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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第一 《丙子学易编》　易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丙子学易编》一卷，为宋代李心传所撰。李心传字防之，号秀岩，隆州人。宝庆二年，以平民身份被征召，补授从政郎，差任秘阁校勘，历任官职至工部侍郎兼秘书监，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李心传精通史学，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二书，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对于经学也颇为用心。高斯得的《耻堂存稿》中有《学易编》《诵诗训》二书。跋文说：“秀岩先生是近世的大儒。世人只看到他的论著收藏在明堂、石室、金匮、玉版之中，于是只把他看作良史，却不知道先生在中年以后穷究道的奥妙，经学造诣之深，有近世学者士大夫所不能及的地方。虽然这是弟子尊敬老师的话，却并非过分赞美。”此书于嘉定九年，竭尽二百八十天的力量编排完成，因为这一年是丙子年，所以取名为《丙子学易编》。书中只采用王弼、张载、程颐、郭雍、朱熹五家的学说，并以其父李舜臣《易本传》的学说加以证明，也间或附上自己的意见。原书十五卷，高斯得曾经把它与《诵诗训》合刻于桐江，如今已经散佚。这个本子是元初俞琰所抄录的，后面有俞琰的跋文说：“这部书是借来周家书铺所出售的本子抄的。天气寒冷，白昼短，老眼昏花，只能把值得保存的内容集中几天抄录下来。”等等，大概现存内容还不到原书的十分之一。然而俞琰精通易学，他所采录的都是其中的精华，因此大体上仍然可以窥见原书的面貌。李心传自序说，他采集王弼、张载、程颐和朱熹四家的传说，间或用周敦颐、邵雍以及先父的学说补充；唐代以前各位儒者在字义上的不同说法，也附带列出。但俞琰跋文所列没有周敦颐、邵雍，却有郭子和。子和是郭雍的字，即著有《郭氏传家易说》的人。李心传原书已经不存，不能详知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考察《周子通书》《邵子皇极经世》，虽然都阐发易理，实际上却是在《易》之外另自立说，可以拿来作为义疏的地方很少。只有郭雍依据经文阐明义理，确实有完整著作，或许是李心传序文在传抄时发生了错误吧？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丙子学易编》序 起初心传年过四十时，朋友劝我应当读《易》，我心中十分欣喜，也很乐意。可是后来整天懵懵懂懂，仿佛盲人看东西一样，完全不知道《易》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十年以后，我再次拿来阅读，首先寻求王氏的著作，却有许多地方不明白；其次考察张载的著作，才粗略窥见它的概要；最后阅读程颐的著作，便像揭去蒙昧一样明白了。程颐的书，是阐明义理的纲要；然而他的言论似乎仍不专门针对卦画而发。于是我把先父《易本传》和晦庵先生的《本义》参照起来阅读，这以后，圣人画卦、命名爻辞的用意，便再没有遗留的隐微之处了。只是各位先生的说法仍有不能完全相同的地方，因此又作了较多的参互解释，随时写下，以备遗忘。间或有一些浅陋的见解可以推阐各位先生的学说，也一并附录。唉，程子的学问已经极为高深；先父的学问，不肖孤儿不敢妄加称赞。晦庵的书最后出现，世上的学者往往没有探究其中的蕴意，反而对其中象数、占筮的说法感到疑惑。如果同道之人在这里有所取用，那么就会知道程、朱二家的传说不可互相缺少，也会知道晦庵这部书条理更加严密，意味更加深长，实在不能仓促窥见而轻率议论。至于先父的学说，大多与晦庵相合；只是先父专门从圣人画卦的用意来探求，晦庵兼从圣人命名爻辞的用意来探求，这是小小的不同，但二者也正好互相表里。嘉定九年，岁次丙子春三月甲申日，陵阳李心传谨慎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丙子学易编》宋代李心传撰写 先儒说上经讲天道，下经讲人道。晋代韩康伯反对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程颐又论述分为上下经的原因，说明得很详细。晦庵则认为只是因为简册篇帙的分量较大而已。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各卦本来可以平均分成两部分。为什么上下经的卦数不相等呢？我曾经考察过：上下篇的卦数虽然不相等，但反复观察，都是十八。因而《系辞传》也说“二篇之策”，这件事由来大概很久，并不是没有用意。“见群龙无首”一句，自王弼以来都把三字断为一句，只有郭立之断为五字一句，晦庵又加以推阐，他的义理很美。不过，“群龙无首”在卦象上并不算吉利。先父说：“这正是说天德不可以自居为首。”考察古书，“无”与“母”通用，因此“无首”是告诫之辞；按照“利永贞”的例子推求，也应当如此理解。先父说：“《易》的三画象征三才，是自然的数。三画相参就是九，两画相重就是六。圣人用九、六来命名爻，虽然起源于倚数，但与三次揲蓍所得的余数以及五行的运行之数，也无不相合。”《系辞传》中论述数的文字，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郑氏说：“‘媾’就是会合。” 