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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送秦觏从苏杭州为学序》秦子擅长文章，又精于作诗；他的言辞清丽深刻，要反复推敲多次，一章才写成。大体上，都是悲愁郁塞、无聊困苦之人的言辞。在他笔下，外物就像秋天的蟋蟀、寒蝉、鵙鸟、鴃鸟、猿猴、猿类的哀鸣，像霜竹间的风、冰谷中的水，像楚囚的琴弦、越地羁人的呻吟。唉！秦子内有侍奉亲人的喜悦，外有朋友交往的快乐，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吃着甘美的食物，饮用清凉的饮料，他内心难道真有一点不安吗？可是为什么偏偏写出这样的文章呢？世上的文章多出自困穷之人，所以后世写文章的人，喜欢写困穷之人的言辞；秦子本来没有忧愁，却写成忧愁之人的言辞，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请让我替您说一说。古代所谓的儒者，并不把学习文章作为根本，而文章写得精工，也不能说是因为能够穷困艰苦、刻意深刻。提出重大的议论，确定重大的防范，阐明别人难以明白的道理；内则足以感化君主、端正君主，外则足以训导百姓；出使四方，使邻国停止谋划；在军队中发表言论，使敌人听命——古代的臧文仲、叔向、子产、晏婴、令尹子文这一类人，正是凭这些来写文章。后世取法他们。他们的文章，像云气蒸腾、雨水降落，像雷霆震动；凡天地之间有生命的东西，实际上都依赖它。因此，万物的安危休戚，都系于他们舌端的一言一默。唉！天地发生变化，雷雨按时运行，唯独你听不到这些，却跟随草根下的虫、危枝上的鸟，互相呼唤求取，你也就困窘了。古代所谓的儒者，所任职的国家没有敌手，如臧文仲、叔向、子产、晏子、令尹子文，他们比起孔子来还差得很远，但他们的功业也足以在当时振作显扬，所以还能凭儒者的功效名扬一世。那些不能治理国家，却能通晓古今、考察妖祥、记录事实、见闻广博而通达的人，是古代太史氏的职任，起初并不因此称为儒者。楚国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楚国治理国家并不责成倚相；由此说来，古代论史官与论儒者，是不同的事情。司马谈任太史，号称通晓古今、擅长文章辞藻，还说文章、史学、星象、历法，接近卜者和祝者之间，皇上把这类人当作倡优来蓄养，尊敬礼遇不如公孙丞相和汲黯。这说明汉朝初年还保留着古代的遗风。唉！儒者的名实不相符，已经很久了。自汉代以来，圣贤之学废弃，而孔子的门徒都把自己老师的书拿来在世上抬高自己，聚集门徒传授。像这样的人，当时都把儒者的名号归给他们；司马谈编次九流时，儒者只占其中之一。他没有见到儒者的真实情况，却相信当时人所指称的儒者，于是沿袭这种说法来议论儒者的过失；班固则认为儒者出自古代司徒的官职。唉！这是多么浅陋啊！儒者治理天下，九流各家都只是他们施用的方面，难道能同那些浅末的术数、各自只通晓一端的人相同吗？我的看法是，如今儒者所学习的，不过是古代太史一类的学问，并不是世人当前急需的学问。你应当享用它的完整内容，不要只吃剩余部分；要把握它的源头，不要只舀取它的支流。你现在跟随眉山公，希望把我的话拿去向他求证，并回来告诉我。《贺方回乐府序》文章对于人，有的满腔情思自然喷发，纵情开口便写成，不须思考便精巧，不须雕琢便华美，这都是天理的自然流露，也是情性之道。世上说到雄健暴烈、勇猛威武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刘季、项籍。这两个人，难道会有儿女般的柔情吗？可是他们经过故乡时也会感慨，辞别美人时也会流泪；感情发于言语，流露成歌词，含有深思，凄凉哀婉，听到的人都会为之动心。这两个人难道是费尽心思才做到的吗？只是直接寄托自己的情意罢了。我的朋友贺方回，学识广博，长于文章，而所作乐府歌词，在一世之中绝妙无比。他带着一编作品给我看，大多是依照曲调创作的，歌词都可以歌唱。有人讥讽方回好学能文，却只在作词这一方面精工，这是为什么呢？我回答说：这正是所谓满腔情思自然发出，纵情开口便写成，即使想停止也做不到。至于修饰润色的精工，是他的才华达到这种程度，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作品的盛大华丽，如同进入金张两家的厅堂；妖艳妩媚，如同牵取西施、夏姬的衣袖；幽深高洁，如屈原、宋玉；悲壮激越，如苏武、李陵。读者自然能够体会出来，其中有许多无法尽言之处。

译《李德载字序》我的表弟李成甫，字公辅，告诉我他对自己的字感到不安，请求改换它。《诗经》不是说过：“车子已经装载，却丢弃了你的车辅。车载物将要颠落，快请伯来帮助我，不要丢弃你的车辅。车轮辐条围绕着车毂，多次回头看你的车夫，不要使车载物颠落。”车子装载物品，有时安稳，有时颠落，关键在于车辅丢弃还是不丢弃；这样说来，车辅对于车子的功劳也很大。不过，车辅对于物品有功，对于车子本身却不是车。考察一辆车的构成，车辅并不在其中。然而，调正六条缰绳，谨慎处理车轮和辐条，车夫在前，马伏在轭上，车辅如果不到，车子就不安稳。登上险道便担心倾覆，经过泥泞便担心沾湿，仿佛把车中的装载物看成寄放之物。况且天下万物本来就有彼此并不占有却互相需要、不在同一领域却彼此感应的，难道只有车辅如此吗？价值千金的皮衣，由工匠缝制十针而成；南越的箭，因飞鸟遗失的……而激发；火蕴藏在石中，靠金属击发；兵器逼近肌肤，铠甲抵挡它。因此，这种关系落实到人身上，就是学习。学习对于人，并不是本性平素自然就能做到的；但人的本性若得不到学习，也就不能明白。所以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而是爱好古道，勤勉地求取它。”人的天赋，本来已经具备了道。四种善端存在于我自身，并不是从外界熔铸给我的。尧舜与普通人的根本，本来是一样的。造成尧舜与普通人差别的，是学习与不学习不同。人的本性在自身，学习则在外物。从外表看来，二者相距很远；但尧、跖都要依靠它，外物本来就不可能完全不凭借其他条件而独自成就吗？学习有道路，道路有次序。遵循次序逐渐积累的人，行动时能够走远，涉水时能够渡高处。低层次的，鸟兽虫鱼、器械服用之物的道理，无不通晓；中层次的，修身、正家、治理天下的事业，无不建立；高层次的，通达性命，贯通死生，使天地有职守、使万物各得其所，独立在万物之上而没有同伴。这样，学习差不多就达到极致了。不过，有一种弊病是忽略小处而专务大处，越级求取达到极境，我厌恶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从燕国到秦国，一定要经过晋国；从鲁国经过楚国，一定要经过卫国。这是天下共同经过、不能越过的道路。没有见到小处却能明白大处，不经过应有等级却能迅速达到终点，这种话可信吗？所以，以保全本性作为车子，以努力学习作为车辅，装载你的德行，那么周游天下，远行海外，去求取你想要的东西，还有什么得不到呢？你就用德行来装载自己，改用“公辅”这个字吧。《斋说上》先王举行祭祀，不只是为了徒然满足自己的心愿，而是希望自己的心能够把祭祀对象当作真实存在，于是便有了斋戒。斋戒，是圣人用来与鬼神交接、求得接触那不可测之物的办法。鬼神可以交接，不可测之物可以接触，那么祭祀难道只是堵塞自己的情感而已吗？天下万物没有比人心更奇妙的了。人心安静而不摇动，万物便不能把私情隐藏起来；人心诚实而不散乱，天地阴阳这些无情之物也可以被我的心感动。人心这种东西，最虚灵却容易受到感染，最明亮却容易遭受污染。大概人从幼年直到老年，没有不是借助外物来遮蔽自己的本真，增加私智而偷取天地的和气。他那虚灵明亮的一面，日夜被黑暗遮蔽而不能显发，所以他的智慧所达到的，不过是耳目所见、情感和智力所及，不能用来推行长远的事业。于是，对于形体所不能接触的事物，便放弃而不治理，认为这些果然是无法交接的。哪里知道天下一切生机流动的事物，都不能超出我的心呢？假使恢复我的本初状态而不丧失它，那么我还没有见过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圣人举行祭祀，是以至诚恻隐的心，希望见到所祭祀的对象，于是有斋戒。斋戒，就是去除遮蔽，洗涤昏暗，使本来虚灵明亮的天赋显发出来。因此要谨慎戒备，安静肃穆，使扰乱我心的东西一概不到面前。所以安静久了心就虚，虚极了就明。达到明的境界后，那些荒忽而不可测、流动而无形的东西便清楚显现，我就能够与它接触了。古人谈论斋戒，只有扬雄懂得其中的道理。他说：“使生死、形体都归于荒远断绝的，大概只有斋戒吧？”所以我从斋戒中领悟了治心的方法。《斋说下》圣人斋戒，是为了清洁自己的心，从而接触所祭祀的对象；与形体所不能达到的相交，使心意所不能到达的境界得以通达。这种方法并不是祭祀之后才设置的，它的根源本来出于治心，只是把治心的方法推广到祭祀上罢了。那么什么叫作治心的方法呢？斋戒，是圣人用来洗涤心灵、清除思虑，以穷尽天下道理的办法。他的心深沉安静、空明淡泊，万物都不足以侵入其中；所以天下一切纷纭事物日夜交错在眼前，却不足以进入我的精神府藏，动与静一同发生而不相扰乱，往来交接而不相伤害。凡是我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本性，没有丝毫被遮蔽，心体完整、本质具备，天下的道理也就穷尽了。大的达到天地，广的达到万物，最微细的不能隐藏情实，最遥远的不能逃避真实，于是天下的道理便得到了。因此能够赞助造化，与天地鬼神参合，使吉凶阴阳协调，使动静相通。把这种道理推广到祭祀上，难道还有不能感通的吗？所以斋戒之后才亲临祭祀，是清心以观照万物的道理。圣人对于孝道，诚意深厚，礼仪也尽到了。陈设稻粱和各种肴馔，以满足祭祀对象的欲求；从阴阳内外去求取，以满足祭祀对象的气。然而认为这样还没有完全做到，于是思考怎样才能一定达到它，便考察源头、推究根本，制定斋戒的意义，恢复我的本真，以求感通万物的幽微；恢复我的清明，以求探寻万物的隐秘。所以说：“斋戒的日子，一定要见到所祭祀的对象。”唉！祭祀有了斋戒，祭祀之道就达到极致了。《药戒》

译张子患有痞病，积聚在体内的东西潜伏着不能下降，从外面进入的东西强悍而不能容纳。他向医生询问，医生说：“非用泻法不可。”回去喝了药，喝下后便猛烈腹泻，不到一天，先前潜伏的积聚便消散得一干二净，先前强悍的东西也变得柔弱无力。焦膈通畅，呼吸顺利，畅快得好像从来没有患过病。没过几天，痞病又发作了，给他服用原来的药，畅快也像先前一样。从此一个多月里，痞病发作五次，泻下五次，每次泻下就痊愈。然而张子的气息，一句话要停顿三次，身体没有劳累却出汗，大腿没有劳累却战栗，外在肌肤没有耗损，内里却疲弱不堪，不知这种情况从哪里来。唉！痞病并非不能治好，我采用泻下的方法也没有错，可是我疲弱不堪又是为什么呢？听说楚国南部有位良医，便前去询问。医生叹息说：“你不必为疲弱不堪而叹息，凡是你的治疗方法本来就会造成疲弱。坐下，我告诉你：天下的道理，有什么事情过于使你的心感到痛快，它的末尾必定会有所损伤。要想最终没有损伤，那么开始就不要指望痛快。你的心阴气潜伏、阳气蓄积，气血不能运行而形成痞，横在胸中的负担太大了。猛烈攻击把它除去，不一会儿就消除了。如此大的负担，和平缓和的药物不能奏效，必定要猛烈冲击、震动扰动之后才可以。人的和气充盈却非常微弱，安静淡泊却很容易受到伤害。猛烈冲击震动扰动的功效还没有完成，而你的和气大概已经受伤了。由此看来，你的痞病每痛快地消除一次，你的和气就受伤一次。不到一个月便痛快地消除五次，你的和气不是已经耗尽了吗？所以皮肤没有劳累却出汗，大腿没有劳累却战栗，疲弱得好像一天也不能支持下去。况且，难道可以只去掉你的痞病，却不损害你的和气吗？”张子回去安居三个月，此后才可以制药。张子回去安居三个月，斋戒后再次请教医生。医生说：“你的气稍微恢复完整了。”取出药交给他说：“服用三个月，痞病稍稍平复；再服三个月，身体稍稍康复；满一年以后，才恢复正常。而且喝药不能急于求效。”张子回去照医生的话做，起初使人烦闷，因为三次投药，三次都没有明显效果。然而每天看不出药物攻击的效验，长期服用却每月都有变化、时时有所不同，终于经过一年，疾病平复了。张子致谢并询问其中缘故，医生说：“这是治理国家的道理，难道只是医生治疗疾病的道理吗？你难道没有看见秦国治理百姓吗？用命令压制他们，他们强悍而不听命；用事务驱使他们，他们放纵而不畏惧。法令无人听从，刑法无人畏惧，这就是秦国百姓曾经患了痞病。商君看见这种痞病，便用刑法严厉对待，用斩杀诛伐来威慑，刚强凶猛，丝毫不宽贷，痛下决心铲除并竭力锄去；于是秦国政令像从高处倾倒水一样，流行四方，没有人敢抵拒，秦国的痞病曾经痛快地消除了一次。从孝公直到二世，凡是消除痞病的地方，也都消除得痛快。顽强者已经崩溃，强硬者已经变柔，但秦国百姓却没有欢喜之心。所以猛烈的政治一时痛快，欢喜之心一旦被积累起来而不停止，秦国的四肢便空虚了，只剩下外在的躯壳。民心日益离散，君主孤立在上，因此一个普通人高声呼喊，不到一天，各种疾病便一齐发作。秦国想要活动自己的手脚肩背，百姓却冷漠无动于衷，不再响应。因此秦国灭亡，是喜欢追求一时痛快的过错。从前先王的百姓，起初也曾患有痞病。先王难道不知道猛烈击打、迅速除去它吗？只是担心最终的后果，所以不敢追求一时的快意，而是宽缓地抚慰、保存他们，用仁义教导，用礼乐引导，暗中解除他们的混乱，除去他们的阻滞，使他们悠然自然而然走向平安，自己却不知道。到了末期，旁观而感到烦闷的人也有。然而按月计算、按年考察，前一年的风俗已经不同于今年的风俗。不击打、不搏击，不与他们正面冲突，因此每天都在消除他们的乖戾之气，却不触犯他们的欢心。于是政事完成，教化通达，安乐长久而没有后患。因此三代的治理，都是经过几位圣人、历经几百年以后风俗才形成。我的药经过一年才使疾病痊愈，大概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所以说：天下的道理，凡是有过分使我心中痛快的事情，它的末尾必定会有损伤。要想最终没有损伤，就不要希望一开始便使我的心痛快。不过，难道这只适用于治理天下吗？张子出来后把这番话记录下来。《讳言》高宗自从诛杀长孙无忌、放逐褚遂良等人以后，天下把进言当作忌讳，持续了二十多年。后来有一位御史曾经直言抗议一件并不紧急的事情，当时人称为“凤凰鸣于朝阳”。正当人们以进言为忌讳时，武氏没有走出宫门内室，就夺取了国家。天子从殿堂台阶以下到宫门城阙以外，颠倒错乱，根本无法知道实情。而他身边的忠臣良士，难道没有好主意和善策吗？只是也不敢告诉他。因此，阴柔的力量夺取阳刚，坐在内室中便夺取了宗庙社稷，触犯天下最顺理成章的秩序，却完成了天下最难成就的功业。这就好比盗贼进入主人家，捉住主人，蒙住他的耳目，任意行事，还有什么求取不得呢？张子说：上天将要使人的国家混乱，就必定先使人们忌讳进言。人爱护自己的身体，睡眠、饮食、起居稍有异常，如果有人告诉他，他一定会相信，随后加以治疗。这样就可以终身没有疾病。如今他的睡眠、饮食、起居大多不像正常人的状态，而亲戚朋友在旁边看着，却不敢告诉他，一旦某天疾病发作，就会死去。太宗把兰陵公主的园林赏给进言的人，价值百万，并不是喜欢博取名声，而是理所当然。《敢言》汉王王凤凭外戚身份辅佐朝政，杀死王章来堵塞天下敢于进言的嘴，梅福却以南昌尉的身份上书，公开攻击他而毫不顾忌。唐文宗时，宦官掌握禁军，控制天子，枢密使的权力超过宰相，谁敢稍微违逆他们的心意？刘蕡却在对策中放言揭露他们的罪恶，斥责他们篡夺、弑杀、废立的罪行。唐明皇时，李林甫任宰相，长期固宠专权，蒙蔽他的君主，内里助长杨氏的势力，外面造成安禄山之乱。补阙杜璡曾两次上书议论政事，被斥退为下邽令。李林甫用一句话来煽动其他人说：“站班的马整天不出声，吃饱三品官的草豆，一叫就要被贬黜了。后来即使想不叫，能够做到吗？”从此进谏争论的道路断绝了。李林甫的威势并没有比汉朝外戚、唐文宗时的宦官更凶暴，但梅福、刘蕡敢于触犯他们；李林甫只用小小的贬斥，天下士人却震恐得像害怕虎狼。这是什么缘故呢？王凤刚掌权时，皇帝的德行还没有败坏得很深，还可以同他讲道理、商量成败；而汉朝的公卿中仍有贤能、智慧、忠诚、正义的人。文宗太和二年，朝中还有裴度、李绛、韦处厚一类的几位名臣，公卿侍从之间还多少可以进言，形势还足以维持典章法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译所以这两个人并不是胡乱发言、任意行动，而是心中确实有所凭借。到了李林甫时期，君主在上面淫乱昏庸，把天下的治乱看得如同越人看秦人的肥瘦，已经无法同他谈论了。朝廷士人中只要有一点善行、稍微能够分辨黑白的人，李林甫都把他们排斥殆尽。国家空虚无人，上下内外都跟随着君主陷于昏乱。天下士人即使想进言，又凭什么来挽救国家的灾祸呢？这正是人们最为畏惧的情形。唉！国家没有善人，国家就不再是它原来的国家了，难道不可痛惜吗？唐明皇曾评论李林甫说：“这个人嫉妒贤能，没有谁能与他相比。”由此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物状况了。《读韩信传》有人问：韩信服从汉高帝吗？我说：韩信做汉高帝的将领几年，常常统率重兵，消灭大国，即使蒯通、武涉不断用邪说煽动他，韩信也没有顾虑；高帝召他就来，下令他就执行，为什么说他不服从呢？问：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最终反叛？答：韩信服从汉高帝的智谋和力量，却不服从他的为人，所以反叛了。那么究竟为什么呢？韩信反叛的原因，并不在于高帝重新夺取楚地，而在于高帝假装巡行云梦来逮捕他。假装巡行云梦的计策，是市井下层人的智谋，却由万乘之主亲自实行；这就是韩信面向北方称臣而心中不满、轻视他的君主，认为不值得做他的部下的原因。无缘无故夺走人的富贵并把他囚禁起来，却想让英雄豪杰安然无怨，除非用德使他服从、用道理使他屈服，否则是不可能的。用市井下层人的计策欺骗韩信，韩信虽然身体可以被擒，心里却已经轻视君上了。他又听说这个计策出自谋臣，那么君臣两方面他都会轻视；不反叛还等待什么呢？那么汉高祖应该怎么办？一定要等到韩信反叛的形迹明白以后，再明确他的罪行，调动天下军队讨伐他。韩信虽然难以控制，但不过几年就能平定。用一次假巡云梦的计策捆住韩信，从此向天下发号施令，谁还敢相信呢？自古以来，士人若有所负才而功名显于世，从来没有肯降低自身去迁就他人的。为什么呢？因为轻易降低自己去迁就别人的人，衡量取舍的准绳就会掌握在别人手中。这样一来，我所有的才干怎么能全部施展出来呢？况且，宝刀镆鎁的锋利，不会拿来试砍柴薪；出售和氏璧的人，也不会登门求人购买。它们都不是主动求人，而是等人来求；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后来才去接近它们，也是自然的道理。韩信处在秦朝灭亡之时，是天下困顿的士人，并没有孔子、孟子那样进退的节操；但萧何独自看出他并不急切求取显达，若待他不厚、礼遇不到，就不能任用他。所以凭汉高帝的倨傲，也必须筑坛斋戒，准备礼仪后才任命他，把他提拔到三军将士之下、诸将之上，却毫不疑虑。如果不知道这样做，韩信将会不满而不肯留心。诸葛亮，是战国时代的策士，在隆中高卧，等到他的君主亲自来请才出仕，后来才能帮助刘备三分天下，并在强敌面前伸张志业。孙武向吴王请求用宫人试验兵法，叔孙通揣度皇上能够实行的程度而制定礼制，他们的事业功名最终没有显赫，也是有原因的啊。《读唐书》古代君主，从中等以上的资质来说，凡是被治道所折服的事情，都能够实行，但真诚未必相同。比如汉文帝对于务农，唐太宗对于听从劝谏，真诚的程度就有差别。有人问：这两位君主谁更真诚？我说，汉文帝少说话而内心意念充足，从不故意做出外表的美观，不烦琐地讲辞令，也不把它表现在制度上，只不过反复下诏叮咛罢了；但他亲自实行的事情，却真实可信。知道农事艰辛就一定崇尚节俭；他本人穿黑色粗绸衣服，脚穿皮鞋，把书囊集中在殿堂帷幕中，停止修建露台，退去供驰猎的马，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的心意。唐太宗每次见到贤臣，就要求他们详细进谏，援引古今，出入经传，慷慨叹息，说话必定组织成文章；这虽然无害于听取过错，却有喜欢博取名声的心思。他在真诚方面有所不及。内心意念充足的人，往往少说话；实际已经修养好的人，往往少求名，这是必然的道理。唐太宗常常遗憾没有把这个老头打死，文德皇后问是谁，皇帝说：“魏徵。”唐太宗如此信任、重用魏徵，却还产生杀他的念头，那么他平日对魏徵的厚重敬重和深切信任，或许未必完全出于真情。况且，喜欢劝谏的人不会忌讳自己的过错，而魏徵把谏诤稿给史臣看，皇帝听说后大怒，于是有推倒碑石、停止婚事的事情；为什么愤怒得这样深呢？这两件事，有人或许怀疑而不相信；我说，可能确实有这回事。高宗淫乱昏庸、软弱暗昧，内有强悍的妻子掌握权柄，外有一群不得志的人聚集在朝廷，而祸患没有波及自身，也是有原因的，并不是侥幸。他大概有足以自我保护的智慧：彗星出现在东方，进言者认为这是高句丽将要灭亡的征兆，皇帝说：“高句丽虽是小夷，也仍然是我的百姓。”这句话能够从他口中说出，他就有不可欺骗之处。因为废黜贤子一事，他恼怒某人曾与贤子交往，命令那人的父亲训斥儿子；父亲把儿子杀了，皇帝听说后却不高兴，反而贬黜了他的父亲。刑政能够这样实行，那么迎合皇帝心意的人必定互相戒惧，天下听说后，也还会保有父子之义。他能够斟酌道理而不完全受人欺骗，参照义理而不接受谄媚；在应对变故时，十件中有五件能够这样做，就足以保全自身了。

