己的文章替换中国的文章，用自己的服饰替换中国的服饰，用自己的饮食替换中国的饮食，用自己的祭祀替换中国的祭祀。即使这样，中国人仍然未曾乐意地跟从他们。佛教徒便说：“天上有天堂，地下有地狱；跟随我游行，就能升入天堂，否则就会被挤进地狱。”老子一派的人也说：“我有长生之道、不死之药；跟随我游行就能长生，否则就会早死。”况且，人们制造耒耜来使人务农，制作《诗》《书》来使人从事士业，制造器物材料来使人从事工艺，铸造货币来使人经商；臣子向君主行拜礼，儿子向父亲行拜礼，弟弟侍奉兄长，晚辈敬顺长辈；戴冠来束住头发，系带来围住腰部，穿鞋来约束双足；妻子儿女是供养的对象，宾客老师是供奉的对象；缞麻服和哭泣的制度，使人表达哀痛，并以禋祀祭享来尽孝。祭祀和享献的礼位，是让人以此尽孝的劳苦。像这样，我所说的一切痛苦都没有了，于是人们有的害怕它，有的喜欢它。开始有人跟从他们，既然跟从了，人们便说：“还有什么比君主更尊贵的呢？却同他行相等的礼，就没有兄长可以侍奉，没有长辈可以敬顺，没有妻子儿女可以供养，没有宾客老师可以奉事，没有头发可以束，没有腰带可以系，没有缞麻服和哭泣来表达哀痛，也没有禋祀祭享来尽孝。中国所从事的士、农、工、商，我都坐享其衣食。我是尊贵的，就是如此，所以那些人欢然离开中国，纷纷奔向我。”唉！如今不离开这里而到那里去，不背弃中国而奔向佛、老的人，有人会说：“这样将怎么办呢？”回答说：“各自使各人的人归于其本类，各自使各人的习俗归于其本类，各自实行各自的教法，各自遵守各自的礼制，各自穿各自的衣服，各自居住各自的房屋。四夷居于四夷之地，中国人居于中国之地，彼此互不扰乱，如此而已。”这样，中国仍然是中国，四夷仍然是四夷。《汉论》上 唉！王道难道是在汉代发生了驳杂吗？商汤革除夏朝，改定正朔，变更服色，只是为了顺应天命而已，其余全都遵循禹的道。周朝革除商朝，改定正朔，变更服色，只是为了顺应天命而已，其余全都遵循汤的道。汉朝革除秦朝，却不能完全遵循周朝的道，王道从这里开始驳杂了。井田，是三王的法度；什一税，是三王的制度；封建，是三王的政治；射御，是三王的礼制；学校，是三王的教化；统一度量衡、以服饰彰明等级、以宫室区别尊卑，都是三王的训典。三王时代，市场设防而不征税，关卡盘查而不征收关税，山林川泽按时开放而不禁止；征用民力，每年不过三天。五十岁的人在乡里得到供养，六十岁的人在国都得到供养，七十岁的人在学校得到供养，孤儿、寡妇、鳏夫、独居老人都有固定的粮食供给。周朝衰微，王道停止；秦兼并天下，于是把三王的道完全消灭了。汉朝取代秦朝的国运已经很久，却不能革除秦朝的弊病，仍然沿袭秦朝的政治；井田最终没有施行，什一税最终没有实行，射御最终没有兴举，学校最终没有兴办，度量衡最终没有统一，服饰最终没有采用，宫室最终没有按等级区分；市场设防却征税，关卡盘查却征收，山林川泽不按时开放，征用民力没有期限，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人得不到供养，孤寡鳏独没有固定的粮食供给。三王的道不能恢复，不是秦朝的罪过，而是汉朝的罪过。夏桀毁灭了夏朝的道，商汤也承受天命，能够继承禹的功业，所以夏朝百姓归附商朝，却没有看见商朝的政治，而看见的是禹的政治。商纣毁灭了商朝的道，周武王也承受天命，能够继承汤的功业，所以商朝百姓归附周朝，却没有看见周朝的政治，而看见的是汤的政治。秦朝毁灭了周朝的道，汉朝也承受天命，却不沿袭周朝的政治，也不革除秦朝的弊病，建立汉朝的政治，所以秦朝百姓归附汉朝，只看见汉朝的政治，而看不见周朝的政治。这是因为汉朝用汉朝的礼乐替换了三王的礼乐，用汉朝的制度替换了三王的制度，用汉朝的爵禄赏赐替换了三王的爵禄赏赐，用汉朝的法律替换了三王的法律，用汉朝的政令替换了三王的政令。唉！汉朝顺应天命、适应人心，以仁德替换暴政，以治理替换混乱，本来是三王所做的事。它开始时为什么这样盛大，结束时为什么这样卑下呢？三王大中的道被搁置而不施行，只是局促地沿袭秦朝遗留下来的东西，建立汉朝的法令，实在可惜啊！《汉论》中

译有人说：“汉朝改变了三王的道，造成这种局面的是谁呢？”回答说：“这是曹参、陆贾、叔孙通的罪过。”汉高祖凭借武力平定天下，陆贾说：“陛下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却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于是高祖让陆贾写秦朝所以取得天下以及古今各国成败的道理。陆贾一共写了十二篇，每奏上一篇，皇帝总是称赞。高祖已经平定天下，群臣饮酒争功，有人胡乱拔剑击柱，皇帝为此忧虑，叔孙通便和一百多个弟子杂采古礼与秦朝仪制，制定汉朝的仪礼，皇帝采用后说：“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汉高祖豁达大度，聪明神圣，温和恭敬而深明事理，英武威严、睿智勇武，他的资质才能本来就不在商汤、夏禹和周文王、周武王之下。让他奉行道而成为帝，他就能成为帝；让他奉行道而成为王，他就能成为王。当时刚平定祸乱，他正思考要替汉家改定正朔、制定礼乐、建立制度、彰明文章、施行道德、推广教化、统一风俗、兴起太平，并把这些传给千万世。陆贾如果能够远取皇帝之道，把它献给君主，施行于国家，布行于天下；叔孙通如果能够纯粹采用三王的礼制于朝廷，贯通政教，影响后世，那么凭高祖的才能，难道不能实行这些吗？他们却只是拘谨地推进当时眼前的事务，采用王道、霸道的粗略办法，因为容易实行便奉为可贵；又孜孜不倦地搬用近古的鄙野礼制和亡秦以来的杂乱仪制，追求迅速见效，结果使高祖向上看汤、武而感到惭愧，使汉家和三王相比显得不相称，实在可惜啊！当初，萧何任相，天下还没有得到充分治理，萧何死后，曹参接替他。曹参认为萧何已经制定了规矩，应当守住而不要失去，于是每天饮醇酒，宽纵放任而不治理政事。即使后来惠帝要求治理天下，曹参也不能竭尽才能辅佐他，只把高祖刚刚平定祸乱、萧何草创律令、百姓刚刚脱离苦难看作已经太平，把国家刚刚建立法度看作已经完备。假如在高祖已经平定祸乱、萧何已经制定律令、惠帝正要谋求治理的时候，曹参能够竭尽伊尹使君主达到尧舜境界的心力，按照周公辅佐成王、达到太平的道路来侍奉惠帝，把尚未完备的制度补充完备，把尚未普及的教化推广开来，把尚未完备的文章补充完备，把尚未明确的礼制和法律阐明，把尚未调和的刑法政令调和，完全遵循三王的道来实行；陆贾和叔孙通已经在前面施行，曹参又在后面实行，汉朝难道会有赶不上三王之治的吗？所以说，这是陆贾、叔孙通、曹参的罪过。” 《汉论》下 有人说：“时代有淳厚和浇薄，道有升降变化，汉代的时代本来就不同于三代的时代。把三王的道全部实行，行得通吗？”回答说：“所谓时代有淳厚和浇薄，并不是说后世的时代就一定不如古代淳厚；所谓道有升降，并不是说今天的道全都低于古代的道。时代体现于治乱，道体现于圣人，并不是说它们只取决于先后。桀、纣兴起，百姓的本性就变得暴虐；汤、武兴起，百姓的本性也就变得善良。汤的时代固然在桀之后，武王的时代固然在纣之后，但汤、武的时代难道有不比桀、纣的时代淳厚的吗？难道他们的道已经下降，百姓也就难以教化了吗？时代太平就淳厚，时代混乱就浇薄，并不是时代本身有淳厚和浇薄。圣人存在，道便随之兴隆；圣人亡失，道便随之衰落，并不是道本身有升降。百姓厌恶周朝已经很久，苦于秦朝更为厉害。秦朝的政治就像陷阱。百姓能够走出陷阱，只要让他们实行三王的政治，而不是像陷阱那样深闭可怕；既已走出陷阱而获得安适，不再身处陷阱，人们都会欣然跟从，何况让他们跟从三王大中的道，登上泰然安乐的境地呢？当高祖把秦朝百姓从千万丈深而不可测的深渊中提出来，安置在平地上，假如再把三王的政治展示给他们，用三王的教化革新他们，用三王的号令鼓舞他们，用三王的法度使他们明白，百姓难道会不肯跟从，反而说‘还不如留在千万丈深而不可测的深渊中快乐吗’吗？我不相信会这样。天下刚刚平定时，百姓还没有富有到兼并土地，强者还没有欺凌弱者，多数还没有吞并少数，大国还没有兼并小国；于是划定土地的界限，因而为他们实行井田，百姓会有什么争端呢？国家还没有巡行的费用，还没有调动军队的行动，也没有土木工程的耗费；于是为他们实行什一税的法则，因而建立中正之道。国家难道还会缺少封建来划定疆域、用射乡来使人仁厚、用庠序来教化、用养老来使人厚重吗？秦朝的百姓就会成为汉朝的百姓，成为三王的百姓；百姓看不见汉朝的政治，而看见三王的政治。伊尹不能使他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便以为羞愧，好像在市集上受鞭打。商汤距离尧舜已有几百年，又承受了桀造成的大乱，他的时代本来也已经浇薄衰败了，尚且能够用尧舜之道侍奉君主，使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人。曹参、陆贾、叔孙通却偏偏不能用三王之道侍奉汉朝，使汉朝赶不上三王，确实可罪。有人说：“汉朝辅政的大臣，前面有萧何、张良，中间有陈平、周勃，后面有霍光、魏相、公孙弘、博阳侯、韦贤父子，为什么偏偏责备陆贾、叔孙通以及曹相国，不是太偏颇了吗？”回答说：《易经·革卦》说：天地发生变革，四时因此形成；汤、武革命，顺应天命而响应人心，君子因此治理历法、明定时令。《易经·鼎卦》说：君子因此端正位置、凝聚天命。高祖平定天下，正是革除旧鼎、取用新鼎的时候。曹参、陆贾、叔孙通，正处在君子治理历法、明定时令，端正位置、凝聚天命的时机。如果不能把握那个时代、乘着那个时机创制制度、彰明法令，为万世垂下法则，恰好就应当承担他们的罪过。至于后世，法令已经确定，条文章程已经明著，制度已经实行，朝廷遵循它们已经成熟，百姓信任它们已经习惯；这时突然改变，难道不会混乱吗？富人已经连片占有田地，强者已经欺凌弱者，多数已经吞并少数，大国已经兼并小国；这时突然按土地界限加以整治，用井田安置他们，百姓肯跟从吗？后世子孙奢侈放纵，每天不停地兴建土木工程，内蓄嫔妾侍从，外出沉溺于打猎游玩，耗尽天下的财物，疲惫天下的民力，仍然供给不足；这时突然实行中正之道，征收什一税，停止关市征税，开放山林川泽，国家难道不会匮乏吗？所以晁错请求削减诸侯封地而被杀，董仲舒请求限制民田却没有被采用；霍光、魏相、公孙弘、韦贤、博阳侯，即使有这样的才干，哪里还能够替汉家革除制度呢？只是没有适逢那个时机。因此我责备曹参、陆贾、叔孙通。”},{

译《季札论》宁可使自己忍饥挨饿，却要保存万代君臣上下的名分，这就是伯夷、叔齐。宁可使一个国家废墟般覆灭，却要保存万代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这就是季札。唉！伯夷、叔齐并不是随便谈论义，季札也不是随便谦让。以伯夷、叔齐的明察和智慧，难道不知道纣王不仁，使天下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吗？武王顺应天意、响应民心，以极仁义的行动讨伐极不仁义的纣王，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使他们最终达到安乐泰然的境地。大概伯夷、叔齐认为，尧把帝位禅让给舜，舜把帝位禅让给禹，禹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是天下最公正的原则。而舜贤明，禹贤明，启也贤明。尧、舜的禅让和禹的传位，都是把天下交给贤者。这样的做法可以用来效法商汤讨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虽然这也是天下的大义，但桀、纣毕竟是君主，汤、武毕竟是臣子。以臣子讨伐君主，不可以拿来作为后世的规范。尧、舜、禹都把天下传给贤者，而商汤开始以武力讨伐夏桀，商汤既然以武力讨伐夏桀，自己又做了君主，武王又以臣子的身份讨伐纣王，自己也做了君主；伯夷、叔齐深怕后世不知道尧、舜、禹是按照天下至公的原则把天下传给贤者，只知道商汤、武王以天下大义讨伐桀、纣，因而将会有人借大义的名义来残害、篡夺并弑杀自己的君主，所以伯夷、叔齐在武王马前进谏，后来死在首阳山。唉！伯夷、叔齐并不是随便谈论义，而是在保存万代君臣上下的名分。以季札的明察和智慧，难道不知道吴国如果由季札继承就能保存，由诸樊继承就会灭亡吗？难道他不知道，能够保全祖先留下的国家，就是孝；使祖先的祭祀覆灭断绝，就是不孝吗？大概季札认为，父亲和儿子是天下最大的亲情，兄长和弟弟是天下最大的伦理。周王室衰微以后，王政断绝，天子争夺君位，诸侯篡夺权力，弟弟杀害兄长，儿子弑杀父亲，没有哪个国家不存在这种事情。季札又深怕后世不知道父子之间的亲情、兄弟之间的友爱，都认为儿子可以篡夺父亲，弟弟可以夺取兄长的权位，这样一来，亲情和友爱就会灭亡，所以借子臧向诸樊谦让这件事来寄托自己的意思。唉！季札并不是随便谦让，而是在保存万世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假如没有伯夷、叔齐，后世杀害君主的人就会接连不断；假如没有季札，后世弑杀父亲的人也会接踵而来。独孤及作《季札论》说了这些话，难道他知道季札所要保存的是什么吗？唉！独孤及只知道废弃先君的命令是不孝，灭掉自己的国家是不仁，却不知道奉行先君已经去世时的命令以求孝顺，只是孝的末节；保全一个国家以求仁爱，只是仁的小节。与其奉行先君已经去世时留下的命令，哪里比得上保存先王关于天下大中的教化？与其保全一个即将衰亡的国家事业，哪里比得上拯救万世篡夺、弑杀的祸患？唉！季札的用意多么深远啊！独孤及哪里知道这些呢？所以孔子称赞伯夷、叔齐说：“他们是古代的贤人。” 孔子称季札说：“他是吴国中熟习礼仪的人。” 《伊吕论》世人称说：“伊尹和吕望，因为他们的道术相近，心志相同，功业也相同。”我认为，伊尹和吕望的功业相同，但他们的道术和心志却有不同。伊尹的君主无道，他的国家必然灭亡；伊尹身处田野之中，却没有因为君主无道就忘掉君主，也没有因为国家将要灭亡就抛弃国家，五次前往求见君主，向君主进献自己的主张，希望君主能够反省并成为圣人，使夏的祭祀不至于断绝；这就是伊尹的心意。吕望的君主无道，他的国家将必然灭亡，于是他抛弃自己的国家，不前往求见君主，也不向君主进献主张，却安然坐在磻溪之中，忍心看着君主不行正道，等待他的国家走向灭亡；这就是吕望的心意。然而，伊尹最终没能再见到桀，听说桀始终不肯悔改，知道夏朝最终不能恢复，于是归附商汤，放逐夏桀，灭亡夏朝。他先去求见自己的君主，但君主不听从；又不忍看着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归附商汤，这才得到了君子出仕和退处的正确原则。假如当初桀能够采纳伊尹的谋略，努力反省而成为圣人，夏朝的祭祀就不会断绝。吕望的心意哪里曾想到过这些呢？君主在上面暴虐统治，百姓在下面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的祭祀一天天将要坠亡；吕望却不曾起身前去劝说君主，拯救他的百姓，保存国家的祭祀，只是径直归附文王，辅佐武王讨伐纣王，灭亡商朝。他不曾去求见自己的君主，向君主进献主张，怎么知道君主不会接受他的主张、他的主张不会施行呢？他却直接抛弃并断绝了与君主的关系。吕望的心意比不上伊尹的心意，吕望的道术也比不上伊尹的道术，甚至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假如桀有悔过、平息祸乱、改正错误的心意，像对待太公一样任用吕望，罢黜原来的政令而归从善道，那么商汤的社稷也不会迁移。可惜吕望没有前去一次。

译《周公论》有人问：“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仪、创作音乐，吃一顿饭要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洗一次头要三次握住未干的头发，起身等待士人来访，为什么这样急切呢？像这样洗头和吃饭都没有空闲。舜辅佐尧，禹辅佐舜，益辅佐禹，伊尹辅佐商汤，傅说辅佐高宗，都不如周公这样勤勉辛劳。难道周公的德行比不上禹、舜、益、伊尹和傅说吗？”回答说：“周公不得不这样做。尧是圣人，舜是圣人，高宗也是圣人。舜、禹、益、伊尹、傅说即使勤勉辛劳，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周公却不得不这样做。成王还是幼儿，正处在襁褓之中，谁知道成王将来果真是圣人吗？况且后稷、公刘、古公、王季、文王、武王经过千年的积累才得到天下；武王去世时，成王年幼而且力量薄弱。武王把后稷、公刘、古公、王季、文王、武王所取得的天下以及成王托付给周公，周公接受武王的托付，承担天下的重任。假如成王不像先王那样贤明，败坏覆灭了他们的功业，那么后稷、公刘、古公、王季、文王、武王所取得的天下，就是被周公丧失的。周公难道能不勤勉辛劳吗？又哪里有空闲洗头和吃饭呢？”周公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他所辅佐的君主以及所处的时代，与舜、禹、益、伊尹、傅说所辅佐的君主和所遇到的时代不同。谁说周公的德行比不上他们呢？” 唉！我看周公辅佐成王的心，真是极其深厚。成王曾经把桐叶刻成珪形的玩具，要赏赐给唐叔，周公立即入朝祝贺。成王说：“这是玩笑。”周公说：“天子没有戏言。”于是便把国土封给唐叔。这就是周公辅佐成王的心极其深厚。成王既然因为一句戏言就把国土封给别人，以后还敢再开玩笑吗？连开玩笑都不敢，哪里敢荒怠宁居，敢安逸享乐，敢侮慢轻忽，敢惑乱而不行正道，敢骄奢淫逸而不守礼呢？这就是周公辅佐成王的心极其深厚。唐代柳宗元认为唐叔是年幼弱小的弟弟，不应当受封；周公却成全了成王不合适的玩笑，把土地和人民交给一个年幼弱小的人，让他做君主，这样的人也能称为圣人吗？这实在是不懂周公的心啊。《是非辨》天子将要选拔人才任用他，询问宰相；一个人认为他是对的，另一个人认为他不对。宰相将要推举人才，询问百官；一个人认为他是对的，另一个人认为他不对。那么将以谁的意见为准呢？回答说：以言论贤明的那个人为准。贤者的判断是非是公正的。小人如果不结党，就会遭到诽谤。又问：向朝廷询问，也向天下询问；朝廷认为不对，天下认为对，朝廷认为对，天下认为不对，那么将以谁为准呢？回答说：以天下为准。天下的判断是非是公正的。朝廷如果不与之相合，便会产生嫉妒。去掉党援和诽谤，抛弃仇恨和嫉妒，人人都能正确判断是非；保留党援和诽谤，怀抱仇恨和嫉妒，就不能同他谈论是非了。唉！我看能够正确判断是非，把意见推行于天下而人们不认为这是偏私，经过万世而人们不能改变古今判断的，只有三个人：尧、舜、孔子。尧、舜知道朱、均不贤，便不把天下传给自己的儿子；知道舜、禹贤能，便把天下让给他们，是非已经彰明了。孔子作《春秋》，判断二百四十二年的善恶是非，当时没有一个人胡乱承受他的恶名，也没有一个人错误地享有他的美名，他的是非判断恰当。其次就是孟轲、韩愈。孟轲肯定商汤、武王，否定桀、纣；韩愈肯定周公、孔子，否定佛教、道教，是非已经判明了。从尧、舜直到今天，大约有几千年，出现了这五个人，可见辨明是非是多么困难。一般人凭感情爱憎，以自己的意愿判断善恶；即使是千年之后的枯骨、九泉之下的腐肉，仍然在秃笔枯简之间按照好恶加以褒贬，更何况和他们并肩侍奉君主、接踵上朝呢？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尧、舜、孔子、孟轲、韩愈那样的心，就都不能同他谈论是非。唉！如今也有人因为一顿饭招待得厚薄不同，便产生爱憎。刘工部在南京时，有个士人自身不修养，刘工部没有以礼相待，他退下后便怨恨发怒，逢人就骂刘工部，话说个不停。孔大谏在兖州时，有人没有受到优厚待遇，退下后便怨恨发怒，到处诽谤孔大谏，言辞十分丑恶。然而这两个人，即使被认为正确，也不会因此显达；即使被认为错误，也不会因此受辱，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所害怕的是，在帝王冠冕之前、宫殿台阶之下，有人把奸邪说成贤能，把贤能说成奸邪，把谄佞说成忠诚，把忠诚说成谄佞，把欺诈说成正直，把正直说成欺诈，把邪恶说成正道，把正道说成邪恶，扰乱君主的听闻，炫惑君主的视线，迷乱君主的心思：把贤能说成奸邪，龙逄就会被杀；把忠诚说成谄佞，比干就会被杀；把正直说成欺诈，周公就会受到怀疑；把正道说成邪恶，屈原就会被疏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把奸邪说成贤能，飞廉就会得到进用；把谄佞说成忠诚，靳尚就会受到信任；把欺诈说成正直，赵高就会被任用；把邪恶说成正道，王莽就会被任用。这样做，难道不会扰乱天下吗？难道不会危及国家社稷吗？我正是害怕这些，所以写了《是非辨》。《辨谤》我读青州刘概的《韩吏部传论》说：唐宪宗迎取佛骨，群臣没有人敢进言，只有韩吏部对此论说，因而被贬谪到南方荒远之地八千里外；这难道是对自身有利、对大道有利吗？我从这里知道了韩吏部的功劳。潮阳的水潭中鳄鱼为害，潮州人以此为患；韩吏部到任后，投下文书驱逐鳄鱼，一夜之间鳄鱼全部离去。鳄鱼本性暴戾而没有知觉，尚且受到他的教化感动而离去。假如韩吏部能够站立在朝廷重臣之位，辅佐君主，施行他的道来教化天下的暴戾无知之人，难道还会有像鳄鱼这样的东西吗？一定没有。鳄鱼尚且可以教化，何况人呢？我从这里知道了韩吏部的道。有人说：史臣认为韩吏部排斥佛、老，对大道的作用还不大，却不知道使他的大道显得伟大的又是什么。我从这里知道了韩吏部的尊严。有人说：韩吏部避讳之辨，不能只看作替贺若弼辨明，也是由于对当时风气有所激发。一般人怠于笃行孝道，却急于避讳，实在没有什么可取。我从这里知道了韩吏部的孝。有人说：鲧对百姓没有德行，尚且在晋国留下神灵；柳宗元对百姓有德，难道在罗池就没有神灵吗？韩吏部为他立碑，有什么不可以？我从这里知道了韩吏部的是非。有人说：《平蔡碑》并不是写得不好，只因为相信一个妇人而把它磨掉了；怎么知道真实记录不会和《平蔡碑》相同呢？

译我从这里知道了韩吏部受到诬陷。这样，韩吏部的冤屈由于刘概才得到昭雪，韩吏部的道也由于刘概才得到阐明。刘概也可以称为端正刚直的士人了。天圣四年秋，诏令各郡国荐举进士。当时已故谏议大夫滕公涉任青州知州，认为刘概能够阐明韩吏部的道，特意把他作为第一名荐送。刘概年轻时就写古文，专心研究圣人的道；性情偏僻质朴，以孤高特立自守，常住在深山中，有时一年才下山一次，从未到过权贵豪强的门下。此前两次被青州荐送，因此名次始终不能高。到这次作为第一名荐送，青州人都大为愤怒。滕公这样做，是因为滕公不识人。有人说刘概有把丹砂变成黄金的方术，滕公想得到这种方术，所以特意把他作为第一名荐送。有人认为刘概依仗当权者的力量，所以才得到第一名荐送，滕公于是遭受了这样的诽谤。唉，这已经八九年了。昨天我整理架上的杂乱书籍，得到刘概的《韩吏部传论》并读了它，知道了韩吏部的大道，知道刘概的名声并不是虚得，也知道了滕公受到的诽谤。唉！韩吏部的道经过二三百年才由刘概为他伸张，刘概的名声经过二三十年才由滕公为他发扬，滕公的诽谤经过八九年才由石介为他辨明，所以写下《辨谤》。《辨惑》我认为天地之间必然不存在的东西有三种：神仙、点石成金的方术、佛。然而世上的人都对这三种东西感到迷惑，认为它们一定存在，所以甘心乐意地至死追求它们。但我认为它们一定不存在，是有根据可以知道的。大凡穷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奉某种东西的，都是对着一个人。没有谁比一个人更尊崇，没有谁比一个人更尊贵；没有什么愿望不能满足，没有什么志向不能实现。天地之间如果有某种存在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只是因为没有去索求；只要索求，没有不能得到的。秦始皇求仙，汉武帝求黄金，梁武帝萧衍求佛，勤劳已经到了极点。然而秦始皇远游而死，梁武帝饿死，汉武帝铸造黄金没有成功。由此推论，我知道一定没有神仙，一定没有佛，也一定没有点石成金的方术。《辨私》儒者喜欢称说孔子的道，并不是夸张的言论，也不是偏私于自己老师的道。孔子的道，是治理人的道。一天没有它，天下必然混乱；就像粟米一天也不能缺少，缺少人就会饥饿；又像布帛一天也不能缺少，缺少人就会冻死。孔子的道包括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君，臣下一天也不能没有父，儿子一天也不能没有丈夫，妇人一天也不能没有朋友，朋友一天也不能没有长者；能够流传万世、长久实行，一天也不能废弃的，就是孔子的道。离开孔子的道来谈论其他道理，那些道理即使美好，也不能传得久远；那些言论即使恳切，也不能补益实际应用，就像锦绣不能用来抵御寒冷，珠玉不能用来医治饥饿。所以儒者所称说的内容没有超过孔子之道，并不是遗弃其他道理。《辨易》王绩在《负苓者传》中记载薛收的话说：“伏羲画出八卦，文王为它系辞，反而不如省略文辞。这样看来，文辞反倒成了弊病。”负苓者说：“文王怎么会有弊病？伏羲氏才是弊病严重的人。从前伏羲氏还没有画八卦时，天、地、人三才难道不能建立吗？四时难道不能运行吗？万物难道不能生长吗？各种形象难道不能茂盛呈现吗？如果认为伏羲氏泄露了大道的秘密，漏出了神明的机要，是开始造成混乱的人，那真是奇怪啊。《易》之所以创作，是为了挽救混乱而创作的，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混乱有深浅，所以文辞有繁简。混乱在伏羲时代开始萌发，因此有八卦就够了；混乱到文王时逐渐加深，因此有六十四卦才够；混乱发展到孔子时达到极点，因此把言辞发挥到极尽以后才可以停止。伏羲之后有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都是圣人，难道唯独他们不能为《易》系上一句话，不能用来挽救混乱吗？难道文王唯独能够胜过这九位圣人吗？混乱不能不挽救。创作《易》不是为了炫耀技巧、挽救混乱，文王、孔子也不是为了炫耀辞藻、阐明《易》。《易》如果不创作，天下直到今天混乱也不会停止；文王、孔子如果没有留下论述，《易》直到今天也不会明白。” 薛收和负苓者对《易》的理解，实在太不通达了。” 《朋友解》姜潜到奉符后遭受水灾，困苦到了极点。奉符县的李温、字仲渊，是姜潜的朋友，两家交往的情分也十分深厚。他怜悯姜潜遭受灾祸，借用弓手营救他，却因此被以私自役使人员的罪名治罪。侦察盗贼、抵御水火，是县尉的职责。李温既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又尽了朋友的义，救助患难中的朋友。等到因此获罪，他非常害怕朋友之道会断绝，于是为此辩解。父子兄弟凭亲爱相联系，君臣、师生、朋友凭道义相结合。入内就侍奉父兄，出外就侍奉君主、老师和朋友。君臣关系之间还有贪恋爵禄的因素，因为可以从中得到利益；师友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由于道义，就不会结合。所谓道，就是亲密而不可分离的关系；所谓义，就是结合而不可解散的关系。古代的管仲与鲍叔，王阳与贡禹，都是以道义开始、以道义终结的；张仪与苏秦，陈余与张耳，都是以利益开始、以利益终结的。凡是道义，没有不能坚持到底的；凡是利益，没有能够坚持到底的。如今人们奔逐权势利益，权势炽热时就像蜂群一样聚来，权势衰寒时就像鸟群一样飞去。平生握手饮酒，欢欣时把肝胆都吐露出来；一旦遇到急难危患，却甩开手臂急忙走过，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疾病一样，不但不看一眼，反而还跟着排斥他。朋友之道的淡薄，竟到了这种地步。有人反而改变这种淡薄，趋向厚重，却把他当作有罪。如今奉符县尉李温与进士姜潜同师受业，有登堂拜母的师友情义。姜潜住在奉符县太平镇，今年夏季六月七日夜里，大水突然来到。太平镇的人死了五个，其中一个是权酒使臣、借职张某，他当时也在太平镇参肆伯家。姜潜遭受的水灾尤其严重；当夜风雨震电，天色漆黑，洪水又猛烈地冲来。姜潜左手扶着老母，右手抱着婴儿，妻子、儿女、弟弟、妹妹一个接一个跟在后面，在水中浮沉，才侥幸逃脱死亡，走了太平镇四里多，到高地避难。姜潜的房屋、店铺，以及用来准备岁时伏腊所需的物资，总共价值百万，还有所收藏的数千卷书，全都被水毁坏。李温与姜潜的朋友情义十分深厚，姜潜的患难又不是小事；李温难道不足以凭借势力庇护姜潜的居处吗？他手握本县县尉的权力，也完全足以施救姜潜，却反而退缩顾惜自身，爱惜官职，害怕触犯国家禁令，只求侥幸逃脱一点点罪责，不肯为姜潜出一丝一毫的力量，忍心安然坐视，这实在是禽兽也不肯做的事。东家着火，西家被烧得焦黑，人们尚且急得头破额烂去扑灭；婴儿掉进井里，路人尚且下车，放下担子，爬着奔去救他。姜潜遭受的水灾比东家的火灾更严重，姜潜将要死亡，也像婴儿掉进井里一样。

译李温年轻时受到已故仲兄、龙图学士的教诲，长大后师从泰山孙明复先生，后来又亲近仰慕王建中，与石介交往。他知道周公、孔子的道，懂得仁义忠信，又和姜潜友谊深厚；如果他反而回头顾惜自身、爱惜官位，难道他的心还不如禽兽吗？难道还不如西边的路人吗？按照古代朋友之道来责备他，李温仍然背负着大罪。姜潜穷困患难到了这种地步，李温只能借出九天的力量，送去一袋面粉，也不足以解除姜潜陷于昏沉困顿的灾难。然而按照今天的人来衡量，李温能够不退缩顾惜自身，不爱惜官职，冒犯刑禁，以此救济朋友的危难，也算是能够以道义始终如一，是不遗弃旧友、在患难中相互救助的人。法网严密，却把李温拘捕带走，凭借细微的文法条文防范他，把他置于重典之下。这不仅伤害朋友之道，也伤害国家教化的根本。国家设置禁令，本来是为了禁止小人，并不是施用于君子。小人做坏事会做得很大，禁令有时也拦不住他们；君子只要有礼乐教化就够了。假如李温遵循国家通常的禁令，就会废弃朋友的大义。禁令属于权宜之道，权宜之道有时才使用，是为了制约小人；如果不使用权宜之道，就会破坏法令、扰乱百姓，危害必然增多。义属于常道，常道就是道的中正；中正之道通常用来对待君子，如果不以中正之道对待君子，就等于向天下表示没有君子了。李温是君子，却用对待小人的办法来制裁他，难道合适吗？李温个人也不值得过分惋惜，真正可惜的是朋友之道从此断绝，天下风俗也更加薄弱了！唉！州县官吏中贪污残暴、狠毒害民的人到处都是，却从未听说有人举发他们；李温奉公守法，清廉自守，爱护百姓，有文章德行，有节操义气，侍奉亲人孝顺，侍奉上级忠诚，对朋友守信，反而获罪。可悲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书淮西碑文后》淮西的叛贼作乱五十年，王师多次交战而没有功效。上天启示神妙的谋略，把它授予裴度。裴度能够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平定大叛乱。天下的军队有百十万之多，将领也很多，经过很长时间仍不能攻下；裴度提出宏大的谋略，任用李愬。李愬能够首先登上叛军城池，消灭元凶。淮西因此平定，蔡州百姓因此得以生存。这是天与人共同作用吗？还是君臣同心、上下同力呢？推究他们所发挥的作用，裴度得到的是天时，李愬得到的是人力；衡量他们的功劳，裴度运用的是智慧，李愬凭借的是力量。有人说干燥，有人说润泽，人们只知道那是风雨；有人说生长，有人说成就，人们只知道那是春秋。然而不动声色而运转、发挥这些作用的，是天。有人说交战，有人说取胜，人们只知道李愬、李光颜、李重▯等将领；然而不亲自行动而任用谋略的，是裴度。汉高祖取得天下，萧何没有冲锋陷阵的功劳；韩信进攻必定攻取，交战必定取胜；曹参身上负有七十处创伤。到了评定功劳时，却说：发踪指示猎物的是人，追赶猎杀野兽的是猎狗。裴度与李愬的功劳，难道也是这样吗？韩文公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他在碑文中写下这些话，充分赞美裴度的功劳，谁能说这不符合事实呢？当初，裴度辅政时，群贼还没有消灭，应该招延接纳奇异之士，共同谋划计策。于是他在自己的宅第中邀请并接待宾客。从此天下的贤能俊杰都能够把谋略计议贡献给丞相，那么攻取蔡州的谋略已经落入他的掌握之中了。各路将领连年出兵，彼此玩忽职守、互相观望，拖延岁月而没有成功，群臣都想停止用兵。唯独裴度倡导坚持进攻的意见，与皇帝同心，计策确定、意志坚定，众人不能破坏；他请求亲自督战，并且说：“我发誓不与这个叛贼同时活着。”这样，取得胜利的谋算已经掌握在手中了。到了郾城，他巡察各军，宣布传达皇帝的诏令，士卒都奋勇争先。当时各道军队都有宦官中使监军，军队阵势的进退不由主帅决定；取胜了，先由宦官使者献上捷报，偶然失败了，却受到百般凌辱挫折。裴度到达行营后，一并上奏请求撤去这些监军，把军队的权柄专门交给主将，众人都十分喜悦。军法严明，号令统一，于是将军的命令能够在关塞之外专行。把天下所献的攻取蔡州的谋略、朝廷之上制定的取胜筹算、关塞之外将军的命令结合起来使用，统一而实行。《易经》说：“军队守正，丈人统帅，吉利。”还有什么不利呢？七月裴度出兵，十月叛贼平定。成就天下的事务，通达天下人的志向，不急迫却能迅速，不发怒却有威严。这样的事情，不只是谋略深远，除了神明，谁能做到呢？所以说，裴度得到的是天时，他的功劳天下无敌。《录蠹书鱼辞》蛀书鱼说：“我常游走在文字之间，文字有残缺的，人们就说：‘是我蛀坏的。’所以给我取名叫蛀书鱼。书难道真是我蛀坏的吗？从前孔子修订《春秋》，把帝王之道、三代的政事取来，叙述成经，于是称为书。它的文字简要而精炼，道理正大而专一，用来扶助世道、佑护百姓，向万世显示永远奉行而不可改变的道理。后世有人违背它，于是那些书有的就停止流传。书停止流传，圣人的道就毁坏了。这难道不能说是蛀虫吗？”文中子说：“九位老师兴起，《易》道就衰微了；《春秋》三传出现，《春秋》的本义就散失了；齐、韩、毛、郑，是《诗》的末流；大戴、小戴，是礼的衰微。又有杨、墨之说出现，孔子之道就被堵塞；佛、老之教流行，尧、舜之道就隐没了。这难道是《易》被九师蛀坏了吗？《春秋》被三传蛀坏了吗？《诗》被齐、韩、毛、郑蛀坏了吗？礼被大戴、小戴蛀坏了吗？孔子之道被杨、墨蛀坏了吗？尧、舜之道被佛、老蛀坏了吗？”魏晋以来直到今天，又有讲声律对偶的文章，雕饰文辞，刻削经典，淫靡浮华相沿成习，巧诈虚伪彼此炫耀，削薄圣人之道，拆散六经的藩篱。道理一天比一天被削薄而无人修治，六经的藩篱一天比一天解散而不能合拢。这些文章就是蛀虫。书被蛀坏，是有来由的。人们却称我为“蛀书鱼”！我哪里敢推辞。

译《击蛇笏铭》并序 天地极其广大，其中有邪气侵扰，形成凶暴残害；任凭它肆意横行，仿佛天地孕育万物却没有谁能抵御。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有时异类出现在人类之上，成为妖怪；人们相信它的异说，仿佛人把它遮盖起来而无人揭露。祥符年间，寕州天庆观有蛇妖，极其怪异。郡刺史每天两次到它的庭院朝拜。人们把它当作龙，全州内外远近没有不飞奔到门前，恭敬庄严肃穆地拜见的，谁也不敢怠慢。当时龙图侍御孔公任幕僚，正在这个州，也跟随郡刺史到它的庭院。孔公说：“明处有礼乐，幽处有鬼神，这条蛇不是在欺骗世人吗？迷惑我的百姓，扰乱我的风俗，杀掉它，不予赦免。”于是他用手版击打蛇头，蛇当场死在面前，这才发现它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蛇。郡刺史以及州内外远近百姓，顿时像揭开蒙蔽、看见青天白日一样明白，因此蛇不能肆行凶残、造成妖惑。《易经》说：‘所以能够知道鬼神的情状。’说的不就是孔公吗？天地之间有一种纯粹刚健、极其正直的气，有时聚集在物上，有时聚集在人身上。人会死亡，物会灭尽，但这种气不会消灭，猛烈炽盛，绵延贯通亿万世而长存。在尧时，它成为指佞草；在鲁国，它成为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刀；在齐、晋，它成为董狐、史墨的笔；汉武帝朝，它成为东方朔的劝谏；成帝朝，它成为朱云的剑；东汉，它成为张纲的车轮；唐代，它成为韩愈的《论佛骨表》和《逐鳄鱼文》，成为段太尉击打朱泚的笏。如今，它又成为孔公击蛇的笏。因此，奸佞之人被除去，尧的德政更加明察；少正卯被杀，孔子的法度得以举明；赵盾使晋人畏惧，避开崔杼，齐国的刑法得以彰明；抗拒董偃，折断张禹弹劾梁冀，汉室得到治理；佛、老之教衰微，圣德得以推行；鳄鱼迁徙，潮州的水患平息；朱泚受伤，唐朝振兴；怪蛇死去，妖气消散。唉！天地所聚集的纯刚至正之气，凝聚在孔公的笏上，难道只是杀死一条蛇而已吗？轩陛之下有欺骗君上、蒙蔽百姓、迎合上意、顺从邪说的人，就说：‘孔公会用这柄笏指斥他。’朝廷之上有埋没贤能、掩盖罪恶、违法乱纪的人，就说：‘孔公会用这柄笏指挥斥退他。’朝廷之内有谄媚的容貌、奸佞的神色、依附邪恶而背弃正道的人，就用这柄笏击打他。这样一来，轩陛之下的不仁者被除去，朝廷之上没有奸臣，朝廷之内没有佞人，这就是笏的功劳，难道仅仅在于击死一条蛇吗？孔公把笏作为自己的职责，笏因得到孔公而发挥作用，孔公正是朝廷的正人，笏也正是孔公的良器。我冒昧称颂孔公的德行，作《笏铭》说：最正直的气，天地间本来就有；笏是有灵性的器物。只有笏才能承受它；笏这种器物，纯粹刚健而正直。孔公是正人，只有孔公才能得到它；笏在孔公手中，能够击破淫邪妖妄；孔公在朝廷，谗人就会消失。灵气没有穷尽，这柄笏就不会折断；正道没有灭亡，这柄笏就不会收藏不用。只有孔公珍视它，它的光芒才会如此猛烈明亮。《宋文选》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十六 石守道文 《上蔡侍郎书》侍郎阁下：万物生成后，禀性并不相同，裁制匡正物性的，是上天的官吏；人生来才能不完备，培养造就人才的，是君主和宰相。经过裁制匡正，万物才能顺遂其性，所以弯的、直的、酸的、辛的、倒伏的、挺立的，都各自得到调和。《易》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说的就是这个。经过培养造就，人才才能完美，所以刚强的、柔弱的、暴烈的、舒缓的、急切的，各自得到适中。《洪范》说：“使它们各有法度，归于各自的法度。”说的就是这个。和，称为至高的道；中，称为伟大的德。中和而天下的道理就都能得到。偏激就是正，所谓不合于中便不能得到和。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喜怒哀乐将要产生时，必先有极微的动静。这个动静，是情感发动的细微迹象，是事情尚未显露的征兆。在它刚刚发动时，喜、怒、哀、乐都可以观察出来。若喜怒哀乐合乎中道，就顺从它；若不合乎中道，就抑制它。有不善之念，在尚未显露之前便察觉并断绝，所以一旦发作就都合乎节度。《易》说：“吉祥先出现，不说凶而说吉，是因为能在细微之时辨知善与不善；善就实行，不善就改正，凶祸又怎么会到来呢？” 我看见天下【缺字】得到治理，便内心愤懑而在外表现在言语上；既然已经明显表露于外，难道还不知道与中道相合【缺字】于事情吗？想要使吉祥预先显现，情感发出后都合乎节度，难道能够做到吗？所以凶、悔、吝就会随之而来。冬天我来到宫阙之下，有人私下把阁下对我的话转告给我，劝诫训导，恳切周到，如同听到箕子讲述皇极的道理，又像听到孔子、子思所说的中庸之篇，使我豁然大悟，明白了前些日子的错误。唉！上天把刚强方正、正直猛烈的性情赋予我，阁下却不把我纳入中道；刚强方正、正直猛烈的性情若没有中道辅助，暴虐残害、自我摧折就指日可待了。如今阁下驱使我归于中道，正是上天把刚强方正、正直猛烈交给我，而阁下把它纳入美德；上天本想使我遭受暴虐残害、自我摧折，阁下却赐我以再生。我承受阁下仁慈的养育和陶冶，实在太深厚了。如今我向西奔赴蜀地四千里，不敢把跋山涉水看作劳苦，只遗憾平生未能登上阁下的门庭；我伸长脖子向南遥望，满怀敬慕之情无法胜言。不再详述。石介再拜。”

译《上范经略书》上天产生时势，圣人顺应时势，君子治理时势。《易经》的《家人》之后是《睽》，《睽》之后是《蹇》，《蹇》之后是《解》。《家人》的道理穷尽了必然乖离，所以接着是《睽》；既然乖离，困难就产生了；困难不能终结一切，所以接着是《解》。《解》就是解除困难。既然如此，天下没有永远无事的，国家也无不有困难，关键在于如何治理。黄帝时有蚩尤，舜时有苗民，禹时有防风，周时有管、蔡，汉时有诸吕和七国，唐时有安、史；诸侯不能使黄帝受累，不能玷污舜、禹，不能使周朝长疮、使汉朝生病、使唐朝灭亡，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治理这些祸患。本朝八十年来，才开始有西夏元昊的祸患。国家与贼昊本来如《家人》，如今我们开始与它乖离，因而它在边境上滋生祸害，正合于《大易》所说的时势。治理这个时势，实在属于阁下。《蹇》的卦辞说：‘利于见大人，守正则吉。’《彖传》说：‘蹇，就是困难，危险在前。看见危险而能止步，是智慧啊。利于见大人，前往就会有功。处在适当位置而守正则吉，因为可以用正道治理国家。’这就是说，不是大人不能救济蹇难，不是智者不能止住危险；处位不当，或处位虽当却失去正道，都无法用正道治理国家。所以六二爻说：“王臣遭遇重重艰难，并不是为了自身。”六二与九五相应，六二处在臣位，九五处在君位；六二不因为九五身处艰难便顾惜自身、远离祸害，而是“重重艰难仍向前进，以扶助王室”。所以九五说：“大难之中，朋友来助。”《解》的卦辞也说：“有所前往，及早行动便吉。”意思是有困难却仍前往，以迅速行动为吉。贼昊叛乱的第二年，天子就任用阁下担任经略。将近一年还没有见到成功，谗言伤害日益增多，于是罢免阁下，专任夏暨、陈二公。又过半年，贼昊更加凶暴猖獗，社稷之神在上天醒悟，于是罢免二公，重新任命阁下为经略。起初贼昊猖獗时，阁下还被贬谪守吴地，人们都说不用阁下，贼就不能攻破。等到刘、石战败，这种说法更在都城传得沸沸扬扬。天子于是赦免阁下的罪责，提升官阶职务，与夏、韩共同节制陕西路。阁下的谋略没有得到采用，所以成功来得迟缓而且中途有间断，于是又罢免阁下。如今重新起用阁下，专门负责一方，虽然足以充分发挥阁下的才干，也略微足以施展阁下的智慧了。唉！阁下的智慧用于四海尚且有余，何况一方之地呢？人们将看到贼昊的首级被悬挂在汴京四门。能生在这个时代，必定会产生这样的人。人与时势相遇，所以说：“有非同寻常的时势，然后有非同寻常的事情；有非同寻常的事情，然后有非同寻常的功业。”用兵四年，最终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这功劳就归于阁下了。淮西的贼寇持续五十年，最后功劳归于裴度。当时贼寇估量唐朝公卿中值得畏惧的，是晋公，于是暗中派人谋害他。幸赖天地神明扶持，守卫替他挡住刀砍，他没有死，最终收取了蔡州的功劳。贼昊估量边境诸将中值得畏惧的，是阁下，于是用书信离间在朝公卿，果然有人请求诛杀阁下。幸赖天子聪明圣明，阁下得以保全；晋公挡住刀砍没有死，后来便辅佐宪宗擒获元济；阁下没有被离间之书所陷害，后来又恢复了重任，那么阁下也终将攻破元昊吗？我石介看自兴兵以来，人们多半推辞劳苦而趋向安逸，害怕艰险、苟且求安，唯独阁下不爱惜自身，不顾念家庭，不吝惜禄位，竭尽诚心、奉行节义，一定要擒获贼昊，事后才回归故里。这正是王臣遭遇重重艰难的节操，是有所前往而及早行动的美德。天下把征讨西夏的重任交给阁下，又因为阁下确实有擒取元昊的才能，并且能够尽忠臣之节，小小的元昊难道还能不被平定吗？我没有才能，国家无事时，连一句话也不能用来帮助衣裳之治；国家有事时，也不能拿一支箭来效力于战争。像阁下诸位，都在霜雪中风餐露宿，不敢让衣服暖和，不敢让食物吃饱；士卒都披着铠甲头盔，冒着锋刃箭矢，出入万死一生；百姓都输送财物、转运粮食，在道路上忍受饥渴，而我却每天晚睡早起，安然享受休息，吃饱喝足，像山鹿野麋一样自得，这难道是我所能心安的吗？” 然而我自知不肖，没有丝毫才干可以施用，私下替阁下寻得山东豪杰三人，以及获罪而有才能的两人：沛县梁构、兖州姜潜、任城张浻，三人都有文武才略，具有英雄气概，熟悉军事，勇于运用智谋，确实通达敏捷，精力坚强刚健。若让他们各自统领一队，必能使士卒甘心效死，先于诸将立功；若让他们守一城、捍一寨，那么这一城一寨就会成为坚固的金汤，无法攻破；若让他们穿儒服、佩绶带，跟随元帅周旋于军事机密和战事谋略之间，则任凭元帅取用。这三人确实是豪杰之士。他们若非阁下则不肯效力，若非阁下也没有人能够任用。他们三人中，梁构事奉刘颜子望，姜潜事奉明复先生，张浻起初事奉子望，后来事奉明复；都学问有根基，道术有本源，器量必定深厚，作用必定长远，绝不是浅薄轻率、妄自逞强、崇尚勇武好战之流。阁下若能厚待任用他们，幸甚。所谓获罪而有才能的两人，是前兖州奉符县尉李温、前宿州临涣县令曹起。他们都是进士及第，曹起也事奉子望，李温也事奉明复，都能知晓圣人之道，乐于践履名节，喜好遵行仁义。守一任官职，勤勉而廉洁，善于养护百姓，因而吏人也颇受其福。曹起因判处一人死刑，竟因此不能得到县吏的拥戴和州帅的善意，自己害怕不能伸张正直，便弃官逃走；李温因为不善于侍奉上官，被苛吏罗织重法拘置。” 官吏用高价买来官府骡子，诬陷李温损耗官钱数缗，于是削除名籍，拘禁管束在涤州。两人都有才华，怀抱志向和节操，仰慕忠义，懂得军事，聚集兵力作战。刘牧注释《师卦》说：“在出师用兵的时候，只以战胜敌人为目的，唯才干、智谋、勇气是取用的标准，不再记录他们的品行。”所以陈平曾盗嫂，韩信曾从胯下受辱，黥布受过刑，都不妨碍他们成为汉朝的功臣。何况兵家本来就应该任用有罪过、留下劣迹的人呢？为什么？获罪的人，世俗不会录用；有劣迹的人，世人不齿于他。他知道自己无从在当时进身，也不被人信任，最终将被废弃，于是就想着效力来弥补自己，以立功来赎罪。所以兵书说：“王臣失去职位，想要建立功劳的，应聚集成一队；他们一定能够决死奋战。”汉武帝发布求贤诏，寻求失意的士人、奔跃的骏马，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李温和曹起应当先行收用，不应弃置。阁下幸望留意。晋公平定淮西，吏部马总、柳公绰等人确实帮助了他的功业。如今阁下幕府中固然不缺人才，我认为建造明堂所依赖的虽只是一根柱子，但还要众多木材附合，才能建立大功；所任用的虽只是一个人，但还要群体谋略辅助，才能成事。阁下幕府中虽然不缺人才，像梁构、姜潜、张浻三人，也不可不收取任用。

译李温等两人确实适合供阁下驱策。我自知没有丝毫才干可以施用，如果能使这五人同朝廷建立些微功劳，也足以赎我不肖的罪过。因此我冒昧承受将军斧钺的威严，说明这五人的取舍，唯听阁下裁决。我无法充分表达拳拳诚意。石介顿首再拜。” 《与范思远书》思远足下：大江可以渡过吗？有鼋、鼍、蛟、螭横在其中。泰山可以登上吗？有虎、豹、豺、狼挡在路上。如果不斩杀鼋鼍、不杀死蛟螭，大江终究不能渡过；如果不除掉虎豹、不消灭豺狼，大山终究不能登上。圣人之道，就像大江，也像泰山。如今堵塞圣人之道的东西，其危害哪里只是鼋鼍蛟螭、虎豹豺狼可比？如果想使圣人之道大为通行，在四海上下流布而没有阻碍，就必须先开辟道路，除去那些荆棘阻塞。拒斥杨墨，孟子的功业才算成功；排除佛老，吏部韩愈之道才能推行。思远也曾考虑过这些吗？我曾说，将来在这件事上建立功业的，必定是思远和王建中、熙道。因此去年冬天曾把信和熙道的文章十二篇一并寄给思远，信中说熙道并不是有过错而夸大其词的人，只是思远没有同他深入交谈。从那以后直到今天，凡六七个月没有听到您的意见，我怀疑思远并不深以为然。我虽然非常没有见识，即使同家人童仆谈话，也从未胡乱毁誉别人，难道敢欺骗大君子吗？思远如今想要追复古代圣人的道，恐怕没有熙道，就没有可以共同开辟道路、除去荆棘阻塞的人。不知您最终认为如何。” 《与裴员外书》裴员外君足下：前些日子专使到来，带来您丰厚的馈赠和长信，我看了惊骇，心中惶恐，汗流到脚趾，实在不敢当。咸池、章、韶、夏，都是至高的音乐；如果不在宫廷乐府演奏，却奏给鄙陋的人听，他们哪里能审辨它的声调、知道它的音律呢？飞兔、騕褭，是奔驰的骏马；如果不在天子御驾之前驰骋，却拿到市场上卖给普通人，他们哪里能辨识它的骏健、知道它的良善呢？然而极其饥饿的人，有人送给他太牢之食，即使他吃了不知道其中的精美，也会知道贪恋美味；极其口渴的人，有人给他醇酒，即使他啜饮时不知道它的醇厚，也会知道嗜好它的甘甜。这样看来，我的心腹固然饱足，精神也得到充分滋润了！唉，文章的弊病已经很久了。自柳河东、王黄州、孙汉公等相继去世以来，世间没有文章大师和儒学宗师，天下人不知道应当以谁为准则。就像学习音乐的人，不知道六律有统属、五音有法度，而淫靡嘈杂的声音千变万化，只是喋喋不休地迷乱人心，喧闹聒噪地刺痛人耳，始终不能合乎节奏，不能与人神相和。文章的根本日益毁坏，枝叶却争相生出，道的源头越来越分裂，支流越来越多，天下悠悠荡荡，谁能与我同道而行？轻薄之徒凭借这种风气任意驰骋，所以雕琢巧饰、华丽组织的文辞遍布九州，而世人却不能禁止它。妖怪诡异荒诞的说法在天地之间肆意流行，却没有人抵御。如今天下的大道被荆棘堵塞，人们没有可以通行的道路，想要到达尧、舜、周公、孔子这些圣人的境界，只能拘泥于一部经书而已。我常常想着，如果能有孟子、韩愈这样的伟大贤人出现，为我们铲除荆棘，驱逐狐狸，使大道彻底开辟而没有荒地沙碛，人们便能沿着它直达圣人之境。不再有曲折小路，就像依着大道前行，来往不断，舟车都能通行，直达中原和四海；东西南北，平坦开阔，行动起来没有任何阻碍。往年我任官汶上，才得到士人熙道；今年春天来到南郡，又遇到孙明复、韩孟兹，我的希望于是产生了。这种文章的弊病，我不再忧虑；这种道的堵塞，我也不再害怕了。既然如此，我愿意和足下共同施展力量，帮助这两个人。来信过分称誉我，使我几乎要逃到六服之外，走到万里之外去躲避，哪里敢当？只愿足下不要半途背弃而离去，那就是万幸了。不再详述。石介再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百里〕 《与韩密学书》经略密学阁下：有非同寻常的事情，然后有非同寻常的人；有非同寻常的人，然后有非同寻常的功业。近看唐代，武氏改变周、易唐，非常之变，梁公建立了非凡功业；禄山盗据两京，非同寻常，汾阳建立了非凡功业；朱泚作乱，非同寻常，西平建立了非凡功业；淮西有贼，非同寻常，晋公建立了非凡功业。如今元昊猖狂，竟敢侮慢天子，以夷狄身份轻慢中原，以蝼蚁之身抗拒至尊，同样是非同寻常的事情。寻求非同寻常的人、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没有比阁下更合适的了。圣明的君主聪明，能够知人，所以自从兴师以来，只有阁下独自受到皇上的注意。还不到一年，您就从中谏升为枢密直学士，这是急切盼望阁下建立非凡功业啊，难道能不留意吗？如今用兵之处，确实已经得到人才；然而建造大厦不能只用一根木材，维系泰山不能只靠一根绳索。梁公尚且任用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作为助力，晋公也以韩吏部、马总、柳公绰诸位君子为辅佐，然后功业才得以建立完成。以前我私下听见阁下提到贝州人赵三郎、深州人李七郎，说他们只凭武力便可任用，阁下尚且不遗弃他们，何况天下的豪杰呢？泰山布衣孙明复、沛县布衣梁构、太平布衣姜潜、任城布衣张浻，都有文武才干，具备仁义忠勇，谋略足以承担大任。国家无事时，完全可以容许他们在山林中高卧不仕、在云泉之间啸傲；如今边境盗寇侵扰，牵累朝廷暴露军队、转运粮食的劳苦，烦扰我们的君主早起晚睡的忧虑，孙明复等岂能安然闲居、饱食高枕吗？阁下经略陕西，如果能够得到这四人，他们确实可以帮助阁下成就非凡功业。不再详述。石介再拜。

译《与王建中秀才书》四月四日，徂徕石介谨写信给王君茂材足下：洪水正在泛滥，百姓都在忧叹。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沿山伐木，顶风冒雨，来安定横流的洪水，使九州得到平治。武王平定祸乱之后，纣王遗民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周公登上摄政之位，吃一顿饭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洗一次头三次握住头发，礼贤下士，制作礼乐，以成就太平。幽王、厉王失去正道，天下日渐衰败。孔子在陈国断粮，在卫国被削迹，在宋国遭伐檀之难，周游聘问七十国却没有得到任用，于是删定《诗》《书》，制定礼乐，赞明《易》象，修订《春秋》，用来承继尧、舜之道，取法文王、武王。这三位圣人，已经够勤劳、够辛苦了。然而最终不怕劳苦，是因为要消除百姓的祸患，推行圣人之道。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于是断绝。杨、墨之徒堵塞了正路。孟子端正人心，平息邪说，拒斥偏邪行为，放逐淫荡言辞，以开辟被杨墨堵塞的道路。他游说齐宣王、梁惠王以及战国七国的君主，主张实行仁义。汉代的国运中途衰歇，王莽盗取国政，衣冠礼制坠落，王道完全消失。扬雄用一根树枝支撑它，撰写五万字的《太玄》，阐明天地人的道理；又作《法言》十三篇，以排斥邪说、端正教化。魏晋直到陈、隋，帝王之道已经扫地而尽。百姓的性命于是断绝而无人救助。文中子带着十二篇太平之策求见隋文帝，没有得到知遇，便退居河汾之间，续写《诗》《书》，匡正礼乐，修撰《元经》，阐明《易》道，九年之后六经大体完成。佛、老之教侵蚀中原已经有千百年了。韩愈在千百年之后愤然奋起，独自竭力排斥毁谤，不顾自身死亡；因上《论佛骨表》被贬到八千里外的潮州，但志向更加诚笃，操守更加坚定。这四位贤人，也已经够勤劳、够辛苦了。然而最终不怕劳苦，同样是因为要消除百姓的祸患，推行圣人之道。古代圣贤在天下尚未安宁、百姓尚未安定、圣人之道尚未彰明时，都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不敢安居。如今正道残缺毁坏，圣经毁坏离散，淫靡文章和放荡声乐流行天下，佛老妖怪荒诞虚妄的教说、杨墨漫无边际不合经义的言论肆行天地之间，天子也不禁止；周公、孔子的道，孟轲、扬雄的文章，像系在旌旗上的穗子将要断绝一样危急。先生若不挽救，我们这些人难道能够安心居处吗？虽然远远比不上古代圣贤，也应当穷尽精力、竭尽力量然后才停止，希望圣人之道经过我们这些人之后还能大略保存，这总胜过什么也不做。足下是百姓中最先觉悟的人。向着水走，天下人都向西，而足下却独自向东，因为东面有大海。向着山走，天下人都去秦地、越地，而足下却独自去鲁地，因为泰山在那里。向东走必须到海边；到了海边，必须渡过它的深处，然后才知道水。去鲁地必须登泰山；登上泰山，必须穷尽它的高度，然后才知道山。向东走却不到海边，就等于没有向东走；到了海边却不渡过它的深处，就等于没有渡水；去鲁地却不登泰山，就等于没有去鲁地；登上泰山却不登到最高处，就等于没有登山。何况中途就要停止呢？我幸而没有跟随天下人去秦地、越地，而独自跟随足下；足下若援我的手，我就踩着足下的鞋，彼此牵连扶引，也许能够到达那里。千万不要半途而废。不再详述。

译《上李杂端书》杂端执事：魏文公说：“我愿做良臣，不愿做忠臣。良臣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显赫称号，子孙传承福泽，世世代代没有穷尽；忠臣自身遭受诛杀，君主免于大恶，家国一同保全，只是空有忠臣之名罢了。”大概是乐于得到尧舜这样的君主来侍奉。稷、契、皋陶遇到了合适的时代，他们的道容易推行；龙逢、比干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他们的道难以推行。以尧舜为君主，以稷、契、皋陶为臣，朝廷设立敢于进谏的制度，鼓励进善，设置诽谤木，打开四方之门，使四方意见通达，使四方耳目明察。言论还有不被听从的吗？进谏还有被拒绝的吗？所以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显赫称号。桀、纣做君主，即使龙逢、比干做臣子，他们仍毁弃德行、施行威暴，向四方施虐，焚烧烹煮忠良，剖杀孕妇。言论有被听从的吗？进谏有被采纳的吗？所以自身遭受诛杀，君主免于大恶。然而尧舜做君主，他们的道容易推行，也必须有稷、契、皋陶这样的臣子，道才得以推行，所以他们获得美名而不推辞。桀纣做君主，忠节难以推行，也必须有龙逢、比干这样的臣子，忠节才能树立，所以他们遭受诛杀而不逃避。稷、契、皋陶并不是选择美名，龙逢、比干也不是希望遭受诛杀。大概做臣子的固定职责，只有忠诚是必须守持的；侍奉君主的大义，只有忠诚是必须践行的。即使世道有治有乱，君主有昏庸有圣明，做臣子的职责、侍奉君主的道义，难道有离开或留下的选择吗？忠诚难道会废弃吗？所以龙逢、比干死去而忠诚不废。敢谏之书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魏文公正是因此警惕恐惧而极力申说。如今的天子神明睿智而勇武，具有伏羲、轩辕的资质，道德超过尧舜，雄健刚毅如同禹汤；静时专一，动时开张；沉默时深沉，发声时神威赫赫。一旦从轩墀之上奋然站起，独自承担万机政务，看见前日政事中有扰乱纲纪的，一发号令，便纠正七项事务。过了五天，又罢免八名御药官，颓败的风气一扫而空，权臣被屏退，教化和政令都从天子发出。又过三天，召来河阳旧相公入居朝廷，主持大政，任用元老；起用青州牧、天章阁范公掌领中司，执掌宪法，任用正人；召阁下从河北转运使调入御史台，担任知杂事，寻求直臣；留下太常博士范仲淹担任谏官，掌管进谏和纳谏，开放言路。这真是高明雄断、深谋睿略、大智大略，正是三王的举措。执事怀有辅佐君王的才略，魁伟宏大、明亮正直，在朝廷中声名显著；如今得到尧舜般的君主来侍奉，您的道本来就容易推行。既然您能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显赫称号，难道偏偏要让给稷、契、皋陶吗？愿做良臣，难道偏偏没有魏文公那样的盛大心志吗？舜举用皋陶，正是因为他不仁者。”远望执事，头戴獬豸冠，簪着白笔，执掌天子的法令，纠察内外九品官员，不要让不仁之人留在君主身边。《春秋传》说：“看见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日月，是上天的眼睛。日月隐没，阴气妖气遮蔽六合，上天因此昏暗；日月升起，烟雾在四方消散，上天因此光明。御史，是天子的眼睛。御史荒废职守，奸佞邪恶遮蔽九重宫阙，君主因此昏暗；御史尽职举察，奸邪丑类逃窜四方，君主因此明察。执事担负弹劾举察之职，应当每天在朝廷正色而立，持守天子的纲纪，整肃端正朝廷秩序，不使奸佞邪恶遮蔽君主的明察。天下的纲纪，寄托在御史台的官员身上。台纲端正，朝廷就端正；朝廷端正，天下四海就没有不端正的。只希望执事思考自己的职责，知道所承担的使命；既能思考，既能知晓，就能够实行职责。《易》说：“鼎折断了脚，倾覆了公侯的食物，鼎身污渍狼藉，凶，意思是不能胜任所承担的职责。”孔子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能假借给别人。” 执事起初凭直道进身，也应当凭直道修养自身，这是最好的善行。不要犯《大易》所说“鼎折足、覆公餗”的罪过，不要让天下人产生名位和器物被滥授他人的议论，这就是我对执事的期望。我曾听见大庭广众中有人说，列举天下忠诚正直、刚直敢言的人，便把执事列为第一。天子聪明睿智，考察士大夫中能够直言敢谏、刚正不屈的人，也认为没有谁超过执事，所以天子发自内心，从外任中召回执事，把您安置在宪台，来持守天子的纲纪。天下听说此事，都说：“天子能够得到人才。”又说：“执事能够称职。”我有幸曾蒙受大贤稍加顾念的知遇，害怕万一有不符合天子心意之处，使天子和天下都失去知人善任的明察，特在开始时冒昧告诫，惟愿执事听取并采纳。

译《上孔中丞书》孔夫子之道当时不能推行，只能在孔氏家族中传承，足足等待了四十多代子孙，是如此长远。孔夫子去世以后，世上有子思、安国、颖达，只能做到阐发他的言论罢了。汉代有丞相孔光，唐代有丞相孔纬，虽然取得了官位，也不能完全推行他的道。孔夫子的道，难道肯郁结盘伏在孔氏家中吗？于是跃起奋发，传播天下，使天下人都能够得到它。汉高祖、唐太宗在上位者得到它，凭借它拥有天下三百年；孟轲、扬雄、文中子、韩愈在下位者得到它，凭借它使自己的名声流传亿万世。唯独孔氏子孙没有人真正得到它，等待了四十多代，近二千年。阁下如今得到了它，因此孔夫子的道不只是属于天下，也属于阁下。阁下又声名赫赫，名望盛于天下，如今重新得到朝廷职位，在当世受到任用。阁下如果只是得到孔夫子的道，还应当用孔夫子的道侍奉圣明君主，施行于天下，使国家成为二帝三王那样的国家，成为两汉那样的国家，成为大唐那样的国家。孔夫子的志向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春秋》是天子的事业。世道衰败、圣道微弱，邪说暴行兴起，有臣子杀君主的，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夫子对此感到忧惧，而当时又没有君主可事奉，没有官位，不能诛杀，不能匡正，于是作《春秋》，用来端正王室纲纪，彰明王法。所以《春秋》完成，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他担任司寇，只用了七天就把少正卯诛杀在两观之下；代理宰相事务，齐国最终不敢窥伺、出兵河南。当时的君主是昏庸的，当时的职位又只是代理，尚且不能和阁下如今得到明君、身居高位相比。阁下担任中丞，已经超过一个月，却还没有听说有所举劾。阁下在朝廷，朝廷中尚且有奸臣敢于在位，天下的蛀虫盗贼还没有全部铲除，这说明孔夫子的道还没有完全得到推行。难道孔夫子足足等待四十多代、将近二千年，不就是为了等待阁下吗？您应当思考这件事。况且天子设置御史府，尊崇它的地位，重视它的职责，不与其他官府相同。过去设有大夫时，中丞位居大夫之下而统领属官；如今大夫职位空缺，中丞就是御史府之长。所以中丞的任命特别重要，中丞的责任尤其重大。君主有安逸享乐、失去德行，悖乱无道、荒废政事、违背进谏、废弃忠臣、轻慢贤能的行为，御史府可以进谏责问。宰相有依违两可、迎合上意、蒙蔽君上、欺骗下属、贪恋宠幸而忘记进谏、独占福禄而施加威势的行为，御史府可以纠察弹劾。将帅有骄横强悍、不服从命令、倚仗武力肆意为害、玩弄兵力而放弃作战、滥施刑罚毒害百姓的行为，御史府可以举劾。君主是最尊贵的人，宰相和将帅是极其尊贵的人，尚且可以接受进谏责问、纠察弹劾，由此便可知道御史府是多么尊严。轩陛之下、朝廷之上，百官的进退，行政施教，发布号令，明确制度，记载赏罚，有不合乎法度的，御史都可以进言。御史府看起来虽低于中书、枢密，但中书、枢密也不敢同御史府抗衡威势、争论礼数，反而畏惧恭敬地尊奉它。御史府的重要，没有可与之相比的。然而必须有像阁下这样的人居于其中，它才真正尊贵。《易》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不会凭空推行。”《礼》说：“有人在，政事才能兴起。”阁下是圣人的后代，又能得到圣人的道，以端庄厚重、刚正不阿、公正忠诚、清廉正直的品格，光明烈烈地立于朝廷，为天子进献可行之策、替换不可行之举，辅佐谋略，持守纲纪。天下仰望您的风采，十五年间，您被天子从内心选中，准备将要大用；又先后在外任职，进一步考察才能，连续治理三大藩镇，都卓然有治绩声誉，声名传到天宇，遍及日下。御史府中丞的职位空缺，每日都有成百名官员在紫宸殿下列班，佩戴的金饰闪闪发亮，行走时声音铿锵。天子没有录用他们，却向南走三百里，派驿使召阁下，直接进入御史府，登上中丞之位。自从陛下独自决断万机政务以来，不断起用崇尚贤能的人，贬黜驱逐琐屑小人，革除旧弊、创立新政，各项法度都得到施行，太平的希望一天天增长。然而上天和人的心意，仍然郁结而没有完全舒展开，是因为阁下还迟迟没有承担重大任命。到了现在，天人之心才开始完全舒展。阁下从开始到最终，都是凭借直道进身。《诗》说：“没有人没有好的开端，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我曾听朝廷大夫说：“某人任某官时，忠诚刚直、正直无私，正言敢谏，触犯君主的逆鳞，也不躲避诛杀。因此君主知道了他，声名蔚然，震动朝廷内外。”不到四五年，便取得显要官职；如今做了某官，地位越高，身份越贵，俸禄丰厚、恩惠优渥，私宅中拖着青色绶带的属官有五六人，门前权势炽盛，热得几乎可以烤手。但回头看这些势力和荣宠，便有所顾惜。如果有什么东西堵住他的耳朵，有什么树叶遮住他的眼睛，有什么钳子封住他的嘴，朝廷有缺失的政事，国家有遗漏的事情，他仿佛听不见、看不见，也不再发言，那么从前所谓忠诚刚直、正直敢言，岂不只是沽名钓誉吗？难道是把它当作迅速进身的谋略吗？唉！士人积累道德、使仁义充实自身，大概是要借助权位把它施行于政事，以造福天下。”}], 难道有琐琐屑屑地谋求自己的衣食的吗？应当神色严正、行为正直，站在朝廷上推行自己的道，竟使天下有这种议论，难道不很有损害吗？古今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常常不能胜过小人；小人不仅常常胜过君子，而且又不能容纳君子，憎恶正直、鄙视正道，像这样嚣张顽劣的人实在太多了。幸而朝廷中有一个君子，便有百个小人排斥他；若不是铁心石肠、刚正不屈，没有不随之衰败的。小人就是不能容纳君子。如今有人地位还未显达，身份处在下位，却能坚守正道而不顾自身，敢于直言极谏，冒犯天子的威严，封上奏章抗议辩说，议论天下利害。众小人必定成群站出来指责说：“这个人是急于求进，是沽名钓誉，并不是为了推行正道。”唉，我们这些人不被小人容纳，也不被天下信任，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学习周公、孔子的道，不能被任用时就收卷藏在心中，得到任用时难道肯罢休吗？实际上将要施行于国家，推广到天下，用来辅佐我们的君主，安抚我们的百姓了。众小人却不断排斥毁谤，实在令人奇怪。阁下也应当对此大加警戒，不要使天下有所非议，那么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再详述。