先父说：“《屯》卦六二，靠近初九的阳爻，而正应在九五。然而震卦的性质是发动并趋向上方，最终舍弃初九而归附九五。《蒙》卦六三，靠近九二的阳爻，而正应在上九。然而坎卦的性质是陷落并趋向下方，于是舍弃上九而求助于九二。”先父论述卦画，详尽明白到这种程度，是先儒所没有达到的。先父说：“六二以诚实之德居于中位，道理上本来是正确的。但前后的两个阴爻使它陷入其中，所以闭塞不通，警惕恐惧而不得安宁。” 争讼而受到压制的人，一定会受到惩罚创伤，不再有其他忧虑；争讼而获胜的人，将会自满骄纵，后来反而有忧患。因此，归来时逃离自己的城邑和三百户人家，这是因争讼而有所损失。然而说“无眚”，表示灾祸到此为止。有人因争讼而获得赐予的鞶带，这是因争讼而有所收获；然而后来三次被剥夺，说明忧患还没有停止。先儒的说法在义理上固然安稳，但文辞似乎不太顺畅。郑氏说：“小国的下大夫，采邑土地一成，规定的赋税是三百家，所以说三百户。” 王弼把“贞厉”断为一句，程颐把“厉终吉”断为一句，晦庵又把“厉”字单独断句，他的读法最好。葆光处士张舜元，名弼，莆阳人。绍圣年间，当时任命他为泉州州学教授【缺】荆公说：“‘律’，如同音律的律、听军声所用的律、法律的律。夏、商、周三代以前还没有律，书中说：‘六律是万事的根本，对于兵器尤其重要。’武王讨伐纣王时，吹奏律管来听取声气。” 张载把“舆尸”解释为意见不一，先父说：“也许就是不一。” 先父说：“军队出征时崇尚右方，所以回旋退却就是退居左方的次舍。”《春秋左传》说：“军队驻扎三夜称为次。” 先父说：“六五是宽厚柔顺的主帅，用它来兴兵就不会暴虐；用它来任用将领，又会让人怀疑它没有决断，所以有‘舆尸’的告诫。” “有禽”，徐氏本作“擒”。我认为按照《恒》卦九四“田无禽”的例子来看，所谓“有禽”，应当是发动而有所收获的象。唐代章怀太子说：“坤为土，是缶的象；坎为水，是雨的象。坎在坤之中，所以说‘有孚盈缶’。” 王肃本在“匪人”下面有“凶”字。卦辞连着卦名的，有《履》《否》《同人》《艮》四卦。这些都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表示相反而已。《否》卦下面的三个字，怀疑是衍文。“素履往”，就是《中庸》所说的“素位而行”；“独行愿”，就是《中庸》所说的“不愿乎其外”。张载认为“素”是洁白，大概是沿袭王弼的说法而失误了。“考祥”在古本中有的作“考详”。晁氏说：“荀氏作‘详审’，文意尤其顺畅。”郭璞《洞林》读到“彚”字断句。先父说：“卦辞说‘来’，是指天气向下运行；爻辞说‘往’，是指君子向上通达。卦从气来说，爻从爻位上升来说。” 郑氏说：“‘莽’是丛生的树木。” 大的土山称为“陵”。门外的治理，是义压过恩，所以柔弱者要前往；“吝”说的是门内的治理，是恩压过义，所以又告诫刚强者，不可以固守正道。褚氏说：“八月就是《观》卦。” “过”，王肃注音为“戈”。《礼记·缁衣篇》引用这条爻辞，把“贞”写作“侦”。郑注说：“侦，是询问。”恐怕是错误。《遯》卦《释文》又作“遁”，都是隐退的意思。先父说：“卦处在下方，所以说‘尾’，就像其他卦以脚趾作比喻一样。停下来而不前进，就可以免除灾祸。这正是对阴柔者的告诫。”我考察认为：这一卦的四个阳爻都以退避阴爻为义，两个阴爻都以牵系阳爻为义，而先儒把它们混为一谈。只有先父从卦画来说明，所以能够得到《经世》的意思。再从《既济》《未济》开头和结尾的象来看，这种说法尤其顺畅。上面的三个爻分别说“好”“嘉”“肥”，取义都相同，只是距离越远便越尊贵。子夏传说：“肥，是富足宽裕。” 《文选》所载张平子的《思玄赋》说：“利于高飞远遯，以保全声名。”五臣注说：“‘遯’，上九爻辞‘飞遯，无不利’。九师道训说：‘退避而能够高飞，还有什么吉利能超过它呢？’” 先父说：“《易》中以‘大’命名的卦共有三卦，都是四个阳画、两个阴画。”孔颖达说：“《说文》说：‘耐，是须，指颐下的毛，是象形字。’古代犯罪时剃去胡须，称为耐罪，所以字从寸，寸表示法度。古字也有误而不安置寸旁，直接写作‘而’字的。” 郑氏按本字读“连”，说是迟久的意思。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隼，就是鹞。” 贾氏《周礼》疏说：“离为日，太阳是圆的；巽为木，木制器物中的圆簋，象征这种穿凿的形状。” “己事”，虞氏本作“祀事”。先父说：“六三以阴爻居阳位，震动而不得安宁，是有凶的象。” 先父说：“‘益用凶事’，如同《周礼》中用委积来等待灾荒，用荒礼来哀悼凶灾和疫病。益卦，初爻可以用来处理大事，二爻可以用来处理大礼，三爻可以用来处理大灾，四爻可以用来处理大规模迁徙。厚待下民而施益，没有什么不利。” “立心勿恒”，就像说“不恒守他的德行”，并不是说不应当这样做。先父说：“天下的事情，不到决断之时，就不能通达。因此《杂卦传》的次序，以及十三卦制作器物、取法象征的内容，最后都归结于《夬》。” “告自邑”，与《泰》上九“自邑告命”的意思相同。大概是想要决除小人，但命令却从下方发出，这样权柄就转移了，因而不能立即用兵。

