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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御制题经义考 朱彝尊

秦朝焚书未能断绝儒学，几乎如同绳索未断，圣人的话语曾令人怀疑其可信度，虽然滋长了后人的议论、记述和传述，终究依赖汉代儒者承继天经地纬之道，凭借依托一贯、六同的教化而兴盛。藜阁（指汉代石渠阁等藏书处）在炎汉刘氏时校勘确实正确，竹垞（朱彝尊号）在当世撰写此书，堪称对存亡状况如此详尽，均作了详细注释[朱彝尊号竹垞，秀水人，康熙己未年因博学鸿词科被授为检讨，入值内廷，博闻强识，贯通古今。此书通考历代诸儒解说经书的书目，每书先列出作者姓氏、书名、卷数，其次列出题注，注明存、阙、佚、未见，再次列出原书的序跋、诸儒的论断以及作者的官爵籍贯。朱彝尊考正按语载于末尾，并附录逸经、纬书、拟经等类目，共三百卷。自汉代至今解说经书的书籍存亡可考，文献足以征引。编辑的勤勉，考据的审慎，网罗的丰富，确实对经学有益。只是所注阙、佚、未见的书籍，现在《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往往尚存，大概是皇家藏书处收藏，外界难以见到，不足以作为朱彝尊的过错。至于卷首冠以我朝世祖御注《孝经》、圣祖日讲解义，自然属于体制应当如此。若是臣工的著述则应按时代先后排列，朱彝尊在编排时也未及详细订正。就像本朝成德所著的《大易集义粹言合订》列在前面，而朱子的《元亨利贞说》列在后面，颇为参差错乱。只是已经刊布成书，难以改刻，只在《四库全书提要》内声明以正体例。至于其意在尊崇经学，不仅有助于汲取古人之智慧，还将昭示后人]文献在此大多可征引，远绍旁搜古今，会聚焚膏继晷的努力，逐年增加考据，因而辨析事理以求其是，意在尊崇经学，无不取胜。枕席之间岂止有助于汲取借鉴，阐发推崇将以昭示子孙。

经义考提要

《经义考》三百卷，本朝朱彝尊撰。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人。康熙己未年荐举博学鸿词召试，授检讨，入值内廷。朱彝尊文章淹雅，起初在布衣之中，已与王士祯声价相当。博识多闻，学有根柢，又与顾炎武、阎若璩不相上下。凡所撰述，都有本原。此书统考历代经义书目，初名《经义存亡考》，只列存、亡两类。后分例为存、阙、佚、未见，因而改今名。凡御注、敕撰诸书一卷，易七十卷，书二十六卷，诗二十二卷，周礼十卷，仪礼八卷，礼记二十五卷，通礼四卷，乐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论语十一卷，孝经九卷，孟子六卷，尔雅二卷，群经十三卷，四书八卷，逸经三卷，纬书五卷，拟经十三卷，承师五卷，宣讲立学共一卷，刊石五卷，书壁、镂版、著录各一卷，通说四卷，家学、自述各一卷。其中宣讲、立学、家学、自述三卷，都有目录无书，大概是撰辑未竟。每一书前列作者姓氏、书名、卷数，其卷数有异同的，次列某书作几卷，次列存、佚、阙、未见字样，次列原书序跋、诸儒论说，以及作者的官爵籍贯。朱彝尊有所考正的，即附列按语于末。虽然序跋诸篇与本书无所阐发的，连篇备录，未免稍显冗杂，但源委详明，足称博赡。至于所注佚、阙、未见的，现在以《四库》所录校勘，往往其书具存，朱彝尊所言不尽可据。然而皇家藏书处的秘藏，非人间所能尽窥，又恭逢我皇上稽古右文，搜罗遗逸，琅嬛异笈、宛委珍函无不乘时毕集，图书之富旷古所无。儒生株守残编，目营掌录，穷一生之力，不能测学问的津涯，其势必然。至于其编排，首以御注、御纂诸经冠于卷首，其义允当。乃一经之中多析门类，又未显为标识，致使朱子所撰《元亨利贞说》，转列于本朝成德所辑《大易集义粹言合订》之后，一展卷而时代先后多有舛错。但久经刊板，几于家有，其书故不复移正而纠之如右云

经义考卷一「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御注

御注《孝经》一卷。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世祖章皇帝御制序曰：“朕认为孝是百行之首，而为五伦之本，天地因此成就化育，圣人因此建立教化，通之于万世而不厌倦，放之于四海而皆准则。至极了啊！确实无以复加了。然而其广大虽包罗无外，而其渊源实本于人心。追溯其初生，都知道孺慕之情，虽在蒙昧之中，即具备天良。所以位无尊卑，人无贤愚，皆可以知晓而能够实行。由此可知孝是生人的常德，无甚玄奇，抑固有之，秉彝非由外铄。诚贵乎笃行，而非语言之间所得而尽也。虽然，降衷之理固根于凡民之心，而觉世之功必赖夫圣人之训。如果不著书立说，以启迪天性自然之善，抒发人子难已之情，使天下之人晓然于日用之恒行，即为大经大法之所存，而敦行不怠，以全其本始，那么谁由知孝之要，尽孝之详，以无忝所生呢？这就是孔子《孝经》一书所作的原因。”朕万几

译在闲暇之时，时常反复研读，从开篇阐明宗旨，直到全书结尾，发现其言辞浅近而意旨深远，道理简约而涵盖广博，根本在于确立自身以践行大道，推广开来则能移风易俗，所彰显的爱与敬，公卿士大夫及百姓都能遵循本分以承欢膝下，所感应的道理，东西南北无不逐渐受到教化而心悦诚服。这确实是万世不可磨灭的美好准则，百代圣人不可更改的格言，从天子到平民，不可有一日缺失。孔子所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在《孝经》”，确实是有原因的。自汉代以来，距离圣人时代日益久远，解释阐发的著作越来越多，其宗旨逐渐晦暗不明。孔安国推崇古文经，郑玄主张今文经，彼此有异同，各自夸耀自己的见解。魏晋以后，众多儒者兴起，分析疑难，阐发深奥，历代不乏其人，但源流分歧，不免繁杂芜乱。到了开元年间，重新确立注疏，虽然汇聚了一代的精英，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但详略有所不同，难道能说是完全恰当吗？宋代的邢昺，元代的吴澄等人，标新立异，间有发挥，但衡量其美善之处，或许并未完全达到。至于明代末年，著述纷杂，有的拾取前贤的残余，文饰其浅陋；有的指摘古人的错误，肆意讥讽弹劾。他们不知道天性淡薄，学问又疏浅，因心而发的道理未明，空泛的文字再多，对理解作经的本意有什么补益呢？都不恰当罢了。父母的恩情没有极限，高厚难以报答，德行达到圣人还担心未尽孝道。同为人的儿子，谁不感佩至高的教诲而兴起永远铭记的感慨呢？然而训诂如果不确切，潜移默化不够努力，想要互相观察而向善，就没有途径。我对此忧虑，于是汇集古今的注解，互相考证订正。那些得当且切中要害的，加以采辑；那些妄自逞能且主观臆断的，予以删除。好比沙砾之中，剔除杂质后美玉才显现；稗草尽除，嘉禾才能生长。至于在浏览之余，偶尔获得一点正确见解，或许足以补充未阐发的深意，就加以增入，供参考。总之，孝道的道理广大而平易，所以不必旁求隐怪，用高深夸示繁复，徒增冗余。只用如布帛菽粟般平常的语言，彰显广大中正的道理。虽然不知道与作者的本意能否完全契合，是否会有方枘圆凿的不合。然而前代诸儒的著作，瑕疵难以掩盖；以及近代众说的失误，混淆不清且不可考证的，在这里加以纠正，或许能启发蒙昧，开启禁锢。天下亿万百姓，都知道效法并切实履行，共同达到大顺的美好境界。像这样，将会看到至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由此推广，和睦无怨由此形成。

译我恭敬地查考，《尚书》和《孝经》都有古文和今文两种版本。鲁国三老所进献、刘向所收录、卫宏所校勘的，这是古文《孝经》。卫文侯所接受、颜芝所收藏、唐代石台所刻石的，这是今文《孝经》。

御注《孝经》依据石台本对经文进行注解。

世祖章皇帝亲自删定，文字简练而义理完备，顺治年间刻版印行，但民间流传很少。我与同乡的礼部尚书杜臻购得并珍藏，我恭敬地抄录它，置于《经义考》的篇首。

奉敕撰写的

《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皇帝御制序言说：“我认为上天降生圣贤，让他们做君主、做老师，万世道统的传承，也就是万世治统所系。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出现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在《易》、《书》、《诗》、《礼》、《春秋》之外，出现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些著作。如同日月的光辉照耀天空，如同山岳河川的流动峙立在大地上。多么盛大啊！有了这四位圣人，而后二帝三王的道统得以传承；有了这四位圣人的著作，而后五经的道统得以完备。四位圣人的著作是阐发五经精微意旨而言说的。孔子以空前未有的圣人身份，与列国的君主大夫以及门徒弟子讨论政治与学问，天德王道的全部，修身治人的关键，都包含在《论语》一书中。《大学》和《中庸》都是孔子的传述，而曾子、子思独自得其宗旨。阐明新善、止于至善，是家国天下得以整齐、治理、太平的原因。本性教化、中和之道，是天地万物得以定位、化育，九经达道得以施行的原因。至于孟子，继承前代圣人而开创后世学问，批驳邪说以端正人心，性善仁义的旨意，昭明于天下。这些圣贤的训诫诏令，都是为了万世百姓而作的。道统在这里，治统也在这里。历代贤明的君主，开创基业或守成，无不尊崇表彰，讲明这个道理。我继承祖宗的伟大基业，勤勉追求治理，留心问学，命令儒臣撰写讲义，务必使义理阐发透彻，对政治有益，与诸经史一同进讲，经历寒暑，不敢间断。现在已经完成，希望与海内臣民共同达到极致的治理，特意校勘刊印，以垂永久。于是撰写序言，置于简册之首。每当想到淳厚风俗，必须先端正人心；端正人心，必须先阐明学术。确实因为这部书的大义，探究先圣的微言，那么以此作为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的方法，期望达到一道同风的治理，或许能接近唐虞三代文明的盛世吧。”

我恭敬地查考，《四书解义》的总裁官有两位：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一级、教习庶吉士资政大夫喇沙里；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通议大夫陈廷敬。分撰官十一位：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沈荃；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三级通议大夫色冷；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叶方蔼；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二级蒋弘道；经筵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加一级奉政大夫库勒纳；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食正四品俸张英；日讲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张玉书；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加一级奉政大夫牛钮；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承德郎韩菼；日讲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董讷儒林郎；日讲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王鸿绪。

《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皇帝御制序言说：“上天降生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不仅仅是给予他们崇高富贵的地位而已，本来是要承担教养的责任，使四海九州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所以古代的帝王，奉行天道，建立都城、设置屏障以确立纲纪，设立官职、任命官吏以张扬法度，经天纬地以尽其才，亲爱亲人、尊重尊者以弘扬事业。百姓遭受饥荒就教导他们耕种，五种伦常不顺就为他们阐明伦理。制定礼乐以引导他们的中和，制定兵刑以平息他们的争讼。事情尚未发生就预先做好准备，祸患已经到来就急忙驱除。治理天下的方法，记载在虞、夏、商、周的典籍中，其详细周密如此，适宜他们能享有天心而达到时雍太和的效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心法作为治法的根本。所谓敬、诚、中。敬则神明有主宰而物欲不能动摇，诚则信实内蕴而伪巧不能离间，中则公正无偏而邪说不能移易。凡是书中说的钦明、寅恭、祗惧、迪畏，都是敬的范畴。说的允塞、至诚、一德、惇信，都是诚的范畴。说的义制事、礼制心，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宽而有制、从容以和，都是中的范畴。天性如此的是尧舜禹，文身修德的是汤武高宗，困顿而学习的是太甲成王，悖逆而背离的是太康桀纣。唉！心法的存亡，治道的升降由此分别，天命的去留由此系结。怎么能不引以为鉴呢？我在万机政务之余暇，阅读四代的典籍，警惕恐惧，

