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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八 《文选补遗》　总集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文选补遗》共四十卷，宋代陈仁子撰写。陈仁子还著有《牧莱脞语》，已经著录。本书前有庐陵赵文的序，叙述陈仁子的意见，认为《文选》保存《封禅书》，为什么不保存《天人三策》；保存《剧秦美新》，为什么不保存刘更生的《封事》；保存魏公九锡文，为什么不保存蕃、固等贤人的论说；《出师表》不应删去后表；《九歌》不应只保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应只保存《涉江》。汉代诏令选取武帝的而不选取高帝、文帝的，史论赞选取班固、范晔的而不选取司马迁的；陶渊明的诗是诗人中的冠冕，却十篇中只保存一两篇；又不应把诗赋排在诏令奏疏之前，使君臣的文体位置颠倒，质朴与文采的先后失当。他极力排斥萧统，大概与刘履《选诗补注》一样，都是私下承袭《文章正宗》的主张。然而《文章正宗》以阐明义理为主，《文选》原本只是评论文章，言论难道只能有一种标准吗？各种作品各有适宜之处。陈仁子以彼概此，并不是通达的见解。况且他所补入的司马谈《六家要旨论》，把黄老之学与六经并列；鲁仲连写给燕将的信，竟成了教人背叛主君；高帝的《鸿鹄歌》表现了对宠爱的偏爱；杨雄的《反离骚》所述之事不同于忠贞；蔡琰《胡笳十八拍》不是守节刚烈的言辞；《越人歌》《李延年歌》只是直接的淫邪之语；班固《燕然山铭》实际上是为权臣歌功颂德；董仲舒《火灾对》也不免牵附经义。按照《文章正宗》的标准，这些都属于自乱体例，也不能说是严格遵守真德秀的主张。至于把宋王偃的《咏赋》误作宋玉的《高唐咏赋》，连姓名和时代都错了；引用佛经中横向铺陈的说法来注释讽谏之赋，杂乱得太厉害；荆轲《易水歌》与《文选》重复出现，也是不加检点。看他所著《牧莱脞语》，对古文、时文的格律尚且没有十分明白，那么排斥古人也就贸然轻率，只是说大话罢了。然而他的主张是说“补充《文选》”，并没有说要废弃《文选》，让两书并行，各自阐明一种道理，用来补救专门崇尚华丽辞藻的偏失，也不能说没有功劳；与那些举其一端而废弃百家的做法相比，毕竟还是有区别的。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文选补遗》原序 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些人的弟子志向大而行为疏略，文采斐然地写成文章，却不知道怎样裁定取舍。”所谓“写成文章”，怎么知道不是指著书立说呢？大概孔子回去后删定《诗》，整理《书》，阐释《易》，编作《春秋》，订正礼乐，用来流传后世、树立教化；所谓裁定取舍，就在这些事情上。圣人去世以后，诸子百家争相立言，有的著书，有的作文。假如有圣明之人出来加以裁定，取其合宜的，去掉其不合宜的，用来澄清天下人的耳目，使善于著述的人也能显露才华，这难道不是后学的莫大幸运吗？只是没有人承担这项责任，于是后来的言语文章纷纷流布天下，经历战国、秦、汉、魏、晋、六朝，流传下来或没有流传下来的，哪里说得尽呢？萧统搜集古今文士的作品，筑台编选成三十卷，虽然他的取舍不免有失当之处，但在作品散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萧统的力量，就不会有这部书。作者的作品得以流传，后人得以有所见闻，难道能说萧统一点功劳也没有吗？有志于文章的人加以补充，本来是可以的；但承袭苏氏的说法，便互相诋毁，也未免太不宽厚了！我的朋友陈同俌年少时就在家庭中讲学，读《文选》便以其如同网眼太大、漏掉吞舟之鱼为遗憾。他认为《文选》保存《封禅书》，为什么不保存《天人三策》；保存《剧秦美新》，为什么不保存刘更生的《封事》；保存魏公九锡文，为什么不保存蕃、固等贤人的论说；《出师表》不应删去后表；《九歌》不应只保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应只保存《涉江》；汉代诏令载取武帝的而不载高帝、文帝的，史论赞选取班固、范晔的而不选取司马迁的；陶渊明的诗是诗家冠冕，却十篇中只保存一两篇。他又认为，诏令是君主发布政令、宣告典章的文书，奏疏是臣子陈述经国治世方略的文书，不应把诗赋排在奏疏之前；何况诏令关系君臣名分，质朴与文采的先后也不应失当。因此便编写《文选补遗》，时代上起先秦，下至梁代之间，并把前代儒者的意见以及取舍的理由附在篇末，共四十卷。这部书流传以后，不仅能使人看出萧统并非忠臣，还可以考见三代以后君臣政治的典章、辅佐治理的方略，成为匡正世教、端正民伦的助力，难道不是大有意义的文章吗？但陈同俌仍不愿立即刊行此书，怀疑自己所收藏的材料不完备，选录也还不够。我说：“把你所知道的选出来就行了，何必广泛搜求呢！”于是陈同俌慨然拿出这部书，毫不吝惜地刊刻。陈同俌是好学而有志向的人；这部书完成后，又准备选取萧统以后直到当今的文章，编作《文选续》，以补《文粹》《文鉴》的不足。书成之后，还应当把我的文章托付给您，使它流传不朽。庐陵赵文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选补遗》卷一 元　陈仁子辑录 诏诰上【文中子说：汉代的制诏、册命，几乎已经接近典诰了。他又说：五帝的典，三王的诰，两汉的制诏，灿然可见。他又说：制诏难道能够把美德全部表现于后世吗？○晦庵朱熹说：三代的训、诰、誓、命，都以学问为根源，铺陈义理，灿然明备，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秦、汉以下的诏令，有什么可以发明阐述的呢？只有高帝的诏令稍好一些而已，也并不纯正。例如说：“肯跟随我游历的人，我能够使他尊贵显达。”这难道是对待天下士人的方式吗？○西山真德秀说：拿它同二帝三王的诏令相比，确实如文公所说。从后世的角度看，两汉诏令仍有忧恤人民、爱护百姓的真切情意，文辞语气和煦深厚、温雅典正，大概还保留着古代的风范。○我说：古代的诏诰本来是为了沟通君臣彼此相处的情意，后世的诏诰却是用来严明上下之间相互临制的名分。○又说：国家的诏令，最关系到国运。《商盘》三篇，舒缓委曲，和穆如清风，有见识的人知道它培植了商朝六百年的根基。周代的诰书，忠厚恳切，滋润如甘雨，有见识的人知道它预示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史官评论汉孝武帝的号令，说其文章灿然可述；汉元帝的号令温和典雅，具有古代的风范。贾山说，官吏发布诏书，山东的父老扶杖前往观看；王吉说，每当诏令下达，百姓欣喜得如同获得新生。三代以来，汉朝差不多可以享有国祚四百年，确实是应该的。○又说：汉代诏书多用散体语言，唐代以来的诏书多用骈体语言。散体语言还保留着《盘庚》《诰》篇的遗风，骈体语言距离古风已经很远了。入关告谕【这不能算作正式的诏书，却是告诏的开端。○唐仲友说：不杀子婴，约定法令三章，这件事完全正确，最能取得天下的根本。楚、汉双方的成败全在这里。项羽却一切都与此相反。○西山真德秀说：告谕的话不过一百多字，却把暴秦的弊害一举洗除，这正所谓像及时雨降下，百姓大为喜悦。○我说：圣王兴兵，另有一种道理：是为了公义而不是为了私利，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自身。大体上就在于解除百姓所不能忍受的苦难，同时给予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因此君子谈论是非，小人谈论利害。伯夷不肯吃周朝的粮食，是从是非上来判断；商朝郊外的人用竹笼装着黑黄色的丝帛来进献，是从利害上来判断。陈胜、吴广之所以纷纷起兵，都是因为不能忍受秦法。高帝约法三章，为父老兄长除去祸害，用百姓所喜欢的事来诱导他们，并解除他们不能忍受的苦难；是非尚未显现，利害却已经清楚。秦、汉的兴亡，就由这几句话决定了。○有人问：周代刑法有三千条，汉代只约定三章，为什么汉反而胜过周呢？回答说：秦法繁密，汉法简约，这是高帝反对秦朝、救治秦朝弊害的一种方法。没过多久，萧何又增加律法，制定《兴律》《厩律》《户律》三篇，总共成为九章。叔孙通又补充律法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定《傍章》十八篇。后来律令总共有三百五十九章，死刑案件四百零九条，具体事项一千八百八十二项；死罪的判决事例达到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项。这并不是前后详略相反，而是建国日久，法令日益繁密。用宽缓制定法令，弊害尚且可能流于贪纵；用贪酷制定法令，弊害又将怎样呢？起初怎么能不慎重！】汉高帝【本纪：名邦，字季，沛郡丰邑中阳里人。秦二世元年秋，陈涉起兵攻秦，父老拥立他为沛公。○汉元年十月，到达霸上。十一月，向各县豪杰发布诏令，说：父老们苦于秦朝苛酷的法令已经很久了，诽谤者灭族，私下交谈者在市上处死。我和诸侯约定，先入关的人就让他称王，我应当在关中称王。现在只同父老约定三条法令：杀人者处死，伤人和盗窃者按罪抵偿【抵，指相当、抵偿】，其余全部废除秦法，官吏和百姓都照常安居【按，指按次序；堵，指墙，这里指安居】。我这次来，凡是为了替父老兄长除害，并不是要侵扰暴虐你们，不要害怕。而且我驻军霸上，是为了等待诸侯到来，共同订立约束而已【于是派人同秦朝官吏到各县、乡、邑宣告此事，秦地百姓非常高兴，争着拿牛羊和酒食来犒劳军士。沛公推辞不接受，百姓更加喜悦，只怕不能让他做秦王】为义帝发丧【晦庵朱熹说：三军穿白色丧服，为义帝发丧；假如商汤、周武王处在这个时候，一定也会做得很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南轩张栻说：只有仁义足以取得天下人的心，三王就是这样。高祖入关时，各位老将已经说沛公向来宽厚仁慈，因而心中归附他；等到订立三条法令，他取得民心就更深了，这不就是所谓仁者吗？我一向喜爱三老董公的话，认为顺从德行的就昌盛，违逆德行的就灭亡；出兵如果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明确指出项羽是贼寇和敌人，才可以使三军服从。替义帝穿丧服，声讨项羽的罪行并讨伐他，于是五十六万军队不谋而同来归附，是受仁义感召的结果。假如这时高帝不进入彭城置酒宴，而是让高祖率诸侯追击项羽到哪里就在哪里诛杀他，天下立即就安定了。可惜他的诚意不够深厚，不能最终取得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功业；然而汉朝最终取胜、楚国最终灭亡，确实主要由于这一点，因为名分正当、仁义得以树立。董公大概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他又说：“行仁不靠勇力，行义不靠武力。”从留侯以下，陈述谋略的人虽然很多，却都比不上他。唉，董公大概是当时隐逸的贤人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我说：天下的事情自有是非曲直，只有置身事外的人能够看清，身处其中的人反而察觉不到。所以普通人看作迂阔，君子却看作要旨。比如高祖之所以不愧于商汤、周武王，有三点：一是顺应人心的愿望，从平民起兵攻秦；二是借着英雄争夺天下的形势，从丰沛起兵响应；三是在项羽杀害义帝以后，才占据关中自立，这同曹操、司马懿身为臣子却篡夺帝位不同。董公的劝说，大概是在闲暇处境中看清了道理，于是使高祖取得天下。董公的功劳，大概是兴复汉室的第一义。按《楚汉春秋》记载，董公年八十二岁，封为成侯，是应该的。但《史记·功臣表》列功臣一百四十三人，《汉书》列高帝功臣一百四十七人，唯独不提董公，为什么呢？○又说：高祖对义帝开始厚待，最终却很薄情。当初取得天下时，穿丧服是多么厚重；已经取得天下以后，追念远亲旧主又是多么薄情！当时下令说：“楚地已经平定，义帝去世以后，皇帝也会想到这件事的。”像秦始皇、楚隐王、魏安厘王、赵悼襄王，都设置守墓人；唯独义帝没有设置。田横改葬，唯独义帝没有改葬，也没有用太牢祭祀。他所仇恨的我尚且如此对待，何况义帝呢？我曾经面向北以臣子身份侍奉过他。过去楚人灭掉江国，秦穆公为此降服并出居别宫，君子议论说这并非真情实意。我认为高帝为义帝穿丧服这一举动，只是迫于取得天下的需要而屈从董公的主张，大概也是借此作假，并不是真情实意吧！】

译汉高帝【本纪：二年三月到达洛阳】，新城三老董公劝说汉王：“我听说顺从德行的就昌盛，违逆德行的就灭亡；出兵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说：‘明确指出他是贼寇，敌人才可以被制服。’项羽行为无道，放逐并杀害他的君主，是天下的贼寇。行仁不靠勇力，行义不靠武力；三军都为义帝穿丧服，把这件事告诉诸侯，为此向东讨伐。四海之内，没有不仰慕德义的；这是三王的举动。”汉王说：“好。”若不是先生，我就听不到这些道理。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露左臂大哭，临丧哀悼三日，派使者告知诸侯说：天下共同拥立义帝，面向北侍奉他。如今项羽把义帝放逐并杀害在江南，这是大逆不道。我亲自为他发丧，军队全都穿白色丧服，全部征发关中的军队，收集三河的士卒【河南、河东、河内】，向南渡过长江、汉水以下地区，希望跟随诸侯王攻打杀害义帝的项羽，直到停止用兵。第一道诏书【东莱吕祖谦说：这是恢复安定、集合民众的大政。○又说：古代良民和贱民有固定的等级，良民世代为良民，贱民世代为贱民。因饥饿而自卖自身的人，本来是良民；既不是天性本来卑贱，也没有因触犯刑律而获罪。只是遭逢兵乱荒年而陷入这种境地，竟将要世世代代成为贱民。承担这种责任的，究竟是谁呢？高帝的诏书，可以说真正懂得了作为人民之主的职责。○我说：古代王政清明，所以用有智慧的人役使愚昧的人；后世王政废弛，所以用尊贵的人役使卑贱的人。唉！如果到了彼此相互役使的地步，也就走到穷困境地了。古代制度中没有奴婢。《周礼》所说的三百名奚，传注认为是因连坐而被没入官府、成为奴婢的男女，其中才智较少的充当奚。大概三代时井田制度尚存，百姓养生送死都没有遗憾；如果不是因有罪或逃亡被俘获，谁愿意甘心做舆台、皂隶呢？后世井田废弃，民力不均，救济灾荒、瘟疫的政令又缺失，百姓到了窘迫危急时便自卖为奴婢。比如《春秋》所载的越石父，也不得不因贫穷而做仆人，难道这是他的本心吗？高帝即位后，停止战争，让百姓回家，还留意到这些事情，大概同成汤回到亳地、以宽仁彰明信用，武王放归战马、发放粮食、散发财物，是同一种心意。与秦始皇凭恃武力取得国家、完全不顾百姓相比，当然不同。可惜高帝虽有仁心，却没有恢复仁政；只免除一时的痛苦，怎么能够长久呢！】汉高帝【本纪：五月，军队全部停止作战，回家。下诏说：】在关中的诸侯子弟免除徭役十二年【复，音方目反，指诸侯国人，如楚国子弟之类】；已经归还本土的人免除六年【各自已经回到本土的人免除六年】。百姓以前有的聚集在山泽中自保，没有登记姓名户籍【保，指守护以避难；名数，指户籍】。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命令各自回到所属县，恢复原有的爵位、田地和住宅【复，指恢复；故爵，指秦朝所赐的爵位】。官吏要用文法教导训诫、分别晓谕，不得鞭打侮辱【辨告，指分别说明道理使人明白；文法，指逃亡后想要登记户籍所涉及的罪】。百姓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的，一律免除奴婢身份，恢复为平民；军吏和士卒中因赦免而免罪、却丧失爵位，或者原来没有达到大夫爵位的，都赐给大夫爵位【军吏士卒中因赦免得免罪，以及本来无罪而没有爵位等级的，都赐爵为大夫；大夫是第五级爵位。刘攽说：有罪的人只是因赦免而免罪，不应再赐爵；没有罪而无爵位的人才可以授为大夫】。原来爵位在大夫以上的，各加赐一级爵位【就是在原有爵位上增加；级，指等级】。七大夫以上的人，都让他们享有食邑【秦制只有列侯才可以享有食邑，如今七大夫以上都给食邑，是为了尊宠他们；七大夫即公大夫，爵位第七级】。七大夫以下的人，都免除自身和户口的赋役【不缴纳户赋；事，指役使；复其身，指免除其本人徭役】。命令各位官吏善待高爵者的诏书【我说：前代儒者曾说，秦朝灭亡，是因为官吏不贤。秦朝崇尚严酷，所以官吏也严酷；汉朝崇尚宽厚，所以官吏也宽厚。我曾考察晁错评论秦朝官吏的话：他们先侵害贫民、贱民，其次侵害富人和官吏之家，最后侵害宗室大臣。亲疏都受到危害，天下于是大乱，他们的残酷达到这种程度。如今读高帝的诏书，七大夫是第七级爵位，公乘是第八级爵位，而官吏尚且轻慢他们，何况那些软弱贫困、不能自立的小民呢？凡是这种情况，都是秦朝官吏遗留下来的弊病。高帝从泗上亭长做起，对这些事情十分熟悉。只需一番告诫，风气便立即改变。还没有经过一代，吴公治理平定，便成为天下第一；没有被全部载入循吏传的还很多。秦朝因官吏不贤而灭亡，汉朝因官吏称职而长久。谁说高帝不老于谋划国家呢！】汉高帝【本纪：五月】七大夫、公乘以上都是高爵。诸侯的子弟以及从军归来的人很多。高爵者，我已经多次下诏命令官吏优先给他们田地和住宅，以及他们应当向官吏请求的东西，要立即给他们。有些人是君主所尊敬礼遇的人【人君，指把某人当作君主；上，指天子】，却长久站在官吏面前，官吏竟然不替他们办理，实在太不像话。从前秦地的公大夫以上爵位者，县令、县丞要同他们行平等礼【亢，通“抗”，指相当】；如今我并不轻视爵位，官吏怎么竟敢如此？况且按照法令，有功劳的人才能授予田宅【行，指授予，如行酒之行】；如今许多没有从军的小官吏，爵位反而已经升满，而有功劳的人却得不到【顾，反而】。这就是背弃公事、营求私利。郡守、郡尉及各级长吏的教导训诫很不妥善。命令各位官吏善待高爵者，以符合我的心意。还要暗中察访，如果有不按我的诏书办事的，依法从重论处【廉，通“覝”，指察看】。尊称太公为太上皇。下诏【刘泾说：从天子到平民，都同出于一个根本。太公拿着扫帚在门口迎接，退着走，这是家令想要伸张天子威严的说法，却不知道威严伸张了，孝悌之情就灭亡了。高祖天性喜欢戏弄儒生，于是把君主的威严施加到父子天性相处之际。表面上虽没有顺从，内心其实喜欢这样做。太公只是勉强免于成为砧板上的肉罢了。与三代的君主相比，他难道没有可惭愧的地方吗？○《懒真子录》《唐宰相世系表叙》说刘氏的来源是：晋国士会投奔秦国，后来回到晋国，有个儿子留在秦国，于是以刘为氏。秦国灭亡后，魏国迁都大梁；生清，清迁居沛地；生仁，号称丰公。仁生煓，字执嘉，生四个儿子：伯、仲、邦、交。邦就是汉高帝。○我说：孝在内心，不在名义。

译“太上皇”这个称号起自秦朝尊称庄襄王，并不是古代制度。高帝在汜水即位，到回到栎阳，共六年。稷嗣君通劝高帝尊奉各种称号：太后、太子、先媪，都加以尊崇；唯独设置太上皇一事迟迟没有提起，还可以说是因为这个名号不合古制。只是争夺天下之初，难道能免得使父亲忧虑吗？父亲被囚在楚军之中，处境凄凉、苦难万状；昭灵夫人的痛苦还没有报偿，怎能忍心听到那种分食羹汤的话？以家庭换取国家，以亲人换取富贵，恐怕并不是“即使杀一个无辜的人也不肯用来取得天下”的本心。高帝既然侥幸得到天下，理应俯伏在庭下，忙于引咎谢罪；只需一心尊奉父亲就够了。为什么连一句自责的话也没有说，反而在未央宫上寿时不以天下奉养父亲，却更加骄纵他呢？何况五日朝见一次，和周王季一天朝见三次相比，怎么样？父亲拿着扫帚、退着行走，和虔敬地接受瞽瞍召见相比，内心戒惧恭敬又怎么样？家令阿谀奉承的话长此不已，后来南内凄凉到像辅国那样，也就不奇怪了。高帝到了这里，名义和内心都已经有所亏欠了。汉高帝【本纪：六年，高帝回到栎阳，每五日朝见一次太公。太公的家令劝太公说：“怎么能让君主拜见臣下呢？”高帝朝见太公时，太公拿着扫帚在门口迎接，退着行走。高帝内心认为家令说得好。五月下诏说：人世间最亲近的关系，没有比父子更亲的。因此父亲拥有天下，传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尊荣归于父亲，这是人伦的最高境界。从前天下大乱，战争同时兴起，万民饱受灾难。我亲自穿着坚固的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亲自率领士卒，冒犯危难，平定暴乱，分封诸侯，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天下大为安定。这些都是太公的教导。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经尊奉我为皇帝，而太公还没有称号。现在尊奉太公为太上皇【太上是极尊贵的称号；天子的父亲，所以称“皇”；不参与国家政事，所以不称“帝”】狱谳诏【西山真氏说：按《刑法志》，皇帝恩惠如此深厚，官吏仍不能奉行宣扬。因此孝景中五年、后元元年又下诏。此后审理刑狱大概更加周详，接近古代五听、三宥的精神。○东莱吕祖谦说：高帝明白体恤各种案件，诏令简明扼要而范围广大周全，可以说懂得君主之道。郡国二千石官能够判决的案件，已经下交县、道审理判决；那些不能判决而上报廷尉的，大概很少。廷尉能够判决的案件，已经下交郡国审理判决；那些不能判决而奏报天子的，大概绝无仅有。体制和层级既然明确，就不必让皇帝在斋居中面对堆满屋梁的文书来裁决案件，天下自然不会有一个人的冤屈。秦始皇、汉宣帝一类人夸耀自己的小聪明，把四方上奏的案件全部收来亲自处理，有关官署拱手等待，把办成事情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文书堆积得充满栋宇，哪里是区区两只眼睛能够全部察看的呢？○我说：疑难案件最难处理。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这是舜裁决疑狱的方法；百官的罪行有疑问时加以赦免，这是周穆王裁决疑狱的方法。高帝多沿用秦法，对于疑难案件进行议论、复核，虽然未必恢复三代制度，但一开始就革除烦琐苛酷，接连下诏要求复核裁决，这种用意也值得称许。高帝对疑狱疑虑深，复核得当；文帝对疑狱疑虑更甚，所以从轻处理。可恨的是，彭越、韩信都遭受诛灭亲族的酷刑，栾布、蒯通几乎遭到烹杀之祸，却不知道复核者依据的是什么，所传承的又是哪一条法律。汉高帝【本纪：七年，制定诏令，交给御史。】案件有疑问，官吏有时不敢判决；有罪的人长期不审理，无罪的人长期被拘押而不能判决。从今以后，县、道官府遇到有疑问的案件，各自向所属二千石官申报，由二千石官按照罪名相当的刑罚裁定上报。不能裁决的，一律移交廷尉，也由廷尉裁定上报【当，指处断】。廷尉不能裁决的，谨慎地详细列明情况，写成奏章，附上所应比照的律令，奏闻皇帝。议论赈济借贷和养老的诏书【我说：汉代的规模接近古代，但制度完全不如古代。想要确定人口赋税，不如先确定田地制度。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井田制的遗迹可以寻求。当时都城在关中，那里正是秦朝最初改变阡陌制度的地方，朝夕所见，难道独独忘记了吗？天下平定以后，如果追寻古制，先从关中开始，再推广到天下，那么汉朝就接近三代了。如今只改变秦法而不改变阡陌制度，只确定人口赋税而不确定井田制，户口多的贡献也多，户口少的贡献也少，正像放饭让人随意吃、流着饮食却询问没有牙齿的人如何咀嚼。汉朝因此不能同三代相比。汉高帝【本纪：十一年二月】想减少赋税，于是下令进献物品还没有定额【程，指法式、定额】。官吏有的加重赋税来作为进献，诸侯王尤其多，百姓对此很苦恼。命令诸侯王、通侯固定在十月入朝进献；各郡则按照人口数，每人征收六十三钱，以供进献的费用。求贤诏【南丰曾巩说：汉高帝平时轻慢学士大夫，甚至拿儒生的帽子装水来溺之；和他共同成就功业的，多是贩卖丝帛、屠狗之徒。天下平定以后，他却屈意求贤，唯恐来不及，大概是知道创业和守成不同。后来高祖想更换太子，张良为他召来四位高士，让他们跟随太子游历；高祖见到他们，便不再更换太子。这样看来，贤人对于国家的补益如此之大，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忽视吗？○止斋陈傅良说：高祖取得天下时，人才常常没有用尽。为义帝穿丧服，是董公的策略；击败黥布，是薛公的计谋；安定太子地位，是四皓的谋略，这些都因事情而略见于后世。至于田横的五百名死士、陈豨所率随从车辆千乘、鲁国两位隐士、齐国的盖公、东郭先生、黄石君、楚国的穆生、白生、申公，他们的功业名声都没有流传到后世。当时距离战国还不远，天下人才最多。四皓、两生、盖公、穆生，都是辅佐帝王的人才；高祖本来就不能使这些奇才异士屈身为己所用，各地这样的贤才又无穷无尽，高祖也不可能全都招致。况且赵王张敖的群臣田叔、孟舒等十多人，已经不是汉廷群臣所能相比的，何况其他人呢？○我说：高帝求贤，也是有所触动并有所畏惧。大概自从陈平多用诈术、迎合叔孙通改变儒服来求见之后，高帝还不知道天下有不能臣服的贤人；自从利几暗中谋反、高帝召见田叔和魏舒之后，他才知道天下有不可遗漏的人才。十一年求贤诏下达时，高帝经历的变化更多，考虑国家大事也更加老练。项羽没有平定时，忧患在项羽；项羽平定后，忧患在匈奴；匈奴平定后，忧患又在赵国、代国。事变接连迅速发生，叛乱者九次兴起，而人才不断出现，同汉朝抗衡。求贤诏中，畏惧之心已经很深；《大风歌》中，畏惧之心更加深重。后来张良招来四皓并使他们出面劝说，畏惧之心才像卸下了沉重负担。○有人说：武帝求取跅弛之士的诏书，同高帝相比怎么样？回答说：高帝因为心存畏惧而求贤，所以能够安定汉朝；武帝因为心存奢侈而求贤，所以几乎使汉朝灭亡，这就是两人的不同。

译○又说：高帝平定天下以后，尊重贤人、喜好道义，实在有许多可取之处。比如经过鲁国，以太牢祭祀孔子；经过淮南，为魏公子无忌设置守墓人；经过赵国，封赏乐毅的后代。这真有抚摸大腿、追慕古代名贤的心情。他平日侮慢辱骂人的作风，几乎像冰雪消融一样消失了，所到之处都受到教化。只是奇怪，当时鲁国有两位隐士，楚国有白生、穆生，齐国有盖公、伏生，赵国有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代地陈豨还有随从车辆千乘，高帝却都没有任用。大概“我能使他尊贵显达”这句话，表明高帝只是用爵禄骄待天下，士人尤其是贤士便不愿为他所用。唉！这还可以推说是时势所限。申公曾在鲁国见过高帝，高帝却不任用他，这是为什么呢？汉高帝【本纪：十一年】我听说，称王者没有比周文王更高明的，称霸者没有比齐桓公更高明的，他们都是依靠贤人而成就名声。如今天下贤人的才智，难道只是古人才有吗？问题在于君主不与他们交往。士人凭什么得以进用呢？如今我凭借上天的神威，依靠贤士大夫平定天下，使天下成为一家；希望国家长久，世世代代奉祀宗庙，不致断绝。贤人已经同我共同平定天下，难道不应同我共同安享利益吗？贤士大夫中有愿意跟随我游历的，我能够使他们尊贵显达。把这件事布告天下，使大家明白我的心意。御史大夫周昌下达给相国，相国鄼侯下达给诸侯王，御史中丞下达给郡守【中执法，即中丞；西山认为这是该诏令颁行的次序】。其中有心推尊、彰明贤德的人，一定要亲自劝说贤士，为他驾车【郡守亲自前往劝勉，驾车送他】；送到相国府登记、施行仁义。年满而没有举荐的，察觉后免职；年老、残废或有病的，不要派遣。建立南粤王的诏书【我说：谋划天下的人，贵在认识天下的大势。高帝善于拥有天下，大概正是因为能认识大势。当时官吏百姓刚刚归附，叛乱者九次兴起，所以北方不去洗雪白登之耻，南方不贪求百粤臣服，只把自身置于天下大势之中。俘获臧荼，击破利几，擒获淮阴侯，接着贯高在洛阳反叛，陈豨在代地反叛，黥布又在淮南反叛。幸好兵力没有分散，叛乱一起便很快平定。假如穷兵远征，变乱接踵而来，恐怕鞭长莫及，天下人心动荡，就不再属于我了。隋朝攻打高丽，江都的盗贼便乘机而起；唐朝攻打南诏，渔阳的叛乱便乘机而起。高帝认识天下大势而封立南粤王，到这里才看出高帝的谋虑深远。汉高帝【本纪：十一年五月】○《汉书》：当初，秦朝南海尉任嚣病重将死，召来龙川县令赵佗，对他说：“秦朝无道，天下都苦于它。南海东西数千里，有不少中原人在那里相互帮助，这也相当于一个州的主人，可以在那里建立国家。”于是任嚣授给赵佗文书，让他代行南海尉的职务。任嚣死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粤人的风俗喜欢相互攻伐。从前秦朝迁徙中原各县的百姓到南方三郡【指中原各县的百姓；秦始皇大略夺取强梁之地，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所以称三郡】，让他们同百粤人杂居【想用他们隔在中间，使双方不再互相攻伐】。等到天下诛伐秦朝，南海尉赵佗居住南方，长期治理那里，很有文治条理。中原人因此没有大量耗损，粤人相互攻伐的风俗也更加停止，双方都依赖他的力量。现在立赵佗为南粤王【派陆贾前往授予玺绶，赵佗叩头称臣】。议论犯法连坐的诏书【西山真氏说：按《刑法志》，文帝元年十月即位，十二月下达这道诏书，大概是即位后的第二道诏书。班固把它载在《刑法志》，《史记》写入本纪。太史公在《高帝纪》《景帝纪》中都不记诏书，唯独《文帝纪》凡诏书都称“上曰”，因为那确实出自文帝的本意。不然，山东的老弱病残扶杖来听诏，愿意看见德化成功，难道能用空话打动他们吗？○我说：汉朝没有成为秦朝，是因为高帝以后继承了文帝。一人有罪，连坐他的全家，这是秦法。文帝不采用秦法，而武帝却像秦朝。文帝废除收捕罪人家属和连坐的法令，武帝却制定了见知不举、故意纵容的法律。唉！汉高帝本性宽厚，如果没有文帝深厚的培植，汉朝被武帝损害之后，又会成为一个秦朝。因此高帝能够开创天下，文帝能够守成天下。汉文帝【名恒，高祖的中子，在位二十三年，享年四十六岁】。○《刑法志》：汉朝兴起之初，虽然有约法三章，法网大到连吞舟之鱼也能漏掉，但死刑中仍有诛灭三族的法令。高后元年，才废除诛灭三族的罪法。孝文帝二年，又下诏给丞相、御史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则，用来禁止暴行、保护善良百姓。如今犯法的人已经定罪，却要让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同胞兄弟连坐并被收捕，我非常不赞成，请你们议论此事【左、右丞相周勃、陈平上奏说：父母、妻子、儿女和同胞兄弟连坐并收捕，是为了牵制罪犯的心，使他们更加不敢犯法。臣等愚见，认为照旧实行就可以】。文帝又说：我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诚实；罪罚相当，百姓就服从。况且牧养百姓、用善道引导他们的，是官吏。官吏既不能用善道引导，又用不正当的法律治罪，这样法律反而伤害百姓，成为施暴的工具。我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便利，你们应当仔细考虑【周勃、陈平于是说：陛下幸而施加大恩于天下，使有罪者不连累家属，无罪者不被连坐，这是盛大的德行。臣等不及于此，谨奉行诏令，全部废除收捕亲属和连坐的法律】。答复有关官员请求建立太子的诏书【东莱吕祖谦说：按《景帝纪》注，景帝三十二岁即位，那么文帝元年时，景帝才十岁。周勃、陈平之所以急于请求建立太子，是吸取惠帝继嗣不明的祸患。文帝之所以坚决谦让，大概是刚登帝位，担心不能胜任；所说的话都发自内心，并不是为了博取名声。○西山真氏说：按“上曰”以下的文字，疑似是文帝当面向有关官员所说的话。有关官员坚持请求，于是文帝才立儿子刘启为太子。当时文帝即位才几个月，有关官员的奏请和文帝的谦让，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我说：文帝拥有天下，却不把它看作从自己开始；不把天下据为己有。到最后，他也不把天下私下传给自己的儿子。文帝从代郡来，三番两次推辞谦让，起初没有一点垂涎帝位、玉玺之心。尤其是用卑下的言辞与匈奴和好，用柔和的话晓谕南粤，把名位直接看得如同污秽之物；他不把天下放在心上的态度就是这样。有关官员请求建立太子，文帝却说要“另行选择贤人”，难道是为自己谋私吗？后来立景帝，只是因为亲身经历过诸吕之乱，不能不早定继承人。西汉具有帝王气象的，只有文帝一人。汉文帝【本纪：元年正月，有关官员请求早立太子，以此尊崇宗庙，诏书说：】

译我既然没有德行，上帝神明尚未享用我的祭祀，天下百姓也没有感到满意【惬，指快意、满足】。如今即使不能广泛求取天下贤圣有德之人，把天下禅让给他，却说要预先建立太子，这就更加突出了我的无德；将怎样向天下人交代呢？这件事先放下吧【有关官员说：预先建立太子，是为了尊重宗庙社稷，不忘记天下。文帝说：楚王是我的叔父，年高而阅历丰富，通晓天下的义理，明白国家的大体；吴王是我的兄长，淮南王是我的弟弟，他们都秉持德行来辅佐我，难道还算没有预先安排吗？诸侯王、宗室兄弟以及功臣中，有许多贤能而有德义的人；如果推举有德者来辅佐我，使我能够完成事业，这是社稷的神灵和天下的福气。如今不加选择，却说一定要立自己的儿子，别人会认为我是忘记贤能有德之人、只偏爱儿子，这不是忧虑天下的做法，我很不赞成。】议论赈济借贷和养老的诏书【我说：仁德并不容易谈论。三代以后评论仁德，只有班固评论文帝可以当得起，确实合宜。不过，仁德有根本也有枝末；说赈济借贷、养老、减免租税，这是枝末。与匈奴和好而不轻易用兵，爱惜露台而不轻易役使百姓，自己穿粗劣的弋绨而不轻易耗费财物，这是根本。如果皇帝天天用兵、役使百姓、耗费财物，即使今年赈济借贷，明年养老，又怎么能使人人都喜悦呢？可惜的是，文帝审讯周勃，却没有对大臣施行仁德；杀死薄昭，却没有对外戚施行仁德；迁徙淮南厉王，却没有对宗族亲属施行和睦之仁。这些美德也遮盖不了他的过失。假如文帝更加完美，即使是孔圣人，也会以仁德称许他，哪里只是固守一端而已。汉文帝【元年三月】正值春天和暖，草木及各种生物都各自得到乐趣；可是我的百姓中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和穷困的人，有的已经接近死亡，却没有人过问、忧虑他们。作为百姓的父母，应该怎样商议救济他们的办法？又说：老人不穿丝帛就不能暖和，不吃肉就不能饱。如今岁首既不按时派人慰问长老，又没有布帛、酒肉的赏赐，将拿什么来帮助天下子孙孝敬奉养他们的父母？现在听说官吏按规定应当供给粥米的人，有的竟拿陈旧的粮食来供给，这难道符合养老的本意吗？把这些全部制定为法令。【‘阽’读作‘坫’。孟康说：‘阽’的读音如屋檐的‘檐’。‘振’是扶起的意思，俗字从‘具’，不对。有关部门请下令：各县、道年满八十岁以上的人，每人每月赐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岁以上的人，再每人赐帛二匹、絮三斤。所赐物品以及应当供给粥米的人，由长史检查；丞、尉送达的对象中未满九十岁者，由啬夫、令史送达二千石，派都吏巡行检查；不符合规定的督责处理。受过刑以及有罪被罚以上的人，不适用此令。】下令让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诏书说：【止斋陈传良说：遣送列侯回国，是因为他们给百姓增加了转运粮饷的劳苦，并没有别的意思，这是由于贾谊的劝说。○愚按：汉文帝命令列侯回到封国，高明之处有三点：一是让从代地来的自己知道运送粮饷的艰苦；二是使留在京师的人免除供给刍草、放牧的责任；三是避免京城近旁发生紧急祸乱。至于宴饮和赏赐过多，那还是其次。意义深远啊！】汉文帝【二年十月】我听说古代诸侯建立封国有一千多个，各自守护自己的土地，按时入朝进贡，百姓不劳苦，上下都欢喜，没有违背道德的事。如今列侯大多居住在长安，他们的封邑距离遥远，官吏和士卒供给、运输的费用很困苦，而列侯也无法教导训诫自己的百姓。下令让列侯回到封国；凡是担任官吏以及奉诏被留在京城的人，派遣太子回去。【‘为吏’是指担任卿大夫；‘诏所止’是特意因皇帝恩宠而被留在京城的人。○第二年十一月，诏书说：‘前些日子派遣列侯回到封国，有的人找借口没有成行。丞相是我所敬重的人，请替我率领列侯回到封国。’ 绛侯周勃免去丞相职务，前往自己的封国。关于日食的诏书【朱黼说：日食，究竟是天运造成的，还是人事造成的？可以说是天运，但人事也确实参与其中。先儒中懂历法的人说：太阳运行，每五月二十三分之二十与月球相交一次，这叫作‘一交’。相交时正逢朔日，就会发生日食。所谓交，是它运行轨道的险要处。然而有时发生日食、有时不发生，是因为阳气有强有弱。发生日食，是阳气强；不发生日食，是阳气弱。人事治理得好不好，也随着日食是否发生而变化，怎么能说与人事无关呢？○愚按：日食这种现象，征验在于阳气。防止日食，是因为君主势弱而臣下势强就会发生，君子势弱而小人势强就会发生，中国势弱而夷狄势强也会发生。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发生日食四次，甚至彗星、地震、旱灾、蝗灾、大水接连出现。当时并没有权力向下转移，也没有奸邪小人在朝廷中。我的意思是，这些征验应当是匈奴强盛并入侵造成的。皇帝仍然引咎自责，所以没有过错。】汉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我听说，天生养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养育和治理他们。君主没有德行，施政不公平，天就显示灾异来警戒他治理不当。现在十一月晦日发生了日食，天上恰好显现这种灾异，还有什么灾祸比这更大呢？我有幸保守宗庙，凭着微薄之身，处在士民和诸侯君王之上。天下的治乱，都在我一人。各位执政大臣，仍然是我的股肱。向下不能治理养育众生，向上又使日月星辰的光明受到损害，我的无德实在太大了。诏令到达后，你们都要思考我的过失，以及你们所知道而我还没有察觉的地方，请尽量启奏告诉我。并且推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匡正我的不足；然后分别告诫他们承担职务和责任，减省徭役费用来便利百姓。我既然不能使德行远播，所以忧思外患，不能安宁【‘▯’字版刻作‘下’切，字形有疑】；因此边境的防备还不能停止。现在即使不能撤除边境的屯戍，也要整顿军队，加强守卫。撤除卫将军的军队，太仆现有的马匹只留下足够使用的部分【‘遗’是留下的意思，即如今应当减省留存，只留下足以办事的数量】；其余都用来供给传车驿站。【‘传’读作张变切；‘置’是设置驿站、供传车往来的地方。关于废除诽谤和妖言罪的诏书【颜师古说：高后元年曾废除妖言令；如今文帝的诏书中又有妖言之罪，可见中间曾经重新设置过这一条。‘訞’与‘妖’相同。○致堂胡氏说：妖言令最初设置时，一定是指那些煽动百姓、迷惑众人，怀有奸邪、阴谋作乱意图的话；

译可是等到它发生弊端，暴君和权臣就借用这个名目来威吓内外臣民，堵塞言路。所以贾谊评论秦朝说：忠诚的劝谏被说成诽谤，深远的谋划被说成妖言。忠臣是为君上尽忠，深远的谋划一定会切中君主自身，探察尚未发生的事情，陈述国家危亡的警戒，并不只是谈论眼前的事情。小人看见后便说：‘这不过是指责君主的过错来卖弄直率罢了；尚未发生的事情和危亡的形势，你怎么会知道？大概就是诽谤和妖言。’这种政策一实行，就使内外的人都闭口不言，君主听不到自己的过失，陷入危亡还不知道醒悟。这样看来，他们所谓的诽谤，其实正是天下的忠言；他们自己制造的，才是天下的妖言。既然把忠谏和深谋说成诽谤、妖言，那么把鹿说成马，把野鸟说成鸾，把菌类说成灵芝，把灾气说成庆云，把冰雹说成不是灾害，把彗星说成是除旧布新的征兆；蝗虫则说成不吃谷物，日食则说成是阴云遮蔽，地震则说成官府没有受到损伤，久雨则说成秋季庄稼自然茂盛，洪水泛滥则说成百姓没有流离死亡，年成歉收则说成道路上从来没有饿死人。凡是贤与不肖、是与非、治与乱、得与失，全都颠倒事理、危害正道，反说逆说，用来欺骗迷惑世上的君主，使他们陷入灭亡。这种罪行难道能与诽谤相提并论吗？他们的奸邪不也太大了吗！唉，文帝废除这项法令，他的国家能够长久兴盛，实在是应该的。○愚按：高后废除妖言令，只是废除了它的名目；文帝废除妖言令，才是废除了它的实际内容。正因为废除了它的实际内容，所以能够承受忠言。】汉文帝【《本纪》二年五月】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用来沟通治理天下的道路，招来进谏的人。如今法令中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会使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君主也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还凭什么招来远方的贤良呢？把这项罪法废除。百姓有时因彼此约定而诅咒皇上，后来又互相欺骗【‘谩’是欺骗。起初他们订立约定，共同进行诅咒，后来彼此欺骗，半途停止，并没有实际行动。‘谩’读作‘慢’，又读作莫连切】；官吏却把这种行为当作大逆不道；他们另说了一些话，官吏又把它当作诽谤。这些小民愚昧无知，却因此触犯死罪【‘抵’是触犯的意思】，我非常不赞成。从今以后，有犯这类事情的，不要再审理治罪。劝农诏【西山真氏说：考察起来，这个主张起源于贾谊。○愚按：古代重视农业，致力于使百姓富足；后世重视农业，致力于使国家富强。周公《七月》诗所说的，是使百姓富足；商鞅奖励农耕和粮食所做的，是使国家富强。文帝终身劝导农业，在十多年间两次减免租税，一次完全免除租税，是真心为百姓着想，不只是劝导他们，还要使他们富足。如果文帝只致力于国家富强，租税就不会再减免了。文帝劝农，与秦国君臣所说的富国之道不同。】汉文帝【《本纪》记载：这一年正月，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应当开设籍田，我亲自率领众人耕种，用来供给宗庙祭祀的精米。’九月，于是颁布了这道诏书。农业，是天下最大的根本，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事业。但百姓有时不致力于根本而从事末业，所以生活不能顺遂。我担忧这种情况，因此今年亲自率领群臣从事农业，以此劝导百姓。赐给天下百姓今年田租的一半。劝农诏【西山真氏说：考察文帝即位后的十二三年间，两次减免一半租税，一次完全免除租税。后世君主没有能够赶得上他的，难道不是亲自实行节俭所取得的效果吗？考察起来，这个主张起源于晁错。○林之奇说：文帝使百姓富足的事业，开始于贾谊，完成于晁错。贾谊说，希望驱使百姓回归农业，使天下人各自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文帝受到启发，亲耕籍田，作为重视农业的表率，从此每年都下劝农诏。晁错劝文帝命令百姓按缴纳粮食的多少分级授予爵位，文帝受到启发，赐给百姓一半田租；完全免除田租的诏令，也从此屡次颁布。这样看来，文帝能够做到这些，难道不是依靠这两个人的力量吗？】汉文帝【《本纪》十二年二月】引导百姓的道路，在于致力于农业这个根本。我亲自率领天下人从事农业，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可是田野并没有更多地开垦，年成每年都有歉收，百姓面有饥色。这说明从事农业的人还少，而官吏也没有更加努力。我的诏书多次下达，每年劝百姓种树，但成效仍未兴起，这是官吏奉行我的诏书不勤勉，劝导百姓也不明确。况且农民十分困苦，官吏却不加过问，将拿什么来劝导他们呢？赐给农民今年租税的一半【第二年六月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事务。如今我亲自辛劳从事农业，却还要负担租税，这就使根本和末业没有区别了。劝农的办法还不完备。免除田地的租税，赐给天下孤儿、寡妇布帛、絮，各有定数。’】设置三老、孝悌、力田为固定官员的诏书【愚按：善于治理天下的人，端正根本；不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只端正枝末。礼义彰明，就没有倒戈相向的愤怒；气力充足，就没有停止耕作的叹息。人情就是这样。所以《七月》陈述王业的艰难，《二典》陈述以五教辅佐帝王。治理国家要靠正道，不靠权术，都应当从人心和风俗的根本上寻求。汉惠帝四年设置孝悌、力田官，免除他们自身的徭役；吕后设置孝悌、力田官，秩禄为二千石。到文帝时又恢复为固定官职，大概是懂得王道的规模了。世人有时说文帝只能使百姓富裕而不能教化百姓。其实力田，是使百姓富裕的方法；孝悌，是教化百姓的方法。何况文帝专门致力于用德行教化百姓，天下因礼义而兴盛；他不但用言语教导，还用自身作示范，为什么还免不了有人讥讽评论呢？】汉文帝【十二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天下最大的顺理之事；努力耕田，是维持生活的根本。三老，是众民的老师；孝悌、力田之人，是百姓的表率。我非常赞赏这几类人的行为。如今有一万户人家的县，却说没有符合诏令的人，难道真是人情如此吗？这是官吏举荐贤能的办法还不完备。派遣谒者慰问并赏赐三老、孝子：每人帛五匹；悌弟、力田：每人二匹；秩禄二百石以上以及率领百石官员的官吏：每人三匹。并且询问百姓有哪些事情不便利、不安宁，按照户口数设置三老、孝、悌、力田为固定员额，让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意愿教导百姓。废除肉刑的诏书【陈傅良说：只因为一个女子的话，就改变百年帝王沿用的旧典，不是非常勇敢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说他仁慈也是可以的。○叶适说：汉文帝因一个女子而感叹，于是改变了三代以来的肉刑。当时议论刻伤肌肤、斩断肢体，使人终身不能恢复，这种刑罚多么痛苦而且不合乎仁德啊！这正是最能说明肉刑严酷的地方。然而人的一念变化无穷，早晨还可能像伯夷、叔齐，晚上就可能像桀、跖，怎么能把一时的表现当作固定不变的依据呢？因为他有罪，便立即对他施加这种刑罚，实在不合天理。汉文帝虽然不能以帝王的最高标准要求，但他废除肉刑的法令，开启了后世仁慈宽恕的端绪和减轻刑罚的源头，保全了天下百姓，这一点即使尧、舜、禹、汤、文王也有做不到的地方。

译○陈季雅说：古人的肉刑制度，是为了使百姓容易躲避刑罚而难以触犯法律。凡是有罪的人，先三次告诫、三次惩罚，然后才使他在嘉石旁受辱，交给司空服劳役，再送入圜土拘禁。如果到了教化也不能使他服从、威势也不能使他改正，最终仍不悔改，才施加公开的刑罚。罪行可以保全性命的，都按照墨刑、劓刑、剕刑、宫刑的制度处理；罪行不可保全性命的，才施行死刑。大概没有听说古人突然就对百姓施刑，所以人们知道爱惜自己，因而慎重犯法。古人用法已经如此，而文帝却认为肉刑可怕，用笞刑代替它，却不知道这种法一旦确立，上面的人便会轻易使用，下面的人也会轻易触犯，因此造成的流弊就有无法挽救的地方。有人说，文帝废除肉刑如果不算完善，为什么会形成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考察《刑法志》，文帝废除肉刑是在刑罚搁置不用之后；从此以后，导致人们冒险犯法，案件文书堆满几案和楼阁，仍不足以制服奸邪。○愚按：古代风俗淳厚，所以虽然设置肉刑，犯法的人却少；后世风俗浇薄，所以肉刑已经设置，犯法的人仍然很多。唐太宗说：不实行肉刑、不恢复井田、不实行封建，却想治理天下，是不可能的。肉刑本来并不是圣人创制的，割鼻、割耳、刺面等，是苗民五种暴虐刑罚中的刑罚，圣人只是用它来惩罚他们罢了。古代制度不能全部恢复，像井田、封建尚且没有恢复，难道只有肉刑可以恢复吗？秦汉以后，犯法的人越来越多，恐怕不是一个太仓令淳于公的案件所能说明的。文帝废除肉刑，只是由于一时的弊病；何况刑罚搁置不用时，肉刑在不在，对当时又有什么损益呢？唐太宗的话，不足以窥见汉文帝的本心。】汉文帝【《本纪》五月，《刑法志》说：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皇帝下诏将他押解到长安的诏狱，他的小女儿缇萦跟随父亲到长安，上书请求没入官府做婢女，以赎父亲的刑罪。奏书上报天子，皇帝怜悯悲伤她的心意，于是下令。我听说，有虞氏时代，只画出衣服和帽子的形状，用不同的服饰章纹作为羞辱，百姓就不犯法，这是治理达到何等高明的境界啊！如今法令中有三种肉刑【孟康说：黥刑、劓刑两种，砍断左右脚趾合为一种，共三种】，而奸邪仍然不能停止，过错究竟在哪里？难道不是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明吗？我对此深感惭愧。正因为训导教化不纯正，愚昧的百姓才陷入罪网。《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如今有人犯了过错，教化还没有施行，刑罚已经加上；有的人想改过向善，却没有道路可以到达，我对此十分怜悯。刑罚竟至于斩断肢体、刻伤肌肤，使人终身不能恢复，这是多么痛苦而且不合仁德的刑罚啊！难道符合做百姓父母的本意吗？废除肉刑，另用其他刑罚代替。今后罪人分别按照罪行轻重处理；没有逃亡，服刑若干年后可以免除刑罚，全部制定为法令。【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上奏如此，皇帝批准。】增加祭祀而不祈求福报的诏书【西山真氏说：考察文帝十三年夏天的诏书说：‘我听说天道所降的祸患从怨恨而起，福气由德行兴起。百官的过失，都来自我自身。如今设置秘祝之官，把过错推给下臣，用来彰显我的无德，我非常不赞成。’于是废除秘祝之官。文帝有过错就自己承担，有福气则与众人共同享有，这是古代帝王的用心。○愚按：文帝对于鬼神之事，虽然不免寄托某些心意，却从来没有真正留意。文帝祭祀鬼神，并不只有一次：祭祀过渭阳，祭祀过长门，也祭祀过五帝，几乎像是沉溺于虚妄荒诞之事。后来新垣平献上玉杯，因欺诈被杀；公孙臣议论改变服色，也因懈怠而停止。天下各种祭祀都由祠官掌管，文帝不再亲自前往，不像汉武帝寻求蓬莱、扩建台观，迷失其中而不知道回头。唉！文帝曾经询问贾谊关于鬼神的事情，到这时难道已经在心中有所领悟了吗？这次诏书所说增加祭祀而不祈求福报，正是沿袭从前因丰年祭祀上帝的意思，可以说是有所寄托，却没有沉溺其中。】汉文帝【《本纪》十四年春】我有幸拿着牺牲、玉器和币帛来侍奉上帝、宗庙，到现在已经十四年，经历的日子越来越长。我不聪敏、不明智，却长久地治理天下，自己深感惭愧。应当扩大并增加各处祭祀坛场所用的玉器和币帛。古代先王广施恩德而不求回报，远望祭祀而不祈求福气，尊重贤能而轻视亲戚，先民后己，这是明智到了极点。如今我听说祠官祝祷求福【‘厘’读作‘僖’】都把福气归给我自身，而不为百姓祈求，我对此深感惭愧。凭我的无德，却专门向上帝祈求、独自享受美好的福气，百姓不能参与其中，这更增加了我的无德。命令祠官致以敬意，不得有所祈求。商议帮助百姓的诏书【愚按：文帝一心放在百姓身上，时间再久也没有改变。皇帝在位已经多少年了？帮助百姓从来没有不到位过。唯独后元年又商议帮助百姓的办法，这是为什么呢？减免租税，是帮助百姓的力量；劝导农业，是帮助百姓的时令；救济、赡养和养老，是帮助贫困而且年老的人；更进一步，以和亲帮助他们而不损害其生命，以节俭帮助他们而不耗损其财物，以祈福帮助他们而不折损其寿命。他这样帮助百姓，又让丞相和列侯商议帮助百姓的策略。唉！文帝爱民之心，大概越久越不会改变。】汉文帝【《本纪》后元年三月】近几年来，年成接连歉收，又有水灾、旱灾、疾病、瘟疫等灾害，我对此十分忧虑。我愚昧而不明智，不能明白灾祸的原因。难道是我的政务有所失误、行为有所过错吗？还是天道不顺，地利没有得到利用，人事多有失调，鬼神被废弃而没有享受到祭祀吗？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难道是百官的俸禄供养有的被废止了，还是无益的事情太多了？为什么百姓的粮食这样缺乏呢？田地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多少，百姓的人口也没有增加【‘度’是丈量、计算的意思】，按人口计算土地，古代尚且还有余地，如今粮食却非常不足，过错究竟在哪里？难道不是百姓从事工商等末业，损害农业的越来越多；酿造酒醪、耗费粮食的越来越多【‘靡’是散失的意思】；用粮食喂养六畜的越来越多吗？大小事情的道理，我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办法【‘中’读作仲切】。请丞相、列侯、二千石官吏和博士共同商议，凡是有能够帮助百姓的办法，都充分发表意见、深远思考，不要有所隐瞒。

译与匈奴和亲的诏书【朱黼说：文帝对于边防这件事，从来没有稍有忽视。他虽然安静沉默，却亲自练习骑马射箭；虽然慈祥淡泊，却以游猎为乐；虽然尊重礼遇大臣，却让方正而正常侍奉的士人每天与自己骑马追逐；虽然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却把六郡良家子弟全部征调集中；虽然爱惜财物，却修缮城堡，从来没有吝惜费用。卫将军的军队虽已撤除，广武的军队仍然聚集；苑囿虽已放松禁令，上林苑的射猎却没有停止。高祛的一句话，他每顿饭都没有忘记；冯唐谈到李牧、廉颇的贤能，他便拍着大腿赞叹；晁错上奏边防事务，他就用诏书嘉奖。有人请求迁移百姓守卫边塞，他就招募迁民；有人请求让百姓缴纳粮食来充实边防，他就下令纳粮。二十三年之间，他谋划筹画的事务，除农桑之外，唯一深切用心的就是边防。然而，他为什么要对匈奴卑词屈己，每年送去金帛，与犬羊般的夷狄结好，难道是出于情愿吗？皇帝也估量匈奴桀骜的势力，尚不能立即制服；而刚刚恢复元气的百姓，也不能立即被动员。因此表面上实行和亲礼仪，实际上在国内从未轻易放弃自治和自强的策略。后来皇帝因此愤怒激烈，锐意雪耻，在三郡屯兵，亲自驾驭六马，慰劳军队、整顿兵马、申明教令、赏赐士卒，一定要亲自北伐；即使群臣劝谏也不听，这难道不是仁者的勇气吗？假如太后没有坚决阻止这件事，而皇帝和六位将军的军队果真能够抵达敌阵并与敌人交战，一定会严厉惩罚并彻底治理匈奴，使他们终身受到创伤和警戒。○愚按：皇帝与匈奴和亲，是多么仁慈，却为什么不能醒悟呢？夷狄的欲望极其没有满足的时候，可以用德行使他们柔服，可以用武力使他们屈服，却不能只用财利引诱他们。如果一概拿金帛诱惑他们，我担心财利有限而欲望没有止境，不能把这种做法当作牢固的保障。况且比较文帝时期，主张用兵的有多少次？主张和亲的又有多少次？前三年匈奴曾入侵，派灌婴出击，匈奴逃走；十四年匈奴又入侵，杀死都尉卬，派张相如等出击，匈奴逃走；后元六年匈奴又进入上郡，派周亚夫等抵御，匈奴退去。可见用兵从来没有不胜。冒顿死于六年，曾经请求和亲；到十一年却发生狄道入侵。后元二年也实行和亲，到六年又发生云中入侵。可见和亲从来不值得完全依赖。何况文帝当时并不是没有准备：绛侯、灌婴可以领兵，南军、北军可以出征，国家富庶可以提供财力，《三表五饵》所说的策略也可以采用。对内有《天保》以上诗篇所说的治国规模，对外有《枤杜》《出车》所说的出征准备，并且趁敌人出现空隙时加以利用，谁会使拥有天下之大的国家反而畏惧他人呢？可是文帝却一概把和亲当作常规。这正是贾谊为此痛哭流涕的原因。皇帝为什么不能醒悟呢？】汉文帝【《本纪》后元二年六月】我既不明智，不能使德行远播，导致四方以外的国家有的不能安宁。四方荒远以外的夷狄不能安居乐业【夷狄属于荒服，所以称为四荒】，王畿以内的百姓也辛劳不得安居【‘圻’也就是‘畿’；‘不处’是不能安居】，这两方面的过错，都由于我的德行浅薄，不能施及远方。近几年来，匈奴接连暴虐边境，杀害许多官吏和百姓；边境的臣子、将吏又不能晓谕匈奴内心的意图，使我的无德更加显著。长久结下仇怨，使中外各国连年用兵，将怎样才能使天下安宁呢？现在我早起晚睡，辛劳治理天下，忧虑苦心于万民，为此悲痛不安，心中从未有一天忘记。所以派出的使者车盖相望，车辙连接在道路上【韦氏说：使者车辆来回反复，车辙像连接起来一样】，把我的意愿晓谕给单于。如今单于返回古道，考虑社稷的安定和万民的利益，重新与我一起抛弃微小的过错，共同走向大道，结为兄弟，以保全天下众多百姓。和亲已经确定，从今年开始。遗诏【致堂胡氏说：文帝诏令中所说的对象，是官吏和百姓。太子作为继承皇位的君主，难道也属于官吏和百姓吗？景帝竟然沿用这篇诏文，于是自行缩短三年丧服制度；不为君父服斩衰之丧，就是从景帝开始的。他的罪过如何呢？三年之丧，从天子直到庶民都应遵行，尧、舜和三代都遵循这一原则。君主是百姓的倡导者。树立仁爱应先从亲人开始，百姓尚且还没有教化，自己已经先忘掉孝道，凭什么率领人民呢？况且礼制已经规定，文辞中有不改易的严肃意义；刑法也规定了隐匿丧服的惩罚。君主不亲自率先实行，礼制必然无法推行，刑罚也必然无法执行。况且天子不实行三年丧服的理由是什么？说会妨碍政事，那么还有什么政事比国家最大的忧患更重要？说会耗费财物，那么不这样做就不能使人心悦诚服；财物本来就是用来施行礼制的。说是为了防止摄政的人，那么从尧、舜直到周朝末年，从未听说有摄政者夺取服丧君主的国家。至于为了小人的婚嫁、祭祀等政务，就以轻废重，更是不合伦常、不合法度。尧、舜和三代竟然安然把刻薄的景帝当作老师，真是不懂礼义的重要性。千余年间，只有晋武帝想实行古代制度，却被裴氏、杜氏的邪说所拘泥；唯独魏孝文帝天性仁厚，果断决定而毫不怀疑，可以说夷狄中有这样的君主，胜过中原诸夏没有这样的君主，难道不是令人惋惜吗？○西山真氏说：高帝没有遗诏，景帝、武帝以后也不再有遗诏，大概这只是文帝特意创制，并不是旧例。看他的措辞，不懂生死之理的人做不到，谁说文帝不懂得学习呢？○愚按：人的内心，往往到生命终结时才显现，何况是在生死关头呢？周成王的心纯粹合乎义理，所以即使说出冒犯、贡谀和不合时宜的话，也从未背离正道；魏武帝的心纯粹出于欲望，所以分香、卖履之类的事情，都只是为了满足欲望。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到了这种时候，就有无法掩饰的真实表现。文帝这篇诏书，不只是把生死之事看得透彻，而且爱民、怜悯百姓的感情溢于言表。因此，他的缺点在于缩短丧期，他所坚持的根本却在于仁爱。文帝一念真实的仁心，怎么能因为谈到生死就把它割裂开来呢？】汉文帝【《本纪》七年夏六月，皇帝在未央宫去世】

译我听说，天下万物开始萌发【开始生长叫作萌】之后，没有不死亡的；死亡是天地的规律，是万物的自然状态，有什么值得过分悲哀的呢？如今世人都喜欢生存而厌恶死亡，厚葬以至于败坏家业，服重丧以至于损害生命，我非常不赞成。况且我本来就没有德行，不能帮助百姓；如今死去，又使他们长久穿重丧服、临丧，以遭受寒暑的折磨，使父子悲哀，伤害长老的心愿，减少他们的饮食，断绝鬼神的祭祀，以此加重我的无德，将怎样向天下人交代呢？我有幸保守宗庙，以微小之身，处在天下君王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依靠上天的神灵和社稷的福佑，国内安宁，没有战争。我不聪敏，常常害怕行为有过错，以至于玷辱先帝遗留下来的德行，只因在位年久，反而担心不能善终。如今有幸享尽天年，能够重新在高庙供养先祖，我的不明智和这件可喜之事，还有什么值得悲哀挂念的呢？【颜师古说：皇帝自言，难道有人看见我的不明智，却把不值得赞美的事当作值得赞美吗？然而我自己认为能够享尽天年、在高庙供养先祖，是值得赞美的事情。】命令天下官吏和百姓：诏令到达后，临丧三日，全部脱去丧服；不禁止娶妇、嫁女、祭祀、饮酒、吃肉。自行承担丧事而前来临丧的人，都不要赤脚【汉代诏书作‘跣’，即赤脚】，丧服的绖带宽度不得超过三寸；不要用白布覆盖车辆和兵器；不要征发男女到宫殿哭临。宫殿中应当临丧的人，每天早晚各哭十五声，礼毕便停止；除早晚临丧之外，不得擅自哭临。以下各等丧服：大红服穿十五日，小红服穿十四日，细麻布服穿七日，期满即脱服。【这里应当是指大功、小功的布制丧服，‘纎’是细麻布衣。颜师古说：‘红’与‘功’相同。文帝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制定的，并不是取法于《周礼》，为什么说以日数代替月数呢？其他没有列入诏令的事项，都按照这道诏令类推办理【‘比’是类比的意思】，把它布告天下，使人人明白我的心意。霸陵的山川保持原样，不要有所改动。建立孝文庙乐舞的诏书【愚按：人的行为最不能掩饰其真实本质。设置乐舞，是后人描摹功德、光耀前代功业的事情。景帝《本纪》记载孝文帝的事迹，如减轻刑罚、抚恤孤儿，读到的人只是赞美他做得正确；宣帝《本纪》记载孝武帝的事迹，如穷兵黩武、滥行祭祀，读到的人只是彰明其错误。唉！一时所做的事情，不能掩盖万世的公论。就像印章盖在泥上，印迹清清楚楚；何况《韶》《武》是否尽善尽美，千年之后也有人能够知道。至于《武》《箾》《韶》《濩》等乐舞，季札本来就能看出它们德行的深浅，怎么能够掩盖呢？】汉景帝【元年】我听说，古代祖祭有功之人，宗祭有德之人，制定礼乐各有依据。歌，是用来表达德行的；舞，是用来彰明功业的。高庙举行酎祭时演奏《武德》《文始》《五行》舞，孝惠庙举行酎祭时演奏《文始》《五行》舞。孝文皇帝治理天下时，疏通关隘桥梁，不使远方与近处有差别；废除诽谤罪，废除肉刑；赏赐长老，收养抚恤孤儿和独居者，使众生得以顺利生长；减少嗜好欲望，不接受贡献；罪犯不牵连妻子儿女【‘帑’读作‘孥’，苏林说：刑罚不牵连妻子儿女】，不诛杀无罪的人，不把私利据为己有；废除宫刑，放出宫中美人，重视断绝他人后代的大事。我的才能不高，不能完全认识这些事情；这些都是上古帝王也做不到的，而孝文皇帝亲自实行了。其德行深厚与天地相当，恩惠施及四海，没有人不得到福泽，光明如同日月；可是宗庙的乐舞还不能相称，我对此非常恐惧。应当为孝文皇帝的宗庙制作《昭德》舞，以彰明他的美德。这样，祖宗的功德就能施及万世，永远没有穷尽，我对此非常赞赏。请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和礼官共同制定礼仪，上奏。【丞相臣嘉等上奏：高皇帝庙应当作为帝王的太祖庙，孝文皇帝庙应当作为帝王的太宗庙；天子应当世世代代进献于祖宗之庙，请向天下宣布。诏令说：可以。迁移百姓到宽广土地的诏书【愚按：君主不能没有家传的治国法则，实在太重要了。景帝天性严酷苛细，但即位初年便下令把百姓迁往宽乡，三年下诏宽待羁押的老幼，后元年又下审议案件的诏书，后二年又下令二千石官员修治职事。他对待臣下严格，对待百姓宽厚，大概是朝夕听闻父亲宽厚的政令，所以严酷的性情也受到改变。因此曾说：汉景帝和唐高宗都是承继成业的君主。景帝节俭防奢的政令，来自文帝传下的家法；高宗恭敬节俭的政令，来自太宗传下的家法。冰由水而生，靛青从蓼蓝中提取出来，后继者的流风是不能轻易改变的。】汉景帝【元年正月】近来年成接连歉收，百姓大多缺少粮食，不能享尽天年而早死，我对此十分痛心。有的郡国土地贫瘠狭窄，无法从事农业、蚕桑和饲养牲畜【颜师古说：‘硗’是坚硬贫瘠的土地，‘陿’是狭窄；‘系’是供给食物养活，‘畜’是放牧饲养】，有的地方土地肥沃广阔，草木茂盛，水泉便利，却不能迁移过去。应当议论百姓想迁往宽广富饶之地的事情，允许他们迁徙。【如淳说：《庄子》说麋鹿吃草叫‘荐’；一说草木茂密叫‘荐’，深草叫‘莽’。】宽待老幼、允许颂系等诏书【西山真氏说：考察《刑法志》，其中说景帝三年下诏如此；到孝宣帝元康四年，又下诏说：‘各类年满八十岁的人，除诬告、杀人、伤人之外，其他罪行都不要治罪。’到成帝鸿嘉元年，制定法令：‘年龄未满七岁的人，盗窃、斗殴杀人以及犯死罪的，上报廷尉听取处理，可以减免死刑。’这些合乎古代对幼弱、老迈者三种赦免的原则，都是使法令逐渐接近古制、便利百姓的措施。】汉景帝【三年】年高的老人，是人们所尊敬的；鳏夫、寡妇以及不能被牵连逮捕的人，是人们所怜悯的。把这项规定写入法令：年满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人，以及怀孕尚未生产的妇女，像师朱、朱儒那样应当被拘禁审讯的，都宽容收押【颜师古说：‘颂’读作‘容’，意思是宽容对待，不给他们戴刑具。】审议案件的诏书【朱黼说：君主用刑宽严，取决于心意而不只取决于法令。君主心里想宽，虽然不下令，人们自然会遵从；君主心里想严，即使每天号令、每月下诏，对人说‘我致力于仁恕，厌恶苛刻’，人们也一定不会遵从。景帝减少笞刑、制定棰刑法令，诏令审理案件务求宽缓。审理案件时，如果按照法律文书定罪，内心却不满意，就立即上报审议。用意本来不能说不好，但所任用的官吏，却像乳虎、苍鹰一样凶暴。太子因为侵占宗庙外墙的空地，中尉便杀了他，不加追问；丞相因为购买丧葬器物，狱吏便杀了他，不加追问；御史大夫因为替国家规划防务，仇家便请求诛杀他的三族，皇帝也听任其事，不加追问。用刑如此，而诏令天天下达，又有什么用呢？】汉景帝【后元年正月】案件是重大的事情。人的才智有高有低，官吏的职务有上下之别。案件有疑问就应当上报审议；有关官署不能裁决的，移交廷尉处理。即使有规定必须审议，审议以后判决仍不恰当，负责审议的人也不算过失。要使审理案件的人首先致力于宽缓。【颜师古说：假如案件审议结束，判决理由仍不恰当，被审议的人不算有过失。】

译命令二千石官员修治职务的诏书 汉景帝【后二年四月】雕刻纹饰、镂刻器物，会损害农业；锦绣、编织丝带，会妨害女工【颜师古说：‘红’读作‘功’】。农业受到损害，就是饥荒的根源；女工受到妨害，就是寒冷的根源。饥饿和寒冷一同到来，能够不做坏事的人就少了。我亲自耕田，皇后亲自养蚕，用来供奉宗庙的祭品和祭服，以此为天下作表率；不接受贡品，减少太官的费用，省减徭役赋税，希望天下人致力于农桑，平时有积蓄，用来防备灾害。强者不要夺取弱者，众人不要欺凌少数，老人能够安享长寿，幼儿和孤儿能够顺利成长。如今有的年份歉收，百姓的粮食很少，过错究竟在哪里？有些人以欺诈伪造的手段做官，官吏把收受货赂当作交易，搜刮掠夺百姓，侵害万民【李氏说：牟，是吃食禾苗根部的虫】。县丞是长吏，却违反法律，与盗贼共同盗窃【李氏说：‘奸法’是作奸犯法；颜师古说：‘与盗盗’是和盗贼一起盗窃，成为盗贼】，实在没有道理。命令二千石官员各自修治职务；不办理官务、使政务耗损混乱的，由丞相上报，请求治罪。把诏令布告天下，使人人明白我的心意。禁止采掘黄金珠玉的诏书【愚按：君主施政，贵在实际而不贵浮华，贵在节俭而不贵奢侈。景帝在位十六年，事事遵循文帝传下的家法。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军队从未被妄自使用；建立原庙祭祀以后，神灵也从未被妄自祭祀；修建阳陵以后，徭役也从未被妄自兴起。至于重视农桑、禁止珠玉、致力于根本和实际，又确实继承了后元年间文帝的遗志。所以景帝所受损害的，是天性惨刻；他所长的，是政事真实。史书把文帝、景帝并称，真是美好啊！】汉景帝【三年正月】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拿来作为货币使用，也不知道它的始末意义。近来有的年份歉收，我想是因为从事末业的人多、务农的人少。命令各郡国一定要劝导农桑，增加种树，就可以得到衣服、粮食和各种物资。官吏如果征发百姓，或者雇用民工去采掘黄金珠玉，一律按贪赃和盗窃论罪。二千石官员知道这种事却听任不管的，与犯同样的罪。恢复高年老人子孙服役优待的诏书【愚按：汉代把敬养老人作为制度，开始于文帝，完成于武帝，到宣帝时更加兴盛。

译《传》说：文王施行政令、实行仁德，一定会使这四类人得到生存，这件事仍然保留着三代的遗风。】汉武帝【建元元年四月】古代建立教化，在乡里按年龄长幼相处，在朝廷按爵位等级行事；扶助社会、引导百姓，没有比德行更好的办法。然而在乡里尊敬年长者、奉养老人，是古代的道理。如今天下的孝子顺孙，愿意竭尽全力奉养父母，却对外受到公务逼迫，对内又缺乏财物，因此孝敬父母的心愿有所缺失，我对此十分哀怜。百姓中年满九十岁以上的人，已经有供给粥米的法令【给他们米粟，用来煮粥供养；‘鬻’读作六反】。应当免除他们的子孙徭役，使他们能够亲自率领妻妾，完成供养父母的事情。《赦免雁门、代郡军士诏》【愚按：读汉武帝赦免雁门军士的诏书，就知道武帝穷兵黩武，也是被形势逼迫到后来才有所收敛。世人都说武帝喜好神仙，他即位八年，就派方士去寻求蓬莱；武帝喜好土木工程，即位三年，就修建了上林苑。唯独对穷兵黩武之事，拖延了十多年，才因震怒而骤然改变。建元六年，武帝还在实行和亲；元光二年，马邑袭击之事发生时，武帝还下诏让群臣议论。今年匈奴侵犯上谷，明年侵犯云中。当时诏令说：“应当用丰厚的金钱、锦绣去贿赂他们。”单于却迟迟不作答复，反而更加轻慢，侵扰抢掠不止。到了这个地步，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大概已经不能不这样做了。至于赦免军士，难道不是为后来用兵预先作准备吗？】汉武帝【《汉书》：元光六年春，匈奴进入上谷，杀害掠夺官吏百姓；武帝派卫青从上谷出兵，公孙敖从代郡出兵，公孙贺从云中出兵，李广从雁门出兵。卫青到达龙城，斩获敌首七百级。李广、公孙敖军队失利而回。诏书内容如下。】夷狄没有信义，由来已久。近来匈奴多次侵犯边境，所以派遣将领安抚军队。古代整顿军队、振作军旅时，正逢敌人开始入侵，将领和官吏刚刚负责防守，上下还没有协调。代郡将军公孙敖、雁门将军李广所任用的校尉不称职，又违背义理，胡乱行事，抛弃军队向北逃跑。小吏触犯禁令【小吏，即职位低微的官吏】。按照用兵的法则，军队不勤于训练、将领不勤于教导，是将帅的过错；教令已经明确宣布，却不能竭尽力量，是士卒的罪过。将军以下的官员已经交给廷尉审理，依法处置；如今又把法律加在士卒身上，两方面同时惩罚，并不是仁圣之主的心意。朕怜悯百姓陷于祸害，想要洗刷耻辱、改正行径，重新遵奉正当的议论，却没有通行的办法。赦免雁门、代郡军士中不遵守军法的人。《议论不荐举孝廉者罪的诏书》【陈季雅说：西汉并不把孝廉作为科目，只是可以凭此入仕；这与东汉不同，东汉必须经过这样的科目才能做官。路温舒做狱吏，也可以应试孝廉；丙吉做狱掾，却能和魏相同心辅政。这就是西汉官员品流混杂的原因。东汉则不是这样：各地儒生要考试所学的经书，掌管文书的官吏要考核奏牍，其制度非常拘束。】○愚按：武帝对待百姓刻薄，对待士人优厚；举荐茂材、孝廉、贤良，无不发布诏书。唯独孝廉一项，还近似于周代族师教导孝悌、和睦婚姻、整治乡党的遗意，并不专门崇尚言语文辞。只是居于人上者先培养人的品行，所以后来才能得到人才。武帝有许多贪利欲望，凭什么率领臣下？又没有成周那样教养人才的方法。自元光诏令郡国各荐举孝廉一人，到元朔廿六年，竟然一个也没有荐举，于是下诏议论罪责。武帝也可以借此自我反省了。后来如果不是王吉、路温舒这些人从这项选举中选出，武帝将会怎样呢？唉！如果孝廉的荐举污浊得像泥水，责任在上面，不完全在下面。武帝对待士人优厚，却不能以优厚的办法培养士人，实在可惜。】汉武帝【元朔元年十一月】公卿大夫所承担的使命，是总揽方略，统一纲纪，扩大教化，美化风俗。以仁为根本，以义为准则，褒扬有德者、使贤能者享有禄位，劝善惩暴，是五帝三王因此昌盛的原因。朕早起晚睡，希望和天下士人共同达到这条道路，所以招致、礼遇老年人【加以恩惠，如同宾客和旅人】，再三表彰孝敬，选拔豪俊，讲习文学，考察政事，祈求推进民心。我郑重告诫执事官员，兴办廉洁之士的荐举、孝廉的荐举，希望逐渐形成风气，继承圣贤的美好事业。十户人家的小邑，一定有忠信之人；三个人同行，其中必有可以作为我老师的人。如今有的竟至于全郡没有荐举一个人，这是教化没有贯彻到底，而积累德行的君子被堵塞了上达天听的道路。二千石官长，掌管纲纪人伦，究竟凭什么来帮助朕察知幽隐之情，劝导百姓，激励众民，推崇乡党的教训呢？况且进荐贤能者受到上等奖赏，隐蔽贤能者受到显著的诛戮，这是古代的制度。应当让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论不荐举孝廉者的罪责。【有关官员上奏议论说：古代诸侯贡士，第一次荐举称为“好德”，第二次荐举称为“贤贤”，第三次荐举称为“有功”，于是加赐九锡。不贡士，第一次降黜爵位，第二次削夺土地，第三次爵位和土地全被削夺。依附下级欺骗上级的处死，依附上级欺骗下级的处刑；参与国政却对百姓没有益处的斥退，居于上位却不能荐举贤能的罢退，这就是用来劝善黜恶的办法。】如今诏书命令二千石官荐举孝廉，是为了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不荐举孝廉而不奉诏令，应当按不敬之罪论处；不察举廉洁之士，是不能胜任职务，应当免官。奏议获准。《封丞相公孙弘为侯的诏书》【愚按：君臣之间彼此逢迎谄谀的容易合得来，刚正的人却难以投合。董仲舒、公孙弘都研究《春秋》，也都是以贤良文学科目应试。公孙弘从博士任上六年便入朝为相、封侯，而董仲舒却被置于左官，去辅佐诸侯王，最终不能安处于汉朝之上。由此可见，史书说公孙弘和董仲舒都凭儒学修饰吏治，公孙弘不仅能欺骗君主，还能欺骗史官。】汉武帝【《汉书》：元朔三年十一月，公孙弘代替薛泽担任丞相。在此以前，汉朝一向任用列侯为丞相，只有公孙弘没有爵位。于是下诏封爵。】朕赞美先圣的道路，广开仕进之门，公开招揽四方士人。古代任用贤能而排列职位，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功劳大的，俸禄丰厚；德行盛大的，爵位尊贵。因此武功用来显扬尊重，文德用来实行褒奖。把高城的平津乡、六百五十户，封给丞相公孙弘，称为平津侯【后来把这作为成例，丞相封侯从公孙弘开始。】《答复公孙弘的诏书》汉武帝 古代奖赏有功之人，褒扬有德之人；守成时崇尚文治，遭遇祸患时崇尚武力，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原则。朕日夜希望能够承继至尊之位，害怕不能安宁，至于和谁共同治理天下，您应当明白。君子称美善行，使它流传到后世；像这样的行为，常常存在于朕身上。您不幸患了霜露之疾，什么忧患不能痊愈，却上书归还侯爵、请求退休，这是彰显朕的德行不足。如今事情稍有缓解，您应当保养精神，停止过多思虑，借助医药调养自己。

译《命礼官劝学的诏书》【愚按：礼乐在汉代兴起，也在汉代败坏。确定天下等级名分的是礼，使天下和谐流动的是乐。礼乐的根本有其道，而不只是声音动作的末节。三代礼乐在秦代断绝，到汉武帝时才稍知兴复。例如儿宽讲论封禅，赵绾起草巡狩文书，司马相如创作诗赋，李延年协调音律。虽然羡慕礼乐的名声，却没有探究其实质。当时齐、鲁儒生中偶有保存礼乐之学的人，朝廷中有一个董仲舒，也可以谈论礼乐，但武帝不能任用，竟把这件事交给儿宽、赵绾等几个人。我知道武帝没有资格谈论礼乐了。元朔年间的诏书说：“荐举遗逸，兴复礼乐，作为天下的先导。”唉！武帝不能识别人才，又哪里足以担当考订文物制度的事情呢？】汉武帝【元朔五年六月】我听说，用礼引导百姓，用乐陶冶风俗。如今礼崩乐坏，朕非常忧虑。因此广泛延请天下有才学、见闻广博的人【方，指道；闻，指博闻】，都荐举到朝廷。命令礼官劝勉学习，讲论广博的学问，荐举遗逸、兴复礼乐，作为天下的先导【荐举遗逸的文章，兴起礼乐】。太常应当议定此事，给博士设置弟子，推崇乡党的教化，以激励贤能之才【丞相公孙弘请求为博士设置弟子名额，求学的人更加广泛。】《派遣谒者巡行天下的诏书》【愚按：君主有意体恤百姓，还没有派遣使者，百姓已经得到他的恩惠；君主无意体恤百姓，即使派遣使者，百姓也得不到他的恩惠。唉！难道只是向州牧询问百姓是否有饭吃吗？舜从来不必等待派遣使者；周朝用四匹牡马驾车，到各处询问民情，周朝也从来没有不派使者的。周朝当时为百姓着想的深厚心意，千年之后仍然如同一时。武帝派遣谒者巡行天下，他像舜吗？像周朝吗？武帝自元朔以来，战争和徭役一同兴起，赋税一天天加重，百姓已经惊惧奔逃；即使天天派遣巡行使者，对百姓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曾考察武帝派遣使者有两次：元狩年间派谒者巡行，不过是察看百姓反抗的心思；元狩六年派博士巡行，不过是荐举兼并土地的人。其心意果真在于百姓吗？】汉武帝【元狩元年四月】我听咎繇回答禹说：“关键在于知人；能知人就是明智，而这件事唯有帝王最难做到。”君主如同心脏，百姓如同四肢；四肢受伤，心就会忧痛。近来淮南王、衡山王修习文学，流通财货贿赂，两国接壤，又被邪说诱惑，竟图谋篡位弑君【颜氏说：怵，是诱导的意思，读音如“戍亥”的“戍”，不是“怵惕”的“怵”】；这是朕的德行不足。《诗经》说：“忧心惨惨，想到国家遭受虐害。”朕已经大赦天下，涤除罪过，与天下人重新开始。朕赞美孝悌、努力务农的人，怜悯那些年老昏聩、孤儿、寡妇、鳏夫和独居老人；有的人缺少衣食，朕非常怜惜他们。派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百姓并给予赏赐，传达如下诏令：“皇帝派谒者赐给县里的三老以及孝子，每人帛五匹；乡里的三老、弟悌者以及力田，每人帛三匹；年满九十岁以上的人以及鳏寡孤独者，每人帛二匹、絮三觔；八十岁以上者，每人米三石。有冤屈、失去职任而无处申诉的，由使者上报。”县、乡应当就地发放赏赐，不要把人强行聚集起来【颜氏说：即，是到；分别到他们居住的地方发给，不要集合他们。】《派遣博士巡行天下的诏书》【西山真德秀说：考察《食货志》，当时命县官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都是为了兴利；而褚大等人出使，也是在荐举兼并土地的人。当时张汤正掌权，大概是他的建议。可是这道诏书却以存问鳏寡、荐举独行之士为辞，难道是真心吗？保存这段文字，是为了说明武帝的诏令大多只是空文，不如汉高祖、汉文帝的诏令质实。】汉武帝【元狩六年六月】近来有关官员认为货币价值太轻，造成许多奸弊，损害农业，而经营末业的人又多；同时又禁止兼并土地的途径，所以改铸货币来约束这些现象。考察往古制度，制定适合今日的办法。改制已经有一段时间【期音同“朞”，已经超过一月】，可是山林川泽中的百姓还没有明白。仁政施行，人们就会向善；义理确立，风俗就会改变。难道是奉行法令的人没有把它解释清楚吗？还是百姓安居的道路不同，而奸猾官吏借机乘势侵害百姓呢？为什么纷纷扰乱百姓！如今派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别巡行天下，存问鳏寡、残废疾病以及没有办法振兴产业自立的人，借贷钱粮给他们；告谕三老、孝悌之人，使他们成为百姓的老师；荐举品行独特的君子，征召到行在所。朕赞美贤能的人，乐于了解他们，广泛宣扬他们的道术。士人有特别接受使者征召的责任。要详细询问隐居不仕、没有职位的人，以及有冤屈、失去职任的人；对于奸猾为害、田野荒芜、治理苛刻的情形，要向郡国荐举上奏。有什么可以实行的便利办法，报告丞相、御史，使他们上报。《派遣博士巡行天下的诏书》汉武帝【元鼎二年九月】仁爱不因路远而区别，行义不因困难而推辞。如今京师虽然还没有获得丰收，山林、池泽的物产可以与百姓共同享用。现在江南发生水灾，隆冬将至，朕害怕百姓饥寒交迫，不能活命。江南地区采用火耕水耨【烧掉杂草后放水种稻，杂草和稻苗一同生长到七八寸高，于是全部割除，再放水灌田；杂草死去，只有稻子生长，这就是所谓火耕水耨】。现正从巴蜀调运粮食，送到江陵；派博士徐中等分别巡行，宣告告谕。到达之处，不要使官吏百姓更加困苦；要赈济饥民，救助处于困境的人，把情况全部荐举上报。《制定太初历的诏书》【愚按：三统循环更替，取其开端，这只是三代顺应时势的意义。汉朝沿用颛顼历，又完全遵循秦朝的历法正朔，贾谊早已说过这件事。这样延续了一百零二年，安然不改。元封七年的诏书，是不是考虑到国运的升降呢？唉！五行相胜依次承接，汉朝不过是继承秦朝。即使说朔日、晦日没有错误，汉朝的历法又怎么样呢？后汉尚书令曾说：“四分太初历，是非已经确定。”用两种历法互相校验，经过六千一百五十六年，太初历多出一天。冬至日正对着斗宿，却说牵牛星，迂远疏阔，不能再使用。天道变化，日月朔望和食相互交错，本来不可能没有极细微的误差。一日之差，洛下闳在八百年前已经预先估计到，又哪里只是等到延光年间的议论才知道呢？唉！岁差之法就是由此产生的。】

译汉武帝【《汉书·律历志》：汉朝兴起后沿袭秦朝的正朔，采用北平侯张苍的意见，使用颛顼历。到元封七年，汉朝兴起已经一百零二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人说历法纲纪已经败坏，应当改定正朔。当时御史大夫儿宽通晓经术，皇帝于是诏令儿宽说：“和博士共同商议，现在应当把什么作为正朔？服色采用什么？”儿宽和博士赐等人议论，都说：“帝王一定要改定正朔、改变服色，是为了表明承受天命。开创基业就要变更制度，不能彼此重复。推究传文的次序，现在应当使用夏历。臣下愚昧地认为，三统的制度，是后来的圣人承继前代圣人的制度；前面已有夏、商二代。如今夏、商二代的统绪已经断绝而没有承接，只有陛下发扬圣德，考察天地四时的终极，顺应阴阳来确定大明的制度，为万世树立法则。”于是下诏给御史：“诏书内容如下。”把元封七年定为太初元年；夏五月制定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崇尚黄色，数用五；确定官名，协调音律，确定宗庙和百官的礼仪，把它作为常法，流传给后世。】○当时为太初元年夏五月。此前，有关官员说星宿运行的度数还没有确定，于是广泛延请、宣召询问，以推究星宿度数，但还不能完全确定【“詹”一作“售”，《汉书》作“雠”，“雠”就是“售”的意思】。听说从前黄帝协调历法而长生不死，考察节气寒暑，辨定清浊，建立五部，安排气候、物候和分数【意思是黄帝制定历法而得道成仙，考察寒暑节气，确定启闭、分至，辨别清浊，建立五部；五部就是金、木、水、火、土；安排气候、物候和分数，都是叙述历法的意义】。这件事已经久远了，典籍残缺，音乐废弛，朕非常忧虑。朕只是不能遵循明晰的规律，继承的功绩一天天分散【“防”也读作“宙”，是继承的意思】，大概是顺应水德胜过土德的运势。今天顺应夏至，以黄钟为宫，林钟为征，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从今以后，节气恢复正常，羽声恢复清越，名称恢复正确；经过变化直到子日，到了冬至，阴阳离合的规律便得以运行。十一月甲子朔日早晨冬至，已经确定了历法的更改，于是把元封七年定为太初元年。《停止在轮台等地屯田的诏书》【止斋陈傅良说：武帝悔悟得太晚。秦穆公能够改过，孔子记载他的誓言，是因为要使人向善。武帝初年气势凌驾天地，晚年变故屡起，天下大乱；到了这年，他年老而锐气减退，所以能够悔悟。】文中子说：那首《秋风辞》，是在歌咏悔意开始萌发吗？○西山真德秀说：考察这篇文字，它是武帝悔过的诏书，事情有四项：第一，增加百姓的赋税；第二，在轮台屯田；第三，招募囚徒去送匈奴使者；第四，明确封侯奖赏，用来报复四方的怨愤。武帝志气旺盛、意气雄壮的时候，听到群臣提出这些请求，一定会锐意地答应。等到知道改变局面很难，才开始悔过。此时武帝已经六十九岁，虽然改过向义太晚，但汉朝社稷几乎危亡而后来重新安定，确实有赖于此。和诸吕之乱中的刑赏以及秦穆公的誓言相比，大概可以说近似于它们所留下的意义。又据《食货志》说：武帝晚年后悔征伐之事，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当时下诏说：“如今最重要的事务在于努力务农，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能够实行代田法，一亩地开三条垄沟，每年轮换耕作，所以称为代田，这是古代的方法。”说的就是这时的事情。汉武帝【《汉书·西域传》：自武帝初次开通西域，设置校尉，在渠犂屯田。当时战争接连发生，军队出动三十二年，天下空虚、财力耗尽。征和年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投降匈奴。皇帝已经后悔远征讨伐之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上奏说：“过去轮台以东，栖枝、渠犂，都是原来各国的土地，水草丰美，有可灌溉的田地五千顷以上，气候温和，田地肥沃，还可以增加沟渠，种植五谷，与中原同时成熟。附近国家缺少针头线脑等小物件，却看重黄金和彩色丝织品，可以用这些交换粮食，应该充分供给。臣下愚昧地认为，可以派遣屯田士卒到原轮台以东地区，设置三名校尉，分别防守各处、勘察地形、疏通沟渠，务必按时增种五谷。张掖、酒泉派遣骑兵假司马担任斥候，隶属校尉管辖；有便利的事情，就借助骑兵传置上报。屯田一年有了积粮，再招募民间强壮、带有家属而敢于迁徙的人，到田地所在之处，把畜牧积蓄作为本业，进一步开垦灌溉田地，逐渐修筑亭障、连接城堡向西推进，以威慑西域诸国，辅助乌孙，作为有利条件。”臣谨冒死请求。”皇帝于是下诏，深切陈述以往的悔恨，说：“诏书内容如下。”】此前有关官员上奏，想要增加百姓每人的赋税三十钱以补助边防费用【每人增加三十钱】；这会使老弱孤独者更加困苦。如今又请求派遣士卒到轮台屯田，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多里。此前开陵侯攻打车师时【开陵侯是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危须、尉犂、楼兰等六国在京师的子弟，都先回国，发动牲畜和粮食迎接汉军；又各自发动军队，几万人，国王亲自统率，共同包围车师，使车师王投降。六国军队于是停止行动，力量不足以再到道路上给汉军供应粮食【“嗣”，继而供给】。汉军攻破城池后，获得的粮食很多，但士卒自己携带的粮食不足以完成军旅；强壮的人把牲畜财产全吃尽，羸弱的人在道路上死去数千。朕从酒泉征发驴、骆驼驮运粮食，出玉门迎接军队；官吏士卒从张掖出发，路程并不远，但仍有许多人滞留不前【“厮留”，说的是此前离散而不能相互连接，音读如“斯”】。从前朕不明智，因为军候弘上书说匈奴把马的前后腿捆住放在城下，派人奔驰来说：“秦人，给我马来！”【“匄”，是乞求、索取的意思】又因汉朝使者久留不归，所以才发兵，派贰师将军出征，想借此使汉朝使者显得威严重要。古代卿大夫与人谋议，要用蓍草和龟甲参验，不吉利就不行动。此前把那封说匈奴捆马的书信遍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诸位大夫以及充任文学的郎官，甚至示给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人看，他们都认为匈奴自己捆绑马匹，实在是极不祥。

译有的人认为，匈奴是想借此显示强大；自身不足的人看见别人有余裕，这在《易经》中得到“大过”卦，爻在九五。匈奴困顿败亡，公车方士、太史令中负责观察星象云气的人以及太卜所掌的龟蓍占卜，都认为是吉兆，匈奴一定会被击破，这个时机不可再得。又说北伐军队行进到鬴山一定会取胜，诸将中贰师将军的卦象最吉，所以朕亲自派贰师将军下鬴山，并诏令他一定不要深入。如今看来，计谋和卦兆全都相反而错误。重合侯从俘获的匈奴候者那里得知：听说汉军将来，匈奴派巫师把羊、牛埋在各条道路和水边，用来诅咒汉军。单于送给天子的马和皮衣，也常常让巫师为它们作法；捆马正是诅咒军事。又占卜说汉军一位将领不吉。匈奴常说汉朝非常强大，却不能忍受饥渴；失去一只狼，就会逃走一千只羊。此前贰师将军军队失败，士卒死亡、略尽、离散，朕一直悲痛在心。如今又请求到遥远的轮台屯田，想兴建亭障道路，这是扰乱劳苦天下，不是优待百姓的办法。如今朕不忍听到这些。大鸿胪等又议论，想招募囚徒去送匈奴使者，明确封侯的奖赏以报仇泄愤，这是五霸也不能做到的事【按：大鸿胪究竟是谁，尚待考证】。况且匈奴得到汉朝投降的人，常常提着胳膊搜查盘问，询问他们所听到的事情。如今边塞还没有整治，越过关塞逃亡的人不能禁止；障候长吏又让士卒打猎，把兽皮兽肉作为私利，士卒困苦，烽火器材匮乏，失误也不能全部上报【边塞有越关逃亡的人，主管者不禁止；长吏贪图皮肉，常让障候士卒打猎，所以导致烽火物资缺乏，士卒劳苦而逃亡；凡有这些过失，都不能完整地汇集上报】。后来投降的人到来，或者捕获活的俘虏，才知道这些情况【因为没有上报，后来投降者到来或捕获俘虏说出此事，才知道】。如今最重要的是禁止苛刻暴虐，停止擅自征赋，努力发展农业，修治养马、免除徭赋的法令【马复，是因养马而免除徭赋】，以弥补缺漏，不使武备缺乏而已。各郡国二千石官员分别上报增加畜养马匹的方略和补充边防的情况，并与计吏一起应对诘问。《文选补遗》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二 元代陈仁子辑 诏诰下 《免除田租的诏书》【西山真德秀说：考察当时霍光掌权，恢复汉文帝时期的政事，减轻徭役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而诏书文辞又都简洁质朴，值得崇尚，不作空洞文章。至于有其实事而没有保存诏辞的，例如始元元年派已故廷尉平等五人持节巡行郡国，荐举贤良，询问百姓的疾苦、冤屈和失职者；始元二年三月赈济借贷种子粮食；始元五年夏停止天下亭养母马及马弩关；始元六年二月议论停止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秋七月停止酒类专卖官署，允许百姓依法律自报租税；元凤四年春正月诏令不要征收；四年五月，盗贼三年以前拖欠的更赋尚未缴纳者，一律不要征收。这些都是使百姓休养生息的措施。魏相所条列奏报的，大概就是这些吧。】汉昭帝【始元二年八月】往年灾害很多，今年蚕桑和麦子又受损，已经赈济借贷的种子和粮食不要追收，不要让百姓缴纳今年的田租。《停止征发马匹的诏书》【愚按：周代牧师下属士四人，校人是马官的长官。校人管理六个马厩，共有三千四百匹马，分给官府中负责军事的卿大夫。丘、甸的马匹由百姓自行准备，用来从军。井田制败坏以后，凡遇到军队出征和徭役，都是国家向百姓征发马匹。汉初太仆的牧师、各苑囿饲养马三十万匹，百姓缴纳算赋来供给。到武帝时，在口赋钱中每人增加三钱，用来补充车骑马匹；这就是百姓出钱而官府自己牧养，还没有明显称作百姓共同出马。等到大将军、骠骑将军屡次出征，因损耗和死亡而损失的马匹不下十余万，于是登记官吏百姓的马匹来补充车骑；封君以下直到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等级出马；各地设置亭来饲养。亭中有母马的，每年计算繁殖数量；官府供给母马，三年后收取其繁殖所得的十分之一。甚至藏匿马匹也有罪，有因列侯藏匿马匹而被腰斩的；有百姓藏匿马匹、马匹数量不足，长安令几乎因此获死罪的。武帝牧养马匹，到这时竟直接从百姓那里夺取。唉！冀州北部本来是产马之地，还可以说得过去，为什么连东南地区也一律征取呢？昭帝怜悯流离逃亡者的苦难，停止征发马匹的命令；传报马匹不足时，就减少乘舆马来供给；马口钱的征收一概停止，不再保存。】天子有十二个马厩、六种马，诸侯国有六个马厩、四种马，大夫之家有四个马厩、两种马，这是周代制度。自天子以下，各级马匹都有定数，尊卑贵贱的区别庄严地默寓在森严的制度和数量之中，与八佾、六佾的制度没有不同；实在不可以过分自我贬损而降低等级，和众多卿大夫相同。昭帝宁可自行减少马匹，而民间富有畜牧反而放宽不加禁止，大概是痛悔武帝兴兵的过错，而完全返归“放马归华山”的美好制度吧？唉，这也很盛大了！汉昭帝【始元四年七月】接连几年收成不好，百姓缺少粮食【匮，就是空乏】，流离在外的佣工还没有全部返回【指离开家乡外出给人做雇工】。过去命令百姓共同出马，现在停止征发；凡是供给中都官的马匹，也暂且减少。《荐举贤良文学的诏书》【愚按：古今奸臣想专擅国柄，必先使君主愚昧，像赵高之类不在少数。看昭帝这道诏书，他通晓《孝经》《论语》，又广泛寻求师傅霍光，这种心意大概也是周公教导成王的心意。唐代宦官仇士良教他的徒众说：“不要让君主读经书传记。”这种意思不过是要使君主愚昧。霍光哪里有这种做法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五年〕 汉昭帝【始元五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一人〕 朕凭着微小的身躯，能够保守宗庙，内心战战兢兢，早起晚睡，修习古代帝王的事业，通读《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却还不能说已经明白【皇帝自称通晓《保傅传》，但还没有什么明确的心得】。命令三辅、太常各荐举贤良二人，郡国文学中成绩最高者各荐举一人。《停止马口钱的诏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六月〕 汉昭帝【元凤二年六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万石〕 朕怜悯百姓还不富足，前年减少漕运三百万石【减少转运粮食，是为了减轻劳役】，又削减了一些供乘舆使用的马和苑马，用来补充边郡、三辅的传马。命令郡国不要征收今年的马口钱【文颖说：过去有马口钱，就是所谓对马和其他六畜征收的租税】；三辅、太常所属郡可以用粟米抵充赋税。《减少口赋钱的诏书》【愚按：武帝对口赋，只怕不增加；昭帝对口赋，只怕不减少。这个虚耗的汉朝没有走到秦朝那一步，难道没有原因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二月〕 汉昭帝【元平元年春二月】天下把农业和蚕桑作为根本。近来节省用度，停止不急需的官职，减少外出徭役，务农养蚕的人增多，但百姓还不能家家富足，朕非常怜悯。应当减少口赋钱【有关官员奏请减少十分之三，作为上计时申报】。《设置廷平的诏书》【愚按：汉宣帝使用法律严厉，却又害怕官吏巧妙地玩弄法律，这就像刑罚的形状弯曲，却想使影子笔直。因此汉文帝宽仁温厚，刑罚搁置不用，虽然没有廷平这样的官职，后元年间百姓自然不会受冤。宣帝苛刻明察、逼迫急切，斋居裁决案件，虽然设置了廷平官，地节以来的百姓却没有见到不受冤屈。看赵、盖、韩、杨等人的被诛杀，大事尚且如此，小事就可想而知。当时郑昌对皇帝说：“明主亲自察看、明白听取，即使不设置廷平，案件也将自然得到公正。”这大概是说，宣帝的心病不在于不明察，而在于不宽厚。】汉宣帝【《汉书·刑法志》说：武帝时，张汤、赵禹等人分条制定法令，奸猾官吏借机谋利；想让人活，就引用生议；想让人死，就援引死罪的比附。宣帝还在民间时，就知道官吏会这样。即位后，廷史路温舒上书，说明秦朝有十项过失，其中一项仍然存在，就是审理案件的官吏。皇帝深深忧虑，于是下诏如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近来官吏巧妙地使用法律，法条文辞逐渐深刻严密，这是朕的德行不足。审判案件不当，会使有罪的人产生邪念，使无罪的人遭受惨杀，父子悲痛怨恨，朕对此非常悲伤。现在派廷史和郡守共同审理案件；廷史职任轻、俸禄薄，于是设置廷平，编制四人，务必使案件公平，以符合朕的心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要求他明察而宽恕；任命黄霸等为廷平。每年季秋以后请求复审，皇帝常到宣室，斋戒静居而裁决案件，狱刑因此号称公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二年、三年〕

译《地震诏》【愚按：回应上天应当靠实际行动，不应靠文辞。我看宣帝本始四年发生四十九处地震，诏令荐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这是多么空洞的文章！而且此前本始二年也曾因地震荐举贤良文学，那些被荐举的人在哪里？此后地节三年，又因地震诏令荐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那些人的言论又有什么作为？宣帝的文饰，大概就是如此严重：因为地震、山崩、水涌而改年号为“地节”，想从地的意义中取“节”，结果得到的只有这些文辞。虽然如此，宣帝尚未亲自掌政时，灾异不断被记载；亲自掌政以后，祥瑞不断被记载。这其中一定另有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 汉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国有四十九处发生地震，有的地方山崩，水流涌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一人、五日〕 灾异，是天地给予的警戒。朕承继宏大的基业，奉守宗庙，处在士民之上，却还不能使众生和谐。近来发生地震，北海、琅邪受到破坏，祖宗的宗庙也毁坏，朕非常恐惧。丞相、御史应当和列侯、中二千石一道，广泛询问研究经学的士人，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灾变、辅助朕的不足【一说：“有什么办法应对灾变，弥补朕的缺失”】，不得有所隐讳。命令三辅、太常、内郡国各荐举贤良方正一人。律令中有可以免除的，逐条奏报，以使百姓安宁。受到地震破坏严重的地方，不要征收租赋。大赦天下【皇帝因宗庙倒塌，穿素服，五日不居正殿】。《褒奖霍光的诏书》【司马光说：霍氏辅佐汉室，可以说是忠诚了，最终却没有保全他的宗族，为什么呢？】权威和恩惠，是君主的权柄。臣下长久掌握而不归还，很少有不失败的。凭汉昭帝的明智，十四岁就知道上官桀的欺诈，本来已经可以亲自处理政务了。何况汉宣帝十九岁即位，聪明刚毅，知道百姓疾苦，而霍光长久专擅大权，不知道退避，多方安置亲信党羽，充斥朝廷，使君主在上面积蓄愤怒，官吏百姓在下面积累怨恨，人人咬牙侧目，等待时机爆发；霍光能够保全自身，已经是幸运了。何况他的子孙又因骄奢淫逸促成了祸患。即使这样，假使汉宣帝只用俸禄、爵秩和赏赐使他的子孙富足，让他们享有大县的食邑，按时入朝参见，也足以报答霍光的大德了。可是又让他们掌握政务，授予兵权；等到事情丛生、嫌隙积累，反而进一步裁削夺取，于是怨恨恐惧产生邪谋，这难道只是霍氏自己招致的祸患吗？也是汉宣帝逐渐酿成的。过去斗椒作乱，楚庄王灭了他的宗族，却赦免箴尹克黄，因为如果说子文没有后代，拿什么来劝善呢？即使显、禹犯有云山之罪，按理应当夷灭宗族，但霍光有忠勋，不能不祭祀，于是竟使他的家族没有一个活口。汉宣帝也太少恩德了。○愚按：宣帝褒奖霍光，是因为害怕他，不是因为爱护他。史书说，宣帝在民间时，听说霍氏是显贵外戚，心中就不能善待他们，这难道是爱护霍氏吗？所以霍光活着时，宣帝受到他陪乘威势的压制；霍光死后，又受到立新皇后的阻碍。内心有畏惧，外在保留礼节。等到魏相、许广汉的谋划一旦成功，霍氏就被灭族，断绝祭祀，没有一个活口。唉！凭霍氏拥立皇帝的功劳，即使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也还应当宽宥十世；宣帝却突然忍心残酷到这种程度，大概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爱护霍光的心意。汉宣帝【地节二年三月】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侍卫孝武皇帝三十多年，辅佐孝昭皇帝十多年；遭遇大难时，亲自秉持义理，率领三公、诸侯、九卿，确定万世大计，使宗庙安定。天下百姓都因此安宁。他的功德盛大，朕非常赞美。恢复他后世子孙的爵位，酬报他的爵邑，世世代代不要削夺，功劳如同萧相国【当时霍光已经去世。】○南轩张栻说：霍光天性沉重厚道，所以能够担当大事。他的过失却源于不学习。人臣的功劳到了周公，也没有谁能超过。诗人形容他的盛德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他是多么温和恭敬、谦逊厚道啊！即使凭天子叔父的尊贵，身处人臣的最高地位，拥有盖世的功业，观察他的气象，哪里有一丝一毫居功自恃、凭权势压人的样子？人们只看见他的道德值得尊崇，又哪里会感到他的权势可怕呢？孟子说：“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后来的君子也说：“侍奉君主像周公那样就可以了。”像曾子侍奉父母，不过是作为人子，尽到自己的本分，并没有额外增加什么；周公侍奉君主也是这样，因为那是自己身份所应当做的事，哪里有一丝一毫属于自己的东西？周公正因为没有一丝一毫把功劳据为己有，所以德行越盛大越恭敬，事业天天更新而没有穷尽。至于霍光所建立的功业，想来他把它背负在身上、横亘在心中，不能片刻忘怀，所以他的气焰无法遮掩，威势日益盛大，权利的道路上人们争相趋附。不仅霍光的家人、子弟、门生、属吏逐渐习惯于骄纵而无法收敛，霍光自身也不知道已经处于安逸放纵之中。这就是使国家凶险、使家庭败亡的根源，能不害怕吗？所以他一时之间对人的任用、罢免、升降，大都出于私意。凭苏武的忠贞节操，升迁却不由自己，只得到典属国的职位；而大司马的长史即使像杨敝那样庸碌荒谬，也能做到宰相。至于魏相、萧望之这样的才俊，都被排斥而不予任用。田千秋稍微不合霍光的心意，他的女婿就被论罪处死。霍光作威作福，大概就是这样。阴妻的邪恶谋划，使人敢于帮助她，不再有人说出她的奸恶；那么霜降之后结成坚冰，难道会只是一天造成的吗？霍光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完整的道理可说了。推究根源，一切都由于他内心把宠爱和利益当作功成名就，不知道人臣的本分，所以说这是不学习的过错。○西山真德秀说：霍光接受遗诏辅政，先后辅佐两位君主，总共二十年。考察事情的始末，他只有听从杜延年的意见、修复汉文帝时期的政事，算是对天下有功；听从丙吉的建议、拥立汉宣帝，算是对社稷有功。其余事情大体上是功不抵过。公事不能掩盖私心。起初接受先帝顾命托付时，责任重大，有敬畏和谨慎之心；而且同列大臣窥伺，也有不能不谨慎的地方。等到上官桀被诛杀，权力更加集中，他的志向操守因此第一次改变。汉宣帝即位后，功劳更加盛大，他的志向操守又第二次改变。于是敬畏谨慎之心消失，骄纵放肆的态度产生。敬畏和放肆的分界一改变，祸福就随之不同，这难道不可怕、不可作为警戒吗？○这两段可以作为人臣的戒鉴，所以附录在这里。《封王成为侯的诏书》【林之奇说：世人评论宣帝，说他赏罚分明、信赏必罚；可是王成慰劳安抚流民，却虚报数字来求得显赫赏赐，哪里还能说他的赏罚是诚信的呢？却不知道王成得到的赏赐，正是宣帝的权术。再看宣帝任命刺史、郡守时，常常亲自召见询问，考察事情的由来；退朝后再考察他们实际做的事，用来验证他们所说的话，有名实不相符的，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这难道能欺骗他吗？】○愚按：凡是想要成就大事的人，就没有余暇顾及小节。汉宣帝是一个能够综合考核名实的君主。只是这个王成伪造、增加户口数目，竟因此受到上等奖赏；后来宣帝询问地方长吏，偶然查得了实情，却也没有加罪于他。大概是宣帝励精图治的心情十分迫切，正好借此事来激励臣下，使州县守令都用心办事，彼此效法；虽然失察了王成一个人，却因此可以得到千万人的实情。否则，宣帝难道会甘心受人欺骗吗？汉宣帝（三年三月）。

译我听说，有功劳而不奖赏，有罪过而不诛罚，即使是唐尧、虞舜，也不能凭此教化天下。如今胶东相王成，慰劳安抚百姓从不懈怠，使流亡百姓自行登记的有八万多户，政绩属于特别优异的一等。提升王成的俸秩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后来宣帝下诏，派丞相、御史询问各郡国上计的长吏、郡守和郡丞政令的得失，有人回答说：从前胶东相王成虚报增加户口，以求获得显著的奖赏；此后庸俗官吏多半制造虚假名声。） 罢免车骑将军等屯兵诏。汉宣帝（三年十月）。前些时候，九月壬申发生地震，朕对此非常害怕。有能够规劝朕的过失，以及贤良方正、极力进谏的人，用来匡正朕的不足，不要受到有关官吏的阻止。朕既然没有德行，不能使远方归附，所以边境的屯戍一直没有停止。如今又整饬军队、增加屯兵，使百姓长久劳苦，这不是安抚天下的办法。应当罢免车骑将军、右将军的屯兵。又下诏：池苑中没有被朕临幸过的地方，借给贫民；各郡国的宫馆不要再修治。流亡百姓返回故乡的，借给他们公田，贷给种子和粮食，并且暂时不要征发他们服役。命令郡国荐举孝悌等人的诏书。（我认为：秦朝风俗浅薄，汉朝风俗淳厚。秦朝崇尚功利，言论不涉及孝悌，所以风俗一天比一天浇薄；汉朝也夹杂功利，但时时荐举孝悌，所以风俗一天比一天厚重。孝文帝荐举孝悌，孝武帝荐举孝悌，到孝宣帝也荐举孝悌，而帝号都加上“孝”字。史书说汉代风俗淳厚，其关键果然在于君上，而不在于百姓。） 汉宣帝（十月）。朕既然没有能力清楚地引导百姓，也不能明察他们的反复变化，早晨起身后便思虑天下各方的事情，没有一刻忘记百姓，只怕有辱先帝的圣德，所以一并荐举贤良方正之士，以亲近万民。这样年复一年直到今天，然而风俗教化仍然有所欠缺。《传》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实行仁德的根本。” 应当命令各郡国荐举孝悌之人，以及在乡里有德行声望的人，各一人。有服丧者不得服徭役诏。（我认为：人心的厚重，先从家庭开始，然后推及国家。服丧三年，是天下共同遵行的丧制，难道可以废弃吗？所以从共同服丧的制度来看，可以知道人们有亲情；从服徭役来看，可以知道人们有君臣之义。天下没有亲情淡薄而能厚待君主的人。汉代各帝都荐举孝悌，宣帝又下诏规定有丧服者不得服徭役，有人心的人从这里就发生变化了。） 汉宣帝（四年二月）。用孝道引导百姓，天下就会顺服。如今百姓有的遭逢丧事和灾祸，官吏却征发他们服役，使他们不能办理安葬，伤害了孝子的心，朕对此非常怜悯。从今以后，凡是为祖父母、父母服丧的人，都不得征发徭役，使他们能够收殓死者、办理丧葬，尽到做子女的责任。儿子首匿父母等不得治罪诏。（我认为：天下的事情，有的涉及感情而合乎道理，有的虽不涉及感情却违背道理。陈仲子逃避兄长、离开母亲，看起来似乎远离亲情，但不合道理，君子非难他。第五伦作为儿子而不能安睡，看起来似乎偏私于亲情，但不伤害道理，君子肯定他。宣帝下诏天下：儿子首匿父母，妻子首匿丈夫，孙子首匿祖父母，都不治罪。可以说是对人情斟酌到了极点！宣帝曾因丙吉包庇隐藏自己而得以保全，似乎也有所触动，所以才这样做吧。） 汉宣帝（五月）。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妻之间的关系，都是人的天性。即使遇到祸患，仍然要冒着死罪保护对方、使对方生存（“防”是冒犯的意思），这确实是爱意凝结于内心，是仁厚到了极点，怎么能够违背它呢？从今以后，儿子首匿父母，妻子首匿丈夫，孙子首匿祖父母，都不治罪。父母包庇儿子，丈夫包庇妻子，祖父母包庇孙子，罪当死刑的，都上报请示，由廷尉奏闻。减免盐价及每年上报系囚情况诏。（陈防说：宣帝的诏令，用心非常仁厚；宣帝的刑罚，执法却并不宽恕。例如借给贫民粮食、赦免有罪者、力求宽大，这是宣帝的诏令；诛杀广汉、延寿、杨恽，则是宣帝的执法。自从武帝征伐四夷以来，赋税徭役严酷，百姓多有流亡；对有罪者宽

译贷放纵，官吏又多懈怠放任。宣帝在这方面，对官吏严厉治理，以纠正武帝时期放纵松弛的弊病；对百姓宽厚治理，以纠正武帝时期百姓流亡的弊病。宣帝驾驭百姓和官吏，难道可以一概而论吗？） 我认为：争取天下的利益，不一定要把天下所有的利益都据为己有。盐是五味之一，百姓饮食不可缺少。夏禹时青州进贡盐和细葛布，这说明盐利不在官府而在百姓。管仲建立盐业专卖制度，下令北海不得聚众煮盐，这说明盐利不在百姓而在官府。汉武帝采用孔仅、桑弘羊的主张，实行均输、盐铁专卖，官府把天下的利益几乎全部网罗过来。董仲舒所说的盐利比古人增加一倍，大家都以为这是弊病。贤良文学说民间疾苦，希望一概废除这些制度，那么盐业专卖确实不是良法。宣帝没有废除盐业专卖，只是稍微降低盐价，虽然不能免于与民争利，却没有把利益全部占尽；如果能把盐利全交给百姓，岂不是恢复齐国而成为三代那样的政治了吗？汉宣帝（九月）。朕想到百姓失去职业、生活不能自给，派使者巡行郡国，询问百姓的疾苦。有些官吏营求私利，烦扰百姓，不顾自己的罪责，朕对此非常怜悯。今年各郡国多遭水灾，已经赈济、借贷盐民的粮食，但盐价都很昂贵，百姓更加困苦。应当降低天下的盐价。又说：“法令规定，死者不能复生（法令有先后，所以有令甲、令乙、令丙，就像今天的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受刑者不能停止受刑，这是先帝所重视的原则，但官吏没有做到。如今被拘押的人，有的因遭受拷掠、罪罚，或者因饥寒、瘦弱而死在狱中，这是什么用心，竟违背人道到这种地步？朕对此非常痛心。”应当命令郡国每年上报被拘押者中因拷掠、鞭笞或瘦弱而死者的罪名、姓名以及县、爵、里等情况，由丞相、御史按考核优劣奏闻。（凡说“殿最”，“殿”是最后，即考核居后；“最”是最优，即考核居先。） 广泛荐举官吏和百姓的诏书。（西山真德秀说：宣帝这道诏书最懂得治国根本，然而没有听说当时有人能够荐举合适的人来满足皇上的意旨，实在可惜！） 汉宣帝（元康元年八月）。朕不明白六经，郁滞于大道之中，因此阴阳失调，风雨不按时到来。应当广泛荐举官吏和百姓中自身修养好、政事通达、明晓先王之道并能阐明其意义的人，各二人；中二千石官，各荐举一人。命令二千石考察属官诏。（我认为：州县官吏想要损害下属、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必然要媚事上级、求取名声。宣帝再三关心郡守县令，却说“兴起徭役，装饰厨传”。兴徭役，是剥削百姓来放纵奸邪；装饰厨传，是求取声誉来掩盖罪恶。这两件事往往相互依存。宣帝洞察官吏的弊病，痛切地遏制这两个方面，他对真伪的了解，大概很深。） 汉宣帝（二年五月）。刑狱关系万民的性命，是用来禁止暴行、制止邪恶、养育众生的。能够使活着的人不怨恨、死去的人不遗恨，才可以称为善于办理刑狱的官吏。如今却不是这样，有的官吏执法时怀着巧诈之心，分割律文、妄造条款，使刑罚轻重不平（“析”是分开的意思，即拆分律条，妄自制造条目，以出入人罪），又增加言辞来掩饰错误，以此定成别人的罪；奏报不符合实情，皇上也无从知道这些，朕的不明察、官吏的不称职，使四方百姓将仰赖什么呢？二千石官都要考察属官，不要任用这种人。官吏应当务求依法公平办事；有的人擅自兴起徭役，装饰厨传，夸大接待使者宾客的费用（“厨”指饮食，“传”指传舍；使者宾客来到时，迎合他们的意愿而赠送财物，超过限度的“过”），越过职权、违犯法令，以求取名誉，这好比踩着薄冰等待太阳出来，难道不是危险吗？如今天下多遭疾病灾害，朕对此非常怜悯；应当命令郡国中受灾特别严重的地方，免除今年的租赋。封海昏侯诏。（我认为：接受别人的利益，不一定要转而加害他；享受别人的安定，也不一定要危害他。舜接受尧的天下，从未加害丹朱；禹接受舜的天下，从未加害商均。宣帝因海昏侯被废而继承帝位，却没有杀他，反而封他为侯，这仍然有三代忠厚仁慈的心。唉！

译偷窃别人的财物，害怕日后事情败露、反过来危及自己，于是又把人杀掉，这与盗贼有什么区别？晋、魏以后，有的废掉一个君主，便让他饮毒酒、赐剑，或用军队包围，唯恐死灰复燃，这与盗贼的行为有什么不同？看了宣帝这道诏书，就应当感到惭愧。）汉宣帝《汉书》记载：皇上心里忌惮原昌邑王刘贺，赐给山阳太守张敞玺书，命令他严密防备盗贼，不要把皇上所赐的书下发。张敞于是分条上奏刘贺的居处、衣服、言语、跪拜起身等情况，说明他轻浮狂放、昏昧不慧，以显示他被废黜的理由。皇上这才知道刘贺不值得忌惮，于是封他为海昏侯。

译听说象犯了罪，舜仍然封他为诸侯；骨肉亲情，应当明白显著而不能割断。（“粲”是明白的意思，“殊”是断绝的意思，意思是应当彰明仁爱亲情，不要离弃断绝。）于是封原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命令八十岁以上者除诬告、杀伤人等罪外均不治罪诏。汉宣帝。《汉刑法志》说：景帝三年下诏，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应当拘押的人，只拘禁而不加刑具。到孝宣帝元康四年，又下了这样的诏书。到成帝鸿嘉元年，制定法令：年龄不满七岁的人，犯盗窃、斗殴伤人乃至死罪，均上报廷尉奏闻，可以减免死刑。这符合对幼弱、老年和昏耄之人的三种赦免原则。这些都是法令逐渐接近古制、便利百姓的做法。朕想到老年人头发脱落、牙齿掉落，血气衰弱，也没有暴虐之心（一本作“叛逆作乱之心”），如今有的却触犯法律，被拘押在监狱里，不能终享天年，朕对此非常怜悯。从今以后，凡年满八十岁以上的人，除诬告、杀人、伤人之外，其余都不治罪。派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巡行天下，慰问鳏夫寡妇，观察风俗，考察官吏治理的得失，荐举才德出众、不同寻常的人才。答复张安世诏。（我认为：一个人往往取决于如何自处。世上的刑戮，有的固然出于意料之外，也有的是自己造下罪孽所导致的，不可不自我反省。宣帝灭霍氏全族，诛杀赵、盖、韩、杨等人，大家都说这是宣帝残酷的过错。等到看他这样对待张安世，我认为那些人也是自取其祸。霍氏因为凶恶叛逆，延寿因为奢侈僭越，广汉因为错误触犯相府，宽饶、杨恽因为讥刺怨望，他们没有免于族诛，不能全都归咎于宣帝。魏相曾说：张安世忠信谨慎厚道，是重臣。张安世不仅保全了自身，还能保全家族、得到皇帝眷顾，他也确实善于自处啊。） 汉宣帝。将军年老而且患病，朕非常怜悯你。虽然你不能处理政事，但你能在万里之外折冲御敌；你是先帝的大臣，明白治乱之道，这一点是朕所不及的，朕还可以多次向你询问。你为什么感到不安而上书，归还卫将军、富平侯的印信呢？这使朕感到你淡薄我、忘记旧情，并不是我所希望的。希望将军努力进餐，亲近医药，专心养神，以辅助自己享尽天年。增加小吏俸禄诏。（我认为：君主用来鼓动一代人的，不过是名声和利益。吝惜利益的人，往往必须厚待名声；轻视名声的人，往往必须厚给利益。一般人即使身居高爵，尚且有时会顾惜名节；至于廉洁谨慎、名声沉于下层的小吏，究竟靠什么来供养自己、维持生活呢？所以，廉洁可以在大节上要求，却不能在小处也苛责。宣帝起自民间，对此知道得很清楚，如今特意先增加他们的俸禄供养，准备将来要求他们尽职尽责，这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汉宣帝（三年八月）。官吏如果不廉洁公正，治理之道就会衰败。如今小吏都勤勉办事，但俸禄微薄，要他们不侵夺百姓财物，很难做到。应当增加百石以下官吏的俸禄，每人增加十五斛（例如原来领取一斛，就增加五斗）。汉宣帝。颍川太守黄霸宣布诏令说：“百姓都向往教化，孝子、悌弟、贞洁的妇女、顺从的孙子一天比一天多。耕田的人互相谦让田界，路上不拾取遗失物；供养照料鳏寡，赈济帮助贫困者。有的案件八年没有严重罪行，囚犯和官吏都向往教化，奋发实行道义，可以说都是贤人君子了。”古书不是说过吗：“股肱大臣贤良啊！”赐给黄霸关内侯爵位、黄金百斤，俸秩为中二千石。颍川郡中孝悌有德行义举的百姓、三老、力田，都按等级赐予爵位和丝帛。郡国等地不得实行苛政。（我认为：对待官吏贵在严厉，对待百姓贵在宽厚。对待官吏像驾驭未驯的马，缰绳嚼子稍微松弛，就一定会遭受它踢踏的恐惧；对待百姓像抱持婴儿，乳哺稍微迟缓，就一定会带来疾病的忧患。宣帝对官吏严厉，对百姓却不苛刻，似乎懂得治理的要领。不过，禁止他们不要苛刻，哪里比得上率领他们使其自己不苛刻？况且这道“不得实行苛政”的诏书，只是因婚嫁、酒食等小事而发布，又没有具体列举更大的苛政，宣帝在这件事上也没有完全做到周善。） 汉宣帝（五凤二年八月）。婚姻礼仪，是人伦中最重要的事情；酒食聚会，是用来实行礼乐的。如今各郡国的二千石官，有的擅自设置苛刻禁令，禁止百姓嫁娶时准备酒食、互相庆贺、邀请宾客，因此废弃了乡党间的礼仪，使百姓没有欢乐，这不是引导百姓的办法。《诗经》不是说过吗：“百姓丧失德行，是从连干粮都吝惜而造成的。”不要实行苛政。以宾客礼节接待单于诏。（林之奇说：夷狄轻视中国，其祸患的开端都起于西汉。当他们强盛而入侵时，高祖采纳娄敬的建议，装饰女子嫁给他们，以甥舅亲戚之礼相待；等到他们衰弱而入朝时，宣帝又采纳萧望之的建议，把单于的位次排在诸侯王之上，以不称臣的礼节相待。这种滔天祸患，后世难道没有办法遏止吗？） 荀悦说：《春秋》的大义是，称王者没有境外之分，是希望天下归于一统。戎狄距离遥远，道路阻隔，人的踪迹与中原隔绝，所以正朔不能推行，礼教不能施加，并不是因为尊重他们。《诗经》说：“从那氐族、羌族起，没有谁敢不来朝见周王。”所以边远荒服的君长，必定要奉献王贡；如果不尽职，就要加以责让、号令，并不是把他们当作敌国。萧望之的建议越过制度、扰乱等级，改变了天常，不合礼法。我认为：古代诸侯国朝见天子，各有等级差别；要服、荒服的次序，排在甸服、侯服、卫服之下。夷狄属于要服、荒服。尚未臣服时，应当让他们知道德行和威势；既已臣服时，应当让他们知道名分。所以汉代之中，匈奴轻慢侮辱汉朝时，可以用德威制服他们；单于来朝时，可以按品秩排列他的位次；但想用宾客礼节接待他，难道可以吗？何况让他作为王室的宾客，这本是周朝接待前代后裔的礼节，并不是接待夷狄的办法，萧望之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汉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听说五帝、三王对于礼制不能施行的地方，就不把政令推行到那里。如今匈奴单于自称北方藩臣，在正月来朝见，朕的德行不足，不能广泛覆盖他们，所以用宾客礼节接待他，把他的位次排在诸侯王之上。

译告诫官吏不要放纵奸邪诏。（西山真德秀说：按照旧说，认为宣帝平时崇尚严厉，到黄龙初年才熟悉治国之道，开始实行宽大。现在细看诏书措辞，正是说官吏不禁止奸邪、放纵释放有罪者是不对的，而想要察究计簿中的欺骗虚假，实际上是想加重严治，并不是真正专心实行宽大。） 我认为：人的精神状态，开始时勤勉，中途便懈怠，到末期就衰退了。宣帝对待百姓从未过于苛刻，他十七岁即位，到这时已经四十三岁，大概在位二十六年了，而宽大的意旨也从未改变。所谓“不要禁止奸邪”，大概是针对官吏的欺骗、百姓沦为盗贼而发，恐怕未必就是马上把宽大政策改变成一概残酷的做法。听说上古的治理，君臣同心，所作所为无论曲直都各得其所，因此上下和谐融洽，天下安宁太平，那样的德行实在无法赶上。朕既然不明察，多次向公卿大夫重申诏令，务必实行宽大政策，顺应百姓的疾苦，想要与三王的盛德、先帝的德行相配。如今有的官吏把不禁止奸邪当作宽大，把放纵释放有罪者当作不苛刻；有的把残酷凶恶当作贤能，这些都失去了中正之道（“中”读去声）。奉行诏令、宣扬教化如果这样，难道不是荒谬吗？如今天下事情很少，徭役已经减少，战争也没有发生，但百姓大多贫困，盗贼仍未停止，过错究竟在哪里？上报的计簿只是罗列文饰，专门制造欺骗虚假以逃避考核，三公又不把它当回事，朕将凭什么任用官吏？凡是请求下诏减少随从、自己供给费用的人，一律停止。（张氏说：此前武帝因用度不足，有的奉命出使而请求不领取俸禄，自己减少随从以领取他们的粮食，有的自行供给费用；于是奸吏借此谋利，所得超过原有俸禄，所以应当断绝这种做法。）御史应当考察计簿中疑似不实的内容，加以查问，使真实和虚假不要混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九章〕 又没有比武帝、宣帝以后更详密的了。看《刑法志》所说文书堆满几案、典籍官吏不能全部阅览，似乎又失之过于详密。从前郑昌劝宣帝修订律令，宣帝可以修订却没有修订；到元帝时，恭显掌权，既不能修订，却又想修订。我认为，即使律令真的修订，也不过是借此诬陷杀害望之等忠良，难道真能制定出完善的法令吗？汉元帝。《汉刑法志》记载：宣帝设置廷平，刑狱号称公平。当时郑昌上书说，不如删削、修订律令；宣帝来不及修订。元帝刚即位，于是下诏。法令，是用来压制暴徒、扶助弱者的，应当使人难以触犯、容易避开。如今律令繁多而不简约，即使掌管典章文书的人也不能把它们分辨清楚，却想用来网罗百姓的过失，这难道是刑罚适中的本意吗？应当讨论律令中可以删除、减轻的部分，分条上奏，只求便利安定万民而已。（到成帝河平年间，又下诏讨论减免死刑以及可以删除、简化的条文，使法令明白易知，并命有关官吏分条上奏。只是没有仲山甫那样能够阐明法令的人，不能因时广泛宣扬皇上的恩德，建立明白的制度，作为一代的法则；只是徒然摘取细小条目，逐项罗列几件事情，以此敷衍诏令而已。因此大的制度没有建立，遂一直延续到今天。按照史家的说法，元帝、成帝虽有这道诏书，也只是文字上的具文，没有实际施行。） 宫馆中很少被皇帝临幸的，不要修治诏。（我认为：君主的大节，首先在于端正心术，其次在于辨别忠奸，再其次在于去除玩物嗜好。在这三件事中，辨别忠奸尤其重要。所亲近的人如果不是正人，君主本来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元帝天性本来善良，心术本来端正，他的问题大概在于不能辨别忠奸，而不在于不能遵守恭俭。恭、显的奸邪不能除去，望之重新表现出的忠诚却不能保全。所以即使减少宫室、去掉珍奇，也仅仅是不至于亡国罢了，终究不足以达到太平之治，也不值得称扬。） 汉元帝。近来阴阳失调，百姓饥寒交迫，没有办法保持安定的治理。这只是因为朕德行浅薄，不足以承受、进入先帝旧有的宫室居所（这是皇帝自谦，说自己没有资格进入先帝的宫室）。应当命令各宫馆中很少临幸的，不要修缮治理。太仆减少供给马匹的谷物，水衡都尉减少供给禽兽的肉食。（考察元帝为百姓下达的诏令也很多，但由于恭、显掌权，朝廷没有善政，哪里能使百姓真正蒙受皇恩？这里只列举一两件，不全部记录。） 罢免攻打珠厓诏。《贾捐之传》。汉元帝。珠厓的蛮人杀害官吏百姓，背叛朝廷而作乱。如今朝廷讨论此事，有人说可以攻打，有人说可以防守，有人想要放弃，各人的主张不同。朕日夜思考他们的意见：如果认为威势不能施行，就想诛讨他们；如果狐疑不决、回避困难，就想守住屯田；如果通晓时势变化，就会忧虑万民。万民的饥饿与远方蛮夷不受讨伐相比，哪一种危害更大呢？况且宗庙祭祀在荒年尚且不能完备，何况要回避那种无可避免的耻辱呢？如今关东地区极其困苦，仓库空虚，没有办法互相赈济；如果再兴兵动众，不仅劳累百姓，还会使灾年接踵而来。应当罢除珠厓郡；当地百姓有仰慕义理、愿意归附内地的，就方便地安置他们；不愿意的，不要强迫。因灾异而赦免天下诏。（我认为：君主消弭灾害，好比医生治疗疾病；善于用药，疾病立即痊愈，不善于用药，疾病反而加重。元帝时灾异接连发生，不过是因为一群宦官掌权，所以地震山崩、宗庙毁坏倒塌，都由此而来。刘向的奏疏从道理上说明，京房的言论从灾异象数上说明，像一剂药，疾病本可以立即痊愈。元帝胸中没有辨别是非的见识，人人都指出恭、显掌权，但恭、显反而指责大臣掌权；正直之人指斥奸邪为奸邪，奸邪之人又反过来指斥正直者为奸邪。恭、显没有被罢免，而定国、广德却被罢免；恭、显没有被杀，望之、张猛却自杀。所以即使屡次赦免天下，灾害也更加无法消除。《刘向传》说：“客星侵犯卷宿，古代帝王因此醒悟，开始亲近萧望之。”唉！即使亲近望之，又有什么补救呢？） 汉元帝（二年三月）。

译听说圣贤在位，阴阳就会调和，风雨按时而来，日月明亮，星辰安定，百姓安康宁静，能够完成自己的寿命。如今朕恭敬地承受天地的托付，处在公侯之上，明察不能照彻，德行不能安抚，灾异一齐发生，接连多年没有停止。二月戊午，陇西郡发生地震，毁坏、坠落了太上皇庙殿的墙壁、木饰，毁坏了豲道县的城郭、官署和百姓房屋，压死许多人，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上天降下灾害，震动惊骇朕的心，说明治理有重大亏失，罪咎竟达到这种地步。朕早晚战战兢兢，不能通晓这种重大变化，深深忧郁悲痛，却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近来连年歉收，百姓困乏，无法忍受饥寒，甚至触犯刑法，朕对此非常怜悯。郡国中遭受地震灾害特别严重的地方，免除租赋。天下百姓中有可以删除、免除、减省、使万民便利的事项，都分条上奏，不得有所避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荐举才德出众、不同寻常以及直言极谏的人，朕将亲自阅览。（考察元帝因灾异而下的诏书也很多，这里不全部记录。） 答复贡禹诏。（我认为：贡禹竟然用虚名欺骗世人到了这种程度！我读元帝的诏书，看到皇帝勉强挽留贡禹，知道贡禹凭虚名欺骗了当时；又读班固《汉书》，看到贡禹与王吉、龚胜、鲍宣合列一传，也知道贡禹凭虚名欺骗了后世。当时恭、显专权，刘向、萧望之等人反复进言不止，而贡禹竟没有一句话涉及他们。更严重的是，他反而同恭、显结交，以掩饰他们杀害贤人的罪恶，这究竟是什么行为？贡禹不值得称许，大概就在这里；这样的人，果真可以欺骗天下吗？） 汉元帝（初元二年至三年之间）。朕认为你生来具有伯夷的廉洁、史鱼的正直，坚守经义、依据古道，不阿附当世，勤勤恳恳地致力于百姓风俗中所缺少的事情，所以亲近你，参与国家政事。如今还没有能够长久听到你的奇特见解，你却说想要退职，难道是心中有所遗憾吗？在位的人难道与先生有什么不同吗？过去曾经让金敞告诉先生，想趁先生在世时给先生的儿子授予禄位，这些已经说明白了。如今你又说儿子年少，既然用王命来办理、照顾先生的家，即使有一百个儿子，又怎么能再增加什么呢？

译《传》说：“不要怀念故土，何必思念故乡。” 先生要努力进食，谨慎防治疾病，以辅助自己保养身体。赐给萧望之爵位和食邑诏。（我认为：君子不是小人的对手。君子的谋略，小人常常疏忽；小人的谋略，君子常常难以预料。因此，君主如果善于维护君子，尊重君子反而足以成为福分；如果不善于维护君子，尊重君子反而足以招来祸患。萧望之是皇帝的师傅和旧臣，如果皇帝一心维护任用他，怎么会死在恭、显手里？他死之前，不能巩固旧日的交情；死之后，又不能昭明新的仇怨。过去皇帝用来加封望之的做法，恰恰成了促使小人杀害他的原因。唉！） 汉元帝。《汉书》记载：宣帝病重时，太子太傅萧望之接受遗诏，担任前将军辅政。元帝即位后，多次召见他，听取政事。中书令弘恭、石显长期掌管枢机，奏称望之等结党营私、接受请托，请求召到廷尉审讯，免为庶人。几个月后，元帝又下制诏给御史，内容如下。国家将要兴盛时，就会尊重老师、敬重师傅。所以前将军萧望之，做朕的老师八年，用经书引导朕，他的功劳很大。赐给他关内侯爵位、八百户食邑，任给事中；每月朔日、望日入朝，座次排在将军之下。（天子曾倚重他，准备让他担任丞相；后来望之的儿子萧伋上书为父亲申诉旧事，恭、显等人却说望之教唆儿子上书，把责任归于皇上，于是下令召望之，望之自杀。元帝没有刚明的德行，所以不能最终保全对师傅的恩情，这是后世君主应当警戒的。） 罢免甘泉宫、建章宫等宫卫诏。汉元帝（六月）。听说安定百姓的道理，根本在于调和阴阳。近来阴阳错乱，风雨不按时到来，朕的德行不够，希望群臣中有人敢于说出朕的过失。如今却不是这样，大家苟且迎合、偷安顺从，不肯把话说尽，朕对此非常怜悯。朕长久思念百姓的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苦于无益的工程、守卫无人居住的宫殿，恐怕这不是辅助阴阳调和的办法。应当罢免甘泉宫、建章宫的守卫，让他们从事农业。百官各自节省费用，分条上奏，不得有所避讳。有关官吏要努力，不要违犯四时禁令。丞相、御史荐举天下明白阴阳灾异的人，各三人。赦免天下诏。（我认为：君主对于小人，知道他的罪恶却不除掉，还不如不知道他的罪恶而任用他。不知道而任用，尚且还有顾忌；知道而不除掉，就更加没有顾忌了。考察元帝的诏书说：“奸佞之人在位，吉士受到蒙蔽”，他难道不知道“奸佞之人”指谁吗？是指恭、显，还是指堪、猛？如果指恭、显，就不可能除掉；如果指堪、猛，也不值得等待除掉。看京房的回答说：“皇上最信任、并在帷幄中参与谋划的人，就是他们。”元帝却再三推托说自己还没有明白，即使已经明白，也不能罢免他们。这说明知道反而不如不知道。至于太阳呈青色而无光，元帝分条责问御史、丞相，舍弃豺狼却去追究狐狸，这正是恭、显所以肆无忌惮的原因。） 汉元帝（永光元年三月）。五帝、三王任用贤人、役使能人，因此达到极其太平的境地。如今政治不能治理好，难道是百姓与古代不同吗？过错在于朕不明察，不能识别贤人。因此奸佞之人在位，贤能之士受到蒙蔽；再加上周、秦以来的弊病，百姓逐渐形成浇薄风俗，离弃礼义，触犯刑法，难道不可悲吗？由此看来，百姓有什么罪过？应当赦免天下，命令百姓振作精神、改过自新，各自努力耕种田地。没有田地的人，都借给他们田地，贷给种子和粮食；贫民中官秩六百石以上的，赐爵五大夫；勤勉办事的官吏，赐爵二级；有继承父亲爵位资格的人，赐民爵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牛酒；鳏寡孤独和年高者赐帛。分条责问丞相、御史诏。汉元帝。《汉书》记载：永光元年春天下降霜，夏季寒冷，太阳青暗无光，皇上因此下诏分条责问丞相于定国等人。有从东方来的人说，百姓之间父子互相抛弃。丞相、御史以及办理此事的官吏，是隐瞒不报告吗？还是从东方来的人夸大增加了事实？为什么错乱到了这种地步？朕想知道真实情况；到了今年，年成还不能预先知道。如果发生水旱灾害，忧患就不小。公卿中有能够防止灾害发生、挽救已经发生灾害的人，都要各自据实回答，不得有所隐瞒。讨论废除郡国宗庙诏。（我认为：《易经》萃卦说：“王来到宗庙。”宗庙是聚集人心的地方。古代天子有七庙，虽然各自有一室，却未尝不聚合为一处。汉家的宗庙制度不依照周礼，每位皇帝即位便建立一座宗庙，彼此相隔在不同地方，也不排列昭穆。文帝庙称顾成，武帝庙称龙渊，昭帝庙称徘徊，宣帝庙称乐游，元帝庙称长寿，成帝庙称阳池。既然不聚合在一处，昭穆和递次毁庙的议论也就无法再考寻。看玄成传所说，祖宗宗庙分布在郡国以及陵墓旁，共有一百七十六处，烦琐亵渎到这种程度，又怎么能聚集人心呢？如今因贡禹的进言，全部废除郡国宗庙，是正确的。后来元帝因病卧床，又认为这是祖宗责怒，虽然没有恢复郡国宗庙，后来却又恢复寝庙。唉！祖宗发怒，特意是因为任用宦官而使国家灭亡，哪里是因为寝庙呢？） 汉元帝。《汉书》记载：元帝时，贡禹上奏说：“古代天子有七庙，如今孝惠帝、孝景帝的亲属关系已经尽了，应该毁去；郡国的宗庙也不合古礼，应当加以整顿确定。”天子认为他的意见正确，但还没来得及实行。永光四年，才下诏说：“先废除郡国宗庙。” 听说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遇到不同时势就制定相应法令，依据事情需要采取适宜措施。从前天下刚刚平定，远方还没有宾服，所以因循过去亲近的人建立宗庙，大概是为了建立威势、消除祸乱萌芽、统一百姓的至高权宜之策。如今依赖天地的神灵和宗庙的福佑，四方同一轨道，蛮夷都来纳贡，宗庙制度长期沿袭却没有确定。如今让疏远、卑贱的人共同奉承尊贵的祭祀，恐怕不是皇天和祖宗的本意，朕对此非常恐惧。《传》不是说过吗：“我若不能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应当同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各位大夫、博士、议郎共同讨论。（玄成等七十人都说：设置在郡国的宗庙应当停止修缮。奏议得到批准。） 讨论宗庙礼制诏。汉元帝。《汉书》记载：废除郡国宗庙一个多月后，元帝又下诏说：“听说贤明的君王制定礼制，建立四座亲庙；祖宗的宗庙万世不毁，用来彰明尊祖敬宗，显明亲亲之恩。朕有幸承受祖宗的重任，只是大礼还没有完备，心中战栗恐惧，不敢独断专行。应当同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以及诸位大夫、博士共同讨论。”玄成等四十四人上奏认为：“高帝应当作为帝王始祖的宗庙，世世代代不毁。太上皇、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的宗庙亲属关系都已尽，应当毁去。”许嘉等二十九人认为：“孝文皇帝应当作为帝王太宗的宗庙。”廷尉认为：“孝武皇帝应当作为世宗的宗庙。”谏大夫尹更始等认为：“皇考庙在昭穆次序上排列不当，不合正礼，应当毁去。”于是皇帝重视这件事，犹豫一年，才下诏作如下决定。

译听说王者祭祀有功劳的祖先为祖，有德行的祖先为宗，这是尊敬尊贵者的大义。保存四座亲庙，是亲爱亲人的极厚恩情。高皇帝为天下诛除暴乱，接受天命而称帝，功劳没有比他更大的。孝文皇帝原为代王，诸吕作乱，天下震动；然而群臣百姓无不一心一意，向北面归心于他，他还谦让坚辞之后才即位。他消除秦朝乱政的痕迹，振兴三代的风气，因此百姓安然，都获得美好的福泽，德行没有比他更盛的。高皇帝作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作为太宗，世世代代承受祭祀，流传无穷，朕非常高兴。孝宣皇帝是孝昭皇帝的后代，在礼义上是一体的。孝景皇帝的宗庙和皇考庙亲属关系都已尽，应当端正宗庙礼仪。（玄成等上奏：太上皇、孝惠帝的宗庙亲属关系都已尽，应当毁去，奏议得到批准。） 赦免天下诏。汉元帝（二年二月）。听说唐尧、虞舜以象征性的刑罚治理百姓，百姓便不犯法；殷、周实行法令，奸邪盗贼便服从。如今朕有幸承受高祖的宏大事业，处在公侯之上，早晚战栗，长久思念百姓的急难，从未忘记。然而阴阳仍未调和，日月星辰昏暗，百姓极度困苦，流散在道路上，盗贼一同兴起，有关官吏又不断残害百姓，失去了治理百姓的方法；这些都是朕不明察、政事有亏失造成的，罪咎达到这种地步，朕非常惭愧。作为百姓的父母，却如此薄待他们，还怎么面对百姓呢？大赦天下，赐百姓爵位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牛酒；鳏寡孤独、高年者、三老、孝悌、力田赐帛。因日食荐举才德贤良之士诏。汉元帝（二月）。朕战战兢兢，早晚思考自己的过失，不敢荒废安逸。只是阴阳失调，朕还没有明察其中的罪咎，已经多次告诫公卿，每天都希望看到成效。直到如今，有关官吏执掌政事，仍未能掌握中正之道；施舍和禁令过于严急，不合百姓的心意。暴虐强猛的风气越来越盛，和睦相处的道路日益衰败，百姓忧愁困苦，没有地方安置自己的身体。因此邪恶之气一年比一年增加，侵犯太阳的正气，长久遮蔽太阳、夺去光明，于是壬戌日发生了日食。上天显现重大异象，用来警戒朕自身，朕对此非常悲痛。命令内郡国荐举才德出众、不同寻常的人，以及贤良正直、敢于直言的人，各一人。因日食征求直言诏。汉元帝（六月）。听说，圣明的君王居于上位，忠臣贤士各居其职，百姓就会和睦安乐。如今四方虽有恩泽流布，但朕昏暗于大道，早晚忧劳，却不能通晓其中的道理；没有什么看不见，没有什么听不到，却仍然疑惑不明。因此政令多有反复，民心还没有获得安定。邪说空自进献，事情却没有成功，这是天下人都清楚知道的。公卿大夫各有不同的好恶，有的还依缘奸邪而作恶，侵削贫弱百姓。百姓究竟可以归依谁、听命于谁呢？于是六月晦日发生了日食。《诗经》不是说过吗：“如今这些下民，也是非常悲哀。”从今以后，公卿大夫都应当努力思考上天的警戒，谨慎修身，长久地辅佐朕所不及之处。请直言尽意，不要有所忌讳。【“还”即反，取反汗之义。】关于初陵不设置县邑的诏令 汉元帝【十月】安于故土、看重迁徙，是百姓的本性；骨肉相互依附，也是人情所愿。近来有关官员借臣子奉事君亲的义理，上奏迁徙郡国百姓来奉守园陵，使百姓远远抛弃先祖坟墓，破坏家业、失去财产，亲戚离散，人人心怀思念，家家都有不得安宁的忧虑。因此东方边境遭受空虚耗损的祸害，关中也有无所聊赖的百姓，这不是长久的防备之策。《诗经》不是说过吗：“百姓也太劳苦了，直到可以稍得安康；惠及这个中原，以安抚四方。”如今营造初陵，不要设置县邑，使天下人都安于故土、乐于本业，不再有动摇之心。把这些布告天下，使人人明白知道。议论封赏甘延寿等人的诏令【荀悦说：如果确实考察他们的功劳和义理，认为足以封爵，并追录以前的事情，是可以的。《春秋》的义理是：毁坏泉台便认为是恶，舍弃中军便认为是善，各有各的适宜之处。假传诏令这种事情，是先王所谨慎对待的。不得已而实行时，如果假传的事情很大而功劳很小，可以治罪；如果假传的事情很小而功劳很大，可以赏赐。功过相抵，像这样处理也是可以的。应当权衡轻重，制定适宜的处理办法。○致堂胡氏说：廿延寿、陈汤、冯奉世假传诏令而取得成功，情况是一样的。萧望之、匡衡认为不应封爵，是遵循《春秋》讥刺既成事实的法则。刘向认为可以封爵，也未免只是从功利方面说罢了。按照荀悦的议论，功劳固然有大小，假传诏令难道也有大小吗？像甘延寿、陈汤这样的才干，另行加以任用并厚加报答，也还不晚。汉元帝【建昭四年春】匈奴郅支单于背弃礼义，扣留并杀害汉朝使者和官吏士卒，实在违逆道理。朕难道忘记了吗？之所以从容等待而不出兵征讨，是因为不愿使军队疲劳，使将帅劳苦，所以隐忍至今，没有说起这件事。如今甘延寿、陈汤看到有利时机，乘势利用机会，联合城郭诸国，擅自发动军队，假传诏令而征讨郅支单于。幸赖天地和宗庙神灵，诛讨郅支单于，斩获他的首级，以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数千人。虽然超越义理、触犯法律，但对内没有劳役一个民夫，没有打开府库储藏的财物，凭借敌人的粮食供给军用，在万里之外建立功劳，威震百蛮，声名显扬四海，为国家除掉了祸乱的根源，使边境终于安宁；即便如此，他们仍不能免于死亡的祸患，罪责本应在于奉行法令。朕十分怜悯他们，赦免甘延寿、陈汤的罪，不再追究。下诏让公卿议论封赏他们。答复匡衡的诏书【愚按：国家可以辜负臣子，臣子却不可以辜负国家。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把君主看作仇敌。唉！君臣如果果真如此相报，即使施加于敌人以下的人尚且不可，何况君臣之间呢？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君主对臣下没有尽到全部责任，臣下对君主却不可不尽到全部责任。像张禹、匡衡这样的人，成帝如此对待他们，他们反而谄媚阿附，几乎要使汉室灭亡。成帝没有辜负匡衡、张禹，难道是匡衡、张禹辜负了成帝吗？汉成帝【建始初年】您以道德修养而声名显著，位列三公；先帝把政事托付给您，终于传到了朕这里。您遵守修明法度，勤劳于国家公事，朕赞许您与朕同心合意，希望大概能够有所成就。如今司隶校尉尊妄加诋毁欺骗，对您横加罪名，朕十分怜悯。事情正交给有关官员查问，您为什么疑惧而上书归还侯爵、请求退休呢？这正说明朕还没有明察。

译《传》不是说过：“礼义没有过失，何必忧虑别人的言论呢？” 您应当仔细体察，专心养神，接近医药，加强饮食，好好爱护自己。【当时司隶校尉王尊弹劾匡衡。】关于减轻死刑的诏令【愚按：刑罚是用来收敛人的奸邪行为的，只应考察是否适当，不必拘泥于条文的繁简。成帝减刑的诏令，只议论从轻减免，却不知道怎样才是适宜。唉！减轻刑罚，是盛德之事；我却不敢因为这件事而像取法文帝那样取法成帝。】汉成帝【河平年间】《甫刑》说：“五刑所涉及的罪名有三千条，其中判处死刑的罪名有二百条。”如今死刑罪名有一千多条，律令繁多，超过一百余万字。奇特的请求和援引其他条文作比附的情况，一天天增多。即使是明习法律的人也不知道它的依据，想要用来使众庶明白，难道不是很困难吗？用这些法令罗织百姓，使无辜者夭折断绝，难道不可悲吗？命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明习律令的人，议论减省死刑以及可以免除、简约的条文，使它们清楚明白、容易知晓，分条上奏。《尚书》不是说过：“对于刑罚，一定要谨慎怜恤啊！” 要认真审核这些意见，务必以古代法度为准，朕将尽心阅览。关于停止营造昌陵的诏令【愚按：成帝天资本来很好，如果他勇于除掉恭显，停止各种祠祀，减轻租税，都可以说是善于治理。甚至停止昌陵一事，虽然说是因刘向的话而作，但勇于改过，也是世人难以相比的。可惜他沉溺于女色，把政权交给外戚，给国家留下了祸患。唉！小节虽好，大体却没有出于善道，君子因此轻视他。】汉成帝【永始元年七月】朕操守德行不坚定，谋划又没有充分听取臣下意见，错误地听信了将作大匠万年所说的：“昌陵三年可以建成。”营造修治已经五年，中陵司马殿门以内还没有加以修建，天下财力虚耗，百姓疲劳，运来的土质疏松恶劣，终究不能建成。朕想到它的艰难，悲痛伤心。犯了错误却不改正，这才叫作过错。停止营造昌陵以及原来的陵墓，不要迁徙官吏百姓，使天下不要再有动摇之心。关于册立太子的诏令 汉成帝【绥和元年二月，见《孝哀帝纪》。哀帝是元帝的庶孙、定陶恭王的儿子，继承王位。成帝认为他贤能，征召来立为皇太子。】朕承继太祖的宏大基业，奉守宗庙二十五年，德行不足以安抚治理天下，百姓怨恨的人很多；又没有得到上天保佑，直到如今仍没有继承人，天下人心无所系属。考察古代和近世的教训，祸乱的萌芽，都是由此产生的。定陶王刘欣对朕来说是儿子，慈爱仁厚、孝顺恭谨，可以承受上天的次序，继承祭祀。应当立刘欣为皇太子；封中山王的舅父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增加中山国三万户，以安慰他的心意。赐给诸侯王、列侯黄金；天下应当为父亲之后的父老授予三老、孝弟、力田的爵号，并各赐帛，数量各有等级。关于封赏卓茂的诏令【范晔说：建武初年，豪强正在扰乱，怒吼之声接连不断，环城自守的势力彼此可见，这本来就是仓促纷乱、无暇顾及一切的时期。卓茂不过是谨慎忠厚的小县宰，没有其他特别的功劳才能，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却最先受到征聘任命，并得到优厚的言辞和隆重的礼遇。这与周、燕两国为君子表彰乡闾、建立馆舍，有什么不同呢？○西山真氏说：西汉灭亡，是因为士人的气节没有得到砥砺罢了。光武帝这样做，是为了洗涤二百年来衰败的风俗，与礼遇严光、周党的用意相同。有人却说这是表彰奉行循吏之道的人。卓茂在出仕、退处、去留进退的气节方面，如此光明磊落，难道仅仅是一个循吏而已吗？这样说的人不仅不了解光武帝，也不了解卓茂。○愚按：高帝以平民身份争夺天下，任用人才时多有省略常规制度的地方；光武帝以帝王后裔的身份重新取得天下，任用人才时多按常规制度。因此西汉兴起时，任用人才与东汉不同。省略常规制度来任用人才，像樊哙、郦商之类，不过出自贩卖缯帛、屠狗之徒；按照常规制度任用人才，像卓茂之类，

译足以成为国家根本的助益。这样看来，光武帝似乎超过了高帝。】汉光武【本传说：卓茂任密县令时，大力推行教化，路不拾遗。平帝时天下发生蝗灾，河南二十多个县都遭受灾害，唯独没有进入密县境内。他升任京都丞，密县百姓无论老少都流泪。王莽摄政时，他因病免官归家。更始帝即位，任卓茂为侍中祭酒，他跟随更始帝到长安，知道更始政事混乱，便以年老请求退休归乡。】前密县令卓茂约束自身、修养品德，操守节义淳厚坚定，确实能够做到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既然声名冠绝天下，就应当接受天下最重的赏赐。因此周武王诛杀纣王后，封存比干的墓，表彰商容的乡里。如今任命卓茂为太傅，封为褒德侯。关于议论裁省刑法的诏令【愚按：君主取得天下，没有比收取人心更重要的；而收取人心的关键，没有比减省刑罚更重要的。秦朝法律暴虐，高祖便约法三章；王莽刑法残酷，光武帝便减省刑法。这就是两汉能够收取人心的原因。不仅如此，任命卓茂可以收取官吏之心，礼遇严光可以收取士人之心，优待窦融可以收取归降者之心，实行营田可以收取盗贼之心。光武帝如此善于收取人心，难道只是减省刑罚一件事吗？】汉光武【建武三年三月】近来狱中有很多冤屈的人，用刑又深酷严刻，朕非常怜悯他们。孔子说：“刑罚不得当，百姓就无处安放手脚。”应当让中二千石、二千石、各位大夫、博士、议郎共同议论，裁省刑法。命令中央各官署等释放在押囚犯的诏令 汉光武【建武五年五月】久旱损伤麦苗，秋季播种又没有下种，朕对此十分忧虑。是不是残暴的官吏不能胜任职务，狱中多有冤屈纠结，百姓忧愁怨恨，从而感动了天气呢？命令中央各官署、三辅和各郡国释放在押囚犯；罪行不是犯下死罪的，一律不要审查追究，现有囚徒都免罪成为庶人。务必提拔温柔善良的人，斥退贪婪酷虐的人，各自端正地办理自己的事务。关于裁减官吏员额的诏令【愚按：官吏不能冗滥，也不能过于简略。因此唐虞时代设官百人，周代设官三百六十人，都是适合当时情况的。时代既不是唐虞，却想用这样的员额来治理，我没有看见能够供给事务的。至于光武帝在王莽之后裁减官吏，当时州县分割变化不定，官职又繁杂而没有用处，大概正是所谓应当裁减便裁减，并不是徒然裁减而已。】汉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设置官署、安排官吏，都是为了百姓。如今百姓遭受灾难，户口减少，而县官所设置的官吏职位仍然过多。命令司隶校尉和州牧分别核实所属地区的情况，裁减官吏员额。有的县不足以设置长吏，可以合并的，报告给大司徒、大司空两府。【于是分条上奏，合并裁省四百多个县，官吏职位减少，只保留原来的十分之一。】关于日食的诏令【愚按：日食出现有征兆，必然有相应之事。光武帝在位三十三年，日食共有十一次。考察《续汉志》：建武二年日食在危宿八度，有人说危宿对应齐地，张步据有齐地，五年才被攻破。三年日食在柳宿十四度，有人说柳宿对应河南，樊崇起兵作乱，七月被诛杀。这样看来，日食的应验也在于人，不在于我。六年发生日食，这就一共三次了。皇帝下诏说：德行浅薄而不明，盗贼作害。唉！皇帝没有归罪于他人，却归罪于自己。朱浮说守令屡次更换，究竟是为什么呢？】汉光武【建武六年十月】我的德行浅薄而不明察，致使盗贼作害，强者欺凌弱者，百姓失去安身之处。《诗经》说：“日月显示凶兆，不按常道运行。”我长久思考这些过失，内心深感惭愧。命令公卿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百官都上奏密封奏事，不要有所隐瞒和忌讳。有关官员要修治职务，遵守法度。关于恢复三十税一的诏令 汉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近来战争尚未平息，用度不足，所以实行十分之一的税收。如今军士屯田，粮食储备逐渐积累，命令各郡国按现有耕地收取田租，三十份征收一份，恢复旧制度。【章怀说：景帝二年，命令百姓耕田，三十份征收一份；如今依照景帝旧例，所以说是旧制度。】

译关于告诫厚葬的诏令【愚按：厚葬的说法，是谁最先造成的呢？《传》说：葬，就是收藏。人死只求尽快朽坏罢了，为什么要厚葬呢？三代不厚葬而能保全，秦始皇厚葬却不能保全。看刘向的劝谏，明白得很。成帝在前面停止厚葬，光武帝在后面大力实行，可以说超越古今，看透死生，超越流俗。】汉光武【建武七年】世人把厚葬看作德行，把薄葬看作鄙陋。以至于富人奢侈僭越，穷人耗尽财产。法令不能禁止，礼义不能阻止，到了仓促之间才知道它的祸害。把这些布告天下，使人们知道忠臣孝子、慈兄悌弟以薄葬送终的道理。关于告诫不要随意掠取奴婢的诏令【愚按：光武帝这道诏令与高帝的诏令相同，大概是因为怜念百姓；至于把自身和奴婢看作同类，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帝王即位之初，往往把这些作为首要急务，所以怎么可以忽视呢？】汉光武【建武七年五月】官吏百姓因饥荒战乱，或被青州、徐州的盗贼掠夺为奴婢，或被强行作为下妻；愿意离开还是留下，都任凭他们自己选择。谁敢拘禁控制、不让他们回来，就依照贩卖人口的法律办理。关于告诫不得杀害奴婢的诏令【愚按：人类本来是同一类。圣贤君子对奴仆，不肯用牲畜财产的名称称呼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人，何况还想杀害他们呢？光武帝这道诏令，可以说仁德连微小之处也顾及到了。】汉光武【建武十一年二月】天地所生的万物中，人最为尊贵。杀害奴婢，不得减轻罪刑。【八月癸亥，又下诏说：“敢于用火灼烧奴婢的，依法律论罪；被灼烧的人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民。”】关于命令太官不要接受奇异滋味贡品的诏令【愚按：君主因为口腹欲望伤害人，与因为心志欲望伤害人是一样的。心志欲望造成的伤害虽大，却不会立即显现；口腹欲望造成的伤害虽小，人却马上知道。孟子说：“培养大的方面便是大人，培养小的方面便是小人。”光武帝好学，虽然还没有达到圣贤的心境，但他取得天下时，吃麦饭豆粥，熟悉世间的滋味；取得天下以后，又下诏命令太官不要接受奇异滋味，已经厌倦世间滋味了。仅仅这一举措，就已经与圣贤之学相合。】汉光武【建武十三年正月】往年已经命令郡国，不得进献奇异滋味给皇帝，如今仍然没有停止。这不只是有预先饲养、引导选择的劳苦，甚至还会扰乱道路，疲劳民力，耗费超过规定。命令太官不要再接受；明确命令下去，远方所进的供宗庙使用的食品，仍依照旧制度办理。关于地震的诏令 汉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七月】近来南阳发生地震，那里尤其严重。大地承载万物，极其沉重，本来应当安静不动；如今却震动开裂，过错在于君主，上天鬼神不顺从，是因为没有德行，灾祸将要降临官吏百姓。朕对此非常恐惧。命令南阳免交今年的田租、刍藁；派谒者巡视查验当地的死罪囚犯，对戊辰以前的案件，死罪减一等，徒刑囚犯都解除钳锁，给他们穿丝绵衣；赐给郡中被压死居民的棺材钱，每人三千。对于拖欠口赋和税款、房屋特别破坏的人，不要再追收。官吏百姓死亡，有的在倒塌的墙垣毁坏的房屋下面，而家中贫弱无力收拾的，应当用现钱和粮食雇人寻找收殓。关于营造寿陵的诏令【致堂胡氏说：喜爱生存、厌恶死亡，是人情共同的本性。只有圣贤没有贪恋之心，知道生存不能增加，死亡不能避免。有人想延长生命、避免死亡，因此愈加违背道理。汉代天子即位便预先营建陵墓，不把它视为忌讳。唐代已经不能相比了。光武帝巡幸南阳，宗族亲戚请求免除赋役十年，皇帝说：“天下最为重要，一天一天地过去，怎敢希望长久得到许可呢？”等到寿陵开始营造，便产生了交替兴盛的思想。这些都是道理必然如此而人们忌讳谈论的事情。能够明白通达至此，难怪他能长久享有天禄、国家长久。】汉光武【建武二十六年正月初，开始营造寿陵。窦融上奏说：“园陵广大，无法估计所需费用。”皇帝说：“下文所说。”】古代帝王下葬，都使用陶制人俑、瓦制器物、木车和茅草扎成的马，使后世的人不知道墓葬所在。太宗懂得慎终追远的道理，景帝能够继承遵行孝道；天下遭遇反复动乱，而霸陵独自保存完整，因而受到福泽，难道不是美事吗？如今所规定的墓地不过二三顷，不要营造山陵、陂池，只要使流水能够通过罢了。【西山真氏说：孝武帝以后，诏令多为空泛文饰，实际意图很少；到了光武帝，才重新恢复汉初简约质朴的旧制。其中措辞尤其简约的，如建武二年五月诏说：“百姓有嫁掉妻子、卖掉儿女而想回归父母的，任凭他们自便；谁敢拘禁执持，依法律论罪。”十二月诏说：“只有宗室列侯被王莽废除，先祖神灵无所依归，朕非常怜悯他们，应当一并恢复原有封国。若侯本人已经去世，所属官员上报其子孙现存姓名，交尚书封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七月、六百石、十岁、六年〕 建武七年三月诏说：“如今国家拥有众多军队，其中精锐勇健者很多，应当暂且裁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以及军中代理官吏，使他们回归平民行列。”十三年二月诏说：“长沙王刘兴、真定王刘得、河间王刘邵、中山王刘茂都承袭爵位为王，不合经典义理，应当把刘兴改封为临湘侯，刘得改封为真定侯，刘邵改封为乐成侯，刘茂改封为单父侯。宗室以及绝国后被封为侯的，共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诏说：“如今边郡盗窃粮食五十斛，罪至死刑，开启残酷官吏任意杀人的道路，应当废除这项法律，使它与内郡相同。”二十七年五月诏说：“从前契担任司徒，禹担任司空，都没有加上‘大’字，命令二府去掉‘大’字。”中元二年遗诏说：“朕没有给百姓带来益处，一切都依照孝文皇帝的制度，务必实行简约节省。刺史、二千石、长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不要派遣官吏，也不要借驿传上奏；如果是这样，就不要炫耀文采，而应当满足于实际意义。大概从前国家正当兴盛时，事务都遵从简约实在，所以文饰不胜过质实；等到世道将要衰败，文饰就胜过质实了。这是有国家的人应当警戒的，也是执笔代言的人应当知道的。”