译《夬》初九，欧阳修说：“圣人运用刚强之道，常常在开始时深加戒慎。”先父说：“这是告诫尚未得位的君子，不要因愤怒而决除小人。” 张载、程颐把“行”“止”都解释为凶。我认为在应当决断的时候，九四以阳爻居阴位，失去正位而不前进，臀部没有皮肤，他的行动已经迟疑不进，似乎不必分开解释。九四属于兑体，兑象为羊。“牵”与《姤》卦中的“牵”相同，都是柔道受牵引的意思，即被引导前进。在众阳共同决除一阴的时候，九四如果能自行引导前进，就可以没有悔恨。但如果没有刚强明断的才能，一定不能做到。先父说：此爻与《大壮》九四的爻位相同，而吉凶不同，是因为彼卦属于震体，此卦属于兑体。我认为君子除去小人，固然应当从容谨慎、稳重行事，以求保全，不可迟疑退缩而招致悔恨，所以爻辞说有牵羊般的悔恨。郑氏说：“‘斋’是咨嗟叹息的言辞。”马氏说：“是悲伤怨恨的声音。”晁氏说：“‘咨’，虞氏作‘资’，说是助丧之物。”郑氏说：“从眼睛流出的叫涕，从鼻子流到眼睛的叫洟。” “用见大人”，荆公、程颐都说：“采用这种道来求见大人。” “困于酒食”与“不为酒困”的“困”意思相同。郑氏说：“六二据初爻，辰位在未；未属于土，这里是大夫拥有土地的象。未的上方正值天厨，是酒食的象，所以说‘困于酒食’，表示采邑微薄，不足以供给使用。二至四爻构成离火，火色为赤，所以说‘朱绂’。汉儒研究卦象，拘泥到这种程度。” “朱绂方来”与“轩冕傥来”的“来”意思相同。《释文》说：“蒺藜是带刺的草。” 荀爽、王肃、陆绩的本子把“劓刖”作“臲▯”，说是形容不安的样子。郑氏说：“‘劓刖’应当作‘倪防’。”晁氏说：“考察象数，应当作‘臲▯’，古文作‘倪防’。” “臲▯”字，《说文》作“劓▯”，解释为不安。薛氏作“防杌”。“公餗”就像说“公饍”。先父说：“《震》卦六爻中，阳爻是使万物震动的，阴爻是受到震动的。”王氏说：“斧，是用来砍除荆棘、使客舍安定的。”我考察《子夏传》以及各家，都把“资斧”作“齐斧”。只有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的诏书、陈霸先的檄文，与王氏本相同。张轨说：“齐斧，是黄钺斧。”虞喜《志林》说：“‘齐’应当作‘斋’，斋戒后进入宗庙接受斧钺。” 身处《丰》卦而有庆贺和声誉，是容易做到的；身处《旅》卦而有声誉和任命，可以说是困难的。张珍甫说：“此卦中，火以不炽烈为有利，水以不泄漏为有利。” 《仓颉篇》说：“‘鬼’，是幽远的意思。”颜师古注《汉书》说：“‘鬼’，方言中是幽暗不明的意思。”张载说：“‘变’是说它显著地变化，‘化’是说它逐渐隐晦。”晦庵先生说：“变，是化的渐进；化，是变的完成。”两种说法不同。我根据经文考察：有由化而达到变的，如《系辞传》说“化而裁之谓之变”，这就是张载的说法；也有由变而达到化的，《中庸》说“动则变，变则化”，这就是晦庵的意思。晦庵又说：“应当贯通起来观察，才可以理解这里的意思。” 游定夫说：“‘应地无疆’，是指君子所行之事说的。” 卦辞说“元亨利贞”的，共六卦：《乾》《屯》《随》《临》《无妄》《革》。传文只有在《乾》中把它分析为四种德；从《屯》以下，有两卦说“大亨贞”，从《临》以下，有三卦说“大亨以正”。晦庵说：从《屯》以下解释“元亨利贞”，才得到文王本来的意思。“利建侯”，就是《尚书》所说的“建侯树屏”，《诗经》所说的“建尔元子，俾侯于鲁”。《易》中说“利涉大川”的，共有九处卦辞七处：《需》《同人》《蛊》《大畜》《益》《涣》《中孚》；爻辞两处：《颐》上九、《未济》九三。说“用涉大川”的，有一处，是《谦》初六。说“不利涉大川”的，有一处，是《讼》。说“不可涉大川”的，有一处，是《颐》六五。说“利见大人”的，共有七处卦辞四处：《讼》《蹇》《萃》《巽》；爻辞三处：《乾》九二、九五，《蹇》上六。说“用见大人”的，有一处，是《升》。说“刚中而应”的，共有五卦：《师》《临》《无妄》《萃》《升》。《临》是下卦应上卦，《无妄》《萃》《升》是上卦应下卦；这里原文所列五卦中，《师》也在其中。就卦来说，二、五相应的共有三十处。圣人只在这五卦中说出来，不过是略举其例来说明义理罢了。如果一定要为每一处都作解释，就会流于穿凿。“后夫”是说上六乘凌阳爻，没有顺从的意义。张载说：凡是说“亨”的，都是阳。说“光明”、说“尊而光”，都是取艮卦止的意义。“刚应”是说九四受到群阴的应合。“需于利涉”，是说将要建立功绩。这里说“有事有功”，是因为等待得久，必然会有功；说“有事”，是因为祸乱到了极点，才开始前进而有所作为。“乾行”从道理上说，“天行”从气运上说，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辨别。《蛊》《剥》《复》说“天行”，意义相同。设置险阻，如秦地的关隘、剑阁，以及城郭、沟池之类，都是人为设置的方城；汉水才是地势形成的险阻。“终则有始”，《蛊》和《恒》都说过，意义大概相同。《咸》《恒》《萃》都兼指天地万物来说；专门指天地而言的，只有《复》和《大壮》。先父说：“《巽》《离》都是女子之卦，但在《离》中谈论女子，在《巽》中却谈论男子，难道不是专门取卦画来产生意义吗？” “小事吉”与“小过传”相同。程氏把它解释为卦才的美善，似乎不对。王氏说：“《易》中‘背’就是‘止’，说明背就是止。”晁氏说：“‘止’字应当依卦辞作‘背’，王弼妄自作出这种解释。”虞翻等人怎么会一句话也没有说？大概当时文字还没有错乱。王肃本作“女归吉也”，写作“女归吉利贞”。晁氏说：虞氏本也没有“也”字。先父说：传文因涉渡河川而论述，乘木渡水的共有三卦，只有这一卦说有功。大概是因为木在水上运行，只有这里的象最为明显。所以《系辞传》说：“舟楫的便利，用来渡过不通之处，这是取法于《涣》卦。”

