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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经义模范》，明代，不著撰人。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八。《经义模范》。总集类。提要。臣等恭敬地考察：《经义模范》一卷，没有著录撰写人的姓名。书前有王廷表的序，说嘉靖丁未年他访求杨升庵，得到一部《经义模范》，是同年朱良矩所刻，等等。考察王廷表是正德甲戌年进士；这一科的题名碑上有朱艮、朱敬、朱裳、朱节、朱昭、朱方六人，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按字义推求，大概朱方最接近“方”字；他是浙江永康人，仕宦经历也无从详考。书中所收，都是宋代张才叔、姚孝宁、吴师孟、张孝祥四人的经义，共十六篇。篇首就是张才叔的《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吕祖谦曾把它收入《文鉴》。时文的变化，千姿百态；越到后世越失去根本，也越工巧而越远离正道。如今看这类文章最初的体制，竟然如此明白切实。考察吴伯宗的《荣进集》，也载有他洪武辛亥年会试中式的文章，这是明代开科以来最早的一科；他所作的文章与本书并不十分相同。考察王廷表是正德甲戌年进士；这一科的题名碑上有朱艮、朱敬、朱裳、朱节、朱昭、朱方六人，不知究竟是哪一位。按字义推求，大概朱方最接近“方”字；他是浙江永康人，仕宦经历也不详。书中共收宋代张才叔、姚孝宁、吴师孟、张孝祥四人的经义十六篇，篇首就是张才叔的《自靖人自献于先王》，吕祖谦曾把它收入《文鉴》。时文的变化千姿万状，越久远越失去根本，也越工巧而越远离正道。如今看它最初的体制，竟是这样明白切实。考察吴伯宗《荣进集》，也载有他洪武辛亥年会试中式的文章，这是明代开科的第一科；他所作的文章与本书并不十分相远。由此可知，立法之初，只以阐明义理为主，并不以修饰辞藻相互崇尚。康熙年间，编修俞长城曾经辑录北宋至明朝初年的经义，编成一百二十家文稿；然而他所录的王安石、苏辙等人的文章，不能完全考知出处，世人有时对此有所怀疑。这部集子虽然篇数不多，但还可以看见经义的本源和始端；把它抄录保存下来，也足以帮助贬斥浮华、矫正靡弱文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经义模范》原序。丁未年冬天，我访求太史杨升庵，得到一部《经义模范》，原来是同年朱良矩所刻的。回来后阅读它，其中义文共十六篇。《易义》二篇，是姚孝宁所作；其余篇章则是蜀地先贤广安张才叔、中江吴师孟、简州张孝祥所作。经义在宋代兴盛，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这一篇，吕东莱把它选入《文鉴》，和古文一同流传。朱文公每次醉后都口诵此文，甚至把它同诸葛武侯的《出师》二表相提并论。我成祖文皇帝命儒臣编纂《尚书大全》，也把其中的义理收入注文。经义的盛况，没有超过这一篇的。编选者特意把它排在卷首，真是有见识啊！其余十五篇也都同样可称道，大概都是从胸中自然流出的精妙见解，不是从耳闻口传中抄袭来的套话，像今天的八股套式一样。临安大邦伯、左绵东崖胡公嘱托我作序，并重新刊刻此书；这难道不只是表彰蜀地先贤，也是以盛大的心意惠及我云南后学吗？我恭敬地作序，来答复胡公。嘉靖丁未年十二月立春日，钝庵王廷表作序。钦定《四库全书》。《经义模范》。《自靖人自献于先王》　张才叔。

译君子选择离去还是留下、选择死亡还是生存，他的志向在于天下国家，而不在于自身。因此，死去的人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活着的人也不是为了逃避灾祸；引退求去的人，也不是想求取私利而忘掉君主。仁义存在哪里，正义体现在哪里，鬼神自然知道。过去商代的三位仁人，有的离去，有的死去，有的成为奴隶，但他们都无愧于宗庙社稷，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的谋划出于这个道理吗？他们彼此告诫说：“各人自行安定自己的志向，各人以自己的方式献身于先王。”大概当时纣王将要使国家灭亡却还没有觉悟。他的臣子如飞廉、恶来，都引导纣王去做不善之事，不和他谋求保存国家。至于伯夷、太公，是天下公认最贤德的人，于是洁身自守、退避而去，不肯和纣王一起灭亡。商代的大臣，而且同商王有亲属关系的，只有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三人。三人想退身旁观国家败亡，却于心不忍；想入朝同商王谋求保存国家，却又无法同他谈论。虽然他们有忠诚诚信的心意，又有谁能使纣王明白呢？但他们想到先王创业并留下传统，是为了遗留给子孙；又设置俸禄、职位和官职，使天下贤能俊杰得以任职，让他们共同辅佐扶持君主，直到不致危亡为止。如今子孙不遵循先王之道，灭亡的形势已经显现，而忠臣义士仍然不忘先王为天下后世所作的谋划；他们认为，如果志向不能上达，正道随着时势废弛混乱，便无法挽救；国家倾覆了，就无法支撑。而臣子报答先王的方法，只在于各人按照自己的能力献身罢了。虽然如此，臣子的志向各不相同，他们想离去、留下、死亡或生存，各自都应合乎自己的义理，不获罪于先王；这种选择不是别人能够替他们谋划的，关键就在于各自安定自己的志向吧？商朝祭祀衰败、国家将要倾覆时，微子因此忧心，把自己辱没为臣仆，却不肯同商王一起灭亡；箕子、比干所认为可耻的正是如此。微子抱着祭器投奔周，以此安定后世，于是奉守先祖的孝道得以完成。比干进谏而纣王不听，所以接着以死相继，于是侍奉君主的节义尽到了。箕子以父辈和太师的身份被囚禁，却仍然恋恋不舍、不肯离去，于是爱护君主的仁心达到了极致。死去的人似乎愚笨，被囚的人似乎污辱自己，立即离去的人似乎背叛君主，但这都不是不忠。他们三人却安然实行各自的选择，不因自己做不到别人的选择而惭愧，也不因自己能做到的事而使别人惭愧，彼此劝勉，只求合乎义理，而不要求三人一定相同。所谓先王对后世臣子的期望，只是忠和孝。因此，微子离去，是以孝道献身；比干因进谏而死；箕子因守正而被囚，都是以忠心献身。这三人并非苟且行事；他们身处国家将亡的境地，仍然深切关心天下国家而不计自身，所以各自的谋划都出于自己愿意做的事，只求先王能够了解罢了。古人所说的明确而不欺骗自己的志向，难道不就是指这些人吗？不过，《尚书》记载微子与箕子彼此告诫的话，却没有把比干包括在内。这是为什么呢？臣子的义节，没有什么比以死守节更容易说明，也没有什么比离开国家更难说明；至于忍受屈辱、隐晦行事，也很难辨别。比干以死明志，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所以不必再告诉别人；箕子、微子却不得不各自安定志向、以自己的方式献身于先王，这是因为更加重视并充分肯定离去和留下的义理。否则，怎么能把三人并称为“三仁”呢？《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张才叔。