译于是命令儒臣，选取汉宋以来各家的学说，汇集并折中调和，编撰成讲义十三卷，每天进呈讲解。现在特意加以刻印，颁布给臣民，使他们知道朕仰慕效法前代圣王，志向勤勉而道义深远，然而日夜小心谨慎，思考将这些道理体现于身心，施行于政治，以不辜负上天设立君主的意图。这难道敢有一天忘记吗！这就是序言。

译臣谨查《书经解义》的总裁官有两位：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库勒纳；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叶方蔼。分撰官有十三位：通议大夫、日讲官、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格尔古德；日讲官、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一级沈荃；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二级蒋弘道；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食正四品俸张英；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奉政大夫牛钮；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奉政大夫常书；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食正四品俸崔蔚林；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奉政大夫严我斯；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朱马泰；日讲官、起居注官、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张玉书；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阿哈达；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董讷；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王鸿绪。

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皇帝御制序言说：“朕认为帝王之道法，记载在六经之中，而极尽天人之际，穷究性命之理，开物成务以利于民，通晓变化以尽利，其道理没有比《易经》更详尽的了。《易经》这部书，集合了四位圣人立象设卦，并系以辞，因而广大悉备。自古以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治理天下的道理，都取法于此。大概《诗经》《尚书》的文辞，《礼》《乐》的制度，《春秋》的行事，无不与《易经》融会贯通。汉代班固曾说：‘六艺具备五常之道，而《易经》是它们的本源’，难道不是可信的吗？”

“朕早起晚睡，每日勤勉不懈，努力探求治理之道，思考古代帝王建立政事的要点，必定以经学为本。曾经广泛综合查阅典籍，玩味探究精微深奥的内涵，对于《大易》，尤其极力研究探求。特意命令儒臣参考诸儒的注疏传义，撰写成解义十八卷，每日进讲，反复推敲卦爻之辞，深入探求作《易》的宗旨。大体上，造化的功用，不外乎阴阳，而配合人事，则有正邪、善恶的区别，运数之所以盛衰，风俗之所以治乱，君子小人之所以进退消长，很少不在奇偶两画的屈伸变易之间体现出来。至于将其体现在个人修养，施行于事业，有观察民情以设立教化的方法，有通达德行以类比情感的作用，恐惧修省以治理自身，思患预防以维系世道，引申扩展，触类旁通，那么治理之道就完备了。”

“于是刊刻成书，颁示天下。朕认为体现刚健四德，以包容保护亿万百姓，并且期望众官百职在野外涣散群疑时秉持公正，成就拔茅连茹、诚信上升的美好局面，那么泰卦的交泰就能媲美明君良臣，而太和之气充盈于宇宙，或许能符合朕以经学作为治法的意思。啊！”

臣谨查《易经解义》的总裁官有三位：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一级支二品俸、教习庶吉士牛钮；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孙在丰；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张英。分撰官有十八位：通议大夫、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加一级傅腊塔；日讲官、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降一级留任沈荃；资政大夫、日讲官、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仍加詹事府詹事蒋弘道；通议大夫、日讲官、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仍加詹事府詹事严我斯；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奉政大夫常书；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一级又加一级支四品俸奉政大夫朱马泰；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封濚；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加二级中宪大夫阿山；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加一级朝议大夫邵吴远；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徐干学；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高士奇；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加侍读学士加一级董讷；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翁叔元；日讲官、起居注官、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秦松龄；日讲官、起居注官、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王顼龄；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归允肃；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编修文林郎曹禾；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检讨征仕郎严绳孙。

《孝经衍义》一百卷。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皇帝御制序言说：“朕远思往昔圣王以孝道治理天下的意义，从而知道其推广有根本，把握有要领。孝，是百行的源头，万善的极致。”

《尚书》说侍奉祖先要思念孝道，《诗经》说孝思在于维系，则明白

译孝道是天地的常道、人伦的正理，人性所共同具备，自古以来就不曾改变。所以用它来要求自己，就会顺遂吉祥；用它来教导别人，就会快乐且容易遵从；用它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那么德泽广施而不会枯竭。帝王奉行这个原则来治理天下、驾驭万物，亲身实践为天下人做出表率，事情从在寝宫侍奉父母饮食的礼节开始，进而推广到配享天帝、祭祀祖先、朝见天子等大典，发扬光大祖先的功业，使万民和四海都受到光辉照耀，这都是这个原则的作用。孔子关于孝道的言论散见于六经之中，而统合归纳于《孝经》。曾子以纯孝亲自承受这些教诲，言辞简约，旨意深远，条理贯通始终，综合概括各种论述，关于孝道的义理，在这里最为完备。自从颜芝藏本在汉初出现以来，考证、注释、笺释的人代有其人，如孔安国、郑康成、皇侃、邢昺等人，不下百余家。大致都是训诂章句，辨析今古文同异，而寻求推广义理内涵，使之通达于万事万物，且没有超出其范围的，则尚未完备。世祖章皇帝弘扬孝治，彰明人伦纲纪，特别命令编纂《孝经衍义》，未能完成。我继承先帝遗志，诏令儒臣搜集整理编辑，仿照宋代儒者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体例，征引经史诸书以旁通其说。我认为孔子称孝为至德要道以顺天下，又说教由此产生，然后详细列举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五孝，这是一部经书的大旨，也如同《大学》所说的明明德、新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推衍至德的义理，那么仁义礼智信的说法就完备了；推衍要道的义理，那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论述就完备了；推衍教由此产生的义理，那么礼乐政刑之类就完备了；推衍五孝都以爱敬为根本，阐明贵贱所共同遵循的道理。由天子敬重父母推而广之，那么郊祀宗庙典礼的义理就完备了；由天子爱护父母推而广之，那么仁爱百姓、养育万物、安抚爱护养育的义理就完备了。没有不是敬的，没有不是爱的，也就是没有不是孝的。依次至于诸侯的不骄傲不溢满，卿大夫的合乎法度的服饰、言语、行为，士庶人的忠诚顺从侍奉上级、谨慎修身节约用度，哪一样不是爱敬的义理？推而极之，通达于神明，贯穿天地，难道还有边际吗？书成共一百卷，刻版颁行，并撰写序言置于卷首，希望与海内人士共同遵循这条道路，家家修习子弟的职责，人人奉行侍奉亲长的训诫，和谐之气广泛流传，美好风气四处通达，以成就一代敦厚宏大的治世，这就是我继承先帝功业、尊崇经典崇尚根本的志向啊。

译臣仔细查考《孝经衍义》，总裁官有两位：经筵讲官、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加礼部尚书衔管理右侍郎事务的叶方蔼；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张英。纂修官则是日讲官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韩菼。全书包括凡例目录一卷，经旨总要二卷，衍义一百卷。于康熙二十一年三月进呈。所衍生的条目有：至德、要道、教之所由生、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大顺之征。至德的条目有：仁、义、礼、智、信。要道的条目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师弟子附在其中。教之所由生的条目有：礼、乐、政、刑。天子之孝第一是爱亲，爱亲的含义是：及早施行教化，平均慈爱，敦促友爱恭敬，亲近九族，体恤臣工，重视守令，爱护百姓，督促农桑（藉田附在其中），减轻赋税，防备凶荒，减少刑罚，体恤征戍。第二是敬亲，敬亲的含义是：侍奉天地，效法祖宗，隆重郊祀配享，严肃宗庙祭祀，重视学校教育（养老附在其中），推崇圣学，教导宫闱，议论官员才能，优待大臣，设立谏官，端正纲纪，辨别贤能与否，制定国家用度，淳厚风俗。诸侯之孝：爱亲、敬亲，不骄不溢。卿大夫之孝：爱亲、敬亲，效法言语德行。士之孝：爱亲、敬亲，侍奉君主忠诚，侍奉长辈顺从。庶人之孝：爱亲、敬亲，顺应天道，区分地利，谨慎自身，节约用度，最终以大顺之征作为结尾，是因为经文中有“以顺天下”的文句。

《经义考》卷二“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一

连山，《唐志》记载十卷，司马膺作注，已佚。

《周礼》记载太卜掌管三种易法，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变卦都是六十四。又说：簭人掌管三种易法，以辨别九种簭的名称，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

《山海经》记载伏羲氏得到河图，夏人沿用它称为《连山》。

杜子春说连山是伏羲所作。

桓谭说：“连山有八万字，归藏有四千三百字。夏易繁琐，而殷易简略。”又说：“连山藏在兰台。”

淳于俊说：“连山像山，吞吐气息，连接天地。”

姚信说：“连山氏，神农得到河图，夏人沿用它，称为连山。”

阮籍说：“伏羲氏推演六十四卦的变化，后世圣人观察并沿用它，取象并使用它。禹、汤的易经都在，但上古的文字已经不存。”

皇甫谧说：“炎帝在鲁地建都，推重八卦的数目，穷究八八的体例，作成六十四卦。又说：‘夏人沿袭炎帝，称为连山。连山易，它的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这就叫连山。’云气在山中吞吐，夏朝以十三月为正，人统艮渐正月，所以以艮为首。”

干宝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这是连山之易。”

梁元帝说：“杜子春说：连山是伏羲所作；归藏是黄帝所作。查考《礼记》：‘我想观察殷代的道，得到了坤干。’现在归藏先坤后干，就知道这是殷代无疑了。归藏既然属于殷代制度，连山理应是夏代的书。”

《北史·刘炫传》：当时牛弘奏请征集天下遗逸的书，刘炫于是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送官府，获取赏赐后离去。后来有人告发他，经赦免死罪，判罪除名。

孔颖达说：“连山起于神农。又说：周代的占卜，杂用连山、归藏。《周易》、连山、归藏，以不变为占。占七八之爻。两种易都已亡佚，不知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贾公彦说：“《洪范》说：‘选择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卜，听从两人的意见。’大概占卜时，连山、归藏、周易三种易法并用。夏、殷以不变为占，周易以变者为占。三人各占一种易。《士丧礼》占卜宅地，面向东，旅占，旅，众也，与其属共同占卜。《春秋演孔图》说：‘孔子修《春秋》，九月完成，占卜得到阳豫之卦。’宋均注说：‘夏殷的卦名，所以现在《周易》没有文字。’这是孔子也使用两代的筮法。”

刘敞说：“艮其背，不获其身，是人之道。以寅为正，穆姜占卜遇到艮之入，这就是艮之随者，这是连山之易。”

邵雍说：“夏朝以建寅之月为正月，称为人统。”《易》说：“连山以艮为首，艮者是人。”

方悫说：“连山以艮为首，它的卦具内外而一体，它的位居东北两间，则朝向人之时。夏朝用人正，所以它的书以此命名。”黄裳说：“阐幽者，是易的仁。所以夏朝称为连山，是象其仁而言的。山，是静而生养万物的，有仁的道。”