译答复臧宫的诏令【愚按：善于取得天下的人，会蓄养自己的勇力；不善于取得天下的人，只会逞用自己的勇力。蓄养勇力的人，百战百胜；逞用勇力的人，有时一次失败便不可收拾。高祖取得天下，在白登被围，几乎使汉朝灭亡；太宗取得天下，远征辽东，几乎足以使唐朝蒙羞。这些都是逞用勇力的例子。光武帝已经诛灭新室，又平定群盗；既平定群盗，又取得陇、蜀。即使把这些力量转用于西北，也没有什么困难，但他关闭玉门关，拒绝西域的质子，降低言辞和财礼以礼待匈奴使者。在他一生统治期间，善于蓄养勇力，最终没有发生后患。有人说皇帝面对小敌怯懦，面对大敌勇猛，难道他面对戎狄也怯懦吗？看他答复臧宫的诏书，便知道皇帝的勇力也善于蓄养。】汉光武【本传说：匈奴发生饥荒和疫病，内部互相争斗。臧宫希望得到五千骑兵来建立功劳。皇帝笑着说：“一向取胜的人家，难以与他谋划敌情。我正自己思考这件事。”建武二十七年，臧宫与扬虚侯马武上书，内容如下。皇帝下诏答复说：】《黄石公记》说：“柔能够制服刚，弱能够制服强。【当时张良在下邳桥上遇见一位老人，老人拿出一卷书。】柔顺，是德；刚强，是祸害；弱，是仁德的助力；强，是怨恨的归宿。所以说：有德的君主，把自己所喜爱的事物用来使别人快乐；无德的君主，把自己所喜爱的事物用来使自己快乐。使别人快乐的人，他的快乐长久；使自己快乐的人，不久就会灭亡。舍弃近处去谋求远处，劳苦而没有功效；舍弃远处只谋求近处，安逸而有善终。安逸的政治多有忠臣，劳苦的政治多有乱民。所以说：一心扩大土地的，国家反而荒乱；一心扩大德行的，国家反而强盛。守有自己所有的就安定，贪图占有他人所有的就会残害。残暴灭亡的政治，即使一时成功也必然失败。如今国家没有善政，灾异变化不断。【《左传》说：国家没有善政，就是自己招来日月所显示的谴责。】百姓惊惶，人人不能自保，难道还要再到遥远的边外去兴兵吗？孔子说：“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且北方的狄人还很强大。”至于屯田和警备之事，传闻往往多有失实。【《公羊传》说：亲眼见到的人说法不同，听说的人说法不同，传述的人说法也不同。】如果确实能够举天下一半的力量来消灭大敌，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如果时机不合适，不如让百姓休息。【从此诸将没有人敢再谈论用兵之事。】赐给周党帛的诏令【致堂胡氏说：光武帝对功臣并不吝惜赏赐，但下诏征聘处士严光等人，有的到宫廷拜见时伏身而不行礼，有的使者两次征聘仍不肯登车。即使博士范升上奏夸耀皇帝、求取高名，皇帝也不认为正确，仍各自顺从他们的志向。高祖、世宗、光武三位君主，内平四海，外震慑北方蛮族，可以说都是英雄豪杰之主。然而高祖的威势能施于强秦、暴楚，却不能施于四皓；世宗的威势能施于匈奴、西域、朝鲜、两越，却不能施于汲黯；光武帝的威势能施于寻邑、王郎、赤眉、铜马以及陇蜀诸君，却不能施于严光、周党、王良、王成。只有公孙述独能施展这种威势。他征聘李业一类的人，因他们不来而发怒，有的用军队劫持，有的灌饮毒酒，有的拘械他们的妻子儿女，似乎能够施行自己的威令。然而公孙述的威势能施于李业，却不能施于吴汉，这是为什么？威势有应当施加的对象，权势也有可以屈服的地方。施威于应当施威之处，以树立威势便会强盛；在可以屈服之处屈服，忘却自己的权势便会昌盛。反其道而行，恐怕难以免除乱亡的祸患。○愚按：世上那些表面看来对世道没有益处、实际上却关系重大的人，是志行高尚的士人。孔子说过：使灭亡的国家延续，举用隐逸之民，天下百姓就会归心。高帝建立国家时不能首先招致四皓，所以只得到能够建立功名的士人；光武帝建立国家时能够首先征聘周党、严光，所以兼得了守节而死于义的臣子。举用一个隐逸之民，便关系到关东汉朝二百年的国运，难道果真没有益处吗？】汉光武【建武年间征召周党为议郎，他因病离职，又再次被征召。周党穿着粗布单衣，光武帝召见他时，他伏身而不行礼，自己陈说愿意守住辞职归隐的志向。诏书内容如下。】诏书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必定有不肯入朝为官的士人。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太原的周党不接受朕的俸禄，也各自有自己的志向。赐给周党帛四十匹；上书的人不得称颂朕为圣。【诏书。致堂胡寅说：日食有其常规，光武帝难道不知道吗？但他仍然压抑自己对谴责的恐惧，深深自我贬抑。能够实行君主所不肯实行的事情，难道不可以称为圣吗？普通人的情感，很少有不夸耀自己的；即使造就了极大的功业，也不自己说出来，听到别人称誉自己，最终也不会厌恶。之所以如此，不是内在不足，就是见识器量狭小。他们竟不想想，过分的赞誉对我有什么增加；不合本意的毁谤即使超过实际，对我又有什么损害？所以君子只管修养自己；真正有实际德行的人，声名必然会归于他。所谓圣，是无所不通的称号，贯通天、地、人三才，具备各种善德，达到神妙而能与万物相合，与上天同有功劳。秦汉君主实际并未达到这种境界，却往往心存夸大，行为仁义浅薄，却说是圣德；谋略计划乖谬，却说是圣谋；如果对时局稍有小益，就说是圣功。光武帝大概听得多、见得熟，耻于这样做，所以借日食下达这道诏令。他以此修养自己、感通上天，超越历代君王，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愚按：君主立定志向，必定要向圣人看齐；但说话时却不必自居为圣人。不以圣人为目标，他的行为必然卑下；自居为圣人，他最终必然流于谄媚。光武帝喜好学习，接受《尚书》的大义，虽然在位三十三年，所作所为未必完全达到尧、舜、禹、汤的事业，但下诏说“上书的人不得称颂朕为圣”，与唐代以来臣子上尊号，动辄聚集数十字的美称来求取君主欢心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汉光武【建武七年癸亥晦日发生日食】我的德行浅薄，导致灾异显现，日月为之战栗，我恐惧得还能说什么呢！如今正思考自己的过失，希望能够消除这些罪咎。命令有关官员各自修治职责，奉行遵守法度，惠及这些百姓。百官各自上奏密封奏事，不要有所忌讳。上书的人不得称颂朕为圣。

译关于举行养老礼的诏令【愚按：养老并不是务求空洞的文饰，接受奉养也不是停留在空洞的礼节。自四代以来，礼制有燕、飨、食的区别，座次有东、西、右的不同，服装有深衣、缟衣、玄衣的等级。袒露身体分割牲肉，亲自执掌酱醢、进献珍味，君臣之间难道是在从事虚名吗？请老人进言，则所得益处在我；奉养老人、尊养孝悌，则所得益处在百姓。这些本来都包含在这一举动中。汉初敬重老人并尊崇养老之礼，明帝养老而恢复礼制，确实是秦以来难得的事情。可惜它们都成了虚名。明帝务求空泛文饰，却缺少请老人进言的实际，所以派使者到西域求取浮屠；桓荣居于空泛礼节，却失去了端正心志的功效，所以陈列车马夸耀自己通晓古事。我不知道所奉养的究竟是什么，所讲习的又是什么学问呢？】汉明帝【永平二年十月，临幸辟雍，第一次举行养老礼，下诏如下。】光武皇帝建立三朝之礼，却没有来得及亲临享礼。【章怀说：三朝之礼，是指中元元年初次建成明堂、辟雍、灵台。】朕这个渺小的人，恰好承继圣人的事业；趁着暮春的吉日，第一次举行大射礼。吉月吉日【《东观记》说：十月初一】又亲临辟雍，尊敬侍奉三老，以兄长之礼对待五更。为三老、五更备置安车软轮，供应车上的绥带和执授之物。侯王设置酱醢，公卿进献珍味。朕亲自袒露身体分割牲肉，手执酒爵让他们漱口。【《汉宫仪》说：三老、五更都选取有首妻、男女齐全的人担任。《续汉志》说：奉养三老、五更，先选择吉日，由司徒上报太傅或讲师，所以从三公中选取德行高尚、年长的人；三公中一人任三老，次卿一人任五更。两人都穿细葛布大袍和单衣，衣领衣袖镶黑边，内穿中衣，戴进贤冠，扶玉杖；五更也如此，但不持杖。都在太学讲堂斋戒。届时皇帝先到辟雍礼殿，坐在东厢，派使者乘安车迎接三老、五更。天子在门屏处迎接，与他们交拜，从阼阶引导入内。三老从宾阶上升，面向东方。三公设置几案和手杖，九卿整理鞋履。天子亲自袒露身体分割俎上的牲肉，执酱馈食，执酒爵让他们漱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五更面向南坐，三公进献供品，礼仪也如此。第二天，他们都到宫阙拜谢，因为皇帝给予他们的礼遇实在太隆重了。酱就是酱醢；珍味指肴馔美食一类，也就是《周礼》所说的八珍之类。郑玄注《仪礼》说：“酳，就是漱口”，是为了清洁口腔。祝祷老人前面不要哽噎，后面不要噎住【老人吃东西容易哽咽，所以在前后安排人祝祷，希望他们不哽噎。】堂上歌唱《鹿鸣》，堂下吹奏《新宫》。八佾都已备齐，庭中跳起万舞【《左传》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万也是一种舞。】朕本来德行浅薄，怎么能够承当这样的礼遇？《易》说负载着东西又乘车，《诗》讽刺那个人【《易》说：“负且乘。”《诗》说：“彼己之子。”】朕长久思念惭愧，不能忘记这份心情。三老李躬年高而学问明达；五更桓荣曾经传授朕《尚书》。诗说：“没有德行不报答，没有言语不酬答。”赐给桓荣关内侯爵位，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都按二千石的俸禄奉养终身。赐给天下三老每人酒一石、肉四十斤。有关官员要存恤年老的人，怜恤幼孤，惠及鳏寡，以符合朕的心意。【西山真氏说：考察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的诏书，其中有“如今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如同渡过深水而无处可济”的话。有人说汉代诏书多出自君主亲手，大概也有这种可能。】丙辰诏书，不再赘述。关于命令有关官员顺应时令劝课农桑的诏令 汉明帝【永平三年正月】朕奉行郊祀，登上灵台，看见史官正在校正仪器和度数。【仪，是浑仪，用铜制成，设置在灵台，是君王校正天文的器具；度，是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史官就是太史，是掌管天文的官员。】春天是一年的开始。开端如果得到正当治理，其他三个时节就会有成效。近来水旱失调，边地百姓粮食不足，是上面施政有失，使百姓承受了祸害。有关官员要努力顺应时令，劝导督促农桑，除去螟、蜮以及蝥、贼。【吃禾苗心的叫螟，吃禾苗节的叫贼，吃禾苗根的叫蝥；蜮又名短狐，就是今天所说的水弩，含沙射人而造成灾害。这样说，是希望当时的臣下顺应时令施政，不要侵扰百姓。】审慎处理刑罚，明察片面之辞【单辞，就是片面的话】，早晚不要懈怠，以符合朕的心意。关于日食的诏令【愚按：东汉最相信图谶，从光武帝奉行赤伏符而兴起，开始以此任命三公，接着决定郊祀，后来又用来决定灵台之事，一切事情都由图谶决定。天下的事情，正确的依据在经书，而不在图谶。因此经书是帝王的正道，图谶是后世的邪说。明帝沿袭这种做法，也只是以图谶为依据。改乐名为“太子叶”，就是根据《尚书》《璇玑钤》的文字。】把日食说成是上天所降的极大谴责，也是根据《春秋感精符》的文字。唉！天灾是上天对人的责罚，明明写在六经中，昭然可见，为什么还要等待图谶呢？讥刺明帝的，恐怕不只是桓谭一个人。】汉明帝【八月】朕承继祖先的事业，却没有施行善政，以致日月亏蚀，彗星孛星出现在天空，水旱失调，庄稼不能成熟，百姓没有隔夜的储粮，下面的人陷入忧愁困苦。朕虽然早晚勤苦思考，但才智仍然不够。从前楚庄王没有遇到灾害，却因此产生戒惧之心。【《说苑》说：楚庄王见天上没有出现妖异，地上也没有发生灾害，便向山川祈祷说：“上天难道忘记我了吗？能够向上天寻求自己的过错，就一定不会拒绝劝谏。”】鲁哀公时祸乱很大，上天却不降下谴责。【鲁哀公时政事更加混乱，却完全没有发生日食；按照道理，政治混乱应当导致日食的变化，但既然不应验，谴责又有什么益处？告诫他而他不醒悟，所以《春秋·哀公篇》没有日食的异象。】如今的这些变动灾异，或许还可以挽救，有关官员要努力思考自己的职责，以匡正朕的无德。古代卿士进献诗篇，百官用箴言劝谏；凡是谈论政事的人，都不得有所忌讳。关于引咎自责的诏令 汉明帝【永平八年十月晦日发生日食，日食全部遮蔽太阳】朕以没有德行来承继大业，对下使百姓产生怨恨，对上惊动日月星辰；日食的灾变，灾祸尤其重大。《春秋图谶》所说的极大谴责【《春秋感精符》说：君主含有上天的光明，掌握璇玑玉衡，调和日月五星七政，控制八方。因此君主圣明，天道就得到端正，日月光明；日光不明，就是政治混乱，所以常常用它告诫君主自我警惕。日食都是象征君主进退的盈缩。《春秋》拨乱时发生日食三十六次，所以说是极大谴责。】，我长久思考这些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各部门官员要努力修治职务，极力直言，不要有所忌讳。【于是当时在位的人都上密封奏事，各自陈说政治得失。皇帝阅览奏章，深深自责，于是把所上奏章分发给百官观看。】○下面这一段虽然不是与诏书相连的同一时刻的话，也一并附录在这里。○又说：群臣所说的，都是朕的过错。

译百姓有冤屈却不能得到申理，官吏奸黠（“黠”音胡八切）却不能加以禁制；反而轻率地使用民力，修缮宫殿屋宇，出入没有节制，喜怒也超过常度。从前应门失守，《关雎》便讥刺时世（《春秋说题辞》说：君主不端正，应门就会失守，所以歌咏《关雎》来感动他。宋均注说：应门，是听理政事的地方。意思是君主不以政事为要务，便会产生宣淫的心思。《关雎》所表现的是快乐而不淫荡，思求贤人同自己共同教化，以修明应门之政。薛君《韩诗章句》说：诗人说雎鸠贞洁而谨慎配偶，以声音互相求偶，隐居在无人之处。因此，君主退朝进入内宫，后妃进见有一定节度；应门击梆，鼓人登堂，退下后回到宴息之处，身体安适，心志清明）。飞蓬随风飘转，是微子所叹息的情形（《管子》说：没有仪法、规程和准则，飘摇不定，叫作飞蓬。飞蓬开放之说，说明明王不听这种话；“微子”一语未详）。我长久地阅览前人的警戒，内心悚然戒惧，只是恐怕自己的德行浅薄，久而久之会导致怠惰罢了。申明车服制度诏（愚按：明帝喜好学习，所以考察古代礼制文献的事情，都一一实行了，如临幸三雍、举行养老礼、登临灵台、端正仪容法度等，都灿然可述。如今又下诏确定车服制度。唉！我读《范史》中的《舆服志》《仪礼志》，其中间杂秦制，而且未必完全合于三代制度，不知是否都出自明帝所制定？还是因为当时朝廷中没有能够谈论古代制度的人，所以才如此？车服制度，也不过如此而已。） 汉明帝（十二年五月）。从前曾参、闵损侍奉父母，竭尽欢乐以供养双亲；孔仲尼安葬儿子时只有棺而没有椁。防止奢侈，贵在表达哀情，礼制本来就主张宁可俭约。如今百姓办理丧葬，竞相追求奢侈，活着的人连一担一石的储粮都没有，财力却全耗费在坟墓上；伏祭、腊祭时连糟糠都没有，牲畜祭品却用在一次奠祭上（《史记》说：秦德公开始举行伏祭。《历忌》说：“伏”是什么？是金气伏藏的日子。四时之气交替，都按照相生的次序。到了立秋，以金代替火；金畏惧火，所以庚日一定有伏祭。《月令》说：孟冬之月，祭祀先祖。《说文》说：腊，是冬至以后祭祀百神。秦始皇改腊名为嘉平。“奠”是祭祀）。耗尽破坏世代积累的产业，来供一朝一夕的丧葬费用，使子孙因此饥寒交迫而丧命，这难道是祖先的心意吗？又有车服制度，任意满足耳目之欲，田地荒芜而不耕种，游手好闲、坐食的人很多。有关官署应当重新申明法令禁条，把适用于当前的规定下达各郡国。尊重师傅诏（愚按：先儒传述“对父亲的道路三年不作改变，可以说是孝了”，却认为事情有可以改变的，何必一定等三年？章帝知道明帝严苛，所以即使有所改变也从宽处理；又知道光武不任用三公，却偏偏不能改变这一点而改为重用三公，这是为什么？如今即位之初，首先尊重师傅，虽然有尊重师傅的实际举措，却没有看到明确尊师的名义。当时赵熹、牟融竟没有显著作为，只在口头上说些好听的话，后来终于到了窦氏横行、大臣几乎不能制约的地步，章帝独独不能改正，这是什么原因呢？唉！西汉相权很重，所以平勃、霍光在危难中可以成就功业；东汉相权很轻，所以外戚、宦官专横放纵，不能以力量制约君主，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汉章帝（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下诏如此，当时尚未改元）。我以微薄之身处在王侯之上，统领治理万机，害怕失去中正之道，兢兢业业，却不知道能否有所成就。深思那些守成的君主，必定要设置师傅之官。《诗经》不是说过：“不犯过错，不忘本分，一切遵循旧有章法。”代理太尉事务、节乡侯赵熹，三代都在朝任职，是国家的元老（赵熹在光武时任太尉，明帝时代理太尉事务）；司空牟融掌管职务六年，勤劳不懈。任命赵熹为太傅，牟融为太尉，一并录尚书事。三公大夫没有谁肯早晚勤勉，这是《小雅》所哀伤的事（这是《雨无正》的文字。“三事”就是三公。郑玄注说：“幽王在外，三公和随行的诸侯都不再有君臣之礼，不肯早晚省察君王”）。我有过错，你们要辅弼；你们不要当面顺从，这是股肱大臣的正道。群臣百官，都要努力思考自己的职责，各自贡献忠诚，来辅佐我的不足。把这些话告诫四方，以符合我的心意。三公纠察违法诏（愚按：章帝宽厚，近似汉文帝。崔寔论汉文帝废除肉刑，是用严厉的办法达到太平，而不只是把刑罚减轻作为宽厚。我也认为章帝诏令三公纠察违法，是用严厉来补救弊端，而不只是姑息迁就以为宽厚。所以建初元年因选举不合实际而诏令有关官员，二年又因贵戚奢侈放纵而诏令三公。这说明他性情资质虽然宽厚，但法制却很严明。我只是惋惜文帝的宽厚，不能免于失误在邓通之事上；章帝的宽厚，也不能免于失误在窦氏之事上。） 汉章帝（建初二年三月）。近年来阴阳失调，饥荒屡次发生。我深思先帝以忧恤百姓为根本，诏书说：“不损伤财力，不危害百姓，实在是想让百姓舍弃末业而归于农业根本。”如今贵戚近亲奢侈放纵没有限度，婚嫁和丧葬尤其僭越奢侈；有关官员废弃典章，没有人肯举发查究。按照《春秋》的义理，要以尊贵者来治理卑贱者；如今从三公起，都应当明确纠察违法之事，公开振扬威势。朕尚未到弱冠之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见不过管中窥豹，哪里能照见一方全貌呢？凡科条制度中应当施行的，有关官员都要详细制定禁令，先从京师开始，然后推及各地。讲议五经异同诏（愚按：帝王的学问，本来是用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用来求取名声。大概讲说容易，实行困难。章帝以光武为祖父、以明帝为父亲，世世代代都喜好学习。在白虎殿讲论五经异同，盛大极了。唉！章帝对于五经，知道《尚书·商书》中“官不及私昵”的意义，决不会让外戚专擅权力；知道《周诗》中“艳妻煽方处”的意义，决不会让后宫干预政事；知道《春秋》中骊姬陷害申生的意义，决不会轻易废弃嫡子。只是空谈而不善于运用，和不讲又有什么区别呢？） 汉章帝（四年十一月）。

译大体说来，三代引导人民，以教育为根本。汉朝承接暴虐的秦朝，褒扬显彰儒术，建立五经，设置博士。后来求学的人更加精进，虽说承袭老师的学说，也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孝宣皇帝认为离圣人时代已经很久，学问不能嫌多，所以设置了大小夏侯《尚书》，后来又设置京氏《易》（大小夏侯，指夏侯胜及其从兄之子夏侯建；京氏，指京房）。到建武年间，又设置颜氏、严氏《春秋》和大小戴《礼》的博士（严氏指严彭祖，颜氏指颜安乐；大小戴指戴德、戴圣）。这些都是用来扶助发展微细学说、尊崇推广经学的。中元元年，诏书说五经章句烦琐繁多，商议想要删减省略。到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倏上奏说：“先帝的大业，应当及时施行，想让诸儒共同订正经义，使求学者能够得到帮助。”孔子说：“学问不能讲习，是我的忧虑。”又说：“广泛学习而坚定志向，恳切地发问并联系实际思考，仁德就在其中了。”唉，诸位要努力啊！（于是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以及诸生、诸儒，会集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命五官中郎将魏应奉诏发问，侍中淳于恭上奏，皇帝亲自称制临决，如同孝宣帝甘露年间石渠阁的故事，撰成《白虎议奏》。） 选拔高才学生接受经学诏。汉章帝（八年十二月）。五经的分判解释，距离圣人时代越来越远，章句中的遗文和辞义，彼此乖离疑惑，难以订正。恐怕先师的精微言论将要彻底废绝，这不是尊重考察古代、求得道理真谛的做法。应令群儒选拔才学高的学生，学习《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助微细学说，推广不同的义理。禁止审理狱讼过于残酷诏。汉章帝（元和元年七月）。法律说：“拷掠审讯，只能用棍棒鞭笞，并且要让犯人站立受审（“掠”是拷问；《广雅》说，“榜”是击打，音彭；“笞”也是击打；“立”是指站立着拷问）。又有法令规定，丙棰的长短都有一定数目（“令丙”是法令篇章的次序；又有汉景帝制定的京师棰令，棰长五尺，根部粗一寸，竹梢薄至半寸，并且削平竹节，所以说长短有定数）。自从发生大狱以来，拷掠审讯多么残酷，甚至使用钻刺之类的刑具（大狱指楚王英等人的案件；“钻”反切为其廉，读作陬；《国语》说中刑使用钻凿，都是指残酷地伤害肌肤），惨痛苦楚无穷。想到这种痛苦毒害，朕不禁惊惧动心。《尚书》说：“鞭刑是官府所用的刑罚。”哪里说可以像这样呢（是说把鞭刑作为治理官事的一种刑罚）！应当在秋冬审理狱讼时，明确制定禁令。赐给孕妇和抚养幼儿者谷物等诏（愚按：大儒有人说，大君是天地的嫡长子。尊敬年长者，是把尊敬自己长辈的心推广出去；慈爱孤儿弱者，是防止自己的子孙成为孤弱者。这就是仁道。以两汉而论，尊养老人的命令历经文帝、景帝、武帝、宣帝而逐渐完备，慈爱和防护孤弱的办法到章帝时才开始完备。两汉享有国祚四百年，大概并非偶然。范晔赞美章帝，也把供给孕妇、抚养幼儿的谷物列在首位，确实如此。） 汉章帝（二年正月）。法令规定：凡有人生子，免除算赋三年。现在凡怀孕的妇女，赐给每人胎养谷三斛；免除她丈夫的算赋一年，并把这条写入法令。褒奖刘方诏（愚按：宽厚的君主喜爱良吏，严苛的君主喜爱能吏。所以张释之那样的长者，和文帝的心意相合；魏相那样善于权变，也符合宣帝的本意。章帝厌恶明帝的严苛，一概采取宽厚态度，因此两位君主所取用的人各不相同。至于用世俗官吏来矫饰粉饰，告诫三公要以忠厚真诚而不事浮华为准，因而选取刘方，这不是世俗之人所能达到的。世人说文帝之后有景帝，忠厚之意稍有损伤；明帝之后有章帝，严苛之意稍稍缓和。确实如此吗？） 汉章帝（二年正月）。现在正值春天，万物生长，草木萌芽（“莩”是叶内的白皮；百果的外壳正在裂开）。应当帮助初生的阳气来养育时令万物。命令有关官员：所犯罪行不是死罪的，暂且不要审查验证；官吏百姓相互列状告发的，也不得听取受理，希望借此平息事情、安定百姓，恭敬地奉行天时；到立秋时再恢复原来的做法。那些庸俗官吏矫饰伪装，外表似是而非，按人情来衡量似乎悦耳，按阴阳变化来评论却会损伤教化，朕非常厌恶，也非常以此为苦。安静办事的官吏，忠诚真挚而不事浮华（“悃愊”是至诚），每天看似所得不多，一个月下来却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刘方字伯况，平原人）；官吏百姓异口同声说他不扰民，虽然没有其他特别的作为，也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朕间或告诫二千石官员，都要崇尚宽厚明察；可是现在富豪在下行贿，贪官在上枉法，使有罪的人得不到论处，而无罪的人反而受刑，这是极大的悖逆。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聪明，把刑罚轻当作德，把刑罚重当作威；这四种做法一旦有一种兴起，下面就会产生怨恨之心。朕的诏书屡次下达，官员车马相接于道路，而官吏并没有更加治理，百姓有的失去职守，过错究竟在哪里？努力思考旧有法令，以符合朕的心意。蠲除禁锢诏（愚按：评论宽厚的君主，不应只求他的宽厚，而应看他是否宽严得当；评论严明的君主，也不应只求他的严明，而应看他是否兼有宽厚。人的资质有所偏重，拥有自己的长处并不足以珍贵，能够补足自己的短处才值得珍视。） 所以评论文帝，不把减轻肉刑当作可贵，而把后元年间诛杀垣平当作可贵；评论宣帝，不把核实名实当作可贵，而把黄龙年间施行宽大政策当作可贵。大概是因为取其能够相互补救的一面。章帝废除禁锢、制定囚律，史书都称羡不已。俗话说，少年时养成的习惯好像天性，长期习惯了就像自然如此；这只是他的性情资质一贯如此罢了。可是能一概拿这种宽厚去对待后宫和外戚吗？君子说：章帝的宽厚，大概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汉章帝（十二月）。

译《尚书》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恭敬；兄长不友爱，弟弟不恭顺；彼此的过错不相互牵连。” 过去妖言大狱牵连范围广大深远，一个人犯罪，禁锢竟牵连到三族（三属就是三族，指父族、母族和妻族），使他们都不能在朝廷垂缨做官。如果其中有贤能的人，却终身没有机会任用，朕十分怜悯他们。这还不是所谓同他们重新开始吗？凡是过去因妖言、恶行而被禁锢的人，一律免除禁锢，以此表明弃除罪过、重新起用的道路。只是不得担任宿卫官而已。修缮孔圣庙诏（愚按：唐代程颢说：“太子在天地之后出生，却能知晓天地的开端；在天地之前消亡，却能知晓天地的终结。他不是太阳，不是月亮，但光明所及之处很远；不是江，不是海，但润泽所浸润之处很广。时间越久越芬芳，距离越远越光明。任用他的人昌盛，舍弃他的人灭亡。”确实如此。盛大的德行一定要世世代代加以表彰，以风励天下，这是拥有天下者最应优先办理的事务。自高帝经过鲁地，便用太牢祭祀孔子，这是天子亲自祭祀孔子的开始；封孔子九世孙孔滕为奉嗣君，这是孔子后裔世袭封爵的开始。此后关中举行大典，褒成侯承袭封爵而不懈，进一步保障汉朝四百年国祚。大概有建立就有败坏，汉末天下乱离，孔庙毁坏，封爵断绝。魏文帝却能够封孔羡为侯，修建鲁地孔庙，又扩建房屋让求学者居住。考察这道诏书，在黄初二年正月，距离即位才两个月，可以说知道最先应办的事务了。魏文帝其他诏令没有什么可取，唯独这道诏书知道尊崇圣道，所以记录下来。）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从前仲尼具有大圣人的才质，怀有帝王的器度；当周朝衰败的末世，没有接受天命的时运，身处鲁、卫朝廷，在洙水、泗水之上推行教化，奔走不安，惶忙不定，想委屈自己来保存圣道，降低自己的身份来拯救世人。那时王公始终没有人能够任用他，于是他退下来考察五代的礼制，修明素王的事业，依据鲁国史书编成《春秋》，到太师那里订正《雅》《颂》，使千年以后的人无不以他的文章为宗师来资助著述，以他的圣德为仰望来成就谋略和询问。可以说他是应运而生的大圣人，是亿万年所共同尊奉的师表。后来天下大乱，百代的祭祀毁坏，孔子旧居的庙宇毁坏而没有修复，褒成侯的后代断绝而无人继承，阙里听不到讲诵之声，四时也看不到举行祭祀的场所，这难道是所谓崇尚礼制、报答功德，认为盛德之人百世都应祭祀吗？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食邑百户，奉祀孔子；命令鲁郡修复旧庙，设置百户吏卒守卫；又在庙外广建房屋，用来安置求学者。告诫后妃不得干预政事诏（愚按：汉代后妃干预政事，像吕氏造成的祸患就很深。曹魏的作为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唯独文帝这道诏书足以纠正汉代的过失，深深值得后世效法。） 《尚书》说：“母鸡在清晨打鸣，只会使家庭衰败。”确实如此！魏文帝（三年九月）。女子干预政事，是祸乱的根源。从今以后，群臣不得向太后奏报政事，后族之家不得担任辅政的职务，也不得横加接受茅土封爵。把这道诏书传给后世；如果有人违背，天下人共同诛讨他。《文选补遗》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三。元代陈仁子辑。玺书（《汉光武纪》注引《汉制度》说：皇帝下达文书有四种：一是策书，二是制书，三是诏书，四是诫敕。玺书是编联成册的简牍，长的二尺，短的是一半；用篆书写明年月日，称皇帝来命令诸侯王、三公；因罪免职也给玺书，但改用隶书，使用一尺一寸长的木简，写两行，只有这种文书格式不同。制书是帝王颁布制度的命令，文头写“制诏三公”，都由尚书令加盖印章，重重封缄，公开发布到州郡。诏书是诏告，文头写“告某官云”，其余依照旧例。诫敕是告诫刺史、太守，文头写“有诏敕某官”，其余都依此类推。）答复鼂错的玺书（西山真德秀说：考察家令只是小臣，文帝却赐给他玺书，称官职而不直呼姓名，措辞又如此温厚，难道不是一位谦逊、喜爱善言的君主吗？） ○愚按：人喜欢发表言论，有的幸运而得到遇合，也有的不幸而未被采用。鼂错是一位喜好进言的人，他在文帝朝进言兵事，文帝虽然没有完全实行他的主张，却得到玺书褒奖；在景帝朝进言削藩，景帝才试用他的主张，他最终却因这件事在东市被诛杀。唉！用玺书褒奖进言，汉代法令和旧例中都没有见过，文帝却特意实行了。假使削减七国封地的事由文帝主持，即使发生重大变故，文帝必定也有处置办法，怎么会这么快遭受祸患呢？这就是幸运与不幸的区别。汉文帝（《晁错传》说：鼂错任太子家令时，上书谈论军事，文帝赞许他，于是赐给玺书，优宠答复他。） 皇帝问太子家令：“你上书谈论军事要务三章，我已经看到了。书中说：‘狂妄之人的话，明智的君主也可以选择采用。’如今却不是这样：进言的人并不狂妄，选择言论的君主却不明智。国家的大患，正是在这里。假使君主不明智，却去选择并不狂妄之人的话，那么即使听取万件事情，也会有万件不恰当。” 赐给吾丘寿王的玺书（愚按：臣子侍奉君主，如果以正直自重，君主也会看重他；如果以谄媚奉承自轻，君主也会轻视他。汉武帝的臣子中，因诡诈而被任用的，没有谁比得上严助、吾丘寿王几人；因正直而被忌惮的，没有谁比得上董仲舒、汲黯二人。董仲舒、汲黯虽然老死于诸侯的傅相之位，武帝对他们还稍稍看重，最终得以免于诛戮；严助、吾丘寿王虽然很快得到进用，武帝却多次加以斥责，对他们稍稍轻视，最终不能免死。唉！若不是戴着冠帽就不召见皇帝，难道武帝曾经用对待汲黯的态度来对待严助吗？他改变对东方朔、枚皋的态度，把他们像俳优一样畜养，恐怕也免不了用同样方式对待这两位。正因如此，东郡盗贼发生时，他已经责备寿王的罪过；后来得到宝鼎，便说：“能解释就活，不能解释就死。”他对待寿王还不如对待小儿和宦官，既然看得轻，诛杀他也很轻率。这是做臣子的应当引以为鉴的。）汉武帝（《本传》说：寿王任东郡都尉时，军队多次出动，年成不好，盗贼很多，皇帝下诏赐给寿王玺书说：） 你在我面前时，才智谋略集中迸发，我认为天下少有匹敌，海内难有第二个人。等到你接连负责十多个城邑的守卫，承担四千石官职的重任后，职事全都荒废，盗贼纵横，这与从前相比很不相称，是什么原因呢？赐给燕王刘旦的玺书（愚按：用刑法约束人，与用言语约束人，作用是相同的。不过，用刑法约束人，是断绝普通人自新的道路；用言语约束人，却足以激发他人的羞愧之心。燕王刘旦悖逆轻躁，他所犯的罪足以反复诛杀很多次；但昭帝用几句话斥责他，使他的羞耻感超过在朝市受辱，最终自行上吊而死。对于汉朝来说，没有损伤大局；对于燕王来说，却没有逃脱大罪。唉！我没有亲手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用言语约束人，有时比刑法更厉害，确实如此。） 汉昭帝（《汉书》说：武帝驾崩，太子即位，这就是昭帝。当初，江充之子江充？（此处原文作“桀安父子”）与大将军霍光争权，想要加害霍光，便假使使者替燕王刘旦上书列举霍光的罪过。当时昭帝十四岁。后来刘旦谋反的事情被发现，天子派使者赐给燕王玺书。） 从前高皇帝统治天下，分封子弟来藩卫社稷。当年诸吕暗中谋划大逆不道之事，刘氏宗族几乎断绝，依靠绛侯等人诛讨贼乱，尊立孝文帝，才使宗庙安定。这不正是因为内外都有人，表里相互呼应吗？樊哙、郦商、曹参、灌婴等人带剑冲锋，跟随高皇帝开垦荒地、铲除祸害，耕治天下。当时他们头发蓬乱，衣冠不整，辛勤劳苦到了极点；然而所得赏赐也不过是封侯。如今宗室子孙从来没有经受风吹日晒、披衣露冠的劳苦，却把土地分割给他们封王，分财物给他们赏赐；父亲死了儿子继承，兄长死了弟弟相继。如今你是皇帝的骨肉至亲，与我本为一体，却竟同异姓异族谋害社稷，亲近本来疏远的人，疏远本来亲近的人，有悖逆之心，没有忠诚亲爱的道义。假使古人有知，你将以什么面目再去捧着斋酎祭祀，拜见高祖的宗庙呢？（刘旦收到书信后，把符玺交给医工长谢相和二千石官员，奉使不谨慎而死；于是自行上吊。） 赐给冯奉世的玺书（愚按：读史评论冯奉世的功名排在赵充国之后。冯奉世可以做轻率勇猛的将领，却不能做持重的将领。赵充国持重，常常谋求万全而必胜；冯奉世轻率勇猛，一旦不能取胜，便会有更多损失。看他假传诏令调动诸国来攻破莎车，不过是侥幸成功；等到讨伐西羌彡姐时，想在一年内奏报胜利，后来遇敌稍有挫败，便想增加兵力、派遣将领共同讨伐，又想亲自统领军队。玺书斥责他，汉元帝对他的措辞严厉，与宣帝对待赵充国不同。唉！说冯奉世有功，可以；说冯奉世排在赵充国之后，则不可以。） 汉元帝（《本传》说：永光二年秋，陇西羌人反叛，于是派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骑兵，以将军屯驻为名出兵。冯奉世详细上报地形和各部人数的计划，请求增加三万六千人，才足以决战。奏事文书上报后，天子大规模发兵六万多人，任命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前去协助。冯奉世上言希望得到这些兵众，不必再劳烦大将，于是陈述运输军粮的费用。皇帝用玺书慰劳冯奉世，同时责备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千二人〕

译皇帝问道：“将兵的右将军，你很辛苦地经受风露之苦吗？羌虏侵犯边境，杀害官吏百姓，极其违背天道，所以派将军率领士大夫去执行上天的诛罚。凭将军的才质优长，奋发精神，率领精兵诛讨不守法的人，这是百战百胜的办法。如今却落下败给敌人的名声，大大使中原感到羞耻。难道是因为从前不熟悉战事吗？还是因为恩德厚意没有充分施行，信用约定不明确呢？朕对此十分奇怪。”冯奉世上书说：“羌虏依凭深山，有很多小路，不得不分派许多部队遮护要害；必须等后续发来的营兵足够，才可以决定战事。部署已经确定，形势上不能再设置大将。听说先前报告说将军兵力少，不足以自守，所以调发附近的骑兵，日夜兼程赶到（“近所”是附近的地方；“日夜”是说昼夜兼行不休息；“诣”是到军营所在之处），并不是为了进攻。”如今调发三辅、河东、弘农的军队，以及越骑、迹射、佽飞、善于张弩的人、羽林、孤儿，还有呼速絫、嗕种（“嗕”音辱，是羌人的别种；“彀者”指能张弩的人），正在急速派遣（是说命令他们迅速到达军营）。况且兵器是不祥之物，必然有成败；可怕的是策略没有预先确定，估量敌情又不审慎。因此又派遣奋武将军。兵法说：“大将军出征，必定要有偏将副将，用来扬威武、参议计策。” 将军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爱护士卒，得到众人的心，举动起来没有后悔，擒获敌人一定能够全胜，这是将军的职责。至于转运粮饷的费用，自有有关官员负责，将军不要忧虑。等奋武将军的兵马到达后，合兵攻击羌虏。赐给淮阳王刘钦的玺书（愚按：汉元帝对同胞兄弟最为厚待。当时国事都出自王凤等外戚，萧望之触犯外戚便死，贡禹触犯外戚也死，京房触犯外戚也死；唯独淮阳王不能忍受外戚的侵凌，又被外舅张博的贿赂迷惑，请求入朝。元帝虽然因外戚而查得实情，却没有直接诛杀淮阳王，反而加赐玺书，派使者晓谕外戚。这大概就是对同胞兄弟厚待而与对待其他臣子不同。）汉元帝（《本传》说：建昭元年，刘钦是宣帝之子。） 皇帝问候淮阳王。有关官员上奏说：“王的舅父张博屡次写信给王，非议政治，诽谤天子，赞誉推举诸侯，称引周公、商汤，用谄媚的话迷惑大王。他所说的话尤其恶劣，悖逆无道。大王不把这些事上奏，反而多次给他金钱，以好话回报。罪行达到不可赦免的程度。”朕对此感到悲痛，不忍听闻，也替大王伤心。推究事情的根源，祸患是从张博开始的。想到大王的心意，并不与凶恶之人相同，朕已经诏令有关官员不要治办大王的罪，派谏大夫史骏来申明晓谕朕的心意。《诗经》不是说过：“恭敬地守好你的职位，只亲近正直的人。”大王应当努力啊！（又派史骏晓谕旨意如此。于是淮阳王刘钦脱下冠帽，叩头谢罪说：“臣守护藩国没有做好，过错罪恶昭然列出。陛下不忍依法处置我，施加大恩，派使者申明晓谕守藩的道理。臣反复思念，自己的罪恶尤其深重，本应受到重诛。臣刘钦愿意竭尽心力重新做人，奉行诏书，叩头自称死罪。”） 赐给东平王刘宇的玺书，予以告诫晓谕（愚按：亲爱亲属的道理，宁可委曲周全来保全恩情，也不能宽纵松弛而成就他的过错。君主的威严像雷霆一样强大，但人的心并不是木石；在稍加提醒之间，难道不能突然醒悟吗？如果像鲁庄公对待叔段那样的心态，任其恶行滋长到最后才诛杀，亲爱亲属的道义又在哪里？汉元帝对待东平王，因为他多次犯法而下玺书责备，既责备太后，又责备师傅，委曲周全到了这种程度，所以东平王最终能够引咎自新，保全首领，没有伤害手足亲情。唉！如果这样，七国之乱难道全都是诸侯王的过错吗？）汉元帝（《本传》说：刘宇是宣帝之子。他侍奉太后，母子关系不和。太后上书说了这件事，请求让他守护杜陵园。皇帝于是派使者奉玺书告诫晓谕他。） 皇帝问东平王：“我听说，亲爱亲属的恩情，没有比孝更重的；尊敬尊长的道义，没有比忠更大的。所以诸侯身居王位，不能骄傲，以此成就孝道；要节制行为、谨慎法度，以此辅翼天子。这样以后，富贵才能不离开自身，国家社稷也可以保全。如今听说大王自身修养有所缺失，朝廷内外不和，流言纷纷，诽谤从宫内兴起，朕对此十分忧惧，为大王感到担心。《诗经》不是说过：‘不要忘记你的祖先，继承修养他的德行，永远思考如何配合天命，自己求取更多福分。’朕想到大王正值年轻力壮，却忽略道德，心意有所改变，忠言也不肯接受。因此临行派太中大夫子蟜（姓张）来晓谕朕的心意。孔子说：‘有过错却不改正，这就叫过错。’大王要深思熟虑，不要违背朕的心意。” 赐给东平太后的玺书。汉元帝。皇帝派诸吏和宦者令向东平王太后传达问候：“朕有所听闻，王太后请稍稍加以留意。使善行得到福报的门径，没有比和睦更美好的；招致祸患罪咎的开端，没有比家庭内部离心更严重的。如今东平王还是从襁褓中长大，就被托付在南面为王的位置上；加上年纪正当壮年，所接触的学习还少，对臣下傲慢轻忽，又不能在太后面前自我约束。处在这样的情形下，能够不失去礼义的，难道只有圣人吗！”

译《左传》说：“父亲替儿子隐瞒过错，正直也就在其中了。” 王太后应当明白体察这个意思，不可不慎重处理宫闱之内、母子之间的关系。同胞同气却各有自己的生命，骨肉之间的恩情，怎么可以忽视呢？怎么可以忽视呢！从前周公告诫伯禽说：“对于旧交，只要没有重大过错，就不能抛弃；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对旧交的恩情尚且能够容忍小过错，更何况母子之间呢？我已经派使者去晓谕大王，大王既然已经悔过服罪，太后也应当宽容忍让，赦免他的过错。以后应当不敢再犯。王太后要勉力进食，只管停止忧思，谨慎保养身体，自爱防病。” 赐给窦融的玺书（愚按：天下的事情，想要牢牢控制一个人，反而不能控制；无意控制的人，有时却能使他自己安定。想要制服敌人，反而不能制服；没有争夺之心的人，却能够制服敌人。为什么呢？因为道理存在而不可改变，形势已经确定而不可逾越。使人自己低头贴耳地归服于其下，常常可以从光武帝对待窦融和昭烈帝对待诸葛武侯的事情看出，他们的情形大致相似。窦融占据河西，光武帝不是不能用力量制约他，却说：“蜀汉相互攻伐，权力在将军手中，举足向左向右，便会造成轻重不同的局面。”后来窦融便忙于畏服归顺。刘禅软弱，似乎不足以使诸葛武侯臣服，但昭烈帝却说：“嗣子如果不成器，君可以自行取代他。”诸葛武侯于是终身没有别的志向。唉！如果换作别人处在这种情势下，即使竭尽心志、用尽力量，也未必能锁住英雄的心，使他不超越自己；这两位君主敞开心胸、显露真诚，便在几句话之间得到群臣民众的真心。大概就是不强行控制别人，别人却自行安定；不刻意制服敌人，敌人却自行归服。）汉光武帝（《本传》说：更始帝任命窦融为张掖属国都尉，他安抚团结豪杰，河西地区一致归附他。光武帝即位后，因为河西相隔遥远，尚不能自行通达；当时隗嚣先使用建武年号，窦融等人跟随他接受正朔。隗嚣内怀异心，派张玄游说豪杰争夺强弱，认为局势未定时各自占据土地，与陇、蜀联合，向上可以成为六国，向下也不会失去尉佗那样的地位。） 窦融等人于是召集豪杰和各位太守商议，窦融最终决定向东归附。建武五年夏天，他派长史刘钧奉书献马。此前皇帝听说河西完整富足，土地连接陇、蜀，想招抚河西以逼迫隗嚣，于是也派使者送信给窦融，在路上遇到刘钧，便和他一同回来。皇帝见到刘钧十分欢喜，于是命令他返回，赐给窦融玺书说：制诏：代理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窦融，辛劳地镇守边疆。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储蓄，百姓富庶。对外能够挫败羌胡，对内能够使百姓获得安宁，威名德望远近传播，朕虚心仰望。道路阻隔不通，心中的忧闷何时才能停止？长史所奉的书信和所献的马都已送到，朕深深知道你的厚意。如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正值蜀汉相互攻伐，权力在将军手中。举足向左向右，便会产生轻重不同的影响。由此说来，朕想同你结交深厚，哪里有止境呢？各种事情都已由长史亲眼见到，也是将军所知道的。帝王交替兴起，千年才有一次机会（是说时机难得而容易失去）。想要成就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事业，辅佐弱小国家，应当努力完成功业；想要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连衡合从，也应当及时定夺天下。天下没有统一之前，我和你相隔在边远地区，并不是要吞并你的国家。如今议论的人，一定有人提出任嚣仿效尉佗、控制七郡的计策。帝王可以分封土地，却不能分割百姓；不过是各自成就自己的事情而已。现在赐给将军黄金二百斤，有利时可以立即上奏（于是授予窦融凉州牧。玺书到达河西后，众人都惊叹皇帝能明察万里之外。）

译赐书。赐给南粤王赵佗的书（迂斋楼昉说：言辞委曲回旋，不自我尊大，而所依据的道理正当，所以能够深深感动并委婉晓谕对方。读文帝这封书信，不只是忠厚恳切，能够使夷狄之心服从，而且明白正大，符合对待夷狄的体制。） ○愚按：使人服从的办法，在于以真实相对，不必用浮夸虚假的话自我夸耀。汉文帝凭大汉的兵力攻打一方南粤，这是居高临下、势如建瓴的形势。文帝处在这种时候，再三开导晓谕，完全不计较强弱。开始说自己只是侧室之子，这何等谦卑；接着称南粤为王，这何等谦逊。后来南粤王奉书叩头，忙于称臣还来不及。唉！文帝一念真诚，人自然畏服于他的麾下，哪里需要粉饰夸大的言辞，凭威势劫迫胁制对方呢？世上的君主对待臣下和妾妇，也何必用虚言互相夸耀呢？汉文帝（《汉书》说：南粤王赵佗是真定人。高帝平定天下后，因为中原劳苦，派陆贾封赵佗为南粤王，使他和睦安抚南粤，不要成为南方边境的祸害；南粤与长沙国接壤。高后时，有关官员请求禁止南粤关市交易铁器。赵佗说：“这一定是长沙王的计谋，想要依靠中原军队攻灭南海，兼并为自己的王国，作为自己的功劳。”赵佗于是自尊称为南武帝，进攻长沙边境，夺取几个县。高后派隆虑侯周灶进攻赵佗，正赶上天气暑湿，士卒发生大疫，不能越过山岭。一年多以后高后去世，停止出兵。赵佗于是凭借兵威和财物贿赂闽越、西瓯、骆等地，使它们臣属自己，东西绵延一万多里，便乘坐黄色车舆、树立左纛，与中原皇帝相等。文帝元年，文帝派人告诉诸侯：“朕从代地来即位，想到赵佗的父母坟墓在真定，已设置守墓邑，每年按时祭祀。”又召见赵佗的堂兄弟，尊贵任官并厚加赏赐，以此宠待他们。文帝诏令丞相陈平推荐可以出使南粤的人，陈平推荐陆贾。陆贾曾在先帝时出使南粤，皇帝召陆贾任太中大夫，赐给赵佗书信说：） 皇帝谨慎地问候南粤王：你想必十分劳心劳力。朕是高皇帝侧室所生的儿子，被抛在外面到代地担任北方藩王（西山说：只这一句话便可以感动蛮夷），道路遥远，消息阻塞，愚昧无知，从来没有给高皇帝写信。高皇帝弃下群臣，孝惠皇帝去世，高后亲自临朝处理政事，不幸患病，病势一天天加重，因此治理政事昏乱暴虐。诸吕发动变乱，法令混乱，不能独自制止，于是从别的姓氏中取一个孩子作为孝惠皇帝的继承人。幸赖宗庙神灵和功臣的力量，诸吕已经诛灭完毕。朕因为王侯和官吏不能放过朕，不得不被拥立，如今已经即位。最近听说大王给隆虑侯写信，请求亲近兄弟，请求罢免长沙的两位将军。朕已经依照大王的书信罢免了将军。博阳侯的亲兄弟中居住在真定的，朕已经派人慰问，并修治先人的坟墓（西山说：考察这两件事各采纳了一半，大概是威严和恩德都兼顾的办法）。前些日子听说大王在边境发兵，寇害灾祸不断；当时长沙深受其苦，南郡尤其严重。即使对大王的国家有利，难道只会使大王一方获利吗？一定会多杀士卒，伤害良将贤吏，使人家的妻子成为寡妇，使人家的儿子成为孤儿，使人家的父母失去儿子；得到一个，失去十个。朕不忍心这样做。朕想确定那些土地彼此犬牙交错的地方，于是询问有关官吏。” 官吏说：“这是高皇帝把长沙土地分隔出来的原因，朕不能擅自改变。”官吏又说：“即使得到大王的土地，也不足以使国家强大；得到大王的财物，也不足以使国家富足。服岭以南的地方，由大王自己治理。即便如此，大王的名号是帝，两个皇帝并立，却没有一辆使者车来往沟通道路，这就是争斗。相争而不退让，是仁者不做的事。希望和大王共同抛弃过去的祸患（彼此共同抛弃，所以说‘分弃’），从今以后像从前一样互通使者。”因此派陆贾奔驰前往，晓谕告知大王朕的心意。大王也应当接受，不要再制造寇害灾祸。上等褚衣五十件，中等褚衣三十件，下等褚衣二十件，赠送给大王（用绵絮装在衣服中叫作“褚”；上、中、下三等，是绵絮多少、衣服轻重的差别）。希望大王听从音乐以娱乐、排遣忧愁，慰问邻国（陆贾到达南粤后，南粤王赵佗感到恐惧，于是叩头谢罪，愿意奉行明诏，长久做藩臣，奉献贡品和职贡。） 《遗匈奴书》【西山真氏说：考察这篇书信，先责备匈奴违背约定，接着说明事情发生在赦免之前，不要深究罪责。又说单于如果能明白告诫各级官吏，使他们不违背约定，然后就可以和好。假使单于说的是真话，当然不违背他的善意；假使说的是假话，也不会落入他的诈谋。或抑或扬，或开或合，都有一定的法度。至于赠送给他的物品，又以他亲自领兵、深受战争之苦为借口，并不是因为害怕而向他行贿。仅凭这一封书信，就可以看出汉文帝驾驭夷狄的方法了】汉文帝【《汉书》：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居住并侵扰，诏令派丞相灌婴率兵攻打右贤王，右贤王逃出塞外。第二年，单于送给汉朝书信，希望停止战争、让士卒休息、养马，取消前面的事情，恢复原来的约定等等。文帝前六年，送给匈奴的书信如下】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愿您安好【这是冒顿单于】。使者系虖浅送来您的书信，说：“希望停止战争、让士卒休息，取消前面的事情，恢复原来的约定，使边境百姓安定，世世代代和平快乐。”我非常赞赏。这是古代圣王的志愿。汉朝与匈奴约定结为兄弟，所以送给单于的礼物十分丰厚。背弃约定、离弃兄弟亲情的，常常是匈奴。然而右贤王的事情已经发生在赦免之前，不要深究罪责。单于如果真要遵循信中的意思，就应明白告诫各级官吏，使他们不违背约定。相信并敬重单于的书信。使者说：“单于亲自领兵兼并诸国，建立功业，深受战争之苦。”服饰【说的是天子亲自穿用的服饰】绣花夹衣、绮绣夹衣各一件【夹衣是不加絮的衣服；绮绣夹衣以绣品为表，以绮为里】，长襦、锦袍各一件，篦疏一件【梳辫发的饰物】，黄金装饰的带子一条，黄金犀毗一件【胡人的带钩】，绣十匹，锦二十匹，赤色绨和绿色缯各四十匹。派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送给单于。

译《遗匈奴书》汉文帝【《汉书》：冒顿死后，他的儿子稽粥即位，号称老上单于。每年侵入边境，杀人掠夺百姓。汉朝为此忧虑，派使者送书给单于。单于也派使者回信致谢。孝文皇帝后二年，派使者送给匈奴的书信如下】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愿您安好。使者当户且渠、雕渠难和郎中韩辽送给我的两匹马，已经到了，我恭敬地接受【“当户且渠”是一个人兼任两个官职；“雕渠难”是他的姓名】。先帝制定的制度是：长城以北挽弓射箭的国家，接受单于的号令；长城以内戴冠束带的国家，我也进行统治，使万民耕种、纺织、射猎，父子有衣穿、有饭吃而不离散，臣民和君主彼此安定，双方都不施暴虐。如今听说有邪恶的百姓贪图投降【“渫恶民”指邪恶不正的百姓，按颜师古本“渫”作“趋”，在“字断句；今本作“降”字断句】，他们趋向背弃义理，断绝约定，忘记万民的性命，离间两位君主的和好。然而这件事已经发生在过去了【也就是前一封书信所说的事情发生在赦免之前】。书中说：“两国已经和亲，两位君主欢悦，停止战争、让士卒休息，养马，世世代代昌盛快乐，欣然重新开始。”我非常赞赏。圣人日日更新，改过自新重新开始，使老人得到休息，使边防守卫得以成长，各自保全首领而终享天年。我和单于都遵循这条道路，顺应上天、体恤百姓，世世代代传下去，施行无穷。天下没有不赞美的，使汉朝和匈奴成为相邻而不是敌对的国家。匈奴处在北方寒冷之地，肃杀之气很早降临，所以诏令官吏每年送给单于黍米、酒曲、黄金、丝帛、丝绵、丝絮等物品，数量有定额【从此开始每年赐予物品，这里又以匈奴地寒为理由】。如今天下非常安定，万民和乐，只有我和单于共同做他们的父母。我追念以前的事情，那些微薄的物品和细小的过错，以及谋臣的计策失误，都不足以使兄弟间的和好破裂。我听说上天不会偏覆大地，大地不会偏载万物；我和单于都抛弃细小的过错，共同走上大道，毁弃过去的罪恶，以谋求长久，使两国百姓如同一家人。天下众民，下至鱼鳖，上至飞鸟，以及用脚行走、用嘴呼吸、蠕动爬行的各种生物，没有不趋向安宁和利益、避开危险祸患的。因此前来归附者络绎不绝，这是上天的道理。我们共同抛弃过去的事情，我释放逃亡的汉人【指逃入匈奴的汉人】，单于的母亲言章尼等人【都是投降汉朝的匈奴人】。我听说古代帝王约定明确而不食言。希望单于牢记此意，天下就会大安。和亲以后，汉朝不先侵犯，单于也要明察此事【单于既已约定和亲，于是汉文帝命御史拟诏说：匈奴大单于送给我的书信说，和亲已经确定，逃亡的人不足以增加人口、扩充土地；匈奴不得进入塞内，汉朝不得出塞，违犯命令和约定的都处死。考察这封书信，都是伟大君王的话，后世无人能及】《赐严助书》【愚按：严助是纵横家一类的人。严助诘问田蚡、劝谏讨伐南越，终于开启了汉武帝穷兵黩武的端绪。后来因贫贱而受辱于姻亲，才借得会稽郡守的职位。他的心术本来就不正。汉武帝赐书给他，询问《春秋》的道理，而没有把他看作苏秦式的纵横家。唉！严助果然不是纵横家一流的人。假如援引《春秋》的大义，一定会讥刺营建南门，那么就不会有建章宫的劳役；一定会讥刺鲁宣公初次征收田税，那么就不会有均输、平准的苛法；一定会讥刺晋国骊姬陷害申生，那么就不会有迫害太子以及巫蛊之祸。为什么严助不能谈到这些呢？可惜啊】汉武帝 皇帝制诏会稽太守说：“你厌倦了承明庐，劳累于侍从的事务，怀念故乡，所以出任郡吏。会稽东面连接大海，南面接近各越，北面靠着长江，近来相隔遥远，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你要详细地依据《春秋》作答，不要用苏秦式的纵横之术。” 《赐赵充国书》【西山真氏说：考察汉宣帝和赵充国君臣之间的论辩往复，就像一家人父子之间唯唯诺诺地应答；君主英明，臣下忠诚，即使千年以后仍然可以作为榜样。○愚按：君主对于小事可以不亲自处理，但对于大事不能不亲自处理；其他事情可以不亲自处理，但军务不能不亲自处理。尊贵到没有人能与之抗衡的，是君主。倘若有一天有人同我成为敌人，怎么可以把他置于考虑之外呢？山东的军队，秦二世不亲自处理，终于酿成了灞上之耻；渔阳的军队，唐明皇不亲自处理，终于造成了马嵬之变。边境事务到了这种地步，就是国家的忧患。汉宣帝是励精图治的君主，有人认为他斋居时亲自决断政事过于琐碎而轻视他。等到读到他赐给赵充国的玺书，往复四五次，哪里可以筹集粮食，哪位将领可以相助，什么时候进兵合适，哪里屯田便利，逐一讨论妥当后才停止。这难道像秦二世、唐明皇那样把事情交给远方而完全不知道吗？所以攻破西羌，虽然是赵充国的功劳，也有汉宣帝亲自处理的力量。汉宣帝【《汉书》：神爵元年，先零各部羌人反叛，皇帝派丙吉询问赵充国说：“将军估计羌虏的情形怎样？应当使用多少防备人员？”赵充国说：“军事情况难以在远处估计，希望迅速赶到金城，绘制地图并上报方略。”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在七月上旬分兵同时出击，会合攻打驻在鲜水上的防开。”赵充国想要宽免防开的过错，隐瞒而不奏报，先诛灭先零来震慑他们。议论的人认为不攻破防开，就不能谋取先零。皇帝于是任命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赞许并采纳他的计策。又用书信告诫责备赵充国，内容如下】皇帝问后将军：将军非常辛苦，长期暴露在野外；将军的计划是到正月才攻打防羌，那时羌人已经收获麦子很久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精兵一万人，准备侵扰酒泉、敦煌的边境，使兵力少的百姓只能守卫堡垒，不能耕种。如今张掖以东每石粮食价值一百多，东面的刍草、藁秸价值数千【说的是物价昂贵】，转运和征发同时进行，百姓受到烦扰。将军率领一万多士卒，如果不趁秋天及早共享水草的便利，争夺他们蓄养的牲畜和粮食，到了冬天，敌人都将储存大量牲畜和粮食【“畜”读作“蓄”，颜师古本在“食”字断句】，藏匿在山中，凭借险要地势。将军的士卒受寒，手脚生冻疮【“瘃”是寒冷造成的疮，音竹足反】，难道会有利吗？将军不考虑中原的费用，却想用数年时间取胜【颜师古本在“微”字断句】，假如没有将军，谁不愿意这样做呢【“微”犹如“无”】？现在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率兵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率领婼月氏兵四千人【婼，羌族名称，音儿遮反】，总计大约一万二千人，携带三十天的粮食，于七月二十二日攻打防羌，进入鲜水以北句廉之上【句音钩，指水岸曲折而有棱角之处】，距离酒泉八百里，距离将军约一千二百里。

译将军应当率领军队取近便的道路向西并进，即使不能会合，也要让敌人听说东方、北方的军队一同到来，分散他们的心意，离间他们的党羽；即使不能全部消灭，也应当会有瓦解的。已经诏令中郎将卬率领胡人、越人、佽飞射士和步兵两校，增援将军的军队。如今五星出现在东方，对中原非常有利；蛮夷将大败。太白星出现在高处，用兵深入，敢于作战的吉利，不敢作战的凶险。将军赶快整装，凭借有利的天时诛灭不义之人，万无一失，一定会保全，不要再有疑虑【赵充国接到责备后，认为将在外领兵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以安定国家，于是上书谢罪，并陈述用兵的利害说：先攻打防羌，先零必定会援助他。依臣下的计策，先诛灭先零，那么防开一类的人不用出兵就会归服。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玺书答复，采纳赵充国的计策。后来防开果然不用出兵便投降。那年秋天赵充国生病，皇帝赐书，内容如下】二 制诏后将军：听说你为脚胫寒冷、泄泻而苦恼，将军年老又加上疾病，一旦发生变故不可讳言，我非常忧虑。现在诏令破羌将军前往屯驻之处，做将军的副手。应当赶快趁天时有利、官吏士卒士气锐盛的时候，于十二月攻打先零。如果疾病立即加重，就留在屯驻地不要出行，只派破羌将军、强弩将军出战【当时投降的羌人有一万多人，赵充国估计他们必然会败坏，想要停止骑兵作战而屯田，以等待他们疲敝；奏章尚未上报，防开已经进兵，玺书便先发出，屯田奏章上报后皇帝又答复说】三 皇帝问后将军：“你说想停止一万骑兵，让他们留下屯田；如果按照将军的计策，敌人什么时候应当被诛灭？战争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哪一种计策更便利？”赵充国再次上奏【赵充国上奏说明不出兵而留兵屯田的十二项便利，皇帝又赐书答复如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四 皇帝问后将军：“你说的十二项便利，我已经听到了。敌人虽然还没有被诛灭，但战争可以期待在一个月左右解决。所谓一个月左右，是说今年冬天吗？还是说什么时候？将军难道没有考虑敌人听说汉军大多停止进攻，便会聚集壮丁进攻扰乱屯田者；以及沿途屯驻的军队又会杀掠百姓，到时将用什么来制止他们？又有大开、小开先前说过：‘我已经告诉汉军先零所在之处，汉军却不去攻打，长久停留，便可以逃亡。’他们效法本始五年不分别大小开而一同攻打我们的做法【这句话是说，本始五年讨伐先零时没有分别大小开；因此大小开才有这番话】。他们的心意常常害怕这次军队不出动，使他们得以逃亡，事情发生变化，最终与先零合为一体。将军认为哪种计策好，请再上奏【赵充国上奏认为，屯田对内有节省费用的好处，对外有防守御敌的准备；骑兵即使停止出动，敌人看见一万人留下屯田，必然会把他们看作可被擒获的对象，他们土崩瓦解、归顺德化，应当不会很久。丞相魏相说：“后将军多次筹划军事，他的话常常正确，我愿意承担责任采用他的计策，一定可以采用。”皇帝于是答复赵充国如下】五 皇帝问后将军：“你上书说战胜羌虏的方法，现在我听从将军。将军的计策很好，请上报留下屯田以及应当停止出动的兵马人数。将军要努力进食，慎重处理军务，好好保重自己。” 《策书》《封齐王策》【愚按：古代和今天的侯王因为骄奢放纵而丧失国家的，哪里有限呢？只是因为不明白名分罢了。汉武帝的儿子共有五人，齐怀王、燕刺王、广陵厉王，三人同一天受封。如今读这几篇策命，词语反复说明各地风土的适宜之处，教导他们辅佐君主的道理，语言温厚，确实有周成王训诰的风度。班固史书说汉武帝号令和文章灿然可述，这几篇尤其突出。可惜这几个王有的早夭，有的自杀，最终都没有建立伯禽、康叔那样的功业。我反复读这些策书，为三王更加惭愧】汉武帝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派御史大夫汤到宗庙立皇子闳为齐王。唉！小子闳，接受这片青色社土。朕承受上天的秩序，考察古代制度，建立你的国家，把你封在东方，世世代代做汉朝的藩屏辅佐。唉！你要牢记啊！恭敬地接受我的诏命。天命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人能够喜爱道德，就能显明光大；不谋求义理，就会使君子懈怠。竭尽你的心力，确实把握中正之道，使上天的禄命永远保持。若有过错而不能善治，就会给你的国家带来凶祸，也会伤害你自身。唉！保卫国家、安定百姓，难道可以不敬慎吗？王要以此自我警戒。《封燕王策》汉武帝 唉！小子旦，接受这片黑色社土，建立你的国家，把你封在北方，世世代代做汉朝的藩屏辅佐。唉！薰鬻氏残虐老人，怀着禽兽般的心肠，用奸诈巧伪侵扰边境百姓，朕命将帅前去征讨他们的罪行。万夫长、千夫长以及三十二位统帅，纷纷降旗，逃奔我军。薰鬻氏迁徙到北方的州域，以安定你的心志；不要产生怨恨，不要做违背德行的事，也不要废弃防备。不是受过教导的士卒，不得跟随出征。王要以此自我警戒。《封广陵王策》汉武帝 唉！小子胥，接受这片赤色社土，建立你的国家，把你封在南方，世世代代做汉朝的藩屏辅佐。古人有话说：“大江以南、五湖之间的人，心性轻浮；扬州的保障坚强，三代时的要服之地，尚且不能用正道治理。”唉！你要竭尽心力，谨慎戒惧，做到仁惠顺从。不要同样贪图安逸，不要亲近小人，只遵循法度和准则。

译《尚书》说：“臣子不擅自施福，不擅自施威，才不会留下后世的羞辱。” 王要以此自我警戒！《赐韩福策》【西山真氏说：考察汉代这样对待有德行的士人，可以说很有礼节了。后来在平帝时期，龚胜任光禄大夫，琅邪邴汉也因为品行清正被征召任用为太中大夫。王莽掌权后，龚胜和邴汉都请求退休。于是王莽依照旧例上奏遣送龚胜、邴汉，说：“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两位年高的臣子因为年老多病而罢免。太皇太后派谒者仆射防之宣告他们说：‘听说古代官员年老便交还政权，这是为了使他们退让，不耗尽自己的力量。如今大夫年纪已经到了，朕怜悯你们被官职事务劳累，请献上一个儿子，或孙子，或同胞兄弟，或同胞兄弟的儿子。大夫要修养自身、守持道义，以终享高寿；赐给你们帛，并按照出行道路上的馆舍住宿，按时赐给羊、酒、衣服、被褥，都依照韩福的旧例。所献上的男儿都任命为郎官。’王莽虽然无道，然而他奏请遣送节义之士，恩意殷勤周备，难道不是他正在修饰自己、树立名声的时候吗】汉武帝【《本传》：昭帝时，涿郡人韩福因德行被征召到京师，赐给策书和东帛，遣送回去。当时是元凤元年】朕怜悯你被官职事务劳累，你应当努力修养孝悌，用来教导乡里；命令郡县每年正月赐给你羊和酒；如果遇到不幸，就赐给你一套衣被，并用中等规格的牲牢祭祀。《赐史丹策》【西山真氏说：考察汉代免除大臣的策书，最早见于汉宣帝免除萧望之时，诏辞说：“有关官员上奏说，您责备使者不合礼仪，对待丞相没有礼貌，清廉的声誉没有听闻，傲慢无礼，不能辅佐政务、率领百官。您不能深思自己陷入这种污秽境地，朕不忍把您交给司法，于是派光禄勋匡衡宣读诏书，免去您的官职，改任您为太子太傅，交出印绶，把原来的印交给使者，您可以从便道赴任。您要秉持道义，彰明孝行，只同正直的人相处，顺从朕意而不犯过错，不留下后来的议论。”萧望之是贤能的公卿，他的罪过不过是对丞相失礼而已，免职策书却说陷入这种污秽，言辞已经不是对待大臣邻辅的方式了。此后成帝免薛宣、翟方进，哀帝免孔光、师丹、马宫、傅喜，都极力责备，再没有迁就回护的意思。翟方进甚至因此自杀，所以师丹被免职时，尚书令唐林上疏说：“我私下看见免除大司空师丹的策书，实在过于严厉痛切。君子作文要替贤者避讳。师丹曾是世代儒者的宗师，道德上是国家的元老，亲自传授皇帝，官位处于三公之列，他所犯的只是小过失，天下人还没有看见他有什么大的过错。事情既然已经过去，削夺爵位实在太重，京城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应当恢复师丹的舟邑爵位，使他奉朝请，也是四方所仰望的人。希望陛下审察众人的心意，设法慰问并恢复这位师传之臣的爵位。”皇帝采纳了唐林的话，赐师丹关内侯爵。如今考察成帝免史丹的策书，言辞和顺温厚，合乎进退大臣的体统，所以记录下来】汉成帝【《汉书》：永始年间，史丹因病请求退休，皇帝赐给他策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斤〕 《赐诸侯策》【愚按：古今侯王因骄奢放纵而丧失国家的，哪里有限呢？只是因为不明白名分罢了。汉光武帝节制谨慎、遵守法度，几句话大概抓住了传授心法的要领；对他们严加防范，正是深切爱护他们。这篇策书只有二十七个字，大概真可以作为诸侯王的座右铭了】汉光武【《汉书》：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都为列侯，大国四县，其余各有等差。诏书说：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后，往往苦于放纵，贪图一时的欲望，忌讳谨慎地对待刑罚的道理。只是诸位将领功业久远、功劳重大，确实希望把它传之无穷，就应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些显著功效尚未酬报、名籍尚未建立的人，由大鸿胪催促上报，朕将分别登记录用。于是派谒者前往授予印绶，策书如下】策书说：“处在上位而不骄傲，地位高就不会危险；节制自己，谨慎守法，满盈却不外溢。要敬慎，要警戒，把这些传给你的子孙，长久做汉朝的藩屏。”

译《敕书》《敕责杨仆书》【西山真氏说：考察汉武帝用来警戒臣下、驾驭将帅的方法，大略可从赐给严助等人的书信中看出。史书称他具有雄才大略，确实如此。○愚按：君主任命将领、决定进退、施行赏罚，自有适宜的原则。授予推毂之任，宠信他并不过分；像钟室囚禁那样拘系他，施刑也并不苛刻。这种驾驭臣下的方法本来就神妙而不可测。汉武帝凭借雄豪之气，轻视各位将领，以至于下敕责备楼船将军杨仆，逐条列举他的五项过错而不谈他的功劳。杨仆是酷吏出身，那么他的为人也可以知道了。假如把对待杨仆的办法施于强悍的将领，愤懑之心一旦产生，逃走便会成为乐毅，叛乱便会成为怀恩，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所以幸亏汉武帝足以驾驭他们罢了。看汉武帝敕责杨仆，虽然一时令人痛快，却不能成为后世的法则。汉武帝 将军的功劳，只有先攻破石门、寻陿，并没有斩杀将领、夺取军旗的实际功绩，哪里足以使人骄傲呢？先前攻破番禺，把投降的人捕来充作俘虏，挖掘死人的尸体冒充战果，这是第一项过错。建德、吕嘉的叛逆罪行天下不能容忍，将军拥有关精兵，却不穷追猛进，反而超然东去，把东越作为援助，这是第二项过错。士卒在外风餐露宿，连年为朝廷边防，却不置办酒食，不体恤他们的辛劳，反而制造巧言，请求乘驿车巡视边塞，借机回家，怀揣银印黄绶，身垂三条组绶，向乡里夸耀，这是第三项过错。误了期限，却回头以道路险恶为解释，失去了尊重尊长的次序，这是第四项过错。想请求蜀地的刀，问你它的价格，你回答说：‘大约几百钱，武库每天拿出兵器，而你却假装不知道，怀着欺骗君主之心。’这是第五项过错。接受诏令却不到兰池宫，第二天又不来答对。假如将军的属吏这样做，问他不答的罪过应当怎样处理？由此推知你的心思处在海外江海之间时，还可以取得信任吗？如今向东越深入，将军能率领众人来弥补过错吗？” 《敕东平王傅相诏书》【西山真氏说：看东平王这一件事，汉廷处理得如此周全，可以说真正懂得治理亲属的道理。汉元帝 人的本性都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常性。等到年少长大，耳目被嗜好欲望牵引，所以五常消退而邪心产生，情欲扰乱本性，私利压倒道义，而还能保全自己的家族，是从来没有的事。如今大王年纪还轻，气力强健、武勇有余，已经接受师傅的教导，只是所见所闻还少。从今以后，如果不是五经的正道，敢于以游猎等不合礼法的方式行事，我就把你的名字上报。《告谕》《遣严助谕淮南王》【愚按：汉武帝当时年仅二十四岁，开拓边疆的心意不可遏止。这篇告谕淮南王的话，正好遇上闽越投降以后，所以派使者去嘉奖慰问。否则，也会像派议臣责难朔方一样，十句话中有九句不是如此；严助迎合皇帝的心意去诘问田蚡，也会用来诘问淮南王。这可以推知汉武帝的本心。汉武帝【《汉书·严助传》：汉武帝派两位将军诛讨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劝谏，内容如下。后来闽越王的弟弟余善杀死闽越王而投降，汉军停止行动。皇帝赞赏淮南王的用意，称美将领士卒的功劳，于是命令严助传达自己的意思，婉转告诫南越。严助回来后，又向淮南王传达皇帝的意思说】皇帝问候淮南王。派来的中大夫王玉上书谈论事情，我已经听到了。朕承受先帝美好的德行，早起晚睡，明察能力还不能照见一切，又加上自身德行不足，因此连年发生灾荒，祸害众多。凭我这样微小的身体，处在王侯之上，国内有饥寒交迫的百姓，南方夷族相互侵夺【指相互侵扰夺取】，使边境骚扰而不安，朕非常恐惧。如今大王深思熟虑【“惟”是思考，“虑”是谋划】，阐明太平之道来辅佐我的过失，说三代最盛的时候，地域直到天边、接连大地，人的足迹所到之处，全都宾服，我对此感到惭愧。朕嘉许大王的心意，没有什么可以终止它的，于是派中大夫严助传达我的意思，告诉大王南越的事情。《使车骑将军谕单于》【愚按：读汉文帝赐给匈奴的书信，言辞委婉曲折，有兄弟和好的意味；读汉元帝赐给单于的书信，言辞严峻明断，有父子之间的威严。这并不是汉元帝超过汉文帝，而是文帝面对强盛的夷狄，所以委婉曲折以充分表达情意；元帝处在夷狄衰弱之时，所以严峻明断以显示名分。所处的形势不同，处理方式也不同】汉元帝 单于上书，希望允许北方边境的官吏、士卒和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屯田戍守，永远保卫边塞。单于向往礼义，为百姓考虑得很周到，这是长久之计，朕非常赞赏。中原四方都设置关隘、桥梁、障塞，不只是用来防备塞外，也是为了防止中原奸邪之人放纵出境，成为祸害。因此要明确法度，以专一众人的心志；朕恭敬地说明单于的心意，对此没有疑问。为了使单于不再奇怪为什么不废除这些设置，所以派大司马车骑将军嘉向单于说明【单于答谢说：愚昧的我不知道长远的大计，幸亏天子派大臣来告知，恩意实在深厚】《文选补遗》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四 元代陈仁子辑录 奏疏一【西山真德秀说：汉朝自汉高帝以来，还没有人用书信奏疏谈论政事，贾山实际上是开创者，难道不是因为汉文帝扩大、畅通了进谏之路吗？《至言》【龟山杨时说：汉孝文帝恭敬节俭、慈爱仁厚，而贾山竟借秦朝来作比喻，极力陈说秦朝的奢侈、贪婪、残暴，似乎过分了。然而君臣相互警戒，正应在没有忧患的时候，所以大禹还用丹朱来告诫君主，那么贾山借秦朝作比喻并不过分。○西山真氏说：贾山这篇书信专门规劝皇帝和近臣不要射猎，何至于要借秦朝来作比喻呢？大概秦朝废弃了养老的道义，废弃了辅弼的大臣，废弃了进谏的士人，所以穷奢极欲，走到危亡边缘却自己不知道。皇帝虽然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然而不和近臣谋议政事，却同他们驱驰射猎，那么谄媚宠幸的人就会进用，奢侈欲望就会增长；走上秦朝的错误道路并不困难。这是忠臣防微杜渐的言论。但文章末尾又为宴饮游乐打开一条道路，并不是所谓陈述善道、闭塞邪路，因此不能算作醇厚的儒者，大概原因就在这里吧。○愚按：开启汉家接受进言之路的，是汉文帝；倡导汉代士人敢于直言风气的，是贾山。秦朝设立禁止妖言的法令，汉高帝、汉惠帝都没有来得及废除，而汉文帝废除了它，因此天下人正想要进言。秦朝走上覆亡的道路，别人不敢拿来作比，贾山却拿来作比，因此天下士人都敢进言。所以贾山离去后贾谊接续他，贾谊死后晁错接续他，劝谏奏章接连不断，汉朝四百年不因进言而杀人，根源大概就从这里开始。史书说贾山不是醇儒；但贾山谈养士、尊老、讲学，都懂得王道的大纲，哪里像那些只会咿咿呀呀、拘守专门章句的儒生？即使不够醇厚，也仍然算醇厚了。他还曾说淮南王无罪以及铸钱的禁令，言辞多激切，皇帝没有加罪。唉！晁错不能得到重用，贾谊可以重用却没有重用；至于贾山没有受到惩罚，却完全没有被任用，承受困难而又任用人才，尤其困难吗？贾山【《本传》：贾山是颍川人，广泛涉猎经书史籍，不能算醇厚的儒者。曾在颍阴侯门下供职，任骑士。汉孝文帝时，他谈论治理国家和政治得失的道理，题名为《至言》。臣听说，做臣子的应当竭尽忠诚、耗尽愚见，用直言劝谏君主，即使不逃避死亡的惩罚，我贾山就是这样的人。臣不敢拿久远的事情作比，希望借秦朝来作比喻，只愿陛下稍加留意。那些平民百姓和穿粗布衣、系粗布带的士人，在内修养自身，在外成就声名，使后世声誉不断；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税征收繁重而频繁，百姓疲于劳役【“数”是屡次，“任”指劳役，“罢”读作“疲”，任疲是说疲于劳役】，穿囚衣的人遍布道路，群盗满山，使天下人都抬眼远望而心怀异志，侧耳倾听而乐于祸乱【抬眼，是说常常远望而有异志；侧耳倾听，是说乐于看到祸乱】；一个人高声呼喊，天下人都响应，陈胜就是这样。秦朝还不只是如此：从咸阳兴建宫室，向西直到雍地，离宫有三百座，钟鼓帷帐等设施不移动就能齐备；又建造阿房宫，宫殿高几十仞【始皇帝建造此宫时还没有正式名称，因为它离咸阳近，所以称为阿房】，东西五里，南北一千步；随从车辆和排列的骑兵，四马飞驰，旌旗不动摇，宫室的华丽到了这种程度，使它的后代竟然不能聚集茅屋来安身。又在天下修筑驰道，向东到达燕、齐，向南到达吴、楚，江湖之上、海边的景观无不连接起来；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种树，把外侧厚厚筑实，用金属锤夯打，种上青松。驰道的华丽到了这种程度，使它的后代竟然不能找到一条小路来放脚。秦始皇死后葬在骊山，役使官吏徒众数十万人，耗费十年时间，向下挖掘直到三泉，合采金石，熔化铜来封固内部，用漆涂饰外部，再覆盖珠玉，用翡翠装饰；墓中建成观赏游览的楼台，墓上建成山林，葬墓的奢侈到了这种程度，使他的后代竟然不能用长满蓬草的土块遮蔽坟墓而安葬【“颗”指土块；“蓬颗”是说土块上长着蓬草，因为用它来对比墓上的山林，所以说蓬颗遮蔽坟墓；“颗”音口果反】。秦朝凭借熊罴般的力量、虎狼般的心肠，像蚕吃桑叶一样侵食诸侯，吞并天下，却不厚行礼义，所以天灾已经降临。臣冒死把这些话报告给陛下，希望陛下稍微留意，仔细选择其中的道理。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言语尖锐直率就可能不被采用而自身危险；不尖锐直率，又不能阐明道理。因此尖锐直率的话，是明主急于想听的，也是忠臣冒死竭尽智慧的原因。土地贫瘠，即使有好种子也不能生长；江岸河边，即使是坏种子也没有不茂盛高大的。从前夏、商末世，即使有关龙逄、箕子、比干这样的贤人，身体死了，道理也没有被采用；周文王时，豪杰俊士都能竭尽智慧，割草砍柴的人也都能尽其力量，这就是周朝兴盛的原因。所以土地肥美，善于养育禾苗；君主仁慈，善于养育士人。雷霆所击，没有不摧折的；万钧之重所压，没有不粉碎的。如今君主的威势，不仅仅像雷霆；权势的沉重，也不仅仅像万钧。即使君主开辟道路求取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采用他们的意见并使他们显达，士人仍然害怕而不敢竭尽心力，更何况君主纵欲肆行、暴虐而又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呢？用威势震慑他们，用重权压迫他们，那么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孟贲的勇力，难道有不被摧折的吗？这样一来，君主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听不到，国家就危险了。古代圣王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记录过失，乐官吟诵箴谏，盲人乐师吟诵诗歌进谏，公卿按照事类相近的事情进谏【比，是以事类相近来进谏】，士人传达言论、进谏过失，百姓在道路上议论，商人和旅客在市场上议论，然后君主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过失就改正，见到合乎义理的事就遵从，这就是能够长久拥有天下的原因。天子的尊贵，在四海之内没有不把他当作臣下的；然而他在太学奉养三老，亲自拿着酱食馈送，拿着酒爵敬酒【餽同“馈”；酳音胤，馈是进食，酳是少量饮酒，指吃完后用酒荡口】，祝愿老人不要噎住的官员在前，祝愿老人不要被食物梗住的官员在后【“防”是古“饐”字，指食物不能下咽；因为老人容易噎住、梗住，所以预先设置祝愿之辞】，公卿替他们拿手杖，大夫为他们进献鞋履；选拔贤人来辅佐自己，寻求修养正直的人，让他们直言进谏。因此，以天子的尊贵来尊敬奉养三老，是表示孝道；

译设置辅弼大臣，是害怕君主骄傲；设置直谏之士，是害怕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向割草砍柴的人求教，是求取善言而不满足；商人和百姓诽谤自己，便改正错误，是听从善言而没有不接受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武力兼并天下，富有天下，攻破六国而设置郡县，修筑长城作为关塞。秦国土地的险固、大小的形势、轻重的权力，以及一个家庭的财富、一个人的强大，哪里可以计算得完呢？然而军队在陈胜那里被击败，土地被刘氏夺取，这是为什么？秦王贪婪残暴，残害天下，使万民困苦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适”是满足、快意】。从前周朝大约有一千八百个国家，用九州百姓的力量供养一千八百位国君，役使百姓每年不过三天，按十分之一征税；君主有余财，百姓有余力，于是赞美之声兴起。秦始皇却用一千八百个国家的百姓来供养自己，百姓疲惫得不能承受劳役，财物耗尽得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个君主自身所需要的供养，不过是驰骋、射猎的娱乐，却是天下也不能供应的。劳累疲惫的人不能休息，饥寒的人不能得到衣食，无罪却被处死的人没有办法申诉。凡是前来诉说的人，都被他当作怨家、仇敌，所以天下崩坏了。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天下已经崩坏，他自己却不知道。秦始皇向东巡行，到了会稽、琅邪，刻石记载自己的功劳，自认为超过尧舜。他用重达一百二十石的石料铸造钟架【“县”是秤量；一石为一百二十斤，用秤量铜铁的斤石来铸造钟架，说明奢侈；虡是猛兽名，指钟鼓架的装饰做成这种兽形；虡音巨】，筛土修筑阿房宫，自认为可以世世代代拥有天下。古代圣王制定谥号，传三四十代罢了。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累世扩大德业，为子孙打下基业，也没有超过二三十代的。秦始皇说：“死后按照谥法命名，是父子名号有时会相互重复。用一到万来命名，就能使世世代代不重复。”所以死后称为始皇帝，第二代称二世皇帝，是想从一一直排到万代。秦始皇估量自己的功德，推测后代继承的情形，认为会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然而他死后才几个月，天下便从四面攻打秦朝，宗庙就灭绝了。秦始皇身处灭绝之中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天下没有人敢告诉他。天下人不敢告诉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秦朝废弃了养老的道义，废弃了辅弼大臣，废弃了进谏之士【贾山指出秦朝的过失，专门归结于此】，纵情恣意地施行诛杀，排斥诽谤他的人，杀死直言进谏的士人；因此阿谀奉承、苟且迎合、互相结党的人，把他的德行说成超过尧舜；考核他的功劳，又说超过汤王、武王。天下已经崩溃，却没有人告诉他。《诗经》说：“不是不能说话，为什么这样畏惧忌讳？听到正言就回答，听到谗言就退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又说：“贤士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得以安宁。”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士，然而为什么只有文王说能够安宁呢？文王喜爱仁德，所以仁德兴盛；得到贤士而敬重他们，所以贤士能够被任用。任用他们有礼义，因此如果不至于爱护敬重他们，他们就不能竭尽心力；不能竭尽心力，就不能竭尽力量；不能竭尽力量，就不能成就功业。所以古代贤明君主对待臣下，尊崇他们的爵位俸禄并亲近他们；他们生病就亲自探视；他们多次临近死亡就前往吊唁哭泣；亲临他们的小敛、大敛，已经入棺并封闭墓穴后，才为他们穿上锡衰、麻衣、麻绖【“已棺”是已经大敛入棺；“涂”是封闭墓穴；锡衰用十五升布制成，不加密缉其缕】，并且三次亲临其丧；未大敛不饮酒食肉，未下葬不奏乐。在宗庙祭祀时臣下去世，就为他停止奏乐。因此古代统治人民的君主对待臣下，可以说完全尽到了礼。穿着合乎礼法的服装，端正容貌，整肃神色，然后去会见他们。所以臣下没有谁敢不竭尽力量、舍生忘死来报答君主；功德建立于后世，美好的声名也不会消失。如今陛下思念祖先，谋划追述他们的功业，考虑如何彰明光大宏伟的事业和美好的德行，命令天下推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人都欣喜地说：“汉朝将要兴起尧舜之道和三王的功业了。” 天下的士人没有不精诚纯洁、以此承受美德的。如今方正之士都在朝廷，又选拔其中贤能的，让他们担任常侍等官职，却同他们奔驰追逐、射箭打猎，一天出去两三次。【西山说：贾山规劝文帝，认为他的过错专在这里；但当时的士人未必都贤能，假如果真贤能，就不会肯跟随君主奔驰射猎了。】臣担心这样会使朝廷松弛懈怠，使百官荒废职事。诸侯听说后，也一定会怠于政事。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勉励自己，使天下得到厚待：减少膳食，不听音乐；减少宫外徭役和卫卒；停止每年的贡赋；削减厩马，把费用拨给县和驿站；撤去各处苑囿，把土地分给农夫；拿出十多万匹帛赈济贫民；礼敬高龄老人，九十岁老人可有一个儿子免除徭役，八十岁老人可有两个儿子免除徭役；赏赐天下男子爵位；大臣都升至公卿；打开御府，拿出金钱赏赐大臣及其宗族；没有受到恩泽的人就赦免罪过；怜悯没有头发的人，赐给他们头巾；怜悯穿着囚衣的人，在他们背上写字作为标记；父子兄弟能够相见的，就赏给他们衣服；平反狱讼，放宽刑罚。天下没有不喜悦的。因此元年降下滋润的甘雨，五谷丰登，这是上天用来辅助陛下的。刑罚比其他时候轻，而犯法的人少了；衣食比前年丰足，而盗贼少了，这是天下用来顺从陛下的表现。臣听说山东的官吏发布诏令时，百姓即使年老、衰弱、残废或有疾病，也扶着拐杖前去听诏，希望能再活片刻，不要马上死去，因为想看到德化成就。如今功业正要成就，声名正要显扬，四方都在向往效法。现在却要跟随豪杰之臣、方正之士，只天天同他们射猎、射兔、打狐，以损害大业，断绝天下的希望，臣私下为此痛惜。《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一个好的开始，但很少有能够善始善终的。”臣的愿望实在无比迫切。【从这里以下，都是尽力发表规劝的本意。】希望稍微减少射猎，利用夏季二月制定明堂制度，建立太学，修明先王之道。【这里是希望文帝实行养老尊贤的事情。】等到教化流行、风俗形成，万世的根基稳固之后，然后一切听凭陛下的爱好吧。【这句话并不能用来引导君主。】古代大臣不与君主亲狎，所以君子不能经常见到他们整齐严肃的神色、恭敬肃穆的容貌；大臣不得参加宴饮游乐，方正而修身洁行的人不得跟随射猎。这样，使他们都致力于自己的职责，以提高自己的节操，那么群臣就没有谁敢不端正自身、修养德行，尽心尽力来符合盛大礼制。这样一来，陛下的道德就会受到尊崇，功业施行于四海，流传给万世子孙。若不是这样，德行会一天天败坏，荣耀会一天天消失啊！士人在家中修养德行，却在天子的朝廷上把它败坏了。

译臣私下对此感到怜悯。【这是天下的名言。】陛下可以同众臣宴饮游乐，同大臣和方正之士在朝廷上讨论政事。游乐不失去快乐，上朝不失去礼节，议论不失去谋略，这是驾驭政事的大原则。【愚按：秦汉之间的人没有废弃学习，即使处在坑焚、兵戈之中，贾山仍向祖父学习；魏国博士弟子祛谊，生于高帝八年，曾向同郡的李斯学习；明堂、正朔以及各种制度，都是首先凭文章著述而显扬的。学习怎么可以废弃呢？】《陈政事疏》。【东坡苏轼说：这是为太平之世忧虑、为英明君主担忧的文章。○又说：世人常常责怪汉文帝没有任用贾谊，认为这是深重的遗憾。臣曾经推究其中的原因，切实认为并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的奇才，他所说的是一时的良策。然而他请求担任属国官，想要拘系单于，这就是处士的夸大之言、少年的锐气。所谓“三表五饵”，人们议论它疏阔，而他想用它困住中行说，就更加不可信了。这正如赵括轻视秦国、李信轻视楚国一样。如果文帝急于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要不得安宁。假如贾谊曾经历过艰难，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主张。否则，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绛侯、灌婴难道是蒙蔽人才的臣子吗？○东莱吕祖谦说：按照《汉书》列传所叙述的情况考察，似乎是把贾谊前后所上奏疏汇编起来，合成了这一篇。按照奏疏的文辞考察，各条纲目彼此呼应，又似乎是同一时期上奏的。为什么呢？大概“痛哭流涕长太息”这几个标题，原本一定是同一篇奏疏中分条陈述的；班氏又把其他奏疏按意义类别编排，附在其中罢了。比如“痛哭”这一条，说的是诸侯势力强大；“流涕”有两条，说的是匈奴轻慢侮辱、侵扰掠夺，本来有可以制服它的策略却不能采用；“长太息”有六条，见于史书的有三条：改变风俗、教育太子、礼待大臣。贾谊所议论的，大体是按照事情迹象的可见程度，排列先后缓急。至于引导君主走正道的内容，却单独缺失了。太史公说：贾谊和鼂错明白申不害、商鞅之学，熟读他们的奏疏，其中却明显具有洙泗学派的典范。没有读过申不害、商鞅著作的人，直到看到他说诸侯王都像众多的髋骨和大腿，应该放下斧斤的作用，却想用锋利的刀刃去割它们，刀刃不缺就会折断，读到这些话，才会明白这一点。孟子告诉万章说：“你认为如果有圣王兴起，将会把今天的诸侯都联合起来诛讨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十三年〕 “还是要等到他们的教化不能改变之后，才诛讨他们呢？”孔子、孟子的学说大概就是这样。○唐仲友说：贾谊的学说出于《管子》，专门想用智谋和力量防范后世，这同王者的规模也不同；只是他议论德教、教育太子、礼待大臣的地方，接近王道。又说：贾谊还没有完全成为王者的辅佐之才，但距离霸者的辅佐也已经很远了。又说：《治安策》不是为文帝当时提出的说法，而是为文帝的后世考虑。又说：《治安策》因为文帝没有在席前询问，所以贾谊不敢陈述。○愚按：贾生有辅佐王者的才干，却没有听闻大道，所以他的见识可以推料一时的事务。他的道术不足以使万世得到善治。孝文帝在位时，大概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期。经常的制度尚未确定，正应当趁此机会考察帝王旧制。贾生通晓诸子百家的学说，又杂有刑名之术。他议论诸侯王僭越比拟，却不追溯五等诸侯、邦国群后的制度；这样发展下去，必定会走到削弱七国才停止。他议论太子应当教育，却不讲述禹、汤、文王、武王的学问；这样发展下去，必定会走到只接受权术和数术才停止。他议论治理匈奴的侵侮，却不考察《天保》《采薇》所表现的制度；这样发展下去，必定会走到穷兵黩武、耗尽财力才停止。他议论礼待大臣，却不端正冢宰统领百官的纲纪；这样必定会出现外戚篡夺国权、宦官专擅废立，而宰相不能制止的局面。他说到使人民富足，却只批评奢侈，而不说明三代风教的原则；这样必定会达到贡禹所说的“天下奢侈，官府混乱，百姓贫困，盗贼一同兴起”的局面。他议论改变秦朝风俗、彰明制度，却不承袭明刑弼教的典章；这样又必定会达到魏相所说的“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共有二百二十二人”的局面。唉！凭着文帝这样喜欢听取言论的君主，假如采用贾生的意见，而贾生又在这个时期，不明白大道、恢复古制，使汉朝不能成为唐虞三代那样的盛世，那么还没有更换一代，弊害就多得说不完了，这正是贾谊的过错。伊尹使君主具有尧舜之心，周公规划国家、制定财用制度的谋略，都不会像这样严重。经过湘水，凭吊屈原，因愤懑而自我伤感，哭泣直到气绝而死；这样的人，难道是懂得大道的人吗？贾谊有才华却不懂大道，真可悲啊。】贾谊。【《汉书·贾谊传》说：当时匈奴强盛，侵扰边境，天下刚刚安定，制度疏略宽松，诸侯王僭越比拟、超过制度，淮南王、济北王都因谋反被诛杀。贾谊上疏陈述政事，又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周勃被逮捕关进长安狱中，审理后终于没有发现罪行。贾谊因此讥刺皇上，皇上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培养臣下要有节制。】《资治通鉴》记载在孝文帝六年。臣私下认为，事情的形势值得痛哭的有一件，值得流泪的有两件，值得长声叹息的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事理、伤害大道的事情，则难以全部用奏疏列举出来。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了。”只有臣认为还没有。他们说安定太平的人，不是愚蠢，就是谄媚，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根本的人。譬如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烧起来，就因此说它安全。如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横向决裂，国家制度纷乱【“抢”音仓，抢攘是混乱的样子】，怎么能说治理好了？陛下为什么不只命臣，让臣在您面前仔细列举这些事情，然后陈述使国家安定的策略，试着详细选择采用呢？射猎的娱乐同国家安危的关键相比，哪一个更紧要？【文帝是恭敬节俭的君主，却不能不沉溺于射猎，所以贾山、贾谊都谈到此事。】如果为了治理国家而劳心费智、使身体劳苦、缺少钟鼓音乐的快乐，尚且可以不去做；若仍享有现在的快乐，而诸侯遵守法度，不动用兵革，百姓保全性命，匈奴宾服，四方荒远之地都向往归附，百姓质朴，狱讼减少平息，大的原则已经得到，那么天下就会顺利安定。四海之内的气息清明和谐，一切都得到治理；活着成为圣明的君主，死后成为圣明的神灵。【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所以臣下进言没有这样多的忌讳。】美好的声誉将流传无穷。

译礼制上，祖是有功者，宗是有德者；应当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在祭祀中与太祖相配，使汉朝达到极盛。【文帝在位时，先建了顾成阳德庙。】建立长久安定的形势，成就长治久安的功业，以承继祖庙，奉养六亲，这是最大的孝；使天下获得幸福，养育群生，这是最大的仁。建立常经，陈明纲纪，使轻重都恰当，后世便可以把它作为万世的法式。即使有愚昧无能的后代继承人，也还能保住基业而安定，这是最大的明智。【这也是臣下难以说出的话。】凭陛下的明达，假如再让稍微懂得治国根本道理的人来辅助陛下，达到这些目标并不困难。具体办法可以预先陈述在您面前，希望陛下幸勿忽视。臣谨慎地考察天地，验证往古，依据当今的事务，日夜思考这些问题，已经十分成熟了。即使让舜、禹重新活过来，为陛下谋划，也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巩固国家，必须消除相互猜疑的形势。【如今建立的国家如此广大，掌握政权的人必然坚固而彼此猜疑。】下层屡次遭受祸患，上层屡次承受忧患，这实在不是使上层安宁、使下层保全的办法。如今有亲弟弟谋求做东帝【指淮南王刘长居国骄纵，出行时设置警跸，称制比拟天子；孝文帝六年谋反，被废黜，迁往蜀地，途中死去。】，有亲兄长的儿子向西发动进攻【指济北王刘兴居，他是齐悼惠王的儿子；文帝三年，听说皇帝巡幸太原，便发兵反叛，失败后自杀。】，如今吴王又被告发了【当时吴王不遵循汉法，有人告发他。】天子正当盛年，行为合乎义理，没有过失，恩德恩泽又有所增加，尚且发生这样的事，何况那些最大的诸侯，权力将近是这些的十倍呢？然而天下暂时稍稍安定，是什么原因呢？大国的诸侯王年幼柔弱，尚未长大，汉朝所设置的太傅、国相正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多都已成年，血气正盛，汉朝的傅相称病而被赐予罢免，他们便从丞、尉以上的官职起，全部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同淮南王、济北王的作为难道有不同吗？到了这个时候才想治理安定，即使是尧舜也无法做到。黄帝说：“太阳到了正中就必须赶快行动，拿起刀就必须割下去。”【太公说：“太阳在正中时不行动，这叫错过时机；拿起刀不割，就错过有利的时机。”意思是应当及时行动。师古说：这句话见于《六韬》。】如今使这种形势顺利而保全安定，非常容易；却不肯及早办理，最后反而使骨肉亲属低头受刑、被割断头颈，难道同秦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吗？凭天子之位，乘现在的时机，借助上天的帮助，尚且畏惧把危局变为安定、把混乱变为治理。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位置，难道不会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有一件事一定做不到。假设天下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仍为楚王，黥布为淮南王，彭越为梁王，韩信为韩王，张敖为赵王，贯高任相国，卢绾为燕王，陈豨在代地；假如这六七位公侯都没有灾祸，当时陛下登上天子之位，能够安然自处吗？臣由此知道陛下做不到。天下混乱，高皇帝和各位公侯一同起兵【“并”音步鼎反】，并不是凭借侧室的势力预先占据、为自己取得资本的。【意思是说，他们并没有凭借旁支宗室的势力作为资助。】各位公侯中受宠幸的，不过做过中涓，其次也仅仅做到舍人，他们的才能相差还很远。高皇帝凭借明圣威武登上天子之位，割取肥沃的土地封各位公侯为王，多的有一百多座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实在深厚。【“惪”是“德”的古字，“渥”是深厚。】然而此后十年之间，反叛者九次兴起。陛下同各位公侯，并不是亲自较量才能而使他们臣服，也不是亲自把他们封为王。高皇帝尚且不能凭此求得一年的安宁，所以臣知道陛下也做不到。不过还可以推托说：那些人同皇室关系疏远。【“诿”是推托；还可以托言韩信、彭越等因为关系疏远而反叛，所以接着说“臣请试言其亲者”。】亲近的人也倚仗强势作乱。臣请试着说说那些亲近的人。假如悼惠王封在齐，元王封在楚，次子封在赵，幽王封在淮阳，共王封在梁，灵王封在燕，厉王封在淮南，这六七位贵人都没有灾祸，当时陛下即位，能够治理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做不到。【贾谊历数四件事，直说皇帝不能做到；如果不是孝文帝有盛大的德行，谁能容忍他这样说呢？】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都怀有平民兄弟般的心思，担心不能按照皇帝的制度行事、而自己做天子所做的事【意思是诸侯都想采用同皇帝一样的制度，做天子的事情】，擅自授予爵位，赦免死罪，严重的甚至乘坐黄屋车；汉朝的法令就无法实行了。即使像厉王那样做不合规矩的事，命令他又不肯听从，召他来又怎么能把他召来呢？即使侥幸来了，法律又怎么能施加于他？一触动一个亲属，天下就会惊愕地环视而起兵【意思是惊慌震动】。陛下的臣子，即使有像冯敬那样强悍的人【冯无择的儿子，名叫冯忠直，任御史大夫，曾上奏请求诛杀淮南厉王】，○“悍”是勇猛的意思】刚一张口，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口了。陛下即使贤明，又有谁能替您处理这种局面呢？所以，关系疏远的必定危险，关系亲近的必定作乱，这已经有事实证明了。那些异姓诸侯依靠强大势力而发动叛乱，汉朝已经侥幸战胜了他们，却没有改变导致这种结果的办法。同姓诸侯沿袭这种道路发动叛乱，已经有先例；他们的势力耗尽后，祸乱又会如此发生，灾祸的变化还不知道会转移到哪里。即使圣明的君主来处理，也还不能使天下安定，后世又将怎么办呢？屠牛坦【屠牛是姓名，坦是名，孔子时代的人，事见《管子》】一天之内解剖十二头牛，而刀刃不变钝【“顿”读作“钝”】，是因为他所排击、剥割的地方，都是骨节自然分解之处【“解”是分解肢节，音胡懈反】；到了髋骨、大腿骨的地方【髀是大腿骨，髋髀在上部，意思是骨头粗大，所以会使刀斤斧钝】○“髋”音宽，“陛”音陛】就非用斤不可，非用斧不可。仁义恩厚，是君主的锋刃；

译权势、法制，是君主的斤斧。如今诸侯王都是粗大的髋骨大腿，放弃斤斧的作用，却想用锋刃去割它们，臣认为不是刀刃有所损缺，就是刀刃折断。为什么不把它用于淮南、济北的形势，实在不可理解。【贾谊前面说使骨肉亲属低头受刑、割断头颈，同秦朝末世没有不同；这里却劝文帝放弃锋刃而使用斤斧，前后似乎自相矛盾。】臣私下考察从前的事情，大体上势力强大的先反叛：淮阴王封在楚地，势力最强，所以最先反叛；韩信倚仗匈奴，又反叛；贯高依靠赵国的资势，又反叛；陈豨兵力精强，又反叛；彭越凭借梁地，又反叛；黥布凭借淮南，又反叛；卢绾势力最弱，最后才反叛。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吴芮】，功劳少却最完整，势力疏远却最忠诚，这不只是性情同别人不同，也是形势造成的。从前如果让樊哙、郦商、绛侯、灌婴凭几十座城封王，即使到今天他们还活着，也是可能的；假如让韩信、彭越之类列为彻侯而居住，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也是可能的。这样，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如果希望诸侯王都忠诚归附，不如让他们像长沙王；如果希望臣子不要遭受菹醢之刑，不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如果希望天下安定，不如多分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小了，就容易用义理使他们服从；封国小了，就没有作邪的念头。使四海之内的形势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没有不受控制、不服从的。诸侯国君不敢有异心，像车轮辐条汇聚一样一同前来归顺天子。即使是普通百姓，也将知道这样做能使天下安定，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明智。割分土地，确定制度，使齐、赵、楚各分为若干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都依次接受祖先的分地，土地分尽就停止；燕、梁及其他国家也都这样办理。诸侯分地很多而子孙较少的，就建立成国，先空置在那里；等到他的子孙出生，便全部让他们成为国君。诸侯的土地有一部分削减并入汉朝的，就迁徙他们的封国；等到封立他们的子孙时，【迁徙封国，是说列侯的封国、食邑处在诸侯王封国内，彼此犬牙交错，就应当整治疆界，使其彼此隔绝；封立子孙，是把诸侯王的国邑分开，分别封给他的子孙；受封者若有罪，被废黜后其土地全部归入汉朝，所以说“有一部分并入”。】那些土地和人口，不必一次次计较一寸土地、一个人，天子并不从中取利，只是真正为了确定治理而已，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土地制度一经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担心不能封王的，下面没有背叛之心，上面没有讨伐之意，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仁慈。法令确立而没有人触犯，命令施行而没有人违抗，贯高、利几谋反的计策不再产生【利几是项羽的将领，项羽失败后向陈县投降，高祖封他为颍川侯，后来又反叛】，柴奇、开章的计划不再萌发【柴奇、开章都是同淮南王谋反的人】；普通百姓向善，大臣完全顺服，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义。即使把婴儿放在天下之上，天下也能安定；即使让遗腹子在朝廷上坐着、身披裘衣，天下也不会混乱【“置遗腹”“朝委裘”都是说婴儿尚未有知觉；意思是天下安定，即使赤子、遗腹子在位，也仍然不会危险】。当时天下大治，后世歌颂圣德。一次行动就能使五种功业一同附着于此，陛下还畏惧什么，为什么长久不做呢？天下的形势正患严重的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像腰一样粗，一根手指肿得像大腿一样粗。平时连一两根手指都不能弯曲伸展【“信”通“伸”】，稍微动一下身体就感到疼痛，没有一点闲暇【“慉”指动而疼痛】。现在错过时机不医治，必定成为痼疾，后来即使有扁鹊也无法医治。病不只是肿胀，又苦于足部歪斜，不能行走【“▯盭”音“蹠戻”，指脚底歪斜而不能行走】。元王的儿子，是皇帝的堂弟；如今的诸侯王，是堂弟的儿子；惠王，是亲兄长的儿子；如今的诸侯王，是兄长的孙子。有的亲近者没有得到分地来安定天下，有的疏远者却掌握大权来逼迫天子。所以臣说：不只是患肿病，又苦于足部歪斜不能行走；值得痛哭的事情，就是这个病。天下的形势正像倒悬。为什么说天子是天下的头呢？因为处在上面。为什么说蛮夷是天下的脚呢？因为处在下面。如今匈奴轻慢侮辱、侵扰掠夺，达到极不恭敬的程度，成为天下的祸患，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汉朝每年却送给它黄金、丝絮和彩帛来供奉。夷狄向汉朝征取财物，这是君主掌握的权力；天子向夷狄进贡，这是臣下的礼节。如今脚反而处在上面，头却倒置在下面，倒悬到了这种程度，却没有人能够解开，难道国家还算有人吗？不只是倒悬而已【“亶”读作“但”】，又像患了偏枯和风痱之病【“辟”音壁，是足部的病；“痱”音肥，是风病】。偏枯是身体一侧患病，风痱是身体一边疼痛。如今西部、北部边郡，即使获得高爵，也很难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虽受高爵赏赐，仍要抵御寇敌，不能免除劳役而安逸】；五尺以上的男子也很难得到休息；斥候要守望烽燧，不能睡觉，将吏穿着铠甲睡眠。所以臣说，一方已经患病了。医生能够医治它，但上面却不让医治；值得流泪的事情，就是这个。陛下怎么忍心凭帝皇的名号，去承受戎人诸侯般的卑下屈辱，而祸患又不停息？长久这样下去，怎么能有尽头？进献谋略的人大都认为这样是正确的，实在无法理解。如今的情势实在已经严重得无法再说了。臣私下估量，匈奴的人口不过汉朝一个大县的人数；凭天下这样广大，却被一个县的人口困扰，实在使执掌政事的人感到羞耻。陛下为什么不试着任命臣为属国官，让臣主持匈奴事务？【《新书》在这里以下陈述“三表五饵”，《史记》删去了；“三表”的说法难以理解，“五饵”大略见于《匈奴列传》的赞。】实行臣的计策，请一定能把单于的脖子系住，控制他的命令；把中行说压伏下来，鞭打他的后背【中行说是宦官，汉朝派他送公主出嫁匈奴，他不肯去，被强迫前往，因而把汉朝的事情告诉了匈奴】；使全体匈奴都只听从皇上的命令。如今不去猎取凶猛的敌人，却去猎取田野里的猪；不去搏击反叛的寇敌，却去捕捉畜养的兔子；玩弄细小的娱乐，却不谋划大的祸患，这不是安定天下的办法【这里也是讥讽射猎的过失】。德行可以远远施行，威势可以远远加临，而在几百里以外，威令就不能取信；值得流泪的事情，就是这个。【《新书》此处以下还有一节：天子的宰相称为丞相，诸侯的宰相也称为丞相；天子的列卿秩禄为二千石，诸侯的列卿秩禄为千石；天子的母亲称太后，诸侯的母亲也称太后；天子的妃子称后，诸侯的妃子也称后；天子的高门称司马，诸侯的宫门也称司马；天子的车称乘舆，诸侯的车也称乘舆。这是君臣之间没有相临的分别，也没有尊卑的常经。

译如此等等；这些制度不实行，是值得长声叹息的事情，这是一声叹息，史书删去了这一段。如今百姓卖掉奴婢时，还要给他们穿绣衣、丝鞋，把偏诸彩帛镶在衣服内边的夹层里【“闲”指卖奴婢的阑圈】；这本是古代天子的后服，只能穿到宗庙祭祀而不能用于宴饮的服饰，如今平民却可以拿来给婢妾穿。外面是白縠，里面是薄纨，用美好的偏诸作缘饰，绣有黼纹；这些都是古代天子的服装。如今富人、大商人举行盛大宴会、召集宾客，用这种织绣来装饰墙壁；古代这些东西只供一位天子、一位皇后使用，并且有节制地相称，如今平民的房屋墙壁竟可以使用天子的服饰，倡优和下贱人也可以使用皇后的装饰，然而天下却没有人反对。况且皇帝本人穿黑色粗绨，富人的墙壁却披着文绣；天子的皇后用织物缘饰衣领，平民的妾却用织物缘饰鞋子，这就是臣所说的颠倒。百人劳作，不能供一人穿衣【“衣”读作使动，给……穿衣】，却希望天下没有寒冷，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种，十人聚集来吃他的粮食，却希望天下没有饥饿，不可能。饥饿寒冷切入百姓的肌肤，却希望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也不可能。国家已经屈弱了【“屈”读作弯曲、衰弱】，盗贼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然而献计的人却说：“不要有所举动，只要把事情说得重大些就行了。”【犹如说“大话”。】风俗已经极其不敬，极其没有等级，极其冒犯上位，进献计策的人还说“不要有所作为”；值得长声叹息的事情，就是这个。商君遗弃礼义，抛弃仁恩【指商鞅】，一心只追求进取。实行这种政策两年，秦国的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家中富裕而儿子强壮的，就分家出去；家中贫穷而儿子强壮的，就出赘到妻家【赘婿，是说本不应住在妻家，犹如身体上多出的赘瘤，并非本来应有之物；又一说，赘是抵押，家贫没有聘财，便以自身作抵押；“分”音扶问反】。向父亲借耰和锄，还担心父亲面露施恩之色；不肯取箕帚，站在那里就出言辱骂【“谇”是骂，音碎】。抱着孩子喂奶，却同公公并肩蹲坐【“并”音步鼎反】；婆媳彼此不悦，就反唇相讥、互相计较【“稽”是计较；“说”读作“悦”】。他们爱护孩子、追逐利益，同禽兽不同的，只是少有差别罢了；然而一心赶赴时机，仍然每天像被绊倒一样【“蹷”通“厥”】。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功业成功、愿望得到满足，却始终不知道返回廉洁惭愧的节操、仁义厚道的道德；相信并兼天下的法则，于是扩张进取的事业【“信”读作“伸”，一说是信任、任用】。天下因此大乱，众多的压制少数，聪明的欺骗愚蠢的，勇猛的威逼怯弱的，强壮的凌辱衰弱的，混乱达到极点。因此大贤者兴起，威势震动四海，德行使天下归服【大贤指高祖】。从前秦朝所实行的，如今转而成为汉朝所实行的了。然而秦朝遗留下的风气习俗，至今仍未完全改变。如今世人以奢侈靡费相互竞争，而上面没有制度，抛弃礼义，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真可以说是每月不同、每年更变。追逐利益已经不只是耳闻之事，担忧也不顾及行为了。如今严重的，甚至已经杀害父兄。盗贼割取寝殿门上的帷帘【“剟”是割取，音辍】，拿走高祖、惠帝两座宗庙的祭器【“搴”是取；两庙指高祖庙、惠帝庙，音骞，又音蹇】；在白天的大都市中，抢劫官吏，夺取他们的钱财。弄虚作假的人发出文书，运出近十万石粮食【意思是伪造文书，调出仓粮近十万石】，携带驿传凭证巡视郡国。这些是没有行为道义、堕落到极点的事情。可是大臣只把它看作簿书没有按期报送、事务没有按期限完成，认为那是大事。至于风俗流失、败坏，竟安然处之而不知奇怪，耳目没有受到触动，只认为本来就是这样。改变风俗，使天下回心转意而趋向正道【“乡”读作“向”】，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庸俗官吏所致力的，只在刀笔和筐箧之间【刀用来削改书札，筐箧用来盛放文书】，却不知道根本大体。陛下又不亲自忧虑，臣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建立君臣的等级、上下的秩序，使父子之间有礼，使六亲之间有纲纪，这并不是上天自然造成、而是人所创设的。凡是人所创设的制度，不是不能建立；不树立就会倾倒，不修治就会败坏【“植”是建立，“僵”是倒伏，音疆】。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道纲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钱〕 四道纲维不能伸张，国家就会灭亡。假如管子是愚人，那还可以；假如管子稍微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这难道能不令人寒心吗？【如果认为管子是愚人、他的话不真实，那么没有礼义廉耻也可以；如果认为管子稍微懂得治国之道，就应当为此寒心忧虑。】秦朝毁弃四维而不能使它们伸张，所以君臣乖离混乱，六亲遭受祸害屠戮，奸人一同兴起，万民离散反叛，前后不过十三年，国家社稷就成为废墟【“虚”读作“墟”，指废墟】。如今四维仍然没有完备，所以奸人心存侥幸而众心疑惑【“冀”同“觊”，下同】。难道不如现在确定常经制度【“经”是常】，使君主成为君主、臣子成为臣子，上下有差等，父子六亲各得其宜，使奸人没有可以侥幸的地方，群臣和百姓都相信上面，上面也不疑惑吗？【“众信”是众人认为其忠信。】这个事业一经确定，世世代代都能长久安定，此后便有所执持遵行了【执持这些制度而顺着实行】。如果常经制度不确定，就好像渡江河时没有缆绳、没有船桨【缆绳用来系船，船桨用来划船；《诗经》说“绋缡维之”，楫音集，又音接】，在河中遇到风浪，船一定会翻覆；值得长声叹息的事情，就是这个。夏朝做天子十多代，殷朝接受了它；殷朝做天子二十多代，周朝接受了它；周朝做天子三十多代，秦朝接受了它；秦朝做天子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本性彼此相差并不太远【“远”音于万反】，为什么三代的君主有道而国运长久，秦朝却无道而迅速暴亡？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一定按照礼制举用、教养他【“乃”是开始】；让士人背负太子，有司整齐肃敬、端正戴冠，到南郊去见他，这是让他见天。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走，这是孝子的道路。所以从他还是婴儿时就开始教育，本来已经实行了。过去成王年幼，处在襁褓之中，召公任太保，周公任太傅，太公任太师：太保保护他的身体，太傅辅导他的德义，太师引导他的教训【保是安护，傅是辅佐，“道”读作“导”】。这是三公的职务。于是又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是陪太子宴饮的人。所以太子刚能说话、有所认识时，三公、三少就一定向他彰明孝、仁、礼、义，引导、教习他，逐渐驱除邪恶之人，不让他见到坏的行为。于是又从天下选取端正之士、孝顺友悌之人、博闻之士、有道术的人来护卫辅翼他，使这些人同太子一起居住、出入。因此太子一出生就见到正当的事情，听到正当的言语，行走正当的道路，前后左右都是正直的人。

译一个人习惯同正直的人居住，就不可能不正直，正如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习惯同不正直的人居住，就不可能不变得不正直，正如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选择自己所爱好的东西，必须先接受相关的学习，才可以尝试它【“耆”读作“嗜”】；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事情，必须先有所习练，才可以去做。孔子说：“少年时形成的习惯如同天性，长期习惯贯通之后就像自然如此。”等太子稍微长大，懂得男女之色，就进入学校；学校，是学习之官。礼书说：天帝进入东学，尊崇亲亲而重视仁爱，于是亲疏有序，恩泽相互推及；天帝进入南学，尊重年长而重视诚信，于是长幼有差等，百姓不欺诈；天帝进入西学，尊崇贤人而重视德行，于是圣明智慧的人处在职位上，功业不被遗漏；天帝进入北学，尊重贵人而崇尚爵位，于是贵贱有等级，下面的人不逾越【“隃”同“逾”】。天帝进入太学，接受老师询问、学习道理；退下后温习，再向太傅考察；太傅惩罚他不合规范的地方，纠正他不足之处，于是德行和智慧增长，治理之道就能得到。这五种学习在上面完成后，百姓黎民就会在下面受到教化而和睦了。等太子已经加冠成人，免除保傅严格的约束后，就设置记过的史官、撤去膳食以示劝谏的宰官【有过失就进谏】、进善言的旌旗【进献善言的人站在旌旗下面】、诽谤之木【批评坏事的人把意见写在木牌上】、敢谏之鼓【想公开进谏的人就击鼓】；盲人乐师、史官诵读诗篇，乐工诵读箴言劝谏，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百姓的言语。习惯同智慧一同增长，所以言语切直却不感到惭愧；教化同内心一同形成，所以合乎中道如同本性。三代的礼制中，春天朝见太阳，秋天晚上祭祀月亮，用来彰明对天体有敬意；春秋入学，坐在国老身边，亲自拿着酱料进献，用来彰明孝道；乘车时行动符合鸾和之声【鸾、和是车上的铃】，步行时合乎《采齐》乐曲的节拍【乐诗名，或作“荠”“茨”，音在私反】，疾行时合乎《肆夏》乐曲的节拍【乐诗名，“趣”读作“趋”，“中”音竹仲反】，用来彰明行为有法度。对于禽兽，见到它活着，却不见它死亡；听到它的声音，却不吃它的肉，所以远离厨房【“远”音于万反，“长”音竹两反】，用来增长恩爱并彰明仁心。三代之所以长久，是因为辅助、护卫太子有这些完备的制度。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辞让，所尊重的是互相告发【“讦”是当面斥责罪过，音居谒反】；本来就不崇尚礼义，所尊重的是刑罚。秦朝让赵高做胡亥的太傅，教他审理狱讼；他所习得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夷灭三族。因此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射杀人；忠诚进谏的被说成诽谤，深谋远虑的被说成妖言；他看待杀人，就像割除草菅一样【“艾”读作“刈”，菅是茅草，音奸】。难道只是胡亥的本性邪恶吗？是引导他的人所教的并不合乎正确的道理【“道”读作“导”】。俗语说：“不曾学习做官，只会看已经办成的事情。”又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就应该引以为戒。”三代所以长久，它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可以知道的；然而不能遵从，是因为不效法圣人和智者。秦朝所以迅速灭亡，它留下的车辙足迹是可以看见的；然而仍不躲避，是后面的车又将翻覆。国家存亡的变化、治乱的关键，根本就在这里。天下的命运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善良在于及早教导、选择左右辅佐。内心尚未放纵时就先加以教导，教化就容易形成。使他通晓道术、智慧、仁义的要旨，这是教育的力量；至于使他服习日久、形成贯通的习惯，则只在于左右近臣【“贯”音工宦反】。胡人、越人生来声音相同，爱好欲望也没有不同；等他们长大而形成风俗，即使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彼此沟通，有的即使死去也不肯互相帮助，这就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因此臣说，选择左右、及早教导，是最急迫的事。教育得当而左右正直，太子就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尚书》说：“一人有福庆，亿万百姓都依赖他。”这就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务。凡人的智慧只能看见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在事情将要发生之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加以禁止。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所起的作用却难以察知。至于用庆赏来劝勉善行，用刑罚来惩罚恶行，先王掌握这样的政事，坚固如金石；施行这样的命令，可信如四时运行；依据这样的公道，像天地一样没有私心，难道会顾惜不用吗？然而所谓“礼呀，礼呀”，贵在恶念尚未萌发时就断绝它，在细微处就开始教化，使百姓每天迁移向善、远离罪过，而自己还不知道。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人们不发生诉讼。”替君主谋划，没有比先审慎决定取舍更重要的了【取是选择任用，舍是舍弃不用】。取舍的根本一旦在内心确定，安危的苗头就会在外部相应显现。安定不是一天形成的，危险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都是由于逐渐积累而成，不能不察看。君主所积累的，就在于他的取舍。用礼义治理，就积累礼义；用刑罚治理，就积累刑罚。刑罚积累，百姓就怨恨；背离礼义积累，百姓就会和睦亲近。所以当代君主希望百姓向善的愿望相同，但使百姓向善的方法却有不同：有的用德教引导他们，有的用法令驱使他们【“敺”同“驱”】。用德教引导，德教遍及，百姓的精神就快乐；用法令驱使，法令达到极点，民风就悲哀。悲哀和快乐的感受，正是祸福相应的表现。秦王想尊崇宗庙、安定子孙，这同商汤、周武王相同；然而汤、武扩大他们的德行，六七百年都没有失去天下；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天下却大败，这没有别的原因。汤、武决定取舍审慎，秦王决定取舍却不审慎。天下是巨大的器物。如今人放置器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形同器物没有不同，关键在于天子把它放置在哪里。汤、武把天下放在仁义礼乐之中，于是德泽普遍，禽兽草木都得到广泛丰足；德泽施及蛮貊四夷，连续惠及子孙数十代，这是天下共同听闻的事情。

译秦王把天下置于法令刑罚之下，一点德泽也没有，反而怨毒充满世间；臣民像仇敌一样憎恶他，灾祸临身，子孙也被诛灭【“防”音钜依反】。这难道不是天下人共同看见的明显效验和重大证据吗？人们说：“听取言论的方法，必须拿事实来验证它，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妄言。”如今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人主为什么不拿殷、周、秦的事情来验证呢？人主的尊贵，好比高堂，群臣好比台阶，百姓好比地面。因此台阶有九级，台阶上沿远离地面，堂就高【级，指台阶的层数；廉，指台阶的侧角】；台阶没有级数，上沿接近地面，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逾越【陵，指乘势侵犯】，这是情势和道理决定的。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制度：朝廷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廷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还有官长、小吏，直到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处在其上，所以他的尊贵无人能够企及。乡里俗语说：“想向墙投掷东西，却顾忌墙边的器物。”这话很能说明道理。墙离器物近，尚且不敢投掷，怕损伤器物，何况贵臣接近君主呢？用廉耻、节操和礼义来约束君子，所以即使赐他死，也不加以戮辱。因此，黥刑、劓刑等罪不施加到大夫身上，因为这些刑罚会使他与君主的关系离得不远。按照礼制，即使看见君主驾车的马，也不敢按年龄序列相待；踢了君主的马草，就要受罚。看见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要起身；遇到君主乘车经过，就要下车；进入正门，就要快步走。君主宠爱的大臣即使有过错，只要不是应受刑戮的罪，也不把刑罚加在他身上，这是尊重君主的缘故。这就是预先使人远离对君主的不敬【远，指离开】，也是用来体恤、尊重大臣而砥砺其节操的。如今从王侯、三公这样的尊贵人物起，都是天子改变容色、以礼相待的人，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天子称诸侯中的长者，同姓称伯父，异姓称伯舅；伯，长的意思】，却让他们同百姓一样适用黥、劓、髡、刖、笞、骂、弃市等刑法。这样看来，高堂岂不是没有台阶了吗？受戮辱的人不是太过逼迫天子了吗【迫，指逼迫天子】？廉耻之心不能实行，大臣岂不是会掌握重权和高官，却有徒隶一般不知羞耻的心吗？望夷宫的事，秦二世应当按重法论罪【判定罪行叫“当”；阎乐在望夷宫杀秦二世，本来就是由于秦的制度没有形成对君上的禁忌】，正是投掷东西而不顾忌器物的习惯造成的。我听说：鞋子即使崭新，也不能放到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拿来垫鞋【苴，是鞋中的垫物，音子余反】。一个人既然已经处在尊贵受宠的地位，天子也曾改变容色、以礼相待；官吏和百姓也曾俯伏敬畏他。如今他有了过错，皇帝可以下令废黜他，可以贬退他，可以赐他死，可以诛灭他；至于把他捆绑起来、用绳索系住，交给司寇，编入徒役的官署，由司寇的小吏辱骂、鞭打【“榜”音彭】，恐怕不是应该让百姓看见的做法。卑贱的人如果看到尊贵的人有一天也能这样，就会想：“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对待他吗？”这不是用来教化天下的办法，也不是尊重尊贵者、使尊贵者更加尊贵的教化。天子曾经敬重的人、百姓曾经宠爱的人，即使该死，也不过是死罢了，卑贱的人怎么可以这样让他突然遭受羞辱呢？豫让先事奉中行氏的君主，智伯攻打并灭亡了中行氏【“行”音胡刚反】，豫让便改去事奉智伯。后来赵氏灭掉智伯，豫让在脸上涂漆、吞炭【衅，指熏染；用毒药熏脸】，一定要向赵襄子报仇。他五次行刺都没有成功，别人问豫让，豫让说：“中行氏把我当普通人豢养，所以我也按普通人的方式事奉他；智伯以国士的礼遇对待我，所以我也以国士的方式报答他。”同一个豫让，反过来事奉君主的仇敌时，行为像狗猪一样；后来却能坚持节操、献身尽忠，行为又超出一般列士。这是人主造成的。所以君主如果把大臣当作犬马对待，他们就会把自己当作犬马；如果把他们当作官府徒隶对待，他们就会把自己当作官府徒隶。他们将变得顽钝【读作“钝”】，没有羞耻，卑劣而无节操【“奊诟”指没有志向和操守，音胡结反；“诟”音后】；□廉耻不能树立，而且自己也不求上进，苟且如此便算可以吗？所以见到利益就奔逐，见到便利就争夺；君主有了失败，便趁机推波助澜；君主有了祸患，只求自己苟且免祸，站在一旁观看罢了；有利于自身的机会，就欺骗、出卖别人来获利。人主从这种情形中将得到什么好处呢？臣下人数极多，而君主只有一个；国家所托付的财货、器物和职事，都集中在群臣手中。如果大家都没有廉耻，都苟且妄为，君主就会最受其害。因此古代礼制不施加于庶人，刑罚不施加于大夫，是用来砥砺宠臣的节操。古代大臣因不廉洁获罪而被废黜，不说“不廉”，而说“簠簋不饰”；因污秽淫乱、男女关系无别而获罪，不说“污秽”，而说“帷薄不修”；因疲弱不能胜任而获罪，不说“疲软”，而说“下官不职”。所以贵重大臣即使确实有罪，也不直截了当地斥责、指名说破，仍然迁就他，为他讳饰。因此，犯了大谴责、大过错的人，听到谴责，就戴白帽、系牦牛尾毛制的帽缨，端着盛水的盘子，把剑放在盘中，前往请罪室请罪；君上不把他捆绑、拘系、押解而去。犯中等罪的人，听到命令便自行解下衣带自尽，君上不派人扭住他的脖子亲自施加刀锯之刑【不扭其颈而亲自施加刀锯；“盭”是“戾”的古字，音卢结反】。犯大罪的人，听到命令便面向北再拜，跪下自裁，君上不派人揪住压制他再行刑，说：“你大夫自己有过错罢了，但我待你已经合乎礼了。” 这样以礼相待，所以群臣自己也感到欣悦，并用廉耻来约束自己，于是人人都珍惜节操和品行。君上以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不用节操品行报答君上，那就不是人类了。所以教化形成、风俗安定后，做臣子的，为了君主可以舍弃生命，为了国家可以舍弃家庭，为了公义可以舍弃私利。这就是教化的结果。因此，父兄般的老臣确实会为宗庙而死，执掌法度的大臣确实会为社稷而死，辅佐翼护的大臣确实会为君上而死，守卫国家、抵御敌人的大臣确实会为城郭疆界而死。所以说：“圣人有金城。”这是用来比喻这种志向的【这是说圣人砥砺臣下的节操品行，使人人感怀恩德、同心协力，国家安固而不可毁坏，犹如金城；结合下文即可明白】。他们将为我而死，所以我能够同他们一起生存；他们将为我而亡，所以我能够同他们一起长存；他们将为我承担危险，所以我能够同他们一起安定。只要他们顾念操行而不苟取利益，守持节操而依仗义理，就可以把不受限制的权力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六尺之孤托付给他们。这都是砥砺廉耻、实行礼义所造成的。君上有什么损失呢？如今不这样做，反而任凭那种坏风气长久流行。所以说：“可以为之长久叹息的，就是这件事。”

译《谏放民私铸疏》【按语：古代铸钱是为了便利百姓，后世铸钱是为了有利国家；如今既不利百姓，也不利国家，只是成为奸邪权臣的利益，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尧遭遇大水，在历山铸金；汤遭遇大旱，在庄山铸金，都是为了便利百姓。管仲辅佐齐国，推行钱币制度，使国家富强；汉武帝征伐四方，改铸钱币以供军用，都是为了有利国家。至于权柄不掌握在君上手中，而让下面擅自鼓铸兴作，其利益尚未惠及贫民，却大多集中到奸邪权贵之家，还不如不铸钱。孝文帝崇尚宽厚，放开铸钱禁令，失于宽纵；吴王凭诸侯身份铸钱，财富与天子相当，后来终于反叛；邓通只是大夫，因铸钱而财富超过诸侯，都是因为权奸之徒专擅其利。百姓和国家究竟得到什么好处呢？贾山说：钱是没有实际用途的器物，却可以换来富贵；富贵是人主掌握的权柄，百姓却能凭钱获得富贵，这就等于和人主共同掌握权柄。贾山的话与贾谊相合，真是深刻啊。】贾谊【《食货志》记载】：孝文帝五年，因为钱越来越多而价值变轻，于是改铸四铢钱，钱文仍写作“半两”；废除了禁止私铸钱的法令，让百姓自由铸钱。贾谊上疏劝谏，内容如下，皇帝没有听从。当时吴王和邓通各自铸钱，所以吴钱、邓钱流布天下。法令允许天下人公开雇佣工匠【指支付雇工的工钱】，用铜和锡铸钱；胆敢掺入铅铁，用其他巧法铸造的，处以黥刑。然而铸钱时，如果不掺杂铅铁来取巧，就不能获得利润【“殽”是混杂；意思是不掺铅铁就没有利润】，而且掺杂得越少，利润越厚。事情有招致祸患的，法令也有诱发奸邪的。如今让普通百姓各自掌握铸币的条件，暗中躲藏铸造，想禁止他们获得厚利、进行细微的奸诈，即使每天有人因黥刑获罪，这种势头也不会停止。近来百姓因铸钱获罪的，一个县就多达百人；至于被官吏怀疑、遭受鞭打而奔走逃避的，更有很多。设置这样的县法诱使百姓，使他们掉进陷阱，哪有比这更严重的呢？过去禁止铸钱，死罪判决不断送上来；现在公开铸钱，黥刑判决不断送上来。法令弄成这样，君上还能依靠什么呢？而且百姓使用的钱，各郡县并不相同；有的使用轻钱，一百枚还要再增加若干枚【当时钱重四铢，法定钱一百枚应重一斤十六铢；钱轻，就增加若干枚，使总重量达到标准】，有的使用重钱，按一枚抵一枚称量也不接受【使用轻钱，一百枚还要增加若干；使用重钱，虽以一枚抵一枚，仍然不肯收】。法定的钱币不能确立【依法规定的钱】，如果官吏急于统一而强行实行，就会造成极大的烦苛，力量也无法承担；如果放任不管，不加斥责，市场上就会各行其是，钱文大乱。如果没有合适的办法，究竟应当采取哪一条路呢？如今农业被丢弃，采铜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们放下农具，烧炼铜料、烧炭，私铸的钱一天比一天多。五谷没有因此增多，善良的人受到惊惧，也转而做奸邪之事，百姓愿意陷入刑戮，刑戮将更加不祥。为什么还要忽视呢？国家知道这是祸患，官吏议论一定会说：“禁止它，禁止它。”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方法，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大。下令禁止铸钱，钱就一定会变重；钱重，利润就深厚，私铸者便会像云一样兴起，弃市之罪也不足以禁止他们。奸诈的数量无法胜数，法令禁令屡屡崩溃，都是铜造成的。因此铜流布天下，造成的祸患极其广泛。如今可以除去这种大祸，并得到七种福益。什么叫七种福益？君上收取铜，不让它流布天下，百姓就不铸钱，因黥刑获罪的人不再不断增加，这是第一。伪钱不再繁多，百姓彼此不相猜疑，这是第二。采铜铸钱的人重新回到田地耕作，这是第三。铜全部归于君上，君上掌握铜的积存，调节钱币的轻重：钱轻就用相应办法收敛钱币，钱重就用相应办法散出钱币，货物价格必定平衡，这是第四。用铜铸造兵器，防备奸伪贵臣；铸造多少有所限制，以此区别贵贱，这是第五。君上面对天下各种货物，调节盈亏，收取奇异多余之物【“奇”音居宜反；奇，指残余；羡，指有余】，这样官府富实而工商末业的百姓困乏，这是第六。控制那些本可舍弃的财物【指可以舍弃的财物】，用来和匈奴争夺百姓，他们必定心怀畏惧，这是第七。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能够因祸而造福，转败为功。如今长期抛弃七种福益，却实行广泛的祸害，我实在为此痛心。《论积贮事》【按语：积蓄储备是国家大事。《传》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不能算是国家。”文帝亲自实行恭敬节俭，用这些办法来储备物资，难道还会不充裕吗？然而贾谊仍然忧惧公私储备不足，这是为什么？大概文帝恭敬节俭，是节制开支的方法；贾谊劝导农业，是增加财富的方法。节制开支，就是裁减上面的收入和需求；增加财富，就是疏通下面的生产来源。两方面都做到，再储存剩余，用来防备一旦发生的意外需求。唉，世上的君主都能这样，库中有多余的帛，粮仓有多余的粟，即使桑弘羊、孔仅再生，也何必靠迅速施展巧诈来治理国家、损伤国家根本呢？】贾谊【《汉志》记载：文帝即位后，亲自实行俭约节制，思考使百姓安定。当时百姓接近战国时期的风气，都背弃农业根本而趋向工商末业。贾谊向皇帝进言，内容如下。皇帝被贾谊的话感动，在春季正月丁亥日，下诏开放籍田，皇帝亲自耕作，以此率领天下百姓。】管子说：“粮仓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筦”与“管”相同；《管子》是管仲的著作】。百姓贫困却能够治理好，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作，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纺织，就有人因此受寒。’生产有一定时节，而使用没有节度，物资力量就一定会耗尽【屈，就是用尽】。古代治理天下，细密而周详【孅，细；悉，把事情全部做到；“孅”与“纎”相同】，所以积蓄足以依靠。如今背弃农业根本而趋向工商末业，吃粮的人很多，这是天下最大的祸害【本，指农业；末，指工商；意思是人们已经弃农从商，而不生产粮食、反而吃粮的人越来越多；残，指伤害】。淫逸奢侈的风俗一天天增长，这是天下最大的盗贼。祸害公开流行，没有人加以制止，国家的大命将要倾覆【“泛”音方勇反；泛，覆】，却没有人振救【振，举起、挽救】。生产粮食的人很少，而挥霍粮食的人很多【“靡”指耗费】，天下的财产怎么能不倾竭呢【“蹷”音厥；蹷，倾覆枯竭】？汉朝建立以来，已经将近四十年了【“迩”，近】，公私的积蓄仍然少得令人悲痛。时令失常，不下雨，百姓将要像狼一样回头张望【狼性怯懦，奔走时喜欢回头看；意思是百姓见天不下雨，也感到恐惧】；年成不好，粮食没有收入，只好请求卖掉爵位和子女【卖爵位等级，也卖子女】，这些事情已经传到皇帝耳中。天下已经这样危急，像站在悬崖边上将要坠落【“阽”音阎，又音丁念反；阽，危险得将要坠落的样子】，上面怎么还不惊恐呢？世间有丰年和歉年，是上天运行的规律，禹、汤也遭遇过。

译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拿什么来救济百姓【胡，何】？突然边境发生紧急情况，数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国家拿什么来供应粮饷？战争和旱灾接连发生，天下的财力就会极度困乏。有勇力的人聚集徒众横行攻击【衡，通“横”】，疲弱的男子和衰老的人交换子女来啃食骨头【罢，读作“疲”；齩，通“啮”】，政治还没有完全通行到远方，有才力而想与天子抗衡的人便会一同举兵争起【疑，读作“拟”，指僭越，想与天子相比】。到那时才惊慌谋划，难道还来得及吗【图，谋划】？积蓄储备，是天下最重要的命脉。假如粮食很多、财物有余，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用来进攻就能夺取，用来防守就能坚固，用来作战就能取胜，使敌人怀服、使远方归附，还会有什么招引而不来呢？如今把百姓驱赶回农业，使他们都安居于根本【敺，音驱；着，音直略反】，让天下人各自凭劳力养活自己；从事末业、游荡取食的人，转而沿着南亩耕作【意思是都趋向农业】，这样积蓄充足，百姓就会安于自己的生活。这样本来可以使天下富足安定，却偏偏对此忧惧不安【廪廪，危险的样子，意思是：努力从事农业，增加积蓄，天下就会富庶，为什么不这样做而总是贫乏，忧危到这种地步呢？】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请封建子弟疏》【按语：贾谊建议分封侯王的子弟，虽然看清了当时的形势，却没有考察三代的制度；所以后来他的言论能够应验，只是从当时形势看得准确罢了。淮南的土地延绵数千里，而梁国土地狭小，长沙土地逼仄、没有回旋余地，这都是汉初草创封建而没有制度造成的。高帝分封三个庶出子弟，分去天下一半，祸根便埋到这里。贾谊想改变制度，却为什么不考察制度本身呢？古代建立诸侯国，公侯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土地界限既定，各自没有非分之心。贾谊如果依照古制，把天下分为五等，自然可以杜绝淮南、济北的谋划，何至于七国被削地后反叛，反叛后又出兵讨伐呢？后来齐、楚反叛，梁国土地增加了力量，强大的七国以梁国为界而不敢越过；淮南土地被削、力量削弱，七国游说淮南，淮南也不敢响应。贾谊所说的应验，如同蓍草占卜一样准确。我知道贾谊自从任长沙王太傅以来，对于诸侯像把火放在柴薪下、祸患已经积蓄到必然发生的形势，都看得很清楚。唉，哪里比得上恢复古制更好呢？】贾谊【起初，文帝以代王身份入京即位，后来把代国分为两个国家，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小儿子胜为梁王。后来又把代王武迁为淮阳王，把太原王参改为代王，使他全部得到原代国的土地。过了几年，梁王胜去世，没有儿子，贾谊又上疏，内容如下。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把淮阳王武迁为梁王，得到大县四十多个。城阳王喜改封为淮南王。○《资治通鉴》记载在文帝十一年。陛下如果不确定制度，照现在的形势发展，不过一代、两代之后，诸侯仍将任意妄为而无人能制，势力强大而不断扩张，强有力的汉法也无法实行。陛下用来作为藩篱屏障、也是皇太子所倚仗的，只有淮阳、代这两个国家【藩篱设置得当，继承君位的君主就能安定，所以说是皇太子所倚仗的】。代国在北方边境与匈奴相邻，只要能够自保就够了。淮阳与大诸侯相比，就像脸上的黑痣，恰好只能成为大国吞食的诱饵【饵，指被其吞食】，不足以有所禁御。如今权力掌握在陛下手中，制定国制、让儿子所拥有的国家却只能成为诱饵，难道能说是高明吗？人主的行为不同于平民：平民只修饰小节，争求小廉小惠，以便在乡党中安身；人主只应使天下安定、社稷坚固，而不应拘泥于这些小节。高皇帝把天下分割来封王功臣，反叛者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出现，认为这样不行，于是铲除不义的诸侯、使他们的国家空虚【不义诸侯，指彭越、黥布等】，选择吉日，在雒阳上东门外分封诸子【诸侯国都在关东，所以在东门外分封；面向东方最北的城门叫上东门】，全部立为王，于是天下安定。所以大人物不应被小节牵制，而妨碍成就大功。如今淮南距离京城很远，有的地方甚至相距数千里，中间越过梁、淮南两个诸侯国，却作为汉朝的县直属于汉【设置为县而隶属于汉】。那里官吏和百姓往来长安服徭役，要自己拿出财物，补缝制作途中破损的衣服【自己耗费家中财产补缝制衣】；钱财和各种费用也都要自行承担，因此他们苦于隶属汉朝而极想得到王国，逃亡归附诸侯的已经不少了。这种形势不可能长久维持。臣下愚见，希望把淮南的土地全部拿来扩大淮阳，并为梁王立继承人；再把淮阳北部二三座列城【列城县】和东郡划给梁国以扩大其封地。如果这样做不行，也可以迁徙代王，把都城设在睢阳。梁国从新郪向北直到黄河【新郪，属颍川县】，淮阳以陈地为中心向南直到长江【揵，指树立封界；一说指连接】，这样大诸侯中有异心的就会吓破胆而不敢谋反，梁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足以制约吴、楚。陛下可以高枕无忧，永远没有崤山以东的忧患了。这是使当今皇帝和太子两代都获利的办法【二世，指皇帝和太子】。如今局势安然，只是恰好遇到诸侯都年幼，过不了几年陛下就会看到了。秦国日夜劳心劳力来消除六国的祸患，如今陛下凭借力量控制天下，动一动脸色便能如意，却高拱安坐而造成六国那样的祸患，很难说是明智。假如自身不在了，祸乱却已经积蓄成灾，仍然熟视无睹而不加确定，等万年之后把天下传给老弱之人【按语：这也是难以说出口的事情】，将使国家不得安宁，不能说是仁德。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只是询问臣下的意见，而不亲自预先设定事情，所以能使臣下把自己的愚忠全部说出来。愿陛下明察并恩许【当时又把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都封为列侯，贾谊知道皇帝必将重新封他们为王，便上疏劝谏说：我私下担心陛下接纳、封立淮南王的几个儿子，竟没有同像我这样的人仔细谋划。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幸而赦免他、迁徙他，他却因病而死，天下谁会把他被封王看成正当呢？如今反而尊奉罪人的儿子，只会使陛下承受天下的诽谤。这些人年少而强壮，难道能没有为父亲报仇的心吗？白公胜为父亲报仇，所杀的是祖父和伯父、叔父。白公作乱，并不是要夺取国家、取代君主，而是发泄愤怒、实现心愿，拔剑刺入仇人的胸膛，本来就是要与仇人同归于尽罢了。淮南虽小，黥布也曾利用它起兵。汉朝如今只剩下少数军队罢了。若把足以危害汉朝的仇人势力放在那里，即使把淮南分成四国，四个儿子仍会同心。给他们军队，积聚财物，这不是会有伍子胥、白公在广阔都城中报仇，就是恐怕会有专诸、荆轲从两柱之间突然发动；这就是所谓借助赋税和兵力给老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稍作考虑。四年以后，齐文王去世，没有儿子。文帝想起贾谊的话，于是把齐国分为六国，全部立悼惠王的六个儿子为王。】

译又把淮南王喜迁到城阳，把淮南分为三个国家，全部立厉王的三个儿子为王。十年后，文帝去世，景帝即位。过了三年，吴、楚、赵和齐国四王联合起来，发兵向西进攻京师，梁王抵御他们，最终击破七国。到了武帝时，淮南厉王的儿子中被封为王的有两个国家，也都反叛而被诛杀。○韦氏说：齐国四王，指胶东王、胶西王、菑川王、济南王。《文选补遗》卷四。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五。元代陈仁子辑。奏疏二。《论贵粟》【东莱吕祖谦说：卖爵开始于文帝，到武帝时逐渐泛滥。文帝致力于劝农，所以百姓缴纳粮食后接受爵位，爵位达到五大夫以上，才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武帝设置武功爵，只是因为国家用度匮乏，所以免除千夫、五大夫的徭役，爵位可以达到乐卿。若有停止的制度，权宜措施也只是适应一时需要；而制定这样的法制，已经算周密了。然而卜式输送财物帮助边防，皇帝赏赐免除四百人的徭役，就不再只是免除一人。到晚年又赐爵左庶长，渐渐接近封侯，却没有禁令，因此超过乐卿爵位不知多少倍。从此以后，用财物补充郎官、任命官吏，虽无德义却有钱的人显达于世，郎官的选拔因此衰败，官吏的道路也混杂了。不过到文帝末年，选用官员的次序还没有发展到把贤能和无能混为一谈，也有可取之处：黄霸因缴纳粮食补任冯翊卒吏，掌管郡中钱粮的簿书并加以校正；又因考察灾害补任河东均输长，屡次升迁到郡守；对于农桑、畜养、米盐等事务无不通晓，最终治绩列为第一，这说明当时的任用还算有法度。只是那些以财物补官的人并不根据才能安排职务，反而任意使用，更显示这种制度造成了冗滥。】○按语：臣下的内心纯粹合乎义理，所以言论醇正；臣下的内心夹杂权术，所以言论有瑕疵。贾谊和晁错都以重视粮食为主题进言。贾谊不过说要抑制工商末业、重视农业，晁错却说要卖爵位、免罪。文帝听从晁错的话，设置以缴纳粮食来取得爵位的制度，史书夸耀其功劳，记载粮食充陈的原因。唉，以文帝的恭敬节俭，再加上重农抑末，迟上几年，自然就会富足，何必用权术招募百姓、诱导他们呢？卖爵位没有止境，就会习以为常，必然发展到西园公开议价、关内侯像桓帝、灵帝时那样缴纳五百万钱。免罪没有止境，就会使人作奸犯科、侥幸求免，必然出现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共二百二十二人的情况，正如魏相所说。晁错的计谋只顾小利而损害大体，不如贾谊的主张好。史书说贾谊、晁错都明白申不害、韩非的学说而议论不同，又说公孙弘、董仲舒用儒学装饰吏治而内心权术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又说：晁错主张充实粮食储备，如果处在文帝时期，另有适当的处理办法。按《食货志》记载：汉初从天子到封君，汤沐邑、山川、园池、市场店铺租税的收入，都各自作为私人供养，不列入天子的经费；从关东转运粮食供给中都官府，每年不过几十万石。又按梁孝王居处天下最肥沃的土地，府库充实，玉帛财物比京师还多。唉，《禹贡》规定缴纳粮食、秸秆的制度，《周官》规定九贡、九赋的法式，向诸侯国征取财物都有制度，不只是把土地和人民当作私产。晁错知道削减七国的土地，却不知道要求王侯缴纳赋税；如果把这种办法移来处理，就不必削地了。削弱强大的根本、削弱枝叶，充实粮食储备，其实是一条办法，哪里需要卖爵除罪呢？】晁错【本传记载：晁错，颍川人。○《资治通鉴》记载在孝文帝十三年。圣王在上而百姓不受冻挨饿，并不是因为圣王能够亲自耕作供他们吃、亲自织布供他们穿，而是因为为他们开辟了获得财物的道路【食，读作“饲”；衣，音于既反】。所以尧、禹遭遇九年水灾，汤遭遇七年旱灾，国家却没有被抛弃、瘦病的人【瘠，指瘦弱有病；意思是没有人彼此抛弃而瘦病】，是因为积蓄很多，预先准备好了。如今四海统一，土地和人口的众多不亚于禹、汤的时代，又没有连续数年的水旱天灾，积蓄却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这是为什么？土地还有未被利用的利益，百姓还有剩余的劳动力；生产粮食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湖泽的资源还没有全部开发，游荡取食的人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百姓贫困，奸邪就会产生；贫困产生于物资不足，不足产生于不从事农业。不务农，就不能固定在土地上；不能固定在土地上，就会离开乡里、轻视家庭。百姓像鸟兽一样，即使有高城深池、严酷法令重刑，也仍然不能禁制。寒冷对于衣服，只求能够抵御风寒，不等待轻暖华美【只要御风寒，不求奢丽】；饥饿对于食物，只求能够充饥，不等待甘美精细【甘，美味】。饥寒临身，就顾不得廉耻了。人的常情是，一天不能吃两顿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能制作衣服就会寒冷。肚子饿而没有食物，皮肤寒冷而没有衣服，即使慈母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够拥有自己的百姓呢？明君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督促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广泛积蓄，使粮仓充实，防备水旱灾害，这样才能真正拥有百姓。百姓，是君上用来牧养的；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四方都不会选择【走，音奏】。珠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但众人仍然看重它们，是因为君上使用它们。它们体轻易藏，可以握在手中，能够流通遍及四海而没有饥寒的忧患【周，指周遍流通】，这就会使臣下轻易背弃君主，使百姓容易离开乡土，使盗贼受到鼓励，使逃亡者可以轻装携带。粟米布帛生于土地，随时令生长，靠人力聚集，不可能一天造成。几石粮食很重，普通人无法负担，不能成为奸邪之徒谋利的对象；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会到来。因此明君应当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如今农民五口之家，服役的人不少于两个【服事公役】；能够耕种的田地不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百石。春天耕作，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要砍柴、治理官府事务、供应徭役。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冻。四季之中没有一天休息，还要私下迎来送往，吊丧问疾，抚养孤儿、抚育幼儿，也都在这些事务之中。辛勤劳苦到了这种程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急迫的政令和暴虐的统治，赋税征收没有定时，早晨下令，晚上又改变。正当他们有货物时，只能按半价卖掉【原价一千钱的，只能得到五百；“贾”读作“价”】；没有货物时，又要借取加倍的利息【借一还二叫作倍称；称，举债；如今俗称举钱】。于是有人卖掉田宅，卖掉子孙来偿还债务。大商人囤积货物，获取加倍利润；小商人坐在店铺中贩卖【行走贩卖叫商，坐店贩卖叫贾；列，如今市场中排列货物的摊行】，掌握奇异有余的货物，天天游走都市【奇赢，指有余财而囤聚奇异物品；一说指奇异的剩余货物】；乘着君上急需，所卖价格必定翻倍【君上急需某物，价格就加倍昂贵】。所以他们的男子不耕种，女子不养蚕织布，穿衣一定要有文彩，吃饭一定要有精美的粱米和肉【粱是上等粟米，即今之粱米】；没有农民的劳苦，却有千钱、百钱的收益【仟，指千钱；伯，指百钱，今俗仍称百钱为一伯】。凭借财富丰厚，他们结交王侯，势力超过官吏，彼此用利益倾轧；行走千里游乐，车马冠盖相望；乘坐坚固的车，驾肥壮的马，脚穿丝鞋，拖着洁白的丝绢【坚，指好车；缟，洁白精细的丝织品】。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

译如今法律轻视商人，商人却已经富贵；尊重农夫，农夫却已经贫贱。因此，民间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令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违背【迕，违背】，却想使国家富足、法令确立，是不可能的。当前最要紧的事情，没有比让百姓专心务农更重要的了。想让百姓务农，关键在于提高粮食的价值。提高粮食价值的方法，在于让百姓以粮食作为赏罚的依据。如今招募天下人把粮食缴给官府，就可以授予爵位，也可以免除罪责。这样，富人得到爵位，农民得到钱，粮食也得到疏散【渫，散】，而能够缴纳粮食来取得爵位的人，都是有余粮的人。取用有余的人家的粮食，供应君上使用，就可以减轻贫民的赋税【损，减少】；这就是所谓取有余来补不足，使政令一出而百姓得到利益。它顺应民心，补益有三：第一，君上用度充足；第二，百姓赋税减少；第三，鼓励农业生产。如今规定百姓有一辆车和一匹骑马的，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车和骑马是天下的武备，所以可以免除兵役。神农的教诲说：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河、披甲百万的士兵，如果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由此看来，粮食是王者最大的用度，是政治的根本事务。现在命令百姓缴粮受爵，爵位达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人的徭役【五大夫是第九等爵位】；这和拥有车马所获得的免役功劳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上所能专擅的，从口中说出便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种植的，生长于土地而不会凭空增多。获得高爵位和免除罪责，正是人们最想要的事情。让天下人把粮食送到边境，以此取得爵位、免除罪责，不过三年，边塞下的粮食一定会很多。《谏起上林苑》【原书缺注】东方朔【本传记载：东方朔，平原厌次人。武帝刚即位时，征召天下推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东方朔上书，大力自我称誉。皇帝认为他非同寻常，命他在公车署等待诏命。后来任东方朔为常侍郎。起初，建元三年，皇帝微服出行，于是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和两名能使用算术的待诏官，登记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的土地，计算封域顷亩及其价格，打算划为上林苑，使它连接南山。又下诏让中尉、左右内史丈量所属县的荒地，想用这些土地补偿鄠、杜两地的百姓。吾丘寿王上奏后，皇帝非常高兴，称赞说好。当时东方朔在旁边，进言劝谏。】我听说，谦逊安静而诚笃，是上天征兆的回应，上天以福来回应它；骄傲放纵、奢侈华丽，也是上天征兆的回应，上天以灾异来回应它。如今陛下不断修建高台，恐怕它还不够高；扩展射猎的地方，恐怕它还不够广。如果上天不降下灾变，那么三辅的土地都可以拿来建苑囿，为什么一定要盩厔、鄠、杜呢？奢侈超过制度，上天就会因此降下灾变。上林苑即使很小，臣尚且认为它太大了。南山是天下的险阻，南边有江淮，北边有河、渭；它的土地从汧、陇以东，到商、雒以西，土壤肥沃丰饶。汉朝兴起后，舍弃三河地区，只占有霸水、产水以西，建都于泾水、渭水以南，这就是所谓天下的陆海之地，也是秦国凭借它俘虏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原因。南山出产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等木材以及各种奇异物产，多得无法穷尽。这是百工赖以取用、万民赖以生活的资源。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等丰富物产，土地适宜种姜、芋，水中多有青蛙和鱼【芋，是一种草，叶子像荷叶，长而不圆，根洁白可食；“防”就是蛙字，像蟾蜍而较小】；贫困的人可以靠此使个人和家庭得到供养，没有饥寒之忧。所以酆、镐之间号称土地肥沃，田地价格达到一亩一金。如今要把它规划为苑囿，就会断绝陂池水泽的利益，夺取百姓肥沃的土地；对上使国家缺少用度，对下夺走农桑的产业，这是抛弃已经取得的成果而去做失败的事情，损害五谷生产，这是第一条不可行。况且还会使荆棘丛林繁盛，蓄养麋鹿；扩大养狐兔的苑囿，形成虎狼出没的荒墟。又会毁坏百姓的坟墓，挖开百姓的住宅，使幼弱者怀念故土而思归，使老人流泪悲伤，这是第二条不可行。把土地排斥出来修建苑囿，筑墙围起来作为猎场，骑马在东西之间奔驰，又要挖深沟、开大渠。一天的快乐，不值得拿来危害没有限度的皇家车舆【隄，限制；舆，皇帝乘坐的车，为避讳不直说天子，所以称“舆”；无隄，指天子的富贵没有限度】，这是第三条不可行。因此，只追求苑囿广大而不顾农时，不是使国家强盛、百姓富足的办法。殷纣王在宫中设置九市的官署，诸侯便反叛【纣王宫中设置九市】；楚灵王建造章华台，楚国百姓便离散【楚灵王建章华台，收容逃亡者来充实它，最终发生干谿之祸】；秦国兴建阿房宫，天下便发生动乱。臣如同粪土般愚昧，却忘记生命、触犯死罪，违逆陛下盛大的意旨，冒犯尊贵的旨意，罪应万死。愿为陛下陈述泰阶六符【泰阶就是三台，每台二星，共六星；符，是六星所显示的征验。应劭说：《黄帝泰阶六符经》说，太阶是天上的三层台阶：上阶象征天子，中阶象征诸侯、公卿、大夫，下阶象征士人和庶人。】上阶的上星象征男主，下星象征女主；中阶的上星象征诸侯、三公，下星象征卿大夫；下阶的上星象征元士，下星象征庶人。三阶平正，阴阳就和谐，风雨按时，社稷神祇都得到适宜，天下大安，这叫太平。三阶不平，五神的祭祀就不足，太阳发生日食，水泽不能滋润，庄稼不能成熟，冬天打雷、夏天下霜，百姓不得安宁，所以治理之道倾覆。天子施行暴虐的政令，喜欢兴兵，修建宫殿台榭，扩大苑囿，上阶星就会因此暗淡而稀疏。因为孝武帝都有这些事情，所以东方朔陈述了这些，用来观察上天的变化，不可以不省察【当天，东方朔因上奏泰阶之事，被任命为大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而后来终于还是修建了上林苑，正如吾丘寿王所奏。】《论限民名田》【原书缺文】

译董仲舒【本传】董仲舒，广川人。《食货志》记载：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办功利之事，徭役和费用一同增加，于是百姓离开农业根本。董仲舒劝说皇帝：“《春秋》对其他谷物不记载，直到麦子、禾苗不能成熟才记载这件事；由此可见，圣人对于五谷最重视麦和禾。如今关中风俗不喜欢种麦，这一年就失去了《春秋》所重视的粮食，也损害了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资。希望陛下恩准下诏给大司农，使关中百姓多种冬麦，命令不要错过农时。”他又说：古代征收百姓的赋税不过十分之一，这样征求赋税容易供给；役使百姓不过三天，他们的劳力也容易满足。百姓在家中有足够的财物来奉养老人、尽孝道，对外足以奉事君上、缴纳赋税，对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充分得到爱护，所以百姓乐于归顺。到了秦代却不是这样，采用商鞅的法令，改变帝王的制度，废除井田制，允许百姓买卖土地。富人的田地连成阡陌，穷人却没有立锥之地。又垄断川泽的利益，控制山林的资源，荒淫无度，越过制度限制，以奢侈互相攀比。城邑中有君主般的尊贵之家，乡里中有公侯般的富户，小民怎能不困苦？又增加每月服更卒役，服役期满后还要充当正卒，一年中有屯戍之役，一年中有劳役，比古代多三十倍。田租、人口赋以及盐铁的利益，比古代多二十倍【秦代征收田租，又征收人口赋，官府还夺取盐铁的利益】。有的人耕种豪民的田地，所交租税达到十分之五【这是说下等贫民自己没有田地，只得耕种豪富家的田，十成收获中交给原田主五成】。所以贫民常常穿牛马的衣服，吃狗猪的食物；再加上贪婪暴虐的官吏，任意施加刑罚杀戮，百姓忧愁得无以聊生，逃入山林，转而成为盗贼；穿赭衣的囚徒充斥道路，每年判决的案件数以千万计。汉朝兴起后沿袭这些做法，没有改变。古代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也应当稍稍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名下田地的占有数，以救济不足【名田就是占有田地；分别为田地占有设立限额，不让富人超过制度限制，那么贫弱之家就可以得到满足】；堵塞土地兼并的途径，把盐铁都归还给百姓；废除奴婢制度，取消任意杀害奴婢的威权【不得任意杀害奴婢】；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以宽缓百姓的力量，这样以后才可以实现良好的治理。劝谏昌邑王防守【西山真德秀说：王吉、龚遂侍奉昌邑王的事，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的职责。昌邑王因违背正道而被废黜，王吉、龚遂二人应当加以褒奖，以此劝勉人臣才是；可是他们仅仅得到减免死罪，却又遭受剃发、加钳的刑罚，霍光在这里是把刑罚和政事处理错了】王吉【王吉以贤良身份被举荐，担任昌邑中尉；但昌邑王喜欢游猎，在国中奔驰，举动没有节制，王吉上奏劝谏】臣听说古代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吉行军每天却达到五十里。《诗经》说：“不是古代的风在吹啊，发发作响；不是古代的车在行驶啊，揭揭作响。回头望着周道，心中忧伤啊。”解释说：“这不是古代的风，是发发作响的风；这不是古代的车，是揭揭作响的车。”大概是为此而感伤。如今大王幸临方与，不到半天就奔驰二百里，百姓大多荒废耕种和养蚕，治理道路、牵引马匹。臣愚昧地认为，百姓不能屡次受到变动。过去召公巡视职事，正遇到处理民事的时候，便住在甘棠树下听取诉讼、裁断事务。当时人人都得到适当安置，后世思念他的仁德恩惠，甚至不忍砍伐甘棠树，《甘棠》这首诗就是为此而作。大王不喜欢经书学术，却喜爱安逸游乐，凭靠车轼，勒紧缰绳，奔驰驱策不停；口中疲于呵斥，手上苦于挥鞭驾驭，身体劳累于车舆；早晨冒着雾露，白天蒙受尘埃，夏天遭受酷暑曝晒，冬天受到风寒侵袭。屡屡以柔弱的玉体承受劳苦的烦扰和毒害，这不是保全寿命的根本之道，也不是增进仁义盛德的办法。处在宽广的厦屋之下，坐在细密的旃席之上，明师在前面，劝学诵读的人在后面；上面讲论唐尧、虞舜的时代，下面讲到殷、周的盛世，考察仁圣的风范，学习治国的道理，孜孜不倦，发愤到忘记吃饭，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这种快乐难道只是驾车驰骋之间所能相比的吗？休息时就俯仰屈伸，以舒展身体；前进、后退、行走、快步，以充实下肢；吸入新鲜之气，吐出旧气，以锻炼内脏；专心积聚精气，以调和精神。这样用来养生，难道不能使寿命长久吗？大王如果确实留意于此，那么心中便有尧、舜的志向，身体便有乔松般的长寿；美好的声誉和广泛的名望日益上升并传到朝廷，那么福禄就会聚集，社稷也会安定。皇帝仁慈圣明，至今思念大王之心没有懈怠，在宫馆、园囿、池沼、射猎游乐方面还没有得到享受。大王应当早晚想到这一点，以承顺圣上的心意。诸侯中与大王同宗的骨肉没有比大王更亲近的；大王对于宗属来说是儿子，对于君位来说又是臣子，一个人兼有两种身份，所受责任也随之加重。恩爱、行义，哪怕有一点不完备，也会因此被上报朝廷，这并不是享有国家的福分。臣王吉愚昧直率，希望大王明察【昌邑王刘贺虽然不遵循正道，却还知道尊敬礼待王吉，于是下令说：“我举止行动不能没有懈怠，中尉十分忠诚，多次辅佐、纠正我的过错。让谒者千秋赐给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肉脯五束。”后来昌邑王又照旧放纵自己，王吉总是据理劝谏，很有辅佐君主的道义；虽然他没有治理百姓，国中没有人不敬重他。过了很久，昭帝去世，霍光执掌政权，迎立昌邑王，王吉便上奏书告诫昌邑王】分条陈述国家施政利弊的奏疏【赵汝愚进献《经济录》奏札说：“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无不自有一代的规模制度；那些切合当时而容易实行的事务，不必远远寻求异代的法令。所以魏相担任丞相时，多次分条陈述汉朝兴起以来国家施政的适宜旧例，以及贤臣所说的意见，请求施行；这最能说明治理国家的要旨。”】○我认为：处在昏暗衰弱的时代，应当着重于创立法度；侍奉英明锐利的君主，则应当着重于遵守法度。宣帝天资明达，勇敢果断，不担心他有所不及，反而担心他做得过头；因此宣帝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君主，而魏相从来没有引导宣帝走向过度。魏相总共分条列举昭帝所实行的二十三件宽大政事，都是废除苛刻、遵从宽厚的规制；对于晁错、贾谊等人的主张加以施行，也不过是致力于务农和积聚储备的学说。这是魏相在培养宣帝的德性，担心宣帝倚仗英明而失之过度。他与荆、舒一类执着己见、引进少年，纷纷改变天下事务的人不同。魏相【本传】魏相精通《易经》，有师承法度，喜欢考察汉代旧事和适宜施行的奏章，认为古今制度不同，如今最重要的只是奉行旧例而已。他多次分条陈述汉朝兴起以来国家适宜施行的政事，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所说的意见，请求予以施行。当时是元康年间。