译借助某人来写作的文章，一定会用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圣贤的著作，是用来通达圣贤内心的。伊尹到夏，是伊尹本来的心愿；而后来又返回亳，并不是伊尹自己能够决定的。伊尹当时的心情，谁能了解呢？幸而还有贤者可以倾诉。鸠方的贤德，难道是和伊尹同类的人吗？伊尹进入夏国时，恰好遇到了他们，于是写信赠给二人，把篇名定为《鸠方》。或许《鸠方》一文能够阐明伊尹当时的心情吧？“于是遇到了你们鸠、方；于是为你们鸠、方作书。”我曾说：圣贤的内心，只有圣贤才能了解。正因为了解内心的人各按同类相合，所以彼此谈论心事，也各因同类而显现。因此，稷、契的志向，不会拿去告诉朱、鲧；夷、齐的胸怀，不会拿去告诉蹻、跖，因为他们的内心彼此不能相合。然而孟明遇到叔向，便一边洗涤器皿一边交谈；伍举遇到声子，便铺开荆条席地而坐交谈，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彼此契合。既然如此，圣贤怀有不得已的志向，忽然遇到了解自己内心的人，怎么能不把心事倾吐出来呢？假如气类不相同、意向不相合，那么在路上遇到阳货，尚且会用谦逊的话推辞避开；在石丘遇到宋牼，尚且会直言斥责他。又怎么会写信互相倾诉呢？况且伊尹在北门遇到鸠方，究竟看到了什么，才写下《鸠方》一文？又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意呢？大概让正道行于天下，是伊尹本来的心愿。伊尹只侍奉天子，不侍奉诸侯。当他从容隐居在莘野时，本来就期待桀来聘请他。可是商汤送来的礼物到了，他在三次拜访之后毅然改变心意，并不是有意于商汤，而是有意于桀。汤把伊尹推荐给桀，是合乎礼的；伊尹借助汤而进身于桀，也本来就是他的志愿。伊尹离开亳前往夏国，这样汤对桀没有亏负，对伊尹也没有亏负；伊尹自己心中无愧，对君主也无愧。这一行动本来真足以使这个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真足以使一个狂暴之人转变为圣人，使夏朝的祭祀在将要断绝之际得以保存。只是无奈国家存亡有定数，桀的内心终究无法改变；天运有兴有衰，夏政最终还是败坏不堪。桀既然没有改变的心意，伊尹也无法进言。回去吗？回去吗？继续前行吗？您还是返回吧？跋涉千里去见君王，是伊尹所希望的；因为不被接纳而离去，难道是他所希望的吗？从前他怀着热切心情而来，如今却惆怅地返回。那么伊尹进入北门时，内心应当是什么样呢？行走在道路上迟迟不前，内心充满违逆和忧伤。哪里能得到一位君子来抒发我的悲痛？没想到正好遇到了鸠方。就在这时，伊尹写下《鸠方》，叙述自己从夏返回亳的心意。伊尹哪里能够自行止住心情呢？想来他对王室拳拳不忘的忠心，必然在议论之外流露出悲恻；忧虑深远的思考，也隐约表现在言辞之外。他的意思大概一定是说：“夏朝将要沦亡，我不能成为它的臣仆。”否则，也一定会说：“我殷切地教诲他，他却轻视地听从。”再否则，也一定会说：“退隐是吉利的，我离开了这个国家。”这样的心情，别人未必知道，但鸠、方二人一定知道；众人未必察觉，但鸠、方二人一定能够察觉。他说要返回、要归去，本来是要把过去侍奉桀的办法用来侍奉汤，把过去答应桀的事情转而答应汤。既然不能替夏国谋划，就应当替天下谋划。这封书已经看不到了，但其中的心意还可以想见。可惜只有义理流传而文辞亡佚，鸠、方二人的贤德也无法考知。或许伊尹前往夏国时，鸠方也有同样的心意。如今从夏返回，知道夏不足以有所作为，伊尹的心情怎么能不向鸠方倾诉呢？因此我知道鸠方也是和伊尹同一类的人。唉，世道兴盛时，贤者以自身承载正道，彼此写文章来彰显治道的美善，如伊陟向巫咸进言、周公告诫君奭，都是在谈笑从容中阐明正道。世道衰败时，贤者以正道承载自身，彼此写文章来叙述不得已的心情，如微子告诉父师、伊尹告诉鸠方，都是含着眼泪来阐明正道。因此说：“《咸乂》《君奭》这样的文章，是用来处置贤者通常情形的；《鸠方》《微子》这样的文章，是用来处置贤者特殊变化的。”读到这些文章，真可以为之三叹。《惠迪吉》　张才叔。遵循天下最为正确的道理，所以能够得到天下最为顺遂的结果。有这样的道理，就有这样的顺遂，并不是在道理之外另有一个所谓“顺”。我们自身所做的事，只要有一件违背道理，乖戾就会出现并乘隙而入。只有内心不随意妄想，一定依循正道，出入起居、一举一动片刻不离正道所在，也就是吉祥所在。冲和之气贯通全身，一切顺遂的根本都不超出这里，还要舍弃这个去别处寻求吗？这就是古人观察脚步、考察吉祥的学问。所以禹的训诫说：“遵循正道就吉祥。”圣贤行善，都是为了尽到自己本分内应当做的事；至于事情中不可强求的部分，圣贤从来不去计较。谁能出门不经过门户？又有谁能不由这条正道而行？正道并没有离开我，是我自己离开了它；这样便无法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懵懂无知的普通人区别开来。因此，只有专心遵循正道，圣贤的行为才会显著，学习才会明察。至于吉凶祸福同遭遇相关，也只能听凭命分罢了，哪里能够预先期待呢？唉，吉凶祸福之中有人的本性，君子不把一切都说成命运。根本的命运可以由自己创造，许多福气可以由自己求取，也只是因为道理无不顺遂，并非从外面招来。有这样的道理便同时有这样的结果，没有感应而不响应的；不是学问深厚的人不能明白。人如果只是在白天受到外物束缚而丧失本性，那么夜间清明的气息就不能保存；外物一来便被它同化，成为物以后又不能反省自己的本心，所趋向的、所行动的，全都是私欲，都是血气的作用。丧失了虚明广大之体，泯灭了天地人三才并立的灵性，还有什么比这更凶？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祸？只有返回到赤子最初的本性，在良知良能的状态中加以验证，依循本性而行而不夹杂虚伪；从修养自身推及家庭，是这样；从家庭推及国家，是这样；从国家推及天下，也是这样。最正确的道理所在，没有一刻违背，那么最大的吉祥之福也没有一刻间断；面容和背部都显得和悦，俯仰之间没有惭愧；同天地一道流行，与鬼神的德性相合。遵循正道就吉祥，而吉祥并不在正道之外。啊！这就是禹告诫舜、深刻说明吉凶根由的道理。从前《诗经》说后妃能推及下民，把这叫作福履；那么福履就不超出推及下民这一点。箕子说君主建立大中之极，把这叫作聚集福气；那么聚福也不离开建立大中的原则。假如吉祥在正道之外，就可以向外祈求；假如凶祸在违道之外，就可以设法躲避。圣贤整天勤勉不懈，所做的只是修养自己的学问。明白大禹的说法，那么六十四卦的吉凶也可以默默领会了。巢伯来朝见，芮伯作《旅巢命》。张才叔。