译“志行正”只有这一爻和《临》卦的爻辞各说过一次。“以贵下贱”并不只是这一爻如此。传文因为这是开始发生变化的卦，所以特意说明一次。“乘刚”的意义，传文共说过五次：《屯》二、《豫》五、《噬嗑》二、《困》三、《震》二。彖传又有“柔乘刚”“柔乘五刚”的说法，大概是举其重要之处，不必全部列出。郭京说，曾见王辅嗣亲笔本把“鹿”写作“麓”；“从禽”上面有“何”字吗？晦庵怀疑郭京说得荒诞。我考察王肃本已经作“麓”，郭京难道是采用了王肃本吗？《小畜》彖传说“施未行”，是完全没有施行的意思；这里却只是说尚未光大。如果是《颐》六四，施行就已经光大了。“何可长也？”共有四处这样说。这一爻、《豫》上六、《中孚》上九，都是告诫之意；至于《否》上九，则是庆幸之辞。“行不顺也”。晦庵说：“‘顺’应当作‘慎’，大概因为‘顺’‘慎’古字可以通用。”《荀子》中“顺墨”作“慎墨”。“顺巽”是巽的意义；这句以及《渐》六四、《家人》六二，共有三处说到巽体。这里和《家人》只是取巽的意义。不说“天上有云”，而说“云上于天”，是为了表现云气向上升腾；《师》卦没有失去常道。六四再次这样说，意义相同。这是九爻居五位，既得正位又居中位。《屯》卦时势不足以承当这个意义，所以在《需》《讼》中加以说明。至于《豫》《晋》的六二，则是阴柔而居中得正。《姤》《井》的九五，都是直接说卦德，所以没有“以”字。《需》上六与《随》初九相同，都是发生变化而没有失去正道。王肃说：“‘畜’就是养。” 列举爻位的，共有三十二处。初爻共有五处：《比》《大有》《观》《涣》《中孚》。二爻共有八处：《颐》《恒》《大壮》《明夷》《家人》《井》《解》《损》。四爻共有两处：《贲》《兑》。五爻共有八处：《豫》《贲》《大畜》《离》《姤》《损》《丰》。巽卦上爻共有九处：《履》《豫》《大有》《坎》《井》《鼎》《归妹》《旅》《兑》。而六二说“吉”，共有两次；《明夷》《家人》九二说“贞吉”，共有三次；《大有》《解》《未济》六五说“吉”，共有四次。《贲》《大畜》《离》《丰》所说的义理不同；只有《履》《豫》《井》《鼎》《旅》的爻辞，取的是在上位的意义，其他未必都有特别用意。“位正中”共有三处这样说：《比》《随》《巽》的九五，意义相同。“上合志”，这一句以及《大畜》九三、《升》初六，共有三处这样说，都是指上爻与阳爻的志向相合。《损》初六也说“尚合志”，意思相同。“位不当”共有十六处，只有《晋》《夬》《萃》《丰》《小过》是九爻居四位，《大壮》是六爻居五位，其余都是六爻居三位，即《履》《否》《豫》《临》《噬嗑》《睽》《震》《兑》《中孚》《未济》。不过，爻位不当的情况大概不止这些，圣人只是随着具体事情加以说明罢了。“志行”，这一句以及《否》《睽》《未济》的九四，共有四处这样说，难道不是说它离开下卦而向上进展吗？“位正当”以及《否》《兑》《中孚》的九五，也共有四处这样说。“孚于剥”之类，正与这里相同。《否》《中孚》又各自有特殊的意思，详细解释见本卦。有的说“有庆”，有的说“往有庆”；而说“大有庆”的，只有这一爻和《颐》上九。由此可知它的吉利。“志在外”，这一句以及《咸》初六、《涣》六三都这样说，都是内外相应的意思。《涣》六四说“光大”，虽然没有“以”字，意义与这里相同。“中以行愿”中的“中”字，恐怕与上爻“中心”的“中”意思相同。“又谁咎？”共有三处这样说；在《解》和《节》中，意思不同，详见本卦。《困》九五也说“中直”，意义与这里相同。“志末得”，我考察《谦》上六、《困》九五，意义与这里相同，详细解释见本卦。《易》中没有完整备载。晦庵说：“过于柔弱，别人就会轻视他，使他没有畏惧和戒备之心。”我考察认为：这种说法本来出自程颐；但从爻位来说，阴柔者得到尊位，居于大中，并不会失之于软弱。张载说：“君子达到平易，有什么需要防备的呢？”我怀疑这里所说的“备”，只是用来抑制自己；威仪是德行的边界，使人望见便庄严而畏惧。如果被人轻视而又没有戒备，那么显现威严才是吉利。这虽然是王弼的旧说，但在文义上是顺畅的。《巽》上六也说“上穷”，都是说处在上位而达到极点。传文说“得中道”，共有四处。《离》卦六爻居二位，本来就是得中；而《比》卦的爻以及《解》《夬》都以九爻居二位，是阳爻居阴位而称为得中。难道这不是所谓随时得中的意思吗？《既济》六二与这里相同。“咎不长”，《大壮》上六也有相同的意思。“行中”，疑心与《泰》卦爻辞中的“中行”意思相同。“志在内”，这一句以及《蹇》上六共说过两次。“内”是指内卦。“亦可丑”与《解》六三意思相同，只是同一义理。“未失道”与《睽》九二相同。《释文》说：“‘勅’是俗字，《字林》作‘敕’。” “不行也”，有一本上面有“止”字。“未光也？”与《震》九四、《兑》上六，共有三处这样说。“未光也”，有的本子作“未光大也”。这是聪明还是不聪明呢？与《夬》九四相同。难道不是泽在天上，也成为水涸的象吗？最终没有过失。这句话还见于《剥》六五、《蹇》六二、《旅》六二和《鼎》九二，共有五处说到“尤”。“尤”是罪过从外部而来的意思，所以守正就没有过失了。《大畜》六四、《升》九二都用“有喜”来赞美它。这个爻能够求取贤人来帮助自己，这是值得庆幸的。《象传》说：“君子”出现五十三处，“先王”出现七处。《比》《豫》《观》《噬嗑》《复》《无妄》《涣》说“后”三次；《泰》《复》《姤》说“后”三次。“大人”和“上”各出现一次，分别见于《离》《剥》。“先王”是建立法度、创制制度者的称呼；“君子”是有德而有位者的通称；“上”是在众人之上的人的通称；“后”是拥有天下者的通称；“大人”是德与位兼备者的称呼。此卦六五不处君位，所以指阳爻为“上”，而不说“后王”。先君子说：“没有同类相助，是因为没有应爻的缘故。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够与它相助，就会成为严重的祸患，而君子也没有同类了。”程子说：“剥落尚未盛大时，君子有同类相助，还是可以战胜它的。”这个意思很好，只是从文义看似乎相互抵牾。况且《传》的文字与《井》九二大略相同，恐怕不应当解释成两种说法。终究不可以任用。这句话还见于《丰》九三，大体是同一个意思。“后”就是《尚书》所说的“元后”；“省方”就是《观》卦所说的“省方”。王氏把“方”解释为事情，张子把“后”解释为继承帝位、守成守文的君主，我认为都错了。说“义无咎”。这句话还见于《解》《渐》和《既济》的初爻，共有四处，但意思各不相同。大概《解》《渐》本来可以没有过失；此处以及《既济》则含有谨慎戒惧的意思。还不能算富有吗？我听邑人班邑新说：“《无妄》的福，不能因此就算富有。” 本来就有它。此句与《益》六三相同。《丰》九五和《兑》九四都说“有庆”，与这里大略相同。至于“中”“有庆往”“有庆”，则分别按照各自爻的意义来说。至于所谓“大有庆”，各有取义的爻，分别见于各自的传文。