译臣魏相有幸充任官员，却不能奉行明法、广施教化、治理四方，以宣扬圣德。百姓多背弃农业根本而趋向末业，有的人已经显出饥寒的面色，这是陛下的忧患。臣魏相的罪过应当万死。臣魏相知道自己才智浅薄，不明白国家大体和因时制宜的道理，只是始终没有使百姓得到应有的安置。我私下恭敬地观察先帝圣德仁恩的深厚，他为天下辛劳，挂念百姓，忧虑水旱灾害，担心百姓贫困，便打开仓廪，救济贫乏饥饿的人；派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考察风俗，举荐贤良，平反冤狱；使车马冠盖交错于道路，节省各种用度，减轻租赋，放宽山林泽薮、陂池的禁令，喂养马匹，卖酒，储积物资以救急济困，安慰平民，便利百姓，这些办法十分完备。臣魏相不能全部陈述，冒死上奏。按照旧例，诏书共有二十三件这样的政事【先帝指孝昭帝】。臣谨按王法，必须以农业为根本，并且致力于积聚储备，根据收入制定支出，以防备灾年。没有六年的储备，还称得上是急务。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东郡普遍遭受灾害，百姓饿死在道路上，二千石官员没有预先考虑灾难，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幸赖圣明诏书救济，才得以防止百姓进一步死亡而重新获得生机。今年收成不好，谷价突然暴涨，临近秋收时仍有缺粮的人，到春天恐怕会更加严重，无法互相救济。西羌尚未平定，军队在外，兵事接连不断，臣私下对此寒心。应当早早谋划防备，望陛下留意。天下百姓仰赖先帝盛德，用来安抚海内【皇上采纳并施行了这篇奏疏】《明堂月令》奏【我认为：魏相辅佐宣帝，从地节三年至神爵，共九年。他在世时，为何记载的灾异多而祥瑞少？他死后，为何记载的祥瑞多而灾异少？宣帝喜好祥瑞的心情比孝武帝更强烈，魏相早已窥知他的内心。所以今天分条陈述郡国发生的叛贼、风雨等事，明天又采集《易经》阴阳和《明堂月令》的内容，每天以阴阳灾异之说警醒宣帝，不让他喜欢祥瑞的私心片刻藏在胸中；他居中加以裁抑，确实有古代大臣警戒君主的忠诚。至于他说“阴阳不和，过错在我们这些臣下”，不只是警醒君主，也是在警醒自己。后来奸臣掩盖天灾而不报告，既不警醒君主，也不自我警醒；等到皇上因灾异而罢免他们，这些人实在很惭愧】魏相【魏相上奏说：按照旧例，诏书共有二十三件；又多次采集《易经》阴阳以及《明堂月令》的内容上奏】臣魏相有幸充任官员、奉行职事，却没有修养德行，也没有能力宣扬和广施教化；阴阳尚未调和，灾害尚未止息，过错在我们这些臣下。臣听说《易经》说：“天地顺应规律而运行，所以日月运行不失常度，四时交替没有差错；圣人顺应规律而行动，所以刑罚清明而百姓服从。”天地的变化，必定由阴阳所主宰；阴阳的分布，以太阳作为纲纪。太阳在冬至、夏至运行到极点，于是八风的次序建立，万物的性质形成，各自有固定的职分，不得互相干扰。东方之神太昊，乘震卦，手执圆规，主管春季【木代表仁，仁就是使万物生生不息；生生不息是圆的，所以执规】；南方之神炎帝，乘离卦，手执衡器，主管夏季【火代表礼，礼是使众物齐整；齐整就是平，所以执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兑卦，手执矩尺，主管秋季【金代表义，义在于使万物成就；成就就是方正，所以执矩】；北方之神颛顼，乘坎卦，手执权衡，主管冬季【水代表智，智在于谋划；谋划在于审慎持重，所以执权】；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二卦，手执绳墨，主管下土【土代表信，信在于诚实；诚实就是正直，所以执绳】。这五位帝王各自掌管一方，各有相应的时节。东方的卦不能用来治理西方，南方的卦不能用来治理北方。春季发动兑卦来治理，就会发生饥荒；秋季发动震卦来治理，草木就会开花；冬季发动离卦来治理，就会发生泄散【天地之气不能闭藏严密】；夏季发动坎卦来治理，就会下冰雹。圣明的君王谨慎地尊崇上天，慎重地养育人民，所以设置羲和之官来顺应四时【乘就是治理】；按照时节把民事授予百姓【各依照时节把相应事务交给百姓】。君主的行动起居合乎正道，奉行并顺应阴阳，那么日月光明，风雨按时，寒暑调和。三者次序协调，灾害就不会发生；五谷成熟，丝麻丰收，草木茂盛，鸟兽繁殖，百姓不会夭折患病，衣食有余。这样，君主尊贵，百姓喜悦，上下没有怨恨，政令教化不相违背，礼让就可以兴起。风雨不按时，就会伤害农业和蚕桑；农业和蚕桑受损，百姓就会饥寒；饥寒加身，百姓就没有廉耻，盗寇奸邪便由此产生。臣愚昧地认为，阴阳是王事的根本，是众生的性命，自古以来贤人圣人没有不依循它的。天子的道义，必须完全取法天地，并且观察先代圣人。高皇帝所撰述的《天子所服》第八篇【第八篇，是天子服饰制度的篇章，列在施行诏书的第八项】说，大谒者臣章在长乐宫接受诏令：“诏令群臣讨论天子所穿的服饰，用以安定治理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即萧何、周昌】，谨慎地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共同议论【陵，即王陵；通，即叔孙通】春、夏、秋、冬四时，天子所穿的服饰，应当取法天地的数理，并且适合人和；所以从天子、王侯等拥有土地的君主，下至普通百姓，能够取法天地、顺应四时来治理国家，自身就不会遭遇灾祸，寿命也会长久，这是奉祀宗庙、安定天下的大礼。臣等请求在取法天地的制度中，由谒者赵尧举荐春季的制度【主管一时的服饰、礼物、朝见、祭祀等一切事务】，李舜举荐夏季，儿汤举荐秋季，贡禹举荐冬季【高帝时本来就有一位贡禹；儿读作五】。四人各自主管一个时节，大谒者襄章上奏，制书说可以。孝文皇帝时，在二月向天下施恩，赏赐孝悌之人、努力耕田的人，以及遣散【疲，通“罢”】的军卒和祭祀为国战死者，这些事情颇有不合时节之处【遣散军卒，是指那些因军务疲劳的士卒；一说是新近从军而被休罢的人】。御史大夫晁错当时任太子家令，曾上奏说明这种情况。臣魏相私下想到，陛下的恩泽十分深厚，然而灾气还没有止息，我私下担心诏令中有不合当时节令的地方。希望陛下选拔四位明通经术、熟悉阴阳的人，各自主管一个时节；时节到来时，让他们明白说明自己所掌管的事务，以调和阴阳，天下将非常幸运【魏相命令属官考察各郡国的事务，凡休假后从家中返回官府，便报告四方奇闻；如有叛贼、风雨、灾变而郡国不上报魏相，魏相就立即上奏】○西山说：《月令》这部书虽然起源于秦代，但其中保存了先王的制度。汉朝兴起后，也颇为采用它的大略，例如春季施行宽大政令、布施封赏恩惠，直到秋冬审理案件，十月以后不再审问囚犯，大体都以《月令》为依据。高帝时已有赵尧等人分别掌管四时制度，到这时魏相又向宣帝讲述此事。后来李寻告诉哀帝，说朝廷忽视时月的政令，应当让侍中、尚书等近臣通晓《月令》的旨意；盛夏杀人，明眼人便知道王莽一定会灭亡。后汉的陈宠、鲁恭也曾大略谈论此事，这些主张都源出于《月令》。

译论述政事得失，奏疏【西山真氏说：汉代诸儒中，只有董仲舒曾把端正君心、端正朝廷的道理告诉武帝，其余的人往往详论政事，而略谈君主自身。王吉所陈述的内容有本有末，如果宣帝能够把他提拔到辅相之列，那么所谓建立万世长久的防范、使明主达到三代盛隆境界，必定有可行之道。宣帝却把这些看作迂腐空疏，让他称病免职归乡，实在可惜！“王吉的意旨如下”这句话，大概是史家概括他的主旨，并不是原文】○我认为：士人有所操守，就不会改变原则来求得迎合；没有操守，就一定会改变原则来求得迎合。孟子用王道劝说齐王、梁王，即使主张没有被实行，仍然坚定地坚持仁义的道理。商鞅用王道劝说秦孝公，言论偶然不合意，便改而迁就刑名之术。宣帝是杂用霸道的君主，王吉用王道向他陈说，宣帝把它看作迂腐空疏；王吉宁可称病归乡，也从未用刑名之术迎合宣帝。他有孟轲的心志，没有商鞅的欺诈，真是贤明啊！不过，汉代君主中具有帝王资质的，有文帝、武帝、宣帝三人。文帝兼用黄老之学，所以规模纯正却不完备；武帝欲望很多，所以规模宏大却不正；宣帝的天资不如文帝，志气不如武帝，又夹杂霸道，所以规模卑下而不纯厚。王吉的话与他不能相合，是很自然的。王吉【本传：王吉字子阳，是琅邪皋虞人。宣帝征召他担任博士、谏大夫。当时朝廷颇多修治武帝旧例，宫室、车舆、服饰比昭帝时更加华盛。外戚许氏、史氏、王氏尊贵受宠，而宣帝亲自处理政事，任用能干的官吏。王吉的奏疏说如下】陛下亲自具备圣明资质，总理天下万方；帝王的典籍每天陈列在您面前，您只思考世间事务，准备兴起太平。每次诏书下达，百姓都欣喜得仿佛重新获得生命。臣伏地思考，这可以说是极大的恩德，却还不能说是根本要务。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并不是每代都有，公卿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意见能够被采纳，劝谏能够被听从；但还没有建立万世长久的防范，使明主达到三代盛隆的境界。如今所致力的，只是期会、文书、审断狱讼而已，这不是太平的根基。臣听说圣王宣扬德行、流布教化，一定从身边开始；朝廷内部制度不完备，就难以谈治理；身边的人不端正，就难以教化远方。百姓虽然弱小，却不能被强行压服；虽然愚昧，却不能欺骗。圣明的君主独自处在深宫中，做得对，天下就称颂；做错了，天下就都议论。行为从身边发出，一定会被远方看见，所以必须谨慎选择身边的人，审慎选择所任用的人。身边的人是用来端正自身的，所任用的人是用来宣扬德行的。《诗经》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这就是根本。《春秋》之所以重视大一统，是因为六合同一风俗，九州共同贯通。如今庸俗官吏治理百姓，没有礼义法则可以世世代代通行，只是设置刑法来维持秩序。他们想要治理，却不知道应当由什么途径入手【“繇”与“由”相同】，便任凭自己的意旨穿凿附会，各自只求一时权宜，运用权谋诡诈；所以一经改变，就无法再恢复。因此百里之内风俗不同，千里之内习俗不同，家家政令各异，人人服饰不同，欺诈虚伪逐渐萌发，刑罚没有止境【萌生，指争端像草木刚刚发芽一样不断冒出】；质朴之风日益消失，亲爱之情渐渐淡薄。孔子说：“使君位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礼更好的办法。”这不是空话。君王尚未制定礼制时，应当选取先王礼制中适合今天的部分来实行。臣希望陛下承受上天的心意，开创伟大事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共同推述旧礼，阐明王制，驱使一代百姓登上仁慈长寿的境域；这样，风俗怎能不如成王、康王，寿命怎能不如高宗？臣私下看到当今趋向的事务中有不合正道的，谨慎地分条上奏，请陛下裁量选择【“财”与“裁”相同】。王吉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的大纲，也是夭折和长寿的萌芽。世俗婚嫁太早，还不知道做父母的道理便生育子女，因此教化不明，百姓多有夭折。聘娶妻子、出嫁女儿没有节制，贫穷人家无力承担，所以不敢生育子女。又有汉家的列侯尚娶公主，诸侯则由国人承娶翁主【娶天子的女儿叫“尚公主”，国人娶诸侯的女儿叫“承翁主”；“尚”“承”都是表示卑下的称谓。师古说：“翁主，是说她的父亲亲自主持婚姻”】；这使男子侍奉女子，丈夫屈从于妻子，颠倒阴阳的地位，所以常常造成女子扰乱政事。古代的衣服、车马，贵贱各有标志，用来褒奖有德之人、区别尊卑。如今上下僭越失序，人人自行制作，因此贪图财物、追逐利益，连死亡也不畏惧。周朝之所以能够达到大治，刑罚被搁置而不用，是因为在邪恶形成之前就加以禁止，在罪恶尚未萌发时就将其断绝。又说舜、汤时代不任用三公九卿，而是举用皋陶、伊尹，因此不仁之人远离。如今让庸俗官吏可以凭借父兄任用子弟【子弟，是凭父兄的任用而充当郎官】，这样的人大多骄傲蛮横，不通晓古今；等到积累功劳、治理百姓，也对百姓没有益处，这就是《伐檀》创作的缘由【《魏诗·伐檀》是讽刺不任用贤人的】。应当明确选拔、访求贤才，废除任子制度；对于外戚和故旧，可以厚加财物，不应让他们居于官位。废除角抵，减少乐府，节省尚方的开支，向天下明示节俭【“视”读作“示”】。古代工匠不制造雕刻纹饰，商人不流通奢侈靡费之物，并不是工商业者独自贤良，而是政令教化使他们如此。百姓看见节俭就会归向农业根本；根本确立，末业自然发展，主旨就是这样【皇上认为这些话迂腐空疏，并没有特别宠异他；王吉于是称病归乡】论述控制西羌的适宜措施奏疏【我认为：赵充国具有强大的力量，是古代的名将。他捍卫遮蔽西部边疆，像泰山高峻险峭而不可逾越；震慑压服敌方首领，像千钧重石镇压而不可移动；分条筹划利害、安排处理事务，又像底柱耸立而不可拔除。他不贪图小利而破坏自己的谋略，不攻打旁支部落而破坏其交往关系，这些都是深谙兵法的表现。从前武帝怀疑李陵，后悔已经出兵，便下诏催促出发期限；李陵不能以力量坚持，又贪图浚稽山的小胜，终于陷入困境投降。赵充国驳斥武贤掠夺的错误，揭示防开昏暗不明的过失，反复诘问而始终不改变主张，最终保全军队、保持胜势，安定边疆的谋划果然如他所料。赵充国的力量，确实可以作为国家大臣，哪里只是将领而已】赵充国【本传：赵充国字翁孙，是陇西上邽人。当时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在七月上旬，携带三十天的粮食，分兵同时出击，在鲜水上会合攻击防开，夺取他的牲畜，俘虏他的妻子儿女，然后带兵返回。冬季再攻击他。”天子把这封奏书交给群臣广泛讨论】

译辛武贤想轻装带领一万骑兵，分成两路，从张掖迂回【胡读作悔，指道路曲折】远行千里；一匹马还要替人驮负三十天的食粮【佗读作徒何；凡是用牲畜驮载物品都叫佗】，其中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另外还有衣物装备和兵器，难以追逐奔走、辛劳到达。敌人一定会估量汉军的进退，渐渐退走【商，意为计算、估量；宋祁说：“稍引去”应当再增一“稍”字】，逐水草进入山林；汉军跟着深入，敌人便占据前面的险要、守住后面的隘口，切断粮道，必然有受伤和危险的忧患，还会被夷狄嘲笑，这种后果千年也无法挽回，而武贤却认为可以这样做；至于夺取牲畜、俘虏妻子儿女，这大概只是空话，不是最好的谋略。又武威县、张掖县日勒都处在北部边塞，有通行的山谷、水源和草地【日勒，是张掖的县】。臣担心匈奴与羌人已经谋划，并且想大举入侵；如果他们能够截断、封锁张掖和酒泉，切断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两郡的军队尤其不能调动。先零首先发动叛逆，其他部种又进行劫掠，所以臣愚昧地筹划，想要暂时放下防开昏暗不明的过失，隐藏而不公开；先施行对先零的诛罚，以此震动他们，使他们悔过向善，然后趁机赦免他们的罪过；选择熟悉当地风俗的良吏，安抚、慰问、和解、辑睦他们。这就是保全军队、保持胜利、安定边疆的谋略【天子把这封奏书交给公卿讨论】陈述出兵利弊【戴溪说：马援年老而精神矍铄，披甲上马，以表示自己还可任用。李靖自己请求出征，虽已年老仍认为可以走一趟，后来才决定深入敌境。这大概是武将的余习：虽然血气已经衰退，但心志没有耗损，仍然想挽袖击掌，展示剩余的勇力，而且不再考虑自己的身体，何况会考虑国家呢？古代名将，哪里有像赵充国这样贤明的人？赵充国年老了，自己请求担任将领，难道能和前面二公相比吗？作为将领不谈用兵，却谈国家，这哪里可以只用将领的名号来称呼他？况且他的志向并不在于攻打羌人。汉朝曾经穷兵黩武、深入敌境二三十年，与夷狄交战；即使士卒、马匹和物资有所损失，敌人也已经败退而不能支撑。即使按照辛武贤的计划出兵击破羌人，也应当使他们离散困弊，不足以抵抗汉朝，尚未达到赵充国所担心的程度；然而赵充国的志向不在羌人本身。汉代名将称道卫青、霍去病，实际上没有别的才能，只把深入追击、远途讨伐作为功劳。又有当时轻率勇锐的少年，如终军、傅介子一类人，为了图谋侥幸，怀藏匕首，在门户窗牖之间刺杀别人，使天子喜欢边疆功劳；轻视敌人、制造事端，难道不是这些人启发的吗？赵充国是老臣，深知世事变化；若不是在晚年向宣帝进言，又有谁来进言呢？爱惜百姓性命，保全国家体制，使天子懂得蓄养威势、持重行事，不因轻率出兵而折损士卒、损伤箭镞，也足以制服敌人、取得成功。功成之后安然无事而没有后患余祸，既可以保全百姓性命、保存国家体制，也可以纠正并救治君主的心术，作为后世用兵的法则。赵充国【本传】宣帝写信责备赵充国，认为将领受命统兵在外，遇到事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以安定国家。赵充国于是上书谢罪，并趁机陈述利害，内容如下。六月戊申日上奏，七月甲寅日皇帝用玺印下诏答复，采纳了他的意见。臣私下看到骑都尉安国以前有幸得到诏书，选择可以出使的羌人，让他们向防开宣谕告知大军将要到来；汉朝不诛杀防开，以此瓦解他的谋划，恩泽十分深厚，不是臣下所能比的。臣私下独自赞美陛下盛大的德行，认为这是最好的谋略，因此派遣开豪、雕库、宣扬天子的至德；防开一类人都已经听闻了明确的诏令。如今先零羌杨玉是羌人的首领，有名王率领骑兵四千，以及煎巩骑兵五千，凭借山石树木设险，等待机会便来作乱【指依靠山石树木的阻挡来保卫自己】。防羌还没有侵犯汉朝，现在却放下先零而先攻击防羌，释放有罪者而诛杀无辜，发动一个祸难而造成两重危害，实在不是陛下原来的计划。臣听说兵法说，进攻不足时防守便有余力；又说善于作战的人能使敌人被自己调动，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如今防羌想要侵扰敦煌、酒泉，应当整治兵马、训练士卒，等待他们到来；安坐即可使敌人前来，正是以逸待劳、取得胜利的办法。现在恐怕两郡兵力少，不能守御，却把他们调出进行进攻，放弃使敌人前来的办法，转而采取被敌人调动的道路。臣愚昧地认为这样不妥。先零羌人想要背叛，所以同防开解除仇怨、订立盟约；但他们的内心并不真诚，只是害怕汉军到来后防开背弃盟约。臣愚昧地认为，他们的计划总是想先奔赴防开的危急处境，以巩固盟约；如果先攻击防羌，先零一定会帮助他。如今敌人的马匹肥壮，粮食正多，攻击他们恐怕不能造成伤害，反而会使先零有机会在防羌面前施加恩德，巩固盟约、联合党羽。敌我交往巩固、党羽合并，精兵将超过二万人，再胁迫各个小部种归附，附着的人逐渐增多，像莫须一类部落也不是轻易能够离开的【莫须，是小部种的羌人名称】。这样敌兵逐渐增多，诛灭他们所需的力量就要增加数倍；臣恐怕国家的忧患和负担会由十年增加到几十年，而不只是二三年。臣蒙受天子厚恩，父子都位列显贵；臣官位至上卿，爵位为列侯，犬马之年已经七十六岁，为了圣明诏令填尸沟壑，死后尸骨也不朽，没有什么可顾念的，只是思考用兵的利害，希望尽量周详。依臣的计策，先诛灭先零，那么防羌一类人不必烦劳军队就会服从。先零已经诛灭，如果防开仍不服，从正月开始攻击他，合乎谋划的道理，也正是时机。现在进兵，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利处，只有请陛下裁察。皇上关于屯田的奏疏【倪恕说：抵御敌人没有比军队更急迫的，驻屯军队没有比粮食更急迫的。粮食不足，军队就不能多；军队不多，敌人就无法遏制。因此屯田制度不能不讲求。我曾考察古今屯田，往往都没有固定的地点，大概是根据时势、衡量适宜而实行。宣帝时，先零与防开解除仇怨、结成盟约，侵扰边境。当时议论想要携带粮食深入，一举消灭他们。赵充国知道这样不可行，认为如果长期不能解围，徭役不停，四方夷狄必定会趁汉朝疲敝而发动事变。不如屯田，以保全军队而取得胜利。在浩亹屯田，在金城积聚谷物，最终能够击破先零、降服防开，整顿军队返回。中原百姓不知道其中的劳苦，这难道不是屯田的好处吗？○我认为：前代儒者说韩信善于统率军队，兵越多越能办好事情，只是因为军队的编制和指挥条理清楚。我认为赵充国善于用兵，能够击破、降服西羌，只是因为军队编制和军政条理清楚；这就是一件适宜的事情。需要用多少兵，消耗多少斛粮，屯田可以获得多少倍的利益，能节省多少漕运，什么时候能够击破先零，他像建造房屋的人一样，胸中早已清清楚楚地有了完整筹算；军队凯旋而归，就像从箭筒中取箭一样轻易。这以后诸葛亮在渭水之滨使用蜀地屯田，和赵充国的意图相合。唉，这都是因为编制和条理清楚啊。

译赵充国【本传】皇上赐给他诏书，命令在十二月攻打先零。羌人当时已有一万多人投降。赵充国估量他们必定会崩溃，想要停止骑兵行动，实行屯田以等待他们疲敝。奏疏尚未上呈，防开却获得了进兵的消息。皇帝下玺书，中郎将卬害怕了，派宾客劝赵充国，内容如下。赵充国叹息说：“这是什么不忠诚的话！”明主可以向他进忠言，于是上奏，内容如下。臣听说军队是用来彰明德行、铲除祸害的。因此在外取得成功，内部就会产生福分，不能不慎重。臣所率领的官吏、士卒、马匹和牛，每月所需粮食为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草、禾秆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茭是干草，藁是禾秆；一石为一百二十斤】。若长期不能解围，徭役不停，我又担心其他夷狄突然发生意外变故，彼此因袭、同时起兵，成为明主的忧患，这实在不是预先谋定、在朝廷筹划中已经取胜的策略。况且羌人容易用计谋击破，却难以用军队彻底消灭。因此臣愚昧地认为，出兵攻击不便利。臣估量临羌以东至浩亹的羌人旧田以及公田，百姓尚未开垦的有二千顷以上；其中驿亭大多毁坏。臣前部士卒入山砍伐木材，大大小小六万多根，都在水边。希望停止骑兵，留下获罪后应募服役的人，以及淮阳、汝南的步兵和随从官吏士卒的私属，共九万二百八十一人；每月用粮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在险要之处。冰融之后由水路运送木材，修缮乡亭，疏浚沟渠【漕下，是用水运送木材顺流而下；缮是修补；浚是挖深治理】，修治湟陿以西的道路桥梁七十处，使道路可以通到鲜水左右。田地事务在二月征发人员【田事出，是说到春天人们出来营田；赋，是分配给他们】，到四月草木生长时，征发各郡骑兵和属国胡骑中强健的各一千人，配备副马，每十匹正马配两匹副马，到草地放牧【倅是副；所谓十中取二，是一千名骑兵配二百匹副马】；使屯田人员充当游兵，补充进入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巨大费用。如今大司农转运到的粮食，足以供一万人吃一年。谨慎地上报屯田地点和器具用品的簿册，请陛下裁定批准。第二次屯田奏疏【唐仲友说：坚守屯田的主张与周亚夫坚壁的事情相同，只是赵充国所处的情势尤其困难。七国之乱事急，羌兵被诸将轻视；况且赵充国是自己请求出征的，不像周亚夫是文帝所任命的】赵充国【本传：皇上答复说：“既然按照将军的计划，敌人将在什么时候被诛灭？战争将在什么时候解决？哪一种计策更有利？”又把这些话回复给赵充国。赵充国再次上奏，内容如下】臣听说帝王用兵，以保全全局取得胜利，因此重视谋略而轻视战争。交战即使百战百胜，也不是最好的善策。所以先造成自己不可战胜的形势，等待敌人出现可战胜的时机。蛮夷的习俗虽然不同于讲礼义的国家，但他们想避开祸害、趋向利益，爱护亲属、害怕死亡，这一点是相同的。如今敌人失去了肥美的土地，因丰茂的草地【荐，是茂密的草】而忧愁于寄居之处，远离亲骨肉，内心离散，人人都有叛变的意图。明主若班师罢兵，留下万人屯田，顺应天时，凭借地利，等待可以战胜的敌人；即使敌人还没有立即伏罪，战争也可以在一月之内见到解决希望，羌人将会瓦解。前后投降的有一万零七百多人，加上接受劝告离去的，总共七十批【指羌人接受赵充国的话，回去互相告知】；这就是逐步分解羌人、使其瓦解的条件。臣谨慎地分条陈述不出兵而留兵屯田的十二项好处：步兵九校，官吏士卒万人留下屯驻，作为武备；借助屯田取得粮食，威势和恩德并行，这是第一。又借此排斥折损羌人，使他们不能返回肥沃富饶的土地，令其部众贫困破败，以形成羌人逐渐互相背叛的趋势，这是第二。居民可以兼作田地，不失去农业，这是第三。军马一个月的粮食，可以供屯田士卒一年使用；停止骑兵，以节省巨大费用，这是第四。到了春天减少披甲士卒，沿河、湟水漕运粮食到临羌，以显示给羌人看，宣扬武威，成为流传后世、挫败敌人的手段，这是第五。利用闲暇时间把已经砍伐的木材运下，修缮驿亭，补充运入金城，这是第六。出兵是乘危险、求侥幸；不出兵，就使反叛的敌人逃窜到风寒之地，免受霜露、疾病、冻伤、冻掉手指的祸患【离，是遭受；堕，是因寒冷而手指掉落】，安坐便可以取得必胜之道，这是第七。没有经过险阻远途追击而造成死伤的祸害，这是第八。内部不损伤威武的重势，外部不让敌人得到乘隙而入的形势，这是第九。又不会惊动河南的大开、小开，使他们产生其他变故的忧患，这是第十。治理湟陿中的道路桥梁，使道路能够通到鲜水，以控制西域；威势确实可以传达千里，从安稳的枕席之上便能调动军队，这是第十一。既已节省巨大费用，徭役也预先停止，以防备意外，这是第十二。留下屯田可以得到十二项好处，出兵则会失去十二项利益。臣充国才质低下，年齿如犬马般衰老，不懂得长远谋略；只希望明诏令公卿广泛详细地讨论，由臣采择采用。第三次屯田奏疏【南轩张栻说：汉代将领谁最贤能？应当以赵充国为第一。凡是将领的弊病，往往在于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谨慎。赵充国经历的军事事务很多，等到听说西羌的事情，却不敢立即说可以远距离估量战争，而是请求赶赴金城，绘制地图上报方略。他如此不敢轻忽，正是经历多、思虑深，合乎孔子所说的“遇到事情便心存畏惧，善于谋划而获得成功”。将领的弊病在于急于求取眼前功劳，赵充国却谋求万全之策，陈述屯田的十二项利益，坚持把它作为不可改变的计划。他的规模谋划与诸葛亮在渭水边的军队有什么不同呢？将领的弊病在于果断杀伐而不顾百姓，赵充国受命镇守边疆，却考虑国家根本，使百姓安定、边境强固、西戎坐待消亡。这是三代的将领，不是战国以来那些冲锋陷阵、摧毁敌军的人可以相比的。反复考察他的谋划，体会他的风范，远大、周密而高出同辈。在宣帝时，他不只是贤能的将领，几乎可以担任宰相。假使他担任宰相，一定能为国家谋划建立制度，为后世思考安定、养育百姓、以百姓作为国家根本的策略；像魏相一类的人，都应当处于他的下风】赵充国【本传：皇上又赐下答复，大略说：你所说一月内可以看到希望，是指今年冬天吗？还是指什么时候？敌人攻打骚扰屯田军队，杀戮掠夺百姓，将用什么办法制止他们？将军认为哪一种计策好，请再上奏。赵充国上奏，内容如下】

译臣听说用兵以谋略为根本，所以筹算多就能战胜筹算少。先零羌的精兵，分散后剩下不过七八千人；失去土地、远道客居，分散而又饥寒，防开、莫须也是如此。羌人又大肆掠夺他们羸弱者的牲畜财产，叛离返回的人不断增加。他们都听说天子有明令，悬赏捕捉、斩杀叛羌。臣愚昧地认为，敌人可以在一两个月内崩溃，希望最晚在来年春天实现。所以说战争可以在一月之内看到解决的希望。臣私下看北部边疆从敦煌到辽东，有一万一千五百多里，沿边塞设置烽燧、隧道等设施，驻有几千名官吏士卒。敌人屡次率大军攻击，却不能伤害他们。如今留下万名步兵屯田，地势平坦，许多地方有高山远望的便利；各部相互守卫，挖掘壕沟，设置木栅、望楼【“樵”与“谯”相同，指修建高楼以观察敌情】，校联不断【这里的“校”是用木材彼此贯穿作为坚固设施，也如《周易》所说的“荷校灭耳”。《周礼》的校人掌管王室马政，六厩合为一校，大概是用关械防护、饲养马匹的设施。《说文》说校是囚禁牲畜的木具，用木材互相贯连以拦阻禽兽；这里说的是营垒一个接一个】，整治兵器弓弩、准备战斗器具；烽火有希望互相通达，等到合力以逸待劳，这就是用兵有利的形势。臣愚昧地认为，屯田内部有不费财力的好处，外部有守御的准备。骑兵虽然停止行动，但敌人看见万人留下屯田，便会认为这是必定能擒获他们的力量；他们土崩瓦解、归附德化，应当不会太久。从现在起直到三个月后，敌人的马匹已经瘦弱，他们一定不敢丢下妻子儿女，远涉河山到别的族群中来作乱。又看见屯田的士卒和精兵共万人，他们终究不敢再带着家属财物返回故地；这就是臣下愚见中据以推料敌人必将在各自驻处自行瓦解【各于其处自瓦解】，不经交战便自行破败的策略。至于敌人零星的侵扰盗窃，时常杀害百姓，其根源不是仓促之间可以禁绝的。臣听说，作战不一定要取胜，就不应轻率接战；攻城不一定能攻取，就不应轻率劳师动众。假如出兵虽不能消灭先零，只能使敌人绝不再进行小规模侵扰，那么出兵也可以。如今若放弃同样可以坐享胜利的办法，趁着敌人危急的形势出兵，最终看不见什么利益，反而徒然使国内疲敝，耗费重资，自受损失，这不是用来对待蛮夷的办法。况且大军一旦出动，回来后又不能继续留驻，湟中也不能这样空置，徭役还要再次征发。再说匈奴不能不防备，乌桓不能不忧虑。如今长久转运，烦劳而耗费钱财，把我国预备不足的费用倾尽在一个边隅。臣下愚见，认为这样不妥。校尉统率众军，幸而能够承受朝廷的威德，奉行厚重的财币，安抚众羌，晓谕皇帝的明诏，按理他们都应当向慕归顺。即使他们此前曾说过“校尉失踪五年便可亡失”，也应该没有别的用心，不足以因此出兵。臣私下反复思量，奉诏出塞，率军远击，使天子的精兵深入穷荒，把车辆铠甲丢散在山野，即使没有取得尺寸之功，却侥幸得到逃避嫌责的便利，日后也没有罪咎。臣若贪图这种对人臣不忠所得到的便利，就不是明主和国家社稷的福分了。臣有幸得以奋发精兵，讨伐不义，却久留而等待上天诛罚，罪当万死。陛下宽厚仁慈，不忍加诛，使臣多次得以重新谋划。愚臣伏地反复思考，认为这件事极其重大，不敢逃避斧钺之诛，冒死陈述愚见，只希望陛下明察【充国的奏疏每次上呈，皇帝总是交给公卿讨论。起初赞成充国计策的只有十分之三，中间赞成的有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皇帝下诏诘问先前说不妥的人，他们都叩头认错。丞相魏相说：“臣愚昧，不熟悉军事；后将军多次谋划军事策略，他的话常常正确。臣任用他的计策，必定可以实行。”皇帝于是答复充国说：“将军的计策很好。上报留下屯田以及应当罢免的人员和马匹数目。”】论节俭奏【温公司马光说：“忠臣侍奉君主，指出君主难以做到的地方，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就不用费力也能改正；弥补君主的短处，那么君主的长处便不用劝说也会自然成就。孝元帝即位之初，虚心向贡禹询问。贡禹本应先说最急迫的事情，后说次要的事情；然而优柔寡断、不能决断，谗佞之臣掌握权力，正是当时的大患，贡禹却不把这些作为进言。恭谨节俭是孝元帝一向的志愿，贡禹却反复进言，为什么呢？假使贡禹的智慧不足以知道这些，怎么能称为贤人？既然知道却不进言，罪过就更加重大了。” ○戴溪说：“皇帝刚即位，召来任用贡禹，虚心等待他的意见；贡禹却诚恳地向皇帝谈了几件节俭的事，只是顺着皇帝的美德加以辅成，却不能纠正和挽救他的过失。大概萧望之、周堪认为自己刚直，却不足以感动醒悟皇上的心；贡禹则柔和有余，却不足以大大振起人们的意气，于是使皇帝徘徊四顾，无所倚靠。到了晚年，石显的势力已经形成，即使有韦玄成、匡衡，也对他无可奈何了。” ○愚按：“贡禹在元帝即位之初，首先顺着君主的心意，从君主自身着手进言，可以说是先攻治君主本人，可惜没有把话说尽。刚强就没有私欲，有私欲就不刚强，这两者相互依存而产生。《易经》的乾卦讲的是君主之道，《易经》不说恭敬节俭，却说刚健。大概君主如果蓄养了上天所赋予的刚健德性，那么由此进入恭敬节俭并不困难。汉武帝的弊病在于奢侈而不节俭，孝元帝的弊病在于柔弱而不刚强，人本来各有偏失。贡禹的说法确实很好；如果把他告诫元帝的话拿去告诫武帝就恰当，但只用来告诫元帝，恐怕未必妥善。”】贡禹【本传】贡禹字少翁，琅邪人。元帝即位，征召他为谏大夫。这个时候年成不好，郡国大多困苦。贡禹上奏说】古代宫室有一定制度，宫女不过九人，饲养的马不过八匹；墙壁只加涂饰而不雕刻，木材只加磨治而不刻镂；车舆器物都不加彩绘，苑囿不过数十里，并且与百姓共同使用；任用贤人，使能者任职；税率为十分之一，没有其他赋税、徭役和戍守之役，使百姓每年服役不过三日；千里以内的地方自给，千里以外的地方各自设置贡职而已。因此天下家家给足，人人富足，歌颂之声一同兴起。到了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仍遵循古代的节俭，宫女不过十多人，马厩中的马不过一百多匹。孝文皇帝穿粗绢衣、皮鞋，器物没有雕文和金银装饰。后世争相奢侈，逐渐越来越严重，臣下也相互仿效，衣服鞋袜、刀剑与君主相混，君主有时临朝入庙，众人竟无法辨别彼此，实在非常不合适；然而他们自己还未必知道这是奢侈僭越，就像鲁昭公说的：‘我有什么僭越呢？如今大夫僭越诸侯，诸侯僭越天子，天子超过天道，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承接衰败而挽救乱局，恢复古代的教化，责任在陛下。臣下愚见，完全照古代实行很困难，应该稍微取法古代来约束自己。《论语》说：‘君子以礼乐的节制为乐。’如今宫室已经建定，没有办法了；其余一切都可以削减。

译所以过去齐地的三服官输送物品，不过十筐【三服官主管制作天子的服装，在齐地；笥是盛衣服的竹器，音同“先嗣”反切】。如今齐地三服官的工匠各有数千人，一年耗费数千万；蜀郡、广汉郡主管金银器物，一年各用五百万；三个工官一年官费五千万【三工官指少府所属的官署，即考工室、右工室、东园匠。上文说蜀、广汉主管金银器物，不在三工官的数目之内】；东西织室也一样。马厩中吃粮的马将近一万匹。臣贡禹曾随从天子到东宫【随天子前往太后宫】，看见所赐的杯子、案几全都绘有文饰并以金银装饰，这不是应当拿来赏赐臣下食用的东西；东宫的费用也多得无法计算，而天下百姓之所以大批饥饿死亡，正是因为这些费用。如今百姓大批饥饿而死，死了又不能安葬，被狗猪吃掉，甚至人吃人；马厩里的马却吃粮吃得过于肥壮，气势充盛，发怒时还要每天步行活动【每天行走活动，以疏散充溢的气】。王者受天命而来，是百姓的父母，本来应当这样吗？上天难道看不见吗？武帝时又大量选取美女，达到数千人，充实后宫；等到武帝弃世，昭帝年幼柔弱，霍光独揽政事，不懂得端正礼制，胡乱收藏大量金钱财物，以及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活物，共一百九十种，全部埋藏收藏，又把后宫女子都安置到陵园里，大大违背礼制，冒犯上天。” 这也未必符合武帝的本意。昭帝去世后，霍光又照样实行。到了孝宣皇帝时，陛下厌恶有人谈论【不能亲自说出减省之事】，群臣也跟随旧例，更加令人痛心。所以天下承受这种教化，娶取女子都大大超过限度【“取”读作“娶”】；诸侯的妻妾有的多达数百人，豪富官吏和百姓蓄养歌伎有的多达数十人，因此内有很多怨女，外有很多没有妻子的男子。至于百姓安葬，都把地面上的空地挖空来充实地下；这种过失从上面产生，都是大臣只因循旧例的罪过。只有陛下深切考察古道，采取节俭的一面，大大削减车驾、服饰、御用器物，去掉三分之二。子产说多少自有命数，请审察后宫，选择贤良的留下二十人，其余全部遣返。至于各陵园中没有子女的宫女，也应全部遣返。唯独杜陵宫有数百人，实在值得怜悯。马厩中的马可以不超过几十匹，唯独把长安城南的苑囿地舍弃不用，作为田猎的苑囿；从城西南到山西再到鄠县，都应恢复为农田，交给贫民。如今天下正饥荒，难道不能大大削减自身的享用来救济百姓，以符合天意吗？上天生圣人，本来是为了万民，并不是只让他们自己娱乐罢了。所以《诗经》说：‘天意难以测知，事情并不容易；只有君王啊，上帝正在看着你，不要三心二意。’ 面对合乎仁义的事情不应谦让，唯独可以把圣明君主的心志参照天地、考察古代，这些事情不能拿来同臣下商议。至于迎合君主的心意，顺从君主的旨意，随着君主的态度上下变化，臣贡禹实在不胜恳切，不能不把自己的愚心全部说出【天子采纳了他的善言和忠心，于是下诏命令太仆减少马匹的粮食，水衡减少肉食禽兽，裁省宜春下苑，把它交给贫民；又废止角抵等各种游戏，并废止齐地三服官；升贡禹为光禄大夫】论赋税、算赋、铸钱和赎罪的弊端【愚按：人有私心，便决不敢把真实意图公开说出。《易经》说：“内心疑惑的人，说话枝蔓。”确实如此。贡禹进言的事情很多，却不直指朝廷中的大奸，只泛泛谈论末节小事；这就好比树心不坚固，却只在外面朴斫文绣，怎么能够长久呢？口赋的废除，并不是不能放宽征收；铸钱的停止，并不是不能抑制末业；直到赎罪的议论，也不是不能用来敦厚风俗。无奈宦官专权，群邪当政，已经滋生了国家危弱削损的根基。这几件事只不过是末节罢了。后来看到石显因为贡禹明晓经术、著有节操，派人向他传达意思，深深地同他结纳，甚至推荐贡禹历任九卿。贡禹在这件事上有私心，所以他泛泛进言就没有值得责备的地方。至于恭显上书逮捕更生、将他下狱，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共同审问弹劾更生，说他先前谋划排斥许氏、史氏，离间亲戚，如今又教人谈论变乱之事；更生因此获罪。免去官职成为庶人，贡禹反而帮助小人、诬陷君子，又怎么能说是没有失言呢？”】贡禹【贡禹任御史大夫时，在任内多次谈论政事得失，奏书上了几十次。当时是初元五年】古代百姓没有赋钱和人头税。到了武帝征伐四方，把沉重的赋税加在百姓身上；百姓生下孩子到三岁，就开始缴纳人头钱，所以百姓极度困苦，甚至一生孩子就把孩子杀掉，实在可悲可痛。应当命令孩子到七岁换牙时才开始缴纳人头钱，年满二十岁才征算赋。又说，古代不用金钱作为货币，专心从事农业；所以一个男子不耕作，必定有人因此挨饿。如今汉家铸造钱币以及设置各种铁官，都派置官吏、士卒和徒隶开山采铜取铁，一年从事这项劳作的人超过十万；一个中等农民供养七人，这样就有七十万人经常因此挨饿。凿地达到数百丈，消耗地下阴气的精华，使大地内部空虚，不能含蓄地气、吐出云气；砍伐林木，没有固定禁令，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自五铢钱铸行以来七十多年，百姓因私铸钱币获刑的很多；富人把钱堆满屋子，仍不知满足。民心动摇，商人追求利润，东西南北奔走，各施巧智，穿好衣服、吃美食，一年有十分之二的利润，却不缴纳租税；农民父子暴露在野外，不避寒暑，拔草掘土，手脚长满老茧【捽是拔取；杷是用手掊取；胼是并合；胝是老茧】，已经缴纳谷租，又要缴纳稾税【稾是禾秆】；乡部官吏又私下索求，怎么也供应不完【意思是乡部的官吏又有私下索求，不能供给】。所以百姓弃本逐末，耕田的人连一半都不到；贫民即使获赐田地，仍然低价卖掉去经商【把田卖给别人，自己改做商人的事业】。穷困以后就起来做盗贼，为什么呢？因为末业的利益丰厚，使人迷恋钱财。

译因此奸邪之事无法禁绝其根源，都是从钱财产生的。憎恶末业，就应断绝它的根本；应当废除采珠玉、金银和铸钱的官署，不再把这些作为货币；市井之人不得贩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叫作贩卖】；废除按细微数量征税的法令【租税法都应依照田亩征收，不得混杂计算各种物品的铢两】。租税、官吏俸禄和赏赐都用布帛及谷物支付，使百姓统一归向农业，恢复古代的道路，这样做对事情有利【追循古法，对事情有利】。又说，各处离宫以及长乐宫的卫士可以削减大半，以减轻徭役；各官署的奴婢有十万多人，游玩无事，却征收良民的赋税来供养他们，一年耗费五六千万；应当免除他们的奴婢身份成为庶人，给他们粮食【供给他们食物】，让他们代替关东戍卒，登上北部边境的亭、塞担任候望【“乘”是登上】。又想让近臣中从各曹官和侍中以上的官员，其家属不得私自同百姓贩卖，争夺利益；违反者立即免官削爵，不得再做官。贡禹又说，孝文皇帝时尊重廉洁，鄙视贪污；商人、赘婿以及因贪赃获罪的官吏，都被禁锢，不得任官；赏善罚恶，不偏袒亲戚；罪证确实的服刑，罪情可疑的交付百姓议论，没有赎罪的法令，所以政令一出便能禁止，天下大为教化，全国判决的案件只有四百件，与废置刑罚没有不同。武帝刚治理天下时，尊重贤人，任用士人，开拓土地，扩展疆域数千里；自认为功劳很大、威势已经施行，于是放纵自己的嗜欲【“从”读作“纵”，“耆”读作“嗜”】，用度不足，便实行权宜的变通，让犯法的人赎罪，让缴纳粮食的人补任官吏。因此天下奢侈，官府混乱，百姓贫困，盗贼一同兴起，逃亡犯法的人很多。郡国官吏害怕获罪，就挑选善于舞文弄墨、熟悉计簿、能够欺骗上级官府的人，任用为高级职位【上府指所属的上级府署，右职指高位】。奸邪之事多得无法胜数，就选取勇猛强悍、能够操持和刻削百姓的人，用苛刻暴虐来威服下属，使他居于高位【操是操持，切是刻削】。所以没有道义而拥有钱财的人显耀于世，欺骗蒙蔽而善于书写文书的人受尊于朝廷【谩是欺诳，谩音慢，又音武连反】；悖逆而勇猛的人在官场显贵【誖是混乱】。因此社会上都说：为什么要孝顺友爱？钱财多就光荣；为什么要讲礼义？会写文书就能做官；为什么要谨慎小心？勇猛强悍就能当官。于是受过黥刑、劓刑、髡刑、钳刑的人，仍然挥着手臂在世上治理政事；行为虽像猪狗，家中富有、势力充足，便可以用眼示意、用气势使唤别人，这就被认为是贤能【转动眼睛用来指示事物，呼气用来使唤人】。所以人们把居官而置办财富的人称为豪杰，把身处奸邪而取得利益的人称为壮士；哥哥劝弟弟，父亲勉励儿子，社会风俗败坏竟达到这种地步。考察其所以如此，都是因为犯法可以赎罪，求取人才却得不到真正贤能的人，诸侯相和郡守相互崇尚财利【相指诸侯相，守指郡守，崇是崇尚】，而诛罚不施行所造成的。如今想兴起最好的政治，达到太平，应当废除赎罪的法令；诸侯相、郡守选举人才而不按实情办事，以及有贪赃行为的人，都应立即施行诛罚，不能只免官【不能只免官了事】。这样人们就会争相尽力行善，尊重孝友，鄙视商人，进用真正贤才，举荐确实廉洁的人，天下就会安定了。孔子不过是一个平民，因为以爱好道义来端正自身，始终不懈【“解”读作“懈”】，四海之内、天下的君主，如果没有孔子的言论，就没有可以作为折中标准的东西【“微”也是没有；“折”是折中；若没有孔子的言论，就没有用来取中的标准】。何况凭借汉朝土地的广大、陛下的德行，处在南面而王的尊位，掌握万辆车的权力，又得到天地的助力；对于改变世道、移易风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教化端正天下来说，简直比决开将要流出的水、压住将要坠落的东西还容易【决开将要流出的水，压住将要坠落的东西，形容事情便利容易】。自周成王、周康王以来将近千年，想实行善政的人很多，可是太平却没有再次兴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舍弃法度而任凭私意，奢侈盛行而仁义废弃。陛下如果真能深思高祖辛苦建立的淳厚法度，思考太宗的治绩，端正自身来给臣下作表率，选拔贤能来辅佐自己，招纳忠正之士，诛杀奸臣，疏远放逐谄媚奸佞，遣出陵园中的宫女，废止倡优音乐，断绝郑国淫声，撤去甲乙等华丽帷帐，退去虚伪浅薄的器物，修明节俭的教化，使天下百姓都归于农业，那么始终不懈，便可以与三王相比，可以赶上五帝。只希望陛下留意审察，天下就万分幸运了【天子把他的意见下发，命令百姓生孩子到七岁才缴纳人头钱，从此开始。又废止上林宫馆中很少临幸和使用的地方，裁减建章宫、甘泉宫的卫卒，削减诸侯王庙的卫卒，裁去一半。其余意见虽然没有全部听从，但仍赞赏他质朴直率的心意。这篇文章经过史官删削，已经不是原文。文中所说的‘又说’‘又想’，恐怕不是同一时间、同一篇奏疏所陈述的内容。现在把他的议论采录下来】《文选补遗》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六 元代陈仁子辑录 奏疏三 《上徙都成周疏》【愚按：迁都不是容易谈论的事。天下事务中劳役最重的，按情理必定有人不愿服从；实行得过于仓促的，按形势必定有人不能承受。盘庚迁都到亳，经过三次发布诰命才成功；周公营建洛邑，经过三次占卜才定下来，迁都哪里能轻易决定呢？所谓东都，就是周代的洛邑；所谓西都，也是周代的丰、镐。娄敬在高帝时尚且不能使迁都之议确定，翼奉却想在元帝时确定。当时地震、日食频繁，百姓困苦，国家空虚，迁都难道是时候吗？何况朝廷、市场、宗庙、社稷都有规划，苑囿、井灶各有次序。一旦夺走它们原有的处所，突然改变这一切，必定有意外的后患随之而来。从前光武帝到和帝都城在洛阳，西都的父老还心怀怨恨。班固担心皇帝离开洛阳，所以上《两都赋》陈述民情，正是这个缘故。翼奉说：‘不再修缮宫馆等不急之费，每年可以多出五年的储蓄。’却不知道迁都到洛阳，难道也要废弃宫室而不加修治吗？元帝的贤能不如盘庚，石显的专权更难与周公相比。我没有看见迁都可行的理由。我猜想翼奉精通阴阳、律历和占卜，知道汉朝有百二之厄，后来一定会迁都洛阳，所以他说：‘趁着天象变异迁都，同天下一同更新，希望借此压服灾异。’ 不然的话，翼奉难道会既狂妄又愚昧吗？”】翼奉【本传：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元帝询问政事得失，翼奉认为在云阳、汾阴祭祀天地，以及各处寝庙，不论亲疏而轮流毁弃，都很烦琐浪费，违背古制；又认为宫室苑囿奢侈过度，难以供给，因此百姓困苦，国家空虚，没有多年积蓄。这种弊端由来已久，如果不改变根本，就难以只在末节上纠正。于是上疏说如下】臣听说从前盘庚迁改都邑，因此振兴了殷朝的道统，圣人称美此事。臣私下听说汉朝德业隆盛，关键在于孝文皇帝亲自实行节俭，对外减少徭役。那时还没有甘泉、建章以及上林苑中的各种离宫馆舍；未央宫也没有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等殿，只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孝文帝想建一座台，估算费用要一百金；他重视百姓的财力，于是停止不建。那座台堆土的地基至今还存在；他又下遗诏，不修建高大的坟墓。因此当时天下大为和谐，百姓富足，德泽流传给后代。假如处在今天，却依照当时的制度，必定不能成就那样的功名。天道有常，而王道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没有固定形式，正是用来应合恒常之道的。必须有非常之主，然后才能建立非常之功。臣希望陛下迁都成周，左边凭借成皋，右边阻隔黾池，前面面向崧高，后面以大河为屏障【介是隔】；修建荥阳来护卫黄河，以东南北各千里作为关塞，并且纳入敖仓；土地方圆百里的地方有八九处，足以自给自足。向东可以压制诸侯的权力，向西可以远离羌胡的祸患【厌是抑制，音一叶反；远音于万反】。陛下只要共同实行这一事业而不懈怠，安定在成周的都城，兼有盘庚的德行，万年以后，便可以长久成为高宗。” 汉家郊祀的坛兆、寝庙和祭祀礼仪，大多不符合古制。臣翼奉实在难以只居守旧都而改作制度【“亶居”仍是虚居的意思，意思是迁都以后才可以更改制度；“亶”读作“但居”，指依旧居住旧都】。所以希望陛下迁都以端正根本，各项制度都确定下来，不再耗费修缮宫馆等不急之事的费用，每年可以多留下一年的储蓄。臣听说三代的祖先积累德行而称王，然而都不过数百年便断绝。周朝到了成王，虽然有上等的贤能资质，承继文王、武王的基业，又有周公、召公辅佐，百官各自敬慎地办理职事，在位的没有不是合适的人，天下才不过传到第二代；然而周公仍然作《诗》《书》，深切告诫成王，恐怕失去天下。《尚书》说：‘君王不要像殷王纣那样。’【《尚书·无逸》】《诗经》说：‘殷朝尚未丧失众民时，能够配享上帝；应该把殷朝作为鉴戒，天命伟大而不容易保持。’【《诗经·大雅·文王》】如今汉朝最初取得天下，起于丰、沛，靠武力征伐，德化尚未普遍融洽；后世奢侈，国家的费用抵得上好几代的使用，不只是耗费财物，又耗费士卒。孝武帝时，尸骨暴露在四方夷地，不可胜数。汉朝拥有天下虽然还不久，到陛下这里已经是八世九主了【吕氏曾为主，不能算作一世，所以是八世九主】。即使有成王那样的明智，却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如今东方连年饥荒，又加上疾病瘟疫，百姓面有菜色，有的甚至互相食食；各地接连地震，天气混浊，日光受到遮蔽侵夺。由此说来，执掌国政的人，难道可以不心怀恐惧警惕，戒慎万分之一吗？所以臣希望陛下趁着天象变异迁都，这就是所谓同天下一同重新开始。天道终了又重新开始，穷尽就返回根本，所以能够延长而没有穷尽。如今汉朝的道统还没有终结，陛下从根本上重新开始，由此使国运长久、福祚延绵，不是很好吗？如果趁丙子年的孟夏，顺着太阴向东运行【就是趁现在丙子年的四月；太阴当时在甲戌，应该依次转到乙亥、丙子，向左旋转】，到后七年的明年，一定会有五年的剩余积蓄，然后大规模举行营建宫室的礼仪【考是成，使礼仪完成；《诗经·斯干序》说：斯干，是宣王建成宫室的诗】，即使周朝最隆盛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只希望陛下留神详察这件关系万世的谋划【奏疏上呈后，天子认为他的意见奇异，答道：询问翼奉，如今园陵宗庙有七处，向东迁徙的情形怎样？翼奉回答：从前成王迁都洛邑、盘庚迁都殷地，他们所避开和趋向的情况，都是陛下明明知道的。没有圣明的君主，不能一举改变天下的道路。臣翼奉愚昧鲁莽、狂妄迷惑，只希望陛下裁断赦免。后来贡禹进言确定宗庙亲疏迭毁的礼制，匡衡上奏迁徙南北郊，这些意见都由翼奉首先提出。《上政治得失疏》【西山真德秀说：匡衡的议论很美好。当时恭显掌权，驱逐周堪，杀死贾捐之，匡衡的回答却完全没有涉及这些。虽然有亲近忠正、疏远邪佞的话，又有什么用呢？○愚按：一个人出仕，如果得到并非合适之人的知遇，必定不敢卓然自立，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操守。扬子云得到王莽的知遇，一生不非议王莽；柳子厚得到王伾、王叔文的知遇，一生不谈论王伾、王叔文。确实如此。匡衡精通经术，他被当世推荐，不只是萧望之受到的待遇而已。如今却因为史高征召而进入丞相府幕僚，失身于不合适的人，开口说话便触犯忌讳。元帝因日食、地震询问政治得失，匡衡说‘已经亲近忠正’，却不指明刘更生的忠正；说‘已经疏远巧佞’，却不斥责石显的罪恶；说‘废罢珠崖’，却不为贾捐之洗雪冤屈。他升任光禄大夫，未必不是史高、石显替他宣扬的力量，而不是这篇奏疏的力量。得到不合适之人的知遇，却又追逐爵禄，再借风俗教化的说法来文饰自己，实在足以窥见匡衡的内心。后来即使上奏请求免去石显，也已经晚了】

译匡衡【本传：匡衡字稚圭，东海人。元帝即位，史高征召匡衡为议曹史，并向皇帝推荐他，任为郎中、博士、给事中。皇帝询问政治得失，匡衡上疏如下。○当时是永光二年。臣听说五帝使用的音乐各不相同，三王施行的教化也各有差异，这是因为民间风俗和所从事的事务不同，所处的时代也不同。陛下亲自具备圣明的德行，开辟太平的道路，怜悯愚昧的官吏和百姓触犯法律禁令，近年来多次大赦，使百姓能够改过自新，这是天下的大幸。臣切实看到，大赦之后，奸邪并没有衰止；今天大赦，明天犯法，接连不断地入狱。这大概是引导他们还没有掌握根本。保全百姓，应当向他们陈明德义，向他们显示什么是可喜、什么是可恶；观察他们的过失，制定适宜的制度。所以感动他们，他们就会和顺；安抚他们，他们就会安定。如今天下的风俗贪财轻义，喜好声色；上层奢侈靡费，知耻守节的意识淡薄，淫乱邪僻的念头放纵；纲纪失去秩序，疏远的人反而越过亲近的人，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婚姻关系的党援却兴盛；苟且结合、侥幸求利，以自身作为谋利的工具，不改变这些根源，即使每年赦免刑罚，仍然很难使刑罚搁置而不用。臣下愚见，应该彻底、开阔地大大改变风俗。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朝廷是天下的栋梁。公卿大夫彼此遵循礼制、恭敬谦让，百姓就不会争斗；喜爱仁义、乐于施舍，下面的人就不会暴虐；上面崇尚义理、尊重节操，百姓就会兴起善行；上面宽厚柔和、和顺仁惠，众人就会彼此相爱。这四点，是明王不靠严厉刑法却能成就教化的原因。为什么呢？朝廷上有改变脸色、争强斗气的言论，下面就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自作专断的人，下面就有不肯谦让的人；上面有好胜逞强的辅佐之臣，下面就有伤害他人的心思；上面有贪图利益的臣子，下面就有盗窃的百姓。这就是根本。如今世俗官吏治理百姓，都不以礼让为根本；上面的人逞强暴虐，有的嫉妒残害，喜欢陷害别人获罪，贪图钱财而羡慕权势，所以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不能停止；即使施行严刑峻法，仍然不能改变风气。这不是百姓的天性，而是有其原因。臣私下考察《国风》中的诗，周南、召南深受贤圣教化，所以人们笃实行善而在女色方面廉正。郑国国君喜欢勇武，郑国人就赤手与虎搏斗；秦穆公看重守信，士人多愿意为他殉死；陈国夫人喜好巫术，百姓就大肆淫祀；晋侯喜好节俭，百姓就储藏聚积。太王亲自实行仁德，邠国便崇尚宽恕。由此看来，治理天下只在于审察上面所崇尚的是什么。如今虚伪浅薄、嫉妒残害、不肯谦让的风气，已经达到极点。臣听说教化的流行，并不是家家上门、人人劝说才做到的。贤者在位，能者任职；朝廷崇尚礼制，百官恭敬谦让；道德的施行由内而外，从亲近处开始；这样百姓便知道效法什么，日益迁善而自己还不知道。因此百姓安定，阴阳和谐，神灵应验，吉祥显现。《诗经》说：‘商邑秩序整齐，是四方的准则；使我长寿而安宁，以保全我们的后代。’这就是成汤建立最好的政治、保全子孙、改变异地风俗并使鬼方归服的原因。如今长安是天子的都城，亲自承受圣明教化，然而它的风俗却同远方郡国来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人没有可以效法的准则，有的看见奢侈靡丽便放纵仿效。这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关键，是应当首先端正的地方。臣听说天人相接之际，精气与邪气能够相互激荡，善恶能够彼此推动；下面发生事情，上面就有征象出现；阴阳的道理各自响应所受到的感应，阴气变化，静止的事物就会动；阳气被遮蔽，光明就会昏暗。水旱灾害随着相应的类别到来。如今关东连年饥荒，百姓困乏，有的甚至互相食食，这些全都产生于赋税征敛过多、百姓共同承担的负担过重，以及官吏安抚聚集百姓的成效不相称。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哀怜百姓，大大削减自身用度，裁省甘泉、建章宫的卫卒，废止珠崖，停止武事而实行文治，将要超越唐尧、虞舜的隆盛，断绝殷、周的衰败。凡是看见废罢珠崖诏书的人，无不欣喜，人们都以为将要见到太平。应当进一步削减宫室的规模，减少华美的装饰，考察制度，修整内外；亲近忠正之士，疏远巧佞之人；放逐郑、卫淫声，进用雅乐颂诗；举荐奇异的人才，开放直言之路；任用温和善良的人，斥退刻薄的官吏；显扬清白之士，昭示无欲的道路；考察六艺的旨意，体察上古的政务，明白自然的道理，广泛施行和睦的教化，以崇尚最大的仁德，纠正败坏的风俗，改变百姓的观感，使海内明白地看到本朝所尊崇的是什么，使道德在京师弘扬，美好的声誉传到疆外，然后大教化才可以成就，礼让才可以兴起。《论治性正家疏》【愚按：世上有借传述经义来进言政事的人，他所说的话是对的，但他用来进言的动机却不对。匡衡是深于明经的人，他所说的是中庸养性的道理，他所说的正家是《大学》的道理。读他的奏疏，确实有儒者的风度。然而考察他的言论，是为了皇帝所宠爱的傅昭仪和定陶王而发。当时匡衡既已得到史高、石显的知遇，又未必不是借此求得皇后、太子的知遇。匡衡所说的话虽正确，但他用来说这些话的用心却不正确。匡衡说：‘仁爱温良的人，要戒除不能决断。’匡衡谈论人的本性，元帝本来不懂得人的本性；谈论政事，元帝本来不懂得政事。这样又哪里足以劝戒皇帝优柔游移的过失】匡衡【本传：匡衡任光禄大夫时，皇帝喜好儒术和文辞，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宣帝的政令。又因为傅昭仪以及她的儿子定陶王受到宠爱，得到皇后和太子的宠幸。匡衡再次上疏如下。当时是永光五年】臣听说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慎考察用心所在。接受天命的君王，职责在于创立基业、垂示传统，把它传到无穷；继承帝位的君主，心中应存念承继并发扬先王的德行，使先王的功业更加宏大。从前成王继承王位，思考着述说文王、武王的道统，以此修养心性；一切美善盛大的功业，都归于文王、武王，不敢独自占有其名号，因此上天欣然享用祭祀，鬼神予以保佑。《诗经》说：‘思念我的皇祖，升降往来都在朝廷。’意思是成王常常思念祖先的事业，鬼神便保佑帮助他的治理。陛下圣德如天覆盖，爱护海内百姓如同子女；然而阴阳尚未调和，奸邪尚未禁绝，大概是因为议论政事的人没有大力宣扬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相说旧有制度不能采用，专门致力于变更那些应该变更的事，有些变更不能实行，又反复恢复旧制【下文的“复”读作扶木反】。因此群臣互相争论是非，官吏百姓没有可以相信的东西。臣私下痛惜国家放弃已经成功的事业，徒然制造这些纷纷扰扰的争论。希望陛下详细阅览承继基业的事情，留心遵循制度、发扬功业，以安定群臣的心。《大雅》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继续修养自己的德行。’孔子把它写在《孝经》首章，大概这是最高德行的根本。

译古书说：‘审察自己的好恶，治理自己的情感和本性，王道就完备了。’ 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万物和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和人的本性，便可以辅助天地的化育。治理本性的道理，必须审察自己有什么过剩之处，再努力增强自己不足之处【这里所谓的“性”，大概指气质禀赋而言，不是天命所赋的本性】。大概聪明通达的人，应戒备过分明察；见闻少的人，应戒备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应戒备过分暴烈；仁爱温和的人，应戒备不能决断；沉静安舒的人，应戒备迟延误时；心胸宽广浩大的人，应戒备遗忘。必须审察自己应当戒备的地方，用义理来调齐它；这样中和的教化就会应验，巧诈虚伪的人便不敢结党营私、妄图求进。只希望陛下戒备自己用以崇高圣德的地方【匡衡这番议论很善，但元帝的过失正在于温和而少决断；如果在泛泛陈述之后再切实说到这一点，也许会有益】。臣又听说，家庭关系的道理修明，天下的治理就能得到，所以《诗经》以《国风》开篇，《礼经》以冠礼、婚礼为根本。以《国风》为开始，是探究人的情性、阐明人伦；以冠礼、婚礼为根本，是端正根基、预防未然。福祚的兴盛，没有不以家庭之道为根本的；衰败也没有不是从闺门内部开始的。因此圣王一定谨慎对待后妃之间的关系，分别嫡长子的地位；这是在宫内实行礼制：卑下者不能超过尊贵者，新来者不能先于旧人，用来统理人情、调和阴气。尊重嫡子而使庶子居卑位；嫡子在东阶举行冠礼，用甜酒礼待他，众庶子不得同列参加，用来尊贵嫡长正体，明辨嫌疑；这不是徒然增加礼仪文饰，而是内心确实对他们有不同的看待，所以礼制探察内心情感，并把它显现于外。圣人的行动、静止、游玩、宴息，所亲近的事物都各得其序；事物各得其序，海内自然修治，百姓也会跟随教化。假如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贵的反而卑下，那么奸佞巧诈之人就会乘机而动，扰乱国家。所以圣人谨慎防范祸端，在尚未发生时就加以禁止，不因私人的恩情损害公共的义理。陛下圣德纯正完备，没有什么不修正的，那么天下就可以无为而治。《诗经》说：‘于是面对四方，能够安定自己的家。’

译古书说：‘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了。’ 《论甘延寿等擅自发兵案》【致堂胡寅说：有人说萧望之、冯奉世很难处理，只说他们违背命令发兵，虽然取得功效，却不能成为后世的法则，却没有听说这种观点源自《春秋》。比如鲁国公子结送陈国人的女子出嫁，随后就同齐侯、宋公结盟，《春秋》记作“遂”，以讥刺他专擅。它的意义仿佛是说：专擅而可以这样做的情况，是指大夫出使国境之外，如果有能够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办理，大概根本就在这里。命令允许臣下临事依情势处理，只是不接受臣下独自专断应对的说法。假如矫造君命而行动，即使有一时的功劳，使者也应当以矫造诏命请罪，有司应当以擅自奉命施刑。治理国家应当凭义而不凭利，终究不能因为一时的功劳扰乱万世的法则，这就是《春秋》的防范。萧望之有见识之处就在这里。刘向所说的甘延寿、陈汤，终究免不了用功利来谈。荀悦也说：矫造诏命的行为大而功劳小，治罪是可以的。愚按：功劳有大小，矫造诏命难道也有大小吗？像甘延寿、陈汤这样的才气，另行加以任用并优厚报答，也不算晚。○东莱吕祖谦说：《春秋》的法则是，大夫没有可以自行完成的事情。《公羊传》记载鲁国公子结于是同齐侯、宋公结盟，既说大夫出国境，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使社稷获利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办理；又记载公子遂前往晋国，却说鲁公不能把事情交给他专断。它们所记的“遂”是同一个字，褒贬却这样不同，为什么呢？臣子出使在外，假如国家有重大利害，而事情不能等待回报，那么如果一概不允许他自行完成，营私自保的人就可以借此安然自处；假如事情不足以关系社稷安危、可以请示君命，那么如果一概允许他自行完成，轻慢君上的人就可以任意妄为。这正是孔子的深意。比如汲黯看见火灾蔓延，矫造诏命发放河内的粮食赈济饥民；这件事紧急，不能等待回报，允许他自行办理并赦免他，是可以的。比如徐偃王推行风俗，矫造诏命让胶东、鲁国铸造盐铁；这件事缓慢，可以请示君命，不允许他自行办理而治罪，是可以的。陈汤矫造诏命斩杀郅支单于，汉廷公卿的议论并不一致。匡衡说不可以赏赐他，这会开启后来奉命出使的人乘危侥幸、在蛮夷之地制造事端的先例；刘向则说可以赏赐他，认为论定大功的人不应记录小过，不应挑剔细小瑕疵。争论了很久而不能决定，大概从来没有人用《春秋》的议论来解决它。匈奴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很久，如今进攻并斩杀其君主，威势震动百蛮，难道还能等待请示而错失时机、错失防范吗？这正是《春秋》所允许的。况且自成汤以后经过一千多年，有谁能够继承成汤的功业呢？还要担心由此开启后来出使的人乘危侥幸，也可以说是个人忧虑过度、谋划过头了。元帝赏赐陈汤是正确的。”】刘向【本传说：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宣帝时，郅支单于怨恨汉朝，拥护呼韩邪单于，却不帮助自己。汉朝派卫司马谷吉护送呼韩邪，郅支竟杀死谷吉等人，向西逃奔康居。汉朝先后三次派使者到康居索取谷吉等人的尸首，郅支至死也不奉诏。建昭三年，甘延寿和陈汤出使西域，假传诏令征发城郭诸国的军队，斩下郅支单于的首级。石显、匡衡认为他们擅自兴兵、假传诏令；如果反而再给他们加封爵土，那么以后奉使的人都会争相冒险求取侥幸，给蛮夷制造事端。元帝内心赞许甘延寿、陈汤的功劳，却又重视违背匡衡、石显的意见，因此久久不能决定。宗正刘向上疏】郅支单于囚禁并杀害汉朝使者和官吏士卒，人数以百计；事情传遍外国，损伤了汉朝的威势和尊严。群臣都为此忧虑。陛下盛怒，想要诛灭他，这个念头从未忘记。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承受圣旨，凭借神灵之助，统率百蛮诸君，征集城郭诸国的军队，冒着九死一生进入绝域，终于踏入康居，攻陷五座重城，拔取郅支属下郁成王的旗帜，斩下郅支的首级，把旌旗悬示在万里之外，在昆山以西扬威，洗雪谷吉的耻辱，建立昭明的功勋。万夷无不畏服震惧。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经被诛，一方面欢喜，一方面又畏惧，向往汉朝的声教，奔驰而来朝拜，愿意世世代代守护北方藩属、称臣纳贡，建立千载的功业，造成万世的安宁。群臣的功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前周朝大夫方叔、吉甫替宣王诛伐猃狁，于是百蛮都来归服。《诗经》说：‘兵车轰轰，火声隆隆，如同雷霆，如同雷鸣。显赫诚信的方叔，出征讨伐猃狁，蛮荆都来畏服。’《易经》说：‘嘉美地斩下首恶，俘获的并不只是他的同类。’意思是说，赞美诛杀首恶之人，而其他不顺从者也都来归附。如今甘延寿、陈汤所诛杀的郅支，其震动天下的程度，即使《易经》所说斩首恶、《诗经》所说雷霆之威，也不能比及。评定大功，不能记录小过；推举大美，不能挑剔细小瑕疵。《司马法》说：‘军功的赏赐不能超过一个月，意在使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立功的利益。’这是因为重视武功，重视任用人才。吉甫凯旋归来时，周王厚厚地赏赐他。《诗经》说：‘吉甫安乐欢喜，已经得到许多福禄；从镐京归来。我这次出征行程长久，千里之外的镐京尚且觉得遥远，何况在万里之外，他的劳苦更是至极。’甘延寿、陈汤既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反而使他们舍生忘死的功劳受屈，长期被文书吏笔压制，这不是用来劝勉有功之臣、激励戎士的办法。从前齐桓公先有尊奉周王的功劳，后来又有灭掉项国的罪过，君子认为他的功劳足以抵过，因此替他隐讳。贰师将军李广利执行军务时，损失五万军队，耗费亿万钱财，历经四年劳苦，只勉强得到骏马三十匹；即使斩下大宛王毋鼔的首级，也仍不足以抵偿费用。他个人的罪恶很多，孝武帝认为他远征万里，不记录他的过失，于是封拜两名列侯、三名九卿、二千石官一百多人。如今康居国比大宛强盛，郅支的名号比大宛王更重，杀害汉使的罪过比扣留马匹严重，而甘延寿、陈汤没有烦劳汉朝士卒，也没有耗费一斗粮食，比起贰师将军，功德有百倍之多。况且常惠曾跟随皇帝想攻打郅支，乌孙的郑吉曾迎接呼韩邪而来，日逐王也都裂土受爵。所以论威武和劳苦，他们超过方叔、吉甫；论功劳足以抵过，他们优于齐桓公、贰师将军；论近世的功绩，他们高于安远侯郑吉和长罗侯常惠。可是大功没有彰显，小过却屡屡传播，臣私下对此十分痛心。应当及时解除对他们的悬挂文籍，除去过失，不再追究，并尊崇宠幸、提高爵位，以劝勉有功之臣【于是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的罪过，不再追究。元帝援引安远侯郑吉的旧例，封给千户食邑。匡衡、石显又争论，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关内侯爵位，各给食邑三百户，加赐黄金一百斤。告祭上帝和宗庙，大赦天下。任命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为射声校尉】

译为陈汤申诉的奏疏【西山真德秀说：匡衡和萧望之的论点大致相同，但内心有公私之别。萧望之的话出于公心，匡衡却是想依附石显，所以竭力阻止封赏甘延寿、陈汤。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史书称，石显曾想把姐姐嫁给甘延寿，甘延寿没有接受，因此石显怀有私怨，损害他的功劳。匡衡当时正和石显内外相应，共同谋划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阻挠此事。怎么能像萧望之那样以公心进言呢？那么，甘延寿、陈汤的功劳不予封赏可以吗？回答说：不封爵是对的。但甘延寿、陈汤的才略难道可以废弃吗？宣帝虽然没有封冯奉世为侯，却立即任命他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不敢延误。到了元帝时，他历任九卿、将军，最终成为国家的勇臣，功名仅次于营平侯，这当然是宣帝奖拔成就他的力量。至于陈汤，不但没有封侯，又因为小罪屡次遭到排斥，这就是刘向、谷永等人接连为他申诉冤屈的原因。假使元帝能像孝宣帝处置冯奉世那样对待陈汤，即使不给他加封爵土，又有什么遗憾呢】杜钦【本传说：杜钦，字子夏。本始年间，卫侯冯奉世持节护送大宛等国的使者到达伊修城，莎车杀死汉朝所设置的国王以及汉使奚充国，冯奉世于是发兵攻打莎车，攻克其城，莎车王自杀，首级传送到长安，汉朝威势震动西域。皇帝与群臣商议封丞相、将军，众人都说：‘《春秋》说，大夫出了疆界，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处理。冯奉世应当加封爵土赏赐。’少府萧望之独自认为，冯奉世擅自假传诏令、违背命令，征发诸国军队，虽然取得功效，却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否则会使以后奉使的人以发兵邀功为利，在万里之外给国家制造事端。皇帝认为萧望之的意见正确，于是任命冯奉世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冯奉世死后，甘延寿因诛杀郅支被封为列侯。于是杜钦上疏】从前莎车王杀死汉朝使者，约集诸国背叛汉朝。左将军冯奉世凭借卫侯的身份，依照事宜发兵，诛杀莎车王，平定城郭，功劳施及边境。议论者认为冯奉世奉使时有明确使命；《春秋》的义理认为临事可以权宜处理，汉家的法令却规定擅自假传诏令【‘没有已经完成的事情’是说临时权衡制宜，先前的事情不能强求一定完成。汉家的法令规定，擅自假传诏令，即使有功劳也不加赏】所以不能封侯。如今匈奴郅支单于杀害汉使，逃往康居自保。都护甘延寿征发城郭军队和屯田官吏士卒四万多人，把他诛杀，因此封为列侯。臣愚昧地认为，比较罪过，郅支较轻；衡量敌势，莎车人数较多；使用军队，冯奉世所用较少；计算胜利，冯奉世的功劳在于安定边境；考虑失败，甘延寿给国家造成的祸患更深。他们违抗命令、擅自制造事端相同，却给甘延寿割地封侯，唯独不记录冯奉世的功劳。臣听说，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劳臣就会疑惑；罪过相等而刑罚不同，百姓就会迷惑。疑惑产生，常规就无法建立；迷惑产生，就不知道该听从谁。没有常规，节操和趋向就不能确立【‘趋’读作‘趣’，指心意所向】；不知道听从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冯奉世谋划国难，忘却死亡，向异俗之人伸张汉朝使命【‘图难’是谋划解除国难；‘信’读作‘伸’】，威势和功劳显著，是后世奉使者的表率，却独自受到压抑而不能显扬【‘厌’音一涉反】；这不是圣明君主用来消除疑惑、激励节操的本意。希望交给有关部门议论【皇帝认为这是先帝时的事情，不再记录】劝诫妃嫔、勉励经学的奏疏【西山真氏说：匡衡的奏对以经术为本，所以在汉代儒者中，他的议论最接近道理，可以说仅次于董仲舒。可惜他不能充实自己所学，因此德行和事业都没有值得观赏的地方。○我说：汉朝基业的衰败萌芽于元帝，而盛大于成帝；元帝的过失在于优游怠惰，成帝的过失则又在于荒淫。匡衡以宰相身份议论立后，首先上这篇奏疏，可以说是预先窥见了成帝的心思。史书评论说，皇帝宠爱赵氏，内宫混乱，哪里能领悟劝诫妃嫔的道理；沉溺酒色，哪里有空闲接受经学的劝导。只有班婕妤说皇帝修饰容仪，登车时站立端正，不向内回顾，不急促说话，不亲自指点；临朝时深沉默然，尊严如神，也未必不是因匡衡的话而有所启发。可是，志向和行为不端正，即使仪容可观，又有什么益处呢】匡衡【建昭初年，替代韦玄成成为丞相。元帝去世，成帝即位。匡衡上疏，当时是竟宁元年】陛下秉持至孝之心，哀伤思念先帝，心中从未断绝，也没有游乐、虞猎、射猎的宴乐，这确实是慎终追远之心隆盛而无穷无尽。我私下希望陛下虽然凭借圣性自然做到这些，仍然再加以圣心。《诗经》说：‘孤独忧伤地处在哀痛之中。’说的是成王丧服期满，思念之情和心气仍未平复。这大概是为了承继文王、武王的事业，崇尚教化的根本。臣又听老师说：‘妃嫔配偶关系，是百姓产生的开端，是一切福禄的根源。婚姻礼制端正，然后万物各得其所，天命才能保全。’孔子谈论《诗经》，把《关雎》作为开端，说最尊贵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王后夫人的行为如果不能与天地相配，就无法奉行神灵的统绪，也无法治理万物的宜当。因此《诗经》说：‘美好幽静的淑女，是君子喜爱的配偶。’意思是她能保持贞洁美善，不改变操守；情欲的感动，不表现在容貌仪态上；宴饮私处的意念，不显露于举止动静之中。这样以后，才可以配至尊而成为宗庙的主持者，这是一切纲纪的开端、王道教化的起点。自上古以来，三代的兴衰，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希望陛下详察得失盛衰的结果，以确定大业的根基；选用有德之人，戒除声色，亲近严肃恭敬，远离奇技淫巧。臣私下看见圣德纯正丰厚，专心精研《诗经》《尚书》，爱好学习而不厌倦。臣匡衡资质驽钝，无法辅佐陛下行善义、宣扬德音。臣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彰明善恶归宿、辨明吉凶分别、通达人道正理，使人不违背本性的典籍。所以审察六艺的旨意，就能使天人之理得到调和，使草木昆虫得到生长繁育，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至于《论语》《孝经》，是圣人言语行为的要旨，也应当深入探究其意义。臣又听说圣王自身一举一动、周旋进退，奉天承亲，临朝接受群臣朝见，万事都有节制文饰，以彰明人伦。恭敬谨慎、战战兢兢，是事奉上天的容貌；温和恭敬、敬慎谦逊，是奉承父母的礼节；端正自身、严肃恭谨，是临御众人的仪态；和悦安适、欢欣和顺，是宴飨臣下的面容。举止动作都使万物遵循其仪法，所以外在形态表现为仁义，行动成为法则。孔子说：‘德义值得尊崇，容貌举止值得观瞻，进退合乎尺度，以此面对百姓；因此百姓敬畏并爱戴他，依照他、仿效他。’《大雅》说：‘恭敬谨慎地保持威仪，只有百姓把它作为准则。’诸侯在正月朝见天子，天子只以道德庄严肃穆地接见他们，又用礼乐使他们观感，宴飨醴酒后才让他们归去，所以各国无不获得福禄恩赐，受到教化而形成良俗。

译如今正月初，陛下驾临路寝，亲临朝会接受朝贺，置办酒席宴飨各方诸侯。《传》说：‘君子慎重对待开始。’希望陛下留意一举一动的礼节，使群臣能够仰望盛德的光辉，以此建立国家的根基，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弹劾丞相匡衡等人的奏疏【我说：作恶的人应当诛杀，结党帮助作恶的人尤其应当诛杀。《传》说：‘依附下位者而欺骗君上，应当处死。’ 驩兜结党帮助共工，共工被流放，驩兜也被放逐。宋由结党帮助窦宪，窦宪被诛杀，宋由也没有被免罪，这是因为应当憎恶那些阿谀依附恶人的人。匡衡阿谀依附石显，幸好成帝一向知道石显的罪恶，所以匡衡才得以乘机上奏，将石显迁徙并置其死罪。如果皇帝不知道石显的罪恶，那么匡衡依附石显就会终其一生。王尊上奏，正是为了诛责匡衡的内心。皇帝没有因王尊的话罢免匡衡，后来却因为取用四百顷封邑而罢免他；舍弃大奸而追问小贿赂，当然使后世没有什么可警戒畏惧的，于是阿谀依附王氏的人纷纷出现了】王尊【本传说：王尊，字子赣，是涿郡高阳人。王尊被提升为司隶校尉。起初，中书谒者令石显尊贵受宠，专擅权力。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都阿谀依附石显，畏惧他的威势，不敢进言。成帝即位后，石显调任中大仆，不再掌握权力。匡衡、张谭才上奏列举石显过去的罪恶，请求免去石显等人的职务。王尊于是弹劾上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位列三公，掌管五常、九德【五常：仁、义、礼、智、信；九德见《尚书·皋陶谟》】，以统筹方略、统一纲纪、推广教化、改善风俗为职责。他们知道中书谒者令石显等人专擅权势，大肆施威施惠，放纵恣意而无人约束，无所畏惧，成为天下的祸害；却不及时揭发上奏、施行惩罚，反而阿谀曲从，依附下位者、欺骗君上，心怀邪念、误国乱政，没有大臣辅佐政事的道义，全都属于不合正道。在赦令颁布以前以及赦令颁布以后，匡衡、张谭举奏石显，却不陈述自己不忠的罪过，反而宣扬先帝任用了倾覆国家的人，妄称百官畏惧石显甚于畏惧皇上，这是贬低君主、尊崇臣下的话，不应当说，丧失了大臣的体统。又在正月皇帝驾临曲台、亲自宴飨卫士时【各卫士轮番服役期满，都得到替换离去，所以天子亲自前来宴飨他们】，匡衡与中二千石、大鸿胪赏等人在殿门下相对而坐；匡衡面向南，赏等面向西。匡衡又替赏铺设面向东方的席位，起身站立请赏入座，私下交谈约一顿饭的时间。匡衡明知皇帝将要亲临【天子应当亲临宴飨士卒时】，百官共同任职，众人聚集，却安排不合正位的席次，使下位者与上位者相互靠近，在公门之下施行小恩小惠，举动不合礼法，扰乱朝廷爵秩的座次。匡衡又派官府的大奴进入殿中询问皇帝起居，回来报告说已漏过十四刻，皇帝将要驾临；匡衡却安然坐着，脸色容貌都不改变，没有畏惧警惕、肃敬恭谨之心，骄慢而不谨慎，全都属于不敬【有诏令不予治罪，匡衡惭愧恐惧，摘下帽子谢罪，交上丞相侯的印绶。天子因为刚刚即位，不愿重伤大臣，于是命御史丞审问案情；王尊被弹劾为妄加诋毁欺骗，不应当非议赦令以前的事情，屡次弹劾大臣而没有正当法度，粉饰扩大细小过失以污辱宰相，轻慢国家，奉使时不敬。下诏将王尊降为高陵令，数月后因病免职】论阴阳失调的奏疏【我说：治理国家，不能让权臣拥有私恩；权臣有私恩，就一定有私人；有私人，就一定有私事。由此君主的听闻就会被堵塞，主上的权柄就会转移。匡衡受到石显援引，所以发生日食、地震时，不敢把罪责归于宦官；薛宣受到王凤推荐，所以阴阳不调时，不敢把罪责归于权贵外戚。看薛宣所说责令部刺史分条上奏，就是这样。推究薛宣的内心，为什么舍弃豺狼而去追问狐狸呢】薛宣【本传】薛宣，字赣君，东海郯县人。成帝即位时，薛宣任御史中丞，在殿中执掌法令，对外总领刺史。他上疏。陛下德行至高，仁厚慈爱，哀怜百姓，亲自承担日昃不食的劳苦，却没有安逸游乐，确实奉行圣道，刑罚也都恰当【允，确实】。然而嘉祥之气仍然凝滞，阴阳不和【凝，是不通】；这是因为臣下还没有尽职，而圣明教化独有未能普遍施行的地方。臣私下思考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官吏多有苛刻政令，政教繁琐破碎，大抵过错在各部刺史。有的人不遵守本来规定的职责条文【刺史原本有六条监察内容，如今却超越旧例，任意举发弹劾，妄自苛刻】，举措各按自己的意愿，常常干预郡县事务；甚至打开私门，听信谗言奸佞，以求查得官吏百姓的过错，责骂追究细微之事，提出超过能力的要求，使郡县彼此催逼，也在内部互相刻责，最后流害到普通百姓。因此乡党缺少款待宾客的欢乐，九族忘却亲亲相爱的恩情，救济急难的厚道日益衰薄，送行迎客的礼节也不能实行。人道一旦不通，阴阳就会闭塞隔绝【否，闭塞】，和气不能兴盛，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诗经》说：‘百姓失去德行，只因为一块干粮便彼此责怪【这是《小雅·伐木》的诗句，糇是干粮】。’俗语说：‘苛刻的政令使人不亲近，繁重的困苦会伤害恩情。’正当刺史上奏事务时，应当明白地申令告诫【申，是约束】，使他们清楚知道本朝的要务。臣愚昧，不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只有请圣明的君主明察。皇帝为陈汤申救的奏疏【我说：士人要建立奇功，也实在困难。既想不得罪国家，又想不得罪权贵之家。陈汤是奇伟倜傥的人才。元帝初年，他假传诏令斩杀郅支，却不能封侯；成帝时，他因上奏事情偶有不实，几乎被处死。所以刘向的辩论和谷永的申雪，是同一件事。刘向进言时石显反对，谷永进言时王凤支持。大概陈汤得罪了石显而没有得罪王凤，因此如此。唉！国家的功臣，私门想压制就压制，想保全就保全，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谷永【本传说：谷永，字子云，长安人。原名谷并，因为尉氏人樊并反叛，改名为永。成帝即位后，匡衡再次上奏，说陈汤奉使时擅自专断，在蛮夷之中不能正身自守，先行下令并盗取所没收的康居财物，陈汤因此获罪免职。后来陈汤上奏说，康居王的侍子并不是王子。查验后确实是王子，于是下狱，依法应当处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译臣听说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此侧着席位而坐；赵国有廉颇、马服君赵奢，强大的秦国也不敢窥伺井陉；近代汉朝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向南面对沙幕。由此说来，能够战胜敌人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不可不加以重视。君子听到战鼓声，就会想到统率军队的大臣。臣私下看到关内侯陈汤从前担任西域都护的副使，愤恨郅支的暴虐无道，怜悯汉王要诛杀他，却没有加以防备思虑；他激发义勇，奋然发动军队，疾驰而去，横行乌孙，越过郅支的驻地都赖，攻陷三座重城，斩下郅支首级，报了十年来未能诛杀他的仇恨，洗雪边吏长久以来的耻辱，威势震动百族，武功扬名西海。自汉元帝以来，出征域外的将领，从未有过这样的功劳。如今陈汤因所奏事情不实而获罪，长期幽囚，历时很久仍未判决，执掌法令的官吏还想把他置于死刑。过去白起担任秦国将领，南面攻下郢都，北面坑杀赵括，仅因小如纤芥的过错，就被赐死于杜邮；秦国百姓怜悯他，无不流泪。如今陈汤亲自执掌兵器，在万里之外席卷敌地、杀戮流血，把功劳荐告祖庙，并以同类祭告上帝【把征伐的事情告知上天】，披甲戴盔的将士无不仰慕他的义行。仅仅因为上奏事情获罪，并没有显赫重大的罪恶。《周书》说：‘记住别人的功劳，忘掉别人的过错，这是做君主应当做到的。’ 犬马对人有劳尚且要加以帷盖之类的报答，何况国家的功臣呢？臣私下担心陛下忽视战鼓声，不察《周书》的意义，忘记帷盖之施恩，使庸臣对待陈汤，最终听从执法官吏的意见，令百姓产生像秦国百姓怜悯白起那样的遗憾；这不是用来激励舍生赴难之臣的办法【奏疏上呈后，天子释放陈汤，剥夺其爵位，降为士伍】举荐薛宣的奏疏【我说：谷永举荐薛宣，也是阿谀依附王氏的一种表现。薛宣的才能，长处在于治理郡国，短处在于在朝廷立身。谷永见王凤举荐薛宣，因此御史大夫职位空缺时，谷永也举荐薛宣。我认为谷永只是迎合王凤的喜好而举荐他，难道果真是出于公心来论荐吗？后来薛宣担任御史，数月后成为丞相，六年间却没有建立功业，以至被下诏免职，几乎和黄霸相似。他的声名比治理郡国时减损了，前后为什么如此相反呢】谷永【薛宣任少府一个多月后，御史大夫于永去世，谷永上疏】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知人善任更大的了。能够知人，百官就能各司其职，上天交付的事业就不会荒废。所以皋陶说：‘知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官员。’御史大夫在内承受朝廷的风化，在外辅佐丞相统理天下，责任重大、职位尊重，不是平庸之才所能承担的。如今应当从群卿中选人来补充空缺，选得其人，万民就会欣喜，百官也会心悦诚服；选不得其人，重要职务就会堕落败坏，王业也不能兴盛。虞舜的明察，就在这一次任用上，怎能不详慎呢？臣私下看到少府薛宣，才能丰茂，品行清白，通达从政之道。他从前任御史中丞，在京城执掌法令，不吐弃刚强者，也不欺凌柔弱者，举措适时恰当。出任临淮、陈留二郡太守，都以善于治理著称；任左冯翊时，崇尚教化、养育百姓，威严和恩德并行，各项事务都得到整治，奸邪轨迹绝迹，前来申诉的诉讼者多年不至。丞相府在赦令以后，三辅地区的盗贼减少了十分之九【三辅盗贼减少了十分之九】，功效卓著，自设置左内史以来从未有过【冯翊本来就是左内史的辖地】。孔子说：‘如果有所赞誉，就一定有可以检验的事实。’薛宣考核功绩，简明地记载在两府【简，是大；一说是明。两府指丞相府和御史府】，臣不敢过分称赞。论到惩治奸邪、欺诈诬陷之罪，臣听说贤能的人没有比治理百姓更重要的，薛宣已经在执行法律方面显示了成效，任廷尉也是绰绰有余的。他的经术和文雅足以谋划王道体制、裁断国家政论；一身兼有多种才具，有退朝后回到公府办公的节操。薛宣没有私党和游说者的帮助。臣担心陛下忽视《羔羊》诗所赞美的清廉公正之德，舍弃有公实之臣，任用只有华美空名的赞誉。因此越过职分陈述薛宣的品行和才能，希望陛下留意考察【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任命薛宣为御史大夫】论兴建昌陵的奏疏【我说：刘向拳拳不忘君主，因此事事都不忘进谏；唯独对大事不被采纳，对小事又不能立即顺从，这是为什么呢？《传》说：父母喜爱自己，就高兴而不忘本；父母厌恶自己，就辛劳而不怨恨。这是事奉君主的法则。刘向在王恭、石显掌权时，就进言王恭、石显；赵飞燕专受宠爱时，就进言赵后；王氏窃取权力时，又进言王氏。大概《小弁》所说亲亲的道义，在当时都受牵制、受偏爱影响而没有实行。至于昌陵一事，使百姓过度疲劳，本来可以独自决断，刘向进言了却也没有实行。等到群臣都说不便，皇帝才下诏说‘罢除它’，刘向也从未另存异心。唉！他对国家的思念深切，所以言辞苦心；君臣之义重大，所以感情安定；起初不避忌讳，最终也不怨恨，真是忠诚啊】刘向【成帝营建昌陵，几年仍未完成，又返回去改葬延陵，规模制度极其奢侈，刘向上疏】臣听说《易经》说：安定时不忘危险，存在时不忘灭亡，因此自身安定，国家才能保全。所以圣明贤德的君主广泛考察事物的始终，穷尽事理，对是非分辨清楚。君王必须通晓三统【君王象征天地人三统，所以保存三代】，明白天命所授并不只属于一个姓氏。孔子谈《诗经》谈到‘殷士肤美敏捷，执裸礼助祭于京’时，感叹说：‘天命真伟大啊！善行不可不传给子孙。’所以富贵并非恒常；若不是这样，王公凭什么戒慎，百姓凭什么受到劝勉？这是为微子事奉周朝而悲伤，为殷朝灭亡而痛惜。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不能教化丹朱的后代；即使有禹汤那样的德行，也不能训导末代子孙桀纣。自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西山说：刘向议论昌陵而先说这些，是为了启发君主，使他知道厚葬没有益处】从前高皇帝灭掉秦朝后，准备定都洛阳，因刘敬的话而醒悟，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如周朝却胜过秦朝，于是迁都关中，依靠周朝的德行，凭借秦地的险阻；国家存在长久或短暂，以德行为验证，所以常常战战兢兢，不敢忘记灭亡。孔子所说‘富贵无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译孝文皇帝居住在霸陵，向北临近霸水【厠，是靠近水；霸陵山北头靠近霸水，皇帝登上那里远望】，心中凄怆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唉！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椁，用纻丝包裹、用陈漆涂饰其中，难道还能动它吗？’张释之进言说：‘假使其中有值得贪求的东西，即使把南山封固，仍然会有缝隙；假使其中没有值得贪求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伤的呢？’人的死亡没有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无穷后世考虑的。孝文帝醒悟了，于是实行薄葬，不起高大的坟山。《易经》说：‘古代的葬法，是用柴薪厚厚覆盖尸体，埋葬在旷野之中，不筑坟丘，不植树木。’后世圣人把它改为使用棺椁，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丘都很小，葬具也很简陋。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随葬；禹葬在会稽，不改变原有的排列【郑玄说：不改变树木百物原有的排列。《淮南子》说舜葬苍梧，不改变其原有陈列；《墨子》说禹葬会稽山，只把多余的土收集到上面。师古说：意思是山川田地都照旧，不烦扰百姓】。殷汤没有确定的葬处【《皇览》说汤墓在济阴亳县北面的东郭，距县城二里】。文王、武王、周公葬在毕【毕陌在长安以西四十里】；秦穆公葬在雍地橐泉宫祈年馆下面，樗里子葬在武库，都没有高大的坟丘。这是圣明帝王、贤君智士从长远处考察，独自思虑无穷后世的计策。他们的贤臣、孝子也承受君父的命令、顺应他们的心意而实行薄葬。这确实是奉事君父、忠孝到了极点。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也十分简薄。孔子把母亲葬在防地，只按古墓的样式，不筑高坟，说：‘我是一个东西南北四处奔走的人，不能不使它有标识【东西南北，是说周游求道，不能专任本国，所以墓地必须作标识】。’筑了四尺高的坟，遇到下雨便崩塌。弟子修整它，告诉孔子。孔子流泪说：‘我听说，古人不修墓，这大概就是不修墓的原因。’延陵季子到齐国去，回来时他的儿子死在嬴、博之间；墓穴挖到还未到泉水的深度，按时服敛服装入殓，筑土封坟、掩盖墓穴，高度大约能让人弯肘隐藏【意思是人站立时，坟高可隐没手肘，‘隠’音靳反】，哭号说：‘骨肉归还于土，是命运；魂气则无所不往。’嬴、博距吴国一千多里，季子没有把儿子运回去安葬。孔子前往观看说：‘延陵季子的做法合乎礼。’所以仲尼是孝子，延陵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是友爱兄长的弟弟；他们安葬君主、父母、骨肉，都很简薄。并非只是为了节俭，实在是便于尸体保存。宋国桓司马制作石椁，孔子说：‘不如让它快些腐朽。’ 秦国丞相吕不韦聚集有才智谋略的人编撰《春秋》，也谈到薄葬的道理，这些人都是明白事理的。到了吴王阖闾违背礼制实行厚葬，十多年后，越人便把它发掘了。及至秦惠文王、武王、昭王、庄襄王五王【庄襄，是指庄襄王，秦始皇的父亲】，都大肆修筑坟丘，埋藏许多财物，结果全都被发掘，尸体暴露，实在令人悲痛。秦始皇葬在骊山山脚，下面封固到三泉，上面堆成山陵，陵高五十多丈，周长五里有余。用石椁建造游观宫馆，用人油作灯烛，用水银做江海，用黄金铸成野鸭大雁；珍宝的收藏、机械的变化、棺椁的华丽、宫馆的盛大，无法一一列举。又杀死许多宫人，活埋工匠，计算起来有数万人。天下苦于这些劳役，于是反叛秦朝。骊山工程尚未完成，周章率领百万军队就已经到达山下【周章，是陈胜的将领】。项籍焚烧秦朝的宫室营宇，后来人们都看见它们被发掘。其后牧童丢失羊，羊钻进秦陵的洞穴，牧童拿火照着寻找羊，失火烧毁了其中的棺椁和财物。自古至今，葬制没有比秦始皇更盛大的。几年之间，外部遭受项籍的灾祸，内部又遭受牧童的灾祸，难道不可悲吗！所以德行越厚，葬制越简薄；智慧越深，葬制越微小；没有德行、缺少见识的人，葬制越厚重，坟丘越高，宫庙越华丽，而被发掘也越快。由此看来，明智与昏暗的结果、葬制的吉凶，清楚地可以看见。周朝德行衰落后变得奢侈，宣王贤明而中兴，又改为俭朴，宫室狭小，寝庙简朴，诗人赞美他，《斯干》诗就是这样。上章说宫室合乎制度，下章说子孙众多。到了鲁严公【即庄公】，刻镂装饰宗庙，大量修筑高台园囿，后来子孙两次断绝，《春秋》讥刺他。周宣王像这样而昌盛，鲁国、秦国像那样而灭绝，这就是奢俭得失的结果。陛下即位后亲自奉行节俭，开始营建初陵，规模极小，天下没有不称赞您贤明的。等到迁建昌陵，削低的地方加高【‘埤’音婢】，堆积土石成为山陵，发掘百姓的坟墓，数以万计；营建城邑住宅，工期紧迫而仓促完工【‘卒’读作‘猝’】，工程费用超过一万亿【‘大万’是亿】，死者在地下怨恨，活人在地上忧愁，怨气感动阴阳，因而导致饥荒，死亡流离的人以千万计，臣对此非常昏惑【昏，是不能明白而对此困惑】。如果认为死者有知，发掘别人的坟墓，危害就太多了。如果死者没有知觉，那么又何必采用这种大规模的工程呢？贤人智士难道会不高兴吗？拿它来给百姓看，百姓只会感到痛苦。如果只是为了取悦愚昧、奢侈淫逸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陛下慈爱仁厚、德美深厚，聪明通达、盖世无双，本应弘扬汉家的德行，崇尚刘氏的美德，光耀昭明五帝三王，却反而同暴虐的秦朝和乱世君主竞相奢侈，比拟高大的坟丘，取悦愚夫的眼目，夸耀一时的景观，违背贤人智士的心愿，断送万世的安宁，臣私下替陛下感到羞耻。希望陛下向上观察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仲尼的制度，向下考察贤人智士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的心意；孝文皇帝去除高坟、实行薄葬，以节俭使神魂安宁，可以作为准则；秦昭王、秦始皇增高山陵、厚重埋藏，以奢侈造成祸害，足以作为警戒。初陵的规制，应当听从公卿大臣的议论【‘抚’音摹，师古说：指规划测量墓地】，以使百姓得到安息【奏疏上呈后，皇帝深受刘向言论感动，却不能按照他的计策实行】

译论东莱出现黑龙的奏疏【我说：小人借天意之说来文饰奸邪，不只是欺骗君主，而且还欺骗上天。谷永是托身于王氏门下的人。私心一产生，枝节之辞就层出不穷，所以他常常借天灾的变化把过错推给别人。前年发生日食、地震，他就说是后妃专权；如今东莱出现黑龙，他又说是同姓诸侯要起兵。至于外戚专权，却闭口不敢说。他起初依附王凤，继而依附张谭，又依附王音和王商；到了太白星运行迟缓，又借此为王音求解脱。像这样假借天意来文饰奸邪，谷永所谓‘满口欺诈、诬蔑上天’，其实正是在说自己。谷永不只是欺骗人，还想欺骗上天。史书说谷永擅长谈论灾异，谷永难道真是擅长吗】谷永【成帝永始二年，谷永调任凉州刺史，在京城奏事完毕，将要到辖部任职。当时东莱出现黑龙，皇帝派尚书询问谷永，允许他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谷永回答说】臣听说，统治天下、拥有国家的君主，忧患在于上面发生危亡之事，而关于危亡的话不能传到上面。如果危亡之言能够随时上达，那么商、周就不会改换姓氏而相继兴起，三正也不会改变而轮流施用。夏、商将要灭亡时，行路的人都知道了；君主却安然自以为如同天上有太阳，没有什么能够危害自己。所以罪恶一天天扩大，自己却不知道；大命将要倾覆，也不能觉醒。《易经》说：‘处在危险中的人，才会拥有安定；将要灭亡的人，才会守护其存在。’陛下如果确实能以宽厚明察的态度垂听，不因直言而施加禁忌之诛，使像砍柴人一样的臣下能够在您面前把所听到的全部说出，而不担心事后获罪，那么直言的道路一旦打开，四方众多贤人就会不远千里，像车轮辐条聚向车毂一样，在群臣之上陈述忠言；这是臣愿望国家长久享受福祉。汉朝施行夏历，夏历以黑色为正色；黑龙是同姓的象征【夏朝以建寅之月为正月，万物还在地中，所以崇尚黑色。如今黑龙出现，是同姓的象征】。龙属于阳德，由小而大，所以是君王的祥瑞。臣不知道，这是同姓诸侯已经出现、朝廷没有继嗣的吉庆而有许多危急间隙，想要乘着动乱起兵吗？还是有人动了心，企望成为后嗣，像广陵王、昌邑王一类残害无辜、不仁不义的人吗？臣愚昧，不能判断【‘处’是判断决断】。元年九月，黑龙出现。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今年二月己未日的夜里，有星陨落；乙酉日发生日食。六月之间，大的异变发生了四次，其中两次在同一个月。三代末年和《春秋》所记的乱世，也未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臣听说三代之所以陨落社稷、丧失宗庙，都是因为妇人和群恶之人沉溺酒色。《尚书》说：‘于是听用了妇人的话，自己断绝于上天。’四方逃亡而有罪的人，却被任作宗族之主、长者，被信任、被任用。《诗经》说：‘火势正旺，难道有人能够把它扑灭吗？’赫赫盛大的周朝，竟被褒姒毁灭【《小雅·正月》诗；‘烕’也是灭的意思。说火势正盛，难道有能够灭它的人吗？然而盛大的周朝却被褒姒灭亡。‘烕’音呼悦反】。《易经》说：‘酒水浸湿了头，有所诚信的正道也由此丧失【这是《未济》上九爻辞，意思是沉溺享乐没有节制，饮酒至于湿头，于是有诚信的道义也随之丧失。濡，是湿】。’秦朝所以仅仅经过二世十六年就灭亡，是因为奉养生者过于奢侈，奉送死者过于厚重。这两种情况陛下兼而有之。臣请大略陈述它们的后果。《易经》说：‘在家庭饮食中，妇人居中主持饮食，没有什么必定要完成的事【《家人》六二爻辞，指妇人的道义是居中主管饮食，谦逊顺从而已，不得专断事情】。’意思是妇人不得参与政事。《诗经》说：‘那美好而聪慧的妇人，结果却成为枭鸟和鸱鸟；这种灾祸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妇人自身产生【《大雅·瞻卬》的诗句；懿，美；悊，聪明。说幽王认为聪慧的妇人美好，实际上她却成了枭鸱。妇人指褒姒。又说这种灾祸】。’动乱不是从天下自然降临，而是因为宠爱褒姒才产生了这种灾祸。建始、河平年间，许氏、班氏的尊贵震动前朝【许皇后和班婕妤的家族】，熏灼四方，赏赐没有限度，宫内府藏因此空虚，女宠已经到了极点，不能再加重【上，同‘加’】。如今后来兴起的赵氏、李氏，不能得到上天的享用，罪害比以前多十倍【说赵氏、李氏原本出身卑贱】；她们废弃先帝的法度，听从并采用她们的话，官职品秩安排不当，放纵而不追究应当王法诛杀的人，使她们的亲属骄横，借给她们威势权力，纵横乱政【‘从’音子用反，‘横’音胡孟反】；负责刺察举劾的官吏，没有人敢奉行法令。又大肆制造掖庭狱，使它成为陷人的坑阱【挖地成为坑阱，用来拘禁人】，刑罚像拷打、炮烙一样残酷【‘防’，痛；炮烙，是纣王制作的刑法，把油涂在铜柱上，加火烧热，令罪人走在上面，往往跌入炭火中，纣王以此取乐；‘防’音千感反】，断绝人的性命，专门替赵氏、李氏报恩雪怨，反而为罪行明显的人开脱，举荐治理正直的官吏【‘反’读作‘幡’，罪行明白的人反而被免罪，公正的官吏却被举荐弹劾治罪】，多方拘系无辜之人，拷打逼迫使他们恐惧【‘掠’，是用鞭笞使人服罪；列举他的罪状：甚至替人出面索取债务，分取利息而接受酬谢（意思是富贵有钱的人假托自己的名义，代替他们作主，把钱放给别人以获取利息并共同分取，或者接受报答谢礼，另取财物）。因此，太阳一日之内两次发生日食，以显示他的罪过。君主必定先自行断绝正道，然后上天才断绝他。陛下抛弃万乘之尊贵，却以平民的卑贱事务为乐；厌弃高贵美好的尊号，却喜爱匹夫的卑下称呼；尊崇聚集轻薄无义的小人，把他们作为私人宾客。您屡次离开深宫的坚固防卫，亲自昼夜外出，与群小相随，像乌鸦聚集一样杂处混行，在官吏百姓家中饮酒至醉，穿着混乱的服装同席而坐，沉湎放纵，轻薄亵慢，混杂无别，嬉游纵乐，昼夜行走在道路上。掌管门户、负责宿卫的臣下，手执干戈却守着空宫。公卿百官不知道陛下所在，已经积累数年了。君主以百姓为根基，百姓以财物为根本；财物耗尽，臣下就会背叛，臣下背叛，君主就会灭亡。因此，英明的君主爱护养育根本，不敢使百姓困穷到极点，就像承当重大祭祀一样谨慎。如今陛下防止并夺取民财，不爱惜民力，听信奸邪之臣的计策，废弃高敞的初陵，抛弃十年的工程，改建昌陵，反其天地自然之性，把低处垫高，堆土成山，征发徒众建立城邑，同时营造宫馆，大兴劳役，加重赋税、增加征敛，征发如同下雨，役使百姓于百丈深谷，耗费几乎等同骊山工程，使天下疲敝，五年尚未完成，后来又返回旧制；接着又大规模营建和标界（盱，大的意思），挖掘百姓的坟墓，砍断截取尸骨，暴露抛扬尸体棺柩，百姓财尽力竭。

译百姓的忧愁怨恨感动上天，灾异屡屡降临，饥荒接连而来，百姓流离失所，成为多余的消耗者，饿死在道路上的，以百万计。国家没有一年的储粮，百姓没有十天的储备，上下都匮乏，无法互相救济。《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希望陛下追究考察夏、商、周、秦灭亡的原因，以此反省已经实行的政事；如果有不合之处，我应当伏受妄言之罪。汉朝兴起至今已历九世，经过一百九十多年，继承帝位的君主有七位，都承受天意、顺应正道，遵守先祖的法度，有的实现中兴，有的使天下安定。到了陛下，却独自违背正道、放纵欲望，轻率妄行；正当盛壮隆盛之时，却没有继嗣的福分，反有危亡的忧患。积累违失君主之道，不能合乎天意，也已经很多了。作为先帝的后嗣，守护先人的功业竟然如此，难道不是辜负先人吗？如今国家、社稷、宗庙的祸福安危，关键都在陛下。陛下如果确实肯发扬圣明的德行，明白地从长久迷误中醒悟，畏惧上天威严的震怒，深深害怕危亡的征兆，洗涤邪僻的恶念，振奋精神治理政务，专心返回正道，断绝群小的私客，废除不正当的诏令，全部停止北宫私奴、车马以及懒散出游的用具；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不再犯微服出行、外出饮酒的过错，以防止迫在眉睫的灾祸。深思太阳一日两次发生日食的含义，抑制削减椒房、玉堂的盛大宠幸（椒房是皇后居住的地方，玉堂是受宠幸者的住所）；不要听从后宫的请托，清除掖庭中的冤狱，废除炮烙之类的陷阱，诛杀奸佞邪恶之臣以及身边以邪道侍奉皇上的人，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暂且停止初陵的营造，停止各种修缮宫室的工程，减少赋税，全部停止劳役（“阙”也有减少削减之意，“更”是更改法令的意思），保存储备以赈济救助困乏之人，使远方安定（“捄”同“救”，“弭”是安定的意思）；勉励推崇忠正耿直的人，放逐退黜残暴奸贼，不要让尸位素餐的官吏长期空占优厚俸禄；按次序连续实行，坚定执行而不要违背（“贯”是连续相联的意思，指上面所陈述的各项事情应当依次连续施行，不应再改变违背）。早晚勤勉不懈，屡次省察而不懈怠，使旧日过错全部改正，新立的德政彰明，纤细微小的邪念不再存留心中，那么显赫的重大灾异或许可以消除，天命的离去或许可以挽回，国家、社稷、宗庙或许可以保全。希望陛下留心，反复仔细省察我的话。我有幸充任边郡的官吏，不了解本朝政事的得失，却以盲人之言触犯忌讳，罪当万死（成帝性情宽厚，喜好文辞，长期没有继嗣，多次微服出行；亲近宠幸小臣赵氏、李氏出身微贱而专受宠爱，皇太后的几个舅父日夜忧虑，难以多次进言，便让谷永等借天变急切劝谏，劝皇上采纳）。谷永知道宫中有人相助，因此直抒己意而无所回避，每当谈论政事就总能得到礼貌的答复；皇上把这篇奏对呈上后，大为愤怒。卫将军商秘密斥责谷永，命令他离开。皇上派侍御史逮捕谷永，并下令经过交道厩的人不得追赶。御史没有领会皇上的意思，便自行解除了拘捕，后来又对此感到后悔。第二年征召谷永为太中大夫。《文选补遗》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七。元代陈仁子辑录。奏疏四。《拒绝方士疏》（西山真德秀说：谷永这篇奏疏，足以把方士欺骗诡诈的实情说尽。假如汉武帝时有人说出这些话，或许可以开启武帝被迷惑的心意吧？不过，谷永所说的天地之性、万物之情究竟是什么呢？答道：天地虽然广大，万物虽然繁多，它们所不能违背的，不过是阴阳罢了。所以春夏不能永远只是春夏，还会有秋冬；早晨白昼不能永远只是早晨白昼，还会有黄昏黑夜。闭合与开启的循环，往来与更替的变换，这就是天地的本性。事物繁荣之后必然转为憔悴，盛大之后必然接着衰落；有终结就有开始，有消亡就有产生，这就是万物的情状。天地是从本体上说，所以叫作“性”；万物是从作用上说，所以叫作“情”。人在天地之间，也只是万物之一；而研究神仙之术的人却说：我能够长生不死，这有这样的道理吗？扬雄说得好。有人问：人们说有神仙，是真的吗？扬雄答道：我听说伏羲、神农死去，黄帝、尧、舜也去世而死；周文王、毕公、孔子都死在鲁城北面，难道只有你爱惜自己的死亡吗？这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把谷永和扬雄的话合起来，就知道长生不死显然是虚妄荒诞的了。然而后世的人仍甘心相信而不醒悟，可悲啊！） ○我说：谷永的学术见解并不达到刘向那样，但他指出神仙虚妄荒诞之处，却是刘向所不及的。刘向的心术不能与谷永相同，但他揭露权贵宠臣专擅权力的言论，却是谷永所不及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两人的长短差别就是这样啊。谷永（成帝末年，成帝颇好鬼神，又因为没有继嗣，所以许多人上书谈论祭祀方术；这些人都得到待诏资格，在上林苑中和长安城旁主持祭祀，费用非常多，但没有人因此获得特别显贵的地位。谷永劝说皇上。） 我听说，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之说迷惑；了解万物情状的人，不会被异类邪说蒙蔽（“罔”与蒙蔽同义）。那些背离仁义正道、不遵守五经正确言论，却大肆称说奇异鬼神、广泛推崇祭祀方术，祈求没有福报的神祠；又说世间有仙人，服食不会终结生命的药物，远行飞升（“防”同“遥”，“兴”是起身，意为起身远去），登上高远之处，倒映日影（处在日月之上，反过来从下面照射，所以影子倒置），游览县圃，漂浮游行于蓬莱（昆仑山九重之上有县圃，县圃之上就是阊阖天门），耕种五德之地，早晨播种晚上收获（晋灼说：翼氏《风角》中说五德分别是东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在这些地方播种五色谷物并耕耘），与山石一样长存无穷，炼制黄冶使物质变化（黄色之物就是铸造黄金；道家说炼化丹砂使其变化，可以铸成黄金），使坚冰陷入泥泞溶化（方士用药石欺骗世人，好像把冰丸投入冰上，冰立即消融，于是假称是神仙道术所致。“淖”是非常湿润，音女教反），以及修炼使身体具有五色、腹中有五仓之神的法术（认为身体中有五色，腹中有五仓神；五色存在就不会死，五仓存在就不会饥饿）的人，全都是奸人惑乱众人，挟持邪道，怀抱欺诈伪妄来欺骗当世君主。听他们的言论，洋洋洒洒充满耳中，好像将来真的可以遇到这些事。但寻求它们却茫茫无际，就像捆住风、捕捉影子，最终不可能得到。因此明王拒绝而不听，圣人断绝而不谈（指孔子不谈怪异和鬼神）。从前周朝史官苌弘想用鬼神之术辅佐周灵王尊崇神灵、使诸侯来朝，结果周王室更加衰微，诸侯更加叛离。楚怀王大肆兴办祭祀、侍奉鬼神，想借此获得福佑、帮助拒退秦军，结果军队败亡、土地削减，自身受辱而国家危亡。秦始皇刚刚兼并天下，便甘心相信神仙之道，派徐福、韩终等携带许多童男童女入海寻找神仙、采集药物，结果他们趁机逃走不返，天下人怨恨。汉朝兴起后，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人，都以仙人、炼金、祭祀、事奉鬼神、役使万物、入海求仙、采药等说法，得到尊贵宠幸，赏赐累计达千金；栾大尤其受到尊崇宠盛，甚至娶了公主，爵位重叠，声势震动海内。元鼎、元封年间，燕、齐之间瞪大眼睛、张开双手，说有神仙、祭祀求福之术的人，多到以万计。后来新垣平等人都因方术穷尽、欺诈败露而被诛灭伏罪。到了初元年间，天渊、玉女、钜鹿神人、轑阳侯的老师、张宗等奸人纷纷再次出现（轑阳侯是江仁；元帝时因让家丞奉上印绶而获罪）。张宗因学仙而被免官；“轑”音辽。周、秦末年以及三、五之世的盛时，已经曾经专心耗散财物，厚给爵禄，振奋精神，动用天下力量来寻求神仙了。耗费时日，经过多年，却没有丝毫可以验证的结果，足以拿来衡量今天的情况。经典说：“祭享使用许多礼仪，如果礼仪超过了实物，便只是说没有真正祭享。”《论语》说：“孔子不谈怪异和鬼神。”希望陛下拒绝隔绝这一类人，不要让奸人有机会窥伺朝廷（皇上认为他说得好）。《论梁王淫乱疏》（西山真德秀说：考察这篇疏文，虽然其中有替自己辩解的言辞，但汉朝疏远防忌宗室的心意，大体可以看出来。大概因为七国之乱，汉朝一概猜疑同姓宗室，从景帝、武帝直到哀帝、平帝都没有改变。看看管叔、蔡叔被诛杀之后，《棠棣》诗仍哀伤叹息、情意更加深厚，与周朝大规模分封同姓以保卫王室的情形不同。因此周朝最终依靠宗室强大的帮助，而汉朝宗室枝叶被剪除，无法制约内部权势过重的祸患，这难道不是后世的法戒吗？谷永的话可以说是懂得大体。） ○我说：成帝对同姓宗室薄情，对外戚却厚待。梁王淫乱时，相国禹请求诛杀他，成帝却有时纵容舅家专擅；群臣上奏请求处理，成帝又不知如何是好。谷永的一篇奏疏遏止了他的恶行，并加深了皇帝对他的恩惠；如果成帝听从，那么葛藟就会茂盛而庇护自己的根，哪里会发展到王氏窃取权力、宗室枝条眼看着却没有人敢直言讨伐罪人呢？梁王的事还不值得多说，汉朝对宗室难道也太少恩了吗？谷永（《汉书》：梁王刘立，是荒王刘嘉的儿子。荒王的妹妹园子，是刘立舅父任宝的妻子；刘立与园子通奸，持续了几年。永始年间，相国禹上奏说刘立对外家心怀怨望，有关官吏审查验证，因而揭发淫乱之事，奏请说刘立有禽兽般的行为，请求诛杀他。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译我听说，按照礼制，天子宫门外设有屏墙，是不愿让外人看见里面。因此帝王的本意，是不窥探别人闺门中的私事，不听闻内室中的私语（“中冓”是堂屋中间的构架，“冓”指房舍交错堆叠的木材）。《春秋》为亲属隐讳，《诗经》说：“兄弟之间亲密无间，不要使他们彼此疏远。”（《行苇》诗；“戚戚”是内心亲近，“尔”是近，意思是王族亲情没有疏远者，都亲近相连。）如今梁王年少，颇有狂病，起初只是因为恶言而审查验证，既然没有查到事实，却又揭发闺门私事，这已经不是原来奏章所指的事情；梁王又不服罪，官吏却强行弹劾，罗织难以查明的事情（“傅”读作“附”），仅凭片面的言辞定罪。这样判狱对治理之道没有益处，反而以淫乱之恶污蔑宗室，把它散布宣扬到天下，不是为公族隐讳、增加朝廷荣光、彰显圣德教化的办法。我认为，梁王年少，而他的父亲同母兄长年长，年龄辈分不相称；梁国富裕，足以用厚礼聘娶美女、招致妖艳之人，父亲同母兄长也有羞耻之心。审理此事的人却从恶言入手审问（师古说：本来所审问的只是怨望朝廷的话），为什么竟然把这件事自行揭发出来（“猥”是曲折、委曲之意）？从这三点推测，大概不合人情，恐怕是受到急迫威逼，在过失中失言。文法官吏追踪查问，在尚未出现转变的萌芽时，若能施加恩惠而不予治罪，就是上策（掩盖此事就是把它作为上策）。既然已经查验并依照法令举劾，就应趁梁王不服罪之时，诏令廷尉选派德行高尚、通晓事理的官吏，重新审查考问，明确查出并证明事情并非如此的结果，确定因失误而造成的罪责，然后把情况回复给下级官吏（使者返回，把清白的情况交付有关部门），以扩大皇族亲属相互依附的恩德，为宗室擦拭清除污乱之耻（“刷”是擦拭清除）。这样才很符合治理亲属的道义（天子因此暂且搁置此事而不再追究）。《论微服出行饮宴》（我说：君主的威势虽然可怕，却不如权臣的势力尤其可怕。谷永和两位疏广、疏受谈论微服出行、饮酒宴乐，攻击皇上自身的地方没有一次不切中要害；至于曲折回护、奉承王氏的地方，却没有一次不深。唉！谷永的话已经这样了，他想进言的气概，大概被权臣消磨殆尽，差不多不敢用触犯君主威严的方式去触犯权臣。穰侯窃取权力时，人们不知道有秦王；王氏窃取权力时，人们不知道有汉帝。这种后果多么可怕啊！） 谷永（元延元年任北地太守时，灾异尤其频繁；他到任时上奏皇帝，让卫尉淳于长接受自己想说的话）。我谷永有幸凭借愚钝衰朽的资质担任太中大夫，充任拾遗补阙的臣子，跟在朝臣后面进言，却不能竭尽心思纳忠，辅佐宣扬圣德；退居朝外，又没有身披坚甲、手执锐兵，建立讨伐不义的功劳。承蒙厚恩，连续升迁到北地太守，即使断绝生命、头颅落地、尸身成为荒草的肥料，也不足以报答万分之一。陛下圣明仁厚，不遗弃容易忘记的臣下，施行周文王那样广泛听取意见的作风，甚至听取平民百姓的愚见。陛下有诏令，让卫尉接受我谷永想说的话。我听说侍奉君主的道义是：负有进言责任的人竭尽忠诚，负有官职职责的人修治自己的职务。我有幸免于承担进言失当的罪责，既然负有官守的责任，就应当竭尽力量履行职务，只养护安抚百姓罢了，不应再谈论政事得失。忠臣对待君主，心志在于报答过于深厚的恩德，所以身在远方也不违背君主，死后也不忘记国家。从前史鱼已经死去，余下的忠心还没有尽完，于是把灵柩停放在后寝，用尸体来表达诚意。汲黯身在外而心系朝廷，发愤抒发忧虑，留下遗言让李息传述经义说：“即使你的身体在外，你的心也没有一刻不在王室。”我有幸担任给事中，出入朝廷三年，虽然如今执持干戈、守卫边疆，心中仍然怀着思慕之情，常常存念于宫门之内；因此才敢超越郡吏的职责，陈述多年以来的忧虑。我听说，上天生养众民，百姓不能彼此治理，所以为他们树立君主，使君主统一治理他们。当初设置和治理天下，并不是为了给天子划分土地疆界，也不是为了诸侯，都是为了百姓。传承三统，排列三正，废除无道之人，启用有德之人，不偏私于一个姓氏，说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君主亲自实行道德，承受顺应天地，广泛施行仁爱宽恕，恩惠甚至及于路旁的芦苇；征收赋税取用民财不超过常规法度，宫室、车马、服饰不超过制度；政事节制、财用充足，百姓和睦，那么卦气就会调理应验，五行征兆按时出现，百姓长寿，草木繁茂，各种祥瑞一同降临，以显示上天保佑。君主丧失正道而妄行，违逆天意、残害万物，穷奢极欲，沉湎荒淫（“湛”读作“沈”），只听妇人之言，诛杀驱逐仁人贤士，疏远骨肉亲属，群小掌权，刑罚严峻、赋税沉重，百姓忧愁怨恨，那么卦气就会悖乱，灾祸征兆显著出现（“悖”是乖乱，“邮”同“尤”，是过错）。上天震怒，灾异屡屡降临，日月相掩发生食，五星运行失常，山崩川溃，水泉涌出，妖孽一同出现，彗星闪耀光芒，饥荒接连发生，百姓夭折短命，万物早夭受伤；如果始终不改悔醒悟，罪恶达到极点、灾变齐备，上天便不再谴责告诫，而会另行任命有德之人。《诗经》说：“于是眷顾西方，那里就是我的居处。”（《大雅·皇矣》诗。）抛弃邪恶、夺取弱者的权位，迁移天命给贤圣之人，是天地不变的常道，也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循的法则。何况功德有厚有薄，寿命有长有短，时代有中期有末期，天道有盛有衰。陛下承继八世的功业，正处在阳数的极盛阶段，却在末期遭逢三七的节纪（到平帝时正是三七二百一十年的灾厄，如今已经接近这个节纪），又遇到无妄卦所象征的运数（天必先有云而后打雷，打雷后才下雨；如今没有云却打雷，“无妄”就是无所期待，万物对上天无所期待，是灾异中的大灾，所以取《易经》无妄卦的意义），正赶上百六之灾厄（“直”是遇到、当值的意思），三种灾难、不同类别的灾异交错而来（“杂”是相互参杂）。建始元年以来二十年之间，各种灾祸重大异象交错蜂起，比《春秋》所记载的还多；八代以来记载的灾异长期没有消除（高祖至元帝时期所记载的灾异还没有消除）。又加上今年正月己亥朔日发生日食，这是年、月、日三者开端的灾异；四月丁酉，四方众多星辰在白昼流动坠落；七月辛未，彗星横贯天空。正当三种灾难交集之时，又聚集了众多灾异，接着发生饥荒，百姓相继陷入食物不足。彗星是极大的异象，流星坠落的征应又出现在饥荒变化之后，兵乱就要发生了。灾祸发生的期限已经不远，纵然积累盛德善行，也恐怕来不及挽救。

译在宫内，就会成为深宫后庭中骄横的臣下、强悍的妾媵因醉酒狂悖而突然发动叛乱的祸患；也可能在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家里以及幽僻闲静的地方，发生陈国夏征舒、齐国崔杼那样的乱子（陈国夏征舒杀死国君平公，齐国崔杼杀死国君庄公光）。在宫外，就会成为诸夏各地发生樊并、苏令、陈胜、项梁振臂而起的祸患。宫内的祸乱可能朝夕发生，天下诸夏每天都应戒备；举兵以火星出现为期限，安危的分界，正是宗庙最大的忧患（“分”读扶问反）。这些正是我谷永因此胆破心寒、预先说了多年的事情。下层已经有了祸乱的萌芽，然后才会在上层显现变化，难道可以不谨慎吗？灾祸从细微处兴起，奸邪从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产生。希望陛下端正君臣之间的义理，不要再与群小亲昵亵渎地宴饮（“媟”是亲狎，“黩”是污秽）。中黄门和后庭之人一向骄横傲慢、不守谨慎，曾经因醉酒而失去臣下礼节的，全部遣出，不要留下。严守三纲的法度，整治后宫的政务，抑制并疏远骄横嫉妒者的宠爱，推崇亲近柔顺的人；加恩于失意之人，安抚怀有怨恨之心的人；保全至尊的尊严，掌握帝王的威势。应当在朝觐礼法已经施行之后才驾车，在陈列兵卫、清理道路之后才出行，不要再轻率地独自到臣妾家中饮食。三件事一经除去，宫内发生祸乱的道路就堵塞了。诸夏举兵，萌芽在百姓遭受饥荒而官吏不加救济，兴起于百姓困苦而赋税沉重，爆发于下层怨恨离心而上层却不知道。《易经》说：“屯积其膏泽，小的正固则吉，大的正固则凶。”（膏泽是用来滋润肌肤的，爵禄是用来养人的；小的正固，指臣下；大的正固，指君主。遭逢屯难饥荒时，君主应当打开仓廪赈济百姓，却反而吝惜，所以凶；臣下吝惜则吉。）《左传》说：“饥荒而不减损用度，这叫作泰；它的灾是水灾，它的过错是灭亡。”妖异占辞说：“关门震动，门闩飞起；君主行事无道，臣下作非，灾祸是乱臣谋划篡夺。”（这是《易经》的妖异占辞；“訞”就是“妖”。）君主处在衰败艰难的时代，遭遇饥荒，却不减少用度，反而大肆自我滋润，所以凶。百姓困苦贫穷，没有办法共同供养国家，忧愁悲伤，含恨而死，所以出现水灾。城关是守护国家的坚固屏障，屏障将要失守，所以门闩飞起。往年郡国有二十一个遭受水灾，庄稼没有收成。今年蚕桑、小麦全都歉收，百川沸腾，江河溢出决口，大水泛滥，受灾的郡国有五十多个。连年庄稼歉收，时令已过，连隔夜的麦种都没有；百姓失去职业而流散，成群的人守在关隘，这些重大异象已经像那样明显。水灾浩大，百姓困穷到这种程度，正应当减少常规税收，稍稍减轻国家消耗的时候，有关官吏却上奏请求增加赋税，实在严重违背经典义理，违逆民心，是散布怨恨、趋向祸乱的道路。门闩飞起的征象，大概就是因此而发生的。古时候粮食歉收，就减少膳食；灾异屡次到来，就减少服饰。凶年不修筑道路，这是英明君主的制度。《诗经》说：“凡百姓有丧失，就赶快去救助他们。”（《邶风·谷风》诗，“服”读蒲北反，“捄”是古“救”字。）《论语》说：“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我希望陛下不要批准增加赋税的奏请，进一步削减大官、导官、中御府、均官所掌管的仓廪、牲畜和用度，停止尚方、织室以及京师、郡国工服官的征发、运输和制造，以此帮助大司农；广施恩惠，赈济供养困乏之人；打开关隘桥梁，让流民进入，任凭他们前往自己愿意去的地方（“之”是前往的意思），以救济他们的急难。立春时派使者巡视各地风俗，宣扬圣德，存问救助孤儿寡妇，询问百姓的疾苦，慰劳二千石官员，告诫并劝勉他们从事耕种桑蚕，不要耽误农时，以此安慰安抚百姓的心，堵塞发生大奸的缝隙。诸夏的乱子，或许可以平息。我听说，上等的君主可以和他一起行善，却不能和他一起作恶；下等的君主可以和他一起作恶，却不能和他一起行善。陛下天生的本性宽厚通达、聪明敏锐，是上等君主的资质。希望您稍稍省察我的愚见，因三种灾难而醒悟，深深畏惧天象异常，坚定心志行善，抛弃忘掉邪恶念头，不再重复旧日过错，振奋精神治理政事，以至诚回应上天，那么积累的灾异就会在上面止息，祸乱就会在下面潜伏，还有什么忧患呢？我私下担心陛下公正的志向还不专一，私人的爱好仍然存在，仍然宠爱群小，不肯听取我的话。（皇上非常受感动，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皇上关于星孛等事的奏疏。（我说：忠诚实在太难了！杜钦把日食、地震的罪责分摊给嫡妻和妾，谷永把东莱黑龙的罪责分摊给同姓宗室，只有刘向、王章挺身而出，把罪责归于王氏。因此刘向死后十三年，王氏果然篡夺了汉朝。唉！他确实忠诚，可惜不能把这种忠诚移用于自己的儿子。） 刘向（《汉书》）：成帝即位后，王凤任大将军，掌握政权，依靠太后专擅国家权力；当时多次出现重大灾异。刘向认为，这是外戚尊贵兴盛、王凤兄弟掌权的罪过。他汇集上古以来、经过《春秋》、六国直到秦汉的祥瑞灾异记载，推究事迹的前后联系，连缀说明祸福，记载其中的占验，共十一篇，题名为《洪范五行传论》，奏给天子。他内心知道刘向精诚忠心，是针对王凤兄弟的，但最终不能夺去王氏的权力。后来眼见外戚日益强盛，于是上密封奏章极力劝谏。元延元年，彗星出现在东井，蜀郡岷山崩塌，雍江决流。刘向说：“从前周朝岐山崩塌，三川干涸，周幽王就灭亡了。岐山，是周朝兴起的地方。汉朝本来兴起于蜀汉，如今兴起之地山崩川竭，彗星又出现在摄提、大角之间，从参宿到辰星，恐怕一定要灭亡了。”他心中忧虑不能停止，又上奏章。我听说，帝舜告诫伯禹说“不要像丹朱”，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王纣”。《诗经》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也是说商汤要以夏桀为戒。圣明的帝王常常以败乱的前例警戒自己，不避讳国家的兴衰，所以我敢竭尽所能陈述自己的愚见，希望陛下留心察看。我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共发生日食三十六次。襄公时尤其频繁，大约每三年五个月多发生一次。汉朝兴起直到竟宁年间，孝景帝时尤其频繁，大约每三年一个月发生一次。我过去多次说日食将要发生，如今连续三年接连发生日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年间已经发生八次，大约每两年六月发生一次，这是古今少有的。灾异有大小，出现有稀有密，占验有舒缓急促，而圣人正是据此来断定疑惑。《易经》说：“观察天文，以察知时令变化。”从前孔子回答鲁哀公时，同时谈到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所以历法一旦失误，摄提星就失去应在的位置，孟春正月也没有纪年（摄提是星名，随北斗斗柄标示十二月。历法不正确，就会失去它所标示的位置；一年的第一个时令叫孟，正月叫陬）。这些都是改朝换代的变化。秦始皇末年直到二世时，日月相掩发生食，山陵陷落毁坏，辰星出现在四季的孟月（本来应当出现在四季的仲月），太白星穿过天空运行（指从东边出现、向西边落下，或者从西边出现、向东边落下）。

译太白星属阴星，从东方出现应当在东方隐没，从西方出现应当在西方隐没；如果经过正午仍横贯天空，就叫作经天。没有云却打雷（“云”当作“托云”，就像君主所托付的臣子。秦二世不体恤天下，百姓产生叛逆之心，象征只有号令而没有臣子），枉矢在夜间发光（枉矢是流星，飞行像箭，弯曲不直，所以叫枉矢；流星运行以扰乱讨伐乱局，有声音的叫天狗，没有声音的叫枉矢），荧惑星逼近月亮（荧惑主管内乱，月亮主管刑罚，所以赵高杀死秦二世），灾火烧毁宫殿（“防”是灾），野鸟在朝廷中嬉戏（野鸟进入宫中，主人将要离去），都城城门向内崩塌（向内倾倒而毁坏），有长人在临洮出现，有石头坠落在东郡。彗星出现在大角星旁，大角星因此消亡（大角星是天王的座席；流星扫过大角星，大角星因此隐伏不见）。观察孔子的话，考察暴秦时期的灾异，天命确实令人畏惧。等到项籍失败时，也有彗星出现在大角星旁。汉军进入秦地时，五星聚集在东井，这是得到天下的征象。孝惠帝时下过血雨，日食发生在相冲的位置，日光消灭，出现星辰显现的异象（这是日月运行交会之道的冲位，彼此逼近而发生全食；京房认为是阴气旺盛逼近，夺去了日光）。孝昭帝时，泰山有卧着的石头自行竖立，上林苑中僵死的柳树重新生长，大星像月亮一样向西运行，众星跟随它，这是特别的异象，是孝宣帝兴起的征表。天狗夹着银河向西运行（流星坠落到地面就叫天狗，都是妖星）。长久阴天不下雨达二十多天，是昌邑王不能善终的征兆；这些都记载在《汉纪》中。观察秦、汉改朝换代，考察孝惠帝、孝昭帝没有后嗣，察看昌邑王不能善终，再看孝宣帝承继兴起，上天的弃去和选择，难道不是明明白白吗？商高宗、周成王也曾遇到野鸡鸣叫、树木被拔起的灾变，他们能够思考其中的原因，所以高宗得到百年的福祚，成王得到风灾复止的报应。神明的感应，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随着声音一样迅速，这是世人共同听闻的事。我有幸成为陛下远支宗亲，确实看见陛下有宽厚明察的德行，希望消除重大灾异，兴起高宗、成王那样的声名，以此尊崇刘氏，所以诚恳而屡次直言，甘愿承受死亡的诛罚。如今日食尤其频繁，彗星出现在东井，摄提星发出强光（“炎”音弋赡反）并逼近紫宫，有见识的长者无不震动，这是重大变化。这些事情难以一两句话记尽，所以《易经》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因此设置卦象、指明爻位，再反复说明其中的义理。”《尚书》说：“派人来用图画说明天文，事情很难相互说明。”我虽然把图画献上，仍须亲口说明，之后才可以理解。希望陛下赐给我清静燕居的闲暇，让我指着图画陈述灾变的情状（皇上常常把奏章收入，但刘向多次说权力在外戚手中，最终不能被采用）。这一年，官吏和百姓大多说灾异是由王氏专擅政权造成的。皇帝到张禹家中，屏退身边的人询问此事。张禹见自己年老、子弟又软弱，便说：“《春秋》中的日食、地震，有的可能是诸侯互相侵伐，有的可能是夷狄侵扰中原；上天的意旨深远难以看见，应当修治政事以回应上天。那些新学的小生扰乱正道、误导他人，不应当信任。”皇上从此不再怀疑王氏。《论与康居通使》（我说：夷夏、内外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有礼。《春秋》文公十年，称狄、秦为夷，是因为它们不懂礼。又过了三十年，称狄、郑为夷；又过了五十多年，称狄、晋为夷，是因为中原变成夷而同样不懂礼。不懂礼，所以称为狄；称为狄，所以把它们排除在外。这是《春秋》的法则。汉朝廷中的诸公讨论把内政虚置、专事外务的弊端，如主张不与罽宾通使、不接受单于朝拜，这样的例子很多。只有郭舜在康居一事上挺身而出说：“大汉不与无礼之国通使，不是立刻以势力断绝，而是直接以礼义断绝。”他的见解卓异，超过了诸位老臣之上。只是当时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论这个道理呢？）郭舜（成帝时，康居派儿子来汉朝侍奉并进贡，但因为自认为路途极远，独自骄横傲慢，不肯与其他国家使者相对而立。郭舜上奏。） 当初匈奴强盛时，并不是因为兼有乌孙、康居的缘故；等到匈奴称臣称妾，也不是因为失去了这两个国家。汉朝虽然都接受了他们作为人质的儿子，但三国之间互相馈赠，交通往来仍旧如常，也彼此窥伺，一遇机会就发动攻击；联合时不能相互亲信，分离时也不能使对方臣服服役。以今天的情况来说，与乌孙结亲最终没有得到好处，反而给中原制造事端。然而乌孙已经先行结亲，如今它与匈奴都称臣，按道义不能拒绝。康居却骄横狡黠，始终不肯向汉朝使者拜礼（“讫”是最终、始终）。都护府官吏到了康居国，把汉使安排坐在乌孙诸使之下；康居王和贵人先吃饭，吃完以后才让都护府官吏吃。都护府官吏故意装作没有看见，以向旁边的国家夸耀（意思是故意不理会汉朝使者）。由此推测，他们为什么还要派儿子来侍奉？他们想借贸易往来表示友好，只是推辞欺骗罢了。匈奴是百蛮中的大国，如今侍奉汉朝非常完备；听说康居不拜见汉使，恐怕会使单于产生自我降低身份的想法（单于见康居不派使者侍奉汉朝，便以此为高，认为自己侍奉汉朝是极大的卑下，想改变心意）。应当送回康居的侍子，断绝关系，不再派使者，以彰明汉家不与无礼之国通使的原则。敦煌、酒泉两个小郡以及南道八国，都要供给往来使者的车马、驴、橐驼和食物，全都以此为苦（这两个郡和八个国家都因这件事困苦）。白白使经过之地疲敝耗损，去迎送骄横狡黠而又极其遥远的国家（“所过”是经过的地方，“骄黠”指康居使者，“罢”同“疲”），不是长远的计策（汉朝因为刚刚与康居通使，重视招致远方之人，最终仍只是羁縻而没有断绝）。请设置三公官（我说：古代设置三公，只专门讨论治国之道，不涉及具体事务）。汉代设置三公，只专门讨论具体事务，而不涉及治国之道。古代本来没有专门设置三公的官职，而是由有道德的卿士兼任，大概是负责治理国家、调理阴阳的人。周公担任冢宰而兼任太师，毕公担任司马而称为父师，这些都是兼任官职。因此《春秋》中有时称“宰”；周公当时大概兼摄六卿的职务，能够论说治国之道的，就让他兼任；只能任用来处理事务的，就不必兼任，只做卿而已。汉代的三公不但不选择合适的人，还把三公的名实弄乱了。周朝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汉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后来又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何况还任用王根这样的人担任，离开能够论说治国之道的人就更远了。何武说恢复三公制度，也没有完全明白三公的真实含义。何武（《汉书》：何武字君公，是蜀郡郫县人。当初汉朝兴起，沿袭秦朝官制，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到武帝时，废除太尉，开始设置大司马，用来加在将军称号之前，并不是设置有印绶和属官的正式官职。成帝时，何武任九卿，提出建议。）

译古代百姓质朴，事务简约，国家的辅佐大臣必定选用贤能圣明之人，但仍然效法日、月、星三光，设置三公官，各自有明确的职分（“则”是法则、效法；“三光”是太阳、月亮、星辰；“分”读扶问反）。如今风俗衰末，文饰造成的弊病越来越多，政事繁杂，宰相的才干不能达到古代宰相的水平，却只有丞相独自兼任三公的事务，这就是三公长期废置而政事不能治理的原因。应当设置三公官，确定卿、大夫的职责，分掌职务、授予政事，以考核功绩成效（后来皇上把这件事询问师安昌侯张禹，张禹认为有道理。于是皇上赐给曲阳侯王根大司马的印绶，设置属官，废除骠骑将军官职；任命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封为列侯；三公都增加俸禄，与丞相相同，以完备三公之官）。《论治理黄河奏》（我说：治理黄河的主张，起源于大禹，在汉代却变得更加复杂。大禹一个人治理黄河，看起来轻松而有余力；汉代聚集众人讨论，却看起来任务沉重而力量不足。从前大禹治水，《尚书》记载从疏导积石山的黄河开始往下只有五十三个字，当时规划分流、减缓水势的法则，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到了孟轲，只用“顺着水势让它自然流行”五个字作了断语。假如汉代治理黄河有专书，沟渠水利有专志，聚集众人议论、竭尽力量写下数千字仍不能说尽，而工程最终不能完成，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曾考察汉代黄河决口共有七次：孝文帝时在酸枣决口，武帝元光年间在瓠子决口，又在馆陶决口；元帝永光五年在清河决口，三年后又在馆陶决口，两年后在平原决口，再过九年鸿嘉年间，渤海、清河、信都的河水泛滥。再考察当时郭昌、繁系等人治理黄河的主张，又有五种：一是“弃置土地，不与水争夺利益”；二是“分开河渠，不与水争夺势力”；三是“恢复九河”；四是“疏浚堤防”；五是“决开黄河，把水引入湖中”。这些办法总不过是沿袭大禹遗留下来的智慧。贾让治理黄河，号称提出奇策三条，也没有超出这些范围。唉！汉朝强盛时黄河决口少，汉朝衰弱时黄河决口多。田蚡把黄河决口归因于上天，谷永、李寻、解光又把它归因于君主的治术，到这里也已经穷尽了。唉！今天的黄河，就是大禹时代的黄河；今天治理黄河的方法，就是大禹时代的方法；但今天治理它的人不是大禹，那么结果会怎样呢？贾让（《汉书》：哀帝初年，平当出使治理黄河堤防，上奏说：“九河如今都已填塞消失。按照经典义理，治水有决开河流、疏浚深川的办法，却没有修筑堤防、壅塞水流的文字。黄河从魏郡向东北方向常常泛滥决口，水流痕迹难以分明。四海之内的百姓不能欺骗，应当广泛寻求能够疏浚河川、疏通黄河的人。”于是下令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各部刺史、三辅、三河、弘农太守，推举官吏和百姓中有治理才能的人，但没有人响应诏书。待诏贾让上奏如下。） 治理黄河有上策、中策、下策。古代建立国家、安置百姓、划分治理土地时，必定留下河流湖泽的地界，估量水势所不能达到的地方（“遗”是留出；“度”是估量。河流湖泽是水流汇聚之处，都应当留下，不把它们用来建造城邑，也不妄加开垦种植；一定要估量水势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然后才在那里居住耕作。“分”读扶问反，“度”读大各反）。大河不设堤防，让小水能够流入；把低洼的堤岸设置成污泽（停积的水叫污），使秋季洪水有较多地方可以停歇，左右游动的水波宽缓而不迫近。土地有河流，就像人有嘴一样。治理土地却堵塞河流，就像为了制止孩子哭泣而堵住他的嘴，哭声当然会立即停止，但他的死也马上就可以等待了。所以说：善于治理河流的人，要决开它使水有通行的道路（“道”通“导”，是引导）；善于治理百姓的人，要宣泄他们的意见使他们能够发言。大概堤防的修筑，是近代战国才开始的；各国壅塞河流、修筑堤防，各自为自己谋利（“雍”同“壅”）。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边界，赵、魏靠近山地，齐地势低下（犹如说以山作为边界）。赵、魏修筑堤防，离黄河二十五里；黄河水向东流抵达齐国堤防，就向西泛滥到赵、魏境内。赵、魏也修筑堤防，离黄河二十五里。即使不是黄河正常的水流，也还有可以漫游荡漾的地方；水势到来又退去时，就会填积淤泥，使土地肥沃，百姓在那里耕作，有时长久没有灾害；后来逐渐修筑房屋住宅，终于形成聚落。遇到大水按时到来、漂没一切，就重新修筑堤防来救护自己；稍稍远离城郭，排开水泽而居住，遭受水淹，本来就是他们自取的。如今堤防有的距水数百步，有的距水数里。靠近黎阳南面的旧大金堤，从河西向西北延伸到西山南头，又转向东边与东山相接。百姓住在金堤东面建造房屋，过了十多年又修筑堤防，从东山南头直向南面，与旧大堤防相接。又有内黄县境内一片方圆数十里的泽地，四周筑有堤防，过了十多年，太守把堤中的土地按赋税分给百姓（把堤内的土地给百姓），百姓现在正在其中建造房屋。这些都是臣亲眼见到的。东郡白马县的旧大堤也有好几重，百姓都住在堤防之间；从黎阳以北直到魏郡边界的旧大堤，距离河流较远的地方，向内也有好几重。这些都是前代用来排水的。黄河从河内郡向北到黎阳筑有石堤，在水势冲激处聚石于堤旁，使水势转向东面抵达东郡平刚（把石头聚在堤旁水流冲击之处，用来激开水流）；又筑石堤，使水流向西北抵达黎阳观县城下（观县的石堤）；又筑石堤，使水流向东北抵达东郡津县以北；又筑石堤，使水流向西北抵达魏郡昭阳县；又筑石堤激引水流，使它向东北流出一百多里。黄河这样两次向西、三次向东，受阻迫逼仄到如此地步，不能安稳流通。如今若按上等治水办法行事，就迁徙冀州百姓，使他们避开水流冲击的地方。有人说应决开黎阳遮害亭，让河水向北流入大海；河水向西逼近大山，向东逼近金堤，水势不可能远处泛滥，一个月便会自行稳定。反对者将说：这样一来，毁坏的城郭、田地、房屋和坟墓将以万计，百姓必然怨恨。过去大禹治水，遇到山陵挡路就毁掉它，所以凿开龙门，疏通伊阙，削平底柱山，破坏碣石，毁断天地自然的形势（“堕”是毁坏，音火规反）；这些都是人工造成的，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呢？如今沿河十郡，每年修治堤防的费用将近万万；等到大决口时，所毁坏的更是数不胜数。如果拿出几年治河的费用，用来安置迁徙的百姓，遵循古代圣人的办法，确定山川的形势，使神人各得其所而互不相干（“奸”通“干”），并且大汉疆域方圆万里，难道还要同水争夺咫尺之地吗？这个办法一旦建立，河流安定、百姓安宁，千年没有水患，所以称为上等治水办法。若是多在冀州境内开凿漕渠，使百姓能够灌溉田地，分散、减弱水势，即使不是圣人的办法，也是挽救败局的策略。反对者将说：河水高出平地，每年加高堤防，尚且还会决口泛滥，怎么可以开渠呢？臣私下考察，遮害亭以西十八里到淇水口，才有一道高一丈的金堤；从这里向东地势渐低，堤防也渐渐加高，到遮害亭处高达四五丈。过去五六年间，河水大涨，有一年水位增加一丈七尺，冲坏黎阳南郭门，流入后到达堤脚（说的是水从外城南门流入，从北门流出，到达堤下）。水面距离堤顶还差二尺左右；从堤上向北望河，河水高出百姓房屋，百姓全都逃上山去。水停留了十三天，堤防溃决，官民共同堵塞。

译臣沿着堤防向上游行走，察看水势（“行”下读更反），向南七十多里到淇水口，水正好达到堤高的一半，估计高出地面约五尺。如今可以从淇水口以东筑石堤，多设置水闸。初元年间，遮害亭下的河水距离堤脚几十步；到现在四十多年，水恰好流到堤脚。由此可见，那里的地势是坚固的。恐怕议论者会认为大河难以控制，那么荥阳漕渠就足以作为验证（现在的砾溪口就是此处；意思是设置水闸使水流通过而不造成灾害，砾溪是溪名，《水经》说涑水向东流经过砾溪）。那里的水闸只用木头和土筑成；现在依托坚固地势修筑石堤，形势必然完整安稳。冀州渠道的渠首都应当接到这些水闸上，治理渠道并不是要挖穿地面（“卬”读牛向反），只需在东方筑一道堤，向北延伸三百多里，进入漳水；堤西依靠山脚和高地的各条渠道，也都可以常常分流引水。干旱时就打开东方较低的水闸，灌溉冀州；水大时就打开西方较高的水闸，分泄河流。开通渠道有三项好处，不开通则有三项坏处。百姓常常疲于救水，耕作因此损失一半（这是第一项坏处，“罢”通“疲”）；水流行于地面，水气上蒸，百姓便受湿气侵害，树木都站立着枯死，盐碱地不能生长谷物（这是第二项坏处）；决口泛滥造成破坏，百姓沦为鱼鳖的食物，这是第三项坏处。如果有渠道灌溉，盐碱水就会流入低洼地，淤泥沉积而增加肥力（这是第一项好处）；原来种禾和麦的地方，还可以改种粳稻，高田的收成可增加五倍，低田可增加十倍（这是第二项好处）；运输漕粮时船只通行便利，这是第三项好处。如今沿河堤防的官吏士卒，各郡有数千人；每年砍伐、购买柴薪和石料的费用达数千万，足够用来开通渠道、修成水闸。再加上百姓从灌溉中获利，便会相互带动修治渠道，即使劳苦也不疲惫；百姓的田地得以治理，河堤也得以修成。这确实能够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定，兴办有利之事、消除有害之事，并维持数百年，所以称为中等治水办法。若只是修补完好旧堤，加高低处、加厚薄处，劳费没有止境，却屡次遭受水患，这是最下等的治水办法。又论刺史的奏疏（按：我认为，帝王设置官职，不只在于制度本身，更在于其本意。本意美好，即使名位不完全合正，也还可以震慑奸雄；本意错失，即使纲纪明白，又对国家祸福有什么益处呢？汉代设置刺史，并非古制，只是始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当时冀州、幽州、并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以及朔方、交趾，共十三部，每部一人，依据六条法令考察政事。因此，刺史以六百石的低品秩位居下，却能监督二千石的高官；以比下大夫还低的秩位弹劾郡守、侯王的尊位。乘坐驿车巡视郡国，翟方进说以卑下之位临制尊贵之人，似乎不合适，这是正确的看法。但他唯独没有想到，古代天子的使者即使地位低微，位次仍在诸侯之上。刺史的职责专在纠察举发，大概是国家法令所寄托之处；他的品秩虽低，权力却很重。汉朝二百年间，郡守县令多有贤能之称，未必不是依靠刺史激浊扬清、警戒劝勉的力量。当时朱博任冀州刺史，巡视所属地区时，官吏百姓想要告发县丞、县尉，刺史不亲自审察，而让佩黄绶的县令各自到郡府来；想要告发二千石秩位、佩黑绶的长吏，就让他们回到郡治，由刺史裁决遣送，处理如同神明。何武任扬州刺史时，对所要奏告的二千石长吏，必先公开奏章；服罪的人，只减轻罪责、削除官职或免职而已。这两位大臣的风采声望振扬一时，确实足以使奉公守法、善于治理的人称职，使贪赃污秽的人改过自新；即使名号不完全正当，也没有妨害。方进废除刺史，是厌恶它的名号；朱博恢复刺史，是取其实际作用。成帝时还可以这样说。到了灵帝借牧守之名废掉刺史，汉朝也就灭亡了。朱博（《汉书》说，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当初何武任大司空，又同丞相方进一起奏请说：“古代选拔诸侯中贤能的人作为州伯，《尚书》说：‘询问十二州牧，是为了扩大耳目的见闻，照察幽隐之处。’如今部刺史处在州牧、州伯的位置，掌握一州的统领权，考核选拔大吏；他所推荐的人，职位高的可以达到九卿，所厌恶的人立即罢退。责任重大、职权很高。按照《春秋》的义理，应当用尊贵的身份治理卑下的人，不能以卑下身份临制尊贵之人。刺史的地位相当于下大夫，却监督二千石，轻重不相称，失去了职位等级的秩序。臣请求废除刺史，重新设置州牧，以符合古制。”奏请得到批准。等到朱博上奏请求恢复御史大夫这一官职时，又上奏说：） 汉朝的德政广大深厚，天下方圆万里，设置郡县；各部刺史奉命出使，主持一州事务，监督考察郡国，使官吏百姓安宁。按照旧例，刺史在所属部任职九年，就推举为郡守或诸侯相；其中有才能特别突出、功绩显著的人，常常升迁，品秩虽低而赏赐优厚，人人都勉励建功、乐于进取。前丞相方进奏请废除刺史，改设州牧，品秩为正式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职位有空缺时，就从州牧中选拔上等者补任；中等资质的也只能谨慎自守而已。我担心功效会逐渐衰退，奸邪之事不能得到禁止。臣请求废除州牧，仍按旧制设置刺史（奏请得到批准）。又奏请恢复御史大夫（按：汉朝有御史大夫，这是秦代的官职。这个官职的得失各有两方面。如果恢复汉高帝时的制度，就不应废除；如果沿袭汉武帝时的弊端，就不值得设置。为什么呢？汉初的制度是，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副手，每当诏书下达，御史大夫都要请示丞相，共同署名。丞相可以决定是否批准，所以说“御史下达给相国”。相国再下达给诸侯王；只有诏书颁行到各郡时，才由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共同署名，不经过宰相，所以说“御史中执法下达给郡守”。凡是国家政事，章奏由御史中执法下达给郡守，外任御史都要请示丞相。有时皇帝下诏召集议论，丞相应当召集九卿共同商议，第二天封存奏上。诏令说可以，才予以施行；这样，御史就能辅佐宰相，这是第一项好处。到了武帝急于求功逐利，任意施行，御史大夫同丞相分立为两个府。张汤任御史大夫时，多次越权办理丞相的事务，制造白金和皮币，李蔡、严青都没有参与商议。儿宽任御史大夫时，同皇帝商议举行封禅，召引九卿轮流进见、参与政事，又把十万流民迁到边地，石庆也没有参与商议，这就使御史大夫轻视丞相，是一种过失。汉初的郡国二千石，政绩优异的入朝任九卿，九卿中政绩优异的任御史大夫，然后才做到丞相。

译如果从九卿、郡守直接越级升到丞相，而没有经过御史大夫，不是正常制度。所以灌婴免职后让张苍任丞相，张苍免职后让申屠嘉任丞相；这样以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储备人选，这是第二项好处。到了武帝时完全抛弃旧法，李蔡死时没有任命他为御史大夫，而任命汤、庄青翟为御史大夫。庄青翟死后，御史大夫张汤虽已自杀，又任命赵周为御史大夫。石庆死后，没有任命御史大夫儿宽，而任命太仆贺。贺死后，没有任命御史大夫胜之，而任命涿郡太守刘屈牦。刘屈牦被诛杀后，没有任命御史大夫商丘成，而任命大鸿胪千秋。这同样没有把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储备人选，又是一项过失。何武想要恢复御史大夫的官职名称，却没有继承它的长处、补救它的过失。如果这样实行下去，弊端会越来越多，法制会越来越坏，不如不恢复更好。即使如此，朱博请求尽力以御史大夫统率百官；当时丁氏、傅氏骄奢，新都侯王莽奸邪，朱博由御史大夫升为丞相，最后却因为接受太后的指使而自杀，这难道不是已经发生过的过失吗？为什么还要追问呢？”朱博（过了两年多，朱博任大司空，上奏说：） 帝王的治国之道不必彼此沿袭，各自应当根据当时的政务。汉高皇帝凭圣德接受天命，建立宏大基业，设置御史大夫，位次在丞相之后，掌管和整饬法度，以官职相互参佐，统领百官，使上下相互监督。这样经历二百年，天下安宁。如今改设大司空，与丞相同列，却没有得到像旧制那样的嘉美保佑。应当选拔郡国守相中政绩优异的人为中二千石，再从中二千石中选拔御史大夫，有实际任职经验的人才任丞相，职位次序井然；这样才能尊重圣德，重视国家的宰相。如今中二千石没有先任御史大夫就直接做丞相，权力轻弱，不是尊重国家政务的办法。臣愚昧地认为，大司空一职可以废除，恢复设置御史大夫，遵循旧制。臣愿意尽力，以御史大夫统率百官（哀帝听从了，于是改任朱博为御史大夫）。荐举公孙光等人的奏疏（按：汉代牧守辖地广大而权力重大，所以历代牧守没有比汉代更好的，尤其没有比宣帝时更好的，大概是因为他的精神心术能同他们相互配合，并非只有空话和徒具形式的法令。朱博说，旧例是选拔郡国守相中政绩优异的人任中二千石，再从中二千石中选御史大夫，有实际任职经验的人任丞相；他对待这些官员如此重视，却没有人像宣帝那样。如今王嘉对哀帝说要加重他们的责任、延长他们的任期，都是宣帝留下的本意，却没有考察宣帝为什么能够加重和延长任用，自有他的办法。所以宣帝对于二千石官员，只要有治理成效，就常常下玺书慰劳，增加秩禄、赏赐黄金，有时爵位达到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就依次选用那些被他表彰的人，这是王嘉所说的加重其任。又说太守是官吏百姓的根本，频繁更换就会使下属不安；百姓知道太守将长期任职，便不会欺骗他，于是服从他的教化，这是王嘉所说的延长其任。再看《循吏传》，宣帝任命刺史、郡守、诸侯相时，总要亲自召见询问，察看他们的来由；退朝后还考察他们的实际施政，用来验证他们所说的话。唉！宣帝亲自选拔任用官员，直接把这当作大事，并不把一切都交给别人；这正是他能加重其任、延长其职而不至于助长奸邪、使恶行长久的原因。那哀帝哪里能谈得上这些呢？）王嘉（《汉书》说，王嘉字公仲，平陵人。建平三年任丞相。哀帝刚即位，想要纠正成帝的政事，多有变动，王嘉上疏如此说。） 臣听说，圣王的功业在于得到人才，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所以世代继承而立诸侯，是取法其先人的贤德（只是取法其先祖父的贤德，并非说他们本人一定都有德行）。即使不能人人贤能，天子也会为他们选择臣属，设置命卿辅佐他们（命卿，是由天子任命的卿）。他们居处在这个国家，经过几代仍然尊贵显重，然后士人和百姓众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施行，治理功业得以建立。如今的郡守地位比古代诸侯还重要。过去为了选贤任能，贤才难以得到，有时甚至从囚徒中提拔可以任用的人。过去魏尚因获罪被拘禁，文帝受到冯唐言语的感动，派使者持节赦免他的罪，任命他为云中太守，匈奴都畏惧他。武帝从囚徒中提拔韩安国，任命他为梁内史，使梁王一家得以安宁。张敞任京兆尹时，有罪应当免职，狡猾的官吏知道这件事，便冒犯张敞；张敞逮捕并杀了他。那人的家属自以为冤屈，使者重新审理案件，弹劾张敞擅自杀人。皇帝下令逮捕张敞，诏令还没有下达，张敞便逃亡了。过了几十天，宣帝征召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最终仍然发挥了他的才干。前代并不是偏爱这三个人，而是珍惜他们的才器，认为对国家有益。孝文帝时，在官府任职的官吏，有的官位传给子孙，甚至以官职作为姓氏；仓氏、库氏，就是仓库官吏的后代。那些二千石长吏也能安于官位、乐于职守，这样上下相互期望，就没有苟且敷衍的想法。后来制度渐渐改变，公卿以下的官员相互传递着催促逼迫的风气，又屡次更改政事；司隶和部刺史察访过失，全部弹劾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职几个月就被罢退，送旧官、迎新官的人交错在道路上。中等才能的人只求苟且容身，下等才能的人心怀危险、暗自顾虑，而一心谋求私利的人越来越多。二千石长吏的地位更加轻贱，官吏百姓轻慢他们；有时抓住他们细小的过错，夸大成罪，向刺史、司隶告发，甚至上书，章奏一下达就依法办理（依照所上的章奏下令审治）。百姓知道二千石很容易遭受危险，稍有不满意，就产生离心和反叛的念头。此前山阳郡逃亡的囚徒苏令等人横行时，官吏士卒面对危难，没有人肯舍生守节、以死守义，因为郡守和诸侯相的威权早已被剥夺（守，是郡守；相，是诸侯相；“素夺”是说事先没有把威权交给他们）。孝成皇帝后悔此事，下诏说：“二千石不得以放纵罪犯作为罪名”（二千石不因过去放纵罪犯而治罪，是给予优待），并派使者赐金，安慰厚待他们的心意。确实是认为国家有急事时，要依靠二千石办理；二千石地位尊贵而权威稳定，才有能力役使下属。孝宣皇帝爱惜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良吏（“吏”是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吏）；遇到有弹劾章奏的事情，就把奏章留在宫中，直到赦令颁布便一概解除（不立即下令审治，是怕扰动百姓；所以有时留在宫中，或遇到赦令，便全部消除）。按照旧例，尚书很少下发章奏，因为担心烦扰百姓、取证治罪，有人甚至死在狱中；章奏正文中必须有“敢告”二字，才予以下达（这是郑重告诫告发者的话，用来杜绝相互诬告）。只希望陛下在选择贤能、记住善行、忘却过错方面留心，宽容忍让臣子，不要要求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的有才干、能任职者事事完备。人情不可能没有过失，应当宽缓对待，使竭尽力量办事的人有所勉励；这是当今的急务，也是国家的利益。此前苏令发动叛乱，想派大夫出使逐一询问情况，当时却发现没有可派的大夫，于是召见盩厔县令尹逢，授予他谏大夫之职，派他出使。如今各位大夫中有才能的人很少，应当预先培养储备可以成就事业的人才；这样士人面对危难就会奔赴而去，不吝惜牺牲生命。临到事情仓促时才去寻找，不是彰明朝廷的办法（王嘉因此荐举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干的官吏萧咸、薛修等人，他们都是过去有声望的二千石，天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任用了他们）。