译给上蔡副枢的信 圣贤并不是徒然降生的。四凶在朝廷，尧的德行便不能彰明。舜起来辅佐尧，把共工流放到幽洲，把三苖赶到三危，把驩兠放逐到崇山，把鲧处死在羽山。洪水正在肆虐，百姓因而忧叹。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随山伐木，疏通九川，使它们流入四海。成王年幼势弱，周公登上王位，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世道衰败，道义微弱，邪说和暴行兴起，王道失去条理，礼制毁坏、音乐崩坏，三纲将要断绝，人伦秩序因此败坏。孔子作《春秋》，阐明《易》的象理，删定《诗》《书》，制定礼乐，继承阐述尧舜之道，以文王、武王为法。杨朱、墨翟的学说堵塞道路，儒道几乎灭亡。孟子作十四篇来辟斥它们。新莽篡夺汉朝，道因此隐没。扬雄作《凖易》五万言、《法言》十三章来阐明它。晋、宋、齐、梁、陈相继灭亡，王纲毁坏，人伦被抛弃。文中子续作经书来保存它。佛教、道教的危害比杨朱、墨翟更严重，悖乱圣人教化，蛀蚀损害中国。吏部独自努力排斥它们。因此，四凶被除，尧德彰明；洪水止息，百姓有粮；礼乐兴起，周朝太平。《六经》完成，舜、尧、禹、汤、文、武、周公的道得以保存；杨墨被辟斥，孔教得以施行，《法言》得以修订，王莽的罪恶得以显明，《续经》得以完成，王纲得以振举，佛道势力衰微，中国得到治理。由此可知，时代有弊病，圣贤就会出生。圣贤出生，都是为了挽救时代的弊病。唐朝末年的荒乱，五代的纷扰抢掠，太祖一次出兵便平定了它们；钱唐不来朝贡，并州没有进贡，太宗发布檄文便使它们归服。真宗修订制度，明确法律，彰明礼制名物，调和政令，端正礼乐，通达教化。陛下守成而遵行这些，制度已经修整，法律已经明确，名物已经彰明，政令已经调和，礼乐已经端正，教化已经通达。那么时代就没有弊病了吗？回答说：怎么可能没有呢？如今时代的弊病在于文章。天地存在，所以有文。天尊地卑，乾坤的秩序便确定了；高低排列，贵贱的位置便确定了；动静有常，刚柔便分明了；同类聚集，万物分群，吉凶便产生了；天上形成天象，地上形成形体，变化便显现了。这就是文产生的由来。天垂示天象，显现吉凶，圣人取法于它；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以此为准则。这就是文显现的由来。观察天文来察知时序变化，观察人文来教化成就天下。这就是文发挥作用的由来。三皇的书讲述大道，叫作“三坟”；五帝的书讲述常道，叫作“五典”。这就是文得以传述的由来。《诗》中保存着四始六义，《书》中保存着典、谟、诰、誓，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在于《礼》，移风易俗在于《乐》，穷究义理、尽明本性在于《易》，惩罚邪恶、劝勉善行在于《春秋》。这就是文著成的内容。文的时代意义实在重大啊！所以《春秋》传说：“贯通天地叫作文。”《易》说：“文明而刚健。”《论语》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明文德来招致他们。”三王的政治说：“挽救质朴的偏弊，没有比文更好的。”尧的德行说：“光明啊，他具有文章。”舜则说：“深明而文明。”禹则说：“文德的命令施行于四海。”周朝则说：“多么文采灿烂啊。”汉朝则说：“与三代有同样的风气。”所以，两仪是文的形体；三纲是文的表现；五常是文的本质；九畴是文的数目；道德是文的根本；礼乐是文的修饰；孝悌是文的美；功业是文的仪容；教化是文的光明；刑政是文的纲纪；号令是文的声音；圣人是掌管文的人；君子使它彰明；百姓遵循它。具备两仪的形体，布列三纲的表现，完整具备五常的本质，铺叙九畴的数目，以道德为根本，以礼乐加以修饰，以孝悌增其美，以功业充实其仪容，以教化使之光明，以刑政纲举其事，以号令发出其声。这样，君臣之道就灿然明备，父子之义就昭然显著，夫妇之顺就和谐自然。尊卑有法则，上下有纲纪，贵贱不混乱，内外不亵渎，风俗归于淳厚，人伦已经端正，王道便成就了。如今所谓文章，却以风云作为形体，以花木作为表现，以辞藻华丽作为本质，以押韵句式作为数量，以声律作为根本，以雕琢镂刻作为修饰，以彩绣作为美，以浮浅作为仪容，以华丽丹彩作为【缺】以对偶作为纲领，以郑、魏之声作为声音。浮薄互相煽动，追逐风流而忘记返回，抛弃两仪、三纲、五常、九畴来写文章；抛弃礼乐、孝悌、功业、教化、刑政、号令来写文章。圣人掌管它，君子彰明它，百姓遵循它。君臣从哪里得到彰明？父子从哪里得到亲爱？夫妇从哪里得到顺从？尊卑从哪里得到纲纪？贵贱从哪里得到次序？内外从哪里得到分别？于是教化一天比一天浅薄，风气一天比一天淫靡，习俗一天比一天偏邪，这就是当今时代的弊病。有人说：时代有弊病，必定有圣贤出生来挽救它，难道不就是我们的明君和贤能辅弼吗？皇上天资英武威严，既神明又圣睿，刚健中正，具有乾卦的元德；聪明睿智，具有古代圣人的神武。他静居深思时，别人看不见他的机谋；如龙兴起、神威震动时，天下便知道他的变化。像艺祖的武略，像神宗的英明，像真宗的仁德，确实是明君。阁下应试策论冠绝天下士人，在斯文尚未衰败时便蔚然成为文章宗师，人们都希望您代替他承受帝王的治理之责，早晚勤勉而深思，参赞天地的化育，审察时势和微机，裁成天地之道，像皋陶、益、稷、契那样，确实是贤能的辅弼。由明君和贤辅共同挽救文章的弊病，易如反掌。然而斯文是沉重的器物，举起它要靠众人的力量；斯文的弊病很大，革除它必定要超过一个时代。天下有志之士痛恨斯文的弊病，竭力寻求斯文的根本，自身践履正道，内心守持正义。阁下难道不想引荐他，使他出力吗？我私下见到郓州乡贡进士王建中，他勤勉于此已经二十年。他所行的是周公、孔子的道，他的文章是柳仲涂、张晦之的文章，他的品行是古代君子的品行。仲涂去世，晦之死亡，又加上公疏，继往子望也已逝去，斯文似乎无所归依了，唯独建中能够得到它。建中只是一个平民，贫穷而且卑微，困顿地居住在乡里，父母年老，俸禄又不能接济，他怎么能够振兴斯文呢？

译上面有明君倡导，贤辅和应，使建中承接声势，传布到天下，不过早晚之间，声名便会充满宇宙。文章不端正，弊病不革除，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数百年来的弊病，雕伤元气所化育的文物，损害扰乱风俗教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阁下一旦能够挽救它，那么阁下的功劳就可以与舜、禹、周公、孔子、孟子、扬雄、文中子、吏部相媲美。希望阁下留意！唉，建中难道只是天下的贤才吗？难道仅仅长于文章而已吗？他的器量见识完备，才干足以任用；智谋周全，器宇境界深远；施用于事务，是辅佐帝王的人才。他了解时运，知道进退，常常在显达和隐退之间自处；说话必定守信，做事必定果断；有过错便喜爱改正、服从义理；防止邪念而保存诚心，他大概接近古代所说的中庸之人吧？安于贫困、守持节操，不合义理的东西，即使一丝一毫也不取于人；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从来不与他交往。廉洁谨慎，不向权贵屈服，不畏惧强暴；如果恢复孝廉制度，建中应当是第一人。我曾与他交游，进入齐地，私下得到他的十篇文章，全都是能够使人化成的文章。至于论述帝王之道，有《道论》；阐明性命之理，称说仁德的可贵，有《寿颜论》；推究善恶的根本，穷究福庆灾殃的由来，有《善恶必有余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一日〕 阐释大圣人的言论、辨明注释家的错误，有《畏圣人言论》；举明五常的根本，探究祸福的意义，有《原福》上、下篇；阐明鬼神的道理，保存教化的大义，有《原鬼篇》；守持正道、背离邪说，舍弃近处、趋向远方，有《随时解》；通达圣人的时宜，发扬孔子的道，有《夫子得时》；辨别选择贤人、养育善人，考察奸邪、铲除恶人，有《莠辨》。现在把这些都献上，这只是他较小的一部分，还没有得到其中的一二。建中在京师，可以让他把全部文章抄写出来观看，这样就能见到他的为人，也知道我并非妄言。昨天本州李屯田若虚曾经上状说明他的实际情况，听说皇上请求按时召见并考试策论；如今听说依照常例在礼部考试，万一错失这个人才，就是错失天下的贤才，也可以说是国家的一件可惜之事。伏望阁下特别留意。我是州县小官，身份卑贱，名声微小而且不显。建中处境极其单薄，地位极其微小。阁下则极其尊贵，极其显赫崇高。以州县中卑贱、微小而不显的人，推荐极其单薄、极其微小的人，给极其尊贵、极其显赫的人，难道不是越分了吗？大概是因为我深知建中；如今走遍天下，寻求真正了解建中的人，只有阁下了。舍弃阁下，建中便无所归依。所以我不敢逃避越分的罪过，只好直接冒犯大贤来陈说此事。冒犯您的威严，余不详述。介再拜。

译给赵先生的信 谨向先生身边奉上此信。我近来得到姚铉的《文粹》和《昌黎集》，读到其中的著述，里面有三代的制度、两汉的遗风，与今天的文章很不相像。有诗赋，有碑颂，有铭赞，有序记，有书信箴言，无不以教化为根本，以仁义为根基，建立在礼乐刑政之上，然后才写成辞章。文章，是引导帝王之道，施行于国家，布告于人民，用来辅佐神灵，逐渐惠及虫鱼。次一等的作用，是端正百般制度，安排百官，调和阴阳，平定四时，从而舒畅天地的元气，安定四方。如今写文章，写得工巧的不过是句读妍丽、对偶恰当而已；极其优美的不过是事实繁多、声律协调而已。雕琢篆刻，伤害了根本；浮华缘饰，损害了真实。对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完全空缺，几乎看不出丝毫。《易》说：“文明而有所止，观察人文便能教化成就天下。”《春秋》传说：“贯通天地叫作文。”尧说：“聪明而有文思。”禹说：“文德的命令施行于四海。”周朝说：“多么文采灿烂啊。”汉朝说：“文章典雅，训辞深厚。”如今的文章为什么衰败到这种地步？距离唐朝一百多年了，其间文人以千计，而这种文章却寂寥、残缺、败坏，长久不能振兴，并不是今人的贤能全都不如唐人，也不是全都不能写出唐人的文章。大概它的弊病来自朝廷的崇尚、时代习俗的沿袭，浸染深了，积累渐久了，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若没有大贤在其中奋然振作，挺身而起，将有谁来革除它呢？唐朝初年承接隋、陈剥乱之后，残余的人情风俗浅薄，还受到齐、梁流风的感染，文体卑弱，气质琐碎，仍不足以鼓舞万物、声名震动六合。建章武皇帝具有伏羲、轩辕的资质，怀有唐尧、虞舜的才德，卓然站立在朝廷之上，以武功平定海内，刮除瑕疵，天地清宁；又以文德教化成就天下，惊醒潜藏、照亮幽暗，如雷震动，如日滋润。韩吏部愈顺应时运而生，求学独自摆脱世俗，直以古道自任，于是把空桑、云和那种数千百年少有、湮灭已久的乐曲，独自在万千人间歌唱。士人耳朵惯于听的只是郑、卫淫靡滞涩的声音，忽然听到太古无为之世的雅颂之音，恍惚茫然，仿佛失聪、失明；有惊骇而赶紧逃走的，有鄙陋它而暗自嘲笑的，有愤怒而大骂的，成群聚集嘲弄喧闹，万张嘴同时回应，声音没有止息。喜爱它而高兴，走近来听，跟随而应和的，只有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乐天等几十个人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吏部立志恢复古道，奋不顾身，即使天天受到排斥摧毁，遭遇成百上千种打击，也丝毫没有改变；他所守持的几十个人也都协力赞助、依附响应，竭尽精力，效法吏部所做的事。因此，一个吏部和几十个人的力量，能够胜过千百万人，能够振兴三四百年来的弊病。唐朝文章之所以坦荡明白，高悬于日月之间，浑厚浩大，渐渐如同江海，与三代相同，超过两汉，靠的就是吏部和这几十个人的力量。如今皇帝继承光明、守成而治，道德高厚，功业巍然，完全可以与唐朝相比。如今卿士大夫垂着绅带、拖着印绶，森然排列，行为节义超卓，也完全可以与唐朝相比。唯独今天的文章，远远不能与唐朝相比。身居上位的人描画语言，仓促编织章句，如同画工，不知道绘画应当先以白地为质，只夸耀藻饰火纹的明丽、丹漆的繁多；又如玉工，不知道美玉不应雕琢才是美，只夸耀雕刻的工巧、纹理的繁密。他们运载笔墨，穷山伐木，把自己的文字横刻在各处，传播天下，作为后进的样式；后进所习见、所听闻的，只是声名显赫、地位尊贵的人，却不知道前代有孟轲、扬雄、董仲舒、司马相如、贾谊、韩愈、柳宗元那样才华雄伟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百千人〕 眼睛经常看到的只是制作淫丽、文辞奢靡的作品，却不知道前代有三代和盛唐那样美好的文章。父亲教训儿子，兄长教导弟弟；孩子小时候便用朱砂研磨嘴唇，长大后便把彩绣装饰在手上，天下纷纷随风而行，渐渐形成习俗。唉！若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的人，我是在等待先生啊。唐朝的弊病由吏部改变，继承唐朝的文章、承续吏部的志向，只有先生能够做到。先生不要推辞。先生的见识可以与天地相连接，学问达到古今，蕴藏深厚、声名高洁，德行足以成为人伦的规范；先生具有皋陶的才能、伊尹和吕尚的志向、周公和孔子的道、孟轲和扬雄的文章。施行于一国之间，和煦的风气、仁厚的声誉便会充分流布；施行于朝廷之上，皇帝的谋略和功业便会卓然成就。然而命运与才干相违，四十岁才考中一等，做官也只得到相当于上等农夫的俸禄，料想不能居于朝廷之上，调和天地元气，谋划百般政务，使君主成为尧舜，使百姓仁厚长寿。上天难道会无缘无故让先生出生在世上吗？传说五百年出现一位贤人。从孔子到孟子，从孟子到扬子，从扬子到文中子，从文中子到吏部，从吏部到先生，难道这就是应验吗？孔子到孟子，孟子到杨子，杨子到文中子，文中子到吏部，都不是徒然出生的。他们把那一道保存到亿万世，直到今天，道反而更加彰明，名声也不朽。如今淫靡的文章损害雅正，世间教化毁坏，扶持倾覆、支撑危难，应当由有道之人首先承担。先生难道能不去做吗？仲尼说过：“我想把道寄托在空洞的言语上，不如把它表现在实际行动中，那样更加深切明白。”先生如果果真想有所作为，那么请先生做吏部，我们愿意率领王建中这些人，在上面为李翱、李观先生倡导，我们这些人在下面应和。先生从左边攻击，我们从右边进攻；先生牵制他们，我们与他们角力。又怎么知道不能胜过这千百万人，革除这数百年的弊病，使有宋一代的文章赫然兴盛，与大汉相辉映、同盛唐有同样的风气呢？古语说：“面对仁义，即使老师在前也不退让。”孔子不是说过：“上天如果不使斯文灭亡……”吗？孟子不是说过：“我也要端正人心，止息邪说，拒绝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靡的言辞，以承继三位圣人”吗？扬子不是说过：“后世堵塞道路的人是有的”吗？我私下把自己比作孟子。文子不是说过：“千年之后，有继承宣尼事业的人，我不能把这件事让给别人”吗？吏部不是说过：“佛道的危害超过杨墨，我要在它已经败坏之后使其完整，使它的道通过我而大略流传”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百千人、十年〕

译因为知道道在自己身上，就不能推让。如今道确实在先生身上，先生难道能够推让吗？我私下痛惜斯文衰败，道不能充实自身，力量又不足，不能挽救世道。有贤能的儒者君子，天下人都寄托希望，难道只是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子吗？我私下对先生有所期待，希望先生留意。《宋文选》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十七 石守道的文章 《唐鉴》序 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引以为戒；前人事情的过失，是后人事情的鉴戒。商汤把夏桀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做桀那样的事，于是汤的德行能够彰明，商朝隆盛的祭祀延续六百年；周朝把纣作为鉴戒，所以不敢有纣那样的恶行，于是周道达到极盛，传了三十代；汉朝把秦朝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像秦那样无道，于是汉业十分兴盛，延续四百年；唐朝把隋朝作为鉴戒，所以不敢像隋那样暴乱，于是唐室得到治理，永远光耀十八代。国家虽然承接五代之后，实际上接续唐朝的事业，那么国家也应当以唐为鉴。臣远观往古，没有一个不是因为让皇后、太后干预政事而危害国家的。臣看唐朝尤其严重：武氏把唐改为周，韦庶人、安乐公主毒杀中宗，太平公主暗中谋划叛乱，杨贵妃招致天宝年间的祸乱。臣遍观前代，很少有不是因为宦官掌握权力而倾覆社稷的。臣看唐朝尤其令人痛心：代宗遭受鱼朝恩的轻侮，宪宗被陈庆之弑杀，昭宗被刘季述囚禁侮辱。臣粗略考察历代，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奸臣专擅政权而扰乱天下的。臣看唐朝更是到了极点：安禄山之祸，是李林甫、杨国忠造成的；朱泚之乱，是卢杞造成的；陈庆之弑逆，是皇甫镈造成的。唉！不能让奸臣专擅政权，不能让皇后、太后干预政事，不能让宦官掌握权力。唐明皇起初任用姚崇、宋璟，政治便得到治理；后来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国家便混乱。唐德宗起初任用崔祐甫、陆贽，政治便得到治理；后来任用裴延龄、卢杞，国家便混乱。唐宪宗起初任用裴度，政治便得到治理；后来任用皇甫镈，国家便混乱。自武后夺取国权，直到中宗、睿宗，及至天宝末年，政权由皇后、太后掌握，李氏宗室逐渐衰微。自肃宗登位，经过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权力掌握在宦官手中，唐朝国运最终断绝。《诗》说：“显赫的周王室，是褒姒使它灭亡。”那么巍巍盛大的唐朝，是皇后、太后使它混乱，奸臣使它毁坏，宦官使它覆亡。臣因此从唐史中采集皇后、太后、宦官、奸臣的事迹，分别分类编成三卷，称为《唐鉴》。唉！唐朝十八位皇帝中，只有武德、贞观、开元、元和这一百几十年，礼乐和征伐才由天子发出。皇后、太后在前期扰乱它，奸臣在中期毁坏它，宦官在后期覆亡它；唐朝倾侧崎岖、危殆不安，绵延拖延，时而倾覆、时而安定，仿佛将续又断，勉强达到三百年，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应以李氏覆车为鉴，不让皇后、太后专政，不把权力借给宦官，不把政事委托给奸臣，那么国运就会延长兴盛，历代长久，可以传给子孙，达到千万世，难道只会像唐朝那样局促地由十八帝统治三百年吗？伏望明主以此为戒。《石曼卿诗集》序 诗的创作，与人生一同存在。心中含有欢乐、愉悦、悲伤、忧郁的情气，必定要通过言语抒发出来。擅长作诗的人把才华写入声律，所以诗的流传没有穷尽，可以传播开来而感动鬼神。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想知道风俗教化的感应、民情风气的变化，必定设置官署采集并观察听取诗歌。由此调节政务的缓急，使思虑得到充分表达，于是能够享有长久的国运，弊病和乱象无从产生。后来官署废弃，诗歌不再流传，在上位的人不再知道百姓的趋向，所以政治教化倾斜悖乱，治理之道也灭亡了。诗对于时代，大概也是重大的事物；在文字中尤其古雅高尚，只是作者才情短浅局促，不能发扬而进入诗的境界罢了。国朝祥符年间，民风安乐泰平，拿笔写作的人大多以辞藻华丽为高明。只有曼卿和穆参军伯长自任以古道，所作文章必定质实，不迎合世俗。曼卿的诗有时震动奇特、秀美奔放，大概能取得古人尚未达到的境界，寄托在事物形象之外，用来警醒时俗、鼓动众人，从来不只是徒然设置【缺】。有些能写文章的人，累积写出几十、上百句话，却不能完成其意义；唯独他用刚劲的语言盘旋停驻，最终成篇，而且气势横放而去，意趣腾跃出章句之外。求学者无法探寻它的门户而加以依凭，这大概就是他的诗中豪迈的一类吧。曼卿天资气宇开阔，遇到事情就吟咏，前后所作的诗无法计算已经散失了多少，现存的才三百多篇，古体、近体没有区别，分为两册。有一天他设酒宴请我，作诗后对我说：“您长于文章，又懂得诗，能为我的诗集作序吗？”我答应说：“可以。”于是写下这篇序，想让读者知道诗的本源，所以最后只说到诗的作用而已。《送龚鼎臣序》山阳人龚辅之学习古文，来询问文章的要旨。鲁人石介回答说：同天地一起产生的，是人的本性；同本性一起产生的，是诚；同诚一起产生的，是见识。本性厚实，诚便明白；诚明白，见识便纯粹；见识纯粹，文章便由此端正。那么，文章以见识为根本。圣人不加思索便能获得，这是见识的最高境界；贤人经过思考而达到，这是见识的次一等境界。《诗》《易》《书》《礼》《春秋》言语便合乎中道，行动便成为法则，是不思考便能达到的；孟子、荀子、扬雄、文中子、吏部努力而达到中道，制定文章而成为法则，是经过思考而达到的。所谓达到，就是达到中道，达到法则；达到中道、达到法则，就是达到孔子；达到孔子，便达到最高境界。不能达到的，是因为见识混杂。严重的便成为杨朱、墨翟，成为老子、庄子，成为申不害、韩非，成为鬼谷、佛教；见识混杂的危害就在这里。这样说来，辅之将要学习写文章，就应使本性厚实，使诚明白，使见识纯粹，坚定而不可改变，严正而不可喧哗，正直而不可屈服，专一于圣人的道。妖异、迷惑、邪曲、混乱的气息便无隙可入。对于斯文来说，他大概可以达到要求了。然而知道道并不难，守住道才难。守住它并不难，实行它才难；实行它并不难，长久坚持才难。知道、守持、实行、长久坚持都不难，真正笃实才难。知道得不笃实，便不能守持；守持得不笃实，便不能实行；实行得不笃实，便不能长久；长久坚持得不笃实，便不能坚持到底。用诚心守持它，用笃实来坚持它，只有辅之要努力。辅之将要前往孟州做官，因此把这些话作为临别赠言。

译《送祖择之序》祖择之罢任济南，准备回到朝廷，从历山南面奔走三百里，和明复先生告别；到了泰山、徂徕山，又共同讲论道德和经术，沉醉于云霞，欣赏水石，举杯赋诗，五天以后才离去。他把自己所乘的重车送给明复祝寿，又替我把先父的铭文写在石上，以便刻勒。择之凭文章考中甲科，天下对他的期望十分盛大，不到十年应当辅佐天子，成为宋朝大臣。他天资才干已经很高，又自己能够懂得尧、舜、周公、孔子的道。可是明复和我在山谷中忍受饥寒，对择之有什么丝毫利益，却要冒着辛苦，倾吐肝胆？我们二人难道有什么求取吗？明复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择之的，于是阐发圣人的蕴奥，说明王道的极致。择之拜谢接受。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赏罚，已经达到极致。仲尼的心意独自拨乱反正，挽救衰败的周朝。十二部经书像日月一样高悬，光明照耀于天；后来的圣贤得到它多的成为帝，得到它少的成为王，完全没有得到的成为霸主。明复的报答实在不轻。我经学浅薄，不能企及明复，但义理所在，不能默然不言。趋附时势是万物的本性，遵循道义却是人的难处。唉！诸侯交相迎接，以倾国的财富封赏他，即使委曲自己一尺来伸直八尺，我到死也不做。在孟轲那里可以见到这种精神：寻邑三公，舜得到高爵，却不制造符命，甘愿把它投入阁中。在子云那里可以见到这种精神：到潮州领八千里外的贬所，死于瘴气烟雾，回到京兆，也不肯追逐美色。在吏部那里可以见到这种精神：唉！李勣为了顺从君主而跟随昏乱，元稹依附权势以求官，后来才观察形势而开始守节，难道还不算完整吗？只是不能坚持到底，至今仍留下伤痕。择之与我谈论的道理深厚极了。此次离去，接近天子，能够和宰相切磋天下的是非，也能够随时见到皇上，讲论帝王政治的得失。天子、宰相说对，择之也说对；天子、宰相说错，择之也说错，择之的官位便会日益进升，宠遇日益深厚。天子、宰相说对，择之说错；天子、宰相说错，择之说对，那么择之面前就有鼎镬，身后就有斧钺了。古代君子辞去官职、离开宠禄，走向鼎镬、赴就斧钺，并不是因为要躲避官职宠禄、以鼎镬斧钺为乐，而是道义本来就应当如此。择之对于道能够安然处之，不是因为贪利而实行，也不是因为害怕罪罚而勉强去做。我这样说，只是姑且作为报答他的凭借罢了。《送张季常序》孔子的大道受到异端侵害，在世上不被容纳，实际上已经三十年了。诸位先生能够维系、扶持它，却不能排斥、清除那些异端。维系扶持它，道便不会断绝；不清除危害道的东西，道最终仍会受病害。韩文公所说“不堵塞就不会流通，不停止就不能前进”，正是这个意思。我不自量力，于是奋起一人之力，直接斥责那些人而攻击他们。我方人少，对方人多，反过来攻击我的人每天以千计。放眼四周，老虎张嘴，群狼磨牙。幸赖圣明的君主像天覆地容，我才得以免于灾祸。濮人张禹功、李遵道住处离我不远，耳目相接，本来应当熟知我为何这样做、为何遭受这样的祸患，却仍然不怕亲身冒犯我的灾祸，来到山中帮助我。扬子云称赞孟轲的勇气，像禹功、遵道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勇者吧？太史直书崔杼的罪行，被崔杼杀死；他的弟弟又写道：“崔杼又杀了他。”南史听说后，拿着竹简前往。太史最初直书崔杼罪行时，知道自己作为史官应当如此，却还不知道一定会被崔杼杀死。南史听说已经杀了两人，仍然拿着竹简前往，这才是真正不怕死的人。我攻击危害孔子的人，知道自己是在为孔子做事，却也不知道一定会得罪那些危害孔子的人。像禹功、遵道已经看见我遭受这样的祸患，却仍然来帮助我，这才是真正的勇者。我今年三十七岁，头发已经一半花白，但内心更加壮盛，气势并未衰退。禹功比我小十四岁，遵道比我小十五岁。他们的文章，如同推进六军而击鼓的人，严厉勇猛、整齐激越，张扬奋发，可以作为法式，也令人敬畏，应当与我共同努力。显达时以孔氏之道行事，困穷时也以孔氏之道行事。显达了，难道万物就不能通达吗？困穷了，难道把道传给后世就不能彰明吗？不明白穷困和显达的区别，宽绰安然而有余裕，难道还有什么能够动摇内心吗？禹功把才用藏在心中，他大概能够得到天下的大用吧？遵道沿着正道直行，他大概能够明白天下的治理吧？大用接近《易》，治理接近《春秋》，二人的道都合乎中道。与世俗并不太迂阔，他们一定能够显达。你们要离开去参加进士考试，我用酒使你们醉，又赠送这些话，来排遣相互离别的情怀。辛巳年夏五月二日，石介作序。

译《祥符诏书》记 祥符二年，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秘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诗》，叙述前代后宫的事情，文辞多浮艳。真宗听说后说：“辞臣和学者是天下人的宗师，怎么可以不戒除流荡的文风呢？”于是下诏说：“国家以道治理天下，使域中受到教化，在人伦中敦厚各种品行，在教化中阐明六经，希望这种文章恢复古风，期望末俗返回淳厚。然而近代以来，属辞写作多有弊病，奢靡日益严重，浮艳互相争高，忘记祖述先王大道，竞相雕琢小巧之处。于是顺应众议，使文章的源流归于正道。告知你们这些服膺儒学的人，指示你们为学的道路。广博听闻、强于记忆，难道可以读不是圣人之言的书吗？修饰文辞而建立诚意，怎么可以违背作者本来的志意？必须把教化作为主旨，以典籍训诫为老师，不要崇尚空洞言辞，应当遵循文章的体要。又听说各类文集已经多有刻镂，如果允许攻击异端，就不会误导后学，也可以用来帮助教诲诱导，应当加以甄别明辨。今后写文章的人，如果文辞涉及浮华，玷污名教，必定按朝廷法典加以惩处，希望借此恢复古风。古今文集中可以作为规范的，若想雕印，交给本路转运使，选取部门内的文士详细审看，可以的便具状上报。” 又有天章阁待制刘公随常说：“从前杨翰林年轻时便懂得古道，所以孙汉公的文集中有《送杨序》，说他当年十一月，建州召试，授任秘书省正字，诏书加以褒奖，有‘精神才华得到神助，文章天生便能通晓’的话。当时他的名声传遍天下，道路上的人都拭目以待。有人劝他作歌颂来向上献媚，再求取清贵的赏赐，他便摆手不顾；有人因为他少年早成、很早通悟，把他比作前代王勃之流，他却忧愁地说：‘我将努力，希望接近子云。纵横驰骋于古今之间，难道仅仅成为辞人才子吗？’又有崖椽初次看见他几十篇断文，大为惊异，拿给汉公看说：‘皇甫持正、柳州年轻时，正应当是这样。’本朝文人称赞孙、丁，而都推重杨亿，这就明白杨亿年轻时确实懂得古道了。然而他本性和见识浮浅近俗，不能凭古道自立，喜好名声、争强好胜，独自驱使海内文风，认为古文雄健之作有仲涂、黄州，汉公认为这一类的文章，推想自己终究不能超过他们，于是斥弃古文而不写，远远承袭唐代李义山的文体，创作新的文制。杨亿的学问也广博，笔力宏壮，写出的文章使后生敬畏而又喜爱。然而他破坏大道，雕琢元气，不是教化成就的文章，于是古风便改变了。” 当时执政冯文懿和几位朝廷士大夫暗中忧虑这件事。又因为黄州、汉公都已经死去，其他人柔弱，没有办法挫败杨亿的锋芒。只有胡大监继周名声显著，却因罪被废，屏居在庐江，于是共同为他传播声誉，慢慢向皇上进言，请求召他担任知制诰，以削弱杨亿的锋芒。继周到了以后，真宗命他上殿，赐座，从容地召见问话说：“我知道你虽然被贬，仍不废弃学习，如今再任用你为知制诰。”继周因为长久离开朝班，许多朝礼已经忘却，便在殿上拜谢，真宗也没有责怪他。继周退下后，径直走到舍人院，箕踞而坐，向上睥睨，说道：“刚才见到皇上，皇上亲口命胡旦恢复知制诰。胡旦已经老了，难道还能重新进入这群小儿之中吗？他一旦得到知制诰，必定自负傲慢、轻视他人，旁若无人。”真宗因为继周平素品行不好，还将信将疑，暗中命一个小黄门跟在他后面观察。黄门把一切报告给皇上。第二天真宗见冯文懿，直接说了这件事，于是说：“胡旦终究不能任用。听他的话，我似乎也被他轻视了。”冯文懿知道这是继周自作自受，也无可奈何。继周只得到襄阳通判的职位，离开后杨亿便放纵无所顾忌，再也不回避。杨亿做文章宗主二十年，所以斯文的弊病延续到今天，真是可惜啊。我石介读祥符二年的诏书，知道真宗皇帝确实是英明的君主；听到刘待制的话，知道冯文懿确实是贤能的宰相。《易》说：“观察人文，教化成就天下。”作为天子，能够知道文章的根本而思考恢复古道，难道不是英明的君主吗？作为宰相，能够忧虑文风的变化而思考挽救它的弊病，难道不是贤能的宰相吗？我私下担心圣君贤相的事情将来被湮没，因此私下把它记下来。《宋城县夫子庙记》我知道天地很容易毁坏：只要一种德行不修养，天地就会裂开；我知道日月很容易受损：只要一项政令不施行，日月就会出现亏缺；我知道山岳很容易崩坏：只要一种教化不明，山岳就会崩塌；我知道河洛很容易干涸：只要一项命令不善，河洛就会枯竭。伟大啊，我圣人的道，弥漫贯通亿万千世而不会倾覆，横向维系四方、上下而不会断绝。没有比战国更混乱的时代，没有比杨朱、墨翟更妖异的学说，没有比秦始皇更毒害天下的人；王莽、曹操、司马氏以诡诈悖逆行事，宋、齐灭亡而作恶，残虐神明、欺侮弱者；老聃、释迦的学说，鼓吹荒诞，放纵邪说。下至唐朝末年，接连不断，昏君暴政，没有不把圣道破坏得支离破碎的：衣冠制度毁坏，法则被焚烧，诗书被砍削，礼制和《易》也受到【缺】。唉，我圣人的道遭受戕害、被毁击，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然而它巍然居于中正之地，最终不能被毁灭止息，是因为根柢坚固而枝干茂盛，源流深厚而支派久远。三才、五常是它的根柢，不是很坚固吗？尧、舜、禹、汤是它的枝干，不是很茂盛吗？六籍、九畴是它的源流，不是很深广吗？孟子、荀子、扬雄、韩愈是它的支派，不是流传很远吗？所以天地即使裂开，日月即使亏缺，山岳即使崩塌，河洛即使枯竭，我圣人的道也没有穷尽。天地、日月、山岳、河洛，都是气。气浮动不定，所以会有裂、缺、崩、竭。我们圣人的道，是大中至正、万世常行而不可改变的道，所以没有亏损。宋朝拥有天下，专用文治；制度礼乐，全都出自儒术。我们圣人的道大为流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从京师直到郡县，都崇敬庄严地修建孔庙并尊奉祭祀。宋城在南京属于赤县，孔夫子的祠宇却还缺少，春秋两季便在现今的防事中举行释奠祭。唉！这所防事实在太简陋了。李大夫尧俞凭儒学做官，知道应当尊崇圣人，不敢亵慢，于是拆毁佛寺，毁掉淫祠十多处，取其木材，在县署右边修建孔庙。栋梁屋宇十分壮观，丹青彩饰十分华丽；高高敞开，向阳而立，深邃严密，背阴而居。孔夫子身披王者衮冕，手执一尺二寸的珪，背靠斧扆，面向当宁而坐；颜渊、闵子骞等十一人列在两旁侍立，仿佛威严赫赫。庙建成后，让我作记。唉，真奇异啊！李大夫建这座庙，有三件善事：拆除佛寺，是削弱夷狄的佛法；毁掉淫祠，是革除邪僻的风俗；尊奉圣师，是彰明大道。有这三件善事，不能不记，所以我敢承受他的命令，不敢推辞。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译《泰山书院记》从周代以前来看，贤人中显达的，有臯陶、傅说、伊尹、吕望、召公、毕公。从周代以后来看，贤人中困穷的，有孟子、扬子、文中子、吏部。然而比较他们的功业和德行，困穷者未必就比显达者逊色。在吏部之后三百年，贤人中的困穷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杨子、文中子、吏部，都把自己的道传授给弟子；既然传授给弟子，也将把它写进书中，使这些书广为流传，使他们的道大为显扬。泰山先生却在泰山南面兴建学舍，营造讲堂，聚集门徒，把先圣的书籍堆满屋子，和众弟子一同居住在那里。当时游学交往于泰山南面的显贵人物，孟子有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一类；杨子有刘歆、桓谭一类；文中子有越公一类；吏部有裴晋公、郑相国、张仆射一类。门徒中的高才弟子，孟子有万章、公孙丑、乐克等；杨子有侯芭、刘棻等；文中子有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玄龄、魏征等；吏部有李观、李翱、李汉、张籍、皇甫湜等。如今先生交游中的显贵人物，有故王沂公、蔡贰卿、李泰州、孔中丞、当今李丞相、范经畧、明子京、张安道、士熈、道祖、择之。门徒中的高才弟子，有石介、刘收、姜潜、张浻、李温，足以同古人相望于千百年之间。谁说先生是困穷的呢？圣贤之道真伟大啊，它本来没有困厄和通泰之分。孟子、杨子、文中子、吏部，都在没有官位或只任小官时遭遇困厄；但孟子在《孟子》七篇中获得通泰，杨子在《法言》《太玄》中获得通泰，文中子在《续经》《中说》中获得通泰，吏部在《原道论》《佛骨表》等十多万字的著作中获得通泰。先生曾认为，穷尽孔子之心意的是《大易》，穷尽孔子之施用的是《春秋》；这两部大经，是圣人最后的著作，是治理天下的大法。因此他作《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七卷；认为四凶不应被放逐而十六相没有被举用，于是作《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举》；认为正名的解释、美化出仕与处隐的道理应当明白，传承后代必须合乎嫡统，于是作《正名解》《美出处》《传嗣之嫡》；先生的著述，上承周公、孔子，下可比拟韩愈、孟郊，这也是一种通泰。谁能轻视先生呢？我乐于先生的道义广大和先生的作为，请把这些话刻在石碑上，立在讲堂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记。《青州州学公田记》已故仆射、相国沂公当初创建青州州学，建成后上奏天子。天子赐给学校名称，并且颁给公田三十顷，收入交入学校。沂公担心田地太少，不够使用，又在学校旁边建屋一百二十间，每年收入钱三十一万，交给学校。到现在经过十年，学校更加兴盛，士人增加了一倍。太守赵集贤扩充沂公的意旨，取得南城的空地，建屋八十三间，另建钩盾六十二门，每年收入交给学校，共六十七万。学校的经费因此大为充足，供养士人的办法也完备了。学官和众弟子大多请求我把下面的话记在墙上：‘确立法度而使万世不改变，是道的根本；通达变通而使百姓不厌倦，是道的中和。因为是根本，所以万世不改；因为是中和，所以万世可行。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建立君臣、父子、上下的制度，确立法度而使万世不改变，这就叫作根本。使牛负重、骑马代步，建造栋梁屋宇，制造弓箭、网罟，便利舟楫、耒耜，制作棺椁，使用臼杵，通达变通而使百姓不厌倦，这就叫作中和。’相国沂公仿照三代明王的作为，取古代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制度，在青州建立学校，这是树立根本。集贤引用《易》中“大畜”是养贤、“颐”是养正、“需”是饮食宴乐的意思，充实朋友之间讲习的意义；把宽缓施行于学校制度之中，这就是中和。大体说来，舒缓则人有余暇，局促则人困顿，所以善于教人的人从容而逐渐达到道，不善于教人的人急迫而强迫别人；其中的关键，在于贵在安排劳逸的节度。《礼记》说：‘只张弓而不放弛，文王、武王也不会这样做；有时放弛、有时张弓，才是文王、武王之道。’如今求学的人学习六艺的经传，数以千万言，按时诵读，所下的功夫很广。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的道理，天地阴阳、星辰灾变的运行，也按时加以探求，所从事的学业很广大。内容广大而难以很快完成，必须勤苦之后才能成功；早起晚诵，寒暑不废，衣冠不解，这就是总在张弓。每年有田产，每日有收获，劳累时有休息，懈怠时有供养，所以能够休息、游息，这就是一张一弛的道理。君子认为相国和集贤善于教人：张弓却不急迫，放弛却不荒废。当初集贤开始办学时十分急切，于是选拔有才干的官吏、得节度推官蔡君亶，让他负责工程，建屋以及钩盾共一百四十五间；材料取自县官剩余之物，劳力借用公家的空隙，不烦扰府库，不扰动百姓，和悦而顺利地完成了。我认为，相国善于创办，集贤善于继述，蔡君善于完成相国、集贤的志愿。如今详细看到了这篇文章，既然不能推辞，便顺便记下它的年月。《宋文选》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宋文选》卷十八 李邦直文

译《论略》汉代儒生研究经书，终身勤勉而不知疲倦；能够阐明自己老师学说的人，皇帝有时召来任用，并根据才能高下，使他们担任将士、郎大夫、部刺史，直到九卿、丞相、御史，前后相接而不绝。他们不把经书当作求取进身的工具，不听凭上级随意施舍，所以那些人懂得进取的方向，珍视名誉和节操。如今的学者只在章句上玩弄文字罢了，为什么这样苟且浅薄，不能像古人呢？如今选取人才，只凭一天之间的考核来定高下；有的人还不能通晓经书，却碰巧合乎考试标准；有的人研治经书、通晓道理，却偶然不善于仓促应答。录取人才往往失实，于是学者更加不笃实，只想借经术来占卜俸禄利益；一旦得到了，便抛弃学业，不再在其中用力，好像浅薄的人今天得到耒耜，明天就把它舍弃。因此他们的学问外表华丽而根基不牢，没有达到道便停止，不知道辅佐君主、修养自身的大节操，天下的治理也因此日渐衰败。我曾认为，古代的学者以学问为乐，今天的学者以学问求利。以学问为乐和以学问求利，在道的深浅上，难道可以同等看待吗？荀卿说：‘道，是古今共同的正当准则。离开道而只在内心自行选择，就不知道祸福寄托在哪里。’君主治理天下，臣下有所作为，什么时候不以学习为根本呢？如果不学习，万事的错杂、邪正善恶的变化纷纷交集在面前，我们内心没有可以守持的原则，外在一定会有所迷惑。所以君臣之间都不能没有学习。学习之后，名教之乐就进入内心；名教之乐先进入，不好的快乐随后而来；先进入的占据主导，后来者必不能胜过它。这样，即使万事错杂、邪正善恶的变化纷纷交集，也能用一个原则加以统摄，这就是圣贤用力少而治理成效多的原因。过去汉武帝通晓《春秋》，汉宣帝学习《诗》，汉明帝通晓欧阳氏《尚书》，唐文皇为《晋史》作序，唐明皇解释《孝经》，唐宪宗喜爱阅读实录。如今君主选用经术德义方面的老成之士轮流侍奉讲读，又有学问品行兼优的大臣准备顾问，本来已经是尊崇学习、重视道术了。他还孜孜不倦，未曾满足于求道，又让科举出身的士人各自进献自己的论著；这不只是考察比较他们的才能，也是为了扩大聪明、拓展仁义。孟子说：‘齐国人没有拿仁义来同齐王谈，难道是认为仁义不美吗？他们心里说：“这个人哪里值得同他谈仁义呢？”如果这样，便没有比这更大的不敬了。至于我，如果不是尧舜之道，便不敢把它陈说在王面前，所以齐国人没有谁像我这样敬重王。’ 我曾研究经史，粗略懂得仁义的大旨，大致涉猎古今治乱的纲要，私下仰慕孟轲所说的不是正道便不敢陈说，因此摘取老师的学说，选择其中有益的内容来谈，希望可以供君主采览。我认为，象数妖祥之说盛行，便会扰乱人事，所以有《易论》三篇。实行王法，天下自然能够治理，所以有《春秋论》二篇。说明礼的起源，所以有《礼论》三篇。看见圣人劝诫警告后世君主，反复而恳切，所以有《诗论》上、下篇。破除伪说，尊崇正术，所以有《史论》上、下篇。说明诚明之道，所以有《四子论》二篇。论述达到神妙境界的教化和不言而治，所以有《唐虞论》。推究分封诸侯、设置守臣的安危，所以有《三代论》。痛惜方士、老氏之学屡次在下世失败，所以有《秦论》。王者不可没有刚健的德性，所以有《西汉论》。诛杀忠臣而宠信奸佞的人，会失去天下人心，所以有《东汉论》。治理天下不是忠厚便不能长久，所以有《魏论》。解释二贷所造成的祸福、奸佞货利以及赏罚，是世上的大害，所以有《梁论》。治理天下只靠官吏的才干便不足，依靠王道便有余，所以有《隋论》。百姓的忧患常常从内部产生，所以有《唐论》。长久安定之后便会有危险，所以有《五代论》。总括其中的大要作为略说，只希望明圣君主鉴察罢了。《易论上》我曾忧虑世上的学者不能懂得《易》的根本，抛弃人事而拘泥于天道。浅陋的流入象数，稍高明的也不过流入名理。自焦延寿、京房、毛爽、祖孝孙一类人提出六日七分之说，把地支天干、律吕清浊、风雨寒暑、节气时令以及天文历法，都认为是仿照《易》而产生的，所以术士全都把自己寄托于《易》。五行家说：‘我的术数出自《易》。’太一家说：‘我的术数出自《易》。’律家也这样说，历家所说的又是这样。后来连同方术、卜相、筮占之流，没有谁不拿筹数、推演图式，指画天地，自以为懂得《易》。想来他们是借圣人来抬高自己，希望世人不怀疑他们的荒诞，同时尊重自己的学问。晚年有韩康伯，颇称得上懂《易》，但对于圣人的精微义理，又往往沉溺于名理，趋向大多同佛、老相似。所以仲长子光曾称之为‘老易’。象数和名理固然是《易》中产生出来的东西，然而本来不是圣人用来教化世人的根本，因此不谈人事而只谈天道的，叫作技艺方术，不是圣人的门徒。周、秦之间，已经有人把《易》看作卜筮的一种方法；到了秦始皇焚书、想使百姓愚昧时，始皇和李斯竟不知道卦爻中有仁义之说，学习它可以使人不愚昧。《易》因此在乱世中得以保存，独独没有被焚毁，后世传授也没有断绝；然而也因此造成了弊病。后来的学者又陷入《易》的弊病，不能穷究人事，却推演天道、假托神灵，所以他们的言论超出恍惚迷离之外，专门用来迷惑世人。《易》为什么这样少有通达而多有阻塞呢？是非在眼前便可确定，难以迷惑人的，是人事；《易》却容易被伪造而无法追问验证的，是天道。那些人以为自己能谈论天道，众人一定会认为他们洞察阴阳、测知变化，以为自己的智慧极大、学问极深；其实用力很少而获得的名声很高，还得到难以诘问的好处。这就像画师喜欢画鬼神而害怕画狗马，因为鬼神难以考察，狗马却容易比较。唉！高明的陷入象数，浅陋的陷入名理，圣人之道本来的面目已经很微弱了。圣人创立《易》，难道只是制作一个空器具，给后世作为古代法式而已吗？本来是要用它来使天下获利。卦各不相同，一卦的整体应当对应一世的事情；爻各不相同，一爻的整体应当对应一人的事情；位置各不相同，一个位置的整体应当对应一时的事情。处于治世还是乱世，适宜进取还是退守；处于隐晦还是显明，适宜刚强还是柔顺；处于上位还是下位，适宜作为还是不作为。恰好遇到相应的时势和位置，事情便有曲折万变，圣人都有方法处理，所以能够出入于天地之间。在天地之间，利益不能诱惑他，祸患不能接连困扰他，恶行不能玷污他，赞誉不能使他骄傲。小则用它修治自身，大则用它治理天下，所依据的道理没有不同；这才是圣人因为它有实际作用而创作《易》的原因。由人事推及天地人三才，是可以的。学者为什么偏偏只把象数当作《易》呢？《易论中》

译有人说：《易》之所以成为《易》，不过是吉凶祸福罢了。吉凶祸福显现在象数之中。如今学习《易》却不研究象数，又凭什么知道吉凶祸福的由来呢？我说：有天道造成的祸福，也有人事造成的祸福；有天道造成的吉凶，也有人事造成的吉凶。君子相信在人事方面的道理，却不治理天道方面的事。天所能做的，人有些不能做；人所能做的，天有些不能做。日月星辰的运行，风雨霜露是否按时而来，这是天所做的。礼乐的兴坏，人伦的废兴，贤愚的贵贱，世道通塞的变迁，万物的聚散，战争的成败，这是人所做的。天能够自行做天所做的，却不能做人所做的；人能够自行做人所做的，却不能做天所做的。所以天虽然神妙，却不能胜过人；人虽然灵巧，也不能胜过天。这就是天与人的职分。可是世上荒诞的人，拿天道来压倒人事，他们的言论混杂于巫史、卜祝、星官、历学以及偏僻妖幻邪说之间，认为吉凶祸福仿佛上面有佛神俯视天下众人并掌管一切，沉溺于小数而拘泥于大道。又有人带领人以人力胜天，说：‘我可以排除日月星辰带来的灾害，召来风雨霜露的调和，使它们像回声一样应答我。’这就叫作干预天人的职分。比干虽然忠信，竭力向纣王争辩，还是死了；微子放弃纣王而离去，却活了下来。季跖虽然暴虐而没有贤明，天子称许诸侯，他却作为盗贼而长寿。这究竟是人事，还是天意？天下的事情没有按所求的实现，或者不同于平素所预期的样子，也只是世人没有加以探究罢了，却都说是天意。至于浅薄之人一金的得失，偏执之士一项俸禄官秩的升降，没有不指着天说是天意的。天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所以通达的人略过幽昧而观察明白之处，追求事物的形体而不考察影子。木石的怪异、鸟兽的妖兆、青色的灾异、赤色的祥瑞，人身的疾病、犬类的灾祸，即使纷纷出现，也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只要修治我们的人事罢了。彩云、景星、祥风、甘露接连而来，丹芝、瑞草、神爵、驺虞不出一个月便出现，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百姓是治还是乱，只在于人事如何罢了。有人说：那么《易》所说可以预先知道的吉凶祸福，又该怎样解释呢？我说：人事有将要发生的道理，深隐细微而难以看见，纷繁交错而不能归结为一端，是常人不知道的，而圣人已经预先知道了，所以寄托在《易》中说：‘在这种时势做这种事，就吉，就有福庆，就没有不利，就有利于有所前往；在这种时势做这种事，就凶，就有危险，就有悔恨，就没有利益。’ 这也只是事情必然到来的结果，只是它有许多分支，常人对此感到疑惑，以为它的形态似乎发生了变化。变化又与此有什么关系呢？学习《易》却不能穷尽人事，反而背离天地阴阳，这不是《易》的根本弊病。《易论下》《十翼》都是孔子说的吗？无法知道。然而其中有可疑之处。所谓《序卦》，从韩康伯起已经说明它不是《易》的深义，却没有说明为什么不是。为什么呢？天地人三才彼此交错，万事纷繁错杂，从来没有单独运行而没有同类相随、只有倡导而没有回应的。因此刚柔相配、消长相随，是天地阴阳；大小相承、强弱相长，是夫妇、父子、君臣；善恶相反、治乱相互转化，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祸福相生、盈亏相互循环，是事物发展的进退。两两相对而同出一源，如昼夜相互交替、寒暑相继、黑白不能不相互资助。有刚必有柔，有消必有长，所以说天必然要说地，说阴必然要说阳；有大必有小，有强必有弱，所以说夫必然要说妇，说父必然要说子，说君必然要说臣；有善必有恶，有治必有乱，所以说君子必然要说小人；有祸必有福，有盈必有亏，所以说进必然要说退。这是事物的常理，是作者不能遗漏的。因此成对配合来说，道理才合适，《易》才明白；如果分开聚合、杂乱列举，便会混乱而无法考察。《易》卦的次序，难道不是两卦两卦相互承接的吗？上经的卦中，乾是天，坤是地，所以乾与坤相对；屯是气的开始，蒙是知觉的开始，所以屯与蒙相对；需是和顺，讼是乖争，所以需与讼相对；师是忧患，比是亲乐，所以师与比相对；小畜以阴制阳，履以阴承阳，所以小畜与履相对；泰与否相对；同人是外在光明，大有是内在光明，所以同人与大有相对；谦由小而豫由大，所以谦与豫相对；随少有作为，蛊多有事务，所以随与蛊相对；临是向下，观是向上；噬嗑以明断狱，对应贲以明修政；剥与复相对，无妄的刚健行动对应大畜的刚健止守；颐是养育之中，对应大过的过度；坎是水，对应离是火。这是上经的次序。下经的卦，以咸的动对应恒的静，以遯的阴增长对应大壮的阳增长，以晋的光明对应明夷的昏暗，以家人同中有异对应睽异中有同，以蹇的艰难对应解的通达，以损对应益，以夬五阳决一阴对应姤一阴遇五阳，以萃的聚集而来对应升的上进而去，以困处下而闭塞对应升处下而通达，以革变化的作用对应鼎变化的器具，以震的震动对应艮的止静，以渐女子出嫁为吉对应归妹女子出嫁为凶，以丰的附着而光明对应旅的孤单而隐晦，以否的顺对应兑的喜悦，以涣的疏散对应节的收束，以中孚的诚信在内；对应小过的行动在外。以既济对应未济，这就是下经的次序。不只是义理如此，观察九六奇偶的卦画，有的在上，有的在下，有的相反，有的相生，把两卦配合起来成为这样的次序。那么《易》卦两两相承，难道还不十分明白吗？如今《序卦》的文字，大概并不协调。有的义理勉强相合，有的义理本不相合却强行解释，这难道是圣人的话吗？学者研究之后自然会知道，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学习《易》的人如果知道所谓两卦相承，那么对于三才的深奥、万事的变化，就可以心领神会，从而得到《易》道的一半了。《春秋上》

译为什么要谈论《春秋》呢？因为关于它的说法纷纷杂乱而没有定论。弊病在于喜欢奇异而不喜欢正道，喜欢名声而不喜欢实际。公羊氏说：‘左氏的说法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我的说法不能再从这里出来，于是从那里出来。谷梁氏说：‘公羊氏的说法是从那里出来的。’我的说法不能再从那里出来，于是从这里出来。至于驺夹、董仲舒、刘向、刘歆、何休、贾逵、伏胜、杜预、范宁、尸子、啖助、赵匡、陆淳这些人，没有不是这样。有从彼处出发的，必定说从此处出发；有从此处出发的，必定说从彼处出发。一彼一此，只求同前代学者不同，并且胜过前人。有所不同，就称为新意；有所相同，就称为因袭。这恐怕就是《春秋》的学问所以支离而不统一、圣人的意旨所以隐晦而不明白的原因吧？公羊家说：‘《春秋》的褒贬在于记日与不记日、记月与不记月。’研究左氏的人说：‘不是这样。’谷梁家说：‘《春秋》的褒贬只在记名、记字、记氏、记人、记国、记爵这些地方。’有人说：‘也不是这样。’到了后世的专门儒者，各自固守自己的见解，轮流互相讥笑，拿着矛互相攻击，却不知道人们的老师和弟子可以有不同意见，父亲和儿子也可以学习不同的学说。唉！孔子的大法，谁能依从它而使众说统一呢？从前周王室已经衰微，王者不能推行王法；召陵、践土的盟会之后，天下政权在诸侯手中；鸡泽、溴梁的会盟之后，天下政权又在大夫手中。大体上都是放纵欲望、任意妄为，同没有王者一样。所以孔子作《春秋》，寄托王法，大概是要诛责天下不守臣道的人。因此《春秋》以王法为根本，曲直善恶还在其次。不依据王命而发动战争、结盟、会合，便无论曲直善恶，都是《春秋》所要责罪的人。奉王命而参与恶事，罪在上位者而不在下位者。这是《春秋》的根本纲统。假如文王、武王为王，周公、召公为相，坐在明堂治理天下诸侯，突然有两个诸侯不奉王命而发兵相互残杀。王者逮捕并治理他们，是要责罚他们不奉王命而起兵，还是奖赏正直者、惩罚理亏者，或者把两人一同诛罚呢？又有诸侯或列国大夫，抛弃本国宗庙社稷的祭祀，越过疆界、逾越职分，不依王命和礼典而结盟会合，纷纷扰乱天下。王者治理并制止他们，是要诛罚那些未经王命便行动的人，还是奖赏那些自以为有益而这样做的人？这就像子弟在父母面前大声呼喊、袒露身体，拿着东西争斗互相殴打；让贤能的官吏来治理，必定先治他们亵渎长上、扰乱礼法的罪恶，还来不及追究争斗双方谁曲谁直。又像子弟不告诉父母便出行，到千里之外追逐利益；让贤明的父兄来审问，必定先责罚他擅自远行，也还来不及询问利益得失。这样来研究《春秋》，难道不是简明而容易理解吗？所以学者的疑惑有两种：第一，忘掉大法，只比较曲直；第二，抛弃明显的义理，追求隐微的文辞。说围，说入，说侵，说伐，说灭，说战，记载齐、鲁相互用兵，晋、楚相互侵凌；说朝，说聘，说盟，说会，记载诸侯相互往来、大夫相互交往。只要不是奉王命而行，那么他们的罪过本来就不容圣人的笔墨宽赦，这叫作大法。舍弃这些，反而琐碎地辨别小善小恶，这叫作曲直。君主、臣下不合义理的行动，孔子从不隐没其事实；写作‘贼’、‘盗’一类字眼，读者看所记载的文字就能看见他们的罪恶，这样的贬斥已经足够了，这叫作显义。舍弃这些，却烦琐地加以解释，想用日月、名字的条例去套合；如果这些条例有时同善恶不合，又曲折辨析、妄加推测，这叫作隐文。研究《春秋》的人，抓住大法而相信显明的义理，对于圣人的意思就会明白无惑了。《春秋论下》圣人的道，只求合乎正确罢了。天下的事情并不一样，圣人施行它的方法，有圆有方，有横有斜，有高有低，有曲有直，有时抑制，有时发扬，有时隐微，有时显明，但方向始终归于正确。孔子说：‘说话一定要兑现，做事一定要坚决，这只是拘泥于小节的小人啊。’又说：‘可以同他共同学习，却还不能同他一起走向道；可以同他走向道，却还不能同他一起立身；可以同他立身，却还不能同他一起权衡变通。’所谓权衡，是什么意思呢？就像物体放在秤上，只是能够不失去轻重的分寸罢了。仁义孝悌、忠信，是道的大经；君臣父子夫妇，是人伦的大经。圣人不因短处妨害长处，不因小事破坏大局；短长都顺当，小大都相应，归结到道上，便平易而正直。如果不幸其中有阻碍，不能各方面同时实现，就一定舍弃小处而遵从大处，略去短处而谋求长处。不杀便不能行仁，那么杀人的行为正是为了实行仁；不取便不能行义，那么取用的行为正是为了实行义。遇到乡里的长者，便俯伏下拜；如果长者是杀父仇人，便拿刀追赶他。为什么呢？轻重先后的道理使然，不得不如此。对于道的大经，它并没有违背；对于人伦的大经，也没有扰乱。这就是不失去轻重的节度，也就是圣人所说的权。后世有公羊氏出现，偏偏喜欢谈权变，想教天下臣子一概背反常经，以此建立功业。他解释《春秋》，常常用权变的说法赦免奸臣、贼子、伪逆者的罪，使后世不再致力于正道，反而放纵邪心，大大扰乱圣人的道。有的人动辄借此制造非常之举，倚仗公羊氏的话，勇敢妄为而毫不疑惧。事情有不合中道、不入正途的，便说：‘我这是采用权变罢了。’常人不了解我，我也不在意。小则盗取国家，大则侵夺天下，欺诈者得以实现志愿，作乱者得以逃避诛罚，这就是儒者谈论权变的罪过。难道孔子对人说的不是‘学习之后才能走向道，走向道之后才能立身，立身之后才能行权，权衡轻重而行动’吗？孔子把走向道看作权，而公羊氏却把背反常经看作权吗？有人说：孔子在这句话下面又接着引用逸诗《唐棣》的话来说明背反常经的意义，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说：不是。‘可以同他立身，却还不能同他行权’是一个句读。孔子另行说逸诗的文辞：‘唐棣的花，偏偏摇曳反复。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你的居处实在遥远。’

译作这首诗的人，因为兄弟关系乖离，便用唐棣来作比喻。孔子说：‘不是没有思念，哪里会有遥远呢？’大概是说兄弟还不亲近，是自己的孝悌没有做到罢了。意思是说诗人的措辞有过失，这正是孔子删去而不取它的原因。可是解释者把它附会到权变上，用来符合《公羊》背反常经的说法，难道不是荒谬吗？所以说，《公羊》氏的言论虽然善于辨说，实际上却是圣人的罪人，是《春秋》的大蛀虫。《礼论上》我曾读《戴记》，它讲礼乐讲得很详细：上溯到太古，高深到无所不包，穷尽天地的边际，广大浩瀚、弥漫无际，几乎难以测知；后来谈到它的实际作用时，却说：‘礼乐不是天地所产生的，也不是人所乐意实行的，而是圣人忧虑天下混乱，勉强创制出来的；不得已而人们才跟从它。人所乐意跟从、不用学习便能做到的，是情欲。圣人违背人的欲望，使人趋向善；压抑、抵抗、矫正、切责天下众人，使他们进入礼，这就是圣人的手段。’如果这样说，岂不是损害天理、破坏道的根本，然后才称为圣人吗？难道损害天理、破坏道本的人能够成为圣人吗？没有什么比天下更大，没有什么比万世更长。天地没有的东西，即使至圣也不能强使它长久存在；天地所有的东西，即使力量很大，也不能强使它必然灭亡。如今礼在天地之前便已存在，看不见它的开始；穷尽古今也看不见它的终结。杰出的人不能逃离礼，暴虐的人不能把礼毁灭，正因为礼同人一起产生，根源在自然之中，然后才能成立。所以圣人知道礼乐出自天地，是性情本来具有的，便顺着它的道理加以引导，探究它的根本而加以文饰；不实行便罢了，一经实行就能成功；不说明便罢了，一经说明就能确立。礼可以广泛施行于天下，可以长久流传于万世。桀、纣带领天下人奔向情欲，想要断绝礼；礼没有断绝，桀、纣却灭亡了。秦朝焚烧圣人的书籍而树立自己的意志，想要断绝礼；礼没有断绝，秦朝却灭亡了。庄子、列子的虚无之说，杨朱、墨子的偏邪，申不害、商鞅的残酷苛刻，张仪、苏秦的诡诈，王通、乐史的浮薄放荡，鼓吹他们的学说，奔驰在礼之外，想要破坏礼；礼最终不能被破坏，而这些人也不能成为后世所宗奉的对象。礼不是出自自然，又是什么呢？晋代有个阮籍，知道礼足以治理天下，却不知道礼的根源，他说：‘礼难道是为我们这类人制定的吗？’这话也很荒谬。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自己厌恶礼法，便认为君子都这样；看见衰薄时代的人沉溺于欲望，便认为圣人的事业不值得喜爱，特意发表夸大的言论来抬高自己。虚无之说盛行，晋朝灭亡，正是阮籍一类人造成的。因此，礼产生于远古之初，完成于圣人；小人恢复本性而归向礼，君子遵循本性而安于礼；有智慧的人依靠礼而后尊贵，愚昧的人依靠礼而后得以生存。人出生在礼之中，放纵而离开礼之外，就会灭亡；鳞介生在河海之中，跃出而离开河海，就会死亡。这就是礼乐成为天下根本规范的原因。所以说：‘礼一定以太一为根本。’又说：‘一定以天为根本。’又说：‘天尊贵、地卑下，君臣的秩序就确定了；卑下和高贵分别陈列，贵贱的位置就确定了。’动与静各有常规，小与大各有区别；事物按类别聚集，万物按群类区分，于是性命各不相同。在天上形成象，在地上形成形。这样看来，礼就是天地的区别。懂得这些的人，大概就通晓诚明之学了吧？《礼论中》礼产生于天地，出自人心，遵循人的本性，发端于人的情感，这就是礼的根本。人不能没有生命，有生命便有父子；人不能没有长幼，有长幼便有兄弟；人不能没有正配，有正配便有夫妇；人不能不相互亲近，相互亲近便有朋友；人不能没有强弱，有强弱便有君臣。因此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之间的礼，它的根本是天地使之产生的，它的节文制度则由圣人制定。因饮食的欲望而产生飨食之礼，因男女的情感而产生冠婚之礼，因死者埋葬、生者哀悼而产生丧祭之礼，因群体聚集、嬉游欢乐而产生射礼、乡饮酒礼。因此飨食、冠婚、丧祭、射乡等礼，它们的根本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之中，它们的形式则由圣人制定。天下人凡是利害没有相互牵制时，即使秦国、楚国的人也会在利益面前谦让；受到利益驱迫、受到祸害逼迫时，即使骨肉亲人也会争斗。这说明谦让出于内心，争斗出于外在情势。谦让出于内心，争斗出于外在情势，所以谦让由内心产生，争斗由外界而来。天下人凡有余裕便谦让，不足便争夺。有余裕便谦让，这是谦让出于内心；不足便争夺，这是争夺出于不得已。这说明礼的谦让是遵循本性而产生的。小人的情感，即使奋力争夺、抢掠而得到东西，有时脸上仍会显出惭愧。由此可见，奋力争夺、抢掠是虚伪，惭愧羞赧才是真实。这说明谦让之礼依托情感而产生。因此，礼的根本若不是天地所赋予、所依托，便不能成立；礼的节文形式若不是圣人制定，便不能完备。礼遵循人的本性，依托人的情感，贯通于言语，表现在容貌，遍及四肢，以辞让来引导它，以文采事物来辅助它，从容而顺畅，恭敬而协调，广大充盈于天下，即使欲望想要阻止它，也不可能。礼产生于天地而用来奉事天地，出自人心而用来治理人心，遵循本性，发于情感，从而使性情安定，这就叫作返本。豺狼和水獭有祭祀，雉和鵀有配偶，蜂蚁有君臣，鹊和乌鸦有孝慈，大雁有飞行的行列次序，荒远之地也有丧葬。声乐是天地之气，在人身上完整，在万物身上不完整，所以万物只得到其中一偏，人得到其中的正理。圣人的功业施及中原，却不能施及夷狄；因此荒远之地得到礼的粗略，中原得到礼的详备。人是尊贵的，禽兽是卑贱的；中原是尊贵的，荒远之地是卑贱的。中原人如果不能行礼，便几乎不能同禽兽区别开来，这就叫作以自己卑贱的处境为乐，而忘记自己尊贵的本性。《礼论下》