译《书唐吐蕃传后》自汉代以来，能够制服四方少数民族，使他们不成为中原祸患的，没有比得上唐朝的。然而唯独区区吐蕃却能使唐朝陷入困境，难道是唐朝没有掌握制服它的方法吗？自唐太宗以来，本来就屡次失去这种方法，其中尤其可笑的是平凉之盟。一个普通人拿刀杀人，必定从容观察，等对方没有防备后才出手。若拿刀大喊：“把手捆起来，我要杀你。”那么即使是孟贲、夏育，也不敢对三尺高的儿童施展武力。为什么呢？因为人本来不能轻易对待。否则就是狂病发作的人。若让人捆起双手等着杀，又明白告诉他要杀他，他还不躲避，那么也一定是狂病发作的人。吐蕃对于唐朝，本来就没有可以凭深厚诚信而不加防备的道理。德宗时期，我方正怀疑吐蕃，它却说：“一定要让你的多位大臣到来，然后才能结盟。”只有杜希全、李观来才可以。选择有利地形时，它又说：“一定要在梨木林才可以。”它借此得以杀害我方大臣，劫持两位将领，使泾原、灵夏的防备空虚，又选择险要之地以便设伏。这些都是它必定变卦的迹象，只是还没有明说“我要变卦”罢了。它乘着我们怀疑之时直接施行阴谋，又要求我们促成这件事，这样轻视、欺骗我们实在太过分了。然而唐朝的将相大臣却安然不以为虑，好像在坛上与君子长者相见、同他握手一样，丝毫没有防备。这同将要杀人时告诉对方把手捆起来，而对方安然不抵抗、坐等死亡，有什么不同呢？浑瑊这个人，忠诚有余而智慧不足。古代善于用兵的将领，远至邻国的动静都能知道，难道有什么别的法术吗？不过是用谋略推测，用实际情况侦察罢了。敌人把我们的两位将领捆住，我们却不知道三万士卒埋伏在身边，这样哪里谈得上有智慧呢？唉！平凉之盟，实在令人感叹。尚结赞的智慧，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这只是杀人前告诉对方把手捆起来的智慧，他的智慧也危险了。李晟知道不能同他们结盟，这是知道别人要杀自己便躲避的智慧；这两种智慧谁高谁低，也已经很明白了。当时唐朝的大臣如浑瑊、马燧，也可以说是善于用兵的将领，却仍然如此，何况没有这两位大臣呢？《书韩退之传后》有人向张子问道：“掌握赏罚、荣辱，凭借权势面对天下的人，没有不希望天下人因他的赏罚而受到鼓励或阻止，因他的荣辱而决定取舍；但这种权势常常有行不通的时候。有时越是想鼓励，人们越感到羞耻；越是想阻止，人们反而越加仰慕。韩退之在唐朝，几乎就是这样。韩退之自己所自负、世人所推重的，德行方面没有比好直更突出的，才艺方面没有比文章更突出的。然而因为直言而招来祸患，于是被逐到山阳、贬到潮阳；因为文章而招来牵累，可他的文章在当时无人能比。他参加有司考试，多次应试却多次被黜退。平生所写国家大事，只有《平淮西碑》一篇；然而刻写还没有完成，磨毁它的人就来了。按理说，他应当意志沮丧、声名湮没，同世道一起消亡，世上再也看不见他了。然而他每次被斥退，名声反而更加彰显；每次被压制，事业反而更加显著。压制者的力量抵不过赞誉者的舌头，即使韩退之自己也说：“一行动就得到诽谤，名声也跟着传开。”这究竟该怎样解释呢？”张子说：“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从前先王的赏罚、荣辱之所以使天下人奔走追随，是因为他们取天下人所希望受到鼓励的事情来赏赐、荣耀，取天下人希望受到阻止的事情来惩罚、羞辱。所以赏一个人，众人就努力，只怕自己不如他；惩罚一个人，众人就恐惧，只怕自己像他一样。况且先王哪里能凭自己的好恶，强行驱使天下人来顺从自己呢？只是取天下共同认可的荣辱，来决定天下人的趋向和背离罢了。唐朝那些污浊的政治，昏乱糊涂，不能从天下共同认可的标准中取得依据，而只凭君主一人的私智来决定好恶和可否，又用蒙蔽欺骗的奸术来补救；被压制的人反而受到仰慕，被提拔的人反而受到羞耻，有什么奇怪呢？况且它本来就无法压制，所以越压制，声名越高。你难道没有见过千仞高的水流决口注入河川吗？大木横在其中，大石挡在前面，水流被巨大的峡谷排挤，又被高山脚下逼迫，之后便怒吼咆哮，声音震动百里。压制它的力量越大，声音就越猛烈。所以小小阻遏就发出小声，大力堵塞就产生大震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势头本来就不可阻挡。身体更加困窘、名声更加显著，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题《贾长卿续高彦休读白乐天事》高彦休撰作《唐阙史》，辨明白乐天并不是因为母亲坠井才作《赏花》《新井》诗；贾先生又接着为此作辨析。张子说：说这两个人爱护白公是可以的，但还不能说他们真正了解白公。古代圣贤，谁能没有诽谤？为什么偏偏白乐天例外呢？有人说舜囚禁尧并夺取他的帝位，伊尹放逐太甲而自立为王；却从来没有人为舜和伊尹辨明他们并非篡夺。因为他们心里真知道事情不是这样，那么“辨明”的念头根本不会在心中萌发，这种说法无需等待辩解，自然就会消散。一个吃饱的人，即使有人诬陷他说他饥饿，也不会自己怀疑后再去辨明自己并不饥饿。人们知道舜和伊尹不是篡夺，就像自己确信已经吃饱一样；即使有人随之诬陷，也不在需要辨解的范围内。因此，凡是世上为自己辨解或替别人辨解的人，他们的话即使说得漂亮，但考察其心念最初萌发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内心的信任曾有所不足，后来才不能不发言。他们起初虽然不能没有怀疑，经过按道理考察、按事实核对，才消除了不信，于是便有了辨解。所以说，这两个人还不能说是真正了解白公。唉！小人害君子的办法也很多：在意料之外散布诽谤，在似是而非处制造疑惑；世上的君子在旁边看着觉得不平，便站出来替他辨解。正因为辨解的言论一起，就暴露出认识不足，所以人们纵情放言、竭力争辩，反而招来天下更多的议论。议论纷纷兴起，是非就足以同时在世上流传。只有真正了解事实而使言语归于消失，诽谤才会停止。世上如果真正了解君子的人，才刚刚防备小人，难道小人毁谤贤者、败坏善行的行为就会停止吗？可悲啊！《书宋齐丘〈化书〉后》齐丘是伪唐的谋臣，他的智谋不过是狗群中的雄犬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他的《化书》虽然都是浅薄的机巧和小术，也稍微触及了道德；它能够取得成功，是有原因的。我曾经论说黄老之道：德的根本在于清静无为，排遣去除情感的牵累；但它的末流却多半变成智术、刑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安静的人能够看见事物的实情，无为的人能够知道事情的要领；掌握要领而切中实情，正是智术产生的根源。仁义产生于恩，恩产生于人情；圣人节制情感而不抛弃情感。无情到了极点，达到没有亲人的程度，就变得残忍，这就是刑名之术得以施用的原因。齐丘的道术固然浅陋，但他的文章颇为高雅简约，也有值得欣赏的地方。他说：“君主有奇……天下，不亲，虽有圣贤出世，这句话也不会废弃。” 《宋文选》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选》卷三十 张文潜文 《进斋记》古代君子没有片刻不学习，所以他的德行也没有片刻不进步。鸡鸣时起床，深夜才休息；一天之中，出门就处理官府事务、治理百姓、向老师朋友学习、接待宾客；回家就侍奉双亲、治理家庭、教导卑幼、救济振兴宗族姻亲，并诵读讲说、讲论辨析上古圣贤的言语、文章、制度、服饰器物；宴饮娱乐时，就弹奏琴瑟，陈设酒樽俎豆，行拜礼、俯仰、升降、酬酢、相互劝酒之礼。他勤勉急切，在片刻之间学习所做的事，探究其中的道理，通晓曲折变化而服膺其中的训诫。他的学习大概没有一刻不切合内心，并不只是外在行为如此。安居无事时，他还精心思考、深入体察，矫正磨炼心志，调理降伏气质，观察天地运行的道理，考察万物的规律，以探究道德的精微、贯通性命死生的始末，也从来没有片刻停止。因此他的德行每天进步而不可遏止。如果从极细微处观察他的气息变化，哪里只是每天进步呢？白天所通达的超过早晨，夜里所得的超过下午。哪里只是早晚、午夜之间的区别呢？一句话、一沉默、一起身、一居处，新旧事物就不再相互沿袭了。从士人逐步达到圣人，好像太阳运行于天空：小处是早晨、白天、正午、偏西的变化，大处是寒暑、春秋的交替。然而细微地考察，哪怕想求得毫厘、丝忽之间的差别，也不可得。唉！士人想在道上进步，他的勤苦勉强必定要达到这种程度，然后才能成功，那也实在劳苦了。后世士人不能成为圣人，也就可以知道原因了。古代君子在饮食、游观、疾病、生死之际，从来没有不学习的。曾皙吃饭时询问烹制的肉食，可见饮食之间也没有不学习。孔子在舞雩台吹风，唱歌后回来，可见游观之间也没有不学习。曾子患病临终时更换大夫所铺的竹席，可见疾病之间也没有不学习。如今所谓的学者，只是剽窃学问的表面、攫取它的糟粕，比起古人实在应当大为惭愧。然而年少时学习，稍微有所见解就自以为学业已成的，十个人中有九个。成年做官就把学问丢弃，壮年做官也把学问丢弃，带着那种残缺苟且、偷安敷衍的习惯，在做官之后便匆忙舍弃学业。因此后世君子大多做官几年后，在言语、笑貌、嗜欲、玩乐习惯等方面，与刚开始求取功名时相比，虽然以儒者自称，实际上已经大不相同了。古代君子的学习，对内用来修身，对外用来治理他人；所学越高，所治理的事情越完善，成就也越崇高。因此君子立身于世，天下就受到他的福泽。唉！三代衰落以后，儒者的功业在世上不再明显，而百姓对君子的期望仍未能满足，难道不是士人的学习没有达到、道没有及于此吗？唉！百姓的安危祸福，取决于道学是否成就；否则，作为士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冀州州学记》朝廷用学校和道艺来教育天下士人，已经很久了；学校的兴衰，也取决于郡守县令是否有能力。庆历年间，朝廷才开始下诏让郡县建立学校，信都便只是在孔子庙里设立学校，仅仅用来敷衍诏令。后来几任郡守都曾多次想振兴它，却始终没有成功。元祐某年，河东刘侯出任冀州太守，才大规模修建学校：教师讲授经书有讲堂，学生学习有屋室，各种学校所需物品都齐备，精良坚固，完整美好，可以长久流传。又为学校购买良田，修治市舍，登记收入来供养士人；来学校学习的士人每天都有廪饩，学校的管理人员每月都有供给。当地优秀的百姓和贤良人才，都跟随老师长者前往学习。四方士人听说后，每天都有来的人。刘侯为学校建成而高兴，便让属官李公辅向谯郡张耒请求文章来记载此事。张耒为此说道：唉！政事有缓有急，就像人有饮食需要一样，不能强行改变。强迫急迫的事情变缓，就像阻止饥饿的人进食；强迫缓慢的事情变急，就像等到吃饭时才使人提前吃饱；这两种做法不能实行，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曾经奇怪如今的士大夫，都能责备郡守县令不如古人兴办学校、尊崇师儒、读书行礼；但其中那些做郡守县令的人，即使受到责备而不接受，也不妨碍他们治理政事。论及郡守县令是否有能力，以及百姓的利益和疾苦，也完全不在学校这件事上，这是为什么呢？三代时，天子诸侯所设的学校，是他们早晚政事所系之处，其重要紧急程度不只如同今天的省寺。自从出兵受成到献俘献馘，都必须经过学校；一个士人不遵从教化，甚至要劳烦天子公卿亲自到来，这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那时即使想把学校事务放缓而不治理，也做不到。先王的风俗已经消亡，又过了几千年，风俗礼乐已经大不相同；朝廷、郡县的政务同学校没有丝毫关联，却还要日夜责备学校不如古代，我却要无缘无故强行把古代的做法施加给今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况且不责怪戴帽子的人不戴章甫之冠，不责怪骑马的人不驾四马之车，却偏偏责怪今天的学校不如三王时代，不也奇怪吗？想求得三王的治理，却不建立学校，就像饥饿时废弃食物；而今天一定要责成学校达到古代的水平，又像让已经吃饱的人强行进食，必然行不通。由此说来，学校兴废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学校本身，官吏没有什么可责备的。那么既然不能责备官吏，刘侯做这些事，难道只是草率敷衍吗？从前子贡想去掉告朔时供奉的饩羊，孔子说：“你爱惜的是那只羊，我爱惜的是礼。”不举行告朔而去掉羊，并没有什么害处；但如果让后世知道，告朔的礼制是从这只羊开始保留下来的，那么即使今天的政事认为学校没有用而无法兴办，也不能因为它一时无用就毁掉它。古人重视的事情，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人振作兴起呢？这就是刘侯所不忍心看到的。刘侯的用意深远啊。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记。