译请求收回武库兵器的奏疏（按：汉代像借闳、邓通、韩嫣这样的佞幸之人不少，却没有谁比董贤更受宠。孔子说：“只有名位和礼器不能假借给别人，何况兵器呢？”看看哀帝宠爱董贤，封他为侯并赐食邑，把天子的官职借给他；又让他居住重殿、洞门，把天子的住所借给他；还把东园秘器借给他，按照天子的礼制对待他。如今甚至把武库兵器借给他，件件都借给他；借久了不归还，怎么知道那不是已经属于他的呢？如果哀帝不死，那么尧舜禅让之事以及在麒麟殿从容置酒的情形，恐怕三言两语也难以预料。毋将隆可以说是忠于君主的人。然而，对明君进言，君主会珍视并认为忠诚；对昏君进言，反而会被视为怨恨，这大概正是小人能够无所顾忌的原因。） 毋将隆（本传说：毋将隆字君房，东海兰陵人。哀帝即位后，升任执金吾。当时侍中董贤正受宠，皇帝派中黄门从武库调取兵器，前后十批，送给董贤和皇帝的乳母王阿舍。毋将隆上奏说：“……”。） 武库中的兵器，是天下公用之物。国家修治、制造武备，费用都由大司农的钱支付（苏林说：用度都出自大司农）；大司农的钱，即使皇帝本人也不能拿来供给日常奉养。日常供养和劳赐，全都由少府支付。这是因为不能用根本性的藏财供给末节的开支，不能用百姓的力量支付浮泛的费用，要分别公私，向天下显示正当的途径。古代诸侯和州伯可以专断征伐，才赐给他们斧钺。汉代边地官吏职责在于抵御寇敌，也赐给他们武库兵器，都是因为他们承担相应事务，然后才给予防备性的授权。《春秋》的义理说，家中不收藏铠甲兵器，是为了抑制臣下的威势、削弱私人的力量。如今董贤等人是逢迎取宠的弄臣，王阿舍是凭私恩受宠的卑微乳母，却把天下公用之物供给他们的私门，残缺国家的威权兵器，拿来充作他们家中的武备（“契”是残缺的意思）。百姓的力量被分给弄臣，武器被设置在卑微乳母手中，这样的安排极不适宜，只会助长骄奢，不是向四方显示法度的办法。孔子说：“三家的大堂有什么可取的呢？”臣请求收回武库兵器（皇帝不高兴）。请求增加郑宽中的丧葬礼仪的奏疏。谷永（郑宽中有杰出的才质，凭博士身份教授太子。成帝即位后，赐爵关内侯，升任光禄大夫，兼领尚书事务，受到极大尊重。后来因病去世。谷永上疏。） 臣听说，圣王尊重师傅，褒奖贤能俊才，显扬有功之人；他们活着时给予爵位俸禄，死后则用不同寻常的礼仪和谥号来表彰。过去周公去世，成王改变常礼为他下葬，以符合上天的心意（周公死后，成王想把他葬在成周，天上忽然雷雨大作，禾苗全都倒伏，大树也被拔起，国家大为恐慌；成王于是把周公葬在毕地，表示不敢把他当作臣子。这件事见于《尚书大传》，与古文《尚书》记载不同）。公叔文子去世，卫侯给他加上美好的谥号，并把这件事作为后世法则（公叔文子是卫国大夫，即公孙发。文子去世后，他的儿子请求君主赐谥号。卫侯说：“过去卫国发生灾荒，夫子煮粥给国内饥民吃，不是很仁惠吗？卫国有难，夫子以死守卫卫国，我不也认为他贞正吗？夫子听理卫国政事，整治等级制度，用来同四邻交往，使卫国社稷不受羞辱，不也很有文德吗？”于是称夫子为贞惠文子。事见《礼记·檀弓》）。近来的事情中，大司空朱邑、右扶风翁归，德行深厚却早年去世，孝宣皇帝怜悯他们，下诏优厚赏赐；对于赞助、推荐他们的臣子，没有不受到激励和表扬的。关内侯郑宽中，有颜子那样的美好资质，兼有子夏、子游般的文学才能，严谨地总括五经的精妙论说，居于显赫的师傅之位（“眇”通“妙”）；入朝则向往唐尧、虞舜的宏大道理，使王法纳入圣明的听闻；出朝则参与宰辅的重要职务，使功业施行于政事。他退朝用餐时总在公家，不开私门；把赏赐分给九族，田地并没有增加。他的德行可与周公、召公相配，忠诚符合《羔羊》所赞美的标准，还没有来得及升任司徒、担任有家臣的职位（司徒是掌管礼教的官职；意思是说郑宽中的学问品行足以担任诸侯国的家臣，如今的诸公国官及府佐）。却突然早早去世，尤其令人悲痛。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增加他的葬礼规格，赐给他美好的谥号，以彰明尊师、褒贤、显功的德意（皇帝吊唁并厚重赏赐郑宽中）。谏止征讨渔阳的奏疏（按：谋划天下大事，自有一定的次序，不容易违背次序去谋划。天下的形势有大小，力量有强弱；放弃弱小之处，变化或许会从身边发生；谋取强大之处，鞭子却可能够不着。糊涂啊！兵法说：攻击有瑕疵的地方，坚固之处反而会显露；攻击坚固之处，有瑕疵的地方反而会变得坚固。这话是对的。因此楚国想在中原称霸，先从江国、黄国等二十一个国家开始；秦国想兼并诸侯，先从东西二周发端。这是兼并天下的一种策略。光武帝对待彭宠，开始优厚，后来却薄待他，不如汉高帝对待黥布，开始轻慢，后来优厚。彭宠因此怨恨反叛，本来就是应当预料的。光武帝不能忍受他的忿恨，急忙要征讨他。当时更始帝、赤眉军已经被消灭，但光武帝得到的只不过是洛阳、长安几个郡。邓地有秦丰，东莱有张步，睢阳有刘永，益州有公孙述，天水有隗嚣，以及李宪、五校等人，也还不少。如果渔阳借助北方外族，又联合涿郡的强敌，就更不是其他人可比。根本尚未稳固，羽翼尚未形成，万一防备的地方增多而力量分散，变乱就会出乎意料地发生。恐怕彭宠还没有被擒杀，光武帝的声势就先衰弱了。伏湛这番话，大概继承了张良先平定三秦的旧有谋略；能够确定大计的人，就应当这样做。后来光武帝没有亲自征讨，而是让彭宠的家奴传达投降之意。伏湛真是善于谋划啊！伏湛（本传说：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建武三年，代替邓禹任大司徒。当时彭宠在渔阳反叛，光武帝想亲自征讨他。） 臣听说，文王接受天命后征伐五国（五国，是指西伯受命后征伐大夷、密须、耆、邘、崇，见《史记》），一定先询问同姓诸侯，然后同群臣谋划，像占卜蓍草和龟甲那样决定行动（《诗经·大雅》说：“于是开始谋划，于是谋议，并用龟甲占卜”）。所以谋划就能成功，占卜就得到吉兆，作战就能够获胜。《诗经》说：“上帝对文王说：询问你的匹敌之国，联合你的兄弟，给你钩援，给你临车、冲车，去攻打崇国的城池。”（这是《诗经·大雅》的话。“仇”是匹敌；“钩援”是牵引登城的梯子；“临”是临车；“冲”是冲车；“庸”是城。崇侯顺从纣王而行无道，所以征伐他。）崇国据城防守，文王先退兵，后来才再次进攻（《左氏传》说，文王听说崇侯德行败坏便去征伐，军队驻扎三十天而崇国不投降，于是退兵整顿政事，后来又进攻，借着原有营垒使崇国投降）。这就是重视人命、等待时机行动，所以才能三分天下而占有其中两分。陛下承受大乱的极点，接受天命成为皇帝，振兴光明的祖宗事业，出兵入战四年，消灭檀乡，制服五校，降服铜马，击破赤眉，诛杀邓奉等人，不能说没有功劳。如今京师空虚困乏，资财用度不足，尚且不能使近处归服，却先去经营边外。况且渔阳的土地逼近北方外族，那些狡黠的胡虏一旦受到困迫，必然寻求他们的帮助。再说如今大军所经过的县邑尤其贫困，种麦的人家大多在城郭之中，听说官兵将要到来，想必已经把麦子收完了。

译大军远行跋涉二千多里，士卒和战马疲惫劳苦，转运粮食又艰难阻滞。如今兖州、豫州、青州、冀州是中原的中心地区，但盗贼横行，还没有来得及接受教化。渔阳以东本来是防备边塞的地方，土地接近外族，贡税微薄，即使在安定太平时也要依靠内郡供给，何况如今荒废耗损，哪里足以首先谋取呢？而陛下舍弃近处的事务去谋求远处，放弃容易的而求取困难的，四方疑惑惊怪，百姓怨恨恐惧，确实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还希望陛下远远地考察文王慎重用兵、广泛谋划的办法，近处思考征伐先后是否适宜，询问有关官员，使他们充分表达愚见，采纳其中长处，由圣心加以选择，以中原为忧念（光武帝看完奏疏，最终没有亲自征讨）。荐举伏湛的奏疏（按：汉高帝创业之初，得到一个儒生叔孙通；光武帝中兴之初，得到一个儒生伏湛，这是相同的一点。叔孙通处在天下已经平定之后，不能恢复三代的礼乐，只实行了绵蕞之礼；伏湛处在天下尚未平定之时，仓促之间仍然专意于文德，竟能实行乡饮酒礼。假如再过几年，陇地、蜀地平定，那么制定礼乐，恐怕不必等到张纯后来请求了。可惜伏湛担任宰相的时间不长，刚刚兴办太学，不久便因小节被罢免。可惜啊！） 杜诗（本传说：杜诗字公君，河南汲人。建武五年，伏湛没有举奏河南尹和司隶校尉，在高庙中同他们争论，因此获罪被免职。后来南阳太守杜诗上奏荐举伏湛。） 臣听说，唐尧、虞舜凭借辅佐大臣而使天下安宁，文王凭借众多贤士而使国家安定。因此《诗经》称赞人才济济，《尚书》说“良哉”。臣杜诗私下见到已故司徒阳都侯伏湛，自从行束修之礼以来，始终没有毁谤和污点（“讫”是始终；“玷”是缺失。行束修，是说十五岁以上开始束修入学）；他笃信而好学，至死守持善道，学经足以为人师，行为足以作人表率。从前在河内朝歌以及居于平原时，官吏百姓既敬畏又爱戴，都以他为准则、仿效他（朝歌是河内县名，旧城在今卫州卫县西。王莽改河内为后队，所以称伏湛为队属正）。遭逢时代反复动荡，始终不离战争灾祸，仍然守持节操、稳重不变，有不可动摇的志向。陛下深知他的才能，显著地以宰相的重任任用他。众多贤士和百姓都仰望他；他的德行和义理即使有一点过失，却被斥退，长期不再任用，这是有识之士所惋惜的，也是儒士所痛心的。臣私下为此悲伤。伏湛容貌堂堂，是国家的光辉；智谋和思虑，是朝廷的深渊和宝库。他从少年时代就磨砺志向，直到白头也没有衰减，实在足以辅佐先后历代王室，名声也足以光耀远方之人。古代从诸侯中选拔人才作为公卿，所以四方诸侯都回头仰望京师（传说郑武公、郑庄公都是周平王的卿士。《诗》时代上书的人说，武公、庄公能够砥砺自己，成为藩屏，勉励诸侯忠信，使四方诸侯都乐于回头仰望京师）。像这样的柱石之臣，应当居于辅弼之位（柱石，是承托栋梁的意思）。前书说，延年曾说：“将军是国家的柱石。”这是《尚书太传》的话。古代天子一定有四位辅佐：前方的叫疑，后方的叫承，左边的叫辅，右边的叫弼。出入宫禁之门，弥补缺失，拾遗补阙。臣杜诗愚昧鲁莽，不足以了解宰相的才能，但私下怀有一片诚心，怎敢不竭尽自己进言。臣以前任侍御史时，曾上密封奏事说，伏湛公正而仁厚，爱护下属，好恶分明，世代研习儒学，素来保持声名和信用，经学明白、品行修养，通达国家政事，尤其适合在皇帝身边担任纳言。按照旧制，九州设置五名尚书令，每郡设置二人，可以让伏湛担任这样的官职；这番意见颇被执掌政事的人非难。但臣受到皇恩深厚，所说确实有益于国家，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所以又越过职分、冒犯进言，把这些告诉陛下。请求设置《左传》博士的奏疏（按：善于解释经书的人，是探求圣人的心意，所以公正而通达；不善于解释的人，只尊重自己师门的学说，所以偏私而专断。三传都在阐明《春秋》，可是三家的学说为什么如此纷乱？有人均衡地取用各家的长处，如郑康成说：《左氏》长于礼，《公羊》长于谶纬，《谷梁》长于经义。有人均衡地指出各家的缺失，如范宁说：《左氏》失于虚诬，《谷梁》失于短浅，《公羊》失于鄙俗。有人想完全废弃三传，如文中子说：三传出现以后《春秋》就散失了；卢仝说：把《春秋》三传束之高阁。大致偏党《左氏》的人，把《左氏》比作大官厨，把《公羊》比作卖饼之家；尊崇《公羊》的人，把《公羊》视作墨守，把《左氏》《谷梁》视作膏肓之疾；善于讲《公羊》的人说，《左氏》解释义理违背经文，文辞拼接而不合条理，并非一人所作；支持《谷梁》的人认为它文辞清简、义理精约，发明之处很多，不是《左氏》《公羊》二家所能比。都是不取公正而取私见，不取通达而取专断。刘歆移书太常说：结党同门，歪曲真道，随口立说，背离传记，弊病就在这里。这些人都没有懂得《春秋》的旨趣。三传不可偏废；《左氏》叙事综合考核，有始有终；《公羊》《谷梁》辞辨义精。学者研究《左氏》，可以把它作为依据来考核事实；参考《公羊》《谷梁》，从义理上探求圣人的心意，那么《春秋》这部麟经就没有遗留的深意了。汉代儒生拘守专门学说，所以范升驳斥《左氏》，陈元尊崇《左氏》，都是只致力于私家学术而不明白大义的人。后来终于采用贾逵的意见，设置《左传》博士。贾逵凭借辩说来谈论经义，儒者并不取法他；他哪里懂得经书的大义呢？又说：光武帝好学，真是太深厚了！考察范升在建武二年任博士，升为议郎。建武四年正月，光武帝在云台召集公卿、大夫、博士朝见。韩歆想设置《费氏易》和《左氏春秋》博士，光武帝命令范升平心论说，使双方互相辩难；范升退朝后上奏，认为《左氏》不可列入官学，共列举三十一件事。陈元听说后，来到宫阙上疏说：我还以为光武帝对学问多么敏锐呢！当时四方盗贼还没有诛灭，僭越窃据者还没有平定，皇帝却放下武器讲习经艺，让战马休息而讨论道理；在匆忙的战争动乱之间，仍如此留心儒学，何况还有伏湛、卓茂这样的贤臣辅佐呢？史书说这是深谋远虑、纬文之学。其实光武帝本来就喜爱文学，凡是恢复天下的深谋远虑和长远规划，都从学问中得到，并不是等待纬书来启发。学问难道会没有益处吗？陈元（本传说：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建武初年，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都受到学者尊崇。当时朝廷讨论想设置《左氏传》博士，范升上奏认为《左氏》浅薄末流，不应设置博士。陈元听说后，便到宫阙上疏说：）

译陛下平定乱局、恢复正道，文治武功并用，深深忧虑经义混杂、真伪错乱；每逢临朝，总要召集群臣讲论圣人之道。陛下知道左丘明是极其贤能的人，亲自接受孔子的教诲，而《公羊》《谷梁》只是后世传闻，所以诏令设置《左氏》博士，广泛询问可否，表示不专断于己意，把事情交给群臣。如今议论者沉溺于自己所学习的学说，玩弄并固守旧闻，顽固地执着于虚妄言语和传授之辞，把不是亲眼见到事实的说法当作依据。《左氏》孤独地传承，少有同党（“与”也就是党与），于是被其他学派掩盖冒充。最高妙的音乐不能合乎众人的耳朵，所以伯牙断弦（伯牙善于弹琴，钟子期善于听琴，二人互为知音；钟子期死后，伯牙毁琴断弦，不再弹琴，因为世人没有能够听懂它的人。见《吕览》）；最珍贵的宝物不符合众人的爱好，所以卞和哭得泣血（卞和得到宝玉，献给楚武王，武王让玉工看，说是石头，便砍断卞和的右脚；武王死后，他又献给文王，文王也说是石头，又砍断他的左脚；到成王时，卞和抱着璞玉在郊外痛哭，眼泪流尽而继之以血，成王才让玉工剖开，果然得到宝玉，见《韩非子》）。孔仲尼有圣人的德行尚且不被世人容纳（孔仲尼离开鲁国，被齐国斥退，又被宋、卫驱逐，困于陈、蔡之间，见《史记》），何况竹帛上流传下来的文字，被随声附和的人排斥，本来就是应当的。如果不是陛下极其明察，谁能看清这些呢？臣陈元私下看见博士范升等人议论上奏，认为《左氏春秋》不应设置博士，以及太史公的记载违背事实，共有四十五处。考察范升等人的说法，前后彼此矛盾；他们截取零碎文句，轻慢琐碎辞语，只因年代数字略有差异，便搜集起来夸大为巨大的错误（“媟”是狎昵；“黩”是污浊；“掇”是拾取）。遗漏细微之处，却指为重大罪过；挑剔瑕疵、摘取嫌隙，掩盖其宏大美好，这就是所谓小的辩说破坏大的言论，琐细的言论破坏大道（《大戴礼记·小辩篇》说，孔子道：“小的辩说破坏言论，琐细的言论破坏义理，浅小的义理破坏大道”）。范升等人又说，先帝不把《左氏》视为经书，所以没有设置博士；后代君主应当沿袭先帝。臣愚昧地认为，如果先帝做过的事后代君主都必须做，那么盘庚就不应迁都到殷，周公也不应营建洛邑（盘庚原都在耿，从耿迁到殷；文王都于丰，武王都于镐，周公辅佐成王营建洛邑），陛下也不应把都城迁到崤山以东。过去孝武皇帝喜好《公羊》，卫太子喜好《谷梁》，孝武帝下诏命太子学习《公羊》，不得学习《谷梁》（刘攽说：“有诏诏太子”按文字看多出一个“诏”字）。孝宣皇帝在民间时，听说卫太子喜好《谷梁》，于是独自学习它；等到即位后在石渠阁讨论经义，《谷梁》学派便兴盛起来（石渠阁用来收藏秘书，在未央宫北面；宣帝甘露三年，诏令儒生韦玄成、梁丘贺等在石渠阁讲论五经）。直到今天，它仍与《公羊》并存。这说明先帝、后帝各自有所建立，不必彼此因袭。孔子说：“纯粹节俭的礼，我顺从众人；至于在堂下行拜礼，我就不顺从。”明察的人能独自看见，不会被朱色和紫色混淆视线；善听的人能独自听辨，不会把清声和浊声弄错。所以离朱不会被奇巧的幻术改变眼光（离朱，是黄帝时代眼力极好的人；一说就是离娄。《慎子》说：“凭离朱的视力，可以在百步之外看清毫毛末端”）；师旷不会被新奇的声音改变听觉（桓谭《新论》说：“晋国师旷善于辨识音律。卫灵公将要到晋国去，夜里住宿在濮水岸边，听到新奇的乐声，召见师涓对他说：‘替我把它听写下来。’师涓说：‘臣已经听到了。’于是到了晋国，晋平公设宴款待卫灵公。酒兴正浓时，灵公说：‘有一种新曲，希望奏给您听。’便命师涓弹琴。还没有弹完，师旷就阻止他说：‘这是亡国的乐声。’”）。如今干戈稍稍停息，军事行动大体收敛，陛下留心思考圣人之艺，顾念儒雅之士；采纳孔子在堂下行拜礼的意义，最终凭借深厚圣明、独到的见识，分辨黑白，建立《左氏》博士，解释先圣积累已久的疑结，洗涤淘汰学者的重重疑惑（“洮汰”就是洗涤淘除），使基业流传万世，后来的学者不再狐疑，那将是天下的大幸。臣陈元愚昧浅陋，曾经传习老师的学说；如果能够穿着粗布衣服被召见，俯伏在宫廷之下（褐是粗毛织成的布，贫穷人的衣服），诵读孔氏的正道，替丘明洗雪长期的冤屈，臣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言辞不合乎经典，事情不考察古制，就退下来接受重罚；即使死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论述司隶校尉督察三公、防范【愚按：汉高祖凭借豁达开朗取得天下，却不善于预虑祸患；光武帝凭借深沉机谋防御天下，却不善于保存既有体制。光武帝不同于高祖，是因为他对祸患考虑过度，因而矫正得偏了。其中也有惩治得当和失当的地方：惩治韩信、彭越的叛乱，保全了功臣；惩治恭、显的放纵，压低了宦官的地位；惩治吕后、霍氏、上官氏的悖逆，不让外戚封侯并干预政事；鉴于七国被诛的事，防范诸王的宾客；以至于鉴于平城之辱而礼待匈奴使者，鉴于虚耗而辞谢西域人质，鉴于千门万户的奢侈而使宫室务求俭约，这些都是惩戒得当。唯独因为惩戒新室之祸而不任用三公，终于留下外戚、宦官、寺人为专权的祸根，这就是矫枉过正而严重失掉政治大体了。陈元诋毁江冯，说应由司隶校尉督察三公，是想消除皇帝的疑虑。天下只有把权力专门交给一人，才可以责成他办事。譬如雇用一个人在家里做事，接受了他的报酬却任由他懈怠，那么事情就可以慢慢地斥责、处罚他；任用时很轻率，追究时却很严厉，难道监察者会没有辞说吗？陈元想解除皇帝的疑虑，为什么不说：开始时应当明确责任，最后再加以督察。这样，奸邪可以防止，疑虑也可以解除。唉！这是即位七年以后的事情。那些被惩治的事情，起初只有一线之多；到了末年，政事归于台阁，而应当惩治的事情就像江河奔流一样不可遏止了。】陈元【《后汉书》本传说：当时大司农江冯上书说，应当命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的事务，诏令下达三府。陈元上书论述如下。】

译臣听说，以大臣为老师的是帝王，以大臣为宾客的是霸主。所以周武王以太公望为老师，齐桓公以管夷吾为仲父。孔子说：“百官都总领自己的职事，听命于冢宰。”近代则有汉高帝优厚对待相国的礼遇【萧何任相国，汉高帝赐给他带剑穿鞋上殿、入朝不必小步快走的待遇】，汉太宗借给宰辅的权力【太宗即孝文帝。申屠嘉任丞相时，坐在府中召见太中大夫邓通，想杀掉他；孝文帝派持节者召邓通，并派人向申屠嘉致歉，所以说是借给了他权力】。到了新朝王莽灭亡、汉朝中途衰弱之时，王莽独揽国柄，因而窃取天下【偷，窃取】。何况他自己已经自以为是，不信任群臣，夺去公卿宰辅的职权，削弱宰相的威势，把刺举揭发当作明察，把互相攻讦当作正直，甚至让陪仆告发自己的主人，让子弟告发父兄【王莽时，设置官吏告发其将领、奴婢告发其主人的制度】。法网严密，禁令苛峻，大臣连手脚都无处安放。然而仍不能禁止董忠的谋反，自己反而成为世人的笑柄【《前汉书》说，董忠任王莽的大司马，和刘歆等谋划诛杀王莽，事情败露后被杀】。因此，君主的祸患在于自己骄傲，不在于臣下骄傲；过失在于亲自专任，不在于任用别人。所以周文王有太阳偏西仍勤劳国事的辛劳，周公有反复吐哺握发以接待贤士的谦恭，却没有听说他们崇尚刺举、专务督察。如今四方仍然扰乱，天下尚未统一，百姓都在观察和听闻，纷纷张大耳目。陛下应当修明文武圣王的典章，继承祖宗遗留下来的德政，劳心礼待士人，降低身份等待贤者。实在不应让有关官吏去监察公卿宰辅的名位【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论述当时政事所应防范的问题【愚按：光武帝并不是厌恶进言的君主，但朝臣中有两个人因为言论不合而受到贬抑：开始是桓谭与皇帝讨论时政不合，最后是韩歆为灾荒严重作证而不合。宋弘推荐桓谭，任为议郎，大约是在光武帝即位第二年。桓谭所说的选拔辅佐、改更便利措施、禁止仇杀、抑制末业、考订律令，都平易可行，并不像议论谶纬那样触犯皇帝所好，但皇帝一概不采纳。后来过了十五年，韩歆指天画地地证明当年灾荒严重，被免职归田，皇帝下诏责备，终于自杀。大概桓谭只是议郎，韩歆却做了宰相，而皇帝轻慢宰相。桓谭是喜好古学的人，多次跟随扬雄、刘歆辨析疑难异说，但他的心术与朋友不合，分条议论时政和谶纬，意见又与君主不合。后来桓谭弹奏新声琴曲，皇帝又因为他的言论忤逆而不悦，却沉溺于琴声。起初就这样，怎么能够劝勉后来的人呢。】桓谭【《后汉书》本传：桓谭字君山，沛国相县人。当时大司空宋弘推荐桓谭，任为议郎、给事中。于是上书论述如下。】臣听说，国家的衰败和兴盛，在于政事；政事的得失，由辅佐大臣决定。辅佐贤明，俊杰之士就充满朝廷，政事也符合世间实际；辅佐不贤明，议论就失去时宜，举措也多有过错。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都想兴起教化、建立善政；然而政道不能治理好，是因为他们所谓的贤者各不相同。从前楚庄王问孙叔敖：“我还没有找到治理国家的方法。”【庄王名旅，是楚穆王商臣的儿子。孙叔敖是楚国贤相。这句话是说，他想治理国家，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孙叔敖说：“国家的正确原则，往往是众人所厌恶的，恐怕大王不能确定它。”庄王说：“不能确定，难道只在君主，也在臣下吗？”孙叔敖回答：“君主骄傲地对士人说：‘士人没有我就没有富贵。’士人骄傲地对君主说：‘君主没有士人就不能安定生存。’君主有时到了亡国还不醒悟，士人有时到了饥寒交迫仍不肯进言。君臣不相合，国家的正确原则就无法确定。”庄王说：“好。希望相国和各位大夫共同确定国家的原则。”【事情见《新序》】大凡善政，必须观察风俗而施行教化，察知弊失而建立防范；使威势和恩德交替兴起，文治和武功交替运用，然后政事才会与时相调，躁动不定的人也可以安定下来【躁，犹如动，指躁动不安、不能确定的人】。从前董仲舒说：“治理国家譬如调理琴瑟，琴瑟不协调，就拆开重新张弦。” 重新张弦很难实行，而违逆众人意愿的君主会灭亡，所以贾谊因有才华而被放逐，晁错因有智谋而被杀。世上即使有特别的才能，最终也没有人敢于进言，是因为害怕前人的遭遇。况且制定法令禁条，并不是能够完全堵塞天下的奸邪，而是要使它大体符合众人的愿望。总之，能够使国家便利、使事情有利的措施多一些，就可以了。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是为了治理万民；县赏设罚，是为了区别善恶。恶人受到诛杀惩处，善人就会得到保护和福祉。如今人们互相杀伤，虽然已经伏法，却又私下结成怨仇，子孙相互报复，后来积累的愤怒超过先前，甚至发展到灭门绝业，却被世俗称为豪强勇健。因此即使有人胆怯软弱，也还勉强去做，这就是听任人们自行处理，而不再设置法令禁制。如今应当重申旧令：如果已经受到官府诛罚，却又私下互相伤杀，即使本人逃亡，也应把全家迁徙到边地；他们相互伤害的刑罚，比通常规定加重二等，不得雇人代役或纳钱赎罪【“雇山”的解释见《光武纪》】。这样，仇怨自然会消解，盗贼也会止息。治理国家的原则，是提倡本业而抑制末利，因此先帝禁止人民兼营两种职业，禁锢商人，不准他们出仕做官【汉高祖时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市井商人的子孙不得出仕为吏】。这是为了抑制兼并，增长廉耻之心。如今富商大贾大多放贷经营田产，中等人家的子弟替他们作保服役【中家就是中等人家；保役就是为人作保取信】，奔走劳作如同臣仆，辛勤收取租税，所得与封君相当【收税，是指放贷取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东观记》说：中等人家的子弟替他们作保服役，接受账册，上书陈奏，奔走俯仰如同臣仆，坐享分取利息。】因此众人羡慕仿效，不耕田而食，甚至广泛经营奢侈品来放纵耳目。现在可以命令各商人互相纠举告发；如果不是靠本人劳动所得，就把没收的财物交给告发者【畀，给予。《东观记》记载桓谭说：商人广泛经营奢侈之物，罗列纯色丝绸、精美绮绣以及各种玩赏之物，使人的耳目受到诱惑，耗尽其财，这就是在下层树立奢侈之风、在根本上造成贫困。想求人们俭约而富足，怎么可能呢？风俗很难突然改变，人也不能一下子教化，应当抑制它的途径，使它逐渐衰减。畀，音必二反】。这样，他们只敢专门役使自己，不敢把货物交给别人，事情少而力量弱，必然会把功夫归向田地。田地得到修治，粮食收入就会增多，土地的力量也就发挥尽了。又看到法令判决刑罚轻重不一致，有时同一件事适用不同法律，同样的罪行得到不同的判决，奸吏便能借机谋利；想让人活，就提出使其免死的说法，想使人死，就把罪行比附死罪，这就是让刑法开设两道门。现在可以命令通晓义理、熟悉法律的人校订科条和比附条例【科，指事条；比，指同类判例】，统一法度，颁行天下郡国，删除旧有条文。这样，天下人知道依法裁断的准则，案件也就不会有冤屈滥判了【方，犹如法】。《文选补遗》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八。元代陈仁子辑录。奏疏。《日食论守令数易疏》【愚按：郡守、县令不频繁更换，是良好的制度。汉宣帝精细审察，所以能够实行；光武帝听信谣言，所以难以实行。郡守、县令距离百姓最近，任用得人，任职久便能造福；任用非人，任职久便会造成祸害，这是事实。然而汉宣帝任命刺史、郡守和国相时，总要亲自接见询问，考察他们的来历，所以张敞治理京兆五年，黄霸治理颍川八年。汉代郡丞即使年老耳聋，只要廉洁，也不更换。曹属官吏、书佐，选取其中可以任用的，罢免斥退有病的官吏，因此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哪里会有咚咚敲五更鼓、感谢县令而推辞不去任职的人呢？考察《循吏传》可知，光武帝专门听取谣言，任意更换郡守县令。谣言有真的，也有假的。按《汉仪》，三公府每年采集州郡长吏的善恶、百姓的疾苦，分条上奏所属事务；令史在殿上排列，主管者高声问：“某州某郡的政绩如何？”好的，众人同声称赞；不好的，各人含恨拿着杖。大体上都是凭借没有名望势力的人，其中也难免有因为爱憎而作细微裁断、借黜陟装饰虚假以沽名钓誉的情形，怎么能不审慎辨别呢？光武帝有相信谣言的嗜好，正是相信谶纬之言。朱浮说皇帝因为小过错多次更换郡守县令，未必不是指谣言，可惜没有说到这一点。】那么，任职长久还是任职短暂，法制应该怎样呢？回答说：关键在于选拔和考察。朱浮【《后汉书》本传：朱浮字叔元，沛国萧县人。光武帝认为许多二千石长吏不能胜任，偶有细微过失，也一定斥退罢免，官员交替频繁而纷扰，百姓不得安宁。建武六年，发生日食的灾异，朱浮于是上书。】臣听说，太阳是众阳所共同尊奉的，是君主所处的地位。凡是居官治理百姓、据守郡县的官员，都属于阳、上、尊、长的一方。如果阳位在上而不明，尊长不能尽职，就会干犯、扰动日月星辰，以此向君王显示警戒；五典记载国家政事【《礼记》疏说：温柔敦厚是《诗》的教化，疏通知远是《书》的教化，洁静精微是《易》的教化，恭俭庄敬是《礼》的教化，连缀辞语、比附事类是《春秋》的教化】。《洪范》分别说明灾异的文理【《洪范》是《尚书》的篇名，箕子为周武王陈述治理政道和阴阳的方法；灾异就是咎征一类的现象】，都是阐明天道，以预示将来的事情。陛下怜悯天下刚刚脱离祸患毒害，保全宽宥百姓【宥，宽恕】，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然而如今治理百姓的官吏，大多不称职，稍微违背政理实情，就立即被斥退罢免，难道不是黑白分明、显得十分清楚吗？但是即使尧舜盛明，也还要经过三次考核；大汉兴起，也要积累功绩和成效。官吏都长期任职，在官位上养老，甚至使自己的姓名成为子孙的氏姓。当时官吏的职务，怎么可能全都治理得好？那些议论的人，难道不会喧哗吗？大概他们认为，天地的功业不能仓促完成，艰难的事业应当逐日积累。可是近来郡守县令屡屡被更换，新旧官员相互迎送替代，使人疲于道路奔波。考察他们实际任事的时间很短，还不足以显明他们的职能。既然施加严厉苛切的要求，人们就不能自保，彼此观望，不再有安心任事的心思。有关官吏有时借一点小小的嫌隙来发泄私怨，苟且搜求别人的长处和短处，以求迎合皇上的心意。二千石和长吏受到举劾的压力、刺讥的恐惧，所以争相粉饰欺诈，希求虚假的声誉。这些都是群阳骚动、日月失常的应验。事物突然生长，必然很快夭折；功业轻易造成，必然迅速败坏。像这样摧毁长期积累的事业，制造速成的功绩，不是陛下的福分。天下不是一时可以使用完毕的，四海也不是一天能够建成功业的。希望陛下把心意放在多年以后，等待一代之后的教化成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论权归刺举之吏疏》【愚按：立法不能避免弊端，由来已久。汉代州牧刺举，本来是为了禁止奸邪，却不免反而滋长奸邪，为什么呢？法制有其因由，也有其偏失；君主应当根据法律来补救弊端，不要因为弊端而废弃法律。汉代制度规定，州牧上奏二千石、长吏中不能胜任官位的人，事情都先下交三公；三公派遣属吏查验，然后黜退，这是良法。皇帝轻视三公而重视刺举，只因一人的称誉就提拔，只因一人的诋毁就罢退，官员的黜陟进退，宰相拱手旁观，不能参与其中；舍弃腹心而相信手足，要宰相有什么用呢？朱浮的话，大概也是补救弊端的方法。】朱浮【《后汉书》本传：旧制度规定，州牧上奏二千石、长吏中不能胜任官位的人，事情都先下交三公；三公派遣属官查验，然后黜退。光武帝当时采用明察的办法，不再把事情委托给三府，于是权力归于负责刺举的官吏。朱浮又上书。】陛下清明，践行约束、遵循礼法，没有违背。自宗室、诸王、外戚，到皇后的亲属，都奉行遵守法度，没有结党弄权的名声。有时甚至乘牛车，和普通百姓相同，这固然说明法令整齐，下面没有人能够作威作福。但从事情本身考察，理应达到和平，灾异却仍然出现，难道会是没有原因的吗？天道真实可信，不可不加以审察。我私下看到，陛下厌恶从前上威不能施行、下臣专擅国命的情形。即位以来，不采用旧典，信任负责刺举的官员，罢黜三府宰辅的职任。只要有人弹劾上奏，便立即加以退免；复核查案不经过三府，罪责谴罚不再经过考察澄清。陛下把使者当作腹心，而使者又把属官当作耳目，这就成了由尚书来公平裁决百石官吏的事情【使者就是刺史。《续汉志》说，每州有从事，秩为百石；耳目，是说使者命令属吏察访；平，是公平裁决】，所以群臣苛刻，各自逞能，又夹杂私情，容忍纵长、增加偏爱，在职者都争相夸大空虚之辞，以求眼前利益。因此有罪的人内心不服，无罪的人却无故受到空文牵连，这种制度不能经历国家的盛衰，也不能留给后代君王。事情积累久了，官吏自然会自重；官吏安定，百姓自然安静。古书说：“五年中有两次闰月，天道才得以完备。” 天地的神灵尚且要经过五年才能成就其教化，何况人道呢？臣朱浮愚昧直率，不能抑制心中的诚恳愿望，希望陛下留意千里之任，省察偏颇的奏言。《日食论用人疏》【唐仲友说：郑兴关于日食的议论，认为不应任用功臣，其中有是有非。又说：郑兴论日食，认为日食发生在晦日是君主亢急、臣下急迫的表现，虽然符合当时政务，但日食不在朔日而在晦日，是历法推算的差误，郑兴不能懂得历法，所以还不够精确。】○愚按：光武帝一生的过失，在于任用自己而不任用别人；因为任用自己，所以精心处理政事；因为不任用别人，所以压抑、退斥功臣。郑兴借日食的灾异，把过错归结到这里，是正确的。虽然如此，他说君主亢急便会使臣下急迫，应该足以针砭光武帝亲自专任的痼疾；

译但他又说任用功臣就会使官位安排错乱，正好助成光武帝不任用人的错误，恐怕不容易因此顺应天意。】郑兴【《后汉书》本传：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建武六年，被征召任太中大夫。第二年三月晦日发生日食，他上书。】《春秋》说，天时反常就叫灾，地上万物反常就叫妖，人违背德行就叫乱。社会发生混乱，妖异和灾害就会产生【这是《左传》中晋国伯宗的话；灾，指寒暑节令错乱；妖，指万物失去本性】。近年来谴责和灾咎接连出现，想来执掌政事的人大概有所缺失。考察《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发生日食【杜预注：按周历是六月，按夏历是四月，正当纯阳主事之时，阴气尚未发动却侵凌阳气】。《左传》说：“太阳运行超过春分而尚未到夏至，日月星辰出现灾异，于是百官穿素服【降物，穿素服】，国君不享用盛馔【不举，不举行盛大宴饮】，离开正寝以避灾，直到日食时刻过去【避移时，离开正寝经过日食的时间】，奏乐时击鼓【乐用鼓，奏鼓或击鼓】，祝官用币帛祭祀【祝用币，在社坛用币帛祭祀】，史官用辞文自责【史用辞，用辞文自我责备；以上都是《左传》记载鲁国太史回答季平子的话】。”如今正值初夏，纯阳主事，阴气尚未发生，这种灾害尤其严重。国家没有善政，天谴就会显现；日月发生变异所带来的灾咎，不可不慎重对待。关键在于顺应人的心情，选择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左传》中晋国士文伯说：国家没有政道、不任用善人，就会自取日月的灾异，所以政事不可不慎，务必做好三件事：一是选择人才，二是顺应人才，三是顺应时势】。尧知道鲧不可任用却还是任用了他，是压低自己的明察，顺应人的心意。齐桓公复归政权后任用管仲为相，晋文公回国后任用郤縠，都是不因私怨而废弃公义，能够选择人才、安排职位【《史记》说：齐桓公与兄长的儿子公子纠争夺君位，公子纠派管仲带兵在道路上拦截齐桓公，管仲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齐桓公即位后便把政事交给管仲。晋文公从秦国回到晋国，晋怀公的旧臣郤芮谋划烧毁宫室、杀死文公，宦官勃鞮将此事告知文公；文公任用郤縠为中军师。郤縠是郤芮的族人，文公没有把他当作仇敌，反而任用他】。如今公卿大夫多次推荐渔阳太守郭伋可以担任大司空，却没有及时决定任用，路上流言都说：“朝廷如果任用功臣，功臣一被任用，官位的安排就会错乱。”希望陛下上则师法唐尧、虞舜，下则察看齐桓公、晋文公，以成就压低自己、顺从众议的德行，来成全群臣谦让贤能的功劳【济，成就】。日月交会，按历法应当在朔日；但近几年日食多发生在晦日，提前发生而相合，都是月亮运行迅速的缘故。太阳象征君主，月亮象征臣下；君主亢急，臣下便会急迫，所以月行迅速。今年正月多次降霜，从那以后大多是寒冷的日子【正月，指夏历四月】；这也是君主急躁所受的惩罚。上天对于贤圣君主，就像慈父对于孝子一样反复叮咛、申明告诫，希望他回归正常政道，所以灾变接连出现，这正是国家的福分。如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恐急迫，应当留心柔顺而能制胜的政道，关注《洪范》的法则，广泛采纳意见，接受群臣的策略，扩大博士的选拔范围【唐仲友说：扩大博士选拔，对当时政务也有益。】○愚按：夏、商、周三代的学校致力于造就人才，所以师儒一定选择适当的人；后世的学校姑且只是供给俸禄、养活士人，所以师儒大多只是充任官位。虞舜教导胄子而咨访政事，周代设置成均而建立大司乐。三代选拔师儒，确实是想造就士人阶层，并不是为了沽名。东汉学校最为兴盛，光武帝亲临三雍，明帝举行尊老礼，在圜桥门观看，听讲者以亿万计算，唯独儒官博士没有听说有什么特别显著、为人称道的。○博士是秦代设置的官职。汉武帝初置五经博士，汉宣帝增加到十二员，后汉增加到十四人：《易》四人，《尚书》二人，《诗》三人，《礼》三人，《春秋》二人，共十四人；每部经典都有老师，从未没有官员。然而光武帝却只在洛阳城中选取人才。士人通晓经书，各有长处和短处：《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尚书》有大小夏侯氏，《诗》有毛氏、韩氏，《礼》有后苍，《春秋》有董仲舒、眭孟、严氏、颜氏，人并不只有一种，时代也不只有一处。如果把博士安置在讲席上，只是姑且满足士人的声望，那么学校培养士人的作用就成为虚设了。我曾经冒昧地想，东汉儒生凭借节义扶助世道而胜过西汉，是因为学校尊崇、培养士人的用意更为充分；他们凭经学成为名家却不如西汉，是因为博士教诲训导的方法没有完全发挥。由此更加体会朱浮的话。朱浮【《后汉书》本传：建武七年，朱浮改任太仆。朱浮又认为国学已经兴起，应当扩大博士的选拔范围，于是上书。】太学是礼义的宫殿，是教化由此兴起的地方。陛下尊敬先圣，留意古代典籍；宫室尚未修饰，战争尚未停止，却先建立太学，建造横舍【横学，同“黉”，意义相同】。近来陛下亲自驾临，观看并享用祭祀，将要弘扬时世和谐的教化，彰显勉励进取的功效。考察博士这一官职，是天下人的宗师，使孔圣人的言论得以流传而不断绝。旧制策试博士，一定广泛寻求、详细选拔，从京畿夏地开始，延及四方，因此广泛推举通晓经书的人，只要贤能便予以升用【《汉官仪》说：博士是秦代官职，汉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后来增加到十四人。太常选拔一名聪明而有威望的人为祭酒，总领纲纪。举荐状上写：侍奉生者有爱敬，办理丧事合乎礼，通晓《易》《尚书》《孝经》《论语》，兼通各种典籍，探究精微、阐发幽隐，隐居而以行道为乐，不求闻达；身体没有金疮和痼疾，世代六亲不与妖恶之人交往，不接受王侯赏赐；行为符合四科。经负责博士的官员上报某官某甲保举】。学者精心勤勉，远近都受到鼓舞。我听说诏书改为考试五人，只取现在洛阳城中的人。臣恐怕从今以后会有所失误：只在近处寻求，或许不能完备，而四方的学者就没有受到劝勉和安慰。凡是策试的根本，贵在取得真实的人才，并不是有意限制考试而不及远方。况且各地被征召考试的人，都是自行出发，并不会造成费用损失和事务烦扰。古语说：“中原失去了礼，就到民间去寻求。”臣朱浮有幸能够参与讲论图谶【“与”音预】，所以斗胆越过职分进言。《防避功臣疏》【朱黼说：太甲、成王、康王用来谋划、处理各项政务的人，都是鸣条、牧野之战中的贤士；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四代所任用的执政者，也都是汉高帝的旧臣。登陑之相、鹰扬之臣，虽然不能拿来作为后世的准则，但贩缯、蹶张之类的人才，也足以安定社稷、使朝廷受到尊重。任用功臣，究竟有什么对不起天下的地方呢？云台诸将，虽然平时多以勇健武略自称，不足以缉熙帝王的事业，但像邓禹、寇恂、贾复、耿弇、朱祐这一类人，文才足以治理国家，智慧足以谋划王业，确实都是宰辅之才、经纶之器。如今却按照功臣的惯例排斥而不用，这是什么道理呢？】

译○愚按：光武帝驾驭功臣，与汉高帝不同。杜诗这篇奏疏虽然足以表现杜诗的谦逊，却正好触犯了光武帝的忌讳。大概汉高祖以宽宏大量对待功臣，后来多有变乱，却不能保全他们的才能；光武帝以深沉机谋对待功臣，后来虽然没有变乱，却不能充分使用他们的才能。既能保全他们，又能充分使用他们，只有唐太宗最难以企及。虽然如此，光武帝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功臣的才能。他曾封功臣大国四县、小国二县，最低不过乡亭，只有贾复封了六县。又征召丁恭时说：“古代亡国都是因为无道，从未听说功臣封地多而导致灭亡。”由此看来，皇帝只是把土地封给功臣，却怀疑他们，不让他们任事。史书说皇帝爱惜他们的才能而不肯任用，并不是爱惜杜诗。郑兴说：“任用功臣，就会使官位安排错乱。”大概是为了迎合皇帝而说的，和杜诗所看到的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杜诗【《后汉书》本传：杜诗自认为没有功劳，不应长久居于大郡，于是请求辞避功臣，上书。】陛下辅佐上天完成伟业，能够成就大业，停止战争、修明文教，各位将帅收兵还师，四海和合，给万世留下福祉，天下非常幸运。只是匈奴尚未明白圣德，凭威势侮慢北方边境，侵凌虚弱的中原，边民困耗，不能自行守卫。臣恐怕勇猛的将领即使勤劳，也还不能解下铠甲、收藏弓箭。勤劳而不能停止，就会产生怨恨；劳苦而不能休息，也会产生怨恨。有怨恨的军队，很难再要求它建立功绩。臣私下观察将帅的心情和功臣的愿望，希望先在内郡休息【休足，停止行役】，然后再出兵作战、接受命令，这样他们就不敢有怨恨。臣愚昧地认为，军队取胜在于和睦，不在于人数众多【见《春秋左氏传》】。陛下虽然挂念北方边境，也应当稍微混杂使用内郡官员【泄，犹如杂】。从前商汤、周武王善于驾驭众人，所以没有怀愤逞凶的军队。陛下起兵已经十三年，将帅和睦，士卒欢悦相亲，如同野鸭在水草间嬉游【说他们和睦欢乐，像野鸭在水草间嬉戏】。如今如果让公卿、郡守从军垒中出任官职，将帅自然会自我激励；如果让士卒的待遇等同于宿卫之士，军士自然会增加百倍勇气【复，指优厚宽待，音福；《续汉志》说，羽林郎秩禄相当于三百石，掌管侍从宿卫；这里是说士卒如果能与郎官相当，人人都会增加百倍勇气】。为什么呢？天下已经安定，人们都更加看重性命，大臣以下都怀念安乐之地；如果不酬报他们的功劳而只勉励他们继续效力，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劝勉人的了。陛下确实应当留出几个郡的官职，等待振旅归来的将臣，重新给予丰厚赏赐，并加赏长期服役的士卒。这样，沿边屯戍的军队就会争相奋勇而忘死；登城守塞的官吏也不会推辞劳苦。于是烽火能够清楚传递，守卫和作战都坚固，圣王的政道必定顺应人的心情。如今我冒昧凭借浅陋的见识进言，堵塞功臣的愿望，实在不合适。臣杜诗私下思量，本来只是郡中属吏的一点才能【指最初任郡功曹】，遇到陛下开创大业，而贤俊之士都在外、国用空乏之时，越级受到厚恩；但收养我却没有相称的回报，供职也没有成效，长久窃居俸禄官位，使功臣心怀怨恨，实在惶恐不安。建武八年上书，请求辞避功臣，陛下的特别恩典没有允许，反而将我放逐退居。臣杜诗蒙受的恩德尤其深厚，按道义不敢苟且冒昧地提出虚妄请求，只是实在不能抑制最大的愿望，希望辞退大郡，接受小职。等到臣年壮力强，能够办理繁重事务，如果陛下认为臣杜诗确实有所补益，再授予大位，即使分割圭地、授予爵位，也不敢推辞。只希望陛下怜悯体察。《用虎符疏》【愚按：杜诗没有列入《循吏传》，不只是因为他在南阳任职七年、长于治理百姓。将军萧广犯法，他便依法格杀；逆贼杨异，他便诛灭平定；伏湛贤明，他又推荐举用。他确实具有仁者的勇气，虽身在外地，却尽心朝廷，随事献上正直的言论和良策。至于进言使用虎符，防微杜渐的忠心也达到了极点。可惜皇帝也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而重用他。】杜诗【《后汉书》本传：起初禁网还很简略，只凭玺书发兵，没有虎符作为凭信。杜诗上书。】臣听说，军队是国家的凶器，是圣人所谨慎对待的。旧制度规定，发兵都使用虎符，其他征调只用竹使符。符节和文书相合，取此作为最大的凭信，是为了彰明国家命令，收束并持守威严权重【《说文》说：符，就是凭信。汉代制度用竹制符，长六寸，分开后两半相合。《前书》文帝二年，开始与郡守共同使用铜虎符、竹使符。《音义》说：铜虎符从第一到第五，发兵遣使时，符节相合才听从命令。竹使符用五寸竹制成，刻有篆书，也从第一到第五】。近来发兵只使用玺书，有时使用诏令；如果有奸人伪造，就没有办法察觉。臣认为战争尚未停止，贼虏尚未消灭，向郡国征兵，应当慎重，应当设置虎符以杜绝奸诈的端绪。从前魏国公子无忌的威势足以倾动邻国，尚且要借兵符来解除赵国的围困；如果没有如姬为他盗取兵符的恩怨，他的功劳也不会显著【《史记》说：秦昭王击破赵国长平军后，又进兵包围邯郸。平原君写信给魏国公子，请求救援。魏王派晋鄙率十万兵救赵，却拿两端观望。公子采用侯嬴的计策，请求如姬帮助，从魏王卧室中盗出晋鄙的兵符，假传命令夺取晋鄙的兵权，进兵攻击秦军，解除了邯郸之围】。有些事情虽然繁琐却不能省略，虽然耗费却不得不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追称祭遵请谥疏》【唐仲友说：祭遵在各位将领中最为贤能。又说：以孝为根本，任官恭敬，临阵勇敢，都是从孝心推行开来的。又说：廉洁俭约、谨慎小心、克制自己、奉公守职，是将帅最难做到的事情。】○愚按：汉高祖的将领没有平素德行的，多；光武帝的将领没有平素德行的，少。云台诸将中，除邓禹、寇恂以外，就应当推尊祭遵。因此，平定蛮寇、擒获张满、拘执张丰等显赫功劳，还不足以屈指称数祭遵的功绩。至于背土筑坟来尽孝，家中没有奇异财物而守廉，克制自己、奉公守职而实行俭约，祭遵兼备多种器识，诸将不容易赶得上。明帝在云台绘制功臣画像，祭遵封为颍阳侯，位次第十七。愚以为，把他置于寇恂、邓禹之下可以；把他置于冯异、朱祐、任光之下，就委屈了他。谥号称为成侯，果真能够完全概括他吗？范升【范升字辩卿，代郡人。《祭遵传》说：“建武九年，祭遵死于军中，皇帝非常哀悼。灵柩到达河南，皇帝身穿素服亲临，悲痛哀恸。按照汉宣帝亲临霍光丧事的旧例，用太牢祭祀他。大长秋、谒者、河南尹负责丧事，大司农供给费用。”博士范升上书，请求追称祭遵说。】

译臣听说，先王崇尚政道、尊重美德，屏除邪恶【见《论语》】。从前汉高祖极为圣明，见识深远，分封爵位、割取土地，与臣下分功；记录功勋之臣，称颂他们的德行和美善。活着时就以特殊礼遇宠待，奏事不称姓名，入门不必趋走【《前书》说：萧何奏事不称名，入门不趋走】；死后则保留他们的爵位和封邑，使后代永不断绝，用丹书铁券把恩赏传于无穷。这实在是大汉厚待臣下、安定人民的长久德政，也是汉朝历经十余代、数百年，废而复兴、绝而复续的原因。陛下凭至高的德行承受天命，首先彰明汉道，褒扬辅佐，封赏功臣，与祖宗相合。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不幸早逝，陛下仁慈的恩德为此感伤，远迎灵柩到河南，悲痛忧伤显现在圣体之上。丧事所用的费用，都由县官供给；对他的妻子儿女优厚抚恤，数量多得不可胜数。送死的礼遇超过对生者，厚待死者超过对在世者，这足以矫正风俗、激励教化，光明显著如同日月【卓，高】。古代臣子生病，君主亲往视察；臣子死亡，君主亲往吊唁【《前书》贾山上书说：古代贤君对待臣下，尊重他们的爵禄并亲近他们；生病就多次亲往视察，死了就亲往吊唁哭泣，亲临小敛、大敛，可以说尽到了礼数，所以臣下竭尽力量、拼死效忠来报答君上】，这是德行深厚的表现。这种礼制衰落以来，已经很久了。到了陛下重新兴起这种礼制，群臣都受到感动，没有不自我勉励的。臣私下看到，祭遵修养德行、积累善行，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向北平定渔阳，向西抵御陇、蜀；率先登上陇坻【就是陇坻山上】，深入夺取略阳。各路军队退去后，只有他独自守在冲要险难之地【冲，指兵冲要之处；意思是吴汉、耿弇等都奔逃回去，只有祭遵独自留下没有退却】。他约束统率士卒，不越过法度，所到之处吏民都不知道有军队存在【说他不侵扰百姓】。清白的名声传遍海内，廉洁的品行显著于当世。所得赏赐，总是全部分给吏士；自己没有奇异衣服，家中没有私财。同产兄祭午因为祭遵没有儿子，替他娶妾并送来，祭遵却派人迎回并拒绝接受，认为自己身负国家职责，不敢考虑生子继嗣的私事。临死留下遗言，要求用牛车载运灵柩，薄葬于洛阳；有人问起家中事务，他始终没有说什么。肩负重任、道路遥远，直到死后才停止。祭遵任将军时，选用士人都采用儒术；对酒设乐，一定唱雅歌、举行投壶；又为孔子建立后代，奏请设置五经大夫。即使在军旅之中，也不忘俎豆礼器，可说是爱好礼仪、乐于教化、至死守护善道的人。礼制规定，活着有爵位，死后有谥号；爵位用来区别尊卑，谥号用来彰明善恶。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祭遵去世，论述和整理他众多的功劳，详细考察谥法，按照礼制为他完成谥号【《谥法》是《周书》中的篇名，由周公制定】，彰明国家的制度，笃守古代的典制，作为后世的法则。继承这种法制【皇帝于是把奏疏拿给公卿看。到祭遵下葬时，皇帝再次亲临，赐给他将军、侯爵的印绶，派朱轮容车和披甲武士列阵送葬，谥号为成侯。下葬以后，皇帝又亲临他的坟墓，慰问并看望他的夫人家属】。《勿增加科禁奏》【苏轼说：汉朝沿用秦朝的法律，刑罚极重。汉高祖、汉惠帝本来并不是暴虐的君主，但习惯了所见的法律，便把它当作常态，不知道它很重。到汉孝文帝才开始废除肉刑和夷三族的诛罚，汉景帝又恢复了连坐杀戮，晁错因此受害。汉武帝暴虐刚愎，法律有增无减。汉宣帝治理国家崇尚严厉，也沿袭武帝的旧法。到王嘉任相国，才开始减轻法律，于是到了东汉便沿袭而没有改变。班固没有记载这件事，事情见于《梁统传》，可以说是疏忽简略了。王嘉是贤相，减轻刑罚又是他的盛德之事，难道可以不记吗？梁统却说：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宣帝以重法治理国家，汉哀帝、汉平帝以轻法而衰败。于是上书请求增加、加重法律，虽然当时没有接受他的请求。这就像人年轻时不节制酒色却能安然衰老，后来即使节制了，疾病已经出现，难道能因此说酒色使人延年吗？梁统也是东汉名臣，但一说出这种话，便获罪于上天；他的儿子梁松、梁竦都不得善终，几乎灭族。唉，悲哀啊！法网虽然疏阔却不会遗漏，难道不值得畏惧吗？】○愚按：光武帝在位三十二年，总共有三十五道诏书是针对刑狱发布的，其中两道在即位第二年减省刑法，五年释放拘押的囚犯，充分表现出帝王怜恤刑罚的深厚心意。梁统心里重视法律，所以劝皇帝加重刑罚；杜林心里重视经学，所以劝皇帝减轻刑罚。采用杜林的说法，不会失于宽厚；采用梁统的说法，恐怕会失于刻薄。由于心术不同，所以议论也不同。又说：杜林善于运用古学，一生议论两件事，都是从学问中产生的。如果说汉代郊祀不应祭祀尧，那是可以和他谈礼制；如果说科禁不可再增加，那是可以和他谈刑法。】杜林【《后汉书》本传：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建武十四年，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我私下看到，汉元帝减轻死刑三十四项，汉哀帝减轻死刑八十一项。其中四十二项，亲手杀人的只减死一等。此后把这些规定著为常法，所以人民轻易触犯法律，官吏也容易杀人。臣听说，刑罚在于严明，不应一味求轻。汉高祖受命，采纳法令、制定律法，确实恰当。汉文帝只是废除、减少肉刑和连坐之法。到了汉哀帝、汉平帝继承帝位，登基时间很短，听取裁断的案件还少。丞相王嘉轻率地穿凿附会，削减废除先帝旧有的约束。成法实行数年之间，改变的就有一百多项，有的对治理不便，有的不合民心。我谨慎地把其中最危害国家体制的列在表中，传送上奏。希望下诏有关官署，确定不可改变的典制。”光禄勋杜林上奏。】人的情志一旦遭受挫折和侮辱，义节的风气就会受到损伤；法令禁防过于繁多，苟且求得免罪的行为就会兴起。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百姓，百姓只求免罪而不知羞耻；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百姓，百姓有羞耻心并且能够归正。”古代贤明的君王深思远虑，行事总是取厚重之道，不以增设刑罚为务。周代的五刑，总共不过三千条。大汉刚刚兴起时，详细考察前代政令的得失，所以削繁就简，去除苛刻的政令，重新建立宽疏的法网。天下欢欣喜悦，人人都怀有宽厚的恩德。到了后来，法令逐渐繁密，吹毛求疵，罗织罪过，无所不至【前书说：有司“吹毛求疵”，“索”是求取的意思；“诋欺”是指粉饰过错、制造罪衅，把不是本来的罪行说成罪行】。果子、桃子、蔬菜、茄子的馈赠，积聚起来便被定成赃物；小事本来不妨害义理，却被当作重罪。因此国家没有廉洁之士，家中没有完整的操行。至于法律不能禁止，命令不能制止，上下相互隐瞒逃避，弊害就更加深重。臣愚昧地认为，应该依照旧制，不要随意翻改迁移【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

译《定宗庙昭穆奏》【致堂胡寅说：这是光武中兴后的宗庙制度。孝成皇帝以后连续三代没有后嗣，王莽篡位时，汉朝国统已经断绝。光武扫平祸乱，奋然崛起，虽然尊奉高祖为祖，却把四位亲属尊为皇帝，这与哀帝一朝尊崇藩王统绪不是一回事。按义理说还没有大的不可之处。一听到张纯等人的建议，便断然决定，毫无疑惑，也没有丝毫迟疑。章陵的四座祠庙，竟没有区别等级。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呢？宽厚恩典造成的僭越，当时没有人听说；失礼的讥议，后代也没有产生。拿这些同宣帝、哀帝相比，越发显出这是过分的举动。然而《礼》中记载，为人后嗣的人应当成为所后之人的儿子，对自己的父母降低礼制等级而仍可祭祀，难道可以违背这一礼义而不遵守吗？】张纯【本传说：张纯字伯仁，是京兆杜陵人。张纯因为宗庙制度尚未确定、昭穆次序失当，到建武十九年才和太仆朱浮分别上奏说了如下的话。诏令交给公卿讨论，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议论说：“应当以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五帝的四世，代替现在的亲庙。宣帝、元帝尊为祖父，可以由皇帝亲自奉祀；成帝以下由有司主持祭祀。另为南顿君建立皇考庙，祭祀上及舂陵节侯，由群臣奉祀，以表明尊敬尊长的礼意和亲爱亲属的恩恩。”皇帝听从了。此时宗庙尚未完备，元帝以上在洛阳高庙祭祀，成帝以下在长安高庙祭祀，南顿君以上四代则随所在之处祭祀。】陛下起自平民，荡平天下，诛除暴乱，兴复并继承祖宗的基业。臣私下认为，按照经义所记载的原则和人事众心来看，虽然实际上同样是开创和变革，却名为中兴，因此应当奉祀先帝，恭敬地承行祭祀。元帝以来，宗庙奉祀中，高皇帝为受命之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都依照旧制。又建立四代亲庙，上推南顿君以上，直到舂陵节侯【南顿令刘钦就是光武帝的父亲，舂陵侯刘买是光武帝的高祖】。礼制规定，为人后嗣的，应当成为所后之人的儿子；既然侍奉大宗，就应降低对自己亲属的礼制等级【大宗指元帝。按照世代相承计算，从高祖到元帝共八代，光武帝是高帝的第九代孙，所以承继元帝，因此说“既事大宗”。下文又说宣帝、元帝尊为祖父，又说元帝以上在洛阳祭祀，成帝以下在长安祭祀，这个义理就很明白了。“降其私亲”是说舂陵侯以下不另行排列昭穆】。如今在高庙举行禘祫祭祀，排列昭穆，却让舂陵四代君臣并列，以卑者混同尊者，不合礼意。假如没有遭逢王莽篡位而国家继嗣无所寄托，推求宗室让陛下继承帝统，难道还会顾念自己的亲属而违背礼制吗？从前高帝因为是自己受命登帝位，而不是由太上皇传位给他；宣帝以孙辈继承祖父的帝位，不敢把自己的亲属置于礼制之上，所以只为父亲建立庙，祭祀时独由群臣陪侍。臣愚昧地认为，应该撤除现在的亲庙，以此遵循两位皇帝的旧典，希望下令有司广泛采集并考察其中的义理。《定禘祫奏》【愚按：自鲁国以诸侯身份采用天子之禘祭以来，禘礼便不明确；自后汉把君臣并列于祫祭以来，祫礼也不明确。禘的意思是“大”，祫的意思是“合”，所以大祭叫禘，合祭叫祫。禘排列昭穆，祫聚合饮食，本来都是君主用来扩大孝道、彰明敬意的礼制。然而历代儒者纷纷争论，各有不同说法：马融、王肃说禘大而祫小；郑玄注释二礼时说祫大而禘小；贾逵、刘歆说是一祭而有两个名称；《公羊传》说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高堂生说先三年而后五年；徐邈说先二年而后三年。考订其次数，祫用五齐，禘用四齐；考订其时令，祫在十月，禘在四月。唉，为什么这样纷纷不一呢！张纯这项议论，只概括说了大意而没有详尽说明。那么应当斟酌其中而采用，应该怎样呢？答：唐开元三年，史元璨建议，两次禘祭相隔六十个月，取其中三十个月，设置一次祫祭。比如甲年夏天举行禘祭，丙年冬天举行祫祭，辛年夏天举行禘祭，癸年冬天举行祫祭。三年一次祫祭的礼制既没有错乱，五年两次盛大祭祀的制度，次数也很均匀。这项建议相当恰当。】张纯【本传载：建武二十六年，皇帝诏令张纯说：“禘祫祭祀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三年不举行礼，礼制一定会败坏；三年不举行乐，音乐制度一定会崩坏。应当依据经典，详细制定制度。”张纯上奏。】礼制规定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春秋》传说：“大祫是什么？就是合祭。已经毁掉的宗庙和还未毁掉的宗庙中的神主，都升祔到太祖庙，与太祖合祭。”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周礼》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公羊传》又说：“大祫是什么？就是合祭。怎样合祭？把已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也都升入太祖庙，与太祖合食。”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注说：“殷，是盛大的意思，指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汉代旧制是三年一次祫祭，已毁庙的神主合祭于高庙，尚存庙中的神主从未参加合祭。元始五年，各王、公、列侯的宗庙开始举行禘祭【臣贤按：平帝元始三年春，在明堂举行祫祭，诸侯王、列侯和宗室参加助祭，并赐予爵位、黄金和帛；金纯及司马彪的书都说是禘祭。大概禘、祫都是大祭的名称，可以通用】。此前十八年，皇帝亲临长安，也举行过这种礼仪【《续汉书》载：十八年，皇帝到长安，下诏太常在高庙举行禘礼，排列昭穆，父辈为昭，面向南；子辈为穆，面向北】。礼书说，三年一次闰月，天气小备；五年两次闰月，天气大备；所以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禘的意思是“谛”，即审定昭穆尊卑的意义。禘祭在夏历四月举行。夏天阳气在上、阴气在下【四月由乾卦主事，所以说阳气在上】，因此用来确定尊卑的意义。祫祭在冬季十月举行。冬天五谷成熟，万物齐备，礼仪完成，所以合聚在一起饮食。这项礼典到现在已经废止八年了【从十八年到现在】，认为可以按照礼制实行，并适时议定。《请求优厚答复北匈奴奏》【愚按：圣明的君王驾驭夷狄，大概是有方法的。驾驭得法，夷狄就成为使者；驾驭失当，夷狄就成为敌人。近来匈奴屡次请求和亲，都是因为南单于内附，势力孤弱、力量不足。建武二十七年皇太子与臧宫的建议，失于偏颇而没有妥善处理；班彪的建议合宜而处理得当。皇太子的建议想断绝使者来往，不予接纳，恰好会产生怨恨；臧宫等想发动征伐，敌人离去后还要追击，恰好会损害威严。只有班彪起草诏书优厚答复，几次所说的酬谢赏赐都相称，既没有拒绝北匈奴的诚意，也没有失去对南匈奴的信义，双方都处理得恰当，确实足以保存大体、显示国威，和那两人的意见不同，大概是可以参与谋划国家大事的人。】

译班彪【本传载：班彪字叔皮，是扶风安陵人。《南匈奴传》载：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又派使者到宫阙，进献马匹和皮裘，再次请求和亲，并请求音乐器物，又要求率领西域各国的胡人使客一同前来朝见进献。皇帝把如何酬答的适宜办法交给三府讨论。司徒掾班彪上奏。】臣听说孝宣皇帝告诫边境守尉说：“匈奴是大国，变化诡诈很多；与他们交往若能了解实情，就能击退敌人、挫败其攻势；应答若能掌握他们的计数，反而会被他们轻视欺骗。如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归附，害怕他谋取自己的国家，所以屡次请求和亲，又远道驱赶牛马来与汉朝互市，多次派遣有名望的王，进献许多物品，这些都是在外表上显示富强，互相欺骗诳诱。”臣看见他们的进献越来越丰厚，便知道他们的国家越来越空虚；归附求亲越频繁，内心的恐惧也越多。然而如今既然还没有获得援助南匈奴的条件，也不宜断绝与北匈奴的关系。羁縻之义，礼制上没有不答复的道理，应该稍微增加赏赐，大略同他们的进献相称，并明确告诉他们前代呼韩邪、郅支的事迹【呼韩邪单于称臣并接受赏赐，郅支单于背弃恩德而被诛杀，用这两件事来告诫他们。郅支就是呼韩邪的兄长，名叫呼屠吾斯；他自立为单于，击走了呼韩邪单于】。答复的辞令一定要恰当【“适”犹如“所”，意思是答复的言辞一定要得体】。现将起草的文稿一并上呈：“单于没有忘记汉朝的恩德，追念先祖过去的约定，想修复和亲关系，以此帮助自身安定、国家安宁，谋划得很高明，朕对此深为赞许。过去匈奴多次发生乖乱，呼韩邪和郅支彼此结仇，都防备孝宣皇帝施加恩德、救助保护，所以各自派遣侍子称臣，保障边塞。” 后来郅支暴戾，自己断绝了皇帝的恩泽，而呼韩邪归附亲近，忠孝之名更加显著。等到汉朝诛灭郅支【元帝时，郅支因为杀害汉使谷吉获罪，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发动西域兵力，将他诛杀】后，便保全了国家，传承后嗣，子孙相继不断。如今南单于率领部众向南，叩关归命，自认为是呼韩邪的嫡长子，按次序应当继立，却被侵夺了职位，因猜疑而彼此背离，多次请求汉朝出兵，将士归去扫荡北庭，计谋纷繁，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只是想到这些话不能只听一面；又因为北单于近年来不断进贡，想修复和亲关系，所以拒绝而尚未答应，是要成全单于忠孝的义行。汉朝掌握威势和信义，总领万国，日月照耀之处，都是臣妾；不同风俗的百蛮，在道义上没有亲疏之别，归顺的就褒奖赏赐，背叛的就诛罚。善恶的结果，呼韩邪和郅支就是例子。如今单于想修复和亲，诚意已经传达，为什么还要率领西域各国一同来进献，难道有什么嫌疑吗？西域各国归属匈奴或归属汉朝，有什么区别呢？单于屡次接连兵乱，国内已经虚耗，贡物只要用来通行礼节就够了，何必进献马匹和皮裘？现在赐给单于杂色缯帛五百匹、弓鞬一具、韥丸一具、箭四发，派人送给单于【“鞬”音居言反，方言说收藏弓叫鞬，收藏箭叫韥丸，就是箭箙；四支箭叫一发，见《仪礼》】，又赏赐他所进献的马匹的左边一匹。骨都侯、右谷蠡王各赐缯帛四百匹，斩马剑各一把【尚方是少府所属、制造供应御用器物的官署，所以有斩马剑；意思是剑很锋利，可以斩断马匹】。单于先前说，先帝时赐给呼韩邪的竽、瑟、空侯都已经破败，希望再裁量赏赐一些【意思是再次请求裁量赏赐】。朕想到单于的国家还没有安定，正当奋扬武节，以战攻为要务，竽、瑟的用途不如良弓利剑，所以没有把这些乐器带去【意思是没有携带前往赠送】。朕并不是吝惜小物，只是考虑到对单于方便、合用的东西，单于想要什么，便派驿使来告诉朕。” 《论言语、符防、酬答、赏赐疏》【致堂胡寅说：符防之书源于《易》所说的推究过去以知未来。周朝占卜国运，推算世代得到三十代，推算年数得到八百年，这就是预测未来的方法。《易》的道理隐没以后，占卜者沉溺于考察推测，一定想要奇异地应验，于是分流别派，学说逐渐扩大。总而言之，真正懂得道理的人依据义理安排命运，道理应当实行就实行，应当停止就停止；符数术数之学大概不是他们所取的。郑兴身逢明君，本应极力论说以解除君主的疑惑，却一经诘责，马上说出顺从的话，君子因此非议他。】○戴溪说：符防记载的学说，究竟是谁最先创立的呢？《左氏传》记载《春秋》杂取神怪、卜筮以及论说祸福的内容，都有根据，只有童谣而没有符防之语。到了司马迁撰写《史记》，说秦人修筑长城以防备胡人，便说灭亡秦朝的是“胡”，却不知道指的是胡亥。陈涉起兵时，利用鬼神来威服众人，把帛书放进鱼腹，世上的奸人从此开始假借文书来迷惑众人。汉宣帝尚未即位时，睦洪推演灾异，认为汉朝应当再次受命。到了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等书传给他的门徒，此后符防之书便兴盛起来。王莽借此制造符命，取代汉朝统治天下，这大概是陈胜、吴广留下的智谋。光武帝明智有余，应当惩戒王莽的欺骗蒙蔽，断绝这种苗头，不让它遗祸后世。他即位之初，首先就从事这件事。他当年在南阳、新野一带艰苦辗转时，早就听说刘秀应当成为天子。一天凭赤伏符即位，难道是认为上天果真有这本书，上天与人的秘密真的不可欺骗吗？王莽假借符命欺骗众人，光武帝相信符防之书来自我欺骗，这两人究竟谁愚蠢、谁聪明呢？况且王氏残暴虐害，百姓思念汉朝已经很久了，光武帝正是民众所拥望的人。假使没有赤符之说，难道他就不能拥有天下吗？那位疆华究竟是从哪里得到这本书的呢？这也不过是哀章一类人的作为罢了。舍弃人事而寄托于符防，为什么竟然如此不相信自己呢？三代的君王本来都曾受天命，他们的符在哪里呢？其实也不过是从人心中占卜罢了。虽然如此，帝王之位极其重要，一旦得到它，确实不可能只是偶然；万一有前代博学而通晓道术的人，能够察见兴亡，把它写成符防之书，也未必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然而也不值得全部相信。那些被任用的人才，兴建礼乐制度，这同符防之书有什么关系呢？却如此专心执着，大概是蒙蔽沉溺得太深，自己都不知道义理所在了吧？曾经占卜而应验的人，终身相信卜筮；曾经梦见而应验的人，终身喜欢谈论梦，这是人的常情。开创帝业、拥有天下的君主，他的好恶取舍，难道应当同普通人一样吗？我看光武帝不只是自己相信，还要把这种信念转移给群臣，甚至附会到圣人的经书上，以此明白地示范给百官，让他们以此为准则、以此为榜样。妄谈符命，它的祸患还有什么达不到的呢？流弊既然扩大，余孽便日益深重。以唐太宗的明智，尚且因为秘记而杀害功臣，乱臣贼子私下撰写文书，欺骗上天、蒙蔽世人，实行盗窃篡夺的计谋，实在太多了。谁说光武帝明智，却会考虑不到这些呢？桓谭【本传载：当时皇帝正相信符防之书，常用它来决定疑难，又因酬赏太少、太薄，天下没有及时安定。】桓谭又上疏说了如下的话。

译臣以前进献直言，尚未得到诏书答复，心中愤懑不已，冒死再次陈述。愚夫的谋划如果对政治有益，是因为符合人心而且合乎事理。一般人轻视眼前看得见的事情，却看重奇异的传闻。考察先王所记述的内容，全都以仁义正道为根本，并没有奇怪虚妄的事情。天道和性命，是圣人都难以言说的；从子贡以下的人尚且没有听闻，何况后世浅陋的儒者，怎么能够通晓呢？如今那些机巧聪慧而才力浅薄、掌握方技和数术的人，增添图书，假称是符防记载【“伎”指方伎、医方一类的人；“数”指数术、明堂、羲和、史、卜等官；“图书”就是符防、纬书、符命一类】，用来欺骗迷惑贪婪邪僻的人，贻误君主，难道可以不加以抑制并远远斥退吗？臣听说陛下穷尽追究并驳斥方士炼制黄白之术，实在非常明智【黄白，是指用药物炼成金银；方士，是有方术的人】，可是却想听信、采纳符防，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这种事情即使有时碰巧符合，也如同占卜和算数偶然猜中一样【意思是偶然碰巧应验】。陛下应当明察听取，屏退群小的偏邪之说，阐述五经的正义，略去雷同的俗语，详察通达之人的高明谋议。臣又听说，天下安平时人们尊重道术之士，国家有难时则看重披甲戴盔的武臣【“介”是铠甲；“胃”通“胄”，是头盔】。如今圣朝兴复祖宗的统绪，成为天下臣民的君主，而四方盗贼尚未全部归顺，是因为权谋还没有得到妥善运用。臣桓谭恭敬地观察陛下用兵的情况，各处投降归附的人，既没有用重赏来施恩诱导，有时甚至还掠夺他们的财物，因此各地的兵长、渠帅都产生狐疑，彼此结党联合，长年不能解散。古人有句话说：“天下人都只知道夺取才叫取，却不知道给予也是取。”陛下如果真能轻视爵位而重视赏赐，并且同将士共同享有，那么还有什么人招不来，什么话不能说服，什么地方不能开通，什么敌人不能征服呢？这样就能把狭小变成广大，把迟缓变成迅速，使已经灭亡的重新存在，使已经失去的重新得到【皇帝看了这篇奏疏，更加不高兴】。《因夏季旱灾谏止修建北宫疏》【唐仲友说：从应合天意这一点看，钟离意谏止修建北宫，显宗听从并采用了他的意见，随即降雨，可见天人感应确实十分明显，并不遥远。】钟离意【本传载：钟离意字子阿，是会稽山阴人。永平三年夏天，发生旱灾，却大规模修建北宫。钟离意到宫阙前摘下帽子上疏说了如下的话。皇帝下诏答复：“商汤引用六件事责备自己，罪责在于一个人。你不要摘下帽子谢罪。”此前上天降下旱灾，乌云多次聚集却没有降雨，朕忧惧惭愧，希望得到吉祥的应验，所以分派人员祈祷，请求上天，并观察风云，在北面祈祷于明堂，在南面设置雩祭场。如今又命令大匠停止营造各宫，裁减节省不急需的工程，希望消除灾异的谴责。皇帝又借此诏令向公卿百官致谢，随后应时降下大雨。】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因为天时稍有旱情，忧念百姓，降居偏殿，亲自责备自己；但近日乌云密布，仍然没有下大雨【《易》说：“密云不雨，自我西郊。”】，难道是政治上还有没有做到而不能感应天心的地方吗？从前成汤遭遇旱灾，用六件事责备自己，说：“难道是政令没有节制吗？难道是役使百姓使他们生病吗？难道是宫室华美吗？难道是女宠干政太盛吗？难道是馈赠贿赂流行吗？难道是进谗言的人得势吗【《帝王记》说：成汤遭遇大旱七年，斋戒、剪发、剪指甲，把自己作为牺牲，在桑林之社祈祷，并以六件事责备自己】？”臣私下看见北宫大规模兴建，使百姓失去农时，这就是所谓宫室华美。自古以来并不是苦于宫室狭小，只担心百姓不得安宁；现在应该暂且停止工程，以响应天心。臣钟离意凭一个普通人的才智，本来没有什么品行才能，却长久享受优厚俸禄，被提拔充任近臣，近来又接受厚重赏赐，喜悦和恐惧交织，实在惭愧自己愚昧刚直，惶惶不安，所犯罪过应当万死【“征营”是内心不安的样子】。《请求减缓刑罚疏》【唐仲友说：钟离意是忠厚、廉洁、守节、公正的人，曾经解衣接受刑具，替郎官免罪；他进谏诤言恳切严厉，多次因旱灾退还诏书，劝谏停止修建北宫，奏疏论说刑法苛刻，这些都体现了忠厚。他在朝廷议论政事，始终没有不是忠厚的。论他的资质和为人，在第五伦之上。又说：光武帝知道钟离意用心仁厚，却没有重用他，反而让他因病免职；显宗知道钟离意至诚，却也不能让他长久任职。这就是所谓知道其长处却不能任用，也由于两位皇帝的意向都偏于严刻。】钟离意【本传载：皇帝性情偏狭而喜欢苛察，常把通过耳闻目睹暗中发现事情当作明察，朝廷上下因此恐惧战栗，争相表现得严厉急切，以避免受到诛责；只有钟离意一人敢于进谏，多次封还诏书，凡是臣下有过失，他总是替他们解救。符防接连出现异常变化，钟离意又上疏说了如下的话。】臣恭敬地想到，陛下亲自奉行孝道，修习并彰明经术，祭祀天地，敬畏鬼神，忧虑抚恤百姓，劳心不懈；然而天气仍不调和，日月也不明亮【《易通卦验》说：愚人和智者处在同等地位，日月就没有光辉】，水泉突然泛滥，寒暑失去节令，这些灾异的罪责在于群臣不能宣扬教化、治理职事，反而把苛刻当成风俗，官吏杀害良民，接连不断。百官没有彼此亲爱的心，官吏和百姓没有和睦融洽的意愿。以至骨肉相互残害，毒害越来越深，感动并触犯了和气，因而导致天灾。百姓可以用德行胜过他们，却难以用武力使他们服从。先王治国的要道，在于使百姓和睦，所以能够使天下和平，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鹿鸣》诗一定要说宴饮欢乐，是因为人与神的心意融洽以后，天气才能调和。愿陛下施行圣德，衡量万事，诏令有司慎重对待人命，减缓刑罚，顺应时气来调和阴阳，长久坚持下去。《请求改变前代苛刻风俗疏》【唐仲友说：陈宠劝章帝涤荡繁琐苛刻的弊政，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也是顺势助成美政。】○愚按：天下的治理，只有一举决断而彻底完成的事情，最难以继续维持。文帝以后，景帝、武帝一脉忠厚的风气稍有损伤，所以昭帝难以继承，便把苛政一概革除。光武帝以后，明帝明察严刻的意向没有遗留，所以章帝难以继承，便把宽大政策一概施行。汉朝的根本没有受到损伤，幸亏继承它的人还算贤善。唉，掌权急切的人没有重厚的大臣，执法严酷的人没有忠厚的士人。昭帝的宽厚，幸亏有霍光任宰相辅佐；章帝也有陈宠、第五伦等人帮助。】陈宠【本传】陈宠字昭公，是沛国洨人。当时承袭永平年间的旧例，吏治还崇尚严厉急切，尚书裁决政事，大多接近于严酷。陈宠认为皇帝刚刚即位，应当改变前代的苛刻风俗，于是上疏。

译臣听说先王的政治，赏赐不过分，刑罚不滥用；如果不得已必须有所偏差，宁可赏赐过分，也不要刑罚滥用【《左传》中晋国大夫声子的言辞】。所以唐尧著录典章，遇到灾异便广施赦免【《尚书·舜典》的话】；周公作诫告，嘱咐不要错断各种诉讼【《尚书·立政》的话】；伯夷制定刑典，只敬慎地使用五刑，以成就刚、柔、正直三种德性【三德即刚、柔、正直，见《尚书·吕刑》】。由这些话看来，圣贤的政治以慎用刑罚为首要。过去断狱严厉明确，是为了威慑惩罚奸邪。奸邪既已平定，就一定应当用宽厚来补救。陛下即位后，大体遵循了这个道理，多次诏令群臣，崇尚和乐温厚【“晏晏”是温和的意思。《尚书考灵耀》说：“尧聪明文塞，晏晏。”】；可是有司办事没有完全奉行，典章刑法仍然严酷。断狱的人急于施加榜笞和酷烈刑罚的痛苦【“篣”就是“榜”，古字相通】；掌管法令的人，忙于罗织诬陷、欺诈和滥用刑法的文辞。有的借公事行私情，任意逞施威势和恩福。治理政事，就像调琴瑟一样，大弦调得太急，小弦就会断裂。所以子贡非难臧孙的严猛之法，而赞美郑国子产的仁政【臧孙是鲁国大夫，实行严猛的政令。子贡非难他说：“政事如同调琴瑟，大弦太急，小弦就会断裂。所以说，刑罚得当，奸邪就停止；赏赐得当，下民就欢悦；您的害人之心已经显露了。”】难道没有听说子产辅佐郑国的事情吗？他推举贤能，压制邪恶，表扬善行；对于有大略的人，不追究他的短处；对于有厚德的人，不责备他的小过失。因此家家富足，人人充足，监狱空虚。子产死后，国人都捶胸流泪，三个月听不到竽琴的声音。他活着时受到爱戴，死后也令人悲痛。所以说：德行没有比仁更大的，祸患没有比苛刻更大的。如今您生病，人人却来祝贺；您病愈了，人人反而彼此恐惧，说：“唉，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好！”臧孙惭愧而辞去职位，终身不再出仕。见《新序》。诗说：“不刚硬，也不柔弱，施行政令宽和优厚。”如今圣德充满上下，应该发扬先王之道，荡涤繁琐苛刻的法令，减轻笞杖刑罚，以救助众生，保全并扩大至高的德行，以顺应天心【皇帝敬重并采纳陈宠的话，每件事都致力于宽厚。后来终于诏令有司，断绝钻研罗织等各种残酷刑法，解除禁锢妖恶的律令，废除文饰罪名、请求覆审的案件五十余事，并确定写入法令。“文致”是指本来没有罪，却用文辞修饰牵连到法律之中。】○从此以后，民风和顺安定，多次出现吉祥的征兆。《劝谏停止修建陵邑疏》【唐仲友说：苍在东汉最为贤良，既因为天资高，又因为有学问。】○愚按：人只要以遵循道理为快乐，即使把天下的一切拿来，也不能换走这种快乐。东平宪王在汉代诸王中最为贤明，没有其他人能够比得上。“行善是最大的快乐”这句话，是他一生用力之处。他劝谏游猎、劝谏修建陵邑，正是他学问取得成效的地方。东平王刘苍【皇帝想为原陵、显节陵修建县邑，刘苍上疏。】臣听说将要为两座陵墓修建城郭和邑居。臣先前颇以为那只是道路上的传言，怀疑并不真实；近来命随从官古霸去湼阳询问主人的病情【《风俗通》说古姓，周代有古公亶父，他的后代便以古为氏。“湼阳主”是光武帝的女儿、窦氏的妻子】，古霸回来后才知道诏书已经下达。臣私下看见光武皇帝亲自实行俭约的操行，深深明白事情始终的道理，勤恳不倦地谈论丧葬制度，所以营建陵墓，都充分符合古代典制。诏书说：“不要把山陵修成陂池，只须让流水能够通过罢了。”孝明皇帝极其孝顺，没有违背先帝，全部遵奉实行【“贯行”是说一律遵奉实行】；至于自己营造创建的，更加节俭省约，谦逊的美德，在这里最为盛大。臣愚昧地认为，园邑的兴建，开始于强秦；古人连坟丘都不愿使它显得过分明显，何况修筑城郭、建立都城外廓呢？对上违背先帝的圣心，对下制造无益的工程，白白耗费国家财用，扰动百姓，这不是用来招致和气、祈求丰年的办法。再从吉凶方面的俗说来看，也不应该无缘无故修缮坟墓、兴建工程。考察古代法制不合，参照当今时宜又违背民意；寻求吉凶，也没有看见有什么福分。陛下具有虞舜那样至诚的天性，怀着追念祖先和父祖的深厚心意；但臣担心身边的人提出过分的建议，使圣心受到牵累。臣刘苍实在痛惜两位皇帝纯厚德行的美好，不能永远得到发扬。只希望陛下明察。《上奏太后劝成德政疏》【愚按：人最可悲的是不能自知。明德皇后平素奉行简朴，马廖却劝她成就德政。我认为皇后亲自穿大练衣服的风气，虽然出于天性，也有闺门中讲习贯行的力量。然而第五伦说马廖交结宾客、用度奢侈，尚且不能约束自身；扬终告诫马廖要教导皇后的同时，却不能教戒自己的子孙。为什么对待别人很有办法，对待自己却很笨拙呢？】马廖【本传载：马廖字敬平。当时皇太后亲自实行节俭，办事遵从简约，马廖担心这种美好的事业难以坚持到底，于是向长乐宫上疏。】臣考察前代诏令，认为百姓贫困，是由于社会崇尚奢侈靡费，所以元帝罢除了服官【前书音义说：齐国过去有三服之官，负责进献冠巾；纵是头衣，纨素是冬衣，轻绡是夏衣。元帝崇尚节约省减，所以罢除了它】；成帝穿用洗过的衣服；哀帝撤去乐府【哀帝即位后，下诏罢除郑、卫之音，减少郊祭及武乐等所用的人数】。然而奢侈费用仍没有停止，以至国家衰败动乱，这是因为百姓只跟着行动做，不跟着言语做。改变政令、移易风俗，必定要抓住根本。《传》说：吴王喜爱剑客，百姓身上便多有创伤疤痕；楚王喜爱纤细的腰，宫中便有很多人饿死【《墨子》说：楚灵王喜爱细腰，国内便有很多饿死的人】。长安有句谚语【当时的谚语】：“城里喜欢高发髻，四方人的发髻就高一尺；城里喜欢宽眉毛，四方人的眉毛就几乎遮到额头一半；城里喜欢大袖子，四方人便用整匹帛来做衣服。”这些话像是戏言，却切合实际。前面颁布制度没有多久，便渐渐不能实行，即使有时是官吏不奉行，也实在是因为怠慢从京师开始。如今陛下亲自穿厚缯衣服，摒弃华丽装饰，以朴素简约为安，这确实是上合天心、下顺民望的事情，宏大的福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陛下既然已经取得这种成效，自然还应更加自我勉励，效法太宗的盛德，戒备成帝、哀帝有始无终。《易》说：“不能恒久保持自己的德行，有时会蒙受羞辱。”如果确实能使这件事始终贯彻，那么四海都会歌颂您的德行，声誉熏染天地，神明也可以通达，功德可以刻在金石上。何况这是施行政令，愿把这篇奏疏放在身边，以代替盲人夜间诵读的声音【盲人没有眼睛；古代盲人乐师教国子诵读六诗。《前书·礼乐志》说：“于是采集诗歌，夜间诵读。”夜诵，是因为其中的文辞有的秘密，不能公开宣露，所以在夜间歌诵。】

译《请求抑制、削弱外戚权势疏》【愚按：东汉外戚中只有马氏最懂礼法。马皇后亲自穿大练衣服，作为倡导；马廖劝太后成就德政，作为辅助；对谦逊朴素的人给予温和劝导，对喜好华美车服的人则遣归乡里。马氏一家应当同郭况的金穴不同。如今看第五伦的话，马氏结交宾客、用度奢侈，连马廖尚且不能免除，普通子弟骄奢也就可以想见了。唉，富贵未必期望骄纵，俸禄未必期望奢侈，确实如此。】第五伦【本传载：第五伦字伯鱼，是京兆长陵人。皇帝因为明德太后的缘故，尊崇她的舅氏，马廖兄弟一同担任职务；马廖等人竭力交结，戴着高冠乘着高车的士人争相前往趋附。第五伦认为外戚权势过盛，想让朝廷削弱他们的权力，于是上疏说了如下的话。】臣听说忠臣不隐瞒忌讳，直臣不回避祸害；臣不胜愚昧狷介，冒死陈述。尚书说：“臣子不可擅自作威作福，这会给你的家族带来祸害，给你的国家带来凶祸【《尚书·洪范》的话】。”《传》说：“大夫不应有国境以外的交往，也不应接受束脩之类的馈赠【《谷梁传》的话】。”近代光烈皇后虽然对亲族有天性至深的友爱，最终还是让阴就返回封国，迁徙并废止阴兴的宾客。后来梁氏、窦氏之家相继有违法之事，明帝即位后，最终大多诛杀了他们。从此洛阳中不再有权势外戚，文书请托，也全部断绝。她又告诫外戚说：“辛苦自身去款待士人，不如为国家戴着盆仰望天空，因为两件事不能同时做好。”臣常把这句话深刻铭记在心，写在绅带上。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又拿马氏来说。臣私下听说，卫尉马廖用布帛三千匹，城门校尉马防用钱三百万，私下供给三辅地区的士绅官宦，无论认识与否，没有不给的。又听说腊日也给宫中任职的人每人钱五千；越骑校尉马光腊祭时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昧地认为，这不符合经义，但惶恐不敢把听到的事情隐瞒不报。陛下如果有意厚待他们，也应当用能够使他们安定的办法。臣今天说这些，确实是想对上尽忠于陛下，对下保全皇后的家族，请陛下稍加裁察省视【“裁”同“才”】。《论马防出征疏》【愚按：自古以来把军队交给不合适的人，轻则危害自身，重则危害国家。《易》说：“弟子舆师，贞凶。”大概说掌管军队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出发的动机正当，也会有凶险。所以把兵权交给宦官，就会出现鱼朝恩；交给外戚，就会出现窦宪；交给有权势的奸臣，就会出现桓温；交给盗贼，就会出现朱温。有功会危害国家，无功会危害自身。为什么还要把兵权授予不合适的人呢？第五伦这一篇奏疏虽然责难马氏，其实正是在忠告、保全马氏。】第五伦【本传载：马防任车骑将军，应当出征西羌，第五伦又上疏说了如下的话。】臣愚昧地认为，贵戚可以封侯来使他们富贵，不应当让他们担任具体职务、承担政事。为什么呢？用法令约束他们，就会伤害恩情；因亲属关系而徇私任用他们，就会违背法令。臣听说马防如今将要西征，臣想到太后的恩爱仁慈和陛下极其孝顺，担心最终出现细小的过失，便难以维持亲爱之情。听说马防请求任用桓笃为从事中郎，并赏赐他很多财帛。桓笃被乡里所弃，寄居在美阳，他的妹妹是马氏的妻子，因此倚仗关系进行交往；所在县的县令苦于他的违法行为，曾将他逮捕拘禁并依法论罪。如今马防所议论任用的人，已经让人都感到疑惑惊怪，何况还要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只恐怕议论会牵涉朝廷。现在应当替马防选择贤能的人来辅佐他，不可以再让马防自行请求任用。有人对政事有所损害，希望【“望”是对物有所期望】；如果臣心中有所想，岂敢不自行上报。《请求增兵疏》【唐仲友说：班超有智有勇，是建立功名的人，但他一生自始至终只是经营西域这一件事。开通西域，号称斩断匈奴的右臂，这是汉武帝时的说法。后来匈奴势力衰弱，即使不开通西域，也没有什么妨害。又说：班超开通西域，专门使用智谋，逐渐使各国归附，不耗费中原的兵力和财物，这是值得取法的地方。】班超【本传载：班超字仲升，是扶风平陵人，班彪的小儿子。建初三年，班超率领防勒、康居、于寘、拘弥等军队一万人，攻打姑墨石城，攻破城池，斩首七百级。班超想趁此机会平定各国，于是上疏请求增兵，说了如下的话。】臣私下看见先帝想开通西域，所以向北攻打匈奴，向西派遣使者出使外国。鄯善、于寘当时就归顺教化。如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氐、乌孙、康居又愿意归附，想共同合力攻灭龟兹，使汉朝的道路平通。如果得到龟兹，那么西域没有归服的国家，就只剩百分之一了。臣反复思量自己不过是军队中的小吏，实在愿意跟随谷吉，在遥远的异域舍身效命，希望能够像张骞那样把自身遗弃在旷野【谷吉是长安人，谷永的父亲。元帝时任卫司马，出使护送郅支单于的侍子，被郅支杀害。张骞在武帝时任郎官，出使月氐，被匈奴拘留十多年，后来逃到大宛，困窘时就射取禽兽来充饥】。从前魏绛作为列国的大夫，尚且能够使各族戎人和睦【魏绛是晋国大夫。晋悼公时，山戎使者孟乐到晋国，魏绛接受虎豹之皮，请求同各族戎人和好。悼公高兴，派魏绛同各族戎人结盟，事情见《左传》】，何况臣奉行大汉的威势，难道会没有铅刀割物一样的微小作用吗？前代议论的人都说，取得三十六国，就叫作斩断匈奴的右臂【哀帝时刘歆上奏说：武帝时设置五属国，开辟朔方，攻伐朝鲜，设置玄菟、乐浪，是斩断匈奴的左臂。】向西攻伐大宛，联结乌孙，撕裂匈奴的右臂；面向南方时，西方在右边，所以称为右臂】。如今西域各国，从太阳落下的地方开始，没有不归向教化的【《西域传》说：从条支国乘船向西行一百多天，就接近太阳落下的地方】，大小国家都欣欣然归附，进贡奉献不断。只有焉耆、龟兹独自没有服从。臣先前曾与属官三十六人出使遥远的异域，备受艰难困苦，独自守卫疏勒直到今天已有五年。胡夷的情势和规律，臣大体已经了解。臣问他们城郭大小，大家都说依靠汉朝和依靠上天一样。由此验证，葱岭便可以通达【“效”犹如验证。《西河旧事》说：葱岭山上多葱，因此得名】；葱岭一旦通达，龟兹就可以攻伐。现在应该任命龟兹侍子白霸为本国国王，派遣数百步兵和骑兵护送他回国，同各国联合出兵，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擒获龟兹。用夷狄来攻打夷狄，是最好的计策。臣看莎车、疏勒的田地肥沃广大，草木丰茂，不同于敦煌、鄯善之间【敦煌即今天的凉州县】；用兵可以不耗费中原的物资，而粮食又能自给。况且姑墨、温宿两位国王，都是龟兹特意设置的【温宿国王居住在温宿城，距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既不是本族人，彼此又厌恶怨恨，他们的势力必然会有投降反叛的变化。如果这两个国家前来投降，龟兹自然就会被攻破。希望把臣的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参考以往的事例来考察；如果确实有万分之一的成功机会，臣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臣班超的一片诚心，只是特别仰赖神灵，私下希望自己不要很快僵卧而死，能够亲眼看见西域平定。那时陛下举起万年之觞，把功勋荐告于祖庙，将大喜传布天下。

译《劝成风德疏》【唐仲友说：只有能够畅通言路，才是宰相没有私心的地方。但仅仅能够让人尽言，还不能看出没有私心。唐仲友认为，陛下之所以专意于开放言路，正因为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乂说：用一个人的言论来弥补君主的过失，不如用天下人的言论来弥补君主的过失。○我说：陈宠论说宽缓，是要革除前代苛刻的政令；第五伦论说宽缓，是为了交通天下议论政事的人。严酷刻薄是用来对待奸民的，不是用来对待良民的；任意施加喜怒是用来对待供使唤的下人之流的，不是用来对待议论政事的人。因此，官吏过于严酷，就会成为风俗；君主过于严酷，就会流于刚亢，二者都失当。何况人的生死取决于君主的喜怒，他们想进言时，疑虑和畏惧总是横亘在心中。还没有进言时，原本打算进言；揣度一番，退后估量将要进言，早晨的刚勇到了晚上就减退了。这样，能够上达君主的言论已经没有多少了。君主又凭喜怒来处理这些言论，还有谁肯进言呢？这正是当前最急迫的宽缓之务。第五伦做宰相时不厌恶直言，大概魏相撤去副封、陆防开放言路，意见相同而又胜过陈宠很远了】第五伦【本传说：第五伦原是一个苛刻的俗吏；等到做了三公，恰逢皇帝宽厚仁慈，屡次施行善政，于是上疏褒扬称颂盛美之德，因而劝导形成良好的风俗道德】陛下即位以来，亲身实行天然的德性，具有和悦宽厚的姿态，以宽宏之道临御臣下。四年以前，您每年诛杀刺史和二千石中贪婪残暴的六个人，这都是明圣之主所能鉴察的，不是群臣所能达到的。然而诏书每次下达都说要宽和，而政令却急迫苛严，不能改变；务求保持节俭，而奢侈却不能止息，原因在于风俗败坏，群臣不能称职。光武承接王莽遗留下来的局面，颇以严厉刚猛施政，后代沿袭这种做法，终于形成了风气。郡国所荐举的人，大多是能办事的俗吏，很少有宽厚博大的人才，来符合皇上的求取。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都以刻薄的姿态临治百姓、治理县邑，只想着掠夺杀戮，专门施行严酷苛苦的政令，官吏百姓忧愁怨恨，没有不憎恶他们的。可是现在议论的人反而认为他们有才干，这违背天心，失却经义，实在不可不慎。这样的人不只是刘豫、驷协应当获罪，也应当谴责推荐他们的人，务必进用仁厚贤能的人来担当时政。这样的人不过数名，风俗自然就会改变。我曾经读史书，知道秦国因严酷急迫而亡国；又亲眼见到王莽也因苛刻的法令而自取灭亡，所以反复恳切地进言，实在就是为此。又听说诸王、皇后、贵戚骄纵奢侈，超过制度；京师尚且如此，怎么能给远方做榜样呢？所以说：“自身不正，即使下令也不能实行【《论语》中孔子的话】；用自身的行为教导别人，别人就会服从；只用言语教导别人，别人就会争辩。” 阴阳之气调和，年成才会丰收；君臣同心，教化才会成功。凡是刺史、太守以下，任命后要到京师以及经过洛阳赴任的人，都应当召见，可以借此广泛询问四方的情况，同时观察他们的为人。凡是上书议论政事而意见不合的人，只须答复让他回归田里，不应过分表现喜怒，以此表明朝廷宽缓。臣愚昧，意见不足采纳。《论窦氏贵横疏》【西山真氏说：这时窦氏的势力还没有大盛，第五伦已经替章帝谈到这件事了。忠臣的用心，在于防微杜渐，往往都是这样，君主不可不察。○我说：第五伦抑制窦氏诸人结交宾客的过失，与光武帝约束诸王宾客的用意相合，也可以说是防微杜渐。凡是拖着衣襟出入王侯门下的士人，大多是想钓取富贵，少有明白名分义理的。他们像蜜蜂钻营、投递名刺，望着鼎中的食物流口水，像苍蝇聚集在车驾周围，迎合脸色、卖弄讨好；小则招揽权势、交结贿赂，颠倒混乱是非；大则干预政事、把持权柄，媒介促成权力和印绶的转移。所以淮南王的宾客中并非没有羊胜、公孙诡，淮阴侯的宾客中并非没有蒯通，桓温的宾客中并非没有郗超；这些人都有各自求取富贵的打算。要寻找像枚乘那样不阿附梁孝王、像邹阳那样不依附淮南王而稍微知道名分义理的人，非常少。因此，宋意斥责宾客中的廉范等人，袁安斥责并罢免窦宪所任用的刺史、郡守，都是这个意思。如果窦宪遵从第五伦的话，闭门谢绝宾客，那么他本人不至于死，班固、邓叠也不至于被诛杀，众宾客也不至于免职回到本郡。窦氏一门只有窦瓌能够约束宾客，不干犯名分，因此得以保全自身；窦瓌怎么这样有智慧，而窦宪怎么这样愚蠢呢】第五伦【本传：诸马获罪回到封国，而窦氏开始显贵，第五伦再次上疏】臣凭空虚浅陋的资质，承担辅弼的职任；平素性情懦弱怯惧，身居高位、爵禄尊重，被大义所拘束，只能想着自我策励。即使遭受百死，也不敢选择避难之地，更何况亲身处在危言获罪的时代呢！如今承受百王以来的弊病，世人崇尚文饰巧诈，都趋向邪路，没有人能够守持正道。臣看到虎贲中郎将窦宪，是椒房的亲属，掌管禁军，出入宫禁，年富力强而志向美好，谦卑恭敬、喜爱善人，这确实是他喜欢士人、结交宾客的原因。然而，出入贵戚之家的人，大多有过失和罪衅；被禁锢的人尤其少有守约自持、安贫守节的操守。士大夫中没有志向的人互相贩卖吹嘘，云集到他的门下。众人的气息可以吹动山，聚集的蚊子可以发出雷声，这大概就是骄纵放逸由此产生的原因。三辅议论的人甚至说：“因贵戚而被废黜禁锢，就应当再凭贵戚来洗刷罪名，就像解酒应当用酒一样。”那些邪僻险诈、趋附权势的人，实在不可亲近。臣愚昧，希望陛下和中宫严厉告诫窦宪等人，闭门自守，不要无故与士大夫交往，在祸患尚未萌发之前加以防范，在形迹尚未显露之前加以考虑，使窦宪永远保有福禄，使君臣相处欢洽，不留下丝毫嫌隙，这是臣最大的愿望。《待诸王过恩疏》【唐仲友说：宋意认为，作为臣子应有节制，不应逾越礼制、承受过分的恩宠，最能体现进谏和劝止的道理。在明帝时进言这件事，便是迎合时势。又说：《尚书》说“敦厚地叙理九族”，肃宗知道要敦厚亲族，却还没有领会所谓“叙”的意思；宋意的进言能够补足这一点。○我说：西汉宗室支系疏远，所以外戚窃取权力；东汉宗室支系疏远，所以宦官窃取权力。最终烧起西都大火的人，是光武帝；然而使东都化为灰烬的，却是昭烈帝。唉！九族和睦，唐尧因此成为圣人；《頍弁》诗兴起，周幽王因此孤立，形势就是这样。章帝厚待亲属，只施行亲亲的小恩，却不再实行分封同姓的大法，宋意以逾越礼制进言，是合适的；如果能同时考察古代制度，就更好了】宋意【本传：宋意，字伯志。建初年间，被征召任尚书。肃宗性情宽厚仁慈，亲爱宗亲的恩情深厚，因此叔父济南王、中山王每次入朝，都特别加以恩宠。等到几位兄弟都留在京师，不遣送他们到封国。宋意认为，作为臣子应有节制，不应逾越礼制、承受过分恩宠，于是上疏】

译陛下极其孝顺，恩爱深厚，对济南王刘康、中山王刘焉这两位先帝的兄弟，特别破格依礼宠待。圣上的感情依恋深厚，不忍让他们远离。近年以来，他们入朝拜见，长久留在京师。以叔父的尊贵身份，享有同家人的礼遇；车辆可以驶入殿门，入席不必下拜；分享甘美食物，减少御膳以赐给他们；赏赐优厚。过去周公怀有圣人的德行，又有使天下太平的功劳，然后成王才称他为叔父，加赐财币。如今刘康、刘焉幸而凭支庶身份享有大国的俸禄。陛下即位后，免除他们过去的过错，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又把其他县作为他们的食邑，男女老幼都接受爵位和封邑，恩宠超过制度，礼敬过分。按照《春秋》的义理，诸父兄弟没有不臣服的，这是为了尊贵的更尊贵、卑贱的更卑贱，使根本强固而枝叶柔弱。陛下德业隆盛，应当成为万世的典范，不应因私恩损害上下尊卑的秩序，失去君臣的正道。再说西平王刘羡等六王，妻子儿女都已成家，官属也配备齐全，应当早日前往封国，为子孙建立基业；可是他们的宅第彼此相望，长久盘踞京城，婚姻的盛大超过本朝，车马仆从众多，充塞城郭，骄奢僭越，仿佛天子，宠禄也过于隆厚。如今诸国的封地全都肥沃，风气平和，道路平坦而且近，朝见聘问有固定期限，往来并不困难。只是陛下割舍不下这份感情，不能以义断恩；应当遣送刘康、刘焉各自回到封国，命令刘羡等迅速在适当的时候前往封国，以满足众人的期望。《南单于请兵，不可许疏》【我说：夷狄彼此攻伐，是中国的福分，所以单于分成五部，终于有了宣帝在渭水之上的朝见；匈奴分成两部，终于有了建武年间遣送人质的举措。汉代夷狄势力削弱，虽然有赖于汉武帝横绝大漠的功劳，也利用了北方夷狄相互争斗的弊端。宋意的进言，可以说掌握了对待夷狄的大体。不过，《易经》说：“田野中有禽兽，适宜捕获它。”夷狄隔绝在中国之外而危害中国，就应当讨伐；如今让夷狄攻打夷狄，怎么能帮助他们兴兵而助长他们的恶行呢】宋意【本传：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匈奴单于乘机请求出兵北伐，想要回到原来的王庭。当时窦太后临朝，朝议想要答应他，宋意上疏】戎狄隔绝在中国之外，幽居北方极远之地，以沙漠为界，轻视礼义，不分上下；强者成为雄长，弱者便屈服。自汉朝兴起以来，征伐他们多次，所取得的成果，曾经没有抵偿所造成的损害。光武皇帝亲自经历兵革之难，深深彰明天地之理，所以趁他们请求投降，羁縻抚养，使边地百姓得以生存，从此劳役停止、休养生息四十多年了。如今鲜卑归顺，斩杀俘获北匈奴数以万计，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道其中的劳苦。汉朝兴起以来的功业，到这里最为盛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夷狄相互攻伐，没有损耗汉军。臣观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为了从抄掠中获利；后来把功劳归于圣朝，实在是由于贪图获得重赏。现在如果听任南匈奴回到北方王庭，就不得不约束鲜卑；鲜卑对外失去暴掠的愿望，对内没有功劳的赏赐，像豺狼一样贪婪，必定会成为边境的祸患。如今北匈奴向西逃遁，请求和亲，应当趁其归附，把它作为外部屏障；巍巍的功业，没有超过此举的。如果出兵耗费赋税来顺从南匈奴，就会坐失上策，从安定转向危险，实在不可以答应【后来南匈奴终于没有北迁】《文选补遗》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九 元代陈仁子编纂 奏疏 《谏击匈奴疏》【唐仲友说：劝谏不要讨伐匈奴的奏疏，不止一篇。鲁恭的进言最为忠厚，大体都是讲道德仁义。如果君主能够实行他的言论，就能与天地同样广大。○西山真氏说：太后因为偏爱自己的一个弟弟，任意兴兵，以挑衅远方夷狄。公卿们纷纷进言，她一概不听，只是一心想让窦宪建立功劳来赎罪，却不知道这样反而加重了他的罪过。○我说：一个人稍有私心，就决不会顾惜国家的祸害。窦宪攻打匈奴，不是为了公事，而是为了私利。后来借此保护自己的私门，窦宪也借此赎自己的私罪。我看燕然山刻铭，不过是乘匈奴饥荒衰弱之后，于是取得成功。长安朝廷几乎接受尚书们万岁朝拜，刺客充满城中，胁迫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他的包藏之心已经可以看出。至于是否有利于国家，他全不顾及。袁安、任隗这样的三公，尚且不能劝止他，鲁恭说军需调度使百姓贫困，又怎么能遏止他的私心呢】鲁恭【本传：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和帝初即位，朝议派窦宪与征西将军耿秉攻打匈奴，鲁恭上疏，内容如下】陛下亲自劳神，直到太阳偏西还不进食，忧虑军役，确实是想安定北方边境，为百姓消除祸患，确定万世的计策。臣独自反复思考，却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便利。国家的计策、万人的性命，都系于这一次行动。数年以来，秋季庄稼没有成熟，百姓粮食不足，仓库空虚，国家没有积蓄，何况最近又遭逢大忧，人人心怀恐惧【指章帝去世】陛下亲具大圣之德，实行极其孝顺的行为，守谅阴三年，政事听命于冢宰；百姓空虚寂寞，三季听不到警跸的声音，无不思念您，惶惶然如有所求却不能得到。如今却在盛春之月兴起军役，扰动天下，以处理戎夷之事，实在不是用来施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而外推行德政的办法。万民是上天所生，上天爱护它所生的万民，就像父母爱子女一样。一个事物有不能安置得当的地方，天气就会因此失常，何况是人呢？所以爱护百姓的人，必定得到上天的报答。从前太王重视人的性命而离开邠地，所以获得上天的保佑【《史记》说：古公亶父修治后稷、公刘的事业，百姓都拥戴他。戎狄来攻，人人都愤怒想要交战。古公说：“百姓因为我的缘故而交战，杀死别人的父亲和儿子，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带着亲属全部离开邠地，停留在岐山。邠人举国扶老携幼，全都返回岐山脚下】因此圣王的制度，只是羁縻而不使其断绝关系罢了。如今边境没有战事，应当修养仁德、实行义政，崇尚无为，使家家给足、人人富足，安于职业，乐于生产。下方的人道完全得到实行，上方的阴阳就会调和；祥和的风、适时的雨覆盖到远方，夷狄通过多重翻译前来归附。《易经》说：“诚信充满瓦缶，最终会有别的吉祥到来。”意思是甘美的雨水装满我的瓦缶，确实会有人前来归附我，于是得到吉祥【此卦下为坤、上为坎，坤象征土地，像瓦缶；坎象征水，也有水的形象。坎在坤上，所以说甘雨装满我的瓦缶；有诚信，其他人就会前来归附而获得吉祥】以德胜人的国家昌盛，以力胜人的国家灭亡。如今匈奴刚被鲜卑杀败，远远藏在史侯河以西，距离边塞千里；我们却想乘其空虚衰耗，利用它的微弱，这不是义所应当产生的行动。此前太仆祭肜远出塞外，最终没有见到一个胡人，军队却困顿了【永平十六年，窦固、祭肜、耿秉、来苗等分四路出兵攻打匈奴。窦固到达天山，击退呼衍王；祭肜因为没有到达涿邪山，没有发现敌人而回还，被下狱，免为庶人】白山之战的灾难，绵延不断【白山就是天山。《公羊传》说，中国的祸患延续不断，就像丝线一样】都护陷没，士卒死亡如堆积一般【永平末年，焉耆、龟兹共同攻陷都护府，杀死官吏士卒二千多人】直到现在，百姓还承受着他们造成的祸害，孤儿寡妇哀伤思念的心情仍未平息。仁爱的人想到这些，就会忧惧得屏住呼吸；怎么能又想重蹈覆辙，不顾祸患艰难呢？如今刚开始征发军队，大司农调度军需【“度”读作“徒各反”】已经不足，使者正在道路上，各自分区督促催逼【“趣”通“促”】，上下相互逼迫，民间的急迫也已经严重了。三辅、并州、凉州少雨，麦根枯焦，牛的死亡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正是不合天心的证明。群臣百姓都说不可以，陛下为什么偏偏因为一个人的计策，抛弃万人的性命？难道不考虑他们的话吗？向上观察天心，向下察看民意，就足以知道事情的得失。臣恐怕受害的将是中国，难道只是匈奴而已吗？希望陛下留存圣恩，停止征发，遣散士卒，以顺应天心【刘攽说：“恩”应作“思”】《谏为笃景起第疏》【唐仲友说：何敞是公正忠厚的人。○我说：人的贤能与否，从他辞谢或接受财物就可以分别出来。汉武帝为霍光修建宅第，却说：“匈奴还没有消灭，凭什么营建家室呢？”太后派窦宪攻打匈奴，尚未成功，却先为窦笃、窦景修建宅第，二人也不推辞。霍光以功名终身，窦宪却因奢侈败亡，贤与不肖相差如天渊】何敞【本传：何敞，字文高，扶风平陵人。当时因为窦宪攻打匈奴，诏令使者为窦宪建造宅第，窦笃、窦景也同时兴建府第，劳役兴作，百姓忧愁困苦。何敞上疏】臣听说匈奴被称为桀骜叛逆已经很久了；平城之围、傲慢国书造成的耻辱，这两种侮辱，是臣子应当舍弃生命、必死以雪的。汉高祖、吕后忍住愤怒，暂且放弃而没有诛杀他们。臣想到皇太后具有文母的操守【文母，指周文王的妻子太姒】陛下具有和悦宽厚的姿态，匈奴并没有叛逆的罪行，汉朝也没有可惭愧的耻辱，却在盛春开始农事的时候兴起大规模劳役，使普通百姓怨恨，都心怀不满。如今又贸然为卫尉窦笃、奉车都尉窦景修缮宅第，房屋连绵，遍布街巷。臣虽然是器量狭小之人，实在私下感到奇怪。我认为窦笃、窦景是皇帝亲近的贵臣，应当成为百官的表率。如今各路军队还在行军，朝廷焦唇劳思，百姓忧愁困苦，国家财政没有余力，却突然兴建大宅，增高装饰，追求珍玩美好，这不是用来垂示美德、为后世树立无穷典范的做法。应当暂且停止工匠，把专心忧虑北方边患、体恤百姓困苦放在首位。《除律令条法疏》【唐仲友说：经术，是先王的典章；法律，是当世的事务。学习古代而入仕，议论事情并据此制定政令，就不会迷失。经术，就是以古代典常作为自己的老师；法律，也是如此。又说：陈宠删除律令，是仁厚的表现，但还只是讨论它的末节。陈宠【本传：陈宠任廷尉时，又考核校订律令条文，把超过《甫刑》的条款删除，内容如下。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就升任鸿胪】

译臣听说《礼经》有三百条经文、三千项威仪，所以《甫刑》规定大辟罪二百条，五刑所属的罪条三千条；礼所排斥的人，刑法便加在他身上【不守礼的人，就用刑法惩罚，所以说“取”】。违背礼就会进入刑法，二者互为表里。如今律令中死刑有六百一十条，耐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条【耐，是轻刑的名称】赎罪以下有二千六百八十一条，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其中四百条、一大辟、一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之后，后文有脱漏【《春秋保干图》说：君王每三百年清理一次法令。汉朝兴起以来已经三百零二年，法令逐渐增加，科条没有限度。又有三家解释律法，各自说法不同。应当命三公、廷尉评议平定律令，凡符合经义的，可以保留大辟二百条、耐罪和赎罪二千八百条，共计三千条；其余全部删除，使它们与礼制相应，以改变天下人的观听，达到刑罚停用的美好境界，流传无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二年、万人〕 《五经章句，取士疏》【我说：史书称徐防奉行法令周密严谨，他担任三公，没有其他发明，却只谈到根据章句选取士人，这是为什么呢？汉代既没有尊重宰相权力的制度，也没有选任宰相的办法。自永平以来，难道没有像韩棱那样忠正、像袁安那样端方耿介、像陈宠那样宽厚体恤的贤相吗？如果让他们遇到贤明的君主来辅佐，即使成为丙魏、房杜那样的名相，也不困难。无奈所遇不是时机，权力又轻微吗？仲长统讥刺当时说：“中世选取三公，只要求清廉谨慎、循规办事、熟悉旧例，这不过是妇女的操守、乡曲的常人罢了，哪里足以居于这样的职位！”唉！选任标准之所以轻薄，都是因为看待三公的地位轻薄。看看仲长统所说的话，还能责怪徐防什么呢】徐防【本传：徐防，字谒卿，沛国铚县人。永元十四年任司空，认为五经义理难以阐明，应当编定章句，使后学得到启发】臣听说《诗》《书》《礼》《乐》由孔子整理确定，阐明章句开始于子夏【《史记》说：孔子去世后，子夏居住在西河，教授弟子三百人，做魏文侯的老师】后来各家分别解释，形成了不同的说法。汉朝承接秦朝的动乱，经典散佚断绝，原文略有保存，有的没有章句。于是收拾残缺遗失的部分，建立明经之学，广泛征召儒术之士，开设太学【武帝时开设学官，设置博士弟子员】孔圣离世已远，微妙的道统将要断绝，所以设立博士十四家【《汉官仪》说：光武中兴，弘扬考察古事，《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五家；《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两家；《诗》有申公、辕固、韩婴三家；《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礼》有戴德、戴圣两家，共十四博士。太常选拔一名聪明而有威望的人为祭酒，总领纲纪】设置甲乙等科【《前书》说：每年考核甲科四十人任郎中，乙科二十人任太子舍人，丙科四十名学生补文学掌故】以此勉励劝导学习者，用来表明好恶、改变弊病而趋向善良。臣看到太学考试博士弟子，都任凭自己的意见解释，不遵守各家师法，私下互相包庇，开辟了滋生奸邪的道路。每次进行策试，总是引发争辩诉讼，议论纷乱错杂，互相非难。孔子称说“述而不作”，又说“我还赶得上史官有意存缺的时代”，憎恶史官有不知道的地方却不肯留下空缺。如今不依照章句，任意产生穿凿附会，把遵循老师说法看作错误，把按照自己义理解释看作得理，轻视侮慢圣贤道术，逐渐形成风俗，实在不是诏书中通过实学选士的本意。改变浮薄而遵从忠实，是三代共同的常道；专心精研、致力于根本，是儒学首先看重的事情。臣认为，博士以及甲乙科的策试，应当遵从各家的章句，设置五十道疑难来考试；解释得多的列为上等，能够引用经文来阐明的列为高等。如果不依从先师，义理上相互抵牾，都应当判定为错误。《五经》各取上等六人。《论语》不宜用射策方式考试，即使这种做法已经沿用很久，也还可以逐步纠正改革【《东观记》载徐防上疏说：考试《论语》应依据原文章句，只考察通晓程度，不要采用射策，希望使学习者致力于根本，专一于师门，精心思考、核验经义，使事情合乎实际、道理得到真实阐明；这样可以弘扬经术，尊重圣业，有益于教化。虽然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但六经衰微、学问日渐浅薄，确实应当返本并纠正其弊失】《年老求归疏》【唐仲友说：功业的成就只在于长期任职。班超开拓西域二十二年后才成功；如果任职不能坚持到底，多年功劳就会在一天之内全部丧失。○我说：臣子的道义先在于君主，然后才顾及自身。《诗经·渐渐之石》说的是长期在外服役而作，其中说“武夫向东征伐，连早朝也无暇顾及”，大概正是思念君主。大抵臣子出仕是为了君主，归来也是因为思念君主。班超越过葱岭，到达县度，在西域三十一年，功劳可以比拟赵充国，却没有烦劳中国的军队；智慧超过马援，也没有遭受远方人的谗毁。他上疏请求归来，可以说善于保全功名；可惜没有用诗人思念君主的道理来说明，几乎像是眷恋故乡、想穿着锦绣衣服白天行走一样。后来终于回到洛阳，能够实现入朝的愿望，是天意。班超【本传：班超自认为长久身处绝域，年老而思念故土。永元十二年，上疏】臣听说太公受封于齐，五代之后仍葬回周地；狐狸死时头朝向丘穴，代地的马依恋北风【《礼记》说：太公封在营丘，到了第五代，他们都返回周地安葬。古人有话说：“狐狸死时头正对着山丘”，这是仁。 《韩诗外传》说：代地的马依恋北风，飞鸟飞向旧巢】周、齐都在中原，相隔不过千里，何况小臣远处绝域，难道能没有依恋北风、死首故丘的思念吗？蛮夷的习俗是敬畏强壮、轻侮老者【《前书》说：匈奴的习俗，壮年人吃肥美食物，老年人吃剩余食物；以强壮健康为尊，以老弱为贱】臣班超年齿已老，常常害怕年老衰败，忽然僵卧而死，孤魂被抛弃。过去苏武被留在匈奴中，尚且有十九年；如今臣有幸奉持符节、佩带金银印绶，守护西域。如果能寿终于屯部，实在没有什么遗憾；但臣担心后世或许会说我死在西域。臣不敢奢望抵达酒泉郡，只希望活着进入玉门关【玉门关隶属敦煌郡，就是今天的沙州，距离长安三千六百里，关在敦煌县西北；酒泉就是今天的肃州，距离长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臣年老多病，衰弱困顿，冒死进献愚直之言，谨派儿子班勇随同进献物品入塞【《东观记》说：当时安息国派使者进献大爵、狮子，班超派儿子班勇随使者入塞】趁臣还活着，让班勇亲眼见到中原。《劝崇儒学疏》【我说：樊准预先储备通晓经学的隐逸之士，等待讲习任用，他的考虑多么长远啊！当时安帝即位，年仅十二岁，樊准已经想到这一点，大概正是周公在伯禽面前申明世子教育之法、用来防范并教导成王的意思。文帝虽然贤明而有智慧，却让晁错以权术辅导太子，哪里比得上在储君初立时就培养善人的做法呢】

译樊准【本传：樊准，字幼，樊宏的族曾孙，补任尚书郎。邓太后临朝，儒学衰败，于是樊准上疏】臣听说贾谊有言：“君主不能不学习。”所以即使大舜具有圣德，仍然孜孜不倦地行善【《孟子》说：“鸡鸣就起床，孜孜不倦地行善的人，是舜这一类的人】成王是贤明的君主，尊崇并亲近明师贤傅【《尚书》说：“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成为他的左右”】光武皇帝受命中兴时，群雄崩溃扰乱，旌旗遍布原野，东西征战，没有闲暇安居，然而仍然放下武器讲习经艺，让马休息而讨论道理。到了孝明皇帝，他兼有天地般的资质，具备日月般的明察，各项政务、万般事务，无不留心并重视古代典籍，游心于经学。每次举行飨射礼结束，他都端正坐姿亲自讲说，诸儒一同听讲，四方欣喜，即使孔里教化、矍相举行礼射的盛况，也实在不足以相比。又多次征召名儒充任礼官，如沛国赵孝、琅邪承宫等，有的乘安车、驾四马，告老还乡；有的穿着宽衣大带，随从朝见宗庙。其余因经术而受到优待的人，遍布朝廷，所以朝廷中多有白发苍苍的贤良和头发花白的老人。每逢朝会，他们就讨论疑难，和乐地共同求取治理教化之道，详细阅览众人的言论，声音如玉石相击。早朝入朝的人进来思考政事，退朝的人回去准备答问，大小事务都受到教化，和谐美好，值得赞叹。期门、羽林军中身披铠甲的人，全都通晓《孝经》。博士、议郎各有一人，开门招收弟子数百人，教化从圣上自身开始，流传直到蛮荒之地。匈奴派伊秩訾王、大车且渠前来入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因此议论者每每称道那个盛世，都说是永平年间。如今学习的人大概很少，远方尤其严重；博士空着席位不讲学，儒者竞相讨论浮华绮丽的言辞，忘却直言不讳的忠心，习惯于谄媚巧言【“諓”，是谄媚的话】文吏则抛弃法律而学习诋毁欺诈，磨利锥刀般的锋利言辞，以严酷刑罚决断案件，德行浅薄、风俗败坏，以致施政苛刻。过去孝文帝的窦皇后性喜黄老之学，因此清静无为的教化流传到景帝、武帝时期。臣愚昧，认为应当下达明诏，广泛寻求幽隐之士，发掘山林中的贤人，宠遇进用儒雅之士；如果有像孝宫这样的人，就征召到公车署，等待圣上讲习之时。公卿各自荐举通晓经书的人以及旧儒的子孙，提升他们的爵位，使他们继承先业。再召回郡国的书佐，让他们读习律令。这样，伸长脖颈盼望的人每天都有所见，侧耳倾听的人每月都有所闻。伏愿陛下推行并继承先帝增进学业的道路。《盛夏断狱疏》【西山说：考察《月令》一书，虽然它起源于秦代，但其中保存着先王的制度。汉朝兴起后，颇为采用它的纲要，例如春天施行宽大政令、颁布封赏恩德，直到秋冬审理狱讼，十月以后不再审讯囚犯，大都出自《月令》。从高帝时赵尧等分别提出四时施政制度，到这里魏相又向宣帝进言。后来李寻告诉哀帝，说朝廷忽视随时月而行的政令，应当命侍中、尚书等近臣通晓《月令》的意义。盛夏杀人，明智的人由此知道王莽必然灭亡。后汉陈宠、鲁恭也曾论述此事，大略都以《月令》为依据】鲁恭【本传：和帝末年下令，麦秋时节可以审查轻罪；州郡喜欢苛细察究，于是在盛夏审理狱讼。鲁恭上疏，内容如下】臣看到诏书，敬畏天时，忧念万民，为了崇尚和气，罪不至于死的，暂且不要审查；进用柔顺善良的人，斥退贪婪残暴的人，奉行时令【意思是顺应《月令》所说的事情】这是用来助长仁德、顺应上天、招致和气、有利百姓的。旧制度规定到立秋才施行轻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在初夏实行，可是刺史、太守没有深思忧民息事的根本，也没有实行进用贤良、斥退卑劣的教化【《月令》说：孟夏时命太尉赞助杰俊、进用贤良，荐举年长有德者，施行授爵发禄，务必使职位与其人相当】于是就在盛夏征召农民，拘押审问，连续拖延不止。司隶校尉掌管京师，是四方的榜样【《汉官仪》说：司隶校尉总领京师以及三辅、三河、弘农】最近却在春月分别巡视各部，借口慰劳贫民，实际上没有同情怜悯之心，反而烦扰郡县，审察并非紧急的案件，逮捕一人，罪过牵连十多人；上则违逆时气，下则伤害农业。按《易经》，五月是姤卦主事，经文说“君后施行命令，告诫四方”【“诰”是治理的意思。《易经·姤卦》象辞说：“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乾象征天和君主，巽象征风和号令；“后”是君主，所以用来比喻君主发布命令】意思是君主在夏至之日发布命令，使四方停止出行，以此助长刚刚萌生的阴气。连出行的人尚且要让他停止，何况在这个时节逮捕、征召、审问、拷打呢？近年以来水旱灾害伤害庄稼，百姓饥饿流离【“宂”是散失的意思】如今刚进入夏季，百谷开始生长，正是阳气孕育滋养万物的时候；自三月以来，阴寒之气不退，天气不暖，万物应当化育变化，却没有受到和气的滋养。《月令》说，孟夏应当裁断轻刑、释放轻罪囚徒；如果施行秋季的政令，苦雨就会屡次降下，五谷不能成熟【《礼记》说，这是申时之气乘虚而入，苦雨、白露之类都会伤害时令万物】又说仲夏应当宽缓重囚，增加他们的食物【“挺”就是宽缓】如果施行秋季的政令，草木就会凋零【这是酉时之气乘虚而入；八月昴宿当值，主管刑狱杀伐】人会受到疫病伤害【这是大陵星之气造成的灾害；大陵是星名，《春秋合诚图》说大陵主管死亡】所谓裁断轻刑，是说轻罪已经审定，不想让犯人长期羁押，所以按时裁决。臣愚昧，认为如今关于孟夏的制度，可以按照这个命令执行；凡是判决狱案、审查考验，都以立秋为截止，以顺应时节、养育成全万物。这样天地就会和谐，刑罚也会清明。《贵戚用威权疏》【我说：西汉的财力耗费在对夷狄的战争上，东汉的财力耗费在外戚和宦官的权势上。战争和夷狄的祸害在外，外戚和权宦的祸害在内；外部的容易看见，内部的难以防范。光武帝赏赐郭况，明帝赏赐马氏宗族，章帝赏赐窦氏，都给予无数财物。安帝对耿氏、窦氏、阎氏、阎显也是如此。到安帝永初三年，三公因国家用度不足，上奏命令官吏百姓可以缴纳钱粮，换取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等名号，各有等级。用财不合正道，所以取财也不合正道。西汉的情形尚且可以议论，东汉更为卑下了】翟酺【本传：翟酺，字子超，广汉雒县人。安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追念祖母宋贵人，全部封赏她的家族。又有元舅耿宝以及皇后兄弟阎显等人，都凭借威势权力行事。翟酺上疏】

译臣听说微子假装疯狂而离去，殷朝的叔孙通背弃秦朝而归附汉朝；他们不是自己疏远君主，而是时势不允许他们留下。臣承受陛下特别厚重的恩典，恰逢不可直说的政治局面，难道敢随声附和、接受宠爱，把自己置于天地之间而不顾吗？臣想到陛下顺应上天、登上帝位，经历中兴的时运，应当建立太平功业，却还没有听到达到教化的方法。远处的事情难以说明，请允许臣用近来的事情来验证。过去窦氏、邓氏受到宠爱，震动四方；兼领多个官职，身佩重印，金银财货充盈，以至于有人议论、玩弄国家神器，改变社稷，难道不是因为势位尊贵、威权广大才造成这种祸患吗？等到他们败亡，额头掉落在地，甘愿变成孤独的小猪，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使人骤然显贵而没有渐进过程，失势时必然迅速；接受爵位不合正道，灾祸必然很快到来。如今外戚受到的宠幸，功劳几乎与天地同等；自汉元帝以来，从未有可与之相比的。陛下确实仁恩周遍，亲爱九族；然而俸禄从公室流出，政权转移到私门，覆车的旧辙又被重蹈，难道不会遭到摧折吗？可是朝中任职的大臣没有人肯直言匡正，彼此附和诋毁，互相帮助依附。臣恐怕威权一旦假借给外戚，收回就很困难；像老虎长出翅膀一振，最终便无法控制。所以孔子说：“把珍珠吐在泽中，谁能不把它含取【《春秋保干图》说：臣下功劳太大，君主的威势受到侵犯，便会连累宗族、伤害自身；奸邪之行把珍珠吐在泽中，谁能不把它取走】意思是说，君主的权柄如果向外假借，众人就一定会争相夺取，把它作为自己的利益；这就像珍珠出现在水泽中，谁能不含取它，把它当作自己的宝物呢？“吐”就是“出”的意思。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拿给别人看【《老子·道经》说：鱼不能脱离泉水，国家的利器不能拿给别人看】这是关系安危的最大警戒，也是关乎社稷的深远计策。节俭之德表现为恭谨，政事保存约束节制，所以汉文帝舍不得用百金修建露台，用黑色囊袋装饰帷帐【汉文帝曾想修建露台，估算价值百金，说：“百金是普通十户人家的财产，为什么要修台呢？”于是停止不建。又据东方朔说，汉文帝收集上书的袋子，用来做宫殿帷帐】有人讥笑他过于节俭，文帝说：“我是替天下守护财物罢了，怎么能任意花费呢？”后来仓中谷物腐烂得不能食用，钱串朽坏得无法清点。如今从初次处理政事以来，时间还不长，费用赏赐已经无法计算；聚敛天下的财物，积聚在没有功劳的人家，国库已经空竭，百姓和万物都受到损伤，一旦发生意外，又要加重赋税，百姓的怨恨和叛乱一旦产生，危险祸乱就可以等待了。过去成王施政时，周公在前，召公在后，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个人共同扶持维系成王；他亲眼看到正直的容貌，亲耳听到正直的言论，刚一即位，天下就豁然开朗，这是说法度一向已经确定。如今陛下拥有成王般的尊位，却没有那四位贤臣的辅佐，即使想要崇尚雍和熙盛、实现太平，难道能够做到吗？自去年以来，灾异谴告频繁出现，土地裂开、上天震动，高岸变成深谷。修养自身而心怀恐惧，就能把祸患转为福分；轻视怠慢上天的警戒，祸害就会更加深重。希望陛下亲自劳心省察，精心思考，努力寻求忠贞之臣，诛杀远斥奸佞谄谀之党，减少玉堂的盛大开支，尊重天爵的贵重，割舍声色情欲的欢乐，停止私下宴饮游乐。把帝王的图籍陈列在左右，心中记住亡国的君主为什么失去天下，鉴察兴王为什么得到天下；这样或许可以使灾害止息，招来丰收之年。《论乳母王圣放纵骄横疏》【愚以为：凡人的情感，爱产生于有所偏私，骄横则兴起于有所凭恃。因此，偏爱她的人，或许只是酬报她抚育保护的微小恩德；而她有所凭恃，便直接肆意播弄权势，成为巨大的祸害。《易经·明夷》说：“进入左腹，便获得心意。”凡是受宠的女子，不是可以拿别人相比的；她们受到的宠爱亲密，留下的踪迹也隐秘。权臣不能掌握政柄，她却掌握了；士大夫不能与皇帝沟通消息和表达好意，她却能够沟通；草野士人不能亲近皇帝的容颜，她却能亲近。开始是借此媒介求取自身的荣耀，最后却成为祸害国家的根由。成汤在桑林祈雨时列举六项罪责，其中女宠干政占了一项，可见对这种事厌恶得多么深。乳母王圣，君主因私人恩情而亲近她，她便凭恃这一点骄横。杨震两次上疏斥责她，皇帝都不省察。后来她不但参与构陷太子，杨震死于雁门也没能制止。由最后的结果来看，与其爱护她而使她骄横，哪里比得上君主上面不偏私、臣下也无所凭恃呢？】杨震【《本传》说：杨震字伯起，是弘农华阴人。永宁元年，代替刘恺任司徒。第二年，邓太后去世，宫内宠臣开始横行。安帝的乳母王圣，因为有抚养安帝的辛劳，凭借恩宠而放纵骄横。王圣的女儿伯荣，出入宫禁，传递沟通奸邪和贿赂之事。杨震上疏说如下。】臣听说，政治以得到贤能为根本，治理以去除污秽为要务。因此唐尧、虞舜时代贤能之士在官位上，四凶被流放，天下人都心悦诚服，因而达到和谐兴盛。如今九德之士尚未得到任用，受宠幸的人充满朝廷。乳母王圣出身卑微，却有幸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奉养皇帝本人；她虽然有推干就湿的辛劳【《孝经援神契》说：母亲对于儿子，抚养极为殷勤，推开干处而自己睡在湿处，自己少吃而把甘美食物分给孩子】，但前后所受赏赐已经超过了报答劳苦的程度，而她贪得无厌，不知止境；对外结交请托，扰乱天下，损害清明的朝廷，使日月蒙尘。《尚书》告诫说母鸡不能像公鸡一样报晓【牝，是雌；牡，是雄。《尚书》古人说：母鸡不应报晓；母鸡报晓，只有家道败落】， 《诗经》讥刺聪明的妇人会使国家灭亡【《诗经·大雅》说：聪明的男子可以成就城郭，聪明的妇人却能倾覆城郭】。从前郑庄公顺从母亲的欲望，放纵弟弟的感情，几乎危及国家，后来才加以讨伐，《春秋》因此贬责他，认为他失于教导。女子和小人，亲近他们就高兴，疏远他们就怨恨，实在难以供养。《易经》说：不能由此遂行于中馈，意思是妇女不能参与政事。应当赶快把乳母送出宫外，让她居住在外宅；断绝与伯荣的关系，不让她们往来，使皇帝施恩和国家德政两方面都崇高，上下都得到美名。希望陛下断绝对她们的柔情私爱，割舍不忍之心，留意万机，谨慎授予爵位，减少进献给御用的物品，节制征发，使野外不再有《鹤鸣》所说的哀叹【《诗经·小雅序》说：《鹤鸣》是劝诫周宣王的诗；郑玄注说，是教周宣王寻求尚未出仕的贤人】，朝廷不再有《小明》所说的悔恨【《诗经·小雅序》说：《小明》是大夫悔恨自己在乱世出仕】，今日不再兴起《大东》所讥刺的乱象【《诗经·小雅序》说：《大东》是讥刺乱政】，下民不再因劳苦而怨恨【《诗经·小雅序》说：《劳止》是讥刺周厉王的诗】，这样便可以追踪古代圣王，与贤明君王比德，岂不是美善吗？【皇帝把奏疏拿给王圣等宫中宠幸的人看，他们全都心怀愤恨。】《增加捕盗法疏》【愚以为：治理盗贼的方法很多。陈忠继承父亲陈宠的学说，主张刑法宽简，例如废除蚕室刑，解除臧吏三代禁锢，以及允许母子兄弟代替将死之人受死而赦免被代替者，都很有父亲的风范。唯独在捕盗法上，纠察揭发，对县尉、县令一点也不宽贷，为什么呢？】

译从前有责罚官吏很轻的，比如汉武帝时泰山郡发生盗贼，二千石官却不收捕盗贼；也有责罚官吏很重的，比如秦二世时山东盗贼蜂起，郡国官吏竞相遮掩，不敢上报。那么，究竟应当用什么方法来治理盗贼呢？《诗经》说：“人民尚未安定，正是盗贼成为寇害。”《礼记》说：“难道还有盗臣吗？”盗贼的问题，不应当只从百姓那里追究，而应当追究到臣子。我认为陈忠的捕盗之法，终究不如陈蕃所说的选择郡守县令之法更好。陈忠【《本传》说：陈忠字伯始。自从安帝即位以后，接连遭遇元初、建光年间的灾祸，百姓流亡，盗贼一同兴起；郡县相互粉饰隐瞒，没有谁肯纠察揭发。只有陈忠对此忧虑，于是上疏。】臣听说，轻微的事是严重祸患的开端，小事是大患的源头，所以堤坝会因蚂蚁洞而溃决，气会从针尖般的细孔泄出【《韩非子》说：千丈高的堤坝，因为蝼蚁的洞穴而溃决；《黄帝内经·素问》说：针头像芒刺一样细，气泄出时却会像大筐那么多】。因此，明智的人谨慎对待细微之处，聪慧的人能够识别事变的先兆。《尚书》说：“小恶不可不诛杀。”《诗经》说：“不要放纵诡诈和随从邪曲的人，以此谨慎对待不良之人。”这正是尊重根本、杜绝末流、探究深层祸患的考虑。臣私下看到，自元年以来，盗贼接连发生，攻打亭舍，抢劫掠夺，造成许多伤亡。盗窃穿墙越户之徒若不禁止，就会发展成强盗；强盗若不断绝，就会发展成攻城劫掠的盗贼；攻盗聚集成群，必然产生大奸。因而，关于逃亡盗贼的条文，是法令急需处理的事项。至于为盗贼提供通行、饮食，罪至死刑【“通行饮食”，就如同今律所说，过失供给资财，与同犯同罪。“饮”音防，“食”音寺】，但近来却没有人把这当作忧患。州郡督察记录之官怠慢，长吏防御不严肃，都是想取得捕盗的虚名，忌讳把盗贼视为自己的过错。即使有盗案被发现，也不致力于彻底清理。有时逞威滥怒，使无辜者倒毙；有时把百姓拘束在乡里，彼此摊派征敛；有时让百姓跟随官吏被押送，奔波惊惶于道路。因此，发生盗案的人家不敢申报，邻舍乡里也互相压制逼迫；有的人还拿出私财赔偿被盗的损失。只有事情大而且明显到无法掩盖时，才肯揭发出来。积渐日久，终于将要成为风俗。盗贼抢掠和官府诛责的祸患，全都由此而来。前年勃海郡张伯路的事情，可以作为最深的警戒。前车倾覆的轨迹，离现在并不远。既然已经在末流上出了问题，就应当从根源上追查；应当增加旧有的刑科，以防止将来的祸患。从今以后，强盗被上级官府或其他郡县纠察，查出一次，所属官吏全部依法处死【上官指郡府；若，是及、或的意思；部吏指督邮、游徼；正法指依法处置】；县尉降一级俸秩，县令、县长用三个月俸禄赎罪；查出两次，县尉免官，县令、县长降一级俸秩；查出三次以上，县令、县长免官。可以据此编定科条，写成诏书，严厉告诫刺史，严格加以纠察惩罚，希望用严猛来弥补宽纵，使奸邪之徒受到震慑。近来夏季末三伏大暑，但阴阳消长不协调【《汉书音义》说：息卦属太阳，消卦属太阴，其余杂卦属少阴、少阳】，寒气在不合时令的时候出现，洪水涌出成为灾变。上天降下异常现象，一定有它的缘故。对于所举荐的有道之士，可以策问国家典章和当前应办的事务，以及王事有什么过失，使他们说明温气不能按时出现的原因，希望能够得到正直的言论，以承受上天的告诫。《大臣行三年丧疏》【愚以为：有些道理可以对君子实行，却不能对小人实行。君子懂得践行义，所以把通行三年丧看得重要；小人不践行义，因而把缩短丧期当作有利的事。古语说：三年之丧，是通行于天下的丧礼。汉文帝以日代月，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说。司徒刘恺在初元三年开了这个先例，还不到五年，尚书令祋讽便把它废止了。史书说陈忠奏请恢复三年丧，宦官认为不便。唉！宦官是贪婪争竞、毫无廉耻的一类人。所谓不便，难道只是这件事吗？】陈忠【《本传》说：到建光年间，尚书令祋讽、尚书孟布等上奏，认为孝文皇帝制定简约丧礼的制度，光武皇帝废绝告假守丧的典制，为万世留下法则，实在不可改变，应当恢复建武年间的旧例。陈忠上疏。】臣听说，《孝经》以爱敬父母开始，以哀痛忧戚结束；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论尊卑贵贱，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父母与子女同一血气而气息不同，同为一体却分为两身，子女要到三岁才免于被父母抱在怀中。先圣顺应人的感情而制定礼节，规定丧服二十五个月。因此，《春秋》说，臣下有大丧，君主三年不进入他家召见他。闵子骞虽然腰系丧带而出仕服事，以奔赴国君的军事急难，但事情结束后便退职回家，以完成自己的私亲之恩，所以说国君使唤他是不对的，而臣下这样做却合乎礼【从这里以上直到“臣有大丧”，都是《公羊传》的文字。闵子骞是孔子的弟子。他遭遇丧事，君主派他随军，他便系着丧带服丧而从军服役；事情结束后退回家中，辞去职位，在丧期内充分尽到对亲人的私恩。因此说，君主派他去虽不对，但臣下服从君命仍合乎礼】。周王室衰微，礼制失去秩序，《蓼莪》诗的作者作诗自伤说：“瓶子已经空了，这是罍的羞耻。”意思是自己不能最终尽到子女的道义，也是上位者的耻辱。汉高祖受天命后，萧何创立制度，规定大臣有告假守丧的条文，符合尽其忧哀的道理【《论语》说：“我听夫子说过，人没有能够自己充分尽心的，一定是在父母丧事上吧。”】建武初年，刚刚承受大乱，凡是各项国家政务，大多趋向简便；大臣既不能告假守丧，群臣又经营俸禄、顾念私利，很少有人依礼服满三年丧期，以报答父母抚养之恩，礼义的原则实在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大汉兴起时，虽然承接衰败之后的局面，但先王的制度逐渐得到施行。因此，籍田亲耕始于孝文帝【文帝二年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应当开设籍田”】，孝廉贡士始于孝武帝【武帝元光元年，首次命令郡国举荐孝廉】，郊祀礼仪定于元帝【元帝、成帝时，匡衡、韦玄成制定了郊祀礼中轮流毁弃旧庙的制度】，明堂、辟雍、灵台三雍的次序完备于显宗【三雍，指明堂、辟雍、灵台；雍，是和谐的意思，详见《明帝纪》】，大臣服满丧期成全于陛下【指安帝下诏允许大臣服三年丧】。圣明的功业和美德，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孟子说：“敬爱自己的老人，并推广到敬爱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样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臣希望陛下登高向北眺望，以对甘陵的思念来推度臣子们的心情，那么天下百姓都能各得其所【甘陵是安帝母亲的陵墓，陵墓在清河，所以说向北眺望】。

译《论水灾为伯荣而发的疏》【愚以为：人一旦沉溺于所宠爱的人，便不能醒悟。《易经·剥卦》六五说：“像串鱼一样，以宫人为宠爱，没有不利。”鱼属于阴类，宫人是出入宫禁的人。总的说来，只要使她们各得其序，让群阴听命，就像鱼贯而行一样，便不会造成祸害。但如果沉溺于宠爱之中，就很难使她们各安其序而不发生混乱。阴类使人沉溺很深，而要使它们有序又非常困难。汉安帝与唐睿宗是一样的。安帝不能使其有序，所以外戚有耿宝、阎显，宦官有江京、李闰，女宠有王圣、君女伯荣，各自争相出面，以显示自己美好得势。唐睿宗不能使其有序，所以外戚有武三思，妃嫔有韦后、上官婕妤，女宠有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争相开门收受贿赂。这两个君主都处在剥卦阴盛之时，却不是能够使阴类鱼贯有序的君主。水灾是由于征兆而产生的；君主既然违逆秩序，那么其他人又怎能遵循秩序呢？】陈忠【《本传》说：当时皇帝多次派遣黄门常侍以及中使伯荣往来甘陵，伯荣仗恃宠爱而骄横傲慢，所经过的郡国，没有不迎接她并行礼拜见的。又连续下了很久的雨，河水泛滥，百姓骚动。陈忠上疏。】臣听说，职位任用不当人选，众多事务就不能有条理；众事无序，政治就会有得有失；政治有得失，就会感动阴阳，使妖异灾变作为回应。陛下每次都把灾害归咎于自己，却不责问有关官员；有关官员习惯于承受恩宠，也不把灾变当作自己的忧患和过失【狃，是习惯；意思是屡次受到恩赦，便不把灾变看作忧患和自己的过失】。所以天意还没有得到满足，水旱失调之灾屡次降临【隔并，指水旱不合时节】。青州、冀州一带淫雨成灾，河水漫溢【漏，是漫溢】；徐州、岱山附近海水像盆一样涌溢；兖州、豫州蝗虫幼虫大量繁殖【蝝，是蝗虫的幼虫】；荆州、扬州稻谷收成微薄；并州、凉州两州羌人、戎人叛乱。再加上百姓贫困，府库空虚，从西到东，织机上的布匹将要断绝。臣听说《洪范》所说的五事，第一是容貌，容貌恭敬就表现为肃穆；容貌受到损伤就表现为狂妄，从而招致长期的雨灾【《洪范五行传》的文辞】。《春秋》记载的大水灾，都是因为君主的威仪不庄重，临政不严肃，臣下轻慢，贵幸之人擅权，阴气强盛而阳气不能制止它，所以形成淫雨。陛下因为不能亲自奉祀孝德皇的园庙【孝德皇是安帝的父亲清河王刘庆】，屡次派遣中使前往致敬，甘陵方向朱轮轩车、驷马车辆在道路上相望，可以说孝心已经极为至诚。然而臣私下听说，使者所经过的地方，威势权力显赫，震动郡县；王侯和二千石官员甚至为了伯荣独自跪拜在车下，仪节体制僭越上位，几乎等同于君主。长吏因惶恐而遭到责罚，有的邪曲谄媚以求自保，征发百姓修路、修缮亭舍驿站，设置许多储备物资【跱，是具备、储备】，征役没有限度；老弱相随而来，动辄有数万人；给使者的仆从赠送财物，动辄数百匹；百姓跌倒在地，呼号叹息，无不痛心。河间王凭借叔父的身份【河间王刘开是安帝的叔父】，清河王拥有陵庙尊贵的地位【清河王刘延平】，以及分封受符的大臣，都屈辱地在伯荣车下行礼。陛下不加追问，人们必定以为这正是陛下希望看到的。伯荣的威势竟重于陛下，陛下的权柄竟掌握在臣妾手中，水灾的发生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前韩嫣凭借武帝副车的待遇，接受驰马巡视的使命，江都王误以为他是天子，向他拜了一拜；韩嫣却驱车而过不予理会，江都王发怒，向皇太后哭诉并怀恨于心，后来韩嫣因奸邪之事被太后知道，太后赐他死罪【韩嫣受武帝宠幸。武帝在上林苑打猎时，先让韩嫣乘副车，带着数百骑兵奔驰巡视野兽。江都王看见后以为是天子，便在路旁伏拜迎谒；韩嫣驱车经过而不理会，江都王因此向皇太后哭诉，后来韩嫣因奸邪之事被太后知道，获赐死】。臣希望圣明的君主严格维护天子的尊位，端正乾刚的地位【天元犹如乾元，《易经》说：“大哉乾元”】，政务无论大小都交给贤能的人办理，不应再让女官干预错乱万机；应当慎重考察左右近臣，不能让石显那样泄漏机密、假传诏令的奸臣再出现【石显字君房。他担心皇帝一旦听信左右的话，自己便会受到查验，于是先取皇帝的一句话作为验证。皇帝曾派他到各宫征发物品，他先向皇帝禀报，借口恐怕夜深宫门关闭，请求下诏开门，皇帝答应了。石显故意在夜里回来，诏令果然打开宫门，后来有人告发石显假传诏令、开启宫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骑〕 尚书负责接受诏命、进言纳谏，难道不会有赵昌诬陷郑崇那样的欺诈吗【郑崇在哀帝时任尚书仆射，多次进谏争辩；尚书令赵昌谄媚，便趁机奏告郑崇与宗族私通，怀疑他有奸邪之事，皇帝发怒，把郑崇交给狱官审理】？公卿大臣，难道不会有朱博依附傅太后的援助吗【哀帝时，朱博任丞相，迎合傅太后的意旨，奏请免去大司马傅喜；哀帝发怒，把朱博交狱，朱博自杀】？外戚近亲，难道不会有王凤谋害王商的阴谋吗【成帝的舅父王凤暗中寻找王商的短处，派人上书揭发王商家门内部的事情，王商因此被免职】？如果国政全都由皇帝下令，国家大事每件都由皇帝亲自决断，那么臣下就不能逼迫君上，臣子也不能干涉君主。长期阴雨和大水一定会放晴停止【霁，是止息、放晴的意思】，四方的各种灾异也不能造成祸害。《任尚书权重疏》【愚以为：天子不应有私人，国家也不应有私官。三公九卿如同纲维严密而体统清楚，这是古代的制度，哪里是为了私人呢？自汉武帝偏爱宦官以后，尚书的名位变重；自汉昭帝、宣帝偏爱大臣以后，尚书的权力也更加重要。到光武帝抑制宦官，轻视大臣，又不再恢复六卿制度，而是自行设置一个官职，这个官职虽说属于公职，实际上仍是私设。】我曾考察尚书制度，它本来是秦朝的官职，所掌职务就是周代的宰夫，负责叙理群吏的政务；周代隶属于太宰，汉代只是由少府统领，丞相已经不能参与知悉，少府又掌管天子的私藏，这严重违背了古代的本意。后来尚书成为内朝官，少府也无可奈何。汉代为了防止丞相、御史属于外朝，不能进入内廷，于是设置尚书主管章奏、报告之事。汉武帝疏远外朝士大夫，沉溺于后宫游宴，开始任用宦官轮流担任中书令。当时尚书不过审察章奏，是否可行和如何决断都取决于皇帝御笔，然后转送给丞相府和御史府。这就是汉武帝偏爱宦官的结果。武帝末年，因为昭帝年幼，不能亲自处理政务，便命大臣霍光领尚书事，代替君主裁决朝廷事务。凡是领尚书事的人，才开始参与政权，亲近禁宫。当时即使田千秋、桑弘羊一同受诏辅佐昭帝，也不能参与其中。宣帝又因为元帝年幼，令史高、萧望之、周堪共同主持尚书事务。这就是汉昭帝、宣帝偏爱大臣的结果。到成帝时，惩戒中书令石显、弘恭等人玩弄权力，不遵循六卿的古制，于是把中书改为尚书，分为四曹：常侍曹尚书主管六卿事务，二千石曹尚书主管各郡国二千石官员事务，民曹尚书主管各类官吏上书，客曹尚书主管外国和夷狄事务，并改用士人担任这些职务。

译光武帝兴起后，沿袭旧制而不改；既猜疑大臣，又不任用宦官，并且把二千石曹、客曹各分为两个部门。六曹的事务都归于尚书台，三公只不过接受已经办成的事情而已。这就是光武帝自行设置一个官职、没有其他官署统摄的情形，虽然名义上是公职，实际上仍像私设。考察《汉仪》，尚书令主管赞助、奏报政事，总领纲纪，没有什么不统辖的；他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在朝会时都独自设席而坐，京师称为“三独坐”。尚书权重到这种程度，而它的源头都起于汉武帝，形成于汉昭帝、宣帝，到东汉时达到了极点。既然如此，要裁抑尚书的权力，没有比恢复六卿制度更好的办法。陈忠虽然说到了它的弊端，却不改变制度本身，那么名分就不正，尚书也仍然是私设的，哪里是古代制度呢？陈忠【《本传》说：当时三公府的权力很轻，机密政务全都专门交给尚书；而每逢灾异和过失，又总是急切地要求免去三公。陈忠认为这不合国家旧有的体制，于是上疏。】臣听说，君主按照礼节任用臣子，臣子以忠诚侍奉君主，所以三公被称为冢宰，君主以特别的敬意对待他们；君主乘车时，三公到来便下车，君主坐在御座上时，三公来便起身【《汉旧仪》说：皇帝见到丞相便起身，谒者宣称：“皇帝为丞相起立。”丞相站立后皇帝才坐下。皇帝在路上时，丞相迎接，谒者宣称：“皇帝为丞相下车。”丞相站立后皇帝才上车】。三公入朝便参与应对、议论政事，出朝便监察百官、主持是非。汉代旧有的制度和事例中，丞相所提出的请求，没有不被听从的。如今的三公虽然名义相当，实际上却没有权力；选举、诛杀、赏赐，全由尚书决定。尚书实际受到的任用，超过了三公。自制度逐渐衰败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很久了。臣内心常常独自不安，所以遇到事情便战战兢兢，不敢凭狭隘的见识提出创制建置【“穴见”是说见识不广】，也不敢迎合同僚的意旨，以错误地平定法典，因而被人诽谤说：“听说罪过足以死万次。”近来因为地震而罢免司空陈褒【陈褒字伯仁，是庐江人】，如今灾异又要急切责让三公。从前孝成皇帝因为妖星守在心宿，便把罪责转移给丞相，派贲丽进言；翟方进自请承担，最终也没有能够防止上天降下的灾祸【成帝时荧惑守心，议郎李寻给丞相翟方进写信说：只有君侯尽节才能转凶为吉。方进忧虑而不知如何是好，有个名叫贲丽的人善于解说星象，说大臣应当替皇上承担灾祸。皇帝于是召见方进，赐给他牛和上等酒，让他详细处理此事。方进当天自杀。贲，音肥】。这只是违背宋景公的诚心，所以是非的界限和归属就清楚可见了。而且尚书处理政事，多有违背旧典的地方，定罪量刑没有先例，先以诋毁欺诈为原则，文辞惨刻、言语丑恶，违背法令制度，应当责令追究其本意，削除这些内容而不予听从。这样上可以顺应国家旧典，下可以防止臣下凭威势施恩作福；把方圆置于规矩之中，把轻重放在秤石上审定【衡是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实在是国家的典章、万世的法则。《为乳母修建宅第疏》【胡致堂说：安帝朝的三公，没有谁超过杨震。然而作为大臣的义务，是用正道侍奉君主；君主与道相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去。杨震先任司徒时，上奏评论乳母王圣出身卑微而受宠幸，损害清明朝廷；王圣的女儿伯荣，她的丈夫被封为侯，也不合经义。奏疏上去皇帝不省察，这是第一次应该离去。杨震拖延留下三年，升任太尉，再次进言王圣修建宅第，是国家的巨大耗费，周广、谢恽依附近幸，分割权威，天下喧哗，形势将要导致叛乱和怨恨。皇帝又不采纳，这是第二次应该离去。到了第二年，杨震又上疏弹劾近幸之人骄纵过度、逾越法度，反而遭到诬陷控告，终于导致杀身之祸。像杨震这样做人，忠诚固然值得赞许，但还没有达到仁吗？仁者是先估量君主之后才侍奉他，不是先侍奉了再作估量；洞察事理必须明白，处置义理也必须精审。安帝已经是可以看清楚的了。杨震以三公的尊贵身份，两次上奏一位乳母、养老妇人，却不能使皇帝改变心意；比这更大的事情，他又能怎么办呢？所以第一次上奏而皇帝不省察时，便可以引身离去；超过这个时候还不离开，实在很昧于事理。】杨震【《本传》说：当时皇帝下诏派使者大规模为乳母修建宅第，中常侍樊丰以及侍中周广、谢恽等相互煽动，动摇朝廷，杨震又上疏。】臣听说，古代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储备，所以尧遭遇洪水时，百姓仍没有面有菜色【意思是因为有储蓄，百姓没有因饥饿而面露以野菜充饥的颜色】。臣私下想到，如今天灾人祸发生，逐渐越来越严重【弥，是逐渐；韦孟诗说“弥弥其失”】，百姓空虚，不能养活自己；又加上螟虫蝗虫，羌人、胡人抢掠，三边受到震扰，战争至今没有停止，兵器、铠甲和军粮再也无法供应，大司农府库也已经匮乏，恐怕不是国家安宁的时刻。臣看到诏书为乳母在津城门内兴建宅第【津城门，是洛阳南面最西头的城门】，把两处宅第合并为一，连接里坊，延伸到整条街道【把两个坊合为一处，宅里就是坊】，雕刻修建、装饰美化，极尽工巧。如今正值盛夏土王之时，却开山采石；大匠、左校以及别部将作，合计有几十处工程同时兴建【《续汉志》说，将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彼此催逼，耗费巨大，达到数亿。周广、谢恽兄弟，并不是皇室宗亲，却兴建宅第；他们依附近幸和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掌威势、共同执权，向州郡请托，震动大臣。宰相、司徒等官署征辟选用官员，都迎合上意，招致天下贪污之人，接受他们的借贷和贿赂；甚至有因贪赃被禁锢、被抛弃于世的人，又得到显要任用，黑白混淆，清浊同源。天下喧哗，都说财货向上流入权贵之家，成为朝廷的讥笑。臣听老师说过：上面取用过多，财物耗尽就会产生怨恨；民力耗尽就会发生叛乱。产生怨恨和叛乱的人，就不能再役使了，所以说：百姓如果不富足，君主同谁来富足呢？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救赵腾疏》【愚以为：小人能够在世上容纳奸邪，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君主杀掉进言的人而已。人的常情，是以作恶为耻，常常害怕被公众舆论指责而无处藏身。如果堵住议论者的嘴，那么还有谁不能放纵自己呢？萧望之杀死石显，石显才得以在汉朝容身；周子谅被李林甫杀死，李林甫才得以在唐朝容身。安帝杀死赵腾，这大概正是宦官、宠臣和外戚能够在元初、建光年间容身的原因吧？然而，皇帝杀了赵腾，又杀了杨震；杀赵腾，是堵住草野百姓的嘴；杀杨震，是堵住公卿大臣的嘴；这样一来，小人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杨震【《本传》说：河间郡男子赵腾到宫阙上书，指明陈述政治的得失。皇帝发怒，于是把他收捕，交给诏狱拷问，以欺骗皇上、行为大逆不道之罪责问他。杨震又上疏营救赵腾。】

译臣听说，尧舜时代在朝廷设置进谏的鼓和供人指责的木牌；殷、周的贤明君主，听到小人怨骂，反而回过头来敬慎修德。这样做是为了使君主听得更明，打开不避讳进言的渠道，广泛采纳樵夫百姓的话，完全了解下情。如今赵腾只是因为激烈揭发、使用诽谤性的言语而获罪，与亲手杀人犯法有区别。请为他减免这一罪责，保全赵腾的性命，以诱导樵夫和百姓进言【皇帝不省察，赵腾最终横尸都市】。《探筹立后疏》【愚以为：心术邪僻的人，言辞往往支离曲折，为什么呢？天子立皇后，是为了配合天地、成为天下人的母亲。应先考察族姓，其次考察贤德，从未听说要考察年纪和容貌。顺帝后宫宠爱的人很多，不知道立谁为后，竟想用抽签来决定。我不知道太姒、姜嫄不能抽签便不会被立为后，而妲己、褒姒如果抽到了签便会被立为后，这究竟是邪僻还是正确？胡广、史敞劝谏阻止此事，是对的。胡广说：品德相同就按年纪，年纪相同就按容貌。王子朝说过：王后没有嫡长子，就选择年长者；年纪相同则看德，德相同才占卜。然而若竟然按年纪、按容貌，年纪像阴丽华，也可能足以误导陈显；容貌像杨太真，也可能足以误导唐玄宗。胡广的心术不正，这就是一个表现。】胡广【《本传》说：胡广字伯始，是南郡华容人。当时顺帝想立皇后，而受宠的贵人有四人，不知道应该提议谁，想用抽签借助神灵决定人选。胡广与尚书郭防、史敞上疏劝谏说：】臣私下看到诏书，认为立皇后是大事，皇帝谦逊而不愿独自决定，想借助筹签来决疑，请神灵裁定。典籍所记、祖宗的制度和旧例，从来没有这样的做法。依靠神灵、任凭卜筮，既未必恰当；即使贤德之人恰好被抽中，也仍然不是按照德行选立。人的聪慧俊秀应当自然显现，譬喻上天的人必然有不同寻常的外表【伣，音苦见反，是譬喻；《诗经》说：“文王嘉美，譬如天帝之妹”】。应当在良家女子中参详选择，选求有德之人；德行相同按年纪，年纪相同按容貌；考察经典，最后由圣上裁决。政令如同汗水，发出以后便不能返回。诏书一旦下达，就会让四方看见。臣的职责在于弥补过失，忧虑深而责任重，所以焦心不安，冒昧陈述所知【皇帝听从了，选定良家子梁贵人为皇后】。《守令频繁更换疏》【愚以为：郡守、县令频繁更换的弊病，确实存在。然而对光武帝来说还可以，对顺帝来说却不可以。光武帝黜退、升迁郡守县令的权力专属于君主，所以频繁更换仍然出于公义；顺帝黜退、升迁郡守县令的权力转移到宦官手中，所以频繁更换都出于私意。朱浮进言而被采纳，左雄进言却不被采纳，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了。】左雄【《本传》说：左雄字伯豪，是南郡涅阳人。当时授予左雄尚书之职，又两次升迁为尚书令。上疏说如下。】臣听说，安抚远方、和睦近处，没有比使人民安宁更重要的；使人民安宁的事务，没有比任用贤能更重要。任用贤能的方法，必须在于考核和黜退。因此皋陶回答禹时，认为最重要的是识别人；使人民安定就是恩惠，百姓会因此怀念他。分封伯爵、建立诸侯，使他们世代居位、亲近人民。人民因此和谐安穆，礼义谦让由此兴起。所以《诗经》说：“云气阴沉，冷气凄凄；大雨兴起，纷纷而下。先下到我们的公田，随后才下到我的私田。”到了周幽王、周厉王昏庸混乱时，君主不亲自处理政事，褒姒凭借美色掌权，七个党羽结党进用，贤愚错杂，深谷反而成为高陵。所以《诗经》说：“四方国家没有政事，不任用贤良。”又说：“哀怜如今的人，为什么像毒蛇蜥蜴一样？”意思是人民害怕官吏，如同害怕毒蛇蜥蜴【褒艳指褒姒，艳是美色；七人都是褒姒的亲党，即皇甫任卿士，仲允任膳夫，家伯任宰，番任司徒，蹶任趣马，棸子任内史，楀任师氏】。周王朝灭亡后，六国相继被秦国吞并，坑杀儒生、泯灭典籍，削除五等爵位制度，改立郡县【五等指诸侯的五等爵位】；县设置令、长，郡设置守、尉，以什伍编制互相监视，使百姓像被封豕吞食一般【《史记》说：商鞅为秦国制定变法令，使百姓编为什伍，互相监督，犯法者连坐，不告发奸邪者处斩；《长杨赋》说：使人民如同被封豕吞食】。大汉受命，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古制，但能够谨慎对待各级官员，免除苛法、救济弊政，以恩惠帮助人民渡过困难，安抚并顺应他们。到了文帝、景帝时，天下安康太平，确实是由于他们玄默安静、宽厚柔和，能够谨慎任用官员。到了宣帝，他从卑微之处兴起，综合考核名分和实际，知道当时的弊病；刺史、郡守、国相等常常亲自召见，考察言语行为，赏罚诚信而明确。宣帝于是感叹说：“百姓之所以安定而没有怨言，是因为政治公平、官吏贤良。能够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能的二千石官吧？”他认为官吏频繁更换，下面的人就不能安定地经营事业；长期任职，人民就会服从教化。官员中有政绩和治理才能的，宣帝便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秩、赏赐黄金，有的人爵位升到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就按次序提拔他们。因此官吏都称职，人民安于自己的事业。汉代贤良的官吏，在宣帝时最为兴盛，所以能够降下凤凰来仪的祥瑞，建立中兴的功业【宣帝时凤凰五次出现，因此用它来纪年】。汉初到现在三百多年，风俗逐渐雕敝，巧诈虚伪越来越滋长；下属掩饰自己的欺诈，上级放纵自己的残暴；主管百里之地的官员任意转动更换，毫无定常，各自只顾眼前，没有长久打算；把杀害无辜说成威风，把聚敛财物、整饬事务说成贤能，把治理自身、安定百姓看成软弱无能，把奉行法令、遵循道理看成不知变通；因为一点怨隙而施行髡钳之刑，因为喜怒而造成尸体遍地的灾祸；把百姓看作仇敌，像豺虎一样向他们征税；监察官员前后相望【意思是前后相顾；背，音辈】，却与地方官共同患病，看见不正当的事不举发，听到恶行不察问，只在亭舍驿站观察政绩。规定一个月内必须见成效，称赞善行却不考察德行，评议功劳却不依据实际；虚妄夸诞的人反而获得声誉，拘谨守法的人反而遭到毁谤【离，是遭受】。有的人借罪过来抬高自己，有的人看见脸色便趋附，以求取名声。州郡长官不加复核，竞相征辟任用，于是人们踊跃升迁，越级超过常例。有的人因被考核、奏劾、逮捕、审理而逃亡，不接受罪罚；又凭借赦免、行贿，重新得到洗刷任用。朱衣紫衣混为一色，清官浊吏没有区别，所以使奸猾之徒受到错误的宽纵，轻率地决定官员的去留；任命和罢免像流水一样，空缺动辄数百。乡官和属部官吏，职位低贱而俸禄微薄【斯，是卑贱的意思】；车马、衣服等费用，全都出自百姓。廉洁的人取用只够自己生活，贪婪的人则拿来充实家产。特意选派和横加征调【调，是征发】纷纷不断。送往迎来耗费烦多，损害政事、伤害百姓；和气不能调和，灾异不能消除，过错全在这里。如今佩墨绶的官员，仍相当于古代的诸侯【墨绶指县令、县长，相当于古代子爵、男爵所治理的国家】；在王庭接受爵位，车舆服饰有一定的常制【庸，是常的意思】，却与普通小人相同，违背命令、逃避责任，不是尊崇法制、彰明道理、惠养百姓的办法。臣愚以为，郡守、国相、县令等长吏，施惠和民而有显著成效的，可以就地增加俸秩，不要让他们调动；除非父母去世，不得离开官职。那些不遵守法禁、不执行王命的人，应当终身禁锢【式，是使用、遵行的意思】，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得列入官员行列。