沈括说：“卦爻之辞，都是九六，只有连

译《山》、《归藏》用七、八来占卜。」

陆佃说：「《连山》从艮卦开始，所以叫《连山》。《周易》说：『重叠的山，是艮卦』，就是这个意思。以前的儒者认为这是象征云气从山中涌出，连绵不断，这种说法不对。」又说：「《连山》这部《易》，长安有人家收藏，它的卦画都是纵向排列的。」

译邵博说：“《连山易》的意义非常浅显，这难道是刘炫伪造的书吗？”

李纲说：“《连山》和《归藏》，以静止的状态来占卜，所以爻辞称七八，七八是少阴和少阳的数。阴阳处于少，空虚而未充盈，所以静止而不变化。”

朱震说：“《连山》以艮卦为首，八风始于不周风，实际上位于西北方位，七宿的次序是东壁和营室，在时辰上对应亥，在音律上对应应钟，在时节上对应立冬，这就是颛顼帝的历法以十月为首的原因。”

郭雍说：“夏代的《易》叫《连山》，商代的《易》叫《归藏》，而不命名为夏《易》、商《易》，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易’这个名称。”

张行成说：“夏代称《连山》，是天《易》。”《太玄义》采纳了这种说法。

郑谔说：“《连山》以艮卦为首，是夏人的《易》，它的卦象是上艮下艮，所以叫《连山》，意思是像山一样相连。又说：《周易》以九六来占卜，而《连山》《归藏》以七八来占卜。《周易》占卜的是变化的爻，《连山》《归藏》占卜的是不变的爻。”

郑樵说：“《连山》是夏后氏的《易》，到唐代才出现，现在已经失传了。”

程逈说：“《连山》《归藏》，应该与《周易》的卦数相同，但卦辞不同。以前的儒者说《周易》以变化的爻来占卜，这是不对的。说《连山》《归藏》以不变的爻来占卜，也是不对的。古代的占卜者，兼用三种《易》的方法。卫元占卜遇到屯卦，说‘利于建立诸侯’，这是《周易》有时也用不变的爻来占卜。季友占卜遇到大有卦变为乾卦，说‘共同回复到父亲那里，恭敬地如同在君主所在的地方’，这本来就是《连山》《归藏》的卦辞。既然变为乾卦就用了变化的爻，这是《连山》《归藏》有时也用变化的爻来占卜。”

程大昌说：“《周官》记载三种《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它们的别卦都是六十四。《连山》是夏代的，《归藏》是商代的。夏商的时代，八卦已经分别演变为六十四卦了。”

蔡元定说：“《连山》以艮卦为首，《归藏》以坤卦为首，推测它们的作用，必定与《周易》大不相同，但它们所蕴含的道理则是相同的。”

郑东卿说：“从伏羲到夏商，八卦虽然已经重叠，但还不知道七八九六的常变规律。《连山》以艮卦开始，《归藏》以坤卦开始。夏商使用它们，都以不变的爻来占卜，它们的卦数只到六十四为止。”

罗泌说：“炎帝神农氏命令司怪主管占卜，巫咸巫阳主管筮占。于是通达变化，以形成天地的纹理；穷尽数理，以确定天地的形象。八八成卦，用来应酬应对并佑助神灵，用来沟通天下的意志，用来决断天下的事业。认为开始万物、终结万物的，没有比艮卦更盛大的了。艮，是东方的卦。所以重叠艮卦作为开始，这就是所谓的《连山易》。”

罗苹说：“《春秋演孔图》说，孔子完成《春秋》，占卜得到阳豫卦。《史记》记载秦始皇得到镐池君壁，说‘明年祖龙死’，占卜得到游徙吉，阳豫游徙，是《连山》的卦。”又说：“《连山》的文辞，是禹时代创作的。”

陈藻说：“夏代有《连山》筮占，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吧？所以夏代尚未取代虞朝，而舜的朝廷就已经有了。”

李过说：“《易钞》说：‘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夏《易》以艮卦为首，这是万物在天地之先了。夏《易》之所以不流传，这种说法固然好，但未免是轻率之谈。夏、商、周《易》首卦不同，大概寄托了三统的意义。夏后氏建寅，以正月为岁首，为人纪天地二十四位，艮连着寅，万物终结于艮，又起始于艮。夏正建寅，艮连着寅，所以以艮卦为首。”

刘炎说：“有人问《连山》《归藏》的真伪？回答说：《汉书·艺文志》不收录《连山》，《唐书·经籍志》却有；《汉书·艺文志》不收录《归藏》，《晋中经簿》、《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却有。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其伪作可知。况且它们的言论不合常理呢？”

王应麟说：“《连山》以艮卦为首，艮是万物终结和开始的地方。八风始于不周风，卦气始于中孚。冬至为历法元始，黄钟为音律根本。《太玄》在牛宿纪日，在中首纪气，而以罔冥为元。艮的终结和开始，就是万物。”又说：“推测夏商卦下也各有卦辞，所以周人并存它们用来占卜。”

葛寅炎说：《连山》是伏羲先天《易》。

朱元升说：《连山》是三种《易》之首。又说：《连山易》的创作，兼取法则于河图洛书。又说：《连山》作于伏羲，用于夏；《归藏》作于黄帝，用于商。周公辅佐成王，设立官职，命令太卜、簭人与《周易》共同掌管，不因为周代使用《周易》，就把《连山》《归藏》置于无用之地。又说：《周礼》疏，贾公彦解释《连山》的意义说：“连山”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名叫“连山”。即贾氏的疏证考察《说卦》的文辞，夏时的气候。夏建寅正，纯艮实际对应立春，春是时节之首，艮所以成为《连山》易之首吗？考察《汉书·律历志》叙述三统，说人统寅木也，太簇律长八寸，象征八卦，伏羲氏之所以顺应天地、沟通神明、类比万物。由此知道伏羲氏已经使用寅正，夏后氏沿用它罢了。贾公彦说《连山》作于伏羲，沿用于夏后氏，说的就是这个。又说：《连山》易失传很久了，因为《周礼》得以保存它的名称，因为《说卦》传得以保存它的意义，因为夏时得以保存它的作用。又说：《连山》两篇，从复卦到乾卦为

译阳仪，从姤卦到坤卦为阴仪，其策数为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系辞》上下两篇的末尾，提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举《连山》易的策数来说的。又说：《连山》易，是夏代历法所取法的准则。《尧典》一书，分命羲和，也是夏代历法所取法的准则。用《尚书》来考证《周易》，其义理是一致的。《尚书》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是取中星来定四时的。现在就在《连山》易中排布二十八宿：冬至其卦为复，其宿为虚；夏至其卦为姤，其宿为星；春分其卦为临，其宿为氏房；秋分其卦为遯，其宿为昴。四时的二至二分，用卦来对应宿，就是《尧典》中的中星。又说：长分消翕，是“连山”易至精、至变、至神的道理所寄托的地方。乾与坤相对，乾的长即坤的消，乾的分即坤的翕；坤的长即乾的消，坤的分即乾的翕。兑与艮相对，离与坎相对，震与巽相对，其余六十四卦两两相对，长分消翕都符合八卦。

译金履祥说：“《连山》、《归藏》的文辞已无法考证。学者认为邵雍的互体、既济卦等图，就是《连山》遗留下来的法则；后世纳甲、归魂的方法，就是《归藏》遗留下来的法则。”

胡一桂说：“《连山》十卷，见于《唐艺文志》。自唐代以前并没有这本书，那么唐代的《连山》似乎是隋朝人伪造的书。”

吴澄说：《连山》是夏朝的《易》。

吴莱说：“《易》占卜的是变化之事，其数只使用九和六，崇尚老阴老阳；《连山》、《归藏》占卜的是不变之事，所以其数只使用七和八，崇尚少阴少阳。《连山》以七为首，起于艮卦；《归藏》以八为首，起于坤卦，也不过是遵循伏羲的旧制。等到推究它们所使用的蓍策，《连山》是三十六策，《归藏》是四十六策，而《周易》是四十九策，又好像不能互相通用。”

朱隐老说：“《连山》，是神农氏的《易》。以艮卦为首，凡是建寅为正的朝代都尊崇它。虽然唐、虞时期也是如此，不仅仅是夏后氏这样。”

雷思齐说：“《连山》、《归藏》的《易》，其占卜方法相同，而繇辞不同。”

朱升说：《连山》以艮卦为首，处于终始交替之际。

王袆说：“《易》从伏羲开始，画出八卦，进而重叠为六十四卦。当时大概有图而没有书。后来的圣人沿袭它，创作了《连山》、《归藏》、《周易》，都本源于伏羲的图，而取用各不相同。”

何乔新说：“《唐艺文志》有《连山》十卷，出自长孙无忌编次叙述，文中多有缺失错误，那本书失传已经很久了。然而在《周易》中寻求，还有可以谈论的地方。所谓兼山艮，就是《连山》遗留下来的意旨。六爻都分别象征人象，书虽然不存在了，但象还是可以推求的。”

王道说：“《连山》以艮卦为首。”解说者都说艮在寅位，与建寅的意义相合，这完全不对。艮在寅位，是文王后天卦的方位，夏朝怎么能预先取用呢？况且六子都属于人道，唯独以艮为首是为什么呢？大概三女之中，无论震卦以一阳动于二阴之下，坎卦以一阳陷于二阴之中，都不足以担当人道的正道。只有艮卦一阳止于二阴之上，既符合一君二民的象征，又深切契合‘只有止才能止住众人’的妙理，这是人道中最善的。以艮为首就是取这个意思。

湛若水说：“夏朝的《连山》，知道‘止’是始终的关键，所以程子取用艮卦。”

孙宐说：“解释《连山》的人，说像山出云，连绵不绝。出云连绵，怎么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又说：“八卦按顺序相互循环，《连山》《归藏》也各自有顺序，但其意义并不完备。”

胡应麟说：“《连山易》十卷，见于《唐艺文志》。查考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周易》为首，凡是夏、商的《易》，绝对没有听说过。隋朝牛弘搜购天下遗书，多达三十七万卷，魏徵等人修撰《隋书》，晋、梁以来亡佚的篇名，无不详细记载，都没有听说过所谓的《连山》，而到了唐代才出现，可以吗？《北史·刘炫传》记载：隋文帝搜访图籍，刘炫于是伪造《连山》及《鲁史记》进献。马端临据此认为《连山》是刘炫所作，或许确实如此。大概刘炫后来事发被除名，所以《隋书·经籍志》没有收录，但他的书尚且流传。后来开元年间，广泛收集群书，仍然收入宫中。”

沈懋孝说：“夏朝的《易》以艮卦为首，以成就终了而孕育震卦的作用。”

郝敬说：“《连山》六画是艮卦，艮为山，上下两个艮，所以叫《连山》。”焦竑说：“《连山》，就是艮，夏朝讲学的人所重视的是‘止’。”

孙奇逢说：“《连山》以艮卦为首，艮就是止。天下的事不是日日更新在行动，而是日日更新在停止。正因为适时停止就停止，所以适时行动就行动。这是成始成终的意义。”

黄宗炎说：“桓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七千三百言，这是说殷商的《易》与《周易》相当，夏朝的文字几乎比文王、周公的文辞多二十倍，这难道是古时候的方册所能容纳的吗？持这种说法的人，也不明白古今通用的义理了。”

顾炎武说：“《连山》、《归藏》，不是《易》。而《周官》说‘三易’，是后人因为《易》的名号而这样称呼它们。就像墨子说：‘周的《春秋》，燕的《春秋》，宋的《春秋》，齐的《春秋》’，周、燕、齐、宋的史书，未必都叫《春秋》，而称为‘春秋’，是因为鲁国史书的名号而这样称呼它们。”