译自从秦朝焚书以后，学者不能得到完整的经书；已经亡佚的自然亡佚了，保存下来的大多也杂乱不全，已经不能全部相信。汉代的儒者各自固守自己的见解，务求借此标榜自立一家；还有人把并非圣人所说的话托称为圣人之言。学者认为这是圣人遗留下来的重要言论，也不敢轻易议论，又接着替老师传授它，所以五常之道因此变得不明白了，这是儒教的一大祸害。孟子说：“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中二三处而已。”孟子距先秦不远，孔子也还不算久远，尚且说古书不能全部相信，何况秦火之后遗留下来的书呢？五经之中，只有《礼经》和《乐经》尤其为秦所憎恶，几乎完全灭绝；今天的《礼经》，大概是汉代儒者搜集各家的学说，广泛取用历代残存的文字，后来又被后世立于学官的。因此它统摄夏、商、周、秦诸代的事情，恐怕不能全部相信。我曾看《礼运》，虽然其中有孔子的言论，但开篇所说的大道和三代之治，言语尤其杂乱而不合条理。圣人之所以能够与万世同久、与天地长存而不改变的，不过是君臣、父子关系罢了。假如没有君臣、父子关系，那么强者就会抢夺攫取，弱者就会惊惧骚动，逃窜时惶惶不安，停息时又贪得无厌，人的群体将被禽兽般的人所胜过，那祸乱会达到什么地步呢？所以杨朱主张“为我”，墨翟主张“兼爱”，最终凭这些学说败坏天下，使天下百姓陷入禽兽般的境地；幸亏孟子出力排斥它们，然后君父之教才明白，圣人之道才得以恢复存在。如今《礼运》却说：“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公共的，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这样就叫作大同。”又说：“大道已经隐没以后，天下成为一家的天下，各自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自只爱护自己的子女，这样就叫作风俗浅薄。”又说：“把礼义作为纲纪，用来端正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深厚，使兄弟和睦，使夫妻和谐，这样却被说成是发动战争、制造阴谋、形成叛乱的根源。”又把禹、汤、文、武、周公的治理称作“小康”。郑氏解释它，又拿老氏的话来作证明，说应当轻视礼而加厚忠信。唉！礼若不是出自忠信，又能出自哪里呢？郑氏的学问尚且如此，而且还有所牵制迷惑，难道圣人的礼竟然产生于欺诈虚伪吗？有天地就有生民，有生民就有情欲，有情欲就有争夺。百姓与天地同时产生，情欲与百姓同时产生，事情又与情欲同时产生，所以即使在太古时代，也不可能没有事变。比如阪泉、涿鹿的战争，炎帝因暴虐而失败，帝挚因被杀害而灭亡，这些是祸乱灭亡中的大事；其余事情都因年代久远而模糊不清，没有流传下来，泯灭之后，后世便无法听闻。古代还没有城郭宫室时，百姓都有随时遭遇祸患的忧虑。还不知道耕作和纺织时，人人都有受寒、饥饿和死亡的忧患；还不知道使用兵器时，就像豺狼、蛇、野猪互相争斗；还没有文字契刻时，上面的教令不能传达到下层，下层的情状和诉求也不能通达到上层。圣明智慧的人相继出现，每天除去人们所受的祸害，每年兴办对人有利的事情。因此器物用具到了后世越来越便利，礼法到了后世越来越详备，人的灵性越来越尊贵，万物也越来越不能胜任人的役使。想要治理天下的人，不必再等待创制什么才开始治理，因为治理天下所需的一切条件已经明白、完备、周全，没有缺少任何一物。然而世上的妄儒轻视眼前而推崇遥远，轻视自己的所见而看重听闻来的古说，往往认为后世的治理比不上太古，必须用竹简书写，食物放在俎豆中，穿古代的鞋，穿古代的衣服，坐在茅草屋下，然后才认为高尚。他们诵读空洞的言语，却忘记治乱的大原则，这是拘泥偏狭的弊病。所以，如果“大道”“小康”的说法果真是孔子的遗言，那就是圣人的道理有两套了。荀子说：“文王、武王的道理是相同的；伏羲以及历代君王有意于治理天下，就应当处在今天的时代，使用今天的器物，讲述五帝三王的仁义来安定天下百姓，这样也就是五帝三王罢了。” 《诗论》上 五经的道理，《易》可以使人潜心体察，《书》可以使人明白彰显，《春秋》使人畏惧警戒，《诗》使人喜悦；礼庄严而不可逾越。它们的言辞虽然不同，但所归向的道理是一致的。世上的学者常常被俸禄、利益、毁谤和赞誉所恐惧，一旦取得某种结果便停止，所以立下志向却不能详尽探究，学习它却不能穷极其理；只知道它的文辞，却不能知道它的道理，因此五经的道理越来越隐晦。唉！哪里才能得到不顾禄利、忘却毁誉的人来学习它呢？我曾看古代君臣之间相互告谕、两国之间相互交往的言语，君子一开口，心意没有不引用《诗》的，温润可爱。到了后世，礼乐都灭亡了，诗道也随之废弃；文字还在，但声调已经失传，讲章句的老师很多，诗的意义却不明白，纷纷纠缠于虫鱼草木的训释之间，却没有听说有心领神会的人。解释《诗》的人没有比毛氏、郑氏更好的。毛氏的说法简约而深刻，这就是河间献王推重其学问的原因。到了郑氏，解释繁琐闭塞，错误也更多。郑氏的学问长于礼，深于经制；到了训释《诗》时，又用经制来解释。《诗》表现的是人的性情，礼表现的是外在制度；他用礼来训释《诗》，就是按照外在制度来议论人的性情。这大概就是它繁琐闭塞而错误很多的原因吧！《绿衣》这首诗，郑氏认为是妇人不向丈夫进谏；“亦入而”一句，郑氏认为是进入宗庙；“狼跋”说周公在安闲自得的状态中处于嫌疑之中，所以有“公孙硕肤，赤舄几几”的句子，而郑氏却解释为“公逊”。《庭燎》表现出周宣王逐渐怠于政事的迹象，郑氏却认为是没有设置鸡人这一官职。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能一一列举，难道可以说他懂得《诗》吗？我曾考察《诗》的学问，读到太平时代的作品，看见明君和贤臣在上位相互契合，天下百姓没有谁不得其所：男子耕作，妇女送饭；击鼓祭祀祝告，彼此共同在田野间劳作，和乐安适，没有忧愁、苦痛、怨恨、叹息的声音，我总不免感慨仰慕，想见他们的性情。唉！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王政，治理达到这种程度就足够了。等到看衰败动乱时代的叹息哀悼之作，又惘然若有所失。臣下对于君主，希望他觉悟，就诱导他、规劝他、训诲他、告诫他、挽救他；如果厌恶君主不断增长而又不改变，就讽刺他、怨责他、怜悯伤痛他、为他忧惧；如果仍不知道停止，有时严厉斥责，有时悲哀，有时思念，有时悔恨，反复劝说而不舍弃，徘徊不前而不厌倦，所以在一篇诗中屡次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它的根本大意，总是出于爱护君主的感情。贤者处在世上，想着用自己的道把乱世改变为治世，而不因治乱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志向；有时写正风正雅，有时写变风变雅，但其根本大意总是出于仁义忠孝的本性。他的文章，训诂所能解释的，讲师可以讲明。

译但诗中所能穷尽的性情，并不是训诂所能说明的，也不是讲经的老师所能说尽的。学者想要观览《诗》，应当不被禄利毁誉所恐惧，逐渐沉浸其中，从容体会，先进入道义，再进入性情，然后才能在其中有所获得。孟子说：“解说《诗》的人，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文辞的意义，不要因为文辞而损害作者的志意，要用自己的心意去迎合、推求作者的志意，这才算有所获得。”说的就是诗的性情吧？《诗论》下 《国风》、小雅、大雅、颂，各有其所属：属于风的不能属于小雅，属于小雅的不能属于大雅，属于风雅的不能属于颂。学者认为篇章句子的长短以及赞美、讽刺的意义并没有太大差别，却区分得如此清楚。有人说是太师分定的，有人说是孔子分定的。这些都还不能算懂得《诗》。诗是古代的乐曲，所以可以歌唱，也可以用金石钟鼓的节奏来演奏。它声调的曲折、气势的高下，在诗人开始创作时，本来就已经决定是风、小雅、大雅还是颂了。风的声调不能进入雅，雅的声调不能进入颂，不必等太师和孔子以后才区分。太师懂得它的声调，孔子懂得它的意义罢了。也如今天的乐曲，有小曲有大曲，声调不同，歌词也不能互相套用；这同样是作者为它决定的，后来的作曲者不能改变。孔子删诗以前，世人从未对“四始”感到迷惑，为什么呢？因为古乐还保存着，诗的声调可以知道。音乐亡失以后，学者才对《诗》感到迷惑。《周官·大司乐》的职掌，曾称诗为“六诗”；风、雅、颂是它的声调，比、兴、赋是它的体式。季札在孔子以前观乐，已经有国风、雅、颂的名称。当时诸侯用赋诗互相娱乐，从来不敢歌唱颂、歌唱大雅，否则也被认为是僭越。可见在古乐还没有亡失的时候，诗已经分明地有了次序，难道是太师和孔子强行把它分开的吗？到了孔子时代，新诗重新出现，而古诗又多有混杂错乱，所以只是删去多余的，纠正错乱的罢了。因此说：“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乐律才得到整顿，雅和颂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百姓能够有喜悦和怨恨，却不能创作诗；当时的贤者用礼义裁定它，代替百姓创作，以显现百姓的性情。因此政令所到之处，便会产生百姓喜悦或怨恨的声音；喜怨之声产生，风、雅也就由此创作出来。政令所到的地方近，民众的声音范围狭窄，那么诗的体制也必然较小，声调必然属于风；创作者和记录者本来就不能把它扩大成为雅。政令所到的地方远，民众的声音范围广大，那么诗的体制也必然宏大，声调必然属于雅；创作者和记录者也不能把它压缩成为风。所以即使文王的德行，只达到周、召二国，还没有达到天下，诗人也没有条件创作雅，这就是二南。等到文王的功业盛大，爵位虽只是诸侯，功德却如同天子，四方百姓无不歌舞赞颂他，诗人也没有条件创作风，这就是文王的正雅。正风、正雅的体制之所以不同，就在这里。周幽王、周厉王虽然无道，但政令还能够达到天下，他们的罪恶足以激起四方的怨恨，所以有关他们的诗没有成为王风，而风却仍然属于变雅。周平王只能号令王畿之内，四方百姓几乎不知道还有天子，所以他的诗不能成为雅，只能成为王风。这就是爱风、变雅，体制所以不同的原因。礼乐、征伐不出自天子，列国君主便得以肆意横行，而鲁国竟然擅自作颂，这就是周颂与鲁颂不同的原因。因此，王者的事业由正风、正雅开始，后来才能达到颂；颂亡失以后才下降为变雅，雅又停止以后，王风才重新出现；王风出现而诸侯竟敢作颂，于是周有风、鲁有颂，《春秋》也因此产生，兴衰治乱像循环一样。正风、正雅，是王者积累功劳德行、开始兴起的迹象；颂，是功德在百姓心中凝结，是王业成就的表现。大小雅说的是：现在的君王可以背叛正道，但先王的德行不可以忘记，先王的基业不可以倾覆。王风名义上是天子的诗，实质上却如同诸侯之诗，所以孔子删定后把它记录下来：先列周、召之风，来说明周王业的兴起；再列邶、鄘、卫三国之风，来显示可以借鉴的教训；又列王风，来申明警戒。仿佛是在说：如果从这里起不能恢复正道，就一定会像商朝一样灭亡。先列正小雅，用来显示从微小处起步并勤劳不息；其次列变小雅，用来显示后王的怠惰和没有德行。仿佛是在说：先王勤劳到这种程度，后王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先列正大雅，用来显示盛盛之势；其次列变大雅，用来显示衰败。仿佛是在说：先王的事业达到这种程度，后王为什么却使它几乎败亡呢？先列周颂，用来显示天下安定太平；其次列鲁颂，用来显示天子已无功德可颂，而诸侯却妄自作颂；又列商颂，用来显示诸侯妄作而不止，周室将重新成为商朝那样的亡国。仿佛是在说：上面有英明的天子，那些诸侯怎么能够兴盛呢？政令不能推行，天子仍然不能振作；诸侯强盛，天子又不能自我警戒，为什么不看看商朝先代的功德基业原来怎样，如今却成为亡国呢？一部经书的体例，不过如此。《荡》一篇也是这样：本来是讽刺周室大大败坏，却只说商朝的罪恶；到了末章，又说到夏后氏。诗中说：“文王说：唉，唉，你们殷商人啊！”又说：“树倒时枝叶还没有受害，根本的果实却先败坏了。”“殷朝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用三代的兴衰反复作讽谏，难道不是圣人的用意，是想扶持、保全后世的君主，再三郑重劝告，殷切叮咛而不厌烦吗？《史论》上

译上天生孔子，不只是为了鲁国；即使是孔子，他的忧虑也从未不在天下。周朝末年，列国争相称雄，天下骚动，百姓苦于战争。孔子在其中勤恳努力，想凭一己之力抵御天下的灾难；所以在鲁国不被任用，就到齐国；到卫国；到荆国；到陈国；到蔡国。在诸侯那里不被任用，就想在费地施政；在中原不被任用，就想在蛮夷之地施政。他乘车骑马的足迹遍及四方，削迹伐树，流离困顿，却不后悔。圣人忧虑天下百姓不能各得其所，而想推行自己的道，竟勤劳到这种程度。孔子的门下，弟子都是当世的仁人贤者；颜渊以下，只有仲由、子贡得到圣人之道较多，但最终仍不及颜渊，是因为他们的性情各有遮蔽而不完备。仲由被勇气遮蔽，子贡被善辩遮蔽；颜渊整天安静沉默，孔子屡次称赞他，认为他已接近圣人，而仲由、子贡有时夸耀自己的勇力和辩才，孔子没有不挫折他们的气势并加以告诫的。孔子去世后，圣人之道停止流传，天下于是更加混乱。诸侯致力于相互吞并，争夺土地和利益，战争充斥天下，不再知道仁义，一切都用权谋、欺诈、武力相互夸耀。因此轻浮险诈之士乘机出现，磨利嘴唇、淬炼舌锋，起来创作合纵连横的学说，以煽动勇暴凶猛的君主，谋求权势利益；他们把百姓死于战争看得如同蚍蜉、猪狗一样，竟从不为此皱眉。所以苏秦、张仪、范雎、蔡泽、陈轸、楼缓、樗里、甘茂、商鞅、韩非这些人，都长于揣摩人意、辩说议论，当时号称贤能智慧；其实他们正是衰世中扰乱天下的人。我曾读司马氏的史书，读到这几人的列传，没有不叹息愤怒的，认为他们如果与孔子同时代，假如孔子拥有诛杀和惩罚的权力，一定会先杀少正卯，然后再处置这些人。后来读到孔子弟子的传记，竟又说齐国将要讨伐鲁国，孔子偏爱自己的父母之国，派子贡在外游说，总共十年，保存了鲁国，扰乱了齐国，使吴国灭亡，使越国称霸，并使晋国强大；子贡一出面，五国都发生了变化。仔细看他游说时所说的话，却非常浅陋荒诞，也没有什么谋划能够打动五国。唉！圣贤难道肯这样做吗？司马迁有写史的才能，却没有进入圣人之道；而且他写书多采录战国、秦楚、楚汉时期的史事来充实文辞和意旨。六国、楚汉之间有些偏邪之士嬉戏文字，把孔子、子贡附会进去，编成小说来炫耀于世；他们所依据的东西，连儿童都可以不被迷惑，司马氏却偏偏相信、推重并采录它们吗？五国变乱的事情，都记载在《左氏传》中，却从未听说是孔子、子贡所做的。孔子即使想姑且保全鲁国的丘墓，难道会让几个国家的百姓全都死于战争吗？从前楚昭王丢失弓，说：“弓是楚人丢的，也会由楚人得到。”又何必追究呢？孔子听到后说：“可惜啊，他的胸襟还不够广大！为什么不说‘有人丢失它，有人得到它’，何必一定说是楚人呢？”这难道是圣人的心意吗？偏爱自己的乡里人，却把祸害转给别人，都是小人的心情。救活一只鸟兽，就杀死另一只鸟兽；忧虑一株草木，就伤害另一株草木；厚待自己的妻子儿女，却暴虐自己的家人；厚待自己的家庭，却暴虐邻人；厚待邻人，却暴虐乡里。连一国之中普通人都不会这样做，却说圣人偏爱鲁国而残害天下吗？如果不揭明这种说法的错误而把它排除，后世庸俗的学者一定会产生疑惑。纵横家的说法，竟有人说是从圣人门下产生的。《史论》下 自古以来，写史的才能最难得到。低于左氏而高于司马迁的，低于司马迁而高于班固的；至于范晔、陈寿这些人，又只是班固、司马迁一流中的次等。他们的才华有如鳞片般参差不齐。我曾感叹司马迁才华如此出众、学识如此博大丰富，却不能深入圣人之道，并把这看作他的弊病：把黄老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气概高傲而崇尚侠义；至于货殖方面，班固已经说过了。他又把孔子列入世家，却不为孔子作传，使孔子和陈涉、项羽排列在一起；本想尊大圣人，反而使圣人显得渺小。他称赞孔子的地方，不过是认识会稽的骨骸，辨别羵羊的怪异，说明楛矢的奇异，推测桓公、僖公的灾祸，把这些当作圣明罢了，这实在多么鄙陋啊！等读到班氏的史书，发现他和司马迁有同样的弊病，可惜有写史的才能，却都不能完整地做到。司马迁能够说出别人的错误，却不知道自己的荒谬，难道不是有离娄那样的明察，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吗？司马迁的自序已经对九流作过区分，到了班固撰写《艺文志》，考察他的余说，竟把儒家同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分立为各家，又把农家分列出来，和其他诸家并驾齐驱。并且他说：“王道已经衰微，当时的君主和世代相承的统治者各有不同的好恶，九家的学术蜂拥而出、同时兴起，各自执持一个方面，尊崇自己所擅长的，以此驰说游谈，求得与诸侯相合。” 唉，班固难道认为儒者只是为了迎合世俗吗？怪不得班固依附窦宪，最后死于不合义理的行为。儒者的学术，不过是教化和仁义罢了。假使儒者在君主身边，能够用仁义教化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谓道家不过是隐居山野的居士，所谓名家、法家不过是卑微的有司，阴阳家只在太史局领取俸禄，而纵横家、杂家、墨家一类，有的奔走传布一时，有的任职效力一官；农家一流则耕种王田，缴纳国赋，以天下太平无事为乐。他们哪里能够和儒者相抗而并列为一家呢？大小、轻重的不均衡，何止像泰山和一根羽毛相比。可是班固却把他们等量齐观。他们全都是剽窃儒家枝末事业的人，尚且没有得到正道，班固却把他们尊崇扩大，使他们和道家并立于世，增加学者的迷惑，真是仁义的罪人。老子、庄子、释氏、杨朱、墨翟的学说，虽然只是偏见浅闻，没有值得效法的地方，但他们的门徒都能张扬老师、维护学说，所以凭区区之论常常横行天下，以喧哗世俗来求取宠幸；圣人的教化却多有衰败而不能显扬。世人因此屡屡陷入大乱，实际上都是学者自己残害圣道，才造成诸家并立的。像班固这样的人，出入经传，不能说不博学，但见识却如此狭窄：扶持小说，视为辅弼之材，却压抑儒者之道，说儒道只出于司徒之官。如果司徒之官尚未设置，那么前代赖以治理天下的东西，难道就没有仁义教化和儒者之道了吗？圣人的门徒不致力于树立空论，遇到事情以后才说；事情办完以后才发表议论，所以他们的话精确淳厚而不虚妄。到了班氏以下的人，必定想使篇帙充足、文辞增多，搜集天下异端的议论来附会自己的意思，先树立事情来资助自己的言论；事情已经结束，言论却没有结束，于是杂乱漫无边际，不能考察相信。圣人门徒留下的文章，文章反而越来越高明；却不知道道理的分量，往往因为言语过多而成为累赘。所以他们用力虽勤苦，最终仍不能窥见圣人道的藩篱，这难道不是学者的弊病吗？《四子论》上

译在一气尚未分判的时候，明察的人也不能看见，智慧的人也不能命名，勉强追究它究竟是什么，把它称作“元”。“元”是有某种实体吗？有的话，它在哪里？若说没有实体，那么天地万物又从哪里产生呢？所以自然存在的万物混融而相互合为一体；这个“一”与太虚相等，这就叫作“元”。元分判而成为气，气分判而成为形。天的旋转，地的运行，日月星辰的光明和运动在上面；草木的花朵舒展茂盛在下面。人的灵性，神奇而恍惚的事物；禽兽的众多；昆虫的微小，无不产生于元气的开始。元是认识的开端，这就叫“性”。性尚未分判时，也如同元；等到分判，就成为志意、情欲、德行、才能、善、恶、昏昧、明达。有的发动而显现于外，有的安静而返回于内；动静、出入循环不穷，然后纷扰繁多的事情就出现了。繁多的事情，是性的作用；没有事情，是性的本体。所以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唉！得到性却不把它说尽的，大概只有圣人吧？从前诸子也曾经谈论性：告子、孟子、荀子、扬子、韩子五个人，都是天下最能论说的人，但他们的学说没有相同的。告子说：“人的生存状态叫作性。”孟子说：“性是善的。”荀子说：“性是恶的。”扬子说：“性是善恶混杂的。”韩子说：“有生命便有善，有生命便有恶，有生命便有善恶混杂。”告子的说法归入“命”，孟子的说法归入“德”，荀子的说法归入“情”，扬子的说法归入“意”，韩子的说法归入“才”。什么叫归入“命”？他的意思是：“生存叫作性；可以生，就可以死。命可以从生死来谈，性却不能从生死来谈。”什么叫归入“德”？他的意思是：“人的本性是善的。善这个名称，是和恶相对才产生的，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因为从前有对人无益而对天下有害的事，所以称为恶；有对天下无害而对人有益的事，所以称为善。善有迹象，性却没有迹象。”什么叫归入“情”？他的意思是：“眼睛喜好美色，耳朵喜好声音，口喜好滋味，心喜好利益，骨骼、肌肉和皮肤纹理喜好舒适，这些都是受到感触便自然产生的，不必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才产生，所以称为人的本性恶；而荀子所说的性就是这种情。”什么叫归入“意”？他的意思是：“气是趋向善恶的……离开性而形成意，意和气相互辅助，然后驾驭气而趋向善恶，那么善恶与性之间就有距离了。” 什么叫归入“才”？性只有一个，而才有百般；才能可以区分，性却还不能区分。所以命、德、才都不是性，却都由性产生；它们不是性，却从性而出。就像三才由元产生，却不是元。虽然如此，沿着它们的流向追究，也可以达到性。不经过这些流向而直接抵达性的本源，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学者想知道性，没有比观察圣人更好的办法。《四子论》下 圣人的性应当怎样观察呢？观察他的道，不观察他的性。道，是圣人所说的；性，是圣人不说的。沿着道的根本加以考察，直到它的极致，不用直接观察也能达到性。圣人不谈性，是什么缘故？不是要隐晦自己的学说、故意使世人迷惑，而是因为性不能用言语穷尽。有形的东西可以靠绘画来认识，有实体的东西可以靠揣摩来认识，有颜色的东西可以靠观看来认识，有声音的东西可以靠听闻来认识，有气的东西可以靠运动来认识。只有性，离开形体，不同于具体事物，不进入色相，不发出声音，也不凭借气而显现。认识它就得到它，不认识就得不到它。这是因为它没有可以用来比喻的东西；如果可以比喻，或许就不是性了。如今诸子没有不争相谈论性的，越是辨析，反而越失真；越是详尽，反而越不合本性。为什么不考虑它不能言说，却偏要强行言说呢？风雷没有固定形体，鬼神没有具体实体，天地日月没有固定不变的颜色，土石草木没有声音和气息。假如有人说：“我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我能收摄风雷的形体、系缚鬼神的踪迹，描绘天地日月固定的颜色，召唤草木的声音和气息。”那么他所做的一定是妄诞的。性不能言说，却强行替它立言的人，怎么能不妄诞呢？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得到，夫子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却听闻不到。”子贡没有听闻到这门学问的原因，可以知道了。然而圣人虽然不说性，君子却不能不知道它。想知道性，必须先知道道；想知道道，必须观察孔子的文章。沉浸于《易》的祸福之理，深入《春秋》的治乱之理，穷极《书》中的仁义，通达《诗》中的孝悌忠信，性就可以自己认识了。想观察海外的人，谈论荒远怪异之事，想象波涛，支着下巴沉思，把精神驰骋到大海之外，也不能到达那里。泛舟淮水、湖泊，渡过黄河、济水向东而行，不到一天便能到达海边。海是一定可以到达的，性却还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到达。所以达到性，《易》称为“至”；达到礼称为“知至”；箕子称为“皇极”；子思称为“中庸”。文中子说：“没有可以遵循的途径，也就不能到达那个境界。那条道路的方向，必定是无所谓到达某个地方；所谓‘到达’，只是不得已才这样命名罢了。”还可以再用烦琐的言语来说明它吗？有人说：“那么孟子、荀子、扬子、韩子四人都错了吗？”回答说：“这四个人的弊病，在于谈论性；但接近性的学说，也没有超过他们四人的说法。学者观察四人所说的，再思考圣人所不说的，自然就能得到它了。” 《宋文选》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十九 李邦直文

译《唐虞论》《唐虞》记载尧的治理说：“向四岳谋划，忧心忡忡，忧虑天下，终身不得安宁。”记载舜的治理，说他叹息、应答，向众人询问，以穷尽万事的变化；又巡行天下，最终老死在苍梧。礼、乐、兵、刑纷然并举，而且各有条理。看他的勤劳，有超过尧的地方，这不能说是无所作为。然而孔子曾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他的德行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用言语称述；他的功业巍巍，他的文章制度光明灿烂。”又说：“无为而治理天下的，大概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恭敬地端正自身，面向南方而坐罢了。”学者常常对此感到疑惑。虞舜的记载说的是治理的外在迹象，孔子所说的是治理的精神。为什么这样说呢？经营、作为、行动的起因，已经没有比人更明显的了。如今一个完整、安康、没有疾病的人，手可以拿东西，脚可以奔跑，耳目可以视听，腹心可以思虑；想要有所施行，没有不响应的，都可以自己去做。因此从经营、作为、行动来看，没有不是出于自身的。等到追问它的究竟，探究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不能自己明白。所以由自身可以做出来的，是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却自然而然地这样做，是神。天地的变化，气的感应，雨水的滋润，茎叶的弯曲和挺直、长短、圆斜、宽窄大小，花实的浓淡，芳香、气味、颜色的不同，滋味的多种多样，无不各自充足地成就其形态。一阳的温暖、一声雷的震动，飞翔的、跳跃的，筑巢的、打洞的，鸣叫的、沉默的，有的长鳞而游泳，有的长翅而飞升，有的长毛而群居，有的披甲而潜藏，无不各自充分实现其本分。这些是人可以看见的，是变化的迹象。追问它为什么能这样、又是谁使它这样，即使明哲的人也不能计算，智巧的人也不能像工匠一样制造，即使圣人也未必知道。这就是变化的神妙。人能够自己做的事情，尚且不能自己知道其所以然；变化出自上天，又怎么能确定知道上天是否能够自己知道它所以然呢？所以圣人效法道来施行，体察神妙来治理，使自己处于混沌纯朴、寂然完整的状态，自然而然地陶化万物、成就万事，万事不能扰乱其中，安然自得而有余裕，好像把天下遗忘了一样。天下人受到鼓舞而不知满足，受其治理而不知道原因，自己变化，自己安定，自己喜悦，自己畏服。因此整天说话却像不曾说过，整天做事却像不曾做过，这就是尧、舜之所以伟大的地方。那些不明白道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有一个君主的心思和两耳两眼的聪明，却面对四海的广大、事务的繁多，想用智力控制它，用力量束缚它；夸耀自己的强健明察，施展机巧辩说，雕琢搜求各种作为，喧嚣忙乱地应付万般情状，焦躁不安。每天把天下事务放在胸中，又被人情虚伪、喜怒变化搅乱，智力穷尽，力量耗竭。于是天下纷乱，事情多得无法胜数；有人淳厚，有人浮薄，有人愿朴，有人诈伪，豪杰之士各自作为，也只能得到小小的治理罢了。哪里能像尧舜那样治理呢？孟子说：“王者的百姓安乐自得，霸者的百姓欢娱苟安。”懂得这一点，然后才能懂得尧舜。所以大圣人治理天下，虽然在外表上有所作为，内心却一定不被事务牵系；他藏起自己的神妙而发挥它的作用，使天下人不能窥见自己的边际，喧闹奔走、奋发而起，把这种状态当作幸运，因此安静而不争，这就是所谓无为之治。后世的君主不明白无为之中本来有作用，只喜爱无为，却不知道尧舜使神妙发挥而化育天下，于是又想像草木枝条和祭祀用的刍狗那样，任其自然而治天下，沉溺于老氏、释氏逍遥寂灭的学说，呆呆地在深宫中宴坐，等待天下自己治理，这哪里懂得孔子所谓的无为呢？《三代论》扬雄、班固、王通这一类人，无不认为三代把诸侯分封出去是长久安定的办法，而把秦朝实行郡县制看作罪过。只有柳宗元说：“古代的诸侯，是圣人的意思；不是圣人不想废除，而是当时的形势不能废除。我曾经考察过，认为诸侯的治理不如郡守。”君主处在高危的位置，凭一姓孤立于四海之上；一家姓氏的安危，就是天下治乱、生死的根本。夏、商、周的君主相传数十世，虽然有强悍不服的诸侯，时常不免战争，但从来没有像后世那样造成天下流血、兵火蔓延的灾祸。将近二千年才更换三个姓氏，也一定是遇到了桀、纣那样的大恶之君；至圣的汤、武，还要等他们的祖宗长久积累显著的德行以后，才能聚集天下诸侯而拥有天下。自秦到五代，覆亡的宗室纷纷如风中的枯叶，百姓多次濒临大祸。这样看来，在分封诸侯以前，百姓几百年才遭受一次扰乱和改朝换代；设置郡守以后，天下人却常常战战兢兢而无所依附。议论者多取周朝末年战争纷乱的情形，认为这是分封诸侯的罪过。其实周幽王、厉王、懿王、夷王这些君主，比起他们的昏庸暴虐来，天子亲自统治的时代，也不过是有王莽、董卓那样的人；至于陈涉、项羽一类，也并非没有。正因为诸侯各自拥有疆土，占据险要强盛之地的诸侯不能被兼并而统一，所以即使衰败动乱，周朝也没有灭亡。议论者又拿晋朝宗室起兵互相残杀作为鉴戒。其实惠帝、怀帝在上，中央政事混乱，号令不能施行于天下，当时又称为互市，并且使不义的君主得以起兵攻击有义的国家；这种昏暗无道，即使腐烂败亡，也不足为怪。晋朝之所以没有灭亡，反而又延续到元帝，是因为藩国势力的缘故。所以，上面有英明的天子，诸侯制可以治理，郡县制也可以治理；居上位的人若不合道，实行诸侯制就会导致动乱，实行郡县制就会导致灭亡，祸患的轻重是不同的。周代时，吴、楚、齐、晋虽然悖逆傲慢、不肯臣服，力量也并非不足，却不敢窥伺周王的鼎，为什么呢？列国都有兵力和赋税，又采用周公的礼乐；它们不能在一天之内让周王成为臣下，周王也不能在一天之内让它们成为臣下，原因就在这里。晋、宋、梁、隋之所以能够从中央扼住天下的咽喉、击打各地的后背，传发檄文便使天下平定，是因为郡县即使有忠勇之臣，也无不拱手听命，环视四方而不敢行动，为什么呢？天下的权力一向已经归于一处。两汉拥有天下时，王侯与郡县交错设置，延续四百年；虽然有七国之乱、诸吕之难，刘氏仍然得以中兴。唐朝拥有天下时，让宗室担任刺史，让功臣贤者担任藩镇，大体像诸侯的制度，因此延续了三百年。虽然有齐、蔡、燕、赵、魏的祸乱，有二朱、安禄山、史思明的凌暴，李氏仍然长久统治；权力分散于天下，却没有人能够统一它。以天下这样广大，而英明的君主又不是世世代代出现，后世鉴于历代存亡的效验，难道不可以综合三代、汉、唐的制度，在外地交错安置宗亲和贤臣，稍微成为王者的屏障卫护吗？柳宗元的说法没有认识到治乱的大计，只是急于把它说成异论罢了，岂不是荒谬吗？

译《秦论》《易》说：根本属于天的亲近上方，根本属于地的亲近下方。气可以上升，形体却不能上升，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说，魂魄归于天，骨肉归于土。天没有形体就没有衰败，有了形体就有衰败；即使是天，也不能使这一规律改变。《易》的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有生就有死；尧、舜的圣明，禹、汤、周、孔的仁智所共同具有的东西，连孟贲、夏育的力量也不能免除死亡。到了秦始皇，既凭力量兼并诸侯，又凭气势威慑天下。他把六国的宫室全都摹仿建在咸阳的高坡上，作为自己的居所；把六国的玉帛全都运入函谷关，作为自己的用度；把六国的美女、乐器和钟鼓纳入阿房宫，以满足自己的欲望。群臣没有不称颂他的功德。秦始皇坐在亡国君主的宫殿里，听着亡国的乐声，奔走排列在亡国之臣中间，心志骄侈而意气广大，自以为万世以后也没有人能赶上自己，只差长出羽翼飞升罢了。于是车辙马迹交错遍及海边，登上之罘山，泛舟江水、湘水，想要寻找方士所说的三座仙岛；抛弃自己的赤子百姓，派船航向东夷，以求占验所谓的仙人。他不致力于处理实际事务，却轻浮狂妄得像疯子，最终客死在沙丘，不能亲自把皇位传给贤良的继承人，于是他的国家也随之灭亡。自从黄帝葬在桥陵之下，直到三代兴盛之时，从未有过谈论神仙的说法。到了汉孝武帝时，奢侈的欲望发展到极点，外来的邪道便乘隙而入；他听信方士的话，迎请神灵，祭祀鬼物。桥陵还在，方士却动辄说：“这里埋葬的只是黄帝的衣冠罢了。”汉武帝又跟着信以为真，把女儿嫁给方士，还让方士乘坐驿车留宿。当时天下几乎就要大乱了。周朝末年有个叫李耳的人，创作虚无无用的言论来抬高自己；虽然违背仁义的教导而肆意妄为，但也不过是处士逃避现实的小道罢了。假使李耳当时还活着，君王召见他并以礼相待，不过赏给他粮食、丝帛、手杖和鞋子，然后打发他退隐，给他一座山丘安养，也就够了。到了唐明皇时，他说：“李耳是我的祖先；如今他还活着而且已经成仙，他的地位高大，可以和天帝并列。”于是便把李耳的言论推尊为经书，又为他修建祠宇，遍布天下；轻视礼乐刑政，把它们说成世俗事务而不肯亲自过问。中原几乎被安禄山、史思明占有。秦、汉、唐的君主，都是应时而生的人才，却都因为迷信神仙而败坏一生，直到终身覆亡还没有醒悟，难道不可悲吗？古代王教所造成的危害还少，到了后世却弊病百出。有人说杨朱、墨翟，有人说佛教，有人说老氏，他们循环往复、相互交替地攻击先王的仁义，使仁义衰微而异端教说兴起。唉！从这以后，百姓的性命动摇不定，再也没有可以依附的地方了。这种祸患起于秦，流传到汉，在唐朝大为兴盛，到了后世便无法破除。后世贤明的君主，还会有因迷信神仙而使国家灭亡的人。西汉论 我曾考察西汉的君主，大多承接秦朝遗留下来的局面，把刚强果断、明察严厉作为职责。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宣帝，都有作为君主的极高气概。汉宣帝认为孝元帝性情柔弱仁慈，知道他必定会使天下大乱，后来果然如此。君主的气势，必须以刚强为主。柔弱仁慈，只能在应对事物变化、弥补政事漏洞时偶尔发挥作用，不可以作为常道。所以君主如同天，如同阳；他的明察如同太阳，他的命令如同风雷。天刚健运行，太阳充实而光明，雷霆猛烈而有威势，风运行而无形无迹。这四者都不废止，才可以生育万物、调和变化。阳气不足，天就有时会裂，太阳有时会亏缺，雷有时不发，风有时不播布。懈怠松弛、郁结闭塞的气势达到极点，妖异、暴烈、灾害和疾病便在下方发生。下至昆虫草木，没有不遭受灾患的。《易经》说：“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又说：“刚健、中正、纯粹，是精微的本质。”刚健而纯粹，这不就是天的本体、君主的德性吗？汉高祖最为刚强，也最为明察，所以他创立的基业广大宏远，不容易迅速败坏。他遗留下来的威势，仍足以震动天下人的耳目，控制大臣们的心志。因此汉惠帝懦弱，吕后以女主临朝，只能在帘幕门户之间窃窃行事，而樊哙、陈平、周勃之流，提起衣襟快步趋前，彼此交臂接受职事，谁也不敢争先后而不遵从。到了汉文帝、汉景帝做君主时，他们的治理出于恭敬、节俭、仁慈和宽恕；然而君臣之间仍然尊严而令人十分畏惧。继承其后的汉孝武帝，虽然奢侈而且暴虐，百姓死于战争、大臣被法律夷灭的，几乎极多，天下一半的怨恨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但他能够兴起礼乐，尊崇儒术，开拓疆土，延续国祚，因而成为汉朝英明的君主。孝昭帝果断而明察，所以燕王、盖主、桑弘羊、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刚一发动便中途失败，无法有所施展。孝宣帝承继其后，核查刑名，责求功绩实效，天下于是达到太平。这六七位君主，也不是都有完备的德行、具足的美德；办事失度、过于中道的地方，并不少见。然而他们仍不失为善于治理，教化凭借他们得以施行，国家凭借他们得以强固，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具有君主的气概，以刚强的德性来主导一切吗？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本来未曾有显著的恶行和重大的过错，不像夏桀、商纣那样淫乱，也不像周幽王、周厉王那样暴虐，只是因为柔弱苟安、懈怠堕落，没有刚强明察的气势，始终不能振奋君主的威严，卓然有所建树，沉沉默默直到灭亡，难道不可惜吗？有天子的仁义，有大臣的仁义，也有普通人的仁义。天子掌握万事的权柄，将用它来治理中原、威服四方；如果他只专门实行普通人的仁义，做处士的操行，拘谨地以小廉小节自守，那就是丧失了自己作为大人物、作为上天之子的本分。这样一来，下面的人没有可以依靠的对象，奸臣、权臣和受宠幸的人便只把朝廷当作儿戏，彼此牵制，扰乱君主的作为，各自任凭私意行事，残害百姓，侵夺天下。君主即使不贪图财物，天下也承受不尽困苦；君主即使不喜欢杀人，天下也不能得到生存。贤明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他认为，忠信而孤立、远处的臣子，等待我的刚强才能够站立；最为弱小的百姓，等待我的刚强才能够振兴。他以刚强明察来加强根本、威服众人，使内外大小各方面都能有所依靠于君上，天下便享受不尽安乐。《尚书》说：“上天降下百姓，替他们设置君主，替他们设置老师，只是说要让君主帮助上帝，爱护百姓。四方无论有罪还是无罪，都有我在这里，天下怎么敢违背我的意志呢？”这就是周武王的刚强。鉴察西汉存亡、治乱的历史，君主的刚德难道可以有一天废弃吗？善于观察君主德性的人，不取其一时的善或恶，只看他是否具有君主的气概罢了。

译东汉论 圣人之所以能够长久拥有天下，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得到了民心罢了；末世之所以失去天下，也只是失去了民心罢了。民心想要归附的地方，军队不能把它驱散；民心想要离开的地方，利益也不能把它诱回来。事情距离我们很近，而关系极其重大；道理极易看见，但人的智慧有时也会被它迷惑。西汉灭亡时，它的君主并没有用苛刻残暴来加害百姓，只是柔弱昏暗而没有决断，接着又由年幼懦弱的君主承继，母后掌权，君主的聪明和威令不能越过宫门闺房之外，而天下的权柄被奸臣盗取并占有。这不是汉朝失去了民众，也不是民众厌弃汉朝。等到政权转到王氏手中，出现王田制度的扰乱，又有六筦政策的侵扰，前面兴起战争，后面接连旱灾蝗灾，外有夷狄进攻，内有盗贼抢掠，使天下百姓分崩离析、四处逃散，不知道归依何处，于是便攻打王莽，使他灭亡。当时百姓苦于混乱，思念从前的安定，认为能够安定天下的只有刘氏。因此，圣公在荆州、南阳一带起兵，刘秀在海曲起兵，王郎在赵地起兵，刘永在睢阳起兵，刘伯升在宛城起兵，他们都以刘氏的名义倡导；拿木棒当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徒步振臂呼喊，于是郡国的民众像云聚、雾集一样汇合而来，没有不听他们驱使的。虽然还有隗嚣、公孙述、张步之流，彼此驰骋争夺、奋力取胜，但最终所以能够得到天下的，还是刘氏。等到天下归定于东汉，百姓果然得到了他们所希望的；以光武帝的圣明、显宗的严明，他们的治理都杂有儒雅之道，尊崇老师，重视道术，修明并举行礼乐，以此率领百姓，百姓兴起而实行义行的程度，远远超过三代。汉殇帝、汉安帝以后，女主和权臣常常掌握祸福的权柄，百姓之所以没有陷入涂炭，是因为奉行正义的大臣奋不顾身，在朝廷上竭力争辩，以挫败受宠奸邪之人的锋芒。到了汉桓帝、汉灵帝继承帝位，宦官的势力更加显赫于天下，但贤者始终没有因此稍稍屈服。那些贤者在下位兴盛，知道他们必定能够使刘氏的统治再度兴起，却对宦官自身不利；杀掉其中一个人，也不过死掉一个人罢了，不足以使宦官感到痛苦，更不能彻底堵塞其后患，但却可以作为忠信之人的警戒。于是宦官把贤人称为“钩党”，禁锢并杀戮天下的贤人和处士，几乎把他们的祸害殆尽，这大概不比秦朝轻。宦官又任用宦官的子弟做百姓的牧守和县令，侵夺、掠夺，使百姓残破困苦，焦急不安，不知道生活的快乐是什么；人人都搓掌扭腕，痛恨地看着上面，想让汉朝灭亡的人，大概已有十分之九了。所以黄巾军一起来，能够在同一天响应的就有三十六万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盗贼呢？百姓认为汉朝的德行还不如黄巾军值得归从。等到东汉将要灭亡时，所谓袁绍、袁术，不过是平庸的才干，却几乎拥有天下的一半，归附他们的人背着孩子接连不断。他们难道真认为袁氏值得归附吗？实在是因为袁氏世代担任汉朝三公，他们出力排除祸患艰难的功德，比刘氏多一些，仅此而已。由此可以知道，刘氏已经被天下人断绝了。诸葛亮承接这一局面，又想凭小小的蜀地成就光武帝的事业，相信大义而恢复汉朝；他的名声虽然很盛大，但四方都没有响应，难道不是因为民心已经离开汉朝吗？艰苦劳累、历尽困难，最终也不能迅速平定天下。这不是昭烈帝的罪过，而是桓帝、灵帝的罪恶在民心中积怨太深。至于占据蜀地、建立霸业，那是诸葛亮凭借才能力量造成的，和魏、吴以及其他姓氏兴起的情形大致相同，并不是因为百姓怀念汉朝而给予的帮助。西汉灭亡后再恢复容易，东汉灭亡后再恢复困难，民心的离合，难道不值得畏惧吗？《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所以君王的祸患，没有比失去民心更大的了。有人说：“汉朝的兴亡是天意，不是人的作为。”这种说法哪里足以说明治乱的道理呢？

译魏论 孟轲谈论王道，常常轻视利益而以仁义为根本。当时的诸侯都说他迂阔疏远，后世的学者也有人怀疑那是空话。为了说明这一道理，我曾私下考察：先看起来迟钝，后来才显出利益；王道中最容易实行的，没有比仁义更容易的。权谋的作用在于小利，却会造成大的笨拙，耗尽力量而收效很少，名声败坏而实际后果随之而来，没有比它更坏的了。周朝灭亡后，秦能够统一天下诸侯。秦朝大乱时，高祖起兵，只经过五次战役，天下就归定于汉。西汉的基业被王莽盗取十二年，世祖兴起；世祖兴起后，三年便恢复了东汉。高祖、光武帝建立基业，是多么容易啊！根基和疆域是多么宏大啊！传给子孙，是多么长久啊！东汉大乱时，豪杰各自据有国土，像虎一样争夺。善于用兵的人没有超过魏武帝的。建安元年，他迎接汉献帝进入许都。从此中原的权力归于曹氏。官职赏赐、军队刑法、纲纪号令，没有不从曹氏发出的。汉帝只是牵着空名器物守在那里罢了。当时，夺取天下容易得像拔一根毛。然而魏武帝只能聚集天下的形势，所以不敢使用天子的礼乐名分，前后共二十五年，死时仍面向北方称臣。等到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四方称君的政权中，魏传了三代、吴传了两代，而魏的政权已经被司马氏占有。看魏武帝建立基业，是多么困难啊！根基和疆域是多么狭小啊！传给子孙，是多么不长久啊！难道是说魏武帝用兵不如高祖、光武帝吗？还是说上天的意愿不想让天下迅速平定于曹氏呢？如果说用兵不如高祖、光武帝，那么魏武帝本来就是善于用兵的；如果说上天不想让天下迅速平定，那么天下厌恶战乱也已经很久了。为什么成败的难易、基业的大小、传承的长短竟不相同呢？由此我曾认为，天下是巨大的事物，不能用诡诈来制服，不能用威力来控制。用虚伪可以称霸，用不虚伪可以成王；用虚伪可以享有一国，用不虚伪才能享有天下。高祖、世祖之所以兴起，虽然他们撩起衣裳、挥剑奔逐而取得天下，但都具备仁义的资质、忠厚的器量，所以人心容易统一，几年便建立大业。大业既成，天下安乐和悦，不再动摇。魏武帝却不是这样。他修养自身、任用臣下、役使百姓、夺取天下，全都以诡诈和威力为根本，再没有一点仁义忠厚的实际内容。因此孔融、杨修被杀也不肯向他称臣，荀彧怀着怨恨，郁闷哽咽而死。天下的义士如关云长之流，甩袖转身而慢慢离去；管宁之类，则漂洋过海躲避他。魏武帝只得到巧诈之士同他共同治理国家，始终战战兢兢地担心盗贼突然发动变乱，虽然他俘获张绣，击走袁绍、袁术，擒住吕布，斩获高干，军旗向北指去，乌丸的蹋顿因此被击破；兵锋向西推进，宜昌、马超于是被平定。有智慧的人没有不畏惧他，有力量的人没有不屈服他。兵力强大、战事胜利，天下却更加怀疑他，想着要同他为敌。他用力比汉高祖、光武帝更勤苦，土地却分裂给了吴、蜀；他垂成的基业只传到第二代，国运便被宣帝、景帝夺走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失误在险诈刻薄，没有用仁义忠厚来安抚天下。人的形体可以劫持，人的内心却不能劫持；人的财物可以抢夺，人的内心却不能抢夺；天下的土地可以凭强力兼并，天下人的心却不能凭强力兼并。行动迅疾而不肯退让，怒气像风火一样的人，即使一时迅速，也必然很快缓慢下来；欺骗别人而取得天下的，即使得到，也必然失去。得到民心的人，并不想占有百姓，百姓却必然归附他。大国的商人拿出货物钱财，在市场上交易，以信用持守，以廉洁自守，神情从容，好像不想多得利益一样，所以利益归聚得更厚，富裕也一定长久。有贪婪的商人，手拿筹码不停变换，像盗贼一样搜刮利益，别人因此不敢同他交易，以至于饥饿而死。孟子说：“如果实行仁政，四海之内的人都会抬头仰望他。” 想要把天下奉给这样的君主，魏武帝哪里懂得呢？诸葛亮治理蜀国，先用仁义治理国家，后来又用仁义的声望震动天下。三州的土地全部准备归附于我，他却立即不去夺取，因此只发动一次进攻，魏国的君臣便聚在一起忧虑。当时，民心虽然已经离开汉朝，但凭借诸葛亮仁义的才能，扶持刘备自立，也完全可以有所建树。天下没有归附蜀国的，只是还需要时日罢了。诸葛亮不幸，功业尚未完成便去世了。假使诸葛亮不死，魏、吴两国难道会不被统一，而成为刘氏的蜀汉吗？孝明帝那点力量，哪里能够抵抗他呢？

译梁论 先王的教化，都以礼义为根本；世间一旦失去礼义，国家就不能生存，事情就是这样紧迫。然而礼义的教化到了后世日渐消亡，天下也因此大乱。有贤人出现，没有不想援引古道来恢复礼义的；但已经灭亡的教化，终究不能恢复。佛教，是夷狄的教法。一传入中国，中国人便奔走奉行，只怕落在后面。衣食可以断绝，供养佛寺的费用却认为不可断绝；法律可以触犯，所谓戒律却认为不可触犯；父母可以怠慢，佛却认为不可怠慢。佛教流传炽盛、根株广植，直到今天还日益兴盛。有贤人卷起袖子斥骂它，拿起长矛攻击它，力量耗尽了，却始终不能除掉它。为什么礼义一旦离去便不能恢复，佛教一旦传来却不能除去呢？这也是有原因的。小人的性情，喜欢私利而忌讳公义；礼义只讲公义，佛教却只讲私利。小人常常多，君子常常少。这就是礼义容易衰微、佛教容易兴盛的原因。所谓公与私，是什么意思？如今礼乐作为教化，如果人们果真有秩序地遵循它，终身便能安定，不会陷入杀戮和耻辱；它对人的好处并不少。然而小人却不肯这样做。佛教的说法则是：“你只管整天放纵自己的情欲，杀人以满足自己，欺骗众人来谋取财物。等到后来侍奉我的佛，罪过就会被赦免而不受伤害。你早晨作恶，晚上便侍奉佛；壮年作恶，晚年再侍奉佛。不但罪过可以赦免、不会受到伤害，还会给你厚禄作为奖赏。”他们把这种效果写在纸上，张贴在墙上。小人既然不能不作恶，那么作恶获利之后，便把一部分财物分给佛教徒，以求解除罪过。这样一来，天下所有房屋都成为佛寺，天下所有人都成为佛教徒，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说：“小人的性情，喜欢私利而忌讳公义；礼义只讲公义，佛教却只讲私利；小人常常多，君子常常少。”小人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更何况世上的君子有时也会沉溺于这种教法，并且张榜宣扬它呢？我曾考察东汉以来佛教迷惑世人的情形。西晋末年，凶暴强悍、骄横叛逆，以屠杀生灵为游戏；暴虐超过豺狼的，没有比石虎、姚兴更严重的了。礼义尚且不足以感动他们，他们却最害怕佛。再往下说到高齐，既然通过战争取得天下，却不回归礼义来平定乱世，反而想侍奉佛教来自我拯救。梁武帝用兵也很有才能，侯景的军队将要到达城下，他却率领群臣在朝廷上诵读佛经，最终因此亡国，难道不可悲吗？既然天下人都信奉、尊崇佛教，那些依靠佛教牟利的小人，便把祸福握在手中，用来恐吓欺骗愚昧聋聩之人，好像拿着债券和抵押品，根据所得钱财的多少来彼此交易。这种买卖上至京师，下至夷狄，直到一县的交通要冲、一乡的聚落，必定都有他们的同党。这样的现象在天下纷纷蔓延，上面的人不能大力兴盛礼乐教化来与之抗衡，他们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全都出自文书法令，本来就已经浅薄了；而文书法令又多被奸吏拿来贩卖，奸民向官吏请求，事情无论轻重，有时都可以达到目的。暗地里向佛教求请，明面上向官吏求情。私利既然胜过公义，公道便废弃了，君王礼义的教化完全不再参与天下权力的运行。唉！怎么能希望天下不发生大乱呢？这种弊病根基牢固而源流久远，不可能迅速防止，也不可能迅速堵塞。后世的君臣沉溺于这种弊病，难道不应看看梁朝的所作所为吗？隋论 治理天下，不能用官吏之治来代替王道。官吏之治可以暂且换来天下的安定，却不能长久。纯粹用王道治理天下的，是三代；把官吏之治和王道杂合使用的，是汉、唐；纯粹使用官吏之治的，是隋文帝。从夏禹到夏桀，从商汤到商纣，从周武王到周赧王，三代长久延续，各有几十代，安定而少有变乱，几乎持续了两千年。从汉高祖到汉孝平帝，从光武帝到汉献帝，从唐高祖、唐太宗到唐僖宗、唐昭宗，这两个姓氏的王朝，有的四百年，有的三百年，虽然不及三代长久，却超过了历代其他王朝的国祚。至于隋文帝统治天下，当时也可以说是太平而少事。然而仅仅三代、三十九年就灭亡了，原因是什么呢？官吏之治和王道所产生的效果不同。所以三代采用王道而长久，汉、唐把官吏之治混杂其中而不及三代，隋文帝专用官吏之治而又不及汉、唐，难道不是王道和官吏之治厚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吗？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天下才开始统一；他振作精神治理政事，每次坐朝，有时直到太阳西斜，五品以上官员都被召来议论政事，值宿卫士传递饭食来吃。到了不用兵革，天下游手吃闲饭的人减少，户口每年增加，超过两汉；这样富庶安宁，正是一般人所谓的太平，但有识之士都知道它不能长久。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礼义来维系政权，没有忠信来牢固团结臣下，教化不足以引导百姓，纲纪不足以防备后世，一切只把聪敏、勤劳、明察当作才能；身处三王的地位，却拘谨卑微地任用智谋权术，考核文书法令，这只是官吏才干中最突出的一种，不是王者的作为。因此王通说，隋文帝最终因不学习而成为累赘；房乔在天下清平之时，却独自知道它将要灭亡。他如果采用王道，常常替百世作长远打算，那么国家国祚的长久，哪里是人能够轻易预料的呢？我曾考察三代，它们治理国家的根本都在仁义礼乐，先施教化而后使用刑名，厚重道德而轻视功利实效。开始时虽然好像迂缓而遥远，但最终达到兵器停止、刑罚搁置，暴烈而炽盛的教化深入百姓的耳目，浸润融合到百姓的骨髓；它的势力盘结广大而牢固，好像把方石放在平地上，天下的形势可以逐渐混乱，却不能迅速毁坏。末世中等君主的德行既比不上古代，才智也达不到大道，所任用的都是俗人，所崇尚的都是琐碎法令；他们争逐功效，勇于严厉决断，认为凭借簿书刀笔之间就可以治理国家；一说到王道，便转过身去暗暗发笑。强盛时还可以勉强自守，一旦出现权势的缝隙，怨恨之心便纷纷涌起，内外都受到扰动，奸雄豪强乘着弊端兴起；他们扰乱天下，就像驱赶群羊一样容易，荡毁王业，就像摇动将要倾倒的器物一样迅速。所以，百姓越多，天下反而越乱；土地越大，国家反而越危险。唉！他们哪里知道三代有长久而难以动摇的治理方法呢？后世的君王，应当以三代、两汉、隋、唐的事情为鉴，不要依赖官吏之治带来的安定，而要留心王道，这样才可以长久拥有天下的百姓。

译唐论 天下的祸乱常常从内部发生，而不是从四方发生。先有朝廷中的奸邪，接着才有藩镇的盗乱。朝廷如果没有裂缝，藩镇从来不敢叛乱离散。人如果气血虚弱，寒暑疾病就容易侵袭他；树木如果内部受伤，风雨虫蛀就容易使它败坏。贤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整治法度，修治军备，安抚百姓，即使有强横不服的人，也一定会变成忠诚顺服的人；一旦有人不服从，天下就会共同攻打他。如果不能先治理好自己，即使有臣妾，也必然会变成豺狼。唐朝发生动乱时，人人都知道藩镇导致灭亡，却不知道唐朝自身也有导致灭亡的原因。一个军队缺少主帅，朝廷选拔贤人任命他就罢了，却偏偏一定要从本军中选择主帅。那些奸诈将领、豪强士卒，在内同强臣勾结，在外同宦官使者交往，以此买取兵权。得到兵权后，便向自己的百姓索取偿付。宦官派出的使者，暗中收受财宝，假借一军的势力恐吓劫持朝廷，逼迫朝廷答应要求。那些小人一旦占据土地，拥有人马旗甲，权势强盛、气势完足，盟约坚固、谋划相合，便无不睁眼张望、心怀疑惧，依仗众多而成为盗贼。朝廷却还使用姑息的办法，用金券安慰他们，用玉帛供养他们，想借此平息战争。这难道不是培植军队、养成祸患吗？权柄既然丧失，藩镇既然强大，朝廷又不能信任天下贤人来做将相，使他们整顿法度、修治军备、安抚百姓，建立防御盗贼的工具。他们在宫中谋划政事，不过是一两个奸邪大臣、三四个宦官，安排万事颠倒错乱。正直的道路被堵塞，侥幸邪曲的门路打开，唯一所做的就是埋藏机关，暗中中伤贤人。因此天下人心归罪于上面，变乱很容易产生。由此可见，不只是藩镇导致唐朝灭亡，唐朝自身也有导致灭亡的原因。有李林甫、杨国忠的蒙蔽，然后才有函谷、潼关一带的战事；有鱼朝恩、程元振的祸患，然后才有永泰年间的动乱；有卢杞的奸邪，然后才有奉天的危难；有惠王、昭愍等人的骄纵昏乱，然后才有藩镇的叛乱。唐章武年间中兴，只需要一个裴度。任用裴度，藩镇就是唐朝的臣子；不用裴度，藩镇就是唐朝的盗贼。所以说，天下的祸患常常从内部发生，而不是从四方发生。杜牧善于谈论军事，他在《罪言》中详尽说明河北地区形势的顺逆，说：“上策没有比自治更好的，中策没有比取得魏博更好的，最下策是进行无谓的战争。”蛮夷、盗贼虽然无赖，却也有桀骜狡黠的才智，有小人的机巧，能够窥测朝廷的作为，权衡朝廷的轻重强弱而替自己打算。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国家都治理不好，蛮夷盗贼就会抓住空隙而发动。假使唐朝的君主都能按照杜牧所说的先自治，并且任用得当的人。政事按照正道办理，那么藩镇就会成为我们的手足和耳目，忙于竭力奔走还来不及，就会像贞观、开元年间那样。哪里还会有藩镇凌驾侵犯朝廷的事情呢？五代论 天下的治乱，就像昏暗与光明、寒冷与暑热相互跟随一样。五帝、三王离去以后，天下归于秦；秦灭亡后归于汉。从汉高祖元年、岁次协洽起，到今天已经一千二百七十年。这期间乱世多，治世少。基业宏大，足以传给子孙而长久延续的，只有汉、唐、圣宋。魏虽然拥有蜀，却不能拥有吴；等到魏归于晋，晋平定吴，天下才开始统一，但这种统一没有长久，便分裂为十六国。晋迁到南方，魏兴起于北方；魏衰落，又分为东魏、西魏；东魏归于高齐，西魏归于北周。二者一起鼎立而存。北周能够兼并高齐，但天下仍然分为两部分；等到北周归于隋，隋灭陈之后，才统一天下而君临其上。隋不能稳固，又转变为唐；唐灭亡后成为五代，也已经屡次变迁了。撇开汉、唐来看，其他凭借土地据有天下而称君的，不过像一星微火的光明。然而自古以来的乱亡，没有比五代、周、秦、汉、晋之间更严重的了。在兵争不断的间隙中，拥有天下的豪杰，有的还借用仁义作为根本，有的谋划权术；五代之际，却大多是凶暴的士卒和小股盗贼，公然行恶而不感到惭愧，把百姓像肉块一样屠割殆尽。礼义廉耻，已经没有一丝遗留。庄周说：“后世必定会有人互相吞食。”哪里知道后世的混乱竟有超过互相吞食的呢？然而没有大乱，就不会有大治；五代的大乱，正是上天用来开启圣宋的。宋朝拥有天下，前后相继有四位明圣君主，一百多年间，百姓的安定超过汉、唐。内无擅自掌握威权的大臣，外无强大的诸侯，下面没有奸民攻掠的变乱。即使有十个人结伙盗窃，一月之内也会把消息传遍天下，震惊天下人的耳目，何况能够容忍大盗呢？宋朝的安定达到了这种程度。然而有识之士观察上天的形势，仍为此忧惧不安。原因是什么呢？开始得到治理，是天下人所乐意的；长久得到治理，却是明智之人所忧虑的。果实成熟而美好的，虫蛀往往更多；味道甘甜的，容易生酸。鸡安于快乐而终于放纵，疾病便开始萌发；事物到了极盛之处，便必然走向变化。古代君王知道事物发展到极点的规律，害怕它变化为危险，便先主动使它发生变化，使变化转为治理；这就是他们能够长久的原因。处在长久安定之中，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变化，这不正是今天值得忧虑的事情吗？如今天下百姓，男女老幼生育繁衍、人口众多，数量超过汉文帝、汉景帝时以及唐贞观、开元年间。可见人口增长已经达到极点。耕田的人登上山顶，砍柴的人进入深谷；土地不能说没有开垦，农民不能说没有尽力，却常常仍有挨冻受饿的人。天时丰收，达到中户以上的人家也只能勉强有余；一遇歉收，便仅仅能够糊口。一旦遇上水灾、旱灾、螟虫、霜冻的年岁，百姓就流离转徙，尸体相互枕藉，死在道路上。这样可以承受年年丰收，却承受不了一次灾荒，可见利用天时、开发地利已经到了极限。国家从百姓身上谋取利益，算赋征到行路的人，租税征到牲畜；小吏为了公家坐在街市上摆摊贩卖，像商人一样，这些竟成为治理国家的官府所认可的事情。世间收入的使用，早晨才谋划，晚上又谋划；晚上忧虑，早晨又忧虑，只有一日一月的打算，没有两三年的计划。这样可以长期维持无事，却不能应对突然有事；可以长期保持安静，却不能承受一旦行动起来。可见财力已经到了极限。至于上面的政令、下面的奔走，有时已经疲惫不堪、厌倦困顿，而朝廷的治理只求偷安，还想用循序渐进的办法取得万世安定，最终却没有能够磨砺洗濯、奋然振作而作出变革。我私下担心，它会因为不变而失误。天下的治乱，就像昏暗与光明、寒冷与暑热相互跟随一样，难道可以不提前谋划、预先忧虑吗？《宋文选》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二十 李邦直文 防防 君王同大臣讨论天下政事，已经有大臣在场，为什么还要收集访问地位卑贱者的意见呢？因为人有远近贵贱的不同，但道理却是公正的；治理或动乱的谋划，各人有时都能知道一些，让他们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说出来，希望多少能对世道有所补益，并不只是为了寻找有用的意见罢了。君王对于臣下，已经任用的，就观察他的办事；尚未任用的，就观察他的言论。办事可以看出才能，言论可以看出见识，所以考察取用人才的谋略，没有比听取他的言论更好的了。国家曾经下诏，内外官员凡是有意见可说的，都可以设置驿站传递，把意见报告给皇上；然而他们所陈述的，大多不过是法令、钱谷一类的事情，很少有人用仁义来启发君主的聪明，使恩惠泽及天下。朝廷也曾轻视仁义的说法，认为它空泛无实，不适合应对事变。珍珠、犀角、象牙、美玉，生在江海，藏在深山，即使相隔千里，也都陈列在君王身边，难道不是因为喜爱它们的人情意深厚，寻找它们的人十分勤勉，后来才送到面前吗？珍珠、犀角、象牙、美玉，只是供玩赏的资材；能够被重视的言论，更不只是这些珍宝。陛下如果喜爱仁义深切、寻求仁义勤勉，那么仁义的言论就会天天到来；如果轻视仁义而不把它当作珍贵，那么好的言论不会到来，平庸的言论就会来了。况且陛下继承祖宗的大业，几十年间，宽厚和平，宫门安宁，无为而治，效法尧舜，从未对群臣深加诛罚、痛下决断；然而奸邪之人窥伺观望，也总有旁边的顾忌而不敢随意放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害怕不断有人指责议论，所以进言的人就更多了。我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小臣，生长在圣明的时代，乐于接受父兄、老师和朋友的教诲；除修养自身之外，私下也曾记下天下的利弊，只不过得到其中一两个大的方面。因此趁着可以进言的机会，把大略分条写成一篇，作为献给陛下的贡物。我认为，古今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就不能长久；我悲叹申不害、慎到只知拘泥于法而背离仁义，所以有《法原》；事情有法度，法度有形势，同样施行却功效不一，治国者不可不知，所以有《势原》；礼乐教化不是刑罚便不能树立，所以有《议刑》二篇。国家的兴亡治乱，常常起于战争；不能忘记用兵，但军队设置之后要不轻易使用，所以有《议兵》三篇。疮疡不是心腹之患，但疮疡没有停止，心腹之气便会因此不安，内部疾病有时也会由此产生。夷狄是外部事物，却常常扰乱我们的治理，所以有《议戎》二篇。官府治理得当，事情就治理得当；事情治理得当，天下就治理得当，所以有《议官》三篇。义与利相对，如果不能取得适中，百姓必然停止生产、四处离散，所以有《重计》。防备不可不预先做好，军队关系国家命运，马是军队的根本，所以有《实备》。孔子说：“赦免小的过错，选拔贤能之才。”治理政事就应如此，所以有《劝吏》，用来明确责任、激励贪婪者、扶助懦弱者，辨明贤能与不肖。所以有《劝吏》；根本强固，树木就不会倾倒，愚弄宗室子弟，秦朝因此迅速灭亡，所以有《固本》；教化风俗不能推行，王业终究赶不上三代，所以有《厚俗》；从来没有左右大臣端正而政事仍不能治理的，所以有《广助》；士人平时不磨炼，便无法应付突然发生的事情，所以有《养材》；尊重君主、贬抑臣下，使法度统一、名分确定，治理天下就像治理一个人，所以有《审分》；政权是神圣之物，由君王掌管；援引古代来鉴戒今天，可以使后世做得更好，所以有《操柄》；堵塞祸患的根源，引导君主走向文明，所以有《解蔽》；奸臣想做的事情，使君主预先知道，所以有《辩邪》。我听说鲍宣进言，文辞不多而内容充实，史官称赞他的忠诚。我的言论虽然狭窄急切而且文辞不美，但都是当代可以实行的事情，浏览这些篇目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大意。于是有《防防》。法原防 法是什么？是圣人用来整齐天下人的行动、极其公正而使天下安定的制度。它的根源出于道德礼义，它的作用则分散体现在号令、赏罚之中。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从来没有不凭借法度而能长久的。昏乱的时代也曾有不依法度的君主，但面对人的欲望众多、趋向混乱，又能怎么办呢？假如把一群欲望很多的人聚集到市场上，却没有法度来约束他们，那么有手臂的人就会争抢，有脚的人就会奔跑，勇敢的人欺凌怯弱的人，强者夺取弱者的财物，聪明人欺骗愚昧者而兼并他的利益。声色耳目的享受纷纷杂乱，人和禽兽之间的差别，几乎容不下一丝一毫。因此圣人为他们制定法度，使天下无论强弱、大小、贵贱、远近，都不敢不统一服从法度。遵循法度的就安定，不遵循法度的就危险；遵循法度的能够得到所欲而生存，不遵循法度的失去所欲而死亡。既然如此，法度建立，法度建立而天下人心安定，治理天下的道路也就完备了。法度最为尊贵，君主的地位次之。法度毁坏，百姓就会灭亡；百姓灭亡了，君主又怎么能够尊贵而安稳呢？因此君主尊重法度，害怕法度不能确立，所以亲自带头遵守；害怕天下人轻慢法度而使法度毁坏，所以每办一件事都不敢忘记法度。赏罚依据法度，号令依据法度，取用和给予依据法度，废黜和任用依据法度，杀人和赦生依据法度，行动和静止依据法度；把法度看作神圣之物，不敢轻慢，好像天降地设一样，不敢随意破坏和改变。不因为一件小事的损害就损害法度，不因为一时的苟且利益就增加法度，使天下没有人可以不遵循法度而任意行事。因此，聪明人不能越过法度谋划，善辩的人不能越过法度议论，士人不能背离法度来求取名声，臣子不能背离法度来建立功劳。我的善意可以压抑，我的愤怒可以制止，但法度不可背离；骨肉亲属可以依法施刑，亲爱之情可以消灭，但法度不可屈服。所以即使是成王的叔父，也不能凭流言扰乱政事；高祖的父亲，也不能使君臣的礼仪屈服；汉文帝、汉元帝的儿子，也不能越过宫门、截断驰道；光武帝的姐姐，也不能包庇奴婢和奸人、役使官吏百姓。即使像孝王那样受宠，像韩氏、邓氏那样得宠，像陈汤、冯奉世那样有功，像郭解那样讲义气，也不能免于有司的议论，而天下人不敢徇私，因为害怕由此开启破坏法度的根源，后来人便争相援引作为先例。因此，明王的法度规定，左职不能代替右职，右职不能代替左职；上级不能夺取下级的职权，下级不能代替上级办事。做廷尉的，不能因为才学有余就越职讲论礼乐；做太常的，不能因为官位优越、事务较少就越职议论刑法。士人不能去做工商，商人不能去做士人。令史、大匠建造高大房屋时，弹线画样一经确定，木材的曲直、大小、长短，就都必须符合我的墨线和规矩。