译如果受到弹劾而逃亡、不肯依法受审，就把全家迁往边郡，以惩戒后来的人。乡里和属部中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吏，都应任用儒生；能够清白自守、胜任政务的人【任，是胜任；音人林反】，应当宽免他们所欠的口算钱【负，是亏欠；筭，是口钱；儒生还没有品秩，所以宽免】，增加他们的俸秩和禄俸。官吏任职满一年后，宰府、州郡才可以征辟、举荐。这样，施行威福的渠道便会堵塞，虚伪的根源便会断绝，迎送的劳役便会减少，赋税征敛的源头便会停息；遵循道理的官吏能够完成教化，天下百姓各自安居其所，追配文帝、宣帝中兴的道路，使光辉流传、福祚延续，永世不可磨灭【皇帝被他的话打动，下令有关官署考察真伪，详细研究施行办法。但宦官专权，最终不能采用。此后官员交替更换，县令、县长每月改易，迎接新人、送走旧人，劳扰没有止息；有时官署空旷，没有人处理事务，每当选任部门繁忙时，甚至有人逃亡。】《消弭灾害数事疏》【唐仲友说：郎顗所论大多是节俭、俭约、敦厚的主张，都切中当时的弊病，却没有抓住要害。把选举不良归责于三公，固然有道理；但想把选举权重新归还尚书，就不正确了。又说：三司是宰相的职务，尚且认为如果不是周公、召公那样的才德，便不能承担君主知人善任的重任，那么尚书难道能比三司更贤能吗？汉代三司多由尚书升任，怎么能说任尚书就可信，任三司反而可疑呢？】○愚以为：汉代以阴阳灾异学说来进言的人，前有翼奉、李寻，后有郎顗、襄楷。虽然如此，翼奉、李寻的学说并没有在文帝、宣帝时期显扬，而是在元帝、成帝时期出现；郎顗、襄楷的学说也没有在明帝、章帝时期发扬，而是在顺帝、桓帝时期得到验证。大概是因为君主之道不能完全做到，上天便以灾异作出回应；臣下的进言不能被采纳，只好借助上天来警告君主。所以范晔说“失之于巫”，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才这样做【此句原文疑有脱文或串句】。郎顗【《本传》说：郎顗字雅光，是北海安丘人。顺帝时，灾异屡次出现。阳嘉二年正月，公车征召郎顗，他于是到宫阙拜上奏章。】臣听说，上天显现妖异的征象，大地出现灾害的符兆，是用来谴责、告诫君主，使君主反省自身、修养德行，端正璇玑、平定权衡，流布教化、振兴政治。《易经内传》说：“凡是灾异发生，各自应当根据相应的政治失误加以改变；这样灾异就会消除，也就能除去灾害【《易稽览图》说：凡是异象产生、灾害兴起，都要根据相应的政治来改变，这样就能消除；不能改变的，也应当施行相应措施，同样可以消除。郑玄注说：改变政治，是说失于火政就施行水政，失于土政就施行木政，失于金政就施行火政，这样阴灾就会消除。所谓不能改变，是指杀害贤人；施行相应措施，是因为死者不能复生，便封赐其子孙，使他们能够享受血食，这样灾害就会消除】。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亲自处理政务直到日偏西，温习反省三省之勤，思考过错、念及罪责，务求消除敬畏和悔恨。如今风俗奢侈放纵，恩情浅薄、道义淡薄；挽救奢侈，必须从节俭入手；拯救浅薄，没有比敦厚更好的办法。安定君上、治理人民，没有比礼更好的。修明礼制、遵守简约，大概只能由上位者兴起、革除浮华的风气，细小事务不应归罪于下民。因此《周南》的德行，是《关雎》所体现的政治根本；根本树立了，道义就会产生，风教就会流行。澄清源头，水流就清；混浊源头，末流就浊。天地运行的道理，难道不就像鼓风箱一样吗？以虚静为德，从近处推及远方。臣看到，往年以来，帝王园陵屡次发生火灾【阳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廊庑失火；永建元年秋，茂陵园寝失火】，火光炽烈凶猛，惊动神灵。《易经》关于天人感应说：“君主不思考遵循正道，这是没有恩泽的表现。”这种灾害就是邪火烧毁宫室。又说：“君主建造高台府第，违犯阴阳、侵凌阳气，这种灾害就是火。”又说：“上面不节俭，下面不节制，炎火一同发生，烧毁君主的宫室。”近来修治西苑，修复太学【永建六年修建太学】，宫殿官府多有营造装饰。从前盘庚迁都殷地，舍弃奢侈而实行节俭【《帝王记》说：盘庚因为耿地在黄河北岸，逼近山川，自祖辛以来奢侈淫逸不断，于是渡过黄河，准备迁都到亳】，夏后降低宫室标准，却尽力把政事做得美善。鲁国人要修建长府，闵子骞说：“沿用旧有的制度就好，何必改建呢？”【长府，是鲁国府库的名称；仍，是因循；贯，是事务，见《论语》】臣愚以为，各项修缮营造都应当节省削减，把粮食发给贫民，救济孤儿寡妇；这就是上天的意旨，是人民的福庆，也是仁德的根本、节俭的要领。哪有顺应上天、养育人民，既是仁德又是节俭，却不降下福祉的呢？土地属于地神，阴性的本质是清静，应当在施行教化的时候敬慎对待，不要惊扰它。我私下看到，自正月以来，阴暗天气连日不晴。《易内传》说：“长久阴天而不下雨，是气机紊乱；这是‘防’的征兆。所谓防，是君臣上下相互侵犯而发生混乱。”【《易稽览图》说：“日食的征兆，是阴气胜过阳气；防的征兆，是阴气侵犯阳气，臣下图谋覆灭、侵凌君上。起初雾气从夜间昏暗时出现，有时从半夜开始，有时从清晨开始；君主没有觉悟，到日中仍不消散，于是形成防。君主仍不觉悟，下面就会生成雾气。‘比’读作‘庇’。】又说：“应当施行的德政没有施行，这就是异常的阴气。”贤能之人是教化的根本，云是降雨的条件；得到贤能之人却不任用，就如同长久阴天而不下雨。近来前几天寒冷超过时令，冰已经融化，却又重新凝结。寒气过去暑气就来，暑气过去寒气就来，这是说日月相互推移、寒暑彼此更替，因而使万物生成。如今立春以后，火卦当令，本应温暖却仍寒冷，这是违背时节的现象，原因在于功赏没有施行而刑罚却必然加重。应当在立春之后顺应时气施行刑罚。我私下根据飞候加以考察，参验各种政事【京房撰有《易飞侯》】，认为立夏以后应当有地裂、涌水的灾害。又何况荧惑星运行失常，时而盈满、时而缩退，经过舆鬼星宿，环绕轩辕星【《天官书》说，舆鬼是南方星宿，轩辕像黄龙之身，是皇后及后宫的象征】。火精属于南方，是夏季政令的象征。

译如果政事失去礼法，不再遵循夏季的政令，荧惑星就会运行失常。正月初三至初九，是三公卦；三公上应天上的台阶星，下与君主相应【《春秋元命包》说，北斗魁下六星两两相对，叫作三台；《前书音义》说，泰阶就是三台；《黄帝泰阶六符经》说，泰阶是天上的三层阶梯：上阶对应天子，中阶对应诸侯、公卿、大夫，下阶对应士人和庶民】。政事失去正道，寒阴之气就会反常失节。《节彼南山》这首诗，是周诗中的咏叹。辅佐大臣贤良，记载在虞舜的典籍中。而如今在位者争相凭借高位空享富贵，接受数钟的俸禄，忘记天下的忧患【六斛四斗为一钟】，安闲仰卧，借口生病而自求逸乐；一旦看见策书、得到赐钱，就又立即起身。这样的病为何好得如此快？凭此来消除灾异、使天下达到太平，难道可能吗？如今选拔刺史、太守，把任用之权交给三府【三府就是三公府】；长吏不贤，既然要责怪州郡，州郡有过失，难道不应归罪于举荐他们的人，反而使陛下更加优厚地尊崇他们吗？于是下级怠慢政事更加严重，正所谓大纲疏略，小纲却苛细【指对三公宽缓，对州郡严急】。三公并不是我的仇敌，我也不是狂妄之徒；我之所以发愤忘食、诚恳不止，确实是因为忧虑朝廷想要实现兴盛太平，而不是因为我不能当面称誉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臣下生长于民间，不懂宫廷禁忌，披露自己的肺腑，写文章不择言辞；即使伏在刀锯鼎镬之下，死了也不敢怨恨。现谨到宫阙奉上奏章，伏等陛下重重治罪。论封阿母及梁冀的奏疏【西山真氏说：梁氏显贵盛大，还不到一年，不过是荣宠显赫同时增加罢了。左雄已经进谏阻止封爵，李固又请求抑制、阻止这种宠幸。忠臣的用心，总是在祸患尚未形成之前加以忧虑，大体就是这样。假使顺帝能够早日听从他们的话，那么国家后来就不会有弑逆之祸，梁氏也可以免遭诛灭全族的灾难，岂不是很好吗？】○我说：《诗经》不是说过吗？“告诉你们要忧虑民生，教导你们排列爵位。”爵位本来是同一种制度，却说“排列”，是说贤与不肖的等级有别。排列得当，爵位就尊严而贵重；不加区别，爵位就泛滥而轻贱。汉高帝封功臣一百五十三人，而外戚只有三人，这是多么严明而尊贵！安帝、顺帝以来，却专门封赏权贵、外戚和宦官，却听不到因功劳而封爵的事，这是多么泛滥而轻贱！我考察左雄所说，安帝封王圣为君；顺帝又封宋娥为山阳君。安帝封宋贵人，她家中四人都成为列侯；顺帝又封梁冀为襄邑侯。国家以茅土封赏的典制，竟只为宠幸之人和外戚设置，爵位既泛滥又轻贱，即使稍有羞耻心的人，也会以同樊哙为伍为羞，更谈不上尊贵了。】左雄【《本传》：起初，皇帝被废为济阴王，乳母宋娥与黄门孙程等共同商议拥立皇帝。后来因为宋娥先前参与谋划，封她为山阳君，食邑五千户。又封大将军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左雄上封事如此这般。左雄又进谏。】臣听说，君主没有不喜欢忠正之人、厌恶谗谄之人的；然而历代的祸患，没有不是忠正之人获罪，而谗谄逢迎之人得到宠幸的，大概是因为听取忠言困难，听信谗言容易。刑罚罪行，是人情最厌恶的；尊贵宠幸，是人情最想要的。因此世俗中做忠臣的人少，习惯于谗谄的人多，于是使君主屡屡听到自己的美名，很少知道自己的过失，迷惑而不醒悟，最终走到危亡的地步。臣下私下看见诏书，陛下顾念阿母过去的德行和长久的恩情，想要特别加以显赫的赏赐。按《尚书》旧例，没有给乳母封爵赐邑的制度；只有先帝时，阿母王圣被封为野王君。王圣制造了进谗、害人和废立皇帝的祸患，活着时被天下人咒骂，死后却使四海之内都感到欢快。夏桀、商纣贵为天子，庸人奴仆都以同他们相提并论为羞，是因为他们没有仁义；伯夷、叔齐身份卑贱只是平民，王侯却争着同他们并列，是因为他们有德。如今阿母亲自实行节俭，以身作则引导下属，群臣百官和百姓无不受到感化；如果让她与王圣使用相同的爵号，臣恐怕会违背她本来的操守，失去她一贯的愿望。臣愚昧地认为，所有人的心理相差不远，他们感到不安的事情，古今都是一样的。百姓深深惩戒王圣造成的覆亡之祸，百姓的性命危险得像累卵，常常害怕时世再次出现这类事情；这种惊惧的念头还没有离开内心，恐惧的话也没有停止在口中。请仍按先前的意见，每年用千万钱供给阿母，在内足以尽情表达恩爱，在外也可以不被官吏和百姓认为奇怪。梁冀的封爵并非紧急之事，应当等灾祸过去以后，再平心静气地议论是否可行【后来又发生地震，缑氏山崩，左雄再次上疏说：先帝封野王君时，汉阳发生地震；如今封山阳君，京城又发生地震。专权在阴柔之人手中，这次灾害尤其大。臣前后所说虽如盲人妄言，但封爵关系重大。君王可以把财物私下给人，却不可以把官爵私下授人。应当收回给阿母的封号，以平息灾异。如今梁冀已经表示谦让，山阳君也应当尊重自己本来的操守。左雄的话屡次急切，宋娥害怕而请求辞让，皇帝却留恋不舍，最终仍然封赏了她。后来阿母因交结、交通之事失去爵位。】《文选补遗》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十 元代陈仁子辑录 奏疏 因风异进谏皇帝微服出行的奏疏【我说：君臣之间，可以以深厚感情相互敬重，却不能越过名分相互交往。因此帝王的臣子有病便亲自探视，如唐太宗对李靖；有丧事便亲自吊唁，如光武帝对祭遵。这只是为了增厚情谊罢了，从未听说君主微服私行、私自临幸臣下。春秋记载周王慰劳、晋侯到践土，都不详细记载，是说要维护尊严而简略越分之事，何况私自临幸呢？鲁隐公把寪氏安置在馆舍，却被寪氏杀害；齐庄公到崔杼家，也被崔杼杀害。这都是古今的警戒。汉桓帝昏庸愚钝，却微服出行，临幸梁胤的住宅；到了延熹八年，刘瑜又进谏不要微服临幸宦官住宅。微服出行，是汉武帝的过失。已经做了不该做的事，又临幸外臣和宠戚，亲昵逾越名分，他能够不遭祸患，也算幸运了。】杨秉【《本传》：杨秉字叔节。皇帝微服出行，私下经过并临幸河南尹梁胤的府舍。这一天大风拔起树木，白昼昏暗。杨秉上疏。】臣听说，祥瑞由德行而来，灾害因政事而发生。古书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路，都是人自己招来的。上天不说话，而用灾异谴责告诫人，所以孔子遇到迅雷烈风，必定认为将有变动。《诗经》说：敬畏上天的威严，不敢纵情奔驰。君王至尊，出入应当有固定的规制，前有清道警戒，才可以出行；到达安静的宫室，才可以停留【“跸”是禁止行人通行；“静室”是先派人清理宫室。《汉书音义》说，汉代设有静室令】。若不是郊祀、宗庙之事，便不应驾乘銮旗车【《汉官仪》说，前导车有云罕、皮轩、銮旗车】。所以《诗经》说：“从郊外前往宫室”【《诗经·大雅·云汉》】。《易经》说：“王到宗庙举行祭祀”，是为了表达孝敬和享献【《萃卦》卦辞】。诸侯到臣下家中，春秋尚且列为警戒【《左传》记载，齐庄公到崔杼家，被崔杼杀死】；何况身穿先王规定的礼服，私自出外游乐【法服指天子的服饰，上面有日、月、星辰、龙、华虫、藻、火、粉米等十二章】。这样会使尊卑秩序混乱，等级威仪失去次序，侍卫守着空宫，符节印玺交给女妾；如果发生非常变故，就会给任章之类的阴谋以可乘之机【《汉书》记载，代郡太守任宣因谋反被诛，其子任章任公车丞，曾穿黑衣夜间进入渭城界内的宗庙，藏在廊下手持兵器，站在庙门等候皇帝到来，想要发动叛乱，事情败露后被诛】。上对不起先帝，下到后悔也来不及。臣世代蒙受恩德，得以充任纳言【纳言，掌管尚书事务】；又凭浅薄的学识充任讲论劝谏之职，特别蒙受陛下如日月般的明察。恩德深重而性命轻微，道义使士人可以舍生，臣怎敢害怕摧折？谨略陈自己的愚见。请求慎重选择沿边州郡牧守的奏疏【我说：世上谈论用兵，有些事情表面互不相干，实际上却互为根本。因此善于统率军队的人，爱护国家而忧虑百姓；不善于统率军队的人，轻视国家而残害百姓。皇甫规平定羌人，却上奏谈论牧守的好坏；诸葛亮出师，也忧虑益州的疲敝。若只从攻城布阵的角度看，这几乎像是迂阔而怯弱，却不知道严格选择善于安抚百姓的牧守，正是巩固根本、使人口繁息、进行教化训练的办法，本来就是安定边疆、保持胜势的良策。陈龟大概是二人的后继者。别人将要选择偏将副将，陈龟却说应选择牧守；别人将要增加军饷，陈龟却说应减轻赋税和徭役。他不忧虑外患，而忧虑内部祸乱；不谋划军队，而谋划边塞百姓。最终州郡震恐，鲜卑不敢接近边塞，国家每年节省军费以亿计。可见牧守任用得人，能够助成有利的形势；即使减轻其中一分，所得利益也有十倍。为什么梁冀却容不下这样的人呢？皇甫规、诸葛亮已经不在了，世上那些忧国恤民、希望求得像陈龟这样的人，也很少了。】陈龟【《本传》：陈龟字叔珍，是上党郡▯氏人【地名有疑】，当时羌胡侵犯边疆，杀害长吏，驱掠百姓。桓帝因为陈龟世代熟悉边地风俗，任命他为度辽将军。陈龟临行前上疏。】臣世代蒙受恩德，奔走在边疆，即使发挥鹰犬般的作用，最终死在胡虏境内，魂魄尸骨不能返回，尸体还要被狐狸野兽吞食，也仍不足以弥补国家深重的责任，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至于臣下愚钝无能，才能连铅刀一割之用都没有，却过分承受国家恩宠，荣禄和官秩都很优厚；活着的年岁、死去的日期，始终害怕不能报恩。臣听说，日月星辰运行失常，就提拔士人任宰相；蛮夷不恭顺，就从士卒中选拔将领。臣没有文武才干，却忝居鹰扬之任，对上惭愧于圣明朝廷，对下害怕白吃俸禄；即使献出身躯，也没有什么可以补益国家。如今西州边远之地，土地贫瘠【“埆”音觉，又音确，指土质贫薄】，人们以鞍马为居处，以射猎为职业；男子少有耕种的利益，女子缺乏纺织的收益；守卫边塞、侦察敌情的人，性命交给锋刃箭镞，听到紧急军情便长途奔驰，离开后不考虑能否回来。近年以来，匈奴屡次攻打有军营的郡县【指郡中驻有屯兵之处，如护羌校尉屯驻金城、乌桓校尉屯驻上谷之类】，残杀长吏，欺凌掠夺善良与普通百姓；战士的身体涂满沙漠，居住的百姓首级被系在马鞍上；有时举国闭户，整个族群都被烧灭；孤儿寡妇在空城中号哭，野外没有青草，家室贫困得像悬挂着的磬。即使还含有生气，实际上也如同枯木朽骨。往年并州水灾、旱灾和螟虫交相发生，庄稼荒歉损耗，租税徭役空缺，老人担心活不过一年，年轻壮士害怕陷入困厄。陛下把百姓当作子女，百姓把陛下当作父亲，怎么可以不在日影西斜时仍劳心政事，施加抚恤安养的恩德呢？唐尧亲自舍弃自己的儿子，把帝位禅让给虞舜，是希望百姓遇到圣明君主，不让他们遭遇恶君。因此古公亶父带着百姓持杖迁徙，人数增加到原来的五倍【《帝王世纪》说：古公亶父就是太王，受到百姓拥戴；狄人攻打他，太王于是带着百姓持杖离开，停留在岐山南面，在那里建立城邑。豳地人跟随他，如同赶集一样。一年形成城邑，二年成为都城，三年人数达到最初的五倍】。文王作为西伯，天下人都归附他，难道还要用车载金、用车载宝来施惠于百姓吗？近来孝文皇帝受到一个女子的话感动，废除了肉刑【这个女子就是太仓令淳于公的女儿缇萦，事情见《前汉书》】，实践德行、施行仁政，成为汉代贤君。陛下继承中兴的统绪，承接光武帝的事业，临朝听政，却没有把圣明的心思充分留意于此；而且牧守不贤，有的由宦官任用，害怕违逆上意，只顾取得眼前的过失，哀叹之声因此招来灾害。匈奴性情强悍，乘国家衰弱、边防有隙之时，使仓库财物被投进豺狼之口，却没有取得丝毫功业，这一切都是将帅不忠、奸人聚集所造成的。从前凉州刺史祝良刚任命到州，多所纠察惩罚，太守、县令被贬黜的几乎有一半；政令实行不久，成效就很显著，实在应当给予特别奖赏，以劝勉有功之人，并改任为州郡牧守。

译应当斥退奸邪残暴之人，又应重新选择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和校尉，选拔训练文武人才，把法令授给他们。免除并州、凉州今年的租税徭役，宽赦罪犯和奴隶，扫除弊政而重新开始，那么善良的官吏就会知道奉公有福，邪恶之人也会觉察营私的祸害。这样胡人的马就不敢窥伺长城，边塞之下也不会有侦察守望的忧患了。陈述时事并推荐李膺、朱穆的奏疏【我说：草野之士，若按名分本不必说话，但按道理却不能不说。为什么？仁人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宇宙之间凡有一物不能遂其愿，自己的内心就感到不满足。箕子有忧虑周室的心，漆室女有倚柱叹息的情怀，都是这种心情。刘陶既不是三府官员，也不是九卿，既没有职务所守，也没有进谏的责任。他刚游学太学，就历数政权不可假借、直谏不可诬陷，又推荐李膺、朱穆来维系国家政纲，即使濒临死亡也不后悔。唉，他的胸怀是多么超然，远远超越世俗啊！看他的奏疏，开头就谈天地与人的道理，可见刘陶的见识不是容易同俗人谈论的。他的心思不拘泥于名分，而依据正理，真是有如禹、稷把天下人的饥饿和溺水看作自己的事情啊！】刘陶【《本传》：刘陶字子奇，又名伟，是颍川颍阴人。当时大将军梁冀专擅朝政，而桓帝没有儿子，连年荒歉饥饿，灾异屡次出现。刘陶当时在太学游学，于是上疏。】臣听说，没有天地，人就无法生存；没有人，天地就无法显现灵性。因此，没有人君，帝位不能建立；没有百姓，君主也不能安宁。天与君主、君主与百姓的关系，就像头与脚一样，必须相互依靠才能行动。臣恭敬地想，陛下年高德盛，名号与上天相称【“中”是处在天的正中】，承受长久存在的福庆，遵循不变的制度。陛下的眼睛看不见鸣条之战的情形，耳朵听不到檀车作战的声音【《尚书》说，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终于在鸣条之野与夏桀交战；檀车是兵车，《诗经》说“檀车啴啴”】；天灾没有使您肌肤疼痛，地震、日食也没有立即损伤圣体，所以轻视日月星辰的谬误，也轻视上天的震怒。臣私下想到，高祖起兵时，起初只是平民，收拾暴秦留下的弊病，追逐周朝灭亡后遗失的帝王之位，聚合离散者、扶助受伤者，终于成就帝业。他的功业已经显赫，勤劳也已经达到极点，流传下来的福泽延续到陛下。陛下既不能增加光大先祖的法度，又忽视高祖的勤劳，竟把国家的权柄随意假借，交给群丑罪徒，使他们割削小民，残害华夏，虐害流布远近。因此上天降下许多灾异来警戒陛下，陛下却不觉悟，反而让虎豹在幼鹿的苑囿中筑巢，让豺狼在春日的园囿中哺乳【幼鹿叫麑，哺乳是生产乳汁】。这难道是唐尧咨询禹、稷、益等人的典范，或虞舜讨论土地赋税、百姓生计的本意吗？又使州牧、太守和长吏上下相互争逐，如封豕和长蛇一样蚕食天下。经商聚财的人成为含冤而死的鬼魂，贫穷饥饿的人变成忍受饥寒的鬼魂。高门大族承受东观诛杀之罪，富足之家聚集妖邪叛逆的罪行【《说苑》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第七天就在东观之下诛杀少正卯】。死者在墓穴中悲哀，生者在朝廷和民间忧戚【“窀”是厚，“穸”是夜，厚夜就是漫长的黑夜】；这是愚臣长久咨嗟、怀忧叹息的事情。况且秦朝将亡时，正直进谏的人被杀，谗谄逢迎的人受赏；好的言语被忠臣之口堵住，国家的命令却从谗人的口中发出。赵高擅自把阎乐派到咸阳，又把车府令的职位授给自己【赵高任车府令，和女婿咸阳令阎乐谋杀胡亥，事情见《史记》】；权力已经离开自己却不知道，威势已经离身却不顾惜。古今情形是一致的，成败也遵循同样的趋势。希望陛下远处考察强秦覆亡的原因，近处观察哀帝、平帝时的变乱，得失清楚可见，祸福也可以看清。臣又听说，危难不是仁德之人不能扶持，混乱不是有智慧的人不能挽救。因此武丁得到傅说，消除了鼎上雉鸟鸣叫的灾异【武丁是商王高宗，任傅说为相，商朝因而复兴。当时有雉鸟登上鼎耳鸣叫，武丁感到恐惧，于是修养德行，王位因此长久安宁】；周宣王任用申伯、甫侯，救济夷、厉之时的荒乱【《诗经》说：“有申伯和甫侯，是周室的栋梁。”】《史记》说，周孝王的儿子燮就是夷王；夷王死后，他的儿子厉王胡即位，施行暴虐，最后死在彘地。臣私下看到，已故冀州刺史、南阳人朱穆，以及前任乌桓校尉、臣的同郡人李膺，都行为正直、清廉公正，品德高尚而超出世俗。朱穆过去任职冀州，奉行法令，持守公正，摧毁、破除奸党，使万里之内的百姓得到清平。李膺历任州牧、郡守，端正自身以率领下属；等到掌管军队，又使威名传播到朔方以北。这二人实在是中兴时代的良佐、国家的柱石之臣。应当召回朝廷，辅佐王室，对上与日月五星相齐，对下镇抚万国。臣斗胆在忌讳言论的朝廷说出不合时宜的话，就像冰霜遇到太阳，必定会消融。我起初悲哀天下有可悲之事，如今天下也会悲哀臣的愚昧迷惑。宦官放纵专横。宦官纵恣的奏疏【致堂胡氏说：黄琼处在五侯立功受封之后，由大司农升为三公，虽然能够上奏罢免十多个贪污的州郡官员，却不是当时最根本的事务。至于中常侍专权横行、搅乱朝廷，他却从未公开直言。等到云、众二人下狱被诛，黄琼才上书为他们申明冤屈，不也太晚了吗？奏章上去没有被采纳，此后也不再发言，迟疑了三年才被免职。后来又任司空，直到终身。处在污浊时代而居于高位，匡正挽救的功劳却如此低微，不知他靠什么方法取得当代的名声。】只不过比胡广、赵戒稍微贤能一些罢了；若拿他同厐参、王龚相比，大概还比不上。徐孺子年轻时跟随老师求学，后来地位尊贵，却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唉。”黄琼【《本传》：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臣听说，上天致力于使自己的气势刚健，君主致力于使自己的政令强盛。因此君王处在高位自我持守，不能不在安稳中考虑危险；依靠力量，也不能不有坚实的凭借。自我持守而不安定就会跌倒，依靠力量而无所凭借就会陷入危险。所以圣人登高居上，就把德义放在首位；身处危险、踏在倾覆之地，就把贤能之人作为力量。唐尧以德化为冠冕，以稷、契为筋骨和力量，地位越高越加崇隆，行动越多越加稳固。这就是先圣能够长久守护万国、保全社稷的原因。从前高皇帝顺应天意和民心，拔剑称王，扫除秦、项，变革制度，降下德泽，流传福祚。到了哀帝、平帝时，帝王之道失去纲纪，弊政日益混乱，于是使奸佞专擅朝政，外戚专横。所戴的冠冕不以仁义为装饰，所踩踏的道路不以贤能辅佐为力量，最终跌倒覆灭，汉朝的国运和上天的维系渐渐倾颓，百姓和鬼神都悲惨凄怆。幸赖上天眷顾、天命护佑，汉室的德运重新光辉。光武帝以圣明勇武之资挺立于世，继承帝统，兴复功业，在冰层消融的危险之上创立根基，在荆棘丛生的艰难中立足【冰融比喻危险，枳棘比喻艰难】，从众多愚昧之人中擢用贤能，在尚无天下失序征兆的时代谋划功业【“形”指形兆；“画”有版本作“书”】，在争斗中崇尚礼义，在离乱中遵循道德教化。因此，他登临高位而不倾覆，处在危险中依靠贤能而不跌倒，兴复宏大的国祚，开创中兴，光照八方，名声流传无穷。

译到了中叶，强盛的事业渐渐衰败。陛下起初从藩国入朝，后来登上帝位，天下人拭目以待，以为将看见太平；但自即位以来，没有一项政绩胜过前代。梁氏诸人掌握权力，宦官充斥朝廷，反复封爵、累加官职，使朝廷震动。卿、大夫、校尉、牧守的选用，全都出自他们的门下。羽毛、齿革、明珠、南方的金银珍宝，满满堆在他们的家中【“殷”是盛多】，财富可以同王府相比，势力足以扭转天地。指责他们的人必遭灭族，依附他们的人必定显贵。忠臣害怕死亡而闭口不言，众人害怕灾祸而舌头如木头般僵硬【《法言》说“金口木舌”】，堵塞了陛下耳目的明察，使陛下成为聋者和盲者。因此太尉李固、杜乔忠诚而直言，以德行辅佐政事，忧虑国家而不惜自身，最终想以死亡报效，却因参与陈国王谋议之事获罪，遭到残害灭亡【“坐”音才卧反】；贤者和愚者都为之悲痛，天下人都伤心恐惧。此前白马令李云指出宦官罪恶污秽，应当诛杀，也是顺应众人的心愿，想要挽救抱薪救火般的积弊【贾谊上疏说，把火放在柴堆下面，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烧起来就说安全，如今的政事与此有什么不同】。弘农人杜众知道李云所说应当实行，又害怕李云因忠言获罪，便上书为他申明道理，请求与李云同日而死，希望以此感动、警醒国家，使李云得以免罪。然而李云本来无罪，杜众又一同获罪，天下人更加悲痛，怨恨也更加积结。因此朝廷内外的人把忠言当作忌讳。过去赵简子杀死鸣犊，孔子来到黄河边便返回了。鸟巢倾覆，鸟卵破碎，凤凰就不会飞来；剖杀母兽、使胎儿夭折，麒麟就不会来到。确实是同类相互感应，道理使事情必然如此【事情见《史记》】。尚书周永过去任沛县令，平素侍奉梁冀，幸借他的威势；后来因事获罪，本应治罪，却越级授予县令之职。看见梁冀将要衰败，才假意毁谤梁冀以表示忠诚，终于又凭借奸计得到封侯。又有黄门令闻邪，宦官同党从梁冀势力兴盛以来便彼此亲密，早晚共同图谋，一起制造奸邪轨迹。等到梁冀将被诛杀，已经没有办法再设计巧计，便重新罗列他的罪恶，以求取得爵位赏赐。陛下不加以清楚考察、辨别真伪，反而又把他们同忠臣一并显贵封赏，使朱色和紫色混在一起，使粉末和墨色杂乱践踏。这正是把金玉投进砂砾，把圭璧摔在泥地里【“扺”是投掷，音纸】。四方听到这件事，无不愤怒叹息。过去曾参是大孝之人，慈母却因谗言投下织梭【见《寇荣传》】；伯奇极其贤德，最终仍被放逐。谗谄之人所推举的，没有多高不能升上去；被他们排斥的人，没有多深不能沉下去。难道可以不加以察辨吗？臣极其愚钝无能，世代承受国家恩德，身份轻微而职位重大，勤勉也不足以弥补过失；然而害怕永远死去，使罪过更加深重。臣斗胆在将要死去之时陈述不避忌讳的话，希望多少能有所补益，使自己死后在黄泉之下没有遗憾。推荐五位处士的奏疏【致堂胡氏说：隐居不做官，各人都有自己的志向，也是士人的常态。姜肱竟至于不愿让君主看见自己的面容，难道不过分了吗？回答说：伯夷认为不是自己的君主便不侍奉，孟子称赞他是圣人中清高的一类。像纣这样的君主，只是飞廉、恶来的君主罢了，没有什么值得侍奉的。五位处士都不肯接受征召，只有姜肱还让人画下自己的形貌，必定是因为他的名声当时尤其显著。像桓帝这样的君主，只是黄门、常侍的君主罢了，没有什么可让人侍奉的。桓帝想看他们的形貌，必然不是希望他们本人到来，所以只让画工把他们画下来。介之推说：“我将要隐居，哪里还用得着文饰自己？”这其实是求显名，也正是同样的志向。唉，人君如同上天、太阳，有眼睛的人谁不愿抬头仰望？却使高人贤士发誓终身不愿相见，这怎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也可以反过来考察其中的原因了。】○我说：君主之所以崇尚、奖励恬淡退隐的风气，大概是为了国家，并不是为了臣下。东汉崇尚、奖励隐逸之士的礼制，并不因昏君而废止，所以守节重义的士人也不因处在昏暗时代而减少。光武帝征召周党、严光，以端正这一风气的源头；安帝又征召周燮、冯良；顺帝征召樊英；如今又征召姜肱、徐稚。在权贵、宠臣和宦官充斥朝廷的时候，虽然说没有完全得到他们的任用，但朝廷给予他们这样的待遇，所以党锢中的贤人能够保全、守持名节，而曹氏即使已经觊觎汉室帝位，终其一生也不敢轻易发动行动。那些诸君难道只是为了做臣子吗？陈蕃【《本传》：陈蕃字仲举，是汝南平舆人。延熹二年，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等上疏。】臣听说，善人是天地的纲纪，也是政事得以施行的根本。《诗经》说：“想想那些众多贤士，他们出生在这个王国。上天挺立俊杰贤能，使他们为陛下而出，正当辅佐光明的时代，帮助成就帝王的大业。”臣看见处士豫章人徐稚、彭城人姜肱、汝南人袁闳【袁闳见《袁安传》；谢承《后汉书》说：“袁闳年轻时修养志节，矫正世俗，品德高峻”】、京兆人韦著【韦著见《韦彪传》；谢承《后汉书》说：“韦氏是三辅的名门，韦著年轻时修养节操，研习京氏《易》和《韩诗》，广泛通晓术数技艺”】、颍川人李昙，德行纯正完备，著名于众人之中。假如能够提拔他们登上三公之位，协助完成上天的事业，他们一定能够辅佐、彰显盛美，使日月更加光明【桓帝于是备有安车、玄纁等礼物征召他们，他们都没有前来。】论封赏过滥、内宠过盛的奏疏【我说：人最可贵的是有所言说，言说最困难的是不受忌讳。为什么？人心中如果有所忌讳，本来就难以开口；言语一旦触犯忌讳，即使是忠言也会违逆君主；言语如果躲避忌讳，即使是悖逆之言也可能被听从。汉元帝时，忌讳在王氏；刘向谈昌陵，事情就施行，谈王氏，事情就不施行。汉章帝时，忌讳在窦氏；第五伦谈应当宽缓，皇帝便采纳，谈到窦氏，皇帝便不采纳。陈蕃的进言，使皇帝减少女宠、节制封赏。《传》说：“只有公共利益，没有私人的忌讳。”这是陈蕃一贯的心意。我认为陈蕃只是还没有触及宦官罢了；假使触犯了真正的忌讳，皇帝也会因他的言语而变色。后来陈蕃谈论宦官，反而受到他们的诬陷，成瑨等人还反过来恼怒诬告他，皇帝难道真是可以同他谈论道理的人吗？】陈蕃【《本传》：陈蕃升任光禄勋。当时封赏超过制度，宫内宠幸过多，陈蕃于是上疏。】

译臣听说，有志于社稷的人，所谋求的是社稷；有志于侍奉君主的人，所谋求的只是讨好取容。如今臣蒙受圣朝恩德，充任九卿，看到错误却不进谏，就是一味讨好取容。诸侯在上对应天上的二十八宿，光辉悬照于天；在下对应分封的土地，作为屏藩来辅卫王室【上面对应二十八宿，是说二十八宿各自主管诸侯的分野；所以下面对应分封的土地，是说他们都用来辅佐王室】。高祖的约法规定，不是功臣不得封侯；如今却听说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的父亲邓遵从前的微小功劳，又给尚书令黄隽加爵。前代先人的封爵已经断绝，近臣却凭不合义理的理由得到封邑，左右亲近之人凭无功劳而获得赏赐、官位；不考察他们是否胜任，就割让土地，无法数说他们的功劳。甚至一家之内竟有数人封侯。因此星象失常，阴阳次序错乱，庄稼不能成熟，百姓不能安康。臣知道封爵的事情已经施行，再说也来不及了，只是真诚希望陛下从此停止。又近年以来，收成十成中只收五成，六万人饥寒交迫，无法维持生活；宫中采女却有数十人，吃肉穿绮，脂油粉黛的耗费无法估量【“赀”是计量】。俗语说：“盗贼不过五女门”，是说女子会使家庭贫困。如今后宫的女子，难道不会使国家贫困吗？因此纣王建造倾宫、广纳美女，天下便受到教化【《帝王纪》说：纣王建造倾宫，征集许多美女充入其中；武王讨伐殷朝，就把倾宫中的女子送还给诸侯】；楚女悲愁，西宫便发生灾祸【《公羊传》说：西宫发生火灾。何休注说：“当时僖公受到齐桓公胁迫，把齐国陪嫁的女子立为嫡夫人，楚女被废弃居住在西宫，不受体恤；她因悲愁怨恨、长期独处而造成灾祸。”】况且把女子聚集在宫中却不临幸她们，必定会产生忧愁悲哀之情，从而导致水旱灾害一并发生。刑狱是用来禁止奸邪违法的，官职是用来任用相称的人才治理事务的；如果法律失去公平，官职任用失当，那么王道就会有缺失，天下人的议论都会说，刑狱是由怨恨造成的，爵位是用贿赂换来的。若不是有污秽臭味，苍蝇也不会飞来。陛下应当广泛考察政事的得失，选择并听从忠诚善良的意见，以尺一诏书选拔人才，把事情交给尚书和三公【尺一，是指长一尺一寸、用来书写诏书的木版】，使褒奖、责罚、诛杀和赏赐各归其人，岂不是非常幸运吗？请求亲自效力的奏疏【我说：将领请求亲自试用自己才干的事很多。凭德行去试验的人能够取胜，凭勇力去试验的人却未必都能取胜。汉宣帝攻打西羌时，赵充国主动陈述请求出征；汉武帝平定匈奴时，李广请求亲自出征。李广有从东道进军、使军队受挫的罪过，而赵充国建立了保全军队、制胜敌人的功劳。这并不是李广的才能果真低下，只是赵充国不凭勇力侥幸取胜，李广有时因轻率锐进而失败罢了。皇甫规请求亲自试用自己，也是将帅的习惯。皇甫规起初说：边将失于安抚防御，竞逐小利而造成大害。后来又说：竭力寻求强敌，不如清平勤勉、认真训练；孙武、吴起也不如奉行法令。这是以内修天保的原则治理内部，用外征采薇的原则防御边疆。加强根本而壮大折冲力量，善于做将领的人不空谈将领，善于用兵的人不空谈兵法。皇甫规又是一个赵充国，难道会像李广那样轻率地把自己交付试用吗？】皇甫规【《本传》：皇甫规字威明，是安定朝那人。在此以前，永和六年，羌人聚众大规模进攻，焚烧陇西，朝廷为此忧患。皇甫规于是上疏请求亲自效力，说：“臣近年来多次陈述有利于政事的意见；羌人尚未行动时，臣已经推测他们将要反叛。马贤刚出兵时，臣就大体知道他必败。臣错误中偶有正确的言论，这些都可以考察验证。臣每每想到马贤等人拥兵四年，没有取得成功，悬军驻守的费用将近百亿，全都出自平民，又流入奸吏之手，所以江湖之人群起成为盗贼。青州、徐州荒歉饥饿，百姓背负幼儿流离散亡。羌人溃乱反叛，并不是因为天下太平，而都是由于边将失于安抚防御；趁着平常守边、安于现状时加以侵暴，苟且争逐小利便造成大害。防守取胜就虚报首级，军队失败就隐瞒不说。军士劳苦怨恨，被奸猾的官吏困迫；进不能痛快作战以求功，退不能得到温饱以保全性命，饿死在沟渠中，尸骨暴露在中原，只看见王师出兵，却听不到胜利收兵的声音。羌族首领痛哭流血，惊惧而产生变乱，因此安定不能长久，失败便延续多年。这就是臣拍手捶心、更加叹息的原因。希望给臣两营、两郡中屯驻而坐食军粮的士兵五千人，出其不意地出兵，同护羌校尉赵冲互相首尾呼应。当地的土地山谷，臣都熟悉；用兵的形势和巧便之处，臣已经反复研究过了。若能采用此计，不必烦劳方寸之印，也不必赏赐尺帛。向上可以洗除祸患，向下可以接受归降。若认为臣年少、官职轻微、不足任用，那么以往那些失败的将领，并不是官爵不高、年纪不大。臣怀着不能胜过的至诚，冒死陈述。”延熹四年以后，先零等各部横行，攻陷营垒，皇甫规奋力效命而上疏。自从臣接受任命以来，竭尽愚钝之力，实在依靠兖州刺史牵颢的清明勇猛、中郎将宗资的信义，得以承受节制调度，幸而没有得到责难或恶名。如今奸猾的贼人将要消灭，太山地区大体平定，又听说各部羌人一同反叛。臣生长在邠、岐之间，今年五十九岁；过去做郡吏时，两次经历叛羌之事，预先筹划过这件事，其中有些话后来得到验证。臣一向有顽固的疾病，担心自己像犬马一样年寿将尽，不能报答大恩，希望请求一个闲散官职，准备乘一辆单车，以一名使者的身份慰劳招来三辅地区的百姓，宣扬国家的威势恩泽，并凭自己熟悉的地形、兵势帮助各路军队。臣长期困居在孤危之中，坐看郡将已经有几十年了。从鸟防到东岱，它们的弊病是一样的【郡将就是郡守。鸟防是山名，在渭州西面，就是先零羌寇掠的地方；东岱指泰山，是叔孙无忌反叛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因郡守不加安抚而导致反叛，病根相同】。竭力寻求强敌，不如使地方清平、勤勉明察；孙武、吴起也不如奉行法令。此前的变乱还没有远去，臣实在为此忧惧，所以越过职分，尽力陈述自己的微薄意见。自我申辩的奏疏【我说：皇甫规自我申辩，几乎像是在炫耀，确实太过分了。不过，建立功劳容易，澄清诽谤却困难。建立功劳来报答君主，是忠；澄清诽谤而不使君主忧虑，也同样是忠。乐羊攻打中山的功业尚未完成，诽谤他的书信已经装满箱子；乐毅攻打莒、墨二城尚未攻下，骑劫已经取代了他。由这两个人来看，乐羊的诽谤，幸好有魏文侯明察辨析；乐毅的诽谤没有得到辨明，以至于离开国家，给惠王留下忧患。君子似乎对此并不满足。皇甫规自我申辩，是什么用心呢？他一生因为弹劾不依附宦官的刺史、都尉，受到朝廷内外的诬陷，说他向羌人行贿；皇甫规之所以不被容纳，本来不必自我申辩。最初请求效力而不怕被怀疑为争功，最后自我申辩而不怕被怀疑为激愤；归来时也不以功劳自我夸说，而不怕被怀疑为矫饰。皇甫规虽然不如乐羊遇到魏文侯，却又比乐毅高出一等。我本来就说，皇甫规的自我申辩也是忠诚。】皇甫规【《本传》：皇甫规憎恶并断绝同宦官的交往，不与他们交通，于是朝廷内外都怨恨他，共同诬告皇甫规向各部羌人行贿，使他们写下投降文书。皇帝连续下玺书责备、斥让他，皇甫规害怕不能免罪，于是上疏。】

译延熹四年的秋天，戎狄凶顽暴乱，从西州侵扰到泾阳【县名，属安定郡，旧城在今原州平源县南】，旧都震惊恐惧，朝廷向西顾虑，明诏不因臣愚钝无能而弃置臣，急令臣带军上路。幸亏承蒙皇帝威灵，于是振扬了国家的命令。羌戎各部，无论大小，都叩首归服。臣即刻给营地和郡县写信，查问诛杀和招纳的数目【“访问”就是查问；皇甫规说羌人各部既已归服，臣便给军营和郡县写信，查核诛杀和接纳各有多少人】，所节省的费用在一亿以上。臣认为忠臣的道义是不敢自称劳苦，所以羞于用片言提及自己，只希望把前辈将领的失败作为比较，预先说明事情，以求免除罪责和悔恨【“先事”指前代失败的将领】。此前臣进入州界，先上奏弹劾郡守孙儁，接着弹劾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和统率军队南征的人；又上奏弹劾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陈述他们的过失罪恶，依法判处死刑。这五名官员的党羽，遍及半个国家；从佩黑绶的官员到下级小吏，被牵连的又有一百多名官吏。他们借报复将领的怨恨、儿子为父亲雪耻的名义，带着礼物驾车奔驰，怀揣粮食徒步奔走，互相勾结豪门，争相散播诽谤，说臣私下报复各部羌人，接受他们的钱财【“谢”犹如“雠”，指报仇】。如果说臣用自己的私财行贿，那么臣家里连一石粮食也没有；如果这些物资出自官府，那么文书账簿都可以查考。按照臣愚昧的看法，假使果真如您所说，前代尚且把宫女赐给匈奴（元帝把待诏掖庭的王嫱赐给呼韩邪单于作阏氏），把公主镇抚乌孙（武帝把江都王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乌孙王昆莫作夫人），如今臣不过耗费千万钱来安抚反叛的羌人，那么良臣的才略、兵家的珍视，究竟有什么罪过，竟至于辜负道义、违背事理呢？自永初以来，出征的将领不少，军队覆没的有五次，每次动用的资财达到亿万。有的将领车队回转，封印完好，载着珍宝进入权贵之家（说的是覆军的将领，在回师之日，往往装载许多珍宝，封印完好，便进入权贵之门），却仍然声名成就、爵位厚封。如今臣回来督察本土，纠举各郡罪行，与人绝交、使亲人离散，杀戮羞辱旧日故交，受到众人的诽谤和暗中陷害，本来就是应当的。臣虽然污秽不堪，廉洁之名也未曾闻达，如今眼见军队覆没，羞耻和痛苦实在深重。《左传》说：鹿将死时顾不得选择声音，只能铤而走险，危急之中哪里还能有所选择？臣谨冒昧地略陈此疏，请论宦官选用士人之事，以防患于未然。（西山真氏说：桓帝宠信宦官而压抑忠良，李云、杜众因此先后死去，朱穆又因此死于后来，亡国的政局一天比一天急迫了。） 陈季雅说：成周盛治之时，内小臣、阍人、寺人这一类官员，全都统属于冢宰。因为这些人早晚侍奉在君主左右。他们最容易得到防范，也最接近君主，因而最容易得到宠信和任用。如今既然隶属于冢宰，君主就不能凭私意亲昵宠信他们，臣下也不能以不正当的方式求见干谒。因此，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西汉的制度，还稍微接近古制。三公总领九卿，而少府的属官，凡是君王的内臣都隶属于他，大概相当于九卿之长。像邓通这样的佞幸之人，官职只到上大夫，虽然受宠，却没有推荐进用的权力；一旦犯有小过，申屠嘉就能召来斩杀他。此时宰相的权力最重。自武帝疏远朝廷士人以后，宰相不能加官入内，权力便稍稍减轻了。后来石显掌权，匡衡、甄谭还能够分条上奏，详述他的旧日罪恶。这样看来，宰相虽然没有从前那样的权力，但宰制朝政的意向仍然如旧。何况当时的内臣也选用士人，通晓经书的士人都授为议郎，轮流留宿王宫，以备君主顾问。扬雄位至执戟，孔安国掌管御用唾壶。东汉却不是这样，议郎不再留宿值班，所以君主没有机会亲近通晓经书的士人。中常侍也不再兼任其他官职，全部由宦官担任。因此君主日益亲近小人，最终导致宦官掌权，朝廷的机密政务，朝臣不能参与裁定。封爵和天子的法令，往往全都专断于宫闱之中。孙程、曹腾开始得以专擅废立皇帝的权力，到了何进召董卓进京，汉朝最终因此灭亡。君子从东汉末世宦官的专横，知道这种局面的根源早已有所种下。大概东汉三公只是拥有没有实权的虚位居于上位，已经不再具有西汉统领九卿的职权。朱穆（《本传》说：朱穆既然深深痛恨宦官，等到身在台阁，早晚与有志之士共同谋划，想要除掉他们，于是上疏。） 考察汉朝旧制，中常侍还参与选用士人，建武以后才全部改用宦官。自建平以来，宦官逐渐更加尊贵显盛，借用貂珰的服饰，担任常伯的职任（珰是用金制成的，位于冠前，并附有金蝉。《汉官仪》说：中常侍是秦朝的官职。汉朝建立后，有时任用士人，佩银珰、左插貂尾；光武以后专任宦官，右插貂尾、佩金珰，担任常伯、侍中）。朝廷政事全都经过他们的手，权势倾覆天下，宠爱尊贵达到极点。他们的子弟亲戚，也都承受荣宠、担任要职，所以放纵泛滥、骄横自满，没有人能够禁止制御。凶恶狡猾、品行不端的人，用谄媚来求取官职；依仗权势、恃宠骄纵的人，掠夺百姓、吞食民脂民膏，使天下穷困破败，把百姓和愚臣的财力耗尽。臣认为应当把这些官职全部罢免裁减，恢复旧制，完全遵循旧有章程，重新选取天下清正淳厚、明白通达国家体制的人来补任其职。这样陛下就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群臣都可以成为稷、契那样的贤臣，天下百姓都将蒙受圣明教化。（桓帝没有采纳。后来朱穆因进见，再次当面陈说：臣听说汉家的旧典，设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掌省阅尚书事务；设置黄门侍郎一人，传达、发出诏书奏章，这些职位都任用士族。）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称制以来，她不接见公卿，于是便让宦官担任常侍、小黄门，传达两宫的命令。此后，宦官的权势倾覆君主，天下陷于困穷，应当全部罢免遣散，广泛选拔年高有德的儒者，让他们参与政事。桓帝发怒，不予答复；朱穆伏地不起，过了很久，左右传达让他出去，他才快步离去。从此中官多次借事假托诏令诋毁他。《谏桓帝幸广城校猎疏》（愚按：古代田猎是为了遵循礼制，后世田猎却是为了满足欲望。搜田是讲习武事，弋射是为祭祀作准备。举行时有制度，出行时有时令，并不像后世君主沉溺于驰骋，放纵欲望而任意杀伐。所以贾山劝谏文帝，东平王劝谏明帝，贤明的君主尚且如此，何况桓帝呢？即使对桓帝说这些，也还只是小事，而陈蕃进谏他仍不听，那么其他事情就可想而知了。）陈蕃（《本传》说：延熹六年，车驾临幸广城校猎，陈蕃上疏。）

译臣听说，君主在苑囿中有所活动，只有仲秋前往西郊，顺应时令讲习武事，猎杀禽兽以助祭祀，用来加强孝敬之道。如果违背这一规定，就是放纵。因此皋陶告诫舜，不要教导人沉溺于安逸游乐；周公告诫成王，不要沉溺于游猎。虞舜、成王尚且受到这样的告诫，何况德行赶不上这两位君主的人呢？太平安定之时尚且应当有所节制，何况当今社会正有三空之困呢？田野空虚，朝廷空虚，仓库空虚，这叫作三空。加上战争还没有停止，四方离散，正是陛下焦虑忧劳、面容憔悴、坐以待旦的时候，哪里适合张扬旌旗、炫耀武力，放纵心意去观赏车马驰骋呢？况且去年秋天多雨，百姓刚开始播种麦子，如今却错过了劝民播种的时节，还要让百姓承担驱赶禽兽、清除道路的劳役，这不是圣贤体恤百姓的意思。齐景公想去海边游观，纵车驰往琅邪，晏子陈说百姓厌恶听见旌旗车马的声音、抬头皱眉的忧苦，景公因此没有成行。周穆王想让车轮和马蹄的痕迹遍布天下，祭公谋父便诵读《祈招》诗来阻止他的欲望，这确实说明放纵游乐会伤害百姓。（《左传》说：周穆王想放纵自己的心意，周游天下，使天下各处都留下车轮和马蹄的痕迹。） 祭公谋父作《祈招》诗来止住周穆王的心意。诗说：‘祈招啊，多么和乐安宁，发扬光明的德行声誉。思念我王的法度，应当像玉一样纯美，应当像金一样坚贞。要体恤百姓的力量，不要有沉醉饱食、纵情享乐的心。’ 《陈请刘瓆等被宦官陷害疏》（愚按：陈蕃忠诚有余而智谋不足，所以有嫉恨奸邪之心，却没有除去奸邪的谋略。对小人可以用计诱导，却不能直截了当地对待。用计诱导他们，还担心他们凶悍狡猾、掩饰罪行；至于直截了当地对待他们，我没有见过有谁因此羞愧而自行改过。侯览、王甫之流早就应该除掉了，但他们根基牢固、党羽众多，不是孤立的一只雏鸟或腐朽的蚂蚁，可以突然铲除的。陈蕃想除掉他们，却没有收夺兵权，这就是没有陈平联合交欢、周勃牢固掌握兵权的谋略；把奏章公开，使奸人知道臣下憎恨他们，这就是没有元载秘密诛杀鱼朝恩的谋略。用轻率的办法除奸，必然也会轻率地毁掉自己。君子处理事情如果像这样，本来就应当诛杀：窦宪的功劳出自钩盾令郑众，诛杀梁冀的功劳出自宦官单超、左悺，而小人反而能够专擅其事。） 陈蕃（《本传》说：小黄门赵津和南阳的大恶人张汜，因涉及宦官而犯法。太守刘瓆、成瑨审查案件，遇到赦令后仍将他们杀死。有司上奏判处弃市。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中常侍侯览的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翟超、黄浮都因罪被剃发、戴刑具，押送到右校服劳役，陈蕃于是独自上疏。） 臣听说，齐桓公修明霸业，致力于整顿内政（《管子》隐令问：怎样寄托政令？仲说：制定内政制度，以寄托君主的政令）。《春秋》记载鲁国之事，即使小恶也一定记下（《公羊传》在庄公四年记载，鲁庄公与齐人到郜地打猎，讥刺他竟与仇敌一同打猎；僖公二十年记载新建南门，讥刺其奢侈，所以说小恶也必定记载）。应当先整顿自身，然后再推及他人。如今冠族盗贼在外，是四肢的疾病；内政不理，是心腹之患。臣睡不能安睡，吃不能吃饱，实在忧虑左右近臣日益亲近，而忠言日益疏远。内患逐渐积聚，外部灾难正在加深。陛下以列侯身份超然即位，继承天子之位（桓帝以蠡吾侯身份即位）。小家拥有百万财产，子孙尚且以丧失祖业为耻，何况陛下拥有兼及天下的产业，是从先帝那里继承来的，却想懈怠而轻视、忽略它吗？即使确实不爱惜自己，难道不应当想到先帝取得天下的辛劳吗？从前梁氏五侯的毒害遍及天下（五侯指梁冀及其党羽梁胤、梁让、梁淑、梁忠五人，他们与梁冀同时被诛），上天启发圣意，陛下将他们收捕诛杀。天下人的议论，认为梁冀的势力稍稍平息，前车之鉴还不远，覆车仿佛就在昨日，可近幸之臣的权势又互相煽动勾结。小黄门赵津、大恶人张汜等人，肆意贪婪暴虐，谄媚左右近臣。前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纠举并诛杀了他们。虽然有人说赦免之后不应再行诛杀，但推究他们的本心，确实在于除去恶人。至于陛下究竟有什么怨恨，却让小人势力增长，营造迷惑之言蒙蔽圣听，竟使天威因此发怒，加以刑罚贬谪，已经过分，何况还施以重刑，使他们倒伏在刀刃之下呢？又有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他们奉公守法不屈服，憎恨恶人如同仇敌。翟超没收侯览的财物，黄浮诛杀有罪的徐宣，二人都被判处刑罚，且受到连坐，没有遇到赦免宽恕。侯览横行不法，能没收他的财产已经是幸运；徐宣犯下罪过，死有余辜。从前丞相申屠嘉召来斥责邓通，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文帝却为邓通向申屠嘉道歉，光武帝还重赏董宣（文帝时，邓通受宠，居于皇帝身旁却有失礼怠慢，丞相申屠嘉召他说：小臣竟敢在殿上嬉戏，这是大不敬，应当斩首。文帝派使者召邓通，并向丞相道歉说：他是我的弄臣，请您释放他。湖阳公主的苍头白天杀人，藏在公主家中，官吏追捕不到。公主出行时，董宣拦住车驾，叩击马匹，用刀划地数说公主的罪过。公主向皇帝诉说，皇帝赐给董宣钱三十万，见《董宣传》）。从未听说这两位臣子有擅自下令诛杀的罪过，如今左右群宦却因为憎恶伤害自己的党羽，妄自互相构陷，导致他们受到这样的刑罚谴责。听说臣这样说，您一定又会哭诉。陛下实在应当深深割断、堵塞近幸之臣干预政事的源头，引导、接纳尚书和朝省的政务，公卿大臣五日一朝，选拔清正高洁之士，斥退罢黜谄佞邪恶之人。这样一来，上天和顺，大地融洽，吉祥的征兆和祥瑞，难道还会远吗？陛下即使厌恶痛恨臣的言语，但凡是君主都应当自我勉励，臣冒死也要陈说。《以灾异论政刑暴滥疏》（唐仲友说：襄楷的学问与郎顗相同，但不同之处在于郎顗多取法经典，襄楷却有异端之学。又说：他为成瑨、刘瓆、李云、杜众申雪冤屈，论述宦官势力繁盛炽烈，所说比郎顗更加切直。） 致堂胡氏说：水的性质是滋润的，但具体质地各不相同，有的清，有的浊；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弱，有的混；有的黑，有的白；有的温，有的寒；有的甘，有的淡，这些都是它的质地。至于黄河的质地，则是黄色浑浊，绵延数千里而不能澄清淘汰。凡是事物反常就是妖异，浑浊的河水忽然变清，就如同平地上长出土丘、山中沸腾涌出泉水一样，都是本来不应有而发生变化的征象。所以襄楷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黄河水清的事，只有后世才把它当作大庆，君臣都改变脸色，分别写入歌诗，记载在史册中，这不是很奇怪吗？至于大海汇聚众多河流，如果不是两岸之间风水激荡、沙泥混杂污浊的地方，那么即使绵延万里，也总是清澈明净，从未浑浊。可是谄佞之人又有人把海水清澈作为祝贺的祥瑞，不是更加奇怪吗？襄楷（《本传》说：襄楷字公矩，是平原隰阴人。桓帝时，宦官专擅朝政，刑罚暴虐滥施，又屡次失去皇子，灾异尤其频繁。延熹九年，襄楷从家中前往宫阙上疏。）

译臣听说，皇天不会说话，而是用文彩和天象设置教化。尧、舜虽然圣明，也一定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察看五纬星所在的位置，所以能够享有百年寿命，成为万世的法则。臣私下看到，去年五月，荧惑星进入太微宫，侵犯帝座，穿出端门，偏离了通常的运行轨道（《天官书》说：太微宫南面的四颗星中间是端门；‘轨’就是依循的意思）。那年闰月庚辰日，太白星进入房宿，侵犯心宿，小星震动，中间的星光明亮；中间的星是天王，旁边的小星是天王之子。太微宫是天廷五帝的座位，而金星、火星是主刑罚的星，阳气的光辉在其中（《天文志》说：违背夏令会伤害火气，刑罚之象表现为荧惑；违背秋令会伤害金气，刑罚之象表现为太白，所以金星、火星都被称为罚星）。依占候之法，这是天子将有凶事的征兆；二星又一同进入房宿、心宿，按法度说是没有后嗣。今年岁星长久停留在太微宫，逆行向西到达掖门，又返回而逼近执法星（《天官书》说：端门左右的星是掖门，太微宫南面的四颗星是执法星；‘窃’是说逼近）。岁星是木精，喜好生养、厌恶杀戮，长久停留不去，过错在于仁德没有修养，诛罚过于严酷。前七年十二月，荧惑星和岁星一同进入轩辕，逆行四十多天，邓皇后便被诛杀。那年冬天极其寒冷，鸟兽鱼鳖都被冻死，城旁竹子和柏树的叶子有受伤枯萎的（《续汉志》说：延熹元年，洛阳城旁竹柏的叶子有受伤的）。臣从老师那里听说：柏树受伤、竹子枯萎，不出三年，天子就会遭遇灾祸。如今洛阳城中，夜间无缘无故有人呼喊，说有火光，人声正喧闹（《续汉志》说：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师出现火光，转移行进，行人全都惊慌喧嚷），按占候之法，这也与竹柏枯萎相同。自春夏以来，接连发生霜雹和大雨雷电，这是臣下擅作威福、刑罚急迫苛刻所感应的。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立志铲除奸邪，他们诛杀的人都符合民众的愿望，陛下却听信宦官的谗言，竟远加逮捕审讯。三公上书为刘瓆等求情，没有得到采纳，反而严厉地受到谴责，那么忧虑国事的臣子将要闭口不言了。臣听说，杀害无罪之人、诛杀贤者，祸患会延及三代（《黄石公三略》说：伤害贤者，灾祸延及三代；蔽塞贤者，自己必受其害；通达贤者，福泽流传子孙；嫉妒贤者，声名不能保全）。自陛下即位以来，频繁施行诛杀征伐，梁冀、寇荣、孙寿、邓万世都被灭族（梁冀、寇荣、孙寿、邓万世），受到连坐的人又远远不止这些。李云上书，说出明主不应忌讳的话；杜众请求以死相随，希望以此感悟圣朝（当时弘农五官掾杜众，因李云以忠谏获罪而痛惜他，便上书说愿与李云同日而死）。他们却丝毫没有得到赦免宽宥，反而一同被残酷杀害，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蒙受冤屈的。自汉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像如今这样拒绝谏言、诛杀贤者、用刑过深的情况。永平年间的旧制规定，凡是应当判处重刑的案件，都必须等到冬季审狱，先行请示，然后才能施刑，这是为了慎重对待人的生命。近几十年来，州郡官吏习以为常，又想逃避请示复审的烦琐，往往托言疾病，致使许多人死在牢狱之中。地方长吏任意决定生杀，自己处死的人大多并非罪有应得；冤魂郁结，无处申诉，严重的灾厉和瘟疫便由此发生。从前周文王只有一个妻子，却生了十个儿子（《史记》说：太姒是周文王的正妃，她的长子是伯邑考，次子是武王发，次为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同母兄弟共十人）。如今宫女有数千人，却没有听说有生育的吉庆，陛下应当修养德行、减省刑罚，以扩大发展《螽斯》所象征的子孙福祚。又在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去，身长数十丈。扶风有星坠落化为石头，声音传到三个郡。天龙的形状并不固定，大小也没有常规，所以《周易》以龙作比，把它看作大人、帝王的祥瑞征兆。有人听说河内有龙死去，便避讳而说是蛇。龙能够变化，蛇也有神灵，都不应当死亡。从前秦朝将要衰亡时，华山之神手持玉璧交给郑客，说：‘今年祖龙死。’秦始皇为此逃避，最终死在沙丘。王莽天凤二年，有谣言说黄山宫出现死龙的异象（《王莽传》说：当时谣传黄龙坠地，死在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前往观看的有数万人。王莽厌恶此事，逮捕囚禁并追问谣言的来源，但最终没有查到）。后来汉朝诛灭王莽，光武帝复兴汉室，虚假的传言尚且如此，何况是真实的异象呢？星辰排列在天上，就像万国依附于君王。下方将要背叛上方，所以星辰也仿佛背叛上天。石头属于安定之物，坠落则表示失去权势。《春秋》记载宋国坠落五块石头，后来宋襄公被楚国擒获（《左传》说：鲁僖公十六年，宋国坠落五块石头，实际是陨星。到僖公二十年，诸侯在盂地会见宋襄公，楚国于是拘捕宋襄公，进攻宋国）。秦朝灭亡时，东郡有石头坠落（《史记》说：秦始皇三十六年，有星坠落到东郡，落地成为石头，有人在石头上刻字说‘始皇死而地分’。秦始皇听说后，把石头旁边的住户全部抓来杀死，随后烧掉那块石头）。如今扶风有陨石坠落，地点接近先帝的园陵，如果不是将有大丧，就一定会有叛逆。考察《春秋》以来以及古代帝王的事迹，从来没有河水变清和太学之门自行毁坏的情况。臣认为，河流象征诸侯之位，清属阳，浊属阴。河水本应浑浊却反而清澈，是阴气想要变成阳气，是诸侯想要成为天子。太学是天子施行教化的宫殿，它的门无缘无故自行毁坏，说明文德将要衰败，教化将要废弃。京房《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太平。如今上天降下异象，大地吐出妖气，人民遭受瘟疫，三种灾异同时发生而河水又变清，就像《春秋》中麒麟本不应出现却出现，孔子把它记载下来作为异事一样。’臣以前上奏琅邪宫崇接受干吉的神书，不符合光明的德行（干是姓，吉是名。神书就是现在道教所说的《太平经》。这部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十七卷）。臣听说，布谷鸟在初夏鸣叫，蟋蟀在初秋吟唱，事物虽微小却能表达可信的征兆，人虽卑贱却也能说出忠诚的话。臣虽然极其卑微，实在希望陛下赐给我清静闲暇，使我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奏章上呈后未被省察。）

译《陈李膺党事疏》（愚按：党锢这个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呢？朋党并不是君子所敢于推辞的，反而是小人所乐于求取的。君子想要奖掖同类以辅佐国家，并不怕被称为结党；小人想要清除同类以伤害君子，却必定把朋党之名发挥到极致。因此，这个名称并不是用来污蔑君子的，实际却成为小人借以行事的凭据。以小臣身份攻击宦官，势力处于逆势；以疏远的身份谈论内廷，事情极其困难。假使身居公位的人都上奏揭发贪污，尚书都推荐处士，司隶校尉都主持风纪，那么被党锢的贤人就会像江河奔流一样接踵而来，声势浩大，无法压制。不幸身受逼迫，所以他们宁愿以自身支撑横流，也不推辞。考察当时的党人，他们并不是由于亲戚故旧相互交往而结党，只是同心憎恶奸邪、异口同声，于是被人称为党人罢了。因此士大夫和民间读书人把死看得像归家一样，把被杀看得像吃甜食一样，宁愿进入下狱寺，宁愿戴上三木、套上囊袋。李膺死了，范滂死了，门徒如景修也想求死。君子为什么竟然这样不肯推辞呢？悬挂金钱，设置赏金征募；刻写诏章，搜捕党人；禁锢门生故吏，甚至连及五服以内的亲属。天下百姓二十多年陷于涂炭，小人又为什么一定乐于求取党名呢？陈蕃说过：党锢之祸，与秦朝焚书坑儒有什么不同？） 秦朝坑杀的只有四百六十多人，而党锢之祸牵连到陈实等二百多人；那些从未有过交往的人，也有六七百人遭受死刑、迁徙、废黜和禁锢。何况元帝、成帝时外戚和宦官借党人之名诬陷而遭祸的还少，桓帝、灵帝时宦官借党人之名诬陷李膺等而牵连遭祸的人却很多。这样看来，党锢之祸超过秦朝坑儒一倍，比西汉的灾祸更加惨酷。即使没有袁绍、曹操之流，汉朝也不能长久了。唉！皇甫规以没有被列入党人而感到羞耻，这是君子所不敢推辞的。史弼不肯上报平原的党人，这是小人所争相求取的，而世上难道有很多史弼吗？陈蕃（《本传》说：延熹九年，李膺等因党事下狱审讯，陈蕃于是上疏。） 臣听说，贤明的君主把心意托付给辅佐之臣；亡国的君主则忌讳听到直率的话。因此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也要依靠伊尹、吕尚而兴盛；夏桀、商纣昏乱迷惑，亡国在于失去贤人。由此说来，君主是头，臣子是四肢，彼此同为一体、相互依赖，共同造成国家的美好或败坏。臣恭敬地看到，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人，端正自身、毫无过失，把死生置之度外而效忠国家，却因忠诚触犯权贵，横遭审讯，有的被禁锢隔绝，有的被处死、流放到不应去的地方。这是堵塞天下人的嘴，使一代人变得聋盲，与秦朝焚书坑儒有什么不同？从前周武王攻克殷朝，表彰闾里，封护坟墓；如今陛下临朝执政，却先诛杀忠良，对待善人为什么这样刻薄，对待恶人为什么这样优厚？谗人说话似乎真实，巧言如同笙簧，使听见的人迷惑，使看见的人昏暗。吉凶的结果，在于能否辨识善恶；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察听言论。君主掌管天地的政事，维系四海的纲纪，一举一动都不可违背圣人法则，进退都不可离开正道。错误的话一旦从口中说出，祸乱就会波及八方，何况在狱中剃发无罪之人，在市上杀害无辜之人呢？从前大禹巡行到苍梧，看见刑场上杀人，下车哭泣说：‘天下各地如果有罪，罪责都在我一人。’所以他兴起得迅速（《说苑》说：大禹看见罪人，下车哭泣，左右问：‘这个人犯罪，是因为不顺从法令，为什么您悲痛到这种程度？’大禹说：‘尧舜时代的人，都把尧舜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如今我做君主，百姓各自只按自己的心意行事，所以我为此悲痛。’《尚书》说：百姓有罪，罪责在我一人。《左传》说：禹、汤能够归罪于自己，所以兴起得迅速）。如今青州、徐州遭受旱灾，五谷受损，百姓流离迁徙，连豆类也不够吃（茹就是食用），宫女却聚集在宫掖，国家费用耗尽在罗绮纨素上，外戚和私门却贪图钱财、接受贿赂。这正是所谓俸禄离开公室、政权落在大夫手中。从前春秋末年，周朝的德政衰微，几十年间竟然不再出现灾异，这是上天抛弃了它（《春秋感精符》说：鲁哀公时政事混乱，竟然没有日食，上天不再谴责告诫）。上天对于汉朝却眷顾不已（‘悢悢’就是眷恋不舍的意思），所以反复郑重地显示灾变，来使陛下觉悟。除去妖异、消灭祸孽，关键确实在于修养德行。臣位列三公，忧国的责任深重，不敢尸位素餐、贪生惜命，坐看成败。如果陛下采纳记录臣的意见，即使身首分裂、头脚从不同的门抬出，臣也没有遗憾（《谷梁传》说：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见，齐人让优施在鲁国营幕下跳舞。孔子说：嘲笑君主的人罪当处死，便命司马执行刑法，使他的头脚从不同的门抬出）。《文选补遗》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十一 元代陈仁子编辑 奏疏 《请诛宦官疏》（南轩张氏说：窦武、陈蕃虽然身居权位，但所面对的是极其艰难的局势：君主年幼懦弱，是第一点；政权掌握在宫闱，是第二点；宦官盘根错节、势力已经形成，是第三点。窦武等人虽然逐渐把同类贤士引入朝廷，但根基尚未牢固；向上，太后的心意还没有明确，这是祸乱的根源；向下，朝廷内外还不了解事情，朝廷的尊严尚未树立。窦武的谋划，只想迅速决断，以便迫使小人就范。他认为当时宦官虽然有罪，但难道没有轻重先后的次序吗？却想一概施行诛杀，举动草率，今天诛杀几个人，明天再诛杀几个人，轻重失去权衡，先后失去次序，这就不是上天的诛讨了。而且这样会使他们人人自危，反而结成党羽，加速他们的毒害。善于处理大事的人，难道会这样吗？看朱瑀所说‘宦官中放纵的人自然可以诛杀，我们有什么罪却要全部族灭’，就可知道。如果陈蕃、窦武采取有道的方法，按次序施行，那么即使是这些人，大概也会有心悦诚服的。诛灭首恶，胁从者不治，这是对待盗贼和小人的法则，也符合上天的心意。何况他们自身的处置也有过失。当时如果不是众人的意志一致响应，事情凭什么能够成功？宦官窃取权柄已经很久，人人都知道这类人；而已经身为大臣的人，应当深刻自我磨炼，至诚恳切、忧民伤时，一举一动都不失误，然后才能使人信服而归向自己。） 人心归向并且信任，势力才能建立、形势才能形成，然后才可以消除磨灭祸乱。然而窦武在灵帝即位之初，一家封为三侯，肆意为自己培植势力，这样谁会心悦诚服？所以后来王甫也能够借此作为口实，由此可见宦官平日私下议论的内容，以及众人心中不平的地方。等到灾难发生时，虽然说是忠义之举，却没有人响应。以张奂这样的贤者，尚且被欺骗，不能辨明谁是逆、谁是顺，可见窦武平日的作为没有足以慰藉士大夫之处。陈蕃辞去爵位，却不能阻止窦武封爵，这也只是洁身自好的行为罢了。承担天下的重任，难道只做到这样吗？然而我每次读到陈蕃辞爵的奏疏，总忍不住反复诵读、叹息不已。它文辞通达，义理正大，东汉的文章这样写的实在很少，也足以看出他的忠义之气，真是令人深深惋惜。致堂胡氏说：陈蕃身居上公，窦武掌握兵权，他们同心协力讨伐、惩治宦官，却不能取胜，为什么呢？窦武贪图扶立皇帝的功劳，一家封了四侯，这是第一项过失；虽然召用贤才列于朝廷，但司隶校尉、河南尹还没有任命，这是第二项过失；中官的罪恶已经明显，能废黜、能诛杀，其余宦官自然会安分，谁不畏惧服从，却想把他们全部除掉，这是第三项过失；太后仍然犹豫而不忍心，这是事情的关键。应当及时奏明，请求皇帝到殿阁，迅速关闭宫省门卫，加以搜捕，但窦武始终没有果断行动，这是第四项过失；既然捕获郑飒，却不立即行刑，还把他送到北寺狱，这是第五项过失；曹节、王甫是首恶，偏要等郑飒供词牵连到他们以后，才上奏收捕，这是第六项过失；外廷刚刚建立，内廷宦官已经团结牢固，既然同他们为敌，却又让他们上奏，而且已经出府住宿，这是第七项过失；兵权握在手中，平时却不作准备，事情败露后才开始召集军队，这是第八项过失。至于陈蕃听到变故，带领属官和太学生拔刀进入尚书门，这究竟想做什么呢？由此看来，陈蕃公正忠诚却缺少才略谋术，窦武则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陈蕃（《本传》）：后来太后临朝，于是特意任用陈蕃。陈蕃与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同心竭力，征召任用名贤，共同参与政事。天下士人无不伸长脖子盼望太平。然而桓帝的乳母赵娆早晚都在太后身边，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与她共同构陷他人，谄媚侍奉太后。太后相信他们，多次发布诏令，凡是封爵授官以及他们的党羽亲属，多行贪婪暴虐之事。陈蕃一向痛恨这些人，立志诛杀宦官；窦武大概也有同样的谋划。陈蕃认为自己既顺应众人愿望，又对太后有恩，必定以为自己的志向可以实现，于是先上疏。臣听说：言语不正直、行为不端正，就是欺骗上天、辜负世人。说出危急直率的话，竭尽自己的心意，群凶就会侧目而视，灾祸很快便会降临。权衡这两种情况，臣宁愿遭受灾祸，也不敢欺骗上天。如今京师喧嚣，道路上传言纷纷，说侯览、曹节、公乘王甫、郑飒等人与赵夫人、诸位女尚书一同扰乱天下（赵夫人就是赵娆；女尚书是宫内官员），依附他们的人就升迁，不顺从的人就遭受中伤。如今满朝群臣，就像河中的浮木，随波东西漂荡，只知贪恋俸禄、畏惧祸害。陛下当初刚开始亲自执政时，顺应天意施行诛杀，苏康、管霸都伏法。当时天地清明，人鬼都感叹欢喜。为什么几个月后又放纵身边的元恶大奸之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若不赶快诛杀他们，必然会产生变乱，倾覆危害国家，祸患难以估量。希望陛下公布臣的奏章，给左右近臣看，并让天下奸人知道臣痛恨他们。（太后没有采纳，朝廷听见的人无不震惊恐惧。） 《请求改葬窦武、陈蕃疏》（西山真氏说：胡、张二位先生的评论已经极其周详了。然而推究成就大事的方法，应当以人才为根本，以兵权为关键。窦武所举荐的，都是一时有志有节之士，其中尹勋、刘瑜最擅长谋划。尹勋刚强坚毅、正直方正，一生以忠义自许。诛杀梁冀时，尹勋任尚书令，分配安排各项职务，非常有谋略。陈蕃、窦武让他参与谋划，是用对了人。刘瑜虽然贤能，但他所长的只是天文图纬之学。当时天象显示异常，占候说应当关闭宫门，将相不利，这是最要紧的事情；他却公开写在奏牍中，把它告诉太后，难道不会引起群邪的疑心吗？由此推论，他也不能算善于谋划。况且李膺、杜密虽然位列九卿，却根本没有参与这次行动，从后来事情失败而他们得以免罪可以知道。贤者即使在朝廷，却不让他们参与谋议，又有什么益处呢？当时文武兼备、威名显赫，没有人比得上张奂。况且张奂平定羌乱凯旋，正好到达宫阙，按陈蕃、窦武的谋划，应当任命他为车骑将军，让他成为自己的副手；如果像霍光任用张安世那样，把所有宿卫和爪牙之士都交给他统领，那么区区几个宦官又有什么难以制服的呢？

译他们舍弃这一谋划而不去实行，反而让曹节、王甫等人任用党羽周靖担任车骑将军，并假传诏令欺骗张奂，使张奂为自己所用，这在安排人才、收拢统领兵权两方面都失败了。看张奂极力辞去封爵的诏命，申明陈蕃、窦武的冤屈，他内心光明如丹，若让他承担事务，他一定不会背弃忠贤而依附凶党。这个机会一旦错过，即使还有其余谋略和长远计划，也没有成功的道理，何况没有听说他们另有安排呢？又有皇甫嵩，当时被陈蕃、窦武征召，最终却没有就任；他是义真那样的智士，大概一定料定事情不能成功，所以不愿共同做事吧？然而明的才干不比义真差，为什么知道远处的皇甫嵩而不知道就近任用明呢？况且窦武接受封爵时，卢植以平民身份献书，劝他辞去重赏来保全身名，又说四方尚未安定，盗贼正窥伺机会，将会发生楚人胁迫比干、拥立尹氏的变乱，应当征召王侯的爱子、宗室中的才俊贤能，选取其中良才，随才任用、授予爵位，用来强干弱枝。当时卢植虽然名声还未显著，但他英伟卓异的器识，并不难以看出，何况他这样为国家忠诚谋虑；如果窦武能把他留在幕府，向他询问事机，必定会有很大帮助。可是窦武既违背了卢植的意见，又舍弃了卢植这个人才，功业不能成就，实在是理所当然。唉，真令人悲痛啊！愚按：立志于节操品行的人，功名不足以称道；立志于功名的人，富贵也不足以称道。张奂的功名富贵与皇甫规相当，而他们的节操品行都足以流传人口。皇甫规家中贫困到没有一担粮食，张奂却不接受金鐻，这是多么廉洁啊！皇甫规憎恶、断绝与宦官的关系，宁愿不封侯；张奂怨恨被曹节出卖，也不接受印绶，这是多么耿介啊！皇甫规作为西州豪杰，以没有被列入党人而感到羞耻；张奂又请求改葬陈蕃、窦武，以此抗拒党锢，这是多么贤明啊！唉，拿皇甫威明、张然明同段颎相比，段颎虽然在功名富贵方面超过他们，但在节操品行方面却远远不如二人。张奂（《本传》说：张奂字然明，是敦煌酒泉人。建宁二年，青蛇出现在御坐轩前，又有大风、暴雨、冰雹和霹雳，树木被拔起。皇帝下诏让百官各自陈说灾异的应验，张奂上疏。） 臣听说，风象征号令，万物因风而气息相通。木生于火，彼此相需才能显明。蛇能够屈伸，与龙的飞腾蛰伏相配；顺应时令而来就是吉祥征兆，逆时而来就是灾祸。阴气专擅运行，就会凝聚精气形成冰雹。因此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有的立志安定社稷，有的正直刚方不屈，先前却因谗言获胜而一同遭到诛杀。天下沉默不语，人人心怀震惊愤怒。从前周公下葬不合礼制，上天于是显示威严（《尚书太傅》说：周公去世，成王想把他葬在成周，天上于是雷电交加、狂风大作，禾苗全部倒伏，大树也被拔起，国人十分恐惧；成王把周公葬在毕地，表示不敢把他当作臣子）。如今窦武、陈蕃忠贞未被明白宽宥，妖异灾变的到来，都是这个缘故。应当赶快为他们改葬，把他们的家属迁回故里；凡是因他们获罪而被禁锢的，一概解除。又皇太后虽然居住在南宫，皇帝却没有对她施加恩礼，朝臣也无人进言，远近之人都失望。陛下应当思考大义，回顾反复亲近、奉养母亲的报恩之道（顾是回头看，复是反复；《小雅》说：父亲生养我，母亲抚育我，回头顾念我，反复养育我，出入都怀抱我）。天子深深采纳张奂的意见，拿去询问黄门、常侍，左右近臣都憎恶张奂，皇帝因此不能亲自依从。《论三互法疏》（司马光说：叔向有句话，国家将要灭亡时，必定会有很多烦琐的制度。贤明君主治理国家，谨慎选择忠良，任用内外臣僚；有功就赏，有罪就诛，不向任何人阿附，法制不烦琐而天下大治。等到国家衰败，百官任职不能选择合适的人，禁令越来越多，防范越来越严密；有功之人因为拘泥于文法而得不到奖赏，作奸犯科的人却凭借巧妙钻法律空子而免于诛罚，上下疲劳困扰，天下便大乱了。孝桓、灵帝时，刺史、二千石贪婪如豺狼猛虎，残暴地伤害百姓，而朝廷却正死守三互的禁令。今天看来，难道不是恰好足以令人发笑，却又深深值得警戒吗？） 愚按：设置三互法，大概是为了束缚遭受党锢的贤人，并不是真正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什么呢？国家任用人才，是让人来遵附法令，不能为了迁就某些人而改变法令。桓帝、灵帝以来，宦官和他们的私人党羽遍布郡县。像皇甫规上奏弹劾郡守、刺史郭阖、孙隽这样的事，并不少见；如果不从根源上澄清，只说“姻亲之家不得任用，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察任职”，恐怕法令越严密，而人才反而越受排斥。何况人情都乐于任职内郡而畏惧边远之地。西汉平定戎乱，必用山西诸将；东汉平定羌乱，必用凉州“三明”。如果拘泥于三互法来限制他们，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这条法令的设立，不过是宦官为了猜忌党锢中的贤人，猜忌天下人，所以故意把法令规定得严密，以此隔绝他们罢了，难道真是什么良法吗？蔡邕《本传》说：蔡邕字伯喈，是陈留郡圉县人。当初，朝廷议论认为州郡之间结党，人情相互勾结，于是制定姻亲之家以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察任职的法令。到这时又有三互法，禁忌越来越严密，选用人才十分困难，幽州、冀州长期缺少官员而不能补任，于是蔡邕上书。我私下看到，幽州、冀州是旧日的疆土，也是铠甲战马的产地；近年来连年兵乱和饥荒，逐渐耗损殆尽。如今百姓流离，县邑空虚，万里萧条；官职空缺已经很久，官吏接连空缺，而三府主持的选举，过了一个多月仍未确定。臣对此实在感到奇怪，但议论的人说：为了避开三互法，十一州都有禁令，只能从另外两州选取人才；而这两州的人，又有的要受任职年限限制，因而狐疑迟疑，拖延耽搁，反而错失了应变防御的机会。臣愚以为，三互禁令中，禁得较轻的，现今只要再申明皇威，明确法令，在任的人难道还不会戒惧吗？何必预先设置三互限制，使自己产生阻滞呢？从前韩安国从徒刑犯中被起用，朱买臣从幽微卑贱中出仕，都是因为才干合宜，而回到本地任职。韩安国字长孺，是梁地人，因犯法获罪，不久天子派使者任命他为梁内史，使他从徒刑犯中起用而成为二千石官员；朱买臣字翁子，是吴地人，家贫，靠背柴卖柴供给食物，曾在路上唱歌，后来被任命为会稽太守。又如张敞逃亡之后仍被提拔授予冀州刺史，难道还要顾虑遵守三互法，继续受那些末流制度的限制吗？张敞字子高，是河东人，任京兆尹时因与杨恽交情深厚获罪，被免职为庶人，后来从宫阙下逃亡数月；冀州境内有大盗，天子想到他的功劳，派使者召回并任命他为冀州刺史。三公明明知道两州的重要性，理应迅速决定人选，却反而越过应有禁令而选取有才能的人，以挽救时弊；他们不顾诤臣应有的职责，只苟且逃避轻微禁令的罪责，致使选任拖延，因而失去合适的人才。臣希望陛下向上遵循先帝废除近来禁令的做法，对于各州刺史中可以调换的人选，不要拘泥于任职年月和三互法，使任用能够各得其宜。

译论先除宦官而后平盗贼。愚以为：天下的祸患中，有形可见的，人人都害怕，急于谋划对付；无形的，人们往往轻视它，懈怠不去谋划。唉！哪里知道由无形之患所生的祸乱，反而比有形之患严重呢？山东的盗贼，并不是立即灭亡秦朝的原因，灭亡秦朝的是赵高一类人；河北的贼乱，并不是立即造成唐朝混乱的原因，扰乱唐朝的是仇士良一党。社坛的土墙没有熏黑，城墙上的狐狸没有灌死，人们固然因为忽视而不知道畏惧，但祸患一旦突然爆发，往往更加猛烈。灵帝如果除掉宦官寺人，容易得像折断树枝一样。当时没有比西羌更强的敌人，但段颎、冯禅经历一百八十战，斩首三万八千余级，东羌全部平定；也没有比盗贼更强大的敌人，但朱隽、皇甫嵩出兵攻破并斩杀黄巾，全部平定。区区宦官，没有夷狄那样强大，也没有盗贼那样众多。君臣上下安然度日，不肯过问，甚至有人与贼人内外呼应，也没有人追究，还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唉！烈火燃烧时，人们远远看见便害怕；到了水中溺死，却往往自己还没有察觉，人情就是这样。我看傅燮不担忧黄巾，却担忧中常侍；他讨伐盗贼立了功，却始终不向宦官屈节。赵忠因为听到这番话而说出那些话，他实在不是可以用常人来评论的人。傅燮《本传》说：傅燮字南容，是北地郡灵州人，任防军司马，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一同讨伐张角的军队。傅燮一向憎恶宦官，出发以后，便上书。臣听说天下的祸患，不从外部发生，全都从内部兴起。因此虞舜登朝之后，先除掉四凶，然后任用十六相。由此可见，恶人不除，善人就没有进用的途径。如今张角起兵于赵、魏，黄巾在六州作乱，这都是祸患从宫墙内部发生，而后蔓延到四海。臣接受军事职任，奉命讨伐罪人，刚到颍川，所战无不胜。黄巾虽然势盛，却不足以成为朝廷的忧患。臣所害怕的，是治理水患不从源头入手，末流就会越来越广。我担心陛下仁厚宽容，很多事情不忍心处理，因此宦官弄权，忠臣不能进用。即使张角被斩首夷灭，黄巾改变服色而归顺，臣的忧虑才刚刚加深。为什么呢？邪恶之人与正直之人，不应共同治理国家，就像冰与炭不能同放在一个器物中。他们知道正人的功劳显著，而自己将要败亡的征兆已经显现，便会用巧言修饰说辞，共同助长虚伪。孝子曾参即使多次到市上，也可能被怀疑；关于市中有虎的传言，三个人说了便会使人相信。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再次遭遇杜邮之戮。陛下应当想到虞舜诛除四凶的举措，迅速施行放逐、诛杀谗佞之人的刑罚，那么善人就会思图进用，奸凶自然止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就像孝子侍奉父亲。儿子侍奉父亲，怎么能不把实情全部说出？即使臣自身遭受刀斧诛戮，只要陛下稍微采用臣的话，也是国家的福分。论盗贼和西羌。愚以为：君主能够保全进言的人，国家就能得到治理；不能保全进言的人，国家就会混乱。贾谊论积薪之下藏火的形势，文帝能够保全他，所以成就了后元之治。刘陶论盗贼和西羌，见识不比贾谊差，灵帝却不能庇护他，所以造成东都的混乱。那些宦官死于狱中的冤屈，我不是替刘陶惋惜，而是替汉朝惋惜。又说：东汉的文章，如刘陶的文章，深沉浑厚而又激烈，很有西汉的风格。刘陶《本传》说：征召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当时天下日益危急，盗贼正盛，刘陶担心国家陷入崩溃混乱，又上书。臣听说，事情紧急的人，不能平静地说话；内心痛苦的人，声音也不能舒缓。臣私下看到，天下先遭张角之乱，后来又遭边章之乱；每当听到羽书告急的声音，内心便如火灼烧，四肢惊惧战栗。如今西羌的叛逆部族，擅自任命将帅，其中多是段颎时期的旧吏，熟悉战阵，了解山川，变化诈术极多。臣常担心他们轻兵出击河东，再从冯翊抄掠西军后方，向东进至函谷关，占据险要高处。如今果然已经攻打河东，只怕接着会像野猪突奔一样冲向京城。这样一来，南道就会断绝，车骑将军的军队孤立无援。当时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等人反叛，朝廷派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伐，但没有取胜。关东军民将吓破胆，四方动摇；威势不能使他们来归，号召也没有人响应，即使有田单、陈平那样的谋略，也无处施用。臣先前在驿马上奏请便宜行事，急令断绝各郡的赋税调发，希望还可以使局势安定；事情交给主管者办理，却拖延到今天，没有人肯追问。如今三郡的百姓都已经逃亡：向南逃出武关，向北迁往壶谷。三郡就是河东、冯翊、京兆；壶谷是壶关的山谷，在上党。百姓像冰受惊、风吹散一样，只怕自己落在后面；如今还留下的只剩十分之三四。军吏、士卒和百姓只能悲愁相守，百姓有百般逃走、退守等求死的想法，却没有一点向前战斗求生的办法。西部的贼寇逐渐逼近，距离营垒只有咫尺，胡人的骑兵已经分布到各帝陵附近。将军张温天性精明勇猛，但主管者早晚催逼，军队没有后卫殿后，假如失利，败局便无法挽救。臣自己知道言论屡次使人厌烦，但仍不能自我裁止，是因为臣认为国家安定，臣可以分享它的喜庆；国家危急，臣也会首先灭亡。谨再次陈述当前最紧急的八件事，请陛下在闲暇之中深入采纳省察。八件事大致是说，天下大乱都由宦官造成，宦官在危急时共同进谗诬陷刘陶。自任职讨伐羌人以来。愚以为：汉人称梁州“三明”，三人都是将领。皇甫威明、张然明不依附宦官，因此都保全了自身；段纪明曲意奉承宦官，却反而葬送自身，这是为什么呢？富贵和死生，都是命运。只是有才能的人能凭此保养自身以求得福分，没有才能的人因而败亡以招致祸患，何必还要把个人的机智私谋夹杂其中呢？段纪明平定东羌，总共一百八十战，斩首三万八千六百余级，俘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千二万七千五百余头，作战最多，功劳最高，官至太尉，身份最显赫，最终却被阳球上奏弹劾而死，在大节上有所亏损，比起皇甫威明、张然明二人，实在有惭愧之处。所以说，从前那些曲意侍奉宦官的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段颎《本传》说：段颎字纪明，是武威郡姑臧人。当时张奂上书说：“东羌虽然已经被击破，但残余部族难以全部消灭。”段颎性情轻率果断，担心承担失败的责任，常主张暂且施恩招降，免得日后后悔。诏书下达给段颎后，段颎又上书。

译臣本来就知道东羌虽然人数众多，却软弱容易制服，所以近来多次陈述愚见，希望谋求长久安宁的办法。而中郎将张奂说敌人强大难以攻破，应当采用招降。圣朝明察，相信并采纳了盲人般的言论，所以臣的谋划得以实行。张奂的计策没有被采用，事情的发展与他的意见相反，于是他怀疑怨恨。朝廷相信叛羌的诉说，替他们修饰润色言辞，说臣的军队屡次遭受挫败，又说羌人同出一气，不能全部诛灭；山谷广大，不能使之空虚安静；血流污染原野，会伤害和气而招致灾祸。臣私下想到，周、秦之际，戎狄造成祸害；中兴以来，羌寇最为强盛，虽然多次诛讨仍不能尽灭，即使投降也会再次反叛。如今先零羌的杂种部族，屡次反复叛乱，攻陷县邑，抢掠人口，掘开坟墓使尸体暴露，祸及生者和死者。上天震怒，借我们的手来施行诛罚。从前邢国无道，卫国讨伐它，军队出动便下雨。臣在夏季出兵，接连遇到甘霖，年岁丰收，百姓没有疾病疫病；向上看，这是上天没有降灾，向下察看，这是人事和睦、军队取胜。从桥门以西到落川以东，旧日的宫殿、县邑彼此相通连接，并不是深险隔绝的地方，车骑可以安然通行，没有理由屡遭挫败。考察张奂与汉朝官吏，他们身任武职，驻军两年，不能平定盗寇，却空想修作文教、停止兵戈，招降凶猛的敌人；这些都是荒诞的言辞和空洞的说法，是诬陷而没有证据。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先零羌作乱，赵充国把他们迁到内地；煎当扰乱边境，马援又把他们迁到三辅。开始归服，最后仍然叛乱，直到今天还成为祸患，所以有远见的人对此深深忧虑。如今邻近郡县人口稀少，多次受到羌人的残害，却想让投降的人与他们杂居，这就像在良田里种枳棘，在室内养毒蛇一样。因此臣奉行大汉的威势，建立长久的防备，想要断绝他们的根本，不让他们能够滋生。臣原来计划三年的费用为五十四亿，如今刚过一年，耗费还不到一半，而残余的敌寇和余烬将要接近灭尽。臣每次奉到诏书，军队都不在外受制于内。希望陛下最终采纳这番话，把事情完全交给臣办理，临事时斟酌适宜，不失去权宜便利。论宦官、采女等事的奏疏。致堂胡氏说：吕强是中常侍中贤能的人，屡次进忠言劝谏。等到他歌咏《寺人》诗时，又因悲愤而默然死去。这样看来，灵帝虽然非常宠爱中常侍，却只是喜爱那些邪曲不正的人罢了。实在是由于他的资质禀性不能改变，难以向他进言的缘故。西山真氏说：吕强虽然身处内侍之官，却具有直臣的节操。假如当时让他担任大长秋，必定能够振举纲纪，整肃清理宫禁，使同类宦官相互观摩而受到感化，全都成为忠良之人。然而他所侍奉的君主，恰好都昏庸无能，他所陈述的意见，没有一件被采用，反而因谗言诬陷彼此交织而陷入刑网。看他慷慨赴死，丝毫没有恐惧的意思，真可以称为刚烈的大丈夫。有人说，吕强所任的官职并不掌管谏诤，他却喋喋不休地进言不止，难道不是侵犯职权吗？不是这样。古代官吏和师傅之间可以互相规劝，工匠凭借自己的技艺进谏；工匠尚且可以进谏，何况内侍呢？《巷伯》那首讽刺谗言的诗，也是寺人所作。只有到了擅自招揽权势、扰乱政事，才算侵犯职权。吕强虽然因直言获罪而死，但千年之后人们仍仰慕他的芳烈；与同时代那些貂珰宦官相比，那些人卖弄福威，只图一时快意，最终免不了受辱。凤凰和鸱鸮，相距实在太远了。愚以为：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从来没有消失。蜜蜂蚂蚁尚且知道君臣关系，豺狼尚且知道父子关系，鸿雁尚且知道兄弟关系，何况宦官小人呢？古今宦官所侍奉的如果都是贤明君主，天理没有被欲望蒙蔽，所以他们便小心谨慎而忠诚；所侍奉的如果不是贤明君主，天理被欲望蒙蔽，所以他们便倚仗权势而奸邪。吕强忠于汉朝，就像寺人孟子忠于周朝一样，人的本心和天理本来都在。左悺因五侯而受封，吕强却辞谢爵位不肯接受；樊丰修建宅第而使人心动摇，吕强便制止他修建馆舍、开凿渎渠；石显以大逆罪杀害萧望之，吕强极力为萧望之申明；蔡邕、曹节用贿赂羌人的事情诬陷皇甫规，吕强为段颎申理。他的贤能远胜其他人，却反而被那些人杀害。唉！《巷伯》的诗没有被采纳，所以幽王灭亡了周朝；吕强的意见没有被施行，所以灵帝灭亡了汉朝。人的本心和天理，什么时候真正消灭过呢？吕强《本传》说：吕强字汉盛，是河南郡成皋人，年轻时以宦者身份任小黄门，两次升迁后任中常侍，为人清廉忠诚，奉公守法。灵帝时，按惯例要给宦官封爵，任命吕强为都乡侯，吕强恳切推辞，坚决不敢接受。皇帝于是听从了他，吕强便上书。臣听说，诸侯向上象征二十八宿，向下分裂王室的土地。汉高祖重视约法，规定不是功臣不得封侯，是为了尊重天爵，明确劝善惩恶。臣听说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人以及侍中许相，都被封为列侯。曹节等人身为宦官，福分浅薄而品秩低下，身份卑贱却善于谗谄，媚事君主而奸佞邪曲，希求宠幸，放纵毒害人物，嫉妒忠良。他们有赵高那样的祸害，却还没有受到车裂的诛罚；蒙蔽朝廷的明察，结成私人的党羽。陛下却没有觉悟，妄自授予茅土封国，使小人开国承家，甚至牵连他们的家人，让他们身穿重重紫服，兼受黄金，接连成为辅弼藩屏，接受国家的重恩。他们不思念祖先，不修养自己的德行，反而交结邪党，向下依附群佞。陛下被他们琐碎的才智迷惑，特意施加恩泽，又授予他们越过常格的职位；贤才不能升用，而那些尸位素餐、私受宠幸的人却必定得到荣耀提拔。阴阳失调，庄稼荒芜，人民不得安康，没有一样不是由此造成的。臣实在知道封爵的诏令已经实行，自己的话也无法追回，所以冒死触犯圣听，陈述愚忠，实在希望陛下减少并改正已经造成的错误，从此停止这种做法。臣又听说后宫有采女数千余人，每天衣食费用达数百金。近来谷价虽然低廉，百姓家中却呈现饥色。按法本应使谷价贵，而现在反而更贱，是因为赋税征发频繁，百姓只好低价卖粮来供给官府。天冷不敢穿衣，饥饿不敢进食，百姓有这样的困厄，却没有人为他们救济。

译宫女没有用处，却充塞积聚在后宫，即使天下人全力耕田植桑，仍然供养不起。从前楚国女子悲愁，西宫便发生灾祸；何况终年把她们聚集在一起，难道不会有忧愁怨恨吗？上天生育众民，树立君主来牧养他们。君主之道行得好，百姓便像拥戴父母一样拥戴他，像仰望日月一样仰望他；即使有时征收赋税，百姓仍会期待君主仁慈恩惠。《易经》说：“使百姓感到喜悦而役使他们，百姓就会忘记劳苦；使百姓感到喜悦而让他们赴难，百姓就会忘记死亡。”储君作为君主的副贰，应当讽诵这些话；面南而治国，更应当亲自实行这些道理。又接到诏书，要在河间旧国兴建解渎馆舍。陛下登基即位，虽然出身于藩国，但如今身处九天之上，怎么还应有顾恋故国的心意呢？况且河间偏远，解渎遥远隔绝，却要劳烦百姓，耗尽民力，看不出有什么便利。如今外戚四姓的贵幸之家，以及宦官、公族中没有功德的人，兴建馆舍，数量多达万所，楼阁彼此连接，丹青、白垩涂饰，雕刻装饰，无法一一尽述。丧葬超过制度，奢侈华丽超过礼制。他们竞相仿效，没有人肯加以纠正。《谷梁传》说：“财物耗尽就会产生怨恨，力量耗尽就会产生怨怒。”尸子说：“君主像盛水的器皿，百姓像水；器皿是方的，水就呈方形，器皿是圆的，水就呈圆形。”上面对下的教化，就像风吹草倒一样。如今上面没有去除奢侈的节俭之意，下面却有放纵欲望的弊病，以至于禽兽吃着百姓的粮食，土木建筑穿着百姓织造的帛。过去师旷劝谏晋平公说：梁柱披着绣品，百姓却没有粗布衣服；池中有倒掉的酒，士人却有渴死的；马厩里的马用粟米喂养，百姓却面有饥色。近臣不敢进谏，远臣不能畅所欲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又听说先前召见议郎蔡邕，在金商门回答皇帝的询问，皇帝却命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用诏书向他晓谕。蔡邕不敢怀藏正道、使国家迷乱，便直截尽情地回答，毁谤讥刺贵臣，讥斥呵责宦官。陛下没有替他保守这些话，竟让它们宣扬泄露，使群邪伸长脖颈，涂油润唇、磨舌准备，争相咀嚼编造飞书。陛下反而接受诽谤，使蔡邕获罪受刑，家室被迁徙放逐，老幼流离，难道不是辜负忠臣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篇、十九篇、一篇〕 如今群臣都把蔡邕的遭遇当作戒鉴，上面害怕不可预测的灾祸，下面害怕刺客的伤害。这里说的是蔡邕被迁往朔方时，阳球派刺客追赶刺杀他。臣知道朝廷从此再也听不到忠言了。因此太尉段颎武勇冠绝天下，熟悉边境事务，从童年便身穿军服，功成时已经白发苍苍。他历事桓帝、灵帝二主，功勋功烈尤其显著。陛下既已依次任用他，使他位登三公，却又让他担任司隶校尉，被阳球诬陷胁迫；他一死，妻子儿女又被远远流放，天下人都为之惆怅，功臣也因此失望。应当征召蔡邕，重新授予官职；归还段颎的家属。这样，忠贞之士进言的道路就会打开，众人的怨恨也可以平息了。皇帝知道蔡邕忠诚，却不能任用他。论导行费用。愚以为：古代征取财物只有一个渠道，储藏财物也只有一个地方，所以君主没有私用。后世征取财物的渠道不止一个，储藏财物的地方也不止一个，所以君主喜欢私用。这是为什么呢？征取财物的制度有贡而没有私献，掌管财物的官职有公职而没有私职。周官所说九贡、九赋的制度，是征取出于一个系统；太府、王府的储藏，是储存出于一个系统；太宰又总管并考核它们，所以君主没有私藏，国家没有私用，百姓也不至于困苦。汉代以来与周朝不同了。大司农掌管输送给国家的公用，少府掌管供给天子的私用；至于收入，田租和均输归大司农，陂泽和市租归少府。看贾捐之所说的话以及毋将隆的奏议，可见财物已经分成两个系统。汉武帝元鼎初年，又设置水衡都尉，掌管池苑的收入。因此当时有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这样财物就分成三个系统了。东汉建都洛阳后，省去水衡都尉，把职掌并入少府，又把少府掌管的禁钱改归大司农。光武帝的用意非常好，只是章和以来，朝廷不能满足私人的需求，便另外设置监官，让宦官掌管。到了桓帝、灵帝时，君主每每感叹天子没有私藏，又接受四方贡献，作为导行费用。征取财物的门路不止一个，掌管和使用财物的渠道也不止一个，这都是宦官小人借机谋取私利造成的。百姓越来越困苦，而汉朝也就灭亡了。唉！打开贿赂的门路，却说是贡献，无非是盘剥聚敛，向百姓加倍搜取。吕强也是宦官。臣下争相求取君主所喜欢的命令，君主也因此向百姓征取；君主又因为取得容易而轻率使用，忧患便发展到这个地步。像唐朝的裴延龄一类人，也应该惭愧得死后无颜见人。吕强《本传》说：当时皇帝积聚了许多私藏，搜集天下珍宝；每逢郡国进贡，先输送到中署，名义上称为导行费用。吕强上书。天下的财物，没有不是由阴阳所生，最后归于陛下的。既然归于陛下，哪里还分什么公用和私用？如今中尚方搜集各郡的珍宝，中御府积聚天下的丝织品，西园抽取大司农的储藏，中厩聚集太仆的马匹，而输送到这些府库的财物，总要另加导行费用，调发扩大，百姓更加困苦，费用增多而进贡减少，奸吏从中获利，百姓承受弊害。于是又有阿谀奉承的臣子，喜欢进献自己的私财，容忍谄媚姑息之事，借此从中取进。旧日选举制度，把选任人才委托给三府；三府有权选拔并征询属吏，考察他们的品行，衡量他们的才能，接受试用并任用，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如果没有可以考察的成绩，然后才交给尚书。尚书上奏弹劾，请求交廷尉查验虚实，再施行诛罚。如今只任凭尚书选任，有时又另外下诏任用；这样三公可以免去选举失误的责任，尚书也不受罪责，赏罚没有归属，哪里肯白白辛苦呢？立言的东西没有显露过错的罪责，明镜也没有照见瑕疵的过失。如果厌恶立言记录过错，就不应当学习立言；如果不愿明镜照见瑕疵，就不应当照镜子。希望陛下仔细思考臣的话，不要因为它记录过错、照出瑕疵而责罚臣。奏疏上呈后，皇帝没有省察。论征收田亩钱。愚以为：天下的祸害，有些像隐患而实际最深，其中以田赋最为严重。

译鲁哀公初年实行按田亩征赋，注家说：大概就像汉朝按田亩为标准向百姓征钱一样。《春秋》对此加以讥刺。汉武帝时有均输、算缗等暴虐之政，却没有增加田赋，所以还不至于引起怨恨；汉安帝、顺帝时有宦官弄权的祸害，却没有加重赋税，所以还没有造成全国混乱。东汉中期，宦官和私人党羽遍布州郡，专卖专利，贪婪残酷；但苛刻征收和横加聚敛还没有出自皇帝，因此民心没有动摇，国家根基还稍微稳固，尚且可以衰弱地延续数代。灵帝铸造铜人，才又征收田亩钱，陆康因此斥责他。这好比大树的内部已经被虫蛀，但根部尚未削尽，还剩一丝生机。如今发展到这一步，根部已经削尽，再没有余地了。陆康《本传》说：陆康字季宁，是吴郡吴县人。当时灵帝想铸造铜人，但国家用度不足，于是下诏按百姓田亩征收十钱；当时又连遭水旱灾害，庄稼受损，百姓贫困苦难，陆康上书。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最重视爱护百姓，减少徭役，减轻赋税，以使天下安宁；去除繁琐而趋向简约，以崇尚简易。因此万民顺从教化，灵异之物也应和德政。末世衰微的君主穷奢极侈，毫无缘由地兴造，制度层层增加，从下民那里劳苦剥削，以满足一时的欲望，所以百姓叹息，阴阳也受到感动而失调。陛下以圣明德行承受天命，正应当使教化隆盛，却突然下诏按田亩征收田钱，铸造铜人。臣捧读诏书，内心惆怅，痛心而失去计划。田税取十分之一，周朝称为“彻”。“彻”就是通，意思是这种法度可以通行万世。因而鲁宣公按田亩征税，蝗灾便自行发生；鲁哀公增加赋税，孔子便非难他。难道可以聚敛夺取百姓的财物，劳费民力去铸造无用的铜人，抛弃圣人警戒，亲自踏上亡国君主的法令吗？这里指秦始皇铸造十二个铜人，最终导致灭亡。传说说：“君主的举动一定要记载；如果记载下来却不合乎法度，后世还有什么可以称述的呢？”陛下应当留心省察，改正弊政、遵从善道，以堵塞亿万百姓怨恨的愿望。劝皇帝亲自出征的奏疏。王鉴《本传》说：王鉴字茂高，是堂邑人。当时杜弢作乱，使遂江、湘一带流离困敝，王敦不能制服他，朝廷对此深为忧虑。上天降祸于晋室，四海颠覆，祸乱达到极点，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的。明公遭逢时运的灾厄，处在阳九之灾中；圣上承担着伊尹、周公那样的重任，朝廷寄托着匡正天下、会合诸侯的希望，正要振起长鞭驾驭八荒，扫除河汉之间的尘垢而使天路清明。所能凭借的力量，不过是江南之地；那里只是九州的偏隅，以及将近耗尽的残余人口。然而百越在五岭一带像鸱鸟一样窥伺，蛮蜀在湘水、汉水之间像狼一样回顾。江州荒凉，白骨遍地；豫章一郡，十成中已有八成残破。接着又遇上荒年，公家和私人都空乏，仓库没有维持十天半月的储粮，三军呈现断绝匮乏的困态。赋税搜刮，周而复始，最终人群离散、百姓流亡，沿途相望。残弱的根源日益加深，全胜的形势还没有形成。臣担心云旗回转，元帅凯旋入朝，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过去齐国军队出师还不到一年，申侯就担心军队衰老，何况如今暴露兵甲三年，铠甲头盔都生了虱子，怎能不深思呢？江南、扬州本来只是六郡之地，不过一州的疆域。如果军队不能及时停止，百姓不能承受命令，三江受到敌人攻击，鄱阳湖地区动摇，那就是贼寇越过我们的墙垣进入内部，窥伺我们家庭的安宁。长期好战的军队容易骚动，受惊的鸟难以安定，这是臣最害怕的。去年以来，屡次派遣偏将，军队屡次失败；送死而来的敌寇使军队疲于奔命，贼人已经摸清了我们的力量。即使接连派遣偏将，臣仍担心不能取得成功。臣愚以为，尊驾应当亲自到江州，然后召集从前任用的臣僚，便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熊罴般勇猛的将士，也可以激发他们的锐气。把左军推进到武昌，重建陶侃的军势；把军队部署在安成，连接甘卓的营垒；向南威慑交州、广州，向西安抚蛮夷，在险要之地部署精锐士卒来守卫，深挖壕沟、加固营垒，凭精良铠甲坚守。六军既然得到充足供给，战士又想奋勇作战，然后乘敌人的间隙施展奇谋，扰乱他们的巢穴，显示大义和诚信，向他们打开生路。杜弢的头颈，本来已经可以锁在您的麾下了。议论的人将会说，大规模出兵，劳役太重，不能扰动百姓。臣认为，暂时劳扰百姓来制服敌人，胜过放纵敌人而使百姓长久受扰。人的四肢，是最爱惜的；如果确实应当治病，即使削肉刮骨也在所不惜。然而守备不能空虚，臣认为可以把政务委托给王导，使他承担萧何那样的职任。有人认为小贼将要灭亡，不值得劳动天子的车驾。臣看到王弥当初也只是小盗，官军没有重视他的威势，狡猾叛逆者便得以肆意发展变化，最终使怀帝、愍帝不能守住国都，三河倾覆，造成今天的祸患。这就是已经发生的明显验证。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让它滋长，何况狼和犀牛般的贼寇呢？五霸时代，将领并非不贤良，士卒并非不勇敢，但征伐之事，君主一定亲自参与，所以齐桓公在召陵免胄，晋文公在城濮披甲作战。从前汉高祖、光武帝二位皇帝，无论敌人在远近，敌人大小，都亲自出征；振动金鼓，亲自冒着箭石，餐风饮露，连携带的浆水都不充足，奔驰于四方，没有闲暇安居，然后皇帝的基业才能建立，大功才能盛大。如今大患达到极点，比过去各代更加严重；国家兴衰的命运，完全系于我们自己。想让天子的旌旗不经历野外驻扎的劳苦，圣上的身体远离风尘劳顿，却坐等大功自行成就，臣看不出有这样容易。魏武帝平定中原以后，仍亲自征讨柳城，在卢龙山岭上扬起旌旗，在重重关塞之外停住马缰，并不是当时已有烽火边患，而是因为一日放纵敌人，终身都会留下祸患。即使乘坐兵车跋涉险阻也不以为劳，何况如今的情势更加紧急呢？刘玄德亲自登上汉山，于是夏侯氏的锋芒受挫；吴伪祖亲自逆长江而上，于是关侯的军队覆灭。袁绍犹豫不决，后来错失时机而遭挫败，三分天下的形势由此形成；刘表躺守部众，最终丧失整个楚地。纵观古今平定乱世的君主，即使是圣贤，也没有高坐宫门之内、不劳而成事的。前人的教训并不遥远，可以说就是蓍草和龟甲所显示的明验。有人认为如今正值暑夏，不是出兵的时候。臣认为现在应当严加戒备，等到秋天再行动。秋风一来便可开路，龙舟像闪电一样行进，不到十天就能抵达豫章。豫章距离贼军还有千里之遥，只要以天子的威灵临压他们，百战百胜的道理就能实现。

译等到扫清湘地，荡平楚郢，然后依次授予爵位、排列功劳，酬报将士的劳苦；收卷铠甲，收藏旌旗，扩大农桑事务，施行仁慈和谐的恩惠，除去烦苛的赋税。等到几年之后，国家富裕，军队强盛，像龙骧虎步一样威震天下，还有什么人会不服，向哪里去会不成功呢？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并不难以盛大完成。如今吝惜一次出兵的劳苦，却延缓对将要灭亡的贼寇的讨伐，实在是国家的大耻辱、臣子的深忧。臣以平庸浅陋之才蒙受奖掖培育，想竭尽愚忠，补益万分之一。樵夫的言论，圣王也不遗弃；戍卒的谋略，前代君主尚且采纳。请陛下留神鉴察，思考臣所陈述的内容。奏疏上呈后，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上奏请求建立学校尚未成立的奏疏。戴邈《晋书本传》说：戴邈字望之。戴邈的父亲戴渊字若思。戴邈年轻时喜好学习，尤其精通汉史。他的才干不及父亲戴渊，但儒学博识超过父亲。臣听说，天道中最大的，没有大过阴阳；帝王最重要的事务，没有比礼学更重要的。因此古代建立国家，有明堂、辟雍的制度；乡里有庠、序、黉、校的礼仪，这些都是为了引导闭塞不通的人，启发并扩展才智思虑。大概因为《易经》六四爻有困蒙之吝，而君子有大力培养正道的功效。过去孔子不过是列国的大夫，在洙水、泗水之间兴礼修学，四方的英俊之士都文采焕发地向往其风范，亲身通达礼学而成才的有七十多人。自此以来，千年之间再也没有这样的盛况，难道天下比鲁、卫更小，贤哲比从前更少，只是因为勉励与不勉励的不同罢了。近来国家遭受无妄之祸，社稷有危如缀旒的危险，羯族贼寇在长江饮马，凶恶狡猾之徒在万里之地像鸱鸟一样张扬，于是使神州萧条，遍地成为茂密荒草。四海之内，人迹不相往来，霸主有早晚不能进食的忧虑，百姓怀有遭受荼毒的痛苦。戎族首领在中原互相拜见，哪里还顾得上笾豆礼仪之事呢？然而三年不举行礼仪，礼就一定会毁坏；三年不奏作音乐，乐就一定会崩坏。何况像这样长久地荒废多年呢？如今晚进的后生，眼睛看不到揖让升降的礼仪，耳朵听不到钟鼓管弦的声音，文章散失消灭，图籍也没有留下。这实在是圣明通达之人深深悲悼的事，也是有识之士叹息的事。太平时代崇尚文治，遭逢乱世崇尚武功，文武交替使用，是长久的治国之道。譬如天地有昏暗与光明交替，自古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如今有人认为天下尚未统一，不是兴办礼学的时候，这话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非如此。儒道深奥，不可能仓促学成；古代的俊杰又必定用三年才能通晓一部经书。等到天下平定之后再修习礼学，那么功业已经成就、事情已经确定，还有谁来制定礼乐呢？况且贵族游宦之家的子弟，未必有斩将夺旗的才能，也没有参加军队征戍的劳役；如果不趁年盛时讲习道义，使明珠经过磨治而更加光亮，使荆山璞玉经过雕琢而显出光彩，岂不是十分可惜吗？臣愚以为，世间丧失正道已经很久，人情沉溺于习惯，淳朴的风气日益消退，浮华竞争日益显著，就像灯火耗尽灯油而人们没有察觉。如今天地正重新开始，万物暂且交付给圣朝；圣朝凭借神武之德，处在改朝换代的时运中，应当荡除近世的流弊，接续千年来中断的正轨，笃行正道，尊崇儒学，创立伟大事业。明主在上面倡导，宰辅在下面督促。上面所喜好的事情，下面必定有人更加过分地去做。因此，双剑佩饰受到尊崇，飞白书体的风俗便形成；佩琴的姿态成为装饰，依曲而唱的和声便兴起。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实在只在于受到感化罢了。臣因为见识浅陋，不能远远理解高明的格言；但奉读明令，受到感发，认为应当利用春夏秋三时农事间隙，逐渐着手修建学校。奏疏跳脱，皇帝采纳了它。陈述时政的奏疏。愚以为：处在流寓状态的百姓，应当与郡县一并治理，彼此互相领受文书；革除送迎旧吏的费用，兵役考核可以稍微宽缓，丁役都应当采用救济时局急务的办法。范宁。古代划分土地、分割疆界，是为了增益百姓安土重迁的心意。圣王制定制度，户籍不分黄籍和白籍。过去中原发生乱事，百姓流寓江左，大概还希望有返回故乡的日期，所以允许他们携带注籍，仍隶属于本郡。后来时间渐久，人们安于自己的产业，山丘、坟墓和柏树都已经成行；虽然没有本地户籍的名分，却有安土定居的实际。如今应当确定疆界，以所居土地断定户籍，明确考核官吏的条例，修整闾里和什伍的法令。反对者一定会说：人人各有桑梓故乡，风俗自然有南北之别；一旦把他们编入本地户籍，长久成为他人的属民，君子会有故土风俗被改变的感慨，小人则会忧虑承担下等劳役。这确实是兼并者所坚持的说法，却不是通达事理之人的确切论断。古代失去土地的君主，尚且臣服于自己寄居的君主；列国的臣子，也有离开故国而到别国任职的礼法。随何在秦国做官，后来在《春秋》中留下名声；乐毅在燕国任官，受到良史褒扬。况且今天天下之人，推究他们姓氏的来源，无不随着世代迁移，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独独不可以呢？各个荒僻郡县的百姓，像星星一样散居在东西各地，远的相距一千多里，近的也有几百里；一旦普遍征召服役和调发物资，彼此都要依赖对方，等待期限，稍有差错便立即受到严厉处罚，百姓不能承受命令，就叛乱成为盗贼。因此山林湖泽中的盗贼日益增多，刑狱也越来越多。如今荒僻而小的郡县，都应当合并；不足五千户的不得设置为郡，不足一千户的不得设置为县。郡守县令的任职，应当选用清廉公正的人。近来选拔官吏，只把防止贫困作为首要标准；虽然制度规定任期六年，但一旦富足便立即退职。况且郡守和长吏的调任牵连设置没有常规，有的兼任台职，有的兼带府官。府用来统辖州，州用来监察郡，郡用来治理县。如今如果让它们彼此互相领属，那么下级官员反而成了上级官府，赋税调发和劳役驱使便再没有节制。又牵挽百姓，营建官舍，东西迁徙流动，人人都更换住处，文书簿籍很少保存下来，前任留下的屋舍全被私人占有，后来新官又应当重新修建。这样的弊害，哪里说得尽呢？又各方镇长官离职时，都要割取精锐士兵和武器作为送行，因此米、布之类的耗费不可计数。监察官相互包容，从来不弹劾纠察，其中即使有清廉的人，也同样得不到甄别奖异。送兵多的达到一千多家，少的也有几十户；这些人既耗费私门的力量，又要由官府粮仓供养。布置兵役已经使百姓疲惫不堪，还要无理地使良民服役，毫无缘由地牵连他们来充数补缺。若是有功勋的大臣，他已经享有裂土封侯的福禄，难道还应在封地之外另置官吏和军队吗？我认为，关于送故官员的制度，应当加以节制，以三年为期限。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奢侈或节俭取决于形势。如今兼并土地的士人，也多不能满足；并不是力量不足以厚待自身，也不是俸禄不足以使家族富裕，而是取得财富有门路，使用财富却没有节制。

译他们整天饮酒赌博，奔驰游乐直到一年终了；一席宴会的食物，花费超过十金；华丽服装的美盛，无法计算；盛行狗马的装饰，经营郑、卫之音，南亩荒废而不耕，讲习诵读废止而无人问津，凡庸之人争相奔竞，傲慢放诞成为风俗。我认为应当考察他们在乡里的表现，考核他们所崇尚的事业，试验他们的才能，然后再升迁进用。这样做，岂但能使家家富足、人人充裕，贤人难道不会接踵而来吗？官府制定的谪发兵役，不应彼此承袭替代。近来稍有小事便用补役来惩罚，一次过错的违犯，耻辱便牵连数代，亲戚和旁支也遭受祸害，户口减少耗损，也是由此造成的。这些人都应当加以核实遣返，以保全全国的信用。礼制规定，十九岁死称长殇，因为尚未成年；十五岁死称中殇，因为还只是儿童。如今把十六岁作为全丁，就要承担成年人的劳役了；把十三岁作为半丁，所承担的也不再是儿童所应承担的事务。难道可以伤害天理、违背经典、困苦百姓，竟达到这种地步吗？如今应当修订礼制，以二十岁为全丁，十六岁至十九岁为半丁，这样人民就不会过早夭折，生育成长也会日益繁盛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好】《文选补遗》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十二 元代陈仁子辑录 密封奏事【汉宣帝开始下令群臣可以密封奏事，以沟通下情。密封奏章有正本和副本。领尚书事的人先拆看副封；如果所奏不当，便压下不奏。魏相奏请取消副封，以防止上下壅塞蒙蔽】论霍氏密封奏事【西山真德秀说：张敞的用意在于抑制并使霍氏退处，同时保全霍氏宗族，这是家国两全的计策。然而当时许皇后的事情已经显露，宣帝决意一定要诛灭霍氏，所以虽然认为张敞的计策很好，却没有施行。○我说：先儒评论宣帝拒绝茂陵徐生的话，大概是想养成霍氏的罪恶，以便完成诛灭全族的行动，所以宣帝因霍氏灭亡，正如鲁庄公借京城使共叔段败亡一样。唉！宣帝难道真是这样吗？宣帝长期忌惮霍氏，只是有怒而不敢说出来。起初，他畏惧霍光的威势，不敢发作；后来又受到对许后的宠爱牵制，不忍发作。禹、山的叛逆阴谋，都是在霍光死后才萌发的；那时杀掉他们，不过像杀死孤雏腐鼠一样容易。魏相进言而宣帝不听，张敞进言而宣帝不察，为什么呢？我因此可以窥见宣帝的内心了。当时张章告发张赦、石夏的谋划，执金吾收捕他们，宣帝下诏不要捕捉霍山等人，魏相说：“这是因为县官看重太后，所以没有把事情办到底。”这一件事说明，宣帝不压制霍氏，都是因为霍皇后的宠爱所造成的。因此，捣附之奸尚未明白，轝侍之宠正盛；平生乘车随行的愤恨，暗中积聚，终于在一天爆发。宫闱中的宠爱，使霍光死后得到过分厚葬；霍山谋反时，又得到过分宽庇。我认为，关于废立皇帝的谋划，如果不是宣帝受到震动自身的逼迫，即使鼠鸮之祸已经发生，宣帝也未必会奋然将他们铲除。在昭台处理此事时，宣帝几乎还有不忍依法正刑的一念。唉！赵盖、韩杨之死像割除草菅一样容易；如果宣帝不是牵念许后的宠爱，那么杀霍氏的人，也不过是另一个赵盖、韩杨罢了。何必等到一味容忍而养成大祸呢？】张敞【本传说：张敞字子高，是河东平阳人，任山阳太守。霍光死后，宣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封霍光的孙子霍山、霍云等人为列侯，任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不久，霍山、霍云因过错回到私第，霍氏的各位女婿和亲属也有不少被出任官吏。张敞听说后，便上密封奏章如此进言。当时是地节三年。臣听说，公子季友对鲁国有功，大夫赵衰对晋国有功，大夫田完对齐国有功，国家都酬报他们的功劳，并延及子孙；后来田氏篡夺齐国，赵氏分割晋国，季氏专擅鲁国。因此孔子作《春秋》，考察盛衰，讥刺世代专任卿大夫，尤其严厉。从前大将军决定国家大计，安定宗庙，平定天下，功劳也不小。周公辅政不过七年，而大将军掌权二十年，天下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当他权势隆盛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亮出现朓现，太阳发生日食，白天昏暗，夜间反有光亮；大地大震而裂，地下生火，天文失去常度，妖异祥瑞和变怪之事多得记载不尽。这些都是阴类盛长、臣下专制所造成的。朝廷大臣应当明确进言说：“陛下褒奖宠信已故大将军，以报答他的功德，这已经足够了。近来辅政大臣专擅政权，贵戚过于盛大，君臣名分不明，请罢免霍氏三侯，让他们都回到私第。至于卫将军张安世，应当赐给几杖，让他归家休息，按时慰问，并召见他，使列侯成为天子的老师。”以明诏表示恩意而不听从，群臣依据义理坚决争论，然后才允许这样做。天下一定会认为陛下没有忘记功德，而朝廷大臣懂得礼义。霍氏世世代代也不会有忧患。如今朝廷听不到正直的声音，却让明诏亲自写下这类话，这不是得到妥善处理的办法。如今两位侯爵已经外出居住，按人情推测并没有相差太远；以臣下的心意揣度，大司马及其旁支亲属一定会产生畏惧之心。亲近的臣子自己感到危险，并不是周全的计策。臣张敞愿意在广大的朝廷上公开说明事情的开端，只是我正守在远郡，没有途径做到。人心的精微之处，口头不能说尽；言语中的精微之处，书信也不能完整表达。因此伊尹五次投奔夏桀，五次投奔商汤；萧何多次推荐淮阴侯韩信，经过多年才得以通达，何况相隔千里，只凭书信文字来说明事情的宗旨呢？希望陛下明察。【皇帝很赞赏他的计策，但没有征召他。】逐条陈述灾异的密封奏事【致堂胡寅说：世上的评论者把屈原和刘向相比，因为他们都是同姓的臣子，在当时以忠言著称，在后世以文采闻名，很难判定二人的优劣。依我看，刘向大概优于屈原。刘向历事三位皇帝，前面经历恭、显专擅权力，后来又遇到王凤专掌国政；在忠臣直谏遭杀戮的时代，他对上就正直进言、讥刺权奸，诚恳地献纳忠言；对下即使官职没有升迁，灾祸也没有殃及自身，难道不是因为德行有信用，处处谨慎周全吗？屈原则性情偏狭耿直，显得孤高峻拔地处在众多奸邪之中，既违逆君主的心意，又招致众人的憎恨，不明白不可行时就停止的道理，怨恨讥刺过于强烈，无处容身，最终怀沙投水，他的智慧就低了一层。《离骚》的创作，确实可以说是奇妙的才华；刘向所仿作的作品，本来不能赶上它。然而若作笃实的评论，究竟应当看重华丽的文采，还是质朴的根本呢？○西山真氏说：刘更生对于正邪、贤能与否的辨析，在一篇文章中反复说明多次，可以说深切透彻；可是最终仍不能解除汉孝元帝的迷惑。对于不明智的君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恭、显从宣帝时起就掌管朝廷机要，到元帝即位后，便更加受到重用，陷害萧望之入狱并将他杀死。刘更生这篇对策写于元帝初元六年。当年，周堪、张猛被贬黜，贾捐之被处死；又过了几年，张猛自杀。后来京房曾经说到恭、显，也被杀死，直到元帝一朝结束。敢于谈论恭、显的，只有刘更生、京房二人；但刘更生忠诚恳切、始终不懈，京房远不能相比。至于贡禹、匡衡等人，号称大儒，却从未稍微进一句敢于涉及恭、显的话，所以都官至三公，而刘更生甘愿被废黜禁锢，也不肯稍稍屈服。他的精诚忠心和高峻节操，千年以后仍然令人敬仰。贡禹、匡衡那一类人相比之下，实在惭愧得无地自容。○我说：人各自按同类交往，小人的交往大多牢固，君子的交往大多离散；主政的人要处理这种情形，实在太难了。《易经》的泰卦，是阴爻处在君位；《易经》的否卦，是阳爻处在君位，但泰卦、否卦的结果却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处在泰卦的时代，君子的交往都能合和，即使六五爻所象征的是阴柔的君主，也足以成就政事；处在否卦的时代，小人的交往正相互合和，若不是九五爻所象征的阳明君主，就不足以消除否塞。刘向以杜绝群小的枉曲、开启众多正直之士的道路来劝勉元帝，是想使君子的交往合和；然而元帝并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君主。元帝性情阴柔，缺少阳刚之气，知道恭、显奸邪却不能使他们退处，知道周堪、刘更生贤能却不能任用他们；他大概可以处在泰卦的局面，却还不能消除否卦的闭塞。

译刘向【本传说：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当年冬天，大地再次震动。当时恭、显以及许氏、史氏的子弟担任侍中，都侧目观察刘更生。刘更生感到恐惧，于是让外亲上奏告发变故。臣听说，《春秋》中记载地震，是因为在位执政者的势力过于强盛。大地震动，大概是为了警示恭等人；应当让恭、显退处，以彰明蒙蔽贤善的惩罚；提拔萧望之等人，以疏通贤者进用的道路。奏章上报后，恭、显怀疑是刘更生所作，禀告皇帝请求查究奸诈，刘更生果然承认。于是逮捕刘更生下狱，免官成为庶人。萧望之也因让儿子上书而获罪，恭、显禀告皇帝让他到狱中去，萧望之自杀。天子非常悲痛悔恨，于是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任光禄大夫、给事中，受到极大信任。恭、显害怕他，多次进谗毁谤。刘更生看见周堪、张猛在位，几乎已经可以重新得到进用，又担心他们遭到倾覆，于是上密封奏章。臣先前有幸凭借皇亲身份充任九卿，因为奉行法令不够谨慎，后来又蒙受恩典。臣私下看到灾异接连发生，天地失去常态，这些征兆关系到国家，本来想始终不说。可是想到忠臣即使身在田野，仍然不忘记君主，这是忠诚恳切的道义；何况臣又有骨肉亲属关系，加上过去的恩德还没有报答呢？臣想竭尽愚诚，又恐怕超越职分。然而想到这两重恩德尚未报答，忠臣的义务就是把愚见一吐为快，然后退回田野，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西山真氏说：从“窃见”以下，凡七八次转折，忠诚悲恻的意思自然显现在言辞之外；不是内心积蓄深厚的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臣听说舜任命九官时，群贤济济，相互谦让，这是和谐的极致【“和”字是全篇的纲领】。众贤在朝廷和谐，万物便在野外和谐。所以《箫韶》演奏九成，凤凰便来仪；敲击石磬，百兽都随之起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谐安宁的。到了周文王开创基业时，西郊聚集着众多贤人，没有谁不肃敬和睦。周文王推崇谦让的风气，以消除彼此争执的诉讼。文王死后，周公思慕他，歌咏文王的德行，诗中说：“啊，清净肃穆的宗庙，恭敬和美的显贵助祭者，济济一堂的众多士人，奉行文王的德行。”在这个时候，武王、周公相继执政，朝臣在内和谐，万国在外欢悦，所以完全得到他们的欢心，使他们来奉事先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诗中说：“有远方来者，态度和雍；到达这里时，举止肃敬；诸侯公卿来相辅佐，天子威仪穆穆。”这是说四方诸侯都和谐地前来。诸侯在下和谐，上天便在上降下回应，所以《周颂》说：“降下丰厚的福禄”；又说：“赐给我嘉禾”，嘉禾就是麦子，开始时是从天而降的。这些都是以和谐招致和谐，获得上天的帮助。下至周幽王、周厉王时期，朝廷不和，彼此转相非难怨恨。诗人对此忧虑痛心，说：“人民没有善良的品行，彼此只知互相怨恨。”众多小人处在职位上，听从邪说，聚集在一起互相附和，却背弃君子。所以诗中说：“小人相互附和诋毁，这是多么可悲。”谋划已经良善，却全都违背；谋划不善，却全都依从。君子独自守持正道而不屈挠，众多邪曲之人勉强应付王事，反而遭到憎恨、毒害和诬陷。所以诗中说：“勤勉办理政事，不敢诉说劳苦；无罪无辜，却受到谗毁，众口喧嚣。”这时日月发生薄蚀而失去光明。诗中说：“正月辛卯，太阳发生日食，这实在太丑恶。”又说：“那月亮昏暗，那太阳昏暗，如今这些下民，也实在悲哀。”又说：“日月都遭遇凶灾，不能依照常道运行；四方国家没有政事，也不用贤良。” 天上的变化显现出来，地上的变化发生了；水泉沸腾，山谷改变位置。诗中说：“百川沸腾，山顶突然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可怜如今的人啊，为什么竟没有受到惩戒？霜降失去节令，不在应有的时日。诗中说：“正月降下繁霜，使我的心忧伤；人民……的错误言论，也实在太多太大了。”这是说百姓把是非颠倒，错误的言论非常盛行。这些全都是贤者和不肖者位置颠倒所造成的。从此以后，天下大乱，篡夺、杀戮和祸害一齐发生。周厉王逃奔到彘，周幽王被杀。到了周平王末年、鲁隐公开始即位时，周大夫祭伯背离周室，因不和而逃奔鲁国；《春秋》为他避讳，不说“来奔”，这是感伤祸乱从此开始。此后尹氏世代为卿而专横恣肆，诸侯背叛而不来朝见。周王室衰微低下，在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两次，彗星出现三次，夜间经常看不见星星，夜半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一次，火灾十四次，长狄侵入三国五次，陨石坠落六次；鶂倒飞、多麋、有蜮飞行、鸜鹆来筑巢，各出现一次；白天昏暗下雨，树木结冰，李、梅在冬天结果，七月降霜，草木不死，八月杀伤豆类，大雨、冰雹、雨雪交加，雷霆失去次序而相互侵袭，水灾、旱灾、饥荒以及蝗虫、螟虫等灾害一同发生。在这个时候，灾祸和动乱总是相应发生；弑杀君主三十六次，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全社稷的数也数不清。【按：这里叙述次序很有条理，所以不觉得繁冗。】周王室祸患很多：晋国在贸戎之战中败军，又攻打周王室的郊地；郑国使桓王受伤；戎人拘执周王室使者；卫侯朔奉召不去；齐国违抗王命而帮助卫朔；五位大夫争夺权力，三位国君相继被拥立，却没有人能够整顿治理，终于日益衰微，不能再兴盛。由此看来，和气招致祥瑞，乖气招致灾异；祥瑞多的国家安定，灾异众多的国家危险，这是天地永恒的规律，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的事业，招纳文学之士，以宽容闲暇的态度使他们一同进用。可是现在贤者和不肖者混杂，是非黑白不能分明，邪正相互混杂，忠臣和奸邪一同进用，奏章交错送到公车署，北军中挤满了人，朝廷大臣彼此抵牾，固执乖戾，相互诬陷，转相非议，传授流言而不断增加，文书纷乱纠结，前后互相错乱，毁誉混杂，因此足以迷惑耳目，感动改变人心，实在不可胜数。朝臣分曹结党，常常有群朋将要同心合力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之臣得到进用，是治理的表征；正直之臣遭到陷害，是动乱的先机。正处在治乱的关头，却不知道该任用谁，而灾异又屡次出现，这就是臣下寒心的原因。

译那些凭借权力、借助势势的人，子弟像鱼鳞一样聚集在朝廷，暗中依附的羽翼众多，像车轮辐条一样聚拢在他们面前；毁誉之言必然被利用，最终造成彼此乖离的灾祸。因此日月失去光明，夏天降雪霜，海水沸腾涌出，山陵深谷互换位置，列星失去运行的常道，这些都是怨气造成的。沿袭衰周的轨迹，遵循诗人所讥刺的情形，却想成就太平、创作雅颂，这就像倒着走路却想赶上前人一样。自初元以来已经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灾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既然有《春秋》所记的灾异，却没有孔子来挽救，仍然不能解除纷乱，何况灾异比《春秋》所记更严重呢？推究其中的原因，是邪正并进。邪正之所以会并进，是因为上位者疑心太重。既然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一旦有人进谗毁谤，贤人便退处，善政也随之退转。怀着狐疑之心，就会给谗贼之口以机会；抱持犹豫不决的念头，就会为群邪打开门户。群邪进用，众贤便退却；群邪壮盛，正直之士便消亡。所以《易经》有否、泰二卦：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君子的道路消退，政事便日益混乱，所以称为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小人的道路消退，政事便日益治理，所以称为泰。泰，就是通达而得到治理。《诗经》又说：“大雪纷纷，见到阳光便很快消融。”这与《易经》的意思相同。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一同处在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一同位居周朝官位。当时他们轮番进用，互相诋毁，散布流言彼此诽谤，哪里说得尽呢？帝尧、周成王能够认为舜、禹、周公贤能，并排斥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得到大治，荣华延续至今。孔子与季氏、孟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一同在秦国做官【叔孙通任秦博士】。鲁定公、秦始皇认为季氏、孟氏、李斯贤能，却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导致大乱，污辱也延续至今。因此，治乱荣辱的开端，在于所信任和任用的人。既然信任贤人，关键就在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这是说守持善道坚定深厚。《易经》说：“汗出而大号令发布。”这是说号令像汗水，汗流出后不能返回。如今发布善政的命令，还没有过一个时辰便反悔，这就是反汗；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便罢退，这就是转石。《论语》说：“看见不善，好像把手伸进沸汤。”如今两府奏称奸佞谄媚的人不应居官，却经历多年仍不罢退，所以发布命令像反汗，任用贤人像转石，除去奸佞则像拔山一样困难。这样还想期待阴阳调和，不是很困难吗？因此群小窥见空隙，沿着文字加以修饰，巧言丑诋，散布流言，制造浮文，在民间喧嚷。所以《诗经》说：“忧心悄悄，受到群小的怨恨。”小人成群结党，确实足以令人愤懑。【这里说的是不和的情状。】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彼此称许，并不形成朋党；禹、稷与皋陶相互推荐引进，并不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治理国家，没有邪心。所以贤人处在上位，就会引导同类，使他们聚集于朝廷。《易经》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处在下位，就希望与同类一同进用。《易经》说：“拔茅草连根而出，同类相随，出行吉利。”处在上位就引进同类，处在下位就推举同类。因此商汤任用伊尹后，不仁之人退远，众多贤人到来，这是同类相互招致的缘故。如今奸佞邪恶之人与贤臣同时在朝廷，彼此处在交错的关系中，结党合谋，违背善人而依附恶人，互相附和诋毁，多次制造危险的言论，想借此倾覆、改变君主的意志。【这里说的是不和的根由。】如果忽然任用他们，这就是天地预先警告、灾异所以一再到来的原因。自古以来的明君圣主，没有不诛除奸邪而能够治理国家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诛杀两观之人的举措，然后圣人的教化才得以实行。如今凭借陛下的明智，确实深思天地的心意，考察两观诛杀的事迹，阅览否、泰二卦，观察雨雪的诗句，把周、唐所进用的做法作为法则，把秦、鲁所排斥的做法作为戒鉴【以上各点都是前代汉人论事时常用的方式】，考察祥瑞应验所带来的福分，反省灾异造成的祸患，以此衡量当今世事的变化；放逐远离奸佞邪党，拆散险诈偏邪的集团，堵塞群邪的门户，广开众多正直之士进用的道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清楚明白、人人可知，那么各种灾异都会消灭，众多祥瑞一同到来。这是太平的根基，也是万世的利益。臣有幸托身于皇亲，确实看见阴阳失调，不敢不把所听闻的情况通报给陛下，私下推究《春秋》所载的灾异来挽救当今的事情，逐条陈述其中不宜泄露的原因。臣谨慎重重封缄，冒死上奏。【恭、显看到这篇奏章后，更加把刘更生看作与许、史相近的人，因而怨恨刘更生等。】论辨识人之邪正的密封奏事【我说：君子借助阴阳来推行正道，小人借助阴阳来施行欺诈。古语说：“孔子不谈怪异。”阴阳家这一流派，并不是圣人所轻视的。虞国不能举行腊祭，虢国不能维持五年，被发族的祭祀不能延续百年，都是因为按照道理占验而不是按照数术占验。至于阴雨造成的灾变，夏侯胜曾据此预言昌邑王被废、石显等人被立，眭孟曾据此预言宣帝兴起，君子不应以此作为常论。翼奉与萧望之、匡衡同师、同学。诸公推荐他们一同待诏，翼奉若以经学行事，并不比二人低下；若以律历阴阳而论，也不比二人高明。只是翼奉所守持的是正道，他的话虽然不完全纯粹，但他的节操值得重视。他不肯把数术传授给平昌侯王临，正是其可取之处。】

译翼奉【本传说：翼奉字少君，是东海下邳人，喜好律历和阴阳占验。当时平昌侯王临凭借宣帝外戚的关系任侍中，声称奉诏想跟翼奉学习这些术数，翼奉不肯向他讲说，于是上密封奏章如此进言。】臣从老师那里听说：治理国家的要务，在于了解臣下的邪正。人如果确实向往正道，即使愚笨也可以任用；如果怀有邪心，即使聪明也会造成祸害。识人的方法，不过在于六情和十二律。北方的情性是贪好，贪好表现为贪狼，由申、子主管【孟康说：水性触地而流，遇到物体便滋润，所喜好的东西很多，所以贪而不厌】。东方的情性是愤怒，愤怒表现为阴贼，由亥、卯主管【孟康说：木得到水的滋生，贯穿土地而出，所以表现为愤怒；阴气侵害土地，所以叫阴贼】。贪狼一定要等到阴贼之后才发动，阴贼也一定要等到贪狼之后才施用。两个阴气同时运行，所以王者忌讳子、卯日【李奇说：北方属阴】。礼经避开它们，《春秋》也加以讳言。南方的情性是厌恶，厌恶表现为廉贞，由寅、午主管。西方的情性是喜悦，喜悦表现为宽大，由己、酉主管【孟康说：火性炎猛，不知怜惜，所以叫厌恶；金这种东西喜爱用利刃加于万物，所以叫喜悦；利刃所加，没有不被宽大的】。两个阳气同时运行，所以王者以午、酉为吉日。《诗经》说：“吉日庚午。”上方的情性是快乐，快乐表现为奸邪，由辰、未主管【孟康说：上方指北方和东方。翼氏的风角之术说：木落叶后归于根本，水流向末端。木在亥日有利，水在辰日有利，盛衰各得其所，所以表现为快乐。下方的情性是悲哀，悲哀表现为公正，由戌、丑主管【孟康说：下方指南方和西方。阴气在这里萌生，所以称为下方。戌是火的终极，丑是金的终极。翼氏的风角之术说：金刚硬，火强烈，各自归于本乡，所以火在午受刑，金在酉受刑。酉、午是金、火最盛的时候，盛时受到刑罚，到了穷极便无所归，所以称为悲哀。火性不偏私，金性方正刚强，所以称为公正】。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同类相应。如今陛下圣明，虚静地等待万物到来，万事虽然繁多，听到哪一件不能明白？何况掌握十二律而驾驭六情，借此了解臣下并核验事实，更是十分优越，万无一失，这是自然之道。正月癸未日申时，有暴风从西南方吹来。未主管奸邪，申主管贪狼。风从太阴所在处向下抵达建之前，这是人主左右有邪臣之气的征验【张晏说：初元二年岁在甲戌，正月二十一日癸未。太阴在太岁之后。孟康说：当时太阴在未，月建在寅，风从未方吹向寅方以南。】建代表主气，太阴代表臣气；太阴加临主气，是人主左右有邪臣的征验。晋灼说：癸未日的风在未辰，时辰加在申。平昌侯已经来了三次。臣每次见到他，都是把正辰加在邪时辰上；客时辰就是主人时辰，这是用律来了解人情，是王者的秘道【张晏说：平昌侯想依靠皇上来学习时辰之术，风日加在甲申，便可以知道他的秘道。孟康说：指乙丑日，丑为正日，加在未上而来，未就是邪时。晋灼说：翼奉以未为邪时，占验得知平昌侯是邪人；这里本应说“都以邪辰加邪时”，只是“邪”字误作“正”字。下文说大邪出现时，辰、时都属邪，正是这个意思。翼氏说：五行的运动构成五音，四种刑杀分布成十二律。】愚臣实在不敢把这些话告诉邪人。极力劝谏外戚的密封奏事【我说：汉朝宗室中忠诚的，没有超过刘章、刘向二人。吕氏是外戚，想危害刘氏，刘章便竭力保护刘氏；王氏也是外戚，想危害刘氏，刘向便竭力排斥王氏。看这篇密封奏事，千年以后仍使人流泪。当年刘章能够诛灭诸吕，刘向却不能诛灭诸王，为什么呢？大概是刘章的志愿能够实现，又有周勃、陈平主持他们的盟约；刘向没有功劳，是不幸没有遇到周勃、陈平。】刘向【本传说：当时皇帝没有继承人，政权从王氏手中发出，灾异日益严重。刘向一向惊异陈汤的智谋，与他亲近交友，却单独对陈汤说：“灾异如此，而外戚一天天强盛，这种趋势必然危及刘氏。我有幸作为刘氏同姓皇亲，历代蒙受汉朝深厚恩德，自身又是宗室中的老臣，历事三位皇帝。皇上因为我是先帝的旧臣，每次召见都给以优厚礼遇；如果我不说，还有谁应当说呢？”于是上密封奏章极力劝谏，如下文所说。当时是阳朔二年。】臣听说，君主没有不想安定却常常陷于危险，没有不想长存却常常走向灭亡的，这都是因为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臣下掌握权柄、把持国政，从来没有不造成祸害的。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氏、孟氏，他们常常掌握国家事务，世代执掌朝廷权柄，最终田氏夺取齐国，六卿分割晋国，崔杼杀死齐君光，孙林父、宁殖赶走卫君衎，并杀死卫君剽；季氏在庭院里舞八佾，三家用《雍》诗撤祭，三家共同专擅国政，最终驱逐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掌管朝廷事务，扰乱王室，子朝、子猛相继被立，连续多年才平定。因此经书说“王室乱”，又说“尹氏杀王子克”，语气尤其严厉。《春秋》列举成败，记录祸福，这一类事很多，都是阴盛阳衰、臣下失去臣道造成的。所以《尚书》说：“臣下如果施展威权、擅作福祸，就会祸害你的家族，凶险及于你的国家。”孔子说：“禄权离开王室，政权落到大夫手中，这是危险灭亡的征兆。”【臣瓒说：政事不由君主决定，下达至大夫；上大夫就是卿。】秦昭王的舅父穰侯以及泾阳君、叶阳君【郑氏说：他们都是昭王的同母兄弟；穰侯就是魏冉，泾阳君、叶阳君都是他的弟弟】，专擅国家和权势；对上借助太后的威势，三人的权力重过昭王，家产富过秦国，国家十分危险。幸亏范雎的进言使昭王醒悟，秦国才重新得以保存。

译秦二世把政权托付给赵高，赵高专擅权力、任意妄为，堵塞蒙蔽大臣，最终发生阎乐在望夷宫逼杀秦二世的祸乱，秦国于是灭亡。近来的事情并不遥远，就是汉朝取代秦朝的前事。汉朝兴起后，诸吕无道，擅自互相尊奉为王；吕产、吕禄凭借太后的宠爱，占据将相之位【“席”犹如“因”】；兼掌南北军的军队，拥有梁王、赵王的尊号，骄横自满而没有止境，想危害刘氏。幸亏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尽忠诚、守持节义，将他们诛灭，刘氏才重新安定。如今王氏一姓，乘坐朱轮华毂车的人有二十三人，身佩青紫官印、貂蝉冠饰，充满宫帷之内，像鱼鳞一样环绕左右。大将军掌握政事、运用权力，五侯骄奢僭越而盛大，一同施展威权、擅作福祸，任意击断刑赏；行为污秽却寄托于治理之名，身为私利却托称公事；依仗东宫的尊贵，凭借甥舅的亲情来增强威势【东宫，是太后所居之处】。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的门下；他们掌管枢机，结党营私；称誉他们的人便得到升迁，忤逆怨恨他们的人便遭诛杀伤害；游说之士帮助他们宣传，执政者替他们说话；排斥宗室，使公族孤立衰弱；其中有才能智慧的人，更被极力诋毁而不得进用；远远隔绝宗室任职的机会，不让他们在朝省供职，恐怕他们与王氏分割权力；又多次称说燕王、盖主的事来使皇帝疑心；因为忌讳吕氏、霍氏两家因僭越专擅而被诛灭，所以不肯提及他们【吕后、霍后二家都因僭越专擅而获诛灭，王氏为自己避讳而不谈。】内有管叔、蔡叔结盟的先例，外有借周公之名立论；兄弟占据重要地位，宗族彼此盘结交错【“磐”是盘结交互之意】。从上古直到秦汉，外戚僭越尊贵，还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即使周朝的皇甫，秦朝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吕氏、霍氏、上官氏之流，也都比不上王氏【皇甫是周朝卿士，受到周王宠爱】。事物发展到极盛，必然会发生异常变化；先前出现征兆，是为了警告有关的人。比如孝昭帝时，泰山有冠石竖立，上林苑有倒柳重新生长，后来孝宣帝即位。如今王氏祖先的坟墓在济南，那里的梓树柱子生出枝叶，枝叶茂盛向上长出屋顶，根又垂入地下；即使泰山有石竖立、柳树重新生长，也没有这件事明显。事情的形势不能两立，强大的王氏与刘氏也将不能同时并存。如果下面有泰山一样的安定，上面就有像累卵一样的危险。陛下身为先人的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运转移到外亲手中，自己降为奴隶，即使不考虑自身，又把宗庙怎么办呢？妇女在内亲近夫家，在外亲近父母家；这也不是皇太后的福分【“内”犹如亲近，而皇太后反而疏远夫家】。孝宣皇帝没有把舅父平昌侯、乐昌侯的权力交给他们，所以保全安定了他们。明智的人能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培植福分，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应当发布明诏，宣示恩德，援引亲近的宗室，亲近他们并取得信任；斥退疏远外戚，不把政权交给他们；全部罢免，让他们回到私第，以孝宣帝先前的做法作为榜样。这样既能优厚安抚外戚、保全其宗族，也确实是东宫和外戚的福分。这样王氏可以长久存在，保有爵位俸禄；刘氏可以长久安定，不失去社稷；这就是厚待和睦内外亲族、为子子孙孙谋求无穷利益的办法。如果不实行这一点，恐怕田氏篡齐的事情会在今天重现，六卿必将在汉朝兴起，成为后代子孙的忧患。这些道理明白得很，不能不深思谋划，不能不及早考虑。《易经》说：“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秘密，就会破坏事情的成功。”希望陛下深思圣意，审慎而牢固地守住机密，阅览往事的戒鉴，用适中的办法取得信任，处在万分安定的实际处境中，保全宗庙，使自己长久奉事皇太后【意思是社稷如果不安，皇帝自身也不能长久侍奉皇太后】。天下幸甚。【奏章上报后，天子召见刘向，叹息悲伤于他的用意，对他说：“您暂且休息吧，我将考虑此事。”】以地震为后舅之祸的密封奏事【我说：翼奉与李寻同样精通历数之学。李寻不能免罪，而翼奉却得以保全自身，为什么？翼奉的话虽然奇异，但所守持的是正道；李寻的话虽然奇异，但行为却很危险。因此翼奉拒绝把数术传给平昌侯，大体上已经正确说明了皇后舅家导致灾异的原因；他的大节更加高峻。这种忠诚恳切直有刘向的遗风，并不是李寻所能相比。李寻被流放，翼奉却得以善终。】翼奉【本传说：二月戊午日发生地震，那年夏天齐地发生人相食。】七月己酉日大地再次震动，皇帝赦免天下，举荐直言极谏之士。翼奉上密封奏章。臣从老师那里听说：天地安排各自的位置，悬挂日月，铺列星辰，区分阴阳，确定四时，排列五行，以此显示给圣人，把它命名为“道”。圣人看见道，然后知道君王治理国家的形态，所以划分州土，建立君臣关系，制定律历，陈列成败，把这些显示给贤者，把它命名为“经”。贤者看见经，然后知道人道的要务，这就是《诗》《书》《易》《春秋》《礼》《乐》。《易经》讲阴阳，《诗经》有五际【应劭说：五际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孟康说：《诗》内传所说的五际是卯、酉、午、戌、亥；阴阳终始交际的年份，在这些时候便会有政治变更】；《春秋》记载灾异，都是列举始终，推究得失，考察上天的心意，用来说明王道的安危。到了秦朝，却不喜欢这些道理，反而用法律伤害它们，因此大道不能通行，最终走向灭亡。如今陛下圣明，深深怀抱治国的要道，明察照临四方，布施德政、流布恩惠，没有遗漏；罢免节省不急需的费用，赈济救助困穷，分发医药，赐给棺材钱【“赋”是分发的意思】。恩泽十分深厚。又举荐直言之士，寻求自己的过失，盛大的德行纯粹完备，天下十分幸运。臣翼奉私下学习《齐诗》，听说其中有五际的要义；从《十月之交》一篇，可以知道日食、地震的征验，明白得如同鸟雀住在巢中便知道风、狐狸住在洞穴里便知道雨【巢居是鸟雀之类；

译穴居是狐狸之类】。这也不过是臣所学习的东西，不能算什么高明。臣听说，人的气在体内逆乱，就会感动天地；天上的变化显现在星象、气候之中，日食、地上的变化则显现在奇异之物和震动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阳运用它的精气，阴运用它的形体；正如人有五脏六体，五脏象征天，六体象征地。所以五脏有病，气色便显现在脸上；身体有病，便会以呵欠、伸懒腰等动作显露在形貌上。今年太阴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开始发生作用，历法以甲午承接春季【太阴在甲戌，则太岁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黄钟律开始发生作用】。历法处在甲、庚之间，律得到三阳，性质合于仁义，情性合于公正、贞廉【甲、庚都是三阳；甲在东方，代表仁；庚在西方，代表义；戌代表公正；寅、午代表廉贞。晋灼说：木数为三，寅在东方，是木位的开始，所以说三阳】。这是百年中精粹的年份，正因为精粹之年是王位的根本开端【张晏说：指春天】。太阳运行到中时，接连律气而大地震动；此后连续数月长久阴暗，即使颁布大令，也仍然不能恢复【“大令”指开放粮仓、府库之类；“复”是补救、恢复】。阴气已经盛大了。古代朝廷一定有同姓宗亲，以彰明亲亲之义；也一定有异姓大臣，以彰明尊贤之义。这是圣王使天下大为通达的原因。同姓亲近而容易进用，异姓疏远而难以通达，所以同姓一分，异姓五分，才算平均。如今左右没有同姓之人，只把舅家作为亲近之人，异姓之臣又很疏远。两位太后的党羽遍满朝廷，不仅占据官位，势力也尤其奢侈僭越过度。吕氏、霍氏、上官氏的事足以作为预兆，这实在不是爱护人的道理，也不是为后代预作长远防范的办法。阴气这样旺盛，不也是应该的吗？我又听说未央宫、建章宫、甘泉宫的才人，各以百数，然而都不能顺遂天性【这里说的是断绝男女亲爱之情】。至于杜陵园，凡已经被皇帝临幸过的，臣子不敢议论。即便如此，这也是太皇太后的事情。至于诸侯王国及其后宫，也应当设置人数定额，把超过制度规定的人裁减出去；这正是削弱阴气、顺应上天、消除邪气的办法。如今异象不断出现而灾害仍未应验，灾祸将要随之而来。其表现是大水；阴气到了极点便产生阳气，反而造成严重旱灾，严重时还会发生火灾。《春秋》中宋伯姬的事就是这样【伯姬是鲁成公的女儿、宋恭公的夫人，长期幽居守寡，后来遭遇火灾，这是阴气达到极点而产生阳气】。请陛下明察。唉，世上有不了解辛庆忌全部情况的人，不只是何武如此。我曾看《班固传》，说他是国家的虎臣，西域和匈奴都畏服他的威信；但他的重大节义并不在这里。当他上书营救刘辅、叩头营救朱云时，肯为忠臣伸出援手，以求有利于国家，这两件事光明显著，远胜常人。班固却偏偏没有把它们载入本传，为什么呢？辛庆忌的力量，并不是只会披甲执弓的人所能比的。何武当时不了解他，班固后世也不了解他，所以我特意揭示这些事，作为将帅的法则。何武【《汉书》记载，辛庆忌、何武、王贤的儿子，曾任光禄大夫、执金吾，因犯小法被降为云中太守，后来又征召为光禄勋。当时屡有灾异，丞相司直何武上密封奏章】虞国有宫之奇，晋国献公便不能安睡；卫青在位时，淮南王的阴谋便被压下。因此，贤人立于朝廷，能够折服敌人、消除患难，胜过在事变尚未显现时就消灭它。《司马法》说：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也必然危险。将领若不预先设置，就无法应付突然的事变；士卒若平时不训练，就难以让他们赴死抗敌。所以先帝设置列将之官，使近亲掌管内廷，异姓抵御外部，因此奸邪盗贼不能萌发而后被消灭，这确实是万世长久的法则。光禄勋辛庆忌品行正直，性情柔和而坚毅，敦厚老成，谋虑深远；以前在边郡任职时多次击破敌人、俘获敌虏，外族没有不听闻他的声威。近来灾异一再出现，却还没有相应的处置；加上兵革长期废置，《春秋》所说的大灾尚未到来，便应预先防御它【庄公十八年，鲁庄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公羊传》说：这里并没有人攻伐中原，为什么说“追”？是赞美其在灾患尚未到来时就预先防备】。辛庆忌应当任职于爪牙之官，以防备意外【后来他被任命为右将军，是国家的虎臣；正逢天下太平，匈奴、西域亲近归附，敬畏他的威信】。论董贤的密封奏章【我说：小人向权奸献媚以求保全自己，未必不会恰恰因此招来祸患。贾捐之上奏荐举石显，大概是向石显献媚，却死在石显手中；刘歆推举赞美王莽，是为了向王莽献媚，却死于王莽之手。董贤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受宠的小人，平生依靠皇帝宠爱，专擅权势，连东园制造的秘器也全都赏赐给他。王嘉、鲍宣恳切地进言，皇帝却不省察。他一旦失势，便荐举提拔王莽来依托自己，反而成为王莽篡夺汉朝的重大祸根。而王莽杀董贤，不过像杀鸡兔一样容易。唉！开始是为了保全自己，结果反而给自己招来灾祸。小人的侥幸心理，难道还不能醒悟吗】王嘉【本传】哀帝初即位时，当时侍中董贤受到宠爱，封为高安侯。王嘉于是上密封奏章说了这些话。当时是建平四年。臣听说咎繇告诫帝舜说：“不要傲慢放纵、沉溺欲望；拥有国家，就要兢兢业业，一天之中要处理万般政务的关键【《尚书·咎繇谟》的话，是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傲慢逸乐、纵情欲望，只应戒慎恐惧，以处理万事的关键】。”箕子告诫周武王说：“臣下不可作威作福，不可享用珍贵饮食；臣下若作威作福、享用珍贵饮食，就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凶险。人们因此偏斜不正，百姓因此僭越邪恶。”意思是这样就会颠倒尊卑的秩序，扰乱阴阳的纲纪，祸害君王，使国家极其危险；国人倾斜不正，百姓僭越差错、不能统一，这是君主不遵循法度、上下失序所造成的败乱。周武王亲自实行这条道路，国运兴隆达到成王、康王时期。此后纵情任性、放纵欲望，法度日渐衰败，以至臣子弑君、儿子杀父，父子至亲都失去礼法而产生祸患，何况异姓之臣呢？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敬慎地办事并取得信任，节约费用并爱护百姓，使百姓按照农时劳作。”孝文皇帝完全实行了这条道路，天下都受到恩德，成为汉朝的太宗。孝宣皇帝赏罚信实公明，施舍财物有节制，记取人的功劳而忽略小过，因此达到太平。孝元皇帝继承宏大的基业，温和恭敬而少有欲望，内府有钱四十万万，水衡有钱二十五万万，少府有钱十八万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译有一次皇帝到上林苑，后宫冯贵人跟随到兽圈，猛兽惊慌冲出，冯贵人上前挡住它。元帝赞美她的义勇，赏赐钱五万；掖庭中已经受到亲近的人，便加倍赏赐，又嘱咐有关人员不要声张，以免显得有意偏爱、厚此薄彼，失去人心。赏赐节制俭约，所以当时外戚家产达到千万的很少，少府和水衡的现钱才会很多。即使遭逢初元、永光年间的凶年饥荒，又加上西羌叛乱，对外供给军队，对内救济贫民，始终没有倾覆危亡的忧虑，因为府库内很充实。孝成皇帝时，谏臣多次谈到私自出宫游乐的危害【“燕出”指私自出行】以及女宠专擅偏爱，沉溺酒色，损害德行、伤害寿命，言辞十分恳切，但成帝始终没有怨恨发怒。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中，史育多次被贬退，家产不满千万；张放被斥逐回到封国；淳于长被拷打死在狱中【榜，指鞭笞击打，音彭】。不因私爱损害公义，所以虽然朝廷内有宠爱内臣的讥议，政治仍然安定【虽有宠爱内臣的讥讽，却没有妨害政事】。把基业传给陛下！陛下在封国时，喜好《诗经》《尚书》，崇尚俭约；征召入朝途中，所经过的道路上人们都称颂您的德行美名，这就是天下人归心的原因。您刚即位，便更换帷帐，撤去锦绣，御车只用绨绢作席边罢了。恭皇的寝庙接连不断地应当修治【恭皇是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比比”犹言频频】；您忧念百姓，只因费用不足，便按义理割舍私恩，常常暂且停止修建。如今刚开始治理国家，驸马都尉董贤却也在上林苑中兴建官署，又为董贤修建豪宅，开门朝向北阙，引王渠的水灌溉园池；皇帝派使者监督工程，赏赐吏卒甚至超过修治宗庙。董贤的母亲生病，长安厨令供给祭祀用具，沿途经过的人都得到饮食。为董贤制作器物，器物制成后上奏御览才启用；有的器物做得好，皇帝还特别赏赐工匠。即使是向宗庙、三宫进献，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三宫指天子、太后、皇后】。董贤家有宾客、婚姻和亲属相见等事，各级官员一同受到赏赐，连苍头奴婢每人也得到十万钱；使者监督察看，征取市场上的物品，百姓商贾都震动，道路上喧哗，群臣惶惑。诏书把苑囿罢除后赐给董贤二千余顷，使均田制度从此毁坏；奢侈僭越、放纵无度，扰乱阴阳，灾异大量出现。百姓传布谣言，传递筹策互相惊扰，有的披头散发、赤脚奔跑，骑马的人则奔驰而去；上天被这种情势所惑，不能自行停止。有人认为传递筹策是上天以策书失误告诫人的意思。陛下一向仁厚明智、谨慎办事，如今却有这样的巨大讥议。孔子说：“遇到危险却不扶持，快要倾倒却不搀扶，那么还要用那辅佐者做什么？”臣王嘉有幸充任官位，内心私下悲伤，不能使愚忠得到申达；即使死了对国家有益，也不敢爱惜自身。请陛下慎重对待自己独自倾向的事情，察看众人共同疑虑的事情。从前宠臣邓通、韩嫣骄横显贵而失去法度，安逸享乐没有满足；小人不能克制情欲，最终陷入罪过，扰乱国家、丧失生命，不能保全禄位，这就是所谓爱他反而足以害他。应当深深考察前代的事，以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保全并安定他的性命【于是皇帝渐渐不高兴，却更加宠爱董贤，不能自我克制。适逢祖母傅太后去世，皇帝便假托傅太后的遗诏，让成帝的母亲王太后命令丞相、御史，增加董贤二千户封邑。王嘉退还诏书，于是上密封奏章进谏】。再论董贤的密封奏章【西山真氏说：汉代受宠幸的奸佞之臣虽多，但宠爱达到极点、贵显达到极点的，没有像董贤这样的。他之所以从皇帝那里得到这些，不过是性情柔和、善于逢迎、善于献媚来巩固自己罢了。当时山崩地动，三次在朝会时发生日食，丞相王嘉认为这是宠爱董贤的应验；白虹贯日，阴云连绵不雨，司隶鲍宣也认为是宠爱董贤的应验。君主亲近一个受宠幸的小臣，天却这样反复显示警戒，难道不可畏惧吗？王嘉说：应当深察前代，以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保全他的性命。鲍宣也说：如果真想哀怜董贤，就应当向天地谢罪，解除天下人的怨恨，免去他的官职遣返回封国；这样才可以使他们父子终其天年。两位大臣的话反复恳切，不只是尽忠于君主，也想保全这个宠臣。然而皇帝沉溺于私爱，排斥忠言而不听，反而提升董贤直到三公之位；栋梁弯折、鼎器倾覆，却没有人防范。推究皇帝的心意，难道不是认为董贤柔顺巧媚、不能作恶，却不知道阴险忍耐的资质一旦掌握权力、专擅政事，没有不造成祸害的吗？汉朝基业已经因此大大败坏，董贤也没有免于诛杀。亲近便佞而疏远仁贤，祸患必然达到这种地步。君主难道不应当大加警戒吗】王嘉。臣听说爵位、俸禄和土地，都是上天所有的。