译远方的人依礼来奉事君上，虽然可以由此看出天下共奉一王的名分；大臣用文书晓谕下属，也可以由此感受到一个时代兴盛的气象。像巢这样的小国，能够亲自来通达上国，这难道只是寻常不同的事情吗？还是因为特意使王臣屈尊，所以才劳烦他写一篇文书吗？这其中一定关系到兴亡的大事。巢虽然是南方小国，但巢伯曾经亲眼见识过夏、商的兴亡，如今转而臣服于周，来朝见周王。巢国来朝的礼节本来是通常的礼仪，但它所体现的存亡变化却不是通常的礼仪。芮伯因所见而有所感，又因感慨而作书。《旅巢命》难道只是陈述武王的盛德吗？其中一定还会涉及兴衰的由来。否则，天下同心拥戴周王，并不比巢国少，芮伯难道只为一个巢国写一篇书吗？《旅獒》一篇说：“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古代见到新君就要朝见，即使小国也必须参加，这是通常的礼制。记载大事就用诰命，小事就从略，这是大智。周朝刚刚兴起时，普天之下都服从周的命令。巢虽是小国，奉行职守而来朝见，归根结底也只是通常的礼节罢了。芮伯是周王的卿士，却屈尊降低卿士的身份，慰劳小国的来朝；不但慰劳，还下诏策命，这岂不是与事情的轻重不相称吗？假如是想向天下显示尊奉周王的心意，那么即使南巢那样的大国也比不上；假如是想向天下显示远方归服的成效，那么即使南巢那样遥远的地方也没有更强。还是因为嘉许它偏僻鄙陋、地位微小，却能在一旦之间亲近宗周这个壮丽的国家吗？像庸、濮这样的国家，都偏处江汉以南，曾经参加牧野之会，却从来没有发布诰命来荣耀它们的归来。既然如此，芮伯不对其他国家发布诰命，却唯独对巢国发布，巢国一定有足以当得芮伯诰命的缘故。古代记载大事就用诰命，小事便从略；巢国如果同兴衰大事无关，芮伯决不会作此诰命；既然芮伯作了诰命，巢国就一定同兴衰大事有关。况且巢国处在春秋时期吴、楚之间，本来是偏僻的小国。然而夏朝灭亡、商朝兴起时，南巢的君主正是亲自参与并知晓这些变化的人。如今巢伯还是原来的巢伯，而商朝的强盛又转变为周朝的强盛。巢国亲自听闻三代的兴亡，又成为周王属下的侯国；当它来朝见时，武王难道独自没有感慨吗？芮伯难道没有借此扩充武王的心意，写书来记载这件事吗？想来《旅巢命》不只是怜悯巢伯跋涉而来的劳苦，必定还会哀悼国家存亡的缘故；不只是奖赏它接受新命，必定还会阐明天命在于德行。玩味其中的旨意，推究其中的文辞，一定会说：夏朝无道，所以商朝革除它；这是巢君亲耳听闻并亲自知道的。商朝无道，所以周朝又革除了它；这是巢君亲眼见到并亲自知道的。祸福由人造成，吉凶取决于德行。从今以后，周朝的君主世世代代修养德行，同巢君共同保有这个国家的基业；巢国的君主也世世代代辅佐周朝，同我们共同保有富贵。唉，这篇诰命难道只是夸耀周朝的德行吗？商朝的事情，商朝自己不知道，后人却为它悲哀；后人悲哀却不引以为鉴，就会使再后来的后人又为后来的后人悲哀。《巢命》一书，也可以作为成周君主的鉴戒。孔子删定《尚书》和编定《春秋》，用的是同样的笔法；如果不是关系到重大事情，孔子就会删去它。唯独对《巢命》有所取舍保留，难道是因为他看到了兴亡的大事吗？可叹巢君在周朝兴盛时，越过国境前来朝见，不怕千里遥远；等到周朝衰落时，却日渐受到侵削，最终处在蛮荆之地。考察《春秋》，文公十二年，楚人包围巢国；巢大概已经不能同楚国竞争了。到襄公二十五年，楚王讨伐巢国，巢大概已经归属于楚国。为什么从前还能在上国面前自强，如今却反而自弃于荆蛮之中呢？巢国大概是不能自强。周朝也在这时衰弱不振，于是巢国君主不再同夏、商共同经历兴盛和衰亡，而是同周朝共同经历兴衰。孔子修订《春秋》、删定《尚书》，难道只是哀悼巢伯的感慨，同时也是重视周天子的感慨。既然如此，那么褒扬巢伯的人，就是孔子了。《异亩同颖献诸天子》　张才叔。

译一定要借助外物来呈现，这是上天显示最和谐祥瑞的方式；一定要把它献达君主，这是臣下推明至和根本的方式。大概只有有至和之治的朝代，才会孕育出至和之物，这不是臣下敢于强求的；怎么能说把它私自据为己有呢？同一禾茎上长出两穗，特意生在唐地，却并不是为了唐国。由于成王、周公的美德，上天把祥瑞寄托在唐地，以显示吉祥。上天为君臣显示祥瑞，它的应验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唐叔占有祥瑞而不把它上报君主，岂不是徒然浪费上天的赐予吗？献上嘉禾，是为了彰显君臣有道，并发扬上天的恩赐。这种献礼，难道同献媚讨好的献礼一样吗？把异亩同颖献给天子，是为了见于《微子之命》。乡野人得到芹菜，尚且想到要献给至尊；凡是拥有某物就一定输送所拥有的，这是常理，却从没听说要献嘉禾。难道是因为嘉禾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吗？若是珍宝，就不会不能像淮夷那样献上珍贵物产。嘉禾并不是珍宝。难道是因为它是当地风土所产吗？若是地方物产，就不会不能像四夷那样把各地物产全部献上。嘉禾也不是普通物产。唐叔献嘉禾，心意显然另有所在。大凡有道而文明的祥瑞出现，必定有圣人在那个位置上；君臣相逢、贤明相合的时候，造化的功效也不能私自隐藏它的奥秘。同穗的嘉禾生长在唐地，它究竟从哪里产生呢？有臣而无君，不足以配得上同穗的祥瑞；有君而无臣，也不足以配得上同穗的祥瑞。如今成王年幼而贤明，周公是重臣而且圣明。圣贤同在一堂，君臣和谐之气散开而成为天地的和气，天地的和气酝酿而成为嘉禾的和气。那么禾就是“和”。唐地的禾不是唐地自己的禾，而是周朝的禾。唐叔看见它的应验，想到其中的感通，应当怎样做呢？如果不是有王者，为什么不把它献上？想来他带着一名随从，前往王宫朝见周王，好像说：“天子的臣子，谨慎地守护天子所分封的土地。如今封地的人来报告，嘉禾秀出，穗粒并生，生长在某邑；我这个小子不敢自作解释。这实在是我君主的德行，实在是我宰相的德行，没有不共同一心而承受这一祥瑞的。谨使下臣把它送到执事那里。”借此来彰明我君臣的盛大德行。美好啊，盛美啊！嘉禾没有献上时，至和的祥瑞属于唐地而不属于周；嘉禾献上之后，至和的祥瑞就不属于唐地而属于周。私下想来，唐叔从唐地而来，农夫们一起在田野歌唱说：“有幸生在圣人的时代，能够看见这样的祥瑞。”唐叔到了周地朝见，官吏们一起在朝廷庆贺说：“我们的君主和宰相同德同心，也一定不会忘记这个祥瑞。” 即使不必吟咏《既醉》《鳬鹥》那样的雅诗，也知道这是太平时代的君子；即使不必歌唱“丰年噫嘻”那样的颂歌，也知道这是盛大德行的表现。唉！贤臣与明君有歌咏，可以想见君臣的美善；金石上有铭文，可以叙述功德的崇高。只是令人奇怪，成周君臣的盛德，人们自己没有加以彰明，反而是幽深的太空独自把它彰明了。成王正怀疑周公时，上天便使禾倒伏来彰明此事；成王正信任周公时，上天便使禾重新挺立来彰明此事。上天并不是夸耀它赐给君臣有道的祥瑞，彰明君臣有道，正是希望君臣想到这份恩赐，从而保全百姓。唐叔探察上天的心意，不把祥瑞私自据为己有，而是献给周王；这件事载入史册，成为“唯有德者才能感动上天”的证据，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既然如此，唐叔揭示嘉禾的奥秘，难道不也是对上天有功吗？唉，后世献祥瑞，往往近于阿谀；献嘉禾，却不是阿谀。后世献符命，往往失于荒诞；献嘉禾，却不是荒诞。