译伐木记 人与万物各自凭借与自己相应的气势压倒别物，这样以后才能保全自己。所谓气，是借助它所依托的事物才显现出来的。长江大河，是积水汇聚的深渊，俯视下去幽深无底，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有多深。巨大的波涛奔腾起伏，出没冲撞，近看使人心惊神寒，远望也使人目眩胆怯。这是蛟龙、虬龙、蜃以及鱼、鼋所凭借的地方，它们用来抵御外物对自己的伤害，保全自己的生命。高山和大山脚下，连绵曲折，林木草丛遮蔽，木石交错防护，溪流沟涧纵横缠绕，悬崖高达千仞，使人望见便不敢靠近；一靠近就害怕逃走。这是虎、豹、熊、罴所凭借的地方，它们用来抵御外物对自己的伤害，保全自己的生命。假如虎豹窥视鱼龙的深渊，蛟龙和鼋看见熊罴出没的林薮，它们就都会惊恐地赶快逃走，寻求离开那里。为什么呢？万物各自凭借自己所依托的事物显现出气势，气势占优势，异类就会躲避它。如今在[疑字]祠堂、废墟、坟墓之间，进入其中的人神色惨然，心中不安，眼睛不敢任意张望，脚步不敢任意移动，连声音也肃然，像是在害怕。这是什么缘故？正因为祠堂、废墟、坟墓是鬼神所依托的地方，而人的气势不能胜过它们。只有气势强盛才能保全，所以气势不胜的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假如虎、兕、蛟、鼍互换了各自的处所，它们心中悲伤沮丧、无所适从，伤害就会从这里侵入。我任职的福昌，是一座古城的废墟。官舍依山而建，占地十余亩，其中竹木占了六成。地方空旷、人口稀少，草木茂盛，因此大的树木都已有一百多年，根干遮蔽覆盖，像帐幕又像房屋，彼此交错罗列、笼罩缠绕，又有莺萝藤蔓萦绕其间。每当将要天亮或天色将暗时，鸟鸣兽叫，声音成百上千，整天寂静得听不见人的声音。四周环绕成为城墙，贯通成为道路，划定成为区域，建起成为房屋，开辟成为场圃，地势平坦开阔、通达无碍，内外彼此照应，面向阳光而背着阴处，依附干燥之地而俯临湿地，中间点缀草木，外面建有台榭楼观，这才是人所依托的地方。人所依托的地方既然像这样，所以禽兽不敢藏身，蛇蚖无处盘踞；人居住其中便安稳，防守它也感到轻松，于是人的气势才能胜过那些异类。这样便没有疾病祸患，没有惊恐忧惧，能够长寿安乐，远离疫病。可是如今我所居住的地方，草木占了大半。那些坚硬顽固、粗大衰老的树木，与沼泽山林没有什么不同。这正是鸟兽凭借的地方，是蛇虺、狐狸、貉子喜欢的地方，而人的居所反倒成了它们弃置的残余。因此，竟使我四邻以外的人早晚都不敢出门，心中战战兢兢，像害怕敌国一样；一夜之间几次惊醒起身，连梦也做不成。这难道不是蛇虺、狐貉的气势占了上风，而人所依托的地方太弱了吗？于是我召集吏卒，集中斧头和锯子，用一天的劳作，十个人不到三天就把树木全砍光了；又剖开树根，挖尽树底，砍除、削剪、清理，大的备作梁柱，小的用作椽子和短木桩，弱小的用来修补篱笆，坏的就当柴薪。洒扫开垦，清除荒草，平地才显现出来，阴阳、内外、通达与阻隔都清楚可见。屋室、台阶和门户像从地下涌现出来。于是鸟兽的声音、狐貉的踪迹，再也不来了。早晨出门，脚步不再顾忌；夜间居住，心中也不再惊惕。我知道人的气势已经占了上风。所谓气，是从与它相类的事物中产生，因它所依托的地方而发出；它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能说清，却自然如此。为什么呢？同类事物相处时，往往从未察觉自身的气势；所依托的地方本身没有情感，不能主动替事物发挥作用。只有相互对待以后才形成，相互感应以后才显现。从外面看它，似乎隐约不可缺少。大荒边缘，行人会回头张望；长期废弃的房屋，住宿的人会屡屡惊醒。推究起来没有缘故，追查下去也没有具体事物。因此，事物尚未形成有形的状态，却不可轻慢的，恐怕就是它的气吧？双槐堂记 古代的君子将要要求别人建立功业，一定先使他乐于担任自己的职务，安于自己的居处，让他怀着从容、安适、喜悦、快乐的心情来完成我们的事情，难道只是为了姑且取悦他吗？一般人的性情，在将要有所作为时，如果心里乐意去做，就会全神贯注而不苟且，即使耗尽力量、费尽心思，自己也察觉不到，所以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而没有困难。古代驾驭官吏，制定法令并不苛刻，只是根据各人的意愿，使他们有勤有惰、有密有疏，而我只要求他们取得成效。这就是古代的良吏都能有所建树的原因。要求别人建立功业，却使他内心忧愁悲苦、闷闷不乐，忙于设法离开还来不及，谁肯用怨恨、沮丧、不平的心情来满足我的要求呢？近来我看见监司因郡县政事没有成效而生气，捶胸顿足、大发雷霆说：‘他们只是喜欢饮食宴乐、居处园观之类的享受，我要日夜用法令督促责罚他们，使他们一件也不能有。我把一年之中的日子细数到时刻，再跟着考核督促他们，使他们一刻闲暇也没有。’用约束还觉得不够，接着便辱骂；辱骂还觉得不够，接着便审讯告发。正在这时，官吏天不亮就起身，睡觉也不得安稳，废止饮食，冒着疾病工作；房屋破败漏雨也不敢修缮，器物破旧短缺也不敢更换。他们辛苦到了这种地步，仍然不足以符合监司的心意。按理说，这样一来郡县政事应当没有不办成的，大小官吏都能尽职，百姓和万物也应当安定了。然而官吏更加奸诈，百姓更加劳苦；文书在主管官署那里齐备了，实际事情却没有成效。官吏足以逃避自身的责任，百姓也不知道感恩，彼此欺骗，只求一时做得好看，监司最终也无法察觉。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没有出于真诚喜悦的心情，而是出于害怕获罪、不得已，只求勉强充任职务的缘故吗？他们的功业如此零落破碎，按道理本来就会这样。酸枣县令王君治理县邑有能干的名声，便用余力建造了一座闲居的厅堂，洒扫修整得完好洁净，足以宴请宾客、翻阅图书。庭院中有两株槐树，因而把厅堂命名为‘双槐堂’。王君难道认为徒劳而无益，不如闲散安逸却能取得功业吗？他是想使自己居处安适、身心快乐，在处理诉讼文书的空闲时间里，与贤士大夫弹琴饮酒，欢欣相乐，舒展心情、保养精神，使内心宽裕，然后观察事物、描画其意趣，把心思用在文法尺寸之外，以追随古代循良君子的风范，大大改变庸俗官吏的弊病而这样做的吗？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放纵自己却常常安适，不劳苦强迫却能把事情办好。我知道王君在这件事上有所领会。因此为他写下这篇文章。

译陵川县山水记 陵川是河东的偏僻小县。这里的百姓大概还保留着唐、晋的遗风，生活俭朴，厚道重本。泽潞在唐代是强盛的重镇，以精锐兵力闻名天下，所以当地百姓喜欢武事，勇健好斗。对于这样俭朴而好武的百姓来说，他们对于山水奇异优美的景观，应当会忽视而不加治理，任其荒废而不感到可惜。如今县令张侯在闲暇日子里，和属吏游览县西南所谓‘四梁拒’的地方，看见那里的风景稍有不同，披开丛生的荆棘，发现了两眼泉水。一眼从石头下面流出，冲击石头，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张君给它命名为‘漱玉’；另一眼从大石下面流出，而石头形状像乌龟，于是命名为‘龟泉’。又把两股水引到石螭口中，使水向下流入大池。在泉水旁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爽气亭’；亭后修筑石阶，石阶尽头建一座小亭，命名为‘白云轩’。那里的高大树林、秀美树木，以及水石奇丽的景象，都令人心情愉悦，无法用语言全部说尽。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若要成就仁的名声，一定要像尧、舜；若要达到智慧的正道，一定要像禹那样。世上喜爱山水的人，难道都具备圣人的完美德行吗？我认为，凡是安静而可以长久、淳厚而不改变的，都属于仁；遇到事情而不滞碍，接触事物而不迷惑的，都属于智。张君跟随我游览，观察他的行为和作为，他属于仁智一类已经绰绰有余了。他又好学而且很有文采，我料想他治理政事日子久了，政绩会一天天取信于百姓；凭借简明的文书，日后可以徜徉于山水之间，仰望高大的树木，俯视清澈的泉水，借助烟云、鱼鸟的美景，把酒赋诗，以及把这些景物杂然写入文字言语之中，将超然脱离尘俗，只恨我没有亲眼见到那一天。政和元年五月。汉光武庙记 南顿县令江君惇裕写信托付我说：‘我们县有汉世祖光武皇帝的祠庙，县里百姓奉祀得十分恭谨，但前人所写的记文很简陋，请您替我撰写一篇，将来刻在石上昭示后世。’我推辞说不能胜任。谨按史实考察：光武皇帝生于哀帝建平元年，地点在济阳；他的父亲皇考钦当时正任南顿县令。皇帝曾跟随父亲住在这里，取得天下以后，也多次来到这里。大概因为这是他一生游历居住过的地方，所以南顿有祠庙，来源已经很久了。难道只是因为百姓祈求水旱、疾病、疫灾时，他能给百姓以恩赐吗？也是因为他的丰功盛德，后世有不能忘怀的地方，所以南顿百姓世代恭谨地祭祀他，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汉朝自成帝、哀帝不能称职，权力落入外戚之手，王莽最终篡夺了帝位，天下大乱，百姓思念汉室。只有世祖以平民身份从田野间起兵，出入战阵，亲自平定大难，勇猛无坚敌可当，智谋没有遗漏，所以能够祭祀汉高祖、配享上天，光复旧有的天下。一时群雄几乎全被扫平，他安抚占有中原各地，恩泽遍及蛮夷，声威教化所到之处，可以与汉武帝、汉宣帝相媲美。按理说，他应当成为英勇强悍、沉迷兵事、滥用武力、把百姓视如草芥而不懂治理国家的人。然而武功已经成就、天下已经安定以后，他却抑制功臣，提拔文官，放下武器讲习经艺，休息战马而讨论道理；英伟的气度受礼乐约束，骁勇猛烈的气概受儒学节制，重视经术，接待宾客，延请儒雅之士，扩大兴办学校，修订彰明典章礼仪，焕然一变，改变了旧汉的风俗。他常常说：‘我治理天下，想用柔和的方式来推行。’到了明帝、章帝继承他的志向和帝位，继续修治宏大的基业，典章制度和文化礼仪都灿然完备，所以后世谈论礼乐、考察古制，都推崇东汉。孝和帝以后，汉朝的德政衰微，破坏动荡，可以说到了极点。然而仍有那些守节而死、以义立身的人，如袁安、杨震、李固、陈蕃之流，在朝廷上挽救它；符融、郭泰、范滂、许劭之流，在民间予以扶助。他们崇尚名节，以此震动激励衰败的世风，即使赴死也不后悔。到了献帝，只不过是有人主持名义上的帝号而已。但曹操最终也不敢亲自取代汉室，看来他的内心确实有所畏惧。礼乐的功业、风俗教化的美好，足以这样保全国家、延续世代，都是世祖留下的功烈。唉！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这样的人只有一位。建武十九年，皇帝南巡，进幸南顿，在县舍置酒宴，请吏民饮酒，免除南顿百姓一年的田租。父老上前叩头说：‘皇考在这里居住很久，陛下每次来到父亲的居所，总是加厚恩惠，希望赐予我们免除赋役十年。’皇帝说：‘天下是极其重要的重器，我常常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日复一日尚且不敢保证，怎么敢预先约定十年呢？’吏民又说：‘陛下实在是爱惜我们，为什么还要说谦逊的话呢？’ 皇帝大笑，又增加免除一年的期限。中元元年，又南巡。南顿的徭役同济阳一样受到免除，那么皇帝对于这个地方，难道会像对待其他县邑一样漠然吗？汉高祖说：‘我死了以后，魂魄还会思念沛县。’我想，光武对于南顿大概也是这样。崇宁元年五月二十日。

译司马温公祠堂记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日，丞相司马公去世。朝廷商议追封尊崇他的办法，于是晋升他的爵位为公，并以温作为他的封国。司马氏的祖先出自晋安平献王司马孚，而献王是河内温县人，所以推寻他的故乡，封在温县。元祐五年，奉议郎王仲儒任温县令，告诉县里人说：‘司马公的道德和功烈著名于朝廷，施及百姓，即使普通男女、荒远地区的戎狄、强悍之人和奸邪百姓，也都从内心改变，真诚服从。他辅佐两宫达到太平，这样的功德应当配享社稷，天下都应祭祀他。温县既然是他的封国，难道反而可以没有祠庙吗？’于是选地建堂，画出司马公的画像，按照礼仪祭祀。王仲儒把此事告诉谯郡张耒，请我记述。张耒说：‘盛大的德行在世上不出现已经很久了。古代所谓盛德，是不用施加刑罚百姓就服从，不需多做事情百姓就信任；从不改变脸色、显露辞气，而天下人都跟从他，就像子弟仰慕父兄一样。因此他建立功业，不劳苦，而万物没有什么能够抵挡。夏、商、周三代衰亡以后，圣贤不再出现，但士人中能在世上有所建树的也很多。然而他们都要耗费心力、竭尽力量，招引天下人来跟从自己，凭借自己的智慧胜过别人之后才能取得成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德行不足，只能依靠才智来办成事情。因此他们所建立的事业劳苦而浅陋。他们难道不想做盛德之事吗？只是他们积累的德行有所不足罢了。子产是君子，尚且说：‘只有有德的人才能用宽厚使百姓服从，其次就没有比严厉更有效的了。’子产难道想采用严厉的办法吗？他认为德行产生的效果实在难以达到，担心那些好高骛远的人难以成功，所以甘心采用次一等的办法，以求不出差错。唉！德行是子产所难以做到的，何况在他之下的人呢？所以从秦、汉以后，经过一千多年，盛德之士没有出现，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有司马公侍奉君主而君主敬重他，他从未刻意寻求百姓，百姓却自然拥戴他。与他志趣不同的人有时不相合，但没有人不信服他；受到他惩罚的人虽然不高兴，却没有人敢诽谤他。他从洛阳入朝觐见时，郡县田野直到京城，围观的人数以千万计，环绕聚集，感叹得流下眼泪。唉，这难道能够靠言语和智术取得吗？所以他辅佐天下，顺应事物有利的一面而加以施行，顺应人们厌恶的事情而加以改革，从容地指挥安排，内外都响应，于是天下安定无事。大概自秦、汉以来，直到司马公，盛德的功效才开始在世上显现，可以说极其盛大了。唉！遇到重大事情、处在重大疑难面前，勇者会招来敌人，智者会招来谋虑，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使万物服从，那么两位圣主任用司马公的原因，也就可以知道了。我曾有幸登临司马公的门下，又欣喜于王君喜爱德行，因此把这些话写在堂上，并刻在石上。二宋二连君祠堂记 治理国家有好的政令，不如在位有贤能之人的教化百姓迅速；在位有贤能之人，又不如一个乡里有贤能之人的教化百姓容易。人的感情，通常容易被那些接触亲近的人感动。至于政令，本来就是百姓所畏惧的，所以他们服从，大概有不得已的心理在其中，政令对万物的影响也就浅薄了。安陆的应山，是楚地的偏僻小县。然而那里的百姓喜爱文学，求学的人很多，风俗善良，不争强而纯朴安静，容易治理。本乡人对我说：‘起初我们县的人根本不知道学习的好处。有宋氏兄弟，在我们县法兴寺讲学，于是学习之风兴起。后来两人都考中高等科第，获得声名；时间久了，又都做了大官，声望更加显赫。因此我们县那些鄙陋无知、不学习、自暴自弃的人，都为此感到惭愧。他们居住在法兴寺时，有连氏兄弟与二位宋君相互友好。后来也考中科举，但两人出仕以后仕途并不显达；然而看见同舍的读书人富贵而先显，似乎可以依附其声势，于是两人也没有少费力气，委屈自己去依附他们，结果官位始终不显。因此我们县那些不重廉耻、投机侥幸、贪图利益的人，都为此感到惭愧。’凡是我们县形成的好学有文、纯朴安静而知耻的风俗，都是四位君子的教化。五十年以后，宋景文的孙子宋羲年任应山县令，他和连君的侄子仲儒顺应本县人的意愿，在法兴寺方丈室的西面建起祠堂。唉！在乡里做官，如果能使百姓长久思念他的德行而祭祀他，那么在位的官员就比不上本乡的君子了。二位宋公的事迹、爵位和乡里，已经记载在国史中，士大夫都知道。连君锡以尚书职方员外郎的官职退休，是一位喜好修养自身、严肃自重、诚信正直而博闻多识的君子。他的弟弟名庠，字元礼，任尚书都官郎中，处理政事敏捷，号称良吏，世人称为王阳。贡禹在位时弹冠而起，是为故旧显达而感到欣喜。但严光为什么让皇帝逃避自己，不肯出仕，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连君没有借助宋君来使自己名闻当世，最终默默无闻也不后悔，确实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这与世俗所谓的显达和隐晦不同。宋文选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宋文选卷三十一 黄鲁直文