尤侗说：“《连山》以艮卦为首，《归藏》以坤卦为首，卦序略有不同，卦名未曾改变。”

黄与坚说：“《易》，是周朝所命名的，那么《连山》、《归藏》，也是周朝以《易》命名它们，而称为三易。”

按：《连山》《归藏》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记载，那么它们失传已经很久了。而郦道元注《水经》引用《连山易》说：“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这是说北魏时尚有其书。至于司马膺所注的《度》，就是刘炫的伪本。李淳风《乙巳占》说：“有冯羿者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不死之药，姮娥偷了它奔月，将要前往时向有黄占卜，有黄占卜后说：‘吉，翩翩归妹，独自向西行进，遇到天色昏暗，不要恐惧不要惊慌，以后将会大昌。’”姮娥于是托身于月亮，这也是伪本《连山》的文字。现在那本书也失传了。毛渐作序的《三坟》，首列《山坟》，说是《连山》之《易》，伏羲所作，其象有崇山、君伏山、臣列山、民兼山。

译《物濳》、《山阴》、《连山》、《阳藏》、《兵疉》、《象》等书，意义相同。它们说：“天皇开始画八卦，以《连山》为名作为《易》，君臣、百姓、万物、阴阳、兵事、物象才开始在世上明晰。”这种说法荒诞不经，不值得相信。

译又查黄佐《六艺流别》记载《连山》的繇辞：复卦初七说：“龙潜藏在深渊，保存精神没有界限。”象传说：“复卦，因为保存精神所以可以发挥作用。”剥卦上七说：“气数穷尽导致剥落，最终会有憾惜。”象传说：“导致剥落而告终，是不懂得变通啊。”姤卦初八说：“聚集蛇在低洼处，滋生祸害的萌芽。”象传说：“阴气滋生萌芽，不可以让它滋长。”中孚卦初八说：“一个人了解你，还可以离去。”象传说：“女子没有归附，诚信不能中正。”不知道这些本于什么书？难道有《连山》这样的《易》，却是效仿王弼《易传》的体例吗？作伪的人很笨拙，况且会被刘炫嘲笑呢。

又查杜子春认为《连山》是伏羲所作，《归藏》是黄帝所作。姚信认为《列山》是神农所作。而班固《古今人表》既然在圣人一列列出伏羲、神农、黄帝，又在仁人一列列出列山、归藏，不应该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经义考》卷三“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二

《归藏》隋《志》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唐《志》同《崇文书目》三卷]已佚。

《礼记》孔子说：“我想观察殷代的道，所以到宋国，但不足以验证。我得到了坤卦和乾卦。”

《山海经》黄帝氏[姚信作归藏氏]得到河图，商人沿用它称为《归藏》。

杜子春说《归藏》是黄帝所作。

桓谭说《归藏》藏在太卜那里。

郑康成说：“殷代阴阳之书，现存的是《归藏》。”

淳于俊说：“《归藏》的意思是，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其中的。”

于寳说：“初乾，初奭，初艮，初兑，初荦，初离，初厘，初厘。这是《归藏》的《易》。”

阮孝绪说：“《归藏》记载卜筮之书，杂事。”

刘勰说：“《归藏》的经文，大多迂腐怪异，竟然称后羿射死十个太阳，嫦娥奔月。”

《隋书·归藏》汉初已经亡佚，查《晋中经》有它，只记载卜筮，不像圣人的宗旨。

孔颖达说：“《归藏》起于黄帝。”又说：“圣人因时制宜，不一定都相沿袭。所以《归藏》命名卦序，也有很多不同。”又说：“孔子说：‘我得到了坤卦和乾卦。’殷代的《易》以坤为首，所以先坤后乾。”又说：“《归藏》是伪妄之书，不是殷代的《易》。”

贾公彦说：“殷人沿袭黄帝称为《归藏》，《归藏》的《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其中的。殷代以十二月为正月，地统所以以坤为首。”

元稹说：“穆姜遇到艮卦，足以验证麟史的文字；孔子得到坤卦，也验证了《归藏》以坤为首。”

邢昺说：“《归藏》是成汤所作的，是三种《易》之一。”

刘敞说：“坤是万物所归。商代以坤为首。《礼运》说：‘我得到了坤卦和乾卦’，这是《归藏》的《易》。”

欧阳修说：“周代的末世，夏商代的《易》已经亡佚，汉初虽然有《归藏》，已经不是古经，现在《书》三篇，无法究其究竟了。”

邵雍说：“商代以建丑之月为正月，称为地统。《易》说：‘《归藏》以坤为首’，坤是地。”

方悫说：“《归藏》以坤为首，各归其根，密藏其用，都是殷代所做的，就合乎地的时运了。殷代用地正，所以它的书名这样。”

黄裳说：“揭示隐微的是《易》的智慧。所以商代说：‘《归藏》是，因为它藏诸用而言说的。’”

王观国说：“《礼记》，孔子说：‘我得到了坤卦和乾卦。’郑氏注：‘得到商代阴阳之书。’其书现存的是《归藏》。《尔雅》解释羊属有‘牡羭’，郭璞注引用《归藏》说：‘两壶两羭。’《初学记》说：‘部引用《归藏》说：有白云出苍梧，进入大梁。’举这些可以看到了。”

《中兴书目》《归藏》，隋代有十三篇，现在只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文字多残缺混乱，不可训释。

朱震说：“《归藏》的书，其初经者，是伏羲氏的本旨。卦有初乾、初奭[坤]、初艮、初兑、初荦[坎]、初离、初厘[震]、初巽。卦都是六画。《周礼》三易经卦都是八，所谓经卦，就是初经的卦。又说：‘《归藏》的乾，有乾大赤，乾为天、为君、为父，又为辟、为卿、为马、为禾，又为血卦。’又说：‘《归藏》小畜说：‘其丈人，乃知丈人之言，三代有之。’”

张行成说：“商代叫《归藏》，是地易。《元包》义，取之。”

郑锷说：“《归藏》以坤为首，商人的《易》，其卦坤上坤下，所以叫《归藏》。说像地道之包含万物所归而藏。”

郑樵说：“《连山》亡佚了，《归藏》隋代有薛贞注十三卷，现在所存的只有初经、齐母、本蓍三篇而已。说占筮事，其辞质朴，其义古老，后学认为它不文，怀疑而弃之。独不知后之人能为此文吗？”

杨简说：“孔子之时，《归藏》犹存，所以说到宋而得到坤卦和乾卦。”罗泌说：“黄帝正坤乾分离，坎倚象衍数，以成一代之宜，谓土为祥，乃重坤以为

译首，即所谓《归藏易》。」

罗苹说：「《归藏》初经的卦象都有六个爻位，其卦名有明夷、营惑、耆老、大明等类。从前启占筮明夷卦，鲧治理洪水，占筮大明卦；桀占筮营惑卦，武王讨伐商朝，占筮耆老卦，说是不吉利，就是这种情况。又说：《归藏》的卦辞，有乾为天、为君、为父、为大赤、为辟、为卿、为禾、为血卦等类，可知它与现在的《周易》是相通的。又说：《归藏》是黄帝的书，但坤卦的占筮却有尧降下两个女儿嫁给舜为妃的话语；节卦说：『殷王其国常母谷月』之类，其卦象是对的，但卦辞是不对的。大概《归藏》的卦辞，是商汤时代的作品。」

译林学蒙说：“《易疏》讨论连山、归藏，一种观点认为是伏羲、黄帝的著作，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夏、商的著作，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

蒋君实说：“商代的《易》以坤卦为首，它崇尚质朴、崇尚白色的制度，都由此产生。”

李过说：“《易钞》说：‘天尊贵地卑下，这是乾坤确定的位置。’商代的《易》以坤卦为首，这是地比天尊贵吗？商代的《易》之所以没有流传下来，不知道是因为商人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取丑未的冲位作为地统，坤代表地，商代用地统，所以只能以坤卦为首。又说：‘夏后氏的《连山易》已经无法看到，商人《归藏易》现在流传于世，它的经卦有八个，重卦已经有六十四。’经卦八个，是说坎卦为‘荦荦’，意思是劳苦，因为万物在坎卦中劳苦；说震卦为‘厘厘’，意思是条理，因为帝出乎震，是万物开始的地方，具有条理。其余六个卦相同。它的六十四卦是：干、屯、蒙、溽、讼、师、比、小毒畜、履、泰、否、同人、大有、很厘、大过、颐、困、井、革、鼎、旅、丰、小过、林祸、观、萃、称、仆、复、毋亡、大毒畜、瞿散、家人、节、奂、蹇、荔贠、諴钦、恒、规夜、巽、兑、离、荦兼分、归妹、渐、晋、明夷、岑霁、未济、遂、大壮、蜀、马、徒，这四卦缺失名称。与《周易》卦名相同的占三分之二：即屯、蒙、讼、师、比、小畜、履，次序大致相同。卦名不同的，比如把需卦称为溽，小畜卦称为小毒畜，大畜卦称为大毒畜，临卦称为林祸之类。这样看来，文王重排《易》，只是沿袭商代《易》的旧制。现在用《周易》来验证，归藏不仅卦名使用商代卦名，卦辞也使用商代的。如屯卦的‘屯膏’，师卦的‘帅师’，渐卦的‘取女’，归妹卦的‘承筐’，明夷卦的‘垂其翼’，都沿用了商代《易》的旧文。那么六十四卦不是在文王时重排的，从伏羲以来直到夏商，其卦已经重排了。由此可知《系辞》所载取象的十三卦，都是当时已有的《易》。”

王应麟说：“《越绝外传·范子》说：道生气，气生阴，阴生阳。我认为先阴后阳，就是归藏先坤的意思，闭合而后开启，静止而后运动。”马端临说：“连山、归藏，是夏商时期的《易》，本来在《周易》之前。然而《汉书·艺文志》没有《归藏》，《隋书·经籍志》没有《连山》，大概这两部书到晋、隋之间才出现。而《连山》出自刘炫的伪作，《北史》明确说了。推测《归藏》这本书，也类似这种情况。”

葛寅炎说：归藏是黄帝中天易。

家铉翁说：归藏这本书作于黄帝。

朱元升说：归藏易，是黄帝推演伏羲连山易而创作的。孔子说：我得到了坤干，这就是归藏易的意思。又说：归藏虽然出自黄帝，实际上遵循伏羲的卦序。《汉书·律历志》说：伏羲画八卦，由数开始，到黄帝时大体完备。由此可知伏羲易与黄帝易是一以贯之的。又说：《周礼》太卜掌管三易的方法，簭人掌管三易以辨别九簭的名称，起初并没有因为《周易》而废除归藏。鲁襄公九年，穆姜占卜遇到艮之八，杜预解释他说：这是杂用连山、归藏、周易。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归藏尚且完好无损。又说：归藏取法河图，河图藏十不全，所以归藏去掉十不用。又说：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没有不归而藏于其中的。《说卦》说：坤以藏之，大概造化发育的真机常在这里隐藏。然而一元有一元的造化，癸亥甲子之交作为藏；一岁有一岁的造化，冬夏二至之交作为藏；一日有一日的造化，夜半日中之交作为藏。这又是归藏易无处不用其藏。六十四卦中藏有十六卦，用有四十八卦。干为六十四卦之父，坤为六十四卦之母。坤统藏卦，干统用卦。坤干之所以首列六十四卦，是因为有藏就有用。纯坤又之所以首列纯干。又说：归藏易以六甲配六十四卦，所藏的是五行之气，所用的是五行之象。又说：归藏易首坤尾剥。又说：归藏两篇，从甲子到癸巳为先甲，从甲午到癸亥为后甲，其策数为万有八百。