译先君子说：“畜止到了极点就会通达，君子的道将要在世上盛行了。”程子把“说”解释为设问语，把“道”解释为道路，我认为都不妥。也可以说是可耻的。这句话还见于《解》三，共有两处，意思大概相同。这是因为得到了中道。《解》九二和《夬》九二都这样说。“离王公”中的“离”，梁武帝读作平声。《涣》六四说“涣其群”，而《传》说“光大”。此爻说心意不定地往来，与《涣》六四正好相反，所以措辞如此。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与《离》九四相同。“不可大事”与“丰其沛”的意思相同，大概是因为刚爻虽然得位却不得中，所以不能担当大事。“小人否”吗？从文字考察，晦庵的说法较为顺畅；从押韵来看，程子的读音是对的。没有什么可疑虑的。这句话还见于《升》九三。此处是决定退却，那里是决定前进，只是由于时势不同罢了。爻辞说九二“贞吉”的共有三处；这里说因中而解，《未济》说守中而行正，大意相近，只是各自为了押韵而措辞不同。这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恰当。意思是，在《大壮》的时势中，以柔爻居尊位，便失去了它的刚壮。《传》文常常只举出开头一句。所谓“独行正”，其实是连同“贞吉”一起赞美的。张子说：有应爻在九四，处在下位而援助上位，所以说“未受命”。张子的意思，仍然类似于“赐不受命”的说法。若这样解释，就与“正道必然被摧毁”的说法相反了。先君子、晦庵都说：初爻处在下位，还没有获得任官守职的命令。程子说：如果已经有官职，却不被上级信任，又失去了职守，那么一天也不能居其位。这种解释是对的。“威如之吉”与《大有》的《传》大略相同。孔子恐怕人们把猛烈当作威严，所以特别提出这个意思。先儒各自解释，都是失误。先君子说：“《离》《兑》都是阴卦，但性质不同。《传》说睽中有合，是为了说明君子调和睽离的功绩。《象》说同中有异，是为了论述君子不苟且求同的本性。” 《睽》六五与《晋》六五相同，都是文明、柔顺、虚中之主，前往就会有喜庆。王氏、张子、程子都认为六四得位而处于阴位的实处。先君子说：“六四‘往蹇来连’，是因为九三、九五两个阳爻刚实而各居其位，在承接和乘凌之间正好遇到它。”这个说法非常顺畅。阳刚而中正，虽然处在蹇难之中，却不失节操。这就是所谓得道者多助。“以从贵也”与《鼎》初六意思相同，但略有不同。“明两作，雷雨作”中的两个“作”字，都应当分别断句，程子的说法错了。“宜负而反乘”与“老妇”“士夫”的丑态相同。还没有处在适当的位置。考察各爻，凡是失位的都说“位不当”；这里改变说法，是因为说的是尚未处于君位，所以只除去“应”字。若前进而到九五，就应当把所有阴爻都除去，才算得当。《益》九五和《损》上九都把增益下位看作大事。“得志”与《升》九二处于尊位的意思相同，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意旨。后汉向长读《损》《益》二卦，感慨叹息说：“我现在已经知道富有不如贫穷，尊贵不如卑贱，只是不知道死与生相比怎样罢了。”我认为，君子活着顺遂，死后安宁，没听说把死看得比生更尊贵。贫贱之人固然少有怨恨和灾咎，然而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并在天下大为施行，难道不是通达而居上位的人才能做到吗？向长所说的，并不是《易》的意思。六五与上六相比，并不是六五的罪过。只是时势和地位如此，所以内心歉然，自认为还不够光明。与《晋》“道未先”和《萃》“志未光”相比，大体相同而略有差异。“远近”也是按位置来说的，大概九二较近而六四较远。这是中正。与《井》的“升”相同，都是阳刚在上，自然中正，所以不说“以”字来去掉本字。“储”也写作“除”，又写作“治”。王肃、姚氏、陆氏说：“除就是修治。”《未光》的《释文》说：“一本作‘志未光’。” “以高大”一句，某一本“高”字上有“成”字。“有庆”“有喜”大意相同，所用词语不同，恐怕只是为了押韵。程传所说的，已经很平正了。如果一定说大贤以上的人不值得谈论使命，只应当不顾自身，那么孔子穿着便服、孟子有所戒备，岂不都成了隐藏实情、爱惜自身吗？“致命”的“致”，如“致知”的“致”；孔子说到道的兴废，就是推求并达到其理的意思，恐怕与“见危授命”不同。后来我在上饶余大雅正叔所记的《晦庵语录》中看到：“泽中没有水，困厄而不能有所作为，然后把它交付给命运。”这与《本义》不同，应当考察。这是因为处在中位而有福庆，意思是它得到的愿望很多。虽然不当位，但《彖传》和《爻传》在《小畜》中三次说到这一点，《小畜》是没有位置；此爻和《未济》则是失去位置。这是因为居中而正直，与《同人》的“干”同义，也没有差别；“受福”与《井》的“坎”相同。还没有恰当。考察《归妹》的《大壮》赞辞，与这里相同；按押韵来看，都是平声。因此这里的话应当与《需》的《小畜》赞辞意义相同。这是吉利的行动吗？与《丰》九四的“吉行”大体相同而略有差异。这句话也是为井田而设，意思是劝人相亲、相友、相互帮助扶持。“时舍”吗？与《乾》九二《文言传》相同。