译那些参差不齐、彼此不合的地方，就削平修整，烧灼刮治罢了。如果毁掉我所画的墨线，而顺从木材本身的纹理，那么工夫既大，成事又拙劣，纷乱繁杂而无法整理。所以，圣明的君主制定法令，贤明的君主遵守法令。制定法令的人，必须使法令出于道德礼义，然后发布到天下，作为法令；遵守法令的人，必须使赏罚和号令都出于法令，然后据此施行赏罚和号令。法令不出于道德礼义的，是败坏的法令；败坏的法令，就不是法令；不是法令的，不久就会自行废退。赏罚和号令不出于法令的，是败坏的政令；败坏的政令，就不是政令；不是政令，法令就会毁坏，天下也不会服从。所以，法令统一就能成功，法令分歧就会使人疑惑。法令坚定，君主就尊贵；法令动摇，君主就会受损。法令得到实行，要领简约而治理成效多；法令不能实行，就会烦琐散漫而毫无功效。现在，一个人独居在深宅之中，只凭传递一尺长的纸片，就能像风驰电掣一样，在千里之外杀人、使人升降废置。一个瘦弱衰老、仅能胜任穿戴衣冠的人，交给他一方小小的印信，却可以让他坐在帷幄之中，像驱使猪羊一样进退万夫。儿童坐在深室之内，拥有群集于湖海的珍奇；处女怀抱珠玉，站立在通衢之上。即使乌获那样的勇士瞪大眼睛，也不敢妄动，因为有法令在。所以天下人把法令看作藩篱，把立法看作划定疆界。强者因此受到约束收敛，弱者因此获得安全。法令真是伟大啊！它是君主的屏障，也是天下人赖以生存的依靠。昏暗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不能用法令制服自己的私欲，也不知道自己同样要依靠法令才能安定。因此放纵欲望而轻慢法令，心里仿佛在说：法令是可以由我自行制定的，哪里还用得着法令呢？亲近自己所宠爱的人，便不劳而封爵；即使有罪，也不加诛罚。有时利害关系只像毫毛草芥那么小，却动辄改变根本法令，名分不能确立，各种官职互相侵夺，天天更改、月月变易，使人不知道遵循什么。下层的人都知道法令容易被扭曲、可以逾越，于是险诈庸俗、诡谲狡猾的人便施展私意来撼动法令，侥幸阿谀、逢迎邪僻的人便倚仗上面的恩宠来贩卖法令，强悍暴戾、杰出桀骜的人便凭借混乱的武力来触犯法令。这样一来，法令就灭亡了。法令灭亡，人民就会灭亡；人民灭亡，国家也就灭亡了。比如藩篱，奴仆越过它、踩破它、挖穿它，而主人却不禁止，怎么能使盗贼不窥伺、保全屋中所有的东西呢？比如封界和障碍道路，牧羊童子、牧牛人已经踩出了小路和通道，怎么能阻止众人前来、保全其中的果蔬庄稼呢？有人说：关于法令的这种说法，难道不是拘泥固执、妨碍事务，失去了圆通而顺应事物的原则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法令是天下共同的准则，是千秋万代都应遵守的东西，是大道。所谓通变，是臣下的私意，是一时偷取便利的做法，是短浅的权术。法令相同而治理结果不同，是官吏不能贯彻法令，是官吏的罪过。法令不可轻率制定，也不可屡屡变更。制定法令的君主，必须像禹、汤、文、武、汉祖、唐宗那样；议定法令的大臣，必须像皋陶、伊尹、周公、召公、萧何、张良、房玄龄、杜如晦那样。连晁错尚且不能免于灾祸，何况庸人呢？我私下观察当今社会，朝廷有时放松祖宗的法令，群臣有时轻慢朝廷的法令，大臣有时任凭胸中私意而轻视法令，庸俗的士人有时制造众多辩说来侮玩法令。担任地方长官的人，有时在法令之外任意决断，以此自夸能干。我担心国家的纲纪制度因此混乱，法令也因此灭亡。所以写作《法原》。势原防 君主安危所系、国家存亡所系、治理或混乱以及命令能否实行所系的，就是形势。不善于认识形势，就不能成为开创基业的君主；不知道形势的可畏，不懂得审慎权衡，就不能成为守成的君主，也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大臣。所以，善于治理国家，不过在于善用形势而已。顺应事理和形势就能通行，违背它就会变化；妄动就危险，停止就平稳；轻微的力量能够变得重大，缓慢的行动能够变得迅速。因此，事物有极小而力量却不可胜，事情有极易而功效却不可胜。这是因为开端如毫毛针尖，最后却能大如丘陵山阜；根本只在两手合抱之间，远处却能达到头发所能达到的极限，这就是形势。像门轴的转动，像车子的奔驰，像弓的弯曲，像箭的飞射，像秤用一个砝码举起数倍的重物，像水流注入低洼之地，像原野大火在风中燃烧，像军队以少数奋击而使多数逃走，像人站在高处控制低处，这些都是形势。难道只有万物如此吗？一个人却能胜过天下之大，制服天下之众，兼听天下之广，气势充沛而有余，这不是形势又是什么呢？所以，明智的人驾驭形势，昏暗的人却被形势所用。明智的人抓住最关键的地方，掌握关节和枢纽，动与静由我决定，开与合由我决定，松弛与紧张也由我决定。每一项教化、每一道命令、每一次赏赐、每一种惩罚，都必须有形势作为辅助。因此，教导之后人们容易实行，命令发出之后人们迅速服从；赏赐一个人，就有千万人受到劝勉；惩罚一个人，就有千万人感到畏惧。施加很少的仁爱，却有许多人喜悦；只施行近在眼前的义，却有远方的人归服。没有别的原因，是事理和形势造成的。教令、赏罚、仁义若没有形势辅助，就必然要逐个逐个地治理。逐个治理，教化就一定难以实行，命令也必然烦琐；天下的善行无限，而赏赐总是不够；天下的恶行无限，而惩罚总是不够；天下的人民无穷，而仁义总是不够。没有别的原因，是没有先把握住事理和形势。千百代的君主，屈指就可以数清了。他们有的善，有的恶，有的仁，有的义，彼此之间的差别有时还不到一铢一寸，但功名却往往相差数倍，祸福也常常相差百万。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形势不同造成的。成汤为解救被捕的野兽而三次撤去捕兽网，于是归附他的有三十六国；文王埋葬枯骨，于是天下诸侯三分之二归附他。千百代的君主中，品德比成汤、文王更高的也有，但汤、文王正是利用这种做法获得天下的帮助，因为他们顺从民情，汇聚了天下的形势。当形势掌握在桀、纣手中时，夏台的囚禁、羑里的牢狱，以及拘禁逃亡之人和暴露善恶，都是如此。形势一发生变化就会转移，正如林中交战时无人敢放箭，车中所载的木制神主也会随之改变。

译所以，天下的形势安定时，想要发动变化很难；一旦发动变化，想恢复安定又很难。形势安定时，君主垂下衣带、端正礼服，深居堂奥，在门户窗牖之内拱手而坐，高谈上古治道。他的尊严光明如天，日日宏大幽深如雷霆，和煦如雨露，严肃如风霜；手指一动、目光一顾，甚至一声叱喝，天下没有不奔走趋从的；鞭挞海外岛夷，如同制服童仆妾媵。即使有刘项那样的魁伟雄杰、曹操司马懿那样的奸雄豪杰，也必将老死在平民名册之中，不敢倡乱。等到昏庸懦弱的人执掌政权，坐着先王的位子，承受先王的人民，朝廷还有遗臣故老，政事还有纲目法度，先王的恩泽还没有枯竭，天下的形势还没有发生转变，他便自以为安稳，认为没有什么危险的事情。于是任凭一时喜怒，放纵自己的嗜好欲望；祸患还没有逼近自身，便以为可以这样做而不会受伤；习惯于知道天下人已经尊敬服从自己，便以为世世代代没有人敢踩近御马的草料、触碰园囿中兔子的毫毛。他任意拨弄关纽，戏弄机枢；行动和静止不遵守时机，开合不依据法度，张弛不讲究节制。淫乐在宫中，怨毒却遍及天下；一朝稍有疏忽，祸患就会遗留千日。民心转而归属他方，君主的权柄旁落，形势骤然翻转而离去；即使想恢复安定，也已经不可能了。我私下把它比作山的高大厚重：万人也不能毁坏它；但腐朽的土壤从山中生出，险峻的岩石在山顶震动，等到山势倾倒，人力便不能支撑维持。这不是天意造成的，而是形势造成的。所以前代圣人开创基业，兴起当时有利的因素，改变当时有害的因素，使治理天下的办法十分完备，对天下忧患的考虑十分深远。他们联系民心，使天下的形势长久存在，坚固严密到不可防御。可是，形势长久以后，也并非从来没有裂缝、蛀蚀和漏洞；只是它的剥落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后来圣明的君主，便在适当的时候调节形势、修缮它：过分就收束，危险就使之平稳，纷扰就使之安静，防备过度就加以养护，衰弱就扶助，急迫就放宽，迟缓就扶持，闭塞就疏导。使万事的规律、万物的节度，都不至于走向极端而发生大变，那么形势就能长久延续，不会出现危亡的征兆。所以，形势掌握在我手中时，我若积蓄得牢固，把握得审慎，就在行动不便利时暂且安居。因此，形势为我所驱使，天下没有谁能违逆我。若一旦失掉关键，形势便横行奔突于外，再也无法恢复。即使拥有天下，也会在一天之内被驱赶、挤压、排斥而倒下。我所以说：它像门轴的转动，像车子的奔驰，像弓的弯曲，像箭的飞射，像用一个砝码举起数倍重物，像水流注入低洼之地，像原野大火在风中燃烧，像军队以少数奋击而使多数逃走，像人站在高处控制低处。形势的变动不能不谨慎。君主懂得形势，就会身处治理之时如同将要发生混乱，身处存续之时如同将要灭亡，身处安定之时如同将要危险；这样，混乱、危险和灭亡也就不会到来。所以我写作《势原》。议刑防上 治理天下就像驾驭马。马性情刚烈，就会踢人；害怕，就会咬人。气势发作、血脉贲张，在野外任意奔跑，骑马的人将有奔逃坠落的危险。所以必须用缰绳驾驭它，用嚼子节制它，用鞭子驱策它。想让它快就快，想让它停就停，使它没有一处不符合我的意愿。然而驾驭马也有方法：让它沿着适宜的道路行走，按照适宜的节度羁绊它，依据适宜的事情加以防范，使它调和顺服而不混乱，约束简易而不烦琐；根据时机观察它的强弱，衡量它力量所能承担的事情。这样马才会遵循规律，服从驾驭。有人是越地人，不善于治马：让马走的不是它应走的道路，羁绊它也不合节度，防范它也不合适宜的事情。于是马更加张狂迷乱，也更加不知道骑马者的驾驭方法，马便任意奔跑，骑马的人也不得安稳。所以，天下就是马；缰绳、嚼子、鞭子和防范的方法，就是法令。法令役使人民，如同鞭子和缰绳驾驭马。圣人善于役使人民，如同王良、造父善于驾驭马。治理人民不能靠苛细的办法，就像驾驭马不能用烦琐的逼迫。因此，法令贵在容易明白，命令贵在容易实行；法令必须简约而明晰，命令必须简要而可信。使人民都明白地看到君上的意图，他们就会勤勉地服从。那些不善于治理人民的人，却繁多地制定法令，苛细地发布命令。使天下百姓前面有捕鸟的罗网，后面有防备的陷阱，左边有木枷绳索，右边有桁杨刑具。百姓都惶恐惊骇、战栗不安，不知道自我解脱的道路；愿意守法的人有时反而受到陷害，奸邪的人有时却能够逃脱。天下的欺诈日益增长，而法令越来越不能胜任。这样还希望人民和顺守理，怎么可能得到呢？所以说：捕鸟的工具太多，鸟就在上空乱飞；捕鱼的网太多，鱼就在水中乱窜。过分压制和整齐划一，马就会懂得用诡计驾驭、偷偷挣脱缰绳。因此，法令越严密，犯法的人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令就越不能制胜。剃发、夹颈、穿赭衣，本来是为了消灭小盗；但剃发、夹颈、穿赭衣的人遍布天下，他们便互相带领着抗拒法令，成为大盗。任用强悍的官吏执行严急的法令，本来是为了搜捕隐伏的奸人；隐伏者全部暴露后，法令仍不足以制胜他们，他们便不再隐藏，公然作奸。搜罗细小的罪过，本来是为了阻止人民犯罪；没有犯罪的人民既然已被罗织成罪并处死，他们便不再感到羞耻和畏惧，反而去犯罪。自古重视法令的时代，没有超过秦朝的。秦朝采用商鞅、李斯的办法约束天下，命令百姓以什伍相互监督，在街市上偶然交谈就施刑，把灰丢在道路上就处死。然而天下之所以反叛秦朝，是因为刑法；秦朝之所以灭亡，也是因为刑罚加害于人。汉高祖因势而起，只制定三条约法。萧何裁定增补为九章，已经极其简易了。这样一来，应该犯罪的有可能漏网，奸邪的也有可能得以作恶。然而事情反而越来越少，百姓也越来越害怕犯罪。到了孝文帝时，刑罚甚至搁置不用；同样具备宽严、缓急、繁简的不同，治理和混乱的形势却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法令不能推到极端，而人民也不能靠无穷无尽的刑罚来制胜。圣宋对于法令，可以说是谨慎怜悯而且十分留意了。太祖开始下诏设置士官，太宗设置审刑的职务，章圣皇帝又建立提举防治刑狱的职任。每年必定发布宽赦诏令，清洗囚徒的枷锁，并优厚地供给囚犯饮食。官吏若援引深文苛法而使百姓枉受刑罚，便罢免压抑，不得升迁，以惩罚其残酷；若能使一个本不该处死的囚犯活下来，便不计较年度考核，也不必经过保举推荐，立即增加他的官阶，以劝勉他的仁心。凡是因疑难案件上报的，也都使相关的人获得生路。朝廷如此怜悯谨慎并且留意，理应有汉文帝刑罚搁置不用的成效。然而天下被重刑拘系的人，却年年增加；天下百姓中能够终身不受笞杖、全家不列入刑籍的人，却年年减少。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国家只有轻刑的名声，却没有轻刑的实际；法令苛刻严密而表面轻微，命令烦琐杂乱。另立诏令、另设禁条，数量是律文的数倍，正是由此造成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自古以来，议论狱讼深刻严酷的人，都指秦朝为首；但我认为，如今百姓因罪被捕入狱，有的还不如当年在市上偶语、在道路上弃灰的人严重。对此怎么能安然旁观而不感到忧惧呢？议刑防下

译天子如此仁慈圣明，天下百姓却常常担心得不到应有的处所；朝廷如此慎重刑罚，我却说它超过了秦法，这是为什么呢？古代律文中有些规定超过事情本身，应该减免却没有减免；命令制度中有些规定失当，应该删削却没有删削。如今的律法大概是秦、汉遗留下来的法令，又经过历代增减、附益而形成，可以说大小事务没有遗漏，轻重刑罚也没有缺失。即使是狡猾的百姓和真正的奸人，善于做天下从未做过的事情，也都有相应的罪条，不能逃出其中。不知后来又制造无名的法律，附加在律文末尾，说凡是不可说却说了、不可做却做了的，都按那些有具体事实、可以定罪的罪名治罪；既然律文所不容许的行为都不能容纳，那么凡是没有事实可以定罪的，就应该无罪才是。可是又把罗织罪名的意图施加其中，给苛吏舞文弄法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道路上的行人都可以被拿来治罪、送入司法机关。走一步、发出一声咳嗽、摇手反臂，没有不触犯刑罪的。上官凭个人怒气加害小吏，官吏借此对善良百姓任意作威作福，大概没有不用这种办法的。于是无罪的官吏因这些事情获罪而被黜退，无罪的百姓因这些事情获罪而受杖打毒刑，这就是律法过失造成的结果。古人制定法令的意图，周详而慎重；其根本是防止人民做不义之事，所以制定法令，辅助正义并使之实行。如果确实查明了事实，就处刑、处死，人民没有不服从的，因为知道这出于正义。从咸平到祥符，从祥符到天圣，又从天圣到庆历，制敕条目多次删削。庆历年间删定后，得到一千七百五十七章，颁布作为定法。可是制定法令的条目，常常急切追求财利，重视招募告发、揭露他人的人；涉及礼义、辅助教化的条目，竟然不到一半。上面向下面追逐财利，下面便争相向上追逐财利；上面办利欲之事而使用刑罚，所以虽施刑，民心却不改变，因为他们知道刑罚出于逐利。古代依据义来使用刑罚，如今依据利来使用刑罚，这就是制敕法令的过失。古代遗留下来的法令叫作律、令、式；如今通行的法令叫作制敕、附令。所以，律是用来辅助典礼的，令、式是用来辅助律的，制是用来辅助律令的，附令是用来辅助制敕的。因此，律规定固定的刑罚，而令、式没有固定刑罚；有事情不遵循令、式的，只处笞刑，这就是作为适中的法。如今庆历制敕，有的规定固定刑罚，有的没有固定刑罚；对律中没有固定刑罚的行为，动辄施加鞭笞。在制敕法令中，多是细小的防范、轻微的禁令；有些事情比令、式所约束的还要细小，例如追究文书簿册上的朱墨，查核券契办理的迟速，赋役的常规，厩库事务的成例，以及买卖事务。买卖的烦琐，期限和防禁的末节，考核督促、征收权宜之事，以及谨慎防范毛发皮革等细微琐碎的事项，大多不是国家体制的大事。这些本来都应该写入令中，却仓促列入制敕法令；百姓即使只差毫厘，也会获得重大罪责，刑罚加在违反命令的人身上，竟有数等之多。这就是本应制定为令，却制定成制敕的过失。我认为，律法应当以应说、应做的主要事项作为定罪标准，可以删省；只杀戮那些有明确名目的罪人，那么文吏就不能任意轻重其手，追逐财利的门路会减少，互相告发的道路会闭塞，天下和国家就会以义为先、以利为后。制敕中那些繁琐细小而没有固定刑罚的禁令，应当审慎选择，附入令中；这样轻罪就不会被处以重刑。整治这三方面，刑罚大概就能清明，百姓也会以活着为乐，仁慈君主的恩泽便会广大深厚地遍及天下。议兵防上 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难的；天下的人才，没有比将帅更难得。现在，奉行法令、蓄养士民，即使提起、顿挫、矫正和制止他们的逆顺祸福，若不是经过长久岁月、事理形势发展到极点，也还可以从容缓慢地议论，徘徊而停止，利益可以缓取，祸患可以从中避开。至于统率几十万士众，使他们聚集熊罴般的气势，集中猛兽般躯体和虎臂般的力量，若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制御，就像奔马的缰绳一样不可收拾。严厉对待我方每一个人，敌人便会与我方抗争；敌人窥伺我方的裂隙，注视我方稍有跌倒，一旦出现形迹上的空隙，就像弩箭飞来一样不可阻挡。因此，早晨还是胜利的军队，晚上就可能变成荒野中的败军；早晨还是强盛的国家，晚上就可能变成废墟。它存亡死生的迅速，就是如此。所以说：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难的。生存是人最喜爱的，死亡是人最厌恶的；将帅却要使人触犯白刃、冒着流箭，奔赴死亡如同奔赴安逸的生活。安逸是人最愿意得到的，劳苦是人最感到痛苦的；将帅却要使士兵吃草食、饮清水，披甲戴胄，骑马奔驰，出入于死生之地，把趋赴劳苦看作趋赴安逸。耳目众多，却要使他们不敢不一心一意；志向各异，却要使他们不敢不与我同一道路；还要使他们不能窥探敌方的情况，使敌方也不能隐藏自己的情况。所以说：天下的人才，没有比将帅更难得的。一个人统率十人，十人统率百人，百人统率千人，千人统率万人，万人统率一人，这就是将帅；统率百万人的，才是军队。以一个人的行动和静止、前进和后退，百万人的性命都系于其上。所以国家的命运在军队，军队的命运在将帅。国家轻率地任用将帅，将帅轻率地使用军队，是国家危亡的根本。没有仁爱，就不能使万物归附；没有威严，就不能收敛士卒；没有勇气，就不能震慑敌人；没有智慧，就不能应付变化；没有信用，就不能使众人团结。专门依靠仁爱，就会松弛而不能被任用；专门依靠威严，就会使人怨恨而不能被任用；专门依靠勇气，就会力量折损、错失时机；专门依靠智慧，就会声名被遮蔽、实际陷于困窘；专门依靠信用，就会事情停滞、利益丧失。具备多方面才能的人多能取胜，偏执一端的人多会失败。所以，将帅的才能得到，军队尚未交战就先已获胜；将帅的才能丧失，军队尚未交战就先已不能获胜。只有不能任用的将帅，没有不能任用的士兵。将帅能取胜，军队虽少也可以当作多，军力虽弱也可以变得强大；将帅不能取胜，军队虽多也容易混乱，军力虽强也会很快败坏。懂得用兵、必能取胜的将帅，大略出于智慧、谋略、仁爱和正义；仁义施行在表面，智慧谋略隐藏在内里。表面光明，没有什么不知道；内里深藏，下面的人无法看见。能够懂得这一点，才算懂得所谓将帅之道吧！

译所以，良将的才干不容易具备；具备了也不容易识别；识别了也不容易任用；任用了也不容易始终信任和使用。不是极其英明的君主，不能任用将帅；不是极其出色的将帅，不能驾驭军队；不是极其精锐的军队，不能击破敌军。发现和任用将帅的才干如此困难，太祖皇帝却能比较他们的才智，把仇敌和对手也联合起来任用。即位第四年，慕容延钊进入荆南，高继冲献出他的土地；第五年，王全斌讨伐蜀地；第六年，孟昶投降，三川平定；第十一年，潘美的军队进趋广南，几个月便擒住刘鋹；第十五年，曹彬一军渡过长江，在采石经过；第十六年，防守金陵，俘获李煜。将帅明察，士卒锐利，势头像决口的河流，军威声势像风吹霰雪奔走。平日确定的防务，印信、圈记、钥匙和核验，一点尺寸也没有差错；计算日子和时刻，等待防务奏报。历代积累的珍宝进入王府，数路的户籍地籍登上版图。凭借这样的将帅，率领这样的军队，所以军队一经使用，武功便告成功；将帅一出，敌国便被攻破。长久谋划、远方据守，把太平事业传授给后世圣君，已经一百多年了。朝廷之上习惯于安逸享乐，军门之前安于被豢养。士兵不知道军纪，将帅不知道军队，国家不知道将帅。看如今所谓的将帅，在朝中的不过是徒然讲究车骑仪容，每天奉行朝见，贪图优厚俸禄来肥养子弟，只求声色、美田、美宅而已。在外任职的将帅，则侵吞国家供养的费用，结交权要，纵情高歌、享用珍馐，希求显贵车盖的声誉，庇护占有懒惰的士卒，随意享用酒器、厨房和马厩，织绣绘画，制作针具、皮革、鳧鍜以及各种技巧玩好之物而已。至于训练的精粗、赏罚的先后、士气的强弱、地形的曲直、队伍排列的疏密、敌情的真假，他们懒散无知，连百分之一都不了解。凭这样的将帅，率领这样的军队，所以在太平安闲的日子里，名目繁多、人数密集，官位高、俸禄厚，索取上等农民十户的赋税，才够供养一个士兵；收尽关市的税收，还不够供养一个将帅。他们放眼自大、夸夸其谈，尚且各自不满足。一旦紧急文书传来警报，把他们投入敌阵使用，小规模出兵必然小败，大规模出兵必然大败。鲜血染红原野，肌肤被钝剑割裂，四方夷狄把这当作大笑话。这不是上天的灾害，不是大地的变故，也不是时运不幸，而是国家不了解将帅、将帅不了解军队、军队不知道军纪所造成的祸患。韩非说：所使用的不是所蓄养的，所蓄养的也不是所使用的。因此我希望陛下在安逸少事的时候，把心思留在军队，把注意力放在将帅身上；应当在任职时收取人才，在办事的方法上考验他；把困难交给他，看他如何决断；把事务交给他，看他如何应对；用疑难问题询问他，看他如何思虑；用旧事试验他，看他的才干；让他临险受困，看他的忠诚；用气势和勇力与他比较，看他的勇敢。这样，将帅就可以得到。《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紧剥取桑根的皮，缠紧门窗。如今这些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国之道吧！能够治理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呢？”北方有枀陉的各部，西方有赫连的遗族，南方有盘瓠、杂獠、丁黎的遗民。陛下蓄养十多名将帅，训练数万士卒；守就能守，战就能战，四方边境的敌人必定只是侧目窥伺而不敢背叛。预先有所谋虑，谁还敢令人恐惧？即使中国有人敢于欺侮陛下，陛下若安坐在太平之上而淡然不早作谋划，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养着不能使用的将帅，蓄积从未交战的军队。突然有战乱从边疆兴起，扰乱我方百姓，掠夺我国土产，之后才惊惶地应付，那也已经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议兵防中 关于用兵、收取将帅的方法，我已经在前一篇概括奏陈了。请允许我为陛下详细说明：军队在内，内地的力量就重；军队在外，外部的力量就重。内地力量重则强，外部力量重则弱。军队掌握在勋臣手中，勋臣就势重；掌握在近亲外戚手中，近亲外戚就势重；掌握在宦官手中，宦官就势重。上层势重就安定，下层势重就混乱。唐太宗平定天下，在隋朝旧制上加以增益，开设折冲府、果毅府来统领兵籍，设置十六卫来让将臣轮番宿卫。有时蛮夷侵犯边境，强臣不来朝见，就从各府征调军队进行征伐，从各卫调取将帅统领军法。事情平定、功业完成之后，将帅回到朝廷担任宿卫，军队散处乡野从事耕作。军队虽有名籍，而各府实际上空虚；将帅虽有名号，而权力实际上被收回。军队和将帅在内，京师的力量就实际加重。军队虽有名籍而各府空虚，因此没有饲养军队的费用，没有姑息将士的劳苦，也没有突然发生变乱的忧患。将帅虽有名号而权力被收回，因此没有震慑君主的忌惮，没有难以控制的势力，也没有擅自树立威权的奸谋。军队和将帅在内而京师力量重，因此没有尾大不掉的忧虑，没有外敌侮辱的忧患，也没有地方割据的渐变。自古以来，统制军队的方法没有比唐太宗更好的。兵农合一，近似西周宗法之制，所以王业最为治理得当。到了唐朝中期，府兵制废弛，太宗遗留下来的事业和盛举大大毁坏。军队在外势重而不归，所以藩镇强大并且叛乱；军队在内势重却不能制约，所以宦官得以掌握权柄而反叛。历经十多个君主，焦虑思考、劳心竭力，最终也不能恢复，唐王室因此灭亡。祸乱流布、炽烈于五代，天下像肉腐鱼烂；在外的势力分裂土地、咆哮逞强，在内的势力窥伺朝廷，收取掌握威权，暴戾悖逆而凌驾君上。五十四年间，经历六姓十四位君主，天下百姓百不存一。太祖皇帝凭借神武和圣明谋略，洗涤削平祸乱，把天下的权柄收归己有，笼络强悍之人，改用文官。虽然藩镇各帅的名号还存在，俸禄赏赐还很丰厚，但军队、民众和土地全都属于皇上。反叛的心肠和胆气逐渐消退，顺从归向，没人敢不称臣。天下所有士卒，凡是能够胜任披甲持兵、背负防具的人，都称为禁兵；他们全是天子的卫士，不是臣下可以私有的。把他们聚集在京师，以巩固内重的形势并威服天下。除非是蛮夷戎狄守备抗拒的地方，或河川道路、关隘山岭险要以及军队聚集的地方，从未不派兵戍守并驻扎重兵。屯戍军队三年轮换，妻子、子女、房屋和坟墓都在京师。补任一个小校，淘汰一个衰弱老兵，都必须把名籍奏报朝廷，等待皇上命令，以消除四方的异心。

译所以，天下的兵权，外部不在藩镇，内部不在强臣，不交给宦官，也不依靠近亲外戚，最有利的权力和最重要的器物都掌握在天子手中。天子掌握在手中的，不过如拱手一握；即使有侍卫三军，也没有可以专擅的威权，不过主管符节名籍、呼唤趋走，在台阶前听从指示罢了。天子有时驾临大殿，有时到近郊打猎，用钲鼓节制队伍，练习骑射，比较勇力之才，激发忠顺之气；有时巡幸营垒，查看军纪，考察士卒私行，赏罚队长。每天让他们预先参加朝见，行拜礼；有时参与防务礼仪，接受犒劳饮食；每年享有衣裘、缯帛和絮绵的赏赐，使他们华美而温暖。庆赏、威刑、抚慰、收取、选拔、训练、羁縻、控制和约束，没有一件不是由天子亲自办理。因此，百万士众眼中没有别的注视，感情也没有别的归属；他们畏惧、哀悼、亲爱，全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不在臣下。像脚随身体，手指随手臂，子弟护卫父兄，鱼鸟追随龙凤。高明极了！虽然还不能使兵农完全合一，实际上却威服四海，这是圣明神武、长远宏大的谋略。老子说：“锋利的武器不能拿给别人看。”梅生说：“秦国倒拿太阿剑，把剑柄交给楚国。”果真能够不失去剑柄，天下即使有不顺从的人，也没人敢触犯它的锋刃。太阿剑的剑柄，不可以倒拿；锋利武器的守护，也不可以不牢固。陛下承继三位圣主的功业，抚有万世的疆图，富裕与大地相等，尊贵与上天并列，依恃极盛的太平，正处在无为而治的时候，可以在空旷深远的境界中游心运化，在远古高尚的境界之上从容自处。尧、舜也不足以称说您的仁慈长寿，周文王、周武王也不足以称说您的安逸快乐。然而混乱产生于治理，危险产生于安定，祸患产生于没有加以忧虑。祖宗的事情写在史册中，传在世臣故老的口中，明白如日月，遗留下来的防范全都具在。陛下应按节次加以实行：在朝见祭祀之余、礼乐教化的闲暇，驾临一次大殿，巡视一次近郊，巡幸一次军营。让旄头旗在前驱驰，黄屋车缓缓前行，随从的横吹奏出激越声响，穿云而上；国家的威灵受到震动，士众宰杀牲畜在郊野举行祃祭。然后检视兵器，选拔训练士卒；以训诫誓约惩罚一个懈怠者，甄别一个庸常者，树立一个忠勇者，以振作士卒久安而沉沦堕落的士气，改变天下人的视听。六匹马驾车时，如果不提起振作缰绳和鞭子，收紧羁绊，却在车上大醉小睡，突然有惊骇变故，不是跌倒就会奔逃。祖宗既然已经把天下军队聚集在京师，形成内重的形势来威服天下，如今把这件事交给陛下继续完成了。这不是可以以无为的态度来办理的，希望陛下留心。议兵防下 我在上篇谈论用兵，在下一篇谈论养兵的制度。有人说：“这两件事哪一件更难？”我说：“两件都不容易，但养兵尤其困难。”用兵的时候，成败共同承担，死生共同忧患，还有侥幸取胜的可能；太平安定时，养兵失去制度，祸患就会踏着武力而兴起。唐代魏公回答文皇帝说：“创业容易，守成困难。”这不是空话。唐穆宗在不需要用兵时，一味姑息，终于导致衰败。五代的君主中，明断勇健没有超过后唐庄宗的；他从云中起兵，向南争夺天下，骁勇雄强、智谋勇敢的人，如周德威之类，无不竭尽性命和力量，在河朔经历百战。有一天越过郓州进趋汴州，而段凝的军队虽然号称十万，却已经解甲束手投降。然而他没有学术，不懂古今治乱的根本，不懂维持成业、蓄养军队的道理；天下平定之后，军纪便松弛，有的军队在外溃散，有的在内部变乱，最终突然灭亡。夺取天下时这样做就能成功，守成时这样做却导致灭亡，这就是太平时期养兵的困难。李承进曾经侍奉庄宗、太宗，拿唐朝的事情询问他，李承进回答说：“庄宗只是一味姑息，将士骄纵，每当乘车出行到近郊，必定有人叩击马头乞求恩赏，像这样的事不止一次。” 威严的命令不能实行，赏赐给予没有节制，因此招致混乱。太祖拍着大腿叹息，认为不能用军法驾驭他们。所以祖宗时期，强悍勇武而抢掠他人的人，捕获并斩杀百名士卒；川班防的条例规定，全军都处死；搜求卫士中无赖的人，用熔化的铁封住他的脖子。将校即使兼任刺史，只要有罪，也必定杖责，发配到士卒队伍中，拿着簸箕铁锹，冒着寒暑劳作，他们都甘心接受。祥符年间，副校吕遇醉酒骑马奔驰回营，章圣皇帝说：“将士亡故，不准从本班调出，另置市买二人，这是军队制度。”祖宗朝法令严肃，没有人敢触犯；如今怎么敢有醉酒骑马奔驰回营的人呢？如果真有，便应交司法处理。太祖、太宗相承而治，制度坚固明白，约束如此严密，所以能够革除五代之乱，使四海归于仁寿。秃发的老人都生长在太平时代，含着食物、拍着肚子，不曾见过惊变。陛下统治数十年，遵循三圣的法度，使天下安顺治理，可以说是仁义之主了。然而太平日久，法令就会有松弛而不执行的；法令松弛而不执行，军队就会有废弛而不训练的。军队废弛而不训练，法令松弛而不执行，士卒身上没有刀伤，没有受过劳苦之事，血气和仪态柔弱脆怯，骄纵饱食，穿着华丽，容貌轻佻，不像武士，却还称作禁卫。他们每天从事纤巧奇异、游荡玩乐的事情，里巷中的旅魁、什长和部下士兵彼此相从，衣襟相促、席子相接，醉后呼喊，赌博游戏，毁坏等级，忘失名分；众人安然处之，不以为怪，没有人敢呵斥诘问。俸禄赏赐年年增加，府库大为枯竭；没有名目、没有功劳的赏赐，像定期索取利息一样，动辄不给就称不上恩惠。官府用温言抚慰、反复劝说，军纪年年逐渐败坏，士卒都知道君主仁慈，所以将帅大臣没有人敢独自整治他们。一旦他们有所张狂，将帅稍想控制约束，受到惩罚收敛的士卒便自行结党，悖逆之气充塞胸中，愤怒地开口诽谤，喧嚣之势就发动了。庆历以来，与太祖、太宗、真宗三代大不相同。驻守保州的军队，因赏金中止而杀害守倅，胁迫将吏，围守城池以求苟安；驻守甘陵的军队，挟持妖民，盗取官库兵器而自称僭越；环卫中那些不知姓名的人，闯入禁宫藩篱，触碰宝瑟。我想到这些，寒气直入毛骨。队伍中的普通士卒，跳出驰道，闯入省寺，辱骂大臣。各个藩镇的士卒，只因丝帛、米粮稍不满意，就聚集在一起商议变乱。祸患大乱的萌芽，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如果君主不以雷霆般决断、电光般威势，设置长久而深远的缰绳防范，适当地加以羁绊，并且逐步治理，将用什么来革除这些弊端？陛下若玩忽不为此谋划，他们的耳目已经习惯，他们的气焰已经形成，他们的根蔓已经盘结，他们的棱角只会更加刚硬。

译过了几代之后，他们必将强行掠夺乡里，拘系老幼，俘取金帛，使百姓不得安宁；反复更换将帅，使朝廷无法控制。陛下考察唐末和五代的事情，就会知道这不是我的过分之言。所以我希望在还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选拔贤能的将帅，提振法令，节制姑息的恩泽，加重对有罪者的惩罚，使恩惠出于异常，威严出于不可预料；君主这样做，士卒的心哪里会有不服从的呢？用兵和养兵的方法，两件都不容易，但养兵尤其困难。如今军队暂时不用，养兵的方法没有别的，只应因事严厉整治，不能一味用仁慈治理罢了。议戎防上 金、燕古代是依山临近、马匹很多的国家；土地平旷，适宜畜牧和耕种，人民强健敏捷，善用弓箭，熟习骑射，喜爱争斗而轻视死亡。中原得到它，足以遮蔽屏障外族；外族得到它，足以动摇中原。蚩尤曾在涿鹿的原野作战，所以反叛黄帝；舜又以青州、冀州划分疆域，把北方的藩篱大为分割，设置幽州、并州、营州。周代官职方氏掌管九服的地图，沤夷、涞水、易水的水泽，也都在这一地区。战国时这里是燕国，唐代时是范阳节度使辖区。燕是一个国家，范阳只是一个藩镇。凭一个国家的力量，孤立地处在戎夷之中，独自存在将近八百多年，终于与周王室相始终，而没有被匈奴吞并，是因为它的力量足以独自抵御匈奴。范阳一镇的土地，驻兵不满数万人，而奚、契丹不能随意侵扰赵、魏、沧、景等地，是因为它的力量足以独自制御外族。从前凭一个国家的力量而不畏惧匈奴，如今凭天下的力量却不能承受对外作战的劳敝；从前凭一个藩镇的力量而不畏惧奚、契丹，如今凭天下的力量却常常战战兢兢、以此为忧。原因是什么呢？燕国有朝鲜、辽东、云中、九原、[疑字]山、楼烦、易水作为它的边塞；范阳有卢龙、古北、松亭、孤门等险要，可以据此防守。所需力量少而修筑塞防容易，因此它能够使一国一镇截然独立地居中自守，不惧匃奴、奚、契丹。自从石晋割让幽、蓟、檀、顺、妫、儒、武、应、寰、朔、涿、蔚等州，向戎人行贿以求天下太平以后，营、平、易州也成为北方的防线。这些险阻全都失去，而把沧、覇、瓦桥、信安、肃、广、信、保、定、常山、忻、岢岚、火山、宁化等千里平坦广阔的土地划作边界。戎人的军队驱驰战马，来去突袭，就像在手掌上来往一样容易。这就是天下之所以不堪劳苦困敝、始终战战兢兢地忧虑不安的原因。敌人侵入越来越容易，我方防守越来越困难，所以即使时局太平，屯戍的费用也不能停止。敌人窥伺中原，正是因为中原防备敌人的地方太近；事务繁多，力量因而劳顿，形势也更加分散。偶尔有忧虑国事的将领，不过是扩大塘水罢了；献计的臣子，不过是用饮食去讨好阏氏、可汗和悦来使者罢了。这样做只是把土地留在外面，却在腹地造成泥泞洼地。河流、川泉、沟渠灌溉之地、住宅坟墓、耕种牧放的地方，覆盖七州，宽达数百里；东起泥沽海口，西到边吴淀，水中生长蒲藻、鱼蚌，而所需粮食全都从内地漕运取得。即使向西到山地，仍然缺少一百里，尚且不足以隔绝戎马，却已经使边民失去了生业。每年输送的财物一天也不能中断，赠送的珠、犀、剑、带，都是府库中上等的物品和皇帝备用之物，华美精良。而像郑、卫一带，奉事晋、楚时使者出发所经过的郡县，还要补充巡逻道路，牵引马牛，修缮亭候，捕捉雉兔，搜罗瓜果，整治倡优乐舞，聚集薪炭，供夷人役使的仆役，数也数不清。和亲虽然不交战，劳费却和用兵时一样。我私下打个比方：千金之家，盗贼已经在藩篱之内，却不治理防御格斗、驱逐盗贼的器具，反而在门下挖沟筑墙来防守，盗贼反而会因此嘲笑它；塘水就是这样。又譬如懦夫与猛兽在野外相持，便割下自己的血肉喂它，祈求免受伤害；不肯等到万全之时，事先听到和亲的财物便答应，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古人固然并非忘记和亲，晋不过是诸侯国，采用大夫魏绛的主张，与各戎族和亲而获得实际利益，天天经营晋国的政事，百姓习惯在野外生活，农人获得收成，夷狄奉事晋国，军队不劳顿，兵甲不损坏，远方归附而近处安定，那么和亲之策确实有利。如今幽州、营州成为敌人的土地，内地又修筑塘水，百姓不能耕种，屈辱中原来供奉异族，已经没有余力了；可是军队戍守仍不能停止，远方没有得到统治，近处百姓也没有因此安定。像这样实行和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议论此事的人只粗略考虑眼前一时的安定，却没有预先想到：等到天赐的机会出现，中原的力量一天天增长到无法支撑时，他们就会破坏盟约、违背约定，突然袭击并掠夺我们的百姓。论戎族防御（下） 唐太宗有那样的才略，却拿金帛和盟约辞书交给颉利可汗，把帝女安置在外面，又答应给延陁，为什么呢？当时群臣中有人未必能完全理解太宗的意图。太宗虽然凭武力平定天下，但百姓正厌恶战争的苦难，颉利、延陁又没有大到可以诛杀的罪过，所以用丰厚财物厚待他们，用婚姻向他们许诺。意思是说，战争并非我的意愿，我宁可承担屈辱，因此格外纵容戎族的无理行为，同时充实中原的力量。所以最后颉利可汗被擒，延陁衰败破灭、失去根据地而死，太宗的谋略不能说不长远。契丹本是唐朝的松漠都督，建国于黄龙、辽泽之间，东西不过三千里。自钦徳年间光启之乱以来，它使逹靻、奚、室韦等部归附，又有安巴坚攻下渤海、夫余。晋祖把土地给了耶律夀以后，西面到达大夏，东面抵达女真，南面以瓦桥为界，北面逼近靺鞨，它的气势一直凌驾于中原之上。咸平、景徳年间，多次在赵、魏郊外打猎，毁坏城郭，俘获老幼而去。先圣仁厚睿智，不忍让我们的百姓因奔命而困敝，姑且与他们和亲，所以结盟约、加慰藉都非常优厚。自庆厯以来，他们又屡次提出无理而难以接受的言辞来撼动中原，频繁派遣问候使者，扰乱边民的生活。

译朝廷只是增加给他们的币帛，满足他们的要求。金人如今激起中原人的愤怒，山东连三尺高的儿童都想奋起拿一寸铁器与金人搏斗，以偿还过去陵辱、骄横、侵扰、欺侮的宿愤。我私下认为，这是上天要使他们灭亡的时候了。从前贾谊想实行五饵三表，束缚单于的脖颈，认为赐给他盛大的服饰和车乘，可以败坏他的眼光；给他丰盛的食物和珍味，可以败坏他的口腹；赐给他音乐、妇人，可以败坏他的身体；赐给他高堂、府库、奴婢，可以败坏他的内心；对前来投降的人，天子亲自召见并宠幸他们，与他们娱乐，以此败坏单于的心志。可是史官说他的计策疏阔。如今耶律氏的君臣沉醉于玉帛，沉溺于珍宝财货；他们的百姓生长在和亲环境中，懂得作战的很少，不熟悉劫掠，有的人还做进士，学习不以骑射为生，而以安居乐业为乐，这和古代外族的习俗大不相同，贾谊的主张在今天将要见效了。我听说山后遗民苦于赋役，心中怀念中原。他们的将相杂用南北各地的人，彼此权力倾轧，为争夺不平的势力而互相排挤；利用这种破坏造成的空隙，恐怕将有豪杰举起土地归附我方，请求做藩臣。他们长期客居我们的土地，内心疑惧，常常不得安宁，所以不时写来傲慢的书信，观察中原的强弱深浅，而我方每每因此惊扰震骇，这本来就应该被外族轻视。天下的大事，有些是臣下不敢首先倡议，必须等待君主裁断并亲自施行，然后才能成功的，河湟之计就是其中之一。陛下即使不想交战，戎人也骄横到了极点，而天下无法忍受，形势必然发展到交战。只要磨利兵器、选拔将领，全面做好防御，河湟一日之间就可以收复；扼守范阳、卢龙的关塞，堵住松亭、狐门、古北的隘口，决去塘水，把它变成肥沃土地，招募耕战之士，每人授给百畆土地，让他们居住在那里，养马积粮来充实塞下，那么京师的财力就能长久维持，也不必再忧虑北方了。《诗》说：“从前先王接受天命，有如召公，天天开辟国土百里；如今却天天使国土缩小百里。”只要今天的人还拥有过去唐朝进献文书那样的才能，尚且能够收复河陇一带长期防守、失去百年的土地，何况是在盛明的君主统治下呢？陛下也过于专注和亲而放松兵备，敌方内部的情形不能预先确定，其他族类又逼近身边，处在肘腋之下，窥伺河水可以渡过的时机，乘我方没有防备时袭击我们，这是万世的忧患。《宋文选》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二十一 李邦直文 论官职防范（上） 如今最大的弊病，都是由于做官的门路复杂而且人数太多。入仕的门路复杂而人数众多，所以做官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有的人罢职回家，几乎过了三年，还不能再次得到调任；进身不能获得俸禄职位，退居又失去田地房屋。因此廉洁清白的人，身虽列在仕籍，名义上虽享有圣世的荣耀，却没有资财维持生活，眼巴巴地总是无处安身。上面急于奉养父母，勉强供给粗劣的饮食；下面又被妻子儿女的粥食所逼迫，于是操守不坚定的人，便可能乘着这种空隙，在贫困时起来谋利：在江湖间买卖贩运，托请郡邑，利用商货价格涨落，秤量校验细微差异，隐瞒关市税收，追逐舟车运输，谋求十分之一的利润。进身时是朝廷官员，退居时却成了商人；进身时戴冠佩笏办理政事，被称为百姓的老师；退居时却妄想苟且获利，不顾操行义理。因此仕途污浊，廉耻之风大大衰落。朝廷忧虑做官的人日益增多，却没有职位安置他们，又使罢职者长久不能得到出路，所以想尽办法阻难他们，以此压制后来者；有关部门又苛刻地制定条文，迂曲地设置格式，张设难以逃脱的秘密罗网，罗织本来意想不到的细小罪过，拆合增减荐举名额，使他们不能符合条令；又缺额阻碍、拖延岁考，使他们不能完成考核。从此以后，做官更加困难，所以人们轻视得失而追逐权势利益。前面的人冒昧进取，后来的人却只能在狭窄的道路上奔走。夸张虚伪、轻薄浅陋之流，互相怒视，轮番攻击争夺；互相诛害却不用长矛，互相倾覆却不用陷阱，而偷薄之风炽盛，险恶的风潮兴起。安恬谦让、安静沉默而真正有实际德行的人，有的以同他们为伍为耻，宁愿退居羁旅草野，也不进入这个仕途。上面想提拔有羞耻心的人，他们却日益退后；上面想贬退无羞耻心的人，他们却日益进用。朝廷只是一年制定一道禁令，时常颁下一项命令，说明得详尽深切，制定防范和条款责罚，张贴出来向人显示义利的道路，说：‘你们要忠厚笃实，不要浅薄邪恶。’像这样想用来恢复仁义、改革士风，我私下认为没有用。所以我说，天下的大弊病，是由于做官的人日益增多；做官的人日益增多，是由于入仕门路复杂而人数众多。入仕门路正是弊病的根源。可是议论者不堵塞源头，却想阻止水流；不追究根本，却想挽救末端。他们不能清理入仕门路，反而束缚搜罗，严厉惩治已经做官的人。入仕时，把人当作计算兵卒、堆积麻竹一样，不知道官位名器的可珍惜；已经做官以后，又像阻挡盗贼、捕捉螟蝗一样，不知道这样会使士人的心更加离散。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因此希望陛下清理入仕的门路。入仕者减少，职位就会宽裕，官吏中不会有闲员，俸禄也能够继续供给；污浊的人恢复廉洁，困穷的人得以成全节操，好争的人停止险恶争夺，谦让的人因高尚而获得荣誉；仕途平坦，风俗教化也容易兴盛。论官职防范（中） 天下既然已经有这样的弊病，我已经说明了它的端绪。请允许我再替陛下详细说明改革的方法。爵位俸禄，是用来区别贤能与不肖、劝导天下人为善的工具，只在于使用时是否得当、分量是否合适。在小人手里就显得轻，在君子手里就显得重，所以不能让小人得到它；容易得到就显得轻，难以得到就显得重，所以不能让人轻易得到；得到的人多就显得轻，得到的人少就显得重，所以不能让人得到太多。爵禄轻，天下人就不知道受到劝勉，朝廷也显得轻；爵禄重，天下人就知道受到劝勉，朝廷也显得尊重。因此爵禄出自君王，君王却不敢轻易拿来授人。天下人没有不希望得到它的，但君王不敢经常授予。可以有私恩来赏赐财物，却不能凭私情授予官职；可以让世人享有俸禄，却不能凭世袭授予爵位。使天下人仰慕荣誉、向往仕进而又不能轻易得到，这样君子就会因建立功勋、乐于任职而治理之道得到推进。因此古代圣贤君主共同在朝廷上谋议，历数安危治乱的大计，无不先把任用人才作为急务，然后再处理其他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任用人才的得失，确实足以成为天下的忧虑。

译传记说：‘要取法后世的君王；尧、舜以及三代的事情，虽然《诗》《书》记载得详细完备，却不能照搬到今天。’ 祖宗时代的事情，都是年高之人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的。祖宗慎重爱惜官爵名器，使天下达到太平，今天为什么害怕而不把它作为准则呢？▯寳年间的诏令规定，伎术之人不得外调补官；天禧年间的诏令规定，已经补官的人不得随意升迁。所谓廷尉评，本来已经被看作清望官，甚至责备宰相轻易授予他人，可见爵禄是如此贵重。每年录取的进士只有十几人，而通过杂色入流的人也还很少。宗室亲戚和权贵近臣没有请求休假洗沐的特权，过分请求的还要召来告诫抑制。即使是宰相的儿子，也还有穿粗布衣服而未受任命的，何况地位在他以下的人呢？乐师因资历已久请求补授外官，太祖不允许，只任命他为大乐令。授予官职是如此困难。当时省、寺、府、监以及郡县的官职，都有固定员额，随着空缺授予拟任，从未有家居等待多年的人。中外各种官职有时长久没有空缺可替代，考课院还担心没有闲缺来补足郡县的空缺。官职被授予的人是如此少。如今候选做官的人如同正午集市上的人群，纷纷而来，稍微有一点凭借，都可以实现愿望。有的凭借门荫进身，有的凭借小吏身份进身，有的凭借医、卜、工、伎进身，有的富商拿着钱财、柴草等货物交易而得以入仕，有的卫兵军校，成百上十人一批，放下兵器便登上轩车、戴上冠冕。爵禄轻贱到了这种地步。君主既然专门依靠恩泽来治理，先前主持政事的大臣又有人破坏旧法，使它更加弥漫、荒诞、散乱，暗中用出卖原则来换取一时安定，并且以此同天下人结交。他们决开防堤，倾注雨露，倒空府库，倾尽绛色与黄色的财物，来满足进身者的欲望，使大弊病流传到今天，不能立即停止。授予官职如此容易，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一个官职有几个人共同占有：有已经离去的，有已经到任的，有即将到任的。三班、吏部、审官院的名籍中，不止一万名官员；文武官员的数量，是过去的十倍。人数如此众多，也到了这种地步。祖宗时代爵禄贵重，如今爵禄轻贱；祖宗时代授予官职困难，如今授予容易；祖宗时代得到官爵的人少，如今得到的人多。难道不应说是授予者的过错，反而要说是进身者的罪过吗？贤能的人受到天下尊重，是因为有所作为，众人无不遵从；上面以名器相待，使他不同于小人。将领和官吏凭借官位号令众人，士卒因其身份本来不同而心惊神肃，不能测度其尊贵高大。如今一个普通人，即使只有一项微末技艺，或者只是供人驱使奔走的仆役，却和君子同享名号、共同使用官器。卑贱的商贩知道官职可以买到，竟能指手画脚、坐在那里处理政事，还认为官职比不上自己的一千金。驱赶呵斥、遮拦警卫的士卒知道自己一日之间也可以做将吏、办理事务，便轻慢上级，骄横难以号令；这不是向天下显示官威的办法。嘉祐初年，朝廷曾采纳议臣关于防范的意见，惩治其中弊病，下诏减少任子之制：原来一年补官的改为三年，原来三年补官的改为再等一次郊祀；取消三丞告老以及外臣迁任的恩泽；进士、明经按天圣年间的中式标准办理；命令各部门必须满足实际的资格条件，不得借微小功劳或其他缘由请求，也不得缩短年限而入仕。议论者暗中计算，认为每年可以减少一千多人；施行五六年，人数会大为减少，仕途也会稍微清明。即使这样，弊病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更何况污浊冗滥之类的问题，因循沿袭，还没有完全整治。深思陛下，如果实行卖爵的命令，不如节省财用；如果宽缓刀笔吏的苛酷，不如整顿选试的格式；与其奖赏奸吏，不如节制进用廉能之士；淘汰小人，不如抑制非分的所得；与其满足小人的心愿，不如宽解天下良民的力量，这样才可以继承祖宗的治理。朝廷为什么不这样做，却让喧嚣怨恨由此产生呢？君主不做而臣下去做，正是喧嚣怨恨的归宿。唐朝开元年间的君主罢免斜封官三千人，天下顿时开阔清明、无事安定，只是君主没有果断地这样做罢了，又何必把喧嚣怨恨当作疑虑呢？论官职防范（下） 各代君王都有所崇尚：尧舜崇尚道德，夏崇尚功劳，商崇尚年长者，周崇尚同姓，秦崇尚法吏，西汉崇尚才略谋议，东汉崇尚经学，魏崇尚文章，晋崇尚名理，周、隋崇尚门第氏族。所崇尚的都不相同，观察他们所崇尚的，就可以知道其治国体制的优劣。然而最没有意义的，难道不是氏族吗？它既不便利国家，也不有利天下，更不是教化的根本，只是偏私地尊贵那些人的子弟，使强宗大族坐大，让他们蛀蚀国家、搜刮天下。君王对他们能怎么样呢？不过，氏族之家也有可以任用、对世道大有补益的人。如果不考察其学术才业，只是一批批地尊贵他们，就不是公正对待天下的道理。古代不实行世袭爵位；公卿大夫的子弟，国家便为他们设置师保，集合众人教导他们，告诉他们礼乐、诗书、德行、道艺的道理，等到器量养成、德行完成，然后把名声报告给天子，升入太学，按次序授官任职。因此四十岁做官、五十岁受爵，是古代通行的制度。如今文武大臣从五品以上，无论远近、年龄高低、品级大小，都可以保举任用自己的子孙。子孙做了官以后，又可以保举任用同宗的人。同宗族的人做官以后，又可以保举任用外亲。侥幸长寿的话，嫡系庶系的支属、内亲外戚，没有不列为王朝官员的。古代从来没有像这样优厚地施恩于臣下的。因此有的孩子还在襁褓吃奶、嬉戏玩闹的年纪，天子就赐给他诰命并授予爵位官职了。还不能承受衣服的重量，就已经穿上青紫官服；连天下四方有多少车马都不知道，年纪稍长便登记在省寺名籍中，地位高过士民，出现在有才有贤而尚未被任用者的眼前。这就是我惊叹诧异而要谈论此事的原因。朝廷知道古代设置官爵的用意吗？是因为担心百姓喜欢的事情未必都是善事，恐怕众人逐渐陷入混乱，所以树立榜样，尊崇区别有德之人，让他们作为众人的老师；又因为事务繁多、对象众多，一个人不可能兼听兼理，所以选拔有才智的人，使他们处在众多愚昧者之上，分掌大小事务，裁决百姓的是非曲直，仅仅如此而已。因此任用人才不可不慎。那些幼小的孩子能做什么，为什么要急忙加给他们官爵呢？天下有才德的人怀抱才能，有的却沉沦困厄，老死在田野而不得任用，难道应当默默无闻地不如那些贵人的幼童吗？士人的内心之所以对上面不满，正是这个缘故。国家担心进士、明经太多，隔年发布一次诏令，通常把名额限定为二百人，名列选拔前茅的才得以参与京秩；而贵戚子弟保举入仕，每年却将近超过百人，甚至只凭声律章句之学也能逐步进身。

译然而，通过科举取士才是正规的道路，是本来的制度。取士每两年举行一次，才录取一个能够获得京秩的人；凭恩荫入仕的，却常常多出百倍，可以说本末完全不相称。我希望稍微淘汰其中的弊病，制定年龄标准：文武官员的子弟补荫入仕，虽然仍可照旧办理，但一定要等到成年以上，才可以把姓名报上来。只有为善始善终者的恩泽不设年龄限制；但还应重新精细制定考核试验的命令，不能通晓礼法、熟悉时务的人，不允许出仕。这样公卿的子孙都会专心求学，差不多就能逐渐重视、慎重对待爵禄了。从前卫懿公喜爱鹤，鹤中有的乘坐轩车；等到和狄人交战，国人都说：‘让鹤去吧！’鹤实际上享有俸禄和职位。那些贵人的幼童，本来不可以授官。国家对于臣下，俸禄优厚，责任却轻；活着有荣耀，死后有报偿，恩泽不能说不加厚了。爵禄是天下公有的器物，只有圣明的君主才应当留心。论财计防范 用朝廷官职换取商贩贪利之人的钱财，这种对国家的玷辱，是议论者一向痛恨的，却始终不能停止。役使上等农民而【缺】各郡国的漕运，这种伤害、败坏民产的做法，是天下共同怜悯的，却始终不能免除。酒税、茶禁、治理私盐、征收关河税，巷闾赋税以及各种物产，都有固定税额，而苛刻搜取的办法遍布天下。又设置告发揭露的奖励，采用督促索取的刑罚，借威名诛杀逃亡者；这种败坏教化、扰乱义理的做法，有见识的人无不痛惜，却始终不能稍稍削减。百姓困耗病苦而得不到收恤，国体堕落而朝廷不能顾念。这是什么缘故？难道不是由于经费的急迫吗？如今军队有固定赏赐，官吏有固定俸禄，官署省寺的费用，郊庙祭祀的供奉，河防的储备，以及给夷狄的财物，这些都是不能停止的支出。一旦不能继续，变故或许会由此发生，形势确实不能拖延。因此国家急切于此，把财物作为首要事务。谈到教化，就说是空话；把金钱粮食作为重要职责，把礼乐官视为多余；把善于聚敛、苛刻剥削的人当作良能；把仁爱百姓、爱惜万物说成不能任职。这不是朝廷本来喜欢这些，而是形势迫使它如此。国家号称太平，也已经很久了，本来应该追赶古代的治理，可是政事一天比一天烦琐，风俗一天比一天浅薄。百姓生长在无事的时代，却常常遭遇兵乱、盗寇和灾祸。天子如此仁慈节俭，而四海百姓却惶惶不安，仿佛处在淫乱暴虐的时代，也实在可叹。如今凡是可以获取利益的门路，无不加以利用，已经不能再增加了。束缚百姓的脖颈，钳制百姓的手臂，除去掠夺者所得的并不多，却本应富足有余；把所有收入都用作支出，战战兢兢还担心不能维持。若不幸旁边又有其他忧患，将会出现预算之外的索取和异常的费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满足它们呢？国家事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这个问题不加以挽救，即使尧舜也不能垂衣拱手而治，即使周公也不能兴起礼乐，即使皋陶也不能使刑罚得到适当施行。早晚就有危险的人，没有时间考虑百年后的忧患；连粥食都缺乏的人，还来不及治理药石之事。有急迫的，就有缓慢的；有先做的，就有后做的。国家若不想实现大治也就罢了；如果想停止刑罚、兴起礼乐，在天下大有作为，达到垂拱而治的境界，那么挽救弊病的办法，为什么还要等待而不首先实行呢？我曾经学习《易》，读到泰卦的变化时，没有一次不叹息。否卦变化为贲卦，贲卦变化为蛊卦。蛊产生于贲，贲产生于泰。泰，是大为通达的时代；贲，是文明兴盛的时代；蛊，是弊病形成并显露出来的时代。如今承接祖宗的事业，恩泽繁多、礼仪缛丽，文明兴盛之后正是蛊病产生的阶段。陛下抚养天下百姓，尚未能替他们节制负担，反而又加重负担，大的蛊病有三项，其他蛊病还没有列入：费用冗余成为蛊病，军队冗余成为蛊病，官员冗余成为蛊病。蛊病在过去已经产生，到今天大为炽盛，不能不改变了。《易》说，穷困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国家所害怕的，是常常认为蛊病已经形成，形势不能改变；如果改变并除去它，群体就会起来喧叫诡诈，凌犯冲撞而怨恨上面，不得已又恢复旧状。这是因为不知道改变的方法。除去蛊病没有比逐步进行更好的；人的常情是，突然强行处理就会惊扰恐慌，平缓进行就会安静安适，按年月逐渐除去，使人没有察觉，这是善于改变。急于治理的人知道蛊病不能不变，又想在一瞬间除去百年的弊病，岂不是太疏阔了吗？如今三司使都由天下有重名望的大臣担任，但任职往往不能长久，不是因谴责而罢免离去，就是擢升到二府，像船只寄托在急流中，转眼便漂失；即使有人有志于此，又怎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呢？有百口之家，因为奢侈费用多、依附聚集的人多，所以资财产业一天比一天耗尽而不够用；如果任其混乱而不治理，就将陷入寒冷饥饿。全力供养这些人，设法谋取财利，便会得到贪婪不善的名声，并在外面招来祸患；如果急忙断绝费用、斥退遣散僮仆，谢绝宾客，又会形成难以收拾的局面，产生不平之论，在内部结下怨恨。如今的弊病，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应当把这件事交给有才干的人，使他慢慢治理：每天整理樵采牧放，按月勤于种树，每年谨慎核查支出收入；这样浮费会消除，积蓄会增长，而内外都不会察觉。论实备防范 《易》的卦象用龙马来说明乾坤的作用。乾坤之气的变化广大无穷，无法测度。圣人却单独用这两种事物来说明它，为什么呢？因为天的作用，最显而易见的不过是云、雨、风、雷，而云雨风雷没有龙就无法运行。因此天下万物中，能够完全体现天的作用的，没有超过龙的。地的作用也无法穷尽，延伸到海边，深入蛮夷之地，没有边际。人的力量不足以胜任，而要奔驰作战、跋涉远方，不用马就不能完成。因此地的作用，又没有比马更相称的。《易》的卦象之所以重视龙与马，把它们分别配于乾坤，就是这个缘故。国家的宝贵牲畜、兽类之中，没有比马更重要的。《易》的卦象所重视的，《周官》所列举的，《小雅》《鲁颂》所记载的，史官的传记、兵家的论说，都已经说得完备。战争的胜负系于马，国家的虚实强弱也系于马。蛮、夷、戎、狄以及四方百姓，风俗虽各不相同，但轻视死亡、喜欢成为中原盗寇，这一点是相同的。然而能够深入中原而造成大患的，自古常在西北，不在东南。原因是什么？是马产于西北，而不产于东南。

译冒顿单于曾率数十万骑兵把高祖围在平城。马有駹、骊、骎、白等颜色，都是按照各自部族的颜色排列。马匹如此之多，所以能够压制中原的形势。孝武帝凭借文帝、景帝积累的财富，奋力攻击匈奴，匈奴稍稍衰弱。后来因为马匹减少，终于不能再出兵。唐文皇平定天下以后，凭借胜势，攻破突厥，诛灭高昌，平定吐谷浑。高宗继承其业，又击破高丽，擒获百济，使中国土地西到焉▯，北越过阴山，完全得到产马之地。因此在陇右分置牧马坊，唐朝的马匹最为兴盛。如今的马大都衰弱耗损，比不上汉、唐，是什么原因呢？是产马之地不属于中国，而属于狄人。耶律氏的君主凭借马匹建立国家，不骑马就不能作战，所以他们的军队把马看作性命。女真也曾通过马匹与我国间接互市。诏令免除大谢岛氏的租税，如今他们驾船运送马匹。耶律氏担心这件事，在海岸设置戍守，于是女真的贡物不能送达。继迁长期玩弄战争，马匹大为耗损。德明向我朝称臣归顺，只求苟且安定，怀柔他的部落，专门经营畜牧，前后共三十多年。寳元年间，甚至到了用谷物计量马匹的地步。所以元昊的军队气势轻捷强盛，成为边境祸患。秦、夏的杂种马，虽然以马匹进行交易，但都是瘦弱有病的残余，中国本来就没有真正得到它们。西北所产的马不能进入中国，中国所能依靠的，只是繁殖自己的马罢了。然而马政日渐松弛，养马制度日益败坏。朝廷竟然没有加以谋划，以至于丧失军备；如果突然发生不得不打的战争，难道要驱赶步兵奔驰于沙漠河汉之间，来抵挡堂堂的敌军吗？伯益懂得鸟兽的性情，养马繁殖，因此帝舜任用他为嬴姓始祖，并让他的后代世代掌管此职。非子在汧水、渭水之间牧马有功，因此周孝王把秦地封给他，没有夺去他的本业。王毛仲、张万岁精明强干而且懂得马政，所以唐朝把闲厩、监牧的事务交给他们，功勋官阶达到开府，仍然掌管此事。这就是选择合适的人，专门负责其职，长期任用，并看重他的功劳。如今群牧司在几十年间换了多少任主管？真正因懂得马政而任用的人是谁？任用后有功效的人是谁？又有谁因没有功劳而受到重谴？偶尔有可以任用的人，也还没有来得及彻底了解马的性情、熟悉马匹的数目，就被调走了。因此马官看见马匹耗损增减，漠然置之，就像秦人看见楚人丢羊而不加以怜惜一样；这就是国家马匹不能繁殖增多的原因。周代有庾人、校人、圉师、牧人、趋马、巫马，都专门负责各自的事务，不再管理其他事情。春秋时期，郑国虽然是小国，却让下大夫担任马师；这样看来，其余各国没有不设马官的。因此任职长久、职责专一，政事就能兴举，畜牧也能发展。字令曾经寻求懂得马政的人来任用，只是贵戚和侍从之臣，凭借自己的财产、土地，轮流兼任这些职务。上面任用他们，只是为了施加恩惠，并不是认真责成他们办理马政；下面接受这种任命，只是希望增加俸禄、便利役使罢了，并没有把这项事务看作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们不亲自操劳，也不熟悉事务；田地产业留下的收益、官吏士卒留下的力量，国家的宝贵牲畜聚散在泥泞盐碱的沼泽，暴露在冰雪覆盖、没有水草的旷野，彼此倒卧堵塞道路，马匹数量因而大量耗损，难道不值得惋惜吗？畜牧不过是家人、野夫的事情，饲料多少、出入时间，只要便利就可以，不能预先制定僵硬的标准；关键在于适合马的性情，使它繁殖增多罢了。不知道把它交给合适的人，却像管理家人野夫的事务一样管理它，并且严密制定条文教令；旧的命令一天比一天增加，新的请求接连而来，吏卒惊惶疑惑，不知道该如何办理。马的疾病不同，就不敢不分别其寒热而使用药剂；马的肥瘦老壮以及所承担的事务不同，就不敢不均衡安排其出入和食料多少。拘拘地想用文书法令管理马匹，想求得国马繁殖增多，是不可能的。如今想要养马并使马匹繁殖增多，必须选择合适的人，必须让他专任其职，必须长期任用，使他竭尽力量办理事务，并责成他取得成效。官吏的废置、士卒的诛赏、寒暑季节中的耕牧、牝牡马的饲养休息，都应顺其便利、彼此适宜；一概不要用琐碎小法束缚，只看每年增加的数量。数量达到怎样的程度，马政就会兴举，兵备也会逐渐充实。国家在安闲无事的时候，常常失败在因循守旧，不能在事情发生以前先行思考。一旦突然发生紧急变故，便烦乱忧惧而不知所措，因而败坏大事，成为中原无穷的耻辱。何况马又不是临时急切搜求就能得到的，难道可以不预先考虑吗？论明确责任防范 如今天下的形势怎么样呢？君主仁慈，百姓却没有受到恩泽；军队众多，夷狄却骄横；时局太平，百姓却困苦；土地广大，中原的气势却总是屈抑；灾年很少，财物却更加匮乏；文法完备，官吏百姓却奸诈。这些时代的弊病已经如此之多。天下这样广大，官员这样众多，却始终没有看见有人奋然振作、大有作为，能够一下子革除当世弊病，使我们的君主恢复古代的治理。为什么缺少人才到了这种地步呢？难道太平时代没有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吗？还是任用人才的方法不对，使有才能的人有才而不能施展呢？如果说世间缺少人才，那么古代从来没有过无人的时代；如果说太平时代不能施展才能，那么弊病又如此之多，正如前面所说。阴阳的英气、天地的精灵，凝聚而生成为贤智之士；阴阳的英气、天地的精灵，从未听说会有时停止。因此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人。议论者忧虑治理之道赶不上古代，就说天下没有贤人，却不知道是有贤人而不能任用。任用贤人而方法不当，瑰伟杰出、豪迈伟大的才材都会变成偷安懦弱、因循退缩而无所作为的人。于是便说没有人才，这实在值得悲悼叹息。我也曾听说古代任用人才的办法：看成就而不只看开始，责求大节而不苛责细节；过失一件而功劳百件，也忘掉他的缺失而谋求他的成效。