吴澄说：“归藏，是商代的《易》。又说夏商二易。大概是因为使用羲皇所画的卦来占筮。卦序与先天自然之序不同，所以连山首艮，归藏首坤。朱子《易赞》说：‘降帝而王，传夏历商，有占无文，民用勿彰。’认为二易没有繇辞。有人说：《春秋左氏传》所载繇辞与《周易》不同的，大概夏商之易就有繇辞了。然而现在无法考证，世俗所传的《归藏易》，是伪书。”

吴莱说：“归藏三卷，晋薛贞注。现在有时杂见于其他书中，颇像焦赣《易林》，不是古易。”

赵道一说：“轩辕黄帝取伏羲卦象法而使用。根据神农所重六十四卦的意义，帝于是作八卦之说，称为八索，寻求其重卦的意义。帝一号归藏氏，于是命名所

译皇帝下诏说：“《归藏书》，这是《易经》的开端。”

译朱隐老说：“《归藏》是黄帝的《易》。它以坤卦为首，凡是建丑为正月的都尊崇它。不只是殷人如此。”

朱升说：“《归藏》以坤卦为首，这是静极而动之首。”

何乔新说：“隋代《经籍志》中有《归藏》十三卷，出自刘光伯所献，意思非常浅陋。书虽然失传，但《周易》所说的‘坤以藏之’，就是《归藏》的遗意。”

何孟春说：“殷代的《易》先坤后乾，有静而后动，这是阴阳的定理。”杨慎说：“《连山》藏在兰台，《归藏》藏在太卜，见于桓谭的《新论》。那么东汉时《连山》、《归藏》尚存，不能因为《艺文志》没有列出它们的条目而怀疑它们。”

胡应麟说：“《七略》没有《归藏》，晋代《中经簿》才开始有这本书。隋代《经籍志》因此称引。这本书只记载占卜，不像圣人的旨意。大概唐代就已经怀疑它是伪作了。”

邓元锡说：“《归藏》以坤卦为首，先藏而后发。孔子说：‘我想观察商代的道，得到了坤卦和乾卦。’大概是赞赏它。但对于《易》来说却偏狭了。”

沈懋孝说：“商代的《易》以坤卦为首，以藏敛来发动直截了当的机枢。”

郝敬说：“《归藏》，即坤卦。坤为地，万物归藏于土，所以叫归藏。”

焦竑说：“《归藏》即坤卦，商代讲学的人首先重在静。”

董斯张说：“《归藏》的《易》现在失传了，只保存了六十四卦名，而又缺了四个，与《周易》不同。需作溽，小畜作小毒畜，大畜作大毒畜，艮作很，震作厘，升作称，剥作仆，损作员，咸作諴，坎作荦，谦作兼，遯作逯，蛊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涣作奂。又有瞿、钦、规、夜、分五卦，岑、霁、林、祸、马、徒三复卦名，不知道对应《周易》的什么卦。”

孙奇逢说：“《归藏》以坤卦为首，坤以藏之。天下的事不竭于发散，而竭于藏蓄。退藏不严密，生机所以日渐枯竭。所以藏，就是养。坤元的功能就是资生。”

黄宗炎说：“《归藏》六十四卦名，其中不同于《周易》的，需为溽云上天，而将雨，必有湿溽之气先见于下。大畜、小畜为大毒畜、小毒畜，毒取亭毒（化育）之义。艮为狠，艮有反见之象，无言笑面目可征，故取其刚狠之义。与震为厘，离当为厘，于震则不近，岂以雷厘地而出，以作声？与升为称，地之生木，土厚者茂，土瘠者瘁，言木与土相称也。剥为仆，坎为荦，坎为劳卦，故从劳谐声而省，物莫劳于牛，故从牛。但这是孔子的说卦，难道是殷人所取义吗？家人为散，家人则义不可考。损为员，咸为諴，谦为兼，涣为奂，古字或加偏旁，或不加偏旁，因而互易。遯为逯，形意本通，无有异义。蛊为蜀，蜀亦蛊也，但蛊之义深远。解为荔，荔亦有聚散之义。无妄为毋亡，毋即无亡，即妄，非有他义。又有瞿、钦、规、夜、分五卦，岑、霁、林、祸、马、徒三复卦名，不知道作《周易》何卦？再以我推测，瞿当属观，钦当属旅，规当属节，夜当属明夷，分当属暌，岑、霁当属贲，其它则不可详。”

徐善说：“《归藏》失传很久了。有在古三坟及司马膺、薛贞的书中寻找的，失之讹误。有直接把《归魂纳甲》之书当作《归藏》的，失之浅陋。有错误解释‘乾君坤藏’之语，而说方图就是《归藏》的，失之附会。像卫氏那样执笔妄自拟作，则失之放肆了。又说：子、复、丑、临、寅、泰、卯、大壮、辰、夬、巳、乾、午、姤、未、遯[归藏本文作逯]、申、否、酉、观、戌、剥[归藏本文作仆]、亥、坤。这是《归藏》十二辟卦，所谓商《易》。辟者，君也。其法先置一六画坤卦，以六阳爻次第变之，即成复、临、泰、大壮、夬五辟卦。次置一六画乾卦，以六阴爻次第变之，即成姤、遯、否、观、剥五辟卦。十辟见而纲领定矣。于是又置一六画坤卦，以复辟变之，成六卦之一阳；以临辟变之，成十五卦之二阳；以泰辟变之，成二十卦之三阳；以大壮辟变之，成十五卦之四阳；以夬辟变之，成六卦之五阳；更进为纯乾，而六十四卦之序已尽变矣。徐而察之，乾之六位已为递变之新爻，而坤之六位犹为未变之旧画。即卦中阳爻已变，而阴爻犹故也。于是复置新成之乾卦，以姤辟变之，成六卦之一阴；以遯辟变之，成十五卦之二阴；以否辟变之，成二十卦之三阴；以观辟变之，成十五卦之四阴；以剥辟变之，成六卦之五阴；更进为纯坤，而坤之六位已更新矣。卒之非有两营也，止此六十四虚位。顺而求之，由坤七变得阳爻一百九十二，而纯

译乾卦的卦象显现；逆向追溯，由乾卦的七变产生一百九十二个阴爻，纯坤卦的卦象便显现出来。一正一反，三百八十四爻的《易经》体系就完备了。又说：《归藏》的卦序是坤、震、坎、艮、兑、离、巽、乾。大概震卦下的一阳生于纯坤之后，进至坎卦居于中位，进至艮卦居于上位，于是交于中五之位而得到兑卦的两个阳爻，然而仍有一个阴爻在上位。到了离卦，中位的阳爻上进，至上巽卦，初位的阳爻进至中位，于是纯乾卦的卦象形成，这是阳气逐渐增长的次序。反过来推演，巽卦下的一阴生于纯乾之后，进至离卦居于中位，进至兑卦居于上位，于是交于中五之位而得到艮卦的两个阴爻，然而仍有一个阳爻在上位。到了坎卦，中位的阴爻上进，至震卦，初位的阴爻进至中位，于是纯坤卦的卦象形成。这是阴气逐渐增长，而阳气归藏的顺序。《归藏》名称的含义，大概就源于此。其数理，自下而上，始于八终于二，由于阳气从无到有地产生，其理是推知未来的“逆”理。自下而上，始于二终于八，由于阳气从有到无地归藏，其理是推演过去的“顺”理。圣人命名《归藏》，大概是告诉人们反本复始的道理。

译查考《归藏》在隋朝时尚有存世，到宋朝还存有《初经》《齐母》《本蓍》三篇。那些在传注中被引用的内容，如“荣荣之蕐，徼徼鸣狐，离监监燂若雷之声”，“有鸟将至而垂翼，上有高台，下有雝池，有鳬鸳鸯，有雁鹔鷞”，“有白云自苍梧入大梁，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旧言之择，新言之念，君子戒车，小人戒徒”，“有人将来遗我货贝，以至则彻，以求则得”，“有喜将至，若以贾市，其富如河汉昭昭”，“九州岛日月代极，平均土地，和合四国，不利出征，惟利安处”，“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鼎有黄耳，利取鳣鲤”，“剥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瞿有瞿有鲑，宵粱为酒，尊于两壶，两羭饮之三日然后苏”，“士有泽，我取其鱼”。所有这些文辞都古奥深奥，而孔颖达《正义》说《归藏》是伪妄之书，这也不完全正确。如果《三坟》书把《归藏》易当作气坟，其爻卦大象说：“天气归，地气藏，木气生，风气动，火气长，水气育，山气止，金气杀”，各自为之作传，那就与传注所引的大不相同了。

又查考《归藏》一书，有《本蓍》篇，也有《启筮》篇，有《齐母经》，也有《郑母经》。现在见于郭璞《山海经》注中说：“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阳谷，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髪；曰丽山之子，青羽，人面马身；曰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说：“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壌以塡洪水。”说：“鲧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刃，化为黄能[一作龙]说：‘昔彼九冥，是与帝辨，同宫之序，是为九歌。’说：‘不得窃辨与九歌，以国于下。’这是《启筮》的文字[《太平御览》记载《启筮》文字说：‘夏后享神于晋之灵台，作璇台’说：‘夏后启筮，御飞龙，登于天，吉。’说：‘昔者羿善射，毕十日，果毕之。’这是《郑母经》的文字。《隋书·经籍志》说《归藏》在汉初已经亡佚，所以班固《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又说晋代《中经簿》有这本书，这就是郭璞得以引用它来解释《山海经》的原因。

又查考《太平御览》引用《归藏》文字说：“蓍末大于本，为上吉；蒿末大于本，次吉；荆末大于本，次吉；箭末大于本，次吉；竹末大于本，次吉。蓍一五神，蒿二四神，荆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五犯，皆藏五筮之神明，皆聚焉。”这应当属于《本蓍》篇中的话语。

又查考《归藏》六十四卦，其名称有的不同，但也都是依据反对为序。把谦卦当作兼卦而分次排列，那么豫卦就分开了。把蛊卦当作蜀卦而马徒卦排在后面，那么马徒卦就是随卦。把损卦当作员卦而諴卦排在后面，那么諴卦就是益卦。林祸卦在观卦之前，那就是临卦。钦卦在恒卦之前，那就是咸卦。瞿卦在散卦、家人卦之前，那就是暌卦。岑霁卦在未济卦之前，那就是既济卦。只有规卦、夜卦两个名称不清楚，应当对应什么卦？如果不是夬卦、姤卦，那就是噬嗑卦、贲卦对应了。

《经义考》卷四“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三

周易 汉志十二篇 存

《山海经》说：列山氏得到河图，周人沿用它，称为《周易》。

《易通卦验》说：文王得到赤乌而推演《易》。

《易》辨终偹说：“煌煌之耀，干为之纲；合凝之类，坤握其方。”雄雌呿吟，六节揺通[指六子]万物孶，甲日营始东[震也]《易·干凿度》说：“易者，其徳也；变易者，其气也；不易者，其位也。”

《春秋说题辞》说：“易者，气之节。含五精，宣律厯。上经象天，下经计厯。文言立符，彖出期节。象言变化，系设类迹。”

《孝经援神契》说：“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转成三百八十四爻，运机布度，其气转易，故称经也。”又说：“易长于变。”