君子说：“成周有道的君臣，唐叔是有道的诸侯，嘉禾是有道的美好祥瑞。”想要观看有道之世的盛况，除了周朝还能到哪里去看呢？《念哉圣谟洋洋》　张才叔。内心如果真切地思念某事，那么教训常常会显现在眼前。大体说来，训诫本身没有存亡，关键在于人心是否思念。思念它，那么这些训诫就常常亲自呈现在眼前；不思念它，那么这些训诫就都只是陈旧的话。太甲继承成汤之后，成汤的谋略和训诫并没有消失。太甲只是不去思念罢了；如果确实有所思念，那么没有一天不接触到成汤的谋略，它在思念中难道不是光明显著吗？如果仍然没有这种思念，那么训诫即使在耳边，也等于没有听见。因此伊尹明白地称述烈祖成汤的成德，训诫太甲说：“要思念啊！”“圣人的谋略光明显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况且圣人有训诫，训诫什么时候不在呢？然而有仲康时便能知道，昏昧迷乱时便听不见；能够知道与否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思念与不思念之间。皇祖有训诫，祖训什么时候不在呢？然而有五子时便能知道，沉溺游猎时便听不见；能够知道与否也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思念与不思念之间。一个时代的兴盛，必定有一个时代的谋略训诫，都具载于典籍，传给故老；起初哪里有存亡的不同呢？大体说来，这些训诫的保存，并不是训诫自身保存，而是有人心在其中，于是训诫便永远存在；这些训诫的灭亡，也不是训诫自身灭亡，而是没有人心承受，于是训诫便永远灭亡。何况成汤开创商朝事业，把言语训诫留给后人，本来就如日月星辰般灿烂，如金石声般铿锵。从成汤听从劝谏、检点自身这一方面看，其中有创业的谋略训诫；从他所说的三风十愆这一方面看，其中有垂统的谋略训诫。太甲继承了美好的事业，其道统遗留下来的声音可以想见。而他之所以没有忘记这些声音，又在于太甲是否思念。太甲不知道思念，那么训诫只是训诫，太甲只是太甲，就像草木荣华被风吹落，鸟兽美妙的声音从耳边掠过一样。如果他思念，那么成汤的训诫便随着思念显现；没有一刻不思念，成汤的训诫就没有一刻不在我们的耳目中光明显著，哪里一定要诵读遗编、面对简牍呢？在屋漏、暗室之中，只要兴起一个念头，即使眼睛看不见形体、耳朵听不见声音，忽然间好像想要看见，洞然间好像想要听见；光明盛大，仿佛就在上方，仿佛就在左右。啊！假如太甲果真思念听从劝谏、检点自身的谋略，就一定会领受阿衡伊尹的告诫，勤勉修养诚信之德，一定不会辜负成汤创业的事业。假如太甲果真思念三风十愆的谋略，就一定会堵塞放纵欲望的源头，谨慎守持礼法制度，一定不会辜负成汤留下的传统。听到这些训诫的人，尚且不去思念它们，而谋求善终仍然勤于告诫；我因此确知，从前几乎要败坏典章法度，并不是成汤的训诫有所增损，而是太甲没有思念、没有听见；如今能够无愧于祖先，也不是成汤的训诫有所增加，而是太甲能够思考常道。水中的天空，就是水面上的天空；镜中的面容，就是镜外的面容；简册中的训诫，就是思念中的训诫。难道会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吗？唉，六经都是圣人的言语。如今的人只要潜心于一个念头，圣人的言语就会鲜明地呈现在眼前，难道还敢辜负一条圣人的言语吗？可惜人心的思念不在这里，我因伊尹的话而受到警醒。《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　张才叔。

译安静而思虑，是诚意的极致；有所感而相通，是诚意的显现。贤人果真可以靠梦得到吗？贤人不可以靠梦得到；但有时可以通过梦相通，这并不是梦本身所能做到的。高宗三年恭敬沉默，集中一心进行思考，于是内心真诚了。真诚就会显现，显现就会明确。良弼傅说果然在梦中相通。这场梦并不是贤人真的从天上降下，而是高宗一心所达到的“天”，以天相遇，所以显现为傅说。‘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记载在《说命》上篇。梦果真不能得到贤人吗？休祥之梦是梦，周文王梦见太公九龄也是梦，却未必不可信。梦果真能够得到贤人吗？庄周梦蝶是梦，田猎之梦也是梦，却未必可信。唉，说梦必定不可信，是妄断；说梦必定可信，也同样是妄断。大体说来，精神达到极致，就会在事情发生前先有所启示；精气交感，没有遥远之处不能到达。人心是五神聚集的府舍。只因思虑混杂，精神就昏昧；只因用心专一，精神就凝聚。高宗的梦从哪里来？假如高宗借助一段沉默便能够得到贤人，那么因为想象而入梦，高宗的想象就是妄想了。假如高宗借助一个真实的梦便能得到贤人，那么 就是借天来神化此事，高宗的内心也近于怪诞了。何况自古任用宰相，有从众人中选拔推荐的；却没听说通过梦来沟通。也有从田野耕作之人中聘用的，却没听说主动求取梦中人。也没有听说某人可以做宰相，便立即取来任用；这不是太轻易了吗？我曾试图探求高宗当时的见解：三年不说话，他的心放在哪里？恭敬而沉默，他所沉默面对的是什么境界？是整齐心志、收敛形体、集中精神的境界。沉默而思考，他所思考的是什么时候？是涵泳道的真实、玩味探索精微的时刻。追想这种时刻和境界，空寂无形，万象森然；在无声之中，仿佛同上天彼此授受；在无形的表象之外，端然仿佛同上天交替酬答。于是睡着了，于是入梦，梦中是什么情形呢？上帝对高宗说：“我将保佑商朝，厚重地降生贤能的辅佐；他收敛光芒处在下位，怀抱大道等待时机。只有你能够成为贤君，只有他能够成为贤相，共同再造商朝。”就在这个时候。啊，真是盛大啊！高宗身居黄屋之尊，傅说却只是胥靡之徒；并没有左辅右弼在旁的外在形迹，但梦中却彼此相通。我因此知道，这种内心的妙用，古今不过一瞬之间；幽明不过一呼一吸之间；远近不过一反掌之间。不过，高宗固然因为梦而知道傅说。傅说也确实相信高宗的一个梦，而且自己果真同傅岩中的傅说完全相像，这又是为什么呢？唉，上天生下高宗，使他成为中兴之君；又生下傅说，使他成为中兴之辅。圣贤同时出现，即使高宗没有做梦，上天把中兴的符兆赐给我，高宗自己也会知道；即使傅说没有进入梦境，上天命我成为中兴的辅佐，傅说自己也会知道。相互知晓并相互遇合，高宗得到傅说，本来早在做梦以前；傅说得到高宗，也本来不在显现为“完全相像”的那一天。我从这里更加看见，高宗、傅说和上天，本来就是同一个契机。《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姚孝寜。