译《尚书》说：“上天把爵位赐给有德之人，用五等服饰彰显五等爵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君王代替上天授予人爵位，更应当谨慎。分割土地来封爵，如果安排不当，百姓就不会服从，便会感动阴阳，使灾害从此加深。如今圣体长久不安，这是臣王嘉内心恐惧的事。高安侯董贤是奸佞受宠之臣，陛下倾尽爵位来使他尊贵，耗尽财货来使他富裕，损害至尊的威严来宠爱他；君主的威势已经削弱，府库已经耗尽，还唯恐给得不够。财物都是百姓的劳力所创造的，孝文皇帝想修建露台，因为费用重达百金，便克制自己而没有兴建。如今董贤散用国家赋税来施行私人的恩惠，一家人竟得到千金，自古以来显贵大臣从未有过这种事。消息传遍四方，人人都共同怨恨他。民间谚语说：“千人所指，即使没有病也会死。”臣常因此寒心。如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的遗诏，下诏丞相、御史增加董贤封户，又赐给他三个侯国，臣私下感到困惑。山崩地动、三次朝会发生日食，都是阴气侵凌阳气的警戒。先前董贤已经两次受封，晏商也两次改换封邑；他一再因私意横行求取，恩宠已经过于厚重，索求任性而不知满足，严重伤害尊卑之义，不可以拿来示范天下，造成的祸害太严重了。臣下骄横侵凌、欺罔君上，阴阳失去节度，气机彼此感应，灾害便会危及圣体。陛下卧病长久不愈，继承人尚未确立，应当思考端正万事，顺应天意和人心，以求福佑。为什么要轻视自身、放纵心意，不思念高祖的辛劳困苦，以及建立制度、想把它传给无穷后世的心愿呢？《孝经》说：“天子有七位敢于诤谏的大臣，即使天子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臣谨慎地把诏书封好上交，不敢公开显露，并不是贪生怕死而不愿依法约束自己，而是担心天下人听闻此事，所以不敢自行弹劾。臣愚昧鲁莽，多次触犯忌讳，请陛下省察。论日食的密封奏章【我说：刺举之法真是难办啊！马严因日食议论郡县监察之权，指出各自任意作威作福。当时如朱浮所说，若信任刺举之吏；又如樊儵所议，选取孝廉时专取年少而能报恩的人，其中的弊病本来就难以全部革除。不过其中有的属于误判，有的属于故意。伯鲧的奸邪，四岳没有完全辨别出来，这是误判；鬷蔑的贤能，叔向事先没有察知，也是误判。严延年举荐廉洁的狱吏，却不能避免此人后来被发现有贪赃；魏尚上奏边防之功，却不能免于因故被交付司法，这些是有故。误判不应妨害公义，有故则不能免于私罪，这就是惩罚、劝善以及赏罚权力由此产生的原因。尽管如此，张勃举荐陈汤，陈汤犯罪，张勃被连坐削减封户，死后谥为缪侯；严延年察举廉洁的狱吏，但那人因受赃而获罪，并未牵连严延年，严延年却因察举失实而被贬秩；魏无知荐举陈平，陈平被任用后魏无知受到赏赐。汉代刺举的法令，也很好啊】马严【本传：马严字威卿。那年冬天发生日食，马严上密封奏章】臣听说太阳是众阳之首，日食是阴气侵入的征兆。《尚书》说：“不要使众官空缺；上天的职事，应由人来代行。” 意思是君王代替上天任用官员。因此要考核政绩、贬退或升迁，以彰明褒奖和贬斥【《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后贬退昏暗者、升用贤明者】。没有功劳却不贬退，正说明阴气旺盛而凌驾阳气。臣看到如今刺史、太守专掌州郡，不致力于奉行职事、尽心为国，负责监察的人却偏袒阿私，取舍任凭自己：与自己同调的便举荐为特别优异，不同调的便以刑法中伤【“中”音丁仲反】，甚至低头塞耳，不听取意见，只收受财物贿赂。如今益州刺史朱酺、扬州刺史倪说【“说”读悦】、凉州刺史尹业等，每次考核政事，往往都有官员因此死亡。又有察举不实，却从来没有被贬黜治罪，这等于让臣下得以作威作福。按照旧例，各州部所举荐的人，要上报司直，由司直考察才能与否，以惩罚虚假、奖励真实【《汉书》载，汉武帝元狩五年开始设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管辅佐丞相、举发不法；《续汉书》说，光武帝依武帝旧制设置司直，居于丞相府，帮助督察记录各州事务，建武十八年裁省】。如今应当加强防范检察，依照旧制；丞相、御史亲自处理职务，只因丙吉年老而优容放任，不追究属吏罪过【丙吉字少卿，鲁人。宣帝时任丞相属官，有罪终究没有被查验，公府不按察属吏从丙吉开始，见《汉书》】。于是宰相府把这种做法习以为常，彼此一同敷衍包庇，以崇尚虚名【“罔养”指因循依违】；有的人还没有弄清自己的职责，便又被调迁，这实在不是设置官职、授予俸禄的本意。应当命令整顿各个官署，分别以职事责成官员；州郡所举荐的人，必须确实得到合适的人才；如果不符合所奏言辞，就依照法令裁处。

译《左传》说：“用德行感化百姓，宽厚是最好的；其次没有比严猛更有效的。” 所以烈火燃烧时，人们远远望见就害怕；水势柔弱时，人们就轻慢戏弄它。执政者应当用宽厚来调和严猛，用严猛来补充宽厚【《左传》中郑国子产告诫子太叔为政的话】。这样安抚和治理就有适当的体制，灾异也会消除。论窦氏的密封奏章【西山真氏说：何敞的言论不只是忠于汉室，也是忠于窦氏。可是他的祖先公孙弘却抛弃了汲黯的旧有见解，把他贬斥去辅佐诸侯王中骄横尊贵的人，这是想陷害并杀死他。不仁之人，怎么可以同他谈论呢？唐仲友说：何敞上书论窦氏，请求听从窦瓌退身、抑制家族权力的请求，也能看出他的忠厚之处。窦宪出使时，传记说济南的何敞竟受到他的敬畏，也正是因为何敞兼有公正和忠厚这两种品德。窦宪出征后，何敞传达政事，与公孙弘迁徙董仲舒的做法相同；何敞以道义法度使骄横的诸侯王敬畏，也与董仲舒相同】何敞。忠臣忧虑世事，即使冒犯君主的威严、触犯龙颜而加以讥刺，显贵大臣甚至冒着杀身灭族的危险也还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君臣之间的义理重大，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臣考察过去的事情，国家将要危急混乱、家族将要遭逢凶祸，都有其缘由，清楚明白、容易看出。从前郑武姜宠爱叔段，卫庄公宠爱州吁，只爱护而不教育，最终造成凶暴叛乱。由此看来，像这样爱护儿子，就好像饥饿时给他吃毒药，恰恰是害了他。臣看到大将军窦宪，起初遭逢重大忧患，公卿接连上奏，想让他主持国家政事【“比”指接连；“干”指主持】；窦宪深自谦退，坚决推辞显贵职位，恳切勤勉，言辞深厚周到，天下听闻后无不欣喜。如今还不到一年，大礼尚未结束，突然中途改变，兄弟专擅朝政；窦宪掌握三军重权，窦笃、窦景又总领宫廷警卫的权力，却残酷对待百姓，奢侈僭越，逼近至尊，滥杀无罪之人，任意发泄私心。现在议论纷纷，都说叔段、州吁又在汉朝复生了。臣看公卿心怀两端，不肯把话说尽，是认为窦宪等人如果有匡正懈怠、建立功业的志向，自己便可以得到尹吉甫褒美申伯功劳那样的赞誉【申伯是周宣王的元舅，有美德，所以尹吉甫作颂歌赞美他】；如果窦宪等人陷入罪过，自己便可以取得陈平、周勃顺从吕后权势那样的功劳【吕后想封吕禄、吕产为王，王陵劝谏不许，陈平、周勃却顺从并为他们封王；吕后死后，陈平、周勃合谋，终于诛杀吕产、吕禄】。他们始终不把窦宪等人的吉凶当作自己的忧患。臣何敞虽微不足道，实在想谋求一个使上下双方都安全的办法，截断祸患绵延的根源，堵住祸患刚开始出现的细流：对上，不想让皇太后损害文母的尊号，不使陛下留下“誓不及黄泉相见”的讥刺【《左传》载，郑武姜帮助太叔段袭击庄公，庄公把武姜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彼此不再相见”】；对下，使窦宪等人能够长久保全福佑。然而，连奴婢的计谋，既想使主父安宁，又想使主母保全，尚且免不了遭受严厉责怒【《史记》载，苏秦对燕王说：有个客人远行出使时，妻子与别人私通；那人将回来，妻子忧虑，便说已做了毒酒等他。三天后丈夫果然回来，妻子让婢女端毒酒给他。婢女想说酒中有毒，又怕主母被赶走；想不说，又怕主父被毒死，于是假装跌倒把酒打翻。主父想鞭打她，她因此保全了主父，也保全了主母，却仍免不了受鞭打】。臣想到累代祖先蒙受恩德，到臣已是第八代；我又凭着愚昧浅陋，在十年之间历任显要之职、身处机密近侍之地。每次想到厚重的恩德，便会突然忘却生死。即使知道进言必然招致灭族，也要冒死竭尽忠诚，实在不忍眼看着灾祸发生却心怀沉默，苟且保全自己。驸马都尉窦瓌虽然年纪还不到二十岁，却有毫不隐讳的忠心，近来请求退身，愿意抑制家族权力；如果能参与谋议，听从他的意愿，实在是保全宗庙的最好计策，也是窦氏的福分【何敞多次切实进谏，指责窦氏罪过，窦宪等人因此深深怨恨他】。当时济南王刘康尊贵而且十分骄横，窦宪便上奏把何敞调出，任命为济南太傅。论北单于不应当立封的密封奏章【我说：人只要守持正道，邪恶也就不足畏惧。袁安正直，是东汉历代丞相中的杰出人物；从县令做到宰相，始终如一。考察他一生，有四件事不合窦氏：一是认为匈奴不应当出兵攻打；二是弹劾窦景擅自发兵；三是争论不应立北单于；四是举奏窦氏门下的二千石官员四十人。他刚正而不依附权臣，忠诚而不损害国家体制。甚至窦宪以光武帝诛杀韩歆、戴涉的旧事来恐吓他，他也不受震慑。史书说袁安、任隗平素品行高尚，没有可供人加害的地方；正因为没有可指责之处，所以小人也无法指责他们】袁安【本传：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当时窦宪再次出征，驻扎在武威。第二年，北单于被耿夔击败，逃到乌孙塞以北，那里土地空虚，余部不知归属。窦宪说：“夸耀自己的功劳，想对北方胡虏结下恩德。”于是上奏把逃亡投降者左鹿蠡王阿冬立为北单于，设置中郎将统领保护，制度如同南单于。事情下交公卿议论。太尉宋由、太常丁鸿、光禄勋耿秉等十人议论认为可以答应。袁安、任隗、任安上奏认为：“光武帝招抚南方胡虏，并不是认为可以永远安定内地，只是权宜谋划，认为这样可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如今北方边境已经平定，应当让南单于回到北方旧庭，并统领投降的人，没有理由再另立阿佟，以增加国家费用。”宗正刘方、少府尹睦也同意袁安的意见。奏议久久不能决定，袁安担心窦宪的计谋最终施行，于是独自上密封奏章】臣听说功业有难以谋划的地方，不能预先看见；事情也有容易判断的地方，清楚明白而无需怀疑。臣恭敬地思考，光武皇帝当初之所以立南单于，是想用它安定南方、平定北方。恩德施行得十分完备，所以匈奴于是分裂，边境没有忧患。孝明皇帝继承先帝的意旨，不敢使它失坠，赫然命令将领，于是攻伐塞北。到了章和初年，投降的人有十多万。议论者想把他们安置在边塞附近，东面直到辽东。太尉宋由、光禄勋耿秉都认为这样会失去南单于的心，不可如此；先帝听从了他们。陛下继承宏大基业，大幅拓展疆域，大将军远道用兵征讨，席卷北方旧庭。这确实是发扬祖宗、建立宏大功勋的事业。应当慎重考虑结局，以成就这项功业。臣想到南单于屯，他的父亲率众归附汉朝的德化；自归附以来已经四十多年，三代皇帝不断积累功德，把成果留给陛下。陛下尤其应当遵循继承先帝的志向，成就他们的事业。何况屯首先倡导大计，使北方胡虏的势力空虚殆尽，如今却中止而不继续谋划，反而另立新近投降的人，以一时的计策违背三代的制度，失信于长期供养的南单于，却把新位建立在没有功劳的人身上。耿秉实际上知道其中的奋发大义，却想背弃先帝的恩德。言语和行动，是君子的关键；赏罚，是治理国家的纲纪。《论语》说：“说话忠诚信实，行为笃厚恭敬，即使在蛮貊之地也行得通。”

译如今如果对南单于屯失信，那么百蛮都不敢再相信汉朝的誓约了。况且乌桓、鲜卑刚刚杀死北单于，凡人的常情都害怕仇敌。如今若立北单于的弟弟，两个胡虏部族都会心怀怨恨；军队和粮食可以废弃不用，但信用不能丢弃。再说按照汉朝旧例，供给南单于的费用每年一亿九千余万，供给西域的费用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如今北方旧庭更加遥远，费用将超过一倍，这只是耗尽天下财力，并不是建立边防的关键。论日食并为窦氏所上的密封奏章【我说：丁鸿把日食归因于窦氏，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不出几天，窦氏就被诛杀了。唉！进言的人是丁鸿，诛杀窦氏的却只是一个钩盾令郑众，宰相竟不能参与其中，由此可想见当时宰相没有权力。窦氏覆灭宗族的祸患，责任也许不在窦太后本人，而在后来。马太后用法度抑制诸子弟，所以死后仍能看见马氏的荣耀；窦太后用官爵骄纵宠幸诸子弟，所以活着时亲眼看见窦氏宗族被诛灭。这是古今都应当知道的道理】丁鸿【本传：丁鸿字孝公，颍川定陵人。永元四年，代替袁安任司徒。当时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氏兄弟各自专擅威权。丁鸿因日食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太阳是阳气的精华，守持充实而不亏损，是君主的象征；月亮是阴气的精华，有盈有亏而有常规，是臣下的表征。所以日食，是臣下凌驾君主、阴气侵陵阳气；月亮满而不亏，是臣下骄横自满。从前周王室衰微，季氏、皇甫氏一类人在外专擅权力，党羽强盛，侵夺君主的势力，于是日月发生薄蚀【周室衰微指周幽王时；皇甫即幽王后妃的党羽。《诗经·小雅》说：“皇甫为卿士，番维任司徒，家伯为宰，仲允任膳夫”，这类人不止一个，所以说“之属”】。所以《诗经》说：“十月初一是辛卯日，发生了日食，实在非常丑恶。”《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其中有三十二次发生弑君，灾变不会无故产生，而是各以同类事情相应。权威和权柄不可放给臣下，锐利的器具不可借给他人【刘向上书说弑君三十六次；今本《春秋》与刘向相同，而《东观汉记》《续汉书》以及范氏诸本都说三十二次，或许是讹误】。考察往古，近看汉朝兴起以来，倾覆危亡的祸患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因此三桓专擅鲁国，田氏控制齐国，六卿瓜分晋国，吕氏诸人掌握权力，皇统几乎转移；到了哀帝、平帝末年，宗庙甚至没有血食祭祀【三桓指季孙氏、叔孙氏、仲孙氏三家，都出自鲁桓公】。鲁国到了鲁昭公时，终于被季氏驱逐，季平子于是代行国君之事。田氏是陈敬仲的后代，因为从陈国逃到齐国，改姓田氏，终于掌握齐国政权，到了田和时便篡夺齐国。六卿指晋国的智氏、中行氏、范氏、韩氏、赵氏、魏氏，他们共同专擅晋国政权，后来韩、赵、魏三家终于瓜分了晋国。诸吕指吕产、吕禄【注】。所以即使有周公那样的亲近关系，如果没有周公的德行，也不能行使那样的权势。如今大将军即使想约束自身，不敢僭越差错，然而天下远近的人都惶恐畏惧，迎合承奉他。刺史、二千石官员刚被任命，便来拜谒辞行，请求与大将军通达，等待回复；即使奉有符节印玺、接受了尚书台的敕令，也不敢立即离开，时间长的甚至达到几十天。他们背离王室，趋向私门，这就是上面的威势受损、下面的权势兴盛。人间的悖乱在下方发生，便会在天上显现征验。即使有隐秘的阴谋，神明也能照见其情状，通过垂示天象来警戒，以告诫君主。近来月亮未到节气便满，过了望日仍不亏缺【“月满先节”指尚未到望日便已满月】，这是臣下骄横自满、背离君主而独揽功劳、独断专行的表现。陛下还没有深刻觉悟，所以天再次显示警戒；实在应当畏惧，以防止祸患。诗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逸乐。”如果整顿政事、责备自身，杜绝渐渐滋长的祸端、防止祸乱萌芽，那么凶灾妖异就会消灭，灾害除去，福气便会聚集。冲坏山崖、击破岩石的水流，源头起于涓涓细流；高入云天、遮蔽日光的大树，起初生长于青葱幼苗。祸患在刚开始时禁止防范还容易挽救，到了末端便困难了。人没有不忽视细小的防范，最终导致大祸；只是因为恩情上不忍教诲，义理上不忍割舍，事情过去之后才知道先前的明鉴。臣愚昧地认为，那些担任左官、依附外戚权门的臣子【《汉书》说，设置左官、外附阿党之法；因为世人崇尚右边，舍弃天子而侍奉诸侯，称为左官外附，指背离正法而依附私门】，依托权门，倾覆正道、谄媚逢迎，以求容身取宠，应当一律诛杀。近来大将军两次出征，威势震动州郡，没有不向官吏百姓征敛财物、派遣使者进献的。大将军虽然不接受，但财物也没有退还原主；部署此事的官吏无所畏惧，放纵地行使非法行为，不服罪受罚。因此海内贪婪狡猾的人争相做奸邪官吏，小民叹息，怨气充满胸腹。臣听说，天不能不刚健，不刚健则日月星三光不明；君王不能不强盛，不强盛则宰相、牧守等人便会纵横专断。应当趁着这次大变改正政事，匡正过失，以符合上天的意旨。论宠幸臣子邓万的密封奏章【我说：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厚待宦官，宠爱女色，如今又宠幸旧人，为什么有这么多受宠的小人？这好比心腹内部长了痈疽，外面一个脓孔尚未医好，另一个脓孔又穿破，即使仓公、扁鹊见了也要望而逃走了。虽然如此，东汉有臣下接近君主，而客星经过帝座的事有两次；为什么他们的邪正善恶不同？严光虽然是旧友，但严光勇于退让；邓万虽然也是旧人，但邓万勇于进取，应当从这里辨别他们。当时宦官与女宠互相煽动，又增加一个像董贤那样的宠臣，凶恶的德行交相参与，造成的祸害不小；爰延因此反复恳切地进言。不过，爰延曾说桓帝是汉朝的中等君主。唉！桓帝其实只是中等以下，哪里敢指望他达到中主呢】爰延【本传：爰延字季平，陈留外黄人。当时太史令上奏说：“客星经过帝座。”皇帝秘密询问爰延，爰延上密封奏章】

译臣听说天子尊贵，没有什么能超过他，所以天把他作为天之子；他居于君位，临制臣民，威势重于四海。行动和静止都合乎礼法，星辰便运行有序；心意若有邪僻，日影和星度便会错乱违常。陛下因为河南尹邓万有潜龙时期的旧交情，封他为通侯，恩宠超过公卿，赏惠厚于宗室。近来又召见他，让他与您对坐博弈，上下之间过分亲昵轻慢，损害了君主的尊严。臣听说，君主身边的人，是用来咨询政事和德行的。所以周公告诫成王说：“要慎重选择朋友，要慎重选择朋友”，就是说必须慎重选择交往的人【《尚书》记周公告诫成王说：“孺子啊，要慎重选择朋友，要慎重选择朋友，谨慎对待自己的交往】。从前宋闵公与强臣一同博弈，身旁还排列着妇人；这种无礼日积月累，终于造成大灾【事见《公羊传》】。汉武帝与宠臣李延年、韩嫣同卧同起，给以尊贵爵位和厚重赏赐，欲望没有满足，于是产生骄奢淫逸之心，做出不义之事，最终李延年被杀，韩嫣也伏法【事见《汉书·李延年传》】。君主喜爱一个人，就察觉不到他的过错；厌恶一个人，就看不见他的优点，所以事情往往放纵泛滥，众情便产生怨恨。因此君王赏赐人，是酬答他的功劳；授予人爵位，是为了表彰他的德行【甄，明辨】。善人共处，每天都能听到好的教训；恶人相从，每天都会产生邪恶的情感。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奸邪之臣迷惑君主，淫乱的妾侍危害君主；他们把不该说的话说得悦耳，把不该做的事做得好看，所以使君主不能远离他们。仲尼说：“只有女子和小人最难以教养；亲近他们，他们就不谦逊；疏远他们，他们就怨恨。”这大概是圣人的明确警戒。从前光武皇帝与严光同寝，上天显现异常，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事见《逸人传》】。凭光武的圣明德行、严光的高尚贤能，君臣相处合乎正道，尚且降下这种变异，何况陛下如今所亲近宠幸的人，以卑贱为尊贵、以低下为高位呢？请陛下远离谄媚之人，接纳正直敢言的士人，削弱左右近臣的权力，觉察宦官的弊害，使积累的善行日益广大【熙，广大】；让奸佞和邪恶消灭，便可除去旱灾。皇帝看后省察了他的奏章。论青蛇的密封奏章【我说：青蛇出现的灾异没有记载在《灵帝本纪》中，却附见于谢弼、杨赐二人的传记。史书记录日食、地震，小灾则往往不记，所以没有记载。蛇的妖异属于阴的象征，其征兆表现为女子或奸臣。《春秋》庄公十四年，宫内的蛇与宫外的蛇相斗，郑国南门内的蛇死去；后来厉公从外面劫持传瑕，杀死子仪而即位。鲁文公十六年，鲁国有蛇从泉宫出来，进入国中；后来文公去世，公子遂杀死文公的两个儿子恶、视，拥立宣公，这些都是臣下篡夺、弑杀君主的征兆。如今青蛇出现在御殿，青色代表东方，御殿代表君位，必然有从东方兴起并造成祸患的事。后来山东起兵，共同讨伐董卓，而曹操最终因此取代汉朝，未必不是由这个征兆引起的。可惜杨赐、谢弼没有能够看到后来发生的事。谢弼【本传】谢弼字辅宣，东郡武阳人。当时青蛇出现在前殿，大风拔起树木，皇帝下诏让公卿以下陈述政事得失。谢弼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和谐之气会回应有德之人，妖异会产生于政事失误。上天降下谴责，君王便应思考自己的过错；政治之道有所亏损，奸臣就应当受到惩罚。蛇是阴气所生，鳞甲是兵甲的符号。《洪范传》说：“极端衰弱时，就会出现蛇龙之灾。”又有荧惑星停留在亢宿，徘徊不去，说明有近臣谋乱，事情将从左右近臣中发生。臣不知道陛下在帷幄之内从容相处、亲近信任的人究竟是谁；应当赶快斥退贬黜，以消除上天的警戒。臣又听说，虺和蛇，是女子的祥兆。臣恭敬地想到，皇太后曾安定并扶立圣明的桓帝。经书说：“父亲、儿子、兄长、弟弟犯罪，罪责不能互相牵连。”窦氏被诛，怎么可以归罪于窦太后？太后幽闭在空宫中，忧愁感伤而触动天心；如果因此患上雾露之疾，陛下将以什么面目去见天下人？从前周襄王不能恭敬侍奉自己的母亲，戎狄便接连侵扰【《史记》说，周襄王的母亲去世后，继母惠后】。孝和皇帝没有断绝对窦后的恩情，前代把这看作美谈【窦太后去世时，张酺等人上奏说不应与先帝合葬，和帝亲自下诏说：“臣子没有贬损尊长的文辞，我不忍因恩情而使她分离，因此合葬。”见《皇后纪》】。礼制规定，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以他为父亲；如今以桓帝为父亲，难道能不把太后当作母亲吗？《援神契》说：“天子实行孝道，四方夷族就和平。”如今边境日益紧迫，战争纷纷发生，如果不是孝道，凭什么挽救这种局势？愿陛下仰慕有虞氏孝顺和睦的教化，俯身思考《凯风》诗中安慰母亲的情怀。臣又听说，设置爵位和赏赐，必须酬答功劳；开创国家、承继家业时，不可任用小人。如今功臣长期被弃置在外，尚未得到相应爵秩，阿母却因私宠享受大封。大风、暴雨、冰雹，也正是由此造成。已故太傅陈蕃辅佐陛下，勤勉为王室效力，早晚不懈，却被群邪陷害，一旦遭到诛灭，刑罚酷滥，震惊天下，门生故吏也都被流放、迁徙、禁锢。陈蕃本人已经死去，天下人拿什么赎回他呢？应当归还他的家属，解除对他们的禁令。三公是国家的重要器物，寄托着国家命运；如今四位公卿中，只有司空刘宠诚实正直、首先称善，其余都是尸位素餐、招致寇乱的人【四公指刘矩为太尉、许训为司徒、胡广为太傅，以及刘宠。《尚书》说：“如果有这样一个臣子，诚实正直，没有其他枝蔓。”《易经》说：“背负东西而乘车，招来强盗”】。他们必然会有鼎足折断、鼎中食物倾覆的凶祸；可以趁这次灾异一并罢免贬黜【《易经》说：“鼎足折断，鼎中的食物倾覆。”鼎比喻三公，餗是鼎中的食物；鼎足折断、食物倾覆，是说不能胜任职责】。应当征召已故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一同参与政事，也许灾变可以消除，国家福祚得以长久。臣出身山野，愚昧暗昧，未能通晓国家典章；但曾听说：“不要有所隐瞒，怎么敢不尽力表达愚见而忘记避讳呢？”请陛下裁定对臣的诛罚【左右近臣厌恶他的话，便把他调任广陵府丞】。

译论青蛇的密封奏章。杨赐【本传：杨赐字伯献，是杨秉的儿子。当时升任少府、光禄勋。熹平元年，青蛇出现在御座。皇帝以此询问杨赐，杨赐上密封奏章说】臣听说，和顺之气会招来祥瑞，乖戾之气会招来灾祸。吉祥的征兆出现，五福就会应验；灾祸的征兆出现，六极就会降临。善事不会无故到来，灾祸也不会凭空发生。君王心中有所思虑，意念有所想望，即使尚未显现在脸色上，五星也会因此推移，阴阳也会因此改变常度。由此看来，天与人难道不是相互符合的吗？《尚书》说：“天与人相齐。”假如让我多活一天，这就是它明显的验证。皇极不能建立，就会出现蛇龙作孽。《诗经》说：“既是虺蛇，又是长蛇，这是女子带来的征兆。”所以春秋时期两条蛇在郑国宫门争斗，昭公几乎因女子而败亡【《洪范五行传》：雍纠之乱时，厉公出奔，郑人拥立昭公；宫内之蛇与宫外之蛇争斗，宫内之蛇死亡。后来昭公果然被傅瑕杀死，而厉公回国。昭公确实几乎因女子而败亡】。康王有一次早晨起晚了，《关雎》便对此发出感叹，看到征兆便有所行动【《前汉书》：“佩玉声迟缓，《关雎》对此表示叹息。”音义说：“王后听到鸡鸣，佩着玉饰离开君王居所；周康王的王后却不是这样，所以诗人叹息并为之伤感。此事见于《鲁诗》，如今已经亡佚】。一旦女子干预政事的请托盛行，防夫就会昌盛；防夫昌盛，苞苴贿赂就会流通。所以殷汤以此警戒自己，最终渡过了严重旱灾。希望陛下思考刚健君道的原则，分清内外的适宜，尊奉帝乙的制度，接受大吉的福祉，抑制皇甫等人的权势，割舍对宠妃的爱【艳妻，指周幽王的王后褒姒。皇甫卿士等人都是王后的党羽，凭借王后的宠爱而居于高位。《诗经》说：“皇甫卿士，艳妻正在煽动祸乱”】；这样，蛇变就可以消除，祥瑞也会立即应验。殷王太戊和宋景公的事例十分明白【殷王太戊时，桑树和谷树一同生长在朝廷中；他修明德行后，桑树和谷树便死了。宋景公时，荧惑星停留在心宿；他修明德行后，荧惑星便退去一舍。见《史记》】。《文选补遗》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十三 元代陈仁子辑录 上书一 《答燕惠王书》【东坡苏轼说：评论者认为燕惠王不贤，用反间计让骑劫取代乐毅为将，终于使乐毅逃走，这就是燕国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出于不幸，而不是用兵本身的过错。然而即使当时昭王还在，反间计不能施行，乐毅最终也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呢？燕国兼并齐国，并不符合秦、楚和三晋的利益。如今用百万军队攻打两座残破的城池，却多年不能攻下，军队在外日渐疲惫，这时必然会有人乘虚而入。诸侯会从内部进攻，齐国会从外部反击。在这种时候，即使太公、穰苴也不能保证不败。不过，乐毅凭百倍于敌的兵力，多年不能攻下两城，并不是智力不够，而是想用仁义使齐国百姓归服，所以不忍心急攻，才到了这个地步。像齐湣王那样强暴的齐国，假如乐毅暂且退兵，整顿政令，减轻赋税徭役，使百姓返回田里，安定老幼，让齐人不再有战斗的意志，那么田单还能单独和谁作战呢？无奈燕国让百万军队相持不决，这确实给了齐人从容谋划的机会。战国时期，凭强兵互相吞并的，难道只有我们一家吗？凭燕、齐的军队压住城池急攻，灭掉这里再吃饭，谁说不可以呢？】唉！想要称王就称王，不想称王就应当审慎决定自己的处境，不要让两方面都失去，反而被天下人耻笑。○颍滨苏辙说：乐毅替燕国联合诸侯，攻破齐国，夺取整个齐国并归还给燕国，围困齐国五年，攻下七十多座城池，只有莒和即墨没有归服。军队长期驻扎在外，燕国人没有怨恨之心，诸侯也没有异议；他能够安定抚恤内外，必然有自己的方法。田单抵抗了五年而未决胜负，这不是用兵的过错，而是勇气和智谋相当，形势本来如此。假使乐毅没有遭遇惠王与他之间的嫌隙，凭燕、齐两国的兵力逼近两城，经过岁月消磨，即使是田单的智慧，又能做什么呢？夏侯太初不懂兵势，说乐毅攻不下两城，是为了成就称王的事业；这只是书生的议论，并非事实。○宛丘张文潜说：乐毅不过是战国时代的强雄罢了，哪里足以懂得王者的事业？另一种说法认为，昭王平定齐国，报了多年仇恨，乐毅的才能全都表现在这里了。他之所以不能攻下两座城，是力量有所不足，没能把谋略完全施展出来。考察乐毅的内心，他从未有意放过两城来向百姓显示信用，也没有存有建立王业的想法；夏侯先生为什么要妄加议论呢？○我说：世人称乐毅为辅佐王者的人才，如今看来，乐毅也不过是战国时代的诡诈之士罢了。士人不以有所缺失为可贵】

译【战国之时】【士人在周不能相合，就到鲁国；在鲁国不能相合，就到齐国、宋国、晋国、秦国，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乐毅倚仗才能而骄傲，在列国之间往来，不拘守臣节以保全大义；他知道离开国家却不顾惜自己的名声，难道唯独不知道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吗？如果说他是为了避祸，那么辨明自己的心迹，推举贤者来代替自己就可以了。为什么竟然飘然离去，以至于使惠王害怕他攻打燕国而写信给他呢？这本来就是中行说一类的人。夏侯玄还把防子作为议论对象，为什么呢】乐毅 臣没有才能，不能奉行大王的命令，以顺从左右近臣的心意；臣恐怕遭受斧钺砧板之刑，既损害先王的英明，又损害您的义理，所以逃走到赵国，自认犯有不肖之罪，因此不敢为自己辩解。如今大王派使者列举臣的罪过，臣恐怕侍御之臣【不敢直接斥责大王，所以托言侍御之臣】不能察知先王收养宠幸臣下的用意，也不能明白臣侍奉先王的心意【这两句是全篇的大纲】所以斗胆写信答复。臣听说贤明圣德的君主，不因亲近之人而私自授禄；功劳多的人就赏赐他，才能相称的人就安排适当职位。因此，考察才能而授予官职，是成就功业的君主；评论品行而结交，是树立名声的士人【这四句话是全篇主旨，以下叙述成就功业、树立名声的事情】。臣私下观察先王的举措，知道先王有超越世人的志向，所以臣曾以魏国使者的身份出使，并因自身才能受到燕国考察。先王破格从宾客中提拔臣，把臣置于群臣之上，没有与父兄商议，就让臣担任亚卿。臣自己实在不敢相信，只认为奉行命令、承受教诲，幸而可以不获罪【这里叙述臣侍奉先王的缘由】所以接受命令而不推辞。先王对臣说：“我对齐国积有深仇大恨，不顾力量轻弱，想要以齐国为目标采取行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臣说：“齐国，是霸国留下的基业，也是最强盛霸业遗留下来的势力；它精通兵甲，熟悉战争。大王如果想攻打齐国，必须与天下诸侯共同谋划。要与天下共同谋划，没有比结交赵国更好的。况且淮北和宋地，是楚、魏想要得到的地方。假如赵国答应，并约同四国一起进攻齐国，齐国就可以受到重大打击。”先王认为正确，准备好符节，派臣向南出使赵国；回来复命后便起兵攻打齐国。凭借上天的道义和先王的神灵，黄河以北的土地随着先王的军队被攻取，直到济水以南。济水以南的军队奉命攻打齐国，大败齐国轻装精锐的军队，长驱直入齐国都城，齐王逃走到莒地，仅以自身免于一死。珠玉财宝、车辆铠甲和珍贵器物，全都收入燕国；齐国的器物陈列在宁台【台名】；大吕钟陈列在元英【宫名】；古鼎返回历室【应作“历室”，徐广说：“磨，就是历”】；蓟丘的树木移植到汶水边的竹田【徐广说：竹田叫作篁，这里说的是燕国疆界的树木被移植到齐国汶水边】。自五霸以来，功业没有能赶得上先王的。先王认为这足以满足自己的志愿，所以割地封赏臣，使臣能够与小国诸侯相等。臣自己实在不敢相信，只认为奉行命令、承受教诲，幸而可以不获罪，因此接受命令而不推辞【这里叙述先王宠幸臣的缘由】。臣听说贤明圣德的君主，功业建立后不会废弃，所以著录在《春秋》中；早早明白事理的人，名声成就。名声成就而不会毁灭，所以后世称颂他。像先王报仇雪耻，消灭强大的万乘之国，收取齐国八百年的积蓄；直到他抛弃群臣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教化仍未衰微。执掌政事、负责国事的臣子，修订法令，谨慎对待庶孽，恩惠施及百姓，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教训。臣听说，善于创始的人不一定善于完成，善于开始的人不一定善于收终。过去伍子胥的建议被阖闾听从，吴王于是远行攻打郢都。夫差却不认为这样做正确，赐给伍子胥鸱夷袋，把他沉入江中。吴王没有醒悟，不再追究伍子胥原先足以建立功业的谋略，所以沉杀伍子胥也不后悔。子胥不能早日看出君主的器量不同，因此到了沉入江中也不能尸解的地步【以下自述离开燕国的原因以及不敢背叛燕国的心意】。保全自身并建立功业，以彰明先王的事业，是臣的上策。遭受诋毁羞辱、使先王的名声坠落，是臣最为恐惧的事。面临不可测的罪责，却把侥幸当作利益，是义理所不允许臣做的。臣听说古代君子与人断交，不说伤害对方的话；忠臣离开国家，不使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臣虽然没有才能，也曾多次接受君子的教诲。臣恐怕侍御近臣只听信亲近左右的说法，不能察知疏远之人的行为，所以斗胆献上书信，使您听到实情。希望君王留意。《论赵高书》【我说：世上的小人，敢于作恶的，没有不知道自己违背道理的；他们往往沉溺于利欲而不能自拔，所以终身作恶。太史公为李斯作传，详细说明秦国兴亡的缘故，全部列在其中。凡是焚烧诗书、废除封建、销毁兵器等事，都列在《秦纪》中，而在李斯传中详细叙述，简直把李斯一人同秦国的始终联系在一起。使秦国灭亡的，不是秦国本身，而是李斯。等到考察李斯论述废立嫡庶的错误、辨明赵高专擅权势的奸邪，就知道李斯学习六艺，在短暂的一刻有所觉悟时，并不是不知道道理，只是心中存有权势，所以改变自己所学的道理，顺从君主去做错误的事罢了。唉！小人难道真的不知道吗？】○又说：宦官以废立君主之事控制君主的，很少有不成为祸患的。过去竖牛杀死嫡子而拥立庶子叔孙昭子，昭子即位后，召集竖牛家中的人，列举他的罪状并把他杀死；仲尼认为，如果不奖赏竖牛的私下功劳，这是不可能的。赵高拥立二世，最终却倚仗拥立之恩杀死二世；把这件事同吕伋杀死逆子钊的事相比，情况怎么样呢？拥立君主是大事，不顾命大臣而听从宦官，祸患虽然来得迟，却会很大。二世没有昭子杀竖牛的勇气，李斯又没有吕伋劝谏逆子钊的办法，反而被赵高陷害。后来孙程借废立之事欺骗顺帝，王守澄借废立之事误导文宗，也都是从赵高开始的】李斯【本传：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二世时任丞相。赵高查究李斯之子、三川郡守李由与盗贼勾结的情况，李斯想求见二世却不能见，于是上书陈述赵高的过错】

译臣听说，臣下怀疑君主，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妾怀疑丈夫，没有不危害家庭的。如今有大臣在陛下身边，擅自决定赏罚，所作所为与陛下没有区别，这是非常不妥的。过去司城子罕辅佐宋国，亲自行使刑罚，凭威势推行政令，一年后就劫持了他的君主。田常做简公的臣子，爵位等级在国内无人可比，私家的财富同公家的财富相等；他私下施惠布德，对下得到百姓拥护，对上得到群臣支持，暗中夺取齐国，在朝廷杀死宰予，随即在朝廷弑杀简公，终于占有齐国；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如今赵高有邪僻放纵的心志，行将反叛的行为，像子罕辅佐宋国一样；他的私家财富，也像田氏在齐国那样。他兼有田常、子罕的叛逆道路，并劫持陛下的威信，其心志就像韩玘做韩安的相国一样【《索隐》说：玘也写作起，音都读作怡；韩国有一位大夫弑杀其君悼公。然而韩国并没有悼公，或许是郑国的嗣君？考察世系表，韩玘侍奉昭侯，昭侯以下传四代才到王安，此说不对】。陛下如果不加谋划，臣恐怕他会发动变乱。《言兵事书》【晦庵朱氏说：晁错议论利害的地方，善于回答诏令的要求，却因此走向混乱】○我说：晁错用权术谋略辅佐太子，是错误的；如果说到用兵之事，则是正确的。凡事不应崇尚权术谋略，唯独用兵不能厌弃权术谋略；奇正、拙巧和无穷变化，本来就有默默运行其中的道理，怎么能一概用正道来约束呢？所以晁错所说的掌握地形、士卒训练熟习、器械锋利，即使不借助权术谋略，也可以做到以蛮夷攻打蛮夷，直接用欺诈相互驱使，用罪犯充实边塞，直接用威势相互胁迫；这些都是兵家不能避免的。君子何曾因此认为他有缺点？所以我说：晁错用权术谋略辅佐太子，是错误的；如果说到用兵之事，则是正确的】晁错【本传：文帝时任太子家令。当时匈奴强盛，多次侵犯边境，皇上发兵攻打，晁错上书。时为文帝十一年】臣听说，自汉朝兴起以来，胡虏多次进入边地；小规模入侵就取得小利，大规模入侵就取得大利。高后时曾两次进入陇西，攻城屠邑，驱赶掠夺牲畜财产。后来又进入陇西，杀害官吏士卒，大肆盗窃。听到战争胜利的威势，百姓的士气就增强百倍；战败的士卒，一生都不能恢复。自高后以来，陇西已经三次被匈奴困扰，民气遭到破坏，已经没有获胜的念头。如今陇西的官吏依靠社稷的神灵，奉行陛下的明诏，和睦整顿士卒，磨砺他们的节操，发动受创的百姓，抵挡乘胜而来的匈奴，以少击众，杀死一名匈奴王，击败他的部众。而法律称为“大有利”，这并不是陇西百姓有勇有怯不同，而是将领官吏的部署巧拙不同。所以兵法说：“有必胜的将领，没有必胜的百姓。”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取决于良将，不能不慎重选择。臣又听说，用兵临战交锋时最紧要的有三点【交刃，就是交战】：一是占据地形，二是士卒训练熟习，三是器械锋利。兵法说：“有一丈五尺深的沟，有浸湿车辆的水；山林中堆积着石头，河流、丘陵纵横；有草木的地方，这是步兵作战的地形，车骑二人也抵不上一个步兵。” 土山丘陵绵延扩展【“曼衍”音为弋战反】，彼此相连接【“相属”音为之欲反】，平原广野，这是车骑作战的地形，十名步兵也抵不上一个车骑。平坦的山冈彼此相隔，河流山谷居于其中，能够居高临下，这是弓弩作战的地形，一百名短兵器士卒也抵不上一个弓弩手。两军阵地相近，地面平坦而草浅，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这是长兵器作战的地形，三名剑盾兵也抵不上一个长兵器士卒。芦苇、竹子、蒿草丛生，草木枝叶繁茂交接，这是矛鋋作战的地形，两名长兵器士卒也抵不上一个矛鋋手。道路曲折，伏兵互相遮蔽，险要狭窄之处彼此逼近，这是剑盾作战的地形，三名弓弩手也抵不上一个剑盾兵。士卒没有经过挑选训练，军队没有训练熟习，日常起居不精整，行动和停止不能齐整【“集”就是整齐】，追逐利益来不及，躲避灾难不能完备，前军攻击而后军解散，行动同金鼓之声不相配合，这是没有训练好军队的过错，一百人抵不上十人。兵器不完整锋利，就同徒手一样；铠甲不坚固严密，就同赤身露体一样；弩不能射到远处，就同使用短兵器一样；箭射不中目标，就同没有箭一样；箭射中却不能穿入，就同没有箭头一样。这是将领不懂得检查兵器所造成的祸害，五人抵不上一个人。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就是把自己的士卒交给敌人；士卒不能使用，就是把自己的将领交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就是把自己的君主交给敌人；君主不选择将领，就是把自己的国家交给敌人。”这四项，是用兵最重要的事情。臣又听说，大小有不同的形态，强弱有不同的形势，险易有不同的防备。降低身份侍奉强国，是小国的形势；联合小国攻打大国，是敌对国家的形势；用蛮夷攻打蛮夷，是中原的形势【不烦劳华夏军队，而让同类相互攻击】。如今匈奴的地形和技能同中国不同：上下山坡，出入溪涧，中国的马比不上它们。道路险峻倾斜，边奔驰边射箭，中国的骑兵比不上它们【“与”就是“如同”】。经受风雨和疲劳，饥渴而不困顿，中国人比不上它们。这是匈奴的长处。至于平原平地，轻车突骑，那么匈奴的军队就容易被扰乱。强弩长兵器，射击稀疏却能到达远处，那么匈奴的弓箭就不能抵挡。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刀刃，长短兵器相杂，游动的弩兵往来配合，什伍编制一起前进【五人为伍，二伍为什】，那么匈奴的军队就不能抵挡。材官善射，发射利箭，箭道都集中于同一靶心【“驺”指善射的箭，《左氏传》作“菆”，音相同；材官是有勇力的人；驺发，就是发射驺箭。由于手工精良、箭质优良，射中时都集中在同一个靶心；“的”就是射箭的准靶】，那么匈奴用皮革制成的铠甲和木盾就不能抵挡【皮革铠甲，是用皮做成像铠甲一样的东西穿在身上；木盾，是用木板制成的像盾牌一样的东西】。下马徒步交战，剑和长兵器相接，彼此进退逼近，那么匈奴人的双脚就不能应付。这是中国的长处。由此看来，匈奴的长处有三项，中国的长处有五项。陛下又发动数十万军队，去讨伐数万匈奴，从人数多少计算，是以一击十的办法。虽然如此，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危险的事情。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不过在俯仰之间。用人的死亡来争取胜利，如果跌倒而不能振作，后悔就来不及了。帝王的道路，应当出于万全之策。如今投降的胡人、义渠人以及蛮夷一类归附汉朝的人，人数有数千，他们的饮食和技能同匈奴相同，可以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夹絮的衣服、强弓利箭，再增加边郡的良马，让明智而熟悉他们习俗、能够和睦团结他们内心的将领，按照陛下明确的约束统领他们；遇到险阻，就用他们抵挡；平地通道，则用轻车和材官制服敌人。两军彼此内外配合，各自发挥长处，再凭人数优势加以压制，这是万全的办法。

译传记说：“狂妄之人的话，明智的君主也会选择其中可取的。” 臣晁错愚昧浅陋，冒死进献狂妄之言，希望陛下裁量选择【文帝赞许他，于是赐给晁错玺书，给予宠信答复】。《上书守边备塞》晁错 臣听说，秦朝时向北攻打胡、貉，在黄河边修筑边塞；向南攻打杨粤，设置戍卒。他们起兵攻打胡、粤，不是为了守卫边地、拯救百姓免于死亡，而是贪婪暴虐，想要扩大疆土。所以功业尚未建立，天下就已经混乱。况且起兵却不了解形势，交战就会被人擒获，驻屯就会使士卒大量死亡。胡、貉之地是阴寒积聚的地方，树皮有三寸厚，冰有六尺厚，那里的人吃肉饮酪。他们皮肤纹理紧密，鸟兽的羽毛绒毛都很厚，体质能够耐寒【“能”读作“耐”】。杨粤之地阴气少、阳气多，那里的人皮肤纹理疏松，鸟兽毛少，体质能够耐暑。秦国戍卒不能适应当地水土，戍守的人死在边地，运送物资的人倒毙在路上【“偾”通“奋”，意为仆倒】。秦国百姓看到被征发出行，就像走向刑场，于是用罪犯来充数征发，名叫谪戍。最先征发有罪的官吏，以及赘婿、商人；后来又征发曾经有市籍的人；再后来征发祖父母、父母曾经有市籍的人；最后进入里门取其左边的人【秦朝免除徭役的人住在里门左边，后来征发劳役时不供役者再次服役；也有人说是直接先征取左边的人。里是乡里的门，住在里门左边的人一律征发，并不是指免除徭役者】。征发得不顺利，出行的人深怀怨恨，产生背叛之心。百姓之所以守城作战至死也不投降逃跑，是用这种办法造成的。所以战胜并守住城池，就有授予爵位的奖赏；攻破城池、屠戮城邑，就能获得敌人的财物，用来使家室富足，因此能够让士卒冒着箭石，奔赴汤火，把死亡看得如同生存一样。如今秦国征发士卒，有万死的祸害，却没有一铢一两的报偿；为国战死以后，连一算的免役也得不到。天下人清楚地知道，祸害将猛烈地降临到自己身上。陈胜出发戍守，走到大泽乡，首先向天下发难，天下人像流水一样跟从他，这是秦朝用威势胁迫百姓行动所造成的弊端。胡人的衣食生计不固定在土地上，他们的势力容易扰乱边境，这从哪里可以说明呢？胡人吃肉饮酪，穿皮毛，没有城郭、田地和住宅可归；像飞鸟走兽一样居住在旷野【“壄”是“野”的古字】中，遇到美草甘水就停留，草吃尽了、水用竭了就迁移。由此看来，往来迁徙，时来时去，这就是胡人的生业，也是中国百姓离开南亩的原因。如今如果让胡人在塞下几处转移放牧、行猎，有时正对着燕、代，有时正对着上郡、北地、陇西，来窥伺防守边塞的士卒，士卒少就会入侵；陛下不救援，边民就会绝望而产生投降敌人的心思。救援时少量发兵则不够，多量发兵又要等远县的军队赶到，胡人却已经离去；军队聚集而不能解散，费用极大，解散后胡人又会进入。这样连续多年，中原就会贫困，百姓也不得安宁。陛下幸而忧虑边境，派遣将吏征发士卒来治理边塞，费用非常巨大。可是，与其让远方来的士卒守塞，一年一更换，不了解胡人的情况，不如选择长期居住在那里的人，让他们带着家室耕种田地，同时加以防备；为他们修筑高城、挖掘深沟，准备蔺石，布置渠答【渠答是铁制蒺藜；蔺石是城上投下的石块，“雷”音为来内反】，再修筑一道城墙；内外城之间相距一百五十步，在要害处和通行河道设置城邑，编制居民，每城不得少于一千家作为中心，四周设置虎落【虎落是外围藩篱，就像如今用竹子做的虎落；又说是用竹篾相连编成遮拦】。先修建房屋，准备田间器具，然后招募罪人和获赦后尚未服满劳役的人，让他们居住在那里【招募有罪者以及遇赦后仍须服役、服刑期限尚未结束的人；如今都免除他们的刑罚，让他们居住在那里】。人数不足，就招募愿以成年奴婢赎罪的人，以及想输送奴婢来换取爵位的人；仍不足，才招募愿意前往的百姓，一律赐给高爵，免除他们家的徭役，发给冬夏衣服和粮食；等他们能够自己供养自己时再停止【刚迁徙时，县官暂且供应他们衣食，后来能够自行供养才停止】。郡县百姓可以购买爵位，使自己的爵位增加到卿【乐卿，是武帝设置的爵位。晁错上书时还没有预先说到它；然而二十等爵中没有卿这一等，大概是说等级可以同卿排列】。丧失丈夫或妻子的人，由县官购买配偶给他们。人如果没有相匹配的配偶，就不能长久安居；塞下百姓的俸禄利益不丰厚，不能让他们长久居住在危险之地。胡人入侵时，如果有人能够阻止胡人驱赶百姓，就把胡人所驱赶财物的一半给他；县官赎回被掳的百姓。这样一来，乡里之间便会相互救助，奔赴抵抗胡人而不怕死，这不是为了向君主树立德义【意思不是说通过这件事向君主树立德义】，而是想保全亲属并使自己的财物获利。这同东方戍卒不熟悉地势、内心畏惧胡人的情况相比，功效相差万倍。按照陛下的时机迁徙百姓充实边地，使远方不再有屯戍之事，塞下百姓父子相保，不再有被俘的祸患，利益施及后世，声名显为圣明；这同秦朝使有怨恨的百姓出行相比，相差太远了【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招募百姓迁往塞下】。《募民徙塞下书》【林之奇说：晁错议论边事，前后始终都有条理。起初他想利用中原的长处来制服匈奴的短处，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他请求招募免罪、授爵的百姓，让他们长期居住在塞下抵御匈奴，文帝又采纳了。接着他请求实行什伍编制，使百姓彼此联结，文帝又采纳了。然后请求招募百姓把粮食输送到边地，以换取爵位、免除罪责；不到三年，塞下粮食必定增多，文帝又采纳了。随后请求边地粮食足以支撑五年时，可以允许百姓把粮食交入郡县；足以支撑两年以上时，可以随时赦免而不征收百姓的租税。他关于富国强兵的方法，条理井然，各有次序，而且周密精熟，绝不是侥幸尝试一次来求取功劳。这就是西汉的文章，仍然是有实际用途的学问】○我说：议论政事，贵在有所处置。晁错前一篇奏章谈迁徙百姓，只是提出这件事；后一篇谈迁徙百姓，才审慎考虑其适宜。提出这件事，百姓就会受到胁迫而迁徙；审慎考虑其适宜，百姓才会乐于迁徙。凡人的情感，谋求生计没有安置就会感到为难，怀念故土，器具使用不方便就会畏惧远行的劳苦。何况汉朝把郭解迁到关中，把豪杰迁到茂陵，这些都不合乎他们的心意。如今把带着鸡猪、守护乡社的百姓，安置到干戈战争的场所，却没有安顿他们的办法，那么闾左百姓就会起兵而灭亡秦朝，泾原士卒就会起兵而反叛唐朝。晁错爱护汉朝，恰好因此危害汉朝；东市受刑的祸患，恐怕不必等到削弱七国就会出现了。晁错难道善于议论政事吗】晁错

译陛下幸而招募百姓相互迁徙，以充实塞下，使屯戍之事更加减少，运输军需的费用更加减少，这是极大的恩惠。下级官吏如果确实能够称扬厚恩，奉行明确的法令，存问抚恤迁徙来的老弱，善待其中的壮士，和睦团结他们的心而不侵扰刻薄，使先到的人安乐而不思念故乡，那么贫困百姓就会相互招募，并受到鼓励而前往。臣听说，古代迁徙远方百姓来充实空虚之地，要考察阴阳是否调和，尝试水泉的滋味，审察土地是否适宜，观察草木是否丰饶，然后营造城邑，建立城池，划分里巷，分配住宅，开通耕作的道路，整治田间阡陌的界限。先修筑住宅，每宅一堂二室【二内就是二间房】，设置器物；百姓到来有住所，劳作有工具，这就是百姓轻易离开故乡、愿意前往新邑的原因【“之”指前往】。为他们设置医生、巫祝，以救治疾病、修整祭祀；男女有婚姻，生者死者相互照应，坟墓相邻，种植树木、畜养牲畜，房屋完备安稳。这就是使百姓乐于居住在那里并产生长期居住之心的原因。臣又听说，古代设置边县来防备敌人，让五家组成一伍，伍有伍长；十伍组成一里，里有假士；四里组成一连，连有假；五百家组成一邑，邑有假尉；都选择本邑贤能而有防卫能力【有保卫防守的能力】、熟悉地形、了解民心的人担任。平时就训练百姓射箭，出战就教百姓应敌；这样，内部形成卒伍，外部军纪就能确定。训练熟习后使他们不迁徙，年幼时一同游玩，长大后一同做事；夜战时凭声音相互辨认，就足以相互救援；白天作战时用眼睛相互看见，就足以相互认识；欢爱亲密之心足以使他们为彼此而死。这样再用厚赏来鼓励，用重罚来威慑，他们就会勇往直前，死而不退。所迁徙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而有才能力气的人，只会耗费衣服粮食，不能使用。即使有才能力气，没有好的官吏，也仍然不会有功效。陛下断绝同匈奴的关系，不与他们和亲，臣私下料想匈奴将在冬季南下；一旦大举整治边备，就会造成终身的创伤。想要树立威势，应当从折胶的时候开始【秋气到来后胶可以折断，弓弩可以使用；匈奴常常以此为时机出兵】；等他们来了却不能使他们困顿，任其乘势离去，以后就不容易使他们服从了。愚臣没有见识，希望陛下裁察。《上谏出兵讨伐闽越王书》【我说：善于窥察武帝心意的是淮南王；善于促成武帝欲望的是严助。武帝穷兵黩武、用兵四方，是从南越开始的。皇帝先在南越试探，后来又在西北试探；他的这种心思，淮南王已经完全窥见了。如果在事情刚开始时救止他，不至于等到后悔如噬脐，那么轮台之悔也可以自行避免。无奈淮南王的话不足以胜过严助的言辞，而武帝喜好用兵的心思浩大得无法遏止。所以讨伐南越，是武帝终身用兵的关键。《史记》记载这封书信，不在《武纪》，也不在《淮南传》，却唯独见于《严助传》，其中责备严助的意味大概很深。唉！淮南王能够窥见这一点，是多么聪明；严助促成此事，是多么愚蠢】淮南王刘安【本传：武帝时，闽越再次兴兵，出兵攻打南越；南越王遵守同天子的约定，不敢擅自发兵，于是上书报告。皇帝认为南越有义，于是大规模发兵，派两位将军率军讨伐闽越。刘安上书时，是建元元年】陛下君临天下，布施恩德，减缓刑罚，减轻赋税，哀怜鳏寡，救济孤独，供养老人，赈济贫困，盛大的德行在上位崇高，和厚的恩泽在下方普遍流布；近处的人亲近归附，远方的人感怀德化，天下安定【“摄”就是安】百姓安于自己的生活，自以为不会遭遇战争。如今听说有关官员出兵，将要讨伐南越，臣刘安私下认为陛下应当对此慎重。南越是四方之外的地方，是剪发文身的百姓，不能用冠带之国的法度来治理。自三代盛世以来，胡、越不接受中原的正朔，不是力量强大就不能使其服从，不施威势就不能制服它们。古人认为那里是不适合居住的土地、无法牧养的百姓，不值得使中原劳烦。所以古代把封国内部列为甸服，封国以外列为侯服，诸侯国列为宾服，蛮夷列为要服，戎狄列为荒服，远近的形势各不相同。自汉初平定天下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互攻打的事情多得数不清，然而天子从未发兵进入他们的土地。臣听说南越没有城郭乡里，居住在溪谷之间、竹林之中，习惯水战，便于用船；土地深暗，水路险阻很多。中原人不了解当地形势，冒险进入，即使一百人也抵不上一个当地人。得到那里也不能设置郡县，攻打那里也不能迅速夺取。从地图上观察山川要塞，相隔不过几寸，但实际间隔却有数百里、数千里；险阻、森林、丛林不能全部标明，看起来似乎容易，走起来却非常困难。天下依靠宗庙的神灵，境内大为安宁；头发斑白的老人没有见到战争，百姓能够夫妻相守、父子相保，这都是陛下的恩德。南越人名义上是藩臣，但酎金贡品并不输送到大内【国家偏远地区珍奇的贡品，宗庙祭祀也不用它；大内就是都内，是国家储藏财物的地方】；连一个士卒的费用也不能供给天子，却要天子发兵救援，这反而是用中原来劳苦蛮夷。况且越人愚昧鲁莽而轻薄，背弃约定、反复无常；他们不遵守天子的法度，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一旦不奉诏令就出兵讨伐，臣恐怕以后战争将永远不能停息。近来数年，年年收成不好，百姓等到卖爵、卖子来接济衣食【淮南的风俗是把子女卖给别人做奴婢，名叫赘子，三年不能赎回就成为奴婢；又说赘就是人质；另一说认为赘是让儿子出嫁到女家，成为赘婿】；依靠陛下的德泽救济，才没有辗转死在沟壑中。四年歉收，第五年又发生蝗灾，百姓生活尚未恢复，如今却发兵行军数千里，携带衣服粮食进入越地，抬着辎重翻越山岭，拖着船只进入水中，行走数百里、数千里，两旁又都是深林密竹；水道上下撞击礁石，林中多有蝮蛇猛兽【蝮是凶恶的蛇】。夏季暑热时，呕吐、泄泻、霍乱等疾病会接连发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译还没有动兵交锋，死伤的人必然已经很多了。从前南海王反叛，陛下派臣的先父淮南厉王刘长让将军间忌率兵攻打他【先臣指淮南厉王刘长；间忌是人的姓名】，使他的军队投降，安置在上淦。后来又反叛，正赶上天气炎热多雨，楼船士卒居住在水上、划船作战，尚未交战，因疾病死亡的就超过一半。亲人年老者哭泣，孤儿哀号，家产破败、产业散失，到千里之外迎接尸体，包裹骸骨运回，悲哀之气数年不能消散。老人们直到今天还把这件事记在心中。还没有进入南越土地，祸患已经如此。臣听说，军队行动之后，必定会有凶年。这是说百姓各自因愁苦之气损伤阴阳的和谐，感动天地的精气，于是灾气因此产生。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配，光明如日月，恩惠达到禽兽，泽被草木；一个人有饥寒而不能终其天年、因此死亡，陛下都会为之内心悲痛。如今境内没有狗吠般的警报，却要让陛下的披甲士卒死亡暴尸，使中原尸体浸渍山谷，边境百姓因此早早关闭门户、迟迟开门，早晨不能维持到晚上。臣刘安私下认为陛下应当对此慎重。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大多认为南越人口众多、兵力强盛，能够给边城造成困难【使边城遭受困难】。淮南国尚未灭亡时，臣曾多次担任边吏。臣私下听说，南越同中原不同，被高山隔绝，人迹断绝，车道不通，这是天地用来隔开内外的地方。进入中原，必定要经过领水。领水一带山势陡峭，漂石会击破船只，不能用大船载着粮食顺流而下。越人想要发动变乱，必定先在边界内的田余【越地城邑，今属鄱阳县】积存粮食，然后进入中原，砍伐木材修造船只。如果边城守尉确实谨慎，越人一有进入砍伐木材的，就立即逮捕，并焚烧他们的积聚。即使百越人全部出动，又能把边城怎么样呢？况且越人的力量薄弱、材能不足，不能进行陆战，也没有车骑弓弩的装备。然而他们之所以难以进入，是因为能够凭借地势险要，而中原人又不能适应当地水土。臣听说越国的甲士不少于数十万，要进入越地至少需要五倍兵力，牵引车辆、运送粮饷的人还不计算在内。南方暑热潮湿，临近夏季更加瘴热；暴露在外、居住水上，蝮蛇毒虫滋生【蠚就是毒】，疾病大量发生。军队还没有见血交锋，因疾病死亡的就有十分之二、三。即使把整个越国都攻下并俘虏，也不足以抵偿所损失的兵力。臣听道路上的人说，闽越王的弟弟甲弑杀闽越王，甲也因诛杀之罪而死【甲，是闽王弟弟的名字】，他的百姓还没有归属。陛下如果想召他入朝安置在中原，派重臣前往存问，施行恩德、给予赏赐来招致他，他一定会携带幼儿、扶着老人来归附圣德。如果陛下认为这些地方没有用处，就让它们的世系断绝；如果让亡国继续存在，扶立它的王侯，便可以把它作为畜养之地。越人必定会献上人质，世世共同进贡供职。陛下只凭方寸大的印章、丈二长的组绶，便可安抚统治四方之外，不劳烦一名士卒，不增设一处防守，而使威势和恩德同时施行。如今如果用兵进入他们的土地，他们一定震惊恐惧，以为有关官吏想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必然像野鸡和兔子一样逃入山林险阻，背弃我们而离去；这样他们又会聚集起来，留下守卫自己的地方。旷日持久，年复一年，士卒疲惫，粮食断绝；男子不能耕田播种，妇女不能纺绩织布；壮丁跟随军队，老弱转运粮饷；留在家中的人没有食物，出行的人没有粮食。百姓苦于战争，逃亡者必定很多；跟随追捕诛杀也不可能杀尽，盗贼必然兴起。臣听长者说，秦朝时曾派尉屠雎攻打越地【郡都尉，姓屠名雎】，又派监禄开凿渠道、修通道路【监是郡御史，名禄】。越人逃入深山密林，无法进攻，秦军留下屯守，空耗土地，日久年深，士卒疲劳困倦；越人于是出来攻击，秦兵大败，秦朝才征发谪戍之人来防备他们。当时境外境内都骚动不安，百姓疲敝，出征的人不能回来，前往的人没有返回的，都无法维持生计；逃亡者相互跟随，成群结队地做盗贼，于是山东的祸乱开始兴起。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军队驻扎之处，荆棘就会生长”。战争是凶险的事情，一方有紧急情况，四面都会跟着发生问题。臣恐怕变故的产生、奸邪的兴起，就从这里开始。《周易》说：“高宗征伐鬼方，三年才攻克。”鬼方只是小小的蛮夷，高宗却是殷朝盛世的天子；以盛世天子攻打小蛮夷，三年以后才取胜，这是说用兵不可不慎重。臣听说天子的军队，只有征讨而没有交战，意思是没有人敢与之抗衡。假如越人防守边徼，侥幸抵抗陛下的军队，使执事者的前列受到阻挡【颜行同“雁行”，因为走在前面所以称“颜”；防是抵抗、侵犯】，而厮役车夫之类的士卒有一个不能完好返回，即使取得越王的首级，臣仍私下认为这是大汉的羞耻。陛下把四海作为疆界，把九州作为家，把八薮作为苑囿，把江汉作为池沼，凡属生民的都成为臣妾；人口众多，足以供给千官的费用；租税的收入，足以供给乘舆的使用。陛下可以寄托心神于圣明之道，秉持圣道，背负黼扆，凭靠玉几，面向南方听取和裁断政事，号令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响应的。陛下施加德惠，覆盖恩泽，使百姓安居乐业，那么恩泽将遍及万世，传给子孙，施行无穷。天下的安定，就像泰山一样稳固，并有四方维系它。夷狄的土地，哪里值得在一日之间去取得，因而劳烦战马奔波呢？《诗经》说：“王道确实充实，徐方已经来归。”这是说王道广大深厚，所以远方也归心。臣听说：农夫辛劳，而君子靠他们供养；愚者发表意见，而智者加以选择。臣幸而得以替陛下守卫藩国，以自身作为屏障，这是人臣的职责。边境有警而爱惜自己的生命，不肯竭尽愚忠，不是忠臣。臣私下担心将领和官吏把统率十万军队当作一个使者所能承担的任务。《论伐匈奴书》【陈瓘说：武帝征伐的意图，即使汲黯的话也不予采纳；而主父偃以疏远卑贱之臣的身份进言九件事，竟把征伐匈奴作为劝谏。主父偃和徐乐所陈述的意见都与皇帝不同，若按秦朝法律论处，这叫作不赞成皇帝的建树，必定诛杀而不赦。武帝见到他们，竟说：“你们都在哪里？为什么相见得这么晚！”意见虽未被采用，但这个人却被收用。这不仅足以延揽天下人才，也可以招来天下的言论。若一句话不合意便废弃其人，不仅会堵塞贤才之路，也会钳制天下人的嘴。汉武帝不同于秦始皇，大概就在这里。】主父偃【本传说：主父偃是齐国临菑人，学习长短纵横之术。元光元年向西进入关中，在宫阙下上书，早晨上奏，晚上便被召见。入朝谒见时陈述九件事，其中八件是律令，一件是劝谏征伐匈奴，以下省略】

译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厌恶尖锐的劝谏，以便广泛观察；忠臣不躲避重刑，以便直言劝谏。因此事情不会遗漏谋略，功业可以流传万世。如今臣不敢隐藏忠心、躲避死罪，来献上愚拙的计策，希望陛下幸而赦免臣，并稍加察看。《司马法》说：“国家即使强大，喜好战争也必然灭亡；天下即使太平，忘记战争也必然危险。”天下已经太平，天子举行大规模的欢庆，在春季搜田、秋季狩猎；诸侯春季整治军旅，秋季训练兵众，这都是为了不忘记战争。况且愤怒是违背德性的，兵器是凶器，争斗是末节。古代的君主一发怒就会尸横遍野、流血成河，所以圣王慎重行事。专门追求战胜、穷尽武力之事的人，没有不后悔的。过去秦始皇凭借战胜的威势，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占天下，吞并战国，使海内统一，功业可与三代相齐。他一味追求胜利而不停，又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匈奴没有城郭居住，也没有积聚粮物来防守，迁徙如鸟飞，难以捉摸和制服。轻装部队深入敌境，粮食必定断绝；运粮随军前进，负担沉重又赶不上军务。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获利，得到他们的百姓又无法使之服从并守卫。即使获胜也必然舍弃那里，这不是爱护百姓的父母之道。使中原疲敝，却甘心与匈奴争夺，这不是周全的计策。”秦始皇不听，于是派蒙恬领兵向北攻打胡人，夺取土地千里，以黄河作为边界。那些土地本来就是沼泽盐碱地【沮泽咸卤】，不能生长五谷；秦朝于是征发天下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军队在外暴露驻扎十多年，死者多得数不清，最终也不能越过黄河向北推进。这难道是人数不足、兵器装备不完备吗？是形势不允许。秦朝又使天下运送刍草粮食，从黄腄、琅邪等濒海郡出发，转运到北河【黄腄是两个县名，都在东莱；意思是从东莱到琅邪沿海各郡，都令其转运到北河】，大约运输三十钟才能送到一石【六斛四斗为一钟，计算路途消耗，总共要用一百九十二斛，才能运到一石】。男子拼命耕作仍不足以供给粮饷，女子纺织仍不足以供给帷幕；百姓疲敝，孤儿寡妇和老弱不能相互养活，道路上因饥饿而死的人接连不断，这大概就是天下开始反叛的时候。等到高皇帝平定天下，在边境夺取土地，听说匈奴聚集在代谷以外，想要攻打他们，御史成劝谏说：“不可以。匈奴像野兽一样聚集，又像鸟一样散开，追逐他们就像捕捉影子。如今凭陛下盛大的德行去攻打匈奴，臣私下认为危险。”高帝不听，于是到了代谷，果然遭遇平城之围。高帝后悔了，便派刘敬前往缔结和亲，此后天下才不再发生战争。兵法说：“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秦朝常常聚集几十万军队，即使有覆灭敌军、杀死将领、俘获单于的战果，也只足以结下深仇大恨，不能抵偿天下的耗费。匈奴以抢掠侵袭、驱赶人口为生，这是他们的天性。本来从虞、夏、殷、周以来，就没有把他们作为可以教化治理的人，只把他们当作禽兽畜养，不与人类同等看待。如果不向上考察虞、夏、殷、周的治国传统，却向下沿袭近世的过失，这正是臣极为恐惧的地方，也是百姓苦痛的根源。况且战争拖久了就会发生变故，事情困苦了思虑就会改变；使边境百姓疲敝忧苦，将领和官吏彼此猜疑，又在境外与敌国交易以图私利【与敌国交市以获利，如章邯之类】，所以尉佗、章邯得以成就私心，而秦朝的政令不能施行，权力分散到这两个人手中，这就是得失的明证。因此《周书》说：“安危在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在于任用什么人。”希望陛下仔细谋划并加以察察。《谏伐匈奴书》【按：严安上书与主父偃不同，主父偃都只顺着事物末端加以挽救，严安则探究根本来挽救。根本端正，末端自然端正。严安所说的要点是：减轻赋税，是劝止皇帝贪利之心；减少刑罚，是医治皇帝惨酷之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 减少徭役，是约束皇帝奢侈之心。皇帝的欲望并不只是穷兵黩武这一件事。根本问题一旦树立，这几方面一旦除去，战争就可以用一句话停止。至于用兵，本是人臣谋求功利的手段，不是天下长久的策略。这两句话可以堵住那些争相求功、制造事端之人的嘴。唉！一名将领功成名就，往往要以万具尸骨为代价。这句话大概就是本于严安。】严安【本传说：严安是临菑人，曾任故丞相史，上书说】臣听说邹子说：“政教的文与质，是用来救治时弊的。适合当时就采用，过了时势就舍弃；有了变化就随之改变，所以固守一种办法而不改变的人，我从未见过他能达到治理的最高境界。”如今天下百姓使用财物奢侈靡费，车马、衣裘、宫室都竞相修饰；调和五声，使它有节奏；杂用五色，使它有文采；重视五味，在面前陈列方丈的食物，以显示并诱发天下人的欲望【观同“显”，即显示给人看，使人羡慕；欲音欲】。百姓的性情是见到美好的就想要，这就是用奢侈来教导百姓。奢侈而没有节制，就无法供给；百姓离开根本而追逐末利。末利不能凭空得到【徒是空】，所以士大夫不怕行诈，佩剑的人夸耀杀人来强取豪夺【夸是夸大、争竞；矫是虚伪】，世人还不知道惭愧，因此奸邪逐渐滋长【浸是渐渐】。美色珍奇本来容易迎合耳目，所以修养失当就流于骄泰，享乐失当就流于淫靡，礼制失当就流于浮华，教化失当就流于虚伪。虚伪、浮华、淫靡、骄泰，不是规范百姓的办法。因此天下百姓无止境地追逐利益，犯法的人很多。臣希望替百姓制定制度，防止他们放纵，使贫富之间不互相炫耀，以调和他们的心。心既和平，性情就会恬静安定。心情恬静安定而不再营求，盗贼就会消失。盗贼消失，刑罚就会减少。刑罚减少，阴阳就会调和，四时就会正常，风雨按时而来，草木茂盛，五谷丰熟，六畜繁殖成长，百姓不遭夭折和灾病，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臣听说周朝拥有天下，治理了三百多年，成王、康王时期最为兴盛，刑罚被搁置四十多年而没有使用。等到周朝衰微，又过了三百多年，所以五霸相继兴起。称霸者常常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杀暴虐，禁止邪恶，匡正天下，以尊崇天子。五霸死后，贤人圣人没有人接续，天子孤立软弱，号令不能施行；诸侯任意妄为，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欺压少数；田常篡夺齐国，六卿瓜分晋国，于是合并成为战国，这就是百姓开始受苦的时候。于是强国专心攻伐，弱国修筑防守；合纵连横，车辆奔驰，车轴相撞；士卒穿着铠甲，身上生满虮虱，百姓没有地方申诉。等到秦王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占天下，吞并战国，称号皇帝，统一海内的政权，毁坏诸侯的城池，销毁他们的兵器，铸成钟架，表示不再使用。百姓得以免除战国之苦，又遇到圣明天子，人人都以为自己获得了新生【意思是天下已经免除战国的苦难，如果遇到明圣之主，便可以重新生活；但秦始皇反而施行暴政加以残害】。假使秦朝减轻刑罚，减少赋税，省去徭役，尊崇仁义，轻视权利，使上层笃厚、下层不逞奸巧，改变风俗，使天下受到教化，那么世世代代一定会安定。

译秦朝没有实行这种风俗，反而沿袭旧俗，使机巧逐利的人得到进用，使笃厚忠正的人受到排斥。法律严酷，命令苛刻，谄媚奉承的人很多【谄】，每天只听到他们夸耀边防，志意放纵，心神安逸，想在海外显示威势。于是派蒙恬领兵向北攻打强大的胡人，开拓土地、推进边境【辟读作“拓”】，驻军北河，运送刍草粮食跟在后面。又派尉屠雎率楼船水军攻打越地，派监禄开凿渠道运输粮食，深入越地。越人逃遁，旷日持久，粮食断绝；越人反过来攻击，秦兵大败。秦朝于是派尉佗率领士卒驻守越地。当时秦朝的祸患北面与胡人相连，南面又牵系于越地【挂是牵连】，军队滞留在无用之地【宿是停留】，进不得、退不得，持续十多年；壮丁披甲，壮妇转运粮食，苦得无法生活，有人在道路树上自缢，死者接连不断。等到秦始皇去世，天下大肆反叛：陈胜、吴广在陈地起兵，武臣、张耳在赵地起兵，项梁在吴地起兵，田儋在齐地起兵，景驹在郢地起兵，周市在魏地起兵，韩广在燕地起兵；穷山通谷之间，豪杰纷纷而起，无法胜数。然而他们本来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也不是长官属下的官吏【长官指一官之长】，没有一尺一寸的权势；他们从闾巷中起兵，只拿着荆棘做的矛柄，顺应时势行动，不曾谋划却一同起兵，不曾约定却同时抵抗，疆土不断扩大，直到成为伯王，这都是当时教化造成的。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使世代断绝祭祀，这是穷兵黩武造成的祸患。所以周朝因软弱而失去天下，秦朝因强大而失去天下，都是不知改变所造成的祸患。如今巡行南方夷地，使夜郎入朝，降服羌▯，夺取薉州，建立城邑【薉是貉；薉与“秽”相通】，深入匈奴，焚烧他们的龙城【燔是焚烧；龙城是匈奴祭天的地方】，议论者却称赞这些事情，这是人臣的利益，不是天下长久的计策。如今中原没有狗叫般的警报，却被远方的防备拖累，使国家疲敝，这不是爱护百姓的办法。放纵无穷的欲望，求得称心快意，与匈奴结下怨仇，也不是安定边境的办法。祸患相互牵连而不能解除，战争停息后又重新兴起【挐是相连、牵引，音女居反】，近处的人忧愁困苦，远处的人惊恐不安，这不是长久之计。如今天下锻造铠甲、磨利兵剑，矫正弓箭、拉满弓弦【矫是把弯曲的东西弄直；控是拉】，转运军粮，还看不到休止的时候，这是天下共同忧虑的事。军队多了就会发生变故【“多”一作“久”】，事情繁杂就会产生忧虑。如今外郡的土地，有的方圆几千里【几音钜依反】，排列着几十座城，形势足以束缚土地、控制百姓【说土地形势足以束缚控制其民】，使诸侯受到牵制【“带”说诸侯对于郡守如同佩带，轻小而附着；“胁”说郡守威力足以胁迫诸侯】，这并不是宗室的利益。向上看齐、晋灭亡的原因，是公室卑微削弱，而六卿势力极盛；向下考察秦灭亡的原因，是刑法严酷、法令苛刻，欲望扩大而没有穷尽。如今郡守的权力，不只是六卿那样重大；土地方圆几千里，不只是闾巷那样微小的资力；铠甲兵器，也不只是荆棘矛柄那样简陋的武器。若遇到万世一变的局势，后果将无法尽数隐讳。《论土崩瓦解书》【按：臣下劝谏君主，用欲望责备他，不如用道理引导他。用欲望责备，君主的欲望未必能被阻止；用道理引导，即使欲望不止，也会自行受到感化。因此伊尹阻止太甲放纵欲望，使他以商汤为鉴；周公触发成王的觉悟，使他专心遵循文王、武王。因为以圣贤相期许，君主心中自然会惭愧而不去做坏事。徐乐劝谏武帝，也很善于讽谏。对于声色供奉、游猎娱乐、俳优侏儒的欢娱，他不直接制止，而是劝导皇帝遵循王道，几乎是陈说善道而不正面堵塞邪欲。假使武帝真能像徐乐所说，以天下为事业，把心思游于禹、汤、成王、康王的事业，我知道他的私欲不必等待劝说就会自行停止，这深得讽谏之术。唉！徐乐的话虽然正确，但同时代的主父偃一年中四次升迁；严安的话虽然没有被采用，却做了骑马令；至于徐乐始终没有得到任用，莫非是因为他的言论迂阔而不能合于武帝之意吗？】徐乐【本传说：徐乐是燕郡无终人，上书说】臣听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都是如此。什么叫土崩？秦朝末年就是这样。陈涉没有拥有千乘之尊，没有一尺土地【《越绝书》本作“疆”】，自身也不是王公大人、名门望族的后代，没有乡里的声誉，也没有孔子、曾子、墨子那样的贤能，更没有陶朱、倚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从穷巷中起身，举起荆棘做的矛柄【棘是矛；矜是矛柄，当时秦朝销毁兵器，所以只有矛柄】，袒露一臂大声呼喊，天下便像风一样跟随【呼音火故反】。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百姓困苦而君主不体恤，下层怨恨而上层不知道，风俗已经混乱而政治不加修治。这三件事，就是陈涉所凭借的条件。这叫作土崩。所以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吴、楚、齐、赵等诸侯国的军队就是这样。七国谋划发动大逆，国君都号称拥有万乘，披甲士卒数十万，威势足以使境内严肃，财力足以激励士卒百姓；然而它们不能向西夺取尺寸之地，自己反而在中原被擒。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权势比平民轻，也不是军队比陈涉弱。当时先帝的恩德还没有衰减，安土乐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没有境外的援助。

译这叫作瓦解。所以说，天下的祸患不在瓦解。由此看来，天下如果确实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是平民、困居穷处的人，也可能首先发难而使海内危乱，陈涉就是这样。何况三晋的君主，或许还存在呢【韩、魏、赵三国本来共同分割晋国，所以称为三晋】。天下即使尚未得到治理，只要确实没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有强国劲兵，也不能转身便使自身被擒，吴、楚等国就是这样。何况群臣百姓能够作乱吗？这两种情况，是安危的明确关键，是贤明君主应当留意并深入察考的。近来关东五谷屡次歉收，年成还没有恢复【复音扶目反】，百姓大多贫困，又加上边境事务；推究事势、遵循道理来观察，百姓应当有不能安居本处的了。不安定，所以容易发动；容易发动，就是土崩的形势。因此贤明的君主独能观察万事变化的根源，明白安危的关键，在朝廷上加以修治，把尚未形成的祸患消除。要点只是期望使天下没有土崩的形势罢了。所以即使有强国劲兵，陛下仍可追逐走兽、射猎飞鸟，在广大苑囿中游玩宴饮，尽情观赏放纵的景物，享受驰骋的快乐，一切仍可如常【自若是说像平常一样，没有废损】；金石丝竹的声音不断在耳边响起，帷帐之中的私娱，俳优、侏儒的笑声不断在面前出现，而天下没有长期的忧患【宿是长久】。名号何必一定是夏、禹、汤，风俗何必一定要达到成王、康王的时代【夏禹；子是汤，汤姓子】？即便如此，臣私下认为，陛下具有天然的资质和宽仁的禀赋，如果真把天下事务作为自己的责任，那么与禹、汤齐名并不困难，成王、康王时期的风俗也未必不能重新兴起。这两个条件建立之后，便能处在尊贵安定的实际地位，在当世传播广大的声誉，使天下亲附、四夷服从，余下的恩惠和遗留的德泽使数代都兴盛。面向南方，背靠屏扆，整顿衣袖向王公作揖【依读作“扆”】，这就是陛下应当享有的境界。臣听说，谋求称王即使没有成功，最坏的结果也足以使国家安定；那么陛下还有什么追求不能得到，有什么威势不能建立，又有什么地方征伐而不能使其服从呢？《上救太子书》【西山真氏说：考察戾园之祸，起因是江充的谗言，这固然如此。但导致江充能够进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太子出生时，武帝非常宠爱他。后来后宫受宠的人增多，王夫人等都生了儿子，皇后和太子的宠爱渐渐衰减。于是执掌法令的大臣诋毁太子，黄门小臣又诋毁太子。最后江充制造巫蛊事件，使太子因此陷死。大凡进谗的人，必先窥伺君主的心意；君主心意所趋向的，谗人也随之趋向，君主心意所背离的，谗人也随之背离。正是武帝对太子的心意先发生了转移，臣下才随风倒向，这是第一过失。苏文进谗时，武帝应当考核事实，有罪就责罚太子，无罪就诛杀苏文，二者必居其一。可是武帝却含糊不问，立即增加太子宫中的人数来羞辱他，这就使浸润式的谗言和切肤般的诬告得以施行。从此小人进谗，还有谁会忌惮？这是第二过失。太子没有其他职事，只是向父亲问安、察看膳食罢了，父子亲情怎么能一天不相接近呢？自从卫皇后失宠以后，太子很少能够进见；当初常融进谗时，武帝尚且能够察觉情状，并因此诛杀常融，正是因为父子感情还没有完全隔绝。】后来武帝到甘泉宫去，太子没有随从；太子的家吏请求询问，武帝也不答复。父子之间竟隔绝到这种地步，想不让谗言有可乘之机，做得到吗？这是第三过失。江充因为告发赵太子的隐秘之事而得到宠幸，可见他一向阴险；他又曾把太子家使用的车马和属吏举发上奏，可见他一向怀有仇怨。武帝审理巫蛊案件，不交给别人，却交给江充；让一个阴险的人带着仇怨去办案，他必然会向太子施加毒害。可是武帝竟没有察觉，这等于把斧头交给江充，让他砍伐国家的根本，这是第四过失。即便如此，这四点只是具体事情，根源其实出在武帝一人的心上。武帝正因为欲望太多，所以宠妃兴盛、庶孽繁多，爱憎之意已经显露，太子的储君地位怎么能够安定？又因为疑惑太多，所以沉溺于方士、巫觋的说法，精神思虑早已昏乱；等到年老气衰，各种邪说乘虚而入，于是妖言在外煽动，妖梦在内感应，巫蛊事件由此发生。假如他把董仲舒端正内心的劝言铭刻在盘盂上，早晚以此自我警戒，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江充是进谗行害的小人，他的内情本来不值得评论；这里只是推究武帝的过失，希望后来的人有所警戒。○致堂胡氏说：武帝作为人父，却导致太子反叛，有十项过失。皇后很少能够见到皇帝，皇帝又同几个儿子疏远，没有亲近的。对妻子儿女显出疏远的形态，这是第一项过失。三个宠姬各自生了儿子，皇后和太子的宠爱于是衰减，这是第二项过失。太子性情宽厚，皇帝嫌他不像自己；执掌法令的大臣都不喜欢他，于是共同诋毁他，而皇帝不能察觉，这是第三项过失。江充既然陷害过赵太子，皇帝却喜欢他的才干而任用他；江充于是举发弹劾东宫，皇帝大概只信任他而忘记了他陷害赵太子的事情，这是第四项过失。立太子，一定应当让正直的人做他的师傅和朋友，皇帝却让太子私下交往宾客，使许多以异端邪说进言的人得以接近，这是第五项过失。苏文诬陷太子与宫人嬉戏，皇帝不核实事实，立即增加太子宫人的人数，于是形成党羽，谗言不断加重，这是第六项过失。放纵方士、女巫出入宫禁，开启了诅咒之事的端绪，这是第七项过失。巫蛊案件发生后，又委任江充担任使者，这是第八项过失。皇帝年事已高，心意猜忌多疑，身边的人制造巫蛊，使邪人的计谋得以施行，这是第九项过失。派使者召太子，使者不敢进见，回来报告太子反叛，皇帝于是相信了，发兵捕杀太子，这是第十项过失。至于太子的罪过，只在于没有赶快到皇帝那里自行归罪，却听从了石德的计策。他既然不忍愤怒而杀死江充，尚且可以亲自到甘泉宫去，希望皇帝察觉真相；可是他却调发中厩的车马，装载射士，取出武库兵器，调发长乐宫卫卒，这是想要做什么呢？少傅不劝谏他，皇后不制止他；他抵抗丞相的军队，交战五日，在不得已之中却选择了继续这样做而不停止，这才是真正的反叛。到了这个地步，罪过已经不可宽赦；他逃亡而自杀，并不是不幸。世宗心意放纵，想要多次穷兵黩武，仅仅因为一匹马的缘故，就发兵万里；相信方士的说法，大兴土木，巡游不止，民力耗尽，海内嗟叹怨恨，盗贼成群而起，原本富庶的风俗变得萧条，祸端从谗人开始，灾祸延及子孙；宫阙之下刀刃相交，鲜血流满沟渠，这些都是必然的报应。假使当初遵循文帝节俭的规矩，明白《春秋》诛罚首恶的义理，从自身开始施行刑法并治理国家，使天下安宁，哪里会有宫墙之内的震惊，以及望思台上的痛悔呢？○臣按：君主可以进言，那么公正的议论就会出自士大夫；

译君主难以进言，那么公正的议论就会出自民间。事情到了民间人士也来议论的地步，就已经达到极点了；如果君主还把它看作迂阔，天下本来就会绝望。这次巫蛊之事，太子不能进言，公卿不敢进言，而壶关三老茂独自越出职位来进言；如果武帝立即改变心意、醒悟，赶快赦免宽宥太子，追究江充的奸恶，揭发苏文的罪恶，那么太子就不会陨灭，望思台也可以不必建造了。可是武帝听取民间言论仍然如此疏远啊。】壶关三老茂【《戾太子传》：武帝晚年，卫皇后失宠，江充掌权。江充与太子有嫌隙。巫蛊事件发生后，江充借机作奸，于是到太子宫中挖掘巫蛊，发现了桐木人。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派宾客假称使者逮捕江充等人，斩杀江充，随后部署宾客作为将领，与丞相刘屈牦等在长安城中交战，造成骚乱，众人说太子反叛。太子兵败逃亡，无法捉到。皇帝大怒，群臣忧惧，不知如何是好。壶关三老茂上书】臣听说，父亲如同天，母亲如同地，子女如同万物。所以天平地安，阴阳调和，万物才能茂盛成长；父亲慈爱、母亲疼爱，家庭之中子女才会孝顺。阴阳不调和，万物就会夭折受伤；父子不和，家庭就会败亡。所以父亲不像父亲，儿子就不像儿子；君主不像君主，臣下就不像臣下。即使有粮食，我难道能够安然吃它吗？过去虞舜是孝道的极致，却不被瞽叟理解；孝子伯奇受到诽谤，被放逐。骨肉至亲、父子相互猜疑，是什么原因呢？是长期毁谤造成的。由此看来，子女没有不孝的，而父亲却可能有不能察明真相的。如今皇子是汉朝的嫡长继承人，承受万世的基业，承担祖宗的重任；从亲属关系说，是皇帝的嫡长子。江充不过是平民，是闾巷中的隶臣。陛下显贵他而任用他，让他带着至尊的命令逼迫皇太子，捏造饰演奸诈之事，群邪交错、真假混乱，因此父子亲戚之间的道路被阻塞而不能相通。太子向前不能见到皇帝，退后又被乱臣困迫，只能独自含冤而无处申诉；他不忍胸中愤懑，起兵杀江充，恐惧而逃亡，不过是儿子盗用父亲的兵力来救难自保罢了。臣私下认为他没有邪恶之心。《诗经》说：“青蝇嗡嗡，停在藩篱。” “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会相互扰乱四方国家。过去江充陷害杀死赵太子，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他的罪本来就应该受到惩罚；陛下却没有省察，反而深深责怪太子，大发怒火，调动大军搜捕他。三公亲自率军，聪明的人不敢说话，善辩的人不敢进言，臣私下对此十分痛心。臣听说伍子胥竭尽忠诚而忘记自身的号哭，比干竭尽仁爱而舍弃自身。忠臣竭尽诚意，不顾斧钺诛杀之刑，来陈述自己的愚见，是为了匡正君主、安定社稷。《诗经》说：“把那些进谗的人抓来，扔给豺狼虎豹。”希望陛下放宽心意，稍微察看亲近之人的情况，不要忧虑太子有什么过错，赶快停止军队，不要让太子长久逃亡。臣无限忧惧恳切，冒着一旦获罪的性命，在建章宫阙下等待治罪【奏章上呈后，天子感悟了很久。巫蛊之事多有不实，皇帝知道太子只是恐惧逃亡，并没有其他意图；车千秋又为太子申诉冤屈，皇帝于是提拔车千秋为丞相，并诛灭江充一族。后来皇帝怜悯太子无罪，便修建思子宫，在湖县建造归来望思之台。天下听闻后都为之悲伤】《谏击匈奴书》【致堂胡氏说：魏相这篇奏疏，阻止没有名义的战争，平息连续用兵的祸患，担心损伤阴阳和谐而产生宫墙之内的忧患，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是宰相应尽的职分。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不隐瞒风俗衰薄、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变故，直截了当地告诉君主。这是贤者有时也难以做到的。人的常情是喜欢听美好的事情，厌恶听灾祸过失。奸臣侍奉君主，凡天地发生异变、夷狄盗贼、危亡的形势，一概隐瞒，不直说；反而把草木的反常、云气物象的变化全都指为祥瑞，以欺骗君主的心。不仅把安慰取悦君主当作忠诚，还借此显示自己辅佐有应验。与前代的法度相比，他们看魏相应当怎样呢？风俗衰薄，是宰相的责任；魏相却不自欺。唉，真是贤明啊！】○臣按：国家施行政事，虽然应当责备君主，也应当责备宰相。宣帝与武帝相比，都是英明果断、可以大有作为的人。武帝穷兵黩武，而宣帝不太穷兵，为什么呢？等到读了魏相劝谏征伐的奏书，才知道武帝的宰相如蔡泽、贺庆，不敢进言，所以武帝每天都陷于用兵。宣帝的宰相如魏相，敢于直言，所以宣帝不沉溺于用兵。唉，这就是能够停止战争的原因。武帝时期，主父偃、严安并非没有进言，只是意见不是出自朝廷中的宰相，而是出自疏远的臣子，皇帝也会轻视地听取。像魏相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臣啊。魏相【本传说：元康年间，匈奴派兵攻打汉朝在车师屯田的军队，不能攻下。皇帝与后将军赵充国等商议，想趁匈奴衰弱，出兵攻打它的右地，使它不敢再侵扰西域。魏相上书劝谏】臣听说，拯救乱世、诛伐暴虐，叫作义兵；用兵合乎义就能称王。敌人侵犯自己，不得已才起兵，叫作应兵；出于应战的军队能够取胜。为小事争斗、因不能忍受愤怒而用兵，叫作忿兵；忿怒之兵必然失败。贪图别人的土地财宝，叫作贪兵；贪利之兵必然覆灭。倚仗国家强大、夸耀人口众多，想向敌人显示威势，叫作骄兵；骄横之兵必然灭亡。这五种情况不只是人事，也是天道。近来匈奴曾经表示善意，得到汉人便立即送还，没有侵犯边境；即使争夺车师屯田之地，也不值得特别在意。如今臣听说各位将军想要兴兵进入匈奴土地，臣愚昧，不知道这种军队应当称作什么。如今边郡困乏，父子共同穿犬羊皮衣，吃草木果实，常常担心不能自存，实在难以发动战争。战争之后，必然会有灾荒，这是说百姓因忧愁困苦的气息，损伤了阴阳的和谐。出兵即使获胜，仍有后续忧患，恐怕灾害的变故会因此产生。如今各郡国的守相多半没有得到真实选任，风俗尤其衰薄，水旱灾害又不合时令。考察今年的统计，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臣愚昧地认为，这不是小小的变故。如今陛下身边的人不忧虑这些事情，却想发兵到远方夷地去报复微小的怨愤，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希望陛下与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以及有识之士详细商议，然后再作决定。

译《上书劝崇尚德政、宽缓刑罚》【西山真氏说：考察路温舒的论述，虽然专门针对狱吏发言，实际上是在讥刺当时的君主。因此开头说秦朝时重视治狱的官吏，并不是官吏自行尊贵，而是君主使他们尊贵。接着说上下互相殴打、把苛刻当作明察，是因为上位者实际上驱使下位者这样做。又说自我安定的办法在于使人死亡，可见当时的官吏，能杀人就是上位者所希望的，所以安全；否则违背上位者的意愿，所以危险。孝宣帝虽是贤明君主，实际上却喜好刑名之学，因此他的意旨表现到如此程度。上位者所喜好的东西，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在鞭笞刑杖之下，有什么口供得不到？至于刻木为吏，期望受审者不敢对答，这十多句话把胥吏惨酷苛刻的情状、狱讼中奸邪冤枉的情况说尽了。画地为狱尚且不可以进入，何况真正的牢狱呢？刻木为吏尚且不敢答对，何况真正的狱吏呢？温舒的话深刻而悲痛到了这种地步。宣帝因此感悟，设置官职来平衡刑狱，亲自处理案件，也可以说是善于听取忠言的君主。然而他的治道最终仍杂用霸王之道，所以即使刑罚像周公、召公那样，法律和《诗》《书》并重，也终究免不了世人的讥议。史官记载说：“狱刑号称公平了。”】“号称”这个词，是名义上如此而实际并非如此的意思。君主所喜好的东西，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臣按：天下的事情，不亲自接触就不知道，不亲自实践就不能觉悟。宣帝亲身经历过狱讼的事情，所以对刑狱了解详细；温舒亲自做过狱吏，所以对刑狱了解全面。刑狱是末端，德政教化才是根本。知道刑罚的重要，哪里比得上用德政教化使天下没有刑罚更重要呢？文帝用德政教化百姓，所以谨慎使用刑罚而每天省察；宣帝用刑罚约束百姓，所以谨慎使用刑罚而每天防范。温舒的话虽然详细强调刑狱，却还没有充分引导皇帝实行德政教化，因此在神爵、甘露年间没有发挥补救作用。路温舒【本传说：路温舒字长君，是钜鹿东里人。当时宣帝刚即位，路温舒上书说】臣听说，齐国有无知之祸，而齐桓公因此兴起；晋国有骊姬之难，而晋文公因此成就霸业。近世赵王没有善终，诸吕发动叛乱，而孝文帝成为太宗。由此看来，祸乱的发生，往往是为了开启圣人之治。因此齐桓公、晋文公扶助衰微、振兴败坏，尊崇文王、武王的事业，使恩泽施加于百姓，功业惠及诸侯；虽然不及三王，天下仍归附于仁德。文帝长久思念最高的德行，以承顺天意，崇尚仁义，减省刑罚，疏通关隘桥梁，使远近统一，敬重贤人如同尊敬贵宾，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内心推己及人，把自己认为安适的情感施行于天下，因此牢狱空虚，天下太平。经历变乱之后，必然要有不同于旧制的恩德，这是圣贤彰明天命的原因。过去昭帝去世而没有后嗣，大臣忧虑焦心，共同谋划，认为昌邑王尊贵而且亲近，便援引他拥立；然而上天没有把天命授予他，他内心淫乱，终于因此自取灭亡。深入察考祸乱变化的原因，就会知道这是上天用来开启至圣之主的机会。因此大将军霍光接受使命，作为武帝的股肱辅佐汉国【这里说的是霍光】，披露肝胆，决定大计，废黜无义之人，拥立有德之主，辅佐上天行事，然后宗庙得以安定，天下都得到安宁。臣听说，《春秋》谨慎记载君主即位，是为了尊重大一统并慎重对待开端。陛下初登至尊之位，与上天相合，应该改正前代的过失，端正最初受命的统绪，涤除烦琐的文法，消除百姓的疾苦，使灭亡者得以存续、断绝者得以继承，以回应天意。臣听说秦朝有十项过失，如今其中一项还存在，那就是掌管狱讼的官吏。秦朝时，鄙弃文学，崇尚武勇，轻视仁义之士，尊重治狱之吏；正直的言论被说成诽谤，阻止过失的言论被说成妖言。因此，穿戴庄重、奉行先王之道的人不被当世任用，忠良恳切的言论都郁积在胸中，阿谀奉承的声音每天充满耳中，虚假的美誉熏染内心，真实的祸患反而被遮蔽，这就是秦朝因此丧失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依赖陛下深厚的恩德，已经没有兵革之危和饥寒之患，父子夫妻共同努力以安定家庭；然而太平还没有完全实现，是因为狱讼扰乱了它。狱讼，是关系天下生死的大事；死者不能复生，断绝者不能再相连【“▯”是“绝”字的古体，“属”是连接之意】。《书》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误而不依常法定罪。”如今治狱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他们上下相互竞逐，把刻深当作明察；判罪深重的人获得公正之名，判罪平允的人反而常有后患。因此治狱之吏都希望置人于死地，并不是憎恨别人，而是把别人的死亡当作保全自己的办法。于是死人的鲜血流淌在街市上，受刑的人肩并肩站立，判处死刑的案件每年以万计，这是仁圣之人所为之痛心的。太平之所以没有完全实现，完全是因为这个缘故。人的情感，安适时就乐于生存，痛苦时就想到死亡；在鞭打刑讯之下，还有什么话问不出来呢？所以囚徒承受不了痛苦，就编造言辞来迎合审问【“视”读作“示”，即把它显示给审问者看】。治狱之吏认为这样对自己有利，便指使、引导囚徒供出可以向上奏报的内容；如果害怕被上级驳回，就反复锻造案情，把罪名周密地纳入法令之中【“精熟周悉”是说把罪状弄得精密周详，使之合乎法律；“却”是退回之意】。一旦奏报的判决形成【“当”是判定罪行之意】，即使皋陶来审理，也还会认为罪犯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经过编造锻炼的供词很多，罗织罪名的文书又写得明白。因此狱吏专门从事深刻残酷的行为，没有止境，苟且权宜地应付一切【“媮”是苟且，“切”是权宜】，不顾国家的祸患，这是当世最大的祸害。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一座监狱，人们都一定不肯进去；刻一块木头作狱吏，人们都一定不肯答话【连画出的狱、刻出的木吏都不肯进去应答，何况真实的监狱和狱吏呢？‘期’犹言‘一定’】。”这些都是痛恨狱吏的风气，是悲痛哀伤的言辞。因此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狱讼更深的；败坏法令、扰乱正道、离散亲属、堵塞道路，没有比治狱之吏更严重的。这就是所说的秦朝十项过失中如今还存在的一项。臣听说，乌鸢的鸟卵不被毁坏，凤凰才会来集；诽谤之罪不被诛罚，良善的言论才会进献。所以古人说：“山林沼泽收藏疾病，河流湖泽容纳污秽，美玉也隐藏瑕疵，国君应当包容耻辱。” 希望陛下废除诽谤之罪，以招来恳切的言论，开放天下人的言路，扩大进谏规劝的道路【西山说：温舒议论减轻刑罚而同时谈到废除诽谤罪、招致恳切言论，一定是因为当时有人因进言获罪】；扫除亡秦的过失，尊崇文德武德，简省法制，宽缓刑罚，以此废止严酷治狱，那么太平的风气就可以在世上兴起，永远享有和谐安乐，与上天同样没有尽头。天下人都将十分幸运【皇上认为他的话说得好，升任他为广阳私府长。师古说：收藏钱财的府库，天子称为少府，诸侯称为私府；“长”是该官署的长官】。

译劝谏胶东王太后的书 张敞【本传说：张敞被任命为胶东相，过了不久，王太后多次外出游猎，张敞上奏劝谏，内容如下】臣听说秦王喜爱淫靡的音乐，叶阳后因此不听郑、卫之乐【叶阳是秦昭王的王后】；楚庄王喜爱田猎，樊姬因此不食鸟兽之肉【樊姬是楚庄王的姬妾】。她们的口并不是厌恶美味，她们的耳也不是憎恨丝竹之声；之所以抑制心意、断绝嗜欲，是要以此率领两位君主，保全宗庙。按照礼制，君主的母亲出门要乘坐辎軿车，下堂要由傅母随从【辎軿是有帷盖的车】；进退时要使玉佩发出声响，衣服内要系结绸缪【指衣服内层扎束得很紧，属于组带、纽结之类，用来使衣服自身结固】。这些都说明尊贵之人应当自我收敛节制，而不是任性放纵。如今太后天性美善，慈爱宽仁，诸侯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在幼年时以田猎放纵欲望而获得声名，传到上面，听来也是不适宜的。希望您察看古代的事迹，在当今完整地实行，使后妃有所取法，使臣下有所称颂，臣张敞就非常幸运了【奏书上报后，太后停止了外出】。有人说，皇上喜好施用刑法，而宽饶却说把法律当作《诗经》《尚书》；皇上正任用中书宦官，而宽饶却说把受过刑的人当作周公、召公。这两句话揭示了宣帝的为人。皇帝憎恨这些话说中了自己，所以杀了他，也可以说是不知道反省自己、改正过失的人。假如皇帝确实用仁义礼乐治理国家，任用天下贤人，让他们居于朝廷，裁决国家大政，那么这些话为什么会说到我身上呢？凡是臣下向皇上讽谏议论，即使言辞不当，尚且不应加罪，何况所言恰当反而杀掉他呢？宣帝在这件事上失去了君主之道。郑昌【《汉书》说：宣帝提拔他为司隶校尉，他刺察举劾，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的。当时皇上正施用刑法，信任中书宦官。宽饶上密封奏疏说：“如今圣人之道渐渐废弃，儒术不能实行，把受过刑的人当作周公、召公，把法律当作《诗经》《尚书》。”又引用韩氏《易传》的话说：“五帝把天下作为公器，三王把天下作为家产。作为家产，就传给儿子；作为公器，就传给贤人，如同四时运行一样，功业完成就应离去；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不应占据这个位置。”奏疏上报后，皇上认为宽饶是在怨恨诽谤自己，始终不肯改变，便把他的奏书交给二千石官吏处理。当时执金吾议论，认为宽饶的意图是谋求举行礼制上的大逆不道之事。谏大夫郑昌怜悯宽饶忠诚并忧虑国事，却因进言不合皇帝心意而被文法之吏诋毁挫辱，于是上书为宽饶申辩。】臣听说山中有猛兽，藜藿之类的草木也会因此无人采摘；国家有忠臣，奸邪之人就不敢兴起。司隶校尉宽饶，居处不求安逸，饮食不求饱足，进朝有忧虑国事之心，退居有以死守节的道义。对上没有许史一类外戚的依附，对下没有金张一类权贵的托庇。他的职责在于监察，沿着正直的道路行事，因此仇敌多而同党少。他上书陈述国事，有司却弹劾他应处死刑。臣有幸得以列在谏大夫之后，官职本来就以进谏为名，不敢不说【皇上不听，便把宽饶交给狱吏；宽饶在北阙之下拔刀自刎，众人无不怜悯他】。《文选补遗》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十四 元代陈仁子辑录 上书二 劝谏立赵皇后的书【愚按：成帝立赵皇后，都是沿袭武帝立卫皇后的家法，而这种家法本来就不正。卫子夫凭借平阳公主的歌者身份进身，并且生有儿子；赵飞燕凭借阳阿公主的歌舞身份进身，却没有儿子。选择皇后有两个标准：一是家族，二是德行。舜娶帝尧的女儿，禹娶涂山氏的女儿，是因为家族；商朝兴起依靠有娀氏，周朝兴起依靠姜嫄，是因为德行。刘辅所说的，只是排列陈述帝王的事迹，对腐朽木材、卑贱之人的说法还很委婉，仍没有达到触犯皇帝愤怒的程度。家法本来不正，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刘辅【本传说：刘辅是河间国宗室之人，被举荐为孝廉，任襄贲令。他上书谈论政治得失，皇上召见他，赞赏他的才干，便任命他为谏大夫。成帝想立赵倢伃为皇后，先下诏封倢伃的父亲临为列侯，刘辅上书，内容如下】臣听说，上天要赐予什么，必先赐下符瑞；上天要违弃什么，必先降下灾变。这是神明的征兆和自然的占验。过去周武王、周公承顺天地，接受鱼、乌的祥瑞，然而仍然对君臣之事敬畏戒慎，举动间变色相互告诫。何况如今正处于衰末之世，不能保障继嗣的福分，又屡屡承受上天威怒的异象呢？即使早晚自责，改过迁善，敬畏天命，思念祖业，精心选择有德之家的女子，考察卜问幽静美好的女子来承奉宗庙、顺从神祇，内心充满天下之事，盼望子孙的祥瑞，仍恐怕已经太晚。如今却触动情欲、放纵欲望，倾心于卑贱女子，想让她成为天下人的母亲，既不畏惧上天，也不感到愧对世人，迷惑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乡里的俗语说：“腐朽的木头不能用来做柱子，卑贱的人不能用来做君主。”上天和人心所不赞同的，一定有祸而没有福。市井道路上的人都共同知道这一点，朝廷上却没有人肯说一句。臣私下里痛心，想到自己因为同姓宗室而被提拔，却尸位素餐而不尽忠，玷辱了谏诤之官，不敢不竭尽死力。希望陛下深切察看【奏书上报后，皇上命侍御史逮捕刘辅，将他关入掖庭的秘密监狱】论救刘辅的书【致堂胡氏说：成帝一时愤怒，说即使把刘辅戮杀也罪有余辜，但最终还是赦免了他。虽然说辛庆忌叩头恳切进谏，也不可磨灭其中出于良心的理义。假如把这种心意推及刘辅、王章，那么不肯改过的过失反而可以转化为盛德。成帝在位时，直臣并不少。王章既然死于狱中，不能再生；刘辅议论皇帝，成为鬼薪，也没有听说再次被任用。刘向精诚忠贞，恳切直言，如同用水浇灌石头；梅福、朱云披露肺腑，发表正直言论，也都没有被采纳。唯独杜钦、谷永之流阿谀权臣，才得以保全宠禄。国家想不灭亡，可能吗？】○愚按：成帝喜爱王章批评王凤专权，而王凤却引导皇帝使王章死去；成帝恼怒刘辅议论赵皇后之事，但赵皇后后来并没有引导皇帝使刘辅死去。仅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王凤的权势逐渐强盛，而赵皇后的宠爱逐渐衰退。虽然如此，刘辅也是宗室大臣，难道仅次于刘向吗？谷永【本传说：刘辅劝谏成帝立赵皇后的奏书上报后，皇上命侍御史逮捕刘辅，把他关入掖庭秘密监狱，群臣都不知道原因。于是中朝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襃、光禄勋师丹、大中大夫谷永一起上书。】臣听说，贤明的君主施行宽容的听察，崇尚进谏争辩的官职，广泛开放忠直之路，不因狂直偏激的言论治罪，然后百官各守其位，竭尽忠诚、用尽谋略，不害怕日后的祸患；朝廷没有阿谀奉承之士，君主也没有失道的过错。臣私下看到，谏大夫刘辅先前以县令身份求见，后来被提拔为谏大夫，他的言论一定有卓越奇异、恳切直达圣心之处，所以才能被提拔到这个职位。可是不过十天半月，就被逮捕投入秘密监狱。臣等愚昧地认为，刘辅有幸凭借公族亲属的身份，列在谏臣之中，刚从下层地方来到朝廷，还不了解朝廷的体制，只是触犯了禁忌，不值得深加责罚，略微忍耐就可以了。如果他有重大罪恶，应当公开交给主管官吏，与众人共同审议。过去赵简子杀死他的大夫鸣犊，孔子来到黄河边便返回去了。如今上天之心还不安宁，灾异屡屡降临，水灾旱灾交替发生，正应当扩大宽容、广泛询问，褒奖正直、尽量任用下臣的时候，却对进谏争辩的大臣施行惨酷急迫的诛罚，使群臣震惊，丧失忠直之心。假使刘辅不是因为直言获罪，那么他所获罪的原因如果不明确，天下人就无法家家知晓。同姓近臣，本来就是因为进言而显达，以治理亲族、培养忠心的道义来说，实在不应被幽禁在掖庭狱中。公卿以下看到陛下刚刚迅速任用刘辅，便又摧折伤害他，就会使显露才能的人心怀恐惧，使精锐之气消沉软弱，没有人能够尽忠守节。这不是正直言论，也不是彰明有虞氏听纳谏言、推广德行美政风气的做法。臣等私下深感痛惜，希望陛下留心省察【皇上于是把刘辅转押到共工狱，减死一等，判为鬼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士人一旦知道在君父面前得到意旨，便会向掌权大臣献媚，借助名誉，声望超过实际；与他相交的人不觉得自己说错了，接受这种声誉的人也不因名不副实而惭愧。不久被抛弃驱逐，便把众多恶名都归到他身上，像这样就算完了。以后再次被任用，又再次赞誉；再次被驱逐，又再次毁谤；如此三四次还不停，难道不近乎儿戏吗？这是第一种不义。有人忌妒凶狠地居于朝廷，不愿成人之美，凡是臣下因正直忠诚、正言直谏而获罪的，不但不援助，反而一定要改变他所说的话，篡改他的本意，向外传播，说他是在进谗、行邪、结党附势、归罪于君父、为日后谋求利益、暗中加以中伤、意图离间；君主也跟着相信这种说法。这是第二种不义。甲不幸遭遇罪祸，乙替甲申辩，便连乙也一起治罪，说他们结党附下，以此堵塞公论，使上面无法听到。这是第三种不义。普通百姓蒙受冤屈，尚且允许申诉昭雪；公卿士大夫一旦听从狱吏的议论，便禁止他们伸张道理，噤声不得吐露，因为害怕君主醒悟后，诬陷欺骗就会失去利益。这是第四种不义。除去这四种不义，公开实行赏罚，清正的舆论就会在上面形成，人心也会服从。○愚按：臣下的是非邪正，由朝廷观察未必真实，而由民间草野观察才是真实的。王尊为人，揭发奸邪、搜出隐伏，是他的长处；傲慢轻侮、夸夸其谈，是他的短处。至于御史张忠，偏听丞相辅政大臣的话而诬告上奏，那么朝廷的公论又怎样呢？湖县三老公乘兴驳斥御史的奏章，为王尊辨白，那么民间草野的公论又怎样呢？幸好成帝听取了他们的话，使王尊得以自明，不然就危险了。虽然如此，汉代的三老有益于国家的事有三件：高帝为义帝发丧，是新城三老进言的结果；武帝知道戾太子蒙冤，是壶关三老进言的结果；如今成帝使王尊从狱中出，也是湖县三老进言的结果。这些都是朝廷群臣所不能做到的。公乘兴【《汉书》说：王尊代理京兆尹事务后转为正式任职，共三年，因为对使者无礼，被御史大夫张忠上奏说王尊暴虐不改，在外面发表大话、傲慢轻侮、讥刺皇上，王尊因此被免职，官吏百姓多为他惋惜。湖县三老公乘兴等人上书。】王尊治理京兆，功效日益显著。从前南山盗贼凭借山势横行，抢劫良民，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道路不通，甚至要关闭城门加以戒备。步兵校尉奉命追捕，军队暴露在外，日久耗费，却不能擒获制服。两位卿大夫因此获罪被贬，群盗更加猖獗，官吏的气势受到挫伤，事情传到四方，成为国家的忧患。当时有人能够捕获斩杀盗贼，不吝惜金钱爵位和重赏，于是关内侯宽中奉命询问前任司隶校尉王尊捕捉群盗的方略，任命他为谏大夫，代理京辅都尉，行使京兆尹职务。王尊竭尽节操，费尽心力，早晚思考职事，降低身份礼待士人，激励那些因失败而消沉的官吏，振作他们受挫的士气。二十天之内，盗贼大党震动瓦解，首领献出首级，盗乱被清除，百姓重新从事农业；他安抚贫弱，锄除豪强。长安城中长期横行的豪强大猾，如东市的贾万、城西的萭章、翦张禁酒、赵放【萭读作“矩”；翦张、禁酒、赵放，这两人是酿酒和制作剪刀的人】、杜陵的杨章等，都交通邪恶、结党营私，挟持豢养奸邪之人，上触犯王法，下扰乱吏治，兼并土地、役使他人，侵夺小民利益，成为百姓的豺狼。更换了二千石官吏二十年，也没有人能擒获讨伐他们。王尊依据正法审理诛杀，他们都伏法认罪，奸邪之势消散，官吏百姓都心悦诚服。王尊整顿混乱、诛杀暴徒、禁止邪恶，这些都是前代少有的功绩，即使名将也比不上。虽然他被正式任命为京兆尹，却没有特别卓异的褒奖加在他身上。如今御史大夫上奏说王尊伤害阴阳，是国家的忧患；没有承用诏书的意旨，表面说得好听而实际违背，像共工那样的罪恶滔天。推究他这样做的原因，御史丞杨辅过去曾任王尊的书佐，平素行事阴险狠毒，言语恶劣而不可信，喜欢凭借文书把人陷入法网。杨辅曾经喝醉后到王尊的大奴利家中闹事，利家揪打他的脸，王尊的侄子闳拔刀想刺死他；杨辅因此深深怨恨毒害，想伤害王尊。臣等怀疑杨辅内心怀着怨恨，表面依托公务，谋划提出这个议论，传递形成奏文，逐渐浸润加以诬陷，以报复私怨。过去白起担任秦将，向东攻破韩、魏，向南攻取郢都，应侯范雎诬陷他，秦王赐死于杜邮；吴起担任魏国西河守，秦、韩都不敢侵犯，秦人从中离间，魏国便斥逐他，使他逃奔楚国。秦国听信逐渐浸润的谗言而杀害良将，魏国相信离间之言而驱逐贤能的守臣。这些都是偏听而不能明察、失去人才的祸患。臣等私下痛惜王尊修身自洁，磨砺节操、以公事为先，讥刺将相而不畏惧，诛除恶人而不回避豪强，杀灭不能制伏的盗贼，解除国家的忧患，功劳显著、职事修明，威信没有废弛。他确实是国家的爪牙之吏，是能够折冲御敌的大臣。如今他一旦无罪地受制于仇人之手，被诋毁欺骗的文书所伤害，上面不能以他的功劳抵消罪名，下面也不能获得在棘木之下听取申诉的机会，只能独自承受怨仇。偏听一面奏报，竟把他归入共工那样的大恶之中，使他没有地方陈述冤怨和罪状。王尊因为京师废乱、群盗并起，才被选择征召起用，从平民之家成为卿；盗乱既已消除，豪猾也伏法，却又因为奸佞巧诈而被废黜。王尊一身，在三个时期之内，忽而贤能，忽而奸佞，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孔子说：“爱一个人就希望他生存，厌恶一个人就希望他死亡，这是迷惑。”逐渐浸润的谗言不应被采纳，这才可以说是明察。希望把此事交给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共同评定王尊平日的品行。如果臣下伤害阴阳，这就是应当处死的罪；表面说得好听而实际违背，这就是应当放逐诛罚的刑。如果御史的奏章确实如此，王尊就应当伏受观阙之诛，被放逐到无人之地，不得苟且免死；至于举荐任用王尊的人，也应承担选举失察的罪责，不能只这样算了。即使御史不如奏章所说，只是修饰文辞、深加诋毁，诬陷无罪之人，也应当治罪，以惩罚诬陷恶人的言论，断绝欺诈之路。希望明主详细参酌，使黑白分明【奏书上报后，天子又任命王尊为徐州刺史】。论封赏任命丁氏、傅氏的书【愚按：贤臣以凭虚假功劳接受爵禄为耻，权臣却以凭虚假功劳接受爵禄为荣。贤臣知道有国家，权臣只知道有自身。师丹亲眼看见丁氏、傅氏外戚被封侯，心中愤怒，又看见董贤这个幸臣显贵，仍然说官爵不能因为臣下以及亲属没有功劳而授予、封赏，这会触犯上天的愤怒。他借此晓谕他人，几乎想使丁、傅、董三家感到惭愧，可惜这三家并不知道惭愧】师丹【本传说：师丹字仲公，是琅邪东武人。哀帝即位后，任左将军，兼领尚书事务，后来任大司马，封高乐侯。一个多月后，任大司空。皇上年轻时在诸侯国，见成帝把政权交给王氏外戚，王氏僭越强盛，常常内心不平。哀帝即位后，想要有所匡正，封赏任命丁氏、傅氏，以削弱王氏的权力。师丹自认为是皇帝的师傅，居于三公之位，受到皇帝信任，便上书，内容如下。当时为绥和二年，尚未改元】

译古代居丧时守谅闇，不亲自发言听政，而听命于冢宰；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治道。如今先帝的灵柩还停在殿堂，丁氏、傅氏及其亲属的官爵却显赫尊贵，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尚未确定，却预先封皇后的父亲为孔乡侯。王邑出任侍中，王邯出任射声校尉等，诏书接连下达，政事频繁变动【“比”是频繁之意】，仓促突然，没有渐次。臣即使不能明确陈述大义，难道还不能坚决推辞爵位吗？却跟随众人白白接受封侯，增加陛下的过失。近来郡国多有地震，洪水泛滥冲杀人民，日月失去光明，五星运行失常，这些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混浊所感应的征兆。臣想到，人性即使没有儿子，年纪到了六七十岁，仍然会广泛娶妻求子【“取”通“娶”】。孝成皇帝深深看见天命，明察最高的德行【“烛”是照察之意，“至德”指哀帝】，在壮年时克制自己，立陛下为继承人。先帝突然弃世，而陛下继承帝位，四海安宁，百姓不受惊惧，这正是先帝的圣德，应当与天地人心共同成就的功业。臣听说，天威近在咫尺，不能违抗【意思是皇帝如同在面前，应当自己肃敬畏惧】。希望陛下深思先帝建立您为继承人的用意，并且克制自己，亲自实行，以观察群臣百姓是否跟随教化。天下是陛下的家，作为肺腑亲属，难道还忧虑他们不能富贵吗？不应当仓促行事。先帝没有衡量清楚，任臣为太傅；陛下又把臣当作师傅，所以臣没有功德却充列三公，封给大国，加赐黄金，位居三公，职责在于辅佐左右【“左右”是辅佐之意，读作“佐佑”】。臣不能竭尽忠诚、弥补过失，反而使百姓私下议论，灾异多次出现，这是臣的大罪。臣不敢再说什么，只请求辞官归隐海滨；又恐怕被嫌疑为虚伪不诚，愧对重大的责任，因此按道义不得不竭尽死力。论丁氏、傅氏、董贤的书【愚按：君主刚强明察，小人还不足以危害政治；君主昏暗固执，小人都足以造成祸乱。西汉的灭亡，是天数造成的吗？还是人为造成的呢？哀帝愤恨王凤专权，想用丁氏、傅氏接替他；厚待丁氏、傅氏的宠爱，又让董贤接替他们。这样专擅权力，即使不是亡于外戚，也必然亡于幸臣，恐怕不必等到王莽出现之后才灭亡。过去班固赞论窦婴、田蚡、灌夫，认为他们是凶德相参。唉！丁氏、傅氏、董贤这三人，才真正是凶德相参。只是田蚡、窦婴等人遇到武帝刚明，所以共同归于治理；丁氏、傅氏、董贤遇到哀帝昏暗固执，便共同归于祸乱。鲍宣所说切直，上面引用天灾，下面援引百姓死亡之事；假如哀帝果真采用了他的话，罢退这三人而任用何武一类的人，我知道大臣执掌政事，西汉还可以延续几个朝代，何至于有王莽出现呢？】鲍宣【本传说：鲍宣字子都，是渤海高城人。鲍宣年轻时文才不多而实际才能丰富。当时皇帝的祖母傅太后想要加尊号，丞相孔光、何武、师丹、傅喜等执政大臣议论处理失当，傅太后指责他们，全部被免官。丁氏、傅氏的子弟得到进用，受到尊贵宠幸。鲍宣上书。】臣私下看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握权力，人人牵引自己私下偏爱的人来充塞朝廷，妨碍贤人的仕进道路，使天下混乱污浊，奢侈过度，使百姓陷于困苦，所以日食将近十次，彗星四次出现，这些危亡的征兆都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如今为什么反而比以前更加严重呢？如今朝廷大臣中，没有大儒、骨鲠之士、白首老成之人、魁伟刚直【“魁”反切为“口贿”】之士，没有能够通论古今、感叹而震动众心、像饥渴一样忧虑国家的人，臣没有见到。宠爱外戚中的小童以及幸臣董贤等人，让他们处在公门、禁省门户之下，陛下想要与这些人共同恭敬承受天地之命、安定海内，实在困难。如今世俗把没有智慧的人称为有才能，把有智慧的人称为没有才能。过去尧放逐四凶，天下都服从；如今罢免一个官吏，众人反而迷惑。古代刑罚罪人，尚且能使人服从；如今赏赐人，反而使众人迷惑。奸邪之人假托请托而进用，小人日益进用，国家空虚，费用不足，百姓流亡离开城郭，盗贼一同兴起，官吏残害百姓，年年增加。百姓有七种灭亡：阴阳不调，水旱成灾，这是第一种；县官加重债责，增加徭役赋税，这是第二种；贪吏一起依附公事【“并”反切为“步浪”，意为依附】，不断公开收取财物，这是第三种；豪强大姓贪得无厌地蚕食百姓，这是第四种；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使百姓错过农桑时节，这是第五种；部落击鼓喧闹，男女相互遮拦阻截【“迣”通“列”】，这是第六种；盗贼横行抢掠，夺取百姓财物，这是第七种灭亡。七种灭亡尚且如此，又有七种死亡：酷吏殴打杀人，这是第一种；治狱深刻残酷，这是第二种；冤枉陷害无罪之人，这是第三种；盗贼横行发作，这是第四种；怨家仇敌互相残杀，这是第五种；年成不好、百姓饥饿，这是第六种；时疫流行，这是第七种。百姓有七种灭亡，却没有一种获得；想要国家安定，实在困难。百姓有七种死亡，却没有一种生存的机会；想要刑罚停止，实在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郡守、国相贪婪残酷、造成这种风气的结果吗？群臣有幸居于尊贵官位，享受厚重俸禄，难道有谁肯对贫民增加怜悯，帮助陛下传播教化吗？他们的志向只在经营私家、以宾客为名【“称”反切为“尺孕”】谋取奸利罢了；把苟且容忍、曲意顺从当作贤能，把拱手沉默、尸位素餐当作智慧，反而说像臣鲍宣这样的人愚蠢。陛下从岩穴之中提拔臣，确实希望臣有些微补益，难道只是想让我享受美食和高官，增加高门大族的地位吗？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对上是皇天的儿子，对下是百姓的父母，替上天牧养众民，应当一视同仁，符合尸鸠鸟诗中所说的道理。

译如今贫苦百姓以菜蔬为食还不能满足，衣服又破烂不堪，父子夫妻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心酸。陛下不救助他们，他们将到哪里去寄托自己的生命呢？为什么偏偏私下供养外戚和幸臣董贤，大量赏赐数以万计，使奴仆和宾客把酒当作水、把肉当作豆叶一样挥霍【把酒看作水，把肉看作豆叶；豆叶是贫民所食】？让苍头、庐儿都因此致富，这不是上天的意旨。况且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侯，夫官爵并不是陛下私人的官爵，而是天下的官爵。陛下授予不应授予的人以官职，任用不应任用的人，却希望上天喜悦、百姓服从，难道不困难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才辩足以摇动众人，强悍足以独立行事，是奸人的首领，是惑乱世俗最严重的人，应当及时罢退。外戚中年幼、没有通晓经术的人，也都应令其休息，跟随师傅学习。应当赶快征召原大司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征召原大司空何武、师丹，原丞相孔光，原左将军彭宣，他们都曾经做过博士，历任三公，智慧谋略、威望信誉都可以建立教化、筹划安危。龚胜任司直，郡国都会谨慎选举；三辅的输送官也不敢作奸，可以大力任用。陛下先前因为一时不能忍耐而罢退何武等人，使海内失望；陛下尚且能容忍许多没有功德的人，难道竟不能忍受何武等人吗？治理天下，应当把天下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不能只凭个人专断、求一时痛快。上面皇天看见会降下责罚，下面百姓会怨恨，再加上进谏争辩的大臣，陛下如果只想轻视自己而厚待恶人，天下人仍然不会听从。臣虽然愚昧刚直，难道不知道多接受俸禄赏赐、享受美食高官、扩大田宅、优厚妻子儿女，不与恶人结仇以安身吗？实在是大义所迫，而官职又以进谏争辩为职责，所以不敢不竭尽愚忠。希望陛下稍稍留心，明察五经的文章，厚重体会圣人的深意，深思天下的警戒。臣鲍宣言辞迟钝，不能胜任，却只能怀着深切诚意竭尽死节。论董贤的书【愚按：汉代的幸臣，开始于邓通，盛大于董贤。邓通遇到文帝，所以他的恶行没有充分显露；董贤处在哀帝时，所以他的罪恶越积越多。像鲍宣所说的，虽然是为了排斥董贤，实际上也是为了保全董贤，可惜皇帝不能听从。唉！哀帝的贤明，难以望及文帝；董贤的权势超过邓通。邓通尚且不能免死，董贤之死是应当的。】鲍宣【本传说：当时郡国发生地震，百姓讹传要举行行筹之事。第二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皇上于是征召孔光，免去孙宠、息夫躬的官职，罢免侍中、诸曹、黄门郎数十人。鲍宣又上书，内容如下。当时是元寿元年。】陛下把天当作父亲侍奉，把地当作母亲侍奉，把百姓当作子女养育。自从即位以来，父亲失去光明，母亲发生震动，子女因讹言而相互惊恐。今天日食发生在正月初一的三始之日，实在令人畏惧。平民在正月初一尚且害怕毁坏器物，何况太阳亏缺呢？陛下深深地在内心自责，避居正殿之外，举用直言，寻求自己的过失，罢退外戚以及靠近权势而尸位素餐的人。征召任命孔光为光禄大夫，揭发孙宠、息夫躬的过错罪恶，免去官职遣送他们回到封国。百姓欣然相从，无不喜悦。天心与人心相同，人心喜悦，天意也就解除了。可是到了二月丙戌日，白虹贯日，阴云连绵而不下雨。这说明上天的忧虑郁结还没有解开，百姓的怨望还没有消除。侍中、驸马都尉董贤，本来没有皇亲骨肉的亲缘，只凭美好的容色和谄媚言辞得到进用，赏赐没有限度，耗尽府库财物；把三座宅第合并起来，还认为太小，又毁坏暴室扩建。董贤父子竟让天子的使者和将作官吏为他们建造宅第，连夜工作的官吏士卒也都得到赏赐。上坟祭祀有聚会，常常由太官供给。天下的贡赋本来应当供养一个君主，如今反而全都耗费在董贤一家身上。这难道符合天意和民意吗？如此厚待董贤，不能长久违背上天，反而会因此害了他。如果真想哀怜董贤，应当替他向天地谢罪，解除他与海内的仇怨，免去官职遣送他回封国，收回乘舆器物交还官府。这样才可以使他们父子终其天年；否则成为海内所仇恨的人，没有谁能够长久安宁【这不仅是忠于哀帝，也是忠于董氏】。孙宠、息夫躬不应居留封国，可以一并免职，以此昭示天下。再次征召何武、师丹、彭宣、傅喜，开阔政局，使百姓改变观感，以回应天心，建立大政，作为兴起太平的开端。高门距离禁省门户不过几十步，我请求进见出入已经两年，却始终没有被召见；难道要让处在海滨、卑微浅陋的人自己远道通达吗？希望赐给我几刻时间，使我竭尽微薄而诚恳的思虑。退下后即使进入黄泉，死亡也没有遗憾【皇上感到灾异非常严重，采纳了鲍宣的话，征召何武、彭宣，十天半月后都重新任为三公，任命鲍宣为司隶】。论傅喜的书【愚按：处在贵戚亲属之间，是很困难的。聪明人只怕不能退让，愚蠢的人只怕不能进取。所以智氏专横而辅果能够逃脱，武氏横暴而武攸绪得以平安。能够隐退离开群体，独立自守，如果没有超出世俗的见识，是做不到的。高武侯傅喜，是傅太后的亲属。太后想要参与政事，他便争辩；太后想要加尊号，他又争辩。他没有一丝一毫私心，宁可接受免职，也不阿附；宁可被遣送回封国，也不怨恨诽谤，与傅氏中那些骄奢贪进的人不同。后来王莽加害丁氏、傅氏之家，而傅喜独得保全，不是侥幸，而是理所应当】何武【本传说：傅喜是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的堂弟，喜好学习，有志向和品行。哀帝即位后，升任右将军。傅太后开始参与政事，太后不想让傅喜辅政，于是皇上赐给傅喜黄金百斤、上将军印绶，让他以光禄大夫身份奉养病体。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傅喜实行仁义，修养清白，忠诚正直，是忧虑国家、辅佐君主的大臣。如今因为卧病在床，突然遣送他归去，百姓会失望，都说：“傅氏是贤良的儿子，因为议论政事不合定陶太后的心意，所以被罢退。”百官无不为国家感到遗憾。忠臣是社稷的屏障：鲁国凭季友治理乱局【意思是季氏灭亡，鲁国就不能昌盛】；楚国凭子玉决定轻重【意思是楚国杀死子玉，晋侯因此高兴，可见子玉的重要】；魏国凭无忌抵御外敌；项氏凭范增决定存亡。因此楚国能够占有南方广大土地，拥有带甲士卒百万，邻国却不把它当作忧患。子玉担任将领时，晋文公要侧身空席而坐；等到子玉死后，楚国君臣相互庆贺。百万军队还不如一个贤臣。所以秦国使用千金离间廉颇【赵孝成王七年，秦赵两军相持于长平，赵将廉颇坚守营垒不出战，秦国于是派人反间赵国说：“秦国所怕的，只是赵奢的儿子赵括做将军。”赵王相信了这话，便让赵括代替廉颇，赵军于是战败，数十万士卒投降秦国，秦国把他们全部坑杀】；汉朝散发万金疏远亚父范增。傅喜立于朝廷，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傅氏兴衰的关键【傅喜显贵，傅氏就兴盛；傅氏的衰败也同样如此。皇上也更加看重他，第二年正月便任命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译为陈汤申辩的上书 耿育【《汉书》说：陈汤说黑龙不合时宜地出现，应当再次发动百姓迁徙到昌陵，因此被免为庶人，迁徙到炖煌。炖煌太守上奏说，陈汤此前亲自诛杀郅支单于，威名行于外国，不宜让他靠近边塞；皇帝下诏把他迁到安定。议郎耿育上书。】甘延寿、陈汤为圣明的汉朝扬威，探究幽深、声威远播，洗雪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不受羁绊的君长，擒系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俘虏，难道还有可以相比的吗？先帝嘉奖他们，随即下达明诏，宣扬他们的功劳，改年号以垂示后世，传之无穷。当时正应有南郡献白虎、边境没有警报。先帝病重将寝，仍然挂念此事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建立他们的功劳。唯独丞相匡衡排斥他们，不肯给他们封赏，竟只封给甘延寿、陈汤数百户。这正是功臣战士所失望的。孝成皇帝承继开国事业的根基，凭借征伐形成的威势，兵革不用，国家无事；然而大臣倾邪、奸佞在朝，竟不能深思事情的根本和后果，预先防备祸患，却想专擅君主威权，排斥嫉妒有功之臣，使陈汤孤独地蒙受冤屈，被拘禁而不能自明，最终以无罪之身老弃在炖煌，正处于通往西域的道路上。使这样一位以威名折冲御敌的大臣，转眼之间就受到自身的损害，又被郅支遗留下来的俘虏所嘲笑，实在可悲。直到今天，奉命出使外夷的人，还没有不陈述诛杀郅支之事，以彰扬汉国的盛威。拿别人的功劳来使敌人畏惧，却抛弃那个人的生命来满足嫉妒之心，难道不可痛惜吗？况且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强盛时一定要考虑衰败。如今国家既没有文帝多年节俭所积累的富饶储备，也没有武帝时不断延揽杰出人才、擒获敌人的大臣，唯独还有一个陈汤罢了。即使后世有人不及陛下，也还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在他的墓上树碑表彰，以此劝勉后来的士人。汤有幸身处圣明时代，功业尚未建立多久，却反而听信奸邪之臣，被鞭挞驱逐，斥退远放，逃亡离散，死后也没有安葬之处。远见卓识的人没有不估量并认为汤的功劳是历世都无人能及的，而汤的过错不过是人情所难免的。汤尚且遭遇如此，即使再把筋骨折断，暴露尸骸，仍然会被唇舌中伤，成为嫉妒之臣所拘系、掳掠的对象。这就是臣为国家尤其忧惧不安的原因。论王氏书【西山真氏说：成帝刚即位时，以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兼领尚书事务。建始元年正月，封舅父王崇为安成侯；王商、王根相继立为侯，王逢时封关内侯，米几也封为侯。当时发生黄雾四面弥漫的灾变，谏大夫杨兴等认为这是阴气盛而阳气受阻的征兆，把罪责归于太后诸弟无功而受封。当时王氏的权势还没有强盛，所以即使像杨兴这样倾邪的人，也还能公开说出这些话。后来王氏掌权已久，名儒如杜钦、谷永，大臣如张禹，不但不敢进言，反而暗中依附王氏替他们辩说。考察事情的始末，只有刘向以同姓卿士的身份，恳切地说了三四次；至于近臣王章，竟屡次列举王凤的罪过，触犯死罪也不顾惜。刘向和王章本来都是贤者，这些话也确实是他们按职分所应当说的。梅福不过是远方的一名县尉，却也公开直言，毫无顾忌。到了王莽专政时，他又能够超然远去，以保全自身。他们高尚的风操和严正的节义，经过千年以后，仍然使人产生敬意。把他们同杜钦、谷永、张禹之流相比，那些人简直只是蛲虫、蛔虫和粪土罢了，有什么值得说的？有什么值得说的！○愚按：人处在权臣掌政的时代，敢于进言的人没有不死的。王章对于王凤，就是这样。只有刘向和梅福幸而没有死。刘向是宗室的遗老，身份亲近，说话比较容易；梅福只是州县的小尉，地位卑微，说话反而困难。皇帝虽然没有采纳他们的话，却也没有加罪于他们。王凤也始终不敢加害他们。难道王凤还畏惧宗室大臣，畏惧天下公议吗？】梅福【本传说：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当时成帝把权力交给大将军王凤，王凤专擅朝政。京兆尹王章一向忠诚正直，讥刺王凤，因此被王凤杀害。王氏逐渐强盛，灾异屡次出现，群臣没有人敢直言。梅福上书如此。当时是永始三年。】臣听说箕子在殷朝装作疯狂，却向周人陈述《洪范》；叔孙通逃离秦朝归附汉朝，制定朝廷礼仪制度。叔孙通过去并不是不忠，箕子也不是疏远自己的家族、背叛亲族，只是当时不可以进言罢了。从前高祖接受善言，唯恐来不及；听从劝谏，就像转动圆环一样顺畅。他听取言论，不要求说话者先有才能；任用功臣，不考察他们过去的资历。陈平从亡命之徒中起身，成为谋主；韩信从行伍中被提拔，成为上将。因此天下士人像云一样聚集归附汉朝，争相进献奇异的谋略；有智慧的人竭尽谋略，愚笨的人也用尽思虑，勇士发挥全部节操，怯懦的人也努力舍生。汇合天下的智慧，集中天下的威力，所以举起秦国就像举鸿毛一样轻易，夺取楚国就像拾取遗物一样容易。这就是高祖能够无敌于天下的原因。孝文皇帝从代谷兴起，并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老师，也没有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却遵循高祖的法度，又加上恭敬俭朴。当时天下几乎达到太平。由此说来，遵循高祖的法度，国家就能治理；不遵循，就会混乱。为什么呢？秦朝实行灭亡之道，削除仲尼的遗迹，毁灭周公的法度，破坏井田制，废除五等爵制，礼仪废弛，音乐崩坏，王道不能通行，所以想实行王道的人都不能取得成效。孝武皇帝喜爱忠诚的劝谏，喜欢至理之言；授予爵位不等待考察廉洁茂异，施加恩赏也不要求已有显著功劳。因此天下平民都磨炼志向、竭尽精力来奔赴朝廷，自己夸耀推销、求取任用的人多得数不清。汉朝得到贤才，在这个时期最为盛盛。假使孝武皇帝能够听取并采用他们的计策，天下就可以达到升平。可是后来尸体堆积、白骨暴露，向胡地和越地发泄快意，所以淮南王刘安趁机起兵。之所以计谋没有成功、计划反而泄露，是因为众多贤才聚集在朝廷，所以那些大臣的势力超过了诸侯，不敢同刘安勾结。如今平民竟然窥伺国家的空隙，看到有机可乘便起兵，蜀郡就是这样【成帝鸿嘉年间，广汉男子郑躬等人反叛就是这种情况】；以及山阳的亡命徒苏令一伙，践踏名都大郡，寻求同党，搜罗愿意附和自己、跟随自己的人【寻求与自己相和、跟随自己的人】而逃亡隐藏起来。这些人都轻视大臣，没有什么畏惧顾忌，是因为国家的权威轻弱，所以平民想同皇上争衡。士人是国家的重要器物，得到士人国家就尊重，失去士人国家就轻弱。《诗经》说：“贤士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安宁。”朝廷的政事议论，不是草野百姓所应当干预的。臣实在担心自己死后尸体暴露野草之间，与普通士卒埋在一起，所以多次上书求见，却总是得到停止召见的答复。臣听说齐桓公时，有人凭九九乘法来求见，齐桓公没有拒绝，因为想由此招致大才【九九是计算方法，类似今天的《九章算术》《五曹算经》之类】。如今臣所说的，并不只是九九乘法这样的小技。陛下已经三次拒绝臣，这正是天下士人不肯前来的原因。

译从前秦武王喜好力士，任鄙叩关自荐；秦穆公实行霸业，由由余归附。如今陛下想招致天下士人，凡有百姓上书求见，就应当立即让他到尚书那里，询问他所说的内容；其中可以采纳的，便授予升斗之禄，赐给一束帛。这样，天下士人就会抒发愤懑，吐露忠言；美好的谋略每天都能传到皇上耳中，天下的条理、国家的内外情形，就会清楚地呈现出来。天下如此广大，士人百姓数量如此众多，能够进言的人自然很多。然而其中才智杰出、能洞察时势、陈述政事，所说的话能够写成文章，拿它同先圣之言相验证而不相违背，施行于当世又合乎时务的，也没有几个人。所以爵禄和一束帛，是衡量天下人才的标准，是高祖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才的办法。孔子说：“工匠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张设诽谤之网，把它作为驱除汉朝的工具；这就像手里倒拿着太阿宝剑，把剑柄交给楚国。所以如果确实能够不丢失权柄，天下即使有不顺从的人，也没有谁敢触犯它的锋芒；这就是孝武皇帝开拓疆土、建立功业，成为汉朝世宗的原因。如今不遵循霸主之道，却想用三代选举人才的办法来取得当世的人才，就像只看伯乐相马的图画，却想在市场上求得麒麟骏马一样，显然是办不到的。所以高祖能够舍弃陈平过去的过错而取得他的谋略，晋文公召周襄王来朝，齐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都不计较一时得失，不顾对方是逆是顺，这就是所谓的霸主之道。各种颜色合成一个整体，叫作醇纯；白色和黑色混杂在一起，叫作驳杂。想用太平时代的法令来治理暴秦留下的局面，就像用乡饮酒的礼仪来治理军市一样。如今陛下既不接受天下的言论，反而还要加以杀戮。喜鹊遭到伤害，仁爱的鸟就会更加远去；愚昧的人遭到杀戮，有智慧的士人就会深深退避。近来愚民上疏，大多触犯不急迫的法律，有的被交给廷尉而死去的人很多。自阳朔以来，天下把进言视为禁忌【阳朔元年，王章被下狱处死】，朝廷尤其严重；群臣都顺承皇上的意旨，没有人坚持正道。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把百姓上给陛下而陛下认为好的奏书，试着交给廷尉审查，廷尉一定会说：“这不是应该说的话，是大不敬。”由此就可以验证这一点了。所以京兆尹王章，资质忠诚正直，敢于当面引经据理，在朝廷上据理力争；孝元皇帝提拔他，是为了激励那些尸位素餐的臣子，纠正弯曲的朝廷风气【具臣是徒具职位而无益的臣子；矫是纠正】。到了陛下这里，却连他的妻子儿女也一同杀戮，而且憎恶罪恶只停留在惩罚他本人。王章并没有反叛的罪过，灾祸却牵连全家；这折损了正直之士的气节，堵塞了进谏之臣的舌头。群臣都知道这样不对，却不敢争辩。天下把进言当作禁戒，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希望陛下遵循高祖的道路，堵塞亡秦的道路，多次诵读《十月之歌》，留心防止安逸的警戒，废除不急迫的法律，下达不禁忌言论的诏令，广泛阅读、兼听各方意见，让深奥隐微的事情不被隐瞒，让远方的意见不被阻塞，这就是所谓打开四方门户、使四方眼睛都明亮。况且所谓不急迫的法律，就是防止诽谤的禁令。从前的事情虽然来不及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追补。如今君命被触犯，君主的威势被削弱【指大臣违犯君主的命令】；外戚的权势一天比一天隆盛。陛下现在还没有看见它的形迹，希望能够察看它的影子。建始以来，日食、地震，概括来说，是《春秋》所记的三倍；水灾更是无法相比、不能计算；阴气盛而阳气受阻，金铁像飞一样出现，这是什么征兆呢【河平二年，沛郡铁官铸铁时，铁块像星星一样飞上天空，这是权臣掌权的象征】？汉朝兴起以来，社稷三次陷入危急，吕氏、霍氏、上官氏，都属于太后之家。亲近亲族的原则，是要以保全他们为上策，应当给他们安排贤良的老师和辅佐，教导他们忠孝之道。如今却反而尊崇宠爱他们的地位，把权柄授给他们，使他们骄横叛逆，最终遭到灭族，这是最严重地违背亲亲之道。即使贤如霍光，也不能替子孙作长远打算，所以权臣一旦传到下一代，往往就会陷入危险【考察鲁国三家、晋国六卿、汉朝曹氏、魏朝司马氏，都掌握权力到第二代以后，最终篡夺国家，大概是因为势力形成后依附者众多。】梅福的话确实有先见之明啊！《尚书》说：“不要等到火刚刚燃起时才救火。”等到庸庸之人势力超过君王、权力超过主上，然后才防范，也已经来不及了【皇上最终没有采纳梅福的意见。到了元始年间，王莽专政，梅福一早抛下妻子儿女离开九江，后来一直传说他成了仙；此后有人在会稽见到梅福，他改换姓名，做了吴市的守门卒。】请封孔子后裔为殷后书【愚按：天下的事情，只有触怒权臣的意见，即使公正也难以实行；只有符合权臣心意的意见，即使出于私心也一定被采用。周朝封立四代之后而兴盛，秦朝灭掉六国之后而灭亡，这是天下不变的道理。假如把孔氏看作殷朝后裔，与周代的子南君相比，远远不能相提并论。匡衡提出过这个意见却没有实行，梅福提出过这个意见也没有被采纳。唉！梅福先前触犯王凤，后来又想向王凤献计，他的意见不被采纳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汉朝确实立殷朝后裔，最终采用孔氏，大概这件事本来就确实不可改变，只是梅福的话不合王凤的心意罢了。】梅福【本传说：成帝长久没有继承人，梅福认为应当建立三统，封孔子的后代为殷朝后裔，于是再次上书。】臣听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谋划那个职位的政事。政事就是臣子的职责。地位卑下却谈论高位政务，是有罪的。越过职分、触犯罪责，冒险谈论天下的祸患，即使伏在砧板上被肢解，也是臣的愿望【伏质是斩刑；横分是身体和头颅分离】。守着职分不说话，直到老死而保全身体，死时尸体还没有腐烂，名声却已经灭亡；即使有齐景公那样的地位，像伏在马槽中的马一样拥有千驷之马，臣也不贪求。因此希望有一天登上文石殿的台阶，走过赤墀的道路，来到面对门窗的法座之前【门窗之间叫作扆，指背靠屏风；法座就是端正而坐之处，是听朝的地方，也就是法宫、法驾之类】，把平生愚拙的思虑全部说出；即使对当时无所补益，也要给后世留下某些东西【遗是留下】。这就是臣睡觉不能安稳、吃饭忘记滋味的原因。希望陛下深切省察臣的话。臣听说保存人才是为了使自己立足，堵塞人才就是堵塞自己的道路。善恶的报应，各自如同所作之事。从前秦朝灭掉东周、西周，夷灭六国，使隐士不能显达，使遗民不能被举用，断绝三统，灭绝天道，所以自身危亡，儿子被杀，孙子也没有继承人【自身指燕太子丹、张良谋划秦朝之事；儿子指秦二世被杀；孙子指子婴】。这就是所谓堵塞别人来堵塞自己的道路。因此周武王攻克殷朝，还没有下车，就保存五帝的后代，封殷之后于宋，承继夏朝之后于杞【指把黄帝之后封于蓟，把帝尧之后封于祝，把帝舜之后封于陈，加上杞、宋，合称五帝之后】，明确显示三统，表明天下并不是只属于一家。

译因此姬姓诸侯遍布天下，迁入太庙的先君神主甚至从门户中流出。这就是所谓保存别人来使自己立足。如今成汤没有祭祀，殷人没有后代，陛下的继承人又长期缺少，恐怕就是这个缘故。《春秋》经文说：“宋国杀了自己的大夫。”《谷梁传》说：“不称他的名字和姓氏，是因为他处在祖先的位置上，尊重他【事情发生在僖公二十五年。《谷梁传》所说的‘在祖位’，是指孔子本是宋国孔父的后代，孔父之后防叔逃到鲁国，于是成为鲁人；现在宋国被杀的这个人也是孔父的后代，留在宋国的这一支，在孔子看来属于祖先一列，所以尊重他而不称其名。】这说明孔子原本就是殷朝的后代。即使不能列入正统，封他的子孙作为殷朝后代，在礼制上也是适宜的。为什么呢？诸侯可以取代宗子，圣人的庶子也可以取代嫡子【诸侯夺宗，是最初受封为诸侯的君主地位尊贵，从而取代原来宗子所享有的地位；夺适，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就是这种情况。孔子虽然是庶出，也可以成为殷朝后裔的承继者；适读作嫡】。《传》说：“贤者的子孙应当拥有土地。”何况孔子是圣人，又是殷朝后代呢！从前成王用诸侯的礼仪安葬周公，皇天便震动显示威严，雷声和风势造成灾异。如今仲尼的庙宇没有走出阙里，孔氏子孙也不得不列入平民户籍【列为庶民】，让圣人的神灵享用平民的祭祀，这不是皇天的意旨。如今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依据仲尼平素的功业，封他的子孙为侯，那么国家一定会获得福佑。而且陛下的名声也将同上天一样无穷无尽。为什么呢？追尊圣人的平素功业，封立他的子孙，这是从来没有的制度。后世的圣人一定会把它作为法则，永不磨灭的名声，难道不值得努力吗！劝谏不要接受单于入朝的书信【愚按：处置夷狄真是困难啊！汉哀帝建平四年，单于请求入朝，拒绝他，就会失去他的心；接受他，又会耗费国家财物。因此公卿们所说的，和扬雄不同。姑且看宣帝甘露年间的赏赐，金珠、车马的费用还不必说。当时锦绣、绮、縠和杂帛只不过八千匹，到建平年间却增加到三万匹；絮当时只有八千斤，到建平年间也增加到三万斤；又增加赏赐衣服三百套。哀帝时代的国力不如宣帝，费用却是宣帝时的四倍。虽然取得了安抚远方的虚名，却严重耗费了国家的实际力量。斟酌处理这件事，既不应拒绝单于入朝，又应当相应裁减赏赐。扬雄似乎少说了一句话，汉朝廷中的公卿也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件事。所以我说：这实在是难以处置。】扬雄【《汉书》载：建平四年，单于上书，希望入朝。建平五年，哀帝患病，有人说匈奴将从上游而来压迫汉人。自黄龙至竟宁年间，单于入朝中国，往往发生重大变故，因此人们对这件事感到为难。哀帝拿此事询问公卿，公卿也认为这是白白耗费府库财物，可以暂且不要答应。单于的使者已经辞行，却还没有出发。黄门郎扬雄上书如此。】臣听说，用六经治理国家，贵在尚未混乱之前；用兵家的方法取胜，贵在尚未交战之前。二者都在于预先防备【防是精心防备】，然而大事的根本，不可不仔细察看。如今单于上书请求入朝，国家不答应而遣使辞绝。臣愚昧地认为，汉朝和匈奴从此就有了嫌隙。北方的夷狄，五帝都不能使其臣服，三王也不能制服他们，他们不可使其产生嫌隙，是十分明白的。臣不敢追溯太远，请引用秦以来的事例说明。凭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威势，带甲士兵四十多万，却不敢窥伺西河，只能修筑长城来划界。汉朝刚刚兴起时，凭高祖的威灵，三十万军队在平城被困，士卒有的七天没有吃饭；当时奇异诡诈的谋士、坚如磐石的谋臣很多【石是说坚固如石；画是谋划计策】，最终他们能够脱身的办法，世上没有人能说出【卒是最终；没有人能说，是因为自救的计策不光彩，所以没有流传】。后来高皇后常常对匈奴愤怒，群臣在朝廷上议论，樊哙请求带十万军队横行匈奴境内，季布说：“樊哙应该斩首，他是在妄自阿谀顺从皇上。”于是大臣们用权宜的文书送给匈奴，后来匈奴的纠纷才得以解除，中国的忧患才得以平息。孝文帝时，匈奴侵犯北部边境，侦察骑兵抵达雍地、甘泉，京师大为惊恐，于是派三位将军驻守细柳、棘门、霸上防备，几个月后才撤军。孝武帝即位后，施行马邑的计策，想诱骗匈奴，使韩安国率三十万军队在有利地形设伏【徼是求取；墬是古代“地”字】，匈奴察觉后离去，白白耗费财物、劳苦军队，一个匈奴俘虏都没有见到，更何况单于本人呢？此后孝武帝深思社稷的长远计划，谋划万世的宏大国防，于是大规模兴兵数十年，使卫青、霍去病率兵，前后十多年，渡过西河，截断大漠，攻破寘颜，袭击匈奴王庭，穷尽其地，追赶逃兵，在狼居胥山举行封礼，在姑衍山举行禅礼，兵临瀚海，俘获匈奴的名王、贵人以百数计。从此以后，匈奴震恐，越来越请求和亲，但仍不肯称臣。而且，前代难道喜欢倾尽无数财物，役使无罪的百姓，在狼望山以北寻求快意吗【狼望是匈奴境内的地名】？只是认为不经过一次劳苦就不能长久安逸，不暂时耗费就不能长久安宁，所以忍心动用百万大军去摧折饿虎的嘴，运送府库财物，填入卢山的沟壑，也不后悔【喙是口；卢山是匈奴境内的山】。到本始初年，匈奴又生出桀骜之心，想掠夺乌孙、侵犯公主，于是汉朝派五将军率十五万骑兵在匈奴南部出猎般进攻，又派长罗侯率乌孙五万骑兵震慑其西部，双方都到达约定地点后返回【质是信约，指约定的地方】。当时很少获得什么，只是奋扬威武，显示汉军像风雷一样罢了。即使军队空走一趟又空手返回，尚且还杀了两位将军，所以北方的夷狄仍不服从，中原也没有能够高枕安睡。到了元康、神爵年间，教化大为显明，洪大的恩德广泛施及，而匈奴内部发生混乱，五位单于争相即位，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带着整个国家归附，低头伏地称臣【伏音蒲北反】。然而汉朝仍采取羁縻的办法，而不是完全把他们当作臣妾加以专制【专制，是说把他们当作臣妾统治】。从此以后，想入朝的就不拒绝，不想入朝的也不强迫。为什么呢？外国人的天性忿怒凶猛，形貌魁梧强健，仗恃力量、依凭意气，难以用善道教化，却容易被恶势力驱使；他们强盛时难以使之屈服，愿意和好时也很难得到。所以没有服从时，劳师远征，倾尽国家财物，尸体横陈、鲜血流淌，攻破坚城、拔除强敌，像这样艰难。已经服从以后，还要慰问荐举、安抚巡行，彼此交往、馈赠财物，威仪进退，也要这样周备。从前曾经屠灭大宛的城池，踏破乌桓的营垒，攻取姑缯的壁垒【姑缯是西南夷的一支】，荡平借姐的战场【借姐属于羌族；借与荡义近，姐音紫】，割取朝鲜的旌旗，拔取两越的旗帜【艾读作刈，意为割断】；近处不过十天一个月的战事，远处也不超过两个季节的劳苦【离是经历，三个月为一时】。本来已经犁平了他们的庭院，扫清了他们的闾巷【犁是耕田】，把那里设置为郡县；如云消散、如席卷过境，后来不再留下祸患。

译只有北方夷狄不是这样，实在是中原真正的强敌。三面边境的形势都已近乎悬危。前代对此十分重视，这件事尤其不能轻视。如今单于归附正义，怀着诚恳归顺的心，想离开自己的庭帐，来到朝廷拜见，这正是上古遗留下来的策略，也是神灵所盼望的事情。国家即使有所耗费，也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却用拒绝的言辞来厌弃他，用遥遥无期的日期来疏远他，消耗从前的恩德，开启将来的嫌隙呢？本来归附而又使他产生嫌隙，使他怀恨，背负从前的诺言、援引过去的和好言辞来怨恨汉朝【指单于援引过去汉匈和好的言辞来责怨汉朝】，回头把怨恨归于汉朝，因而自行断绝关系，最终再没有面北称臣的心。既不能用威势制服，又不能用道理劝谕，怎能不成为大忧患呢？明智的人能在形迹尚未出现时看见问题，聪慧的人能在声音尚未发出时听见动静；如果确实能够在事情尚未发生前预先处理，那么蒙恬、樊哙就不必再使用，棘门、细柳也不必再防守，马邑之策又哪里用得上，卫青、霍去病的功业又怎能派上用场？五将军的威势又在哪里震慑敌人呢【在事情尚未发生前，就是预先确定计策，抵御灾难、挫败敌人的意思】？如果不是这样，一旦产生嫌隙以后，即使智者在内部劳心筹划，辩士在外部使车辆交错奔驰、车毂相撞【毂击，是说车辆奔驰交错，车毂互相撞击】，也仍不如事情尚未发生的时候。况且从前谋划经营西域，控制车师，设置城池和都护，统辖三十六国，每年耗费以万计，难道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够越过白龙堆来侵犯西部边境吗【白龙堆形状像土龙，只有身体没有头，有尾；高的二三丈，低的一丈多，都朝向东北，形状相似，位于西域中】？其实是为了制服匈奴。为此辛劳一百年，却在一天之内丧失；耗费十份财物，却吝惜一份小费，臣私下为国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稍微留意于尚未混乱、尚未交战之时，以遏制边境祸患的萌芽【奏书上报后，天子醒悟，召回匈奴使者，重新写信答复单于并答应其入朝。】劝谏讨伐匈奴书【西山真氏说：这篇文章是严尤劝谏王莽的，尤其可称为三害之一。大概上古时代没有完全放弃边患，征讨也有其上策。然而周宣王时戎狄入侵，难道能不征讨，等敌人到了境内再返回吗？不劳师深入敌境，似乎也不能说不是上策。严尤所论的五种困难是正确的。但他结尾又想深入敌境、像雷霆一样攻击来创伤惩戒他们，这又是什么策略呢？况且王莽因无道而导致夷狄叛乱，严尤却一句也没有提，只专门谈论用兵的利弊。王莽本来不值得谈论，但严尤身为汉臣却甘心侍奉王莽，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严尤【《汉书》载：王莽刚即位，倚仗府库富足，想树立威势，于是任命十二部将军，征发郡国勇士和武库精兵，各自驻守不同地方，把粮饷辎重转运到边境，计划动员三十万大军，携带三百天的粮食，同时从十道并进，穷追匈奴，把他们赶入丁令境内，再分割其土地，立呼韩邪单于的十五个儿子为王。王莽的将领严尤进谏如此。】臣听说匈奴造成祸害，已经由来很久了。却没有听说上古时代有谁一定要征讨他们。后世三家，周、汉、秦都征讨过匈奴，但都没有得到上策。周朝得到中策，汉朝得到下策，秦朝则根本没有策略。周宣王时，猃狁入侵，到了泾阳，周宣王命令将领征讨他们，抵达边境尽头便返回；他把戎狄的入侵看作蚊虻叮咬，不过驱赶它们罢了，所以天下称赞周宣王明智，这叫中策。汉武帝选拔将领、训练军队，约束军需，携带轻便粮食，深入远方驻军，虽然有攻克俘获的功劳，但胡人接连报复，战争相连、祸患不断，三十多年中原疲惫耗损，匈奴也受到创伤和惩戒，而天下称汉武帝勇武，这叫下策。秦始皇不忍受小小的耻辱，轻视百姓的力量，修筑坚固的长城，延伸万里，运输劳役从海边开始；边境防线完成以后，中原内部已经枯竭，最终因此丧失社稷，这叫没有策略。如今天下遭遇阳九之厄，连年饥荒，西北边境尤其严重，却要征发三十万人，准备三百天的粮食，从东边援助海代，从南边取得江淮的物资，然后才能装备完毕。计算路程，一年还未必能集结完成；先到的士兵聚集露宿，军队疲惫、器械破损，势力已经不能使用，这是第一难。边境本已空虚，不能供应军粮，内部调集各郡国的粮食又不能及时接济，这是第二难。计算每个人三百天的粮食，需要干粮十八斛；不是牛的力气就无法驮负，而牛也必须自己携带饲料，又增加二十斛的重量。这是第三难。胡地秋冬极其寒冷，春夏多风，还要携带大锅、小锅以及柴炭，重量无法承受【鍑是大口的锅；鬴是古代的釜字，鍑音富】。携带干粮、饮水来经历四季，军队又有疾病和瘟疫的忧患。因此前代征伐胡人不过一百天，并不是不想长久作战，而是势力做不到，这是第四难。辎重随军携带，轻装精锐的士兵就少，不能快速行进；俘虏慢慢逃走，军队势力又追赶不上。即使幸运地遇到敌人，也会被辎重拖累；如果遇到险阻，前后只能衔尾相随【衔是马嚼子，尾是马尾，比喻前后单列而不能并行】，敌人从前后拦截，危险不可预料，这是第五难。大规模耗费百姓的力量，功业却未必能够建立，臣实在忧虑这件事。如今既然已经出兵，应当放开先到的军队，让臣严尤等深入敌境，像雷霆一样攻击，暂且以此创伤并惩戒胡虏【王莽不听严尤的话，仍按原计划转运兵车，天下因此骚动。】《文选补遗》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十五 元代陈仁子辑录 上书三 为马援申诉的奏书【致堂胡氏说：人臣进退，只应以义为准。马援侍奉世祖二十年，从任用人才来看，他的官位配不上才干，爵位也没有酬答他的忠诚。光武帝并不是轻视贤才，只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女儿做太子妃，预先防范尚未发生的事情，所以没有把重任授予马援。从马援自身来看，他讨伐先零羌，镇守陇西，出塞深入沙漠，平定交阯，劳苦奔波，已经十分勤勉了，当然不是尸位素餐、没有报效的人。等到年老齿衰，体力已经不济，就可以向君主请求退休，告老离去。把尸体裹在马革中的志向，虽然可以说是壮烈的谋略，但难道不近似冯妇重新做回打虎之事吗？最终使谗言得以实行，君主的宠爱也没有保持到底。这就是君子所看重的：时机适宜时就行动，时机不宜时就停止。】○愚按：人的智慧，在生前容易估量，在身后却难以预料。马援是智谋雄奇的士人，平生通晓军事，和光武帝一同遨游，二位皇帝选择君主而侍奉，懂得进退取舍的道理；他高谈汉高祖、汉光武两位祖先，辨析成败得失，知道成败的道理；聚米成山谷，能够看出地形曲折；铸铜为马，从形状上知道相马的骨法；直到预知王磐的败亡，预知吕种的祸患，可以说才智远胜常人，独到之极。他接受梁松的拜见，不如子仪对待卢杞；他携带薏苡返回，不如鲁国男子对待婺女。这些事情，是马援所不能预知的。然而我不因此责备马援，却深深责备光武帝。光武帝怀疑功臣，功臣活着时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死后又不能为他昭雪冤屈。马援一生崇尚义气、散财济人，难道会私藏明珠吗？只是他胸襟开阔、具有远大谋略，却忽略了小节。并不是马援不知道身后的祸患，而是光武帝不知道身后的冤屈；这正是‘难以同享安乐’的讥刺，世间难道只有一个勾践吗？更何况那些智慧还不如光武帝的人呢？】朱勃【《马援传》载：朱勃是马援同郡人，字叔阳，任云阳县令时，到宫阙上书。】臣听说君王的德行和圣明的政治，不忘记人的功劳，采纳一个优点，不要求每个人都十全十美。所以高祖赦免蒯通，并用王者的礼仪安葬田横【蒯通曾劝韩信背叛汉朝，高祖召蒯通来，释放他而没有杀他。田横起初自称齐王，汉朝平定天下后，田横仍带着五百人守在海岛上。高祖追逼田横，田横自杀，高祖用王者礼仪安葬他】，大臣们心胸开阔，都不再自我怀疑。大将领在外统兵，谗言却在内部流传；如果对过错总是记录在案，就会使大的功劳无法抵消，这实在不是国家所应慎重对待的道理。所以章邯害怕赵高的谗言而投奔楚国【章邯任秦将时，派人到咸阳请示军务，赵高不接见他，产生不信任之心，派使者回报章邯；章邯害怕赵高陷害自己，于是投降项羽】，燕国将领据守聊城而不投降【《史记》说：燕将攻下聊城，有人在燕国诋毁他；燕将害怕获罪，于是守住聊城，不敢回去；聊城就是今天博州的聊城县】，难道他们是甘心放弃最终的谋划吗？只是害怕花言巧语伤害同类。臣私下见已故伏波将军马援，从西州被提拔出来，钦慕圣人的义理，跋涉崎岖险难【间关就是崎岖】，冒着无数死亡的危险，在众多权贵之间孤立无援，身旁没有一句援助的话；奔驰于深渊，进入虎口，难道还顾得上为自己打算吗？他难道预先知道自己会成为统领七郡的使者，获得封侯的福分吗？建武八年，皇帝车驾向西征讨隗嚣，国家的谋划犹豫不决，各营军队尚未集结完毕，马援提出应当前进的策略，最终攻破四州以及吴汉所部，攻下陇、冀；道路断绝隔塞，只有狄道一地为国家坚守，士卒百姓饥饿困苦，生命危在旦夕。马援奉诏出使西方，镇抚慰问边地民众，于是招集豪杰，晓谕羌戎，谋略如泉水涌出，形势如车轮转动，终于解救了倒悬般的危急，保全了几乎灭亡的城池【几音祈，意为接近、几乎】。军队得以保全，主力继续前进，便利用敌人的粮食，陇、冀大略平定，而狄道一郡独自坚守【守读式授反】；空虚的郡县中军队行动也能建功，军队前进就接连取胜。马援铲除先零羌，沿着山谷进入，敌人勇猛愤怒、奋力作战，飞箭射穿马援的小腿。后来又出征交阯，那里瘴气很多，马援同妻子儿女诀别，心中没有悔恨【吝同恨】；于是斩杀征侧、征贰，平定交州一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真都属于交州】。不久又向南征讨，立刻攻陷临乡；军队已经建立功业，事情还没有完成便去世了。官吏士卒虽然染病，马援却没有独自求生。战争有时因为持久而建立功劳，有时因为速战而导致失败；深入敌境未必就是正确，不前进也未必就是错误。人情难道喜欢长久驻扎在绝地，不能活着回来吗？马援侍奉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冒着有害的瘴气，僵死在军务之中，死后名声败坏、爵位断绝，封国也没有传给后代；天下人不知道他的过错，百姓也没有听说他的毁谤，最终却遭到三个人的谗言，横遭诬陷和诽谤。家属闭门埋葬他，不能归葬祖墓；怨恨和嫌隙一同兴起，宗族亲属惊恐战栗；死者不能为自己申辩，活着的人也没有替他申诉。臣私下对此深感悲伤。英明的君主施行赏赐应当宽厚，使用刑罚应当谨慎节制。高祖曾经给陈平黄金四万斤，让他离间楚军，却不追问钱财出入和具体用途，难道反而会因为钱粮问题怀疑他吗？马援具有孔父那样的忠诚，却不能自己免除谗谤，这是邹阳所悲痛的事。《诗经》说：“把那些诽谤人的人抓来，扔给豺狼老虎；豺狼老虎不吃，就扔到北方；北方不接受，就扔给上天。”这是说要让上天来平定他们的罪恶。希望陛下留意这个卑微儒生的话，不要让功臣怀恨于黄泉之下。臣听说《春秋》的义理，是用功劳抵消罪过【《公羊传》说：“夏季，齐国杀了项。是谁杀的？齐国杀的。为什么不说齐国杀的？是为了替桓公避讳。因为桓公一向有接续绝祀、保存亡国的功劳，所以君子替他避讳。”】圣王的祭祀制度，对臣下有五种功义【《礼记》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功法施于人的就祭祀他，以死勤勉于职事的就祭祀他，以劳苦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他，能够捍卫大患的就祭祀他。”】像马援这样，就是以死勤勉于职事的人。希望下令公卿评定马援的功劳和罪过，决定应当绝祀还是延续祭祀，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臣年纪已经六十岁，长期伏处田野，私下感念栾布哭祭彭越的义举【《汉书》说：彭越做梁王时，栾布任梁国大夫，出使齐国。】彭越因谋反被斩首，首级悬挂在洛阳，诏令说有敢于收取、观看的人就逮捕。栾布出使回来后，入朝奏事，在彭越的头颅下设祭哭悼他。臣冒昧陈述悲愤之情，在宫阙之前战栗不安。论东宫师保书【愚按：君主创业，最重要的没有超过教育太子；创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教育太子则是为了守住天下。秦始皇兼并六国，却不能教育秦二世，所以亡国；光武帝恢复汉朝基业，首先能够教育明帝，所以保全国家。建武年间，既兴办太学，选择老师儒者，又建立东宫，选择师傅和保傅，因此建武时期的文治光彩显著，值得称述。班彪的话也是懂得根本的人。】班彪【本传说：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当时东宫刚刚建立，各诸侯王国也一并设置，但官属尚未完备，师傅、保傅多有缺额。班彪上书说：】