《论语比考谶》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絶，铁摘三折，漆书三灭。”

程本说：出于一，立于两，成于三。连山依此而呈形，归藏依此而御气，周易依此而立数。

司马迁说西伯拘禁而演周易

扬雄说：“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

班固说：“商道弛，文王演《周易》。又说：秦禁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又说：《诗》《书》《礼》《乐》《春秋》五者，五常之道，《易》为之原。”

许愼说日月

译《易经》的卦象体现的是阴阳。王逸说：“《易经》与《春秋》同属经典，如同操控同一台织机的经纬，推演天道运行，以成就人间事务。”

译郑康成说：“《易》有一个名称却包含三层含义：简易，是第一层；变易，是第二层；不易，是第三层。”

刘表说：“《易》只谈论天道深入神妙，因为能推致实用，所以《系辞》称其旨意深远、言辞精当，《文言》阐述中正之事，韦编三绝的典故隐含其中，这确实是智者的深奥渊薮。”

徐干说：“伏羲创作了八卦，文王增加了卦辞。”

淳于俊说：“包羲依据燧皇的图样而制定八卦，神农推演成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通达其中的变化，夏商周三代顺应时势，质朴与文饰各自遵循其时势的缘故。所谓‘易’，就是变易的意思。”

阮籍说：“文王系连了卦辞，于是《归藏》一书消亡，而周代的典籍兴起。上下没有常态，刚柔互相更替，不能制定固定的准则，只随变化而适应，所以称之为《易》。”

虞翻说：“‘易’字从日下从月。”

陆绩说：“孔子在《易》中说：有四种易，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六世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

皇甫谧说：“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推演六十四卦，设立七八九六的爻象，称之为《周易》。”

纪瞻说：“从前庖牺画八卦，阴阳的道理已经穷尽了。文王、孔子继承他们的遗业，三位圣人相继传承，共同一致，称《易》以天道为标准，没有再多余的。”

葛洪说：“九位圣人共同完成《易经》，足以包罗阴阳，不能再增加了。”褚澄说：“《易》包罗天地的道理，通达万物的性情，虽然有不同学派的学问，都以象数为根本。大概没有形体不能用一种形体来寻求，屡次变迁不能用一次变迁来固守。”

颜延之说：“纯粹的卦象始于三画，兼合的卦象终于六爻。”

梁武帝说：“《周易》的《文言》，是文王制定的。”

郦道元说：“羑水发源于荡阴西北，向东流经羑城北，所以叫羑里。从前殷纣王采纳崇侯虎的谗言，将西伯囚禁在这里。散宜生、南宫适拜见文王，于是推演《易》，用来说明否泰始终的道理。”

王通说：“圣人对于《易》，终身研习罢了。”

《隋书》记载：秦朝焚书，《周易》唯独因为占卜而得以保存，只丢失了《说卦》三篇。后来河内女子找到了它。

陆德明说：“周，是朝代名。周，是至的意思。遍，也是。备，也是。现在命名书义，取周遍普遍的意思。”

颜师古说：“上经、下经以及十翼，所以是十二篇。”

贾公彦说：“夏、殷的《易》以七八不变为占断，周的《易》以九六变化为占断。”

孔颖达说：“郑氏解释《周易》，说‘易道周遍普遍，无所不备’，虽然有这种解释，却没有什么依据。查考《世谱》等书，神农又名连山氏，也叫列山氏；黄帝又名归藏氏。既然‘连山’‘归藏’都是代号，那么《周易》称‘周’，大概是取岐阳地名的意思。又文王作《易》的时候，正在羑里，周德尚未兴起，还是殷朝的时代，所以题‘周’以区别于殷朝。《易纬》说：‘依据朝代来题名为周’，这是对的。十翼指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虞世南说：“不读《易》不可以做宰相。”

崔憬说：“《易》这本书，阐明三才，广大没有不备的，宏大没有不包的，完全具备万物的形象。”

张怀瓘说：“《易》是太古的书。先贤说八卦，不是伏羲自己重卦。《易》说：‘圣人立象以穷尽意旨，设卦以穷尽情伪。八卦排列，形象就在其中了。因而重卦，爻象就在其中了。刚柔互相推移，变化就在其中了。’这是伏羲自己重卦的证据。《易》又说：‘从前圣人创作《易》，观察阴阳的变化而设立卦，发挥刚柔的作用而产生爻。所以《易》用六画而成卦，六位而成章。’这也是伏羲自己重卦的证据。”

韩愈说：“《易》奇特而有法则。”

宋理宗说：“《易》六十四卦大象的含义，各有归属。从治理国家来说，称为‘后’；从确定位置来说，称为‘上’；从创立法则来说，称为‘先王’；从继承帝位来说，称为‘大人’。其余的总称为‘君子’。都是针对君主而言的。”

杨绘说：“《虞书》的文字说：‘龟卜和蓍筮协调顺从。’所谓筮，不是八卦所能做到的，必须是六十四卦，然后才称为筮。舜、禹时代，就说‘龟卜和蓍筮协调顺从’，那么哪里还有文王重卦的说法呢？”

代渊说：“彖辞与大、小象诸卦原本同于乾卦的体例，都在六爻之后相继排列，聚集在一处。到了郑康成、王弼注的时候，认为彖辞和大象原本论述卦体，所以放在六爻之前；小象在解释爻辞，所以各自退在逐爻之后，使人容易明白。只留下乾卦不移动，用来保存其本体，让后世知道。”

陆秉说：“‘易’字篆文，日下从月，取‘日’‘月’二字交配而成。日往月来，交替成为‘易’的含义。说‘易’，那么万物变化的作用，都包含在其中了。”

胡瑗说：“《易·系辞》说：‘《易》穷尽变化，变化则通达。’又说：‘生生不息叫做易。’是大《易》的创作，专门取变易的含义。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又从而为之彖辞；到了周公，又为之爻辞；孔子又有十翼的数目。圣人相继，道

译完备于周代，所以称为《周易》。

石介说：“《易经》标题分为上、下两篇，应当在文王、周公时代就已经如此，后来的人又从乾卦到履卦、从泰卦到观卦之类，分别划分为卷，那么‘乾传第一’这样的标题，是后来人所加的。”

译欧阳修说：“《易》的道理没有穷尽，用卦象来谈论《易》，是占卜者的事；用数理来谈论《易》，是推演计算者的事；用义理来谈论《易》，是学者和士大夫的事，这三方面都是不可不兼修的。”又说：“《易》是周文王的作品。它的书是经典，它的文字是圣人的言语，它所讲述的是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关系的大纲。大衍筮占只是一种方法，不是文王作《易》的本意。孔子出生在周朝末年，担心文王的志向不被后世知晓，而《易》专门被用于占卜，于是作了《彖传》《象传》，阐发卦义，必定称颂大人、君子、王后来担当其事，并且常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的大局作为言论，大概是表明《易》不仅仅局限于卜筮。至于《十翼》的说法，不知道起源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都不予讨论，那不是圣人的言语。”

王开祖说：“有人问：‘《易·系辞》果真不是圣人的言语吗？’回答说：‘它的本源出自孔子，后来在易师之间相传，它的来源久远，流传时间长久，其中遗失和增补的地方，不可能没有。’”

勾微说：“‘周’这个字，一是取周代称号的意思；二是取周遍普遍的意思。”

袁建说：“《易》，就是简易，是不变，也是变易。说一个含义包含三个名称，并不是说一个名称包含三个含义。这对《易》有什么损害呢！”

陈皋说：“乾代表君主，代表父亲；坤代表臣子，代表母亲；艮代表儿子，代表少阳。圣人设立教化，以尊崇为优先，就会顺理成章。所以《周易》把乾放在前面。”

薛温其说：“《彖传》，是历代圣人相传的意思；《大象传》，是孔子独自阐发的事。”

李清臣说：“《十翼》都是孔子的言语吗？无法知道。然而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序卦传》，韩康伯虽然已经明确说它不是《易》的深意，但没有说明其原因。《易》卦的次序，两两相随，现在《序卦》的名称，大概是不协调的。有含义勉强相合的，有含义不合却强行贯通的，这难道是圣人的言语吗？”

周敦颐说：“圣人的精微之处，通过画卦来显示；圣人的深意，依据卦象来阐发。卦象不画出来，圣人的精微就不可见；不凭借卦象，圣人的深意，几乎不能全部听闻。《易》何止是五经的源头，它更是天地鬼神的奥秘啊！”

邵雍说：“周朝以建子之月作为正月，称为天统。《易》说：《周易》以乾为首，乾就是天。又说：上古的圣人都有《易》，只是作用不同。现在的《易》，是文王的《易》，所以称为《周易》。又说：《易》，是圣人增长君子、消减小人的工具。”

张载说：“《易》，就是性与天道。它的字形由日和月组成。《易》的含义，包罗天道的变化。又说：‘《易》，不仅仅在于数理。’又说：‘《系辞》用来论述《易》的道理。’既然知道了《易》的道理，那么《易》的卦象就在其中了。所以观看《易》，必须从《系辞》入手。又说：‘《易》与君子谋划，不与小人谋划。’”

程伯子说：“《易》起源于数理，不是这样；先有理，然后有象；有象，然后有数。《易》凭借卦象来阐明义理，通过卦象来知晓数理。得其义理，那么卦象和数理就在其中了。”

程颐说：“周，是标明朝代。说的是文王的书，用来区别于《连山》《归藏》。”苏轼说：“《易》，是圣人用来穷尽人情变化的，而不是用来在卜筮中显示神灵的。”

龚原说：“上经始于乾坤，终于坎离，讲述的是天道。所以卦象以本体为主，如天行、地势、水洊、至明、两作等。下经始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讲述的是人道。所以卦象以功用为主，如洊雷、兼山、随风、丽泽等。”

刘安世说：“现在的学者，谈论卦象数理就忌讳谈论义理，谈论义理就耻于说卦象数理。如果卦象数理可以废弃，那么就没有《易》了；如果不说义理，又不是通论。”又说：“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推演六十四卦的卦辞，如‘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等，并不是重排六爻。至于爻辞，恐怕是周公所作。如果爻辞是文王所作，不应该说‘王用享于西山’，也不应该说‘箕子之明夷’。”

林之竒说：“《易》的《序卦》虽然看似有可疑之处，但其中自有深意。”陆佃说：“伏羲使用蓍草占卜的方法，只用七和八，六十四卦都不变动。如果乾只限于乾坤，只限于坤就不能变化了。夏商沿袭这种方法，都以七和八为占，即《连山》《归藏》。后来到了文王占卜的方法，才开始用九和六，大概不这样，不足以应对天下的变化。现在的《易》就是这样。”又说：“《说文》说：‘蜥易，即蝘蜓守宫，象形。’《周易》的含义，怀疑出于此，取它阴阳交合之意命名。一说蜥易，一天十二个时辰变色，所以叫易。旧说蜥易能吐雹，大概龙善于变化，蜥易善于变易，所以乾以龙来比喻爻。这本书称为《易》，爻是说它的变化。象的含义出自大象，彖的含义出自豕，易的含义出自蜥易，都取自于物。”

朱震说：“连山，是神农氏的别号；归藏，是轩辕氏的别号。都是代号的称呼，所以《易》题周以区别于其他朝代，如同《周书》《周礼》的称呼一样。”

郭雍说：“《易》，道贯通三才，理涵盖万物，其实行的地方，必须要用人世事务来阐明。”