译我们的正道不至于最终泯灭，它的形势仿佛有所等待，须待人来扶持；我们的正道必定不会泯灭，它的命数又同上天有关。伟大的正道，实际上由上天推行。君子之所以把一切归于正道，大概也是把一切归于上天。过去正道被剥蚀，几乎泯灭；后来返还而复兴，难道不是有所等待吗？看正道已经复兴，说不是由于人的作用是不行的；确实是人的作用。君子不反过来成为艰难阻滞的事物，那么就有上天在其中，可以期待它到来。七日循环，必定会返回复兴。推究正道复兴的原因，说不是上天作用也不行。大概世间所保存的，就是理所保存的；人所希望的，就是天所希望的。君子的正道到这里便同上天并立。小人只想压倒正道，多半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我们的正道之所以是大道，不仅可以从它系属于人的方面知道，也可以从它系属于上天的方面信任；不只可以从显现的事物中寻找凭据，也可以从幽冥之中得到不受欺骗的保证。如果只看人的力量，君子有时未必能胜过小人；若看上天，小人怎么能胜过君子？如果只看显现的情势，君子和小人的差别常常不能穷尽；若看幽冥深处，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从来没有不确定的。唉，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正道更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正道更难守持。大概名声保存在哪里，诽谤就归向哪里；节操越高，忌妒就越会趋向那里。极其公正的道路本来可以实行，但世上那些忙忙碌碌追逐私利的人却不是这样。极其正直的行为本来可以无愧，但世上软弱地趋向邪曲的人却很多。公正的谋划直接，私利的谋划阻滞；正道的实行简明，邪道的实行却极其偏曲。君子值得欣慰的地方也很多，小人值得畏惧的地方也很多。不过，我们有上天在这里；上天可以欺骗吗？我们的正道却不能欺骗。上天尚且不能欺骗，我们的正道难道可以估量吗？有时会屈抑，有时会伸展；有时似乎无法预期，本来却存在最终必然实现的伟大结果。只需说尽自己的力量，等待上天的安排罢了。否则，既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上天，小人反而可以庆幸上天不助正道。至于君子，却有一种所谓自我尽力的精神：洪流之中，砥柱依然屹立；风雨萧萧，鸡鸣之声仍不停止。我们的正道不是石头，不能转动；不是席子，不能卷起。它处在危急中，我们扶持它；它将要倾覆时，我们支撑它；无人能够用它来作为主宰时，我们就主持、张扬它。使断绝的得以接续，使坠落的得以挽回，使微弱的得以彰显，不让它衰靡熄灭，不让它倾覆毁坏。作《易》的人说：正道反复复归，是上天的作用。如果其中有人参与，君子就不能只说是天。可是，如果不说是天，那么君子难道只是同小人争斗、仅仅胜过小人吗？况且把衰败改变为今天即将兴盛，把废弃恢复为今天的复兴，人的力量达不到这个地步，其中必定有主宰。再想过去由姤卦而遯卦，由遯卦而否卦，又将到剥卦而坤卦；难道真的是困顿使我们的正道到了这种地步吗？如今既已复兴，按它的数正好是七，循环已经完成。上天为什么又同我们这样相约呢？停止在六，必定在一重新开始；不在六达到极点，反而将在一重新源源而来，可以安静地推算，可以确实相信。作《易》的人说：“七日来复。”在人力之中也有天意，君子不能只说是人；况且所谓君子，是求做到无愧，而不是求做到不可胜；求做到可信，而不是求做到能够战胜别人。因此，虽然未能从形势中得到，却在义理上有所获得；何况未必不能从形势中得到呢？虽然未能从人那里得到，却在上天那里有所获得；何况未必不能从人那里得到呢？所以君子本来无意于战胜小人，但上天却常常有意扶助君子。即使想让正道不复兴，难道能够做到吗？我如今在心中反复体会《复》卦，知道它是在安定君子之道、安定君子之心，并且恳切地把上天的道理告诫君子。关于“七日”的意义，《易经》本来多次说过，却从来没有像这里说得这样明白而切近。这里既有上天运行的言辞，又有体察天地之心的说法。上天的运行一天也不会停止，我们的正道难道能不经过七日而复兴吗？天地之心一天也不会泯灭，我们的正道难道会在七日以后衰靡下去吗？不知道天，就无法成为君子。大体说来，只凭气的保存不足以说明天；天正在不显现而仍然存在的时日中隐约显明。只在兴盛的表象中也不足以说明天；天正是在尚未兴盛而开始兴盛的时候最值得信任。过去的剥蚀、今天的复兴，清清楚楚地显示出这是天意。我听说了这个时机，也听说了其中的人。商朝末年，可以说是剥落衰败，但还有箕子在；难道天要剥落箕子吗？我知道，上天不使箕子因进谏而死，却假装疯狂、甘愿为奴；《洪范》的大法已经七日来复了。周朝衰微之前，也可以说是剥落衰败，但有孔子出现；难道天就要使孔子被剥落吗？我知道，上天不使孔子在匡地受困、在宋国遭司马桓魋加害；六经的大道已经七日来复了。幽冥深处有光明存在，那些小人能把天怎么样呢？有些人或许还会忧虑。君子知道有命数，小人却说只是气数；君子说“七日到了”，小人却说“还要八个月”。然而，这一方说今天，天天庆幸复兴来得快；那一方说月份，月月庆幸衰败来得慢。《易》是替君子谋划的，不是替小人谋划的。君子与小人的消长虽然没有常态，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千年也如同一日。孟子本来曾经教导我们说：“君子依照法则行事，只等待命运的安排罢了。” 《章子有一于是乎》　吴师孟。

译君子只称举他的名，是因为已经表明了人们对他的称谓；君子只列举他的罪数，是因为确实知道他内心没有那些罪过。孝是德行的首要，子是美称。一个人没有天地所不能容的罪过，才可以当得起天下共同称誉的名号；否则，只要有一项行为有愧，百般美誉也不能赎清，尚且不能把自己列在人类之中，何况可以称他为“子”呢？那匡章在齐国，举国都称颂他，只有孟子称他为“子”；不是彰显他的名声，而是把他的名声彰显出来。章子得到这样的美名，还有什么荣耀能比得上呢？然而章子能够得到这个美名，是因为他确实具备没有一处不美的品德。那些不孝的人，五项罪状中一项也没有的很少；即使只有一项，只要在这里也没有，而没有这一项，便可以称匡章为“子”了。章啊，章啊，这难道是你私下从孟子那里得到的吗？章子有一项符合这些条件吗？况且《春秋》记载人名，是最严厉的法则：齐豹是盗贼，便直书其名；三次叛乱而入国，便直书其名；除此之外，从来没有斥责一个人的名而去掉他的爵号。如今匡章没有一项不孝的事实，却背负着大不孝的罪名，为流俗所弃，众多毁谤集中于一身，众人竞相直呼其名为章；孟子却能怎么办呢？然而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不忍用非法的罪名妄加于人，于是奋然超越流俗，采用《春秋》记载爵位的先例加以称呼，不避讳他的名字，这是遵循义；特意称他为“子”，是表示褒扬。自从孟子称章子为“子”，把他列入君子之列可以，把他置于诸子之间可以，把他提升到七十二弟子之列也可以。如今的章子，已经不是从前的章子了。假使章子果真灭绝人伦而把纲常当作人的本分，形貌像人而行为像枭獍，你凭什么称他为“子”？假使他果真悖逆名教，内心像野兽而外表穿着衣冠，又怎么能称他为“子”？如果这样称他为“子”，就是过分的美誉，就是包庇恶行，就是诬妄和荒诞。难道说包庇恶行、诬妄荒诞也可以配得上孟子吗？孟子尚且会因称他为“子”的原则而惭愧，章子得到这种超过实情的赞誉，又怎么足以使当时的人相信、后世的人传述呢？所以懒惰游荡、放纵自己，不肯天未明便劳作，是不孝。唉，章子有这种行为吗？沉溺于博弈而放纵无度，沉醉于酒，也是不孝。唉，章子有这种行为吗？声色之娱，章子没有；乖戾暴虐的行为，章子也没有。五种不孝之事，他一件也没有，为什么求全责备的毁谤竟到了这种地步？若没有孟子，真正的是非就会埋没千古。乡人都厌恶他，竟使匡章始终不能被称为“子”；乡人都喜欢他，却使陈仲子反而得以被称为“子”。不该称为“子”的人却称了，该称为“子”的人却不称；把虚伪的廉洁当成真正的孝，把黑白颠倒，章子又能怎么办呢？不过，章子只是没有世俗所谓的不孝罢了，仍未达到圣贤所说的孝。假使章子像舜那样，那么焚烧粮仓、疏浚水井而处置变故，是可以理解的；假使章子像曾参那样，那么奉养父母的心志、奉养父母的身体，安处常道，也是可以理解的。何至于竟然斥退妻子、摒弃儿女呢？唉！这正是章子成为章子的原因，也是章子只能止步于章子的原因。那么，应当怎样鞭策章子，使他继续进步呢？回答说：达到曾子那样就可以了。《作归禾》《作嘉禾》　　张孝祥