译答王观复书 庭坚叩头致意。蒲元礼来访，承蒙带来您的书信，情意十分恳切；知道您任官虽然劳苦，却没有一天不勤于笔墨，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呢？近日刚入初夏，已经有暑气，不知您的起居怎样？您寄来的新诗，兴致寄托都高远，只是语句生硬，不合音律，有时文辞气势也赶不上最初构思时的状态。这种毛病也只是读书还不够精深广博罢了。‘衣袖长才能善舞，钱多才能善于经商’，这话并不是虚说。南阳刘勰曾论述文章的困难，说构思飞腾空灵，容易写出奇特之处；文辞征实求真，却难以工巧。这句话也是因为沈约、谢朓一类人成为文坛宗主时，喜爱写奇特的语句，所以后来的文人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喜爱写奇特语句，本来就是文章的毛病；但应当以义理为主，义理通达，文辞自然顺畅，文章自然就会超出一般、聚集精华。看杜子美到夔州以后的诗，韩退之从潮州回朝以后的文章，都是不必烦琐修改便自然合宜。往年我曾请教东坡先生作文的方法，东坡说，只要熟读《礼记·檀弓》，就可以领会其中道理。后来我取《檀弓》两篇读了几百遍，才知道后世写文章不如古人的毛病，就像观看日月一样清楚。文章大概自建安以来便喜欢写奇特语句，所以气象衰弱，这个毛病直到今天还存在。只有陈伯玉、韩退之、李习之，以及近世的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秦少游没有这种毛病。您所论述的杜子美诗，也还没有完全领会它的趣味，请再深入思考。至于入蜀、下三峡的年月，从诗中本来就可以看出来。诗中说‘九钻巴噀火，三蛰楚祠雷’，由此可知他往来两川九年，在夔州三年。恐怕还需要修改定稿，才可以刻入石碑。正值我多病、稍得安歇之余，宾客胡乱传说不肖将有东归的日期，天天登门，使我疲于应接。蒲元礼来告辞，我匆忙写下这些世俗的寒暄话；礼数本来不是您对不肖所期望的，所以全都略去了。三月二十四日。与潘子真书 庭坚叩头，子真足下：屡次承蒙您惠赐书信和诗作，我私下敬佩您天资高妙，钟情于山川之美，具有闻名于世的才质，每次都不免赞叹。像黄鹄一飞能达千里，不是荆鸡那样的才能所能啄食孵卵的，因此久久不知道怎样答复。即使如此，下面有一点意见，也许能对您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要到达远方不能没有资粮，所以走千里路的人要用三个月聚集粮食，也还必须知道自己要去的方向。先询问道路的曲折，然后选择道路前进，就不会后悔；探究深奥，寻索幽隐，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知识，这是研究经书的方法。经术，是用来使人知道方向的。广泛学习并详细说明，直到把支离繁杂之处推究到极致而趋向简明，这是读书的方法。博学，是用来使人知道道路曲折的。这样以后，带着司南前往四方就不会迷路，怀抱道理的明鉴面对万物就不会迷惑。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听闻道理不是只用来充养口耳之间，而是用来涵养内心，这才可以说是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在父亲身边就希望自己像舜、文王那样，在兄弟之间就希望自己像伯夷、李子那样，这才可以说是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想要速成，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喜欢交游而不能停止，像这样的人处在贤者之上、普通人之中，也就算可以了，这是求学者的大毛病。使心灵斋戒，使形体端正，安静下来以后反求自身。如果没有这四种毛病，就很好了；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希望您留心改正。与潘邠老书 庭坚叩头。屡次承蒙您亲笔来信。我每次退朝后就要侍奉老人，照料他的饮食起居，有时直到半夜才得以休息，所以没有能够回信。前几次回信说大谷公的碑刻已经答应撰写，只是还没有得到空闲罢了。您说的几件事我都明白了。驹父诗中有许多佳句，十分赞叹佩服。晋国君主主持夏日盟会而把土地赐给楚国，并不是为了百姓，但当时形势使他不得不这样做。楚国司马侯把这番话告诉诸侯，也就有了可以说的理由。晋文公了解赵衰，不只是因为赵衰带着壶饭跟随他而没有吃饭；他还举这件事作为任用赵衰为原大夫的根据，也是要给群臣看的。晏子说：‘大的方面不逾越界限，小的方面有出有入也是可以的。’君子斟酌世事来决定行为，大概就是这样，并不是用来窥见他的私心。至于观察他的私心，那么德行无论大小，只看是否忠信罢了。所以君子有悔，却没有吝惜顾虑。西方的书论述圣人的学问，认为从最初发心一直到成道，只有一颗直心，没有委曲的形态，这与佛法的说法最为接近。与季共每天把讲学当作事情，十分好，十分好。多多感谢季共，没能另外写一封启来告别。再与潘邠老书 庭坚叩头。承蒙您以少仪的礼节推重我，把我看作年长一天的人；虽然承受了您倾倒敬意的心意，却不能一直推辞。只是我的德行浅薄、道理又不明白，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推重呢？对于您访问所提出的疑问，我仍感到惭愧，因为一经追问便无言以对。我曾说，求、赐、由、师，分别代表圣人的一个方面：冉求有才，端木赐通达，仲由勇敢，子张庄重。由孔子看来，这些人的性情和学习各有这样的局限，就像孔子说伯夷偏狭、柳下惠不恭敬一样。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周道在东方复兴吧？’所以陈恒杀死齐简公，孔子请求讨伐他，是因为臣下弑君，而不是因为要以敌国相互征伐。孟子说：‘如今用燕国去攻打燕国，为什么还要劝说它？’这件事难道可以不加怀疑吗？禹菲薄饮食，厌恶华美衣服，居住简陋宫室，但尧、舜的礼制也有所施行。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使舜所代表的义不能得到伸张。执着于一个方面而废弃百事，就是小处的固执。固守一端，正是君子所不做的。所谓固守，是胶着于事物的表面痕迹，已经离开了本性。因为亲爱而哭泣，是人的本性；因为畏惧而哭泣，是出于利害。明白其中的缘故以后，才能认识本性。所以即使表面上不是本性，也可以由此探求本性。不避开阻碍，反而凿穿险阻，非要达到目的不可，这是老子所说的把智巧看作祸害。我冒昧地这样认为，不知是否正确？答王子飞书 陈履常正字，是天下的士人。他读书如同禹治水，知道天下水道的脉络，有的地方通，有的地方塞，直到疏通九川的源头，使四海彼此通达。他作诗的渊源，得到了老杜的句法，当今诗人没有谁能与他相比。至于作文，他深知古人的关键；他论述事情，能够首尾相救，如同常山之蛇，时下的同辈没有见过能和他相比的人。您有志于学问，不可不去拜访此人。古人说：‘读书十年，不如到习主簿那里拜访一次。’确实有这个道理。如果见到他，请代我多多问候。

译答洪驹父书 驹父外甥教授：分别以来已经三年，我没有一天不思念你。我闲居以后完全不与人事接触，所以不能写信；即使是晋城，我也从未写信。专程来人送到你的亲笔信，知道你任官期间没有荒废讲学，睡眠饮食都安好吗？几个孩子都长大茂盛了，令人无限欣慰欢喜。你寄来的诗，语言和意趣老成厚重，我读了几遍仍舍不得放下，接着又为之叹息。只要再用心读书，古人并不难达到。你写的各篇文章也都好，只是还缺少古人的规矩法度。可以再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的文章。凡写一篇文章，都必须有宗旨、有情趣，首尾有关键，有开有合。就像四条大河虽然汇纳百川，有时汇聚成宽广的泽地，水势浩荡千里，但终究要从源头发出，流入大海才行。我在绍圣以前还不知道怎样作文，拿斧头砍削旧日的作品，读起来都觉得可笑。绍圣以后才懂得作文，但已经年老多病、懒惰疲倦，不能再下笔了。外甥你要努力，为我洗雪这份羞耻。《骂犬文》虽然雄奇，但不写也可以。东坡的文章天下无双，他的短处在于喜欢骂人，千万不要沿袭他的路数。我非常遗憾不能与你相见，很想和你详细讨论诗和文章的优点、毛病。临写此信，不能尽言，万分之一，千万之一。努力学习，保重自己，少喝酒为好。再答洪驹父书 您寄来的《释权》一篇，文辞笔力纵横，极其显现出新颖的见识和感受；还必须研究经学，探求它的源流，才可以达到古人的境界。《青琐祭文》语言和意趣都很工巧，只是用字有时不够妥当。自己创造语句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只是后人读书少，所以以为韩愈、杜甫是自己创造了这些语句。古代能够作文的人，真正能够陶冶万物；即使采用古人的陈旧语言，写进文章，也像一粒灵丹，能够点铁成金。文章是儒者最不急迫的事情，但既然平素学习它，又不能不知道其中的曲折，希望你熟思。至于把文章推高，使它像泰山那样崇高；使它崛起，像垂挂天际的云；使它写得雄壮，像沧江八月的波涛，像海运时吞舟的大鱼；又不能死守绳墨，使文章变得俭陋。胡宗元诗集序 有些士人怀抱凌云的才器，却沉沦在山林低地之中，与麋鹿为伍，和草木一同消亡，只寄托在无用的空言上，把它当作流传千载而不朽的计策。若说他们是在怨恨，那么他们的言语又是在宣扬仁义的恩泽；若说他们不怨恨，那么其中又有因终身未能遇到知己而产生的伤感。这样说来，他们的语言是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的怨恨。寒暑相互推移，草木随之荣枯。庆贺草木繁荣，哀悼草木衰败，它们的鸣声似乎都有所诉说，这就是候虫。不得其平，声音便像雷霆，这是涧水。寂静无声，但用宫商音律来考察，声音一动便合乎音律，这是钟磬、琴瑟、箫笛之类。金石丝竹的声音，类似《国风》《雅》《颂》的言辞；涧水的言语，类似楚地人的言语；至于候虫的声音，则类似末世诗人的言语。如今诗人沉迷于词章，以文辞事物为工巧，整日不停，就像在世上不被人理解的人起舞，等待将来有知音的人。可是他的喜悦没有对象可以相逢，他的怨恨也没有对象可以责罚；能够如春如秋，能够如雨如晴，从内心的工巧才艺中发出声音，喜爱它的音调，造物主也不能超过他。所以我无法给这种诗命名，只好把它寄托在候虫上。清江人胡宗元，从束发直到白头，从未荒废学习；他胸中所藏的学问，不肯低于当世的士人。前面没有人挽留，后面也没有人推举，因此困顿于山林丘壑之间。然而因为他年老仍专心于文墨，所以后来的年轻人和晚出之士，无不读书而喜爱文章。他去世后，子弟和门人编次他的诗，成若干卷。宗元的儿子遵道曾经与我同僚，所以带着他的诗来，请求我在卷首作序。我看宗元的诗，喜爱贤人、乐于善行，安于居处、等待时机，是少有怨恨的言语；由此可以追寻他的平生，看出他从年轻到年长都不知疲倦，是忠信之士。至于遇到变化便显出奇特，因处困境而显示巧思，又像我所论述的诗人情态。他的兴致寄托高远，就近于《国风》；他愤懑世俗、憎恶邪恶，就近于《楚辞》。后世观看宗元诗的人，也应当用这个标准去理解。所以写下这些话，把诗归还胡氏。宋完字序 僰道人宋君完说：‘我有志向，跟随先生在门下学习，却不能自己克制；出门便跟从市井的喧嚣和荤俗，虽然觉得有滋味，却常常被人轻视；回到屋里听先生的教诲，觉得淡泊无味，却常常受到人们敬重。这两者在心中交战，敢问是什么缘故？’涪翁给他取字为‘志父’，并叫他说：‘志父，走到前面来！’士人唯独不能没有志向，否则就无法学习；如果确实有志向，就不难追赶、匹配古人。与市井的喧嚣交战，又有什么困难呢？古人说：‘不因外物挫伤志向，就叫作完。’季札、子臧不因国土挫伤志向，泰伯、虞仲不因天下挫伤志向，所以直到今天缙绅先生仍尊敬他们。志向，是同不义交战的良将！不发怒而有威严，不说话而有信用，统领各种品行冲锋而出，可以说是堂堂正正的战阵，没有谁能抵挡它的锋芒。何况市井的喧嚣、曲巷的嗜好、频频往来的党徒、彼此追逐酒食嬉戏的人呢？《诗经》说：‘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居室遥远，而你不在近处。’哪里还需要有人手执兵戈去抵御它们呢？

译文安国字序 洹水人文安国，名悦，正像虎豹的花纹正在雕饰毛皮，又受到南山雾雨的滋润；他想借此希望得到当时文坛的思念，献身成为承载万物的器具。黄子给他取字‘子家’，并告诫他说：‘学习如果只是这样，尚未达到本质，何不试着和我谈谈根本？虽然万物器量不同，但如果我内心不加改变，却想要使用庖丁那样的刀，是螳螂只施展自己的才能。侍奉君主只为取悦容貌，安定社稷只把这当作快乐，揭示日月之理而向四方寻求，这些都离道很远。至于凭借《诗》《礼》振兴家族，在世俗事务和追捕差役的劳苦中疲惫不堪，回到家人身边，把才器藏在门窗之内，收敛气息直到脚跟，那么万物都会放下武器而接受命令。一个人失去家业，免不了受到乡里嘲笑；天下失去家业，人们却安然认为本来就应当如此。我想说些严正的话，又恐怕因此获罪，困在石头中，站在蒺藜上，这就是同器量不同的人相处而有方略。虎兕从笼中跑出，龟玉在匣中毁坏，这就是同器量不同的人相处而没有方略。这两件事都从安逸中产生，却是危险的开始。女子擅长织绣，即使像银河一样有许多女性，也仍然没有雄性。因此不如回去探求本质中柔弱的一面：能够有所不做，柔弱的刚气不随从无益之事，就是强大。懂得柔中有刚，要观察水；懂得弱中有强，要观察弓弦松弛的状态。依照这个道理趋向大道，六方都能通达，四面都能开通；安乐地把天下看作没有界限的领域，这就是子家的道路。又何必敲响大鼓到处寻求呢？《诗经》说：‘我的居室摇摇欲坠，我的尾部轻轻飘动，受到风雨的冲刷摇撼。’从未听说道心照见事物却不能彻底明察，随波逐流却善于埋没自己；没有依靠便不能站立。世俗事务和忧患的风雨能够倾覆、动摇人，你要努力啊。赵安时字序 合肥人赵安时是学士，也是大夫。他的资质非常美好，黄庭坚称他为‘少庄’，以此尊重他的名号，并且告诫他说：庄周从前是体性醇厚纯白、以万物为家的人。时运和命运错乱乖逆，所以他欣然与造物者同游。他对于礼义、君臣等关系的是非黑白看得很清楚，只是世俗的学者和当世的老师被名物束缚，拿它们来限制进退，所以筑起围墙，把自己封闭在圣智之外。那些人哪里配和通达大道的人谈论呢？不妨试着共同谈谈他们所说的土梗、五石之瓠，以及漂浮江湖以自得的事情。我种植那种臃肿的樗树，庆幸它不如良材而免受斧斤；又因栗林中树木被砍伐而心惊，三个月不肯出仕，宁可向县令借粮，也害怕楚国的宰相，这可以说是懂得自己。知道道路的痕迹不可能真正得到实践，知道轮扁斫轮的妙处在于手而无法言传，这种求学能观察古人不可传授的道理，可以说是懂得言语。以濠梁上的鱼为本，断绝请郢人挥斧削鼻的念头，知道生死不放在虞氏人的心上，鲁国的儒者只有一人，这可以说是懂得人。知道初生小牛没有所求，知道万物灭亡并不等于它原有的存在也丧失；知道干越的宝剑不经试用，知道刚磨利的刀刃还没有显露出宰牛的全才；把智巧丢弃在流涎的蚂蚁那里，从伏藏水中的鱼得到计策，这可以说是懂得天。即使如此，我还从未谈到庄子的正言。少庄自己在尘垢中洗濯净化，从世俗学问的市场中脱去外壳，而从君子的道路开始起步；他一定不能照着市井之人的足迹，去要求三倍的利润，所以我直接把大道的一点奥妙告诉他。少庄环顾四方、徘徊不定，那么万条蚕就会吐出丝来。等到他惶惑四顾而通达四方，一定能够根据庄生所说的话，领会庄生从未说出的道理。杨防字序 江清人杨防向黄子请教取字，黄子给他取字‘宰平’，并告诉他说：‘防在五种度量中没有专列的位置，五种度量要等到有防以后才会得到校正。圣人制造各种器物，使衡器产生公平，五种度量都依此取得法则。五种度量的主管官员若不能自行校正，就任命防做他的老师。防是国家的器用，是治理天下公平的宰相；他和万物交往时，怀抱商贾逐利之道而彼此倾轧，人情不能不这样。用龠合来收取，直到数以万计，无法计算各家收进和交出的数量，全都要求额外的赢余。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凭借不欺骗来维持防呢？处在中间而没有私心，天下人就会归附他的内心。难道不是因为他没有私心吗？如今求学达到没有私心的境界，就接近大道了。得志时光辉遍照四方，不得志时就把道理藏在六经之中，难道不都是因为没有私心而治理世事吗？’杨防说：‘既然如此，希望听听性命的学说。’黄子说：‘如今小孩子刚刚束发，却戴上大人的冠帽，拿着经书谈性命，仍然像银河一样无边无际，我不知道怎样谈这些道理。君子之道，怎么可以胡乱解释呢？你想求学，就从祭祀礼器、钟鼓和宫室这些具体事物学起，从洒扫、应答、进退这些日常行为做起。’杨防说：‘这样可以学习经书吗？’黄子说：‘你努力学习、竭力践行，再考察是否与先王之言相合，那些道理就会像符玺上的文字一样，可以相互印证。’韩非说：‘先生有郢书，后世却多作燕说。’ 那些人各自逞强、发挥私智，讲说未经诏令认可的书，防怎么会不作出燕地式的曲解呢？我很久不喜欢写书生式的语言，因杨君之请，姑且又谈谈旧事，并把它写下来。黄育字序 防稽黄渥和黄庭坚都出自婺州黄田一支，七代以上已经失去了族谱，按年龄推算，与黄渥相近，所以又把他们按兄弟合并为一宗。黄渥说：“将来同我属于同一昭穆次序的人，都用今天▯字形相同的一类字取名，只有我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名字。现在我愿意改名为‘育’，冒昧请您为我取字。”庭坚说：“古人活着时以字来尊重名，死后则以谥号改变名。改变名的实际意义，有在于尊重宗族的，也有在于劝勉后人的，其作用在后人身上。尊重名的意义，也有在于尊重宗族的，也有在于劝勉后人的，其作用就在本人身上。现在取‘懋达’来配合‘育’这个名字，是合适的。草木茂盛，持续不断地顺应四时生长，等到太阳运行到一定位置而树立成功的界限，难道不是因为根深蒂固、获得了养分吗？通达大道的人，不可能被穷困困住，所以独立在万物之上，没有终始的限制。以如今不出闾巷的见识来看，与那境界相距实在太远了。然而孟子说圣人与我们是同类，这是什么缘故呢？现在拿出一粒种子，就说它与太仓中的谷物同类；人们听到这话，见到外表就争论，等到心气清明平和，便会听从这个道理。大概是因为不断培育，才能使它发挥才干。谷物培育幼苗，最终通达于祭祀用的黍稷；水培育源头，最终通达于大海；君子听闻大道，最终通达于天地的广大境界。” 我听说真正闻道的人，一定能明白权衡铢两的轻重升降，并与大道一同运行；用这一点来衡量天下，不会因万物而改变自己。由此看来，孟子所说的夏日耕作之苦，曾子认为难以做到而没有同意；仲由则不知道君子只是以正直来养气罢了。气，是万物接受天命而形成形体的根本，也就是所谓的‘名’。黄懋，你能通达吗？要努力：在国家任职必定通达，在家中也必定通达。