译只要内心忠诚而事迹尚未显现，就宽容假借时间，等待他发挥作用。既然把事务交给他，就不要再计较其他小节。如今任用人才，却计较小罪而不看大节，顾虑浮泛言语而不考察实际功用。即使有稷、契、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之臣，也往往因为一句话、一件事而决定其升降进退。事迹稍微越出庭院、田畦、田野的范围，志向还没有来得及实现，事业还没有完成，就离职而去。只有那些只图守住俸禄、逃避事务、随时随俗的人，才没有谴责而能安稳。于是庸碌平常的人安步上进，忠诚愤激的人走到半途便意志消沉。大臣害怕法律，小臣惶恐战栗，天下事务渐渐衰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了人才却不能任用，任用了人才却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如今任用一位大臣，把他置于百官之上作为辅相，并不是要求他谨慎洁白、没有过错，而是要把治理天下的责任交给他；任用一位士人，把他置于一郡一邑之上做太守、县令，并不是要求他只保全自身，而是要把一郡一邑的责任交给他；任用一位男子，把他置于万众之上做将帅，并不是要求他只守法而不犯小节，而是要把安危胜负的责任交给他。因此古代责求宰相，必定说：推广教化，调和阴阳，使百官各自承担职务。责求郡守、县令，必定说：使豪强受到压制，盗贼不再发生，百姓安居乐业；境内大为治理。责求将帅，必定说：士卒乐于为他效力，敌国不敢谋划进犯。除此之外，凡是任职办事的人，无不各有责任。因此上下都自己承担责任，天子就可以无为而治。如今却不是这样：罢免退任宰相，都攻击他的缺点过失，却从来不指出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宰相的罪过；纠察弹劾太守县令，都依据细小法条，却从来不指出郡县没有治理好是太守县令的罪过；谴责贬斥将帅，都拿厨房、宴饮、馈赠之间的细微文书和琐碎事情作理由，却从来不把蛮夷骄横、军队气势不强归罪于将帅。因此上下没有人自己承担责任，只是拘谨自守，唯恐陷入罪责，而朝廷的大计、百姓的实际忧患，最终没有人承担。于是天下这样广大、官员这样众多，却常常好像没有人才。尊贵官职、优厚俸禄的人接连不断，而几十年间英明功绩、伟大事业却寂然无闻。被资格限制、被文法践踏，怀抱才华、负有志向却不能有所作为，直到老死而默默无闻的人，在下位相望成列，难道不可惜吗？臣下的奸邪，有一种是自身安享宠遇，表面上没有可以定罪之处，实际上却不承担责任，这就是最大的奸邪。张禹之所以默默无为而使汉朝灭亡，李林甫之所以拘守格式法令而使唐朝灭亡，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人们都重视少犯过错，把这样的人当作贤能；却嫉恨敢于作为的人，认为他们喜欢生事。一旦落入防范的陷阱，终身都不能再发言。因此狡猾的百姓、强悍的官吏，可以凭借轻微罪过控制上级；游说之士、谈论之客，可以用言辞恐吓内外大臣，来获取他们的财物；胥吏可以挟持簿书、执守格式条例，在朝廷之前争辩。任职的人明知奸邪却不敢铲除，看见贤能却不敢任用。天下的祸害不能迅速停止，天下的事务不敢迅速办理，只是因循苟且、彼此腹中议论，名义上说是极其公正，万事却更加困病。弊病没有比当今更严重的了。想要挽救这种弊病，也并不困难，不过是宽容小过，责求大体罢了。劝勉官吏防范 人的所以不同于万物，是因为人有羞耻心。羞耻心是趋向善的根本，也是圣人教化赖以建立的基础。圣人顺应人有羞耻心这一人情，向人指示荣辱的道路：扶助善行而抑制恶行，尊重贤者而鄙弃不肖者。依循义行，天下人都指认他是君子，无不踊跃仰慕，把这看作荣耀；不依循义行，天下人都指认他是小人，又进一步轻视鄙弃他，羞于同他结为亲旧师友。因此，人们以得到显赫名声为喜，以得到污名为恶。显赫的名声在身，即使尚未取得爵禄，也会进退尊荣安适，志气充足；污名在身，即使地位高于众人，金玉装满库藏，也总像心腹患有毒疮、头颈被套上木枷绳索一样。更何况祸福还会实际降临呢？所以圣贤在上位，就用赏赐使人荣耀，用刑罚使人受辱；圣贤在下位，就用名声使人荣耀，用义理使人受辱。名声和义理是根本，刑罚和赏赐是作用。刑罚和赏赐造成的是一时的荣辱，其权力在当时的君主；名声和义理造成的是万世的荣辱，其权力在清议。刑罚和赏赐还可能有弊病，名声和义理却从未有弊病。所以圣人先用名声和义理教导人，随后才使用刑罚和赏赐。孔子说：‘政令之所以不能实行，教化之所以不能成功，爵禄不足以劝勉人，刑罚赏赐不足以使人知耻，都是因为先要以名声和义理教导人。’ 善于观察天下的人，想知道天下治乱的形势，不必观察别的，只观察名声、义理以及刑罚、赏赐，就可以知道天下了。善于观察人的人，想知道一个人能不能使他向善，也不必观察别的，只观察他有无羞耻心，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了。三代能够治理好天下，是因为廉耻之心存在；后世所以动乱，是因为廉耻之心败坏了。朝廷的臣僚和天下的风俗，顽强凶悍而不知羞耻，一作【疑文：砉诟】，没有节操。这就是贾谊在汉代为之长叹的原因。臣有一句话，可以不滥用刑罚，不耗费爵禄赏赐，而使天下得到治理，那就是：‘劝勉官吏。’劝勉官吏的关键，在于：‘向他们显示荣辱。’现在各路都有监司，负责督察藩郡；各郡有太守、通判，总领所属县邑；在治理事务上，都能够按察所管辖地区的官吏。然而，除非因被告发而获罪，或符合条贯规定而被保举，其余对于官吏的贪廉、强弱、刚懦、优劣、善恶，一概不放在心上。即使有龚遂、黄霸、卓茂、鲁恭那样的人，也只是糊里糊涂地离职而去，不能与普通人有所区别。这就是廉耻之道所以缺失、官吏所以不能受到劝勉的原因。臣希望下诏给内外群臣：凡是各自管辖的文武官吏，每年分别考察他们的才能和品行，分为上、中、下三等，登记名册上报朝廷。

译只有临时接管某部事务的官员，以及任官尚未满一年的官员，才允许在下一年上报：一部的官吏由太守、通判上报，一路的官吏由监司上报。文官由文官的长官上报，武官由武官的长官上报。天子和二府汇总天下上报的名册，就可以凭案查看卷尾，知道天下文武官吏才能品行的大致优劣。上报失实较多的，不是徇私偏袒那个人，就是考察失误；不是考察失误，就是对事务懈怠，没有认真审核。上报属实较多的，有的是明察而公正，有的是详尽而且能够尽职；那么根据其上报属实或失实的多少，又可以坐在那里查看名册，知道上报者是怎样的人。董仲舒说：‘所贡举的贤者有赏，所贡举的不肖者有罚，并且借此观察大臣的才干。’这话说得对。臣认为这样一来，作为上级官员而依法应当负责按察的人，就不敢因循敷衍、缄默不言而辜负朝廷的托付，必定会仔细听取舆论，勤勉地进行审核，以求掌握其属吏的真实情况。作为小官而在所属辖区任职的人，也会以自己的姓名列入不肖官吏名册为耻，而期望列入高等考核以满足自己的志向，于是也将激昂奋发，努力珍惜名节。苛刻的人可以受到抑制而变得宽厚，懦弱的人可以受到勉励而立得起来，贪婪的人可以有所畏惧而变得廉洁，邪曲的人可以受到阻止而变得正直。不需要增加刑罚，不需要耗费爵禄赏赐，就能褒扬清正、激励贪浊，揭示荣辱的道路，以此昭示天下。天下的官吏无不知耻，于是避开恶行而趋向善行。臣所以把这看作劝勉官吏的方法。《宋文选》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二十二 李邦直文 《固本防》讲习学问，是为了进于先王之道，约束和调节人的情欲，增长人的心术，扶助神明的理性，祛除滞塞、解决疑惑，如此而已。人若不学习，就不知道先王之道，茫然如同在黑暗中行走而不知往哪里去；即使有仁爱、智慧和灵敏的识见，也将变化而成为邪恶。所以刚强的人不学习，就会变得暴虐而不是果断；柔弱的人不学习，就会变得懦弱而不是仁慈；聪明的人不学习，就会过于苛察；偏于聪敏、听闻的人不学习，就会听信过多而造成混乱。学习先王之道，知道忠信仁义的根源以及安危祸福由何而来，愚昧的人可以变得有智慧，昏暗的人可以变得明达。凭中等人的资质而不失为君子，学习难道可以不努力吗？鲁哀公曾自称说：‘我生在深宫之中，长大在妇人的手里，从来不知道悲哀，从来不知道快乐，从来不知道喜悦，从来不知道恐惧。’孔子便把哀、乐、喜、惧的道理告诉他。窦长君出身田野，平勃担心他骄纵而做坏事，就让他同当世的贤士长者居住，所以窦长君最终成为贤侯。如今拥有百金家产的人，必定会寻找良师益友来教导自己的子弟，使他们学习立业。若师友没有选择好，就让这些子弟每天同庸人、奴仆和浮浪之民结党为伴，夸夸其谈，喧闹不休，彼此煽动亲昵而作恶。如果不遵从学习之道，放纵于蹴球、踢球、赌博、射弹、游猎犬马之间，从未见过后来还能变好的人。即使有百金家产，里巷中的人也都知道他放荡不羁、辗转迁徙，因而只需拱手等待其家产败尽。只是因为没有选择好朋友，所以使自己的【疑文：羣防】坠入小人的道路，给家族留下耻辱；这不是子弟的罪过，而是长辈没有深思的结果。所以贤明的父兄无不寻找师友，使自己的子弟成材并学习立业。拥有百金的家庭尚且知道考虑这些，何况拥有天下的君主，要把藩王外戚当作手足来护卫心腹，把宗室当作枝叶来加强根本；其关系如此重大，尤其应当作长远的谋划和考虑，难道反而不如百金之家吗？《尚书》记载尧的德行，开头必定说亲睦九族；九族亲睦，就说使百姓安定；百姓安定，就说使万邦和谐，其先后次第就是这样。使本支子孙传承百世，是文王的事；把谋划留给后代子孙，使他们安乐，是武王的事。周代官制中有师氏、保氏、大司乐等职务，世子都与诸侯国的子弟按年齿排列共同学习，接受六德、六行、六艺的教育，这套制度大概已经很详备了。本朝太宗也曾选择王龟

译从等人，厚加赏赐来宠待他们，使他们教导诸王忠孝；章圣又采用崔【疑字】的严厉办法，代替戚维的失职，重视谨慎到了这样的程度。如今宗室枝叶繁盛，昌大而繁衍，受到尊贵宠爱，生活优厚安逸，实在比古代更盛了。然而他们有时也失于不学习，这难道不是后世的大患、王室最严重的缺失吗？如今各宫虽然设有相应职官，但任用的人有时并不合适；即使人选合适，待遇有时也不合乎礼制。朝廷从未选当世贤者担任宫官；那些因推荐而担任此职的人，朝廷又从未召见他们，告诫训谕他们，以加重他们的责任感。宗室知道人主对宫官任用得不够重视，那么对老师就不得不轻视；他们舒缓懒惰、尊贵骄傲，谁还敢规劝磨砺他们？他们把勤学看作污垢和疾病，把师道看作泥土道路，所以贤者也以担任这种职务为耻，远远离去。文孙武子，入宫就同宠幸之人和妾子嬉戏，出宫就同徒众、奴仆、歌倡交谈，习惯于浮华淫逸，沉溺于宴饮娱乐，耳目所接触的只有不善之事，这不是用来尊重世道、光耀国家的办法。即使有河间王那样的雄才，东平王那样的乐善好施，唐元轨那样的长者厚道，也会被这种环境漂溺。凭借明主厚爱亲亲之恩，分别亲疏等次，以贵爵使他们尊贵，以丰厚俸禄供养他们，厚待到这种地步，也只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罢了。议论者考察古义并与今日比较，认为爱护培养宗室的办法实在有所欠缺。臣希望下诏大臣，选拔端正严厉、诚实清廉、品行才能兼备而通晓经术的人，任命他们为宗室教导官；并严格区别礼数来接待他们，使宗室逐渐懂得尊重学习、重视道义，不再有傲慢而不听从的人。然后让他们横置经书，聚集提问，指示圣贤的意义：应当这样做，意思是忠信、孝悌、仁义、礼乐，实行这些必定安定，终身享有它们带来的福泽，这是可以做的；如果作恶，那么即使富贵，也会有危亡的祸患，这是不可以做的。把六艺的旨趣、三纲五常的根本，以及前代史书所记历代治乱的情势，都教给他们，使他们大略知道其中的大体。陛下还应在朝会政务的空闲时间，或亲临察看，或召见他们加以勉励，又略制定一些褒贬考核的标准，来勉励善良者，警戒懒惰者。凡是奸邪浅薄的小人以及嬉戏玩乐、违反礼法的器物，都不得进入他们的门内，使他们的品行日日清正，习性彼此增益。九族和乐融洽，懂得向善归正的道路，那么慈祥、笃厚、和顺、宽博的风气就会在王室流行，对上可以荣耀祖宗，对下可以成为四海的表率。《厚俗防》百姓风俗的厚薄，并不取决于古今，只看治理之道如何罢了。如今的天下，土地广大而人口众多，兵乱盗寇没有发生，百姓都安于捕鱼、砍柴、耕种、纺织的产业，其盛况可以同古代的治世相媲美。惭愧的是，风俗不如古代淳厚。风俗浅薄，不是百姓的罪过，也不是他们本性如此，而是国家法制失误造成的。风俗的大端，不过是孝悌罢了。百姓忘掉孝悌而沉溺于刻薄邪恶，考察古代，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贾谊谈秦代风俗说：‘家里富裕、儿子长大便分家；家里贫穷、儿子长大便出赘。向父亲借耰和锄，便担心父亲摆出施恩的脸色；母亲拿取簸箕扫帚，儿子却站着出言责骂。抱着孩子哺乳，却同公公一样傲慢；媳妇和婆婆互不相悦，就反唇相讥、彼此责问。把溺爱孩子、贪图利益的人看作慈爱之人，距离禽兽也没有多少了。’如今天下百姓，没有不分割自己的房屋田产，计算桑树，分开水井、灶火和坟墓，同血气相连、情意相亲的亲人分离，彼此疏远得像胡人与越人。宗族连片居住的，千户之中没有两三户，哪里只是秦代风俗浅薄呢？秦代风俗浅薄，也是商鞅造成的。按照商鞅的法令，一家有两个男子而不分家的，加倍征收赋税。秦人怎能得到孝悌呢？如今国家按丁口和税额来承担征役，户籍分开而人口减少的，都侥幸免除了征役。

译侥幸免役的人多了，而征役的事务集中到户籍相同的家庭，所以分离析居的人自己把这看作计策；即使是和乐慈爱的百姓，也因困于征发调遣而分丁析籍，求得侥幸免除征役。更严重的，寡母改嫁，竟以服丧期满为喜；早晨还是天伦亲人，晚上便成了邻里；早晨还是九族亲属，晚上便成了仇敌。为锥刀般微小的利益争辩，在郡县中喧闹不休，哪里只是秦代风俗浅薄呢？百姓本来没有多少知识，只在于居上位的人怎样引导他们罢了。如今却用侥幸免役的道路引导他们，使天性慈爱和顺的人受征役逼迫、受法制牵制，不能实现和睦同居的欢乐。一家这样做，千家就羡慕。一种羡慕恶行的风气，悄然充满天下。耳目所习见所习闻的都是这种事，百姓都把它视为当然，没有人感到羞愧惊怪。所以说：这不是百姓的罪过，不是他们本性如此，而是国家法制的失误。国家建立太平事业，将要同唐尧、虞舜相比，使功业超过三代，难道反而同秦朝风俗一样，却还不知道改变吗？周代时，闾师、党正、州长、乡大夫等职务，都是亲近百姓的官吏。有时在正月，有时在每月初一，他们就记录百姓中有孝悌、和睦亲族行为的人，把他们称为贤者；国家有征发劳役时，就不征及这些人。他们的乡师又制定乡里的刑法，来纠正那些尤其不遵从的人。汉代时，孝子可以免除自身的徭役，朝廷还常有赏赐，用来奖励孝悌和睦亲族的风俗，惩罚刻薄邪恶的百姓。教训和法度，大概像这样详备。即便如此，仍担心积习没有除去，百姓放纵欲望而不肯努力。如今即使不能像周、汉的法令那样进行惩戒和抑制，却又开辟侥幸免役的道路，引导百姓走向离异和刻薄，却竟不加禁止吗？所谓劝善的办法，不过是诱使乡野愚夫愚妇，割大腿肉给患有瘦弱疾病的长辈吃，然后赏给他们粮食布帛，就把这看作孝悌罢了。这正是先王所要诛责的。古代圣人教化百姓，不致力于要求他们做难以做到的事。有一个人，能够奋然去做天下人所不能做的事，却对治理没有益处，就把他称为惑乱世道的人。因此，天下人都不敢做鬼怪诡异、异乎寻常的行为，惊动众人来显示自己高明，只求本性合于中和而已。如今田野百姓，老少和乐，冬夏成群相伴于丘墓、园圃、房舍之间；弟弟跟随哥哥，儿子跟随父亲，努力趁着雨水而用力耕耘。闲暇有余时，烤小羊、煮黍米，举行腊祭和社祭，尝食祭品；不做悖逆傲慢、争斗赌博、远走他乡、受其他诱惑而遭杀戮羞辱、使家庭忧患的事，这就足以称为孝悌之民了。把这些作为教化内容，所以百姓遵从起来快乐而容易。如今反而厌弃这种快乐、容易做到而合乎中和的行为，扰乱它，使人不能这样做，却用难以做到的事情勉强他们，以此来引导百姓。观察先王的教化，大概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臣认为，想使风俗淳厚，没有比诱导百姓实行孝悌更好的办法；想使百姓实行孝悌，没有比使分离析居的人不能侥幸免除征役更好的办法。如今如果制定为固定法令：同产兄弟和宗族中服丧期为期服以上的亲属，即使分开户籍、分别纳税，也要合计他们的丁口和税额来承担征役；亲属关系服尽之后，才同其他户一样。既然不能再凭户籍分开、人口减少而侥幸免役，刻薄喧嚣的人就没有可指望的了，而慈爱和顺的人可以顺遂常性，享受和睦同居的欢乐。一家这样做，千家就会羡慕，那么笃厚的风气就会逐渐遍及天下。不消耗刑罚赏赐，不扰乱法令，也没有什么极高深而难实行的议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至于约取周、汉劝善惩恶的办法，制定相应法令，那又是朝廷的美政，臣愚昧，不能预先说定。百姓风俗的厚薄，并不取决于古今，只看治理之道如何罢了。《广助防》人做事情，如果不能专心，就不可能有所成就。譬如工匠，聪明的人规划图样并按图指挥，有力的人运斤挥斧，各自拿着自己的工具，各自处理自己的事务，不再纷纷把事情集中到总管那里。工匠的主管负责规划，就不会发生差错，工程也容易完成。假如找到一个聪明的工匠，让他担任总管建造大屋，却不能专心规划，又让庸工来牵制他，那么聪明人每天受到庸工扰乱，心里觉得工程没有得到治理；那些人有的奸猾偷懒，不肯用力做事，结果毁坏了一座房屋。所以，左手拿斧头治理屋柱，右手拿凿子治理椽子，眼睛又看着椽、桷，思考怎样更换、怎样校正，内心纷乱，他的才智不能全部用在建屋的大体上，工程怎么能完成呢？辅相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事务很多，治理它的纲要而不被琐碎事务纠缠，思虑就能专一，事情就能办好。选拔贤能、罢退奸邪，使百官各得其职；制定礼乐教化、文武法度，以镇抚远近百姓；在上辅佐天子遵行正道，在外应对四夷的变化，这才是政治的根本纲领，是辅相应当考虑的事。至于文书章牍的先后，诏令文告的详略，格式程式的高下，查对彼此的差异，审察条目次序，以及细碎的文字、曲折的条例、毫厘之间的事情，这正是小吏胥吏的事务。如今辅相不能专心考虑宏大的议论和国家大计，却常常兼做小吏胥吏的事务，那么即使有周公、召公的才干，也将不足以应付。所以朝廷选用辅相非常得当时，那些强干敏捷的人仅仅足以清理、决断奏章文书而不留积压，却可能来不及思考政治的根本纲领，于是常常因小事被弹劾而离职；上下官员动辄拿朱笔墨笔上的错误来指责辅相，而吏胥在其中逞强，奸邪有所包庇，忧惧和谴责却不能及身。这样一来，即使周公、召公重新出现，也知道不可能成就治国功业了。如今文武大权全都归于中书、枢密院；它们向天下发布的命令，增减一字，有时就可能关系到刑罚、爵禄轻重厚薄，因此居于二府的人也不敢把事务任由吏胥处理。臣愚昧地认为，若想分担二府耳目所承受的琐碎劳苦，使他们能够专心于宏大议论和国家大计，不屑于簿书之间，减少曲折私密的访查，并得到正直、博雅之人的辅助，没有比恢复东汉府掾制度更合适的了。三公府中设长史和曹掾，有的主管文书、任用和升迁，有的主管民户、祭祀、农桑，有的主管诉讼、盗贼，有的主管货币、盐铁，有的主管仓谷、邮驿，有的主管士卒、转运漕运，有的主管奏议，有的记录各项事务；都选用天下贤者、隐居遗逸之士、郡国才能卓异的人担任，特别作为入仕进身的要途。因此朱穆、何敞、班彪、崔瑗、李膺这些人，常常都是由这条途径得到任用的。

译有道德学问的人纷纷聚集到辅相身边。他们有的纠正错误，有的弥补缺失，于是三公府因此清明。所以东汉时期，宦官和权贵宠臣在内外横行霸占，唯独三公府从未随之作奸，其根本是端正的。如今二府的属吏，是天下各府属吏中最优秀的。事情即使不是府中属官亲自办理，他们也掌管其文籍，接受其议论，观察国家政论，每天都在朝廷附近。那些不是凭刀笔文书进身的人，积累多年资历后，有的补任郎官，有的调任使职。国家这样对待他们，实在也不算轻视。有的人升官增禄而出任外官，尚且都留恋二府而不愿离去。他们究竟是为什么呢？《周书》说：‘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孟轲也说：‘一个齐国人教导他，许多楚国人围着他喧嚷，可见君主左右的人不能不正直。’如今若依照东汉制度，下诏让二府各房设置一名属掾，慎重选拔天下有才德、廉洁、有节操的人，由公卿征召署用，授予他们专门考核、咨询、接受检查核验、掌管按次比较等烦琐事务的职责，另配小史记录。属掾有清明政绩，就升任总领属掾；总领属掾积有年劳，就出任外官、转任要职。这样就可以把国计大事专门交给他们，而不被琐碎劳务扰乱。周公、召公那样的人才，就可以施展志向，成就治理了。议论的人不过说，贤者不可以被列入供人奔走服役的行列，认为这样是侮辱。况且郡县的掾佐，也由士人担任，在府郡之间奔走，却没有人认为是侮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朝廷上下的常礼和尊卑的大分际。何况二府是为天下澄清源流、端正根本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养材防》尧舜的时代，百姓无不以向善为乐，趋向笃厚。如今所谓独行的君子，在尧舜时代的百姓看来都属于平常，所以才称为五常。若有不同于此的人，当时的人就指认为凶恶之人，把他看作天下最大的耻辱。为什么呢？因为教化之道一向实行，行善的人很多。后世教化衰败、风俗浅薄，像四凶那样的人到处都是，所以天下反而把孝悌当作奇异的行为，把忠信当作奇特的节操。侍奉父兄的人希望得到厚赏，没有过错的人也被认为足以担任大臣。那些显著超出众人、自称贤杰的人，反而有不如尧舜时代普通百姓的。这样怎么能希望天下的治理达到唐尧虞舜的程度呢？所以君王最重要的事务，没有比教化更急迫的。教化，是用来培养人才的。培养得久，人才就会日益增多；没有教化培养人才的办法，人才就会日益减少。人才多就足以任用，人才少就不足以任用。人出生以后，除非具有圣人的天赋本质，没有不等待教化才能成材的。因此父兄善于教导，一家的人才必定很多；老师儒者善于教导，一所学校的人才必定很多；国君善于教导，一国的臣僚人才必定很多。这不是上天偏爱某些地方而聚集人才、使他们出生，而是培养人才的办法完备，使人的才能不能不成就。如果不能善于教化，那么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无不逐渐沉溺而陷入不善，所以人口虽多，人才却少。这不是上天厌恶善行而不让善人出生，而是培养、教导他们的办法不对，使他们的才能不能成就。假如君王确实善于培养天下人才，那么聪明、明敏、技艺高超的人都将变化而成为人才，选用他们就符合所求，用他们就符合所任。过去樊氏善于经营生计，曾经想要制作器具，先种植梓树和漆树；乡里人起初笑他迂腐，后来都来向他借用器具，所以樊氏的富有超过天下。一个经营生计的百姓尚且知道为几十年以后预先打算，先培养材料然后制造器具，何况君王要治理万民的大事业呢？三代的治理，无不培养人才，而周代最为完备。百姓中秀异的人，在乡里培养；乡里中秀异的人，在学校培养；学校中秀异的人，在太学培养；太学中秀异的人，加以评议辨别，授予职位、给予俸禄，在朝廷中培养。他们有的成为公卿大夫，有的成为州牧、方伯、将帅，都从这里产生。所以古代五十岁以后才授爵，从成童到五十岁，他们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心里存有的，无非是诗书礼乐、仁义忠孝之道。即使有顽悍奇邪而不能除去的人，也实在很少。从幼年直到成童，君上的命令、父兄的率领、师长的教诲，无不是文武大道；即使有天资昏昧、不能成材的人，也实在很少。所以周代的社会尤其能产生众多诗人，人们赞美这种情形，于是有了《菁菁者莪》一篇。到了秦代就不是这样了，它焚毁先圣的学术，拿来给百姓看的不是刑罚就是战争，百姓无不奸诈诡谲、喜好动乱，彼此混杂而作恶，一旦同时动乱起来，秦也不能抵御。只有东汉最重视经学，太学极其兴盛，四方的老师大儒，有的教到学生上千人，家家受熏陶，户户相习，都争相求学。当时天下的贤能之人日益增多；明帝、章帝以后，幼昧昏庸的君主相继即位，推究其微弱、昏暗、暴虐的形势，本来可以朝夕之间灭亡。然而东汉长久存在，历经二百年，和西汉相当，难道不是君子众多的力量吗？如今天下号称太平，然而培养人才的方法日益微弱，学校成为废弃之地，博士成为冷落的官职，士人进于仁义的，不是依靠自己的本性，就是依靠家庭教育，而国家用来教育人才的办法却没有实行。因此仁义之才日益减少，选用他们不符合所求，任用他们不符合所使；一旦遇到值得忧虑的对策、极重大的责任，有时四面张望而无人可以托付，这就是平时没有培养人才的结果。孔子虽然是圣人，但他的身份不过是平民；然而他的门下弟子中，中等资质以上的人无不成材。想要任宰相，有像颜渊这样的；想要任将领，有像仲由这样的；想要让他担任诸侯，有像仲弓这样的；想要让他做地方长官，有像子游、子夏这样的。唐太宗手下的将相，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征、二温、王、陈等人，大多出自西河、汾、晋之间，大体都是王通的门人。一位圣人、一位贤人，培养人才而人才如此丰富。如今人才没有平时培养，所以天下如此广大，却常常忧虑无人可用。臣认为，想使左右之臣都正直，使大事小事都治理得当，形势危急时有人扶持，事情紧迫时有人托付，关键在于得到人才；人才容易得到，关键在于平时培养。培养人才的方法有三条：第一，兴办学校；第二，选任并设置五经博士；第三，恢复汉代太学生员制度。三者实行，教育、培养人才的办法就完备了；学者于是通晓古今，乐于重视名节，文武人才也就会接连不断地产生。《审分防》

译臣之所以尊敬君主，不是出于畏惧。君主制定法令，使臣下必定尊敬上级而不敢轻忽，并不是为了骄奢享乐、便利自己。君主尊贵，法令就尊严；法令尊严，命令就受到尊重；命令受尊重，朝廷就尊严；朝廷尊严，谁敢不服从？君主尊贵，大臣就尊贵；大臣尊贵，朝廷就尊严；朝廷尊严，进用的人足以感到荣耀，退斥的人足以感到羞辱。进退足以造成荣辱，赏罚就能实行。赏罚实行，仁义之民，我就能治理；有技艺而敏捷的人，我就能考验任用；强暴而不顺从的人，我就能抑制。这样，天下无不奔走震动，唯独听从君上的命令。君主尊贵，国家的形势就强大；形势强大，夷狄不敢欺侮，奸邪盗贼不敢窥伺。外部不受夷狄欺侮，内部不被奸宄窥伺；近处没有突然惊变的缝隙，远处没有百年以后被夷灭的趋势。这样天下还有什么值得忧虑而不服从呢？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虽然渴望听到天下的事情，渴望看到天下治理得好，和煦亲切地每天接见臣民，亲自询问他们；然而至尊、至重、至深、至固的体制，却不让小人动摇。古代忠臣，虽然以正直的节操纠正自己，夺去君主的过错，用力抗争，至死进谏，小则触犯君主脸色，大则肝脑涂地也不顾惜；然而尊奉君主的礼节，从未敢有片刻废弃。所以踢路马的草料会被诛罚，并不是说草料珍贵；数说路马也会被诛罚，并不是说马不可以数说。这些都是为了尊重尊贵者。古代的法律禁令，排列在各篇法令之上，触犯条文的，轻则流徙，重则诛杀。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尊重君主，也是为了堵塞不顺从的根源，维护社稷、安定天下。所以君主的仪容威严，宫殿台阶森严，宫门涂饰金朱，即使有小贩也不敢指点。君王头戴饰有珠玉的冕，衣上绘有日月，炉烟升起于辇道，在群臣朝见时，钟声严肃，羽仪盛大，旄头前导，清道警跸，车马仪仗全都齐备，然后前往郊庙；即使有亲近宠幸之人，也不敢戏弄。不是合乎礼制的不吃，不合乎礼制的不穿，不合乎礼制的不行动，不合乎法令的不说。这样不是为了徒然制定法令，而是为了养成尊贵安定的形态，杜绝侵犯轻慢的萌芽。臣下的礼节，是由传令官传呼，快步上前，头几乎触地，俯伏进言。不是仁义之说，不敢贸然让君主听闻；不是忠信之情，不敢自行陈列。应当废黜就废黜，应当处死就处死；享用君主的食物，踏着君主的土地，承受君主所划定的天下名分，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正是君臣的大节。仁慈的君主之子，抚育万民已经四十年了，他从未因勤政而超过时限才上朝。每天接近正午，朝会结束，也从未在外表显出懈怠的神色。君主依礼接纳臣下，又依义理使他们退下。上位者不苛刻责求下属，而以礼义使他们进退，这种恩德如同父亲爱护、上天覆盖，没有不同。臣子应当怎样自处呢？然而内外臣僚，有的并不明白上下的分际，傲慢抗拒而处之自若；行动必定诋毁时政，言语必定非议君上，轻易表现出桀骜之态，却一点也不知道畏惧。听到政令有错误，彼此相视而笑，阴险妄诞、诡诈投机，在朝列中喧哗议论，以此惑乱众人听闻，伤害执掌大权的大臣。他们的罪过比当年颜异更重，比杨恽所犯的事多出百倍，却没有受到杀戮羞辱。朝廷所以不尊严，就是这个原因。调任升迁稍稍不合资格，或稍稍不合平素期望，就喧嚣争辩不止，推延退避而不肯前进；公然上慢怠君主的奏章，向君主强求必然答应；自幼便说是这样，却把过错归给朝廷。狂妄揭发、丑恶诋毁，有时惊动流传的舆论，却没有一丝震惧忧伤之意。有见识、知礼的士人，对他们凌辱冒犯的行为愤怒得头发竖起、帽子都要顶起；而君上却不追问，这就是朝廷所以不尊严的原因。越过界限、侵犯职分，争相把自己说成豪杰奇才，说不该说的话，以求博取天下的赞誉，邀取厚重的福禄；臣下议论君上，把小事说成大事，把大事列成是非，纷乱不堪。然而执法官不加审问，公府不加查核，这就是朝廷所以不尊严的原因。汉代华阴令承嘉上密封奏章，说朱云可以试任御史大夫；少傅匡衡认为，这是臣下轻视君上，以卑贱之人图谋执掌大臣权柄，会使国家动摇、百姓不得安宁。承嘉于是因此获罪。唐文皇时，卢姓宰相尚且因为坚决辞让父亲担任州都督，而在朝堂被斩首。所以，凌犯君主，是古人所忌讳的，也是臣子应当共同憎恨的。荀况说：‘三尺高的堤岸，空车不能登上高处，是因为它轻；百仞高的山，负重的车却能登上去，为什么？因为它重。’贾谊说：‘君主尊贵如堂，群臣如台阶，百姓如地面。远离地面，堂就高；接近地面，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侵犯。如今这种形势已经低陷松弛了，这种趋势不能不加以纠正。’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要明确君臣的分际，责罚那些尤其傲慢的人，使群臣增加忠诚、宽厚和勤勉，无不洗去旧日的情态，严肃对待君上的命令，朝廷就尊严了。《慎柄防》有君王应做的事，有大臣应做的事，有将帅应做的事，有主管官吏应做的事，也有宠臣应做的事。选任忠臣贤者担任将相，把天下安危责成他们负责，可以任用就任用，可以罢黜就罢黜，以极其公正的原则决断而毫不犹疑，这是君王的事。坐在朝廷，辅佐君主，进退百官，是大臣的事。率领士卒，出入生死，是将帅的事。审察实情而决定轻重，不敢附会私情，是主管官吏的事。替人系袜、折断树枝、试药、撤去膳食、传出传入诏令教令、清扫宫中、开闭门户，是宠臣的事。贵贱大小，各自守住自己的职责，天下就能治理。不能让宠臣担任大臣、将相。主管官吏的事务，就像下衣不能当上衣，鞋不能当帽子，锥子不能当【疑文：防】一样；也像【疑文：防】不能承载方斛的器物，狗不能驾驭国君的马车。天下最大的三项权柄是：官职赏赐、军队、刑罚。君王得失、国家治乱所系，安危所由，天下祸福所关，都在这里。所以君王应当慎重对待，必定交给将相和主管官吏，而不能拿来偏私自己的左右。所谓宠臣，不过是言语甘美、脸色和顺、顺从君主意旨、办事善于听使唤的人。

译把宠爱推到极点，再多给他们财物，也就够了。多给他们财物而不让他们涉及政务，天下就没有纷纷的议论，小人可以终身安稳，而君王也没有失去成为明君的资格。后世君主却不是这样，被身边的亲近之人迷惑，猜忌远处的贤者，心里认为天下人全都不值得信任，没有谁比宠臣更忠诚。内外重大事务，凡是可能成为国家忧患的，必定让宠臣监督，然后才认为安心。他们的心思侵夺将相和主管官吏的职权，把政事交给宠臣。官职赏赐、军队、刑罚，无不落入小人手中，破坏至公之法，激起四海的愤怒。奸盗和不顺从者就以此为借口，终于导致天下大乱。那些宠臣在君主身边逡巡闪烁，所得不过是金钱，足以满足口腹耳目的欲望，也就够了。他们又自知自己可恶，常常害怕天下人嫉恨自己而将其诛除，因此早晚盘算保全自身、使地位深固的办法，暗中窃取当时的权柄来保护自己。有的专掌官职赏赐，有的掌管军队，有的干预刑狱。取得官职赏赐的权柄，就把自己的党羽推入朝廷作为援助；取得军权，就震慑胁迫君主之心，以威势控制天下；取得刑罚权，就压制忠直之气，堵住进言者的嘴。自古以来的危亡，没有不从这里开始的。君王究竟为什么要取用宠臣呢？汉朝衰败时，有王甫、侯览、伍璜、张让一类人。唐朝衰败时，有李辅国、程元振、王守澄；鱼朝恩、刘季述、田令孜一类人盘踞在朝廷中，私自掌握重大权柄，公卿将相大多出自他们的门下。他们想提拔谁，只需吹嘘几句，甚至咳唾之间，就能立即使其成为显贵要职；他们弃置大臣，就像下棋一样。又有北军校尉、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各道监军，军权全都掌握在宠臣手中，天子有时还由他们废立。又有黄门北寺狱、掖庭诏狱、神策北军狱，忠臣贤者只要不依附他们，即使是将相，也会被重刑；有的留在宫禁之内，由宦官之类在内廷将其治成罪案。这就是汉、唐灭亡的原因。我曾说汉文帝不但有治理天下的道术，也善于宠待小人。邓通受到极度宠爱，文帝想使他富有，就赐给他铜山，让他擅自铸钱。等到邓通在朝廷上戏弄群臣，申屠嘉想依法处置，却不敢行动，只好赶紧赦免他；等到估计邓通已经困窘受辱之后，才向申屠嘉道歉并召回邓通。因此宠臣在身边，而臣下百姓也没有不指指点点、愤怒怨恨的。即使有宠臣，也算是文帝做得可以了。假如都像文帝这样，哪里只是一个宠臣，即使有十几个，也仍然足以治理天下。后世的君主宠爱小人，却把将相和主管官吏的权柄交给他们，不采用文帝宠爱他们的办法，难道不是错误吗？当明王在上，聚集任用天下正直之人时，小人虽然很多，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屏息收手，听从朝廷的作为。然而他们长期压抑旧日的状态，必然有愤懑不平之气；他们将窥伺君主迷惑的时机，等待贤者出现空隙，然后发泄怒气，大有作为。这实在是祸乱灭亡的征兆，不能不预先考虑。过去在用兵的地方、黄河防务的要害处，以及重大的诏狱案件，往往让宦官亲自审讯；进退大臣，又有时探问那些诋毁和赞誉的诡说，这些都是令人战栗警惕的事。明主如果确实能够守住官职赏赐、军队、刑罚的权柄，不被宠臣盗取；而宠臣有功，即使倾尽内府财物来宠赏他，也不足以危害社稷、成为天下的大害。对此难道可以不慎重吗？《解蔽防》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立身于君主的朝廷之中，情势就像水火相争、寒暑交战。可是小人的党羽十有七八常常取胜，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君主喜欢安逸而厌恶劳苦，贪恋眼前而忘记长远。奸邪的声音、艳丽的容色、珍奇的玩物、异样的滋味、宫室苑囿、犬马射猎的快乐，进入耳中，夺取视线，使鼻口愉悦，使心腹舒畅，使身体安适；这些都是君主早晚所安享的东西，而且最为亲近，本来就是乐于享受的。小人便揣摩君主的心意说：“我们的君主德行超过尧、舜，基业稳固如泰山，这些事情不足以造成祸害。”他们的言论一开头还在讲道理，后来却流入邪恶，好像决堤的江河向下灌入万仞深渊，所以小人的说法容易实行，他们的党羽也多能取胜。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想让君主屈己而奉行仁义，节制情欲而顺从天下百姓；宴饮安逸的享乐，是君主所喜欢的，他们却总要争辩说：“这种事不可过度，过度了必然亡国。”忧劳勤勉、恭敬节俭，天未亮就上朝，太阳偏西才吃饭，半夜才睡觉，是君主所厌恶的，他们却总要强劝说：“这些事不可不做，如果不能这样，必然亡国。”这些事情最为劳苦，而危亡祸乱的迹象此时还隐藏在茫昧幽微之中，距离遥远，不容易看见，所以君子的主张难以实行，多不被君主采纳，常常被小人战胜。只有极其明察、极其果断的君主，卓然自立而不受迷惑，才能摒弃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而为天下忧虑，杜绝一时的欲望而为后世谋善，不让小人胜过君子。其余的君主无不沉溺熏染，任欲望滋长，直到事情酿成、横流溃裂，祸患殃及海内，然后把一切归于天命说：“不是我的过错，这是阳九百六的定数造成的。”这难道不值得悲哀吗？中等资质以上的君主，没有谁不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厌恶危亡，也知道君子可以任用来治理国家；然而任用小人以至于乱亡的君主，前后相接。幸而任用了君子，又不能始终亲近信任，使他成就功业；不幸任用了小人，有时心里明知他不对，却不能果断除掉，渐渐沉溺留恋，直到天下乱亡才罢休。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常认为君主的蒙蔽有两种：一是昏暗不明，二是欲望太多。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是昏暗不明；不忍心除去佞臣，害怕失去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肯任用正直的人，害怕妨碍自己的欲望，这是欲望太多。唐德宗说：“天下人都说卢杞奸邪，我难道不知道吗？”这就是昏暗不明。唐明皇任用韩休为宰相，宫中的淫乐稍微超过节度，就一定询问身边的人韩休是否知道，话还没有说完，韩休就已经进谏劝止。

译明皇常常到了曾经拿起镜子也不高兴的地步。有人说：“自从韩休任相以来，陛下没有一天欢乐，为什么还要这样忧愁呢？”明皇说：“我的脸虽然消瘦了，天下百姓一定会肥壮。”然而最终还是罢免韩休，任用杨国忠、李林甫。这就是欲望太多。昏暗不明的蒙蔽，危害较小；欲望太多的蒙蔽，危害很大。昏暗不明的蒙蔽，是天资不足，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所以说危害小；欲望太多的蒙蔽，是知道善却不去做，所以说危害大。因为昏暗不明而任用小人，天下人怨恨他，怨恨先在小人身上而波及君主；因为欲望太多而任用小人，天下人怨恨他，怨恨先在君主身上而波及小人。蒙蔽虽不同，造成祸乱有先有后，但使天下混乱却是一样的。君主少有欲望而且明察，君子就能胜过小人，天下自然可以治理。辨别奸邪，防范奸臣 奸臣之所以难以辨明，是因为他们善于隐藏而不露形迹；忠臣之所以常常不得志，是因为他们性情刚直，直指问题，不顾是否会陷入可疑之地。因此，奸臣即使有才，也必然会运用才能；才能越多，造成的祸患越大。忠臣即使有过失，也必然有所不足，但从未忘记忠诚。所以了解臣下最难，驾驭臣下其次。要使君主了解臣下，没有比指出奸臣的形态给君主看更好的办法。朝廷之上仔细考察、核验功绩，就像举起冰鉴来等待后来的人，能够隐藏自己的奸臣就很少了。奸臣的形态，君主不可不察。有小奸，有大奸。才能足以遮掩自己的过错，言辞足以掩饰自己的罪行，容貌足以维持体面，气势足以自我防守，蒙蔽上下的听闻，苟且窃取俸禄和声誉；君主不能发怒，众人不能说话，最终实际利益归于自己而祸害归于众人，这就是大奸。才能不足以遮掩自己，言辞不足以掩饰自己，容貌不足以维持体面，气势不足以自我防守，只是和善柔顺、谄媚逢迎，苟且求容、勉强附和而已，这就是小奸。奸臣有大小，君主不可不察。奸臣必然内里圆滑而外表方正，名义上正确而实际不然，开始顺从而最终违背，表面极其诚恳而实质却与正道相反。因此，有人把果断狠辣说成公正，把拘谨缠绕说成明察，把险诈强悍说成勇敢，把强横攻讦说成通达，把巧诈诡谲说成智慧，把骄傲嫉妒说成介守，把迂腐懦弱说成仁厚，把压抑、隐忍说成高尚，不说本来应该说的话却说成敦厚，不做本来应该做的事却说成谨慎，以小小的信用说成忠诚；这些都是奸臣逐渐积成的表现，君主不可不察。奸臣和忠臣本来就不相同。然而奸邪之人所排斥防范的对象，有时表面上装作相互亲近，内心实际上却仇视他；他们所援引提拔的人，有时表面上显得意见不合，暗中却替他周旋。君主想贬退贤人，他们就用可以排斥贤人的说法来诬陷；君主想提拔自己所知的人，他们就用可以任用的名目来引导。其言辞深奥隐微，事情隐晦难察，使君主随从他们的意愿来决定祸福，却不知道醒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唐高宗想立武昭仪，褚遂良守护先帝遗命而争辩；高宗想阻止李勣，李勣知道武后必将在天下得志，便说：“这是皇家的家事，何必询问外人？”唐明皇想任牛仙客为宰相，张九龄竭力进谏，李林甫说：“天子任用人，为什么不可以？”由于这两个奸臣的邪说，唐朝从内部开始败坏。这种辨别邪正的道理，君主不可不察。奸臣开始进用时，大多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商鞅凭借宠臣进用于秦，段颎凭借宦官进用于汉，宇文融、皇甫镈凭借聚敛钱财，王璵凭借妖妄之术，宗楚客凭借宫妾，郑注凭借医药方术，王叔文凭借下棋而进用于唐；通过不正当途径进身的人，后来没有不成为奸臣的。臣下凭什么途径进身，君主不可不察。天象的变异，是周成王受到感悟的原因，也是《狼防之诗》中的周大夫启发周公的原因。然而许氏、史氏、恭显却借天变来铲除周堪、张猛、武三思，制造摄提星出现的应验来进用甘延寿，采纳李逢吉、张权舆关于非衣的歌谣来倾陷裴度。这些都是奸臣的伪诈，君主不可不察。因此，君主善于察看奸臣的形迹，即使奸臣还没有被铲除，也会盘缩畏惧，不敢施展手段。封伦在隋朝是佞臣，在唐朝却表现得正直；许敬宗在唐太宗文皇帝时忠诚谨慎，在唐高宗时却谗谄，这就是例子。《诗经》说：“成为鬼，成为蜮，就无法捉摸；他们并不是鬼蜮，他们的内情都可以探知。”君主如果确实留意这些道理，他们怎么能够逃脱呢？《宋文选》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二十三 《唐子西文》《悯俗论》自古以来，各诸侯国风俗的大小，什么时候不曾同它的国势相称呢？齐地背靠大海，有肥沃土地二千里，所以当地风俗开阔通达、宽缓而多智。全晋尚未分裂的时候，在春秋时代是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当地风俗心思深远，具有古代帝王遗留的风气。邹、鲁处在洙水、泗水之间，受到齐、楚逼迫，国家小而土地狭，所以当地风俗也局促拘谨而小心畏惧。如今天下广大，尧、舜和三代的土地，大概还没有这么广大；百姓生活在其中，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身体安处的，已经很壮盛了，可是风俗的规模却不足以相称，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风俗不是一件事，关键以人才为根本。如今士大夫通晓时势变化，了解世事，机警敏捷，已经很有余；至于学习治理之道，通晓大体，气力、才能和器量足以长久支撑、担当重任的人，却难以多得。这难道是没有这样的人吗？是有，只是不为当时所容。如今发表意见的人，大多谈论的都是细枝末节，并非天下治乱安危的根本；士人所说的，也不过是急于把眼前事情办好而已，不能真正有益于宗庙社稷。学问只停留在小事上，便没有宏大的议论；力量狭小，便没有大的功业和名声。如果认为上古也是这样，那么此前的风俗曾经是开阔的。在那个时候，人们只怕自己的气度还不够开阔。地势形势并没有不同，年代和历法也相差不远，却反而更加感到局促，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听说江海中的水，必定有能吞下船只的大鱼；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必定有拥有千金的富家。以四方万里的国家，却没有恢宏远大的风气来充实它，这就像穿着九尺长的衣服，束着十围粗的腰带，抬头阔步，血气却不超过普通人一样，怎么可以呢？建武、永平时期的治理未必优于西京，可是风俗不如西京，正是因为气度小。古书说：“不了解事物的形体，就观察它的影子。” 如今百工制造的东西、商人贩卖的东西、士女穿着的衣服，一天比一天狭窄鄙陋，而当时的人物大多强悍而矮小，这不就是风俗的影子吗？古人教化风俗，能够使坏人变好，使邪恶变正。如今的风俗没有别的毛病，只是担心气度狭小，难道不能使人懂得宏大吗？

译《名治论》古代一个朝代兴起，就有一个朝代的治理特色，所以说：“夏后氏崇尚忠实，商人崇尚质朴，周人崇尚文饰。”圣人的道虽然不能用一个名称完全说尽，但施行于政事，必定有可以指称的名目。不只是帝王如此，一个国家的治理也是这样。所以说：“周公治理鲁国，崇尚年长者而亲近亲族；太公治理齐国，崇尚贤能而尊敬尊贵者。”从此以后，汉、唐的臣子和议论政事的士人，也都说应当以道德胜过、宽厚和平为根本。如今周、宋实行政治已经很久了，它所崇尚的是什么呢？通晓经术、知道古代义理的士人，并不是不多；日夜讲求治理之道、以此周游于世的，也并不是不熟练。他们引用称说，动不动就以宗周为话题；但问到当代治理的体制，却茫然不知该怎样给它命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本朝的治理，所以才羡慕古代。我实在不自量力，也曾经妄自议论过。鞋子不必完全相同，关键是合脚；治理不必完全相同，关键是合乎时势。所以成周的治理，依靠任用人；本朝的治理，依靠法律。依靠任人的时代，并不是不用法律，而是以人为根本，再用法律辅助；依靠法律的时代，并不是不用人，而是以法律为根本，再由人来执行。自古以来法律没有十全十美的，这也并不意味着全都不对。可是人的忠诚与奸邪、聪明与愚钝、贤能与不肖，差别却极其悬殊。因此，依靠法律的时代，没有特别大的好处，也没有特别大的坏处；依靠任人的时代，不是大治，就是大乱。周代的公卿，不过出自几个家族，周、召、毛、原等家族执掌政事，竟延续数百年而不绝。如今的大臣，交替出入朝廷，任期长的十多年就到头了，短的只有一年。虽然没有世代辅弼相承的好处，却也没有妨碍贤人、专横恣意的坏处。周代的诸侯既然被赐予土地和城邑，刑罚、赏赐、生杀的大权，全都交给他们；如今郡县的权力，不过是鞭打、杖责而已，再往上遇到事情，就彼此顾望而讨论法律。虽然没有藩屏天下、凭借地势的好处，却也没有战争侵夺的祸害。周代任用官员，必定考察评论人物，叫作衡量才能、估量德行；如今不是这样，而是以资历决定高下，以登记名册决定先后，张榜于道路，符合法令的人便得到职位。虽然没有为官职选择人才的好处，却也没有因个人好恶而徇私的祸害。周代选取士人，让他们彼此推举选择，叫作乡举里选；如今又不同于此。大概自国初以来，选士之法三次改变，但总的说来不离文字考试、糊名、誊写试卷、暗中评阅而取其名次。虽然没有发挥特长、入仕治世的好处，却也没有因毁誉和朋党而产生的祸害。大体情形就是这样。所以周代最为兴盛的时候，刑罚被搁置而不用，达四十多年，典章制度和文化礼乐的盛况，确实有超过其他时代的地方；但到了末期发生祸败，也足以和它的盛况相称。国家受命以来一百五六十年间，海内长期安宁如同一日，这是任人和任法共同产生的效果。从前李勣没有大胜，也没有大败；薛万彻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然而近世评论将领时，从来没有不把李靖、李勣、英国公、卫国公列在前面的。这样看来，今天取得的成果超过成周，是很明显的。可是士人却感到不足，争相劝说君主追求成王、康王时代的隆盛，却不知道本朝规划安排、成就天下形势的办法，本来已经是这样了。不仅不了解本朝，也同样不了解成周。为什么呢？人有感情，法律却没有感情；感情所在之处，便会产生恩怨；法律没有感情，只是冷漠无心而已。如今想要达到成王、康王那样的盛治，便一定要撇开法律条文，一切依靠任人。用天下最大的利益，却到绳墨规矩之内去寻求，这就像凭借李勣的持重节制，却想求得薛万彻那样的奇功，终究不可指望。但与其冒薛万彻那样的险，哪里比得上李勣的持重足以担当呢？《辨同论》道达到圣人，已经到了极致，难道还容许有不同吗？可是禹的安排是这样，汤的安排是那样，文王、武王、周公的安排又是这样。假使这几个人并肩侍奉君主、携手共同执政，那么讨论政事时，我想他们一定会有相同和不同之处，难道能够完全一致吗？还可以解释说：时代不同。至于诸子论性，难道又同时代有关吗？孟子的说法是这样，荀子、扬子的说法是那样，韩子的说法又是这样。假使这几个人并肩侍奉君主、携手共同执政，那么讨论政事时，我想他们一定会有相同和不同之处，难道能够完全一致吗？这也可以解释说：老师和朋友不同。至于子夏、子游、曾子、子张这些人，又将把不同归咎于什么呢？他们都出于周末，不能说是时代不同；都从洙泗之间接受道术，也不能说是老师不同。他们请教求益，往来进退，共同奔走于忧患之中，大概没有一件事不是相同的。这几十年间，也不能说是朋友不同。然而他们议论文、谈学问，却像黑与白相反，方与圆、水与火彼此不相及。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孔子去世后，学者失去了统一，所以才这样；如果孔子还在，学者应当不至于如此。然而我听说孔子到了六十岁，六十次改变自己的认识，开始认为是对的，最终又认为是错的，并说：“言论难道只有一个方面吗？每一种说法都有它适当的地方。”这只是一个人，尚且有所谓从前的言论和今天的言论，何况众人的言论呢？因此，先王知道众人的言论不可能完全一致，便让每个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因为相同或不同而加以惩罚或奖赏。当时出任公卿大夫的人，也各自把自己听到的意见推荐出来，不因为意见相同而高兴，也不因为意见不同而恼怒。为什么呢？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彼此交谈，也有可以同意的，也有不能同意的。占筮者在市中占筮，先引龟来参验，也有一项应验、一项不应验。所以说：“万物不整齐，是万物的本性。”难道可以因此治罪吗？如今研究申不害、商鞅之学的人却不是这样，认为同心同德，是周人兴盛的原因；离心离德，是商人衰亡的原因。刑罚、赏赐、生杀足以整齐天下，却不能堵住异议的口，便认为这不能用来统一道德、同一风俗。回想古人所说的同心同德，果真是这个意思吗？我不忍听到这种说法。周公当时，朝廷上的士人并不少；而东征的议论，《尚书》称“十夫予翼”，可见赞同者少而不赞同者多。难道他们都是小人吗？难道都应当诛杀吗？凭周公的权势，加上这十个人帮助他，他完全有力量铲除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群臣。天下人都屏住气息，谁敢违抗？然而周公接近人情、通达事理、忠于王室，又把最公正的原则推行于天下，最终不肯这样做。为什么呢？驾驭群臣，正是害怕他们异口同声。奴婢意见相同，家道就危险；臣下意见相同，君主就孤立。君主孤立，天下的祸患就难以说尽了。古人之所以重视和谐而轻视苟同，就是忧虑这一点。

译考察言论 古代的臣子拍掌缓颊，用战争来说服君主，他们的言辞没有不引经据义、慷慨激昂、豪迈刚健而雄奇伟大的，使听者踊跃振奋，奋然听从。等到考察评论他们的内心，有的是为国家谋划，有的是为自身谋算，这是不可不察的。如今战争可以及时消除祸害，不战则把祸患遗留给后世；这边有必胜的形势，那边有必败的道路；思虑深远周密，利害的形势在胸中清楚明白，知道这样做决不会误国然后才去做，这种人是为国计，不是为自身谋划，张华、裴度就是这样。天下已经太平，谋臣老将凭借侯爵身份退居府第，闭门谢客，没有机会施展奇谋，便瞪眼握腕，争相提出用兵的主张，希望借此施展自己的智勇，舒展自己的意气；这种人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计，臧宫、马武就是这样。国家没有战事，贪财逐利的臣子没有可以侥幸获利的机会，于是必定鼓动战争，以求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战争一发动，金钱货物、玉帛女子，有什么求不到的？这种人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计，陈汤、甘延寿就是这样。官位尊崇、俸禄优厚，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却惴惴不安，只怕有一天失势而保不住已有的一切，于是必定提出开拓边疆的主张，以迎合君主的欲望，来长久保持自己的权势；这种人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计。杨国忠就是这样。过去的侯爵和旧将中失去职权的臣子，背负罪责而忧惧，想要以某种办法动摇君主，于是争相议论边疆功业，希望重新得到进用；这种人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计，窦宪就是这样。古代的臣子，叛逆之心已经萌发而功效还没有显露，人心还没有归服，便没有不借助征战的功劳来收取天下人望的；这种人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计，桓温、刘裕就是这样。唉！秦、汉以来，用战争来劝说君主的人多了，有的取胜，有的没有取胜，总的说来，为国计的极少，为自身谋划的却如此之多，这条道路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难道可以不警戒吗？《存旧论》汉代的仪制，大体都是任意制作，不符合古代义理的十有八九，文采和法度也很简略。然而天下人见到它就高兴，见不到它就悲伤。后来又经历王氏之乱，被废弃不用十多年。光武帝进入洛阳，东都百姓才开始看见司隶校尉及其属官，欢喜雀跃，父老中有的甚至流泪说：“没想到今天又能看见汉朝官府的威仪。”从此天下人一致归附光武，彼此共同出力，铲除新室，成就中兴之业，恢复宗庙社稷。此后又延续二百多年；汉朝所以复兴不专在此，但也不能说它毫无帮助。况且汉朝官府的威仪并不像三代那样盛大，叔孙通所制定的制度也没有周公的学问，萧何的智慧见识中又夹杂秦制，并不是圣人的制度。然而遗民看见它，就像盲人重新恢复视力、废弃之物重新站立，又像流浪多年后返回故乡；他们见到父子兄弟，感慨到了极点，以至于叹息流泪。他们得到民心竟到了这种程度，这是什么道理呢？当时如果把三代的车服制度给他们看，我知道百姓不会再哭泣了。为什么呢？汉朝成为汉朝，已经十代了，百姓只知道有刘氏而已。汉朝把天下从战国、秦朝、项羽造成的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安置在安全逸乐之地；一百几十年间，海内没有战事，百姓得以养生送死，得以侍奉父母、抚养子孙，这是汉朝的功劳。三代已经遥远了，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由此看来，古代帝王兴起时，制定历法和服色，各自成为一个王朝的法度，并不羡慕前朝异姓已经陈旧的制度，其用意是很深的。由此看来，国家的旧有事物，应当让百姓经常看见并熟悉它，使他们的耳目习惯于它，内心依恋它；除非迫不得已，不可以轻易改变设置，以至于自行断绝与百姓的联系，这也是十分明白的。假如今天改变一项，明天废除两项，使祖宗遗留下来的恩泽一天比一天消尽，不再显现在眼前，一旦有奸人来动摇它，人心就会动摇，天下就会灭亡。古代的公卿大夫尚且懂得守护家法，几十代不失其衣冠和门第声望；难道他们没有兴衰吗？但国人始终信服，没有人敢于抗拒，把他们称作名门旧族，何况数百年治理天下国家的王朝呢？《祸福论》过去谈论祸福的人，本来常常把它归结为善恶。然而这种说法的效果是可以看见的。起初他们说：行善的人必定得到福，作恶的人必定遭受祸，上天给予报应，就像探囊取物一样确定。于是天下人都惊惧畏缩。然而行善的人果真必定得到福吗？作恶的人果真必定遭受祸吗？这些都还不能确定。言论没有应验，他们便迁就自己的说法说：行善的人不是立即有福，而是时间长了以后才吉利；作恶的人不是立即有祸，而是时间长了以后才凶险。好比捆柴，必须等它烧熟。于是天下人茫然疑惑。如今君子长者的子孙后代并不少，他们果真都吉利吗？专门残害百姓、损害万物而作恶的人，古代也很多，他们果真都凶险吗？这也不能确定。后来又没有应验，他们便再次迁就说法：行善的人通常得到的福比较多，不幸而遭到祸患的或许很少；作恶很大的人，大概会遭祸，侥幸免祸的也时常有。于是天下人哑然失笑。如今所谓通常得到福的人果真多吗？所谓侥幸和不幸的情形果真少吗？这也不能确定。从开始到这里，他们三次改变说法，而言论总是不应验，于是百姓更加离心离德，偏激的议论便产生了，说：“行善的人反而得到祸，作恶的人反而得到福。” 自汉代以来，曾经有过这种说法。然而践行正道的人难道都遭受祸患吗？奸邪谄佞、阴险残暴、不忠不孝的人，难道都得到福报吗？它的效果也已经可以看见了。我认为，祸福出于上天，善恶出于人，二者彼此并不谋合，就像五星各自运行，偶尔相遇。人们看见它们恰好相遇，便把这种情形当作常理，这不能说合乎道理。如今世上有人行善而得到福，有人行善却漠然无所得；作恶也是这样；不行善不作恶的人也是这样，总而言之不可测定。杨子的说法好啊：修养善行的人成为善人，修养恶行的人成为恶人；至于善恶的报应，只有这一点可以得到验证。《易经》说积累善行必有余庆，《诗经》说福要靠自己求取，《尚书》说上天降福给善人、降祸给淫邪者，孟子说祸福是自己求取的。他们并没有错，只是各自有其成立的道理。

译《正友论》庾公之斯因为朋友的缘故，废弃君主的命令，君子不认为这是徇私；叩击车轮而舍弃黄金，射出空箭来搪塞责任，君子不认为这是欺骗。郦况为他的朋友游说，言辞十分甘美，君子不认为这是险恶。他的朋友因此断臂、丧命，使宗族覆灭、祭祀断绝，君子不认为他残忍。懂得这两个道理，然后才可以谈论朋友。当汉代时，吕禄的权势怎样？他的宗族亲党日夜共同思考谋划又怎样？国家、社稷、宗庙的形势又怎样？他的父亲又退后一步考量事情的紧急程度，又怎样？难道还能够舍弃重要的东西来保全轻微的东西吗？所以应当用计谋直截了当地劝止他，本来就是合宜的。至于子濯孺子的事情，难道到了这种程度吗？小小的郑国，本来不是决定卫国存亡的因素；小小的子濯孺子，也不是决定郑国强弱的人。敌人退去而追赶他，这又只是国家事务中的小事；可是对着自己的朋友弯弓相向，在名义上却是最为重要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一钩金和一车羽毛的轻重关系。怎么能把这件事同吕禄相比呢？金没有比它更重的，羽没有比它更轻的，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足以知道这一点。至于轻重之间，又有更细微的轻重差别，那就不是通晓孟子的人不能权衡的了。孟子的书，世上没有真正通晓它的人，所以汉、魏的大臣，如苏章、子禁之类，都把自己已经办完的事情拿来亲自诛杀朋友，还毅然自称忠于朝廷，世人也不知道这是天下最为严重的恶行。从此以后，第一次变化是互相作证，第二次变化是互相告发，第三次变化就到了互相诬蔑，难道不是越来越迷惑吗？唉！关于名教的道理，圣贤已经谈尽了，忧虑只在人们没有深入考察罢了。君主命令自己诛杀朋友，应当怎么办？回答说：要审察此事，祸患重大就诛杀他；其余可以挽救的便挽救，可以赎免的便赎免；无罪的人为他辨明；实在不能改变，就向君主辞谢。总之，不可以拿起武器去执行诛杀。朋友做了不善之事，应当怎么办？回答说：要审察此事，祸患重大便诛杀他；次一等的严厉责备并竭力制止；他不听从，就离开他。事情较小的，就忠实劝告；不听从便作罢，但最终不可抛弃他。上面使君主行善，下面使朋友行善，使君臣、朋友之间都没有遗憾，难道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吗？不幸到了这种地步，古人处理它也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议论者不加考察，把君臣之义说成公义，把朋友之义说成私情，这是多么不加思考啊！孔子说：“用孝道侍奉君主，就是忠。” 曾子说：“朋友之间没有信用，就不是孝。”这是相互产生、相互成就的道理，怎么能说是私情呢？父子兄弟出于天性，君臣、夫妇、朋友出于人为；父子、兄弟、夫妇以恩情为主，君臣、朋友以义理为主。在五种教化关系中，最接近君臣关系的，只有朋友关系。因此要了解臣子的忠诚，必定要从他对待朋友的情况来观察。难道有残害朋友的人，却能够忠于所侍奉的君主吗？这是事理上绝不可能的。用公心来处理，哪里会不是公义呢？如果说是私情，那么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也都是私情，难道只有朋友关系才是私情吗？唉！教化的来源有三种，而世人缺少其中一种，即老师；教化所凭借的关系有五种，却又压抑其中一种，即朋友。《上席侍郎书》知府侍郎阁下：我唐庚在学校任职已经三年了，在同辈中年纪最为长大，文辞气度和学问见识最为浅陋，教养训导的方法最为疏拙；所以至今没有立即被斥退，正是依靠主人看重我。如今阁下还朝，早晚将被擢升任用为执政、宰相、公、师，这实在是门下后辈愿意听到的事情。然而像我这样孤单微小的官员，突然失去依靠，心中不能没有介怀，日夜思考，却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万分之一。书生出身的人没有别的技能，因此把自己从古人那里得到的见识献给您，请阁下裁择。我起初读书时，还没有熟悉世事，认为古代圣贤一概都必须建立功名。后来涉历世事越深，经历的事情越多，考察评论前代经史越发看清首尾，才知道古人的本心本来不是这样。船遇到险滩便有功，蜡烛遇到黑夜便有功，药遇到疾病便有功，桔槔遇到旱灾便有功，戈、弩、剑、盾、临车、冲车、兜鍪遇到战斗便有功，草木用来遮蔽堵塞也有功，百姓没有粮食可吃而后稷便有功，天理人伦颠倒失序而契便有功，夷、蛮、盗贼破坏法纪、扰乱治理而皋陶便有功。从这些以下的例子，不可胜数，但都是因时势需要而建立功劳，并不是圣贤的本意。伊陟、臣扈、巫咸辅佐太戊，没有别的奇特功劳，只是使上帝降临、使王室得到治理，便算作功劳。巫贤、甘盘、傅说辅佐祖乙、武丁，没有听说有什么功劳，只是保全并治理有商，便算作功劳。君陈辅佐成王，毕公辅佐康王，不自行树立功劳，而以遵循周公的事业为功劳。后世只知道有功才算功劳，却不知道无功也是功劳，离道已经很远了。说圣贤有意追求功名，这正是对圣贤的理解更加浅薄。天下太平已经很久，纲纪、文章以及细节制度全都完备，没有丝毫未完成或不便利之处，一部《周礼》的制度几乎都实行遍了，只不过换成了一个姬姓王朝。我私下认为，今天的形势正应当持守遵循法度，不适宜再增加制度、扩大设置。有人在官署中高声歌唱，不必过问；喝醉吐在草席上，不必驱逐。客人来想要提出什么建议，就用醇酒招待，不必听取。选拔士人，只选取通晓大体、知道古代义理的人来任用；即使不建立功业，功业也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我唐庚从古人那里得到的认识就是这些，不知道是否恰当？阁下如果认为正确，回朝见到何丞相，也请把这番话告诉他。