译天地施布和气，以彰显君臣的德行；君臣能够和谐相处，以成就天地的美善。成王、周公所作的书，大概就是从这里有所领会吧。不同田里的禾苗，长出同样的穗头，这是天地借草木的灵异，来彰显君臣形体虽异而心志相同的象征。君臣怎敢不寻求办法来回应它呢？因此成王不敢把功劳归于自己，而归给周公，取归美于臣下的意义，于是《归禾》之书写成。周公也不敢据为己有，而把它陈列给天子，取嘉美之德归于君主的意义，于是《嘉禾》之书写成。唉！禾苗若不长出同样的穗头，就无法看见天地的心意；书篇若不命名，就无法看见君臣的义理。这是盛大的德行之事，若不是大贤，凭什么担当得起呢？所以《书》说：“作归禾，作嘉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曾说，古代圣贤一定要借某种事物来记录自己的喜悦。叔孙克敌，就用这件事给儿子命名；季孙战胜齐国，就用这件事给钟命名。感情从内心发出，心志记录在外物上，他们的欢欣喜悦，实在可以想见。成周的盛世，淮夷已经降服，顽民已经安定，众贤在朝廷和谐相处，万物在田野间和顺生长，至和之气充满天地，同穗的禾苗在唐地抽穗茂盛。上天的报应，大概也确实不虚。即使成王径自接受它，也不能说是过错，却把它归给周公。周公既然承受了这个使命，即使径自接受它，也不能说是过错，却把它陈列给天子。成王把它归给周公，周公却推辞；周公把它陈列给天子，天子也推辞。这种欢欣喜悦之气，所以集中表现在《归禾》《嘉禾》两篇之中。况且成王在位时，召公居左，毕公居右，荣公等人分布在各个方国。同穗的禾苗归给近臣也可以，却一定要跋山涉水送给周公；送到内地也可以，却一定要辗转万里送给周公。成王的心意，大概认为这不只是我一人所能招致的，是周公的力量，怎么可以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呢？这就是《归禾》篇写作的原因，而把美归于臣下的意义，确实从书中有所取法。周公居住在东方，有名山可以陈列，有四郊可以陈列，又有海、渎、河、岳可以陈列。同穗的禾苗陈列在名山也可以，却一定要急速进献给天子；陈列在四郊也可以，却一定要入朝京师进献给天子；陈列在海、渎、河、岳也可以，却一定要称美天子的盛德并形容其功业，进献给天子。周公的心意，大概认为这不只是我一人所能招致的，是天子的功德，又怎么敢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呢？这就是《嘉禾》篇写作的原因，而把美德归于君主的意义，确实从书中有所取法。天地既因此而感应，君臣又因此而回应。那两篇书虽然已经亡佚，其中的事实仍然可以想见。《归禾》一书，想来一定会责备自己，必定说上天是在称颂我辅相的美德；《嘉禾》一书，想来一定会陈述劝戒，必定称述并责成我君主的善德。一件事而写成两篇书，是多么盛大的举动啊！不过，禾苗生长在唐地，说是唐叔的禾苗可以；唐叔不把它据为己有而归给大臣，大臣不接受而把它称美并归给天子，君臣都不把它看作自己的功劳，而归给浩渺的太空；太空幽冥，无法命名，于是把它举出来并在书中命名。书亡了，禾苗的名称也就亡了；书却不可以亡，因为这是上天的赐予，即使经过万世仍然存在。可惜有它的义理，却失去了它的文辞。或者再反复推究其中的意义，不只是成王深深爱护周公，上天爱护周公，也到了极点。周公遭逢变故，禾苗便全都倒伏；成王哭着写书，禾苗便全都挺立起来。苍苍上天，在顷刻之间反复显示报应，难道不奇异吗？上天并不是爱周公，而是爱成王；爱周公，是因为成王可以同他共同有为。唐地的禾苗还是从前的禾苗，成王相信流言而获罪，周公有了东归；周公怀抱人君之心而有东山之役。同田异穗，正是天地借禾苗彰显成王、周公的德行；一株禾苗而表达了三层心意，这禾苗没有一天忘记周公，成王难道敢忘记吗？不过，凤凰来朝而舞，百兽跟随起舞，舜曾经作歌命皋陶唱和，皋陶也曾续歌赞美舜。歌声停止，已经一千多年；嘉禾生长而两篇书写成，这就是凤凰再次出现，也是歌声重新听见。太和之气存在于唐虞和成周，我对于舜与皋陶的明良之歌、嘉禾与归禾之书，相信不疑了。我看见舅父，就像母亲还在世一样。

译眼睛所触及的，虽然只是像我的亲人；内心所感受到的，却仿佛真是我的亲人。亲人没有比母亲更亲的，而我的舅父，是与我的母亲相似的亲人，这也就不同了。然而人的感情，有时内心不像母亲，于是看见舅父而看不见母亲；内心无时无刻不像母亲，于是看见舅父便如同看见母亲。舅父只是恰好出现在眼前，母亲虽然已经不在人世，并不是眼睛保存着她，而是内心保存着她；内心保存着她，眼睛也就仿佛保存着她。这就是康公看见舅父如同看见母亲的感情。人不幸不能见到母亲，还幸而能够见到舅父。如果有康公这样的心，难道会没有康公这样的看见吗？《渭阳》的序说：“我看见舅父，就像母亲还在世一样。”我曾经想到母亲说过的话，向人询问，大家都说：“杯盂不能饮用。”大概是因为看到杯盂便想到我的亲人，拿来饮酒就悲伤；“琴瑟不能弹奏。”大概是因为看到琴瑟便想到先人，弹奏它就惨痛。然而在我看来，假使他的心中没有亲人，即使有百只杯盂，也不能使他悲伤；假使他的心中没有先人，即使有百张琴瑟，也不能使他惨痛。大体说来，事物本来没有感情，是人有了内心；何况杯盂、琴瑟，还是平日留下亲人手泽的物品。所以心中想着尧，看见羹墙便思念尧。心中想着禹，看见黄河、洛水便思念禹；心中想着召伯，看见甘棠便思念召伯；心中想着我的母亲，看见我的舅父便思念母亲。把母亲与舅父相比，他们的佩饰服装不同，面色不同，言语也不同。康公因为看见舅父，竟骤然如同看见母亲还在世，这是为什么呢？唉，也只是从自己的内心去求取罢了。他心里认为，舅父当年不能及时带母亲同行，本来就是自己最为痛恨的事；而我的母亲当时可以同行，又会怎样呢？舅父有七个儿子，却没有一个能安慰母亲的心，本来就是自己最为惭愧的事；而我想尽情奉养母亲，却没有母亲可以奉养，又会怎样呢？母亲说：“唉！季子如今和谁在一起？唉，我的母亲啊！抚养我的人如今和谁在一起？”这就是看见舅父时的感受。常人是因为看见舅父而看见舅父，康公却是因为舅父而看见母亲。这没有别的原因：常人用眼睛看见，康公用内心看见；常人把眼前所见当作看见，康公把心中所思当作看见；常人只看见形体，康公却从形体之外追寻。