王氏、程子把《文言》的“舍”解释为住宿之舍，把这里的“舍”解释为取舍之舍。晦庵都读作上声。我认为，两个卦的音义本来就应当相同，但都读作去声才恰当。“时舍”就像说“适时停止”。顺从而跟随君主，是小人的事情。君子则应当互相补救可与不可，不只是顺从而已。越过六五而与上九相应，所以说是失义。荆公说：借助九二的中道，把它作为充实自身的依据。这是丑类。九三与初六、六二同属一体；上比于六四，就离开了自己的同类。六三对六四说：“从九三看来，六四不是防卫者，而是寇敌。”如果能够抵御它，就能与同类共同成事，顺从而相互保全。顺从而形成巽顺；这个爻正是用来成就巽卦的，所以这样说。《丰》六二与《大有》九五的赞辞相同，只是上下位置略有不同。刚爻失位而不得中，所以不能担当大事。“丧牛之凶”，某本作“丧牛于易”。晦庵说：“有时说‘中正’，有时说‘正中’，大概只是为了协韵。” 这是实现愿望，与《渐》九五大略相同。泽上有水。《释文》说：“原本作‘泽中有水’，是错误的。” 先君子说：“‘议狱’如《周官》所说的八种议罪。我认为‘缓死’就是三宥的意思。‘志未变’与《家人》的‘渐’意义相同。

译如果志向改变，就会有别的事情了。” “沾湿了头，危险怎么能够长久呢？”这两句本来就押韵，“厉”字疑为衍文。《未济》说：“出征凶险”，是因为位置不当。根据这段文字，爻辞“利涉大川”上面应当有一个“不”字。《释文》说：“‘系’字从‘▯’；如果从‘▯’下面加‘糸’，读音为口奚切，那是错误的。” 《释文》说：王肃本作《系辞上传》；“记于杂卦”都带有“传”字。晁氏、吕氏依据古本订定，晦庵采用了这一说法。汉代儒者有人把这一篇称作《易大传》，但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司马谈在论述六经要旨时引用“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称它为《易大传》。这句话如今见于《系辞下传》，所以后世相承把《系辞传》称为“大传”。然而刘向在奏疏中引用《易大传》说：“诬蔑神灵的人，灾祸会殃及三代。”这难道是《系辞传》中的话吗？想来秦汉诸儒自作了《易大传》，就像伏生的《尚书大传》一样；其中引用《系辞》的文字，又没有详细考察，错误地把它当作《大传》。这也正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易纬》原文如此，而汉儒引用时却在前面冠以“易曰”二字，草率大概就是这样，实在不足以作为依据。“坤作成物”，虞氏、姚氏都作“坤化成物”。“简能”，姚氏说“能”应当作“从”。“系辞焉而明吉凶”，虞氏本在“吉凶”下面有“悔吝”二字。虞氏本作“昼夜者，刚柔之象也”。“三极”，程子把“极”解释为中。陆氏说：“极就是至。”马氏说：“三极就是三统。”王肃说：“是阴阳、刚柔、仁义。”郑氏、韩氏说：“是三才。”《本义》采用了郑氏、韩氏的说法。京氏说：“是次序。”陆氏说：“是象。”虞氏本作“象”。“所乐”，虞氏本作“所变”。《说文》说：“爻，就是交。” 马氏说：“疵，就是瑕疵。”我考察认为，“小疵”就是前一章所说的忧虑和疑惧。韩氏说：“爻所说的‘位’，是说六位有贵贱。”考察这句话与首章“贵贱位矣”的意思相同；可是韩氏在首章却把它解释成万物贵贱的位置，他的错误由此可见。晦庵说：“‘齐’就是确定。‘小’指阴，‘大’指阳。这是本于荆公的说法。张子说：‘卦有名称极小却能与各卦相等齐的，是因为所取的类别很大。’如果这样，那么下文应当说‘卦没有大小’，张子的说法错了。” 虞氏说：“辨别。”京氏说：“明白。” 王肃说：“震，是动。”马氏说：“是惊。”郑氏说：“是惧。”周氏说：“是救。”京氏说：“是准、等。”郑氏又说：“是中，是平。” “大、天、阳、日、易”，都指乾；“广、地、阴、月、简”，都指坤。晦庵说：“‘成性’是本来成就的本性；‘存存’是保存了又保存、永不停息的意思。”张泳记载《晦庵语录》说：“‘成性’是说从未被破坏；‘存存’是说常常存在于此，保存了又保存。” 晦庵说：“解释乾上九爻义的文字，应当属于《文言》，这里大概是重复出现。我曾经怀疑《系辞》杂论各爻，像是《文言》尚未完成的文字，所以体例极其相似。然而坤《文言》与乾相比已经很简略，那么其他卦未必都应当有《文言》。难道是圣人姑且列举这些爻来显示义例，就像三次陈述九卦那样吗？” “言语以为阶”，姚氏把“阶”作“机”。关于《易》，各本多作“作《易》”，现在采用《释文》和朱本的文字。“再扐而后挂”以下至“行鬼神也”的传文，共四十四字。韩本把它归在这一段下面，朱本则移到本章开头。因为本章专门讨论大衍之数和揲蓍求卦的方法，不应把天地之数夹杂在其中。现在依据《汉书·律历志》的文字，另自编为一章，列在后面。“防”，《释文》说也作“防”。考察《蔡邕灵宪》说：“微星的数目，总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虽然与《易》没有关系，也可以看出天地自然的数目。变卦的数目与焦赣《易林》相合。张葆光说：“四千九十六卦，共七十三万七千二百八十防。” “祐”，荀氏作“侑”。第十章。考察韩本，本章止于“可以祐神矣”。虞翻说，此本赞美大衍、四象的制作；而荀谞把“可以祐神矣”列为章首，更加令人奇怪可笑。裴松之说，荀谞就是荀爽的别名。程子也说，这句话与上文相连。现在采用程子、晁氏、吕氏、朱本的编排，只是把它降为第十章，因为把第八章分成了两章。考察前一章，卦辞和卦象都是静居者的事情，变卦和占断都是行动者的事情。制作用具，如网罟、耜、耒、舟、楫、杵、臼之类。“至精”，《魏志》桓阶奏作“至▯”。李守约记载《晦庵语录》说：“这里说的是感通，后面说的是穷理尽性。本来是论《易》，不是论人。诸家都借此来论人，也说得通。”