译《愚斋记》元符三年，洛阳苏公任南阳通守，在官署事务厅旁边建造书室，命名为“愚斋”，并嘱托我为它作记。我对苏公说：“愚有不同等级，您将处在哪一种呢？有颜子的愚，有高柴的愚，有甯武子的愚。杨子认为晁错愚蠢，柳子厚也自认为愚蠢。颜子的愚，是老子所说的盛德；高柴的愚，是《中庸》所说的有所不及；甯武子的愚，是诗人所说的也不过如此；晁错的愚，是《论语》所说的直。至于柳子厚的愚，事迹载在典籍中，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他的文章学问，是百代所共同尊崇的。自唐代以来，谈论当代大儒，必定称说韩愈、柳宗元；而他自认为愚蠢，可以吗？可是正元年间的党人，妇女儿童都知道他们必定失败，只有柳子厚独自没有醒悟，说他不愚蠢可以吗？这几个人，他们的愚本来有不同等级，您将处在哪一种呢？若说是高柴的愚，就是才能达不到道；若说是甯武子的愚，就是生逢其时而未能遇合；若说是晁错的愚，就是不会发生吴、楚之乱；若说是柳子厚的愚，就是不会有王伾、王叔文的事情。我唐庚将处于哪一种呢？如果您认为公是颜子的愚，那么公难道是有意这样做的吗？” 苏公一生爱好读书，手不释卷，已经在心中有所自得，又把多余的心得推及来教导几个儿子，他们都能够有所成就。他的大儿子大寿，更以文章学问闻名于当时，而苏公仍然以愚自处，这难道才是真正有意于老子所谓的盛德吗？古书说：“仰慕颜子的人，也属于颜子的同类。” 苏公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请把这句话作为记文。某年某月某日，唐庚记。《易庵记》有人问陶隐居：“我想注释《周易》和《本草》，哪一部应当先注？”陶隐居说：“《周易》应当先注。”客人问：“为什么呢？”陶隐居说：“注释《周易》错了，还不至于杀人；注释《本草》错了，却可能使有些人不得善终。”世人认为陶隐居的话说得正确，这同我的说法大不相同。大概六经是达到治理的根本。汉代遇到裁决疑难案件、决定国家大事，全部引用经术，这难道是小事而可以轻率议论吗？《本草》用来辨别万物，《六经》用来辨别道。道，是万物得以产生的根本；万物，是人凭借它来生活的东西。误解一件事，还不至于波及其余；道术一旦错误，就会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前代儒臣引用经义而误国，祸患达到尸横百万、血流千里的地步。《本草》的错误，难道会达到这种程度吗？注释《本草》错了，祸患来得快而且小；注释六经错了，祸患来得慢而且大。陶隐居注释过《本草》，所以知道《本草》难注，却从未注释经书，因此不知道经书尤其难注，不能这样轻率对待。世人说不服药才算高明的医生，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我运用《易经》不够审慎，陷入危难，几乎丧命；如今幸而闲居废置，正好靠着床熟读并深入思考它。我重新抄写这两部书，一部用来警戒自己，一部用来寄给两个儿子。《卓锡泉记》人的精神，又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呢？挥动兵戈可以使太阳退却，奋力搏击手臂可以使霜雪坠落，悲伤哭泣可以使城墙倾颓，长声叹息可以使坚石裂开，何况得道之人呢？各种妄念既已消除，内外都空寂，除了唯一的真实之外，再没有别的事物，那么他的精神运转，又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呢？我游历罗浮山，到了宝积寺，饮泉水觉得甘甜。寺僧说：“这就是卓锡泉。从前梁代景泰禅师最初居住在这座山上，他的弟子以没有水为难他，禅师笑着不回答。不久庵舍建成，禅师把锡杖卓立在地上，泉水涌出数尺，从此便有了水井，寺中直到今天还依靠它。”懂得水泉的人认为它在峤南地区首屈一指，但自梁代以来，还没有人记载这件事。禅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实在无法知道；然而我听说世间万物，都是心的想象所产生的。古代学习道的人，没有不通过定和慧而有所成就的。定能使精神深沉完足，慧能使精神流通无碍。凭借深沉完足而又流通无碍的精神，使心中所想的事物成为现实，就像父亲使唤儿子、君主使唤臣下，有必定能够实现的力量。他在这方面，只是还没有多次施展而已。有人说：“前代的人，如李广利、耿恭之类，都是追求功名、进取仕途的人，以成败得失为心；他们的精神力量并不超过常人，却能发出怒吼叱喝，使飞泉为之涌出，与禅师没有不同，这是什么道理呢？” 他说：“这两个人，都是一时的显贵大臣，左氏所说的‘使用事物精微而广博，达到神明境界’，正是说他们。当他们身处极远之地，在九死一生之际受到感奋激发时，用心极其专一，没有进退两种考虑，只是出于一片至诚，而平素没有固定的机心，所以取得成功十分艰难辛劳，不像老师只需颐指目使，既能防备又很安逸。”唉！事情不能成立的原因，我知道了。志意耗损在思虑上，聪明流失在视听上，那么精神所感通的力量，不能施用于父子兄弟之间，又何况其他事物呢？如果能够保全自己的精神，那么即使是坚硬的山石、柔软的水泉，在从容谈笑之间，坚硬的也可以使它裂开，柔软的也可以使它激荡跳跃，难道唯独不能感化人吗？因此我知道，天下的善事没有不能建立的。年月日记 颜鲁公祠堂记 上元年间，颜鲁公任蓬州长史，经过新政，写了四百多字的《离堆记》，书写后刻在石壁上。上面的字直径三寸，虽然经过崩坏剥蚀，字的典范法度仍然完整存在，使人看了便肃然起敬。元符三年，我的朋友强叔来任此县县令，才开始在它旁边为颜公修建祠堂，并请求我写文章作记。我认为，仁德胜过不仁已经很久了；但有时仁德不能取胜，反而被不仁所陷害，这是命运。史臣评论颜公晚年困顿不顺，被奸臣排挤，最终死在叛贼手中，这未必就是事实。公孙丞相以仲舒为胶西相，梁冀以张纲为广陵太守，李逢吉让韩愈出使镇州，而卢杞让颜公出使希烈，他们的用心正相类似。然而对那几个人，最终都没有造成伤害，唯独颜公没有逃脱虎口，由此看来，士人的成败存亡，难道不是有命运决定的吗？而小人得意洋洋，自以为计谋得逞，难道不是荒谬吗？况且我听说，古代崇尚交友的人，认为仅仅以天下的善士为友还不够，又进一步评论古人，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想见到他们本人却不能如愿，于是还想在江边招来屈子，在九原起用士防。他们心中所向往的，是超越数千百年而仰慕古人，何况颜公呢？颜公的功名事业，世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的文章才华，也无人能够企及。因此根据他的心志，描画他的遗迹所在来为他建祠，这正是古人崇尚交友的意思。我曾经和强叔登上离堆，探访石堂，观看颜公留下的遗迹，体会他一生的事迹，那么颜公的精神风采，或许还可以由此想见吧。

译李氏山园记 伯阳甫续写《史记》后三百年的历史；老聃字伯阳，任柱下史，后世于是把伯阳甫当作伯甫，这样就把两个人说成了一个人。范武子就是晋国的士防，可是《古今人表》把士防列在中上，把武子列在上中，这样又把一个人说成了两个人。难道只有人物会这样吗？龙眼另一个名称是益智，但益智并不是龙眼。龙眼产于海南的山谷之间，味道甘甜；益智产于西域，味道辛辣。可是《广雅》说：“益智，就是龙眼。”这样便把两种东西说成了一种。枇杷和卢橘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可是《上林赋》说：“卢橘夏季成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椁、奈、厚朴。”这样又把一种东西说成了两种。父祖的事情，子孙有可能来不及知道；州里所产的物品，当地老人也未必全都见过，何况叙述千年以前、数千万里以外的事情呢？怎么可能没有错误？我被贬到惠州后，寄居在城南李氏的山南园。园子高低错落，占地数十亩，草木花果无所不有，其中龙眼、卢橘尤其茂盛。我的兄弟、外甥、舅父每天都往来于园中，在树下逍遥游玩，同时笑谈旧说的荒谬。我曾经把这件事同伯阳甫的错误相比，因此为此叹息。于是把这件事写下来，使后世知道有这样一座园子，也知道我曾经在这里游玩，还知道著述不能不谨慎。那些学习诸子百家学说的人，也可以知道其中有正确和错误，从而慎重选择所应当取法的内容。宋文选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宋文选卷二十四 张文潜文 论法上 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担心法令不能建立，而担心不能制定出适当的法令；不担心法令不够多，而担心法令过于缜密，无法全部执行。既然如此，天下的治乱难道不取决于法令的存亡吗？还要推究根本，才能知道其中的极致。法令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天下本来无事，而是事情发生后无法治理，于是才制定法令来处理。事情一天比一天多，法令也一天比一天周密；事情一天比一天新，政令也一天比一天精巧。法令和事务一同增加、彼此牵制，就会使人应接不暇。因此，法令不能胜任事务，天下的混乱便纷纷发生。所以治理天下，并不是崇尚法令本身，而是看重天下无事；也不是认为法令完备还可以削减，而是忧虑事变会不断发生。从前三代的治理，不如尧舜；商周的治理，又不如夏后。孔子说：“后世如果有能成就事业的人，也赶不上虞帝。”又说：“虞夏的治道，百姓很少怨恨；商周的治道，弊病多得无法承受。”舜的礼制同夏后相比，是简略的；商周的礼制同夏后相比，却更完备。四代治理的好坏，难道是礼制不完备造成的吗？是制度日益增多，而淳厚精粹的风气日益衰败了。天下的形势，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有些世人不怕寒暑，不服用药物，不节制口腹饮食，任意追求身体的舒适。这样的人，问他的年龄，必定正当壮年。另有些人深居幽处，爱护调养极其周到，各种药物和毒烈之物一齐服用，灸、艾、针、砭遍及全身而没有遗漏。问他的年龄，必定已经老了。虞夏的治道，像壮年人的身体；即使没有医治，也还可以有所作为，不足之处也可以补救。壮年人的疾病容易治疗，因为他的根本尚未亏损，还可以有所作为。商周的治道，像老年人的身体；没有治理过的地方很难再治理，因为以前曾经治理却没有效果；不足之处也很难补救，因为过去虽曾补救却仍未满足。它的疾病刚刚发生，我们的医治办法已经用尽；它的变化还没有停止，我们应对的方法已经穷尽。这样下去，死亡就会接踵而来。唉，天下不愿意依靠法令来解决问题，竟到了这种地步；世上的君子面对事务、应对变化，却反而一味嫌法令不够，难道不可悲吗？法度的弊病，起因于德行不足，却想用法令制服百姓；结果又诱发百姓的邪心，使怨恨增多。夏代继承舜的时代，难道不知道舜的治道无法赶上吗？商周继承夏代，难道不知道它的弊病将难以承受吗？然而他们明明看见弊病，却仍不停地继续下去，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世事日益复杂，而德行有所不足吗？德行不足以使百姓恢复本性，却眼看着混乱发生而不加禁止，于是便要用智巧去加强控制。所以说：法令起源于德行不足，却想用它制服百姓。上面用智巧胜过下面，下面也会用智巧胜过上面。不给马套络头，就会有毁坏马衔、偷窃缰绳的马，终身不知道什么叫不越界；不建立门户，就会有穿墙钻洞、偷偷作乱的盗贼，终身不会停止。法令施于百姓，往往控制住了一方面，却同时开启了另一方面。控制的一面容易看见，开启的一面却难以防备。上下彼此用智巧取胜，奸邪诡诈便多得无法穷究。于是天下人开始忘记欢欣拥戴君主的心情，转而产生怨怒、猜忌上位者的仇恨。所以说：法令败坏于诱发百姓的邪心，从而使怨恨增多。唉！夏之后是商，商之后是周，三代的治理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治乱的迹象也没有相距太远。周灭亡后变成秦，天下大乱。三王的治道被一扫而空，不剩任何东西；太平时代的痕迹最终不能恢复先王的一丝一毫，三代的风俗也因此在后世消失了。为什么呢？法令没有达到极端，风俗的变化便不会达到极端。夏商的法令似乎已经很严密了，但百姓还没有极度厌弃。百姓还有没有厌弃的心，淳厚的气质和美好的本性便仍然存在。周代的法令十分详细，无法再增加，风俗的变化已经到了尽头，百姓的奸邪心思和邪僻姿态没有不完全显露的。他们的智巧已经完备，本性已经耗尽，恶行已经充分暴露，美德也已经消耗殆尽。所以周朝灭亡后，便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治理了。这就是圣人深感悲痛的原因，并说：“周人的末世，亵渎神明而崇尚爵位，刑罚也发展到了极点。”这以后之所以会有秦朝，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译论法中 古代取得天下的人，一定是在纷争、放纵和混乱之后取得的。人的性情在乱亡之后形成，便会感到困苦而渴望安定。正因为性情困苦而渴望安定，所以事务简约，容易教化。下面有容易教化的风俗，上面便没有难以建立的法令。因此，建立国家之初，臣民通常安定而容易治理。太平安定的日子久了，百姓的奢侈之心便产生，欲望的发动没有穷尽，罪过也日益繁多。居于上位的人于是开始日日夜夜补救缺失，调伏强悍之人，曲折地设置防范，增多各种制度。法度纷纷建立，刑罚政令全部施行。文饰胜过质朴，名义美好却与实际不相称。因此，大凡建国之后到了中期，天下事务往往越来越多，而国家外在的美观却日益消亡。百姓的过错日益增多，有司的文书法令也更加完备。世上迷惑的人以为自己能够补足前代的不足，专门追求前人没有完成的事情，把这当作成功，却不知道还不如保持前代的质朴、保存前人的淳朴。天下万物，往往在彼此激荡之后才产生变化。过分追求外在美观，会使实际内容消亡；文饰越完备，虚伪便越由此产生。我曾经考察汉代的事情。汉高祖从秦朝手中取得天下，百姓经历了长期战争和创伤，父子兄弟仅仅能够互相聚集、保全性命，所以民气安静而少事。于是汉高祖、文帝、景帝能够用统一的法令约束、安抚和安定百姓。经过几代，天下安稳，内部虽有大乱，却没有豪杰兴起，这就是百姓淳厚、法令简约的功效。到了武帝、宣帝时期，天下长期习惯于无事，百姓的意愿日益放纵，豪侠盗贼渐渐从乡里兴起；两位皇帝于是修订、彰明制度，收罗天下人才，讲求政务，完备器物，要在才智上同天下竞争。才智之士奋起，奸邪之人也随之而来；强者取胜，混乱也随之发生。这些纷乱的局面接连传给不肖子孙，汉朝于是大大败坏。这就是事务太多、法令太完备的弊病。因此，天下难以治理，不在于刚开始时的粗疏，而常常在于长期安定、制度极其完备之后。所以君子一定要观察征兆，审慎判断是否适宜，解除过度之处而不激化变化，使形势不至于达到周人那样的极端，并努力使后世仍有可以增加改进的余地。唉！根本究竟在哪里呢？天下的弊病，大概是喜欢把治理做到极端的人必定招来天下的大乱，一味追求利益的人必定给天下留下大害。把尊贵的酒器污损，用手捧着饮酒；用简陋的鼓槌和土鼓奏乐。只要天下人还没有厌弃这样的礼乐，那么我们的礼乐即使足以完备天下的声容，也可以收藏起来而不陈列。筑巢造穴作为居所，穿木柴制成的衣服，采用不加封土的葬法。只要天下人还没有失去安置生死的安稳感，那么我们的制度即使足以建造九筵之堂、制作五称之衣，也可以舍弃而不用。只要不发生混乱就够了，不必强求百姓恭敬；只要不欺骗就够了，不必强求百姓竭尽忠诚。这叫作不要求百姓十全十美。能够长久实行的道路，起于不求完备，成效在于百姓没有厌弃。譬如拥有万金的人家，向它索取千金，它的力量也足以供应我的要求。然而我每天只取一金；即使后来有不得已而取百金的时候，他仍然乐意输送而不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所有还没有耗尽，所以没有厌弃。因此，在百姓中设置礼乐刑政，只要使百姓心中仍有未厌弃的余地，后世有作为的人便可以继续增加改进。这样，它的弊病便有可能得到补救，不至于方法穷尽、智巧耗尽而无以为继。唉！迷惑的人只看见法度严密而百姓没有被教化，文理完备而功效没有建立，便日日夜夜继续增加法令。唉！这也就失去了根本。天下的形势不能强行激化，百姓的智巧也不能逼到穷尽。用他们想要的东西去激发他们，必定会得到他们不想要的结果；把他们能够做到的逼到尽头，必定会招来他们用不能做到的事情反击。慢慢引导他们欲望发展的趋势，激发它，却不要逼出他们尚未施展的智巧，那么天下就可以长久安定而没有忧患。既然如此，周人难道还没有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吗？或许是因为他们遭遇了制度防范的限制，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才那样吧。

译论法下 唉！治理天下是多么困难啊！天下作为对象极其广大，难以举措；人的情状复杂而不相同。治理它如果抓不住要领，运用方法又不合节度，就会劳费力量而不能成功。因此圣人以道为根本而通晓方法；凡是我所采用的方法，都是控制事物，使它归入我的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却要采用这种曲折、迂回、缓慢的办法，使事物自行顺从呢？按照人的性情，如果强迫他服从，并用刑罚威逼，成功很难；暗中设法役使他的心，使他不得不服从，成功就容易。现在想让天下人畏惧，却把刀锯陈列出来；想让天下人爱戴，却把金帛陈列出来，这就是直接招致畏惧和爱戴。刑罚杀戮、奖赏赐予，并不是不足以建立畏惧和爱戴，但如果一定要把刑具和赏物都摆出来，刀锯和玉帛也会不够使用。况且天下本来就有不喜爱金帛赏赐的人，这种赏赐不能使他高兴；天下也有不畏惧刀锯刑罚的人，这种刑罚不能使他害怕。所以想直接取得自己的愿望，事情就会烦琐，教化也粗浅；我和事物用力量相互争胜，而事物表面服从，内心却不服，凡是我的力量顾及不到的地方，混乱便从那里产生。四匹马驾车，奔驰、疾行、舒缓、迟慢，极难协调一致。人驾驭马，难道一定要等亲自到马旁边，马才会如意听从吗？如果这样，那么一辆车由四个人分别驾驭，也仍然做不到。现在一名车夫能够控制四匹马的快慢，只因为四匹马听从十指的指挥，而我手中所握的是缰绳。凭一条缰绳的约束，控制四匹马的节奏；掌握住驾驭马的关键，即使马想不听从我，也做不到。这就是先王役使天下人的方法：掌握天下必然听从的缰绳。桥衡提水时，右边抬起，左边就低下；左边压低，右边就扬起。为什么不想让低下的一边低下，却还要管抬起的一边呢？想让高起的一边抬高，只要举起它，何必管压低的一边呢？正因为低下的一边有时不能使它低下，所以才要用抬高的一边；举起的一边有时不能使它举起，所以才要用压低的一边。先王知道天下的高低有些不能单靠外在形态来规定，所以只制定使它高低的原则，而不把具体形态全部规定死。古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像握缰绳一样掌握天下必然服从的关键，像使用衡器一样控制事物必然响应的规律。四凶，是天下的大害虫；商容、比干、箕子，是商朝有声望的人。舜能够使天下人不触犯官吏，也知道罪过不可能全部用刑罚解决，于是除掉天下的大害虫。这样一来，即使天下还有强悍而不受教化的人，也知道应当害怕什么。舜不只是能够施用刀锯刑罚，也能够阻止那些不畏惧刑罚的人的心。武王取得商朝后，商朝的善人不可能全部赏赐，于是选取当时有声望的三个人，尊敬礼遇他们，商朝行善的人便高兴了。武王不只是懂得尊重贤能之人，还能触动那些愿意赞同他的人的心。所以舜和武王都是掌握天下缰绳的人。从前梁惠王以利益向孟子询问，孟子批评他。但孟子最后说：“没有实行仁却遗弃自己亲人的人，也没有实行义却把君主放在后面的人。何必一定要说利益呢？”使人不遗弃亲人、不把君主放在后面，这正是最大的利益。梁惠王把它当作利益来要求，孟子却批评这样做，为什么呢？孟子的意思是，不要求百姓做到不遗弃亲人，百姓反而会守护亲人；不要求百姓不把君主放在后面，百姓反而会把君主放在首位。梁惠王用利益要求百姓，百姓便会离散，只追逐利益，最终反而得不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梁惠王的方法粗疏，孟子的方法精妙；梁惠王的做法笨拙，孟子的做法幽微。老子的道，是一种看似笨拙的策略。他说：“想要收拢它，必定先要使它张开；想要夺取它，必定先要给与它。”又说：“难道不是因为他没有私心吗？所以反而能成就他的私事。”想要收拢便先使之张开，想要夺取便先给与，然后通过成就私欲来实现自己的私欲；这就像以暑气招来暑气，以寒气招来寒气，是阴阳运行都不能做到的事情。天将要寒冷时，并不是用霜雪造成寒冷。金石炽烈、泥土焦枯，正是造成今天霜雪寒冷的原因。天将要炎热时，也不是用蒸腾郁积之气造成炎热。震动的风和积聚的雪，正是造成今天炎热猛烈的原因。所以，强求事物立即产生功效，不能长久守持；违背事物的本性，也不能使它恢复。孟子的方法，是使天下的衡器上下升降。方法有大小，道有邪正。天下的士人只看见世上浅薄的人执持小方法，走邪路，流入诡诈的境地，便说：“圣人没有方法，只有直道罢了。”唉，这也太迷惑了！圣人所谓的直道，并不是说没有方法，而是超越了具体方法的说法，所以他的道路平易而能够成功。迷惑之人所谓的直道，是没有达到方法层次的说法，所以他的道路粗疏鲁莽而多遭失败。周文王凭仁义而称王，宋襄公凭仁义而灭亡，同样都以仁义行事，存亡却不同，为什么呢？乌获的力气可以不用，遇到盗贼却对他们行三次揖礼，盗贼便知道服从了；如果没有乌获那样的力气，遇到盗贼还作揖，就会死去。周文王是超越具体方法的人，宋襄公则没有达到方法的层次。何况圣人未必不是从具体方法出发的。本治论上 治理天下的道理，有些经历万世仍然可以预知，有些却早晨还不能预知晚上。从三代以来直到今天，已经有数千百年，事势的变化纷杂出现，无法预料。然而像这样做就是仁，像这样做就是义，得到它便安定，失去它便危险，这些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即使历经万世我也能知道的事。虽然如此，仁和义的名称我能够知道，但究竟采取什么做法才算仁义，我却不能完全预先确定。今天天下所说的仁义，有通过养育生长来实现仁的，也有通过杀戮来实现仁的；有通过刑罚来实现义的，也有通过宽赦来实现义的。圣人治理天下时能够确定的，只是我所做的事情没有超出不仁不义而已。至于一定要追究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才能达到仁义，即使圣明睿智的人，我也知道他不能预先知道。天下的事情从来没有完全相同的，顺着它办就会产生弊病，激发它就会发生变化，反复交替，无法预知。质朴和文饰，就像冰与炭不能相容一样，本来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质朴产生弊病，文饰就一定会出现，为什么呢？这是形势激发的结果。所以阴气到了极点，不再生阴而转生阳；寒冷到了极点，不再生寒而转生暑热。因此，事物有时因相同而彼此冲突，有时因不同而互相推动，这就叫作受到激发而发生变化。

译先王的法令，开始时本来没有不好的地方，可到了后世却不能实行，为什么呢？因为一味沿袭它。譬如水流，挖开堤岸让它流向大海，它会有所避让，有所趋就，纵横曲折，不能只有一条固定路线，这样才可以到达大海。有个卑鄙浅陋的人不知道水流本来如此，以为水从西边流出就挖渠向西引，水从东边流出就引导向东。该避开时不知道避开，该趋向时不知道趋向，那么力量即使耗尽，也到不了大海。圣人的法令为什么要建立呢？难道不是因为它产生于当时，后来时代已经离开那个时期，而法令却不改变吗？即使是圣人的法令，也有不能适用的地方。若局促地沿袭它，坚守而不改变，时代一天天不同，而我们却茫然抱着已经陈旧、没有用处的东西，寻求把它施行出来，那么又能施行什么呢？这就是所谓沿袭法令而产生弊病。正因为沿袭会产生弊病，所以应当随着它所受到的激发而改变，顺应形势。天下的事情都是如此，不能用一套办法概括。而世上迷惑的人还要拿腐朽、剩余、已经废弃的空文来寻求施行，难道不是太粗疏了吗？凡是这些事情，都是早晨不能预知晚上的事情。治理天下的人，必须达到仁义而没有祸患，就像修养自身的人必须达到安乐而没有疾病一样。要追求安乐而没有疾病，就必须察看寒暑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所以冬天穿狐貉皮衣，夏天穿絺葛衣服来消除暑热。凡是昏暗明亮、干燥潮湿的变化，我都有办法应对，但一开始不能自以为一定不变。这样以后，才能求得安乐。寒冷时制作皮衣，到了炎热也不更换；炎热时用葛衣防暑，到了寒冷也不改变。这样做，就会生病而死，还有什么安逸可言呢？唉！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谈论治理天下。本治论下 有人说：“自三代以来，天下没有达到大治，难道不是天下的形势有不便利之处吗？”唉！这是没有通晓变化之理的说法。况且天下的形势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三代时，诸侯分列在外，王畿以外全都是诸侯国。诸侯势力强盛时，成为藩篱屏障，王室因此强大；等到它衰弱时，土地分裂，诸侯四处出现，彼此成为强雄而无法控制。此后天下形势归于统一，秦朝开始实行郡县制，一举收取天下的权力；但它的弊病是天子孤立在上，平民横行而无人禁止。到了汉代，天下的形势虽然有时不同，但每次改变时，必定有所惩戒；每次建立时，必定有所便利。自唐朝末年开始出现藩镇强盛，唐朝因此灭亡；历经五代仍不能改变，直到今天，藩镇的祸患才大大消除而不再恢复。今天的天下形势，权力交给守令，分掌于监司，总归于朝廷。自三代以来直到今天，为什么屡次改变而不是一成不变呢？难道不是因为形势受到某种激发吗？所以尧舜时代不得不实行诸侯制，就像今天不得不实行郡县制一样。两者都是由于不得不如此而出现，于是形势便有所确定而不能任意改变。所以，天下的政事有是非，而天下的形势没有绝对可以或不可以。譬如人从幼年走向壮年，又从壮年走向老年。这三种状态本来不同，各有不同的调养方法，也各有不同的快乐。如果不知道对待老年所需要的办法，却一定说必须壮年才行，那就糊涂了。根据今天的形势而善于治理，谁能说不可以呢？如果一定说必须有唐虞三代的形势才行，那么天下最终就不能得到治理。既然如此，三代以来难以治理的问题，根本究竟在哪里呢？大概有两点：一是崇尚虚名而忘记实际利益，二是谨慎防范小过失却丢掉大的祸患。什么叫虚名？就是喜好尧舜三代的名声。世上的学者聚集议论政事，没有不说唐虞三代的；谈论当时的弊病，也没有不说不如唐虞三代的。唐虞三代的法令，难道真的有什么不足吗？只是时代改变，事务迁移，社会变化，形势不同了。譬如铸造金子、雕琢玉石来作为饮食器具，即使精美，也已经没有实际用途。有一个人，强行坚持而不顾现实，必定遭到众人嘲笑和排斥，被说成是凭空臆说而不学习，却不知道我们对于尧舜三代，本来只是希望达到仁义的境地，何必追求它的名声呢？大概从前夏代用贡法向百姓征取赋税，到商代改用助法。孟子说：“没有比助法更好的，也没有比贡法更坏的。”唉！假使世上迷惑的人一定要说禹的法令……难道会有不好的吗？却不知道末世的利益，圣人不能预先制定；离开那个时代，圣人也不能强行把它搬来。唉！假如尧舜三代的圣人重新出现在今天，再回头看他们当时所采取的办法，我知道他们一定不会再那样做了。所以天下不能治理，从来没有不是从喜好虚名开始的。从前王莽的井田制、后周的《周官》、房琯的车战，都曾经试行过。譬如一个发狂而心智昏乱的人，越是妄行妄作，越是不顾后果，这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这就叫作喜好虚名而忘记实际利益。什么叫小过失？世上有一个喜欢种植的人，第一天种下，第二天浇灌，第三天培土，早晨等候它生长，晚上守看它繁茂，一天去上百次也不厌倦，他爱护树木确实到了极点。然而树木没有更加茂盛，反而日渐枯槁。又有一个人，种下树后便离开，过了三年才回来，树已经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这是为什么呢？万物的本性，不受扰动就安乐而滋长，屡屡治理反而受伤而枯槁。况且秦朝的官吏比汉初的官吏勤勉，远方小国的百姓，对秦朝政令的了解也更加周全。秦朝的命令发布到田野乡里的程度也十分彻底，但百姓反而更加怨恨困苦。汉初的官吏虽然不如秦朝官吏勤勉，百姓却喜欢他们。为什么呢？秦朝所急于办理的，不过是簿书和文法一类的事情，只在细节上谨慎严密；百姓受到劳扰，早已承受不了这种弊病。这同爱护树木却每天去扰动它没有区别。汉初的官吏虽然号称政令宽疏、法网稀疏，但不过是在簿书、期限、防范以及细小周详的事务上稍微放松一些，百姓于是不会受到劳扰，这样天下能够得到治理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那种一次浇灌、一次培土没有按照树木本性及时进行的过错，并不会伤害树木；他不去寻求政令的病根，却反而责怪天下的形势。唉！他也太不懂得治理的根本了。

译法制论 从前圣人制定法令，只是把自己的用意告诉天下罢了。所以通常只确立大的防范原则，而把施用于事务的具体条目和曲折细节，听任人们自行处理，不要求一切都预先由我规定。因此法令建立而用意得到施行，用意施行而利益随之到来。天下的事务繁多琐碎，情状和变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凭我一个人的微薄聪明，预先把一切都规划好，再让它们完全按照我的安排去做，那么事情就会有受到限制、不能成功的地方。形势既然不能成功，却还一定要强行施行，便会有事物受到它的弊害。天下的法令常常因此败坏，而世上迷惑的人却没有一个知道。现在世上敢于作战的军队，它们排列成行、编成什伍，也不过掌握几项基本原则罢了。难道它们不想规定得详尽吗？只是形势不允许。为什么呢？敌人的智谋百般变化，无法测度，我怎么能曲折周密地预先猜测他们呢？如果一定说这样做才能胜利、那样做才会失败，把所有琐碎细节都预先规定好，让军队完全听从我的安排，不顾敌人究竟怎样，那么这样做一定会失败。善于教导人的人，只把道理讲明白，而不把具体事务一一指示。这样，告诉天下人不要违背我的用意，即使具体细节没有完全规定，我的用意仍然存在。唉！三代的圣人，他们的聪明圣智足以深入看见天下隐微的情状，然而他们制定法令，和上述道理有什么不同呢？想使天下的田地平均，于是制定井田制；想分割天下土地，于是分封诸侯。九夫为一井，每个人得到百亩土地来耕种，使大的不能兼并小的，强的不能吞并弱的，随后又制定沟洫制度。从一夫的土地积累到万夫，公爵的封地方圆五百里，男爵的封地方圆百里，使大小有序，又分为九服以表示远近。分田、建国的法令，大致就是这样罢了。天下的土地高低不齐、广狭不一，水泉、沟洫、田亩各有差异，加上名山、大川、污池、薮泽等地，常常占到总数的十分之五，这怎么能够清清楚楚像画在棋盘上一样规定呢？圣人的法令不把这些琐碎细节全部规定完，只特别确立大的原则罢了。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告诉天下的，只是他的用意罢了。当时，公卿大夫以及凡是担任职务的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智慧来处理天下的各种变化，依据圆规制定圆形，依据矩尺制定方形，使各项措施都适合实际而不混乱。因此天子在上面恭敬自持、从容安闲，而使天下平均整齐的道理也都能如意施行，天下便安享太平。这样做有利于百姓，人人都能在其中伸展手脚。开始看似没有什么可以依据，最终我的法令却能在天下确立。这就是先王有所行动而天下人都乐于接受的原因。即使是天下的大事，办理起来也没有困难。不善于制定法令的人却不是这样，他把天下的道理全部穷尽在自己的聪明之中，凭借眼前一点小聪明，来判断万里之外、未来长久的形势。因此他的法令不怕不详细，天下最终却不能实行；他不知道问题正是出在喜好详细。所以善于运用法令的人，允许违背法令，却不允许违背用意；不善于运用法令的人，允许违背用意，却不允许违背法令。法令可以违背，用意却不能违背。天下人的性情，常常乐于有所作为，却困苦于彼此抵牾而不能施展。如果使人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而最终又不失去我所希望的结果，也就足够了。何必拘泥于一定要让他们完全按照我的方式去做才行呢？

译治原论 从前尧舜三代时期，天子在上面拱手自持、从容安闲，甚至达到无为而治、不必发言的境界，天下人都仰慕归向；百官有司早晚勤勉地治理职事、完成功业，天下的事务没有不成功的。到了治理的最高境界，最广泛的人事、最幽深的神明，山川草木等无情之物，天地阴阳等不可测之事，都能够控制它们的动静，引导它们达到和谐，调节它们的消长，治理它们的变化。不至于正道的，能够使它归正；不顺从的，能够使它柔服。这不只是辨明眼前的人事，勉强求得社会安定而已；天地的功用也参与其中，鬼神的造化也受到制约。所以说尧舜三代的治理，使普通男女都具有仁人君子的风气，并不是过分的说法，而是治理所达到的真实情形。九官的治理，没有一项不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它曾经经过几位圣人，却没有谁能够再有所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建立的，是穷尽天下道理的制度。唉！自尧舜三代以来，经过秦汉直到数千年，世上有志于治理的君子，仰望先王的时代，俯视后世不能企及，常常咨嗟叹息，认为终究无法达到那种境界。这大概是因为太不推究治理的根本了。天下的道理，只要在我自身方面有所修养，外在事物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只要确立真诚，有所修养而不到位，世俗也没有不能改善的。先王时代，公卿大夫修养自身，以充实德性、穷究事物；把精神修养到极致来治理职务，不过就是这两条道路罢了。试着说一说：君子的道，达到言语发出而事物响应、事情举起而人们明白的地步，只是君子的末节，而不是最高境界。真正的境界，应当是不发言而事物顺从，不直接办理事务而人们自我勉励；内心端正，外在修身，天下受到感化却不知道是怎样被感化的，这才是君子的盛德。所以说：所经过的地方，人们自然受到感化；所存留的地方，神妙的德行自然发挥作用。人的性情不能被虚妄欺骗，发出言语却有不响应的，进行说明却有不受劝导的。除去言语、屏弃事务而天下仍能治理，为什么呢？因为自身的修养。自身能够修养，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真诚已经确立。真诚能够确立，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本性已经充分实现。能够充分实现本性，就能确立真诚；能够确立真诚，就能修养自身；能够修养自身，然后才能使外物端正。依靠外在迹象来端正事物，功效浅薄而且有限，所以声音不能使聋者听见，颜色不能使盲者看见；它们所能达到的，只是外在迹象所能达到的范围。外在迹象达不到的地方，即使距离很近，也不能感动人。为什么呢？因为只在外表上用力治理，却没有办法鼓舞人的内心。只有至诚积聚在心中，又从自身表现出来，它的声音不需要言语，它的形象不需要具体事务，所以它影响外物时，往往能得到我原本没有预料到的结果。譬如日月，日月发光，并不是专门为了辨别这些事物。然而日月在天上并不劳苦，天下有形之物都把影子显现在面前，曲直、大小、细微之处无不清楚可见；日月难道是特意要同这些事物一一辨别吗？又譬如江海，注流、停蓄、滋润泽被，本来就是我的作用大致如此；至于滋养万物，并不是时时刻刻刻意去做。凡是受到我的恩泽所及的地方，枯槁的便滋长，瘠弱的便充实；江海难道是特意要滋润这些事物吗？所以日月并不期待自己照明，但光明所照到的东西没有能够逃脱的；江海并不期待自己滋润，但恩泽所覆盖的东西没有能够置身其外的。君子在上面修养自身、确立真诚，他的道便广大而能够感化万物。凡是处于他的教化之中的事物，也没有能够逃脱的。受到养育的自行发展，偏曲的自行端正；他从未发怒，恶人却改过；他从未欣喜，善人却受到勉励。他悠然自得，使万物没有不各得其所，而他从来没有刻意同万物约定什么。尧舜三代的治理能够这样感化万物，为什么呢？这是修养自身的功效。古代的君子治理职务，不以有所不能为耻，却以不能竭尽所能为耻。不以有所不学为耻，却以所学不能成就为耻。王良不能射箭，并不以此为耻；车不端正、马不驯顺，他才以此为耻。后羿不能驾车，后羿并不以此为耻；射箭不能命中，他才以此为耻。所以先王任用人，依据人的才能授予职务；人接受职务时，心中没有欣喜之情，正是我应当处的位置；没有自大的念头，为什么呢？终身从事这件事，尚且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哪里还有闲暇去羡慕外物呢？况且天下万物，没有什么是人不能做的。有形与无形、有情与无情，从极其广大到极其细微，从极其显著到鬼神难测，起初都只是物罢了。它们的发动达到一定程度，事情就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把它们判然分开，使它们彼此成为不同之物，又截断它们使之互不相通，并不是事理本来如此。世上见识浅薄、才智末流的人，不能穷尽事理相通之处，于是对万物的认识便有所阻塞。智慧所受的阻塞，就是技艺的穷尽；技艺穷于智慧，天下便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办成了。龙这种东西，是世人认为神异而不可见的。然而它最初被饲养并驾驭时，同马牛有什么不同？使人把它看作神异而不可见的，并不是龙自身造成的，而是人的智慧不足以达到它，反而自行把自己与它隔绝了。所以说：实在是人没有智慧，并不是龙真的有智慧。天下的事情，哪一件不是这样呢？先王时代的官职，凡是能够达到并掌握事物规律的，都像龙最初那样；后世只能仰望而无法得到的，都像把龙当作神异之物、认为不可见一样。因此先王的臣子不追求样样都能，而是使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修治自己的职官，办好自己的事务；哪怕有一丝一毫不知道，尚且认为是耻辱。夜里思考它，早晨便实行它；父亲依此传给儿子，儿子依此传给孙子，探求它直到极其细微之处，钻研它直到穷尽深处，所以百官都修治各自的职掌，能够达到并掌握事物的规律。凡是天地之间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我的力量不能做的。因此，善于治理的人役使万物，不善于治理的人反而受万物役使。役使万物的人，万物受我控制，所以可以收缩也可以舒展，可以聚合也可以分开；我想要达到什么，万物就听从命令。受万物役使的人，听命于万物而自己不能控制它，所以它缓慢时有时使它加快，它前进时有时使它停止，只能任凭万物所为罢了。因此尧、舜以及三代的官职之所以能够治理好职分，而后世不能赶上，是由于致力于精微的功夫。唉！三代的政治已经灭亡，秦代以刑名法术和苛刻统治天下，汉代又把王道与霸道混杂在一起，天下读书求学的人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人求学，能够得到正道的也很少。

译自身污浊，却希望别人清白；自身弯曲，却希望别人正直，别人回应不能如你所愿，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官职设立在上面，人在下面觊觎它；不能胜任职事，却贪图官职的名声；职务在朝廷中荒废，责任却不追究到自身；败坏了自己的官职，却公然冒领俸禄，万物不能顺从号令，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所以自身不修养，诚意不充足，即使有良好的教化，百姓也不会服从。让聋子谈宫商，让盲人辨黑白，听见的人都会讥笑他们，又怎么能希望人相信他们呢？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些话的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资格。人有乐于求进的心，却把职事做得危险败坏；把职事做得危险败坏，却不以不能胜任为耻，这就像牛羊已经瘦弱，牧人却没有罪过一样，牛羊怎么可能不全部死尽呢？自身不修养，妻妾尚且会违背他；想让一国一邑的众人不违背自己，就困难了。学习下棋却心想着天鹅，尚且不足以胜过对手；想凭这种支离草率的诚意来完成天下的事务，也很困难。所以秦、汉不如三代，是因为丧失了根本。因此，应当端正学术来修养自身，明确羞耻来达到精微，这样或许就接近先王的治理了。天下的学问有小有大，有根本有枝末；推崇大的、建立根本，使小的和枝末的随从于它，然后求学之道才算端正。颜子喜好学习，学习的是根本；子游、子夏所说的文学，学习的是枝末。后世的儒者并不是不致力于修养自身，只是求学的人不知道根本而趋向枝末，把文辞放在前面、把实际放在后面，所以儒者一个接一个出现在上位，却对天下的治乱没有补益。杨绾，是唐代的君子，他仰慕圣人的境界也很远大；然而杨绾不过是至诚而且能节俭罢了。他把自己的诚意全部用于节俭，在担任宰相时，天下都受其感化，老将和大臣因此悔改收敛，不到一天就见效。杨绾所学未必都懂得根本，唯独在节俭上是有根本的。有根本所产生的功效，竟能如此迅速，那么天下不听从我们，难道不是士人修养自身而根本尚未建立吗？所以，推究事物在于建立根本，建立根本在于修养自身，修养自身在于达到诚意，达到诚意在于尽其本性，尽其本性在于端正学术，端正学术在于推崇根本、抑制枝末；然后用教化推行它，用奖励和惩罚来激励它，用官吏和师长来治理它；这样以后，所推崇的事情人们就会勉励去做，所抑制的事情人们就会畏惧不做。这是先王推崇根本、抑制枝末的政治。要明确羞耻是有方法的：不要抬高人们所看重的，不要贬低人们所轻视的，把天下的事情平等地看待，而以能胜任为光荣、以不能胜任为耻辱，那么士人就有羞耻心了。人们所轻视、所卑下的事情，人们就以学习它为耻；既然以学习它为耻，却希望他们因不能胜任而知道羞耻，是不可能的。抬高人们所看重的事情，那么就会有被轻视、被卑贱的事情。使人以卑贱为耻、以低下为羞的做法，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禹担任宰相，防担任乐工；伯夷掌管礼仪，皋陶治理囚犯。只论他们所处的职位，确实有尊贵卑贱、精细粗略的区别；但舜对于这几个人，从未有过轻重之别。他认为都只是朝廷的事务罢了。这几个人只知道以自己的职务没有修治好为耻，从未听说他们认为职务有精粗贵贱的不同。按理说，天下从来不缺奇才异能之士；只是他们心志自大，不肯安守于一隅，治理职事的人不以职事没有修治好为耻，掌握技艺的人不以技艺不精为羞，于是天下的事情最终都漫无边际而不能成功。鲧不能平治洪水，罪责达到被处死；羲和废乱时令、错乱历日，刑罚达到被征伐。因此，惩罚不到位，罪行就不能彰明；罪行不能彰明，羞耻就不能明确。所以严惩不能胜任职务的人，是先王明确羞耻的办法。因此，端正学术、明确羞耻，先王的治理大概就可以实现了。

译至诚论 从前先王治理天下，并不只是用政令刑罚来整齐天下百姓，姑且求得相安无事罢了；一定还要用礼乐来成就他们。礼仪推行，天下就没有违背礼俗的行为；音乐兴作，万物就没有邪僻之气。内心没有违背礼俗的念头，所以即使普通男女的愚昧之人，也能实行恭敬、谦逊、孝顺、友爱的品德；没有邪僻之心，所以万物繁茂、富足、和谐、欢乐，甚至细小的昆虫草木也达到这种状态；这样以后天下才大治，纯厚的教化遍及一切，没有可以间隔它的地方。先王制作礼乐，难道和后世有什么不同吗？那些保存在器物名制之中、表现在法度数目上的内容，交给有关官司掌管，著录在文字中，即使经历千百年也可以考察。舜的大韶乐，即使到了周代衰微之时，仍然能够演奏；三代的车服制度，年高有学问的儒者仍然能够讲说。后世的君主，何尝不曾把先王的礼乐在宗庙和朝廷中施行呢？然而先王使用礼乐就能治理天下，是因为把意义寄托在形迹之中，形迹修治好了，意义也随之施行；通过事物显示教化，陈列事物，教化就能通达。后世君主能使用礼乐却不能使人化育，能举用礼乐却不能治理天下；形迹修治好了，人却没有受到感化；意义陈列在器物上，下面的人却不明白其中的教化。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有诚意和没有诚意的不同。先王制作礼乐，难道只是认为形式齐备，修整文物而已吗？他们内心对于礼乐已经具有诚意，内在怀持至诚而无间断的心，那么它在外部的表现，内心所存的，一定能在器物上表现出来；器物所显示的，也一定能感动万物。所以人们看见他斋戒庄重、恭敬严肃的容貌，就没有轻慢之心；听见他和谐愉悦、典雅端正的声音，就没有邪僻之气。这难道只是容貌和声音本身能够做到的吗？是他的诚意感动物类，即使想不受感动，也不可能。因此，万物在诚意面前无法逃避。在这里树立诚意，万物接触到它却不能改变，不是万物的罪过，而是其中必定有不足之处。万物被诚意感化，就像冰雪在火中消融；火的热力已经达到，而冰雪仍不消融，不是冰雪能够抵抗火，而是火的炎热有所不足。因此，在这里诚意浅薄，却要求万物回应，是不可能的；诚意达到极致，而万物想不服从，也是不可能的。在宗庙之中，不必表现恭敬而自然肃然；在荒墟坟墓之间，不必哭泣而自然感到哀伤；尧、舜的政令，不必强行命令百姓就会服从，都是因为内心存有诚意而不欺骗。后世制作礼乐，内心与礼乐已经截然分成两件事：举起这种器物说“这就是礼”，演奏这种声音说“这就是乐”；内心所存的并不在器物之中，器物所制作的也不是内心诚意的表现。所以礼乐的作用，就像偶人一样，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又像画龙一样，只有形似而没有威势。礼所表现的容貌、乐所发出的声音，譬如人，便只是人的形体；譬如龙，便只是龙的形象。以至诚主持礼乐，正是先王赋予它精神和威势的原因。人并不畏惧人的形体，却畏惧人的精神；不畏惧龙的形象，却畏惧龙的威势。精神真实而令人敬畏，再加上威势，那么见到它的人发生改变，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内心没有至诚而无间断的心，只是备办礼乐的声音和容貌，这同用偶人、画龙来求得人们畏惧它们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三代灭亡，经历数千百年，礼乐的功效终究不如先王时代，难道是因为刑名、法度、礼数不够的罪过吗？是因为施行礼乐的人，他们的诚意与古人不同。故此说：熊渠子夜间行走，看见一块卧石，以为是伏虎，张弓射去，箭杆没入石中，箭羽也几乎陷入；低头看见它原来是石头，再回头射它，箭折断了，石上却没有痕迹。弓箭没有改变，石头仍是那块石头，但一箭射中、一箭射不中，是因为射箭时的心意不同。可是衰世的士人，正局促地缀辑先王之道的文辞，补缀经师旧说的残缺，合上书长叹，为礼乐不明而悲伤。唉，这也太愚昧了！内心果真恭敬吗？即使舀水献上，见到的人也不敢轻慢。先王的礼，流传到后世的并不少。内心果真端正吗？即使拨弦奏乐，听见的人也会肃然起敬。先王的乐，流传到后世的仍然很多。因此，不从内心寻求诚意，却向外物寻求，想要礼乐达到先王时代的境界，怎么可能做到呢？从前子思撰写《中庸》的学说，用来引导孔子的思想，开头从“天命之谓性”说起，而用一句话概括其根本，只是一个“诚”字罢了。所以说：“诚，是上天的法则；努力做到诚，是人的法则。”又说：“只有天下最为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最终与天地并列，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君子行善，难道是认为别人把这件事看作善，自己就去做；别人把那件事看作恶，自己就去除吗？他内心对于善，并没有谁驱赶他、强纳他进去，却忽然自然地趋向善；对于恶，也没有谁使他畏惧、劫持他去除，却截然不去做。凡此种种，是因为我的内心对于善确实喜爱，对于不善确实厌恶。内心对善保持真诚而没有间隙，外物就无法从中离间；外物无法离间，内心就能专一而感通万物；于是万物受到感动，万物受到感动，那么天地的遥远、化育的精微、鬼神的无形、阴阳的不可测，我都能役使它们。因此传记所记载的，古代制作礼乐的人能够交通鬼神、招致异物、调和寒暖，并使动植物生长，并不是高谈阔论。《至诚论》说：不显现而能彰明，不发动而能变化，无所作为而能成就。天地的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礼乐的根本，大概就是从这里产生的罢了。《宋文选》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二十五 张文潜文

译敦俗论 所谓君主掌握的利益和权势，是因为他能够供给天下人所求，而自己不向别人有所求，所以能够驱使天下，使他们的进退取舍无不由我决定；天下人即使想离开他，也做不到。大概正因为他能使人尊贵，所以天下地位卑贱的人尊奉他；正因为他能使人富有，所以天下贫穷的人把他当作宗主。假使让人轻易地舍弃富与贵这两样东西，那么天下人谁肯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名声而服从他呢？所以富贵，是君主用来役使臣下的东西。虽然如此，如果天下的利益只有富贵才可以实现，那么先王的治理本应当推崇势利、看重权位，使百姓只知道追求富贵，看见自己的尊严。然而先王率领天下，为什么又如此退让、简约、廉洁、谦逊？教导百姓致力于安于贫穷、乐于卑贱的事情，深深压制喜好争斗、务求胜过他人的心，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不能让天下人都追求利益。假如让天下人只追求利益，那么大的就会篡夺，小的就会叛乱，只要得到利益便不会停止。唉！假使人人都想得到君主所享有的东西，那么他们将每天把君主视为仇敌而夺取它。这样一来，我站在天下之上，岂不是非常危险吗？所以先王思考如何长久享有富贵的利益，求得安定而没有动乱、使人服从而没有争斗，于是制定廉耻谦退的道路，使人轻视俸禄官位、鄙弃权势，只知道仁义。公卿的爵位，是人们非常想要的；然而要辞让三次之后才接受万钟的俸禄。官禄是人们非常贪求的；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名分，就不敢承当。唉！假使天下人都是仁义之人，那么我即使把国家交给他们，也会有不肯接受的人。三代延续的年数，后世没有能够赶上；考察它教化风俗的美好，《诗》《书》中所记载的，后世也没有能够继承。因此，它的成效就可想而知了。我曾经悲叹，自从圣人去世以后，后世治理天下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打开功名权利的大门来诱导天下，使百姓急切地只知道利益，以获得区区的功利为幸；崇尚功劳而轻视德行，尊重才能而废弃道义，奖励胜利而以失败为羞，提升官位而贬低年长者，于是天下开始喧嚣，人人都有乐于富有、喜好尊贵的心，不安于自己的本分；等到回头看见自己的贫穷卑贱便厌恶它，每天思考摆脱它的办法。正因为人们厌恶贫贱而求得摆脱，天下的动乱才开始兴起。所以后世所谓使国家获利、使自己安定的做法，从来没有不是最终使国家灭亡、使自身陷入危难的。从前秦国的风俗大概就是这样。当它奋勇作战、不顾一切地夺取诸侯时，使百姓只追求进攻、战争和争夺；所以秦国百姓都忘记君上而谋求自身利益。功业成就、战争取胜以后，天下人的争强好胜之志便转变为仇恨君主之心。大概是他们平日所受的培养、耳目所习惯的事物，有意造成了这种结果，因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唉！争夺之心不可开启，正是如此。喂养老虎的肉，不敢整块地活着丢给它，担心它撕裂肉而激发怒气，更何况拿着争夺的工具交给它呢？先王之道，起初似乎迟钝，后来却能变得锐利；起初似乎迂远，成效却最为切实。大概老子说过：“难道不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反而能成就他的私利。”如果只成就私利、只追求私利，天下人就会离弃他。唯有以公心来取得天下人心的人，才是天下归附的对象。天下归附于他，还有不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吗？梁惠王曾向孟子询问利益，孟子用仁义回答他，说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会危险。又说：“没有一个讲仁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没有一个讲义的人会把君主置于后面。”追求利益的人，心意本来不是要使国家危险，但最终却导致国家危险；仁义看起来并不是用来谋求自身利益的，但它的功效是使人不敢遗弃亲人、不敢把君主置于后面。这正是圣人使自身安定的方法，难道只是普通男女能够浅近理解的道理吗？唉，孟子可以说真正懂得利益的实质了。

译用大论 能够运用大的原则，然后才能治理天下；而运用大的原则的方法，是最困难的。只有有所不治理，然后才能运用大的原则。为什么呢？治理大事没有比建立法制更好的办法；有所不治理，然后法制才能建立。制鞋匠制作鞋子，并不是量遍一国人的脚才制作，而是量取其中等的尺寸来制作。一国人的脚虽然不可能全都适合我的鞋，但合适的人占多数，所以即使不知道每个人的脚，也不会失去卖鞋的利益。如果一定要逐一和每个人比较，那么我这个工匠不是太劳苦了吗？而长短大小的差别，归根到底也不可能全部掌握。唉！假如我制作的鞋足以适合全国一半人的脚，即使有所遗漏，又有什么妨害呢？这不正是我的大利吗？通晓这个道理的人，才算懂得如何运用大的原则吧？建立法制来治理天下，难道我的法制果真足以穷尽天下所有的道理，把一切都网罗笼罩，使天下人的智巧不足以用来作奸吗？我知道这是不能做到的。夏后氏所崇尚的忠厚，如果禹不知道后世将会变得荒野，那么禹就是没有智慧；如果他知道却仍然这样做，那也是禹无可奈何。商代的质朴、周代的文饰，也同样如此。凭圣人的智慧，尚且会受事物变化的限制，那么建立法制以求穷尽天下所有道理，我知道即使圣人也有所不能。所以，在这里建立的法制，只要足以通达天下人的共同情理；至于聪明才智所达不到、思虑所难以测知、超出人情之外的事情，我有所不治理，这样我的法制就建立起来了。况且我的法制究竟因为什么而产生呢？难道不是出于天下最大的共同情理、万物恒常的道理吗？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九个喜欢脍炙，只有一个人厌恶它，脍炙的美味并没有受到损害。假使我的法制足以适用于一国人中的十九分之十九，那么我的利益就很多了；至于它所不能涉及的部分，我可以不必忧虑。不是不想忧虑，而是形势不允许。唉！自尧、舜、三代以来，经历了几位圣人，他们讲论治理天下的法制也已经很详尽了。然而后世可以考察到的，如井田、封建、车徒等制度，也不过是设立一个大的原则罢了。世上迷惑的人，只看见这些法制简略，认为不能把它施行于现实事务，却不知道圣人展示大的法则，并不是凭个人狭小的臆测预先穷尽天下事务的曲折细节。有不相合的地方，就交给人去处理罢了。一根丝稍有不齐，并不妨害它成为皮衣；一粒粮食不够精细，并不妨害它成为食物。所以说，有所不治理，严整的法制才能建立。古书说：“小处有所治理，大处就有所丧失；近处有所遗漏，远处反而有所包容。”这是通晓治理原则的论说。有人说：“量一国人的脚来制作鞋子，不怕劳苦的人能够做到；穷尽天下人的情理来建立法制，不嫌烦琐的人也能够做到。”我回答说：并不是回避劳苦和详尽。全国人的脚可以全部量取，天下人的情理也可以全部获得；即使耗尽一生的力量来做，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但我知道这绝对不能做。我不如采取省力的方法，选择能够获利的人去做。唉！何必如此琐碎地谈论治理天下的劳苦呢？懂得怎样建立法制，然后才懂得运用大的原则；懂得运用大的原则，然后才能不出门户而使天下没有遗漏的忧虑。

译知人论 任用人的困难太大了！天下真正有才干的人，常常深深隐藏而不显露；如果不遇到事情，甚至终身也无法看出他的才能。想要他的勇气足以震慑三军、使四夷屈服，而表面上却像胆怯；他的节操足以决断大事、成就大勇，而表面上却像什么也做不了。正当他的才能尚未显露时，他的言语举止坦然自若，与普通人没有不同；突然接近考察他，却不知道他是什么器度。因此，没有深沉智慧、英明卓越的君主，就不能发现并任用这样的人。世上的小人却常常有办法掩饰自己的不肖，迷惑君主的听闻，最终败坏天下的事情，真是可叹啊！那些小人，内心其实怯懦，观察他的外表，却显得张扬振作、仿佛勇敢；内心其实平庸，听他的言论，却能言善辩、机敏通达，仿佛有才。突然接近考察他，似乎真能与人共同成就事业。因此世上的君主往往甘心任用他们而不加推辞，直到谋略困窘、计策失败之后才悔悟。唉！任用人的困难竟然如此。我曾听说，古代想要了解别人，对于别人，不看他的外表相似之处，而要考察他的内心；对于自己，不以耳目所接触的表象为判断，而要以自己的内心来反省。考察他的内心，就能看见他困窘的地方；以自己的内心反省，就会考虑得深远。小人将要欺骗我，不过是多在外表上做文章，以扰动我的耳目罢了，他哪里能做出真实的事情呢？而我应对他们，常常从他们意料不到的地方出手，使小人的真实情状显露出来，也使天下真正有才干的人即使想隐藏也无法隐藏。过去霍光的作为，本来并没有征伐攻取的谋略，也没有华美文饰、惹人喜爱的表现，只是一个朴实平庸的人罢了。没有武帝的聪明才智，就不足以识别他。因此武帝突然任用他而不怀疑，把军队交给他，赋予他尊贵的权力，把幼主的天下托付给他谋划，而霍光果然有能力胜任。起初，朝廷大臣谁不认为这是过错？等到他有所主张，便有人震惊恐惧而不敢与他抗衡。那么，霍光一生平常的作为，难道可以用来预料他后来显露的才能吗？议论者不懂武帝任用霍光，是由于武帝识人的明察，于是便说当时的大臣只有霍光能够胜任。其实只是看见他成功以后才知道这一点，却不知道当时天下有足以治理军队、决定成败的人才；至于书生儒者的议论，难道哪一个不是愿意守节死义的人？怎么肯弃置他们而不去寻求，反把事情交给一个木强质朴的霍光呢？唐代的文宗、昭宗，对动乱的愤恨非常强烈，不吝惜高爵厚禄来招致天下士人，使他们献出诚心与自己合作；他们的志向都足以建立功业，但取用人才没有方法，所以反而只是使动乱更加严重。那李训、张濬，言语举止似乎都是能够建立功业的人；他们夸夸其谈而无所顾忌，敢于做事而毫不畏惧，所以两位君主被他们迷惑。即使有人说了不同意见，也无法传入君主耳中。后来事情突然发动，凭区区宦官的力量，不能稍稍控制乱局；带领数万军队，也不能从李克用那里夺得一支箭。最终自身败亡，国家衰弱，被天下人耻笑。这两位君主被外表相似之处迷惑，原因就在这里。李系喜好谈论兵事，王铎便把军队交给他；李元平喜欢说大话，关播便把权力授给他，最终都没有成就，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唉！假使人识别人，只看他的外表，就可以不加怀疑，那么能够识人的君主就是帝王了；这件事是多么困难啊！悯刑论上 从前先王时代，议论事情而根据具体情况裁制，不专门制定刑罚条文，是什么原因呢？天下人的情状没有穷尽，而刑罚所能治理的范围却有极限；如果让天下的官吏执掌有限的法律，去治理无穷的情状，却不允许在其中稍加斟酌，只知道依循法律，那么天下人的情状岂不是会一概被法律枉屈而失去真实了吗？所以先王时代，把裁量权交给人而不完全委任法律；因此使法律出自人的裁断，而不是使人完全受法律支配。到了后世，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不能像先王盛世那样完备，淳厚的德行衰微，官吏又常常依照私意制定法律，制造本来没有的罪名而放纵行事，所以后世才有刑法之书用来治理天下。然而天下的弊病虽然不能不救治，天下人的真实情状却不可枉屈；所以法律简要、法网疏阔，使人和法律并行而不偏废。穆王制定刑罚，说各种刑罚的轻重都要有所权衡。五刑的条目限定为三千条，是法律不可改变的部分；只有轻重之间还存在所谓权衡。因此仍然没有废弃执法者根据具体情况裁量的意图。当时，罪行在法律范围之内，就归于法律处理；罪行超出法律范围之外，就归于权衡裁断。虽然不如先王盛世，却还没有使天下遭受这种弊病。唉！为什么把一切都归给法律，而不任用人来裁断呢？自秦、汉以来，治理天下的工具苟且破碎，务求使天下变得不可欺骗，却把天下的官吏当作不能让他们稍微施行自己的意志，所以一概任用法律而废弃人的判断。我曾经悲叹后世任用法律的弊病：这种弊病不只是法律不足以穷尽人的情状，发展到极端，竟至于改变真实情状来使它符合法律。罪行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界限，容易被移改；法律却有固定限度，难以变通，所以会出现罪轻而法律规定的刑罚重的情况。不幸没有轻刑可以处置它，于是就把它列入重罪；罪重而刑轻，不幸又没有重刑可以加重，于是就把它判作轻罪。改变罪情来附合法律，丧失事实来符合文辞，不担心情状没有穷尽，却担心法律不能吻合；其中所谓疑虑而上报有关官司的，十件不过一两件罢了。唉！任用法律治理天下，天下就没有公正适当的刑罚了。我曾推究它的根源，因而更加悲叹：天下的治理从来没有不是从人才贤能与否开始的。先王时代，天下的治理简约严肃而精密完备；那时的人才都足以超越天下，而上面又有圣明哲智的卓越德行。所以在尧、舜时期和三代盛世，即使对于鸟兽的无知无情、阴阳的不可测，人们的才智也都能应对处理。因此后来才有饲养龙、驾驭龙的官职，而掌管四时的官员也都能测候天地之气，导引、取用其节律来调节和谐。由此说来，人们之所以深思熟虑来治理事务、成就功业，情况究竟怎样呢？自从圣人去世以后，后世与先王盛世相比，本来已经大为减弱。天下的事务却一天比一天繁杂，奸诈虚伪从中滋生，诚信厚道的德行日益浅薄。贤能的人才比不上先王时代，中间又夹杂着不肖之人。到了近古，任用人的方法更加严重地败坏，贤能与不肖混杂，无法辨明。天下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废弛残缺。只有得到像先王时代那样的人才，才可以舍弃繁密的法律而不完全依靠它；而贤能与不肖各占一半，所以人和法律可以并行。后世并不是没有贤能之人，只是终究难以辨识，因此只好把一切归于法律。推究根源、寻找根本，那么法律的弊病，大概是出于人的弊病。只有大力提高任用人的方法，详尽地选择人才，之后法律才可以简约一些。暂且不要希望完全不制定刑罚条文；如果人和法律并行，也就可以差不多了。悯刑论下

译建立法制来纠正天下人的过错，必然希望天下人实行它而不敢违背；然而法制常常受到阻碍而不能实行，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所立的法律不合乎人的真实情状。什么叫不合乎人的情状？天下人共同厌恶的事情，法律却有时从轻处理；天下人共同宽恕的事情，法律却有时从重处理。不应宽恕却强行表现仁慈，不必厌恶却过分施加刑罚，凡此种种，都是天下人的情感所不能安定接受的。如今有一种行为，像狼一样凶恶，众人指斥而厌恶；幸而被捕入狱、按法律考察，法律却判得太轻，不足以惩罚，那么执法者必然心中不平，所以一定把他判入重刑。这样一来，原本主张从轻处理的人就无法实行自己的主张。人本来有因不幸而被捕入狱的，也有确实触犯法律但内心并无恶意的；不幸遇到刑罚、依法考察，刑罚却很重，执法者必然有不忍之心，于是有时把他从重罪中放出而判作轻罪。这样一来，原本主张从重处理的人也无法实行自己的主张。从前圣人对待天下，所说的没有不被听从，所下的命令没有不被信任；然而最终不能改变的，是天下人的好恶。正因为如此，天下人所厌恶的，圣人不强行宽恕而把它说成仁；天下人所哀怜的，圣人也不严厉追究。所以法律一经确立，天下人就能安心接受；传给后世，长久以来也不敢轻易改变。触犯天下人所厌恶的事情，我就用天下人所厌恶的刑罚来惩罚他；合乎天下人所喜爱的情形，我就按照天下人所希望的加以宽待。这样，天下的官吏即使不完全像我的法律那样行事，百姓本来已经暗中服从了。我的法律是根据他们的真实情状制定的。所以想使我的法律在天下确立，没有比探究天下人的情状、丝毫不作出违背或偏移更好的办法；使天下人心中没有不乐意的地方，然后才可以。后世迷惑的人，不深入探求先王的本意，只追求恩惠、威严的名声而不考察实际，以为恩惠就是宽贷，有罪的人被释放便算施恩；威严就是有所禁止，小过错也加以刑罚便算立威。施行的人心中不快，承受的人也不服从，那么我的法律不能确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有人说：我的法律是不是过于严厉了？如果这样，不只是执行我的法律的人心中不乐意，也必然会从百姓那里招来动乱；如果法律过于宽松，百姓将会感念我，执行我的法律的人心中不快，又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唉，这种说法不对。天下人的真实情状是：回顾自己的行为，确实有违背众人的地方，而众人却不加愤怒；他就会认为别人可以欺骗，欺罔他人的心思也就达到极点了。因此，不能察觉自己的过错，却只知道感念恩德的人，才是君子；这样又有什么值得感念的呢？治理天下的人，何必一定要姑且施惠来迎合天下人的情感呢？杀掉他。只要与他的罪行相当，即使每天杀人，天下也会喜悦而服从。驭相论 天子能够使天下的权力集中在宰相手中，而任用或罢免宰相的权力掌握在天子手中。这样，才可以说懂得驾驭宰相。天子之所以一定要尊重宰相，并不是偏爱宰相，而是借此形势来尊重自己。如今，天子的辅相是自己朝夕接触、用来谋划事情的人；如果使天下人产生轻视他的心，那么天子的权势也就降低了。人的情感是这样的：涉过江河时害怕险阻，便终身不敢航行大海。为什么呢？他认为江河尚且可怕，何况大海呢？他又会认为宰相尚且不可轻慢，何况他的君主呢？唉，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天子的力量足以办理天下的事务，那么还需要宰相做什么？正因为我认为自己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才选择宰相把事情托付给他。如果把事情托付给别人，却又夺走他的权力，那仍然只是没有真正任用他罢了。所以一定要使宰相的权力可以收取也可以舍弃，可以奖赏也可以惩罚；消除我疑忌不信任的心，使他能够稍微施行自己的意志，然后他才能充分发挥才能。这样一来，他如果不幸有过错，我就有办法责罚他。假使宰相的权势与众多有司没有不同，必须一切听命于我才行，那么他有罪时，我将没有办法责备他；而他也将有借口为自己辩解了。所以说：宰相不可以没有权力。把权力交给别人，必须使他的利益掌握在我手中。就是说，我把权力交给你，一切都是为了我；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假使他窃取我的权力并据为己有，长久不归还，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利，那么我将被挫败而受他控制，这是天下的大患。譬如世上蓄养犬鹰的人，当它们在野外追逐禽兽时，必然解开羁绊、放松禁制，放任它们去追逐而不加控制；但到了它们不听命而伤害人的时候，我一定能够控制它们的生死。如果放任它们却不能收回控制，那么祸患怎么会不发生呢？假如确实得到天下最贤能的人，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这一类人，不把天下换取普通人的性命而任用他们，那么还要再求什么呢？但天下的贤能之人不可能总能得到；而我任用人，有时因为他的才能而忘记他的污点，有时因为他的功劳而舍弃考察他的平素品行，未必都是天下最贤能的人。这样让他把持天下的权力，而我没有办法制约他，却希望他不作乱，怎么可能呢？所以古代对待大臣，天子为他们竭尽恭敬、备致礼数；等到他们有罪时，却不加宽恕，可以杀而不以一般刑罚论处。正因为君主对宰相尽礼，宰相才尊贵；到了有罪时却不加宽恕，这就是天子的权力吧？所以说：任用和罢免宰相的权力必须掌握在天子手中。曹操、司马懿父子，起初不过是能够窃取天子的权力，在征伐、任用、退处等方面随意妄为罢了；汉、魏的君主只是没有办法制约他们，所以养成了他们的势力，巩固了他们的地位，最终使他们窃取了帝位。至于唐德宗，他怀疑宰相而不任用，惩戒奸臣造成的弊病，便认为天下人全都不可信，于是一切凭自己的聪明来处理。当时宰相只奉行文书罢了；所以在那时，藩镇大臣产生了轻视朝廷的心。凭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应付天下连续不断的事务，屡屡显露出他的困窘；左右大臣都有苟且偷安的心，而没有出力赴难的意愿，那么他们应该侵犯朝廷而无所顾忌。唉！把权力交给别人而自己不能收回，是汉、魏君主的错误；害怕权力离开自己而夺走别人的职权，是唐德宗的错误。这两种做法都错了。唉！天下的事情不可以没有方法，而驾驭臣下尤其困难。有人不懂这个道理，认为先王时代一切只依靠忠信而没有方法，难道不是错误吗？坤的道理，是臣下之道；《象》把它比作马。我没有见过马可以没有驾驭的，运用方法驾驭它，难道会妨害忠信吗？