译厚说：“‘易’字由‘日’和‘月’组成，天下的道理，无非是一奇一偶，全都包含在内了。无论是天文地理、人事物类，乃至性命之微妙、变化之奇妙，以及否泰损益、刚柔得失、出处语默，都有对立对应。所以《易经》设立一长画、一短画，来总括这一切。所谓‘一阴一阳叫做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张行成说：“《易》有四种体例和一种功用。伏羲的先天《易》是体，连山是天《易》，归藏是地《易》，周易是人《易》，这是用。”

郑东卿说：“上经从乾坤开始，到坎离结束，共三十卦；下经从咸恒开始，到既济未济结束，共三十四卦。杂卦没有上下经的区分。然而从乾坤到困，也是三十卦；从咸恒到夬，也是三十四卦。”

郑樵说：“连山使用三十六策，归藏使用四十五策，周易使用四十九策。”

李郁说：“《易》中有文辞相同而旨意不同，前面发出后面才明白，举此而见彼的情况很多。大体上类似于《春秋》。”

程逈说：“《易》用道义来配合祸福，所以是圣贤的书；阴阳家只谈论祸福而不配合道义，所以是技术。”又说：“朱待制新仲曾经对程逈说：‘《序卦》不是圣人的书。唐僧一行在《易纂》中引用孟喜的《序卦》说：‘阴阳养育万物，一定要经过争讼才能完成；君臣养育万民，也要经过争讼才能完成。’那么现在的《序卦》也是出于经师之手，就可以知道了。’”又说：“张芸叟怀疑‘大观在上’的文字，并且说陆希声深深忧虑爻辞的不类，就想要删改。欧阳修在《童子问》中向王景山请教儒志，也怀疑‘易文’，说圣人的道理远如天，本来难以知晓。认为不类是不对的。”

吴沆说：重卦的说法，自古以来就令人疑惑。然而以理推之，六十四卦或许自古就有，而六十四卦的名称，则是从文王开始有的。大概卜筮之书，随着时代而变化，它所起卦的方法，所占的辞句，历代有所不同。它不能不同的，只有六十四变以成就《易》罢了。《周礼》中太卜掌管三种《易》：连山、归藏、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它们的别卦都是六十四。考察这些，那么连山、归藏的卦，自从三皇之时就重卦了，而《周易》的卦，是在文王之世重卦的。所以它的书称为《周易》，道理也很明白了。文王以前，易道只限于卜筮；文王以后，才开始用于修身、治人、治国。而易道从此兴起，那么称它“易兴于中古”是可以的。

罗泌说：易，是庐<虫廛>的名字，守宫就是它。身体颜色没有恒定，一天变化十二次，这就是易，取自它的变化。彖，是茅犀的名字，豨神就是它。犀的形状独角，能知几微知吉祥，这就是彖，取自几微。而象则是直接取它的身形相貌，象远近不变，好像有固定的位置，只是顺应四时罢了。这就是易，是象，取各种事物作为象，圣人的意见就显现了。又说：三《易》的书，书是一样的，方法是不同的。它们的卦，都是六位，经卦都是八，而别卦都是六十四。书一样，易崇尚变化，连山、归藏崇尚不变，方法不同。变是老，不变是少。易用九六，崇尚老；连山用七，归藏用八，崇尚少。崇尚变化的占断，有三百八十四；不崇尚变化的占断，也有三百八十四。古人用三《易》参合占断，连山、归藏的数都是六十四，与易相同。只有易是变化的，所以一可以变成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变为一。因此用六十四乘以六十四，得到四千九十六，它与连山、归藏加倍的道理完全不同了。

吕祖谦说：“古代教人的道理，不过是诗书礼乐罢了。至于《易》，则不曾越级传授给人，所以孔子、孟子的问答，起初不曾涉及《易》。如果像魏晋那样崇尚虚浮，谈论老子的遍布天下，那么秦朝焚书时早就烧毁了。”又说：“读《易》，应当观察它生生不息的地方。”

吴仁杰说：“连山、归藏，用不变者占断，它们的占断不出本卦；《周易》用变化者占断，它们的占断必定通达两卦。《春秋》传中的文字可以考证。”又说：“《易》始于伏羲，成于文王。六十四正卦，是伏羲所作的；卦外的六爻及六十四覆卦，是文王所作的。伏羲有正卦，有象卦，从乾到未济，象如天行健之类就是。夫子未赞《易》以前，史墨对赵简子说：‘在《易》卦中，雷乘乾叫大壮’，是有卦就有此象了。如果说‘君子非礼勿履’，则是孔子所系的。文王有爻，有覆卦，爻如乾初九至上九，覆卦如用九之类就是。”

郑耕老说：“《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

李舜臣说：班固、司马迁只说文王演卦，又说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只说包牺、文王、孔子，不曾提及周公。马融、陆绩、王肃、姚信才开始有周公作爻辞的说法，绝不经见。孔颖达开始引用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而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作为周公爻辞的证据。果真如此，说周公作爻辞可以，而《春秋》又将归属于周公吗？

陆九渊说：“后世说伏羲画八卦，文王才开始重之为六十四，这种说法不对。况且《周礼》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如果筮人的话，三易经卦都是八，它们的别卦都是六十四，龟筮协调顺从，也见于《虞书》，必定不是伪说。这样那么卦的重久矣。大概伏羲既画八卦，就接着重之，然后能通德类情”

译来扶持天下的道理。文王大概是依据繇辞加以详述，以穷尽其中的变化罢了。”

译朱熹说：“‘周’是朝代名称，‘易’和‘书’是书名。《周易》的卦象原本由伏羲所画，含有交易、变易的含义，所以称为‘易’。其中的文辞则由周文王、周公所附系，所以冠以‘周’字。因为竹简和书册厚重庞大，所以分为上、下两篇。经文包括伏羲所画的卦象，以及文王、周公所附系的文辞，再加上孔子所作的十篇传文，总共十二篇。中间曾被诸多儒者弄乱，近代晁氏开始纠正其错误，但未能完全符合古文。吕氏又加以修订，著为经二卷、传十卷，这才恢复了孔子旧本的体制。”又说：“《周易》原本是占卜之书，所以先王设立官职，由太卜掌管，而不列入学校所教授的内容，学校只教授《诗》《书》《礼》《乐》罢了。”又说：“《周易》从伏羲开始画八卦，文王将其重叠为六十四卦，并作彖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而彖传、象传、系辞传各自分为上、下两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十翼’。”又说：“文王所附系的文辞，用来判断一卦的吉凶，这就是所谓的彖辞；周公所附系的文辞，用来判断一爻的吉凶，这就是所谓的爻辞。”又说：“我私下怀疑，卦爻的文辞原本是为了给占卜者判断吉凶，并借此进行训诫；到了彖传、象传、文言传的创作，才开始根据这些吉凶训诫的含义，推演阐述其中的义理以阐明它。”

陈淳说：伏羲的《易》，本来没有文字，从乾卦开始到坤卦结束，每卦只有六条画而已。文王在羑里时，便取来加以推演，从乾坤开始，到未济结束。就像现在所流传的次序，用彖辞排列六十四卦的吉凶，比如“乾元亨利贞”之类就是如此。周公继承文王的志向并记述其事，对于每一卦的爻，又分别阐释爻的含义并附系爻辞，用来判断六爻的吉凶，比如“初九潜龙勿用”之类就是如此。因为文字始于文王、周公，所以称为《周易》。又因为竹简和书册厚重庞大，分为上、下经两篇。周朝衰微时，《易》的道理不再明晰，孔子于是摒弃八索而作十翼来辅助阐释。《彖上传》和《彖下传》，是用来解释文王所附系的彖辞上下经文含义的，比如“大哉乾元”以下等内容就是如此。《象上传》和《象下传》，是用来解释伏羲卦象的上下两象，比如“天行健”之类，以及周公所附系的两象六爻的文辞，比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之类就是如此。《系辞上传》和《系辞下传》，是用来阐述文王、周公所附系卦爻辞的传文，并通论整部经书的大意，上起“天尊地卑”以下，下止“八卦成列”以下就是如此。《文言传》，是用来申述乾坤彖象的宗旨，并作为其他各卦的范例，比如“元者善之长”以下等内容就是如此。《说卦传》，是用来详细阐述那些未尽之意，比如“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以下等内容就是如此。《序卦传》，是用来排列卦象的先后次序，比如“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以下等内容就是如此。《杂卦传》，是用来交错混杂地论述，比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以下等内容就是如此。

林学蒙说：“伏羲画卦，用来书写阴阳的变化；文王、周公作卦爻辞，用来决断天下的疑惑；孔子作彖传、象传，用来推演阐明事物应当如此的道理。然而爻画既然已经具备，这三者的内容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先圣和后圣，只是互相阐发罢了。”

陈善说：“《易》这部书，无所不有，有的涉及历数，有的涉及占卜，大概不仅仅是性命之说了。”

叶适说：《周礼》记载的三种《易》，经卦都是八个，它们的别卦都是六十四，那么六十四卦自从舜、禹以来就在使用了，而后世却说伏羲氏开始画八卦，文王重叠为六十四卦，又说纣王将文王囚禁在羑里才开始推演《周易》，学者们沿袭这种说法，于是有了伏羲先天、文王后天的说法，不知道这种说法最初源自哪里。又说：班固采用刘歆《七略》中关于《易》起源的记载，说伏羲、文王作卦重爻，这与《周礼》不符，大概出自流传的虚妄之说。说孔子作了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序卦传等，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论语》只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而已”，至于《易》学的成就，以及孔子讲论问答的情况，却 nowhere 可见。所谓彖传、象传、系辞传由孔子所作，也不敢轻信。又说：把乾坤当作父母，坎、离、震、艮、巽、兑当作男女，都是占卜牵强附会的虚文，不是孔子书中所述的内容。又说：《易》的开始只有三而已，自然形成八；只有六而已，自然形成六十四。一成一反，名义就产生了。一画对分而为十二，二卦对立而为六十四，画的始终都具备其中。圣人不是愚弄百姓以自神的人，而学者多有异说，这是不知的缘故。又说：《易传》中只有《序卦传》最浅薄鄙陋，对《易》有害。考察各卦的名称，都是取象而来，圣人反复殷勤地用文辞来训释，多达数十上百言还不停止，大概是因为难以明白到如此程度。现在《序卦传》却不是这样，而是像鱼鳞梳齿一样依次排列来说，如果它果真如此，那么捆扎串联起来，一读就完了。又说：卦的次序，与《易》的损益没有关系。又说：《易》有上、下经，因为竹简书册繁重而分开，这是对的。《序卦传》既然错举附会，又为之解释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学者因此认为上经以乾坤为首，下经以咸、

译恒卦，是父母与夫妇的象征。《关雎》、《鹊巢》明确地指出义理类别，由自身推及国家，以此作为后妃和夫人的典范，大概是从具体事迹上来说的。至于天地阴阳，不过是取象而已，其中的父母、夫妇、男女又在哪里呢？又说：《序卦传》讲到未济卦，才说《易经》的道理不可穷尽。如果按照卦序来看，《易经》的道理在此已经穷尽了，那么所谓不可穷尽，又该从哪里去寻求呢？

译李心传说：“《文言传》是《十翼》中的第七篇。以前的儒者因为它的开头八句与《春秋左传》所记载的穆姜的话没有差别，怀疑这不是孔子的话，所以梁武帝认为这一篇是文王所作。”