译第十一章。各家本都止于这里，但韩本列为第八章，程子本、晁氏本、吕氏本列为第十章。考察先儒的说法，金、木、水、火得到土才形成，似乎还不够完善。郑氏说：“从五以上，阳数没有偶数相配，阴数没有配偶，不能相互生成；从六以下，气相并合就能形成。”他的说法是对的。第十二章。考察韩本把“天一至地十”共二十字系在“夫易何为者也”之上，又把“天数五至行鬼神也”共四十四字系在“再扐而后挂”之下，文字错杂，前后不相贯通。因此张子又说：“圣人对于书，有时也不愿一次把话全部说尽，有的放在这里，有的放在那里，最终一定会显现，只是让学习的人潜心体会并谨慎对待。”晦庵则认为这是错简，把这六十四字移到“大衍之数五十”之上，合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成为一章。现在考察郑康成说：“《易》《诗》《书》《春秋》的竹简长一尺二寸，每简三十字；《孝经》减半，《论语》的竹简长八寸。”古人的简册字数有定制，每简三十字，那么错一简也就是三十字。近世诸儒遇到经文中可疑之处，大多称为错简；然而文章句子长短本来不齐，恐怕未必是错简，只是传写者偶然失去了次序。又考察《汉书·律历志》引用这段文字，从“天一”到“行鬼神也”六十四字前后相连，可见班固时代的本子还没有错乱。现在采用韩本的二十字次序，同时依据《律历志》本附上四十四字，希望使文理通顺，也有依据。“法象”就是前一章所说的“成象效法”；“变通”就是本章所说的“阖辟往来”。“悬象著明”是说日月附丽于天，悬垂的形象最为显著。“莫大乎蓍龟”，古本“大”作“善”。《后汉书·杨赐传》说：“上天垂示形象，显现吉凶，圣人取法于它。”《魏志·辛毗等奏》也说：“上天垂示形象，显现吉凶，圣人取法于它；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仿效它们。”这些都与韩本不同。

译第十三章。韩本与下一章相连，列为第九章；晁氏、吕氏本不与下一章相连，列为第十一章。《易》说：“自天祐之。”旧本把它置于《系辞》上一章，却没有解释；诸儒有的把它通作一章，错了。以上是第十四章，韩本列为第九章，朱本、晁本、吕本列为第十二章。第十五章，韩本列为第十一章，朱本列为第十二章；晁氏、吕氏把“鼓之，舞之”以上列为第十三章，把“乾坤其易之緼”以下列为第十四章。今本定为十五章，大概篇次依从韩本，分合依从朱本。“理”是不相互侵扰、彼此不乱的意思。姑且从赋税征收来说，十分取一，是天下正当的原则；十分取二，如鲁国的制度，就是上位侵害下位；二十取一，如貊人的制度，就是下位侵害上位。这些都不是所谓的理。后世主持兴利的臣子，往往借这个说法来文饰奸邪言论，所以不能不辨明。观察卦象、观察法则，是说作《易》的上篇；仰观俯察，是说运用《易》。京氏说：“耜，是耒下面的耓；耒，是耜上面的曲木；‘耓’读勅丁反。”陆氏说：“宽五寸。”孟氏说：“耨，就是锄草、除草。”《说文》说：“耜，是曲木下垂的农具，由垂制作。”难道是神农开始制作但尚未完备，垂又加以改进的吗？” 《世本》说：祝融创设市场。祝融是颛顼的臣子，处在黄帝之后，这恐怕错了；或者是神农创设市场，祝融又进一步整顿了市场制度吧？大概“懋迁有无”这件事，禹也曾实行过。张子认为，《易》谈制作的意义，只是取其意义和卦象相合，并不一定要先看见卦，然后才开始有所作为。大概先儒误以为是文王重卦，所以有这种说法。还有人看到《困》《益》《噬嗑》的卦象，又认为是神农重卦；龟山先生于是进一步认为有“画前之《易》”，这种错误就更加严重了。这是为了保全身体。各本作“存身”，朱本依据《释文》。“死，其将至？”其他各本作“期”，现在采用《释文》。临卭张文饶，名行成，乾道年间任兵部郎中。他说：“三次陈述九卦，是说明天所用的二十七；排列十三卦，是说明地所用的七十八。二十七是卦体，若说到爻的作用，就是一百六十二，是九九相合之数。七十八是爻的作用，若说到卦体，就是十三，是闰岁的月份数。这些都是自然的数目。像这样把它们牵合起来，正是程子置数而论理的原因。” 李寿翁说：“以九居五、以六居二，位置适当的卦有十六个，本来应当没有不利，却有很多二五爻辞艰难。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位置不当的卦有十六个，本来应当有悔吝，却有很多二五爻辞吉利。大概君主应当运用虚中来施行刚健，臣子应当运用刚中来施行柔顺。” 《文言传》是十翼中的第七篇。先儒认为，它开头八句与《春秋传》记载的穆姜之言没有不同，因此怀疑不是孔子的话。梁武帝于是认为本篇是文王所作；吕氏《音训》采用朱内翰的说法：“司马迁说孔子晚年喜爱《易》，为《彖》《系》《象》《说卦》《文言》作序。如果这话可信，那么古代本来就有这些言语，孔子只是加以整理而已。”晦庵说：“我怀疑古代本来有这些话，穆姜称说过，孔子也有所取法。因此下文另用‘子曰’来标明孔子的话，大概传者想说明这一章是古语。”我考察认为，《春秋传》是战国时人所作，记载获麟后五十年的事情；我怀疑它是取自这篇传，就像王肃采集《中庸》编入《家语》一样。如果说下文加“子曰”二字，是为了说明这一章是古语，那么《系辞》《说卦》等传难道也都是古语吗？况且《系辞传》的全文体例与此相同，所以我怀疑这两篇传往往是后人采集孔子的说法而编次成篇，因而文势和段落很像《中庸》。王氏注本把本篇附在经卦末尾，晁氏依据古本另列为传，现在采用晁氏的做法。荀卿把“括囊”说成腐儒的行为，不能说他懂得时势。“赞”就是赞助；“化育之赞生”的“生”，就是八卦的生成。