译伯夷叔齐庙记 伯夷、叔齐的墓在河东蒲坂雷首山的南面，《水经》和《地志》中都有记载，可以考察而并非虚妄。至于就在墓旁建庙，则不知道始于何时。以二人的贤德推想，大概是唐、晋时代所制定的祭祀典礼，年代已经很久了。元祐六年，我的同年进士、临菑人王辟之任河东县令，政绩告成，于是利用元祐四年九月大享赦书所准许的经费，拿公款七万以及拆除淫祠所得的材料，修建新庙，共有三十二楹。尊崇德行、推重贤人，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受到激励。庙中的塑像和祭祀器具，都符合法式规范。某月某甲子日，在庙中举行祭祀，于是大家共同商议记下年月，请豫章黄庭坚作文。我谨按：伯夷、叔齐是国君的两个儿子，逃离自己的国家而不占有它。我曾经探求其中的道理：伯夷没有能够继承君位，他的宗族和国人一定有人不赞成；叔齐被立为君，他的宗族和国人也一定有人不赞成。当时纣王又在上位，残暴地役使诸侯，那么二人离开自己的国家，难道也是为了躲避纣王吗？二人虽然离开了国家，他们的社稷祭祀必定仍像原来一样享有血食。虽然没有见于明确的经文，但考察曹子臧、吴季札的传记，我认为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孔子说，他们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身；身处清白之境，废弃君位也是合乎权变；他们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孔子又说：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那天，百姓没有什么德行可以称道他。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下饿死，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孟子认为，不是自己认可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自己认可的百姓就不役使，不站在恶人的朝廷中，也不同恶人说话。所以听到伯夷遗风的人，贪婪者会变得廉洁，懦弱者会立定志向。这正是二人的行为。至于他们劝谏武王而不被采纳，离去后饿死的说法，我却怀疑它。阳夏人谢景平说：二人的事迹，凡是孔子、孟子没有说过的，都可以不相信。它最初大概出自庄周，空无事实；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作列传，韩愈又作颂并记述三人的事，于是空话便成了事实。如果按照这三家的学说，他们都对圣人犯有过错。只是凭借文章名扬天下，学者又没有深入考察，反而跟着相信。依我看，谢氏的议论，可以说是笃信而又好学了。不过，这种话只能对有智慧的人说。我看今天做官的人，消磨时日、玩弄岁月，等到真正治理政事的却很少。政事尚且没有办好，又哪里有空闲教化百姓呢？如今河东的县令治理政务敏捷，政绩完成后又兴办典祀来教化百姓，可以说懂得根本。因此我乐意替他写下这篇文章，同时记下我所听闻的二人事迹，来告诉后人。鄂州资深堂记 通城县学官资深堂，是县令临川人邹余损道所建。通城原来是崇阳县的一个聚落，百姓苦于隶属于崇阳，请求直接通达武昌，所以熙宁五年下诏把崇阳的三个乡划为通城县。六安人曹登、字子渐任县令。曹君做官严明，能够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他建设县邑，百姓受到鼓励而争相趋赴，官府足以聚集百姓后，就把力量用在学宫上，依着溪山的南面修建孔子庙，继而建造诸生的宿舍，以等待秀异之民兴起。还没有来得及举行教化之事，曹君就离任了。此后换了几任县令，才借贷民间的钱财来支付子钱和劳役，又兼任其他职务，把雇工费用中的余数储存起来，把它作为政绩考核的最优。每年上丁日举行释奠礼，府吏负责事务，像奉行法令一样奔走办理，办完就停止。到东平人王定民、字佐才任县令时，他忧虑县中子弟不学习，很有条理地继承曹君的事业，手执经书等待人来问学，但士人没有到来。虽然如此，曹君的功业没有完全毁坏，这也是王君的力量。邹君刚到任了解通城情况，听说戴君年长有德而精通经术，便用书信和礼物聘请他。戴君到来后，士大夫都有了尊重和效法的对象。邹君说：‘讲堂有利于众人聚居，却不利于安静闲居；如果让贤者退下来同诸生杂处，我担心贤者不能安稳地坐席。’ 于是利用百姓剩余的力量建成这座堂，百姓便放下农具而拿起书本，抛弃懒惰而接受学业的人每天都有。过了一段时间，早晚在家中学习的人知道尊敬老人，出入乡里的人成为尊重年长者的人；在街市和田野中见到穿儒服的人，大家都肃然起敬。父老于是相互感叹说：‘毁掉我们的财物来成就我们的子弟，劳累我们的力量来使我们的老人安逸，这大概就是求学的功效吧！’继邹君之后，临川人吴履中和吴发先后执掌政务，非常爱护百姓，把谈论政事放在先行培养士人上。他们的诉讼已经公平了，却说：‘这不过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事。’于是又用书信和礼物聘请海昏人李亮采。李君应聘后，吴君便同他分任职务，说：‘您掌管教化之事，我负责政务。’李君努力学习，等待科举，修养自己来影响他人，士人都以跟从他为乐。吴君公务完毕，就来堂中宴饮，左边放经书，右边放法律，天天勤勉不懈。凡是房屋不能遮蔽风雨、器用不能供奉食物的地方，都加以弥补修整，使人没有遗憾。于是通城的学校可以责备士人不来，而士人也得到师友，能够共同兴起于学习之中。人的本性，是百姓自己所具有的；那些倚仗富有而毁弃德行、放纵贫穷而流于放荡的人，强有力者凶顽，柔弱善良者不能自立，难道只是百姓的罪过吗？也是上级长官没有劝导他们学习啊。如今从曹君以来，虽然都有劝导学习的心意，却还要等到四个人以后政事才能推行，善政的困难就是如此。过去邹君非常喜爱这座堂，曾经写信送到京师，请求我为它作记。因为我没有空闲，直到现在吴君替他来请求。我认为邹君建造这座堂，是为了用它命名并表明自己的意旨，不是空话；诸生在这里做学问，不可不知道这一点。见识浅薄、听闻很少的人的教诲，不能引导人到达大道，所以求学者都只是得到片面知识，拘拘局局。其实他们得到这一点，并不是自己真正获得的。孟子说：‘君子以大道深造自己，是希望能够自己有所获得。’看到异端却不能不背离它，是因为内心不能安定；趋向下流而丧失根本，是因为资质积累不深。譬如水，向东决开就向东流，向西决开就向西流，背离源头而前行。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却总能遇到它的源头，这一定也是有道理的。教人学习的人想要迅速见效，却不让人自己获得；学习的人想要迅速变化，却不求自己获得，这些都是孟子的罪人。所以我表彰邹君的意旨，来使诸生明白。至于计算楹柱和工役，叙述这里溪山环抱的景观，那不是两位县令嘱托我写的，所以不记载。

译阆州整暇堂记 没有事情时使万物各得其所，能够抵御千里之外的冲击，这叫作‘整’；有事情时以逸待劳，以实击虚，对方力量不足而我方力量有余，这叫作‘暇’。如果平时没有准备，临时应对，就可能侥幸免于祸患，但颠沛狼狈的情况十有八九会发生。难道只有人事如此吗？上天对于万物也是这样：疾风震雷到来时，伏藏在土中的生物都萌动，然后繁盛而成为夏天；果实落下、枝条枯槁，然后闭塞而成为冬天。正因为整备，所以能够从容，这是上天的规律。从前晋国栾鍼出使楚国，楚国执政者询问晋国的勇力，他回答说：‘喜欢凭众人而整齐有序。’又问怎样整齐有序，他说：‘喜欢从容应对。’即使晋国各国争夺盟主，都致力于用言辞相互胜过，推究其中的实情，楚国哪里能同中原抗衡呢？如今的郡守，就是古代的诸侯，率领千里之内的军队守卫关隘要地，平时安宴自得，拙劣的人拿着三尺之剑也能绰绰有余；等到仓促发生变故，聪明的人应对事机却又力量不足，这只是因为不知道平时整备从容。荥阳人鱼仲修，是仁宗时御史中丞鱼公的家族后人，平素读书而有威望和才干，家法仍然存在。他任阆中太守，知道学问是治理百姓的根源，知道节俭是劝导学习的途径，于是先根本后枝末，以经书为尊而把法律放在次位。他任官两年之内，内心明察而对外严肃，官吏畏惧，百姓服从。于是修建此堂来宴饮休息，使江山表里相映而又不受风雨影响，用来宴请宾客，讲论和询问政事中的缺漏，堂宇深沉而整肃，可以作为千里之内的观瞻。堂建成后，鱼侯非常喜爱它，向江南黄庭坚询问堂名。庭坚说：‘像鱼侯这样，可以说是既能整备又能从容。’所以把它命名为‘整暇’，用来赞美他已经取得的成功，并勉励他继续达到更高境界。《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快剥取桑树根皮，把门窗缝隙缠缚严密。’如今即使这里的百姓有人敢于欺侮我，也可以说是能够整备了。诗又说：‘从镐京归来，我出行已经很久，饮酒宴请诸位朋友，烹煮甲鱼，切片鲤鱼。’侯爵是谁呢？是张仲，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我把前面叙述的这些话告诉后人，后来又作赋和诗来为鱼侯祝寿，所以一并记在这里。冀州养正堂记 冀州古称信都，汉代曾是安平侯国，地处黄河、漳水之间，是一个重要的都邑。百姓习于强悍狠戾，任侠好斗。自从四方有武力之民聚集在这里，他们把财物装在袋囊中，不从事本业，这种放纵的风俗仍然清楚地见于史籍。这里没有名山大川作为险要关隘，是四面受敌的国家。自中原发生兵乱以来，这个地方没有一次不被卷入，因此百姓空乏憔悴，比其他州严重。圣人抚有四海，天下归于安定，壮年人耕田种桑，老弱者不再承担劳役；一百多年过去，百姓仍不知道休息，生养的好处每年都因粮食艰难而受到影响，想靠恩惠救济也不能相互救助。这大概是因为土地贫瘠而含盐，人们不能扎根定居的缘故。如今这里成为州治，位于国家北门，壁垒坚固、重兵驻守，楼橹险峻雄壮；外族宾客入朝祝贺有固定期限，防守和出入都经过这里，所以守臣常常选用士大夫。元丰元年十一月，下诏任用扶风鲁侯。鲁侯忠信、和乐平易，不以此州为鄙陋，安抚鳏寡，行事遵循礼法，百姓奋力耕田，士人兴起求学，于是才有闲暇修建宴息之所。太守旧有一座便堂，最初由都水监昌言仲谟主持兴建；鲁侯又在堂的四周筑屋，使屋宇环绕着堂，风雨寒暑时可以有所迁就，堂的工程于是完备。鲁侯倚着几案休息，读诗书、饮酒来接待宾客，在树荫和鸟鸣之间戴巾穿鞋从容漫步，思考治理州郡的根本而有所领悟。他把这座堂称为‘养正’，取自《易经·颐》卦：‘正则吉，观颐，自求口实。’齐王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处在尊贵富足的供养中，气质形体尚且与常人不同，何况如果能够自己求得内心的修养，居处于天下最宽广的居所，那么他所接受的养护应当怎样呢？在垤泽门前呼喊的并不是宋国国君，声音却相似，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相似。他的处境若与古人相似，而所患又不能超过古人，我就不相信他会做不到古人的境界。那些不说话、不发笑、不参与是非的人，外物的情状就像狂风暴雨，天地也不能长久维持。没有与人同言，却耸肩谄笑；只要能够得到车子和所治理的职位，便一味降低自己而不以为耻，我就不知道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至于到了合适的时候才说话，高兴了才发笑，合乎义才取得，那个人内心一定有可以使自己诚信的根本。《诗经》说：‘宫中敲钟，声音传到宫外。’如果做每一件事都能使大小事务合乎实际，说话和沉默都恰当；在宫廷屋漏这样的隐微之处斋心正身，而百姓在耕田种桑的田垄上气息平和，那么他对于人性命运的真实情状，一定有不依赖规矩准绳而自然端正的地方。我赞美鲁侯不以此州为鄙陋，知道治理百姓的根本在于自身，能够获得自身修养的根本在于内心；他居于百姓之上，却不因一天的安逸而忘记养护根源。因此我极力说明其中的道理，留给鲁侯刻在石壁之间，使信都的士人以鲁侯好学为师，成就自己的才器；使百姓知道鲁侯的用心而勉力从事，又使后来的来者能够观看。鲁侯名有开，字元翰，是简肃公的儿子，是能够继承并发扬家业的人。

译筠州瑞芝亭记 晋陵人邵叶任新昌县令，到任三个月，五色灵芝十二株生长在便坐的屋室中。官吏和百姓来观看，无不变了脸色，互相说道：‘我们的县令大概将要有美好的政绩来造福百姓吧？山川鬼神也参与知晓这件事了！不然，这些灵芝没有栽种却开花，没有根却长成，不是人的力量能够造成而自行到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大家共同拓宽这间屋子，使它四面通达，建成亭子，命名为‘瑞芝’。人们奔走前来拜谒，请豫章黄庭坚作记。黄庭坚说：‘我看《神农草木经》，青芝生于泰山，赤芝生于衡山，黄芝生于嵩山，白芝生于华山，黑芝生于常山，都说长期服食可以使身体轻健、延年益寿而不老；这只是把它们列为养生药物，并没有说它们是使世道祥瑞的符征。又有关于五芝的传说说：赤芝像珊瑚，白芝像截取的脂膏，黑芝像泽漆，青芝像翠鸟羽毛，黄芝像紫金，都光明透彻如坚冰。然而世间所称的芝草，不能像这样。所以我曾经考察可靠的史书，从先秦时代起，还没有见到称述芝草的记载。到了汉孝武帝厌足了四海的富贵，寻求神仙不死，天下骚动。元封年间，才有九茎连叶的芝草生长在甘泉殿斋房中，于是大赦天下，作《芝房之歌》。’ 孝宣帝从民间兴起，励精图治，所作所为没有过失，然而宗庙祭祀屡次出现美好的祥瑞，他颇为满意，所以又修治孝武帝的郊祀，以祥瑞作为年号纪年的依据。元康年间，九茎金色灵芝生长在函德殿的铜池中；然而这种芝并不生在五岳，果真是《神农经》所说的芝吗？我又私下感到奇怪：汉代既然赞美重视芝草，而两汉循吏的传记中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芝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那些循吏任职时使百姓各得其职，离任后百姓思念他们的功劳；活着时成为朝廷的羽仪，死后在社祀中享受祭祀，这就是百姓的凤凰、麒麟、醴泉和芝草吗？或者说，使百姓田地里有禾黍，就不必芝草生在庭院；使百姓在伏日和腊日有鸡豚，就不必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奸猾的官吏不舞文弄法，就不必有老虎渡过黄河；里胥不追逐扰乱百姓，就不必蝗虫不进入境内。这些实际成效比空洞的文章更优越吗？从前黄霸召见负责上计的官吏，询问兴化的条目，有鹖雀从京兆舍中飞来，聚集在丞相府上。黄霸认为这是上天回报下民、神雀想要图谋祥瑞，便上奏此事。京兆尹张敞说：‘郡国的上计吏私下讥笑丞相仁厚有余、智略有余，却轻信奇怪之事，恐怕丞相所谓兴化的条目，有的反而助长欺诈虚伪，败坏风俗。’ 天子赞许并采纳了张敞的意见。刘昆任江陵令时，连续多年发生火灾，刘昆总是面向火灾叩头，常常能够使风向反转、降雨灭火；后来升任弘农太守，驿道上老虎很多，崤山、渑池一带道路不通。刘昆治理两年，老虎背着幼虎渡过黄河，于是朝廷召他入任光禄勋。皇帝下诏询问刘昆：‘江陵使风向反转，弘农灭火，老虎向北渡河，你实行了什么德政而招致这些事情？’刘昆回答说：‘只是偶然罢了。’身边的人都笑他质朴。皇帝感叹说：‘这才是君子的话。从君子的观点看，张敞的笃实论断、世祖的知人善言，以及建成的文章，都不如光禄勋的质朴。即便如此，新昌的官吏和百姓爱护他们的县令，想借此求得福佑，难道可以诬说吗？’又曾试着评论道：‘古代的传说说：“上古大概有屈轶能够指认奸佞，萐莆能够为厨师扇风，蓂荚能够记录历法，嶰竹能够生出律管。”这些事既没有见于经典，后世也没有听说过。那么前代是否有芝草，也就不能确定了。’邵君世代为儒者，父辈兄长都凭文学和德义在士大夫中显名。邵君又喜好修养自身，希望把自己列入循吏之中，所以他的气势和作为能够取悦这种异草，使它来显示祥瑞。如果能因此对百姓施行政令，忧劳恳切而不懈怠，百姓将竭力耕田，士人将尽心求学。这样一来，非常之物便不会徒然应验，他还一定会受到赐金、增加官秩的奖赏，凭儒术在朝廷显达，难道只是向下属小县夸耀而已吗？所以我一并写下我所论述的芝草以及循吏的实际情况，让他回去刻写下来。

译《论语断篇》《论语》这部书，是孔子的弟子亲自接受圣人言论而记录下来的。虽然经历了秦代焚书，篇章简册有所断缺，但文章条理仍然清楚，值得怀疑的地方很少。自汉代以来，师承从未断绝；与各种传记相比，它最有根据，可以用来考察六经的异同，验证诸子的是非，是求学者应当尽心研究的书。奔走追逐名声的人在朝廷，奔走追逐利益的人在市场，观察义理的人则在义理的门径上；《论语》就是义理的门径。凡是求学者对于孔氏，像询问仁、询问孝、询问政事、询问君子的很多。所问的问题并没有更换端绪，但孔子的回答却常常不一样，大概圣人教人，善于充分发挥各人的才质，观察他们学术上的弊病和性情习惯上的偏差，像割除黥刑、补上劓刑一样，用心深远。古人说，天下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思虑虽多而道理一致。求学者如果不能领会这个门径，恐怕终究不能接近义理。近世的士大夫知道喜爱这部书的人已经很多，然而老成的学者尽心钻研，所以大多能够自己有所获得；后起的学者依赖他人，所以大多不能尽心。不能尽心，所以只把篇章分开、句子解释，明白分析训诂，却不能心领神会、通达本性，最终仍然一无所得。荀卿说：‘善于学习的人能够贯通事物的类别，大概听到一件便能知道同类的一件。’这正是后起学者的弊病。听到一件而知道两件，固然可以称为善学；由此继续进步，智慧可以达到听到一件而知道十件；再由此进步，智慧可以达到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一切。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一切，是圣人的事情。从求学者的门径到圣人的深处，路程虽然很长，但也不过是每件事都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求取，忠诚信实、笃厚踏实，不敢自己欺骗自己；做事不敢落后于自己所听闻的道理，说话不敢超过自己实际做到的程度；时时鞭策自己落后之处，积累自己获得真实体会的功夫。一个人不出仕是不合义的。孔子让漆雕开出仕，漆雕开回答：‘我对这件事还不能确信。’孔子却很高兴。大概漆雕开处在圣人的门下，听闻的义理虽然很高，但要反身自诚，还不能达到笃信。他的内心不能笃信，事情到来时就不能没有疑惑；用不能没有疑惑的心去应对事务，希望应变周详而恰当，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漆雕开不愿出仕的原因。先王制定礼制，行道之人对于父母都有三年的哀爱；宰予却想在期年之丧未满时吃稻米、穿锦衣，把天下最为浅薄的行为带头当作心安。受孝悌之说浸润已经很久了，难道他竟然毫无顾忌，以至于说出如此不仁的话吗？大概像宰予这样的人，先天禀赋就浅薄，从内心最诚实地反省，确实看到三年服丧已是自己的哀情极限，而勉强去做又不能增加自己的本质，所以不敢稍加掩饰，正是想求得孔子的至理之言，以洗除自己的邪心，穷究自己所受的浅薄根源。他没有空闲顾恤别人对自己的议论，难道是不仁的人想让一时的言语被人看见，而接近仁德的人却要把它载入终身的行为吗？古代求学的人，内心自己有所获得，而不顾虑外在评价，大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讲论和学习，要有朋友相互切磋来启发说明；并不是为了让文章流传后世，也不是为了在辩论中压倒众人而发言。那些从老师那里听到、又由自己内心获得的道理就是如此。正当向老师学习时，不敢只用耳朵听，而要用心听；反过来落实到自身时，不敢向外求取，而要从内心求取。因此我乐意同诸位君子讲论学问，来寻求养护心性、减少过失的方法；我有志于此而奋勇前进，已经很久了。请诸位同我一起勉励。《孟子断篇》自孔子以来，探求是非取舍而能同孔子相合的人，只有孟子一人。孟子是圣人。荀卿著书，号称继承并阐述孔氏，却诋毁孟子，认为孟子大略效法三王，却不知道圣人的统绪。大概荀卿看到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谈论必称尧舜，讲义理而不去拜见诸侯；这些行迹同孔子不相合，所以才这样说。他却不知道，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所谓的契合如符节一样，关键要从归结到洁身自守这一点来观察。孟子论孔子离开鲁国，不明白的人认为孔子是为了肉食，明白的人认为是因为鲁国无礼。至于孔子本人，是想借细小的罪过来离去；借细小的罪过离去，正是圣人的忠厚，不是孟子就不能理解。求学者想要了解孟子，大抵应从这一点观察。他们的智慧不足以了解孟子，又怎么能了解孔子呢？这样看来，荀卿所谓了解孔子的话，实在不能完全相信。圣人没有固定的名相，而淳于髡用名实去衡量孟子，本来就不足以了解孟子。荀卿还没有远远超过淳于髡。扬子云说：‘孟子在义上勇敢，在德上果断，知道言语的关键，知道德性的深奥。他并非只是勉强知道，也确实亲自践行了。’这几句话虽然不多，但反复考察子云的言论和行为，足以阐发他所说的‘知言’。司马迁号称博览群书，至于评论伊尹、百里奚等事却都不相信孟子，这就是他得罪子云的地方。自孔子以来，努力学习的人很多，但才有一个孟子；自孟子以来，努力学习的人很多，但才有一个扬雄。后来的人难道可以不勉励吗？我将要同诸位讲明养护心性、治理本性的道理，共同学习；只希望大家努力思考古人凭什么担当自身责任。跛奚移文 我的妹妹阿通出嫁，李安作诗为她置办婢女，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才得到一个跛脚的奚奴。他走路蹒跚，离开门槛就不善于行走；快步走时额头几乎碰到屋檐，脚才够到门轴。三个老妇人拉不动他，两个老妇人推不走他，主人不高兴，厨人也愤怒辱骂。黄子笑着说：‘尧牵着羊，舜在后面赶它，羊吃不到草，尧、舜都疲惫。山谷里有一百只羊，只用一个牧童放牧；草上的露水干了才出去，草上的露水湿了才回来，没有一只羊在他的掌握中丢失。所以说，使用人要根据他的器能；事物有不适合的地方，也必定有适合的地方。警戒夜间盗贼不能用马，白天报时不能用鸡；绳墨和圆规方尺各有不同的用途。天向西北倾斜，地向东南缺陷；尺子有达不到的地方，寸也有它能达到的地方。你若不能通晓这些道理，鞋子就无法运用，土筐也无法承担责任。让鞋子坐在那里斜眼看它，大小用途都会荒废。你若能通晓这些道理，就像让盲人的耳朵发挥作用、让聋子的眼睛发挥作用；舍弃一项利益，却能收到十百倍的功效。事情本来有专精于一项就能尽善尽美的，处处使用聪明反而一事无成。有所不能，才会有所大能。’于是叫跛奚到面前，我替你宣布你能够做的事：你能同壮士比赛拔河吗？能同一群猕猴争夺芋头吗？能同八匹骏马争夺道路吗？能追赶三窟的狡兔吗？他都回答不能。