译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距遥远。贾谊认为，长期同善人在一起，不可能不向善，就像生长在齐国，不可能不说齐国话；同恶人在一起，不可能不向恶，就像生长在楚国，不可能不说楚国话【这是贾谊上疏中的话】。因此圣人慎重选择与谁居处，也谨慎戒备自己的习染。从前成王还是幼童时，出门有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内有太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的人都遵守礼法而没有违背，所以成王一旦即位，天下就豁然达到太平。因此《春秋》爱护子弟，教导他们合乎义理的正道，不让他们陷入邪僻、骄纵、奢侈、淫荡和放逸；邪僻正是从这些地方产生的。《诗经》说：“把谋略留给他的子孙，以安乐辅助后代。”说的是武王把谋略遗留给子孙。汉朝兴起后，太宗让鼂错用法术引导太子，贾谊用《诗》《书》教导梁王【贾谊任梁王太傅；梁王是文帝的小儿子，名揖，喜爱读书，所以让贾谊辅导他】。到了中宗，也让刘向、王襃、萧望之、周堪一类人，以文章和儒学保卫、训导东宫以下【中宗就是宣帝。当时元帝为太子，宣帝令王襃、刘向、张子侨等到太子宫陪侍太子，早晚诵读；萧望之任太傅，周堪任少傅，见《汉书》】，没有不尊重并慎重选择这些人，使太子成就德行器识。如今皇太子和诸王虽然从成年起就学习问道、修习礼乐，但辅导他们的师傅和丞相还没有任用贤才，官属也有许多不合旧典的缺额。应当广泛选拔有名望的儒者，具有威望声誉、通晓政事的人，任命为太子太傅；东宫以及各诸侯王国都应按制度完备设置官属。又按旧制度，太子享有汤沐邑十县，设置周密的卫士，五日朝见一次；于是坐在东厢，省察饮食。不是朝见的日子，只让宫中中允每天早晨来询问而已，以表明不轻慢亵渎，扩大对太子的敬意【《汉官仪》说：皇太子五日到台省一次，便坐在东厢省察饮食，依照法令告诫太官、尚食和宰吏；不是朝见的日子，只让宫中中允每天早晨来询问，表明不轻慢亵渎，所以能够扩大敬意。太子宫有太子舍人一人，秩禄千石；中允一人，秩禄四百石，主管宫门警卫和巡逻。】上诽谤书【愚按：所谓诽谤，是天理寄托之处，也是公众议论产生的地方。《左传》说：平民可以诽谤。大概平民不参与政事，听到国家的过失，就有权加以批评。尧树立诽谤木，唯恐人们不说话，却没有损害国家；秦朝颁布禁止诽谤的法令，唯恐人们有所言说，又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呢？如今孔僖和崔篆、孙骃谈到汉武帝的事情，竟被告发为诽谤先帝、讥刺当世。唉！古代先帝王的得失，进言的人没有罪，听到的人足以引以为戒，却称之为诽谤，这是多么严重地诬蔑君上、欺骗世人啊！肃宗没有追究他们，远远胜过秦始皇。】孔僖【本传说：孔僖，字仲和，鲁国鲁县人。他同崔篆、孙骃彼此友善，一同游学太学，学习《春秋》。有一次读到吴王夫差时的事情，孔僖放下书叹息说：“这就是所谓画龙没有画成，反而画成了狗。”孙骃说：“是啊。从前孝武皇帝刚做天子时，年纪才十八岁，崇尚并信奉圣人之道，以先王为老师，五六年之间，声誉可以同文帝、景帝相比。后来却任性妄为，忘记了自己从前的善行。”孔僖说：“书籍传记中像这样的事多得很。”邻房的学生梁郁插话附和说：“这样说来，武帝也是狗吗？”】刘僖、刘骃默然不答。郁闷恼怒，怨恨他们，暗中上书控告刘骃、刘僖诽谤先帝、讥刺当世。此事交给有关官署处理，刘骃到官府接受审讯。刘僖见官吏前来逮捕，害怕被杀，于是上书给肃宗，为自己申辩说：臣愚昧地认为，凡说诽谤的，是指实际上没有这件事，却凭空加以诬陷。至于孝武皇帝政治上的善恶，清楚地记载在汉代史书中，明白如日月，这是直说；书籍传记如实记载真实事件，并不是虚妄诽谤。帝王如果行善，天下的善事就都归于他；如果行事不善，天下的恶事也都会聚集到他身上。这些都是有原因导致的，所以不应因此责罚别人。【诛，责备。】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令教化没有过失，德泽反而有所增加。【说政令教化没有过失。】天下人都看得清楚。臣等为什么偏偏要讥刺呢？假如所批评的确实正确，本来就应当悔改；如果批评不恰当，也应当包容，又有什么罪呢？陛下不推究事情的大势，深为自己打算，却只是放纵私人的愤怒来满足心意。臣等即使被杀，死就死罢了，只是天下人一定会回头观察、改变想法，从这件事窥见陛下的内心。从今以后，假如见到不合理的事，最终再也没有人敢说了。臣之所以不吝惜死亡，还敢于竭尽言论，实在是因为替陛下深深惋惜这项大业。陛下如果自己都不珍惜它，臣还能依靠什么呢？齐桓公亲自宣扬先君的过错，以此启发管仲。【《国语》说：鲁庄公把管仲捆绑起来交给齐桓公，齐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他，并同他一起坐下询问。】从前我的先君襄公筑台作为高台，田猎射弋完毕也不处理国政，轻视圣人、侮辱士人，只尊崇女子；有九妃六嫔，妾室数百人，吃饭一定是精米美肉，穿衣一定是华美刺绣，而士兵却受冻挨饿。因此国家不能一天天延续、一月月发展，我担心宗庙将无人洒扫，社稷将无人供奉祭祀。请问这样做该怎么办？管仲说：从前圣王治理天下，使人民居处安定，使百姓成就事业，并且谨慎使用六种权柄。四类人不能混杂居住，混杂居住，他们的言论就会杂乱，事情也会发生变化。】这样群臣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如今陛下竟想因为十代以前的武帝而远远忌讳真实事情，难道不是与齐桓公不同吗？臣恐怕有关官吏突然受到诬陷，心怀怨恨又防备受冤，不能为自己申诉，使后世议论者擅自把某些人拿来同陛下相比，难道还可以让子孙后代继续替您掩盖吗？谨到宫阙前伏地拜谒。给刘恺让爵给弟弟的上书。【颍滨苏辙说：天下的让爵有三种：有因为自己不如对方而让的，有相互援引推让的，有无缘无故让的。让，本是天下最大的功德和善行。然而无缘无故地让，圣人却深恶而排斥，认为这是奸人借以盗取名声、欺骗世人的手段。从前公族穆子让位给韩起，范宣子让位给智伯，这是因为自认为不如对方而让。舜任命禹时，向皋陶谦让；任命益时，向朱虎、熊罴谦让，这是相互援引。丁鸿、邓彪、刘恺这三人，本应承袭父亲的爵位，却让给弟弟，既没有先君的命令，也没有嫡庶之别，只是徒然谦让，以便在世俗中取得高名。君子厌恶而严厉讥刺他们，认为他们陷入了无故之让。】○愚按：谦让是美德。

译《尚书》开头写尧舜，《诗经》开头写周文王，《春秋》开头写鲁隐公，《史记·世家》开头写吴太伯，《列传》开头写伯夷，都是谦让的事。刘恺的谦让，虽然似乎有矫饰激切、沽名求誉之嫌，但对居于人上者来说，敦厚廉耻、淳厚风俗才是要务；保存大体而略去小的瑕疵，勉励劝导他也就可以了。如果有关官吏想依法严惩他，那就过分了。贾逵的奏疏可以激励当时争贪竞逐的人，范▯的论说可以警戒后世喜好名声的弊病。】贾逵【《汉书》：刘恺字伯豫，本应承袭父亲刘般的爵位，却让给弟弟刘宪，逃避躲藏了很久，有关官吏请求削除刘恺的封国。贾逵上疏。】孔子称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对于从事政治又有什么困难呢？臣私下见居巢侯刘般的嗣子刘恺，平素孝顺友爱、谦逊清白，把封爵让给弟弟刘宪，隐藏自身，远离仕途。有关官吏不推究他存心向善还是作恶，却用沿袭常规的法律来约束他，恐怕不是长久倡导谦让之风、成就宽厚教化的办法。前代扶阳侯韦玄成【玄成字少翁。韦贤去世后，他把封爵让给兄长韦弘。宣帝称许他的节操，任命他为河南太守；元帝时任御史大夫，又任丞相。见《前汉书》。】近来又有陵阳侯丁鸿、鄳侯邓彪【丁鸿把封国让给弟弟丁盛，和帝时任司徒；邓彪把封国让给弟弟邓荆，明帝时任太尉。鄳，音盲。】都凭借高尚的品行、洁身自持而辞让爵位，没有听说受到贬黜削减，却都登上三公之位。如今刘恺仰慕前代贤人，有伯夷的节操，应当加以防护、特别宽宥，保全他先人的功业，以增添圣朝崇尚德行的美誉。【和帝采纳了这项意见。】请求征召黄琼、李固，并消除灾异的上书。【愚按：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从人事中找到验证。因此拘泥于天人感应而论天道的人，难以深入论究人事；研究人事的人则容易看清。后汉郎顗、襄楷各自以阴阳灾异自我标榜。郎顗推荐黄琼、李固的贤能，襄楷则申明杜众、李云的冤屈，这也都是借助天道之说来警醒君主。】大体说来，东汉到顺帝时，权臣虽然横行，宦官虽然强盛，但人才仍然很多，国家还可以有所作为。因此李固、周举的深远谋略宏大深厚，左雄、黄琼的政务才能坚贞稳固；桓焉、杨厚凭儒学进用，崔瑗、马融凭文章显名；吴祐、苏章、种嵩、栾巴是治理百姓的良才，庞参、虞诩有将帅的宏大谋略；王龚、张皓虚心推举士人，张纲、杜乔以正直之道纠正违法。其人才济济，详细载于《后汉书》的传论。顺帝如果能够倚重并任用他们，又能醒悟郎顗所陈述的四件事，振作阳刚之气，掌握权柄，即使成为汉代的汉武帝、汉宣帝也不难。可惜他把事情做颠倒了。如果说郎顗的弊病只是迷信巫术，那就过分了。郎顗【本传：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推荐黄琼、李固，并陈述消除灾害的方法，说：】臣先前答复七件重要政务，都是如今急切而应当施行的，确实知道见识浅陋，不合圣听；人微言轻，言论被弃，应当受到诛罚，内心惶恐不安，不知把自己安置在哪里。臣听说剖空船只、削尖船桨，是将要渡过江海；聘用贤人、选择辅佐，是将要使天下安定。从前唐尧居于上位，群贤都得到任用【群龙比喻贤臣】，周文王、周武王创立德业，周公、召公辅佐，所以能够建立如天地般的功业，增加如日月般的光辉。《诗经》说：‘显赫的王命，仲山甫奉行它；国家好坏，仲山甫使它明白。’周宣王依靠他，因而达到太平和乐。陛下登基以来，尽心处理各种政务，但三公九卿的位置上还没有见到合适的人，因此灾害屡屡到来，四方诸国还没有安宁。臣考察国家典籍，用所听所见验证，没有不认为得到贤才就是成功、失去士人就是失败的。况且贤人的出仕或退处，要像鸟儿盘旋后才降集；爵位按照德行提升，那么他们的心情就不会苟且，于是可以使君子以贫贱为可耻、以富贵为乐。如果有德行却得不到酬报，有言论却得不到回应，来朝没有乐趣，进用没有奔头【没有赏罚】，那么他们都会怀念山林泽薮，修养自己原有的志向。求贤，上可以承顺天意，下可以满足人的愿望。不任用贤才，就是违逆天命、违背民望。违逆天命，灾害就会降临；违背民望，教化就不能施行。灾害降临，臣下就会叹息；教化不能施行，君主之道就会受损。四始有所废缺，五际出现灾厄，过错就在这里。【四始，是指《关雎》为《国风》的开头，《鹿鸣》为《小雅》的开头，《文王》为《大雅》的开头，《清庙》为《颂》的开头。缺，犹如废弃。《翼奉传》说：‘《易经》有阴阳五际。’孟康说：‘《韩诗外传》说五际是卯、酉、午、戌、亥；阴阳终始交会、灾变防范的年份，在这些时候就会有变更政治的事情。’】难道可以不刚健笃实、小心谨慎，以守护上天的功德、盛德和大业吗？臣拜伏看见光禄大夫、江夏人黄琼，沉浸于道术而以此为乐，清明高亮、出于自然；身穿粗布而怀有珍宝，含咀玩味经籍，又果断地处理政务，明白通达于变化和消长复始之术【说他明白变化、消退和复兴的道理】。朝廷先前已经给予他优厚宠遇，使他位居显要。黄琼入朝时间尚短，谋划还没有完成，便因丧事和疾病而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志向。《老子》说：‘最大的声音反而稀少无声，最大的器物往往晚成。’【震动天下的声音叫作大音。】善人治理国家，三年才建立成效，天下没有人不赞美朝廷有这样的贤人，却又奇怪他为何不能及时回来任职。陛下应当增加崇高厚重的恩宠，充分履行礼遇贤才的礼仪，征召他回到京师，以安慰天下人。又有处士、汉中人李固，四十岁，通晓子游、子夏的学艺，践行颜回、闵子骞的仁德，操守洁白，内心如明亮的太阳；忠贞的品行，喜好正直，卓绝冠绝古人，当世无人能比。他是天地元气所生，是辅佐君王的臣子；上天生下李固，一定是为了圣明之主。汉朝应当特别征召他，以此向四方显示。对于具有超出常人的才能者，不应当用官阶次序限制他。从前颜回十八岁时，天下归于仁德；子奇年幼，任阿邑县令，使教化在阿地闻名【子奇是齐国人，十八岁时任阿邑县令，打开仓廪赈济贫困，境内大受教化，见《说苑》。】如果召回黄琼，及时任用李固处理政务，那么伊尹、傅说也不足与他们相比，就可以流传光辉、招致祥瑞了。臣郎顗明白自己并不识人，拜伏听取众人的意见。百姓所归向的人，善恶得失都共同称叹。希望广泛询问百官，考核他们的名声和品行；只要有一项不合，臣就是欺骗国家。希望陛下保留圣明的思虑，不因说话人的身份而废弃他的言论。谨再分条陈述四件便利政事，附在奏章左边。

译第一件事，孔子写《春秋》，记载正月，是尊重一年开始的意思。帝王应当效法天的形象，顺应时令的次序，应该发扬德行，授予贤人名位，任命士人，流布宽大的恩泽，垂示仁厚的德行，顺势助长元气，含养万物。这样天象就会明亮灿烂，星辰排列清晰，五纬星沿轨道运行，四时和顺。不这样，太阳就不明亮，天地混浊，时令之气错乱逆行，尘霾雾气遮蔽太阳。自立春以来，已经连续经过十天和一月，仍没有见到仁德有所施行，只听到定罪、刑罚、拷问、鞭打的声音。上天对人的应验，比影子和回声还迅速；自进入这一年，常有阴晦之气，月亮不能舒展光辉，太阳不能发扬光明。太阳是太阴的对立面，象征君主；下方政事发生变化，太阳就对应天象，清明或浑浊的征兆，随着政治而升降。上天显现异常，事情没有凭空发生的，难道只是陛下疲于处理万机，帷幄中的政务有所缺失吗？为什么上天的警戒屡屡出现呢？臣希望陛下振作乾纲，援引贤能，勤于寻求掌管机要权衡的人，以取得同心协力的好处。臣所陈述的内容，总把太阳放在最前面，是说明太阳不能长久昏暗，急于改正这种异常，即使防备此事，关系也十分重大。臣的言论虽然简约，所防范的范围却很广，希望陛下特别眷顾臣的奏章，深加明察思考。第二件事，孔子说：‘雷开始发声，是大壮卦开始；君主弱而臣下强，是从解卦开始。’本月九日至十四日，是大壮卦当令，也是消息卦。在这六天中，雷应当发声；雷发声，年气就和顺，王道就兴盛。【《周书·时训》说：‘春分这天，玄鸟到来；再过五天，雷就发声。雷不发声，诸侯就会失去人民。’】《易经》说：‘雷从地中出来而振奋，是豫卦；先王因此创作音乐、崇尚德行，用盛大祭祀来奉献给上帝。’雷，是用来开发萌芽、驱除阴气和灾害的；万物需要雷来解除闭塞，凭借雨水来滋润。所以经书说：‘雷使万物振动，雨使万物滋润。’帝王崇尚宽大、顺应春令，雷就会按时出现；否则雷会在冬天发动，到了应当震动的时候反而潜藏。所以《易传》说：‘应当打雷却不打雷，是太阳之气衰弱。’如今阴晦之气不能消除，日月变色，就是这种情况的应验。天网广大，虽然稀疏却不会遗漏【这是《老子》的话】，随着时令进退，回应政治的得失。大人使自己的德行同天地相合，使自己的光明同日月相合，璇玑转动，同上天相应。雷，是发布号令、使万物生长养育的象征；号令几乎废止，到了应当生长时却加以杀伐，雷就会反常地在不合时宜时出现，年成也会歉收【雷在东方发声，年成就会饥荒。】陛下如果想消除灾害、彰明福祉，顺应天意、招致和气，就应当察看臣下中最为残酷、危害百姓的人，赶快削职贬黜，以安定百姓，那么大皞就会喜悦和顺，雷声也就会响起。【大皞，指上天。】第三件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星和岁星在房宿、心宿相合。太白星在北面，岁星在南面，相距几寸，光芒交相连接。房宿，是天帝明堂发布政令的宫殿。【《春秋元命包》说：房宿有四颗星，心宿有三颗星。】《孝经钩命决》说：‘岁星守在心宿，年谷丰收。’【岁星守心宿称为重华，所以年成丰收。】《尚书·洪范》记载说：‘月亮运行在中道，移动节令而符合时日，德行厚重就能获得福报，重华停留在那里。’【《天官书》说：岁星又叫摄提，又叫重华。】重华，是指岁星在心宿。如今太白星跟随岁星交会于明堂，金星和木星本来相克却反而相合【太白属金，岁星属木；金克木，所以说相互侵害。】，这是阴气压制阳气、臣下专擅权力的异常现象。房宿、心宿在东方，其所主的国家是宋国【卯对应房宿、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石氏经书说【石氏是魏国人石中夫人，见《艺文志》】：岁星从左边出现就有年成，从右边出现就没有年成。如今金星、木星都在东方，岁星在南面，这是从右边出现，恐怕年谷不能成熟，宋国人将遭受饥荒。陛下应当审慎详察明堂发布政令的事务，这样妖异就可以消除，五纬星也会按次序运行。【五纬，指五颗行星。】第四件事：《易传》说：‘阳气没有德行就会干旱，阴气僭越阳气也会干旱。’阳气没有德行，是说君主的恩泽没有施加给人民；阴气僭越阳气，是说俸禄权力离开公室，臣下专擅权力。自冬季进入春季，始终没有及时的好雨，反而多次刮起违背时令的西风【春天应当刮东风。】朝廷费心，广泛祈祷，祭祀山川，甚至把龙神暴露在外、迁移市场。臣听说皇天感应万物，不会因虚伪而发动；灾害变化回应人事，关键在于责备自己。如果说雨水可以祈求，降水可以禳除停止，那么年成就不会接连隔绝，太平也可以等待了。然而灾害不停止，祸患并不在这里【不在祈祷。】自立春以来，没有见到朝廷赏赐记录有功之人，表彰显扬有德之人，存问孤儿寡妇，赈济抚恤贫弱者；只看见洛阳都官驾车奔走东西，逮捕拘系细小过失的人，牢狱充满。臣听说恭陵失火的地方，近来有光芒照耀，这表明是天灾，不是人的过错。丁丑日刮起大风，遮蔽天地；风象征号令，是上天威怒的表现，都是用来感悟君主、警戒其忠厚的。又连续几个月没有下雨，将要危害粟和麦；如果有一种谷物不能成熟，那么挨饿的人就会有十分之三四。陛下实在应当广施恩泽，借贷、赈济百姓。从前尧遭遇九年洪水，人民却有十年的储蓄，减少赋税以防备灾害，就是他的办法。【简，减少；方，方法。】希望陛下早日宣布德泽，以回应上天的功德。如果臣的言论不被采用，朝政不改变，那么立夏以后才会有及时雨；在如今这个时候，是不能指望的。如果朝廷的政治发生变化而上天仍不下雨，那么臣就是欺骗君上；臣愚昧而不知分寸，应当投入鼎镬。论封梁冀的上书【西山真氏说：桓帝的即位，靠的是梁冀的力量，然而杜乔却认为不应赏赐他，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君主得到上天之位，是上天的命令；命令出自上天，臣下却窃取这件功劳作为自己的功劳，君主又把这功劳归给臣下，这都是不知道天命的表现。杜乔的话不也是正确的吗？】杜乔【本传：杜乔字叔荣，河南林虑人。梁冀的五个子弟以及中常侍等人没有功劳却都被封爵，杜乔上书说：】陛下超越藩王而登上帝位，飞龙升天般即位，天人都归心，万国都仰赖您。您不先急于礼遇忠臣贤士，却先给身边近臣封爵，损伤善行、危害德政，助长谄媚奉承。臣听说古代明君，奖赏和惩罚一定依据功劳和过失；末世昏暗的君主，诛杀和赏赐各自都出于私心。如今梁氏一家，宦官以及贱妾所生的子弟【《公羊传》说臣仆庶孽之事，何休注：孽是卑贱之子，如同树木旁生的枝芽。】都佩带着没有功劳者所受的印绶，分割劳臣的土地给他们；这种乖谬泛滥，哪里说得完？有功劳却不赏赐，会使行善者失去希望；奸邪不加追究，会使作恶者肆意逞凶。所以陈列兵器，人们也不畏惧；颁授爵位，人们也没有受到鼓励。【《周易》说‘旅于处，得其资斧’；《汉书音义》说资是利益。】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难道只会损害政治、造成祸乱而已吗？还会丧失自身、灭亡国家，能不慎重吗？

译论中官养子承袭爵位的上书【致堂胡氏说：周代官制中有宦官把精气闭藏的人作为后嗣，因而任用受过刑的人；赵高却甚至不是从蚕室受刑出来的。生下来就被幽闭于宫中的，是古代的宦官；如果一定要用天刑惩罚他们，这种人也会很少。后世竟特意开设这条门路，断绝别人的后代，却不加防制；昏乱的朝代、污浊的时代，宦官竟达到数千人，严重违背天理。又因此败坏国家，真不知道有什么急迫之事必须这样做。不幸既然前代已经有了这种制度，也还应裁减人数，降低并限制他们的品秩俸禄，禁止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竟允许他们承袭爵位，让养子同普通完整的人一样呢？封给土地爵位，是用来对待功勋、树立贤德的，却加在受刀锯刑罚的卑贱之人身上；延续后代的责任，是为了继承先祖、传给后人，却责成没有父道的人来承担。况且残害无罪之人，断绝生生不息的道路，耗损财物，助长祸乱的根源，一件事同时造成六种过失。拥有天下国家的人，难道能不深思并痛加革除吗？】张纲【《汉书》：张纲字文纪，常常感慨激愤，慨然叹息说：‘污秽邪恶充满朝廷，不能奋不顾身、献出生命来扫除国家的祸难，即使活着我也不愿意。’退下后上书说：】《诗经》说：‘不犯过错，不忘本心，一切遵循旧有典章。’考察大汉最初兴盛以及中兴的时代，汉文帝、汉景帝两位文明之主，德政教化尤其昌盛。看他们治理国家，似乎很容易，只是恭敬节俭，守持节制，约束自身，崇尚德行罢了。中常侍不过两人，近臣受宠所得的赏赐也不过数金。他们爱惜费用，重视人民，所以家家富裕，人人丰足。夷狄听说中原富足优厚，信任并奉行道德，因此奸邪谋略自然消除，和气也得到感应。然而近来以来，不遵循旧有典章，没有功劳的小人都获得官爵，使他们富足而骄纵，最终又危害他们自己，这并不是爱护人民、重视器用、承顺天意和遵循正道的做法。伏望陛下稍稍留意圣明的思虑，削减身边近臣的权势，以奉承天意。再论宦官的上书【致堂胡氏说：汉文帝喜好黄老之学，并不是黄老之学本身能使政治清静，而是文帝、景帝有爱民的德行，所以效果达到清静。汉明帝引入佛教，也不是佛教本身能使天下治理太平，而是明帝有安宁百姓的政令，所以效果达到治平。后世只继承其末流，不能继承祖先的事业，却专门从事祠祀享献，想从异端之术中求取福祉，这是多么愚蠢啊！这也是祖宗作为师法表率却不端正所造成的。有人说：两汉崇尚儒术，东汉末年尤其重视教育培养。然而党锢之祸兴起于太学，那么尊奉孔子的人难道就没有弊病吗？】说：您可以说是一个被蒙蔽而不明事理的人了。党锢之祸，难道是那些太学生愿意的吗？桓帝、灵帝如果稍微有汉世祖、显宗那样的见识，把这二百人按照才能任用，他们治理国家的成效应当不会愧对建武、永平年间的盛况。只是因为痛恨贤才而摧残毁弃他们，所以宦官从内部侵蚀，百姓在外部怨恨，英雄一起兴起，忠良和有谋略的士人各自被知己任用，三方鼎立，汉室于是空虚。这难道是太学生以孔子为宗师所造成的弊病吗？】襄楷 臣拜伏看见太白星向北方进入，几天后又从东方出现，按占候应当有大规模战争。中原衰弱，四方夷狄强盛。臣又推算荧惑星的运行，如今本应出现却潜藏不出，必定有阴谋，这都是因为案件中有许多冤屈纠结、忠臣被杀；德星之所以长久停留在执法星宿的位置，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德星指岁星。】陛下应当承顺天意，审理察看冤狱，为刘瓆、成瑨减免罪刑，追录李云、杜众等人的子孙。天子侍奉上天，如果不孝敬，上天就会以日食、星斗异常作出警告；近年来日食发生在正朔之时，日月星三光不明，五纬星运行错乱。先前宫崇所献的神书，专门以奉事天地、顺应五行作为根本，也有兴盛国家、广衍子嗣的方法；它的文字容易理解，同经典相参照，而顺帝不肯施行，所以皇室后代不能兴盛。【《太平经·兴帝王篇》说：真人问神人：‘我想使帝王立即达到太平，可以听听办法吗？’神人说：‘只要顺应天地之道，一点也不违失，就可以立即达到太平。元气有三种，名为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种，名为天地人；天有三种，名为日月星，北极居于中央；地有三种，名为山、川和平地；人有三种，名为父母子女；政治有三种，名为君、臣、人民。’】这三者应当经常彼此协调，内心和根本一点也不失误，使它们同心合意、共同忧虑，合成一家，就能立即达到太平，延年益寿也毫无疑问。又问：‘如今为什么出生的孩子少了？’天师说：‘你的问题问得好，只是施行的方法没有掌握它的意义。假如施术时正值妇人想生育，打开她的玉门，把种子施入其中，就好比春天播种在土地里，十次施行十次都相应而生。若施行不合时宜，就好比十月把作物播种在地里，十次全都死亡，本来就没有能生长的。真人想进一步了解其中的确切道理：如今没有孩子的女子，即使每天施术百次，其中也不会生育，因为没有得到适合生育的处所，就像这样。所以古代圣贤不随意把种子施在不能生育的土地上，称为白白耗尽种子和气力而不能生成。如今太平之气到来，有些人仍然不生育子女，反而断绝天地的延续，使国家人口减少。治理国家的道理是，人口多国家就富，人口少国家就贫。如今上天皇的气已经到来，天皇之气使万物生长，应当比天地最初生成时多万倍。】孝冲帝、孝质帝相继在位时间短，寿命不长。臣又听说，迎合君主所喜爱的事物，即使不是正道，神灵也会因此产生暴虐，所以周朝衰落时，诸侯崇尚以武力征伐，于是夏育、申休、宋万、彭生、任鄙这类人便在那个时代出现了【都是力气很大的人。】夏育是卫国人，力气大到能举起千钧；宋万是宋国人，杀死宋闵公，在门口遇到大夫仇牧，打击并杀死他，牙齿还卡在门扇上；彭生是齐国人，扭断鲁桓公的肋骨而杀死他。范雎说：‘任鄙凭借力气而死。’申休不详知属于哪个时代。】殷纣王喜好女色，于是妲己出现了【妲己，是苏国的美女，被献给纣王，纣王接纳她为妻，常同她沉湎于酒色，事情见《列女传》。】叶公喜爱龙，真龙便来到庭院【子张拜见鲁哀公，七天后，鲁哀公仍不以礼相待。子张说：‘君主喜好事物，可以说很像叶公子高喜好龙。’叶公子高喜爱画龙，天上的龙听说后便降临，头探入窗户；叶公子高看见后，丢下东西转身逃跑，吓得脸色全无。这说明叶公子高喜欢的是像龙而不是真龙，事情见《新序》。】如今黄门、中常侍这些受天刑的人，陛下对他们爱护优待加倍，长期宠幸他们而皇嗣仍没有征兆，难道不是由于这个缘故吗？天官中宦者星不在紫微宫，而在天市垣，说明本应供给差遣、主管市井事务【山阳公《载记》说：市垣有二十二颗星，帝座居其中，宦者有四星，只供给市中买卖事务。】如今却反而处于常伯的职位，实在不是上天的意思。

译又听说宫中设立黄老之学和佛教的祠堂。这些道术清静虚无，崇尚无为，喜爱生存而厌恶杀戮，减少欲望、去除奢侈。如今陛下不能去除嗜好欲望，杀罚又超过常理，既然违背了它们的道理，怎么能得到它们所说的福祚呢？有人说老子进入夷狄之地成为佛，佛教徒不在桑树下住满三夜，不愿长久产生恩爱之情，这是精纯到了极点【说佛教徒寄居在桑树下，不经过三夜就立即离开，以表示没有留恋之心。】天神把美女送给他，佛说：‘这不过是皮囊装着鲜血。’于是看也不看她【《四十二章经》说：天神把玉女献给佛，佛说：‘这是皮囊盛血，只是污秽之物。’】他能这样守持专一，才可以成道。如今陛下拥有艳丽的宫女和美妇，穷尽天下的美色；甘甜肥美的饮食，穷尽天下的美味。怎么还想实行黄老之道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三章〕 论犯罪者获罪并连坐举荐者的上书【愚按：杨伦所说杨林犯贪污罪、举主连坐，这是汉代的法律。汉代荐举的途径很广，而连坐的法律也很严。例如严延年荐举的狱吏有赃物没有收入自己，严延年仍因之获罪而被贬低官秩；张勃荐举茂才不符合实际，也因之获罪，被削去二百户。当时贡禹请求对举荐不实者立即施行诛罚，不只是免官，严厉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在任用以前选择举主，在即将任用时考察被举荐者，在任用以后追究举主责任，这是良法。只是人最难了解，丙吉能够从杜延年处发现人才，却免不了被杜延年之子杜万年谄媚蒙蔽；何武能够举荐龚唐，却免不了被雅拜的盘旋作态蒙蔽。若想建立惩罚制度，却不先建立奖赏制度，就会对诛罚严格而对鼓励宽略，人们也会有所忌惮畏惧，人才便没有机会显现。这项制度比周代更可贵，也更完备。】杨伦【本传：杨伦字仲理，陈留东昏人。当时邵陵令任嘉在任期间贪污污秽，后来升任武威太守。以后有关官吏上奏任嘉贪赃数千万，征召到廷尉处审讯；受牵连的将相大臣有一百多人。杨伦于是上书说：】臣听说《春秋》惩治恶人要追究根本，惩治根本，恶行就会消除；抖动衣服要提着衣领，衣领端正，衣毛就会顺理。如今任嘉所犯的罪行杂乱不堪，他还没有受到罪罚，却冒然凭着污秽之身改任大郡太守；如果不追究举荐他的人，就没有办法禁绝奸邪的萌芽。过去湖陆县令张叠、萧县县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人，罪行污秽已经明显，都伏法受诛；然而像豺狼一样的官吏至今没有绝迹，难道不是因为举荐他们的根本责任人没有被治罪吗？从前齐威王建立霸业，杀掉五名奸臣，并且连同举荐者一起处置，以此平息诽谤和怨言。应当决断时不决断，是黄石公所告诫的。【事情见《黄石公三略》。】圣王之所以听取童夫匹妇的言论，就像尘土加在嵩山、泰山上，雾气聚集在淮河、大海之上；虽然没有增加什么好处，却也不会造成损害。希望陛下留心省察。上救朱穆的书【西山真氏说：桓帝宠信宦官和嬖幸，压抑忠良；李云、杜众因此死在前面，朱穆又因此死在后面，亡国的政治一天天加速了。】刘陶【《汉书》：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赵忠回安平安葬，僭越使用玉璜玉匣和偶人。朱穆听说后，下令郡府查验。官吏害怕他严明，于是挖开坟墓、剖开棺材，把尸体陈列出来，并逮捕赵忠的家属。皇帝听说后大怒，征召朱穆到廷尉，罚他服劳役于左校。太学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阙上书，为朱穆申诉说：】臣等拜伏看见，正在服刑的朱穆忧虑国家，在任州郡长官之日，立志清除奸恶。实在因为中常侍地位尊贵、受到宠幸，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州郡，争相成为虎狼，吞食平民。所以朱穆张举天纲，补缀法网的漏洞，网罗捕获残余的祸害，以此堵塞上天的意旨。由于此事，宦官们都共同怨恨憎恶他，诽谤怨言纷纷兴起，寻找机会不断制造事端，竟使他受到极重的刑罚，罚作左校劳役。天下有见识的人，都认为朱穆同禹、稷一样勤勉，却遭受共、鲧那样的罪名。如果死者有知，唐尧一定会在崇山对共工发怒，重华也会在苍梧墓地对四凶忿恨。【《尚书》说把驩兜流放到崇山，孔安国注说：崇山在南方边远地区。《山海经》说有讙头国，帝尧葬在那里。郭璞注：讙头就是驩兜。《礼记》说舜葬在苍梧的原野。】当今中官和近幸之人，暗中掌握国家权柄，亲手操持君王的爵位，口中含着上天的法令。他们运用赏赐，就使饥饿的奴隶比季孙还富有【运，运行；《论语》说季氏比周公富有。】；一呼一吸之间，就能使伊尹、颜回变成桀、跖，而朱穆独自昂然不顾自身祸害。这并不是厌恶荣耀而喜好耻辱，厌恶生存而喜好死亡，只是感慨王纲不能掌持【摄，掌持。】，担心天网长久失守，所以心怀忧虑，为皇上深谋远虑。臣愿意刺面、锁住脚趾，代替朱穆服左校劳役。【皇帝看了他的奏章，赦免了他。】○刺面，是凿破额头并涅上墨。锁脚，是在脚上加刑具。用铁器套在脚上叫作‘钦’。○愚按：刘陶处在东汉，气节挺拔刚正，文章辞采振发，确实有贾谊议论政事的风格。看朱穆被宦官陷害时，刘陶竭力救助他；刘陶被宦官陷害时，却独独没有能够救助他的人，唉！论赏赐功臣、为皇帝立后嗣的上书【范滂评论说：礼制中有五种进谏方式，以讽谏为上策。至于寄托事物来显露情意，借助文章来表达规劝，使进言的人不获罪，听到的人足以自我警戒，贵在意思通达、言辞顺从，义理归于正道。怎么能用纠缠攻讦来冒犯君上，借此炫耀自己、沽名成名呢？李云出身草野，不懂得保全自身的道理，于是竟然公开发布檄文给皇帝，颁布檄文给三公，以至于被杀也不顾惜。这难道是古代的狂士吗？在尚未取得信任时进谏，君主就会认为是在诽谤；所以古代劝说君主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困难。】○愚按：臣下想对君主进言，是想让君主明白并采纳，不能用攻讦直斥的方式同君主抗争。依我看李云，他的志向虽然忠诚，但言辞却过分，这不是进言议事的方法。况且李云评论黄精之变，说：‘陈氏、项氏、虞氏、田氏、许氏，不能让这些人居于掌管军队的太尉、太傅之职。’假如桓帝像隋炀帝那样误杀李金才，祸害的人就多了。唉！皇帝想要不审慎，这是什么样的话？其他君主听到也会惊骇，何况桓帝呢？像这样的言论，不但对国家没有益处，实际上还会危害自身。即使同一时代的刘陶也曾直言攻讦，却没有触犯禁忌到这种程度。如此看来，也可以作为进言者的戒鉴。李云【本传说：李云字行祖，甘陵人。桓帝延熹二年，诛杀大将军梁冀，中常侍单超等五人都因诛杀梁冀有功而封为列侯；他们专擅选举，又把掖庭的民女亳氏立为皇后。几个月内，皇后的家族有四人被封爵，赏赐多达巨万。当时大地多次震裂，各种灾害频繁降临。李云一向刚正，忧虑国家将要危亡，内心无法忍受，于是公开发布檄文上书，并把副本移交三府，说：】

译臣听说皇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德行应当同坤灵相配；选得合适的人，五氏就会齐备；选不得当，土地就会震动。宫中近年来灾异可以说太多了，上天的警戒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高祖受天命至今三百六十四年，君位的一个周期即将结束，应当有黄精代替出现；陈、项、虞、田、许五姓之人，不可以让他们居于太尉、太傅等掌管军队的官职。任用处置关系极其重大，不可不慎重。按照功劳授官行赏，应当同实际功劳相符合。梁冀虽然掌权专擅，暴虐流毒天下，如今因罪行被诛杀，也不过是召集家臣扼住他而杀死罢了，却冒然把万户以上的封赏授给谋划诛杀他的人。高祖听说这件事，难道不会认为不对吗？西北边疆的将领【指皇甫规、段颎。】难道不会因此离心吗？孔子说：‘帝，就是审察、真实的意思。’【《春秋运斗枢》说：‘五帝修治名号、建立功业，修养德行、成就教化，统摄调和阴类，使阳气招致同类，使神灵安定，所以称为帝。帝的意思就是审谛。’郑玄注：‘在言语上审慎真实。’】○刘攽说：‘关于“帝”的“谛”，按文章意思，注语应当放在“谛”字之前。’】如今官位错乱，小人谄媚而进用，财货公开流通，政治教化一天天衰损；一纸诏书任命用人，竟不经过皇帝亲自省览，这难道是皇帝想要不审慎、不明察吗？论宦官和女宠的上书 刘瑜【本传：刘瑜字季节，广陵人。延熹八年，太尉杨秉举荐他为贤良方正。等到他到京师，上书说：】臣刘瑜自念出身东方偏远之地，能够因为是丰沛地区皇族的后代而受到恩荫，又被授予官职，不必从普通士卒做起，所以太尉杨秉知道臣私下窥读典籍，竟然显达地举荐臣。他实在希望臣以愚直之言对国家有所补益，却因杨秉忠诚的谋略未能实现，先于朝露般短暂地去世。臣身处下土，听到民间歌谣中关于宠臣、暴政的事情，听到远近百姓叹息的声音，私下感到痛苦，泣血不断。幸而得以被召见记录，能够回答圣上的询问，抒发内心最真实的感情，不敢平庸邪曲【庸，用；回，邪。】实在希望陛下暂且用片刻的思虑，看看古今的事情：人们为什么叹息，上天为什么发生变异？诸侯的地位，上承法于二十八宿，垂示光明文采，关系到天下盛衰【四七，指二十八宿；诸侯替天子守护四方，就像天有二十八宿。《汉官仪》说：天子建立诸侯，上承法于四七。】如今中官和奸邪之人，接连封列土地，竞相树立后嗣，继承爵位；有的请求旁支亲属为子，有的在市井买儿为子，几乎违背了开国承家的意义。古代天子娶一人，同时纳九女【《公羊传》说：诸侯聘三女，天子娶九女，这是夏、商制度。】，娣、侄各有次序；《河图》授予嗣子的制度，正对应九宫。如今受宠的女子和容色妖媚的人充满宫闱，都应当大量供给她们玩赏装饰，使她们空耗俸禄、闲居宫中，劳损精神，滋生六种疾病，这是国家的耗费，也是生命的伤害。况且天地的本性、阴阳的正常纲纪，如果隔绝了它们的运行道路，水灾和旱灾就会一同发生。《诗经》说：‘五日作为期限，到了第六日仍不能满足，怨恨旷大的男女便作歌。’这是孔子所记录的，更何况有人从幼年直到成年，幽闭隐藏而终身不得婚配；而中常侍、黄门又广泛娶妻，怨毒之气聚结成妖灾。道路上的传言说，官府出动逮捕掠夺人家的女子，夺取后又安置回去，彼此转相惊惧，谁能不全部忧惧呢？没有缘由，不会凭空产生这样的诽谤。邹衍一个平民，杞梁的妻子一个妇人，尚且造成城墙崩塌、五月降霜的异常，何况一群人共同怨恨叹息，难道能没有感应吗？【《淮南子》说：邹衍侍奉燕惠王，竭尽忠诚，却被左右进谗，燕王把他囚禁起来；他仰天哭泣，五月因此降霜。《列女传》说：齐国人杞梁在莒地作战而死，他的妻子无所归依，便到城下找到丈夫的尸体哭泣，七天后城墙崩塌。】从前秦国修建阿房宫，国家中有许多受刑之人；如今宫室宅第越来越多，穷尽奇异精巧，挖山取石，不避时令，用严刑催逼，用正法威吓；百姓没有罪却反复被牵连，百姓有田地却又被强行夺取。州郡官府各自审理案件，奸情和贿赂都成了官吏诱骗百姓的饵食。人民忧愁郁结，便起来加入盗贼；官府动辄兴兵讨伐他们的罪，有些贫困百姓甚至卖掉自己的首级以求赏赐；父亲兄长相互代替，身体残废，妻子儿女彼此相对。百姓被分裂、困穷到这种地步，代代遭受这样的祸害，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啊！又如陛下凭北方长者的尊贵、神器宝位的尊崇，却亲自到近幸之人的宅第，私下宠幸宦官的住宅，同宾客进行市井买卖；这些人因此气焰嚣张、肆意妄为，没有什么事情不包容。如今三公在位，都博通而明达道术艺业，却各自只端正自己，没有人敢匡正补益陛下，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而是害怕死亡和刑罚。希望陛下设置七位臣下，以扩大进谏的道路，并且打开东序中收藏的典籍和金縢、史官之书，遵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兴盛国家的道路，远离谄佞邪恶之人，放弃郑、卫淫靡的乐声，那么政治就会端正而达到和平，德行就会感动上天而招来祥和的风气。臣诚恳地推究实情，只是言语不足取，害怕触犯忤逆圣意，内心惶恐战栗。《论虹蜺降临嘉德殿书》【我说：曾读范▯《五行志》，记载汉灵帝时有北方之气坠入温明殿，蔡邕说这是上天投下虹蜺的征象。按《元命苞》说：阴阳交合就形成虹蜺。又考《灵耀》说：太阳旁边的白气就是虹。《庄子》说：阳气炙烤阴气就形成虹。雨气形成虹，早晨太阳照射它就在西方，傍晚太阳照射它就在东方。如此看来，虹的气大概是环绕太阳而形成的。如今《五行志》所载的气黑得像车盖，这不过是特殊的灾气罢了。现在它覆盖殿庭，大位将要倾覆，未必就能指认是虹蜺，所以辨明这一点。】杨赐【《五行志》记载：灵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日，有北方的气坠落在北宫温明殿东庭中，黑得像车盖；它奋然跃动，身形曲折，具有五种颜色，头部明显，身体长十余丈，形状面貌像龙。皇帝问蔡邕，蔡邕回答说：“这就是所谓上天投下虹蜺。”因为看不见脚和尾，所以不能称为龙。《易传》说：“虹蜺这一类东西，是没有德行却凭姿色得到亲近的。”《潜潭巴》说：“虹出现，皇后妃嫔等阴类就会胁迫君王。”又说：“五色交替来到，照临宫殿，将有战争之事。】臣听说，经传记载，有的国家得到神灵而昌盛，有的得到神灵而灭亡。国家安宁昌明，就应当由此观察自己的德行；邪僻昏乱，就应当由此察看祸患。如今殿前的气，应当是虹蜺，都是妖邪所生，是不正的征象，就是《诗经》中所说的蝃蝀。〈中孚经〉说：“虹蜺这一类东西，是没有德行却凭姿色得到亲近的。”【这是《易稽览图》中〈中孚经〉的文字。“比”是同类的意思。郑玄注说：“虹蜺是邪气。阴类没有德行，却凭美色得到阳类的亲近宠幸。”】如今宫内有许多受宠的妾媵，宫外任用小人，上下都在怨恨，喧嚣之声遍布道路，因此灾异屡次出现，前后反复警告。如今又投下虹蜺，可以说灾祸已经成熟了【“孰”是成熟、完成的意思】。考察《春秋防》说：“上天投下虹蜺，天下就有怨恨，海内就会混乱。”【《春秋演孔图》说：“虹蜺是斗宿混乱的精气，失去法度就投下虹蜺。”宋均注说：“投虹蜺，就是投下灾异以应验。”】再加上四百年的期限也将临近【汉朝终结于四百年，详见《献帝纪》】。从前白虹贯穿牛山，管仲劝谏齐桓公不要亲近妃嫔外戚【《春秋文曜钩》说：“白虹贯穿牛山，管仲劝谏说：‘不要亲近妃嫔宫室。’齐桓公害怕失去权力，齐侯非常恐惧，退避离去；于是改用贤能的辅佐，让后人到牛山眺望土牛，四面听取意见，以此压制神异。】

译宋均注说：“山，象征君位；虹蜺，是阴气。阴气贯穿山，象征君主被妻妾外戚迷惑。‘望’，是指举行祭祀以谢罪。民间流传的本子把‘山’写作‘升’，是错误的。”《易经》说：“上天显现各种征象，表示吉凶，圣人便取法于它。”如今妾媵、受宠幸的人以及宦官之类，共同专擅朝政，欺骗蒙蔽君主。又有鸿都门下，招集一群小人，制作辞赋邪说，凭虫书篆刻的小技艺得到当时宠幸。他们如同驩兜、共工一样，互相推荐吹捧，短短几个月内便都得到破格提拔。乐松身居常伯，任芝担任纳言，郄俭、梁鹄都凭着趋奉逢迎的性情、谄媚巧辩的心术，各自得到封爵和不按常规的宠遇。反而让士大夫们弃置田野，伏处沟壑，口中诵读尧舜的言论，身体践行超越世俗的操守，最终被抛弃在沟壑中，得不到任用。冠帽和鞋履颠倒，山谷和高地相互更替；听从小人的邪念，顺遂无知者的私欲，不思考《板荡》篇的警告、《虺蝪》篇的训诫，危险到了极点，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幸而依靠上天显现征象来谴责告诫。《周书》说：“天子见到怪异就修养德行，诸侯见到怪异就整顿政务，卿大夫见到怪异就修治职事，士人和百姓见到怪异就修养自身。”希望陛下谨慎遵守经典的告诫，谋求改变恢复的办法，斥退远离谄媚机巧之臣，赶快征召像鹤鸣一样的贤士，内亲近张仲，外任用山甫，断绝尺一诏书的滥发，抑制游荡宴乐，留心各种政务，不敢懈怠闲暇。这样可以希望上天收回威怒，各种灾变都能消除。老臣过分承受了师傅的职任，多次蒙受特殊宠恩，难道敢于爱惜自己、顾惜将死之年，却不竭尽我诚恳恭敬的心意吗？《乞斩十常侍书》【我说：世上有些人内心受到逼迫，言语因而激烈，都是因为愤恨深重却无法发泄。即使如此，愤怒而发言还可以；愤怒到不止于发言，就不可以了。生杀大权，是君主最大的权柄；臣下却说“让某人活”，说“杀掉某人”，只凭一句话就想决定，这些人难道不是僭越而且狂妄吗？天下的愤怒，没有比利害相互交织更严重的；又没有比上下相互蒙蔽更严重的。更严重的是，愤懑郁积而不能发泄，于是言语激烈，这也是因为实在无法忍受。从前张禹担任师傅，朱云却想杀掉他；郭国忠担任宰相，唐朝士兵却冲入其宅第。诛杀和赏赐的权力不出于君上，却出于臣下，几乎像是上下倒置。但君子认为，他们的行为固然是作恶，他们的愤怒也确实深切，所以言语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地方。张钧请求斩杀十常侍的奏疏，使我因此能够体谅他的愤怒。灵帝不采纳他的意见，也没有用别的办法来消解他的愤怒，终于使他因诬告上奏而死。空泛的言语没有奏效，愤怒便积累下来，成为袁绍起兵的愤怒，发动晋阳之兵，诛除君主身边的奸恶；但事情的形势已经不可挽回了。】张钧的言语虽然出于愤怒，但难道还可以这样做吗？】张钧【《汉书》载：当时，张让以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都担任中常侍，封侯显贵，受到宠幸。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各州郡，所到之处贪婪残暴，成为百姓的祸害。黄巾起义后，盗贼像沸水一样四处涌动。郎中、中山人张钧上书说：】我私下认为，张角之所以能够起兵作乱，万人之所以乐于归附他，根源全在于十常侍大量放纵父兄子弟、姻亲宾客掌据州郡，侵夺财利，侵掠百姓；百姓的冤屈无处申诉，所以图谋不轨，聚集成为盗贼。应当斩杀十常侍，把他们的首级悬挂在南郊，以向百姓谢罪。又派使者把这件事布告天下，这样可以不必动用军队，而大的盗乱自然会消除。【天子把张钧的奏章给张让等人看，他们都摘下帽子，赤脚叩头，请求自己到洛阳诏狱去，并拿出家财帮助军费。皇帝下诏，仍让他们戴帽穿鞋照常任事。皇帝对张钧发怒说：“这真是个狂妄小子！十常侍中难道就没有一个好人吗……”】《文选补遗》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十六 元代陈仁子编纂 《议上》【吕祖谦说：汉代设置大夫，专门掌管议论；如果事情疑似未决，就召集朝廷内的士人共同议论。从两府大臣以下直到博士、议郎，都可以坚持自己的见解，不以地位卑下而忌惮抗辩尊贵者。所以有停止修建昌陵的议论，有停止郡国庙的议论，有攻打珠厓的议论，有赏赐边功的议论，有允许纳谷赎罪的议论。贾谊担任博士，每当诏令下达，诸位老先生不能应答时，贾谊总为此作答，从未因为公卿的意见而废弃贾谊的回答。呼韩邪单于请求保卫边塞，朝臣集合议论，最终采用郎中侯应的防守计划，也从未因为公卿的意见而废弃侯应的计划。朱博获罪，议论他的案件有五十八人，谏大夫龚胜等人敢于不同意将军、二千石的意见。王嘉获罪，议论他的案件有六十人，少府猛等人也敢于抗拒骠骑将军、御史的意见。他们不因袭别人而沉默，不随声附和以依附权势，不结党以成就奸邪，不借公共名义来行私事，只是尽力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然后交给君主独自裁决。这就是汉代集体议政具有天下公义之意的原因。然而屯田的功效已经完成后，诏令却要诛杀此前提出不利意见的人；】马邑的行动失败后，又只惩罚最初谋划的人来向天下谢罪。这也足以警戒那些谋划议论不谨慎的人。所以把这些议论表列出来刊行。】《攻打匈奴议》【我说：古代的集体议论，是根据自己的意见而采纳别人的意见；后世的集体议论，却是因为别人附和我而采纳别人。因此汉武帝有喜好用兵的心意，王恢附和皇帝，这就是所谓的“是”；朝廷有主张谋利的大臣，凡是文学之士不随从众议的，就拒绝他们。这与合宫、衢室那种集体议政，以及尧舜舍弃自己意见而听从众人的用心，不相同。】韩安国、王恢 大行王恢是燕地人，多次担任边吏，熟悉匈奴的事情。他议论说：“汉朝同匈奴和亲，通常不过几年，匈奴就背弃盟约；不如不要答应和亲，出兵攻打他们。”韩安国说：“行军千里作战，即使出兵也未必有利。如今匈奴拥有充足的战马，怀着鸟兽般的心性，随水草迁徙，像鸟群一样聚散，很难取得并制服他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能算扩大国土；拥有他们的民众，不能算增强国力。自上古以来，他们从未归属【不向中国内属】。汉朝若跋涉数千里去争夺利益，人的体力和马匹都会疲惫【‘罢’读作‘疲’】，匈奴以完整的力量乘我疲敝，形势必然危险。所以臣认为不如和亲。”群臣议论多附和韩安国，于是皇帝答应和亲。第二年，雁门郡马邑的豪强聂壹【“豪”犹如统帅】借王恢之口说：“匈奴刚与汉和亲，正亲近信任边地，可以用利益诱骗他们，引到伏兵之处袭击，这是必胜的办法。”皇帝于是召集公卿询问说：“朕装饰子女嫁给单于，赠送的钱帛文锦非常丰厚；单于却怠慢朕的命令，侵盗不止，边境屡受惊扰，朕对此十分忧虑。如今想出兵攻打他们，怎么样？”大行王恢回答说：“陛下即使没有说，臣本来就愿意献出这个计策【‘效’是献出的意思】。臣听说代国尚未分裂时【代国尚未分裂之时；战国时完整的代国还是一个国家，尚且能够攻打匈奴，何况如今加上汉朝这样大的国力】，北面有强大的胡人敌军，内部又连接着中原的军队，但仍能使老人和幼童得到休养，按时种植树木，粮仓经常充实，匈奴不敢轻易侵犯。如今凭借陛下的威势，海内统一，天下共同承担责任，又派子弟登上边塞守卫【‘乘’是登上的意思】，转运粮食来作准备；然而匈奴仍然不断侵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感到恐惧罢了。臣私下认为应当攻打他们。”御史大夫韩安国说：“不对。臣听说高皇帝曾经被匈奴围困在平城，匈奴来的人把马鞍卸下堆积起来，高得像城一样有好几处【解下马鞍表示悠闲，把马鞍堆积起来像营垒】；平城被困饥饿，七天没有粮食，天下人都以此作歌讥咏。等到解除围困返回帝位，高皇帝却没有愤怒怨恨的心。圣人把天下作为尺度，不因个人的愤怒损害天下的大业，所以派刘敬奉送黄金千斤来缔结和亲，直到今天已经使五代人受益。孝文皇帝也曾经把天下的精锐军队集中到广武常谿【广武是雁门县，常谿是山谷名】，但最终没有取得一点功绩，天下百姓却没有不忧虑的。孝文皇帝醒悟到用兵不能长期停留【‘宿’是使人留住的意思】，所以又恢复和亲盟约。这两位圣人的事迹足以作为效法。臣私下认为不要攻打为好。”王恢说：“不对。臣听说五帝不沿袭彼此的礼制，三王不重复彼此的乐章，并不是故意相反，而是各自顺应当时的形势。况且高皇帝亲自披坚执锐，冒着雾露，沐浴霜雪，奔走数十年；他之所以不报平城之仇，不是因为力量不能，而是为了安定天下人的心。如今边境屡次受到惊扰，士卒死伤，中原运送棺材的车辆接连不断【‘槥’是小棺材】，这是仁人所悲痛的【‘隐’是痛心的意思】。所以臣说应当攻打。”韩安国说：“不对。臣听说利益不足十倍就不改变旧业，功效不足百倍就不改变常规；所以古代君主谋划事情一定到祖庙请示，发布政令要考察古代言语，慎重对待兴办事情【祖，是祖庙；占，是询问；重，犹如困难、慎重】。况且从三代盛世以来，夷狄不使用中原的正朔，服饰颜色也不是凭威力不能使其改变，强力也不能使其服从。那些远方绝域、无法治理的民众，不值得劳烦中原【‘不牧’是不可治理】。况且匈奴的军队轻捷、迅疾而强悍，来时如暴风，离去如闪电【‘猋’是疾风】；以畜牧为业，凭弓箭射猎，追逐野兽，跟随水草，居处没有常处，很难取得并制服。如今让边郡长期废弃耕织，来支撑对匈奴的日常战争，这种形势无法相抵。所以臣说不要攻打为好。”王恢说：“不对。臣听说凤凰乘风而飞，圣人顺应时势而行动。从前秦穆公定都雍地，土地方圆三百里，懂得时势的变化，攻取西戎，开拓土地千里，兼并十四国，这就是陇西、北地一带。

译后来蒙恬替秦国侵伐胡人，开拓数千里，以黄河为边界，堆石筑城，种植榆树作为边塞【在边塞上种榆树】。匈奴不敢到黄河饮马，设置防御工事以后才敢放牧。匈奴只可以用威势使其服从，不可以用仁德豢养。如今凭借中原的强盛和万倍的资财，只派出其中百分之一去攻打匈奴，就好比用强弩射击将要溃烂的疮疡，必定一射即穿，不会受到阻碍【‘留’是停止的意思，表示没有阻碍】；这样一来，北方直到月氏都可以征召来使其臣服【‘发’犹如征召，北方从月氏以来都可以征召为臣】。所以臣说应当攻打。”韩安国说：“不对。臣听说用兵，要以饱足的军队等待饥疲的敌人，以政治严整等待敌方混乱，以安定休息等待敌方疲劳【‘舍’是停息】；因此军队一交战就击败敌众，攻伐一个国家就毁坏它的城池【‘覆’是击败，‘堕’是毁坏；意思是军队同敌人交战，就击败敌军，攻伐敌国，就毁坏其城】；常常安坐而役使敌国，这才是圣人的用兵之道。况且臣听说，猛烈的风到了衰弱的时候，不能吹起羽毛【冲风是猛烈冲击的风】；强弩射到末端，力量连鲁地所产的细绢也穿不透【缟是白绢，曲阜一带善于织造，尤其轻薄细密，所以用来比喻】。盛大事物总会衰落，就像早晨必然转为傍晚。如今却要卷起铠甲轻率出动，深入长驱，很难取得功劳。纵向行军就会受到胁迫，横向行军就会中途断绝【‘从’读作‘纵’，‘衡’同‘横’】；行动迅速就会粮食不足，行动迟缓就会错失利益【‘后利’是赶不上利益】；还没有走到千里，人和马就会缺乏粮食。兵法说：把人送给敌人俘获【意思是把军队送给敌人，使敌人俘获；‘遗’读作弋季反切】。如果有别的奇谋妙计可以擒获他们，那臣就不知道了；否则看不出深入敌境有什么好处。所以臣说不要攻打为好。”王恢说：“不对。草木遭受霜冻，不能让风一吹就消失；清水明镜，不能让形体逃脱；通晓大道的人，不能用文辞扰乱他【‘方’是道】。如今臣所说的攻打，本来就不是出兵深入，而是顺应单于的欲望，把他诱到边境来。我们选拔勇猛的骑兵和壮士，暗中埋伏，预先做好准备；仔细把守险要，作为防备。我们的形势已经安排妥当，有的军队驻在左边，有的驻在右边，有的挡住前面，有的截断后路。单于可以擒获，百无一失，一定能够成功。”【皇帝说：“好。”于是采纳王恢的建议，暗中派聂壹作间谍，逃入匈奴，对单于说：“我能斩杀马邑县令、县丞，把城献给单于。”单于进入边塞，尚未到马邑一百多里，察觉了此事，便返回离去。】边塞下传言单于已经离去，汉军追到边塞，估计已经追不上。王恢等人都停止进兵。皇帝恼怒王恢没有出兵攻击单于的辎重。王恢说：“起初约定的是进入马邑城，军队同单于交战，而臣攻击他的辎重，这样可以获利。如今单于没有到来便返回，臣率领三万人，不能战胜敌人，反而只会自取羞辱；我本来知道应当返回，这样还可以保全陛下的三万士兵。”于是把王恢交给廷尉，廷尉判定王恢逗留、阻挠军机，应当斩首。《罢盐铁议》【桓宽说：我看了关于盐铁的议论，觉得很奇异！我所听说的，汝南朱子伯曾对我说：当时豪杰一同兴起，四方人士像车辐汇聚车毂一样聚集；贤良有茂陵唐生，文学有鲁国万生这一类人，共六十多人，全都聚集在宫阙之庭，阐发六艺的教化，议论太平的根本。聪明的人赞助他们的谋虑，仁德的人阐明他们的施政，勇敢的人指出他们的防备，善辩的人陈述他们的言辞，个个正直忠诚、直率刚健。虽然不能详尽记录，但大致可以看到了。然而他们被云雾遮蔽，最终意见被废弃而不能施行，可悲啊！公卿只知道任用武力可以开辟土地，却不知道德行广博可以使远方归附；只知道权势和利益可以广泛利用，却不知道发展农业可以使国家富足。近处的人亲近归附，远处的人感悦德化，还有什么不能成功、什么不能求得？不走这条道路，却只务求积蓄财利、增长威势，难道不是错误吗！中山刘子雍说：王道能够纠正当世，恢复各种正当事务，关键在于返回根本；正直而不激烈，恳切而不悖逆，文质相济，这才可称为弘大博雅的君子。九江祝生振奋起来，遵循正道的意旨，推重史鱼那样的气节，发泄愤懑，讥刺公卿，耿介正直而不屈服，可以说是不畏强暴。桑大夫根据当世情势，适应时代变化，推求治道，重视权势和利益，阐发浅近的辩说；虽然不是正道，但那些博大的儒者和久负盛名的学者也不能自行解答，他是博闻通达的人。】然而他身居公卿之位，却不援引准则来以道德教化臣下，放纵于财利末务，不以古代为师，处在不该处的职位上，施行不合正道的做法，终于使自己的姓氏败亡，并连累宗族。车丞相身处伊尹、吕望那样的行列，掌握中枢、居中执政，却闭口不言，只求保全自身而离去；这个人啊，这个人啊！至于丞相、御史大夫两府的属官，不能提出正当意见来辅佐宰相，反而结成同类、助长同党，迎合心意、苟且附和来取悦上司，都是斗筲般的小人，哪里值得计算呢！】贤良文学【孝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诏令有关部门询问各郡国所举荐的贤良、文学人士，以及百姓所遭受的疾苦。文学回答说：“我私下听说，治理人民的办法，在于防止淫逸的根源，扩大道德的端绪，抑制末业利益而开启仁义之道，不把利益显示给百姓，这样教化才能兴起，风俗才能改变。如今各郡国设置盐铁、酒类专卖和均输制度，同百姓争夺利益，破坏敦厚朴实的本性，形成贪婪鄙陋的风气，因此百姓从事农业根本的少，趋向工商末业的多。希望全部废除这些制度。”御史大夫桑弘羊责问说：“这是不行的。国家的大业，是用来制服四夷、安定边疆、充足财用的根本，废除它们不利。”文学说：“治理国家的人，不忧虑财富少，而忧虑财富分配不均；不忧虑贫穷，而忧虑社会不安。所以天子不谈多少，诸侯不谈利害，大夫不谈得失，而是积蓄仁义来教化百姓，扩大德行来使他们归附。因此近处的人亲近归附，远处的人悦服，仁政在天下无敌，还用得着耗费财力吗？”大夫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开辟农业根本的道路，疏通有无相济的作用。《易经》说：‘疏通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国家有肥沃土地的富饶，而百姓却吃不饱，是因为器械不完备；有山海物产的财富，而百姓却不富足，是因为商人和工匠不完备。

译养生送死所需的器具，要依靠商人流通，要依靠工匠制造。因此圣人制造舟船和船桨，用来沟通河流山谷；驯服牛、驾驭马，用来通达山陵平地；到达远方、深入幽深之地，都是为了使各种物资相互流通而便利百姓。所以先帝设置铁官，以供养农民；开设均输，以充足百姓的财用。盐铁和均输，是万民拥戴仰赖、靠它们取得供给的制度。”文学说：“国家有肥沃土地的富饶，而百姓吃不饱，是因为工商过盛而农业荒废；有山海物产的财富，而百姓不富足，是因为不致力于民用，而奢侈巧伪的东西太多。高帝禁止商人获得士人和官吏的地位，是为了遏制贪婪鄙陋的风俗。排斥困扰市场的行为，堵塞谋利的门路，百姓尚且还会作恶，何况在上位者以谋利为事呢？《传》说：‘诸侯喜好利益，大夫就鄙陋；大夫鄙陋，士人就贪婪；士人贪婪，百姓就盗窃。’这就是打开谋利的孔道，给百姓设置犯罪阶梯。”大夫说：“均输使百姓平均承担劳逸，平准使百姓不失去本业。均输、平准，是为了调平万物、便利百姓，并不是打开谋利孔道、给百姓设置犯罪阶梯。”文学说：“古代向百姓征税，是根据他们所擅长的，不索取他们所不擅长的。农夫缴纳自己的收获，女工交纳自己的劳动成果。如今却舍弃百姓所有的东西，责令他们交纳没有的东西，百姓只好低价卖掉货物，来满足官府的要求。近来有些郡国命令百姓织布、纺絮，官吏任意刁难拖延，农民更加困苦，女工还要重复缴税，却没有看到输送真的均平。县官擅自买卖，就把各种物品一并收购，导致物价飞涨，商人也跟着获得利润；官府亲自买卖，就使官吏能够包庇奸豪，自己从中发财。商人囤积货物，等待市场急需时再出售，轻视贱买而谋取奸利，低价收进、高价卖出，也没有看到平准真正公平。古代的均输，是为了使劳逸均平、便利贡输，并不是为了谋利而贩卖货物。”大夫说：“普通人家有珍贵器物，尚且要装在匣中收藏，何况君主掌握山海资源呢？有利可图的地方，必定在深山穷泽之中；除了豪强百姓，没有人能够通达并利用这些利益。从前盐铁还没有由国家统管时，平民中有朐邴那样的人，君主中有吴王那样的人，专擅山泽的富饶，减轻赋税来救济穷人，以此形成私人威势。私人威势积累起来，叛逆的心思就产生了。如今放纵百姓争夺权利利益，废除盐铁制度来资助强暴之人，使他们遂行贪心，众多邪恶之徒聚集，私门结成党羽，那么强横者日益不能控制，兼并土地的人就会形成奸恶势力。”文学说：“百姓把财富藏在家中，诸侯把财富藏在国中，天子把财富藏在海内。所以百姓用墙垣作为收藏和封闭，天子用四海作为匣子和柜子。天子到诸侯国去，从东阶登堂；诸侯交纳钥匙，手持符信听候命令，以表示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君王不把财富积聚在自己手下，而是把它藏在百姓那里，远离浮薄的利益，致力于百姓的正义。仁义礼制一旦建立，百姓就会受到君上的教化；这样即使商汤、周武王再生于世，也没有什么需要他们忧虑的。工商之事，即使有欧冶子那样的能人，又能成就什么奸利呢？三桓专擅鲁国，六卿瓜分晋国，并不是由于盐铁；真正深重的权利不在山海，而在朝廷。一家危害百家，祸根在宫墙之内，而不在朐邴那里。”大夫说：“所以扇水都尉彭祖宁说，盐铁的品类和法令十分明确，劳作的徒役由县官供给衣食，铸造铁器以供使用，作用非常多，并不妨害百姓。如今把盐铁总归官府，不只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扶助农业根本、抑制工商末业，离散朋党，禁止淫逸奢侈，断绝兼并的道路。古代名山大泽不把它们分封给臣下，使臣下专擅利益。铁器兵刃，是天下的大用之物，不是普通百姓所应经营的。豪强百姓想要专擅山海资源来致富，所以阻挠这项事业的人很多。”文学说：“扇水都尉所说的这种一概统制的方法，不是治理国家、爱护百姓的道路。陛下继承孝武皇帝之后，公卿应当思考如何安定聚集百姓，带来利益、除去祸害，以仁义辅佐明主。即位六年，公卿没有请求减少或废除不急需的官职，也没有请求裁省那些专事谋利的人。陛下命令郡国贤良、文学议论三代五帝的治道和六艺的教化，陈述安危利害的区别，意旨灿然明白。如今公卿争辩议论却仍没有定论，这正是所谓抱着小利而忘记大利。”大夫说：“从前商鞅辅佐秦国时，设置百倍的利益，征收山泽之税，使国家富足、百姓强盛，积蓄有余，因此可以征讨敌人、攻伐国家、夺取土地、扩张疆域，不向百姓加赋而军队也能得到供给，所以费用用不完，百姓也不知道负担。土地向西扩展到黄河，百姓也不困苦。如今盐铁的利益，正是用来救助百姓的急需，充足军旅的费用，致力于积蓄以防备匮乏断绝，对国家有益，对百姓无害。”文学说：“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专利而百姓富足，如今有了盐铁专利百姓却困乏，没有看到它所带来的利益，只看到它造成的祸害。况且利益不会从天上来，也不会凭空从地里生出，只是从民间取来，却说成有百倍利益，这是计算上的错误。李树梅树今年果实多，来年就会衰弱；新谷成熟，旧谷就会减少。天地尚且不能两方面都充盈，何况人事呢？所以这里得到利益，那里必然耗损。商鞅法令严酷，长期追逐利益，秦人无法生活，彼此哭诉孝公；后来秦国日益危险。利益积蓄而怨恨积累，土地扩大而祸患形成，哪里有利益用不完的道理？”大夫说：“诸侯把一国当作家，忧虑在国内；天子把八方极远之地作为疆界，忧虑在国外。所以疆域小的国家用度少，功业大的国家用度大。因此县官开辟园池，总管山海资源，获取利益来帮助贡赋；修治沟渠，设置农官，扩大田地收入，扩充苑囿；大仆、水衡、少府、大农每年考核各种收入，包括田地和牧场的利益、池苑水泽的租借收入，以及在北部边境设置田官，来供给各种用度，却仍然不够。如今想废除这些，上下都将耗尽，这是困乏的征兆。即使节省用度，又怎么能够呢？”文学说：“古代规划土地，足以供养百姓；百姓富足，足以奉养君上。拥有千乘的国家，土地不过方圆百里，公、侯、伯、子、男各自都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供养自己的欲望。秦兼并天下土地，拥有四海财富，心意却仍不满足；这不是因为疆域小、用度少，而是欲望太多，下面的百姓承受不了它的要求。俗话说：‘厨房里有腐烂的肉，国家里却有饥民；马厩里有肥马，道路上却有饿人。’如今供养狗马，喂食虫兽，难道只是腐肉和马料的费用吗？无用的官职、不急迫的工程，以及没有功劳却由县官供给衣食的人很多，所以在上者不足，在下者困乏。如今不减少这些根本性的负担，反而同百姓争夺柴草，同商人争夺市场利益，这不是彰显明主德行、辅佐国家的办法。男子耕种、女子纺织，是天下的大业。古代划分土地让百姓居住，所以没有不出产粮食的土地，也没有没有事做的百姓。

译如今县官大量扩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设置禁限、出租借用的名目，而利益却归入权贵之家。三辅靠近山河，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四方百姓一同来到，粮食不能相互供养。公田转租借出，桑树、榆树、蔬菜和果树不能种植，土地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我认为，不是先帝所开辟的苑囿、池泽，都可以赋予百姓，归还给他们；县官只收租税罢了。这样一来，男子的力量全用在南亩，女子的力量全用在麻和苎麻上；田野开辟，麻苎得到治理，那么上下都富足，哪里还会有困乏呢？大夫默然，看看丞相、御史和文学，说：“如今天下合为一家，重视末业、厌恶欲望的政策将要施行，淫巧将要推广。大夫君凭借心计来防范国家的用度，构陷诸侯；又参用酒类专卖，咸阳孔仅增加盐铁制度，江充、耕谷等人各自凭尖锐的言辞谈论末业利益，分析得像秋毫一样细，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然而国家衰弱耗损，城郭空虚，所以不崇尚仁义就无法教化百姓，不致力于农业根本就无法使国家富足。”御史说：“古代规定土地，一百步为一亩，按十分之一登记征税；先帝怜悯百姓衣食不足，于是规定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按三十分之一征税。懒惰而不从事田作，饥寒降临自身，本来就是应有的结果；盐铁制度又有什么过错呢？”文学说：“按十分之一登记，是征用百姓的力量；收成丰歉、土地好坏，都同百姓共同承担，所以说十分之一是天下最中正的制度。如今田地虽然按三十亩为一顷征税，但丰年粮食极多却只少量征取，凶年发生饥荒却一定要求足额缴纳；再加上人头税和更役，通常一个人的劳动要分去一半，农夫耗尽全部所得，甚至还要借贷补足。因此百姓努力耕作、辛勤劳动，饥寒还是降临自身。”御史说：“古代十五岁进入大学并服小役，二十岁举行冠礼并服兵役，五十岁以上血脉充盛强健，称为艾壮。《诗经》说：‘方叔是元老，能够大有作为。’如今陛下放宽徭役政策，二十三岁才开始征赋，五十六岁才免除，这是为了扶助壮年、使老年得到休息。”壮丁治理田地家园，老人修整池塘园圃，就不会有饥寒的忧患；不治理自己的家业却反而控告县官，也是悖逆的。”文学说：“十九岁以下叫作殇，是尚未成年的孩子；二十岁举行冠礼，三十岁娶妻，才可以服兵役；五十岁以上称为艾老，可以在家扶杖，不服劳役，这是为了扶助不足、使高年人安息。乡饮酒礼中给老人设置不同的食物，是为了优待老年人、彰明养老。如今五十岁以上直到六十岁的人，还要和子孙一起服运输和徭役，这不是养老的本意。古代遇到大丧，君主三年不征召丧家，以推广孝道、成全哀痛之心。如今有的人尸体尚未安葬，身穿丧服，却要去服兵役，这不是爱护百姓、顺遂孝悌之心的办法。陛下正值年富力强，却把政务委任给大臣；公卿辅佐朝政，政治教化仍未均平，所以百姓才有议论。”御史默然不答。大夫说：“明主忧劳于万民，思念北方边疆，所以选拔贤良文学中的高等人才，想要听听特殊的议论和不同的策略，以期有所裨益。你们这些学生不能提出奇特的计策，只是守着空话，不知道取舍的适宜和时势的变化；这难道是明主想听的吗？”文学说：“各位学生回答策问，虽然道路不同，归宿却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我们的宗旨在于崇尚礼义，抑退财利，恢复古代的道路，纠正当世的过失，提出应当施行的办法。执事不明白礼义，却通晓末业利益，阻挠事务、破坏议论，所以直到今天仍没有定论。”大夫看着文学，闷闷不乐而不说话。丞相史说：“辩论国家政事，议论执政者的得失，为什么不慢慢讲明道理、相互说明，何至于这样急切呢？”贤良、文学都离开座席说：“我们见识浅陋，以狂妄言语冒犯执事。药酒入口苦，却有利于疾病；忠言听来逆耳，却有利于行为。诸位学生直言争辩，正是公卿的良药和针石。”大夫的脸色稍微宽和了些。贤良说：“如今从近世来看，时代不同，事情也不同。文帝、景帝时期，建元初年，百姓朴实而归向根本，官吏廉洁而自重，家业殷实，人口增长而家家富足。如今政治没有改变，教化也没有变，为什么时代却越来越浅薄，风俗越来越衰败呢？”我私下听到乡里长者的话：“从前普通百姓的衣服温暖而不奢靡，器物质朴坚固而适用，马足以代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协调欢乐而不过量，音乐足以调理内心而不淫荡。入内没有宴饮享乐的放纵，出外没有游荡游观的逸乐；行走就背负物品，停下就锄草耕作。用度节俭而财物富足，根本修治而百姓富裕。送葬尽哀而不华丽，奉养生者适度而不奢侈。大臣正直而没有贪欲，执政宽厚而不苛刻，所以百姓安守本性，百官都能保全职位。建元初年崇尚文治、修养德行；后来奸邪之臣各凭技艺，使最好的政治受到破坏。对外封锁山海资源，对内兴办各种谋利事业；杨可大力告发缗钱，江充禁止服饰，张大夫改革法令，杜周审理刑狱，夏兰一类人妄行攫取，王温舒一类人任意杀人。残暴官吏逐渐兴起，扰乱善良百姓。当时百姓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豪富之家也不能保证族姓安全。圣主醒悟，于是诛杀残害百姓的奸贼，以堵塞天下人的责难，百姓才安然恢复安定。这些祸患延续多代都没有完全恢复，创伤直到今天还没有平复。所以百官中仍有残暴害民的政治，强横的宰相仍有强行夺取的心；大臣专擅权力而任意决断攻击，豪强奸猾结成党羽而侵凌他人；富贵者奢侈，贫贱者相互抢夺杀戮；女工织物难以制成却容易破损，车器难以完成却容易败坏。普通百姓使用有花纹的杯子、雕画的几案，婢妾穿绫罗、着丝鞋；平民吃粗米却想吃肉，没有的要装作有，贫穷的要勉强夸耀；活着不能奉养父母，死后却厚葬，耗尽家产嫁女，满车装载缯帛绫罗。富人想超过别人，穷人想赶上富人，因此百姓一年比一年急迫，岁月日益紧张，羞耻心减少，廉洁之风衰薄；刑罚虽然不是为了诛除恶人，却仍不能止息奸邪。大夫说：“我以为贤良的见识稍有好转，原来反而像胡车那样彼此跟随吗？”贤良说：“宫室、车辆马匹、衣服器械、丧葬祭祀、饮食以及声色玩好，是人情所不能完全停止的。所以圣人为它们制定制度来防范。近来士大夫致力于权势利益，怠慢礼义，因此百姓仿效他们，渐渐越过制度。古代衣服不合制度，器械不合使用要求，就不能在市场出售。如今民间雕琢不合规定的物品，刻画没有用处的器具。古代百姓乘车骑马，只要马能代替劳力就够了。如今富人车马相连，骑从成列，骖马、副车、辎车、軿车都有。养一匹马在马槽中，相当于中等人家六口人的食粮，或一个成年男子半个月的劳动。古代百姓到了七八十岁才穿丝绸，其余时候只穿麻和苎麻。如今富人穿繁复刺绣的罗纨，中等人穿白色绨锦缣帛，普通百姓也穿妃后的服装，士卒也使用婚姻礼服的装饰。古代百姓吃粗米、藜藿，除非参加乡饮酒礼、腊祭和祭祀，不饮酒、不吃肉。如今街巷中无缘无故宰杀牲畜，聚集到野外，背着粮食前往，提着肉回来。一头猪的肉，就相当于中等年成的收获；十五斗粮食，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半个月的食粮。古代百姓春秋两季修整祖先祠堂，按时祭祀五祀，大概没有出门远行举行祭祀的事。

译如今富人祈祷于名山，祭望山川，杀牛击鼓，戏弄歌舞、表演幻象。古代凭德行求福，所以祭祀很少；凭仁义求吉，所以卜筮稀少。如今世俗行为污浊，却向鬼神求取福佑；怠慢礼义，却专心祭祀。古代用土鼓、草束鼓槌，敲击木头、拍击石块，尽情欢乐。后来卿大夫有管和磬，士人有琴瑟。如今富人有钟鼓五种乐器，歌童成群；中等人吹竽调瑟，跳郑舞、唱赵歌。古代用瓦棺容纳尸体，用木板周围包裹；后来用桐木棺而不加外衣，用彩色椁而不雕刻。如今富人使用绣饰的棺盖和题凑，中等人使用梓木棺、楩木椁。古代明器有形状而没有实际内容，是要表示给百姓看，说明死者不再使用；后来则有储藏醯醢的器物、桐木马和偶人，但所用物品还不完备。如今富人厚置财物、大量随葬，使用器物如同活人。古代坟墓不封土、不植树，返回安葬者在寝宫祭祀，没有庙堂的地位。后来坟墓开始封土，平民坟墓高半仞，可以遮蔽身体。如今富人堆土成山，排列树木成林，台榭相连楼阁相接，观台增建高楼。古代邻里有丧事，舂米时不相互应和，巷中不唱歌谣。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未吃饱。如今世俗借他人丧事求取酒肉，幸而有人稍坐片刻，便要求准备歌舞、俳优，连声欢笑，表演杂技游戏。古代嫁娶的服装没有过多的记饰；虞、夏以后，外穿麻布、内穿丝绸，骨簪、象牙耳饰，受封君的夫人加用锦，衣服上加单罩衣罢了。如今富人穿皮衣、朱色貉皮，佩戴繁复的车饰和环佩。古代侍奉活人竭尽爱敬，送葬死者竭尽哀痛。如今活着不能充分表达爱敬，死后却以奢侈互相攀比；即使没有哀戚之心，只要厚葬、耗费重大，就认为是孝。百姓羡慕仿效，甚至拆房卖业。古代夫妇结合，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组成家庭；后来士人有一个妾，大夫有两个妾，诸侯有侄女和娣女，也不过如此。如今诸侯有上百名妾，卿大夫有十多个，中等人家有侍妾，富人满室都是，因此女子有的怨恨孤独而错过婚期，男子有的放纵至死而没有配偶。古代不凭武力去追逐禽兽，也不夺取百姓财物来饲养狗马，所以财物富足而劳力有余。如今猛兽奇虫不能耕作，却让应当耕作的人去饲养它们。百姓有的粗布短衣都不能完整，狗马却穿着华丽刺绣；百姓有的连糠和酒糟都接济不上，禽兽却吃肉。宫室奢侈，是林木的蛀虫；器械雕琢，是财用的蛀虫；衣服华美，是布帛的蛀虫；狗马吃人的食物，是五谷的蛀虫；口腹放纵，是鱼肉的蛀虫；用费没有节制，是府库的蛀虫；赋税和徭役积累而无所禁止，是田野的祸害；祭祀防禁没有限度，是伤害生民的祸害；眼睛沉溺于五色，耳朵贪恋五音，身体极尽轻薄的享受，口腹穷尽甘美脆嫩的滋味，功业耗费在无用之事上，财物耗尽在不急迫的事情上。所以，国家的弊病集中表现为财用不足，个人也就危险了。丞相说：“治理财用不足，应当怎么办？”贤良说：“从前晏子担任齐国宰相，百姓奢侈，就用俭朴给他们作示范；百姓俭朴，就用礼义引导他们。如今公卿大夫如果确实能够节省车舆，调适衣服，亲自实行节俭，率先崇尚敦厚朴实，停止修建园池，减少田地宅第；对内不在市肆经营，对外不在山泽谋利，使农夫有地方施展其功力，女工有地方经营其职业。这样，社会的气脉就会和平，也就没有财用不足的忧患了。大夫说：“从前公孙弘穿布衣，儿宽穿练袍，衣服像仆妾，饮食像庸夫；淮南王在内叛逆，蛮夷在外暴乱，盗贼没有得到禁止，奢侈没有受到节制，这样能够治理什么财用不足呢？”贤良说：“文景时期、建元初年，大臣还崇尚争相援引经典、坚守正道的义理；从此以后，多数人承顺君意、放纵私欲，很少有人敢于当面直言议论、正面讥刺。于是借公事谋私利，所以武安侯丞相田蚡竟为园田之事在君主面前争辩曲直。九层高台一旦倾倒，公输子也不能把它扶正。” 本朝一旦出现一个邪曲之处，伊尹、太公望也不能使它恢复。所以公孙弘丞相、儿宽大夫侧身行道，分别设置防禁以培养贤才，降低自己的身份来礼贤下士；但没有继承子羽的行人，葛绎、彭侯又毁坏了他们留下的事业，拆毁宾客馆舍和议事厅，把它们改作马厩；妇女居处也不再有供养贤士的礼节，反而还保留骄傲自矜的神色，于是廉耻日渐衰落，人人争逐利益。大夫勃然变色，默不作答。丞相说：“按照贤良文学的议论，有关官署防止了尸位素餐的耻辱，使贤良亲近百姓；但那些显要官员也还没有看见他们能够医治百姓的疾病。”贤良说：“谈何容易，何况还要实行呢？如今想要用针石下治，疏通关鬲，又恐怕遭受盛胡的牵累；想怀抱铁橐和艾草施治，又会被称为医术不精。狼走时踩着胡须，前进又要防备尾巴。君子的道路、进退的准则，本来就很狭窄啊。”大夫说：“如今的郡守、国相，就是古代的方伯，专制千里之地，善恶都在自己手中。自己不能做到罢了，道路有什么狭窄的呢？”贤良说：“如今仕吏之道阻塞而不加选拔，富人用钱财买官，勇士用拼死作战求取功名，戏车、鼎跃之徒，全都出任属吏。累积功劳、熬积日月，有的人竟做到卿相，擅自掌握生杀大权，专擅万民的性命。因此从前郡国百姓互相欺凌而不能治理，有的甚至锯割人的脖颈、杀害无辜，却没有人能够纠正。” 这是因为执掌法纪纲常不合正道的缘故。古代分封贤能，不过在百里之内建立都城和强国，疆域纵长不过五十里，尚且认为一个人的身体，明察不能照遍，听闻不能通达，所以设置卿大夫来辅佐他，政治才得以完备。如今郡守、国相没有古代诸侯那样的贤能，却治理千里政务，主管一郡民众。一个人的身上，治乱全系于己；千里之地也随之转变，不可不慎重选择。因此君主可以拥有私人财产，却不应把官职私授给人。大夫说：“官吏大多不好了，又侵夺搜刮百姓；长吏压迫小吏，小吏又压迫百姓。”贤良说：“如今小吏俸禄微薄，郡国的徭役远至三辅；平时居家就缺少衣食，遇到变故便卖牲畜、卖田产。不仅如此，府向县索取，县向乡索取，乡里又从哪里取得呢？想使影子端正，就应先端正表；想使下属廉洁，就应先从自身做起。所以贪婪鄙劣在于率领者，不在下属；教化训导在于政令，不在百姓。大夫说：“君子只能在内修洁自身，却不能教化别人；周公尚且不能纠正管叔、蔡叔的邪曲，子产尚且不能纠正邓析的虚伪。如今只责备一两个主管官吏，哪里能捆住他们的手脚，使他们不做坏事呢？”贤良说：“《春秋》讥刺责备并不涉及平民百姓，是因为它责备的是率领者。”

译古代大夫将要临刑时，不享用声色之娱，是因为以不能教化百姓为耻，也悲伤自己的教化不能完备。政教昏暗而不能彰明，百姓跌倒而无人扶持，这样还凭什么做百姓的父母官呢？大夫说：“君主不养恶民，农夫不养恶草；锄除恶草，众苗就能成长；刑罚恶民，万民就会喜悦。所以刑罚是用来整治百姓的，锄头是用来区别禾苗的。”贤良说：“刑罚对于治理，就像防备对于驾驭一样。良工不能没有防备和驾驭，但有了防备却不一定使用。如今废弃法纪纲常而不能重建，破坏礼义而不能防守，使百姓陷入法网，然后用刑罚捕猎他们，这就像打开栏圈放出野兽，又用毒箭射它们。曾子说：‘在上位者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实情，就应当哀怜同情而不要高兴；不要因百姓不能被治理而受伤，却夸耀自己的才能。捕获奸人还沾沾自喜，就像射猎者看见鸟兽挂在网罗上而高兴一样。管子说：‘仓廪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百姓衣食富足了，才懂得荣辱。如今的要务，在于停止盐铁官营，退还专卖利益，分给土地，督促从事农业本业，种植桑麻，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那么百姓自然会富足。百姓没有饥寒的忧虑，教化就可以成功。’俗语说：‘已经富足了，还要再给他什么呢？’回答说：‘教化他。’如果这样，百姓就会迁移到义上、遵从善行，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哪里还会有暴戾傲慢呢？” 大夫说：“县官铸造农具，使百姓致力于农业本业，不经营末业，就没有饥寒的拖累。盐铁有什么害处而要停止呢？”贤良说：“农业，是天下的大业；铁器，是百姓最重要的用具。器具使用便利，所费力气就少，而取得的收获就多；工具不完备，田地就会荒芜，谷物也不能生长。从前盐和五谷价格相同，器具锋利而适用。如今县官鼓铸铁器，大多粗劣不好，不能满足百姓使用；盐铁价格昂贵，百姓都感到不便。贫困百姓有的用木器耕作、徒手锄草，用土制农具耕种，吃粗淡食物。铁官出售器具卖不出去，有时还强行赋予百姓；役徒所制造的器具不合规格，时常命令百姓帮助，征发没有限度，百姓以此为苦。如今如果能够致力于本业、除去末业，用礼义使百姓安定，以朴实示范百姓，那么百姓就会返回根本，不再经营末业了。”丞相说：“先王之道失传已经很久，难以恢复；贤良文学的话深远而难以实行，并非当世所能达到。”于是便停止了这场议论。关于纳粮赎罪的议论。【愚按：汉代纳粮赎罪的议论，始于晁错，而不是张敞。凡是法律，贵在斟酌人情：用金钱赎刑，是虞舜时代的法律；五刑都有罚，是周代的法律。完全没有赎罪，就断绝了活人自新的道路；只实行赎罪，又会开启天下犯法的端绪。所以赎罪之法，本来是为了有利于人，而不是为了使自己获利。子贡赎人却不接受金钱，孔子讥讽他说：‘鲁国从此不会再有赎人的人了。’孔子并不是贪图钱财，只是借用廉洁的名声，堵塞了赎罪的道路；想悔过向善的人，也就困难了。如今张敞说：‘希望命令各类有罪之人，除盗窃受财、杀人以及犯法不得赦免者外，都按罪行轻重纳粮赎罪。’这与晁错笼统地说免除罪刑不同，但也还没有达到萧望之所谓天汉年间变乱的程度。大概可赎的罪赎免，不可赎的罪也不赎免。赎罪之法不可废除；隐约地以利人为目的还可以，公开地以自利为目的就不可以。如今明白宣告天下说：‘有罪可以纳粮赎罪’，这是互相诱导犯罪，又互相征取利益，违背圣贤爱惜生命的本意，因此不能没有权衡的议论。何况把粮食纳到边地，使内地犯罪的人不得不跋涉数千里把粮食运到边疆，天下百姓恐怕不只是死于鞭笞，还会死于供应运输。” 张敞的议论并不完善，而萧望之坚守正道也没有深思。【萧望之本传：望之任左冯翊时，西羌反叛汉朝，朝廷派后将军征讨，京兆尹张敞上书说：‘希望命令各类有罪之人，除盗窃受财、杀人以及犯法不得赦免者外，都按罪行轻重纳谷入郡赎罪，务必多纳谷物，以预先准备百姓的急需。’此事交给有关官署，望之与少府李强议论如下。】百姓都包含着阴阳之气，也都有仁义和求利的心，这些都要靠教化来扶助。尧在上位，不能除去百姓求利的心，却能使他们求利的心不胜过喜好义的心；即使桀在上位，也不能除去百姓喜好义的心，却能使他们喜好义的心不胜过求利的心。所以尧与桀的区别，只在义和利罢了。引导百姓不可不谨慎。如今想让百姓量出粮食来赎罪，这样富人能够活命，穷人却独自死去，就是贫富受到不同的刑罚，法律也不统一。人情在贫困窘迫之时，父兄被囚禁，听说交出财物便可以使他们活下来，做子弟的将不顾死亡的祸患和败坏的行为，奔赴财利，求救亲属；一个人得到生存，十个人因此丧失名节。这样一来，伯夷的操行会败坏，公绰的名声会毁灭，政教一旦倾覆，即使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大臣，恐怕也不能恢复。古代，百姓不足时就从上取用，百姓有余时就施予百姓。《诗经》说：‘并且恩惠施及可怜的人，哀悯这些鳏夫寡妇。’这是说在上者施惠于下。又说：‘先降雨于我们的公田，接着也降到我的私田。’这是说在下者急切供奉在上者。”},{ 如今正有西部边境的战事，百姓失去了生产事业；即使按户征赋、按人口征收，也只是为了供给他们的困乏【按户征赋，按人口征收】。这是古来通行的道理，百姓没有谁认为不对；但要让他们以死来救活别人，恐怕未必可行【子弟竭尽性命去救父兄，使父兄得以生存】。陛下广施恩德，推行教化，教化已经成功，即使尧、舜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如今却商议开辟新的利财之路，因而损害已经成就的教化，臣私下对此深感痛惜【于是天子又把这项建议交下来，两府丞相和御史拿这些问题诘难张敞。张敞说：“少府、左冯翊所说的，只是平常人所遵守的原则罢了。从前先帝征伐四夷，用兵三十多年，百姓仍没有增加赋税，而军费却能得到供给。如今羌虏不过是边隅的小夷，在山谷之间跳梁，汉朝只令罪人出钱来减免罪名，以此讨伐他们；这种办法名义上胜过烦扰良民、横加征收赋税。又有各种盗贼以及杀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的人，都是百姓所痛恨的；他们都不得赎罪首、不许窝藏罪犯或知情不告，即使按规定不应当赎罪的人，也要把他们列入这一类。议论此事的人有的还说，这些法律可以删削废除；如今趁此机会让他们赎罪，其便利是非常明显的。难道这会扰乱什么教化吗？《甫刑》的刑罚规定，小过可以赦免，轻罪可以赎免，并且有用金钱赎罪的等级，这种制度由来已久。赋税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张敞穿着皂衣任职二十多年，曾听说罪人可以赎罪，却没有听说盗贼因此兴起。

译臣私下怜悯凉州遭受寇患，正值秋收丰足的时候，百姓尚且有饥饿困乏、病死在道路上的。何况到了明年春天，难道不会更加困苦吗？如果不早些考虑救济他们的办法和措施，却援引一贯的常规来诘难，恐怕日后会因此受到更重的责罚。平常人可以同他讲守常规，却不能同他讲权宜变通。张敞有幸得以列名九卿，以辅佐两府为职，不敢不把自己的愚见全部说出来。于是勉强再次答辩】再次讨论以粮食赎罪一事 萧望之 先帝具有圣明的德行，任用贤良之士，在位时制定法度、垂示规范，作为无穷后世的准则。长久想到边境不能得到充足供给，所以《金布令甲》中说【《金布》是法令篇名，内容涉及府库中的金钱、布帛等事务，因此以此为篇名；“令甲”是该篇在甲、乙次序中的名称】：“边郡屡次遭受战争，因而离于饥寒【离，就是遭受】；夭折而不能享尽天年，父子彼此失散，应当命令天下共同供给他们的费用【共同供给他们；从这里以上是《令甲》的原文】。”这本来就是专门针对军队突然发生的战事而制定的【“卒”读作“猝”，意思是这段法令专为军队突然发生的战事而设置】。听说天汉四年，曾经让死罪犯人缴纳五十万钱，减轻一等死罪；豪强以及官吏、百姓请求夺取借贷之物，甚至发展到做盗贼来赎罪。后来奸邪之徒横行暴虐，群盗一同兴起，甚至攻打城邑、杀害郡守，充斥山谷，官吏无法禁止；朝廷发布明确诏令，派绣衣使者兴兵讨伐他们【即实行军队出征的法令】；被诛杀的人超过一半，之后盗乱才渐渐平息。我认为，这是允许死罪赎罪所造成的失败，所以说不便于实行【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认为羌虏将要被击破，转运的物资大致足以相互供给，于是最终没有采纳张敞的建议】。停止讨论边境防备一事【按语说：《易经》自有设置重门、击柝巡夜的象意，可见城防守卫早已确立；《左传》自有“周索、戎索”的说法，可见夷狄与华夏的区别早已分明。国家不可以长久没有防备。抱着老虎睡觉，怎么能保证它不咬人？枕着蛟龙躺卧，怎么能保证它不跃起？狼崽具有野心，变化诡诈，令人畏惧。它强盛时，就会有傲慢书信的羞辱；它衰弱时，就会有在渭水边朝见的事情。不能轻易在片刻之间测知其变化。呼韩单于请求娶汉朝女子为妻，汉朝便想撤除防备；戎狄之心果真可以信赖吗？侯应的言论，大概正是汉朝赖以存立的依据。唉！汉朝的边患，北方最为严重，西方次之；唐朝的边患，西方最为严重，北方次之。治理国家不可以没有防备，何况还要疏忽轻慢吗】侯应【《汉书》记载：郅支单于已经被诛杀，呼韩邪单于又高兴又害怕，上书请求入朝觐见。竟宁元年，单于再次入朝，礼遇和赏赐如同当初，并加赐衣服、锦帛、絮，数量都比黄龙年间增加一倍。单于亲自说希望娶汉朝女子为妻，以此同汉朝亲近。元帝把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字昭君，赐给单于。单于非常欢喜，上书请求保卫塞上，从上谷以西直到敦煌，世世代代传下去；又请求撤除边境的防备和塞上的戍卒，使天子和百姓得到休息。天子下令让有关官员议论，议论者都认为这样做有利。郎中侯应熟悉边境事务，认为不能答应。天子派车骑将军嘉口头晓谕单于。○见第三卷】周、秦以来，匈奴凶暴强悍，防备并侵扰边境。汉朝兴起后，尤其受到它的祸害。臣听说北方边塞从辽东起，外面有阴山，东西绵延一千多里，草木茂盛，禽兽很多。当初冒顿单于凭借阴山的险阻，居住在那里，制造弓箭；匈奴出兵时，就以此作为防备之地，这就是他们的苑囿。到了孝武帝时期，汉朝出兵征伐，开拓并夺取了这块土地，把匈奴驱逐到大漠以北，修建边塞，开通亭隧【“隧”是指深挖小道，以便行走并躲避敌人抄掠和防守】；又修筑外城，设置屯兵和戍守来防备；这样以后，边境才稍稍得到安宁。大漠以北地势平坦，草木很少，大多是广阔的沙地；匈奴来往时，能够遮蔽隐藏的地方很少，从边塞以南径直深入往来，也比较困难。边地的老人说，匈奴失去阴山以后，每次经过那里没有不哭泣的。如果撤除边塞和戍卒，就是向夷狄显示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这是第一点不可行。如今圣德广泛施及各处，上天一样覆盖匈奴，匈奴得到汉朝保全性命、使其生存的恩惠，叩头前来称臣。然而夷狄的性情，困窘时就卑下顺服，强盛时就骄横叛逆，这是他们的天性。先前已经撤除外城，减少亭隧，现在只保留到足以侦察瞭望、通报烽火罢了。古人安定时不忘记危险，不能再全部撤除，这是第二点不可行。中原有礼义教化，也有刑罚诛戮，愚昧百姓尚且还常常触犯禁令，何况怎能保证单于一定能使他的部众不违犯约定呢？这是第三点不可行。从中原尚且要修建关隘桥梁来控制诸侯，可见这是为了断绝臣下非分的觊觎。设置边塞，安置屯兵和戍卒，并不只是为了匈奴，也是为了各个属国的降民；这些人本来就是匈奴人，恐怕他们思念故国而逃亡，这是第四点不可行。近来西羌依托边塞同汉人交往，官吏和百姓贪图利益，侵夺他们的牲畜和妻子儿女；因此怨恨兴起而背叛，世世代代没有断绝。如今撤除边塞上的戍守，就会产生轻慢、轻易侵犯和争斗的开端，这是第五点不可行。从前跟随军队出征而大多陷没、不能回来的人，他们的子孙贫困；一旦逃出边塞，就会投奔自己的亲戚，这是第六点不可行。又有许多边地人的奴婢因忧愁困苦而想逃亡，每天听说匈奴境内生活快乐，只是无奈边境侦察严密；但有时仍有人逃出边塞，这是第七点不可行。盗贼凶悍狡猾，同党成群犯法；如果他们困窘而逃往北方出塞，就无法控制，这是第八点不可行。自从修建边塞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并不都是用土筑成的；有的凭借山岩、石块和枯木，利用山上折断或枯死倒落的树木以及山谷水道的关口【“僵落”是指山上的树木折断，或枯死后倒下】逐渐整平，再由士卒修筑治理，所耗费的功力和费用历时长久，数目多得无法计算。臣担心议论此事的人不能周全考虑事情的始末，只想一时削减徭役和戍守；十年之后、百年之内，一旦发生其他变故，边障和塞防毁坏，亭隧废灭，就必须重新征发屯兵来修缮治理；历代累积的功业便不能在短时间内恢复，这是第九点不可行。如果撤除戍卒、减少侦察瞭望，单于自认为已经能够保卫边塞、守御边境，就一定会深深感激汉朝，提出的请求也会没有止境；一旦稍微不能满足他的心意，就无法预测他会怎样，因而开启夷狄侵扰的缝隙，损害中原的坚固防卫，这是第十点不可行，也不是长久保持至高安定、威慑制约各蛮族的长远防备之道【侯应答奏天子，天子下诏说不要再议论，停止讨论边塞事务，并派车骑将军口头晓谕单于】接受伊邪莫演投降的建议【按语说：国家接受投降，各有其道理。《春秋》中，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和防兹来投奔，黑肱带着滥来投奔，这三个叛臣的名字都被记载下来。小国的大夫为了利益而来亲近我国，尚且要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以惩戒不义，警惕放纵无行的人，使后世有所戒惧。如今伊邪莫演前来，是替他的君主进献贡物而来，并不是把自己的土地带来归附。近来却不能体察臣子以臣礼侍奉君主的道义，反而想要接受他。这样一来，第一是失掉国家的体统，第二是引发远方夷狄的祸端，第三是开启奸邪叛乱的门户。何况这还是通过隐瞒欺诈来投降的吗？如果没有谷永、杜钦的谋划，恰恰只会取得夷狄的嘲笑】

译谷永【《汉书》记载：成帝河平元年，单于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人奉献入朝。正月，伊邪莫演说：‘我想投降；如果不接受我，我就自杀，终究不敢返回故国。’使者把这件事上报，朝廷交给公卿议论。议论的人有的说应当按照旧例接受他的投降。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认为如下。】汉朝兴起以来，匈奴屡次成为边境祸害，所以设置金爵的赏赐，等待投降者。如今单于屈身称臣，列为北方藩属，派使者入朝祝贺，并没有二心。汉朝接待他，应当不同于过去。如今既已接受单于聘问进贡的诚意，却又接受他逃亡的臣下，这是贪图得到一个人的好处，却失去一个国家的心；这是收容有罪的臣子，却断绝仰慕义理的君主。假如单于刚刚即位，想把自己托付给中国，还不知道利害，私下派伊邪莫演诈降来试探吉凶；接受他就会损害德义、阻止善意，使单于自行疏远，不再亲近边吏；或者这本是设置反间计，想借此制造嫌隙。接受他正好迎合了这种防范，使他们能够把过错归给汉朝，反而以所谓正义来责备汉朝【把过错归于汉朝，却以正义的名义责备汉朝】这实在是边境安危的根本，也是军队行动与否的关键，不可不详细考虑。不如不接受，以昭示如日月般明确的信义，压制欺诈的谋略，安抚归附亲近之心，这才有利【“谖”是欺诈之辞。此议上奏天子，天子听从了，派中郎将王舜去询问实情。伊邪莫演说：‘我只是病狂妄言罢了。’于是把他遣送回去，他回到原来的官位。】毁毁宗庙的议论【司徒掾班彪说：考察诸儒的议论，刘歆的意见广博而笃实。】刘歆【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说：‘永光五年的制书规定，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的制书规定，孝武皇帝为世宗。宗庙礼制的增减损益，不敢有所更改。臣愚以为，依次毁去亲尽之庙的次序，应当及时确定。’臣请求与群臣共同议论，皇帝准奏。于是光禄勋彭宣、詹事蒲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都认为：‘继承祖宗而上设五庙，依次毁去之后，即使有贤明君主，也不能与祖宗并列。子孙即使想褒扬显耀他而为他立庙，鬼神也不会享用祭祀。’孝武皇帝虽然有功业，亲属关系既尽，也应当毁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论如下。】臣听说周王室衰微以后，四方夷族一同侵扰，玁狁最为强盛，如今的匈奴就是这样。到宣王时出兵讨伐，诗人赞美歌颂此事，说：‘大举讨伐玁狁，直到太原【《小雅·六月》诗；“薄伐”是驱逐出去的意思】。’又说：‘军队众多盛大，声势如雷霆；显明诚信的方叔，出征讨伐玁狁，荆蛮也来畏服【《小雅·采芑》诗；“啴啴”是众多，“推推”是盛大，“显”是显明，“允”是诚信；方叔是周王的卿士，被任命为将帅。意思是出兵时军队众多盛大，如同雷霆；方叔又能使自己的德行显明诚信，既然讨伐玁狁、惩罚其侵略暴虐，南方荆蛮也畏惧威势而来归服】。’所以称为中兴。到了幽王时，犬戎前来攻伐，杀死幽王，夺取宗庙器物【宗庙中的器物】。从此以后，南夷和北夷交相侵扰，中国的形势危急得像一根丝线。春秋时期记载齐桓公，南伐楚国，北伐山戎。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了。’所以舍弃齐桓公的过错而记载他的功劳，把他作为诸侯霸主之首。到汉朝兴起，冒顿开始强盛，击破东胡，擒获月氏【“月氏”读作“支”】，兼并其土地，疆域广大、兵力强盛，成为中国的祸害。南越尉佗总领百越，自称皇帝，所以中国虽然平定，仍有四夷的忧患，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一方有急难，三方都要救援，于是天下都被牵动而遭受其害。孝文皇帝用丰厚财物馈赠匈奴，与之缔结和亲，但匈奴仍不断侵扰暴虐；严重时出动十多万军队，驻扎在京师附近和四方边境，每年征发戍卒防守，匈奴造成的祸患已经很久，不是一代形成的。诸侯、郡守勾结匈奴和百越而起兵叛逆的，不只一个人。被匈奴杀害的郡守、都尉，以及被掠夺的人民，多得无法计算。孝武皇帝怜悯中原百姓疲惫劳苦，没有安宁之时，于是派遣大将军、骠骑将军、伏波将军、楼船将军等，向南消灭百越，设置七郡；向北排斥匈奴，使昆邪王率十万部众投降，设置五个属国，建立朔方郡以夺取匈奴肥沃富饶的土地；向东征伐朝鲜，设置玄菟、乐浪二郡，以截断匈奴的左臂；向西征伐大宛，兼并三十六国，与乌孙结盟，设置敦煌、酒泉、张掖三郡来隔断婼羌【“婼”读“而遮”】，遮断匈奴的右臂。单于孤立无援，远远逃到幕北，四方边境没有战事，拓展土地到遥远边境，设置十多个郡。功业已经确定，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以使天下大安、百姓富实，其规划规模由此可见。又招集天下贤能俊杰，与他们同心谋划，兴立制度，改革正朔，改变服色，建立祭祀天地的祠庙，举行封禅，区别官号，保存周王室后裔，确定诸侯制度，使他们永远没有反叛争斗之心。直到今天，历代都依赖这些功业，单于恪守藩臣之职，百蛮归服。这是建立万世基业的事业，中兴的功劳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高帝建立大业，尊为太祖。孝文皇帝的德行极其厚重，谥号为文。太宗孝武皇帝的功业极其显著，谥号为武。世宗，这是孝宣皇帝所以发布德音尊立的名号。《礼记·王制》和《春秋·谷梁传》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天子七日入殓，七个月下葬，这是丧事中尊卑的次序，与宗庙的数目相应。经文说：‘天子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诸侯有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庙。’所以德行厚重的人，流传的光辉久远；德行浅薄的人，流传的声望卑下【“流”是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福】。《春秋左氏传》说：‘名分地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从上到下，逐级递减，每次减两等。’这就是礼。七，是正当的、可以恒常计算的法定数目。宗庙不在这个数目之内，因为“宗”是有变化的。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不可预先规定数目。所以商代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周公作《无逸》来告诫成王，举出殷代三宗来劝勉成王成就德业。由此说来，宗没有固定的数目。”

译既然如此，用来劝勉帝王功德的意义就十分广博了。按七庙之制说，孝武皇帝不应当毁庙；按尊宗之制说，也不能说他没有功德。《礼记·祭典》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功业施及百姓的就祭祀他，以劳苦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挽救大灾的就祭祀他。’臣私下观察，孝武皇帝兼有这些功德。凡是异姓之人，尚且将要专门祭祀，何况先祖呢？有人说天子只有五庙，但没有看到这种说法的经文；又有人说中宗、高宗只是尊崇他们的道而毁去他们的庙，这样名义和实际不相同，并不是尊重德行、尊贵功业的意思。《诗经》说：‘枝叶茂盛的甘棠树，不要剪伐，不要砍毁，那是召伯曾经休息过的树。’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护他的树，何况尊崇他的道却毁去他的庙呢？依次毁庙的礼制，自有通常的法则；没有特殊功业、奇异德行的，本来就按照亲疏关系依次推移。至于祖宗排列的次序和数目，经传没有明文规定；对至尊至重之事，难以用可疑的文字和空虚的说法来确定。孝宣皇帝采纳公孙禄的议论，采用众儒的谋议，既然已经建立孝武皇帝的世宗之庙，并宣布天下作为万世制度，臣愚以为，孝武皇帝的功烈如此，孝宣皇帝又如此尊崇建立，不应当毁庙【皇帝阅览了这篇议论，听从了它】为共皇建立宗庙的议论【西山真氏说：考察这里的议论，师丹的意见很符合礼经的本旨，也是治平年间濮王议论所依据的内容。他所说‘作为人后嗣的，便是他的儿子’，本于《仪礼》。】师丹【本传：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郎中令泠襃、黄门郎段犹上奏说，应当在京师为共皇建立宗庙。皇帝把这项议论交给有关官署，官员都认为应当依照泠襃、段犹所说办理，只有师丹另行议论如下。】圣王制定礼制，取法于天地。所以尊卑的礼制明确，人伦的次序就端正；人伦次序端正，乾坤就各得其位，阴阳也顺应其节令。君主和万民都共同承受福佑。尊卑制度是用来端正天地位置的，不可以混乱。如今称定陶共皇的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称号，是因为母亲随从儿子、妻子随从丈夫的义理。又想设置官署和官吏，使车舆服饰与太皇太后相同，这不是用来彰明尊卑，也违背了不应有两个尊上的道理。定陶共皇的尊号和谥号既已确定，就不能再改。礼制规定，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可以用天子的礼制祭祀父亲，但父亲的尸服仍穿士服；儿子没有给父亲加爵位的道理。尊重父母，是因为作为别人的后嗣便成为他的儿子，所以为所继承的父亲服斩衰三年，而为自己的父母降服齐衰一年，以此表明尊重本宗祖先、看重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所以为共王立后，承奉祭祀。如今共皇长久作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经完备。陛下既然继承先帝的帝位，主持太宗以及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按义理就不能再奉行定陶共皇的祭祀而把他纳入自己的宗庙。如今想在京师建立宗庙，却让臣下去祭祀他，这是没有主祭者。况且亲属关系尽了就应当毁庙，这样反而舍弃一国太祖永不毁灭的祭祀，而采用没有主祭者、亲尽应毁的不正礼制，并不是尊崇厚待共皇的办法【师丹因此渐渐不合皇帝的心意】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十七 元代　陈仁子辑录 议论类下 北单于请求和亲的议论【愚按：北单于请求和亲，已经多次了。有了嫌隙才会求和，大汉天宽地广，谁同他结下嫌隙？推究他的请求，不过是南单于驱赶鸟雀一样把他逼来罢了。汉朝若拒绝他，就是自己开启战争的端绪；怎么能保证他不屈服投靠南单于，而不成为对我国有利的力量呢？班固的议论是对的。至于南单于的亲近归附，虽然说是感激汉朝的恩德，大概也是形势所迫，而不完全是他的真情。】班固【《汉书》记载：当时北单于派使者进献贡物，请求和亲。诏令询问群臣，议论者有的认为匈奴是反复欺诈的国家，没有向内归附的心意，只是畏惧汉朝的威灵，受到南匈奴逼迫恐惧，所以希望汉朝答复，以安定那些离心叛离的人。如今如果派使者去，就会失去南匈奴亲近归附的欢心，反而成全北方夷狄猜疑欺诈的计谋，不可以。班固议论说。】臣私下反复思考，汉朝兴起以来，经历了漫长年代，战争牵连夷狄，尤其以对付匈奴为重。安抚驾驭他们的方法不止一种：有时修明文德来同他们和好，有时使用武力征伐，有时降低身份迁就他们【文帝与匈奴互通关市，把汉女嫁给匈奴，并增加丰厚赠赂】，有时使他们臣服而招致归附【宣帝时匈奴叩头称臣，派儿子入朝侍奉】。虽然屈伸没有常规，所依据的情势也各不相同，但从来没有拒绝、抛弃他们而不与之交往的。所以自建武年间起，又修复旧典，多次派使者出使，前后相接【建武二年，日逐王派使者到渔阳，请求和亲，派中郎李茂答复；建武二十六年，派中郎将段彬授予南单于印绶】。直到后来，才暂时断绝交往。永平八年，又商议与他们通使，朝廷争论连续多日，意见反复不一，多数人只坚持其中的困难，很少有人说明其中的益处。先帝圣明仁德，远见卓识，瞻顾前后，于是又派出使者，事情与前代相同【先帝指明帝；永平八年派越骑司马郑众答复北匈奴使者】。由此推论，没有哪一代会缺少而不修复这种交往。如今乌桓到朝廷叩头，译官带领康居、月氏的人从远方来到，匈奴分裂离析，名王前来投降，三方归服而不是靠兵威，这实在是国家通达神明、天意自然显现的征兆。臣愚以为应当依照旧例，再派使者：对上可以继承五凤、甘露年间招致远方人的功业【宣帝五凤二年，单于名王率五万多人来降，称臣入朝祝贺；甘露元年，匈奴呼韩邪派右贤王之子入朝侍奉】，对下不失建武、永平年间羁縻夷狄的义理。等匈奴使者再来，然后汉朝派使者前往一次，既能表明中国君主以忠信为本，也能使他们知道圣朝礼义有常，难道要像怀疑奸诈那样拒绝而使他们的善意孤立吗？断绝交往，未必知道有什么好处；通好交往，却没有听说有什么害处。假如以后北方匈奴逐渐强盛，能够制造战乱【相互侵扰就会兴起战尘】，那时才重新请求交往，又哪里还来得及？不如趁现在施加恩惠，为近世和长远都作准备。关于断狱不超过三冬的议论【东莱吕祖谦说：章帝认为冬至以后有顺应阳气、帮助生长的意义，不应审讯断刑，于是命令不要在十一月、十二月上报狱案。鲁仲恭请求采用立秋后才施行轻刑的制度，以顺应时令、养育万物，都是知道时令不可违背。与此相反，水旱灾害交相发生，也就很适宜了。愚按：贾宗所谓不满三冬的说法，仍然缺少斟酌。】陈宠【《陈宠传》】起初因为时势承袭永平年间严厉苛刻的风气，皇帝刚即位，应当改变这种苛刻风俗，于是彻底废除钻凿、惨酷的刑科，取消罗织文案的请托，社会风俗变得和平。到这时，按照汉朝旧例审理狱案，通常用尽三冬的月份，于是改为只用冬初十月。元和二年发生旱灾，贾宗等认为审理狱案没有用尽三冬，阴气衰弱、阳气外泄，因而招致旱灾，于是交给公卿议论。冬至这个节气，阳气开始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相应生长的征兆【《易通卦验》说：十一月广莫风到来，兰、夜干就生长。《月令》说：仲冬太阳运行到最南，白昼最短，阴阳相争，各种生物动荡，芸开始生长，荔草挺出。射读作夜，就是今天的乌扇；芸是香草；荔是马薤】。《时令》说：各种生物动荡，应当安定形体【《礼记·月令》说仲冬时各种生物动荡，君子斋戒，使形体和性情安定】。上天把十一月作为正月，周朝把它作为春季；十二月阳气向上贯通，野鸡鸣叫，母鸡开始孵育，土地把十二月作为正月，殷朝把它作为春季；十三月阳气已经到达，天地已经交合，万物都生长出来，蛰虫开始振动，人把十三月作为正月，夏朝把它作为春季【十三月就是今天的正月】。三种正月的道理形成并彰明，用来贯通三统【“统”是统一一年中的事务；王者轮流采用春季正月，周而复始没有穷尽，所以说贯通三统。《三礼义宗》说：三防就是三正。意思是十一月阳气开始施行，万物在黄泉之下活动，气象初起而尚未显著，颜色都为赤色；赤色象征阳气，所以周朝以天正为岁首，崇尚赤色，以夜半为朔日；十二月万物开始发芽，颜色为白色；白色象征阴气，所以殷朝以地正为岁首，崇尚白色，以鸡鸣为朔日；】十三月万物开始通达，颜色都变为黑色，人可以增加功力来展开事业，夏朝以人正为岁首，崇尚黑色，以平旦为朔日。所以说三种正月，是王者奉行它们而使制度完成，各自依照其中一种来改革正朔。周朝以天为元，殷朝以地为元，夏朝以人为元。如果按照这种时令行刑，那么殷、周两朝的岁首都应当流血，不合人心，也不符合天意。《月令》说：孟冬之月，催促审理狱刑，不得留下罪案【臣贤按：《月令》和《淮南子》都说季秋催促审理狱刑，不留罪案；这里说孟冬，原因不详】这说明大刑应当在立冬前结束。又说孟冬之月，身体要安宁，事务要安静【刘攽说：考察正文和注文，“孟”应当作“仲”】。如果用来施加威怒，就不能说安宁；如果用来施行大刑，就不能说安静。议论者都说：旱灾的原因在于改变刑律。臣认为殷、周断狱并不以三正为依据，但教化却达到安康太平，也没有灾害。元和以前都采用三冬，而水旱灾异往往成为祸患。由此说来，灾害自然有其他感应，并不是改变刑律造成的。秦朝实行暴虐政治，四时都行刑。圣汉初兴，改从简易，萧何草创法律，在季秋审理囚犯，都是为了避开立春之月，却没有考虑天地正月的不同。

译二王所定的春季，实际上也颇有违背。陛下深入探究幽微，分析事理，诚信地坚持中道，革除百年来的过失，建立永平年间的功业；上则有迎接、顺承天意的敬意，下则有奉行、顺应三正的恩惠【三正之月不审断狱案，是敬承天意、奉顺三种正月】。考察《春秋》的文字，正合《月令》的意义【《春秋》在春季每月都书写“王”，是为了贯通三统。何休注说：二月、三月也都有王；二月是殷历正月，三月是夏历正月】。圣明的功业、美好的事业，不应当中途疑惑。【奏章上报后，皇帝采纳了，于是没有改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 韦彪【本传：韪字孟达，是扶风平陵人。当时陈述政事的人大多说，郡国贡举的人才通常不按功劳资历选拔，官吏事务日渐疏漏，过错在州郡以下。朝廷大臣议论此事。】恭敬地想到，陛下的明诏忧念劳苦百姓，施恩于选拔任用，务必要得到合适的人才。国家把选用贤能作为要务，贤能之人又把孝行放在首位。孔子说：“侍奉父母能够孝顺，所以这种忠心可以移用于侍奉君主。”因此，要寻求忠臣，必定要到孝子的门第去寻求【这是《孝经纬》的话】。人的才干和品行很少能够兼备，所以孟公绰的长处胜过赵、魏两家的家臣，却不能让他担任滕、薛两国的大夫。忠孝之人，存心大多近于厚道；经过刑法锻炼的官吏，存心大多近于刻薄。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正直行事，正在于它们所用以磨炼人才的缘故。士人应当把才干和品行放在首位，不能只凭门第资历【《史记》说：彰明等级叫作“阀”，积累功劳叫作“阅”】。但选举的关键，归根到底在于选好二千石官。二千石贤能，贡举出来的人就都会合适【皇帝深深采纳了这番意见】。驳斥“为父报仇”一事的议论【愚按：法令所说的“轻侮”，我还不能理解。《周礼》说：“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不要报仇；如果报仇，就处死。”这样看来，这件事不应当报仇。《春秋传》说：“父亲没有罪而被杀，儿子为父报仇，这是可以的。”哪里有父亲只是被人侮辱，儿子就立即把人杀死的道理呢？赦免他是不对的，只是陈忱引用《春秋》的义理还没有讲明白罢了。假如能够正确判定这个人的罪，确定判词说：“父亲还没有被杀，他却把人杀死；因一点小怨便杀人，是法律所不能宽赦的。”那么，犯罪的人和赦免他的人都会心服了】张敏【本传说：张敏，字伯达，是河间郡郑县人。当时在建初年间，有人侮辱别人的父亲，他的儿子便把那人杀了，肃宗赦免了他的死罪，后来便以此作为先例，于是制定议论，将此事列入轻侮法。张敏驳议说】所谓轻侮之法，是先帝一时施行的恩典，并不是已经制定成科条的法律。关于死生的裁决，应当依从上下之时，正如天有四时，有生有杀。如果开放彼此宽容赦免的口子，把它写成固定法令，那就是故意给奸邪萌芽创造条件，使罪过的缝隙滋长。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去做，却不可以使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春秋》的义理是，儿子不替父亲报仇，就不成其为儿子【《公羊传》说：“父亲没有罪而被杀，儿子替父报仇，是可以的。”注说：“没有受诛，是说罪不当诛】可是法律不因此减轻处罚，是因为不能打开相互杀戮的道路。如今假托义理的人可以减罪，任意杀人的人也有差别待遇，这就使掌管法令的官吏能够施展巧诈，不是用来引导同类之间互不争斗的道理【导，就是教导；丑，就是同类】。而且轻侮一类的案件逐渐繁多，竟有四五百种法条，彼此观望，越来越严重，难以垂示万世。我听老师说，挽救繁文缛节不如采用质朴的办法，所以高帝废除烦琐苛刻的法律，制定三章之约。建初诏书中有改变古制的地方，可以下交三公、廷尉审议，除去其中的弊病【这项议论被搁置，没有被省察，张敏又上疏】臣张敏蒙受恩宠，特别受到提拔任用；对于愚臣心中不明白、迷惑而不能理解的事情，实在不敢苟且附和众议。臣伏见孔子留下经典，皋陶制定法律【史游《急就篇》说：“皋陶制定法律，法律得以保存”】推究它们的本意，都是想禁止百姓做坏事。还没有弄清轻侮之法究竟要用来禁止什么，怎么能禁止人们彼此轻侮，反而打开相互杀戮的道路呢？掌管法令的官吏又会包容其中的奸诈。有人错误地议论说：平等处理法律，应当先考虑使人活下来。臣愚昧地认为，天地万物的本性，只有人最为尊贵；杀人者死，这是三代通行的制度。如今想急于使人活命，反而打开杀人的道路；一个人不死，天下便要受害。《礼记》说：“使一人得利而使百人受害，人们就会离开城郭。”春天生长、秋天杀伐，是天地的常道；春天有一物枯萎，就成为灾害，秋天有一物开花，就成为异常。君王承受天地之道，顺应四时，效法圣人，遵从经律。愿陛下留意下层百姓，考察寻求其中的利害，广泛命令公平议论，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和帝听从了这番意见】请求救援炖煌的议论【吴氏说：自从武帝开通西域以后，中国的力量困顿于龟兹、大宛等国的事情已经很多了。直到武帝一世，都因匈奴而疲敝，什么时候借助过西域的力量呢？甘露、黄龙年间，匈奴宾服，这也是遇上匈奴百年运势衰败、国内衰乱的缘故，不过适逢其时而成事，并不是西域的功劳。光武帝谢绝西域，却没有看见匈奴侵扰暴虐，后来南、北单于相互攻击，纳贡称臣；谢绝西域的举措，难道竟没有功效吗？永平以后，既然与西域往来，然而鄯善、炖煌之间时治时乱，没有看见制服匈奴对汉朝有什么利益，却清楚看见开通西域给汉朝带来的祸害。愚按：事后发表的议论容易，当时所采取的羁縻之术，陈忠的议论并没有错】陈忠【《汉书》说：西域反叛或归服没有常态，对待它还几乎如同对待中国一样。到安帝时，西域又与匈奴共同成为边境祸患，炖煌太守想要攻打匈奴，乘机收取西域，邓太后不允许。议论的人于是想关闭玉门、阳关来断绝祸患，朝廷把这件事交付议论，陈忠说】

译臣听说，八方蛮夷的边患，没有比北方胡虏更严重的。汉朝兴起时，高祖困于平城之围，太宗蒙受进奉供奉的耻辱【太宗就是文帝】。所以孝武帝愤怒，深思长久之计，命令派遣勇猛的将领，渡过黄河，横渡大漠，彻底攻破胡虏的庭帐【沙土之地叫“漠”，直行渡过叫“绝”】。在这次战役中，百姓陨命于狼望以北，财物耗费在庐山的沟壑【狼望，是匈奴境内的地名】；府库完全枯竭，织机上的经纬也空了，计算到舟车，财产涉及六畜。难道他不是考虑长远的缘故吗？于是开置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前汉书》说：从炖煌、酒泉、张掖建立郡县，以隔绝婼羌，割断匈奴的右臂】收服三十六国，斩断匈奴的右臂。因此单于孤立无援，像老鼠一样逃窜远藏。到了宣帝、元帝时期，西域终于都成为藩属，关塞不再关闭，羽檄也不再传发。由此看来，戎狄可以用威势使其服从，却难以用教化使其亲近。西域归附已久，小小的国家向东仰望，多次叩关求见。这正是它们不愿归附匈奴、仰慕汉朝的效验。如今北方胡虏已经攻破车师，势必要向南攻打鄯善；如果弃置不救，各国就会跟从匈奴。这样一来，胡虏的财物会更加增多，胆量和势力会更加滋长【殖，就是生长】；它们以威势联合南羌，像这样相互交结，西河四郡就危险了。西河一旦危险，就不能不救援；这样一来，百倍于平常的战役将会兴起，不可估量的费用也要支出。议论的人只想到西域遥远，防守它烦琐费财，却没有看见先世苦心经营、勤劳不息的用意。如今边境守御的器械不精良，内郡武卫的准备也不修整，炖煌孤立危急，远道前来告急，却又得不到援助。对内无法慰劳官吏和百姓，对外无法以威势显示给各部蛮夷看；收缩国土、减少土地，经典中有明确的告诫。臣认为，炖煌应设置校尉，按照旧制增置四郡的屯兵，向西安抚各国，大概足以在万里之外挫败敌人，震慑匈奴【皇帝采纳了这番意见，于是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领五百名弛刑徒向西屯驻柳中，班勇终于攻破并平定车师】设置西域副校尉的议论 班勇【本传说：班勇，字宜僚。当时公卿大多认为应当关闭玉门关，于是放弃西域。班勇上议说】从前孝武皇帝忧虑匈奴强盛，同时总摄百蛮，使它们逼近边塞，于是开通西域，离间匈奴的党羽。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夺取匈奴的府库，斩断它的右臂。遭逢王莽篡夺盗窃，征求无度，胡夷愤怒怨毒，于是背叛。光武帝中兴时，无暇顾及外事，所以匈奴凭借强大，驱使统率各国反叛。到了永平年间，匈奴再次攻打炖煌以及河西各郡，城门白天也关闭。孝明皇帝深思祖宗庙堂的谋划【古代谋划政事必定到宗庙，所以称作“庙谋”】于是匈奴远远逃遁，边境得以安宁。到了永元年间，没有不归属汉朝的。后来防守之间发生羌乱，西域又与汉朝断绝，北方胡虏便派人责令各国，补交拖欠的租赋，提高租赋价格，并严定期限。鄯善、车师都怀有愤恨，想要乐意侍奉汉朝，却没有通行的道路。因此有时发生叛乱，都是由于牧养管理不当，反而使它们成为祸害的缘故。如今曹宗只是以过去的失败为耻，想要向匈奴报仇雪恨，却不考察过去出兵的成例，也没有衡量当时的适宜情况。想在荒远之地求取功名，万次也难有一次成功；如果兵祸接连不断，后悔也来不及了。何况如今府库尚未充实，军队又没有后续援助，这等于向远方夷狄显示弱小，向国内暴露短处。臣愚昧地认为不能允许这样做。过去炖煌郡有营兵三百人，如今应当恢复；还应重新设置防守西域的副校尉，让他驻在炖煌，按照永元年间的旧例。又应派遣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屯驻楼兰，向西扼守通往焉耆、龟兹的道路，向南使鄯善在于寘心中有所畏惧，向北抵御匈奴，向东接近炖煌，这样实在便利。尚书问班勇说：“如今设置副校尉，有什么便利？又设置长史屯驻楼兰，利弊怎样？”班勇回答说：“从前永平末年，开始与西域交通，起初派中郎将驻在炖煌，后来在车师设置副校尉；这样既能节制胡虏，又禁止汉人有所侵扰，所以外族归心，匈奴畏惧汉朝威势。如今鄯善王尤还【尤还是王的名字】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得势，尤还必定会死。这些人虽与鸟兽相同，也知道躲避祸害。如果出兵屯驻楼兰，足以招抚他们的心，臣愚昧地认为很便利。”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母参、司隶校尉崔据质问说：“朝廷从前所以放弃西域，是因为它对中国没有益处，费用又难以供应。如今车师已经归属匈奴，鄯善也不能保证忠信，一旦反复，班将军能够保证北方胡虏不成为边境祸害吗【因为班勇担任军司马，所以称他为将】？”班勇回答说：“如今中国设置州牧，是为了禁止郡县中的奸猾盗贼。” “如果州牧能够保证盗贼不再发生，臣也愿意用斩首来保证匈奴不成为边境祸害。如今与西域交通，那么胡虏的势力必定削弱，祸患也就轻微了。这同让他们恢复府库、接续被斩断的右臂相比，哪一个更好呢？如今设置校尉来抵御并安抚西域，设置长史来招抚各国。如果放弃而不设置，西域的希望就断绝了。希望断绝以后，它们便屈服投靠北方胡虏，沿边各郡将受到困扰和祸害，我恐怕河西各城一定会再次出现白天关闭城门的警戒。如今不拓展朝廷的恩德，却只计较屯戍的费用；如果北方胡虏于是强盛起来，难道是安定边疆的长久办法吗？”太尉属官毛轸质问说：“如今如果设置校尉，西域将络绎不绝地派遣使者，索求无休止。给它们，费用难以供应；不给它们，就会失去它们的心。一旦被匈奴逼迫，又来请求救援，那么劳役就更大了。”班勇回答说：“如今假如把西域归给匈奴，而使它们感念大汉的恩德，不来抢掠盗窃，那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这样，匈奴便会凭借西域租赋的富足和兵马的众多，来骚扰沿边地区；这就是给仇敌增加财富，增强暴虐夷狄的势力。设置校尉，是为了宣扬威势、布施恩德，系住各国内向汉朝的心，动摇匈奴觊觎西域的心情，从而不必担忧财物费用耗损国家。况且西域人没有其他索求，他们前来入朝，不过是领取粮食罢了。” “如今如果拒绝他们，势必使他们归附北方胡虏，夷狄和胡虏合力防守并州、凉州，那么中国的费用将不止十亿。设置副校尉实在便利【于是朝廷听从班勇的议论，恢复炖煌郡营兵三百人，设置西域副校尉驻在炖煌。虽然恢复了羁縻西域的做法，却仍然没有能够出兵屯驻。后来匈奴果然多次与车师一同入境抢掠，河西受到很大祸害】

译冬季结束才审决刑狱的议论【林氏说：吕不韦《月令》并不是《周礼》的典制。死刑罪行的事实既已明白，如果让犯人拘系超过时日，经历整个盛夏，等到秋天才处决，依据天意来衡量，未必真是这样。圣王的刑典，原本是为了宽宥过错，哪里有春夏秋冬的分别呢？大概只是好事者这样说罢了。又有人说《易经》十一月，君子因此审议狱讼、缓期执行死刑；即使有疑罪，也不再复审确认，可以让死刑案件到冬季结束才裁决。按照圣人观察《易经》中孚卦的卦象，说审议狱讼、缓期执行死刑，如果说诚信发自内心，即使有过错也可以谅解，这难道是《易纬》所说的十一月吗？然而鲁恭议论政事，往往暗中有补益，刚直而不以此结怨，颇有长者的风范。○东莱吕氏说：鲁恭请求采用立秋以后才施行轻刑的办法，以顺应时令、养育万物；如果废除这一做法，水灾和旱灾恐怕就会接连发生了】鲁恭【《汉书》说：起初，肃宗时审决刑狱都在冬至以前；此后议论此事的人彼此多有驳异。邓太后下诏让公卿以下共同议论，鲁恭上奏说】阴阳二气相互扶助而运行，发动并发挥作用，各有时节。如果不合乎时令，万物就会随之受到伤害。君王虽然有质朴或文饰的不同，但这个道理没有改变。四时的政令，施行起来应当始终如一。《月令》是周代制定的，而它所依据的都是夏代的时令【是说气候以及星辰昏旦的位置都依据夏代时令】。它所改变的，只有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和器械罢了。所以说：“殷代因袭夏代的礼制，周代因袭殷代的礼制，其中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易经》说：“潜龙勿用。”这是说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还不能发挥作用。虽然温暖地呵护万物，养育它们的根部【荄，就是草根；荄读作该，也读作皆】，但盛大的阴气仍在上面，土地冻结，水结成冰，阳气闭塞隔绝，闭藏而形成冬季。所以说：“脚踏着霜，坚冰就要到来，这是阴气开始凝聚。”顺着这条道路逐渐发展，终于到了坚冰出现的时候。意思是说五月阴气开始兴起，到十一月坚冰到来。君王制定政令，要依据时令来立法。孝章皇帝深深思考古人的道理，辅助三正的制度，制定法律、颁布法令【三正，就是三统。前书音义说：“阳气开始施行，万物微小而尚未显著，所以叫作微。一说是天统，指周代以十一月建子为正月，是上天开始施行的端绪。” 二月为地统，指殷代以十二月建丑为正月，是大地开始变化的端绪。三月为人统，指夏代以十三月建寅为正月，是人开始成就万物的端绪】希望承受上天的心意，顺应万物的性命，使时世达到和谐。然而自从改变旧制以来，年岁收成不好，粮价经常昂贵，百姓不得安宁。小吏中不与国家同心的人，大多一到十一月便被判死罪。盗贼不问曲直，立即格杀。即使有疑罪，也不再审讯确认。一个人发出叹息，王道就有所亏损，何况众多的人呢？《易经》十二月说：“君子因此审议狱讼，缓期执行死刑。”可以让疑罪详细审察法令，死刑案件到冬季结束才裁决。立春在十二月中旬的，不要依旧例处决囚犯【后来终于施行了】驳斥左雄关于察举的议论【致堂胡氏说：“左雄勤勉正直，具有正臣的气节，是衰世中的名卿。他所议论的郡守、国相、长史一类官职，以及亲民官，都采用儒生辟举的制度，这并不是只有一时才能实行的办法。只是对于圣贤的话还有所不理解。四十岁不惑，说的是增进德行的次序；四十岁才能出仕，说的是学者德行成熟、可以任用的时期，并不是说选取人才的标准。” ○愚按：“胡广能够驳议此事，已经很奇异了，也差不多符合三代尊重老成、孔子敬畏后生的意思。” 胡广【《汉书》说：当时尚书令左雄建议改革察举制度，限定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儒者考试经学，文吏考试章奏。胡广与郭防、史敞驳议说】臣听说，君主以兼听博览、洞察一切为德【就是明察四方、通达四方的意思】；臣下以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意见为忠。古书记载，遇到疑难要征询卿士；《诗经》赞美先王，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因此谋虑不会有失误，举荐也不会错办事情。臣私下看见尚书令左雄议论说：各郡举荐孝廉，都限定在四十岁以上；诸生考试章句，文吏考试笺奏【《周成杂字》说笺就是表；《汉杂字》说凡是群臣写给天子的文书共有四种：一叫章，二叫奏，三叫表，四叫驳议。章文开头要称稽首，上奏用来报告、谢恩、陈述事情，到宫阙递交章文。奏也要有开头语，京师官员只说稽首，结尾说下稽首，中间夹有请求事项。若是罪法弹劾案件，由公府送到御史台，卿、校送到谒者台。表不写开头语，上面称“臣某”，结尾说“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边末尾附写“某官臣甲乙上”】。明诏既然允许，又让臣等得以参与参议。臣私下思量，君王命令的重大，记载在典籍中，应当使它像日月一样长久悬示，像金石一样牢固，遗留给百代之王，施行于万世。《诗经》说：“上天难以相信，这件事并不容易，君王难道可以不谨慎吗？”选拔英才，大概不应拘泥于固定的制度。六奇的谋略，并不只出自经学【《前汉书》说陈平设置六种奇谋来辅佐高祖】；郑国子产的政绩，也不一定表现在章奏上【《说苑》说：子产主持政事时，选择有能力的人任用。晏子治理东阿三年，景公召见他并责备他，晏子请求改弦更张。第二年上报政绩，景公迎接他并向他道贺，晏子回答说：“我先前治理东阿时，请托不通，贿赂不到，君主反而把我治罪；现在却反过来了，君主反而来道贺。”景公离开座席向他道歉】。甘罗的奇谋显著施行，年纪却不合四十岁出仕的说法【《史记》说秦国想和燕国共同攻打赵国，甘罗十二岁出使赵国，劝说赵王割让五座城以扩大秦国的河间地，秦国于是封甘罗为上卿。《说苑》说子奇十八岁，齐君派他主管东阿，东阿大为治理】。终军、贾谊声名远播，也都在二十岁以前【《前汉书》说终军十八岁成为博士弟子，自请愿意用长缨把南越王捆来送到宫阙，后来被提升为谏议大夫，前往劝说南越，南越听从命令，天子非常高兴。贾谊十八岁时因为诵读《诗经》、撰写文章而在郡中闻名，文帝召他任博士】。汉朝承继周、秦，兼取殷、夏的制度，以祖先的德行和经典为法，又参杂霸道的法则。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子，使各世都达到治理。贡举制度从来没有随意改变。如今仅凭一个臣子的意见，就削除违背旧有典章的制度；其中便利之处还没有弄清楚，众人的心也不服【猒，就是服】。擅自改变以往、变更常规，是政治中的重大事情，却不加访察。台司没有谋议，卿士也没有参与；等诏令下达以后，议论的人有的剥斥，有的赞同。反对它，朝廷就失去施行它的便利；赞同它，君王的话又已经施行。臣愚昧地认为，可以下诏告知百官，参照他们意见的同异，然后观察选择哪一种意见优劣，详细采纳其中的合理之处。臣斗胆以盲人的话冒犯天子的禁令，愿陛下采纳【皇帝没有听从】

译关于梁冀封爵的议论【愚按：这是桓帝元嘉元年的奏议。皇帝贪恋梁冀拥立自己的功劳，忘记了他的弑逆罪行。按照《春秋》的法则，本来应当像记载赵盾弑君那样记载此事。而且当时朝臣一个接一个地称他为周公，难道独独不记得王莽叛逆的事情吗？大概在张纲埋车轮进谏的时候，梁冀还可以制止。顺帝没有听从，给后世留下了连绵的祸害。饼中的毒药，罪过究竟如何呢？致堂胡氏说李固身为三公，伏在尸体旁号哭，大概是责备他不能讨伐贼人；这种忠诚却没有补益，是恰当的。黄琼的议论，真难办啊！不过同时任尚书的张陵，看见梁冀佩剑进入尚书省，曾呵斥他令其出去；张陵的气节又高过黄琼一等】黄琼【《汉书》说：当时桓帝想褒奖赏赐大将军梁冀，胡广等人都称颂他的功勋和德行，认为赏赐应当比照周公；又奏请允许他带剑穿鞋上殿，入朝一次时由赞礼者只称其爵位而不称名】梁冀先前因为亲自迎接皇帝的功劳，增加封邑三千户；他的儿子梁胤也加以封赏。从前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乐，使天下教化达到太平，所以大规模开拓疆土，开辟土地七百里。如今诸侯以户数和封邑为制度，不以里数作为限额。萧何在泗水认出高祖，霍光平定危难使国家复兴，他们都增加户数、扩大封邑来彰显功劳。梁冀可以比照邓禹，合并食邑四县；赏赐的等级与霍光相同，使天下知道赏赐一定与功劳相当，爵位不会超过德行【朝廷听从了这番意见，梁冀却因此怨恨】关于改铸大钱的议论【愚按：刘陶关于大钱的建议，桓帝听从了。可是无垢张氏说，刘陶游学太学，没有官职守任，也没有进言的责任。既然如此，太学难道不是公议产生的地方吗？刘陶因为进谏而遭祸，是因为斥责宦官寺人，大概即使因此遭祸也不后悔】刘陶【《汉书》说：当时有人上书说，货物轻、钱币薄，因此导致百姓贫困，应当改铸大钱。此事交给四府群僚以及太学中能言善辩的人讨论，刘陶上议说】圣王承受上天的意旨，制御万物，与人民共同进退；建立功业，众人就喜悦他的事业，发动战争，军队就乐意为他效力。因此，灵台有百姓乐于前来的景象，武王的军队有如野鸭戏水般喜悦的将士【武旅，就是周武王的军队；野鸭得到水中浮藻，比喻喜悦】。这些都是举措合乎时宜、行动顺应人道的表现。臣伏读关于铸钱、平衡轻重的诏书，知道陛下询问幽微深远的问题，不遗漏贫寒卑贱的人，因此像吃豆叶的人也承蒙错误地被召来参与【《说苑》说：有个叫东郭祖朝的人给晋献公上书说：“愿意请教国家的计策。”晋献公派人告诉他说：“吃肉的人已经考虑过了，吃豆叶的人还参与什么呢？”祖朝说：“吃肉的人一旦在朝廷上失策，像我们这些吃豆叶的人，难道能不在中原郊野上肝脑涂地吗？灾祸也会波及我们自身，怎么能不参与国家的计策呢？”】。臣认为，当今的忧患不在钱币，而在百姓饥饿。养育生民的道理，首先要解决粮食，然后才谈得上人民【刘攽说：“后民”，按文字看“民”应当是“货”】。所以先王观察天象、养育万物，敬慎地把农时告知百姓，使男子不荒废田地，女子不停下织机；这样君臣之道才能实行，王道的教化才能通行。由此说来，粮食是国家所珍视的东西，是养活百姓最为宝贵的事物。臣私下看见，近年以来，良好禾苗都被蝗虫、螟虫吃尽，织机上的经纬线也因公私各方面的征求而空竭；百姓急切忧虑的是早晚的饭食，所担心的是无休止的劳役，哪里是钱货厚薄、铢两轻重的问题呢？即使让如今的沙砾变成南方的金子，瓦石变成和氏璧那样的美玉，使百姓口渴却没有水喝，饥饿却没有粮食吃，即使有皇羲的纯厚德行、唐尧虞舜的文明，也仍然不能保全宫墙之内的国家。百姓可以一百年没有货币，却不能一天处在饥饿中，所以粮食是最紧迫的事情。议论的人不懂得农业生产的根本，大多谈铸钱冶炼的便利；有的人还想借机行诈，谋取国家利益。国家的利益将要耗尽，争夺者就会竞相行动，铸钱的祸端便由此产生。假如一万人铸钱，一个人夺取，尚且不能满足需求，何况如今由一个人铸钱，却要供一万人夺取呢？即使把阴阳当作燃料，把万物当作铜，役使不吃饭的百姓，使用不会饥饿的士卒，也仍然不能满足没有止境的需求。想使百姓富足、财物丰盛，关键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这样百姓不用劳苦也能富足。陛下圣明的德行，怜悯天下的忧愁，伤惜百姓的艰难，想通过铸钱使货币平衡来挽救弊病，这就像在沸腾的鼎中养鱼、在烈火上栖鸟；水和木本来是鱼鸟赖以生存的东西，但使用不合时宜，必然会烧焦腐烂。愿陛下放宽对刻削薄钱的禁令，暂缓冶炼铸钱的议论【锲，就是刻；读音为口结反】；听取百姓的歌谣，询问路上老人的忧虑【《列子》说：从前尧治理天下五十年，不知道天下治理得好还是不好。尧于是微服出游康衢，儿童歌唱说：“养育我们这些百姓，没有谁不达到你的极致；百姓不识不知，顺从上帝的法则。”《说苑》说：“孔子出游，走到半路，听见哭泣声，声音十分悲哀。孔子让车避到一旁问他：‘先生不是有丧事，为什么哭得这样悲哀？’虞丘子回答说：‘我有三件过失：我年轻时喜好学习，走遍天下，回来时父母已经去世，这是第一件；侍奉君主时骄傲奢侈，事情没有成功，这是第二件；厚待朋友，后来却断绝交往，这是第三件’】观察日月星辰的光彩，考察山川的分流【三光，就是日、月、星；“分”指山，“流”指河。意思是日月有日食、月食的灾异，星辰有运行错乱的变化，所以要观察它们的光彩；山崩川竭，都是灭亡的征兆】。天下人的心情、国家的大事，都可以清楚看见，不会有遗漏和疑惑。臣曾诵读《诗经》，读到《鸿雁》篇写在野外劳作、哀悯辛勤修筑城墙的事情，常常长久叹息。读到诗篇中段而感叹，近来听到被征发的士卒饥饿劳苦的声音，比这首诗的歌唱更加悲惨；因此追想到，鲁国一位妇女的吟咏和忧虑，难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列女传》说：“鲁国漆室邑的女子，过了婚嫁年龄还没有出嫁；在穆公时期，国君年老、太子年幼，女子倚着树哭泣，旁人听见她的哭声，心里没有不凄惨的。

译邻妇跟她交游，对她说：“为什么哭得这样悲哀？你想出嫁吗？我替你寻找配偶。”漆室女说：“唉！起初我以为你是个知晓大事的人，如今反而没有见识，难道我是因为不能出嫁而不高兴、悲伤吗？我是忧虑鲁国国君年老而太子年幼。”】想到《白驹》一诗中牵挂不舍的意思，忧惧徘徊，不能安睡。臣伏念当今，土地广阔却不能耕种，百姓众多却没有粮食，群小竞相起事，进入并掌握国家的职位；他们像鹰一样在天下飞扬，像鸟一样抢掠求饱，吞食饥民直到骨头，互相吞噬而没有满足。我实在担心最终会有服役的民夫、穷困的工匠从筑墙的劳作中起来【役夫，是说陈涉在蕲县起兵；穷匠，是说骊山服役的人】，投下工具，挽起袖子，登上高处远远呼喊，使忧愁怨恨的百姓云集响应，八方分崩离析，中原像鱼从内部腐烂那样溃败【《公羊传》说：“为什么说梁国灭亡？是鱼腐烂而亡。”何休说：“鱼是从内部腐烂而溃散的”】。即使铸造出方尺大的钱币，又怎么能挽救这种危急呢？这就像举起能够容纳牛的大鼎，却只挂在纤细枯枝的末端【容牛之鼎，就是大鼎。《淮南子》说：“能容牛的大鼎沸腾起来，连一只蚂蚁也不能把一只脚放进去。”絓，就是悬挂；读音为胡卖反】。这就是诗人所以眷恋回望、凄然流泪的原因。臣出身东野，狂妄昏昧，不通达大义，只因陛下广泛征求意见而来回答过问，知道自己必定会被投入鼎镬，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皇帝最终没有铸钱】劝谏不要攻打鲜卑的议论【愚按：鲜卑檀石槐活着时，也足以欺骗世俗、骄横跋扈。夏育取得的小胜不足以使其停止。有人请求攻打鲜卑，朝廷不予允许，这是正确的。后来田晏担任中郎将，王甫、蔡邕因此发表劝谏不要攻伐的议论，虽然借太公之口说出，难道能挽救局势吗？夏育、田晏、臧旻被用囚车押下狱，也不值得怜悯。王甫又将如何面对国家呢】蔡邕 《尚书》告诫不要扰乱华夏；商汤曾攻伐鬼方，周代有讨伐猃狁、蛮荆的战争，汉代有阗颜山、瀚海的战事【武帝派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到达阗颜山，斩首一万多人；又派霍去病攻打匈奴，封狼居胥山，登临瀚海】。征讨不同种类的夷狄，已经有很久的传统了。然而时势有同有异，形势有可行和不可行，所以谋划有得有失，事情有成有败，不能一概而论。武帝心怀远大的谋略，志在开辟四方，南面诛伐百越，北面讨伐强胡，西面攻打大宛，东面兼并朝鲜；依靠文帝、景帝积蓄的财富，凭借天下的富足，几十年间，官府和百姓都困乏了，于是兴办盐铁酒榷的利益，设置告缗重税的法令【武帝派东郭咸阳等人掌管天下盐铁；敢于私自铸钱、贩卖盐的人，处以砍去左脚的刑罚；“榷”就是专卖，官府自行卖酒，百姓不得卖酒；又征收缗钱税，大约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命令各人把财产自行申报，申报不完全的，允许别人告发其隐瞒的缗钱，告发者可分得一半。音义说：缗是丝绳，用来贯钱，所以叫缗钱；一算是一百二十钱】。百姓不能忍受这些命令，起而成为盗贼，关东纷乱，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使者挥舞斧钺一同出动。后来武帝醒悟，于是停止兵事，罢免劳役，封丞相为富人侯【封丞相车千秋为富人侯，是为了表明休养生息、使百姓富足】。所以主父偃说：“专心追求战争胜利，穷尽武力之事，从来没有不后悔的。即使凭世宗的神武，凭良将猛士，凭财富充实【按：“富”字应当是“赋”】，所开拓的疆域广大而遥远，尚且还有后悔，何况如今人力、财力都困乏，事情又比从前差呢？”自从匈奴逃遁以后，鲜卑强盛起来，占据匈奴原来的土地，号称有十万军队，才力强健，智谋日益增长；加上关塞不严，禁令网络漏洞很多，精金良铁都被贼人得到，汉人逃亡者又为他们充当谋主，武器锋利、战马迅疾，超过匈奴。从前段颎是良将，熟悉军事，善于作战，遇到西羌的战事，尚且用了十多年；如今夏育、田晏的才干未必超过段颎，鲜卑的部众也不比从前弱，却空自计算两年，便自以为可以成功。如果祸患纠结、战争连接不断，哪里能够中途休止？还要再次征发百姓，转运物资没有尽头，这就是耗尽中原各地的力量，使蛮夷合力。边疆的祸患，像手脚上的疥疮，只是搔痒中国的困苦；又像胸背上的恶疮【蚧读作介，搔读作新到反；《苍颉篇》说：瘭读作必烧反，《左传》说：瘭就是恶疮】。如今郡县中的盗贼尚且不能禁止，何况这种丑恶的胡虏，怎么能够使其屈服？从前高祖忍受平城的耻辱，吕后承受匈奴慢书的侮辱【诟，就是耻辱】。把那些事情与现在相比，哪一种更加严重？上天设置山河，秦朝修筑长城，汉朝兴起后建立边塞。这些都是为了区别内外，区分不同的风俗。如果没有防止国内受到侮辱的忧患，也就可以了。难道要同虫蚁般的盗寇计较争战、往来较量吗？即使偶然击破他们，难道能够把他们彻底消灭吗？而如今本朝竟为此事晚饭也吃不上吗【旰，就是晚。《左传》中伍子胥说：“楚君一定大大地顾不上吃晚饭了。”刘攽说：“今本朝”，按文字看“今”应当是“令”】。一味专求胜利的未必能够取胜，心怀疑惧的未必一定失败；众人所说的危险，圣人不会承担；朝廷议论有所疑虑，明主就不会贸然实行。从前淮南王刘安劝谏攻打南越说：“天子的军队，只有征讨而没有交战，这是说没有人敢与之抗衡【校，就是抗争、报复】。假如越人拼死抵抗、迎击天子的官军，哪怕有一个低贱的军卒【《前汉书音义》说：“厮”是卑微，“舆”是众多】没有防备而归来，即使取得越王的首级，仍然会成为大汉的耻辱。如今却想用平民百姓去交换丑恶的胡虏，使皇帝的威严在外夷面前受辱；即使依照这种说法，也已经很危险了，何况得失还不可估量呢？从前珠崖郡反叛，孝元皇帝采纳贾捐之的意见，下诏说：“珠崖背叛，现在议论的人有的说可以讨伐，有的说应当放弃。朕日夜思考，想到威严不能施行，就想诛讨它；通晓时势变化，又忧虑万民。

译“万民的饥饿与远方蛮夷没有被讨伐，哪一件更重大？宗庙祭祀在凶年尚且有不能完备的时候，何况还要回避这种并不值得介意的羞辱呢？如今关东极其困苦，没有办法彼此赈济，又要发动战争，不只是使百姓劳苦而已。把珠崖郡撤除吧。”这就是元帝发布仁德诏令的原因。为了保护百姓、救济急难，即使已经建成郡县，也尚且可以放弃，何况是边塞以外、从来没有作为百姓居住地的地方呢？守卫边疆的方法，李牧很善于掌握其要领【《史记》说：李牧是赵国镇守北边的良将，常驻代郡雁门防备匈奴，能够便宜行事，市场租税不上交幕府，而用来供给士卒；谨慎设置烽火，所以边境没有损失和伤亡】。保卫边塞的议论，严尤阐明了其中的要旨【愚按：傅燮的这篇议论，幸而遇到章帝这样的长者】。前人的事业还在，文章也完整保存着；遵循李牧、严尤二人的防守谋略，遵守先帝的规制，臣认为就可以了。请求不要放弃凉州【林之奇说：“傅燮性情刚强而有节义，起初率兵讨伐黄巾时说：‘天下的忧患，不在外部；张角即使被斩杀，我的忧虑反而更深，我是忧虑国家的臣子。’后来崔烈请求放弃凉州，傅燮严厉地说：‘斩杀司徒，天下才会安定。’赵忠想凭借讨伐黄巾的功劳请求封赏傅燮，傅燮说：‘我傅燮难道是求取私人的赏赐吗？’ 这些全都是大错。等到傅燮镇守汉阳时，他的谋略得以施行、声名显著；适逢耿鄙不听傅燮劝谏而出兵讨贼，结果被杀，贼人包围汉阳，傅燮与儿子傅干诀别，最终战死，真是古代的烈士。《左传》说：“由也不得其死。”然而傅燮却有这样的结局【傅燮，《汉书》说：凉州兵乱不能平息，征发天下的劳役和赋税没有止境，崔烈认为应当放弃凉州；皇帝拿这件事询问傅燮，傅燮说】斩杀司徒，天下才会安定。尚书郎杨赞上奏说：“傅燮在朝廷上侮辱大臣。”皇帝拿这件事询问傅燮，傅燮回答说：“从前冒顿是极其叛逆的人，樊哙担任上将，愿意得到十万人，横行匈奴境内；他因愤激而想要奋勇出击，并没有失去作为臣子的节操，关键只在于考虑是否应当采纳他的建议罢了。季布还说过‘樊哙可以斩杀’。如今凉州是天下的要冲，是国家的藩篱和屏障。高祖刚兴起时，派郦商另外平定陇右；世宗拓展疆境，分置四郡，议论的人认为这是斩断匈奴的右臂。如今牧守治理失和，使一个州反叛，天下因此骚动，陛下躺下也不能安睡。傅燮身为宰相，却不考虑为国家设法消除祸患，反而想割弃方圆万里的一个地区，臣私下对此很疑惑。假如让穿左衽的胡虏占据此地，使他们拥有强劲的士卒和坚固的铠甲，凭借此地作乱，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忧虑、国家最深的祸患。如果崔烈不知道这一点，就是极其闭塞；知道却故意这样说，就是不忠【皇帝采纳了傅燮的意见】驳斥陈忠关于疑罪的议论【愚按：史次玉的罪行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况且史初是史次玉的兄长，史军是史玉的母亲，史军的死是由史次玉造成的，赦免他有什么理由呢】《尚书》说：“上天制定尊卑秩序，便有礼制，有五服五章；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便有五刑五种施用方式。”孙卿也说：“大凡制定刑罚的根本，是为了禁止暴行和邪恶，并惩治由此产生的后果。凡爵位等级、官职秩序、赏赐庆典和刑罚威严，都应按类别相从，使其与实际相称。如果德行与职位不相称，才能与官职不相称，赏赐不能酬报功劳，刑罚不能对应罪行，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了。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是历代君王确定的制度，也是有法之国完备的条文。”高祖进入关中，虽然崇尚简约的法令，但杀人者处死，也没有宽免减刑。时世太平，刑罚就应当重；时世混乱，刑罚就应当轻【触犯太平之世的罪行固然重，触犯混乱之世的罪行则应较轻】。《书》说“刑罚有时轻，有时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次玉公趁清平之时发泄个人怨恨，动用武力而安心忍为，致使尸体僵卧道路。朝廷施恩宽宥，幸而只到冬天才审理此狱，可