褚少孙补写《龟策传》说：“天下太平，王道得以施行，蓍草的茎长一丈，一株长满一百茎。”汉儒的说法如此。如今犍为郡田野间生有这种蓍草，一株一百茎，完全没有多余的枝条。我亲自观察过，只是长到二尺多，并不完全像先儒所说的那样。《淮南子》说：上面有丛生的蓍草，下面有伏藏的龟。褚少孙说：蓍草长满一百茎的地方，下面一定有神龟守护，上面常有青云覆盖。《洪范五行传》说：蓍草生长一百年，一株长一百茎。许叔重《说文》说：蓍属于蒿类，能活一千年，长三百茎。《易》把它作为数：天子用九尺，诸侯用七尺，大夫用五尺，士用三尺。王充《论衡》说：蓍草七十年长一茎，七百年长十茎，因为是神灵之物，所以生长缓慢。陆玑《毛诗草木疏》说：它像藾萧，青色，成丛生长。《本草》说蓍生长在少室山谷。《图经》说：如今蔡州上蔡县有龟祠，旁边生长一种像蒿的草，成丛，最高不过六尺，一株有一二十茎，多的有三五十茎；生长后枝条层叠，所以不同于普通蒿草。我所见到的，嘉定府也有，形状像蒿类。听当地人说，它生长也像普通草一样，只是一株有一百茎，这是它的特殊之处。如果像《说文》所说的那样，那么三尺长的蓍草，用来挂扐、布算已经很不容易，何况是九尺呢？” 唐本注文说：“駮像马，长着锯齿，吃虎豹，取其最强健的意思。若按这种说法，就应当说‘为駮’，不应当有‘马’字。” 荀氏九家说坤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牝是阴类之物；迷，是“先迷”的意思；方，是大地的形状；囊，是用来容纳物品的；裳，是下身所穿的衣服；黄，是大地的颜色；帛，是桑土所生之物；浆的意义不详。九家说艮为鼻。身体停止不动的部位是背，面部停止、收敛的部位是鼻。张葆光说：“八卦设置以后，万物的象就齐备了。孔子在《说卦》中陈述它，大概只是为了说明其中的例则，并不是说到这里就全部包括了。已经见于《易》的内容，《说卦》有些没有陈述；超出《说卦》的内容，《易》也有些没有说尽。由此可以懂得它的意思。” “作罔罟以佃以渔”一句，纬书产生于西汉以前，既然已有“罔”字，那么隋唐本没有这个字，就是错误的。

译《丙子学易编》。《丙子学易编后序》。以上是《学易编》十五卷，从丙子年正月初一开始，到这一年除夕结束，共三百八十四日。其中斋祠、宾旅、寒暑、疾病和事务占去十分之三，实际用功大概二百八十日。考察《唐书·艺文志》，《易》从卜商传下来的著作，共有八十五家；《中兴馆阁书目》记有一百十二家。关于《易》的说法多到这种程度，而近世作这种著述的又有数十家，尚未收入目录。然而这部编书，只取王氏、张子、程子和朱文公四家的传注，间或用周子、邵子以及先君子的说法加以补充；唐代以前诸儒字义不同的地方，也附带列出。其中由自己思考所得、可以帮助阐明诸先生说法的，大约只有十分之一二。编成以后，我抚摸书稿叹息说：“唉！《易》的道理太深远了！上古的经典，没有比《易》更尊贵的，可是诸儒常常用私意扰乱它。东周时期，以象数和占筮谈《易》，因支离破碎而混乱；两汉时期，以谶纬谈《易》，因牵强附会而混乱；魏晋时期，以名理谈《易》，因空虚玄无而混乱；近世以来，以人事谈《易》，因穿凿附会而混乱。这些都是侵蚀《易》的弊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大概充满天地之间的，只是理与气罢了。然而有这样的气，就必然有这样的理；有这样的理，然后有这样的象；有这样的象，然后有这样的数；有这样的数，然后有这样的占；有这样的占，然后有这样的辞。所以《易》有圣人的四种道，其中变、象、占占了三种。变，是说爻的变动；象，是说卦的形象；占，是说用蓍草作出的决断。自伏羲画卦以前，民众就已经使用这些道理；文王、周公系辞以说明吉凶，使后世的人观察消息盈虚的道理，审察进退存亡的意义，而不迷失在吉、凶、悔、吝的道路上。圣人对于后世的忧患，可以说已经极其深切了。自周朝衰落以后，谈《易》的人逐渐失去伏羲、文王的本意，牵强拼合、割裂破碎，有时反而借此造成混乱。所以孔子作十翼，专门用义理来阐明《易》。后来谶纬之学兴盛，飞伏、互体的文字以及壬遁、九宫的说法纷纷出现，都假托《易》来流行于世。直到王辅嗣才独自拒绝并排斥这些说法；与两汉诸儒相比，可以说是贤明了。可惜他又沉溺于当时的风尚，采用庄子、老子的妄说，来扰乱周公、孔子的真实道理，所以《易》的道理最终没有在世间得到真正阐明。漫长的千年之后，程夫子出世，这才开始用人事的实际道理来阐明《易》，他对《易》的功劳实在太大了。然而，程夫子所传授的，是卦爻辞。辨明吉凶要依据卦爻辞，而道理本来就在其中。后来求学的人沿着文字推衍义理，各自立说，反而失去了圣人系辞的本意。因此，晦庵先生又出世，专门阐明圣人创立卦象、生成爻位的纲要。自从程、朱二先生的著作完成，四位圣人的道理才大为彰明显著，再没有什么遮蔽了。只是遗憾世上的学者不能穷究这些著作，往往拿自己一时推求、考索、测度所得的仿佛之言，反过来怀疑前贤终身笃志求学、潜心研思而达到精微深至的论说。像这样的人，我私下实在非常害怕，所以又把自己所听闻、所认识的内容叙述在编首，拿来给子孙看；对于那些志同道合、可以共同学习的人，也不加隐瞒。《丙子学易编》跋 这部书是从闻徳坊周家书肆借来的。天气寒冷，白昼短促，我又老眼昏花，只能连日抄录其中值得取用的部分，所以字写得不能端正清楚。秀岩是隆山的儿子，他的书取法王弼、张横渠、程伊川、郭子和、朱晦庵诸家，探求其中正确的说法，又用他的父亲隆山的论说加以验证，有时还附上自己的见解。其中确实有很多值得取用的地方。泰定元年，岁在甲子，十一月十八日，石涧老人俞琰书于梅斋西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