译黄子说：‘这些事情你本来就不能做，在闺门之内也本来没有必要做这些。现在我将告诉你能够做的事。你走路不方便，应当负责坐着做事，不得顽劣痴呆。从今天起要谨慎整饬，早晨进入厨房，洗涤锅铛、烧煮锅釜，挑选蔬菜，留下精细的、淘汰粗劣的；切肉按规矩应当切成方块，切鱼按规矩应当切成长片。捏成的面条要像截下的脂膏，煮饼要把汤灌得深，调和稀粥不要放醋和齑。晚上舂米要用姜和葱，淘洗时不要烧焦，临时腌菜不要变黄，饭不要粘牙。扬盆时不要留下沙子，添火时守着灶火，用水浇入沸腾的鼎中，斟酌香草和菜蔬，生熟都必须报告。姨母来到进食时，要抓去污垢、撩起头发，手指不得沾染勺子，不得用嘴吸肉、怀里藏骨头；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一一禀报。吃完饭洗涤器皿，正洗三遍、反洗三遍，收拾擦拭得干净。睡觉时把匙子盖在碗上，陶瓦器皿要朴素洁净，查看在用器物，谨慎而有条理。兄弟们出行，公母相配；中午事情清闲，洗衣漱布；器物有污则洗，有洁则保持，谨慎遵循原来的规矩。白衣要保持洁白，染衣要增添色彩；栀子和郁金染成黄色，红螺使它发出光泽；揉蓝草捣染，茅草搜取皂荚；浆洗和胰子使衣物洁白，没有一样不美好。干燥和潮湿的地方要安排妥当，熨帖平坦；来往差役所需的物资，都要借助其他人来使唤。牛羊下山时，叫鸡回到鸡栖，支撑并关好门户，闲暇时防备草野盗窃。给猫狗饮食，堵塞墙壁和地面的孔穴；凡是鸟来抓肉，猫碰倒鼎，狗咬坏锅，防护不严使鸟窥见蒸笼，都是你的罪过。’ 春蚕三眠之后，升上蚕蔟自己结茧，七天七夜都不能停止火候。苎麻、藤、葛，芭蕉纤维、粗细葛布，缫丝织作，手上的活没有停歇的时候。缝缉时偷懒少做，一天只能完成一半；即使只做一条缨带，也还是有余力。暑天要储藏冰块，蒸热肩背；调制凉蜜水，熏艾草驱蚊，用冰水除蝇。果实生长时守着树，果实成熟时守着筐。拿着弓，怀里装着弹丸，驱赶惊吓飞鸟，不得偷吃。每天让损失减少，稍有残缺，乳母老妇便会责骂讥笑。有人得疟疾、痢疾、泄泻、呕吐，天气寒冷时要安置笼火，衣服被褥都要烘干。替人搔痒、按压疼痛，烤热双手揉搓冻处；没有事情时靠墙站着，鞋子袜子都可以修补。堂上喧哗呼喊，要传声代为应诺，截长补短，像野鸭和仙鹤一样都不得忧愁。以勤劳弥补笨拙，和灵巧的人相匹敌。前面说的这些事情，你能做到吗？’跛奚回答：‘我的脚有所缺陷，但手还是完好的。像前面说的那些事情，即使劳累，又有什么过错呢？’黄子说：‘如果这样就可以，已经有用了吗？’大家都回答：‘是！’没有一个不心满意足。解疑 有人议论说，涪翁驾驭奴婢不用鞭打，只能慈爱而不能威严。涪翁笑着说：‘奴婢是地位低贱的人，不过是做坏事却假装行善，怠慢命令却假装恭敬。当他们的恶果显现在眼前时，即使是我也不能不愤怒。但退下来反省，自己身上像猴子沐浴那样不肖的情状很多，正应该先鞭策自己。此后我哪里还有空闲舍弃自己的沐猴而去治理别人的沐猴呢？’有人说：‘孔子说：“小小惩罚而使人受到大警戒，这是小人的福气。”这样说来，鞭打不是不对吗？’涪翁说：‘是的，确有这样的话。难道没有说过“不教导就诛杀，叫作虐”；“不加警戒便只看结果，叫作暴”；“命令下得迟缓却要求按期完成，叫作贼”吗？如今使用鞭打的人，有谁能够离开这三种过错呢？’从前陶渊明任彭泽令，派一个劳力帮助自己的儿子耕种，并告诉他说：‘这也是别人的儿子，要善待他。’这就是所谓面对他人而怀有父母之心。面对他人却没有父母之心，难道还算是人吗？难道还算是人吗？《宋文选》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宋文选》卷三十二 陈莹中文 五辰论 扬子说：声音产生于律，律产生于辰。从子到亥，就是所谓的十二辰。辰与太阳相配，数目是十二，却称为‘五辰’，这[原文此处疑有脱字]与五行的道理不可分离。水生木，木生火，由此推演，五行所以能够相继；火胜金，金胜木，由此推演，五行所以能够相互制约。它们相继，是大道得以运行的原因；它们相互制约，是器物得以成就的原因。用大道来制成器物，产生利益天下的治理之道，就由此产生。所以顺应它们的本性而加以有利引导，是五行不致紊乱的原因。五行不紊乱，就是天道不悖逆的原因。不紊乱而不悖逆，还忧虑什么不能治理呢？抚理五辰，就是治理之道。大概安定百姓的政事，开始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依赖九德。汇合众多的德行而任用他们，施行众多的德行，百官于是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众多功业于是没有什么不能完成的。众多功业完成了，就可以知道五辰没有失去它们运行的位置。如果想使五辰不失去运行的位置，不加以抚理怎么可以呢？顺应五行相生的次序，使它们相继；掌握五行相胜的道理，使它们相互制约。兴办事业、创造功业，人力便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这样一来，用来制成器物的材料难道会不够使用吗？像这样，就是皋陶所说的‘抚’。然而抚理五辰，必须达到百官都按时办事的境地，然后才不担心众多功业不能完成。皋陶说了解人、安定百姓的方法，说到抚理五辰就结束了，所以接着说众多功业。所谓‘凝’，是为了说明众多事务到了这里便完成了。水、火、金、木、土、谷，称为六府。六府都得到修治，材料和财用就由此产生。五行相互制约而不发生灾害，物资材料便有继承而不会断绝。材料不断绝，事业一兴办，哪里会有不成功的呢？从它已经完成这一点来说，所以称作‘凝’。尧命令羲和确定四时、完成一年，接着说众多功业都兴盛。所谓‘熙’，是为了说明像万物生长那样兴办事务。上帝出现时，万物便生长；上帝隐退时，万物便复归。万物正在生长，圣人治理政事，众多功业于是兴盛；万物已经复归，圣人治理政事，众多功业于是完成。‘熙’说的是兴起，拿时令作比，就是春天；‘凝’说的是完成，拿时令作比，就是秋天。它兴起如同春天，并不是说在时令之前就开始；它完成如同秋天，并不是说过了时令才收缩。圣人效法上天，就是这样而已。

译周之礼乐庶事备论 周朝从后稷以下，经历艰难、不断积累，并不只是一个人的功劳；前后相承，也不只是一日之功。而太平的事业，开始在成王时期确立。君臣上下同心同德、相互辅佐，远近内外和谐融洽，如同一体，于是礼乐通行天下。他们收取功效、享受治理成果，最终能够达到如此隆盛的地步，起点不过是各项事务完备罢了。大概他们有所作为的痕迹，散布在万物之上；而万物的数目不可穷尽，那么天下的事务怎么能用一两件来计算呢？然而圣人处在方寸之地，却能应对无穷的变化；事情来到便应答，有所求便给予。各自满足自己的分限，各自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幽暗的鬼神、遥远的蛮夷、微小的草木、低贱的鸟兽，也没有不能治理的。治理达到这种程度，所谓礼乐，也不过是加以文饰的工具罢了。在开始时治理，在最后加以文饰。有作为的君主，谁不是这样呢？考察他们的礼乐，用来验证当时的政事，那么历代以来，没有像周朝这样完备的。况且从成周以前，历代循环着减损和增益，彼此相继；百姓已经厌弃的，就在这时改变它；百姓已经疲倦的，就在这时革除它。农业兴盛以后，靠耕种和收获来养活百姓，便不能再以打猎捕鱼为主要养生方式。宫室建成以后，居住洞穴便不能再认为安适。所以伏羲的法度，到舜时可以说是简陋；夏、商的文治，到周时可以说是粗野。然而上古实行的制度，本来足以适合当时，即使还不完备，也不损害其有所作为的功劳。从周朝回头看，过去没有的东西，有的到了今天反而增加；过去已经有的东西，有的到了今天反而减少。既然有应当减少的，也有应当增加的，那么说它尚未完备，不也是可以的吗？周公制作礼乐，并不是有意苟且求异，只是各项事务独自完备，乃是因为时代条件如此。因此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数量是商朝的数倍，却不认为太多；巡狩的时间间隔为十二年，却不认为太久。大概事务繁多，所以设置官职不以少为标准；法令详审，所以修订法令不嫌它繁密。难道不是因为各项事务已经完备吗？因此五礼六乐都具备在典册中。从周以前看，它还有未完备之处；从周以后看，没有能够超过它的。到了春秋时期，诸侯放纵恣意、僭越作乱，礼乐于是发展到宴请宾客使用《肆夏》，舞蹈使用八佾，三归台为管仲所备，三家祭祀使用《雍》乐撤祭。就在这个时候，孔子为之悲伤。孔子听到《韶》乐而长时间不知道肉味，是因为他心中有意于音乐；不肯撤去告朔时所供的活羊，是因为他心中有意于礼。心意虽有所加，却没有使志向实现。因此礼乐逐渐衰落，到秦代终于毁坏。秦国拥有天下，却不能用仁义治理它。各项事务尚未完备，却匆忙谈到礼乐，只是看见周公制定礼乐并不困难，却不知道继承周朝事业的困难。

译与邹至文书 近来看到魏季修写给正彦的信，说：‘大凡修习学问，应当思考关键之处；泛泛地多读书，最终没有什么益处。也应当想到亲人，立即把心思转到科举应试上。至文在这方面是有意图的，不到三年自然会看见成效。你希望我的朋友留心于此。’正彦听到这些话，更加奋发自勉，把思考关键、思念亲人作为要务。这是朋友忠诚劝告的好处。然而如今参加科举，首先看重的只有答义。答义的功夫，有的人苟且，有的人恭敬。立志于迅速求取功名，早晨学习、晚上就想完成，是苟且；敬重这件事的人，则把握时机、树立根本，一心遵循正道；即使经书已有成说，也不敢稍有违背。至于孔子、孟子解说经书的要领，记载在《论语》《孟子》中的内容，也并不是学习方法所禁止的。遵循并运用它们，又怎么会妨碍求取功名呢？况且就《诗》《书》来说，孔子说：‘要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鸟兽草木的名称，必须大略看看《尔雅》的注疏，然后才能认识，不是玄妙的言论所能辨明的。如果舍弃粗浅而追求精妙，以此来求得孔子所说的多识，那么对于《诗经》来说，就会把四件事减为两件，也将轻视知识而专门穿凿。依靠阐述旧说的明师和不穿凿的智慧，那么对于《诗经》的理解，难道会达到高叟那样固执吗？所谓固执，就是不能变化。心志只在拘守文辞，不能通达却还吝惜不改，那么对于孔子可以怨恨的言辞、虞舜自我责怨的心志，就全都失去了。它所造成的危害，难道仅仅损害诗人的心志吗？拘守《北山》的言辞，颠倒尊卑的分别；如果没有孟子加以告诫，那么咸丘防关于北面事师的说法，又从哪里能够得到改变呢？拘泥于文辞而不能通达，心志有所疑惑而没有得到治理，最终还能提出疑问，以除去心志所受的危害，这就是咸丘防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好处。因此，凡是因为文章和言辞而被遮蔽了义理的，都有危害。大概彼此以真情感通，就只有好处而没有危害；夹杂虚伪，危害必然产生。所厌恶的穿凿附会，正因为其中有虚伪。虚伪而不真实，那么它感动人的，不过是信口开河罢了；感情迁移，内心变化，便没有什么可以留系。只有遵从孔子、孟子解释经书的原则，那么对《诗经》来说，怎么学习会没有好处呢？不只是《诗经》如此。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中二三片竹简罢了。”信口开河的学问，诬蔑孟子；把“取二三策”的话当作全盘相信，于是竟至于把六经当作糟粕，凡是不取的便不相信，凡是不相信的便抛弃正道而趋入幽暗，反而相信那些没有根据的荒诞之说，以为高妙。这里不信，那里却信，难道不正是文辞造成的危害吗？把一个整体割裂开来当作许多学问，就想驱使人们完全相信自己的说法，任凭情感而违背道理，离开这里而趋向那里，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它们造成的文辞之害，实际上是一样的。扬子说：“文字，是心灵的图画。”性与知觉相合便称为心；心并不是物，画在纸上的只是物罢了。六经的道理，是心与物混合为一，所以形象也就是心。若心只是心，物只是物，那么形象难道是心吗？心与物相合，诚与明合为一体；诚明合一，天地的良知不就显现了吗？大小的区别，这是横渠先生的说法，也是学者应当相信的。究竟信不信，取决于那个人。中立先生为游执中先生的墓铭写道：“把物与我看成不同，把天与人归向不同，而高明、中庸的学问被分裂成两条道路。士人想要附属于某种学说来考察疑义，却没有老师和同道；想要借此辅助仁德，却没有朋友。枝蔓的文辞和说法，严重扰乱了经义。”我得到这篇文章读它，已经很多年了；在内心自我责问、改正过错的过程中，确实从这里遇到了老师。季修所说的“总的说来，修习学问，应当思考关键之处，并希望求得可以看见的成效”，我私下认为，只要文辞不扰乱经义，关键之处就明白了。三年到达谷地，难道不是可以看见的成效吗？思念亲人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因为正彦拿信给我看，我很高兴季修能够对朋友尽忠，想用这些话来帮助、增益他的心志，不知是否恰当；原想等见面后当面讲说，但我身陷囚禁，恐怕没有相见的日期了。书信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如果不是相关的人，不可把它给别人看。我衰老危病，不能再振作，只是自怜有时会替亲近知己深深忧虑罢了。《四明尊尧集》序 臣听说先王所说的道德，不过是性命的道理罢了。这是王安石所阐发的精义。他有《三经》、有《字说》、有《日录》，全都是性命的道理。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人，用心专一，主张推行他的教说。他所谓“大有为”，不过是性命的道理罢了；所谓“继熙”，也不过是性命的道理罢了；所谓“一道德”，也是要用性命的道理把天下统一起来；所谓“同风俗”，也是要用性命的道理使风俗相同。不学习性命的道理，叫作曲学；不遵循性命的道理，叫作流俗。贬斥流俗，就把那个人放逐；憎恨曲学，就把他的书焚毁。所以自从蔡卞等人掌权以来，他们所谓的国是，全都出自性命之理，不可动摇。臣先前在谏院所上奏章中，曾把王安石比作伊尹。伊尹是圣人，而臣当时竟把安石比作他，是因为臣那时还被国是蒙蔽。臣又在所上奏章中说安石是神考的老师。神考是尧舜一样的人，任用安石不过九年罢了；起初任用，后来又弃置，什么时候始终认为安石是正确的呢？臣把安石称为神考的老师，也是因为臣当时仍被国是蒙蔽。臣先前因言论而获罪，罪至于诛杀，幸赖陛下委曲保全，赐臣以余生。臣感激流泪，时时反省，终于懂得了改过的道理。臣所应当改正的，也不过是性命的道理罢了。孔子说：“乾道运行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又说：“地道没有成就之功，却代代承接而终结。”性命的道理，难道还有什么能够改变它吗？臣恭敬地看见，治平年间王安石倡导道理时说：“道德隆盛而品德高峻的人，即使天子也应面向北方向他请教，并同他交替作宾主。”自从安石倡导这种说法以来，已经将近五十年了。所谓国是的源头，大概就从这里开始。臣听说天尊地卑，乾坤的秩序便确定了；既然确定，就不可更改。天子面向南方，公侯面向北方，这种秩序难道可以改吗？如今安石所谓性命的道理，竟包含天子面向北方行礼的制度。天子面向北方侍奉臣子，那么臣子又凭什么身份来承受这种礼呢？臣对于性命的道理，怎么能不产生疑问呢？