译是初军愚蠢急躁，竟自投死地。过去召忽亲自为死于子紏之难，而孔子说：“死在沟渠之中，没有人知道。”朝氏的父亲并不是因为错事而刻薄严酷，却终于能够自行丧命。班固也说：“还不如赵母指斥赵括，以保全她的宗族。”传说：“仆妾感慨而致死，并不是能够做到义勇，只是没有考虑罢了。”刑罚和牢狱的威严，就像上天震动发光、施行杀戮一样；温和、慈爱、和善、惠施，就像上天使万物生长繁殖一样。当时春天一棵草枯死，就会成为灾异；秋天一棵树开花，也会成为异常。如今杀死无罪的初军，却让应当处死的次玉活着，这不正像草枯树花一样吗？陈忠不明白制定刑罚的根本，却相信一时的仁慈，于是广泛援引八议，寻找使人得以活命的理由。至于亲属、故旧、贤者、能者、有功者、尊贵者、勤劳者和宾客，难道有次玉应当获罪的条文吗？如果按照事情大小而酌情处理，推究内心动机来确定罪名，这只是寻求生路，并不是说可以代替死罪。明明可以让人活着，却败坏法令、扰乱政事，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劭所作三十篇驳议，大都属于这一类】《复肉刑议》【愚按：废除肉刑，是从汉文帝开始的。他仓促改变古代制度，已经缺少周详谋划；而笞打杖击伤害人身，比从前更为严重。只是君子最终还体谅这是出于一念仁慈，如今想要恢复肉刑，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孔融的话是正确的】孔融【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多想恢复肉刑，孔融于是提出建议说】古代社会敦厚朴实，善恶还没有分别，官吏端正，刑罚清明【端，是正直的意思】，政事没有过失，百姓有罪，都是自己招致的。后世逐渐衰败，风俗教化败坏混乱，政令扰乱了风俗，法律伤害了百姓。所以说：“君上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却想用古代的刑罚来绳治他们，施以残害肢体、弃置废人的刑罚【残害人的肢体，使其残废并被抛弃】，这不是所谓顺应时代而有张有弛的做法。”纣王砍断早晨涉水过河者的腿，天下人都说他无道。九州之地有一千八百个君主【前汉贾山说：“从前周朝大概有一千八百个国家，用九州的人来供养一千八百个君主”】，如果每个国家都砍掉一个人的脚，那么天下就常常有一千八百个纣王了【刘攽说：考察本文，少了一个“天”字】。想求得风俗和谐安宁，就不可能了。况且受刑的人，忧虑到不再顾念生命，心志只想着求死，大多会趋向作恶，不再回归正道。夙沙卫扰乱齐国【《左传》说：“灵公废黜太子光，立公子牙，让高厚辅佐牙，夙沙卫任少傅。崔杼迎立光，这就是庄公。庄公因为夙沙卫改易自己的君位，夙沙卫逃奔高唐反叛”】伊戾给宋国带来祸患【《左传》说：楚国使者出聘晋国，经过宋国，太子痤知道此事，请求在郊外设宴款待。宋公派他前往，伊戾请求随行，宋公便派他去。到了那里，伊戾把牲畜装在坑中，又加上书信作为证据，骑马奔驰回来报告说：“太子将要作乱，已经同楚国使者结盟了。”宋公派人查看，果然确有其事。宋公囚禁太子，太子自缢而死。宋公后来渐渐得知太子无罪，便烹杀伊戾】赵高、英布成为当世的大祸患【《史记》说：胡亥对李斯说：“赵高原本是宫中的宦官，后来专门得到信任，之后杀死李斯，劫持并杀死胡亥，最终使秦朝灭亡。”《前汉书》说：黥布因犯法被处以黥刑，押送骊山服役，逃到江中成为群盗；后来归属项羽，常任先锋，冲锋陷阵；之后归汉，成为九江王，谋反而被诛杀】不能制止人犯罪，反而使人作恶，正好足以断绝人的生路，使人反而不能行善。即使忠诚如鬻拳【鬻拳竭力劝谏楚王，楚王不听，他便以武力临逼，楚王害怕而听从。鬻拳说：“我用武力恐吓君王，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自行砍断脚。君子说：“鬻拳可以说是爱护君王了，他以自受刑罚来劝谏，受刑之后仍不忘使君王归于善道”】，诚信如卞和【《韩非子》说：“楚国人卞和得到一块璞玉，献给武王，玉工鉴定说是石头，便砍断他的左脚。到文王即位，卞和又捧着璞玉进献，玉工又说是石头，便砍断他

译的右脚。成王即位，卞和抱着璞玉哭泣，眼泪流尽，继而哭出血来。

译成王派玉工剖开璞玉，果然得到宝玉】智慧如孙膑【《史记》说：孙膑与庞涓学习兵法，庞涓侍奉魏惠王，任将军，自认为才能比不上孙膑，暗中召来孙膑，砍断他的双脚并在脸上刺字。孙膑后来进入齐国，齐威王询问兵法，任命他为军师。魏国和赵国攻打韩国，齐国派田忌领兵前往，进入魏国境内后制造十万口灶；第二天制造五万口灶，第三天制造两万口灶。庞涓行军三天，非常高兴，带着轻装精锐部队日夜兼程追赶。孙膑估计他的行程，知道傍晚将到达马陵，于是砍倒大树，削白树皮写道：“庞涓死在这棵树下。”庞涓夜里来到树下，齐军万弩齐发，庞涓于是自刎】冤屈如巷伯，才华如司马迁，通达如子政，一旦遭受刀锯之刑，终身都不能被世人录用。这使太甲思念伊尹的功劳、秦穆公成就霸业、秦国南睢之战使士卒骨立、卫武公初筵自警、陈汤都赖之功、魏尚守卫边疆的才能，都再也无法施展。汉朝开辟改过自新的道路，正是为了这些。因而圣明有德的君主，谋虑深远，舍弃短处而取用长处，不会苟且改变已有的政令。《晋李太后服制议》【愚按：这是合宜的礼制，所以从头到尾完整记载】何澄等【起初，简文帝的妃嫔都不能生育，李太后作为宫女在织坊中，简文帝因重大谋划召她入宫，她生下孝武帝和会稽王。孝武帝即位后，加封她为皇太妃，仪仗服饰与皇太后相同。后来尊为皇太后，安帝即位后，尊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去世。朝廷议论疑惑于她的丧服制度。左仆射何澄等、仆射王雅、尚书车胤、孔安国、祠部徐广等议论说】太皇太后的名分和地位完全正当，身份等同于皇帝，礼制完备，情感和礼法都得到申明，符合《春秋》的义理。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既然称为夫人，礼服就应当依照正礼，所以成风显扬夫人的名号。昭公服三年之丧，子女对于父母所生的恩情，身份尊贵而义理重大；况且礼制上祖先不会压抑孙辈，因此本来就应当追服而不屈降，并且依据亲情制定礼制。如果认为明文没有记载，那么有疑义时应当从重，认为应当与为祖母服丧相同，穿齐衰三年【朝廷采纳了这一意见，皇后和百官都服齐衰期。永安皇后举行哀悼，于是在西堂设置丧庐，凶礼仪式施行于神兽门，安葬在修平陵，神主附祀于宣太后庙】《文选补遗》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十八 元代陈仁子编辑 对【愚按：君主有所疑问，就向臣下询问；臣下承接君主的询问，就应当回答。回答应当委婉而正直，不应迎合而谄媚。世间的得失成败，往往系于这一句话，怎么可以轻视呢？这里对此作了完整论述】定都关中的对策【愚按：周成王营建洛邑时说：“有德容易兴盛，无德容易灭亡。”这是古人把天下看作公共之物的说法。娄敬劝高帝定都关中，说那里背靠山岭、面临黄河，四面都有险固之处，这是后世把天下视为私有之物的说法。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本来人人都知道。只是娄敬的话还有没有涉及的地方，他却不知道。假如我是娄敬，何不这样说：洛阳建都，道路里程均衡，贡赋运输便利，处在天下中央，可以合聚天下形势，在当时有利于周朝的封建制度；关中建都，地势强固，山河险阻，处在险要之地而掌握天下形势，在当时有利于秦朝的郡县制度。陛下处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想实行秦的郡县制呢，还是想实行周的封建制呢？对此必定有所选择。可是娄敬却只用瓶水从高处倾泻来比喻关中，使后世不致力于修德而专务险固的人，又能借用这句话作为借口。娄敬的说法难道能算最正确的论断吗】娄敬【本传说：娄敬是齐国人。虞将军入朝进言，提到了他。皇上召见娄敬，赐他饮食。过了一会儿询问娄敬，娄敬劝说道】陛下定都雒阳，难道是想同周王室比一比谁更兴盛吗？皇上说：是的。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的方式与周朝不同。周朝的祖先从后稷开始，尧把他封在邰【“邰”读吐财反，邰是城邑名，就是今天武功旧城所在的地方】，积累德行、广做善事，经历十几代；公刘躲避桀，居住在豳；太王因为狄人侵伐的缘故，离开豳地，拄着马鞭迁居岐地，人民争相归附他。到了文王成为西伯，裁决虞、芮两国的诉讼【两国争夺田地，见到文王的德行后自行和解；虞国就是今天的虞州，芮国就是今天的芮城县】，才开始接受天命，吕望、伯夷也从海滨前来归附。武王讨伐纣王，未约定日期便在孟津会师，聚集八百诸侯，于是灭亡殷朝。成王即位，周公等人辅佐他，于是营建成周，定都雒阳，认为这里处于天下中央，诸侯从四方前来纳贡，道路里程均衡。有德就容易成就王业，无德就容易灭亡。凡是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是想让他们致力于以德行招致人民，而不是凭借险要阻隔，使后世骄奢并虐待百姓。到了周朝衰落时，天下分裂为二，没有人朝见周王，周王也不能控制天下，这并不是因为德行浅薄、地势弱小。如今陛下从丰、沛起兵，收集三千士卒，径直夺取蜀汉，平定三秦；又同项籍在荥阳交战，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使天下百姓肝脑涂地，父子尸骸暴露荒野，数也数不清，哭泣之声不断，受伤的人还没有起身【夷，是创伤】，却想同成王、康王时期相比兴盛，我私下认为这是不能相比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况且秦地背靠山岭、环绕黄河，四面险塞足以固守，突然有紧急情况时，可以召集百万军队；凭借秦国旧有的资源，物产极其丰富，土地肥沃，这就是所谓的“天府”【府，是聚集的意思，即万物聚集之处】。陛下进入关中并在那里定都，即使崤山以东发生动乱，秦国旧地也可以完整地占有。比如同人争斗时，不扼住他的喉咙，只拍打他的后背，就不能完全取胜【亢是喉咙，读音为罔；搤与扼相同，是抓住、控制的意思】。如今陛下进入关中定都，控制秦国故地，这也就是扼住天下的喉咙、拍打天下的后背【高帝询问群臣，群臣都是崤山以东的人，争相说周朝享国数百年，秦二世便灭亡，不如定都周地。高帝疑惑不能决定。等留侯明确说进入关中最有利，高帝当天便驾车向西，把都城定在关中。于是皇上说：最初建议定都秦地的是娄敬，“娄”就是“刘”，赐他姓刘，任命为郎中，称为奉春君】闻乐的对策【愚按：君臣之所以相互维系，只在于名分。上位者确定名分，就不至于发生混乱；下位者安守名分，就不至于产生怨恨。所以同样是封建制度，周朝实行封建而没有祸患，汉朝实行封建却有祸患，并不是封建制度本身有利或不利，而是因为周朝的制度确立，名分明确；汉朝没有制度，名分混乱。假如汉代君主能够确定名分，怎么会有吴、楚七国被削弱而发生叛乱？臣下能够安守名分，怎么会有中山靖王因为进言而产生怨恨？当时朝廷议论只知道土地可以削减还是不可以削减，恩宠可以亲厚还是不可以亲厚，却不恢复古代制度，不明确根本名分，所以怨恨和叛乱接连兴起，也是应该的】中山靖王【武帝刚即位时，大臣们因七国之乱而警惕，议论者多为晁错鸣冤，都认为诸侯势力过于强大，想逐渐侵削他们的土地，多次上奏揭露诸侯的过错。诸侯王自认为是皇帝的至亲骨肉，如今有的无罪却受到臣下侵辱，有关官员还鞭打、制服他们的臣属，强迫他们作证指控自己的君主。建元三年，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见。天子设宴，刘胜听到音乐声便哭泣，天子问他原因。刘胜回答说】

译我听说，悲伤的人不能听到呜咽声，思念的人不能听到叹息声【听到呜咽、叹息的声音，悲伤和思念会更加深重】。所以从前高渐离在易水边击筑，荆轲因此低头哭泣而不能进食【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宾客们在易水边为他饯行，高渐离击筑，士人都低头哭泣，荆卿也不能再进食】；雍门子一弹琴吟唱，孟尝君因此忧愁叹息【齐国贤人居住在雍门，因而以此为号。他擅长弹琴，见到孟尝君后先说万岁已经过去，高台已经倾覆，曲池也已经填平，坟墓上长满荆棘，牧童在上面游玩，孟尝君也会这样吗？孟尝君于是长叹。于邑，是气短忧闷的样子】。如今我的心郁结已经很久，听到这细微美妙的音乐声【防，读反；眇，读妙，意为精微】，竟不知道眼泪会横流而出。众人的吹嘘可以漂动山岳【喣，是吹气】，聚集的蚊子可以形成雷声，朋党联合起来足以制服猛虎，十个人一起也能弯曲铁椎【桡，是弯曲】。因此文王被拘禁在羑里，孔子困厄于陈、蔡，这就是众多百姓形成风气、积累起来而造成祸害的结果【烝庶，是众人】。我的身份卑微而又远离君王，没有人替我首先说话；众口可以熔化金属，长期毁谤可以销蚀骨头。轻微的东西聚集起来也能折断车轴，鸟羽聚集起来也能承载飞行中的肉块；众人纷纷惊恐地撞上罗网，我不禁潸然流泪。我听说白日照耀，幽暗隐蔽之处都能照亮；明月照耀夜晚，蚊虫也能看见。然而云气蒸腾，层层排列遮蔽天空，白昼也变得昏暗，尘埃四处散布覆盖，昏暗得连泰山也看不见【抪读铺，是散布的意思】。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东西遮蔽了它。如今我的进言受到壅塞，不能被听见【雍读作壅，是堵塞；阏，是阻止】，那些献媚逢迎的人像蜂群一样滋生，道路遥远，竟没有人为我传达，我私下实在感到悲哀。我听说，社坛里的老鼠不能用水灌，屋里的老鼠不能用烟熏，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所依托的地方使人有所顾忌。我虽然浅薄，却得到皇帝亲近、如肺腑附属的身份；地位虽然卑微，却成为东方藩国的属臣，又被称作兄长【在亲戚关系上是皇帝的兄长】。如今群臣同皇帝并没有蒲苇花膜那样的亲缘、鸿毛那样的轻微关系【蒲莩比喻亲缘浅薄，鸿毛比喻分量轻微，意思是亲缘极薄】，却聚居结党，互相以朋友关系支持，竟使宗室受到排斥，骨肉亲情像冰一样消融。这正是伯奇流离失所、比干被横向分裂的原因。《诗经》说：“我的心中忧伤，忧闷得如同捣物；假装睡觉却长声叹息，只因忧愁而衰老。我的心中忧愁，像头痛一样难受。”这正是说我【于是刘胜把官吏侵辱诸侯的事情全部告诉皇上。皇上于是厚待诸侯的礼节，减少有关官吏上奏诸侯事务的权限，增加亲近亲族的恩惠。后来又采用主父偃的计策，让诸侯以私人恩惠自行分割土地封给子弟，汉朝为此确定制度，所封子弟分别隶属于汉郡，汉朝得到厚施恩惠，而诸侯土地逐渐自行分割，势力因而削弱】关于禁止百姓携带弓弩的对策【愚按：夏、商、周三代用真诚之心对待百姓，把军队寄寓在农业之中，并设置王弧和夹庾。唐尧时期有大六弓，授予射手各有等级，所以没有盗贼之祸。秦始皇却用猜疑之心对待人民，禁止百姓拥有兵器，销毁锋镝，终于发生盗贼之变。唉！士人出生便学习射箭，天子选拔士人也依据射箭，群士之间学习礼让，也以射箭为训练。公孙弘说：“十个盗贼张弩，百名官吏也不敢上前。”这样想禁止百姓，恰恰只会滋长盗贼。吾丘寿王说得好：“圣明君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刑罚禁令，只要统治人民的君主以诚信相待而不猜疑，盗贼就可以消除。”这真是仁人的话】吾丘寿王【汉武帝时任光禄大夫、侍中。丞相公孙弘说十个盗贼张弩，百名官吏也不敢上前。臣下愚昧地认为，应当禁止百姓携带弓弩，于是皇帝让群臣讨论这件事】寿王回答说 我听说，古代制造五种兵器，并不是用来互相伤害，而是用来禁止暴行、讨伐邪恶【五兵指矛、盾、弓、剑、戈】。社会安定时，就用它们制服猛兽、预防非常事件；发生事情时，就用来设置守卫、布置行阵。到了周王室衰微以后，君上没有贤明的君王，诸侯凭武力治理，强者侵凌弱者，多数欺凌少数，天下疲敝，巧诈之事一同产生【抏读五官反，是耗尽、败坏的意思】。因此聪明人欺凌愚笨的人，勇敢的人威逼怯弱的人，只求取胜，不顾义理；所以机关、变化和器械装饰，作为互相贼害的工具，多得数不清。于是秦兼并天下，废弃王道，树立私意，毁灭《诗》《书》，把法令放在首位；抛弃仁恩，任用刑罚杀戮；毁坏名城，杀害豪杰；销毁铠甲兵器，折断锋刃。后来百姓用耰、锄、鞭、棍互相殴打【耰是磨田的农具，棰是马鞭，梃是大杖】，犯法的人越来越多，盗贼数不胜数，甚至穿红色囚服的人堵塞道路，群盗遍满山野，最终因混乱而灭亡。因此圣明君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令防范，因为知道这些并不值得依靠。如今陛下彰明德行，建立太平，选拔俊才，兴办学校，三公和有关官员中有的从穷巷白屋中被起用，有的裂地封爵，天下每天都在受到教化，边远地区也归向风俗。然而盗贼仍然存在，这是各郡国二千石官员的罪过，不是百姓携带弓弩的过错。《礼记》说：“男子出生时，用桑木弓、蓬草箭射向天地，以明确表示将来有四方防御之事【有四方抵御、守卫的事情】。”孔子说：“我还要拿什么来执掌？执掌射礼吗？大射礼从天子以下直到庶人，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诗经》说：“大侯已经竖起，弓箭于是张开；射手已经集合，献上你们射中的功绩。”这是说射箭贵在命中。我听说圣明君王把射礼结合起来，以此彰明教化，却没有听说要禁止弓箭。况且所要禁止的，是盗贼用弓弩进行攻夺。攻夺的罪行应当处死，然而仍不能制止这种行为，因为大奸大恶之人面对重刑本来就不会畏惧。我担心邪恶之人携带弓弩而官吏不能制止，良民为了自卫而携带弓弩，却反而触犯禁令；这样就等于擅自把盗贼的威势交给他们，夺走百姓自我救助的手段。我私下认为，这样做对于禁止奸邪没有益处，反而废弃先王的典章，使学习者不能练习和实行射礼，实在非常不便【奏章上报后，皇帝以此诘难丞相公孙弘，公孙弘屈服认错】得到宝鼎的对策【愚按：吾丘寿王关于宝鼎的对策，与终军关于白麟、奇木的对策不同。寿王说宝鼎不是周家的鼎，言辞还算委婉而含有讽谏；终军说祥瑞之物是远方宾客来归的征兆，言辞则是谄媚夸饰。终军远远比不上寿王】吾丘寿王【当时汾阴得到宝鼎，武帝认为可喜，荐献到宗庙，收藏在甘泉宫。群臣都上寿祝贺说：“陛下得到周鼎了！”唯独寿王说：“不是周鼎。”皇上听说后，召见他问道：“如今朕得到周鼎，群臣都认为是周鼎，唯独寿王认为不是，为什么？如果有道理就可以说明，没有道理就处死。”寿王回答说 我听说，周朝的德行开始于后稷，在公刘时增长，在太王时壮大，在文王、武王时完成，在周公时显著。德泽向上昭明于天下，像漏下的泉水一样无处不通。上天给予报应，宝鼎为周朝出现，所以称为周鼎。如今汉朝从高祖开始继承周朝，也彰明德行、显著功业，恩惠遍布，六合和同。到了陛下，扩展祖先的基业，功德更加兴盛，天降祥瑞一同到来，珍贵祥瑞完全显现。从前秦始皇亲自到彭城寻找宝鼎，却没有找到。上天赐福有德之人，宝鼎自行出现，这是上天把它赐给汉朝的缘故，所以是汉朝的宝鼎，不是周朝的宝鼎【皇上说：好！群臣都高呼万岁】

译淮南王对策【愚按：士人想忠诚爱护自己的君主，应当持守义理竭力争辩，不应以遁词来迎合、改变立场。伍被评论吴、楚两国的得失，援引秦、汉的兴亡，论说非常正直。如果坚持这种立场不变，怎么知道淮南王不会有所顾忌而不敢发动叛乱？伍被后来转而提出必不得已的计策：既想伪造丞相、御史的文书，迁徙豪杰以激起民众怨恨；又想伪造诏狱文书，逮捕诸侯太子和宠臣来使诸侯恐惧。他的遁辞竟发展到诡诈的地步，与先前的说法真像两个人，伍被被诛杀是应该的！所以把这篇文章记下来，作为臣下的鉴戒】伍被【本传说，伍被是楚国人。当时淮南王刘安爱好方术学问，降低身份礼遇士人，招致英俊之士数百人，伍被居于首位。过了很久，淮南王暗中有邪恶谋划，伍被多次劝谏。后来淮南王坐在东宫，召伍被来想同他商议事情，呼喊道：“将军上前！”伍被说：“大王难道要说亡国之言吗？从前伍子胥劝谏吴王，吴王不听，他便说：‘我今天就要看见麋鹿在姑苏台上游走了。’如今我也将看见宫中长出荆棘，露水沾湿衣服了。”于是淮南王发怒，把伍被的父母拘禁起来，又囚禁伍被三个月】淮南王又召伍被说：“将军愿意帮助寡人吗？”伍被说：“小臣将为大王谋划计策。我听说，聪明的人能在声音尚未发出时就听见，明察的人能在形迹尚未显露时就看见。因此圣人每次行动都能成功，文王一经行动便功业显著、流传万世，位列三王之中，这就是所谓顺应天意而行动的人。”淮南王说：“如今汉朝廷是太平还是混乱？”伍被说：“天下太平。”淮南王不高兴【“说”读作“悦”】，说：“你凭什么说太平？”伍被回答说：“我私下观察朝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秩序，都各得其理；君上的举措遵循古代的正道，风俗纲纪没有缺失。穿着厚重衣服的富商遍游天下，道路没有不通的地方，交易之道得到实行。南越宾服，羌▯进献贡物，东瓯入朝【▯是西南夷，音蒲北反】；扩展、加长榆塞【广，是广大；榆，是王恢所说种植榆树作为边塞】，开辟朔方，匈奴受到挫伤。虽然还没有达到古代太平时期，然而仍然算是治理得好。”淮南王发怒，伍被谢罪，请求免死。淮南王又说：“崤山以东如果发生变乱，汉朝一定会派大将军率军平定山东，你认为大将军是什么样的人？”伍被说：“我所熟悉的黄义，曾跟随大将军攻打匈奴，说大将军以礼对待士大夫，对士卒有恩惠，众人都乐意为他效力；骑兵上下山像飞一样，神力超过常人。像这样几位将领熟悉军事，就不容易抵挡了。”等到谒者曹梁从长安来，说大将军号令严明，面对敌人勇敢，常常身先士卒；一定等士卒休息后自己才休息，挖井得到水后自己才敢饮用。军队撤退时，等士卒都渡过黄河后他才过河；皇太后赐给他的金钱，他全都用来赏赐士卒，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淮南王说：“蓼太子【服虔说：是淮南太子。文颖说：食邑在此，或许是外家姓。颜师古说：蓼本来是地名，王的太子怎么会因食邑而得名？文颖说外家姓，近于正确，也如同汉朝的栗太子】的才智谋略世间罕有，不是平常人。他认为汉朝廷的公卿列侯全都像沐猴而冠罢了。”伍被说：“只有先刺杀大将军，才可以发动事情。”淮南王又问伍被：“你认为吴王起兵是错误的吗？”伍被说：“不是。吴王曾被赐号为刘氏祭酒，接受几杖而不必朝见，拥有四郡的军队，土地方圆数千里；开采山中铜矿铸钱，煮海水制盐，砍伐江陵的木材造船；国家富足，人民众多，拿珍宝贿赂诸侯，同七国合纵，起兵向西，攻破大梁，击败弧父【在梁、砀之间，父读甫】，逃走后返回，被越国擒获，死在丹徒【就是今天的润州丹徒县】，身首分离，国家灭亡，祭祀断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天下人都共同耻笑他】。吴王拥有这样的兵力却不能成功，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违逆天意、违背民众，又不能看清时势。淮南王说：“男子所应死守的，只是一句话罢了。况且吴王懂得什么？反汉的将领一天经过成皋的有四十多人。如今我命令刘建缓慢行动，先控制成皋的关口；周被率领颍川军，堵塞轘辕、伊阙的道路；陈定调发南阳军，守住武关；河南太守只有雒阳一处，哪里值得忧虑？不过北面还有临晋关，河东、上党同河内、赵国交界之处，有几条山谷可以通行【意思是这里北面还有险阻，可以通行的溪谷有几处】。人们说只要截断成皋的道路，天下交通就会断绝，占据三川的险要，招集天下军队，你认为怎么样？”伍被说：“我只看见其中的祸患，没有看见其中的福分。”后来汉朝逮捕淮南王的孙子刘建，把他拘押审治。淮南王害怕秘密事情泄露，对伍被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想立刻发动天下，辛苦劳累一段时间罢了。诸侯中有些行为失当的，都对我有所怀疑；我向西起兵，必定会有人响应；如果没有响应，就回军攻取衡山，形势上不能不发动。”伍被说：“攻取衡山来攻打庐江，有寻阳的船只，守住下雉的城池【下雉，是江夏县名】，联结九江的水道，截断豫章的关口，用强弩临江防守，以阻止南郡下游的军队；向东守住会稽，向南联通强悍的百越，在江淮之间勉强维持，可以延长几年寿命罢了，我仍看不见其中的福分。” 淮南王说：“左吴、赵贤、朱骄如都认为成功的可能有十分之八九【吴贤、骄如，是淮南王的三位臣子】，唯独你认为没有福分，为什么？”伍被说：“大王身边受宠、平素能够统率众人的臣子，全都已经被拘押进诏狱，剩下的人没有可以任用的。”淮南王说：“陈胜、吴广没有立锥之地，只聚集百余人，在大泽中起兵，奋臂大呼，天下响应【读作响】，向西到戏水时已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如今我的国家虽然小，仍可得到二十万军队，你为什么说有祸而没有福？”伍被说：“臣不敢逃避像伍子胥那样的诛杀，只愿大王不要听从吴王的做法。从前秦朝无道，残害天下，杀术士，焚烧《诗》《书》，毁灭圣人遗迹，抛弃礼义，任用刑法；把海边的粮食转运到西河。当时男子努力耕作仍不能满足粮食运输的需要，女子纺织仍不能满足遮蔽身体的需要；派蒙恬修筑长城，东西绵延数千里；军队长期暴露在外，常有数十万人，死亡人数不可胜数，僵尸遍野，流血千里。于是百姓力量耗尽，十户人家中有五户想要作乱。又派徐福入海寻找仙药，携带大量珍宝，带着童男童女三千人、五谷种子和各种工匠出发【五种，是五谷的种子】。徐福到达平原。

译大泽中的秦王没有来，于是百姓悲痛忧愁，十户人家中有六户想要作乱。又派尉佗翻越五岭攻打百越，尉佗知道中原已经疲劳到极点，便在南越阻止秦军继续前进，后来去的人都没有回来；于是百姓离心离德、瓦解分散，十户人家中有七户想要作乱。秦朝调动天子的车驾，修建阿房宫，征收大半赋税，征发闾左百姓戍边；父亲不得安宁，儿子、兄长不得安定，秦二世实行严苛的政令和残酷的刑罚，百姓都伸长脖子等候，侧耳倾听，仰天悲号，捶胸怨恨君上，十户人家中有八户想要作乱。有宾客对高皇帝说：“时机已经到了。”高帝说：“再等等。”圣人将从东南一带兴起，不到一年，陈胜、吴广大声呼喊【火故反】○中间没有经过一年】刘邦、项羽一同响应，天下人闻声响应【和读胡卧反】。这就是所谓抓住秦朝的过失和裂隙，趁秦朝灭亡的时机行动；百姓都愿意这样做，就像久旱的禾苗盼望雨水一样。因此他们从行伍之中起兵，成就了帝王的功业。如今大王只看见高祖取得天下很容易，难道独独没有看到近代的吴、楚吗？当今陛下统治天下，四海一统，普遍爱护百姓【汜是普遍；蒸是众多，汜读敷剑反】；虽然还没有开口，声威却像疾雷震动四方；命令还没有发出，教化已经像神灵一样迅速传播；内心有所思虑，威势便震动千里；下级响应上级，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况且大将军的才能，不只是章邯、杨熊那样的水平；大王拿陈胜、吴广来比较，是错误的。再说大王的军队，不足吴、楚军队的十分之一，而天下安宁，又比秦朝时安定万倍。希望大王采用我的计策。我听说箕子经过故国时悲伤，作《麦秀歌》，痛惜纣王不听王子比干的劝告。所以孟子说：“纣贵为天子，死后还不如一个平民。”这是因为纣王早已自取灭亡，并不是到死的那一天上天才抛弃他。如今我也私下为大王悲哀：放弃拥有千乘之国的君主身份，将要让绝命之书赐给群臣，自己先死在东宫。”伍被说着，流下眼泪起身。后来淮南王又召见伍被问：“假如像你说的那样，难道不能侥幸成功吗？”伍被说：“一定不能。伍被有一个愚拙的计策。”淮南王说：“怎么办？”伍被说：“如今诸侯没有异心，百姓没有怨气；朔方郡土地广阔肥美，迁徙去的人不足以充实那里，可以替丞相、御史请求下达文书【伪造这种文书，命令迁徙人口】，迁徙各郡国的豪杰以及犯耐刑以上罪行的人，以赦令免除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的罪过，把他们全家迁往朔方郡；再增加征发甲士，催促他们按期会合；又伪造左右都司空、上林苑中都官的诏狱文书，逮捕诸侯的太子和宠臣。这样百姓就会怨恨，诸侯就会恐惧；再让善于辩说的人跟随他们，劝说各方，这一党人就可能侥幸成功。”淮南王说：“这样可以。”不过，我认为不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只需直接发动罢了【后来事情败露，伍被到官府自首，说自己曾同淮南王谋反，经过情形就是这样。天子因为伍被一向善于辞说，常常称道汉朝，想不杀他。张汤说：“伍被首先替淮南王谋划反叛，罪不可赦。”于是将他诛杀】教化百姓有道的对策【愚按：东方朔进身并不是正途，但他进言有时出于正道。汉武帝招致天下文学之士和有才智的人，有人一句话合乎皇帝心意，就迅速置于身边，成为天子的私人臣属。发兵会稽，以严助为主；兴建上林苑，以吾丘寿王为主；开发西南夷，以司马相如为主；建立朔方郡，以主父偃为主。只有东方朔借助诙谐来寄托讽谏，提出教化百姓的方法，这一篇对策隐约包含着使皇帝内心受到匡正的话。虽然他进身的方式不正，但言论却是正的。皇帝关于群臣治理和教化的方法，先后问过两次。公孙弘说：让邪恶的官吏推行弊政，用疲敝的政令治理贫弱的百姓，百姓就无法得到教化；这是只求末端而使奢侈更加严重。皇帝又问东方朔，东方朔说：焚烧甲帐，退去供皇帝乘坐的快马，这是端正根本、抑制奢侈。公孙弘的见识显然不如东方朔】东方朔【当时天下奢侈靡费，趋向末业，百姓大多离开田地。皇上从容地问东方朔：“我想教化百姓，难道有什么办法吗？”东方朔回答说：下文所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上古之事，经历数千年，尚且难以谈论。臣不敢陈述，愿意近取孝文皇帝时期的事情来说明，当时的老人都亲眼见过、亲耳听过。孝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穿粗黑绨衣，脚穿皮鞋，用熟皮带佩剑，以莞草、蒲草编席；兵器用木头制作而没有锋刃，衣服用乱絮制成而没有花纹【緼是乱絮，意思是里面填着乱絮，外面没有文采】；把收集上来的奏章囊袋用作宫殿帷幕，以道德作为美饰，以仁义作为准则。于是天下望见他的作风便形成风俗，明显地受到教化。如今陛下认为城内宫室狭小，谋划兴建建章宫，左边是凤阙，右边是神明台【凤阙是宫阙名，神明是台名】，号称有千门万户；木材、土石都披上绮绣，狗马披着彩色毛织物【缋读五悔反；罽是织成的毛毡，即鸜▯一类】，宫人头插玳瑁，垂挂珠玑；设置游乐车，教人驰逐；装饰文采，聚集珍奇怪异之物；撞击万石重的钟，敲击雷霆般的大鼓；表演俳优，起舞的是郑国女子。君上上面如此淫靡奢侈，却想让百姓唯独不奢侈，这是没有体察农事艰难的表现。陛下如果真能采用臣东方朔的计策，把甲乙帐推倒焚烧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退去快马，表示不再使用，那么尧、舜盛世，应该可以与今天相比了。《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开始时相差一丝一毫，后来就会相差千里。”希望陛下对此留意考察【东方朔虽然谈笑自若，但时时观察皇帝的脸色，直言切谏，皇帝常常采纳】火灾的对策【容斋洪迈说：以汉武帝嗜好杀戮的性情，以及他当时即位才几年，竟可以向善。宗庙宫殿发生火灾，难道没有别的解释吗？可是董仲舒首先劝他诛杀骨肉和大臣，与他平生的学术主张大相违背，逐渐造成数万人的灾祸，都是这篇奏书开启的。这样看来，步舒被下狱几乎处死，大概是上天借此激发董仲舒的言论，使步舒遭到杀戮，并不是不幸。○西山真氏说：考察汉代儒者，在董仲舒以前还没有谈论灾异的人，所以《五行志》说：董仲舒研究《公羊春秋》，推演阴阳，成为儒者中的宗师。

译我认为，董仲舒在对策中谈论天与人相互关联的关系，认为天心仁爱人君，想要制止人君的乱行；又认为人君行为的善恶达到极点，就会同天地流通往来而相互感应，这些都是最有价值的劝诫。至于他回答火灾的对策，却把事情说得太过分了，何况又引导君主诛杀，这同他先前所说崇尚德行、不崇尚刑罚的主张，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亲戚的骄纵僭越、近臣的专横，难道没有办法裁制吗？难道一定要诛杀之后才感到痛快吗？史书说，董仲舒在家推演自己的意思，草稿还没有上奏，主父偃便偷取他的书上奏。皇上召集儒生观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自己老师的书，认为极其愚蠢，于是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审理，判定应当处死；皇帝下诏赦免他，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谈灾异。后来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皇帝想起董仲舒从前的话，便让吕步舒手持斧钺审理淮南王之狱，依据《春秋》的义理，在外地专断处理，不必请示。回朝后把事情报告皇帝，皇帝认为全部处理得对。史书又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踪迹已经被公卿发现，便追查线索审理，最终因牵连而被处死的党羽有数万人。反叛的谋划不过几个人，而因牵连处死的人却如此众多，难道不是董仲舒先前的话激发了皇帝残忍的本性吗？所以保存这篇文章而不删去，把它作为后世轻率谈论灾异者的警戒。○愚按：圣人作经，并不专门谈论灾异；汉代儒者传述经典，却专门用来证明灾异。《洪范》阐明的是治国之道，并不是专门为了说明众种征验；刘歆却摘取它来传述五行。《春秋》尊崇君王，并不是专门为了说明阴阳；刘向却指以传述祸福。像董仲舒这样贤能的人尚且不能免于此，何况眭孟、夏侯胜一类人呢？董仲舒研究《公羊》之学，在《天人三策》中揭示了一部书的深意，确实有很深的阐发；可是《五行志》说董仲舒因《公羊春秋》开始推演阴阳，成为儒者宗师，又分解、附会征验，并用来推演纵横闭塞之术。火灾这一篇对策如果不加拘束，就会变成穿凿附会。班固撰写《五行志》，还把刘向、刘歆、京房和董仲舒的说法排列在一起，作为灾异应验的证明。后来董仲舒下狱，几乎被处死，终身不敢再谈灾异；由此清楚可见，谈论天道不如谈论大道。董仲舒【武帝建元六年六月，辽东高庙发生火灾；四月，高园的便殿起火。仲舒回答说了如下的话】《春秋》的道理，是列举过去来说明未来。因此，天下万物之事，只要考察它是否与《春秋》所列举的事情相同，就能从精微幽深之处保存它的意义，贯通同类事物来贯穿其中的道理；天地的变化、国家的事务，都清楚地显现出来，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考察《春秋》记载的鲁定公、鲁哀公时期，季氏的罪恶已经成熟，而孔子的圣德正盛。凭借圣德正盛的孔子去改变已经成熟的罪恶，即使季孙的势力很重，鲁国的力量很轻，也有可能成功。因此，定公二年五月，两观发生火灾。两观是僭越礼制的建筑，天使它们遭灾，好像在说：僭越礼制的臣子可以除去；先显现罪过的征兆，然后告诉人可以除去他们，这就是天意。定公不知道反省，到哀公三年五月，桓宫、厘宫发生火灾。这两件事性质相同，所要表达的意思也是一样，好像在说：焚毁尊贵而不义的东西，把它除掉罢了。哀公仍未能看出其中的意思，所以到了四年六月，亳社又发生火灾。两观、桓宫、厘宫、亳社这四处，都不应当建立；天全都焚毁了这些不应当建立的东西，以此表示鲁国应当除掉乱臣而任用圣人。如今高庙不应当建在辽东，高园的殿宇不应当建在陵墓旁边，按礼制也都不应当建立，与鲁国遭灾的情形相同；它们不应当建立，已经很久了。到了陛下在位的时候，天才使它们遭灾，大概也是到了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了。天降灾害仿佛是在告诫陛下：当今之世，不施行天下太平、至公无私的政治，就不能治理好。看一看亲戚贵族中处在诸侯之位、最远离正道的人，应当忍痛杀掉他们，就像我焚毁辽东高庙一样；然后再看近臣中身处国都、居于近旁而尊贵却不守正道的人，也应忍痛杀掉他们，就像我焚毁高园殿一样，这才可以这样说。在外而不守正道的人，即使像高庙那样尊贵，天尚且要降灾焚毁它，何况诸侯呢？在内而不守正道的人，即使像高园殿那样尊贵，天尚且要降灾焚毁它，何况大臣呢？这就是天意。罪过在外，天就在外降灾；罪过在内，天就在内降灾。焚毁严重，说明罪过应当重处；焚毁轻微，说明罪过应当轻处。这就是顺承天意的道理。《雨雹对》【西山真氏说：萧望之的这篇对策专门指斥霍氏的罪过，正合宣帝的心意，所以宠爱和擢升随之而来。我曾考察孝宣帝在位二十五年，灾异很多，但见于臣下奏议的，只有萧望之这一篇对策。魏相辅政时，四方发生灾变，总是上奏说明；然而神爵改元，正值弱翁在位之日，却没有听说他有所匡正挽救。从这以后，凤凰聚集、甘露降下、黄龙出现，没有一年不发生，难道这些珍奇祥瑞果真如此之多吗？大概一定有粉饰和附会以求取宠爱的人，像黄霸奏称鹖雀那样。等到望之任御史大夫，上奏说三公不是合适的人，三光就不会明亮；如今日月光芒减弱，过错在我们这些大臣身上，于是受到降职的谴责。人们认为这是因为他轻慢丞相的缘故，我却独自怀疑他是因此触犯了皇上的意旨。大概君主如果把祥瑞当作夸耀之事，就必然把灾异当作忌讳之事；歌颂祥瑞的人自然接连不断，而论争灾异的人就会稀少。○我说：萧望之是刚强正直的人。世俗儒者说，霍光曾经不以礼对待萧望之，等到霍禹掌权，望之便借雨雹之灾的对策来倾覆霍氏。唉！望之难道会这样吗？望之只是知道为国家公事发言，哪里会知道挟带私怨来报复呢？当时霍氏的权势和叛逆，就像泥中的困兽在争斗一样；有人提出未雨绸缪、先行撤薪的建议，人们都知道这一点；雨雹之灾，天也知道这一点，只是别人不敢说，而望之说了出来罢了。唉！事情到了人知道、天也知道，却没有人敢说的地步，难道是国家的福气吗？望之大概只是据实发言罢了。若说他挟带从前霍光不以礼待他的仇恨，于是才这样发言，那就说明对望之的了解太浅了】萧望之【本传：任大行治礼丞时，大将军霍光去世，霍氏亲属都在宫中值宿、担任侍卫。地节三年夏天，京师降雹，望之上疏，希望皇帝赐给他一次清闲的宴见，让他当面陈说灾异的意义。宣帝在民间时就听说过望之的名声，说：“这是东海的萧生吗？”于是命少府朱畸询问他；望之壮烈而无所避讳，回答了如下的话】《春秋》昭公三年，发生大雨雹。当时季氏专权，最终驱逐了昭公。假如当时鲁君能够察觉天象的变化，就应当不会有这样的祸害。如今陛下凭借圣德居于帝位，思考政事、寻求贤才，这是尧舜的用心。然而祥善之气没有到来，阴阳失调，这是大臣掌握政权、一个姓氏专擅势力所造成的。附着在树上的枝条过于粗大，就会伤害树根；私家势力强盛，公室就会危险。只有英明的君主亲自处理一切政务，选任同姓宗室，举用贤能之材作为心腹，与他们共同参与政事、谋划国事。让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确陈述自己的职务，用来考察功效。这样，各项事务就会得到治理，公道得以建立，奸邪受到阻塞，私人权力被废除。

译《伐匈奴对》【我说：平常人的性情，见到小利就贪取；国家对待戎狄，难道也可以这样吗？匈奴内部争夺单于之位，汉宣帝想乘其间隙，却还没有决定，便派侍臣韩增等四人去询问萧望之。望之援引《春秋》中士匄的事来回答，这是大义。如果宣帝能够按照望之所说去做，也就是三代帝王用兵时的仁德了。后来宣帝最终派遣将领辅佐呼韩邪单于来安定他的国家；宣帝这样做，才不是见小利的人】萧望之【本传：宣帝时任御史大夫，五凤年间匈奴大乱，议论者多说：匈奴为害已久，可以趁它败乱发兵消灭它。皇帝下诏派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等人询问望之的计策，望之回答了如下的话】《春秋》记载，晋国士匄率军侵入齐国，听说齐侯去世，便带兵返回。君子赞美他不攻伐正在服丧的国家【师古说：士匄，是晋国大夫范宣子。《春秋公羊传》襄公十九年记载，齐侯环去世，晋国士匄率军侵齐，到了谷地，听说齐侯去世，于是返回。所谓“返回”是什么意思？这是赞美的说法，赞美他不攻伐服丧的国家】认为这种恩德足以使孝子心服，这种义举足以感动诸侯。此前单于仰慕汉朝教化，向往善道，自称为弟弟【弟，指顺从；“乡”读作“向”】，派使者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没有不听说的。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履行盟约，不幸被贼臣杀害。如今却趁机进攻他，是乘人之乱、幸灾乐祸。他们必然奔逃远遁；如果不是为了义而出兵，恐怕劳师动众而没有功效。应当派遣使者前去吊唁慰问，辅佐他恢复弱小的国家。四夷听到此事，都会赞美中国的仁义。如果最终能够保护恩义，使他恢复原来的地位，他一定会称臣服从。这就是德行的极盛【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果然派兵护送、辅佐呼韩邪单于，安定了他的国家】《罢朱厓对》【唐仲友说：贾捐之劝谏不要攻伐珠厓这件事，与严助的情况很不相同；他是自取死亡，和严助相同，但不能因为人的结局而废弃他的言论。又说：贾捐之是善于进言的人。○我说：贾捐之有孤高耿介的操守，却不能坚持到底；起初反对石显，最后又不得不任用石显，还推荐石显，这说明他的志向多次改变，只不过像当时郑朋一类人罢了。若不是有劝谏废弃珠厓的一篇奏疏，他几乎就要成为名教的罪人了；他因此丧失性命，也是应当的】贾捐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再次反叛，朝廷发兵攻打它，各县相继叛乱，连续多年不能平定。皇帝与有关官员商议大量发兵，捐之提出意见，认为不应当攻打。皇帝派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责问捐之说：“珠厓归附朝廷、成为郡县已经很久了，如今背叛并作出逆乱之节，你却说不应当攻打，这是助长匈奴的叛乱，损害先帝的功德；按经义应当怎样处理这件事？”捐之回答了如下的话】臣有幸遇到圣明盛大的朝代，蒙受允许直言的恩典，没有忌讳言论的忧患，所以冒死竭尽诚恳之意。臣听说尧、舜是圣德极盛的人，禹已经进入圣人的境界，却还不能胜过他们，所以孔子称赞尧说“伟大啊”，称赞《韶》乐说“尽善”，称赞禹说“没有可间”。凭借三位圣人的德行，土地不过数千里，西面到达流沙，东面渐及大海，北方、南方以及声教所到之处，直到四海。愿意接受声教的，就治理他们；不愿接受的，也不强行治理。因此君臣歌颂圣德，凡有生命的东西各自都能得到适宜的安置。武丁、成王，是殷、周最仁厚的君主，但疆域东面不过江、黄，西面不过氐、羌，南面不过蛮、荆，北面不过朔方，所以颂德之声一齐兴起，凡有视觉、听觉的生物都以自己的生活为乐。越裳氏经过九重翻译来进献，这不是凭兵革能够招致的。等到周朝衰微，周昭王南征而未能回来【指昭王被楚人淹死】，齐桓公救济周王的危难【指周襄王；襄王起初是太子，惠王想立王子带为太子，齐桓公因此主持首止之盟，确定太子襄王的地位】，孔子订正了名分和文辞【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国即使强大而自称为王，也都贬称为“子”】，一直到了秦朝，秦国兴兵远攻，贪求外部土地而使内部空虚，一心只想扩大疆域，却不考虑这样做的祸害。然而秦国疆域南面不过闽越，北面不过太原，天下却崩溃离叛，祸患终于发生在二世末年；长城的歌谣直到今天还没有断绝。幸亏圣明的汉朝初兴，为百姓请求生路，平定了天下。到了孝文皇帝，怜悯中原还没有安定，停止武力而实行文治，于是断决的案件只有数百件，百姓缴纳的赋税为四十，成年男子三年才服一次劳役。当时有人进献千里马，文帝下诏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祥的出行每天走五十里，军队行军每天走三十里。我乘坐千里马，难道要独自先行吗？”于是退还千里马和运送它的路费，又下诏说：“我不接受进献；应令四方不要再寻求珍物前来进献。”在这个时候，放纵游乐的享受断绝了，奇异华丽的贿赂堵塞了，郑、卫的歌舞也衰微了。后宫如果充满美色，贤人就会隐居；佞人掌权，诤臣就会闭口，而文帝没有这样做，所以谥号称为孝文，宗庙称为太宗。到了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的粮食已经红腐而不能食用，都内的钱串朽烂而无法清点，于是探究平城之战的旧事，记录冒顿以来匈奴屡次造成边患的情况，登记兵员、整治战马，凭借富民的财力来排斥和降服匈奴。西面连接诸国，远至安息；东面越过碣石，以玄菟、乐浪设置为郡；北面把匈奴驱退万里，又修筑营垒边塞；在南方控制南海，设置八郡。于是天下断决的案件达到数万件，百姓缴纳的赋税达到数百，制造盐、铁、酒、榷等方面的利益来补助国家费用，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在这个时候，盗贼纷纷兴起，军队屡次出动；父亲战死在前面，儿子在后方作战受伤；女子登上亭障守卫，孤儿在道路上哭喊；老母、寡妇在里巷含泪哭泣，遥设空祭，想念万里之外的亡魂。淮南王私自仿造虎符，暗中招纳名士；关东的公孙勇等人伪装成使者。这些都是疆域扩张得过分广大、征伐不停的结果。如今天下只剩关东，关东较大的地方又只有齐、楚；百姓长期困苦，连年流离，离开城郭，彼此枕藉在道路上。民情到了不亲近父母、不以夫妻团聚为乐，甚至嫁妻卖子的地步，法律不能禁止，礼义不能制止，这是国家社稷的忧患。如今陛下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想驱赶士卒，把他们逼入大海之中，到幽远险阻的地方去快意，这不是用来救济饥荒、保全天下百姓的办法。《诗经》说：“愚蠢的蛮荆啊，大国成为你的仇敌。”意思是圣人兴起时，后服的国家才归服；中原衰弱时，边远国家就首先叛乱，行动起来总会成为国家的祸患，自古以来人们长期对此忧虑。何况现在还要重新对付南方万里之外的蛮夷呢？骆越人父子在同一条河中洗浴，彼此习惯用鼻子饮水，和禽兽没有区别，本来就不值得设置郡县。

译珠厓孤零零地处在海中的一隅，雾露浓重而潮湿，毒草、毒虫、毒蛇很多，又有水土方面的危害；人还没有见到敌人交战，战士就会自己死去。而且并不是只有珠厓才有珍珠、犀角、瑇瑁【瑇瑁，即有纹理的龟甲】；放弃它不值得可惜，不攻打它也不会损害威势。那里的百姓譬如鱼鳖，有什么值得贪求的呢？臣私下想起从前羌地用兵的事情：军队暴露在外还不到一年，兵力出动没有超过千里，费用却达四千余万万，大司农的钱用尽了，才用少府的禁钱接续。只为一个角落的不善，费用尚且如此，何况劳师远征，丧失土地而没有功劳呢？从古代寻求依据，并不相合；施行于当今，也不便利。臣愚昧地认为，凡不是衣冠礼制之国、不是《禹贡》所涉及的地区、不是《春秋》所治理的国家，都可以暂且不去管它。希望最终放弃珠厓，专心把关东的忧患作为要务。《日食地震对》【西山真氏说：谷永所陈述的灾异，大体都归罪于后宫，是为了结交王氏，本来不值得记录；只是这一篇颇能得到太学遗留下来的旨意，所以姑且保存它，其余的都删去了。○我说：这是谷永最初向君主进言的对策。成帝还是太子时，就以好色闻名；谷永借日食、地震之机，逐一指出后宫受宠者沉溺私情的弊病，没有一次不切中成帝的病根。当时虽然没有诋毁王氏的话，也没有结党王氏的迹象，仍有可取之处。到了第二年四月，他却直接把自身托付给王氏了。唉！谷永也是儒者，却借助言语这样文饰奸邪，谷永真是小人之儒了】谷永【成帝建始三年冬天，日食、地震在同一天同时发生，皇帝下诏推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太常阳城侯刘庆忌举荐谷永；谷永在公车署等待诏命，回答说】陛下秉承至圣的纯正德性，畏惧天地的警戒和变异，整饬自身、修明政事，接受公卿的询问，又下达明诏，率先举荐直言之士，召见并反复询问他们，以求查明过失，使我们这些臣子得以进入朝廷，接受圣上的询问。臣才质朽钝、学识浅薄，不通晓政事。臣私下听说，英明的君主即位，端正五事，建立大中之道，以承顺上天的心意，于是各种征兆在下有序，日月在上运行正常。如果君主沉溺后宫，纵情游猎，五事在自身失误，大中之道没有建立，那么灾祸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端祸患就会到来。各种灾异的变化，都象征着某种过失，按照类别来告诫人们。如今十二月初一戊申日，日食发生在婺女星分野；地震发生在宫墙之内；两种灾异同日发生，是在郑重告诫陛下，灾祸离您已经不远，应当更加深切地从自身追究。难道是陛下的心思只在闺门之内，没有顾及政事，举措不够谨慎，屡屡失去中道，或者内宠过于强盛吗？女子不遵循正道，嫉妒而专擅君主，妨害继嗣；这就像古代君王废弃五事、失去夫妇的纲纪，妻妾得意，内宫的请托得以施行，势力扩展到外朝，最终倾覆国家，或者扰乱阴阳。过去褒姒掌握国政，周王室因此灭亡；阎氏宠族骄横炽盛，日益不善【阎氏，是受宠者的家族；扇，指炽盛；臧，指善】；这就是它们造成的后果。经书说：“皇极，就是君主建立大中之道。” 《洪范传》说：“君主不能保持大中，这就叫作没有建立大中之道。” 那时就会有日月运行失常。陛下登上至尊之位，成为天下之主，奉行帝王的职责，统率众生。境内政治的治乱，取决于陛下所持守的道理；如果确实留心端正自身，勉力实行正道，减少燕居私处的享乐，以劳心劳力于天下，放弃沉溺淫乐，停止观赏倡优的嬉笑，断绝不合时宜的享受，谨慎节制游猎田猎，起居有常，遵循道理行动，亲自处理政事，实行这些事情而不懈怠，并且安然习惯、视若本性，那么就好了。经书说：“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主，不要沉溺于酒，不要放纵于游猎，只应当共同奉行正道。”从来没有君主自身治理端正，而臣下反倒邪曲的。夫妻相处的关系，是王事的纲纪，也是安危的关键，圣明的君王尤其谨慎。过去舜整饬二女，使她们端正，以崇尚最高的德行；楚庄王忍心断绝与丹姬的关系，以成就霸业；周幽王迷惑于褒姒，周德因此衰亡；鲁桓公受齐女胁迫，国家社稷因此倾覆。确实整顿后宫的政务，明确尊卑的次序；尊贵者不得嫉妒而专擅宠爱，以断绝骄横轻慢的开端，抑制褒氏、阎氏之类的祸乱；卑贱者都能按等级晋升，各自得到应有的职位，以扩大继嗣的延续，平息《白华》诗所表现的怨恨。后宫的亲属，可以用财物优厚地供养他们，但不要让他们参与政事，以远离皇父一类人的祸害，舍弃妻族的权力。从来没有闺门治理好了而天下反倒混乱的。治理远方要从治理身边开始，养成善行要从身边的人开始。过去龙在朝廷进纳谏言，帝王的命令都能得到允当的执行；四位辅臣已经齐备，成王便没有过失之事。应当告诫、端正左右近臣；对于那些庄重严肃、佩戴金貂饰物、担任常伯之职的人，都要让他们学习先王之道，懂得君臣之义，使他们整齐庄敬、谨慎诚信，没有傲慢嬉戏、骄纵放肆的过错；这样，左右近臣就会肃敬，群臣百官就会仰望法度，教化流布四方。经书说：“也只有先正之臣能够辅佐左右；从来没有左右近臣端正而百官还会枉曲的。”治理天下的人，尊重贤才、考核功绩就能得到治理；轻视贤才、违背功绩就会混乱。确实应当审慎思考治理人的方法，享受得到贤才的福气。评论人才、选取士人，一定要让他们在职务上接受考验；明确尺度来衡量才能，考察功绩实效来确定德行。不要采用结党营私者的虚假声誉，不要听信日渐浸润的谗毁，那么抱持功业、修治职务的官吏，就没有被蒙蔽伤害的忧虑；结党营私、邪曲虚伪的人，就不能获得任用。小人会一天天减少，俊杰贤能会一天天兴盛。经书说：“三年考核一次功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或升迁昏暗、贤明者。”又说：“九种德行都能任事，俊杰贤能都在官位；从来没有功劳和赏赐已经得到，众多贤才分布在官府，却仍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尧遭遇洪水灾害，天下被分隔断绝，于是划分为十二州；制定治理远方的办法，能够防止背叛离乱的祸难，是因为他的德行深厚、恩惠深广，下面的百姓没有怨恨。秦朝处在平坦富饶的土地上，却有一个人一声呼喊，天下就崩溃离析，这是因为刑罚深重残酷，官吏施行残暴。违背天意、损害德行，向下方百姓招致怨恨，没有比残暴的官吏更严重的了。如果确实罢免退斥残暴酷虐的官吏，把他们禁锢废弃而不再任用，更多地选拔温和善良、德行高尚的人，使他们亲近万民，公平断狱、释放冤屈，以治理百姓的生命；务必减少徭役，不要夺取百姓的农时；减轻赋税，不要耗尽百姓的财产，使天下百姓都安居乐业，不苦于超过期限的劳役，不忧患苛刻暴虐的政治，不痛恨酷烈的官吏，即使遇到唐尧那样的大灾，百姓也不会产生背离君主的心。经书说：“怀念并保全小民，施恩于鳏夫寡妇；从来没有德行深厚、官吏良善而百姓反叛的。”臣听说，灾异是皇天用来谴责、告诫君主过失的，就像严厉父亲的明白训诫；如果确实畏惧、敬慎并改正，祸患就会消除，福气就会降临；如果忽视而轻率处置，罪责惩罚就不会消除。经书说：“以五福来享受福，以六极来畏惧。”

译《传》说：“六种灾害出现，如果不共同抵御，六种惩罚已经侵入，六种极端祸患就会降临。” 如今三年之间，灾异纷纷兴起，大灾小灾全都出现；所作所为使上帝不享受祭祀，上帝不感到愉悦，这一点显明得非常明显。若不从自身追究，不作任何改正；广泛征求意见、扩大谋议，又不采纳他们的言论，这就是沿袭使上帝不享的行迹，没有真正谢罪的事实。上天的责罚越来越深。这五件事，是王政的纲纪，是君主处理政务的急务，唯愿陛下留意【皇帝认为他的对策奇异，特意召见谷永】。《灾异对》【我说：阴阳灾异的事情很难说清。眭孟看到公孙病已的征兆，便劝昭帝寻找贤者，把帝位禅让给他，却不知道应验之人是宣帝，眭孟最终因此被杀。孔熙先预知“宋文帝的祸患将起于骨肉，江州将出现天子”，便谋划拥立江州刺史彭城王，却不知道应验之人是孝武帝，孔熙先也因此被杀。阴阳灾异之事本来就难以言说。大概天道神妙而难以说明，纬书的数术隐晦而无人能够识别。其中误解征验而因此害人的不少，最终自己招致祸患的也很多。隋炀帝认为李氏应当拥有天下，于是诛杀李金才一族，然而唐高祖却取代了隋朝。唐太宗知道女子武氏将要窃取国柄，于是滥杀五娘子一类的人，而阿武几乎真的改易国姓。李寻关于灾异的对策，逐条指明征验，似乎精通纬数。然而当时王莽刚刚罢去大司马之职退居私第，过了两个月李寻却不知道征验应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后来他用“汉家中衰”的话来解释，没有得到应验，于是交给官吏审理，减死罪一等，迁徙到敦煌郡。凭借灾异来求得进身的人，最终又因灾异而丧失性命，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李寻【本传：哀帝刚即位，召李寻到黄门待诏，派侍中、卫尉传喜询问李寻：“近来水灾发生，地震，日月运行失常，星辰错乱，灾异接连而严重，你要尽量直言，不要有任何避讳。”李寻回答了如下的话。○当时是绥和二年，哀帝即位但还没有改元。陛下圣德深厚，尊天敬地，敬畏天命、重视百姓，因灾变而悲悼恐惧，没有忘记地位疏远卑贱的臣子，幸而派重臣前来询问。愚臣不足以奉答明诏，但私下看到陛下刚刚即位，开启大明，解除忌讳，广泛延请名士，没有不一同进用的。臣李寻地位卑微、术数浅薄，错误地随同众贤，等待诏命，领取太官的俸食，穿御府供给的衣服，长久玷污玉堂的官署。近来得到召见，却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自效的，又特意得到召见询问。我实在认为自己遇到了百世难逢的命令，愿意竭尽愚诚，不敢有所回避，希望其中万分之一能够被采纳。只愿陛下暂时放弃片刻时间，留下来听取瞽言，考察它是否合于文理，查验它是否符合五经，衡量它是否合于圣意，以此参验天心。各种变异的到来，各自都对应一定的征象而来。臣谨将所听闻的逐条陈述如下：《易经》说：“悬示的天象显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太阳是众阳之长，光辉照耀之处，万里都共受同样的光明，是君主的表象。因此太阳将要升起时，清风发生，群阴潜伏；君主临朝，不被女色牵累。太阳刚刚升起时，光焰盛大而阳气兴盛；君主登朝，佞人不能施行其事，忠直之士得以进用，不受蒙蔽阻隔。太阳正午光辉明亮；君主的德行盛大光明，大臣奉公办事。太阳将要落下时，专一守正；君主退入宫房，起居有固定的节制。君主不修治正道，太阳就会失去常度，昏暗而没有光明，各种邪曲之事便会发生。如果太阳在东方出现时，刚升起便有阴云邪气升腾，按占验法则，这是君主被女官、宠妾的请托牵制，有所畏惧为难；太阳升起以后出现异常，是近臣扰乱政事；太阳正午出现异常，是大臣欺骗诬陷；太阳将要落下出现异常，是被妻妾役使、经营私事。近来太阳尤其不精明，光明受到侵夺，失去本色，邪气、光环多次出现，从早晨开始，接连到黄昏。太阳升起以后到正午之间，灾异稍稍减轻【“瘉”与“愈”相同】；小臣不知道内宫之事，只根据日象观察，私下认为陛下的志向操守比刚即位时衰退得多了。恐怕有坚持正道、直言进谏而获罪的人；这会伤害继嗣、危害后世，不可不谨慎。希望陛下持守刚健之德，坚定志意、守住法度，不要听信女官请托和邪臣的姿态，不要接受各位保姆、阿母、乳母用甜言悲辞提出的请托；应当果断拒绝，不要听从，勉力坚持大义，断绝小小的不忍。如果确实有不得已之处，可以赏赐他们财物，却不可私下授予官位，这确实是皇天所禁止的。太阳失去光辉，星辰就会放纵流散，阳气不能制约阴气，阴邪之气便会任意作乱。近来太白星在白天经过天空，应当提高德行、克制自身，以控制不守法度的人。臣听说月亮是众阴之长，有盈亏显隐的变化；百里之内所见大致相同，千里之外要树立表木来测量，万里之外则相互接续标记【孟康说：品与同相同，是说百里以内的度数相同；千里之处应当树立表木测量日影；万里之处则接续其本来的起点，记录其星宿的度数】；月亮是妃后、大臣、诸侯的象征。朔日和晦日标志着月亮运行的开始和结束；上弦、下弦如同绳墨；望日象征君主德行圆满；春夏在南方，秋冬在北方。近来月亮多次在春、夏两季与太阳运行在同一道路上【房宿有四颗星，中间有三条道路；春夏向南运行，南端第一颗星以内的一道是南道；秋冬向北运行，北端第一颗星以内的一道是北道；所谓与太阳同道，是指中间的一道；这三道是日、月、五星所运行的道路】，经过轩辕星上方，皇后受到天象之气【轩辕南方的大星代表皇后】，进入太微帝廷，放出光辉，侵犯上将和近臣列星，使它们全都失去光色，暗淡得像要熄灭【“厌”音檿，桑树的檿】。这表示太后与政，扰乱朝廷，阴阳都受到伤害，双方都不相宜；外臣不了解朝廷的事务。臣私下根据天文推测，如果果真如此，近臣已经不足以依靠了；屋子很大而柱子很小，实在令人寒心。希望陛下亲近贤人、寻求士人，不要勉强任用自己所厌恶的人，以此尊崇社稷、加强本朝【邪佞之人确实可以鄙弃憎恶，不要宠异他们，使他们壮大】。臣听说五星是五行的精华，它们由五帝掌管命运，响应君王的号令而呈现运行的节度。岁星主管一年的事务，是统领之首，象征号令所记载的事情；如今岁星失去常度而过于强盛，这是君主有意要有所作为，却还没有得到适当节度的表现。又有填星不避让岁星的情况，后妃与皇帝共同执政，二星相留在奎、娄之间【岁星代表皇帝，填星代表女主】，应当依据义理作出决断。

译荧惑星来往不定，周行两宫【两宫指紫微、太微】，姿态低昂，进入天门上方的明堂，贯穿尾宿而扰乱后宫【角宿两星是天门，房宿是明堂，尾宿是后宫；通常占验应当从尾宿以北通过，如今却贯穿其中；尾宿表示后宫之义】。太白星迅疾越过而侵犯库宿【“发越”是迅疾的样子，库指奎宿，是天库】，这是兵乱的应验。太白星贯穿黄龙，进入帝廷【黄龙就是轩辕星】，从天门中间进出，又随着荧惑进入天门，到达房宿而分开；它想同荧惑一起造成祸患，却不敢触犯明堂之精气，这是由于陛下神灵，所以祸乱没有成功。荧惑星动摇【“厥弛”是动摇的样子】，佞人巧言善辩、依附权势，散布谤言、毁誉人物，提拔同类而遮蔽善人；太白星从端门出现【端门是太微正南面的门】，这是臣下有不臣之人的征象。火星进入室宿，金星上临堂上【荧惑进入荧室；所谓火入室，是说荧惑经过两宫；所谓金，是指太白星；上堂，是进入房星】，如果不及时解除这种忧患，凶星填星、岁星相互守护，又将主宰内乱。应当察看萧墙之内的情况，不要忽视亲疏关系中的细微变化；诛杀、放逐佞人，防止并断绝祸乱的萌芽，以清除污秽、消散积恶，不要让它们形成祸乱。辰星主管四时，应当在四个仲月出现；四时失去次序，星辰就会出现异常。如今辰星在岁首的孟月出现，这是上天用来谴责、告诫陛下的。政令急迫，它就早出现；政令迟缓，它就晚出现；政令断绝、不再施行，它就隐藏不见，而化为彗星。孛星【“茀”与“孛”相同】如果在四个孟月都出现，表示将有变易；如果在四季之月都出现，是星占家所忌讳的事。如今幸而只在寅月这个孟月出现，大概是皇天特意深厚地保佑陛下，陛下应当深刻自我改正。治理国家本来不能忧惧急切，想求速成反而不能达到目的。经书说：“三年考核功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或升迁。”再加上号令不合时令，四时已经过去，也不能再责怪后来执行政令的人。近来春季三月审理大狱，当时盗贼暗中形成叛逆，恐怕这一年收成不好。季夏之月施行军法，当时寒气相应，恐怕后来会有霜雹之灾。秋季实行封爵，当月土地湿热【这违背月令；奥，指温暖】，恐怕后来会有雷雹的变化。凭借喜怒来施行赏罚，却不顾时令的禁忌，即使有尧舜的心意，也仍然不能使阴阳调和。善于谈论天道的人，一定会在人事上验证它。假设有一个上等农夫，想在冬天耕田，他袒露上身深耕，汗流满面地播种，但仍然不能生长；这不是人的心意没有尽到，而是因为天时不具备。《易经》说：“时宜停止就停止，时宜行动就行动，行动和静止都不失时机，道路就会光明。”《尚书》说：“恭敬地向百姓授予农时。”所以古代的君王尊重天地，重视阴阳，敬慎四时，严格遵守月令，顺应它施行善政，就能很快使和气建立起来，犹如鼓槌敲鼓、声音立即相应。如今朝廷忽视时令月份的政令，各位侍中、尚书以及近臣，应当都让他们通晓月令的意义。假如群臣请示政事，而陛下发布的命令有违背时令之处，就应当知道争辩劝谏，以顺应时气。臣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它所对应的星宿是玄武、婺女，是天地所记载、万物终始所由产生之处【婺女就是须女；北方是天地的纲统，是阴阳终始之处】。水具有准绳和平的性质；王道公正、修明，百川就会顺理流行；脉络阻塞、偏党失去纲纪，水就会奔涌泛滥而造成灾害。《尚书》说：“水的性质是润下，阴气运行而趋于卑下，不失去它的道路。”天下有道，黄河就会出现河图，洛水就会出现洛书。因此黄河、洛水决口泛滥，是所造成的灾害中最大的一类。如今汝水、颍水以及沟渠都成为奔腾的川水，与雨水一起给百姓造成灾害，这就是《诗经》所说的“闪闪的震雷电光，使人不得安宁，也不合宜；百川沸腾”。它的过错在皇甫卿士一类人身上。希望陛下留意诗人的话，稍稍抑制外戚和大臣。臣听说地道柔顺安静，这是阴的常理。地有上、中、下三位：上位的震动对应妃后不顺；中位的震动对应大臣作乱；下位的震动对应百姓离叛。如果震动发生在某一国，是国君的过错。四方和中央相连的国家、历经各州都发生震动，这种异常最大。近来关东多次发生地震，五星出现异常，但还没有达到大逆的程度；应当致力于尊崇阳道、抑制阴邪，以挽救这种过错。坚定志意，树立威势，闭塞断绝私人的门路，提拔任用英俊之士，罢退不能任职的人，以此加强本朝。本朝根本强固，就能振作精神、抵御冲击【“折冲”是说有力量冲击灾害并造成危害，因而能够折挫它】；根本衰弱，就会招来灾殃和凶祸，被邪恶的谋略所侵凌。听说过去淮南王谋反时，他所忌惮的只有汲黯，认为公孙弘等人不足挂齿。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在当今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却还被淮南王轻视，何况不如公孙弘的人呢？所以说，朝廷没有人才，就会被贼乱势力轻视，这是自然的道理。天下还没有听说陛下有什么奇特的谋略，也没有听说有坚守正道的臣子。俗语说：怎样知道朝廷衰微了？人人都自以为贤，却不致力于推荐、通达贤才【通人，指荐举、通达贤才的人】。因此世道逐渐衰败，马没有经过训练就不能驾车奔驰，士人没有平素培养就不能担当国家重任。《诗经》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这不是空话。陛下掌握四海的百姓，却曾没有听闻有柱石般坚守的臣子；这大概是因为发现人才不够广泛，选取人才不够明察，劝勉人才不够深切。《传》说：“土地肥美，就善于培育禾苗；君主英明，就善于培养士人。” 每个人都可以使他成为君子。诏书要进用贤良，赦免小的过错，不要求完备无缺，以广泛聚集英俊之士。像近世的贡禹，因为论事忠诚恳切而蒙受尊荣；在那个时候，士人多有磨炼自身、树立言论的。贡禹死后，局势一天比一天衰败。等到京兆尹王章因进言获罪而被诛灭，聪明人都闭口不言，邪曲虚伪之人一同兴起，外戚专擅君命，君臣之间隔绝阻塞，甚至断绝继嗣，女官在宫中作乱【指赵飞燕姊妹】。这种行事造成的败坏，实在令人畏惧而悲伤。它的根源在于长期任用、纵容太后家族，并非一日形成的；过去的事情已经来不及挽回，但将来的事情还可以追回。先帝圣明至极，深深看见天意已经昭然显现，所以让陛下承奉上天的统绪，是想要纠正这些弊病。应当稍稍抑制外戚，选择、训练左右近臣，举荐有德行、通经术、明达事理之士，充实天官，然后才可以辅佐圣德，保全帝位，继承太宗的事业。下至郎官、属吏和从官，如果品行才能没有什么特殊，又不通晓一门技艺，或者博士没有文雅学问的，都应当让他们到南亩耕作，以此给天下看，表明朝廷中都是贤才君子；借此尊重朝廷、尊崇君主，消灭凶祸、造成安定，这才是根本。臣自己知道所说的话会危害自身，却不躲避死亡的诛罚，只希望陛下留意反复思考臣的愚言。《上日食对》【班固说：孝成帝时期，把政权交给外戚之家，几位舅父掌握的权力重于丁氏、傅氏；所以孝哀帝时期杜邺敢于讥刺丁氏、傅氏，而谷永、李寻却不敢谈论王氏，这是形势所造成的。○我说：王氏篡夺汉朝，天本来已经用灾变向人显示了征兆，而人们却不知道；这是由于命数已经发展到那个地步，天也不能改变它。

译哀帝元寿元年己未正月初一发生日食，距离王莽在己巳年篡位才十年。当时鲍宣说：“百姓在正月初一尚且害怕毁坏器物，何况太阳亏缺呢？”这也说明他知道正月初一的变化不是小事。按理说，朝廷上下应当痛心，推究祸患和变故，使一切可能的原因都不遗漏。然而王嘉是正直之士，对于受宠的大臣，他指的是董贤；对于后妃之家，他指的是傅氏、丁氏、明氏；而对凭借皇帝信任、横行恣肆的王莽，却始终没有提及。若因此说王嘉故意婉转回避，当然不能这样。难道他不是因为知道命数如此吗？大概到了杜邺，才能逐一列举这些人，并把王莽也列在其中，这已经很壮烈了。可是第二年六月董贤被诛，七月丁氏、傅氏被免职，后来又都死在王莽手中。唉！命数到了这里，天能够使汉朝除掉群凶，却不能使汉朝除掉王莽，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对于王嘉没有说出王莽，我也不敢过分责怪他。杜邺【本传】元寿元年正月初一，皇帝任命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任命皇帝的舅父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临近授官时发生日食。皇帝下诏推举方正、直言之士，扶阳侯韦育举荐杜邺。杜邺说：臣听说，禽息忧虑国家，撞碎头颅也不悔恨【禽息是秦国大夫，推荐百里奚却没有被采纳。秦穆公出行时，禽息挡住车子，用头撞击车前横木，脑浆流出，说：“我活着不能对国家有所补益，不如死去。”秦穆公受到感动醒悟，任用了百里奚，秦国因此得到大治】；卞和献上宝玉，即使被砍断双脚，也甘愿如此。臣有幸奉行直言的诏令，没有他们二人的危险，岂敢不尽力陈说。臣听说阳尊而阴卑，卑者随从尊者，尊者兼摄卑者，这是天道。因此男子即使地位卑贱，对自己的家族来说也各自属于阳；女子即使地位尊贵，对于自己的国家仍属于阴。所以礼制阐明三从的道理；即使有文母那样的德行，也必然系属于儿子。《春秋》不记载纪侯的母亲，是因为阴柔之义使她受到贬抑【隐公二年，纪侯派裂繻来迎娶鲁女。《公羊传》说：“婚礼不称主人，主人指女婿；不称母亲，是因为母亲不能参与通报。杀，指减损、降格】。过去郑伯顺从姜氏的欲望，最终造成叔段篡国的祸患。周襄王在宫内受到惠后的逼迫，遭遇了居住在郑国的危难。汉朝兴起以后，吕太后凭借权力偏爱自己的亲属，又把外孙女立为孝惠皇后。当时继嗣不明，各种事情多有昏暗；白昼昏暗、冬天打雷之类的灾变，不能一一记载。臣私下看到陛下施行政事不偏不倚，每件事都约束节俭，不合礼制就不行动，确实想要端正自身，与天下重新开始。然而，吉祥的征兆并未应验，反而出现日食、地震，百姓散布讹言，传递筹策，彼此惊恐。考察《春秋》以灾异用象征来表达言语，所以关键在于取得一类征象而通达其意义。日食，是光明的阳气被阴气侵凌，坤卦乘凌离卦，是明夷的象征。坤象征大地，代表土和母亲，以安静为德。地震是不属于阴气的效验。占验的象征十分明白，臣怎敢不直说这件事？从前曾子问顺从命令的意义，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孔子赞许闵子骞守礼而不苟且，他顺从父亲所做的事没有不合乎义理的，所以没有什么可非难的。以前的大司马、新都侯王莽退居弟弟家中，因诏令防止事变而被召回，又派他前往封国。高昌侯宏【即董宏】离开藩国而自我断绝关系，却仍接受封土；制书侍中、驸马都尉傅迁【即傅迁】不忠而巧佞，被免官遣回原郡。相隔不到一月，就有诏令召回他们；大臣奏请依法惩罚，最终不但没有遣返，反而兼任官职、奉命出使，得到的显贵宠幸超过从前。至于阳信侯业【即傅业，太后的同母弟之子】，也都是因私情而使君主和国家受累，并非功劳和义理所能容许。各外戚家族的兄弟，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一同侍奉于帷幄之中，分布在各个职位上，有的掌管兵卫，有的统领军队屯驻；宠爱的心意全都集中于一家，权贵势力累积到这种程度，是世上少见、听闻未闻的。甚至同时设置大司马和将军的官职，即使皇甫家族那样显盛，三桓那样隆盛，鲁国设置三军，也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应该加以任用。太阳昏暗，日食又不在前后适当的时日，而是在事情发生时出现，这说明它是针对当前政事而发的。陛下谦逊退让，不专断擅权；臣下承受您的意旨并不止一人，所说的话您总是听从，所希望的事您总是顺从；有罪恶的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功劳的人却全都获得官爵。流弊逐渐积累而变得杂乱，最应纠正的正在这里。想要使这些事情昭然显明，以惊醒圣明的朝廷；从前《诗经》所讥刺、《春秋》所讽责的，所指的象征就是这些，大概并不在其他地方。由后来回看从前，会为之愤怒而责备它；等到自身所做的事，却不能以此自我反省，反而认为可以计较的过错都是疏远卑贱之人的，独自偏执地怀疑他们，内心也有这一类毛病。上天降下变异，不会无故保佑或警告；当世君主竟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还会没有应验呢？臣听说野鸡出现怪异，高宗深受震动；大风暴雨经过，成王忧惧不安。愿陛下更加竭尽精诚，思考如何承接最初的志向，凡事考察古代，以此平息天下人的心，那么黎民百姓和各种生灵没有不欢喜的，上帝和百神也会收回威怒，祥瑞、福禄怎么会不来报应呢？【邺尚未受拜，便因病去世】《日蚀对》【西山真氏说：孔光刚开始任谏大夫，就因为议论与皇帝不合而离去。后来议论中山王应当立为嗣子，又因不合皇帝心意而被贬。等到担任丞相，他议论傅太后应当改建宫室，以防止她逐渐干预政事，这就是所谓精忠而有远虑。又因阻止傅氏谋求尊号的议论，最终被免去丞相，可以说没有辱没儒者的名声。孔光辅佐皇帝的操守，以及元寿元年发生日食时的进言，当时正月初一发生日食，丞相孔嘉议论董贤的宠幸，十分恳切，皇帝渐渐不高兴。而孔光上奏日食的对策，竟一句也没有提及董贤，有见识的人当然可以从中看出他的内心。到二月丙戌，白虹贯日，鲍宣上书，皇帝感到这是极大的异常，采纳鲍宣的意见，征召何武、彭宣，任命鲍宣为司隶校尉。随后皇帝假托傅太后的遗诏，又给董贤增加二千户封邑。王嘉把诏书退还，言辞更加激切；孔光当时任光禄大夫，却弹劾王嘉迷惑国家、欺罔皇帝、行为不道，请求让谒者召王嘉到廷尉诏狱，王嘉最终因不进食而呕血身亡。孔光阿附小人、诬蔑公论，竟到了这个地步，哪里还值得称为儒者呢？王嘉临死时说，贤能如已故丞相孔光，却不能进用；邪佞如董贤父子，却不能斥退。

译皇帝思念王嘉的进言，任命孔光为御史大夫，不久又恢复他为丞相。王嘉是因为认为董贤贤能，而孔光却诬陷王嘉迷惑国家。王嘉的过失，不过是识人不明；孔光的罪过，却再也无法赎回了。看《董贤传》所记载的卑屈谄媚、奸佞献媚的姿态，即使过了一千年也仍然可以想见。孔光既凭这种态度依附董贤，又凭这种态度依附王莽，最终到了把国家移交给别人却不以为耻的地步，这就是所谓一心害怕失去地位，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读书人看到这里，应当知道保守最初的操守容易，保全晚年的操守困难。明白这个道理，志向就不能不坚持，正气就不能不培养，每日更新的学问就不能不进修，正直明亮的朋友就不能不亲近，这样或许可以免于这种祸患。】孔光【本传说：孔光任丞相时，多次严重违背傅太后的意旨，因此傅氏在朝任职的人与朱博内外勾结，共同毁谤诬陷孔光，于是孔光被策免。他退居乡里，闭门自守。建元寿元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的征兆，孔光到公车署询问日食之事，作了如下回答。○考察《资治通鉴》，孔光的答对在杜邺之后。臣听说，太阳是众阳的宗主，是君主的表征，是至尊的象征。君主的德行衰微，阴气的道路强盛，侵凌遮蔽阳光，于是日食就会出现。《尚书》说：“羞于不能用五事，建立皇极。如果容貌、言语、视察、听闻、思考失去大中的原则，不能建立皇极，灾祸的征兆就会接连到来，六种极端的祸患也会屡屡降下。”皇极不能建立，就是大中之道不能建立。它的传注说：“这时就会有日月运行失常；所谓朓【音吐了】，是运行迅疾；侧匿，是运行迟缓；严重时就会接近并发生食，这就是这种情况。”又说：“六种恶气发生在岁首、月首、日首，称为三朝【岁首、月首、日首，所以称三朝】，它的应验极为重大。”如今正月辛丑朔日发生日食的变异，显现了三朝的祸患。上天聪明明察，如果没有相应的事情，变异不会凭空产生。《尚书》说：“只有先前借助君王，才能端正他的政事。” 这是说，异常变异的到来，是因为开始处理事情时有不正之处。臣听老师说：“上天保佑君王，所以屡次显现灾异来谴责告诫他，希望他改正。如果他不感到畏惧，不采取措施弥补消除，反而轻视、怠慢并欺罔上天，那么凶恶的惩罚就会加到他身上，达到这种结果是必然的。”《诗经》说：“敬畏啊，敬畏啊，上天多么显明，天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又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因此保全自己。”这些话都说不知畏惧就会凶险，能够畏惧就会吉祥。陛下圣明有德，兢兢业业，顺承上天的戒告，敬畏变异，勤勉用心而谦虚自持，接见群臣，思考探求灾异的原因，然后约束自身，全面整顿政事，放逐疏远奸邪谗佞之徒，援引接纳忠贞正直之士，斥退贪婪残暴的人，进用贤良的官吏，公平刑罚，减轻赋税，把恩泽施加给百姓，这确实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也是应对变异最重要的事务。天下幸甚。

译《尚书》说：“上天既已授予天命，就应当端正自己的德行。” 这是说端正德行来顺应上天。又说：“上天辅助诚信的言辞。”意思是有诚信的道理，上天就会辅助它。明白顺承天道，在于崇尚德行，广泛施行并加以精诚努力，竭力不懈罢了。世俗所奉行的祈禳小术，对于应顺上天、弥补灾异、消除祸患、兴起福祥没有益处，这一点十分明白，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奏章上报后，皇帝高兴，赐给孔光束帛，任命他为光禄大夫，秩为中二千石，给事中，位次在丞相之后】先主刘备到诸葛亮那里询问对策【愚按：武侯诸葛亮筹划联合曹操、孙权，图取荆州、益州；韩信平定三秦、消灭项籍，谋划都在初次相见时确定，后来最终都如同他们所说。后世有人因为武侯实行一件不义之事、杀死一个无罪之人而议论他，这种议论是正确的。然而削弱强者、攻取昏乱之国、夺取混乱、欺凌衰亡者，本来就是拯救危急的办法；如果诸葛亮不取荆、益二州，也会被盗贼占有罢了。刘备凭帝室后裔的身份取得它们，难道比盗贼更贤明吗？况且我拿韩信的对策来观察，背水列阵、囊沙筑坝，都是应对突然情况的权宜之计，哪里比得上鱼复八阵那样可以长久使用？战胜敌人、攻取土地，只是将帅的才略，哪里比得上“开诚心”十二字所体现的丞相之道？而且井陉之战中，韩信的计谋被敌人料到，襃中、子午谷之计却不可行。诸葛亮自己也知道其中优劣，已经十分明显，成败不必再论。】诸葛亮【当时徐庶向先主推荐诸葛亮，先主三次前往拜访，才借屏风遮蔽的地方进入，对他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取权命，君主蒙受尘难。我不能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却想在天下伸张大义，因为智谋短浅，终于遭到挫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然而我的志向仍未停止，您认为应当采取什么计策呢？”诸葛亮回答说】自从董卓以来，豪杰纷纷起兵，占据州郡的人数不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兵众又少，然而曹操最终能够战胜袁绍，以弱小变为强大，不只是因为天时，也因为人的谋略。如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军队，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这确实不能同他争夺天下。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经三代；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附，贤能之士为他所用，可以同他结为援助，却不能图谋夺取。荆州北面据有汉水、沔水，物产利益直到南海，东面连接吴地，西面通达巴蜀，这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它的主人却不能守住，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地方，将军难道没有意图吗？益州地势险要闭塞，肥沃田野绵延千里，是天府之土；汉高祖凭借它成就帝业。刘璋昏暗软弱，张鲁在北面；百姓富足、国家富有，却不懂得保全，聪明有才的人都想得到一位贤明的君主。将军既是皇室后裔，信义闻名天下，广泛罗致英雄，思求贤才如同口渴求水。如果能够同时占有荆州和益州，守住它们的险要，向西同各部戎族和好，向南安抚夷越，对外同孙权结交友好，对内修明政治；天下一旦发生变故，就命令一位上将率领荆州军队进攻宛、洛，将军亲自率领益州军队从秦川出兵，百姓谁敢不备着箪食和壶浆来迎接将军呢？如果真能这样，霸业就可以成就，汉室也可以复兴了。【先主说：好。】《回答江都王论三仁》【伊川程氏说：端正自己的义理，不谋求利益；阐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劳。这就是董仲舒超过诸子之处。○晦庵朱氏说：董仲舒的才华比不上陆宣公，但学问超过他。又说：汉代儒者只有董仲舒最为纯粹，他的学问很正，不是其他人所能相比；只是没有特别精彩、极好的地方，只有“正谊明道”两句话。○又说：董仲舒所树立的见解很高，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人，是因为没有看透道义与功利的界限。○西山真氏说：孟子以后，能够深刻批判五霸的，只有董仲舒做到了。仁义，不过是懂得正义罢了，不论利益有没有；不过是懂得阐明大道罢了，不计较功劳成败。也就是说，天下共同通行的道路实际上只有一条。霸主却只谋求利益，来不及顾及义；只计较功劳，来不及顾及道。这就是他们被孔门排斥的原因。到了本朝，程颢又说：天理的正道达到极致、人伦达到最高境界，是尧舜之道；使用自己的私心，依凭仁义的一偏之见，是霸主所做的事。王道平坦如磨刀石，根本出于人情，表现为礼义，如同走在大道上，不再有迂回曲折；霸主却在弯曲的小径中崎岖反复，最终不能进入尧舜之道。程颢的话与孟子、董仲舒的见解实相表里。董仲舒【董仲舒任江都国相，侍奉易王。易王问道：“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谋划攻打吴国，最终消灭了吴国。孔子称殷朝有三位仁人，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位仁人。”董仲舒回答说】臣听说从前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可以。”回去后面带忧色，说：“我听说攻伐国家的事不去询问仁人，这句话为什么竟然说到我这里来了？只是被问到罢了，我尚且感到羞耻，何况还要设置欺诈来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本来没有一个仁人。所谓仁人，就是端正自己的义理而不谋求利益，阐明自己的大道而不计较功劳。因此在孔子的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以谈论五霸为羞，因为五霸先使用诈术和武力，后来才讲仁义。如果只是行诈而已，所以不足以在大君子的门下称道。五霸同其他诸侯相比算是贤能，但同三王相比，就像石头而似玉的武夫石与美玉相比一样。【武夫石，是像玉的石头】《文选补遗》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十九 元代陈仁子编辑 策【愚按：汉代有射策和对策。射策，是隐晦地提出疑难问题，按照抽取到的题目加以解释；对策，是直接根据事情发问并直接回答。汉文帝十四年九月，策问贤良能直言极谏的人，得到晁错，策问从此开始，大概有虞氏广泛采纳言论的遗意。○明道程颢说：汉代策问贤良，仍然是由别人举荐，如公孙弘这样的人，还是勉强起身才前去应对。至于后世的贤良，却是自己求取举荐；如果果真只是说“我的心愿只在廷对，希望直言天下之事”，那还可以称许；如果志在富贵，那么得志便骄纵失态，失意便放荡、悲愁罢了。○钱文子说：汉代的贤良选举始于文帝即位的第二年，是因为发生灾异而求取直言。当时没有听说有应诏的人，于是才废除诽谤、妖言之罪，以招来他们。过了十四年再次下诏，才得到晁错一人而已。经历景帝到武帝时期，还来不及顾及其他事务，武帝第一次下求贤良的诏书，又得到董仲舒、公孙弘两人，这是多么艰难啊！从此以后，所得到的人才越来越浅陋；虽然这已经不是汉代设置科举的本意，但上层如何对待士人、下层如何自我尊重，仍有值得取法之处。○东莱吕祖谦说：汉代选拔士人，虽然没有三代受拜那样的礼仪，却还类似于州长亲自劝勉他们并为他们驾车。即使当时号称谄媚如公孙弘的人，也是乡里人劝勉他前来，并非他自己求进。到了后来，唐代杨绾投递名帖自我荐举，士人的风气才变得很轻浮。○愚按：古代策问士人，本来是为了求取直言；后世策问士人，却是为了准备科举名目。上面用利禄诱导，下面也为利禄而求取，直言于是变成了谄媚。】文帝策问贤良 诏书说：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说：从前大禹勤勉地访求贤士，恩泽施及四方之外；四极之内，凡舟车所能到、人迹所能及的地方，没有不听到他的命令，以辅助他所不能及之处。近处的人贡献自己的明智，远处的人通达自己的聪慧，大家并力合作来辅佐天子，所以大禹能够不失德政，夏朝得以长久兴盛。高皇帝亲自除掉最大的祸害，消灭乱党，招致豪杰英才，使他们担任官吏和师长，来谏诤辅佐天子的过失，扶助拥戴汉室。依靠上天的灵佑和宗庙的福佑，境内得以安定，恩泽施及四方夷族。如今我承受天下的正统，以继承宗庙的祭祀。我既没有德行，又不聪明敏锐，不能洞察事理，才智也不能治理国家，这是大夫们所听闻的。因此诏告有关官员、诸侯王、三公、九卿以及主持郡政的官吏，各自按照自己的志向，选拔贤良之士：明白国家大体、通晓人事始终，以及能够直言极谏的人，各有一定名额，将用来匡正我的不足。诸位大夫的品行若能符合这三条道路【三道即国家大体、人事始终、直言极谏】，我非常嘉许。因此召大夫到朝廷，亲自告知我的意旨。大夫们应当上陈三道的要旨，并长久思考我的德行不足、官吏不公、政令不能宣行、百姓不得安宁这四方面的缺失，把自己的见解全部陈述出来，不要有所隐瞒；对上用来光显先帝的宗庙，对下用来兴起愚昧百姓的美好利益，把它写在篇章中，我亲自阅读。考察大夫辅佐我是否达到要求，要把它记下、周密考虑、严密保守、慎重对待、封闭不泄，能否兴起政事全在我自身。大夫们应当端正地发表议论，不要枉曲执掌政事的人【不要说执事者枉曲】。啊，要戒慎啊！诸位大夫应当坚持自己的志向，不要懈怠。【东莱吕祖谦说：晁错的对策中有谄媚的言语，以求得到施行，世人固然多有议论；但他论说变法的意旨，说“作战不能取胜就改变土地位置，百姓贫困就改变他们的产业”，这两句话极为称美，用来迎合皇帝的心意，策问中已显露出这个端倪，以引起皇帝的疑心，这正是晁错的权术。幸亏文帝清静少欲，没有被他动摇。至于他论述三王以人情为本来谋划安定天下，以及秦朝灭亡的弊病，也不能废弃。应对策问的百余人中，只有晁错名列高等，当时善于议论的大臣本来就少有能与晁错相比的；他升任中大夫，只是文帝特别惊异他的才干罢了，看看太史公的叙述就可以知道。○晦庵朱熹说：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按照道理说，只有董仲舒说得对；公孙弘已经不值得称许，晁错说的又是什么呢？又说：晁错谈论利害的地方很好，但回答制策时便扰乱了道理。○西山真德秀说：晁错说三王能够明白人情，只有这一点是正论；至于他说五帝神圣，臣下都比不上他们，所以他们亲自处理政事，五霸比不上自己的臣下，所以把政事交给臣下，这些都是邪说。至于称说文帝有几十项大功，全都是谄媚之辞。文帝明明以直言极谏来求取贤士，晁错却用邪说和谄媚之词应对，难道不该获罪吗？○愚按：文帝用德行教化百姓，想效法恭敬自持、无为而治的政治，却只是因为他的臣下大多不足以同他一起大有作为，所以大纲和正当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文帝曾命博士弟子考察六经，撰作《王制》，心中也有恢复古制的意思。只是他深知百姓正遭受战争之苦，专心致力于休养生息，害怕进行制度建设。贾山关于明堂、太学的建议还来不及施行，贾谊关于服色、制度的请求也来不及举办。当时的宰相凭借在马背上取得成功，却缺乏圣贤的实际学问。文帝元年任陈平为相，二年任周勃为相，四年任张苍为相。只有张苍做了文帝十四年的丞相，迁、固两部史书在张苍本传中，入相以后的事都没有记载，由此可以知道他的为人。如今策问贤良说“官吏不公，政令不能宣行”，确实很宽厚。晁错首先进言求贤辅佐之说，这是对的。如果从五帝的明德一章开始，为什么不回答说：陛下仁德有余而政治不足，财富已经形成而制度尚未建立。五帝神圣，臣下没有能比得上他们的，但皋陶、稷、禹为他们辅佐，礼乐刑政，每件事都反复咨询。三王君臣都贤能，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为他们辅佐，治理国家、建立邦国，每件事都周密。五霸不如他们的臣下，而管仲、高傒、赵衰、魏绛为他们辅佐，兵车、田赋，每样事务都整齐严明。如今陛下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君主，应当求取大有作为的臣子，专心体察古代之道，成就帝王事业并不困难。臣曾经过齐地，受业于《尚书》学者伏生，知道齐地有辕固，鲁地有申培公等人，他们很有大臣的气度格局，唯愿陛下访求他们，这就是天下的大幸。晁错如果这样回答，我知道文帝并不是厌恶直言的人，张苍也不是善于钩取隐情、罗织罪名的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枝蔓旁生，用游移浮泛的话来谄媚皇帝呢？况且以人情为本，每一件事都是文帝擅长做的，何必再用多余的话说它？晁错不从这里回答，实在可惜。○考察晁错的策问，他的正直不如董仲舒，他的忠诚不如刘向，纯粹与瑕疵各半；因为这是汉代策问的开端，所以保存于卷首，并把先儒的议论附在第一篇之后，使有见识的人自行选择。晁错【本传说：文帝十四年下诏举荐贤良文学之士，晁错被选中，于是回答这次策问】

译回答说：平阳侯臣曹窋【曹参之子】、汝阴侯臣夏侯灶【夏侯婴之子】、颍阴侯臣灌何【灌婴之子】、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公孙昆邪【“昆”反切读音见原文】等所选拔的贤良，以及太子家令臣晁错，冒死叩拜陈言：臣私下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没有不求取贤才来作为辅佐的，所以黄帝得到力牧，成为五帝之首【力牧，是黄帝的贤能辅佐】；大禹得到皋陶，成为三王的祖先；齐桓公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之长。如今陛下论及大禹和高皇帝招致豪杰英才的事，却退让说自己不明而求取贤良，这是谦让到了极点。臣私下观察上古流传下来的事迹，像高皇帝成就功业、陛下德行深厚而得到贤能辅佐，都是有关官员所考察的，刻在玉版上，收藏在金匮中，经历春秋岁月，记载于后世，作为帝王的祖宗，与天地同久。如今臣曹窋等竟然充数应选，实在很不符合明诏求贤的本意。臣晁错出身草野，臣下没有见识，冒死进献愚见。回答说：诏书策问说，要明白国家的大体。愚臣私下认为可以用古代五帝来说明它。臣听说五帝神圣，臣下没有谁能赶得上他们，所以他们亲自处理政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一举一动上与天相配，顺应大地而得到人心，所以众生没有不被覆盖的，扎根生长的事物没有不被承载的，光明照耀之下没有偏私和差异。德行上达飞鸟，下及水中虫类、草木和各种物产，全都受到恩泽；于是阴阳调和，四时有节，日月光明，风雨按时，膏露降下，五谷成熟，妖孽消灭，邪恶之气止息，百姓不遭疾病；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神龙到来，凤凰飞翔，德泽充满天下，神灵的光辉施及四海，这就是德行配合上天、治理国家大体的功效。诏书策问说，要通晓人事的始终。愚臣私下认为可以用古代三王来说明它。臣听说三王君臣都贤能，所以共同谋划、互相辅佐，谋划安定天下没有不是以人情为根本的。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使人民得以生存而不受伤害；人情没有不想富足的，三王使人民富厚而不困乏；人情没有不想安定的，三王扶助人民而不使他们陷于危险；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节制人民的力量而不使其耗尽。他们制定法令，符合人情之后才实行；动员民众、役使百姓，也以人事为根本然后才去做。取用他人，以推己及人的恕道体察人情所厌恶的，不强迫他们；对人情所希望的，不加以禁止。因此百姓都因天下的政令而快乐，归附他们的德行，仰望他们如同父母，跟随他们如同流水；百姓和睦亲爱，国家安宁，名位不失，恩泽延及后世，这就是明白人情始终的功效。这就是上述的功效。诏书策问说：“直言极谏，愚臣切实认为可以用五霸的臣下来说明。臣听说五霸不如自己的臣下，所以把国家托付给他们，把政事交给他们。五霸的辅佐作为臣子，能够察考自身而不敢欺罔，奉行法令而不容许私情，用尽心力而不敢自夸，遭遇祸患危难不逃避死亡，见到贤者不把自己放在他之上，接受俸禄不超过应得的数量，不凭没有才能而占据尊贵显要的职位。自身行为如此，可以称为方正之士。他们建立法令，不是为了困苦百姓、伤害民众而设下陷阱，而是用来兴利除害、尊崇君主、安定百姓、救助暴乱。他们施行赏赐，不是无故取用百姓财物、任意赏给别人，而是用来劝勉天下人的忠孝、彰明他们的功劳。因此功劳多的赏赐优厚，功劳少的赏赐微薄。这样征收百姓财物来酬报功劳，而百姓不怨恨，是因为知道所得与所付相称，心安理得。他们施行刑罚，不是因愤怒而任意诛杀、顺从暴怒之心，而是为了禁止天下不忠不孝、危害国家的人。因此罪大者刑罚重，罪小者刑罚轻。这样百姓即使伏罪到死也不怨恨，是因为知道罪罚的到来是自己造成的。立法如此，可以称为公平正直的官吏。法令有违逆之处，就请求修改，不因此伤害百姓；君主施政有暴虐之处，就违抗并加以纠正，不因此损伤国家。” 挽救君主的过失，补正君主的错误，宣扬君主的美德，彰明君主的功劳，使君主内无邪僻的行为，外无欺罔污秽的名声。侍奉君主如此，可以称为直言极谏之士。这就是五霸能够以德匡正天下、以威严端正诸侯的原因；他们的功业非常美好，名声显著明白，天下所有贤明的君主都有五霸参与其中。五霸自身不如他们的臣下，却能让臣下直言极谏，补足自己的不足。如今陛下人口众多，威武厚重，德惠深厚，令行禁止的势力，远远超过五霸；而您在诏书策问中赐示愚臣说“匡正我的不足”，愚臣哪里足以认识陛下的高明而奉承它呢？诏书策问又说“官吏不公，政令不能宣行，百姓不得安宁”，愚臣私下认为可以用秦国的事情来说明。臣听说秦国刚刚兼并天下时，它的君主比不上三王，臣下也比不上三王的辅佐，但功业成就并不迟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地形便利，山川有利，财物充足，百姓以战斗为利，而它所要兼并的是六国。六国的君臣都不肖，谋略不能协调，百姓不肯为他们所用，所以在当时，秦国最富强。国家富强而邻国混乱，这是成就帝王事业的条件。因此秦国能够兼并六国，建立天子之位。在这个时候，即使三王的功业也不能超过它。等到秦国末途衰败时，任用不肖之人，听信谗言盗贼；宫室修建过度，嗜好欲望没有止境，民力耗尽，赋税征收没有节制；自负而以为贤能，群臣恐惧而谄媚。君主骄傲放纵，不顾祸患，任意赏赐来满足欢喜之意，任意诛杀来快慰愤怒之心；法令烦琐，刑罚暴虐残酷，轻易断绝人的性命，甚至亲自射杀人，天下人心寒冷，没有人能安居其位。奸邪的官吏乘着法制混乱来成就威势，掌管狱讼的官员任意裁断，生杀自专；上下离散，各自制定规矩。秦国开始混乱时，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穷低贱的百姓；到了中期，侵害的是富人和官吏之家；到了末期，侵害的是宗室和大臣。因此亲疏都感到危险，内外全都怨恨，百姓离散逃亡，人人都有逃走之心。陈胜首先倡乱，天下大溃，宗庙祭祀断绝，国家灭亡，反而成了异姓之人的利益。这就是官吏不公、政令不能宣行、百姓不得安宁的祸患。如今陛下配合上天、象法大地，覆盖滋润万民，断绝秦朝的旧迹，除去它混乱的法令，亲自处理根本事务，废除奢靡末业，去除苛细烦扰；宽厚待人，废除肉刑，不没收罪人的妻子儿女，诽谤之罪不再治办，铸钱者免罪，开放关隘、撤除塞禁，不惩罚诸侯，按照宾客之礼礼敬长老，爱护年幼者和孤儿；罪人有一定期限，后宫宫人出宫嫁人，尊崇赏赐孝顺友爱的行为，农民不交租税。

译明令军队和师旅，爱护士大夫，寻求起用方正之士，废黜斥退奸邪之人，除去暗中施行、伤害百姓的刑罚，诛除使百姓忧苦劳顿的事；让列侯到都城居住，亲自耕作，节省费用，体察百姓而不奢侈。凡是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更法令、革除旧制、安定海内的举措，数十项大功，都是上古以来难以达到的。陛下施行的道德纯正而深厚，百姓幸甚。诏书策问说：“长久思考我的德行不足，愚臣不能担当。”诏书策问又说：“把自己的见解全部陈述出来，不要有所隐瞒。”愚臣私下认为可以用五帝的贤臣来说明。臣听说五帝的臣下没有人能赶上他们，所以五帝亲自处理政事；三王君臣都贤能，所以共同忧劳国事；五霸不如自己的臣下，所以任用他们。正因为如此，神明不会被遗漏，贤圣也不会被废弃。因此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建立了功德。古书说：“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赶上，未来的事情还可以期待；能够使自己的时代明白清楚的人，称为天子。”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私下听说，作战不能取胜就应改变作战地点，百姓贫困就应改变他们的产业。如今凭借陛下神明的德行和深厚的恩德，资财不低于五帝，临御天下至今十有六年，百姓却没有更加富足，盗贼也没有减少，边境仍未安定。之所以这样，恐怕是陛下没有亲自处理政事，而是等待群臣去做。如今执掌政事的大臣，都是天下挑选出来的人，但已经没有谁能够仰望陛下的清明光辉，譬如五帝的辅佐一样。陛下不亲自处理，而只是等待这些不能仰望清光的臣子，臣私下恐怕这是神明被遗弃了。一天比一天损耗，一年比一年衰败；日月渐渐西斜，盛大的德行还没有来得及遍及天下、传给万世。愚臣不自量力，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冒死进言。臣是狂妄迷惑、出身草野的愚臣，谨献此言，愿陛下裁择。武帝策问贤良。制书说：朕有幸承受至尊的美德，要把它传给无穷后世，并施行到无边无际；责任重大，守护的任务也重，所以早晚都不得安宁。朕长久思考万事的纲领，仍然害怕有所缺失，因此广泛延请四方的豪杰俊才，由郡国诸侯共同选拔贤良、修洁、博学之士，想听闻大道的要旨和最高的言论。如今诸位大夫卓然成为被举荐者之首，朕非常嘉许。诸位大夫应当专心致志，竭尽思虑，朕将倾听并向你们询问。朕听说五帝三王的道，改革制度、制作礼乐，于是天下和洽安宁，后世百王都奉行它。当虞氏之时，乐没有比《韶》更盛的；周代没有比《勺》更盛的。圣王已经去世，钟鼓管弦的声音还没有衰微，但大道却逐渐缺失，日渐衰败，终于发展到桀纣那样的行为，王道就大为毁坏了。在五百年之间，守成的君主和处在当权地位的士人，想要效法先王的法度，来扶持他们所处的时代，这样的人很多；然而仍不能使局势回转，日益败坏灭亡，直到后来的君主才停止。难道是他们所坚持的操守有时悖谬，因而失去了根本吗？还是上天降下的天命不能重新返回，必定要把它推向极度衰败以后才停止呢？唉！凡是辛苦劳碌、早起晚睡，努力效法上古的人，难道又将没有补益吗？三代受天命的征兆究竟在哪里？灾异的变故又是因为什么产生的？人的性命和本性，有的夭折，有的长寿；有的仁厚，有的鄙陋。人们习惯听到这些名目，却没有洞察其中的道理。朕想使教化流行、政令施行，刑罚减轻而奸邪改正，百姓和睦快乐，政事宣明；应当修治什么、整饬什么，才能使膏露降下，百谷成熟，德润遍及四海，恩泽到达草木，日月星辰完备，寒暑平和，承受上天的保佑，享有鬼神的灵助，德泽洋溢，施及四方之外，延及各种生灵？诸位大夫明白先圣的事业，熟悉习俗教化的变化和始终次序，讲论并听闻高尚义理已经很久了。你们应当把它明白地告诉朕，分条列出，不要杂乱，不要合并；从治理之术中取法，慎重说明它的出处。若有不正、不直、不忠、不合于中正之道，或枉曲执掌政事的人，写下来而不要泄露，兴起改革从朕自身开始，不要顾虑日后的祸害。诸位大夫要竭尽心力，不要有所隐瞒，朕将亲自阅览。【程正公说：“汉代儒者如董仲舒，最能得到圣贤的本意，但他见道还不够明白。”】○胡文定公说：“董仲舒是著名儒者，多能得到《春秋》的要义；他的对策切中当时的弊病，如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他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怎么能说他的言论舒缓而不切中要害呢？刘蕡虽然正直，却不是他的同类。” ○朱文公说：“董仲舒的议论能够追究根本，比如他说端正内心就可以端正朝廷，又说仁义礼乐都是治理的工具，这些话都很好；至于陆宣公论述具体事务，却精密周详，只恐怕在根本道理上不如董仲舒。” ○有人问：贾谊和董仲舒怎么样？回答说：“贾谊有战国时代纵横家的风气，董仲舒是儒者，只是看道理看得不透彻。” ○有人问董仲舒见道不明白的地方。回答说：比如他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人出生时的资质；情，是人的欲望。天命若没有圣人就不能施行，本性若没有教化就不能成就，情欲若没有制度就不能节制，这似乎是不懂得性本善的道理。又说，明白天性，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等等，又好像懂得性本善；但终究说得界限不分明。瑞的又问：所谓“性是出生时的资质”，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不是这样，性是人生的道理，气才是人出生时的资质。○朱文公说：董仲舒的文章大体上很好，但也没有特别精彩之处。又说：董仲舒的文章舒缓而柔弱，他回答贤良策问时，不切中要害的地方，甚至会连续说上数百字。○西山说：西汉儒者只有董仲舒，他的学问纯粹合于孔子、孟子，他告诫君主也必定以尧舜为准则。自从《孟子》七篇以后，没有人能达到这个程度。假使武帝把董仲舒安置在身边担任辅弼，他一定能够每天把二帝三王之道陈说在皇帝面前，纠正过失、匡正错误，使皇帝端正错误的心念，哪里会有极度奢侈淫逸的过失、穷兵黩武攻伐夷狄的祸患？又哪里会被奸邪臣子的谗言迷惑，兴起巫蛊之狱，以致父子隔绝、宫门朝廷流血的变故？所以把三篇策问中最为切要的话删取出来，附载于此，用来说明武帝虽然有志于学习，却实际不知道应当怎样学习，实在令人惋惜。】董仲舒【本传说：他是广川人，年轻时学习《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进退行止、容貌举止不合礼的不做，学者都以他为师、尊敬他。汉武帝即位后，以贤良文学之士数百人，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应对策问。此前没有多少年，应当在这里详述。】回答说：“陛下发布有德的言论，下达明白的诏书，询问天命和人性，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臣谨慎考察《春秋》，观察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以考察天与人相互联系的情形，其中的道理非常令人畏惧。国家将要有失道而败亡的祸患时，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人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警醒恐惧；还不知道改变，伤害和败亡就到来了。由此可见上天有仁爱君主之心，希望阻止君主的混乱。除非是极端失道的时代，上天总是希望扶持君主，使国家得到保全安定。事情在于努力而已。努力学习问道，听闻见识就会广博，智慧就会更加明白；努力实行大道，德行就会一天天增长，建立很大的功业。这些都可以使人很快回到正道并建立实际功效【“还”读作“旋”，意为迅速】。《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尚书》说：“兴盛啊，兴盛啊。”都说的是努力不懈。】道，是通向治理国家之路。仁义礼乐，都是道的工具。因此圣王已经去世，而子孙后代仍能长久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

译君主尚未制作自己的礼乐时，就采用先王的礼乐中适合当世的部分，以此深入教化百姓。教化的实情，如果没有雅乐、颂乐就不能完成。所以君主功业成就后制作礼乐，是为了歌颂他的德行。音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教化民俗的。它改变民风容易，使人受到教化却很显著。所以声音发自和谐，而根本出于人的情感，接触肌肤，藏入骨髓。因此王道虽然逐渐缺失，管弦乐声却没有衰微。虞氏不施行政事已经很久了，然而礼乐颂歌的遗风仍有保存，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长存、厌恶危险灭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原因在于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所遵循的不是正确的道，所以政治一天天败坏灭亡。周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衰落，并不是大道灭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大道。到了周宣王，追思从前先王的德行，振兴停滞、补救弊病，彰明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道灿然复兴。诗人赞美他，作诗说上天保佑周王、为他生出贤能辅佐；后世称颂至今不绝。这就是早晚不懈、实行善政所取得的结果。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能够弘扬人。”所以政治的治乱、国家的废兴，在于人自身，并不是上天降下的命令使它无法挽回。他们所持守的主张荒谬错乱，失去了统绪。臣听说，上天要大力奉戴、使之成为君王的人，必定有不是人力所能招致、而自然到来的征验，这就是受命的符瑞。天下人同心归附他，如同归附父母一样；于是上天的祥瑞应验而来。《尚书》说：“白鱼游入武王的船中，有火飞回王屋，流化为乌鸦【今文《尚书·泰誓》的话，说伐纣时有这种祥瑞。“复”是归的意思，音扶目反】。”这大概就是受命的符瑞【按：仲舒的学问精粹了，但不能不迷惑于符命之说，这就是他的短处】。周公说：“归来了，归来了【周公看见火化为乌的祥瑞，便说“归来了，归来了”，“复”是报的意思，说周有盛德，所以上天以这种祥瑞来报答，也见于今本《泰誓》】。”孔子说：“德行不会孤立，必定会有相亲近的人。”这些都是长期积善累德的结果。到了后世，君主淫逸，政教衰败，不能统治管理众生；诸侯背叛，残害百姓，争夺土地；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刑罚不得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积聚于下，怨恨恶意蓄积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便错乱，妖孽就产生了。这就是灾异所以发生的缘由。臣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人出生时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厚，有的人鄙陋；这些都是陶冶造成的，不能全都纯美，其中有治乱的因素，所以彼此不相同。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倒伏。”所以尧舜施行德政，百姓就仁厚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就鄙陋夭折。上面的教化下面，下面服从上面，就像泥土放在陶钧上，只听凭制陶人的制作【甄，是制作陶器的人；钧，是制陶的方法】；又像金属放在熔炉里，只听凭冶炼者铸造。安抚他们，他们就来归附；感动他们，他们就和睦，这就是说的这种情形。臣谨按《春秋》的文字，寻求王道的开端，在“正”字上得到答案。“正”排列在“王”之前，“王”排列在“春”之前。春，是上天所作的；正，是君王所作的。它的意思是：“在上承接上天所作的，在下端正自己所作的。”所谓“正”，就是王道的开端。然而君王要有所作为，就应当从上天那里寻求开端。天道中最大的方面在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管杀伐，德主管生长。因此阳气常处在大夏，以生育长养为事；阴气常处在大冬，积聚在空虚而不用的地方。由此可见，上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上天使阳气出来，向上布施，主管一年的功业；又使阴气潜伏在地下，按时出来辅助阳气。阳气没有阴气的帮助，也不能独自成就一年。最终以阳气成就一年为名，这就是上天的意旨。君王承受天意来办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气不能用来成就一年一样。施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上天的，所以先王没有谁肯这样做。如今废弃先王主管德教的官职，却只任用执掌法令的官吏来治理百姓，岂不是有意任用刑罚吗？孔子说：“不加教化便加以诛杀，叫作虐政。”把虐政施用于下，却想使德教遍及四海，所以难以成功。臣谨按《春秋》说：“所谓一元的意义：一，是万物所由开始的；元，是文辞中所谓大的意思。把一称为元，是察看太始而想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究根本，却从反求自身的尊贵开始，所以做君主的，要先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就不会有邪气奸邪夹杂其中。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众生和顺，百姓繁衍；五谷成熟，草木茂盛；天地之间受到润泽而大为丰美；四海之内听闻盛德，都来归附称臣。各种福祥的事物、可以招致的祥瑞，没有不全部到来的，王道也就完成了【这就是《大学》所说的“内心端正，修养自身，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天下太平”，也是《中庸》所说的“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生长”；仲舒能够领会到这些，他的学问可以说是精粹了】。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算完了吧！”这是自悲自己本来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身份卑贱，不能招致它们。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能够招致祥瑞的位置，掌握能够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深厚，见识明达而意旨美善，爱护百姓而喜好士人，可以说是仁厚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回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总的原因是教化没有建立，万民没有端正。万民追逐利益，就像水向下流；如果不用教化来筑堤防，就不能阻止它。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都止息，是因为堤防完整；教化废弃而奸邪一同出现，刑罚也不能制胜，是因为堤防毁坏。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一点，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无不把教化作为最重要的事务。设立太学来教育国都，设置庠序来教化乡邑；用仁来浸润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因此刑罚很轻而百姓不触犯禁令，是因为教化实行、风俗美善。

译圣王承接乱世之后，扫除乱世的痕迹，把它们全部去掉，重新修明教化并大力兴起它。教化已经明白，风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它【循，是顺从、依顺而实行】；实行五六百年还没有败坏。到了周朝末世，大大地背弃正道而失掉天下。秦国继承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改正，反而更加严重；严禁文学，不准百姓携带书籍，抛弃礼义而厌恶听闻它们，心里想彻底灭绝先圣的道，只实行任意放纵、苟且简略的治理【苟，是苟且追逐权利；简，是简略对待仁义】。把天地的德性说成简易，难道是秦所实行的吗？“颛”与“专”相同】。所以秦建立帝业十四年，国家就破灭了。自古以来，从未有像秦这样用乱世来救治乱世、使天下百姓遭受惨败的。秦留下的毒害和余威，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使风俗浅薄邪恶，百姓愚顽，抵触冒犯而格外强横【扞，是冲突。口中不说忠信的话叫“嚚”；心中不遵循德义的常道叫“顽”。抵，是抵触；冒，是冒犯；殊，是断绝、格外。又说扞是抗拒。冒读本字，又读莫克反】；有谁像这样腐烂得如此严重呢？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筑成的墙不能粉刷。” 如今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就像朽木和粪土墙一样了；即使想把它治理好，也没有办法可怎么办。法令一出，奸邪就产生；命令一下，欺诈就兴起；这就像用热汤去制止沸腾，抱着柴草去救火，只会越来越严重，毫无益处。我私下用琴瑟来作比喻：琴瑟不协调，严重时一定要拆开重新安置弦，才可以弹奏。施政而不能实行，严重时一定要改变政事、重新施行教化，才可以治理。应当重新安弦却不重新安弦，即使有高明的工匠，也不能调得好；应当改变教化却不改变，即使有大贤人，也不能治理好。因此汉朝取得天下以来，曾经想把天下治理好，却直到今天仍不能治理好，是因为在应当改变教化时没有改变。古人有话说：“站在深潭边羡慕鱼，不如退回来编织渔网。”如今面对政事而希望天下得到治理，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退一步重新施行教化。改变教化，就可以治理得好；治理得好，灾害就会一天天减少，福禄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说：“使百姓和乐，使人民安定，从上天那里接受福禄。”施政而适宜于百姓的，本来就应当从上天获得福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常道，是君王所应当修明的。五者修明，所以得到上天的保佑，享有鬼神的灵助；德行施及四方之外，延伸到众生【仲舒开头叙述灾异的变化，最后却不能免于谈祥瑞的符命，言说真是太难了】。武帝询问贤良的策问【二】诏书说：听说虞舜的时候，他在岩廊之上游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太平；周文王直到太阳偏西还没有空闲吃饭，天下也得到治理。帝王之道，难道不是同出一源、贯通一致吗？为什么有安逸和劳苦的不同呢？大概虞舜节俭，不制造玄黄色旌旗等装饰。到了周朝，设置两座观，乘坐大路车，陈列朱干玉戚，八佾在庭中排列，于是颂美之声兴起。帝王之道，难道有不同的旨趣吗？有人说：“美玉不雕琢【篆】。”又有人说：“没有文饰就不能辅助德行。”这两种说法不同。殷人施行五刑来督责奸邪，伤害肌肤来惩罚恶行；成王、康王四十多年不采用刑罚，天下没有人犯法，监狱空虚。秦国采用刑罚，死者很多，受刑的人接连不断，耗损严重，悲哀啊！唉！朕早起夜寐，早晨起身，只想着前代帝王的法则，长久思考怎样奉行至尊之道、彰明宏大事业；这些都在于致力于根本、任用贤人。如今朕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农民的表率；勉励孝悌，尊崇有德之人；使者的车马络绎不绝，询问百姓的勤劳，抚恤孤独者；竭尽思虑，穷尽精神，功业和美德，却从来没有说已经取得成效。如今阴阳错乱，妖氛之气充塞，众生少有顺遂，百姓没有得到救济，廉耻混乱，贤与不肖混杂，尚未辨明真伪，所以详细延请并特意征召杰出之士，希望或许能有所成效吧？如今你们诸位大夫等待诏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谈论当世事务却没有解决办法；考察上古而发现它们不同，考察当今却难以实行，岂不是被文辞和旧说牵制，不能尽情发挥吗？还是因为各自所遵循的方法不同、所听闻的道理来自不同方面呢？请各自把意见全部写在篇章中，不要对有关官员有所忌讳，阐明主旨大略，彼此切磋研究，使之符合朕的心意【愚按：君主对于人的话，能够采用，一两句话也已经足够；不能采用，说上千万句话又有什么益处？仲舒回答策问，与晁错、公孙弘不同，都是从根本上寻求解决办法。例如第一篇说“端正内心”，大概就是《大学》所说的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说“努力实行道”，大概就是傅说所说的实行起来十分艰难；说“教化”、说“崇尚德教而不施行刑罚”，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用德来引导。假如武帝能采用仲舒的话，反求于内心，以仁义为根本，守持谦恭节俭，不妄自兴兵，不妄用刑，不妄加赋役，不妄求神仙，那么仅凭这第一篇策问，就足以终身受用不尽，何必等待第二篇策问呢？史书说天子认为他的回答奇异，才再次策问；这虽然表明武帝不厌倦询问，却终于不能免于厌倦实行。“认为奇异”这句话，又可见汉廷诸儒不明白古学，武帝没有听到正论；看仲舒所说，只是惊奇地当作奇闻罢了。即使说再次策问，又有什么益处呢】。董仲舒【本传说：天子读了他的回答，认为奇异，于是再次策问他】回答说：臣听说《论语》说：“有开始又有结局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陛下幸蒙恩惠，留心听取承受学问的臣子【转承师说而学习】的意见，又下达明白的策书，来切实追究其中的意义，想要穷尽圣德，这不是愚臣所能详尽说明的。前次上奏的回答，条理没有说完，纲纪没有结束，言辞没有分别明白，旨意没有分清明白，这是臣浅陋的罪过。策书说：“善于谈论天的，必定在人事上得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必定在今天得到验证。”臣听说，天是万物的祖宗，所以普遍覆盖、包容一切，没有差别；设置日月风雨来使万物调和，运行阴阳寒暑来使万物成就。因此圣人效法上天而建立道，也广泛施爱而没有私心，布德施仁来厚待万物，建立义、制定礼来引导万民。春，是上天用来生长万物的；仁，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夏，是上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德，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霜，是上天用来杀伐万物的；刑，是君主用来惩罚罪人的。由此说来，天人之间的征验，就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孔子作《春秋》，向上揣度天道，向下以人情验证，参照古代，考察当今，所以《春秋》所讥刺的，就是灾害所降临的；

译武王实行大义，平定残暴的贼害；周公制作礼乐来加以文饰。到了成王、康王的盛世，监狱空虚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深入、仁义流布的结果，并不只是伤害肌肤的效果。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它以申不害、商鞅的法术为师，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之道，把贪婪凶狠作为风俗，不用文德来教导天下。只依据罪名诛罚而不考察实情，行善的人未必能免罪，作恶的人也未必受刑。因此百官都粉饰空话虚辞，不顾实际；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有背叛上级的意图；制造虚伪、粉饰欺诈，奔逐利益而不知羞耻。秦又喜欢任用严酷的官吏，征收赋税没有限度，耗尽百姓的财力；百姓流散逃亡，不能从事耕织的职业，群盗一同兴起。因此受刑的人很多，死者接连不断，而奸邪没有止息，都是风俗教化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心。”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今陛下兼有天下，海内没有不顺服的；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竭尽群臣的智慧，穷尽天下的美善；至高的德行昭然显著，施及四方之外，夜郎、康居等相距万里的异域，都悦服于德、归附于义，这就是太平的极致。然而功德不能施加到百姓身上，大概是君主之心还没有真正加以实行。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就会光大。”高明光大不在别处，只在于把心意加以实行罢了【武帝只是听闻而不尊重，只是知道而不实行，这就是他受病的根本，所以仲舒用这些话来规劝他】。愿陛下因此采用所听闻的，在内心确实建立诚意并实行它，那么同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陛下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农民的表率；早起夜寐，忧劳万民；思考古代，努力寻求贤人，这也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还没有说取得成效，是因为士人平素没有受到磨炼。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像不雕琢玉，却想求得文采。因此培养士人的大事，没有比兴办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贤士所由聚集的地方，是教化的根本源头。如今一个郡、一个诸侯国的众多人口中，回答诏书却没有应征者，这说明王道往往已经断绝。臣愿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士人；多次考察询问，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那么杰出人才应当可以得到。如今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是奉行上级教化、传播教化的人。所以老师和统帅不贤，君主的德行就不能宣扬，恩泽就不能流布。如今官吏既不在下层施行教训，有的又不奉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邪交易；贫穷孤弱者受苦，含冤失职，十分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妖氛充塞，众生少有顺遂，百姓未得救济，都是长吏不明所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长吏大多出自郎中、中郎吏以及二千石的子弟；选用郎吏又看重财富资财，他们未必贤能。而且古代所谓功劳，是以任官后称职与否来评定等差，并不是说任职日子积累得久；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日久，也不能离开小官，贤能的人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任作辅佐。因此有关官员都会竭尽力量、穷尽智慧，努力治理自己的职事以求立功。如今却不是这样：任职日子累积便取得尊贵，任职久了便得到官位，因此廉耻混乱，贤与不肖混杂，不能辨明真伪。臣愚以为，应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分别选取本地官吏和百姓中的贤者，每年各荐举二人，用来充任宿卫，同时也借此考察大臣的能力。所荐举的人贤能，就给予奖赏；所荐举的人不肖，就给予惩罚。这样，诸侯、官吏和二千石都会尽心寻找贤才，天下的士人就可以得到并任用。普遍得到天下的贤人，三王的盛业就容易实现，尧舜的声名也可以赶上。不要把日月长短当作功劳，应把实际考察贤能作为首要；量才授官，记录德行来确定职位，那么廉耻之士与无耻之徒就走不同的道路，贤者与不肖者就处在不同的地方了。陛下加以恩惠，宽恕臣的罪过，不要让臣被文辞和格式牵制，使臣能够切实切磋、研究其中的道理。臣岂敢不竭尽愚见。武帝询问贤良的策问【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二人〕 武帝询问贤良之士关于“防”的问题（三）。诏书说：听说善于谈论天的，必定能在人事上得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必定能在今天得到验证。所以朕下诏询问天人感应的道理，向上赞美唐尧、虞舜，向下哀悼桀、纣，询问逐渐防止、逐渐消灭祸乱，逐渐明达、逐渐昌盛的道理。朕虚心准备改正。如今你们诸位大夫明白阴阳造成化育的道理，熟习先圣的学业，然而文辞义理还没有达到极致，难道是被当世事务迷惑了吗？条理没有穷尽，纲纪没有完成。是认为朕不明白，还是听取意见像被蒙蔽；或者与三王教化所承袭的根本不同？这些都有过失。有人说，长久而不改变的才是道；这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如今诸位大夫已经阐明大道的极致，陈述治乱的端绪，请把这些全部详尽研究，谁来审定、谁来复核？《诗经》不是说：“叹息你们这些君子，不要总是安逸休息；神明听见这些，就赐给你们大福。”朕将亲自阅览。诸位大夫要努力把它阐明【愚按：武帝第二次策问开头询问奢俭。武帝此时虽然已有好大喜功的心思藏在其中，却还没有十分明显。仲舒的回答详细谈求贤之事，却略去了从俭的主张，这是错误的。至于说“俭不是圣人的中道”，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奢侈，不只是兴建土木；求神仙、邀取边功，也都是从一个奢念开始的，仲舒为什么不说到这些呢？】○又说：武帝第三次策问说条理没有完成、纲纪没有终结，又说听取意见像被蒙蔽，大概是因为武帝把仲舒的回答看作寻常话，却不知道其中才是要害。

译仲舒只要坚持最初所说端正内心、施行教化的主张来进言，也就足够了，何必絮絮叨叨说许多话呢？仲舒说得泛泛，武帝听得也泛泛，难怪他策问两次、三次，却不能略微实行一句话。有人说：武帝采用了他的主张，兴办太学，表彰六经，贬抑诸子百家，举荐孝廉、茂材，也略有实行；只是根本没有端正，枝末又能怎样呢】董仲舒 回答说：臣听说《论语》说：“有开始又有结局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陛下幸蒙恩惠，留心听取承受学问的臣子【转承老师的学说而学习】的意见，又下达明白的策书，以切实追究其中的意义，并想穷尽圣德，这不是愚臣所能全部说明的。前次上奏的回答，条理没有说完，纲纪没有终结，辞意没有分别明白，旨意没有分清明白，这是臣浅陋的罪过。策书说：“善于谈论天的，必定在人事上得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必定在今天得到验证。”臣听说天是群物的祖宗，所以普遍覆盖、包容万物而没有差别；安排日月风雨来使万物调和，运行阴阳寒暑来使万物成就。因此圣人效法上天而建立道，同样广泛施爱而无私，布德施仁来厚待万物，建立义、制定礼来引导万民。春，是上天用来使万物生长的；仁，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夏，是上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德，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霜，是上天用来杀伐万物的；刑，是君主用来惩罚罪人的。由此说来，天人之间的征验，就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孔子作《春秋》，向上揣度天道，向下以人情验证，参照古代，考察当今，所以《春秋》所讥刺的，就是灾害所加临的；《春秋》所厌恶的，就是怪异所施加的。它记载国家的过失，同时记载灾异的变化；由此可见，人的行为，其美善或邪恶的关键，竟然与天地流通往来、互相感应【按：这不是学问贯通天人关系的人不能说出的话】。这也是谈论天道的一个方面。古代设置掌管教训的官员，致力于用德行和善道教化百姓；百姓受到大化之后，天下曾经没有一个人的诉讼案件。如今废弃教化而不修明，没有办法教化百姓，百姓因此抛弃品行道义而以财利为生命；所以犯法获罪的人很多，一年的案件数以万千计。由此可见，古代的做法不能不用。因此《春秋》对于改变古代正道的行为就加以讥刺。上天发出的命令叫作命；命不是圣人就不能实行。质朴自然叫作性；性不是依靠教化就不能成就。人的欲望叫作情；情不是依靠制度节制就不能收敛。因此君王在上要谨慎承接天意，以顺从天命；在下要致力于彰明教化、教导百姓，以成就人的本性；端正法度的适宜，辨别上下的秩序，以防止欲望。修明这三者，大根本就建立起来了。人从天那里接受禀命，本来就超然不同于群生；在家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出外有君臣上下的义理；聚集相遇时有老人长者和年幼者之间的礼节，文采明备地相互交接，欢悦而有恩情地相互亲爱，这就是人尊贵的原因。上天生长五谷供人食用，生长桑麻供人穿衣，繁育六畜供人养育；人可以驾驭牛马、圈养豹、关住虎，这说明人获得了上天的灵性，所以比万物尊贵。因此孔子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人最尊贵。”明白人的天性，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然后懂得仁义；懂得仁义，然后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安于善行；安于善行，然后乐于遵循道理；乐于遵循道理，然后才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策书说：“向上赞美唐虞，向下哀悼桀纣，询问逐渐防止、逐渐消灭，逐渐明达、逐渐昌盛的道理。”要虚心准备改正。臣听说，众少可以积成众多，积累微小可以达到巨大，所以圣人无不由暗昧达到光明，由防微达到显著。因此尧从诸侯中兴起【指他从唐侯升到天子之位】，舜从深山中兴起，都不是一日之间显达的，大概都是逐渐积累而达到的。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不能堵塞；行为从自身发出，不能遮掩。言语和行为是治理的大事，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所以把细小的事情做到极致就能成就大事，谨慎于隐微之处就能显著。《诗经》说：“只有这位周文王，行事谨慎小心。”因此尧战战兢兢，每天实行他的道；舜勤勉戒惧，每天增进他的孝行。善行积累，声名就显著；德行彰明，身份就尊贵，这就是逐渐明达、逐渐昌盛的道路。善行积累在身上，就像白昼逐渐增长而人们没有察觉；恶行积累在身上，就像火消耗油脂而人们没有看见。若不是明白人的情性、洞察社会流俗，谁能知道这些呢？这就是唐尧、虞舜获得美好声名，而桀纣令人哀痛畏惧的原因。善与恶彼此相随，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应和声音一样。所以桀纣暴虐傲慢，进用谗佞贼害之人，贤能明智的人隐藏起来；恶行一天天显露，国家一天天混乱，他们却安然自以为如同太阳高悬天空，最终逐渐衰败而大坏。暴虐悖逆、不仁不义的人，并不是一天就灭亡，也同样是逐渐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桀纣虽然背弃正道，却还享有国家十多年，这就是逐渐防止、逐渐消灭的道路。策书说：“三王教化所承袭的根本不同，却都有过失；有人说长久而不改变的才是道，这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臣听说，快乐而不混乱，反复实行而不令人厌倦，才叫作道。道可以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弊病，是道的失误。先王之道必定有偏颇而不能兴起的地方，所以政事有昏暗而不能施行的情形；只是举出其中的偏失来补救弊病罢了。三王之道所承袭的根本不同，并不是彼此相反，而是为了挽救过度、扶助衰败，是所遭遇的变化使然。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改换正朔，改变服色，只是为了顺应天命罢了；其余全都遵循尧的道，有什么需要再改变的呢？”因此君王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却没有改变道的实质。然而夏朝崇尚忠实，殷朝崇尚恭敬，周朝崇尚文饰，是因为要挽救所承接时代的弊病，应当这样做。孔子说：“殷承袭夏的礼制，所减损和增加的地方可以知道；周承袭殷的礼制，所减损和增加的地方可以知道。将来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百世以后也可以知道。”这是说百代君王的运用，不过就在这三方面。夏承袭虞，而独不说减损和增加的地方，是因为它们的道相同，所崇尚的也相同。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天不改变，道也不改变。因此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互承受而共同守持一道，没有用来救弊的政令，所以不说其减损和增加的地方。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所行之道相同；继承乱世的，所行之道要改变。如今汉朝继承大乱之后，似乎应当稍微减损周朝的文饰，而充分施行夏朝的忠实【按：“致”字应当属于下一句，大概是周朝的文饰不能全部改变，应当稍微减损；夏朝的忠实也应当极力施行，所以说“致”】。陛下有明德和美善的道，怜悯世俗逐渐浅薄，哀痛王道不能彰明，所以举荐贤良方正之士，讨论义理，考察询问，将要兴起仁义的美德，彰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之道。

译臣愚昧而不肖，只是叙述所听闻的、诵读所学习的，传述老师的话，勉强能够不失其意罢了。至于讨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增减兴衰，这是大臣辅佐的职责，是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仲舒所能胜任的。然而臣私下有一件奇怪的事：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都是同一个天下。古代曾经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盛，不发布命令也能实行，不设置禁令也能止息；官吏没有奸邪，百姓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德泽滋润草木，恩泽遍及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拿古代来衡量今天，相差为什么这样遥远？究竟在哪些地方错乱，以至衰败成这样？莫非是在古代之道上有所失误，或是在上天的道理上有所违背吗？试着考察古代，再返回考察天道，大概就可以看见原因了。上天也有所分配给予：给了牙齿的，就去掉它的角【指牛没有上齿却有角，其余没有角的动物则有上齿】；给了翅膀的，就给它两只脚。这说明得到大的，就不能再取得小的。古代接受俸禄的人，不靠体力劳动谋生，不从事末业【末，指工商业】；这也是得到大的就不能再取得小的，是与上天同一意旨的道理。已经取得大的，又取得小的，上天尚且不能满足，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之所以喧嚣不安、苦于不足的原因。自身受到宠幸而身居高位，家庭温暖而享有厚禄，却凭借富贵的资力，在下层同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比得上他们呢？所以他们增多奴婢，增加牛羊，扩大田宅，扩充产业，积蓄财物，专心经营这些而没有止境，用来逼迫困窘百姓；百姓一天天削减、一个月比一个月困穷【朘，读宣】。富有的人奢侈过度，贫穷的人困急愁苦。百姓困急愁苦而上面不救济，他们就不愿意活下去；百姓不愿意活下去，尚且不躲避死亡，又怎么能躲避犯罪呢？这就是刑罚增多、奸邪无法制胜的原因。因此受俸禄之家只享用俸禄，不与百姓争夺产业，然后利益才可以平均分布，百姓才可以家家满足。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上古的道理；天子应当效法它制定制度，大夫应当遵循它实行。过去公仪子做鲁国的相时，在家里看见织帛，便发怒把妻子赶出家门；在舍中吃饭时吃到葵菜，便生气拔掉葵菜，说：“我已经享用俸禄，难道还要夺取园夫和织女的利益吗？”古代贤人君子身居列位的，都像这样。因此下层百姓推崇他们的行为，遵从他们的教化；百姓受到他们廉洁不贪的感化，也就不再贪鄙。到了周室衰微之时，卿大夫对义理懈怠、对利益急切，推让的风气消失了，争夺田地的诉讼却出现了。所以诗人忧虑而加以讽刺说：“高峻的南山啊，岩石多么高大。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在仰望你。你喜好义，百姓就趋向仁，风俗就美善；你喜好利，百姓就喜好邪，风俗就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下层百姓所观察、仿效的人，也是远方四面向内观望效法的人。近处的人看见你就仿效，远处的人望见你就效法，怎么可以身居贤人之位，却做庶人的行为呢？惶惶然追求财利，常常害怕财物匮乏，这是庶人的心意；惶惶然追求仁义，常常害怕不能教化百姓，这是大夫的心意。《易经》说：“背着东西却乘坐车，使盗寇到来。”乘车，是君子的地位；背负担子，是小人的事情。这是说，身居君子地位却做庶人的行为，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身居君子地位，就应当实行君子的行为，那么除了公仪休做鲁相时的做法，就没有别的可做了。《春秋》推重大一统，这是天地永恒的常道，是古今共同的义理。如今老师各有不同的道，人们各有不同的议论，百家各有不同的学说，旨意彼此不同；因此上面没有办法维持一统，法制屡次改变，下面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臣愚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都应当断绝它的道路，不让它们同时并进；邪僻的学说消灭止息，然后纲纪才可以统一，法度才可以彰明，百姓才知道听从谁。武帝询问贤良的策问 诏书说：听说上古极治之时，只画定衣冠的形制，区别服饰的纹章，百姓便不犯法；阴阳调和，五谷丰登，六畜繁盛，甘露降下，风雨按时，嘉禾兴起，朱草生长；山岭不荒秃，泽水不干涸；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龟龙游于池沼；黄河、洛水出现图书；父亲不会失去儿子，兄长不会哭泣弟弟；北方征服渠搜，南方安抚交阯；船车所到、人迹所及之处，凡是用脚行走、用口呼吸的生物，都各得其所。朕非常赞美这种情形。如今应当遵循什么道，才能达到这样呢？你们诸位大夫修习先圣之术，明白君臣之义，讲论广博通达，在当世有声望，敢问：你们所说的天人之道，根本起始于哪里？吉凶的应验，可以在哪里期待？禹、汤时代的水旱灾害，其过失由什么造成？仁、义、礼、智四者的适宜，应当怎样施行？承继统绪、垂下事业，万物鬼神的变化，天命的府藏，国家的废兴如何？天文、地理、人事的纲纪，你们都已熟习，请竭尽心意，端正议论，详细具备地回答，写在篇章中，朕将亲自阅览，不得有所隐瞒【东莱吕氏说：公孙弘虽然历述仁义礼智，实际上以智术为主；他能够深入武帝内心，正在这里】。○又说：当时黄河在瓠子决口尚未堵塞，又有陨霜、大风、螟虫等灾变，所以公孙弘作这种说法来谄媚武帝。○愚按：武帝从来不是不喜欢听取言论的人；建元辛丑年第一次策问贤良，得到董仲舒；元光元年丁未再次策问贤良；到了建光五年辛亥又策问贤良，得到公孙弘。然而《武帝纪》在元光元年下面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仕”，《公孙弘传》记载，武帝刚即位时征召贤良文学之士；当时公孙弘六十岁，以贤良身份被征召为博士，出使匈奴回来后，报告不合皇帝心意，皇帝恼怒，认为他没有能力，公孙弘便托病免职回乡。元光五年再次征召贤良，菑川国又举荐公孙弘上来；那么这就是公孙弘先前已经参加过策问，如今又再次参加策问。公孙弘为人奸诈、谄媚、善于策问，确实不是君子所取，但也不能说他完全只是谄媚。以征伐之事来说，这是武帝的一大祸患。公孙弘起初出使匈奴，意见不合；后来议论西南夷没有用，武帝也不听；直到设置苍海郡、修筑朔方城，他也都表示反对。卜式拿家财帮助边疆，迎合武帝的心意，公孙弘却说卜式是不合人情、行为不正的大臣；这也说明他何曾完全只是事事谄媚呢？他的策问中有几句话，开头论述礼义刑罚的根本，历次叙述仁义礼智的学说，也有可以采纳之处。司马光《资治通鉴》全都采用，唯独把智认作权术，这是不懂道理；把汤时的旱灾说成桀留下的余威，这是不懂天学，应当辨明。公孙弘【本传说：公孙弘是菑川薛县人。元光五年再次征召贤良文学，菑川国又举荐公孙弘上来。公孙弘推辞说：“先前已经被征召到西方任用，不能胜任，希望另行选人。”菑川国人坚持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到了太常那里，武帝下诏策问诸儒，如下文】

译回答说：臣听说上古尧舜的时候，不看重爵位赏赐，百姓却勉励行善；不加重刑罚，百姓却不犯法；君主亲自率先端正自己，百姓就信任他。末世看重爵位、厚加赏赐，百姓却不勉励行善；施用严刑重罚，奸邪却不停止；是因为上面不正，待百姓没有信用。厚重的赏罚，不足以劝善禁非，必定在于信用。因此任用有能力的人担任官职，各司其职，政事就能治理；去掉无用的言论，实情就能显现；不制作无用的器物，赋税就会减少；不夺取百姓的农时，不妨碍百姓的力量，百姓就会富足；有德者进用，无德者退处，朝廷就尊贵；有功者升上，无功者降下，群臣就会谨慎；惩罚与罪行相当，奸邪就止息；赏赐与贤能相当，臣下就会受到勉励。这八项，都是治理百姓的根本。所以百姓有了产业就不争斗，得到治理就不怨恨，有礼就不暴乱，受到爱护就亲近。把这些作为当今治理天下最紧急的事务。因此法令不背离义，百姓就服从而不离心；和谐不背离礼，百姓就亲近而不暴乱。所以法令所惩罚的，就是义所排斥的；和谐所奖赏的，就是礼所取用的。礼义，是百姓所服从的；赏罚顺应礼义，百姓就不触犯禁令。因此只画定衣冠、区别服饰纹章，百姓便不犯法，是因为这套道理一向已经实行了。臣听说：“气息相同就会相互亲近，声音相和就会相互应答。如今君主在上面使德行和谐，百姓在下面和睦相处。所以心和谐，气就和谐；气和谐，形体就和谐；形体和谐，声音就和谐；声音和谐，天地的和谐也就会相应了。因此阴阳和谐，风雨按时而至，甘露降下，五谷丰登，六畜繁殖，嘉禾生长，朱草出现，山不荒秃，水泽不干涸，这就是和谐的极致。所以形体和谐就没有疾病，没有疾病就不会早死。因此父亲不会失去儿子，兄长不会哭泣弟弟；德行与天地相配，光明与日月并列，于是麒麟凤凰来到，龟龙出现在郊外，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远方的君主没有不喜悦义理、奉上礼币前来朝见的，这就是和谐的最高境界。”臣又听说：“仁就是爱，义就是适宜，礼就是人所践履的规范，智是谋略的根源。谋求利益、除去祸害，兼爱众人而没有私心，叫作仁；明辨是非，决定可否，叫作义；进退有一定的尺度，尊卑各有等级，叫作礼；能够掌握生杀的大权，疏通闭塞的道路，权衡轻重的准则，论定得失的道理，使远近各处的真实和虚伪都能被君主了解，叫作术。这四项，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的实际运用，都应当施行，不可废弃。掌握了它们的要领，天下就安宁快乐，即使法律设置了也用不上；不懂得这种方法，君主就会在上面受到蒙蔽，官吏就在下面陷入混乱。这是事情的实际情形，也是承继统绪、垂示事业的根本。”臣听说尧遭遇洪水，派禹治理洪水，却没有听说洪水是禹造成的。至于商汤时的旱灾，则是夏桀留下的祸害。桀、纣行恶，受到上天的惩罚；禹、汤积累德行而使天下归服。由此看来，上天的德行并不偏爱亲近谁，顺应它，和谐就会发生；违背它，祸害就会产生。这是天文、地理、人事的纲纪。臣刘▯愚昧刚直，不足以奉答圣上的诏问。【当时应答策问的有一百多人，太常上奏说刘▯名次居下。防虏上奏，天子于是擢升刘▯为第一，召见他；他容貌很美，便授为博士，待诏于金马门。】○西山真氏说：舜因洪水而自我警戒，刘▯却把洪水归罪于尧；商汤因旱灾自我责备，刘▯却把旱灾归罪于桀。奸邪谄媚之人的用心，就是这样惑乱、误导他们的君主，使君主傲慢而忽视上天的警戒；凡是这些情形，都不可不察。《文选补遗》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选补遗》卷二十 元代陈仁子辑录 策问 成帝在白虎殿策问贤良 策问说：天地运行的道理，什么最为可贵？君王的法则，应当怎样？六经的义理，什么最为重要？人的行为，什么应当放在首位？选取人才的方法，应当怎样？治理当今世务，最应致力于什么？各人都根据经义作答。【愚按：杜钦和谷永，都是依附王氏的人。成帝时外戚势力逐渐专擅，但还没有完全强盛。白虎殿策问中，皇帝问：“天地之道，什么最为重要？六经之义，什么最为尊上？”杜钦只回答说：“天道像君主，主张刚强；地道像臣下，主张柔顺。君王的法则，在于朝廷中不应有私党；六经的义理，在于国家中不应有专权的大臣。施行政事的首要，在于掌握权力；选取人才的方法，在于选拔贤能；当今的要务，在于端正内心，用端正的内心来端正朝廷，再用端正的朝廷来端正百官。为什么只涉及一个方面呢？我所以保存这篇文字，是为了说明成帝也乐于听取直言，只是杜钦不能直率进言。】杜钦【本传说杜钦字子夏】回答说：“臣听说天道以诚信为贵，地道以坚贞为贵。不诚信、不坚贞，万物就不能生长；生养万物，是天地所珍贵的。君王承受天地所生养的万物，加以治理，使昆虫草木都各得其所。君王效法天地，不仁爱就无法广泛施恩，不合义就无法端正自身；克制自己而归于义，用推己及人的恕道待人，这是六经所崇尚的。不孝，就会侍奉君主不忠，在官位上不敬，临阵作战没有勇气，对朋友不讲信用。孔子说：‘孝若没有始终，担心祸患会殃及自身，这种事是从来没有的。’孝，是人的行为所应置于首位的。观察他在乡党中的根本品行，考察他在官职上的功劳；显达时看他所举荐的人，富有时看他所施予的人，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事，贫乏时看他所不取的东西；在近处看他所做的事，在远处看他所推重的人。孔子说：‘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经历，考察他的心安于什么，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呢？’这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殷代沿袭夏代，崇尚质朴；周代沿袭殷代，崇尚文饰。如今汉朝承受周、秦留下的弊病，应当抑制文饰而崇尚质朴，废除奢侈而倡导节俭，表彰真实而去除虚伪。孔子说：‘厌恶紫色夺去朱色的地位。’这就是治理当世所应致力的事情。臣私下有一件忧虑的事，说出来会违逆您的心意，不说则祸患会日渐增长，后果不会小。然而臣是微末之臣，不敢废弃正道而只求迎合君主，违背忠诚而迎合心意。臣听说玩赏女色没有满足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偏爱和厌恶之心。偏爱和厌恶之心产生，宠爱就会偏向一个人；宠爱偏向一个人，继承人的道路就不会宽广，嫉妒之心也会因此兴起。这样一来，一个普通妇人的谗说就会多得数不清。希望陛下以纯正的德行广施恩泽，凡事都顺从无欲的原则；这样百姓都会喜悦，继嗣日益增多，天下长久安宁。至于万事的是非，又哪里值得一一备述呢？【杜钦此前因患病而辞去谒者之职，后来任议郎。】平帝策问贤良。【史书没有记载诏书。○愚按：西汉的策士中，以正直自我显现的，没有谁比得上董仲舒；以直言自我显现的，没有谁比得上申屠刚。申屠刚以刚正直言、侃侃而谈，与唐代的刘蕡有什么不同？申屠刚不畏惧王氏，刘蕡不畏惧宦官，都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与谷永、杜钦之流相比，岂止像天马在空中驰骋、香象渡过大河，潇洒地超出尘埃之外？那些人直如奄奄待毙的虮虱，只能藏在血絮和卵衣之中罢了。人的禀赋，本来就各不相同啊！】申屠刚【本传说：申屠刚字巨卿，是扶风茂陵人。平帝时，王莽专擅朝政，朝廷中多猜忌，于是隔绝平帝的外家冯氏、卫氏二族，使他们不能参与官职。申屠刚常为此忧愤，反而举荐贤良方正。】回答说：“臣听说君王的政事有失，神灵就会怨怒；奸邪扰乱正道，所以阴阳失常。这是上天用来谴责、告诫君王的，想使失道的君主豁然醒悟，使怀有邪心的臣子恐惧而自我约束。如今朝廷不考核功劳、不校验德行，却徒然听纳毁誉；多次下诏设置严酷的法律，压制、截断诽谤，禁止切实议论，犯罪者重到腰斩。这伤害了忠臣的心志，挫折了直士的锐气，几乎违背了树立进善之旌、悬挂敢谏之鼓、开辟四方进言道路、彰明四方耳目的本意。臣听说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听取言论，礼贤下士，平均权力，广施恩宠，不分旧臣新臣，只亲近仁德之人，举动顺应天地，措施没有失当。然而近处有召公不悦，远处有四国散布流言。母子之间的亲情，是天道中最亲近的关系；如今圣主年幼，刚刚脱离襁褓，即位以来，至亲却被分离，外戚被阻隔，恩情无法相通。况且汉家的制度，即使任用英贤，仍然要依靠姻亲，使亲疏相互错杂，堵塞嫌隙，确实是用来安定宗庙、重视社稷的。如今冯氏、卫氏没有罪过，却长期被废弃而不予录用，有的处在偏远困顿之地，还不如普通百姓，确实不符合以慈爱忠孝承奉君上的道理。作为别人的继承人，自有正当的义理；无论最尊贵者还是最卑微者，其地位形势都不应成为嫌疑。因此无论贤愚，人们没有不怨恨奸臣贼子把这件事当作便利的。若发生不可讳言的变故，实在难以预料。” 如今的保傅，不是古代的周公；周公这样的圣人尚且还有过失，何况行事失去中道、不合天心的人呢！过去周公先派伯禽到鲁国守护封地，以义理割舍私恩，使宠禄不加在后代身上【伯禽是周公旦的儿子。周公辅佐成王，先把伯禽封在鲁国，命他到封国守护封地，后来称伯禽。周公自身已经尊贵受宠，不让伯禽再增加荣贵，以此自我谦抑。东观记说：“过去周公预先防备祸乱的根源，先派伯禽守护鲁国封地，割断至亲关系，以义理割舍恩情，使自身的尊宠不加到后代身上。”】所以鲁国配享上天郊祀三十多代【从伯禽到顷公，被楚考烈王灭亡，共三十四位国君。鲁国因为是大圣人周公的后代，所以郊祀时配享上天，一如天子的礼制。】霍光执掌政权，辅佐年幼的君主，修明善政、进用士人，名义上称为忠直，却尊崇自己的宗族党羽，压制外戚【昭帝时，霍光辅政，他的儿子霍禹以及兄长的孙子霍云、霍山等，都任中郎将、奉车都尉；兄弟和女婿，都奉朝请、任给事中，只有昭帝的外家赵氏没有一人任职】结交贵人、据有权势，关系极其牢固；他死后，便遭祸而全族被灭【霍光死后，他的儿子霍禹在宣帝时任大司马，谋反被发现，霍禹被腰斩，他的母亲显及各个女儿、兄弟都被弃市】。如今的师傅们都处在伊尹、周公的地位，担负辅保贤君的职责；如果以此思考如何教化，功业哪会达不到？

译如果不思考其中的危险，祸患又哪会不到？在损益的关头，孔父曾经叹息【《说苑》说：孔子读《易》读到损卦、益卦时，长声叹息。子夏问：“先生为什么叹息？”孔子说：“自己减损的反而得到增益，自己增益的反而有所亏缺，我因此叹息。”】保持盈满的戒惧，是老子所慎重的【老子说：“端持到盈满，不如适可而止。”已，就是止的意思，说的是执持盈满必然倾覆，不如停止。】大概功劳冠绝天下的人不能安稳，威势震动君主的人不能保全。如今承接衰乱之后，继承重重弊病的时代，公家的财力枯竭，赋税繁重而且屡次征收，苛刻的官吏侵夺百姓的时间，贪婪的人侵占百姓的财物，百姓困乏，疾病流行而夭折，盗贼成群结伙，几乎以万计。军队出动时众人随行，军队停驻时又拥众自立【兴兵出行，拥众停驻，对危亡毫无畏惧顾忌】，攻打京师，焚烧县邑，甚至讹传叛军带着强弩进入宫中，宿卫惊恐不安。自汉朝兴起以来，实在从未有过这种情形。国家防务衰弱，奸谋无法禁止，六种极端祸害所造成的后果，危险得像累卵。君王承受天命、顺应地道，掌管爵禄、主持刑罚，不敢把天官私授给自己的宗族，不敢因亲近的人而减轻上天的惩罚。陛下应当发扬圣明的德行，明白地觉悟，远处追述帝王的事迹，近处遵循孝文帝的功业，分别安排五品官属，接纳至亲的次序，赶快派使者征召中山太后，把她安置在别宫，按时让她入朝觐见。又召回冯氏、卫氏两族，酌情授予闲散职务，使他们能够执掌禁卫，亲自承担宿卫，以此作为防备未然的凭证，抑制祸患发生的根端。这样，上可以安定社稷，下可以保全保傅，内可以和睦亲戚，外可以断绝邪谋。【奏书上呈后，王莽让元后下诏说：“所说的是偏僻的经文和荒诞的言论，罢免官职，遣返回乡。”】○冯，指冯昭仪，是平帝的祖母。卫，指卫姬，是平帝的母亲。顺帝策问贤良。【愚按：君主端正内心，对外容易，对内却困难。因为一天之中，亲近贤人君子的时间少，亲近宦官、寺人和外戚女子的时间多，大概是受到面前诱惑而自己并不知道。顺帝有可以作为的资质却不能有所作为；当时朝廷内外的贤能虽然很多，宫廷和官府的弊病却已经很深。封宋娥而使女谒之风流行，宠信梁商而使外戚势力壮大。他改变本心的原因很多。京师发生地震，大概是阴气盛的征兆；洛阳亭又发生地裂，长八十五丈。策问贤良时，李固所说的话极其切中时弊。假如顺帝实行李固的主张，振作阳刚之气，抑制外戚，杜绝女谒，召用黄琼、李固等人，那么汉朝或许还有可为之处。然而他为什么反而被阿母、宦官梁商等人嫉恨呢？汉朝从此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李固【本传说：李固字子坚，是汉中南郑人。阳嘉二年，发生地动、山崩、火灾等异常现象，公卿推举李固回答策问；诏书又特别询问当世的弊病和施政所宜。】回答说：“臣听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把山川视为珍宝。王道得当，阴阳就和谐；政教有失，崩塌震动就成为灾害。这些都关联于上天的心意，并在事情的成败中显现出来。教化要靠各司其职才能成就，官职要靠有能力的人才能治理。古代进用人才，是因为有德、有命；如今进用人才，只看钱财和势力。臣听说诏书致力于求取宽厚博大的人才，痛恨严酷暴虐的行为；可是如今长吏中有许多以杀伐来求取声名的人，反而一定得到升迁奖赏；那些保持宽和、没有党援的人，却总是被斥退。因此淳厚的风气不能得到宣扬，浮薄的习俗也没有改变。即使刑法繁多、禁令严酷，又怎么会有益处呢？”前孝安皇帝改变、扰乱旧有典制，封爵给阿母【阿母，即王圣】，又因制造妖妄的奏疏，使樊丰一类人乘机掌权、放纵恣肆，侵夺君主威势，改变、扰乱嫡嗣【顺帝为太子时，被废为济阴侯】；直到今天，圣上自身处境狼狈，亲自遭受其中的艰难。既然从危困中被救出，像龙一样兴起登基，天下人都仰望期待。风俗政令积弊之后，正容易实现中兴，实在应当充分思考善道。然而议论的人还说，当今的事情又和从前相同。臣隐居山野草莽，内心痛苦，胸中悲伤；实在是因为汉朝兴起以来三百多年，贤圣相继，共有十八位君主，难道他们没有乳母的恩情，难道忘记了授爵封赏的恩宠吗？然而他们上畏天威，下按经典，知道这样做不合义理，所以没有封爵。如今宋阿母虽然有很大的功劳和勤谨的德行，但增加赏赐已经足以酬报她的劳苦。至于分割土地、建立封国，实在违背旧典。听说阿母本性谦虚，一定会推辞。陛下应当允许她辞让封国的高位，使她成就长久安宁的福分。妃后之家之所以很少能够保全，难道是天性如此吗？只是因为爵位尊贵显赫，专门总揽权柄，而上天厌恶盈满；他们又不知道自我减损，所以终于倾覆。先帝宠幸阎氏，给予的位号升得太快，所以他们遭祸不过片刻之间。老子说：‘进取太锐利，退败就会很快。’如今梁氏作为外戚居于椒房，按礼制可以不受臣下之礼【椒房是皇后的居所，用花椒泥涂墙】，尊以高爵，也还可以；但他的子弟、群从，荣显一并增加。永平、建初年间的旧例，大概并不是这样。应当让步兵校尉梁冀以及各位侍中，选择担任黄门的官职，使权力离开外戚，政务归于国家，岂不是好事吗？又因诏书禁止侍中、尚书等中朝大臣的子弟任官或察举孝廉，是因为他们掌握威权，容易容纳请托。可是中常侍处在君主身边，声势震动天下，他们的子弟所享有的俸禄和任用竟没有限度。他们虽然表面上托言谦逊沉默，不干预州郡事务，但谄媚虚伪之徒却望风而进荐。如今可以为他们设置固定的禁令，与中朝大臣的子弟同样对待。过去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郎官【馆陶公主是光武帝的第三个女儿】，明帝没有答应，只赏赐钱一千万。这是因为要减轻厚重的赏赐、重视微薄的职位；如果任官失去人才，就会祸害百姓。臣私下听说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人没有别的功劳德行，初次授官便直接任真职。这虽然是小过失，却会逐渐破坏旧有章法。先圣的法度，应当坚决守护。政教一旦跌落，百年也不能恢复。《诗经》说：‘上帝反复无常，下面的百姓全都困苦。’这是讥刺周王改变祖先的法度，所以使下面的百姓几乎都遭受病苦。如今陛下有尚书，就像上天有北斗。北斗是上天的喉舌，尚书也是陛下的喉舌。北斗斟酌元气，运行而调和四时；尚书发布、收纳君王的命令，把政令施加于四海。权力尊重、势位重大，责任也都归于他们。如果不能公平用心，灾异一定会到来。确实应当慎重选择这些人，以辅佐圣明的政务。如今与陛下一同治理天下的，对外是公卿、尚书，对内是常侍、黄门。譬如同在一户人家、共同处理一家事务，安定时共同享受福庆，危险时共同承担祸败。刺史、二千石在外统领职事，在内接受法令约束。

译表面弯曲，影子一定邪斜；源头清洁，水流一定洁净。这就像敲击树根，所有枝条都会震动。《周颂》说：‘轻轻振动它，没有不震动的。’这是说内部一有动作，外部就会响应。由此说来，本朝的号令，怎么可以有差错？门户一旦打开，邪人就会动心；逐利竞争一旦暂时开启，仁义之道就会闭塞。刑罚就不能再禁止，教化也会因此逐渐败坏。这是天下的纲纪，也是当今最急迫的要务。陛下应当打开石室，陈列图书，招来策问的群儒，询问得失，指明灾变的征象，以求知上天的意旨。他们的言论有合乎道理的，就立即施行，显明地提拔其人，以表彰有才能者。这样，圣明的听闻每天都有所得，忠臣也能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说出来。又应当罢退宦官，削弱他们的权力，只选两名常侍，让正直有德的人在左右省理事务；选五名小黄门，让才智、闲雅的人在殿中供职。这样，议论的人就会受到压制，太平也就可以实现了。臣之所以敢于陈述愚昧浅陋的意见，冒昧使陛下听到，是希望上天或许想借微臣使陛下觉悟。陛下应当仔细察看臣的话，怜悯并赦免臣的死罪。【皇帝出去后，阿母回到宫中。】顺帝策问群臣。策问说：“朕凭借没有德行的自身，仰承三统，早起晚睡，思考怎样符合中正之道。近年以来，旱灾屡次发生，庄稼焦枯，百姓粮食困乏，五常没有得到教导，君王的恩泽没有流布。各部门官员白吃俸禄，占据不适合自己的职位，应当审察并加以贬黜。灾变反复出现的征兆，究竟由什么造成？请分别详细作答，不要有所忌讳。” 【愚按：成汤求雨，关键不在桑林祈祷，而在于责备自己有六件事；明帝求雨，关键不在设置雩祭场所，而在于停止修建北宫。大概回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而不在于文饰。顺帝阳嘉三年的旱灾，如果实行周举的意见，即使不必露天坐在德阳殿，甘雨也会按时降临。假如不采用周举的意见，哪里会……】周举【本传说周举字宣光，是汝汝阳人。阳嘉三年，司隶校尉左雄推荐周举，他被授为尚书。周举与仆射黄琼同心辅政，名声在朝廷中很重，皇帝身边的人都畏惧他。这一年，河南、三辅发生大旱，五谷受到灾害。天子亲自露天坐在德阳殿东厢求雨。又下诏给司隶、河南，祭祀河神、名山大泽。诏书认为周举才学优异深厚，特地下诏策问。】回答说：“臣听说《易》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定位由此确定。阴阳二气交相构合，才产生万物。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所以圣人用君主来养育人民，用教化来成就人民，顺应四时的适宜，调和阴阳，使男女婚嫁不超过适当的时令，用仁恩包容他们，用德教引导他们，用灾异警示他们，用吉祥训导他们。这是先圣承受、治理万物的开始。阴阳闭塞隔绝，二气就会阻滞；二气阻滞，人与万物就不能兴盛；人与万物不兴盛，风雨就不能按时而来；风雨失时，水旱就会成为灾害。陛下处在唐尧、虞舜的地位，却没有实行尧舜的政事，近来废弃文帝、光武帝的法度，却追随亡秦的奢侈欲望；内有许多积怨的女子，外有许多没有妻子的男子。如今皇嗣不能兴盛，东宫尚未册立，这是伤害和气、违背义理、断绝人伦所造成的。不只是陛下这样做，宦官也凭借虚假的权势，威逼侮辱良家，掠取女子把她们关闭起来，甚至直到白头老去、死亡也没有配偶，违背了上天的心意。过去周武王进入殷都，释放倾宫中的女子；成汤遭遇灾害，以六件事责备自己；鲁僖公遇到旱灾而自我责备，他们求雨都凭借精诚把祸患转为福祥。自从旱灾以来，年年过去，却没有听到陛下改过的成效，只是徒劳地让至尊之身暴露在风尘中，实在没有益处。又下令州郡祈求神灵、致送祷告。过去齐国发生大旱，景公想祭祀河伯，晏子劝阻说：‘不可以。河伯把水作为城池，把国内的鱼鳖作为百姓；水都干了，鱼都枯死了，难道它不想下雨吗？只是它自己也不能招致雨水。’陛下所做的，只追求表面的华饰，不遵循实际，这就像爬到树上去捉鱼、背向前方却想求得前进，实在应当推行诚信、革新政令，尊崇正道、改变迷惑，放出后宫中没有被临幸的女子，审理天下冤屈的案件，减除大官厚重膳食的费用。五常没有得到教导，责任在司徒；有些人占据不适合自己的职位，应当赶快贬黜斥退。臣从藩国之外被提拔来掌管纳言，学识浅薄、智慧不足，不能回答圣问。《易传》说：‘阳气感动上天，不到一天就会得到回应。’希望陛下留心裁察。”梁太后策问贤良。【西山真氏说】：“皇甫规以舟船和船桨作比喻，可以说是忠诚了。假如梁冀能把保全国家、保全家族作为心愿，询问善道，更新良好的谋划，使国家渡过险境，那么同舟的人难道会有不安的吗？同舟的人安定了，操桨的人难道会有不愿出力的吗？只是梁冀正因忠言而愤怒，想把皇甫规置于死地，这正是把安危利害置之不顾，反而乐于促成自己的灭亡。对不仁的人，哪里可以同他谈论呢？” ○愚按：“外戚的祸福与国家的存亡相互关联。想使自身获利，就必须先使国家获利；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皇甫规认为外戚使周朝遭祸，周朝危亡，皇甫规自己也灭亡；王莽凭借外戚身份篡夺汉朝，汉朝断绝，王莽也灭亡，唉！皇甫规以同舟操桨作比喻，所说的话很正确。作为外戚，怎么可以只知道使自身获利，却不知道使国家获利呢？】皇甫规 回答说：臣恭敬地思量，孝顺皇帝起初勤于治理王政，整顿四方纲纪，几乎就要获得安定。后来遭遇奸诈虚伪之人，威权分给身边亲近的人；他们聚敛财货、蓄养马匹，所听到的尽是嬉戏玩笑。又凭借宠幸关系，接受贿赂、出卖爵位，任意放纵宾客在其中交错活动，天下纷纷扰扰，趋向叛乱如同回到归宿。因此每逢征战，很少有不受挫伤的；官府和百姓都耗竭，上下都贫困空虚。臣在关西，私下听到各地的风声，没有听说国家有什么事情先后缓急，而威势和恩宠都归于权贵宠臣。陛下的德性兼有乾坤之广大，聪明睿哲而纯厚茂盛；刚开始摄政时，拔擢任用忠贞之士，其余纲纪也多有改正，远近都欣然响应，仿佛看见太平。然而地震以后，雾气白而混浊，日月没有光辉，旱魃肆虐，大盗纵横，鲜血流满郊野，百姓没有安宁，谴责警告接连到来，大概是奸臣权力过重造成的。对于那些尤其无状的常侍，应赶快贬黜遣送，清除凶恶党羽，没收他们的财物贿赂，以平息民众的痛恨怨愤，来回应上天的警诫。如今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处在周公、召公的职位上，作为社稷的屏障，又与王室世代结为姻亲。如今名号和地位虽然已经尊贵，也应当进一步修养谦逊的节操，以儒术辅佐政务，省去游玩娱乐等不急迫的事务，削减宅第中没有益处的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