译将论 天子的臣子，从公卿大夫开始，即使有时缺少，也不至于成为紧急问题；不能一天缺少的，大概就是将领吧？将领之所以紧要，并不是因为任用他就比任用公卿大夫更重要，而是因为这种事务并不经常出现，而能够胜任的人很少。譬如医生配制药物，金石草木中的珍贵药材，是世人共同拥有的，不一定要预先收藏；至于远方的物产、山海的奇异产品，以及凭人的力量不能经常获得的东西，就必须预先储备以等待使用。如今百姓不得安定、财用不能增加，刑罚没有平治、礼义没有兴起，这些祸患很大。然而这些事务，是天下人平常所熟悉的，所以处理它们的方法，人人都足以插手。突然寻找这样的人，很容易得到；讲解这种方法，也容易明白。这就像金石草木中的珍贵药材，所治疗的病虽然重大，但人人都知道并且拥有；即使平时没有储备，也没有妨害。有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率领百万士卒与人交战，胜了就生存，败了就死亡。天下人平时没有事情时便废弃这种本领、不加讲习，有事情时又躲避而不愿面对。因此，这种事务并不经常在天下出现；幸运的是，千万人之中偶尔有一个人学习它、懂得它的方法，一旦任用便能显出功效。所以学习这种本领的人很少，不是突然在早晨寻求、晚上就能得到，也不是仓促选取后便可以立即使用的。比如有人患了病，却等待远方的奇药，难道不是很危险吗？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虽然崇尚仁义礼乐来教化天下风俗，消除压伏悖逆暴戾、喜好争斗的心，却总是暗中寻求天下的奇才，以应付不可预料的祸患。大概他们常把这种方法寓于六乡六遂之间，使士卒、车乘、步卒和车徒的编制平时就准备齐全；而朝廷的公卿大夫、外面的诸侯之君，在朝聘、燕享、从容欢宴之际，必定陈列弓矢来讲习射艺；四时闲暇时，就命有司讲习武事。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却驰骋于草野，亲自从事金鼓干戈的劳作，以射取禽兽。大概宴饮欢会，是人情所喜爱的；弓矢，是显示威武的器具；田野狩猎，是宴乐之事；杀兽，则是征伐的姿态。先王就是这样在从容顺适的人情活动中，暗中保存天下人的长处；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暗中培养天下豪杰的气概，使他们一旦需要时熟悉这些技艺，安然面对而不惊惧。因此先王对于将帅，不仅能够寻求，而且能够用适当方法培养，使其成长起来。到了后世，秦汉以来，他们考虑天下变故，已经不能像先王那样，只知道寻求和任用罢了，至于有方法培养以使其成长，则没有了。寻求人才有方法，并且能够了解他们的实际才能，这是先王的方法。所以这种方法的作用无穷；即使没有培养人才的方法，但知道寻求人才总比不寻求好，也可以这样说。可是与先王的时代相比，已经十成中丧失九成了。唉！先王的方法，后世已经亡失了；安坐着不去寻求人才，或者虽然寻求却不遵循正道，我都没有看到这样做有什么可取。《宋文选》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二十六 张文潜文 《秦论》贾生评论秦朝说：“没有施行仁义，而攻取和守成的形势已经不同了。”世人认为这是确切的论断，唯独我认为不对。攻取和守成虽然不同，事情却相互关联；措施虽不同，利害却相同。守成的安危，取决于攻取时做得好坏；它们的报应就像表与影、声与响一样丝毫不差。比如有人置办产业，耕种自己的田地，尽力经营，收获千石粮食，把它收藏在仓廪中；又把价值百金的货物运到邻国做买卖，获利千金。邻里不怨恨他，有司不责罚他。这样，他便可以安坐享有财富，把它留给子孙，于是安乐而没有后患。现在有人侵占别人的田地，夺取别人的财产，又在道路上杀人抢金，却想把这些东西封藏在仓廪、厩库中，再用君子长者的方式守护它，怨仇纷纷而来，别人就会把它夺走。因此，既然用这种方式取得，就必定用这种方式失去。哪里有用盗贼取得财物的办法，却能用君子的道义守住它的呢？秦朝依靠严明法令和武力征伐来经营天下，已经有好几代了。到秦始皇时，六国大体都已衰败。先灭韩，后来灭齐，大约不过十年。灭掉别人的国家，俘虏别人的君主，其残害惨毒到了极点。这六国诸侯，他们的先世都曾对百姓有功，又都据有国土数百年，根基深厚，牢固地结在民心之中。一旦把它们铲除覆灭，其势力必定不会平静地就此消失。就像堵塞大水、砍伐大树一样，浸润之后流出的支流、播散之后留下的种子，将要重新滋长而猛烈兴起，直到它们衰败殆尽才会停止。秦朝即使想改变当初取得天下的方式来守护它，事变的机关已经形成，复兴的形势也必然出现。所以秦朝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唉！秦灭六国，不到十多年，六国便又重新并立；秦朝因此断绝祭祀，这种结果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所以贾生的论断，只是戏论罢了。乐毅是贤能的将领，一战战胜齐国，攻下七十座城，齐国不能支撑。不到三年，这七十座城又全都反过来归于齐国，竟没有一座由乐毅守住。用什么方式取得，就用什么方式失去，难道不是这样吗？乐毅这样贤能尚且如此，何况暴虐的秦朝呢？

译《文帝论》从前绛侯平定吕氏以后，亲手掌握国玺，把它交给孝文帝。当时，刘氏后代由大臣决定拥立谁，文帝原本只是诸王中的一人，只因贤能才被选中。他起初并不是必定能够得到帝位的人。绛侯把天下交给一个未必能够得到帝位的人，对他的恩德实在深厚。文帝应当怎样报答绛侯呢？即使把国土分封给他，让他称王，天下人也不会认为过分。然而内乱平定后，君臣名分已经明确，用爵位、赏赐、俸禄和财物来慰劳答谢他往日的功劳，却没有听说有明显超过当时的厚报。为什么转眼之间就迅速把他驱逐了呢？我曾经考察汉朝的大臣，大多遭祸，很少能够保全。武帝以来，情形简直像杀囚犯和奴隶一样，唯独文帝时，被公卿诛杀的没有几个人。这样看来，文帝对大臣也是有恩的。当时受恩最深的大臣，应当没有谁超过绛侯。然而仅凭一个平民的一句话，在罪过尚未查明时，廷尉只用一纸简牍召他来，像捉拿孤立的囚犯一样，使他受到侵辱困苦，差一点死掉。文帝并不是昏昧无知的君主，为什么唯独对绛侯如此少恩呢？我曾深思其中缘故，终于得到一个解释。高祖手下那些建立大功的将领，到文帝时几乎都已经死尽了；不是因谋反被诛，就是因猜疑而死。他们心中都有所凭恃，夸耀自己的功劳，天天向君主索取，不能得到满足，就像狼回头窥伺一样起兵作乱。绛侯不过是吹箫的被拘民众出身。他用兵十多年，熟悉天下形势，喜欢建功而崇尚武力；那种骁勇雄强的习气，难道能在心中丝毫不存吗？凭着英雄的资质，又挟有拥立君主的威势，居高临下地看待君主，和保姆提着婴儿没有区别。这样的人要做到不骄傲，即使伊尹、周公也很难。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作乱，祸乱便由此产生。文帝难道没有爱惜绛侯的心吗？他看到前些日子那些被诛杀、灭族的人，都是因为依恃功劳向君主邀功、骄横放纵而导致的；绛侯的行迹与韩信、彭越等人相差也不多。我也担心他有所凭恃而骄傲，骄傲不止就会作乱，作乱而不诛杀就会使国家废乱；依法诛杀他，又会严重损伤恩德。唉！道理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倒不如压制他、使他远离权力而困辱，使他内心有所反省，不再有所凭恃；这样既能除去他的骄慢之心，保全他的生命和家族，使他的子孙长久拥有国土，岂不是更好？这样看来，文帝的恩德也很深了。再说，最能尊重霍光的，莫过于孝宣帝；他把天下政事交给霍光而不敢独断。霍光死后，又让他的儿子、兄弟结党掌兵，把他的女儿充入后宫，赏赐宠信无法计算。天下人都一致认为孝宣帝没有辜负霍氏。然而霍光死后不久，他的妻子儿女就被杀戮；把天下交给别人，自己死后，连弱小的儿子和孤单的孙子都不能得到祭祀。享有天下的人听到这件事，谁不会为霍光痛心呢？唉！假使宣帝已经端正了君臣的名分，就应当接管天下政事。霍光死后，应当看他的子孙贤能还是愚劣，分别授予官职、给予财物，并收回他的权力；对于其中最不善良的人，就斥退并远远安置。这样，霍氏即使想作乱，也不可能了。那么霍光没有后代，除了宣帝，还有谁造成的呢？天下的事情，要等看到最后结果，才知道君子的用心。绛侯自身没有遭祸，才知道文帝所以裁抑他，正是为了深切地报答他。霍光在汉朝没有留下后代，才知道宣帝所以宠信他，正是为了深深地加害他。俗话说：“婴儿常常生病，是伤于吃得太饱；尊贵的大臣常常遭祸，是伤于受到过分宠爱。”这样看来，文帝、宣帝报答功臣的得失，就可以考察出来了。《景帝论》景帝说窦婴沾沾自喜，轻率多变，不足以担任宰相，于是选择持重的卫绾为相。说自喜多变的人不足以持重，这是对的；但认为持重的人必须像卫绾，就太过分了。古代懂得识人的人，不看外形，而考察内在性情，得到实质而舍弃相似的外表。天下人的善恶，他们相似的外表固然未必真实，而他们的本性有时也不能从外形上求得。卫绾不过是车戏中的卑贱之士，他愚笨迟钝，只是偶然有些像敦厚长者的外表罢了。敦厚的人，任用他时也必定要有所防范、取其长处；难道是说他应当像木偶一样没有是非可否吗？如果因为这样便把他当作长者而任用，那么世上可以持重的人就太多了。劣马奔跳踢踏，要求它没有奔跳踢踏的毛病就够了；得到一匹偶然安静的马便喜爱它，可以吗？景帝任用卫绾，就像喜爱一匹偶马一样。景帝厌恶周亚夫，说：“这个人心中郁郁不平，不是侍奉幼主的大臣。”最终把他杀了。天下人的真实情状，在还没有表现出利害冲突时，往往都无法看清；总的说来，容易被权势胁迫的人，也容易被利益打动；不轻易答应别人私下请求的人，也不会轻易替别人做私事。周亚夫不接受文帝在细柳营的劳军，又不肯封王信为侯，可以说是不能被权势胁迫、没有私心了。能够手持符节、为义而死，以及见到利益而内心不动，不轻视权势、不被私欲蒙蔽的人，除非如此，没有谁能够辅佐幼主、共同承担危难；我看这人非周亚夫不可，可景帝反而杀了他。这只是因为景帝认为他刚强正直、不肯苟且，外表像是难以控制而且轻慢君上，所以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唉！景帝是根据外表相似来求取人才，因而失去真正人才的人。从前高祖想寻找一个能够托付赵王如意的人而不得，得到一个能强硬不屈、当面直谏的周昌，于是把赵王如意托付给他。周昌没能使如意逃脱死亡，大概是形势有所逼迫；但高祖任用周昌，本来就是让他辅佐危弱之人的办法。可叹啊！周昌因此被高祖选中，周亚夫却因为同样的特点而不能免祸；这样看来，景帝和高祖在观察人才方面确实不同。

译《魏晋论》唉！魏晋的乱亡，真是可悲到了极点。国内的人都恐惧畏服、听从命令。大盗召唤他们，没有不响应的；举全国交给别人，还担心别人不肯接受。他们循着什么道路而走到这一步呢？大概是他们的国家早已轻弱了。国家强重就能保存，国家轻弱就会灭亡。什么叫强重？国家中有人能够抵御侮辱，使旁观者有所忌惮，这就叫强重。鲜鱼、鲔鱼在江湖中并非不大，但渔人空手也能捕捉，把它们放在砧板上切鱼片并不困难，反而还不如蛇虺占据洞穴。国家轻弱，也就是这样。君主并非不尊贵，公卿大臣并非不令人畏惧，各个官署府库并非不完备，但人人都庸碌怯弱、随和易欺，说服他们像拔头发一样容易，防备并制服他们像提取东西一样简单。朝廷空虚，考虑不到将来的祸患；今天的智慧，赶不上明天的变化。这样一来，国家即使存在，大盗也能拱手把它夺去，这就叫国家轻弱。大凡臣下能够使国家强重，不是有足以使天下信服的名节，就是一定有超过天下人的才智。成汤死后，太甲失道，伊尹把他放逐，这可以说是乱事了；可是诸侯不争夺，商朝最终安定，是因为伊尹的名节，是天下人不敢议论的。晏子在齐国，叔向在晋国，宫之奇在虞国，诸侯都不敢侮辱他们，这是用名节使国家强重。齐桓公乘兵车纵横天下，诸侯不敢议论他；后来管仲的智慧，也很难有人与之抗衡。郭子仪在南方，吐蕃便停止用兵；李德裕起草檄文，泽潞就被平定，这是用才智使国家强重。天下人喜欢争斗，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若不是内心有极大的羞耻而不忍去做，就必定是自身有极大的恐惧而不敢去做。名节，是使天下不义之人感到羞耻的东西；才略，是使天下喜欢作乱的人感到恐惧的东西。舍弃这两样，即使是圣贤也没有别的办法。魏国灭亡时，司马师弑杀君主，像屠杀犬马一样，而大臣们震惊恐惧，没有人敢叹息。王祥、郑冲把全国交给了他。这类人也知道这样做是不义，却不敢不听从，因为他们平素没有什么可以激发国人的东西，自己胸中也空无所有。晋朝有才能的臣子最先反叛。王敦、桓温的才华超过一时之人，最终都不再做臣子。刘裕的才能超过数人，终于夺取了天下。为什么？因为中原没有人能与他们抗衡。一个人拥有喜欢作乱的资质，却看到自己的国家没有人能与他抗衡，于是夺取天下的念头就产生了。所以国家的祸患，没有比不崇尚名节、消磨天下人的精锐更大的了。晋朝那些公卿，早晚所做的事情，不是毁弃名节，就是根本没有志向。正在这个时候，即使有志之士，也将要离去了。这就是蔡谟不肯担任司徒，并说“我恐怕成为后世的过错”的原因。天下的事情，有名义和实际，不能不加以辨别。轻视名节的人说：“我厌恶天下人的矫激。”排斥才能的人说：“我崇尚德行。”矫激的人，难道真能守护名节吗？利益一到手就会改变了。世上难道有利益来到也不改变、祸害来到也不躲避的人，而可以用“矫激”二字把他压制吗？如果这样说，却又不能免于矫激，那么只有庸庸碌碌的人才可以了。况且东汉的乱世，即使曹操这样雄杰的人，直到死也不敢篡取汉室，只是因为畏惧天下的清议。党锢之祸虽然有弊病，却还能保存国家。古人所谓德，并不是说没有才能。至于才能不足，就无从谈起了。《传》说：“仁者一定有勇，勇者不一定有仁；有德者一定能言，有言者不一定有德。”言语和勇敢，都属于才能一类；仁和德却一定能够兼有这些。难道世上会有没有勇气的仁者、不能言说的有德者吗？子产是惠爱人民的人，人们称他为“众人的母亲”，可以说德行胜过一般人了。然而他抵抗晋、楚两国时，为什么又那样勇敢而且善于辩说呢？如果只有毫无用处的资质，却在外面披上仁义的外貌，用礼乐的言辞加以文饰，治理国家不能使百姓安定，面对危难不能击退敌人，却称他为有德之人，这本来就是天下英雄所要鄙视的。唉！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明察这一点。

译《晋论》天下有最重大的名分，君臣关系就是其中之一。以天下众人侍奉一个人，考察双方的形势、比较双方的力量，人数和力量本来不同；然而天下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低头听从，不敢稍作较量。一旦有不顺从的情况，就会有人起来诛杀他。不只是君臣名分如此。从这里推开，下至一乡一邑，只要有尊卑大小的名分，没有不是这样。天下的名分，只有出自父子兄弟关系的，都是天然的亲属，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下至一乡一邑，上至君臣，这些尊卑名分难道都是人为规定、使人不敢违犯的吗？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我曾寻求其中缘故，认为天下的名分起源于天下的道理。所谓道理，根本出于天地，却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开始。正因为这种道理一经确立便不可改变，所以名分一旦建立就不可侵犯。百姓刚开始出现时，还没有君臣相互临御，也没有官长和老师来治理；人们纷纷扰扰，凭力量互相胜过，于是百姓开始深受其苦，后来才有人能够使自己的同党服从。能够使一乡服从，便得到一乡人的尊敬；能够使天下服从，便得到天下人的尊敬。因此君臣的名分就建立起来而不可改变。百姓对于君主，是自己设立君主来治理自己。正因为百姓仰仗君主来治理自己，所以顺从命令、接受教导、低头听从，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由此推开，下至一乡一邑也是一样。我曾经为晋朝的事情悲哀。自三代以来，祸患最多的国家，没有比晋更多的。外有强大的夷狄，内有大臣作乱，泯灭、断绝、荒乱的情形，有些实在不忍心看。后来晋分裂为东晋，而晋也日益衰弱。它仍然相互扶持延续了十多代，力量耗尽，形势困窘，衰败到极点，灾患百出，刘裕才得以夺取它。自刘元海以来，天下分为十六国；像苻坚、石勒这些人，都有超过常人的才能，开拓土地数千里，拥有众多甲兵、士卒和百姓，又有忠诚有智、愿意效死的臣子，他们建立的功业也有值得观赏之处。然而都不过传了一两代便灭亡了。他们刚兴起时，似乎本来可以长久安定；一旦遭到失败，就立即灭亡而不能振作。我曾考察苻坚在寿春的失败，他当时的力量仍足以善后；可是带着残余部众，困窘而无处归宿。我常思考这件事，想到君臣名分，才渐渐接近其中的解释。晋拥有天下，是长期积累而成为天下人所服从的结果。正因为人们安于自己所服从的对象，所以天下人始终守护君臣名分而不敢侵犯，人人都害怕失去它，因此即使迁徙流离、国力极弱，也难以灭亡。忠臣义士出力挽救它的败亡，像苻坚、石勒这类人，即使非常强大有力，然而天下人的人心并不爱戴他们，反而厌恶他们的作乱。不幸的是，晋不能制服他们，他们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崛起强盛；等到他们失败，天下人便共同起来消灭他们。有人认为君臣名分起初出于相互制约，只要成为君臣，就自然有名分。晋与夷狄有什么区别呢？天下人的感情本来就有习惯所形成的归向。习惯了并且安于某种对象，众人就归附它。婴儿爱给他喂乳的人；若邻人的母亲给他喂乳，他却不爱她。同样都是喂乳，爱与不爱却存在差别，原因就在于习惯与不习惯。那么晋朝刚建立时，天下本来已经习惯于魏，晋为什么没有灭亡呢？晋没有灭亡，是幸而没有遭到失败，并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十六国的颠沛流离，是因为君臣名分不正而失败。喜欢赌博的人不一定都贫穷，但如果说赌博可以进行而不会贫穷，就不可以了。这些话所说的，本来就是天下的道理。《唐论上》从前天下的事情，常常忧虑不得已才去做。事情发展到不得已才做，并不是内心所喜爱，而是形势有所逼迫。勉强去做之后，事情一旦建立又不能改变，便只能拱手等待祸患。因此古代圣人深谋远虑，用来忧虑天下祸患的办法，没有不完备的。他们预先设置防备，周密地做好准备，使天下万一发生不可预料的变故，我们也能从容应付而不乱，不会用鲁莽草率的计策，给后世留下祸患。唉！这就是先王的治理之道，是后世不能赶上的原因吗？我常常这样比方：世上浅薄的人，有人住在河边，侥幸希望河水不会到来，于是安然不作准备。一旦洪水到来，便徘徊四顾，不知怎么办，只好毁掉房屋、搬走柴薪来堵水，后来才免于淹没溺死的祸患。然而这种人虽然能解决眼前的危急，退一步却有失去住所的忧虑。他起初已经没有做好准备，后来再想恢复原状，柴薪和房屋却已经浸泡在水中，无法移动了。他起初难道不爱惜房屋和柴薪吗？只是形势有所逼迫罢了。天下的形势，与此又有什么不同呢？圣人不过是预先看见祸害，事先做好防备而已。这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也就是筑堤防止溺水、储水以备救火的智慧。从前节度使的制度，兴起于景云、开元年间；但当时所治理的，不过是边疆用来控制诸侯的地方。天宝年间发生动乱，安禄山、史思明在中原横行，却没有人能够禁止。天子的军队弱小而不能制服他们，形势便不得不依靠节度使的军队。节度使既然立了功，即使想改变这种局面也做不到了。大体在至德以后，天下军队不下数百万，全都隶属于节度使府。因此天下军队的粮饷仰赖度支，赏罚由天子掌握，而权力却归将军。天子在上面供养军队，将军实际上收取了军队的欢心。所以用不义的名义驱使他们，把他们置于可怕的处境，他们便低头尽力而不敢推辞。等天下已经平定，先前的动乱已经消除，可节度使的祸患本来已经深重得无法承受了。唉，天下人的人心，不能让他们仍然拥有可以安居的依靠。如果他们安于义，那么我本来就不必再求其他办法；如果他们做不义之事却能安然自得，我将想改变它，却再也做不到了。天下军队的形势既然已经这样，人人便都有了认为事情理所当然的心，即使想改变，也没有办法。肃宗时，大盗已经平定，但天子的威势不足以大大压服天下，因此他不能改变节度使的弊病，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译然而凭宪宗的英明，铲除、荡平、削改和革新这些弊病，最终也不能把天下统一起来。唉！长期劳苦形成的习惯，不是太顽固了吗？我常常认为：唐朝末年，那些君主并没有真正达到必然亡国的地步。至于文宗、武宗、宣宗三位君主，他们的才能足以有所作为；当时的大臣也并非全都不可任用。然而国家的纲纪法度顷刻之间就败坏了。大概是天下大势已经失去，即使有绝妙的才能，也无处施展。所以唐朝的祸患，不是起于僖宗、昭宗时期，而是起于天宝年间。节度使势力强大，不是起于河北世代承袭，而是起于节度使曾经立功。唉！假使天宝年间没有采用苟且急迫的制度，那么僖宗、昭宗时期的祸患从哪里发生？假使当初我们不依靠节度使的功劳，那么河北那一小块地方即使想世代承袭，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唐论中》天宝年间承袭太平，军队不知道作战；大盗突然兴起，四海震动，却没有抵御的办法，君主流亡，国家残破。哥舒翰的失败，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明皇想下诏亲自出征，却被奸臣和宠妾阻挠。想来当时天子亲自统兵，能够成功吗？我常说，天宝年间盗乱兴起，即使上面有仁德聪明的君主，杜绝、堵塞，也或者是当时朝廷已经无人可用，所以才作出这样猖狂而不审慎的谋划。天子亲自出征，有两种优势，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而明皇两种都没有能够发挥。幸而他没有亲征；假如真的亲征，狼狈岂不是会比这更严重？哪两种优势？第一，以尊贵的名分和重大权势压服敌人，所以敌人即使强大，也不忍冒犯君上、招致犯上作乱的危险和侮辱君主的愤怒；第二，天子统率的必定是天下最强大的军队和精锐士卒，天下没有人能够抗拒。明皇时，天下的形势，力量长期集中在西北，而京师早已轻弱。大案屡次兴起，缙绅咬牙切齿；用兵没有节制，百姓怨恨困苦；宫内淫乱荒唐、失去法度，尊贵名分的威势已经十分衰弱。安禄山训练军队已经很久，他的将领和士卒全是蕃戎中的强悍士卒，不再是唐人。他们只怕不能深深地犯上、不能痛快地冒犯君主；所以明皇关于尊贵名分和重大权势的第一种优势，无法施展。天下的精锐军队都在西北，掌握在蕃族将领手中；府兵已经败坏，天子的侍卫不过是长征健儿和彍骑罢了，仓促有急事时招募士卒，也不过得到长安城中市民的子弟，却要拿他们抵抗燕、代地区的精锐骑兵，这等于赶羊去和狼作战。因此明皇关于强大军队和精锐士卒的第二种优势，也无法施展。亲自出征既不可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回答说：懂得用兵的人，必须能够预先知道敌人所依仗的和所厌恶的，使敌人去做所厌恶的事，失去所依仗的东西；这样的人百战不会陷入危险。安禄山有利之处在于速战，所依仗的是范阳；他训练当地百姓十年，行军千里而用他们作战，锋芒不可抵挡，即使太公、穰苴也一定暂且避开，所以交战必须避开他的锋芒而加以利用。他只怕作战不够迅速，怕敌人不肯抵抗他。然而安禄山的势力虽强，一旦渡过黄河南下，就成了寄居异地的客军，所以内心不稳而容易动摇。他依仗范阳，就像虎豹依仗山林，危急时一定要退回去作为藏身之处。正当安禄山南下时，应当在潼关集中重兵，挖深壕沟、筑高营垒，不与他交战，把河南让给他。那时李光弼、郭子仪都在河北，再派一员将领攻打范阳空虚的后方，必定能够成功。他前进便不能进入关中，退却便已经失去范阳；只守着空虚的东都不过半年，势力就会崩溃。这是最好的计策。后来安禄山死了，安庆绪向北逃走，而史思明已经占有范阳；安庆绪最终困死在河朔。由此可知，安禄山一旦失去范阳，就必然会参与河朔诸帅的行动。后来史思明防守东都，李光弼率军驻扎河阳，史思明便不能向西推进。由此可知，只要在潼关集中重兵，不交战而使其疲惫，安禄山就无所作为。安禄山倾全国之力远道作战，放弃自己的依仗而不顾，已经陷入天下最危险的境地；唐朝君臣却不知道采取这个办法，这说明唐朝当时无人可用。《唐论下》从前先王的军队，爱戴君主，然后才愿意为将领而死；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尽力、不顾自身安危来保卫将领，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军队胜负所关系的，不是将领个人的利害，而是我们的君主。因此功业成就、事情办妥后，君主便安然享受成果，不再有忧患。不善于用兵的人，则不能善用军队，只知道为将领而死，却忘了君主。那时三军士卒只听将领的话，所以不担心将领不能建立功劳，只担心功成之后君主不能享有利益。要使军队爱戴君主而为将领而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军队出自府兵、将领出自禁卫，使将领可以使用军队，却不能把军队据为己有。发生战事时，整治兵器、喂饱战马，去讨伐有罪之人。将军的恩惠虽然足以取得部下的信任，但士卒顾念将领，不应把将领看作自己终身所仰赖的人；这样即使爱戴将领，也不至于把他当作私主。正因为爱戴而不私附，所以用正义驱使他们便能立功，却不能使他们做不义之事。那些只为将领而死、忘记君主的人，就是节度使的军队。当时天子能够使唤将领，却不能支配他们的军队；可以让他们出征、作战，却不能得到他们的私属。天子常常收拢士卒的怨气，而将军实际上占有了养育士卒的恩德。唉，这难道不是天下的大祸患吗？自天宝以来，藩镇的祸乱接连发生而无法控制；河北三镇被天下指为僭越作乱、不臣服的地区，朝廷放弃它们而不予过问，认为这种局面确实无法改变。唉，为什么不也深入思考解决它的办法呢？汉代时尚且有七国联合反叛君上，诸侯擅自占有土地，天子竟没有办法制约他们；这种祸患，难道只是唐代方镇才有吗？后来主父偃替汉武帝提出一个办法，使诸侯能够自行分封自己的子弟；汉朝君臣没有花费一支箭的力量，就安坐享有泰山般的安定。唐朝的节度镇，与此有什么不同呢？那些桀骜狡猾、全然不顾、放肆傲慢而轻视君上的人，究竟凭什么敢这样做呢？大概是因为他们有股肱肘臂般的属下替他们拼死效力；假如让他们孤立地独自行动，我们不过是对付一个将领罢了。所以李愬平定蔡州，一得到李祐，吴元济便束手无策。一个节度使所统辖的，不过不下数郡之地；我们为什么不派一个使者，假借赏功的诏令，拔擢他属下中最有才能的人，让他统率所属城邑，替朝廷办事？这样把他们拆散离间，使军队分开、土地分裂，那么从前那些豪强狡猾、难以控制的人，不过一两年，就只能提着一座空城守卫；即使想不做臣子，又怎么可能呢？

译有人说：那些属官和将佐，怎么能背叛他们一向爱戴的主帅呢？名义上说是分割土地，实际上却谋求彼此勾连，这样哪里还有利益可言？这完全不对。人只有贫穷，才肯受富人的役使；只有低贱，才肯受尊贵者役使。所以两个富人不能互相役使，两个尊贵者不能互相屈服。那些属官、将佐爱戴主帅，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主帅能够赏赐他们的功劳，任用他们的才能；所以他们依靠主帅来巩固自己。假使他们的地位拥有节度使的权势，就会回头看待自己的上级而憎恨他。为什么？势力相等、地位相同，就必然产生彼此猜疑之心。唉！假使他们真的互相倾轧而产生猜疑，我们的计策就能实行了。又有人说：“我如果一天之内把他的臣属将佐全都斥退，他怎么肯安然地把他们遣走呢？”假如他阻止我们的命令而不执行，岂不是更加招致天下的动乱吗？这又完全不对。假如让他接受命令并遣走属下，我们还图谋什么？假如他阻止命令不执行，祸患便会反过来发生在他内部。为什么？如果有人有一条可以获得富贵的道路，却有人挡在他面前，他必定会群起攻击、争相排挤那个人。他原本在军伍之间，一旦有了节度使的权力，而我却顾及他的私情加以阻止；这样做而能安定的情形，世上从来没有过。从前乌重胤担任沧景节度使时，所有属城的刺史都回到朝廷，使他们能够自行统领本州军队。他曾说：“假使二千石的长官各自拥有镇兵，即使有安禄山、史思明，也没有什么办法。”河北之所以能够抗拒朝廷命令，正是因为能够夺取刺史、县令的权力。当时只有乌重胤所镇守的地方独自奉行朝廷命令、接受替代。因此，分割土地、离散军队，确实是削弱节度使的办法。《明皇论》君主应当致力于掌握要领，而不应致力于什么都不做。“无为”的作为，言语上很玄妙，这是羲农、尧、舜这些得道之君的事情。然而平庸昏庸的君主听到这种说法便喜欢它，深居幽暗之处，堵塞耳目，是非经过眼前也不察觉，奸臣愚弄他也不醒悟；看待百姓的利害、国家的存亡，就像越国人询问秦国人的疾病一样。他们说：“我无为而治。”实际上却沉溺享乐、饮酒、亲近美色，早朝迟到或不上朝，游荡没有节制，也说这是无为。因此不如专心掌握要领。我不亲自处理政事，而把事情交给别人，观察他们能否办成；我不吝惜权力，而把权力分给别人，观察他们的志趣。事情办成而有利，就可以；办成却有害，就一定追究原因并实行赏罚。分给别人的权力如果用于公事，就任用他；窃取我的权力来满足私欲，就抛弃他，并分别决定任用或罢免。这叫作掌握要领。懂得掌握要领，就接近无为而治了。唐明皇任用李林甫十多年，完全失去了贤人的辅佐；太宗的法度几乎全被废除改易，贞观年间的风俗也变坏得一无所存。李林甫早晚所做的事情，不是聚敛财物、追求奢侈来动摇君主的心意，就是罗织刑狱来毁灭人家的家族。宫门之内，干戈斧钺的危险从未断绝；他还间或用神仙鬼神之说来动摇明皇的心，而明皇安然不以为虑，茫然不知察觉，利器已经离手也不知道，终于一败涂地，终身不能恢复。凡是这些情况，大概都是喜好“无为”学说所造成的。后世的君主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代宗论》我曾评论代宗，说他是唐朝平庸的君主。然而他承接安史之乱后的破坏局面，肃宗草创，事情都临时处理，人心震动，容易发生变故，这不是一般才能的人所能平定的。代宗继承这种局面后，又曾被吐蕃惊扰，仓皇逃奔到陕地，然而国家最终安定，祸乱没有延续到他身上，为什么呢？我考察代宗的行事，有两点类似英明君主。如果沿着这种道路充分实行，他本人安全、国家安定，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什么？能够容纳有大功的臣子，背离自己也不猜疑，冒犯自己也不发怒，却在对外处置时没有姑息的痕迹，这是第一点。仆固怀恩、李光弼二人的功劳都很显著。仆固怀恩依恃功劳冒犯君上，从皇帝以下，谁能忍受他？但代宗不与他争执，所以宽容包纳，最终等待他自行灭亡；难道不是因为：同他较量力量，他勇猛强悍；同他讲道理，他是戎狄之人？他乘着气势而凶暴悖逆，大概将要灭亡了。代宗已经看透了仆固怀恩。李光弼身兼将相，功劳无人能比，逃到陕地以后却坚坐不应召；他的用意不是想两面观望，就是高卧等待时局变化。代宗始终恩礼不衰，难道不是因为：凭李光弼的功劳，如果伤害他，天下人会怎样看待我？他不来救我的急难，我可以不追问；一旦追问，就必定讨伐他。他不是束手等死的人，那么我又派谁去和他抗衡呢？代宗这样对待这两位大臣，天下人不认为这是姑息，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德宗对待李怀光，则姑息的痕迹多得无法掩盖。对符合自己心意的人就任用他；众人愤怒而不赞成，就一定杀掉他；他的任用和诛杀，没有人能够从中阻止。起初任用元载，完全听从他的意见；元载罪恶太重，便毫不犹豫地诛杀他；宠信鱼朝恩，几乎危及郭子仪。但鱼朝恩横行后，便把他杀了；程元振的宠信已经很深，柳伉一句话就把他逐退，容易得像翻手一样，最终弃置不用。元载案件的审问提纲，都是从宫中发出的；这说明元载平日虽然在外面专擅权力，代宗在宫中却没有不知道的。除去这三大祸害，就像杀犬羊一样，中外没有惊扰，上下都心悦服从。看这些事，昏庸而懦弱的人是做不到的。这两点，都是英明君主难以做到的，代宗却具备了，所以能够保全国家、安定自身。

译《德宗论》德宗对藩镇的强横僭越感到愤怒，有鞭挞天下、平定四海的志向；他竭尽府库财物，耗空禁卫军队，来从事讨伐叛乱。然而军队出征没有功效，兵祸接连不断，大盗又突然发动，自己流亡，国家残破，灭亡的祸患迫在眉睫。从此以后，乱局再也不能平息。到了宪宗任用一个裴度，决定出兵，才开始平定山东、河北，强大的藩镇都低头听命。宪宗在位期间，天下大略安定。两位皇帝在用兵讨伐叛乱方面相同，但功业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管子说过：“攻打坚硬的地方，脆弱的地方反而坚固；攻打脆弱的地方，坚硬的地方反而脆弱。”德宗最初派马燧、李抱真讨伐魏镇田悦；自田承嗣以来，那里兵力强大、国力富足，成为屹立的大镇，不是容易攻打的地方。两位将领的力量被消耗在田悦身上，于是王武俊、朱滔互相煽动而起兵，从魏地到燕地，数千里之间遍地成为战场，四方诸侯开始轻视京师。淮西虽然长期叛乱，但不过是数郡之地；长期暴取财物、虐待百姓，已经危亡在即。而吴元济昏昧幼稚，正好在其中逞强，这只是朝廷不愿意立即取下它罢了；如果出兵攻取，必定能够成功，哪里能同河朔诸镇相比？宪宗乘着这个机会，审察时机，一举灭掉它；李师道、王承宗之类，有的被诛杀，有的归顺称臣，四方藩镇纷纷效法顺服。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德宗先攻打坚固之处，敌人还没有灭亡，士气却先已消耗，力量也先已疲惫。士气既已消耗，力量又已疲惫，这种状态是人人都容易防备的；这就是朱泚、李怀光能够横行而无所顾忌的原因。宪宗先攻打容易攻破的地方，捣毁他们的巢穴，诛杀他们的首领；军队还没有出动，声势已经震动天下，所以李师道、王承宗之类士气消沉、力量受阻而不能抗拒。有能扛鼎的力气，却让他背着石头站起来，站到一天终究必会跌倒；在谈笑之间把婴儿肢解，即使孟贲、夏育在旁，也一定会心惊。这就是攻坚与攻瑕的道理。《五代论》春秋时期，季梁在随国，宫之奇在虞国，他们都明白国家的安危，通晓利害关系，强国都忌惮他们，不敢轻易对待。可是我深深感到奇怪，五代的君主虽然大多起于武夫悍卒，没有学问，不足以得到士人的辅佐；而当时的将相谋臣，到了国家败亡之际，却都像脚踩坎井、头撞树桩一样，安然承受祸患而没有对策。事情成功时，彼此苟且求取富贵；事情失败时，就拱手等死。难道是天下极度纷乱，人才也因此不能振作吗？我深入考察这件事，发现了四个人，他们都是有智慧的士人。不过有的得到任用，有的没有得到任用，这就取决于当时君主是昏庸还是英明。安重诲在明宗时期，常常遗憾自己没有替国家除掉潞王。当时潞王大概只是一个被罢去镇守之职的节度使，唯独安重诲知道祸根就在这里。后来终于覆亡国家的，正是潞王。清泰帝时，石敬塘在太原想要反叛，正值【缺字】之时，朝廷大臣中有个叫吕琦的，对朝廷说：“石敬塘一定会结交契丹作为援助，可以先用厚重的财礼结交契丹，来分散石敬塘的援助。”后来建立晋国的契丹，使明宗和清泰帝相信了他的话，先采取行动对付石敬塘，这样就一定可以缓解祸患。契丹大举进军进入晋地，意图吞并华夏，而他的母亲舒噜却独自反对说：“假如我国让一个汉人做君主，可以吗？” 耶律德光果然不能安居南方，狼狈地客死在路上。石敬塘耗费很大，而契丹起初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耶律德光的遗体运回去后，他的母亲没有哭，说：“等中原人的兵马恢复如初以后，再安葬你。”唉，像这样的戎族老妇人，也算有智慧了。李谷、韩熙载年轻时都以功名相互期许。韩熙载将要到江南做官，和李谷告别时说：“江南如果任用我，我就长驱直入平定中原。”李谷说：“如果中原任用我，夺取江南就像从袋子里取东西一样容易。”不久李谷辅佐周世宗，于是江南归降，军队没有劳顿，国家也没有耗费，确实像从袋中取物一样容易。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长江和山川的阻隔都不能成为真正的屏障。天下自有一定的形势，不是凭智慧和力量就能强行改变的。诸葛亮尚且不能凭蜀国攻取魏国，江南哪里有长驱直入而平定中原的道理呢？李谷对于审察天下大势，也很明白。这四个人中，三人被轻视而一人得到任用，所以只有李谷独自建立了功业。唉，天下什么时候没有人才呢？只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罢了。

译《庄宗论》古代善于作战的人，不担心敌人强大而胜过自己，最忌讳的是与敌人交战时，双方都没有办法制约对方。双方都无法制约，就足以彼此侵扰，却不能取得成功。只有这样日久相持，双方都疲惫而不能振作，之后才会有第三方起兵收拾残局。即使如此，如果没有从容而能等待长远的心态，谁能安坐着等待呢？而等到双方都疲惫不振时，我又怎么能确定变化会发生在哪里呢？这样一来，我和敌人就总是在不可预知的情形中交战，难道不是很危险吗？所以古代善战的人，一定能够审察天下的形势，替自己谋划；采取有把握的计策，等待可以取得成功的功业，这样以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如今世上的勇士，他们的才能足以胜过彼此，力量足以使彼此困住，挥臂角力，交战至死，这种形势一整天也不能解开。至于真正有才能的人，就不和他们在手脚之间争斗，只是来回观察等待时机；一出手就攻击他们的空虚，击中他们的要害，使他们即使有手脚上的技巧，也不能和我较量。这样做，就是战胜敌人的方法。所以力量弱于敌人，就要谋划；力量远胜敌人，就要乘势进攻；力量相当、形势均衡，就要攻击其空虚，袭击他所忌惮而无法防守的地方。从前唐人凭借河东的土地向南争夺天下，打了百余战却没有成功。以朱温的强大，亲自冒着箭矢和滚石，和唐人在黄河岸边交战，却不能取得河北一寸土地，他的力量不足以制约唐人，也就很明显了。这就像两个人整天搏斗，轮流取胜、轮流失败，长久不能决出胜负；胜者想停止，负者却拖住他，负者想退走，胜者又激怒他。朱温、李克用一生之中，胜负交替，最终都没有实现自己的志愿。到了庄宗拼力作战、不顾一切，想要决出成败却始终不能做到的时候，他在杨刘、德胜之间徘徊，大概也曾经困窘而不能取胜。后来郭崇韬替他制定了攻入汴州的策略，天下才归于唐。梁国拥有汴州，就像一个人拥有腹心。假如我的力量虽不足以逼迫它，但一旦攻溃它的腹心，那么对方即使四肢完整，也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攻击空虚、袭击对方所忌惮之处的方法。所以庄宗取得天下，关键就在这里；可是有人还把罪过归给段凝那一点小事，这和剖开心腹却责怪手脚没有来救，有什么不同？从前庄宗和刘鄩在莘地交战，刘鄩奔向黄泽，乘虚袭击太原，中途失败，于是不能继续前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刘鄩袭击太原，正是庄宗趋向汴州的策略。刘鄩认为，得到十斛粮食以后，才可以建立功业。他确实看到了天下的形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所以不顾一切地奔向太原，是想要攻击唐国的腹心吗？庄宗能够了解形势而加以防备，所以唐国没有灭亡；梁人只是不能防备自己所忌惮的地方，所以庄宗得以实现志愿。古代善于作战的人，都是观察天下形势然后才作战；能够顺应形势的人，说的就是这种人。《宋文选》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二十七 张文潜文 《子产论》天下最大的祸患，没有比不估量自己的力量更大的了。不估量力量的祸患，起因在于好高骛远。假如如今人人都能估量自己的力量，不羡慕那些胜过自己的人，看起来似乎会变得懒惰而没有志向，却不知道人从上天所得到的力量，没有不受到限度的。勉强承担超过能力的事情，就会招来祸患。唉！懒惰而没有志向，难道不仍然胜过招来祸患吗？我知道，估量力量是不可废弃的。天下人的才能，从普通百姓直到圣人，差别无穷，但大体上不过有三类：上等智慧、中等资质、下等愚鲁。过去圣人治理天下，使百姓畏惧，不需要等待刑罚；使人爱戴，不需要等待赏赐。不靠赏赐和刑罚，却能使畏惧和爱戴发生，这是治理天下最完美的德行。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凭中等人的才智治理国家，却去掉赏赐和刑罚，想求得天下人的畏惧和爱戴，说“我要学习圣人”，那也只会失败罢了。假如能够量力而行，用刑罚来使人明白畏惧，用诚信的赏赐来施行爱抚，谁能说这不能算作德政？即使赶不上圣人，难道不仍然胜过失败吗？乌获的力气，大到能够举起千钧，而弱者甚至不能举起一石。凭举一石的力量去背负千钧，就会筋骨断裂而死，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道理。从前郑国发生灾祸，有人劝子产迁移国家，子产说：“我的力量不足以决定迁国。”迁国来躲避灾祸，和安坐着等待不可预料的祸患，这两者哪个更有利呢？然而子产知道自己的力量达不到，于是宁可采取安坐等待的办法，姑且寻求自己力量所能做到的事情来实行，难道他心里认为既然不能决定迁国，那么祸患就会比安坐等待更严重吗？子产曾经铸造刑书，叔向对此非难他，但子产最终还是实行了。他认为“议论政事应当临时制定办法，不应制定固定的刑法”，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事。每当我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深切叹息古代君子的见识和谋虑深远，比较利害详尽，能够估量名分、审察力量，不被天下浮泛的言论诱惑；同时也深深悲叹后世那些迷惑的人。宋襄公想要使诸侯归附，徐偃王推行仁义，最终都一无所成，失败随之而来，世人便为仁义不能奏效而悲哀；但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果真能够施行文王、武王的事业吗？不是仁义辜负了他们，而是他们辜负了仁义。有人说：“天下的士人不可以喜欢低下而只求近功，估量力量的理论也不可以用来训诫人。”唉！假如不应当妄自学习圣人，难道就是不应当学习圣人的德行吗？我厌恶的是没有圣人的德行，却冒充圣人去做圣人的事业。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难道是因为喜欢好高骛远才这样做的吗？不过是把内心所具有的德行全部施行出来罢了。假如确实具有那样的德行，我为什么要吝惜圣人的事业而不让他去做呢？

译《鲁仲连论》过去君子对于仁义，实行起来并非不勤勉，喜爱起来也并非不深厚。然而行动如果不能合乎中道，君子就不这样做。所以罪行达到应当处死的程度，君子就不会为了施恩而放他活着；乡里之间发生争斗，形势又不是自己所能救助的，就会舍弃而不顾。天下的一切事情，有些可以不做却并不算不义，君子不会勉强把它当作义来做。唉！君子的道，难道本来就这样冷漠罢了？他确实认为事情到了可以不做的程度，自己又没有责任，而我却战战兢兢地寻求去做，把它当作功劳，那么世上那些追求做君子的人，恐怕也太劳苦了；而我的内心难道不是出于快乐才去做吗？从前孔子的道，从来没有不出于忠恕，对待万物也十分宽厚。然而陈恒杀害自己的君主，孔子便斋戒沐浴后把这件事告诉鲁哀公；上朝拜见君主，请求出兵讨伐他。到了不能讨伐的时候，孔子也不强迫门人去做。有人主张用恩德来报答怨恨，孔子却说：“那么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出来把这件事告诉朝廷，是我的职责所止之处。邻国不讨伐贼人，不是我的责任。”接受别人的恩德就高兴，别人加害自己就怨恨，这是天下人的常情。用恩德报答恩德，用怨恨报复怨恨，道理也已经足够了。所以天下人一定会把自己所喜爱的施加给别人；如果把自己所厌恶的也强加给别人，那么那些行善的人，难道不是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吗？鲁仲连，不过是乡里间自我修饰、求取名声的人罢了，哪里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仁义？他以平民身份游说诸侯，却不接受他们的俸禄；不承担天下的责任，却挺身而出救助天下的祸患；功成事毕又不享受报酬，这就是鲁仲连被认为贤能的原因吗？唉！鲁仲连之所以被认为贤能，正是他违背常理的地方。处在相应职位上才为职位忧虑，领取俸禄以后才劳作，施展功劳以后才享受利益，解除忧患以后才享受快乐，这是孔子、孟子也不能超过的。可是鲁仲连偏偏不这样做，我所看见的只是他超越常规、抛弃礼法，使乱世败坏风俗罢了。没有责任却替别人忧虑，付出力量却不享受报酬，这样一来，如果使世上的中等资质之人不再勉励自己行义，一定会从鲁仲连开始；如果使天下贤人都必须像鲁仲连这样才算可以，那也只是率领天下人做伪善之事罢了。施行仁义却不处在适当的位置，是损害仁义的罪魁。我曾听说，从前孔子的道之所以能够通行于天下后世而不可废弃，只是因为它不强求以施行仁义来显示贤能，也不抛弃仁义来求取自身便利。不强求以仁义来显示贤能，所以行善并不困难；不抛弃仁义来求取便利，所以不行善的人也有所畏惧。人不能不做的事情，做起来并不困难，这正是天下人共同遵守而不能废弃的原因。后来愚昧的人，常常想要磨秃头顶、磨破脚跟来使天下获利，却不肯用仁义来换取自身一根毫毛的便利，天下最终便离弃了他们。这样看来，孔子的道确实不可更改。《乐毅论》我看夏侯太初评论乐毅，称赞乐毅的奏书，认为伊尹放逐太甲而不疑虑，太甲被放逐而不怨恨，由此知道乐毅的心意不只是兼并土地、夺取国家。乐毅不攻取莒和即墨，是想向天下彰明信义，将要放任两城而使它们投降，以此作为王业的起点。唉！他的话为什么这样过分呢？乐毅只是战国时代的雄杰罢了，他的智慧哪里足以懂得王者的事业？有人说昭王平定齐国、报了多年的仇，乐毅的才能也就到此为止了。凭什么知道乐毅有心于王者的事业呢？况且战国时期，士人奔走游说，以求取当时君主的任用，只怕自己的言论不足以打动人；他们所说的事情完全不出于实际，那么乐生称说伊尹、太甲的事情，难道不是迎合自己的心意吗？况且乐毅统率燕军，一战就击破齐国，俘获齐国的重器，赶走齐王。燕国弱小，却连续五年在外用兵，亲自攻下的城池总共有七十多座，士卒已经稍有疲惫，国家的运输和供应也颇为劳苦。因此他困顿于两城之下，徘徊而不能攻取，而且没有等乐毅完成计划，骑劫就代替了他。由此看来，乐毅没有攻下两城，是力量有所不足，没能完全施展他的谋略；考察乐毅的内心，他本来就未曾有放任两城以向百姓显示信义、表明诚信而有意建立王业的事情。况且乐毅曾经一度进入临淄，把齐国的财宝、物资和祭器全部运送到燕国；他攻下七十多座城，杀伤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而即墨的大夫又拼死作战，齐国百姓看待乐毅，简直不亚于看待仇敌；他却想通过不攻两城来向百姓表明诚信，乐毅的计策一定不会这样愚蠢。况且当时田单守卫即墨，田单善于用兵，所以即墨的防守坚固而难以攻破。夏侯先生怎么会有这样荒谬的议论呢？司马迁说，后世事情类似苏秦的都附会到苏秦身上，所以《战国策》记载的事情大多不足以相信；而司马迁的记载从未有过这件事，因此我全都不相信。

译《商君论》从前商君治理秦国，重视利益，崇尚功劳，明确赏罚，取信于号令，使百姓日夜奔走于追求功利的道路上，没有闲暇产生享乐安生的心思；他们勇于为国家作战，却怯于私下争斗。大概一切用来养活自己的事情，如果不从事公家的事务，就无法得到。不到十年，秦国就因此强盛起来，后世又凭借这一点取得了天下。大概秦始皇导致秦朝灭亡，是商君开始造成的；可是世上的评论者却认为秦国凭借商君而兴盛，不知道商君的办法正是秦国由此灭亡的原因。如今世上善于养生的人，调和血气，平定心志，安静地调养而慢慢使用，通过导引屈伸来疏通停滞，使和气通畅，所以使用药物、针石和饮食，都平和容易而舒缓。正因为这样，它的效果能够达到所求，却没有后患。有些卑贱鄙陋的人不知道养生应当如此，不能忍受多年的功夫，急于在耳目之前看到效果，于是服用毒石，吞食恶草来刺激身体。刚看到效果时，身体刚强壮盛，勇力是平时的两倍；然而不过几年以后，草木药力已经耗尽，遗留下来的毒害四处爆发，所以痈疽溃裂的变化，一天之内全都发作而无法控制。到了这个地步却还不死的人，从来没有。唉！使用百姓的方法，又怎么会和这不同呢？从前三代的圣人取得天下，不制定只求朝夕见效的计谋，不强行揉捏、压伏百姓，而是使国家和谐团结；一切都出于和乐宽厚、忠诚厚道的政治，使百姓没有勉强和不得已的心情。所以功业成就、事业建立以后，百姓没有厌弃他们的意思，因此国家享有长久而没有后患。商君却认为，仁人的办法不能迅速见效，早晨有所作为，晚上就想看到利益，于是日夜严厉地施行刑罚，驱迫百姓，斩杀、伤害、惩罚他们，以整齐肃正其懒惰的精神，急切得好像一天也不能等待。因此当时看起来有效果，所求都能得到，所抵抗的敌人都被击破，徭役和政令没有不如意的。然而到了后世，天下已经安定，我们想要的已经得到，过去那种惨酷狠毒的意志才开始全部发作，再也无法控制，所以只经过二世秦朝就灭亡了。推究它向下层百姓招来怨恨的原因，难道是一日积累起来的吗？唉！实在是商君首先造成的。百姓的力量，和人的血气，是同一个道理，可以慢慢治理，却不能追求眼前的功效。想追求眼前的功效，就必然依靠严刑重罚，就像使用毒石、恶草一样。这四种东西一旦使用，危亡的祸患马上就会到来。所以说：商君的办法，是亡国的办法。《应侯论》我看应侯进入秦国时，他的心思从未不在穰侯身上。范睢当时困苦辗转，已经濒临死亡；他向魏国报仇的愿望深入骨髓，使他一刻也不能安宁。所以他将要夺取穰侯的职位来取代他时，慎重周密，不敢轻率行动，并不像那些早晨游说、晚上进言，只凭一句话侥幸取胜的人。为什么呢？他怨恨魏国的心很重，所以要倾覆穰侯，也一定要倾覆对方的内心，因而他的计谋必定要做到万全。所以他给秦昭王上书说：“其中深层的内容，我不敢写在书信中。”等到见秦王时，他先说越过韩国、魏国去攻打齐国不是好计策，表面上陈说外部事务来试探秦王的心意，同时巩固自己的权势。事情成功、形势稳固以后，他才用一句话说到穰侯和太后的专横，不到一天就把他们驱逐了。范睢畏惧穰侯而不敢轻率行动，难道还不深吗？太史公所叙述的范睢事迹就是这样。可是又说范睢第一次见秦王时误入永巷，只听说有穰侯和太后，却没有听说有秦王，这种说法怎么会这样错误呢？况且范睢和秦王相处了数年，后来才敢谈穰侯、太后的事情，是因为知道自己已经和秦王交情深密、势力稳固，也知道穰侯无法夺走这些。起初不敢写在书中，第一次见秦王也不敢提及，是因为知道仅仅触犯他们的锋芒不足以成就自己的事情，反而会使自己遭受祸患。况且如果第一次见秦王就这样谈论穰侯、太后的罪恶，难道他唯独不怕穰侯听到吗？凭一个没有援助的平民身份，斥责骨肉之间母子亲情，不仅会从穰侯那里招来祸患，秦王也会驱逐他。范睢进入函谷关时，料想穰侯厌恶诸侯的门客，于是一下车就逃走了；他的计策竟然如此。即使万分之一的机会侥幸能够见到秦王，也应当慢慢谋划对付穰侯，什么事情做不到，为什么突然采取这样鲁莽的计策呢？况且秦国自孝公以来，用法令约束臣下，宫门内的禁令尤其严厉，用来自卫的措施，都靠严酷的法律防范下属。所以荆轲刺杀始皇时，殿下的士兵都不敢立即行动，哪里会有误入永巷这样的事情呢？扬雄说：“司马迁喜爱奇异之事太过分了。”这件事也是喜好奇异造成的过错吗？

译《吴起论》我读《吴起传》，看到吴起和田文讨论功劳，田文提出三个问题，吴起有两个答不上来。这样看来，吴起的才能难道是浅薄的吗？等到田文对他说：“君主年少，国家疑惧，大臣还没有归附，百姓也不信任。在这种时候，是把国家托付给你，还是托付给我？”吴起说：“应当托付给你。”我曾经怀疑吴起的才能，为什么唯独在这件事上短于田文，而不敢和田文争辩。等我看到吴起在楚国任相，悼王去世不久，楚国宗室大臣便起兵杀死吴起。当时悼王刚死，吴起辅佐新君，可以说正是君主年少、国家疑惧。吴起于是不能免祸。这样看来，吴起的才智在这方面确实短缺吗？那么他当初无法反驳田文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田文对于识别人，也确实明察。那么田文知道吴起不足以处理这种局面，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吴起为人明察严厉，却不能通达权变，只知道依照法令办事而不知道变通。这两方面大概正是相互关联的。国家辅佐年少的君主，亲近关系尚未建立而局势又不安定，也是懂得权变的人深深忌惮的。过去郑国有危难，子孔主持国政，便制定盟书来排列官位、听取政事和发布政令，子产却请求把它烧掉。子孔整理盟书、安排群臣而使他们听取政事，难道有什么不可以吗？可是子产请求烧掉它，郑国竟然因此安定了，为什么呢？大概诚信还没有施加于事物时，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会受到众人的怀疑；因此逼迫他们就会造成混乱，用绳墨约束他们就会招来怨恨。当时法律有些不能实行，是非有些不能计较，如果只知道自己的法令不会欺骗，却不顾及事物的实际情况，这就是招致祸患的道路。所以说：“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欲望难以实现。”大概对于刚建立的国家，以及众人情绪反复不定的时刻，不能要求一切都依法确定，也不能只凭道理的是非来求取必然结果；权变正在于人情是否可以接受。子产因此烧掉盟书，国家才安定。史书说吴起治理楚国时，法令明确，审慎制定政令，撤除不急需的官职，废除疏远的公族。吴起面对刚刚经历危难的国家，辅佐尚未成年的君主，驾驭尚未归附的大臣和不信任他的百姓，如果他所做的果真如此，却不知道变通，那么他的死不也正是应当的吗？唉！有智慧的人随变化而行动，圣人顺应时势而行事，时而如龙、时而如蛇，随万物变化而推移，哪里能够把他们固定限制住呢？我为吴起的志向感到悲哀，所以论述他的道理如下。《陈轸论》陈轸的辩才比不上苏秦、张仪，然而陈轸常能从容处在战国时代，而张仪、苏秦却急切奔忙，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苏秦客死他国，张仪逃到魏国；他们奔走于各国之间，不能得到片刻休息，运用智巧却使自己十分劳苦，为什么呢？游说不能只凭一个方面来取得必然结果，而张仪、苏秦的策略却固定不变。为什么呢？苏秦一定主张合纵，张仪一定主张连横。一个房间里的人，心思尚且各不相同；同一个人在一天之内，想做的事情也会不同。把互相叛离、彼此倾轧的六国联合起来，使它们一心实行合纵，即使小孩子也知道不可能长久；这就是苏秦的困境。天下人也曾看到合纵的好处，然而一旦解散而改行连横，虽然足以解除盟约，但合纵还是解散，不能确定；这就是张仪的局限。主张合纵的人不敢主张连横，即使看见连横的好处也不敢说出来，反而以游说来非难它，这是强迫与自己不亲近的人交往；主张连横的人不敢主张合纵，即使看见合纵的好处也不敢说出来，反而用强词来扰乱它，这是离间本来没有怨恨的兄弟。强迫不亲近的人交往，是结交胡、越的办法；离间本来没有怨恨的人，是离间兄弟的办法。天下本来有可以使胡、越亲近的情况，也有可以使兄弟离间的情况；然而要使他们亲近或离间，都是很劳苦的。况且胡、越这类关系，必须先使他们亲近，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兄弟这类关系，必须先使他们离间，然后才能有所作为。中途不幸而谋划失败，就一定会败亡，所以张仪、苏秦本人多次颠沛流离、濒临祸患。苏秦因此而死，张仪仅仅得以免祸，所以合纵连横是危险的道路。连横常常承担天下的责备，合纵则承担天下的罪过；合纵而解散，苏秦承担责任；连横而联合，张仪承受罪咎。然而天下的形势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总的说来，联合和解散不可能只有一个固定规律。掌握不能固定的形势，又亲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说合纵连横是危险的道路。陈轸的智慧比不上这两个人，却不承担合纵连横的责任，而是乘着形势、窥伺变化来施行自己的说辞，所以他的游说不劳苦，而自身处境安逸。那么陈轸，就是游说之士中的巨擘了。《田横论》我读《田横传》，田横将要死时，告诉他的门客：“我和汉王都面向南称王，现在汉王做了天子，而我却成了亡国的俘虏，面向北侍奉他，这种耻辱实在太深了。”我读到《韩王信、陈豨、卢绾等传》，深深奇怪这几个人。他们受到汉高祖的恩惠也很厚重：有的从士卒中被提拔出来而封王，有的都是受到恩宠的亲近党羽；然而他们稍有不得志，就起兵作乱。大概他们平素积蓄在心里的，没有不是作乱的念头，只是因为事情发生才爆发出来；考察他们的本心，大概也和田横所说的耻辱一样吧？高祖以平民身份率领群雄取得天下，并没有凭德义礼乐使天下人敬畏归附的心，而他的属下也没有乐于拥戴、毫不厌倦的心意；高祖不过是凭才能胜过了他们罢了。所以他们闷闷不乐地勉强面向北称臣，正是他们最感到耻辱的事；祸乱从受恩宠的亲近党羽之间兴起，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此，国家兴起如果不靠仁义，君臣之间没有凭礼义相处，而是因为利益结合，那么国家能够保存下来，只是侥幸。现在看高祖时期，韩王信首先反叛，招引陈豨；卢绾暗中派匈奴和陈豨联合；淮阴侯又在长安谋反，内外祸患交结，高祖奔走不息，才勉强取胜；只要有一点来不及应对，天下就不属于汉了。汉朝能够保存下来，难道不是侥幸吗？文王兴起时，商朝的士人精明强干，曾在京地举行祼祭并担任助祭，商朝士人都归顺了他，何况周人呢？由此可知，受恩宠的亲近党羽之间会怎样。商朝兴起时说：“不是商国向下民求取归附，而是百姓归向同一的德行。”所以商能够拥有天下，并不是一时的侥幸。唉！汉高祖和三代、文王的情形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陈平论》我看陈平派人劫持郦商，又让郦商的儿子去游说吕禄；陆贾劝陈平用百金和绛侯结交，使陈平、周勃一天天亲近，最终凭此消灭吕氏，我没有一次不深深叹息。士人如果不是用仁义来相互交往，那么在利害关头，能够不以欺诈谋略相互欺骗的，就很少了。郦商身为列侯，侍奉高祖十多年；对于吕氏危害汉朝，他心里难道能没有悲痛吗？即使不劫持他，他难道不肯让自己的儿子去做这件事吗？绛侯是汉朝的大臣，即使没有百金，也未必和陈平心意不同。陈平难道不知道郦商、绛侯未必会背叛汉朝吗？然而他一定要做这些琐细的事情，是因为他心里不能不怀疑这两个人。为什么会不能不怀疑呢？士人必须以仁义相交，而他们的结合却是凭借权势利益，那么在利害关头，怎么能不产生怀疑呢？过去周公做太师，召公做太保，却对周公不满，于是周公详细说明、审慎开导他。太师、太保之间有不满意的地方，周公并不猜忌，只是用义来说明，用道理来启发罢了。唉，圣贤所做的事情，实在不是我们所能赶上的。《萧何论》高祖说萧何是汉朝三位杰出人物之首；到了评定功劳、实行封赏时，高祖为诸将想尽办法加以说明，最终仍把萧何列为第一。由此可知高祖怎样对待萧何了。高祖拥有萧何，就像人有五脏，树有根，鱼有水一样。即使萧何犯了大罪，高祖也将包容他。然而有一天萧何替百姓请求苑囿中的土地，高祖突然发怒，奋然斥责他，像斥责奴仆一样；还让有关官吏把他戴上刑具拘禁起来，使他受辱而不疑虑。若是普通人这样做，必定会被认为是狂乱反常；高祖却安然这样做，他心里大概另有道理。高祖知道萧何的才能，却不能不怀疑他。萧何留守关中时，采用鲍生、邵平的建议，高祖才非常高兴。两人的建议很浅显，不过是人害怕嫌疑的通常心理，但这个办法足以迎合高祖的心意。可见高祖对于萧何，并不是毫无间隙、毫不怀疑地信任。我不能在萧何那里安枕无忧，所以心里只担心他倚仗功劳而骄横放纵；但我又不忍心侵犯、侮辱他，于是凭天下最大的功劳，只要有一天出现了防范罪名的机会，就把奴仆般的羞辱加在他身上而不迟疑，让萧何明白我并不忌惮这样侵犯、侮辱他，务必压下并除去他的骄傲自大的意思，这就是高祖的办法。后来绛侯拥立文帝，文帝把天下交给臣下，评定功劳应当怎样呢？有一天文帝因为怀疑和诽谤，把绛侯交给狱吏审问，他几乎被处死，最后才勉强免罪。文帝并不是没有恩德于绛侯，只是他的心里也免不了怀疑，就像高祖对待萧何一样。虽然如此，绛侯原是吹箫为生的被拘系之民，勇猛强悍，容易让人怀疑他倚仗功劳而喜好作乱；担心他骄纵而加以压制挫折，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萧相国，是谨慎而德行深厚的君子，即使把天下交给他，也可以不怀疑而驾驭他，文帝却采取了和对待韩信、彭越相同的办法。这样看来，文帝做对了，而高帝错了。《子房论》天下善于辩说的人，不过是能够用道理折服天下人罢了。使人的情感屈服，让他遵从道理，只有敬畏道理的人才能做到。对于不顾道理的人，即使把天下所有的道理都拿来同他辩论，他也会冷漠而不相信。言论到了这种地步，就不足以依靠了。因此不如把事情摆给他看，以此触动他的内心。天下人即使不顾道理，也有所不害怕的；然而到了心里不喜欢的事情，也不会去做。过去郑庄公厌恶叔段，放逐姜氏；孔子说郑庄公赶走自己的母亲，是天下的大恶。郑国百姓一定有人用道义来指责他，郑庄公最终却还是这样做了。这样看来，即使有人劝谏，他也不会听从。直到颖考叔在饮食之间对他说了一句话，郑庄公就像一刻也不能安宁，把平日愤恨厌恶的心意改变成孝顺兄长、不能忍心伤害亲人的心情。这是为什么呢？大概郑庄公不能被言语说服，却可以被内心的感情触动。天下本来有些人，即使告诫他礼乐孝悌，他也不能明白；但退下来看看他的行为，未必不爱自己的父母、喜爱自己的兄弟。这样，他外表虽然不免愚昧，内心的智慧却还存在。我的智慧足以启发他的内心，那么他本来就不需要靠琐碎的辩论来折服和使唤了。子房拥立惠帝，他的办法与此相近。高祖这个人出身于草莽战争之中，哪里知道所谓废嫡立庶的道理呢？所以叔孙通之流把道理说到极点而不能被采纳，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至于子房，却引来四位老人辅佐太子，在几句话之间从容行事，于是太子没有被废掉。即使有戚姬、如意的宠爱，最终也不能离间他们。子房认为，高帝虽然不是靠道理就能明白的人，但如果用利害关系来感动他，仍然足以解开他平日的疑惑：那个人能够使自己难以招致的人屈服而做自己的臣子，那么天下人心就会归附他；如果我舍弃他，必定会有祸患。高帝虽然不顾天下应当拥立谁，却也知道天下人心所归向的人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这就是子房所谓的智慧吗？所以用道理折服人，十个人中大约有五个人听从；感动他的内心而使他行动，十个人中大约有九个人听从。人对于道理，相信与不相信各占一半，所以十个人中只能得到五个；但如果能够感动内心，就没有不听从的。即使是天下最强悍的人，也没有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的。所以十个人中可以得到九个。后来唐武后想用武氏取代唐朝，而中宗已经极其危险。她独自傲慢地不顾一切，臣下即使有忠诚的劝谏，也无法发挥作用。大概是因为人们用来劝说她的，都是她所忽视的道理。后来狄仁杰替她说了一句话，感动、触发了她悲悯的情感，唐朝于是得以保全。唉！这就是子房的办法。

译《魏豹彭越论》我喜爱司马迁评论魏豹、彭越不以身为囚虏直到受刑被杀为耻，说：“他们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智谋远胜常人，唯一担心的是没有自己的身体和地位。一旦得到掌握一点权力的机会，他们就会如云气蒸腾、蛟龙变化，想要有所作为；因此即使被幽禁也不推辞。”唉！他的议论多么透彻啊！汉朝自高祖以后，在位的将领都只是普通才能的中等人，而那些名将都已经被诛杀、灭族。彭越因被怀疑而死，韩信、黥布相继因反叛被诛杀。我曾经怀疑汉朝这样少恩于功臣，推究司马迁的议论以后，才知道高祖诛杀功臣，是形势变化所迫而不得已。世人评论高祖不能像光武帝那样善于驾驭功臣，所以相继诛灭他们的说法，都是妄论，没有推究当时的实际情形。试着常常这样评论：秦朝灭亡后，豪杰一同兴起；世上的英雄，才能超过十人的，没有不兴起的。当时士大夫距离战国还不远，他们都有六国豪杰遗留下来的风气，所以他们用兵行军，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正在这时，人人都有称帝称王的心思；像韩信这类人，委屈自己屈身做臣子，他们最初的心愿难道只是屈身委身而已吗？高祖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却仍然招纳他们吗？那是为什么呢？拿着白木棒、驱赶市井之人来争夺天下，如果不得到这样的人，谁肯替我效力？他们也必定想要有所寄托，以求实现自己的欲望。他们看待高祖，就像高祖使用他们两人一样，为什么呢？双方各自都有私利，并不是因为君臣名分。况且他们之所以做我的臣子，并不是出于极其真诚的心；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就会回头离去。所以如果不把天下分裂出来封他们为王，形势上就无法役使他们。固陵战败时，子房劝高祖分封韩信、彭越为王；况且当时天下的土地分给这两人的，哪里只是十五个郡，而子房不敢吝惜土地，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留住两个人。像他们这样具有英雄气质、喜好动乱，却没有君臣至亲关系的人，如果又占有万乘强国的力量，按这种形势，除非得到天下，否则不会满足。为什么呢？像韩信、彭越这类人，束手做俘虏而不以为耻，心里还希望万一不死，也许能够得到一点权力来施展自己的智谋；何况面向南称王，拥有众多甲兵、士卒和百姓，他们怎么肯安然屈居他人之下呢？唉！高祖怎么能够高枕无忧地睡觉呢？过去楚王在云梦打猎，有一只熊挡住道路不肯离开，弓箭和戈矛的力量都不能杀死它。楚王为此忧虑，有人说：“南山的老虎，勇猛无敌，正饿着休息；把它赶去追逐熊，它能战胜熊吗？” 楚王说：“好。”于是把老虎驱向熊。老虎还没有把熊杀死，楚王左右的侍卫便拿着六钧之弓、百炼之戈，趁老虎正冲向熊时发动攻击。老虎把熊吃掉还没有吃完，就被他们杀死了。楚王利用老虎，并不是喜欢使用它，而是不这样就没有办法战胜熊；他杀死老虎，也不是因为憎恨怨恨它，而是如果不杀它，最终也会危及自己。那只老虎看待熊，和它看待楚王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趁它有利的时机杀死它，一旦失去控制，后来即使想杀也做不到了。老虎吃熊，不是为了替我解除祸患，而是形势驱使它这样做，它不知道这是在替人消除愤怒。因此高祖任用这三个人，并不是喜欢使用他们；如果没有这三个人，项籍就不能被我擒获。高祖杀死这三个人，也不是因为怨恨他们，而是知道他们最终不会为我所用。这三个人替我灭亡楚国，也不是出于至诚想要在汉朝称王，而是形势触动了他们的内心。按照长者的说法：“汉朝封赏功臣，封地太多；所以天下安定以后，应当明确制度，区别上下，逐渐削减封地，这样或许可以。”唉！他们平日安坐无事时，尚且像狼一样回头窥伺自己的上方，何况削减他们的封地呢？所以高祖对于这三个人，不得不分割天下封他们为王；而这三个人，无论封王还是削地都会反叛，按这种形势，必然要诛杀他们以后天下才会安定。所以我在这件事上为高祖悲哀，因为他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卫青论》自古以来，性情中和、深沉厚重的人，可以保有富贵、承受功勋，却不足以取得声名；性情高亢轻侠、慷慨豪迈的人，建立令人喜爱的行为，可以取得很高的名声，却大多会遭遇危险祸患。这两种人如果都各有不足，那么通过建立可喜的行为来取得名声的人，他的本领也就仅止于此了。假如要做到中和深厚，必定是不能做到的；而那些中和深厚的人，对于取得名声、震惊世人的事情，有的人也能够做到，只是他们不去做罢了。司马迁评论李将军之死说：“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流泪。” 评论大将军说：“用柔顺来取悦皇上，对于天下人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我认为李广所做的事，是卫青不愿做的，并不是他能力不足。难道把卫青看作奴仆和庸人，只是逢上时运而侥幸得到富贵的人吗？汲黯不向大将军行拜礼，说：“如果大将军有宾客只作揖而不行跪拜礼，反而不是更受尊重吗？”卫青因此更加敬重汲黯。李敢怨恨他的父亲被杀，甚至击伤卫青，卫青替他隐瞒，没有说出去。卫青知道作揖所表示的尊重高于跪拜，自己有足够的权势可以报复李敢，却替他隐瞒了。由于吸取田蚡、窦婴之事的教训，他竟闭口不再推荐士人；苏建获罪归来，他也没有杀掉，只把情况告诉天子而不说使人快意的话，但他洞察时势、见识深远，这些都合乎关键的时机。卫青难道只是不能同籍福交游取乐，却反而去做迎合君主意旨、斩杀征伐者的事吗？凡此种种，都不是庸人所能做到的。假使不是庸人而做了这些事，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可是竟然想抬高李广而贬低卫青，不也太过分了吗？喜好名声的人，常常为壮烈锐进、令人喜悦的行为所鼓舞，却不喜欢持重而有远见的人。李广的所作所为，天下轻率勇猛的人喜欢它，明智的人却未必认为好。后世评论郭子仪、李光弼二人，没有不偏爱郭子仪的。善于作战而有谋略，果敢而精锐，这几方面，郭子仪似乎比不上李光弼；至于宽缓仁爱，他似乎显得迟钝笨拙，但最终却超过了李光弼，为什么呢？郭子仪所长的方面，是李光弼所不能做到的；李光弼所长的方面，郭子仪也未必能做到。原因就在这里。淮南王与伍被谋划叛乱，伍被独自称赞大将军卫青来折服淮南王。淮南王若持符节、为义而死，就会畏惧汲黯；若用兵决战，就会忌惮卫青。然而说天下没有称道的人，果真如此吗？