译《传》说：“君主不把自己的臣子当作臣子，有两种情况：当他担任祭祀的主祭时，就不把他当作臣子；当他担任老师时，就不把他当作臣子。” 对老师不行面向北方的礼，就是不把他当作臣子的礼制。难道有让天子面向北方行礼的道理吗？汉显宗对桓荣，侍奉他可以说到了极点，但所施行的礼，也不过是让桓荣坐在东面罢了。至于把君主当作臣子来朝见，把父亲当作儿子来拜见，那就是齐东野人的说法。厐勋没有父亲教导，却拿这种话来教人，难道不是扰乱名分吗？扰乱名分的教说，难道可以学习吗？臣既然错误地学习了这种教说，难道能不悔恨吗？《易》说：“不远就能复归正道，不至于造成悔恨，大吉。”对于已经犯下的错误，臣难道敢只悔恨而不改正吗？臣从前把安石当作神考的老师，是臣看重安石而轻视神考；臣从前把安石比作伊尹那样的圣人，是臣奉安石为尊而欺骗陛下。臣担任陛下的耳目之官，却妄进轻率欺诳的言论，臣的罪恶像山丘一样高。臣如果不洗心革面，彻底与王氏断绝，又怎能表明臣改过的心意呢？臣之所以撰写《尊尧集》，只是为了表明臣改过的心意罢了。庄周说：“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尧是君主而应面向南方；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舜是臣子而应面向北方。”庄周的道理虚妄无实，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但在名分问题上，也不敢不严肃对待。飞蜂走蚁尚且知道上下尊卑，怎么可以让人臣自称圣人，以至于损害名分呢？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言语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安石关于面向北方行礼的说法，可以说是顺当的吗？推崇这种不顺当的教说，那么他所记述的熙宁、元丰之事，哪一天才能成功呢？废弃大法而建立私门，开启攘夺之端而产生后患，实在令人寒心，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臣请求为此书作序并加以论述。从前绍圣年间的史官蔡卞，专门使用王安石《日录》来修撰神考实录，贬低神考而抬高安石，尊奉私人史书而压制宗庙。臣在谏院时，请求改修裕陵实录；后来在都司，又进呈辨析《日录》的文字。当时臣还没有见到《日录》的全部篇帙，只知道它是私人史书，不知道它还是增饰篡改的史书。自从离开京城以来，臣访求此书，偶然得到完整的编本，于是得以通读。虽然逃身在远方，也没有停止考论。路过长沙时，曾留下关于转藏此书的话；在合浦等待终结生命时，又写下即将绝笔的文章。考察其中诋毁、诬陷、讥刺、戏弄的言语，看出了蔡卞虚假增添的意图；当时还以为安石《日录》中所录的事情都可以凭信。蔡卞所增添的内容，原来有诬妄虚假的地方。当时臣考察《日录》还不够深入，只知道它是增饰史实的书，不知道它还是违背事实、悖乱正史的书。这大概是由于臣见识昏昧迟钝，觉悟得不早。回想谏院奏章，直到合浦旧日所述，言语都违背正理，随从流俗而妄加议论，既轻视神考，又欺骗陛下。若将来有一天陛下因此责怒臣，臣将凭什么自我解救？难道能不悔恨吗？《日录》说：“卿是我的老师臣。”这是安石矫造的话。又说：“督促责备我，使我有所作为。”难道是神考亲自发出的训诫吗？既假托训诫来赞誉自己，又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轻视君主，就是诋毁、侮辱、讥刺、鄙薄，想要抛弃名分；自我赞誉，就是骄傲傲慢、凌犯君上，眼中没有祖宗。这样的话很多，这里姑且列举一二。《日录》说：“我自觉才能极其平庸，恐怕不足以有所作为；又恐怕古代贤君都必须天资英明卓异。”这难道不是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我愚顽鄙陋，起初什么都不知道，自从卿在翰林院任职，才得以听闻道德之说，心中稍稍开悟。”这难道不是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卿初任讲筵官时，劝我把讲学放在首位；我当时心里还不知道，竟把它当作急务。”这难道不是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卿莫不是因为任职已久，料定我终究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想离去吧？”这难道不是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君臣之所以成为君臣，只是形体关系罢了；正因为有这种形体关系，才不足以累及卿。”这难道不是假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诋毁、侮辱、轻薄而想抛弃名分，在这些话中已经可以略见一斑。《日录》又说：“王安石造理深刻，能看见众人所不能看见的。”这是借托言辞自我赞誉。又说：“如果安石不是智慧见识高远精密、难以抵挡的人，凭流俗之人天生明敏俊秀的才智，怎么能够庇护百姓呢？”这是借托训诫自我赞誉。又说：“卿没有私利欲望，也没有偏爱或厌恶；不只是我知道卿，天下人也都知道。至于其他人，就怎么能够保证呢？”这是借托训诫自我赞誉。又说：“卿的才德超过众人，只要希望我知道卿，天下的事情就绰绰有余了。”这是借托训诫自我赞誉。又说：“我任用卿，难道能和祖宗时期的宰相一样吗？”这是借托训诫自我赞誉。骄傲傲慢、凌犯君上、眼中没有祖宗，在这些话中也可以略见一斑。圣上把奉祀祖先看作孝，群臣把承顺君上看作忠；明明知道其中有诬妄，却有谁敢核实呢？这样就可以堵住众人的口舌，迷惑圣上的听闻，欺骗胁迫的手段，没有比这更巧妙的了。起初留下自身，请求皇帝批示，以此胁制同列；最后著书假托训诫，以此流传给后人。诬陷胁迫臣子和邻近官员，哪里值得一一细说？但上面触犯君父，难道可以不辨明吗？自从到京城以来，直到开始任参知政事，他不记录经筵的详细问答，只写七次对答中的游辞浮说；记载神考降旨询问的话，却没有一次问及三代之道。神考只是仰慕魏葛，以为自己同皋陶、伊尹没有不同；他在任职初期，首先谈到理财不可行，恐怕宣扬逐利会败坏风俗，还陈述孟子以言利为耻的话；凡是别人极力论说的言辞，他都窃取来当作自己的话；他所进献的管仲、商鞅之术，却把过错归到先王的谋略上。记载神考谦逊的话，却说：“把我比作文王，难道不被天下后世讥笑吗？”

译谈论太祖的征伐，却说：“江南李氏什么时候理屈过？” 他任意挥洒悖乱暴躁的笔墨，把烈祖、先考的话全部拿来作假，假借上天之名诬陷君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祖宗的威灵仿佛仍在，圣主继承发扬祖宗事业，一天天更新。如果不辨明假托训诫的诬妄，凭什么消解在天祖先的愤怒？何况除了假托训诫之外，他放肆诋毁的地方还很多。神考小心谨慎，他却说“喜欢察究琐细事务”；神考敬畏上天、减少烦扰，他却说“畏惧谨慎过了头”；神考想要革除苛细法令，他却说“君主事务繁琐”；神考想宽减疑似之狱，他却说“陛下含糊不清”；神考礼遇功臣贤者，他却说“包容奸邪”；神考赞许接纳忠直之言，他却说“不惩治小人”。他又说那些奸诈欺罔之徒：“陛下能不能诛杀他们？”把忠良比作元济，责备神考要做宪宗，认为不能停止用兵，必定要杀尽才罢休。神考遵守祖宗不妄杀人的戒律，以天地好生之心为根本，厌弃他的言论，对他的恩眷逐渐减薄。先驱逐邓绾，接着放逐安石。到熙宁末年，安石先前所憎恶的人又被重新收用；到元丰末年，司马光等人先前所说的话又被重新思考。蔡卞等人不遵从神考临终的遗命，只图谋自己的私利，把专门继承安石的事业作为宗旨，把必定实行诛杀作为事务。他们向哲宗请求，哲宗不答应；又向陛下请求，陛下拒绝了。人心归向仁德，上天帮助有德之人，于是使奸谋在内部崩溃，逆党自己暴露。蔡卞既不敢居住金陵，人们也不再把安石视为圣人。安石后悔跟从王氏，难道只有臣后悔吗？朝廷士大夫同心协力，尊奉上学，义理之士都这样认为。至于科举才艺，谁肯立即陈述自己所积蓄的学问？有用之士，也将先忍耐而后图谋改变。王氏诬蔑君主的习气，符合《春秋》尊奉元王的义理。人才众多，何愁没有人？况且安石所施行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如果不亲自写在文字中，后人怎么知道他的用心？撰写这部书，是上天使我这样做的。然而安石著书的用意，难道就是想立即施行吗？蔡卞的安排并非没有次序，自以为谋划无所遗漏，为什么又急于流传、向远近宣示，难道不是太快了吗？既然如此，那么流传得这样快，也是上天的安排。上天保佑我宋而不帮助王氏，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臣从前妄自推崇安石，把他称为圣人，就像把蚁穴看作泰山，把马蹄下的水洼指作大海。《易》说“无责鬼得而诛驷”，事情已经过去，追悔也来不及，咬舌又有什么补益？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境界。傲慢于君上、扰乱人伦，难道是圣人吗？圣人，是百代人的老师。教人诬妄虚假，难道是圣人吗？孔子是集大成的人，尚且以不自居为谦逊。光武帝拥有天下，尚且下诏禁止妄言。怎么可以身处面向北方行礼、作为臣子的地位，却甘心承受子雱骄横僭越的名声呢？子雱为安石画像作赞说：“列圣垂下教化，参差不齐；汇集它们的大成，光耀如仲尼。”蔡卞把这篇文章大书特书，刻在石上，并与子雱所撰诸书的经义一同流行于世。臣从前以答义应试，拆析字形、谈论经义，正一心迎合时势，哪里敢树立异说？如今改过自新，请从今天开始。于是取安石《日录》，按其言语分类编排，共得到六十五段，分为八门：一叫“圣训”，二叫“论道”，三叫“献替”，四叫“理财”，五叫“边机”，六叫“论兵”，七叫“处己”，八叫“寓言”。每件事都为之作论，又在每一门之后总括评论，共作四十九篇。合并两门为一卷，加上序言一卷，共五卷。臣在忧患之后，精力困乏耗损，披读文字、探索意义，十篇中也未必能得到一篇的收获。加上身在海隅，衰老浅陋，没有人赐给我书，神考御集也无法恭敬抄录。又因为《日录》的诬妄，与御批日历、时政记相互抵牾、同异纷杂，没有文字可以考证，想要校勘也办不到，只能专门依据私人史书，大略区分真伪。虽然不能完全探究其中的底蕴，也可以窥见它的大概界限。臣所作的论说，都是以继承宗庙事业为根本，以辨明圣上训诫为先。因为如果让那些说法流传下去，宗庙就得不到尊崇；诬妄的话没有辨明，真实的训诫就不能显白。怎样才能光大宣扬神考有所作为的心意？怎样才能顺从并成就陛下继述先业的志向？如今的士人，学习古道而进入官场，虽然还没有在朝廷试用，内心也没有忘记田野。头顶苍天、脚踏大地，难道忍心与诬妄相同吗？我日渐笨拙而心力劳苦，难道只是徒然宣扬你们的虚伪，违犯古今的公议，达到典籍所极力反对的地步吗？暗中奉行奸邪言论，公开违背正大训诫。安石想设置四辅，神考认为不可；神考想建立都省，安石认为不对。如今四辅已经建成，都省却被毁掉，道路上的人都为之流泪。圣主难道能不痛心吗？人人只归罪于一人，哪里知道谋划出自蔡卞？至于宿卫制度，也敢擅自更改，变乱旧有规制，创立三卫，采用私人史书包藏祸心的计谋，依据新经穿凿附会的文字，把畏惧谨慎而不改说成错误，把果断变更说成正确。按照书中的说法制定计划，使他的兄长当面赞成，退下后却暗自得意。京城方面姑且听任而没有觉察，其他人哪里能猜测他的用心？事情过去后窥见踪迹才暴露出来，带着嗟叹和痛恨，虽然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呢？私人家中的事情，哪里值得拿来讨论国家大事？难道应当这样吗？有人说塘泺未必有补益，可以决开水流来改作田地；说河北要减省百姓的徭役，可以把州降为县。至于谈论江南的利害，就说州县可以分割；谈论民兵将领，就说应当奖拔豪杰。四海本来是一家，为什么要分彼此？国家的大法没有比宿卫更重要的，怎么能轻率动摇，抛弃旧制而图谋新制？他的用意究竟在哪里？从前元祐初年开始变法改制，正值安石去世之初，众人都只归罪于吕惠卿，有人还说安石质朴粗野，优厚地增加赠典，想以此镇定浮薄的人心。司马光的书信还在，吕惠卿的责词也还在；对于列于其中的人严厉惩处，却曲意宽恕元台。与他同时议论的臣子，没有一个人指出应当贬黜安石；他们往往在奏章中含糊其辞，有时还牵涉裕陵，使蔡卞得以把窥伺作为用心，暗中包藏，等待润饰，借诬造史书来增加忠贤之罪。凡是怨恨曾布的话、怒骂惠卿的话，一概删削，意在笼络众人，想让他们共同叙述私人史书，以实现他的最大野心。曾布等人都在他的手段之内，蔡卞的计谋没有一件不实行，实在是因为议定赠典之初没有考察其中的弊端。如果早些尊重名分，哪里会发展到泛滥横流的地步？司马光误国的罪过，哪里说得尽呢？

译臣听说，熙宁初年议论安石罪过、能够击中他内心隐情的，只有吕诲一人；熙宁末年议论安石罪过、能够击中他内心隐情的，只有吕惠卿一人。吕诲说：“大奸似乎忠诚，大诈似乎诚信；外表看似质朴粗野，内心却藏着巧诈；骄傲傲慢、轻视君上，暗中残害万物。”吕惠卿说：“安石的著述抛弃平素所学，却推崇纵横家的末流技数，把它当作奇术，以至于进谗诬告、胁迫控制，蒙蔽贤者、结党奸邪，迁怒而施行狠毒，抗拒命令、矫改法令，欺骗君上、要挟君主。这几种罪恶，他没有一样不具备；即使古代那些失意而倒行逆施的人，大概也没有这样严重。”他平日的声望，一旦之间扫地，不知道安石为什么苦心做成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谋划自身，用来谋划国家，实在没有长远的谋略。可是陛下既然认为他不可缺少而安置他，臣本来就不容易进言。吕惠卿又说：“陛下平日把安石当作什么样的人对待？安石平日又把自己当作什么样的人？没想到一旦陷入困急，竟到了这种地步。”又说：“君臣之间应当顾忌嫌疑，难道可以为了安石而废弃吗？”又说：“臣所论说的，都击中了他的内心隐情。”臣私下认为，元祐群臣对于吕诲的话赞誉过分，对于吕惠卿的话毁谤过分。这两位臣子，趋向虽然不同，但说到论述安石的罪过、向神考进献忠言，他们的话是一样的。怎么可以专门赞誉吕诲，却偏偏毁谤吕惠卿呢？偏偏毁谤惠卿，正是王氏势力所以更加炽盛的原因。元祐的偏颇，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臣私下把天下比作一条船，船身平稳就安全，船身偏斜就危险。臣因这句话获罪，最初的缘由就是它。然而臣回看这句话，仍如同乡野之人看待芹菜一样，出于迫切爱护君主之心，又想有所贡献。先前想杀臣的人，一定会更加瞪眼发怒了。但是臣的肝脑本来就是用来报国的东西；臣如果爱惜、吝惜这些东西，陛下就不能听到安石的罪过。陛下不能听到安石的罪过，那么人臣谋求私利、成就美名的风气就会长久存在。作为我宋的臣子，难道可以不思考吗？近来天子临幸太学，拜谒宣尼，本朝旧臣本来坐着而不站立，却把这个逆像抬到这里，是蔡卞倡导的。辅臣放纵逆党而培养交情，礼官玩弄礼制而施行谄媚僭越；这种风气从宫内开始而传到四方，万国都感到寒心，外族讥笑。穿着鷩冕却像夷人一样旁立，这是典籍中从未有过的事；把鞋加在冠上，拿什么来给人作示范？自有中国以来，五品官员如此不恭顺，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由此看这一个像，八十卷书的大概纲要，即使不读也可以知道了。蔡氏、邓氏、薛氏都在自己的家庙中塑造安石的像，早晨拜它，赞颂说“圣啊，圣啊”；晚上也拜它，赞颂说“圣啊，圣啊”。这是国学教化的根本，难道只是三家的家庙吗？所以臣说：废弃大法而建立私门，开启攘夺的端绪而产生后患，令人寒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尊崇君主、爱护国家的士人，谁敢认为这样是正确的呢？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把天下人共同认为错误的事推到极点，难道可以称为国是吗？唉！讲说先王之道，却把违逆百姓作为先务；议论周公的功劳，却把僭越天子当作礼制。违逆百姓年深日久，侵蚀国家日益严重，僭越的言论孕育成胎，终于产出了逆像。把错误当作正确，风气和态度日益转移，废弃正道而任凭私情，如今比从前更严重。从前刚刚建立国是时，让惇推行它；惇被放逐后，又把国是转给曾布；曾布又被放逐，再转给蔡京。这三个国是都出自蔡卞的谋划，三种罪过都应归结为误国。那么它果真是国是吗？果真是蔡卞的正确主张吗？如果把蔡卞的正确当作正确，那么像邓绾这样心术偏邪、天性奸诈反复的人，就不应当被驱逐；如果把蔡卞的正确当作正确，那么像常立这样用“涂炭必败”的话诬蔑神考的人，也不应当被放逐。神考驱逐邓绾，可以看出他后悔任用安石的心意；哲宗放逐常立，可以看出他排斥断绝安石的意图。两朝君主的威严决断，天下人都认为极其英明。陛下发扬光大先业，也应当把除去蔡卞作为首要事务，扫除旧日污秽，确实符合人心；广施恩泽而日新，又上合天意，乐于顺从成就此事，是士大夫共同的愿望。臣身在宫阙之外，竭诚奔驰，只恨自己身居疏远之地。元祐、元符年间的党籍虽然逐渐放宽，但被列其中的人还没有得到任用；因应诏上书获罪的人，虽然已经释放，但士人仍受沮辱。受过沮辱的人不可以再追问，尚未被任用的人自然应当退居隐藏。其余虽在朝廷，或者不是言路上明达贤哲之士，或者只求保全自身；即使有强行聒噪的人，也自然没有私人史书可乘的空隙。只有臣因论及私人史书造成的祸患，罪隙深重，却能保存余命，全靠陛下独断。臣报答圣恩，难道敢不勉力吗？何况臣年老多病，确实知道处世很难。与其长久把志向带到死后，不如趁活着取得义名。义在于不惜牺牲生命，志向只在于尊崇君主。因此把臣所著《日录论》命名为《四明尊尧集》。