母亲的精神，平日只能在心中想象，一旦仿佛从眼睛中重新得到她，佩饰服装便不同了，言语也不同了，恍惚间竟不知道那是舅父的佩饰和言语。这时的情景，就像逃到空旷山谷中忽然听见脚步声，又像到了别的国家忽然见到相貌相似的人；就像把齐国的音乐当作韶乐，竟然连肉的滋味都不知道了。《渭阳》写送行路远，却不忍分别，大概是因为母亲不能离开而同居；车马赠送丰厚，却不认为多，大概是因为母亲不能用财物来报答。作序的人称它为“思母”，是理解康公的内心。可是康公仍有可悲之处：五十岁才思慕母亲，比不上舜；举足行走也不忘母亲，比不上曾子。因此，看见舅父如同看见母亲，不久令狐之役便发生了。这个时候，难道晋文公不如从前了吗？我曾经这样解释：考叔在羹中看见母亲，到了争车的时候便看不见母亲；康公在舅父身上看见母亲，到了争夺伯位的时候便看不见母亲。并不是眼睛开始明亮而后来昏暗，而是内心开始思念后来忘却。唉！康公、考叔，本来都可以成为曾子，也都可以成为舜；有可以成为舜、曾子的资质，最终却只是考叔、康公罢了。可悲啊！圣人烹煮食物以祭享上帝　　姚孝宁 圣人借物来寄托自己的诚意，却不能把诚意完全寄托在物上。诚意如果可以完全用物来表现，那就是浅薄的诚意了。诚如圣人，便与天为徒。时机到了，便是祭享。难道只在于外在的文饰吗？别人认为简朴，我却认为丰厚；外物常常不足，诚意却常常有余。还是说圣人祭享上帝已经很久了呢？今天的人祭享，只不过借外物寄托心意罢了。想凭借这种方式完全表现圣人，怎么可以呢？圣人烹煮食物以祭享上帝，外在文饰繁多，实际是礼的衰败；准备丰盛祭品的虚假，是内心败坏；专注于外在形式，内心却空虚。唉！上天可以尊敬，不可以亵渎；上天可以感动，不可以欺骗。所以有人以祭品多为贵，我却以少为贵；有人以祭品大为贵，我却以小为贵。东邻杀牛祭祀，不如西邻举行禴祭。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有诚意罢了。不过，若有圣人的诚意，祭品即使简朴而简陋也可以。圣人也曾说：“我有余裕。”所以本来就可以略去外在形式，大概是因为物品有一定限度，而我的诚意没有穷尽。物品可以用尽，诚意却更加无边；我若以物品丰盛为贵，我的诚意就会比物品更丰盛；我若追求增加祭品，我的诚意反而会超出物品所能增加的范围。用一头特牲祭祀郊天，是说要使民力普遍得到保存。进献黍稷等祭品，是说一年三季都没有灾害；进献明水，是说上下都有美德，百姓没有违背之心。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难道它不能鉴察观看这里吗？享用我的明德，就是享用我的至诚；享用至诚治理天下所发出的馨香。这样做却简朴，这种简朴才是真正的简朴；即使这样丰盛仍然不足，这种不足才是真正的不足。别人知道我在今日祭享，哪里知道祭享上帝的事情，并不是一天才开始呢？唉！“鼎”这个卦，是取法于鼎的形象，也是取法于鼎的气；有烹煮的意义，也有以木顺入火中的象征，所以可以用来烹煮，也可以用来祭享。鼎的意义多么伟大啊！然而如果没有明德来进献馨香，神灵难道不会把它吐出来吗？圣人的意思也是说，关键在德而不在鼎。九五居中而以之为实，其诚意是丰厚的。《观》卦中不进献，《豫》卦中作乐，《萃》卦中“王假有庙”，九五都以诚意充实它们。所以凭九五的诚意实行九五的祭享，怎么会有简陋不足呢？自从诚意不足，才开始讲究文饰罢了。春秋以来，我不愿看那种矫饰举动而举行的祭祀，自己还说什么呢？是不可信的。祝官、史官进献过度，却自称对鬼神丰厚得很，这种欺骗太过分了。我们究竟欺骗谁？欺骗上天吗？适宜作为宾客来见君王　　姚孝宁

译君子将要伸张自己的道，必定知道使自身受到尊重的方法。因为自身是道的根本；自身受到尊重，道才尊贵；自身被轻视，道就会丧失。道丧失而自身被轻视，这难道是大臣的利益吗？所以大臣所追求的利益，在于使君主尊敬自己罢了。一旦有了不敬，即使召请他也不能来，何况能够把他当作臣下呢？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有所作为。《利用宾于王》。出国时带着贽礼，哪里比得上享有天禄的荣耀？退朝后从公家回家进食，哪里比得上在家吃饭的羞耻？君子希望被君主任用，比君主希望任用臣下更为迫切。至于怀抱珍宝却使国家迷乱、把美玉藏在匣中，难道他们心中没有出仕的意愿吗？其中一定有极不可测的原因。手持明月之珠的人，不会到五达之衢去叫卖，而愿意求购的人自然会找上门来；掌握夏后氏之璜的人，不会到一片喧闹的市场去售卖，而愿意购买的人自然会前来求取。否则，也不过是宁可不卖罢了。至于小商贩和小商妇，早晨取得货物，晚上便用所得供给生活，他们的买卖大多不超出寻常范围，也是因为他们所凭借的东西微小。所凭借的外物越大，就越不肯轻易出售，何况把道义作为自身所据的人呢？古代君子，端守正义而不回转，并不是为了沽名；尊崇德行而不二心，并不是为了求取声誉。天下如果有以贫困为志的士人，即使守关击柝，也只是侍奉职事罢了；即使管理田地、担任卑微小吏，也只是侍奉职事罢了。若把这些当作大臣的职责，就不可以。大臣的身份，不能说只是办事而已。世上如果没有大有作为的君主，那么不侍奉王侯而以清高为事业，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世上如果有大有作为的君主，那么一定会有不经召请也不肯出仕的大臣。可是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呢？所以尊敬大臣的心意，与对待普通群臣的事情不同；蓄养臣妾的心态，不应施用于裁定天下大事的场合。古代大臣，处身进退自有原则。他们威严却不猛烈，容貌仪态就是这样；难以进用而容易退处，独立不屈就是这样。立于朝廷，便把君主看作尊贵的宾客；坐在诸侯屏风之内，便作为王室的宾客。这样，内心庄重而形体舒展，端正自己而万物自然端正，怎么会有得到君主任用专一而功业却卑微的呢？唉，这也可以用来为初入仕途的人占断。有人议论说：“触犯母亲的弊病，虽然残忍，有什么害处？在小巷中遇见君主，虽然有些变通，又有什么伤害？用诡诈的方法求取机会，一个人这样做却捕获十只禽兽，也未必非要说以宾客之礼被任用才是有利。”照这种说法，出仕却不能忍耐，就像婴儿失去了母亲。所谓触犯母亲的弊病、在小巷中遇见君主，正是国家多事、上下隔绝的时候；这不是大臣应做的事，难道可以说《观》卦六四就是这样做的吗？乌鸦和鹰遇到弓箭射击，仁鸟便争相飞去；鱼鳖都顺遂，龟龙才游出来。所以说：“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看到德行的光辉才降下来。”君子用来观国之光的时机，并不是一天就有的。哪有不选择时机和形势，独自蒙受羞耻来求取进身，却可以大有作为的呢？君臣交替为宾为主，舜对尧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向他学习，后来成为臣子的伊尹对汤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君王访问箕子，《洪范》于是写成，难道只是说以朋友相待吗？