译司马相如论 司马相如虽然凭文章侍奉汉武帝，却慨然有君子的风度。大概他的内心并不只是想用自己的技艺换取宠爱和俸禄，而且还有不忍欺骗君主的一面。东方朔评论上林苑侵害民田，被称为正直进谏，违逆君主的欲望；而司马相如所作《上林赋》，篇末所陈述的内容与东方朔有什么不同呢？况且相如侍奉景帝，游历梁地，羁旅在外而不得志，也曾想到过安泰的生活。他一旦起身遇到合适的机会，便拿末技求取施展，这是常人的情态，只怕不能迎合君主的心意。君主的爱憎未必可以预料，他却仍然加以劝谏，这表明他的内心似乎并不专志于求利。后来他替武帝开通夜郎、沟通西南夷，到了蜀地，听到当地父老的言论，颇为后悔自己造成的过失，于是写信晓谕蜀人，实际上是借此讽谏武帝。他先前已经替武帝开辟了有利之处，后来渐渐察觉其中的祸害，又不忍默默不言，这表明他的内心似乎是不忍欺骗自己吧？明知错误却继续坚持、甘受惭愧的人，也是不同的。起初司马相如还自认为仰慕蔺相如，可见他一向已有值得称道之处。司马迁论上 司马迁作《伯夷传》，说不合公正之道、没有发愤而遭遇祸灾，这只不过是司马迁亲自替李陵辩解，却被汉武帝施加刑罚罢了。评论管仲、晏子的事时，却唯独对晏子说：“假使晏子还在，即使让我为他执鞭驾车，也是我所欣然仰慕的。” 司马迁说这话，大概是因为晏子曾把越石父从囚禁中救出，而司马迁正遭受刑罚，汉朝的公卿没有人为他进言，所以他借晏子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当李陵投降时，他是否还会为汉朝效力尚且不能确定，司马迁却独自激昂奋发、不顾一切，像这样竭力为他辩护，几乎近于愚蠢了吧？这和审时度势后才发言、用片言只语化解纷争的人不同。不明白自己的过失，却迷惑于天道是非，这是为什么呢？至于怨恨当时的人不在自己遭祸时援救自己，却又对晏子念念不忘，司马迁也太浅薄了。司马迁论下 司马迁崇尚意气、喜好侠义，带有战国豪士遗留下来的风气，所以他在自己的书中叙述用兵、气节、豪侠等事情，特别详细。他说侯嬴自杀来报答魏公子，樊于期自杀并把头颅送给荆轲，这些都奇异荒诞，不合人情，不能作为考察取信的依据。侯嬴既然推荐朱亥来报答魏公子，自己不自杀，也不妨碍事情可信；樊于期自己藏匿以求苟且活命，怎么还肯因为几句浮夸的话便愤然劫持他人，把自己的首级送给别人呢？这件事未必不是燕丹杀了他。我的确读《刺客传》时很喜爱曹沬、豫让的事迹：曹沬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补益，豫让则没有辜负他的君主；但二人都不合乎大义，或许只能说是喜好勇力的人。至于聂政、荆轲的事情，不过是卑贱男子中的强悍之人罢了。我看窦婴、田蚡、灌夫的事迹，考察窦婴和田蚡，都是庸人，又不学习，他们所建立的功业没有什么值得称道和记载的；灌夫则是屠夫和酒贩，在酒食之间争斗，简直像奴婢妾妇一样，这些都不值得载入史书。可是司马迁叙述聂政、荆轲、窦婴、田蚡的事情，却特别详尽，反复叙录而不厌烦，大概是因为他崇尚意气、喜好侠义，这些事情正合他的爱好，所以不知道其中言辞并不可信，也忘了这些事情根本不值得记载。赵充国论 我读赵充国的传记，看他用兵决策，似乎应当能够建立奇功；可是他率领大军对付五方的先零，长期驻军，几年不能决胜，最终取得胜利，也没有什么奇特变化、令人欣喜的功劳。我曾怀疑他多疑畏缩而缺少决断，等到看到他谈论兵势，说国家大事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才知道他并非徒然如此。先零之事，看似谨慎，但他的谋略正是古代谋臣智士留下的法则。古代善于谋划的人，从来没有一天不想着建立功名，却不肯求取侥幸的利益；他们的策略以观察时势为根本。时势不是我们能够制造的，但我们可以引导它到来；否则就安坐等待它发生，除此之外，没有人肯轻率行动。率领军队决战，斩杀敌人、俘获敌虏，与敌人争斗，我们可以因此立功，却不能保证没有祸患。既然不能保证没有祸患，变化就会不按常规发生，胜负也无法预先确定；谋划攻取别人的国家，而自己的胜负又无法确定，这是天下最危险的做法。赵充国【缺字】不离间先零的党羽，派遣投降者去扰乱其内部，促使他们走向覆亡，而是慢慢等待时势，然后再振作军威。难道赵充国认为竭力决战、拼死一战必然失败吗？他认为善于作战的人，方法本来就不应从这里出发。过去我曾奇怪汉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经历万死万战，践踏匈奴疆土；这两人斩杀、俘获匈奴无数，单于远远逃走，漠南空虚，但汉朝最终还是不能实现目的，到了武帝晚年，汉朝和匈奴两方面都衰弱了。唐太宗与颉利可汗在渭水相遇并订立盟约，当时国内有太宗的强大势力，又有李靖、李勣担任将帅，若乘势把颉利逼入室内关起门来，覆灭他的军队、杀掉他的将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太宗却没有这样做。后来颉利陷入危急，国内空虚，李靖只用五千骑兵谈笑之间便消灭了他。汉武帝没有取得大功，为什么呢？他是在匈奴强盛时与之交战，不能先使匈奴变弱；而唐太宗明知颉利正强盛，虽然足以攻取，却还不能保证没有祸患。李靖以孤军建立了超过卫青、霍去病百战功劳的成就，只是因为他掌握了时机。后来唐太宗倾全国之力攻取高丽，猛将精兵，自以为天下无敌，却在坚城下驻军，徘徊退却，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高句丽有苏文的雄才，而想把这样一个国家置于亡国之地，是过分了。唐高宗时，苏文已经死去，只用一个李勣去攻取它便绰绰有余。李勣的才能难道超过唐太宗吗？只是我方和敌方所处的时机不同罢了。勾践和范蠡用各种办法谋划攻打吴国，勾践不能忍耐，想要立即出兵，已经多次这样做了；只有范蠡不同意，直到发生稻田螃蟹的变化，才终于同意出兵。事情一开始便不再迟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最高明的谋略，并不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一战上。所以赵充国凭借善于作战的才能，谋划对付五方的军队，直到用百般计策迫使对方困窘而取胜，历经多年才成功。他不是厌恶速战，而是认为这就是用兵的方法。

译陈汤论 我看汉朝公卿评论陈汤假传诏令斩杀郅支单于后应受的赏赐，那些拘守常规、不能通达事理的人说：“这不应当赏赐，而且会使后来奉命出使的人冒险侥幸，在夷狄那里滋生事端。”而那些认为他的功劳奇特、为他被庸臣压抑而愤慨的人，则称赞说：“大功可以不计小过，大美不应挑剔细小瑕疵，应当加以尊崇宠幸，用来劝勉有功之人。”这是刘向的意见。奋不顾身，果断决策出奇兵，凭孤军取得单于首级，把它悬挂在藁街，自汉朝攻打匈奴以来，从没有人能做到这样。若只因为他擅自假传诏令、制造事端，便说他有罪，赦免他却不给一分一寸的奖赏，天下都知道这不近人情，众人也不会服气。然而陈汤回来后，朝廷如果就厚重赏赐他，完全不追究他假传诏令，也不可以。为什么呢？大臣不等候命令而建立功劳，仗恃功劳来要挟朝廷，这同样是治理国家的人所忧虑的。所以刘向的议论是好的，却还没有说尽。汉元帝最终听从其议而赏赐陈汤，这比赏赐无才之人好。至于如何说明这件事，最终仍然没有能够说服那些厌恶赏赐假传诏令者的议论，可惜没有人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们。那些反对赏赐假传诏令、担心由此给后来留下祸患的人，是认为这种功劳可以被后来者接连仿效、相提并论。阴山以北，究竟有过多少单于？自汉朝攻打匈奴以来，取得单于首级的有几个人？整个汉代，只有一个陈汤取得过单于首级。用兵不可以经常侥幸，而建立这种功劳的人又如此少，那么就把土地分给陈汤封侯，并把法令明白写道：“有谁能像陈汤一样假传诏令斩杀单于，可以无罪并封为侯。”我认为汉朝即使想再赏赐一个人，也未必能够得到；怎么会突然有担心后来的人邀功生事的忧虑呢？所以，这样做向上足以尊重、彰明陈汤的功劳，褒扬显赫而没有疑问；向下又不会助长后来借侥幸邀功、生事的言论，这是天下最好的谋略。古代制定法令的人，只是施行法令罢了：既要合乎人情和事实，也不能使这种事情以后完全无法继承，都是如此。从前韩国担忧秦国贪得无厌，下令说：“有谁能擒获秦王，我就把国家分给他。”大夫们都劝谏说：“赏赐不可以这样重。”韩王笑着说：“擒获秦王而我把国家分给他，难道这赏赐还会有第二次吗？况且秦王已经被擒获了，我还担心没有国家吗？”这就是赏赐陈汤的道理。邴吉论 邴丞相为人极其深厚，我却唯独对他有遗憾。敌人侵入云中，诏令询问丞相和御史敌人侵入的是哪个郡的官吏，御史不能回答，受到责罚；丞相却能详细知道，甚至表现出忧虑边疆、思考职守的样子。邴吉之所以能知道，是驾驭属吏的力量。平日不在最紧急的事情上用心，一时却借助别人的力量应对事变，也可以说是侥幸。说这是真正忧虑边疆、思考职守，可以吗？因为侥幸而获得声誉，便顺势冒领这份声誉，眼看别人受到责罚却不分担毁谤，也稍微有欺骗之嫌。龚遂因王生的一句话，天子认为他是长者；龚遂不敢把功劳说成出自自己，说：“这其实是我的议曹教导我的。”龚遂能够把功劳归于君主，善于掩护而不隐瞒别人的善处，他的品德多么厚重。正当天子责问御史和邴吉时，邴吉如果说：“我和御史一样，我的仆人先告诉了我，所以我才知道。”那么他的才能难道只是忧虑边疆、思考职守而已吗？世上有人从来没有射过箭，却拿着弓搭上箭，一箭便射中；不了解他的人说：“这是天下最善射箭的人。”如果那人不谦让，了解他的人就会讥笑他。邴吉如果曾把宣帝从死地救出，却能闭口不说，唯独贪取驾驭属吏的功劳，大概一定不会这样。古书说：“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 难道他没有思考过吗？冒领侥幸得来的福分而安然处之，这是庸人通常的做法，我唯独为邴丞相感到遗憾。王祥、郑冲、何曾论 从前孔子评论令尹子文、陈文子，都认为他们忠诚清廉，却不认为他们仁；管仲的品德远不及这两个人，却认为他仁，为什么呢？仁的道理虽然广大，但它的实际内容以救济事物为根本。救济事物的事情不是一种善行就能担当的，必须是才能和品德为世人所依赖；有我则天下得以保存，没有我则天下灭亡；我在的地方，家能够安定，国家能够治理。像这样，一个大的不善就是不仁，而有一些小的不善，对于仁德却没有妨碍。我看王祥、郑冲、何曾三人，考察他们平日从容无事时的行迹，即使说他们是君子也可以；可是他们作为魏国大臣，暗中帮助司马氏，以致魏室丧亡，最终引导魏国把政权交给司马氏。平日谨慎保持君子的行为，一旦临事却做出小人也不忍做的事，这就是所谓表面上取得仁名而行为违背仁德，在家在国都必然会被人知道。从前西汉衰微时，也有类似情形：孔光、师丹都窃取当世贤君子的名声，有的屈从董贤，有的受迫于王莽，使奸恶之人反而借助他们来取得重视。唉！治理天下，怎么可以没有有才智、刚直敢言的人呢？淮南王想要作乱，唯独畏惧大将军卫青和汲黯；畏惧卫青，是害怕他的武力；畏惧汲黯，是害怕他的正直。世上如果确实有品德不足以感化奸邪、才能不足以制止动乱的人，还可以称为仁人君子吗？假使令尹子文、陈文子处在管仲的职位上，就不能胜任了。李德裕说：“平和淡泊、温和雅正，世人所说的君子，平居时一定不能在危急中处理困难，遇到祸难一定不能舍弃生命来救济危厄；他们可以成为朝廷的楷模，润色名教，就像宗庙中的瑚琏、园林中的鸿鹄一样，说的就是这几个人。” 张华论 裴頠劝张华废黜贾后，但张华不同意。他说：“姑且优游安闲地度过这一年。”当时，张华享有天下人的声望，奸臣和祸后早已对他咬牙切齿。即使不举大事，难道还不能安闲地度过一年吗？以张华的见识，难道不知道这些，却还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张华无论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都要死，这只是求取侥幸、苟且免祸以自我安慰的话。当时张华已经没有什么计策可以施行了。如果同外臣结仇，贾后就能借口杀他；如果同祸后结怨，强悍的诸王就会借助扶正之名来实现自己的意图。他从贫贱起身而取得富贵，本来没有一贯高尚的操守，又背负文名，受到众人重视；如今众人已经不再容纳他，早已有了像逃亡者落在队尾那样的危险。唉！张华在这时，大概已经知道自己不能免祸了。自古说这种话的人，不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不能免祸。董卓修筑郿坞，说：“事情成功了，我就雄踞天下；事情不成了，我就守住这座坞堡。”事情若不成功，难道还能守住坞堡吗？董卓虽然愚蠢，也知道这一点。曹爽不能采用桓范的计策，却说：“总不至于不能做个富家翁。”他的用意也是如此。张华所说的优游，董卓所说的守坞，曹爽所说的富家翁，都是明知不能免祸却存侥幸、图苟且的言语，不值得评论。士人谋求保全自身，也真是可悲啊！

译王导论 我看王导治理东晋，是有道理的啊！自古开国建邦，崇尚功利，整治战事；这种风俗喜好战争、喜欢建立功勋，国家法度又修明确立到这种程度的，必然能够连续强盛而没有内乱。然而到了灭亡时，必然会被强大的敌人夺取。为什么呢？因为法制平素已经确立，人们畏惧它而不敢触犯。没有内乱，即使国家弱小、势力单薄，也有所凭借，必然敢于与敌人争斗；但它的人才一旦可以使用，就不能向别人低头。小国敢于争斗而不向人屈服，正是大国所要夺取的，吴、蜀就是这样。诸葛亮治理蜀国，法制严密，军备修整，粮食储备充足而器械精良，所以凭借小小的蜀国，魏人也不敢侵犯。诸葛亮死后，姜维依仗余力，滥用武力、喜好战争，魏国便攻取了蜀国。孙权治理吴国时，江东有才能、有武力的人都得到任用，没有遗漏，将帅中也有许多可用之才。孙权死后，谋略和声势仍未改变旧日的样子；孙皓不肖，低头畏缩，只作自守的谋划，时常使用武力，晋国便攻取了吴国。所以说，小国敢于争斗而不向人屈服，是大国所要夺取的。政治和谐、风俗软弱、害怕祸患而只图自守的国家，大多会遭受内部侵扰；它的弊病在于，国内有强大有力的人就会夺取它。然而如果不等到它力量耗尽、形势困窘，它还不会灭亡，为什么呢？国内有强有力的大臣而没有什么可以忌惮的，就一定会兴起事变。但国人尚未离心，夺取它就很困难；不到弊病极深、再也无法振兴的时候，就不能取而代之，东晋正是这样。王导在江东辅佐元帝，他建立国家所做的，不过是招致贤士，礼聘名流，设立学校，慎重选举，努力施行宽仁和厚的政治罢了。当西晋末年，夷狄纷纷兴起，天下大乱时，如果没有商君、管仲那样严厉的节制来谋求功利，振作懒惰，收罗天下有才有勇的人，不怕劳苦，往来深入敌境与他们竭力争斗，就没有谁能够建立国家。可是王导偏偏这样做，难道是他的才力不足吗？有人说：王导的意思是，凭借长江防线与关中、洛阳交战，辅佐元帝同刘曜、石勒争雄，驾驭贺循、纪瞻等人，同夷狄驰骋争逐，这样做即使百次也会失败，还不如不做更好。因此他放下江北纷乱的局面，只作保全国家的计策，只要成为使后世不至于立即灭亡的策略就可以了。王敦、苏峻的内部侵扰，桓温、桓玄的强横，大则废黜君主、诛杀大臣，小则控制长江上游，使朝廷疲于奔命，看起来似乎早晚就会灭亡。最后刘裕是在东晋日渐衰败、弊病极深之后才夺取它，这本来就是王导深远的谋划。齐国的政治强盛，鲁国的政治衰弱；鲁国朝见齐国，而齐国反先灭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屈突通论 屈突通清楚隋朝必然灭亡，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挽救它，这是很明白的。然而即使力量耗尽、形势到了极点，他仍然设法谋求万一的机会；他的内心光明磊落，并没有辜负隋朝。屈突通还没有来得及死便被擒获，他没有死，并不是自己求得免死，而是唐朝赦免了他。唐朝成为隋朝的仇敌，这是明摆着的。屈突通没有辜负自己所侍奉的君主，宁可舍弃生命；但要责备他忘掉隋朝的仇恨、接受唐朝的俸禄，也是不对的。上天所给予的处境，屈突通怎么能够报复呢？君子面对仇敌，估量自己没有能力报仇，就不敢任意施行私怨；但也不敢忘掉自己的私怨。因此，接受唐朝俸禄，是屈突通的罪过。凡是在可以有所作为时辜负恩德、谋求保全自己的人，即使得罪屈突通也是应该的，否则连忠诚也不值得称道了。裴守真论 先王的礼制在世上不再清楚，日渐废坏，最终走到灭亡地步，起初没有不是因为防范那些盗窃儒家名义的人。那些人如果只想迎合当世君主的私意，而不致力于实行先王的本意，反而低头顺从当世的便利，就会如此。先王以至诚仁义之心，在礼乐之事上诚心尽意，斋戒、明洁、穿着盛服，像面对师长、保傅和父母那样严肃；其中稍有不合，祸咎就会随之而来。可是后世那些沉溺安乐、骄傲自大的污浊君主，勉强去做礼制之事时，想要舍弃先王之礼而顺从自己的私意；他们本来就抵挡不住懈怠，而防范盗儒的人又随即替他们作解释，旁征曲引，既使君主便利自己的私意，又说这是义理所安。唉！先王的礼制从哪里还能兴起呢？秦国兼并六国，典章礼制全被毁灭；汉高祖平定天下的混乱，或许礼制可以兴起了，可是叔孙通迎合他的心意，不能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古礼而实行它，反而制定了这种苟且、破碎的礼制工具，于是汉代的礼制最终不能明白。汉礼的衰败，就是从叔孙通依顺君主开始的。我读《裴守真传》，裴守真善于从容应对，担任太常博士，当时人说他的才能与官职相称。说到射牲礼时，他说：“古代天子亲自射牲，汉代派侍中代行，如今天子只行奠玉、酌酒、献礼，也就可以了。古今情况不同，不必亲自射牲。” 《破阵》《庆善》二舞入场，天子起身。裴守真说古代没有天子站立观看舞蹈的做法，请求遵从古制。射牲这件事，古代有；古代这样做劳累，而今天这样做安逸，于是就遵从今天。站立观看舞蹈这件事，今天有；今天这样做劳累，而古代没有，于是反而遵从古代。裴守真并不是能够真正效法古代，只是顺从安逸便利，使君主觉得方便罢了。先王的礼制，唯独厌恶只喜欢便利而没有节制的人，所以才制定了这样曲折而严密的制度；让有关官署的礼制接近人情，并不是礼制的最高境界。唉！自秦、汉以来，天子的车舆上有金银、珍珠、翠羽，妇人的衣服有奇异花纹和精巧绘饰，宫室内供玩赏的山灵鬼怪等可怕之物，雕饰的皮革、编织的兽毛，以及戎狄所使用的器物，无不具备。推究这些祸患的根本、乱源的开端，没有不是由喜好便利安逸的人造成的。一个裴守真本来不值得说道，可是世人竟说他的才能与官职相称，由此可知史官的言论偷薄、风俗盲昧而相互煽动，却不知道羞耻，真令人感叹不已！

译韩愈论 韩退之认为，作为文人，他有余；作为通晓道的人，他不足。为什么呢？文章自东汉以来，气象已经低下了。天下分裂为三国，又分裂为南北，天下大乱，士气不振；同时又夹杂着蛮夷轻薄、淫靡、懈怠的风气，受到羌人强悍、粗鲁、鄙陋、悖逆之气的扰乱，到唐代就大为败坏了。即使人才众多，社会风俗像贞观年间那样平治，或像开元年间那样，唯独文章的衰败，也没有人能振兴它的弊病。韩愈在贞元年间，独自退后而振作文风，向上探求《典谟》，中间包容司马迁、班固的文章，下至《离骚》和《诗经》雅颂，充沛浩大而有余裕，宏阔无所窘迫。这说明韩愈已经看到圣贤之道的广大，因而知道自己处在孔子的门下，将追赶冉有、子夏等人而接近圣贤；若把他同汉代以来猥琐局促的文人相比，就不能这样说了。然而韩愈懂得道吗？回答说：韩愈还不懂。韩愈的《原道》说：“博爱叫作仁，实行而合宜叫作义，沿着仁义前进叫作道。”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离开仁和义就不算道。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德只是空泛的位置。道有君子之道，也有小人之道；德有凶恶之德，也有吉善之德。如果这样说，道和德本身还没有确定，而仁和义都属于道。可见韩愈根本不知道道是什么，所以他的言论纷纷杂陈、互相矛盾而没有归宿，难道唯独不知道子思的话吗？“天命所赋予的叫作性，顺着本性而行叫作道，修明道叫作教。”说性，说道，说教，天下的根本道理就全包括了。礼、乐、政、刑，就是所谓教，并且出自道；仁、义、礼、智，就是所谓道，并且出自性。性又源于天，论述到这里也就够了。从来没有固守一偏而说“这样叫道，这样不叫道”。说什么是确定的名称，什么只是空泛的位置，子思确实懂得这一点。韩愈难道是选择不精确，说得不详细，却善于强辩的人吗？李光弼、郭子仪论 雄杰而喜好作乱的人，可以用天下的大义使他屈服，却不能用匹夫的小计来压制他。为什么呢？他们内心甘愿在道理上理屈，不肯辜负别人；如果凭借小聪明侥幸遮掩过去，得志之后必然大乱，悖逆、放纵、恣意妄为，直到实现自己的意图才罢休。这一点不可不慎。汉高祖如果只图一时方便，假装巡游云梦而擒获韩信，虽然能够擒获韩信，但韩信的反叛之心从此就产生了。当时才智高的人也会产生轻视君主的心思，所以英布、贯高等人的叛乱接踵而起；这不是制服英雄的办法。李光弼率领孤军，同安禄山、史思明的强悍军队百战百胜；他治理军队、指挥作战，风采超过郭子仪。但当时各位将领都望风而屈服于郭子仪，像敬畏君父一样；而李光弼在彭城时，各位将领已经不肯听从他的号令。郭子仪能够使吐蕃称他为父，史思明却上书请求诛杀李光弼。大体说来，李光弼的实际功业不如郭子仪的声名，郭子仪安坐就能取得有余，李光弼奔驰作战仍有所不足。我曾思考其中的原因，读《史思明传》，看到李光弼派乌承恩秘密杀害史思明的事，这才知道李光弼和郭子仪的优劣。大概郭子仪为人极其诚实，不欺骗别人，以忠信为根本；他的胸襟坦荡，是大人之器，所以安静时人们安享他的德行，行动时人们便服从他的义理。李光弼使用乌承恩，让他袭击并杀死史思明，这虽然是狡猾之人、奸诈将领的常态；我想史思明虽然雄强勇猛，但内心有不值得信任之处，所以才使用市井人的智谋和盗贼的计策，有时也确实可以派上用场。不然，为什么会招致史思明的轻侮，而田承嗣却唯独对郭子仪屈膝，尊他为尚父呢？这在使人屈服的道理上，是小道。唉！成就事业依靠才能，不如依靠品德；使人服从依靠智谋，不如依靠道理。只有品德和道理，开始时似乎迟钝，最终却有利；用它来治理大事、推行长远事业，从来不会受到轻侮。李德裕论 李德裕处置变故、应对事情的方法，有些地方是裴度所惭愧的。然而裴度处置变故，务求采取中和之道，所以事情发生时人们并不惊慌，事情结束后自己也能安稳。李德裕则自负才干而意气急切，所以他的举动震动人的视听，事后往往多有悔恨。刘承偕担任刘悟军中的监军，刘悟不能忍受他的侮辱，便把情况报告朝廷。唐宪宗因为刘承偕受到太后的宠爱，向裴度询问办法，请求斩杀他；又说如果不能斩杀，就把他流放。斩杀刘承偕，确实足以震动声势，处理事情也很有力。如果只求对下能够满足刘悟的心意，对上又不伤害太后的心，流放他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追求震动人的视听呢？这正是裴度超过别人的地方。刘稹叛乱，计策大多出自郭谊。刘稹的形势已经困窘，郭谊斩杀刘稹而投降。这件事对于刘稹来说可恨，对于朝廷来说却应当赏赐。李德裕认为刘稹只是个小孩子，怎么能反叛？郭谊起初教唆他，最后又出卖刘稹来求生，终于杀掉了他。李德裕这样做，不过是想彰明大义、树立声威，以特别震动人的视听罢了。像郭谊这种人，放置不问也就可以了，何必为了求取名声而杀他呢？当时强大的藩镇叛乱，力量足以抗拒王命；他们深深忌惮的，是身边亲近之人的突然发难。诛杀郭谊后，叛臣才开始在自己的部下那里安心，这样的考虑大概已经疏忽了。李德裕厌恶李宗闵；他倾陷李宗闵时说：李宗闵听说刘从谏灭亡，便慷慨激昂，以义气结交，因此形成了他往来的踪迹。倾陷大臣，只有说他与反叛者有交往这一罪名最为严重，是君主所不能宽恕的。李宗闵因此逃亡。李德裕借此报复旧怨，确实快意了，但君子怎么忍心做这样的事呢？所以他一旦失势，李德裕便起身排挤他；他最终死在南方荒远之地，并不是偶然的。《宋文选》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二十八 张文潜文

译答李推官书 李君足下：南来以后事情很多，已经很久没有读书。昨天送信的人回来，忽然承蒙您把所作《病暑赋》和杂诗等赐给我。我诵读吟咏，喜爱赞叹；这既使我枯竭的思绪重新振作，又使我高兴地看到世上的学者近来逐渐追求古人的文章、著作和体制，往往已经有所成就。耒没有才能，年轻时喜欢写文章词句，同人交游时又喜欢谈论文辞；如果说这是嗜好，还可以；若说我能写文章，那么世上自然有这种人，决不会是我。您同我平日饮酒谈笑，忘掉琐碎的礼节；忽然拿来大幅卷轴和细字书信，题写官职姓名，像卑贱的人拜见尊贵的人，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是错误地把我当作懂文章的人，妄自恭敬，仿佛来请教吗？想要收下它吧，又贪恋玩赏，实在舍不得；想要推辞吧，心中又凄怆而不能自安。既然承蒙您殷勤厚意，我也不敢把自己所知道的隐瞒于您。您的文章可以说很奇特了！抛弃文字的通常体制，极力追求瑰奇险怪，务求使人读起来仿佛看见几千年前科斗文、鸟篆所记录的文字，弦匏乐器的歌辞和钟鼎上的铭文。您所爱好的就是这样，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据我所听闻，所谓能写文章，难道只是说他能写得奇异吗？善于写文章，本来就不能只把奇异作为根本。文章为什么要设置呢？懂得道理却不能言说的人，世上很多；能够言说的人也很多，但文章却独能流传，难道只是流传而已吗？因为文章写得好，言语更加精工；因为言语精工，道理也更加明白，所以圣人才看重文章。从六经以下，直到诸子百家、骚人、辩士的论述，大体都是要把它们作为寄托道理的工具。因此，道理胜过文章的人，文章不期望精工却自然精工；道理不足的人，虽然巧加粉饰，文章的缝隙仍会处处暴露。这就像两个人拿着文书打官司，理直的人握笔后不必反复堆砌言辞，读来像劈竹子一样顺畅，曲折反复而自然切中事理；理亏的人即使借用子贡的言辞、向扬雄请教文字，像罗列五味却不能调和，吃到嘴里没有一点称心，更何况让人反复玩味呢？所以学习文章，首先急于明白道理。不懂得写文章的人，无话可说；如果懂得写文章却不致力于道理，只求文章精工，世上从来没有这种道理。把水从河、江、淮、海中引出，水顺着道路流行，滔滔汩汩，日夜不停，冲击砥柱，穿过吕梁，流放到江湖而汇入大海。水舒展时成为涟漪，鼓荡时成为涛波，激荡时成为狂风，愤怒时成为雷霆；蛟龙、鱼、鼋喷涌出没，这些都是水的奇异变化。可是水起初哪里就是这样呢？顺着道路决流出去，随着所遇到的情况而产生变化。沟渠向东决口、向西干涸，下面涨满、上面空虚，日夜激荡它，想要显现奇异之处，它所能到达的地方，不过是青蛙、蚂蟥玩耍之处罢了。江河淮海的水，就像道理通达的文章。不追求奇异，奇异自然会到来。激荡沟渠之水而追求水的奇异，就如同不明白道理，却想靠言语句读制造奇异的文章。六经的文章，没有比《易》更奇异的，没有比《春秋》更简约的。难道它们是以奇异和简约为追求吗？只是形势自然如此罢了。古书说：“吉祥之人的言辞很少。” 难道他们厌恶繁多而喜欢少言吗？即使想写得繁多，也做不到。自唐代以来，直到今天，喜欢追求奇异的人不止一个；更严重的，有的写成残缺的句子、割裂的篇章，使文脉和义理不能连贯；又把古书中罕见、世人少见的训诂拿来拼凑解释。有的只得到字面而得不到句意，有的只得到句意却不懂篇章，反复咀嚼，最终仍然什么也没有。这是文章最鄙陋的地方。您的文章虽然不像这样，但文意绵弱，似乎以奇异为主。所以我预先向您陈述这些，希望您不要因为我的话质朴浅陋而不加省察。上孙端明书 从前乐正子被鲁国任用，孟子为此高兴得睡不着觉。君子本来不因功名、进退而使内心受累；任用他有什么值得高兴，罢免他又何必恼怒？只是乐正子被小小的鲁国任用，却足以使孟子浩然的胸怀喜悦，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不合人心意的常常很多，而曲折地相互配合、同别人共同谋划的情况常常很少，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少，大概千百次中才能遇到一次。人修养自身，选择善地而行走，难道有一天不希望把自身的德行施布于天下吗？世上的人看见贤人君子在世上有所建树，内心难道不也希望奔走效劳、接受他的恩泽吗？这两件事似乎是事理本来当然的情形；然而实际推行时，有人加以阻止，亲近他们时又有人从中离间，谗邪之人堵在前面，奸巧之人伺机在后面；贤人君子又不肯稍微屈服自己的心意，低头迁就以求合于时势，于是形势明明想要相合，却总是分离，使事理本来当然的事情，忽然被指为不可行。遇到这种情形，怎么能不令人叹息呢？由此说来，如果万分之一有机会相合而能够施展作用，难道不值得高兴吗？耒出生三十五年了，听闻执事您的名声也已经很久了。先帝在位时，群才一同进用，众多士人充满朝廷；天下人指着其中不肯被利益改变、不因大义而惭愧、挺立在群邪之中的人，称为正人、大丈夫。他们的进退、任用和舍弃关系到天下轻重的，共有七八人，您就是其中之一。天下士人希望接受您的恩赐已经很久了，可是其中的情形为什么那样艰难呢？是想使双方相合太困难吗？从今年春天以来，从前被天下人指为正人、大丈夫的人，忽然一同汇聚而来了。您虽然安闲地居于近畿藩镇，但听说道路上都在传言，认为您入朝辅佐宰相，确实就在早晚之间。如今所任用的人，都是过去天下士人几乎绝望、不能见到的人；现在一旦全都见到了，那么他们的喜悦是理所当然的，岂只是高兴得睡不着而已。耒的弟弟来此，幸而能够在您的幕府下拜望，未尝不欣然自负，认为这是承蒙您知遇。而我如今担任县令，沈五得以在使部任职，听说您的府中有庆事，便日夜欢跃，歌颂此事，希望有所献呈。因此不估量自己卑贱而且愚钝，高兴地为您陈述一番。耒的家世孤单贫寒，没有势力可以向当权者自我援引；如今天下安定，贤能俊才振兴，我小小的心志不能甘心于无用。来年春天，您将有机会推荐属吏担任京官，耒希望能够得到其中一个名额而【缺字】天下。士人愿意奔走效劳于君子，君子难道也会有一天忘记天下的士人吗？伏望您明察此情，我的进退听候您的命令。

译投知己书 五月某日，耒谨借汉夫之便，拜呈书信给某位官员。耒听说，古代有人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于一种技艺，而他的心思不分散；凡是心中所思考的、意中所感受的，一定能够自然通达到他的技艺中，使人观看他的动作和变化，便能推知他悲欢好恶的深层情感。因此善于奏乐的人，能使喜怒显现在声音中；善于舞蹈的人，能使欣喜感动显现在容貌上。当情感显现在外物之中、心意泄露到外面时，大概即使想要自我掩饰，也不可能了。伯牙所爱好的是琴，钟子期坐在那里听琴，伯牙却不能隐藏自己的细微情感。伯牙的情感难道是同琴商量后才表现出来的吗？只是因为他专心一意地从事这种技艺，所以心意一动，便在无声之中彼此相通，而自己也不知道。我从幼年便读书，十三岁时喜欢写文章。当时虽然不能完全通晓古人的心意，但从三代以来圣贤、骚人的著述，以及秦汉以来的文章、词辩、诗、赋、歌谣、颂赞，下至雕琢彩饰的短章碎句，即使不合大道，也没有不全部观看的。有时受到感发，已经能够把它们表现在文字中。所学习的时间越来越久，所亲近的东西越来越多，所喜好的程度越来越深；所以从十三岁直到现在三十二年，亲身经历的事情、耳目所闻所见、当世已有而可以知道的事，以及考察前代而有所获得的见解，没有一件不在文字中表达出来。不幸的是，我年少时便饱受贫贱之苦，十有七岁时父母患病，又过了三年父母去世。入仕以后困顿于州县之间，已经十二年了。那些悲伤、忧愁、惊惧、悖乱、煎熬和逼迫的感受，以及憔悴萎靡、郁结闭塞、愤懑不平的情绪，充满胸中，几乎溢出心怀；加上饥寒困窘，为了求食养活妻子儿女，往来奔走，通常一走就是数千里。向西奔走到巴蜀，向南走遍吴地和江防一带；陆路困顿于周、秦旧地，水路又走尽江淮江湖。波涛和鱼龙带来的惊险，重山复岭间猿、猱、猩、鼯的出没，大夏天热得流金裂石，以及雷电暴雨造成的震恐；阴气积聚、大寒凛冽、狂风霰雪，以及冻裂手指、刮伤肌肤的凄惨，这些都已经看惯了，也能安然行走其中。白天在日常起居中接触这些，夜里也在梦中见到这些。计算我一生中安危得到保障、饱暖无忧、脱离危险和解除困迫，能够扬眉张口、无事而笑的时候，百次之中还占不到一次。再看世人的处境，那些可以使自己在贫贱困穷中振作起来的可自恃之物，我身上一件也没有。因此，虽然出仕于四方，修养自身、治理官职，希望多少能有所声名，但门第卑微、家族势薄，气势和声焰冷落微弱；手执笏板，趋前拜见大官，大官就辱骂斥责，小官则盘问欺凌，得到的只是冷漠。可是，我也不问他们究竟把我弃置在何处、视作什么人。于是退下来，反而欣然自我庆贺。我的困窘、愁苦和闭塞，有说不尽的地方，又哪里只是这些呢？古代能够写文章的人，谁没有著书？大概困窘之人的言辞十篇中有九篇都是如此。因为心中受到激发的情感，既然被阻遏、壅塞，不能尽情发泄，便只能独自从言语文章中抒发出来；没有什么能够掩住他的嘴、堵住他的言辞，大概可以借此舒解情怀，在寂寞的边缘自我安慰罢了。像我这样困窘的人，也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我一生微薄的志业，既曾在文章上自求精进，又遭逢困窘艰厄，于是把心力投向自己所擅长的方面。因此，早晚所接触的人事万象，长歌痛哭、辱骂怨怒、可喜可惊、可爱可憎，出门奔驰而入室安息，阳光明丽而阴气肃杀，都旺盛地进入文章之中，仿佛有所获得。我在文章方面，虽然不能说已经精工，但用心也已经十分专一了。文章对于人的内心，其道理的相近程度与工匠对于技艺的关系，确实有不同之处。我的一点心意，大概已经全部铺陈在这里了，那么世上那些高明博达的君子，若肯俯身听取，大概不必等到怀疑并发问以后，才知道我的内心吧。伏惟某官凭文章学术闻名天下，正在为朝廷撰写训诫文辞，是文臣中的表率；至于我这篇不丰厚的文章，曾想求您奖掖并传给他人，谁不想借此在世上的显贵人物中自我通达呢？但我回顾自己所收藏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不可取的，所以斗胆把平日所作的文章和诗共九十篇写成一册，冒昧送到您身边。伏惟您在闲暇时赐予观览，那么我的真情即使想隐藏一丝一毫，也不可能了。您也会想到这些吗？

译给潞公献上所作诗文 古代谈论诗的人认为，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没有比诗更接近这种作用的了。诗的兴起，出于人的情感；在喜怒哀乐发生之际，原本都只是一个人的私下言语，但至大的天地、极其幽深的鬼神，诗却能够感动它们，这是什么原因呢？天地虽然广大，鬼神虽然幽深，但只有极其真诚的情感才能感动它们。诗虽然表现的是一个人的私意，但总要发自真诚然后才能写成。因此，人若不是受到外物感触、内心受到激发而作诗，大概是很少的。世上的人，顺合自己的心意才喜悦，违背自己的愿望才怨恨。当喜悦时反而悲伤、当怨恨时反而喜爱，这是世上从未有过的事；而喜悦和怨恨也不是有人命令他如此、使他如此才如此的。难道不正是最真诚的情感发动起来的结果吗？诗，就是宣泄喜爱之情和怨恨之情的文章。情感在内心发动而没有虚伪，诗引导这种情感而不苟且，那么它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正是由于真诚的道理。文章的兴起，变化很多；只有诗最接近真诚，所以想要观察一个人，没有比读他的诗更好的了。因此古代君子在共同宴饮酬酢之际，一定赋诗来观察宾主的心意；即使不一定由当事人亲自作诗，也常常取用古人的诗来表现自己的志向。所以在先王时代，从大到朝廷的政事，从广到四方的风俗，从近到匹夫贱士的悲叹、妇女女子的幽怨，都通过考察诗而知晓。又使有关官吏按时采集诗歌，把它们收藏在太师那里，再把它们配入乐章；其中大的用于郊庙祭祀，次等的陈列于宴饮享礼之中。这样看来，诗能够观察政事、考察万物，它的重要性大概就是这样。自周朝衰微以来，后世作者纷纷并出，一直到现在，数千年间，体制变化、技法不同、奇异的言语和诡奇的叙述，多得无法记数。其中卓然值得称道的，不过几个人罢了；其余纷纷杂乱，都不值得说道，而且违背情感、拂逆心志的作品，往往也有。它们不像古人作诗那样，一定出于真诚的心意而不虚妄。然而，虽有违背情感、拂逆心志的作品，至于显露真情、抒发实志的，仍然十篇中有九篇。我不肖，从年少到现在，颇曾考察历代作诗的人：上自《风》《雅》的兴起，中间观察骚人的作品，下至考察苏武、李陵以来直到唐代的诗歌；扫除繁芜污秽而采摭其中的真实，删去蔓衍而取其精实，颇能得到前人的真面目，自己时时内心感触兴发的，也暗暗表现在诗句中。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到的，心中所思考的，一天之内没有片刻停息；又观察四时的运行：春天花朵开放、草木抽芽，夏天成材结实，秋天凄风冷露、虫鸣叶落，于是产生秋兴；浓云堆积、白雪覆盖，大寒之中霰雪飞舞，这就是冬天到来。这样，一年之中没有一天有空隙。以人的有情之心面对万物无定的变化，感伤之情便交相激战，早晚不断召唤而来。想要使这种情感不发于文字言语，从而消除它，大概是不可能的。由此又知道，诗即使想不写，也有不能不写的时候。给邵提举的信 人的才能，虽然差别各不相同，但大体上只有两类。最高一等是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其次，一个人身上所擅长的不过一端，能冶炼却不能陶铸，懂得经商却不懂得务农，专心致力于自己所知道的方面，把它做到极致，因此无论才能大小，都能对世道有所补益。所谓无所不能的人，求之于古人，有几个呢？孔子、孟子以前的人，不能用才干来比较，也就无须再论了。其次，所谓才能周全、智慧完备，使用他们时看不出困窘，考察他们时看不出不足，在齐国不过是管仲，在秦国不过是商君。这两个人，治理国家、使用军队、理财、制敌，兼通各方面的技艺，智慧贯通天下，没有人能超过他们。然而从周朝衰微到秦朝，历代相隔如此久远，其中值得称道的也只有这两个人罢了。子产不能凭郑国称霸，晏婴不能凭齐国兴盛，子玉的才干不过能统率三百乘兵车，陶朱公的谋略也只能屈用于四境之内。像这几个人，他们的智慧、谋虑和心术，也并非世上浅薄之人可比；但各自都有不足，最终也不能勉力补足自己的缺陷。这样看来，人人都希望人才无所不能，岂不是很难吗？圣人知道人的才能不可能全部完备，所以按照各人的长处任用他们，就像人有耳、目、口、鼻，使它们各自发挥职能，而把全部功用集中于一身。因此天下的人才都乐于被任用，没有被废弃的人，也不至于把双方都毁掉。什么叫作把双方都毁掉？比如居住在楚地的人，要求他熟悉楚地是可以的；如果让他不考虑其他，只知道楚地，那么他对于楚地就没有遗漏的考虑了。但离开楚地而询问燕地的事情，楚地已经忌恨他，燕地也终究无法了解，这就叫作把双方都毁掉。所以治理政事却把双方都毁掉的人，常常有缺乏人才的忧虑。再次给邵提举的信 从前韩退之曾三次写信给宰相，拿自己的才能来求取进用；到了写过一两次仍未被采用，便又用激烈讥刺、奋发严厉的言辞来触动对方。唉，他那些话也多少有些诋毁了。韩退之一生，需要借助别人来成就自己愿望的事情并不止一件。甚至武夫、军师，只要有势力能够救他脱离贫贱的，他都要一一去试求。用婉转的言辞引导对方的心意，用高亢的话语打动对方的意志，夹着书信、怀揣名刺，在当权者门前奔走。到了晚年以后才稍稍得到所求，读他的文章，未尝不为此感到悲哀。像韩愈这样的文章，本来就不是随世沉没、等到自行通达以后才被世人看见的，为什么他还要如此劳苦地求取他人知遇呢？至于有人不了解自己，凭韩退之那样刚强自信，在道艺之间自有乐趣，把世上那些夸耀之人看得根本不能动摇自己的心，理应高远地自我隔绝，与世间相忘，长久离去而不回顾。为什么他却能忍受羞耻、降低志意，希望得到万分之一的机会，又如此劳苦而不厌倦呢？由此看来，世人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所期待的东西在世上显露出来，确实很难；把别人知不知道自己，完全不放在心上，也很难。若因为别人不了解自己就停止追求，那更难。假如一个人的才能浅薄，他尚且可以一天三次站在通衢大道上大声呼喊，希望偶尔有人听见并醒悟。车子因奔驰而毁坏，脚因快步趋走而受伤；宁可毁坏自身而求得进身，求取一寸而希望得到百倍。起初当然羞惭难堪，退下来看看古代君子，发现他们也都不能免于此，于是又宽恕自己，并有所等待。功名事业的成就，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假如人人都害怕劳苦、躲避羞辱，不肯稍稍抑制自己以求有所成就，那么能够成就功业的人也许就少了。

译代高玘给彭器资的信 古代君子，如子思、孟轲这一类人，廉洁自重，不肯稍稍屈身来求得与世俗相合。四方诸侯带着礼物、放下贽礼，来到他们的门墙之外，连容色举止都不敢失礼。直到礼数完备、心意真诚，而向自身求取他们时没有丝毫羞辱，他们才开始前往接受。诸侯尊他们为老师，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不敢有一句话稍稍违背他们的心意。但只要他们一句话没有被听从，或者【阙】之处没有修治，他们便远远地离开了。唉，他们是多么自重、崇尚高远而不可屈服啊，这大概已经到了极点。我又曾观察古代那些建立功名的人，如管仲的贤能、甯戚的奇才、商君的才干：有的人珍爱生命却不畏被囚禁俘虏的耻辱，忘却自己的君主而事奉他人；有的人悲歌慨叹，希望借此显露自己的志向；有的人拿着谋术，来试探君主的爱好。至于受到侮辱、遭到斥退，仍然屡次进见而不以为耻。唉，这几个人的智慧难道都不足以稍稍懂得君子之道吗？若不是这样，为什么他们竟如此冒昧受辱，仿佛不知道羞耻呢？我曾深思其中的缘故，终于明白了。古代任用下属的人，有尊重他的，也有役使他的。尊重他的，称为贤能；役使他的，称为有才能。而世上的士人修养自身、树立诚信，以等待上位者任用，也有这两条道路。有凭借德行的，有凭借才能的。以德行取用的居上，以才能取用的居下。居上的，是别人来就他；居下的，则屈己去就别人，不过是求别人采用自己的技能罢了。世上的君子喜爱子思、孟轲，却以谈论管仲、甯戚、商鞅的事为羞耻，认为那太污秽、不值得做，这也太过分了。他们所做的事情，各自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处境。给曾子固的信 我曾认为，君子的文章不会浮在他的德行之上；其中刚柔缓急的气势、繁简舒敛的节奏，都出自真实的内心，不隐瞒自己已经达到的境界，也不强作自己并不知道的事情。这就像楚地人一定说楚地的声音，秦地人一定穿秦地的服装一样。正因为他的言辞不浮离于内心，所以根据他的言辞来探求其人，潜藏的德行和隐伏的志向就无法掩藏。古人说，不懂得言辞就无法了解人；但世上迷惑的人只知道言辞和德行是两回事，不可能彼此贯通，有时相信一个人的言辞，却怀疑他的行为。唉，这只是知道其中一面，却不知道君子的文章本来就出自他的德行，与没有德行而只有言辞的人处在不同的层次。我在诸家文章中，最喜欢读《左氏春秋》和《离骚》。左丘明的文章很美，但他的行事后来没有流传，无法考察。屈平仁厚，不忍只顾自己；他的气质清峻，志趣高远，所以言辞反复曲折，起初让人怀疑过于繁琐；他左顾右盼、反复申说，中间又让人怀疑过于迂回。然而他内心极其真诚恳切，所以言辞周密而不令人厌倦。考察他的结局，才知道他的仁厚；他的愤怒不是怨怼，他的特立独行是自我洁净而不是自私。他徘徊、悲叹，最终没有人醒悟，于是剖露志向、抉发思虑，以死来使自己显明。这就是屈原的忠诚，所以他的文章像明珠美玉，明丽而令人喜悦；像秋风夜露，凄清忽至而令人感伤；像神仙烟云，高远而不可捧取。推究他的言辞来考察他的事迹，难道有不相合的吗？自三代以来，我最喜欢读太史公、韩退之的文章。司马迁奇伟豪迈、慷慨激昂，从年轻时就周游天下，结交豪杰；他的学问长于考察寻绎前代事迹，又意气激烈、敢于直言，终于招致祸患，所以他的文章疏宕明白，简朴而奔放。只是他一生的志向有郁结在心中，因此他的文章末章末句有时流露出激愤，却不完全发泄。韩愈的文章，像先王的衣冠、郊庙的鼎俎；至于放逸超卓、不可收束之处，则极尽语言的瑰奇巧妙，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唉，韩退之对于唐朝大概并不愚昧；但他触犯君主、忤逆权臣，面对义理便忘却艰难，刚强坚毅而诚信真实；他的学问又能在道德崩裂之后独立自立，继承孔子、孟子的余绪来建立自己的学说。因此韩愈的文章即使想不是这样，大概也不可能。唐朝以后经历五代纷乱，宋朝兴起，铲除叛乱、讨伐亡国；到了仁宗朝，天下完全安定，兵戈不再使用，休养生息，日益走向富足强盛。士大夫生活在这个时代，谈笑安逸快乐，不再有从前那种幽暗忧患。不平之气，于是天下的文章渐渐兴盛起来；庐陵欧阳公开始写作古文，近则取法两汉，远则追溯三代，又出自孟轲、韩愈之间，建立一家之言。他不断积累而更加高远，反复磨炼而更加新颖，后来四方学者才以自己的旧习为可耻，而一心求取古道。欧阳公在这时确实掌握着文坛的权柄，用来开导引领天下豪杰；世上号称善于文章的人，出自欧阳公门下的占十九。执事实际上是其中的冠首，他的文章议论与欧阳公相上下；我从先达那里听说，认为执事的文章虽然兴起晚于欧阳公，却巍然卓立，是欧阳公所敬畏、后来又与之相友的人。我从刚开始读书时，就知道要读执事的文章；长大以后又思考其中的道理，广泛求索、远方访取，以尽量掌握它的变化。唉，像您这样的人，真是穷尽天下文章的人吗？

译给唐运判的信 我听说从前三代的时候，公卿大夫对待下属，是多么仁爱忠厚，发自最真诚的内心，因此能够完全了解下属的情意。下属侍奉上级，又是多么平易简直，各自都能献出自己的意见，没有阻塞不通达的恐惧，也不受权势限制。正因为上级能够完全了解下属的情意，所以下属也不受权势限制。上级俯身来就近下属，下属仰首也能达到上级，于是尊卑之间情意相通，贵贱之间事情得以通达。但我曾感到疑惑：天下人急于求取上级，是事理的自然状态。公卿大夫既然尊贵了，理应安然自得，不再依赖外物。可是他们急切地向下属求取人才，只要有一点长处，就唯恐失去，这是什么缘故呢？天下的地位有尊卑贵贱的不同，是权势所造成的必然；但事情本身并不是截然分成两边、彼此无关。如今尊贵的人只求自己安逸，完全不问功名，也可以；如果有建立功名的心愿，那么尊贵者的功业要靠卑贱者的力量，尊贵者的名声要靠卑微者的成就。所以，上级求取下属，就像下属求取上级一样。从前周公已经是圣人，亲身拥有天下的富贵，后世谈到急于求贤、礼待士人，一定要以他为标准。因此他的功效是，百官庶府无不整治，制度文理无不彰明。周公自身的德行难道没有遗留吗？这难道只是周公一个人的力量吗？正因为如此，古代的公卿大夫不敢苟且简慢、因循守常来图谋自己的私利。尊贵者急切地求取卑贱之士，不遗漏任何人；上级怀有至诚恳切的心，不敢遗忘疏远之士，于是在下位的士人也不敢吝惜自己的才能，至于奋发自励、出奇制胜，只怕自己赶不上别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三代的政教灭亡以后，公卿大夫不再像从前那样以至诚之心体察天下人的心意，只求谨慎自守而不犯过错，把自己看得非常尊重，忌讳建立功业、成就事业的念头，漠然铲除感发激昂的气概，认为不必对下位的卑贱者有所作为，只要不谈功劳就行。不幸的是，功劳没有取得，即使有超越常人的卓异才干，也不再过问。斥退他们，不过是议论他们的罪过；幸而没有过错，即使是天下最庸碌的人，也不再过问。上下情意阻隔而不能相合，气机闭塞而不能交流。下属畏惧上级的情况有了，却不肯接受上级；下属恭敬上级的情况有了，却并不忠诚。贵贱志向不同，尊卑彼此不亲，三代的风气就消失殆尽了。功业不能建立，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我曾读《西汉书》，看到吴公任用贾生，田延年任用尹翁归、暴胜之、隽不疑，曾深切叹息：这几个人尚且能够降下自己的心志，接近古人的作风，忘掉尊贵而礼遇贤者，以真诚接纳士人；凭太守的尊贵、使者的显贵，亲自同匹夫、下士交往，务必尽量发挥人的才能，而忘却下属轻慢自己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像前面这三位，还不值得大加称道，但已经能够这样做了。如此说来，天下贤者很多，怎么知道就没有人能够慨然效法古人，又不沉溺于流俗，有建立功名的心愿而忘掉自己微小的尊严呢？唉，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人，让他处在天下的富贵地位上呢？假如真有这样的人，天下被遗弃的贤才、隐藏的德行，大概就可以兴盛起来了。给黄判监的信 我曾感到奇怪，人对于道的认识为什么如此不一致，所说的话也各不相同？大概自周朝衰微以来，诸子各自把自己的学说推行于世；其中言论能够推究道德的根本意义，知道根本而不流于末节，守持真实而不陷于虚伪的，没有比老子、庄子更接近的了。然而这两个人却抛弃仁义，排斥礼乐，断绝学问、抛弃智慧，以此申明自己的学说。考察他们的内心，他们认为推行自己的道术就必须抛弃仁义礼乐，而这四者本来就是妨害其道术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得罪了后世的儒者。自炎汉以来，天下学者很懂得推究仁义的根本，他们关于礼乐和治道的言论也有值得观览之处，却从来没有一句话涉及性命道德的根本。大概他们认为，道德性命的道理原本对礼乐没有什么用处。这两种学说彼此孤立，不能同时成立，各自排斥对方所能达到的方面，力求保全自己的长处。我不肖，却曾对此深深叹息，认为不应如此。为什么呢？所谓道，本来无所不在。它大到天地，众多到万物，没有一物不依靠它来发挥作用，难道它会有所缺失、有所不足吗？假如道本身有所不足，那么还到哪里去取道呢？于是我思考怎样调和这两种说法，终于得到了一套解释。谈论道德的人，以虚无为根本而没有形迹；执守礼乐的人，滞留于具体可见之物而留下形迹。把无形的理论推到极致，就达到忘言；把有形有迹的理论推究到底，就达到终身言说也说不尽。这就是它们彼此龃龉而不相同的原因。难道可以说有和无互相妨害吗？所谓有，固然自以为有，但有从来未曾不是无；所谓无，固然自以为无，但无也从来未曾不是有。有和无这两者，只是由我来命名罢了。那么我提出这种说法，究竟从哪里产生呢？外物没有固定形态，我也没有固定的心念；这样看来，无或许出自忘却主观意图、调和知识，而不是外物的真实状态吗？由此看来，正处在仁义礼乐之中时，从来不曾不是道德性命；正处在道德性命之中时，也从来不曾不是仁义礼乐。它们同样达到圣境，却不是一回事；两者并立，却不是两种互相割裂的东西。圆融和合，万物与我都归于冥合，还何必拘拘于分别呢？孔子的道，本来根于寂然不动。然而一旦受到外物感应，天下的一切事理便无所不通。他洗心斋戒，退藏于深密之处；然而天下极其幽微的事理、万物极其活跃的变化，他从未厌弃。我的学问在这方面确实有所体会，从此以后再看天下之大、万物之多、古今的不齐，就没有一处不归于一体了。所谓万物同出一府、死生同一形态，推究它的源头，原来都以此为根本；这样以后，才知道孔子的道是完备的。

译答杜锋的信 耒敬启：我因罪过而被贬官到这里，多病而懒散放纵，旧日的学业荒废，没有办法拜见贤者之后【阙】；久已不能前往拜谒，而您的心意却更加勤切。您两次赠送珠玉般的文章，又附上一轴新文。我反复披读数日，钦佩仰慕之情无法胜言，试着诵读其中所疑惑的一篇。文中说：“难道可以非难季札吗？季札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季札通达礼乐，大概正是孔子所赞许的；至于他的贤德，则管仲、晏婴、叔向、子产、韩厥都不能相比。这样看来，他在辞让和接受之间，也应当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他在争夺不已的时代辞让千乘之国，大概是想以自己的行为树立高尚标准来教育后世，将使那些盗据窃取的人感到惭愧，使乱臣贼子的祸害稍稍平息。假使季札接受，也可以；辞让，也可以；而最终选择辞让，也是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这难道有什么不可以吗？季札并不是忘掉吴国，难道不是说过：‘国家的存亡兴废，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从前孤竹君想把国位传给叔齐，叔齐又让给伯夷，最后两人都逃走，进入周国而没有返回；孤竹国以及孤竹君的后代，后来没有听说有兴盛的，而孔子评论这两个人说：‘他们求仁而得仁，从未责备他们忘掉自己的国家。’ 孔子不非难伯夷、叔齐，那么季札没有被孔子责罪，就很清楚了。请您再详细思考。世人推重王衍，从器物用途来说，也不过像玩赏物品中的一件，不能用法度来衡量。我认为，季札不可以非难；至于王衍，则是不值得非难。”《三杰赞》文字丰富繁密，铺陈叙述详细周密，很有作者的风格；若再加以老练，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承蒙您屡次来信询问，我不敢不把意见全部说出。再次答杜锋的信 承蒙您反复赐教，似乎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唉，季札让国，距今将近几千年，历数圣贤，从来没有人提出异议，唯独被您斥责。孔子说后生可畏，是因为季札不肯接受吴国，实在是不想拥有国位。所以他说：‘愿意依附子臧的义行。’他把抛弃千乘之国看得如同草芥，必定是在这种做法中自有乐趣，而以得到国位为轻易可弃之物。假如要追究他让国的名义，寿梦想越过他的诸兄而立他为君，季札本来就不应接受。后来馀昧去世，而子僚的才能也足以成为一国之君，季札就不能废黜嫡长而拥立自己。孟子说：‘上天所要废弃的，一定是像桀、纣那样的人；所以益、伊尹、周公没有拥有天下。’这就是季札一定辞让的原因，因为他厌恶扰乱君臣大分。季札对于道德的理解，真是深厚啊！吴屈庸说：‘季子是守节的人，即使有国位也不肯登立，这可以说是懂得他的内心了。’孟子说：‘如果喜好名声的人能够让出千乘之国，那么自伯夷、叔齐以来，只有季札一人。’这就是所谓圣人中清高的一类，难道会在应当斥责之列吗？孟子说：‘至于事情成功，那是天意。’那么古人谈论国家的存亡兴废，没有不说到天意的，并不是由于侥幸或不幸。孤竹君想越过次序立叔齐为君，叔齐辞让是可以的。伯夷年长，本来应当即位，却也辞让，为什么呢？商朝实行世代相传的制度，那么叔齐按次序也应当即位；但孔子起初并不讨论这一点，只是说：‘是古代的贤人。’他的意思就可以看见了。季子听乐时，对于礼乐的关系理解得很深；他在辞让和接受方面一定不会草率，更应当仔细考察。答汪信民的信 耒敬启教授汪君足下：经过符离时，偶然事务很多，虽然听说您的车马曾经来访，却最终不能亲自前往。您一定会体察原谅。到家后忽然收到您的来信，仿佛是在问我文章方面的事情。我私下曾经喜爱文辞，却不能真正写成文章。您知道我可以用来告诉您的道理吗，还是听说过这些呢？古代文章，虽然写作体裁不止一种，大体不过是记事和辨理罢了。记事能够用来治理世道，辨理足以启发万物，都属于文辞通达。即便如此，也有这样的道理：文辞产生于理，理又体现于心。如果邪气不进入内心，偏僻的举止不接触耳目，中和正大的气充满胸中，发为文字言语，就没有不明白流畅的。为什么不从言语中观察呢？直截的言辞，文章简洁、事情核实、道理明白，即使让妇女儿童听见，也能明白。曲折的言辞，枝蔓的文词和游移的说法，文章繁复、事情晦暗，读上三遍九遍也看不出其中的真情，这并不是刻意造成的，而是自然如此。您凭文章考取高科，言语的工巧精妙天下闻名，而我竟敢向您献上这些陈旧说法，那就是有罪了。然而既然承蒙您的盛意来信，我既借此仰答您的厚意，也借此向您求教。春寒时节，请您自爱。只是连日事务繁忙，回复不及时，请您原谅。恕我直言。耒再拜。《宋文选》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二十九 张文潜文

译《送秦少章赴临安主簿序》《诗经》不是说过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万物不经受变化，就不能成材；人不经历艰难，智慧就不能明白。季秋之月，天地开始肃杀，寒气将要到来。这时天地之间，凡是植物在春夏雨露滋润之后，花朵润泽充足，枝茎美好茂盛；等到浓霜在夜间降落，早晨起来看它们，就像战败的军队，卷起旗帜、丢弃鼓器，裹着长枪奔逃，官吏士卒都面无人色。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于是天地闭塞而形成冬季，摧败折毁的植物超过一半；这种变化也太惨酷了。然而从此以后，柔弱的变得坚硬，空虚的变得充实，津润的变得干燥，都把精华收敛藏在内心，各自发挥作用而成材。深山中的树木，上面弯曲而触及青云，下面可以庇护千人，没有不受到摧残的，何况所谓蒹葭呢？然而匠石拿着斧头进入树林，一斧砍下，便把它们用来充作栋梁、椽子、桷木、杙木，以及车轮、车舆、輹、车辐；无论大小、强弱，没有不能胜任其作用的。这就是所谓因损伤而得到益处，因败坏而获得成就，因虐害而产生欢乐。我同辈中有秦少章，过去我任太学官时，他拿文章给我看，忧愁地告诉我：‘我只是因为家贫，奉父亲之命，勉强写科举文章罢了。将来如果按自己的心意写诗章古文，往往会清丽奇伟；在科举文章方面的功夫，比现在强百倍。’ 元祐六年考中进士，调任临安主簿，举子考中功名，本来可以稍稍快乐了。然而秦子每次见到我，总是不高兴。我问他原因，秦子说：‘我是世上的耿介之士，性情所不喜欢的事情，不能用言语强说自己赞同；不合意的人，不能同他交往；饮食起居、动静行为和各种事情，都不能勉强自己去随顺别人。如今一旦做了官吏，处处都要丧失自我而去应合外物；稍有倔强，灾祸悔恨就会随之而来。过去我一人依靠父母养活，现在妻子儿女要仰赖我供养；想不做官，也不可能了。从今以后，就像身上沾满漆而想要脱掉一样困难。’我劝解他说：‘你以前是春夏的草木，今天使你受摧残的，是蒹葭上的秋霜。人的本性只求安逸，但安逸是天下最大的祸患，迁移变化才可贵。重耳不在外流亡十九年，就不能归国；伍子胥不逃奔，就不能进入郢都。这两个人在寄居困穷、忧患交迫的时候，暗中补益了自己的短处，增长了自己原来不能做到的能力，这不是只从口头耳闻上学习那样浅薄。从今以后，您想想过去的所作所为，其中可以后悔的事情很多，而所知道的道理也增加了许多。回过头来使自己安处于这种经历之中，那么行走天下便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能够把食物推让给别人的，是曾经挨过饿的人；得到车马赏赐却推辞的人，是不害怕步行的人。假如害怕饥饿、厌恶步行，就会产生苟且求取的心念；那造成的祸害岂不是太多了吗？’所以霜降而不被杀死，是万物的灾难；终身安逸享乐，并不是人的福气。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书。《送吴怡序》我的朋友吴熙老，喜欢学习、乐于行善，做官敏捷勤勉，在职务上不苟且。他曾在蕲州罗田任主簿，部使者认为他有才能，便任命他为黄冈县尉。我过去只是同他互相听闻；他来到黄冈时，我正因获罪而闭门居住，只有熙老独自喜欢来亲近我。有人对他说：‘我是被世人抛弃的人，又得罪了有关官府；您同罪人交往，恐怕还会连累自己。’熙老不以为然，仍然喜欢我的文章和言语，得到后就珍藏宝藏。我年老多病，学问日渐衰落，文字尤其荒疏；熙老所求的文章，我十篇中连一两篇也不能答复，但熙老的心意却越来越殷切，毫不厌倦。人的好恶竟然这样无法解释。他在黄冈住了几个月，又调任蕲水丞，将要离开黄冈时，来求我的话为他送行。我不能没有说，于是对他说：‘您何不观察货物呢？所掌握的货物越奇特，收藏得就越深；知道它的人越少，但一旦找到买主，价值万金也有人不计较而乐意付出。它还没有售出时，便关闭店铺居处其中，整天寂静无声，邻里都不知道。至于那些端着盘子卖饼的孩子，每天都自己端盘出门，夸耀自己的货物，喧闹不停；千人聚集的地方，他就前往靠近，从早到晚这样劳作，所得不过百钱的价值，却已经安然自得，因超过预期而欢喜了。’ 掌握的东西不厚重，便把自己看得轻薄；把自己看得轻薄，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君子增进德行、修习事业，早晚努力学习，他所掌握的难道是价值万金的货物吗？我希望熙老行善更加勤勉，乐于行善更加富足；做官时对百姓有所恩惠，把它多多积累、深深收藏，珍爱自身而慎重施展，那么将来声誉充满四海，出入紫闼，在黄阁参与谋议，便可以屈指等待了。谨以这些话作为赠给您远行的言辞。《章秘丞集序》古代评论人物，考察他这个人，而不计较他的功业。原本有才能可以成事，却不幸来不及施展的；以及已经施展才能却中途被夺去机会的，这样的人哪里数得清？而才干中等的普通人，乘着时势凭功名显达，世上常有。孟子说：‘至于事业成功，那是天意。’既然成败取决于天意，就不能仅凭成败断定一个人贤能或不肖。司马子长评论李将军，说到他做将军时，言辞哀痛反复，深深悲悯他没有功业，认为百姓无论知不知道他，都为他流泪。谈到霍去病，却没有说其他优点，只说他‘常有天幸’，不至于贫乏困绝。司马子长对屡屡获胜的霍去病并不稍加宽贷，却唯独对老死的李广深深眷顾，这是为什么呢？他只是深深痛惜庸人乘时取得名声，而豪杰之士受命运制约，不能稍稍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他在褒贬取舍之间如此不同。唉，难道只有人的事情如此吗？万物也一样。大夏天万物繁殖，丛生的荆棘却也能够有所遮蔽；狂风和严寒中，合抱百围的大树也会僵倒而死。秋水按时到来，沟渠田畎也有灌溉之功；但一年干旱、深潭枯竭，江河的水也不足以使鱼鳖存活。万物本来就取决于自己所遭遇的时运吗？今年春天，我在宛丘遇到会稽友人章邦老。他一见到我便拜了两拜，流着眼泪，拿出他先父秘丞君的三编诗文和行状，请我写文章为它作序。他的文章和议论非常高明，只可惜没有得到充分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