译《李彦方字序》依仗智力的人，凭强大胜过弱小；珍视清净的人，凭柔弱胜过强大。这些人都有胜过外物的心。外物与我相敌，彼此交替胜负，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用有限的生命追逐无穷的智巧，夸耀必然危险的强力，去胜过无法奈何的存在；即使有所拥有，也不会永远拥有。我难道能够常常取胜吗？停留时似乎是停止，取胜也只是暂时。乐于停留而又不能常胜，乐于停止而顺随变化，那么就是外物不断流逝，而我不断悲伤。超出悲乐的境界，离开物我对立的人，似乎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然而如果还要树立自我来求得安静，排空万物来趋向独存，分别而泯灭交往，欣喜于离开而厌恶进入，这样又怎么能够走出强弱的境界呢？老子说：“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者，大概接近这个境界吧？”效法天道运行不息，战胜一己的私心，屡屡达到空无而接近极致的人，便更进一步了。然而在求学方面，他正喜爱它而不能停止；在行仁方面，他正努力实践而不违背。这说明他在视、听、言、动方面，仍然有从容而没有完全合乎中道的地方。细小的矿石尚未除尽，金子就不能停止锻炼；微弱的火、涓细的水流尚未恢复，水就不能弃置。大概必须克服这些以后才会复归，复归以后才能快乐。快乐已经达到极点，而对于乐天知命之人所忧虑的事情，又将继续努力。既然要努力，又怎么可以停止呢？生命不断生长，心念时时在这里，哪里还有闲暇去胜过外物呢？有人在域外从容自得，有人在域中勤勉不息，同归于一道，而道路必然不同。人人都有所能做的事，但各自的才能都不完备。他们所谓天然完美的境界，难道可以从外在踪迹上窥见、从才能上看出吗？因此关于性命的学说，不是没有人赐予他们听闻，而是即使有言语，世上也没有能够听懂的人。世人听到了，听见后却不能容纳在心中；既然不能接受这种能力，又怎么能够凭心意造作呢？那么，德之存于心、心之发为意，都是把它据为私有而尚未战胜私心的表现。力量足以踏过刀刃，辞去爵位俸禄，却不能战胜自己私欲的牵累，那么这种强大难道能免于有所倚仗吗？庄周说：“生有什么值得依仗，死有什么值得悲伤？死生固然重大，却不足以改变他的强固；难道是因为有所依仗才这样吗？”所以，能够使万物如乾坤般运行的，是《易》；而使万物成为万物、存在于人心中的，只不过如云气罢了。最大没有外界，万物一同往来，哪里有终结呢？它离去时浩荡无边，来到时细小而有止境。能够获得一而不分心，止于正道而不趋向其他方面，那么用力的地方，难道不是很宽裕吗？做人臣的，止于此便是忠；做人子的，止于此便是孝。停止就没有变动，变动就不是恒常。不变的是常，无动的是静。说静，说常，其中有确定方位的训诫。因此说：“方位有确定的位置，不必筹划而自然成为方。”地道没有成就之功，不过是半圆的包围罢了。李公名时亮，字端夫；他的儿子名倞，字彦方。关于“方”字的训诫、儿子的义理，难道还有什么能够改变它吗？李公凭文学和智略受到神考知遇，能够把所学落实到事务上，辨析论说明白审慎，不专尚辞藻。他从万里之外被召入朝廷对答，放胆上奏章，忧虑深切而谋划长远。舜一样明察灼知，上天的奖赏深厚，正要把边疆事务交给他，更加选拔任用他，却遇上元祐年间，被弃置而不再录用。我这些言论和议论隐藏在尘封的编册中，实在令人长叹。彦方在襁褓中得到名字，未冠时获得字，承受先辈期望他的训诫，长大后努力实行。他与兄长彦国心意相合、志趣一致，早晨访求，晚上讨论，每天讲习、时时温习；至于战胜私心而止于正道，也一定要考察先辈的训诫。深厚的积蓄形成长远的流传，先前积累而后来发扬，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我平日谈论《日录》辜负恩遇、触犯圣怒，圣主察知我恭敬谨慎，不忍诛杀；我被囚禁在瘴疠之地，屏息等待终结生命，闭门度过一年，没有人敢来叩门。彦方兄弟却独自来我门前吊问，这难道是心怀危惧、深思远虑的人所敢安心做的吗？所谓勉励，就是用力去做，以求有所避免。你惠然肯来，为什么不想想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免除祸患呢？你虽然强健有力，也还要勉励自己啊。

译《过杨循义序》太虚没有形体，寂静而不动；但天地氤氲的道理循环运行，升降、屈伸、聚散，从来没有停止。人对于道，如果知道氤氲之气没有差别而且运行不止，那么义从仁中发出，哪里能够抵御得住呢？知道鬼神的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相违背的，大概只有大人吧？他深沉而纯正，浩大而活跃；静止时顺应，行动时刚健。因此，立行于天地之间的道理叫作《易》；树立人的道理，叫作仁，叫作义。实质是一件事，名称却有两个；本体混然为一，才用却有三种。没有一样不包含乾坤的道理。义作为义，道理的广大就像这样；广大便没有外界。告子却把仁义看作外在，只被名称的不同迷惑，不明白实质相同，因而仁与义之间不能相合。禹、稷和颜回，一个困穷，一个通达，但他们的仁是相同的，行动却不同。换个位置来观察，正因为随时采取适宜的行动不同，所以才成为相同。哪里是相同呢？各自实行自己的敬慎，与适宜相同罢了。一个困穷、一个通达，取决于命；采取行动而都合宜，取决于义。命与义合而为一，取决于理。存养理的学问，应当曲折深入而不改变，洞彻明白而彼此照见。学习并观察它，实行时如果还有不合宜的地方，就迁移改变罢了。不改变就不能精纯，不精纯就不足以落实应用。沿着这些道理积聚起来，应当按照次序，才能精究义理而不吝惜改变。不知道迁移改变，就会滞留在固定的范围内，最终只是固执而不能变化。所以说：义是仁的发动；流于义的一面，有时会损伤仁；仁体本来恒常，过于仁的一面，有时又会损害义。这样看来，义有时伤害仁，仁有时伤害义，这都是固执而不能变化的弊病。不吝惜改变而迁移过去，这才得到药方。把有妄的毒物聚集起来，混杂君臣的品秩，却反过来攻击无妄；如果不是能使人清醒的药，怎么能够医治膏肓之病呢？既然可以医治，却吝惜用药；本应停止，却反而前进，这样的道理又如何呢？譬如积土成山，孜孜不息地学习，即使山高百仞，也可以指日成功。然而所孜孜努力造就的，究竟是仁义之山，还是不是仁义之山？功业差最后一筐土就失败，这是应当戒惧的。但也有孜孜努力、尚未完成最后一筐土却应当停止的人；他却说：“我的功业将要完成，怎么可以功亏一篑？”于是料想只要用力鞭策自己，最终不知疲倦，停留在错误的地方，前进反而更加锐利；大概一定要走到无可奈何之后才会停止。学习坎险之道，却应当昼夜不舍，水盈满一个洼地后再向前流，它的前进难道是这样吗？像丘陵一样学习造山，还没有到达山的高度，就停在自我限制的界限上。学习坎险之道，应当昼夜不舍，以必定成为贤者为目标，以不改变为正确，直到无可奈何才停止。陷溺其中所受的伤害，比告子造成的祸患还严重；即使是像丘陵那样没有继续前进，也比不上不断迁移变化。由此可知，应当增进自己的善，使不善自行停止，停止。即使那人的不善正在停止，他的善也将前进；开合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前进和停止也没有不同的学习。天下勤勉不息而没有穷尽，孔子循循善诱而不知疲倦，这就是他的教化。舜的门徒孜孜努力，跖的门徒也孜孜努力；他们前进的方式相同，所作的事情却不同。若替盗跖做事而功业将成的人，能够迁移方向而趋向舜，那么阐述循循善诱道理的人，会接受他还是拒绝他呢？观察太虚循环的道理，存养文王在上帝面前的仁心，学习中庸随时采取适宜行动的道理：有时减损，有时增益；有时增益，有时减损。正要停止时便前进，正要前进时便停止，没有一定趋向，也没有一定厌恶，只与义相合罢了。这难道不在于养护我浩然之气吗？必须有所作为，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拔苗助长；这不是急切的言辞所能达到的，只在一刹那间养护气息、保存本心罢了。我对于仁义的学说，陷溺在偏邪、偏执、吝惜而不能变化之中，已经很多天了。如果没有横渠先生直接攻破我的蒙蔽，那么偏邪偏执在外部造成的伤害，时间越久就越牢固，而自我回转的道路终将被茅草堵塞。临近成功时抛弃旧日的德行，在平地上覆毁新建的防堤，离开很远才重新归来，默默怀抱着晚年才觉悟的惭愧，哪里能不叹息呢？杨循义在庭前听闻善道，所承受的渊源深远；对于动静光明的道理、戴冠出仕与闭户自守的适宜，他听闻已久，学习也很熟练。如今却固守谦逊、修养晦藏，不能向人请教，这难道是克制自己的学问应有的样子吗？颜回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向他学习就对了。我正敬畏仰慕还来不及，怎么能够使自己更加高明呢？姑且诵读先觉者遗留下来的文章和颂述，用它来赞美你，以表达我年老时惭愧而钦佩仰慕的心情。《学易说》生生不息叫作《易》。《易》是可以学习的。学习《易》的人，难道可以不振作兴起吗？既然有所作为，难道可以不行动吗？世间没有忧患，为什么还要学习《易》？忧患在自身，又为什么要有所作为？行动应当有德，虚伪则一无所得。不是没有德，而是要有德；不是没有道，而是要合乎道。没有德便会虚伪，不合道便只是任情。任情就不真实。因此说，虚伪所得的东西，一旦据为私有，便会停止而不能实行。所以德以践履为基础。基础如同土地，不是空无。应当勤勉不息，时时警惕，如同踩着老虎尾巴，片刻也不能懈怠。老虎不咬人，就因此通达。所谓通达，就是情感合乎正道。像春日阳气通达，什么东西不和谐？哪里不能到达？但它从来没有特意趋往某处。知道和谐，就要持守它；持守时广大而不松弛，松弛时又能称量万物而不偏颇。由小处开始却不狭隘，由下处开始却不可逾越。虽不可逾越，却常常和合它的光芒；常常和合光芒，到哪里去而不敬慎呢？这是古人的制度。出去时恭敬而和顺，回来时恢复本位。出入没有灾病，然后朋友来到而没有过失。没有灾病、没有过失，所以通达。通达就是情感合乎正道。看见天地之心，那么它的通达广大或辨别细小，全都没有灾病。朋友来到而没有过失，不过是自我知晓罢了。谁能与此相同呢？有伟大之处，就一定要与它同在。没有相同，就没有恒常。言语有实质，行为有恒常，这是家庭相处的道理。德行平易简约，是乾坤的恒常。日月得到天道，所以能够长久照耀；四时发生变化，所以能够长久生成万物；圣人长久遵循自己的道，天下便教化成功。恒常长久而不停止，本来就是一件事。辨明这一个道理，就是恒常吗？一旦停息，磨损后就会变得粗糙；杂乱而厌倦就会停息，不厌倦却受到沾染就会分心。分心便产生枝蔓。古代观察事理的人，依照这个道理来自我减损、增益。减损是为了远离祸害，修治自己时先经历困难；增益是为了兴利，充裕自己时不妄自造作。大吉而没有过失，能够守正而取得诚信吗？在不拥有的时候，向前行走，渡过险阻，没有什么不利。无论前进还是渡涉，不过是通达这一道理罢了。元是善的首领，贞是成事的根本。渡过大河，会有吉凶；困顿是凶，成就伟大事业是吉。一味求通达，一味守正，如果只崇尚言辞，最终就会困穷。不说话而使人相信，存在于德行之中。德就是有所获得，行就是使它生长。获得而不丢弃，生长而不是接续外表。形体完备而不失其通达，志向就实现了。即使发出怨言也不怨恨，不使怨恨成为自身的作为；不怨恨它的发出，只是守持一罢了。一难道还能分成许多吗？正因为是一，所以不迁移；往来井然有序，是出入得以通达的地方。城邑改变而水井不变，那么从水井中取得什么呢？正因为有可以汲取的水在其中。

译养育万物而不使其穷困，仅仅是土地的作用吗？居处却又不固定居处，所在之处却并非真正的所在，不迁移却又在迁移。究竟谁在往、谁在来？什么算得到、什么算丧失？难道不是没有疾病的声音【阙】能辨明它吗？利在往来，利在显现，以行动和言语加以制约，所以只是小有亨通。它的言语是沉默的，所以虽有称述，却把它的行动隐藏起来，这难道是真实的吗？寒泉之地，以防护来养育。风从火中产生，同在一个太空之中；知道并不树立为知识，觉察却又不是通常的觉察，融会贯通而听闻它，难道不是聪明吗？出入没有阻滞，权变与实理都能获得，这就是“得”的开始，仅仅在这里而已。开始和终结处于同一境界，不超出这一点，所以说：“再给我几年时间，《易》就可以学习了。”这是圣人君子所学习的吗？是善人和有恒心者所学习的吗？是恒吗？是有恒吗？如果不能振兴，就无法辨明了。震，是震动；君子因此奋发而起。兑，是喜悦；君子因此学习。艮，是山；君子因此止息。坎，是诚信，只有内心亨通；君子因此沉静深藏。防，是风，风用来疏散它；君子因此疏散。离，是太阳，太阳用来照耀它；君子因此自晦。关闭门户叫作坤，君子以此为法。开辟门户叫作乾，君子以此取象。一开一闭，君子以此守恒。“《易》是可以学习的，只要守恒就行了。” 文辨 我在治理经学的闲暇，喜欢探究文章辞藻，摘取奇异之处，发掘幽微之理，遇到可喜可惊的地方。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而笑，起身说道：“如今朝廷正要用经术来造就士人，赞赏他们的才华而任用他们，开启尚未开发的聪明，洗涤已经昏昧的智虑。哪怕只有一点才干可以使用，也不吝惜爵禄；如果在所弃置之列，即使地位尊贵也必定被贬抑。太学有万间屋宇，鳞次栉比；贤良的老师和前辈，朱衣紫服光彩夺目。谁来教导，谁来讲论？三部经学高高在上，法令有不完善的地方，就随时改正、随时革新。诏令下达四方，搜求草野之士；听到风声而行动的人，纷纷而来。于是膏车秣马，包裹行囊，挑担撑伞，穿木屐赶路，成百上千的人同行。岷山、峨眉、瓯地、越地，都不认为遥远；车轮相撞，肩膀相摩，成群聚集到宫阙之下。他们秉持气节，怀抱学术，展现各自的长处；陈述义理，吐露文辞，必定谈性命之学。商周以前的道理，众口一词地称述；秦汉以来的东西，则全都不谈。看待达官贵人，便有意轻视；谈到车服冠冕，不把它看作荣耀。败坏的风气和流行的习俗，越久越发生变化，为什么只有君子还没有受到感化？蘸墨含笔，写文章却不承载义理；让自身沉溺在泛滥的深渊中，使精神疲惫于辞说的圈囿。这样辜负了天子造就人才的意旨，也不是求学者求取仕进的谋略，难道这就是用来猎取名誉、享受尊荣的办法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我听了他的话，笑着说：“我拿出的是文章，客人谈论的却是作者的品质；我给你看的是外在行迹，客人怀疑的却是内心。说是辨析，也确实是在辨析，只怕免不了误解。客人说的这些话，莫不是喜欢随波逐流，反而失去了皇上的本意吗？文章如果不是那样的文章，是我的过错。客人的误解，请客人听我说。如今皇上的德性清明，圣人之学深厚美善，九州的一切事务，没有一件不治理得当。宏大的功业巍峨高耸，神明之道广大无边，百姓安然自得，不知不觉；号令如雷霆奔走，政教像风一样迅速推行。即使是上天和神明，也不能违背这种形势。公正的道路与阳气一同敞开，私邪的门户与阴气一同关闭。你为什么不攀援朋友、拉携同伴，结伴并驾而驰，快步前进呢？既然通达的道路已经开通，却反而要在崎岖处跛行【疑字】，忧惧战栗，去敲打已经关闭的门户吗？如果一定要奉行命令、承受教化，依照职分办理事务，运用你的才干而拂去贪利的谋算，怀抱奉上之心而去掉揣摩迎合的意图；然后使那些懂得任用人才的宰辅，体察天子忧劳勤勉的心意，广泛罗致贤才，急切办理荐举进用之事，那么像你这样的客人就不必忧虑穷困了。然而，士人施行自己的志向，各有两条道路：不在官府任职，就有进言规谏的责任。如今这两方面你都没有，就应当停息而不要妄动；神明不会赞许的事可以沉默，有道义不载的言论也不应说出。” 客人如今的处境，确实像这样；能够做的事情，不过是写文章而已。文章不超出道，不违背义理，也不拿它来钓取名声、谋求职位，又何苦勉强写作而迎合世俗呢？况且天下有道，平民不会议论政事，士人所学习的东西本来就不同于平民。民间的盐、梅、醯、醢，品类不同却可以相互配合；如果用水来调和水，又有什么用呢？客人将要因为我的文章，反过来把揣摩迎合的技巧教给我，这和抱着瑟倚靠在齐国宫门旁没有不同。客人又恼怒地说：“议论既然一致，风俗既然相同，时文的体制既然已经可以作为师法，却还要喋喋不休地争辩，想胜过那些认为我不对的人吗？人们反而会认为你不对吧？”我又笑着回答：“君子的文章，归根到底就在于此罢了，难道还分什么‘时文’和‘非时文’吗？五经的文章，时间越久越显得新鲜；诸子百家的言辞，其中正确的长久存在。讲说得不精确，它的道理就会昏昧；如果只论文章本身，那么古代和今天又有什么不同？唯独魏、晋、隋、唐之间，在道德破碎之后，义理更加开明，文章更加显著。于是有曹、刘、沈、谢的文辞，把雕琢刻镂当作工巧；有王、杨、卢、骆的文体，把纤细艳丽当作精巧。一时的工巧、一时的精巧，称作时文，不也是恰当的吗？至于《国语》、《左氏》、司马迁、班固这一类文章，即使有的谈论义理而存在瑕疵，谁能不认为它们在文章方面值得珍贵呢？” 秦汉以后，所经历的已经有【防】年、经过了【防】时，也可以称作时文吗？何况今天所谓的文章，是阐明道德的意义，剖析性命之学，用来润饰宏大的谋略，发扬伟大的功绩，在顾盼之间追赶三代，在掌指之间运转四海，完全都在这种文章之中罢了。难道像魏、晋、隋、唐所谓的文章，只不过是改变一个时代的文体而已吗？”“因此，真正的是、真正的非，既然已经确立在朝廷之上；虚妄的赞誉和虚妄的毁谤，就不能流行于里巷之间。议论已经确定，就坚固不移；岂不像【支山】所立的法则已经施行，浩浩荡荡如同大河奔流吗？一个匹夫的毁誉，又哪里足以增加或减少既已形成的形势呢？”客人竟想堵塞我的心志，约束我只能在时文范围内，改变我的操守，使我置身流俗之中；他飞快地辩说，纵情驰骋辞藻，咆哮奋发，自以为领会了皇上的心意，难道不是欺骗吗？“况且天地这样广大，没有什么不能容纳；万物之中，没有什么不存在。因此四凶身在朝廷，也不足以贬低唐虞的治理。客人不知道这一点，却认为懂得文章的人，人人都正确；不是愚蠢，就是【防】。不是你，又是谁呢？这种能力，尚且不足以承受秋蝉翅膀的重量，却想承担乌获那样的大力士所承担的任务；连泰山的形状都看不清楚，却想与离娄比试眼力。这就好比骑在老虎背上奔驰，追逐影子奔跑，惊恐悸动、摇摆不定，直到死也不停息。既然如此，那么腐草残余的微光，究竟对日月有什么补益？涓涓水滴的流注，究竟对沧海有什么益处呢？”“你是认为时文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文章了。”客人很不高兴。《宋文选》卷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