何况还可以说只是侍奉他吗？若以介于季氏、孟氏之间的礼遇相待，孔子不过出行而已；以拥有千乘的国家同士人交友，子思也不过有不高兴而已。不知道我是否果真可以得到接见；否则，孟子也不过拒绝而已。一个称仲父，两个称仲父，霸主的臣子尚且如此，何况王者的辅佐呢？用喂牛来求见秦穆公，百里奚尚且不肯这样做，何况孔子、子思、孟子呢？以匹夫身份同天子交友，形势似乎困难；以天子身份同匹夫交友，事情却容易。古代君子处在困难的一方，而以容易的方式等待君主，所以自尊是为了培养君主的尊严，自大是为了成就君主的伟大。唉！龙腾起而云气跟随，虎长啸而大风生成；如果没有《观》卦九五，哪里会有《观》卦六四呢？我心中的忧虑，日月飞快地流逝　　张孝祥 内心的过错，不容易改正；时机的流逝，却常常很容易错过。贤侯改过的迅速，实在太快了！将来可能产生的悔恨，既不能在一朝之间突然消除；迅速逝去的时光，又不能停留片刻。内心值得忧虑的是这样，时光又无法挽回到那样。内心深为所哀伤的事情而慌乱，外在又被岁月时序的迅速迁移所逼迫。他这一念悔悟，大概要不等到一天结束，便没有片刻空闲了！唉，这不就是秦穆公的悔悟吗？“我心中的忧虑，日月飞快地流逝。”凡人的感情，忧虑急迫时，遇到任何境况都成为感伤之地；心情悠缓时，日夜在眼前交替，也只像过客。善士忧虑学业，早晚思考，常常担心岁月不肯等待自己；志士忧虑功名，拍着大腿兴叹，常常遗憾时机不能再次到来。大体说来，内心有所勤勉，就一定珍惜每一寸光阴；向往大道却尚未见到，就会连太阳西斜也无暇顾及。所以仲尼发出逝水之叹，君子有与时间竞逐的急迫，并不是日月来到眼前，果真参与了我们的事业；而是伤感日月迅速流逝，悔恨自己的事业难以建立。穆公的悔恨，大概接近这种情况吧？凡人犯错后悔恨，悔恨后改正，慢慢谋划也还不晚。但贤侯却不能在一天之内安处。贤侯所见一定是：一个细节不谨慎，终身都会留下遗憾。过去的事情既然不能挽回，那么对于将来应当怎样自处？从前崤陵之败，就是前车倾覆，后车未必容易引以为戒。我内心惶恐不安，正为此忧虑。失掉了东方的日光，却可以收取西方桑榆之光，难道它的晚景不也太晚了吗？只是顾念将来，不能做到少犯过错，这才是我的忧虑。看着那日月，流逝正如流水，不能使它回转。悲叹我的生命短暂，而尚未完成的事业却没有穷尽。叹息日月将要沉没，而我的聪明才智已经不如从前了！唉，秦穆公的悔恨达到这种程度，他那一念的坚决，大概是怎样的呢？那日月运行迅速，无法挽留。我将要一举追求，进入圣贤的境界；既然已经悔悟，就不再做后来后悔的人了。《易》说：“阴气达到极盛，便成为剥；这是剥卦的极点。”而初九爻之所以可喜，在于“不远之复”：处在剥落之中而迅速恢复原初，便没有间隙可以容纳片刻停息，这就是“不远之复”。穆公忧虑过错难以改正，又害怕时光容易流失，难道也算“不远之复”吗？然而自从崤陵悔悟以后，经历三次失败也没有沮丧，直到焚舟，穆公报复晋国的心志，确实和日月一样迅速。这难道不是血气之勇，而不是前日《秦誓》所说的勇气吗？不过，它也胜过当今那些懒于忧虑自己的过错、悠然任岁月流逝的人。把马归放到华山的南面，把牛放到桃林的野外。　　张孝祥

译圣人使这个世界处在无事的时代，所以一定把这些东西弃置在不使用的地方。所谓无用的东西，并不是这些东西果真没有用，而是它们可以在有所作为的日子派上用场，却不应当在无事之时经常使用。因此武王在兴起周朝之初，讨伐商纣、拯救百姓，车马服乘之具不能不依靠牛马的力量；等到天下已经安定，武功已经完成，从前所驾乘的马便归放到华山的南面，从前所驾驭的牛便放到桃林的野外。山林之间本来就是牧养之地，也是马牛天性的乐处。武王在战胜商朝之后首先对此表示关注，是深深想到百姓得到安宁，万物也不可不顺遂其养息；关于百姓和万物的责任，圣人怎么能不总归到自己身上呢？《武成》说：“把马归放到华山的南面，把牛放到桃林的野外。”自从传中出现穿牛络马的说法，才知道人需要借助物；自从经中出现驾牛乘马的说法，才知道物对人有所功用。这样看来，牛马没有被使用，三军士卒就无法驱驰追逐，草料、干草、干粮也无法依靠它们运送到远方，攻战的功劳将会有所缺失而不能周全。假使使用之后仍不解开它们的羁绊，去掉穿络，却把它们放纵在平原旷野之间，岂不是用尽万物的力量，最终陷入穷兵黩武的祸患吗？圣人一定不会这样。我曾考察武王开始讨伐商朝时，有两辆戎车可以驱驰，有虎贲之士作为辅翼；用来借助牛马之力以制作驾乘器具，这些确实一项也不能缺少。等到看战胜商朝之后，整军而归，返旗而回；这时百姓已经安定，功业已经完成，车甲涂上油脂收藏在府库，干戈收束后包裹在虎皮中，前日所有攻战器具，全部放置在无用之地。何况马牛这种东西，怎能不归放到山林之外，并向天下表明不再用兵的意图呢？况且华山的南面、桃林的野外，是周家靠近丰地的地方，想来那里平原丰草，茂盛葱郁；旷野沃土，甘泉清凉。马牛到了这里，既能在牧养之地自得其适，也能安然保持群聚的天性；它们萧萧的鸣叫足以显示欢乐，湿润的耳朵足以显示强壮。若不是用至仁讨伐不仁，怎么能使百姓达到安定、万物顺遂本性的地步呢？不过，马牛归放之事在《武成》中记载得如此，却不知道当时天子的马所谓“十二闲”，究竟从哪里取得；祭祀所用的“角茧栗”，又究竟从哪里得到呢？大概所谓归放，并不是把天下所有牛马都归放，而只是当时用于征战的牛马罢了。假使武王把它们全部归放，那么国家所依赖、用来服役的牛马，又将从哪里取得呢？这也是《武成》言外的意思，我因此一并说到。使人根据形貌在天下广泛寻求　　张孝祥 贤人在天下，凭借的是德行而不是形貌。君主寻求贤人，是想象他的形貌而仰慕他的德行；正当精神在梦寐之间受到感发，仰慕他的道德仪容，希望见到他却不能得到，于是描绘他的形貌，在山岩洞穴之间搜寻。难道真是认为区区形貌可以得到贤人吗？大概只是表示我爱贤的诚意罢了，使人根据形貌在天下广泛寻求。我曾说，按照图画不能得到骏马，但得到骏马的人未必不曾按照图画寻找；因为按照图画寻找，其中保存着爱慕之意，骏马怎么会藏起来不出现呢？寻求相貌相似的人不能得到贤人，但得到贤人的人未必不曾寻求相貌相似；因为寻求相貌相似，其中寄托着仰慕之意，贤人怎么会隐藏不出呢？高宗根据形貌广泛寻求，难道真认为梦寐可以相信吗？即使梦寐确实可信，也不足以尊贵，只是可贵在他希望见到贤人的诚意。难道真是因为容貌相合吗？即使容貌确实相合，也不足以尊贵，只是可贵在他希望见到贤人的诚意。如果没有诚意，只凭形貌来判断，那么曹交相似于文王，阳货相似于孔子；根据形貌相似在天下广泛寻求，所得的会是什么人呢？尧、舜与常人相同，孟子又有什么不同于常人呢？根据形貌相似在天下广泛寻求，所失掉的又会是什么人呢？如果这样，高宗就是不懂道理的君主，广泛寻求贤人的人也就是不懂道理的人。只有从诚意来评论，才能想见高宗的内心：希望仰望贤人的衣冠，瞻看贤人的面色，从而窥见道德的光辉，得到直言正论的良药和砭石。在四方绘制他的形貌，希望有幸遇见一次，他爱好贤人的心，可以说冠绝千古了。《经义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