高似孙说：“《易经》说：‘元，是善的首领。’《左传》说：‘元，是体的首领。’《易经》说：‘美好的聚会足以符合礼制。’《左传》说：‘美好的德行足以符合礼制。’‘善’与‘体’，‘会’与‘德’，文字不同，意义也就有别。《易经》中的《文言》，人们认为是孔子所作，然而孔子出生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史官作这次占卜，是在鲁襄公九年，这两句话大概是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真德秀说：“易，是指阴阳变化。太阳去月亮来，寒冷去暑热来，白天黑夜昏暗明亮，循环不停，这是天道的常规。圣人模拟它来创作《易经》，不过是推究阐明阴阳消长的道理罢了。阳气增长则阴气消退，阴气增长则阳气消退，一消一长，是天道的规律。人如果学习《易经》，就会知道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途径了。”

魏了翁说：“《周易》具备《三易》的含义。关闭门户称为坤，就是《归藏》的终结；万物开始，万物没有比艮更盛大的，就是《连山》。”

章如愚说：“圣人创作《易经》，本来是为了阐明大道，其剩余的部分可以用来占卜而已。然而后来谈论阴阳的人，谈论星历的人，谈论乐律的人，没有不在《易经》中寻求依据的。寻求它自以为得到了，配合它自以为契合，然而这不符合圣人的本意。”

李过说：六经中只有《大易》这一本书可以看到圣人的心意。大概自从秦人焚烧先王的典籍之后，汉朝兴起逐渐搜集，虽然能够大致完备，但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春秋》都不免有散失和矛盾之处。只有《易经》因为占卜而单独保存下来，所以《大易》这一本书没有经过秦火的焚毁，是圣人的完整著作。学者想要看到文王、孔子的心意，应当在这本书中寻求。又说：文王推演《易经》虽然在商朝末年，但自从武王革命之后，周朝的子孙世代守护，把它作为占卜的书，与《三易》一起收藏，所以称“周”以区别于其他朝代，这也就像《周书》《周礼》的命名一样。它所谓的“周普”的含义，究竟在哪里呢？赵汝楳说：《周礼》中太卜的第三种是《周易》，就知道这是周人自己命名的，以区别于《连山》、《归藏》。

王应麟说：“《易经》十二篇，现在的《易经》从乾卦到用九，就是古《易经》的原文。郑康成开始将《彖传》《象传》连缀在经文之后，王弼又将《文言》附在乾坤两卦之后。至于文辞连贯，不能附在卦爻之后的，就仍然保留原来的篇目。自从康成、王弼将《彖传》《象传》、《文言》合入经文，学者们就看不到古本了。”又说：“迂斋讲解《易经》说，伏羲没有创作《易经》之前，天下人的心中无非是易；伏羲创作《易经》之后，天下的万事无非是易。我按：《尔雅》说‘小罍叫做坎，大琴叫做离’，万物的形象无非是易。”

陈普说：“易，是交易而化育阴阳、寒暑、治乱、生死的大体。变化无穷，日夜更替，没有停止的时候。”

胡一桂说：晁氏说古代竹简重大，所以把经文分为两篇。然而经文分为上下，确实有至理。上下经虽然有三十卦、三十四卦的不同，以反对卦计算，各十八卦，这是一。上经反对卦有五十二阳爻、五十六阴爻，下经反对卦有五十六阳爻、五十二阴爻，这是二。上经以四正卦为主，以乾坤开始而以坎离结束，与先天图的南北东西四方卦相合；下经以二变卦为主，震变为艮，巽变为兑，以咸、恒开始而以既济、未济结束，与先天图的四维卦相合。而坎离的相交与不相交，也可以看出伏羲先天图的大旨，完备地体现在文王《序卦》的首尾中，这是三。像这样，难道是因为竹简重大的缘故吗？

胡炳文说：解释《易经》的人，有的把“周”字理解为普遍的含义，有的认为卦是文王所重排。朱子《本义》出现后，然后这种说法才确定。大概《周礼》中的三种《易经》，夏朝叫《连山》，商朝叫《归藏》，文王的《易经》命名为“周”，以区别于夏商。交，是阴阳的对待；变，是阴阳的流行。经文分为两部分，都是自然而然的。合三百八十四爻来看，上下经多少不齐。在上经的，应该阳多于阴，现在阳爻八十六，阴爻九十四，而阴比阳多的有八个；在下经的，应该阴多于阳，现在阴爻九十八，阳爻一百零六，而阳比阴多的也有八个。以反对卦推算，上下经各十八卦，各一百零八爻，可以说是齐整了。在上经的，阳爻五十二，阴爻五十六，而阴比阳多的有四个；在下经的，阴爻五十二，阳爻五十六，而阳比阴多的也有四个。或四或八，互为多少，自然有阴阳相交的形象。上经以乾坤开始，是气化的开始。乾坤之后十卦，阴阳各三十画，然后为泰为否，而天地相交与不相交就可以看到了。下经以咸恒开始，是形化的开始。咸恒之后十卦，阴阳也各三十画，然后为损为益，而少男少女、长男长女的相交与不相交就可以看到了。至于上经以坎离结束，是乾坤中爻的相交；下经以既济、未济结束，又是坎离中男中女的相交与不相交。

译《本义》说《易经》有交易、变易的含义，先有交而后有变，其宗旨真是深远啊！俞琰说：吕东莱认为《易经》分为上经和下经，始于文王；郭白云认为《序卦传》已经分好了，其渊源尚早，所以不说明分经的原因。邵康节说：重卦的象，不易的有八个，反易的有二十八个，所以卦有六十四，而只用到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只用到二百一十六。知道这些，就知道所以分上下经的原因，大概是有缘由的，不是随便的。有人怀疑上经卦三十，下经卦三十四，多寡不均。殊不知卦有对体，有覆体。什么叫覆体？屯倒转为蒙，需倒转为讼之类就是。什么是对体？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相对而不可覆的就是。其余都是一卦倒转为两卦，所以上经卦三十，约之则十八；下经卦三十四，约之亦十八。说它不均可以吗？卦分内外二体，凡六十四阳六十四阴约为三十六则，上经纯阳卦六，纯阴卦四；下经纯阳卦四，纯阴卦六。阴阳相重之卦，上下经皆八，不也均吗？上经阳爻八十六，阴爻九十四，约为十八则，五十二阳，五十六阴，共一百八；下经阳爻一百六，阴爻九十八，约为十八则，五十六阳，五十二阴，共一百八。其均如此。孔颖达说《系辞》分上下，没有不同的意义，只是以简帙重大，所以分之。晁以道却说：“古者竹简重大，分经为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大概都是不知道六十四卦约之则为两十八也。

译王申子说：“古今各家解说《周易》，往往追求得太过，有的用性理，有的用气候，有的用步占，有的用老庄。即使像《太玄》、《潜虚》、《经世》这样切近实际的著作，也各自只得到了一方面的道理。”《系辞》的文字，前代儒者多怀疑其错乱，认为不是孔子所作。然而其中阐发创作《周易》的要旨，指示人们运用《周易》的方法，委曲详尽，有条有理，不是胸中具备完整《周易》道理的人说不出来的。至于经文中《序卦》的文字，意义乖谬、道理浅薄，决不是圣人的旨意。又说：“《周易》有圣人之道四，而伊川的《易传》只崇尚其言辞，康节的数学只崇尚其卦象，汉上的《易说》只崇尚其变化，晦庵的《本义》只崇尚其占卜。”

熊良辅说：“《周易》卦下的文辞叫做彖，‘彖曰’以下的文字叫做彖传；爻下的文辞叫做象，‘象曰’以下的文字叫做象传。《系辞传》没有经文可以依附，大概是总括卦爻的大意而言。汉代以来用‘系辞’来命名它，现在称它为系辞也可以。欧阳公说它不是圣人所作，完全没考虑到道德性命的蕴藏，六经的道理都从这里产生，而天地事物的情状也没有不记载的。”

王希旦说：“善于读《周易》的人，要认识圣人画卦作《易》的来历，无非是太极、河图理数自然的奥妙，那么《系辞》和《启蒙》就是它的枢纽。又须分别四圣的《周易》，通晓卦名的意义，然后用《本义》和《程传》相互参证，沿流溯源，由粗探精，分合着看，远近着取，那么数存象列，言尽理得，上达天地自然的《周易》。于是开始相信《周易》与天地相准，穷究事理、尽知本性，开物成务，内圣外王的学问都具备于此。《周易》何止是五经的源头，那天地鬼神的奥秘，难道欺骗我吗！”

袁桷说：五经谈论道理，没有比《周易》更详尽的。它的言辞深奥且严密，阐明幽隐、显示细微，不直接用浅显的话来说。

吾丘衍说：“俗儒谈论《周易》，多鄙薄象数。那乾九坤六，乾天坤地，不是象数又是什么？又说《夜游录》有言：‘彖象都假借畜兽来作彖，大猪，行走时低头，一望而全体都看见，所以统论一卦的体，取来比喻它。’象有六牙，所以六爻的意义取来比喻它。又查《说文》：‘苍颉造易字，像蜥蜴的形状。’蜥蜴善于变化，就知道古人寄托它来比喻变化，没有疑问。有人说日月为易，查‘易’字没有从日月的说法，而伏羲画卦时，只说八卦，重卦之后，因为它的变化无尽，所以有变易的名称，不可以日月来迷惑。”

刘夏说：庖牺氏作《周易》，《周易》在哪里呢？现在六十四卦爻之所以为象，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义，这就是庖牺氏的《周易》书文字了。到了周朝，文王、周公、孔子都各自系以文辞，才开始称为《周易》。因此设立六十四卦爻来显示象，命名六十四卦名来显示义。往古来今，数千万年，治乱兴亡，理势情状所必然到达的，全都不出六十四卦、六十四义之中了。

梁寅说：“《周易》作为书，上以推原造化的微妙，下以概括人事的显著。君子明了它来决定进退，百姓依靠它来知道吉凶。然而不是静到极致不能明了它，不是诚到极致不能运用它。”

薛瑄说：“圣人谈论天地的造化，没有比《周易》更完备的。谈论天地的造化，而不以《周易》为根本，都是虚妄的。”

章懋说：“《周易》不为小人谋划，只是不替小人做小人的事罢了。小人如果想做君子，《周易》本来没有不替他谋划的。”

丘浚说：“《周易》之所以为《周易》，有理有数。谈论理的尊崇程子，谈论数的尊崇邵子。明理的人虽然不知道数，自然能避凶而从吉；学数的人如果不明理，必定会舍弃人事而谈论天道，而且将流于技术。《周易》虽然告知卜筮，但没听说用来推步。汉代纳甲、飞伏、卦气，凡是推步的技术，无不倚靠《周易》来说，而《周易》实际上没有这些。不如以理来谈论《周易》，那么日月常行，无处不是《周易》了。”

邵宝说：“周的《周易》，是为筮而设立的。所以仲尼谈论圣人之道四，而占排在最后。排在最后的，是归重于它。又说：‘有《周易》，所以羲易有先天的名称；有羲易，所以《周易》有后天的名称。’这是后世学《周易》者的议论，不是《周易》的本义。”

蔡清说：“《周易》自从彖、象、文言传散失，现在《周易》有‘彖曰’、‘象曰’、‘文言曰’的字样，后来的读者不知道是后人添加的，这是现在《周易》之所以失误，而古《周易》之所以不可恢复的原因。”

胡居仁说：“天下的变化无穷，只有《周易》可以穷尽它。大概《周易》阴阳奇偶，变化无穷。像天地的开合，气运的盛衰，日月的更迭，寒暑的往来，阴阳的消长，人物的死生，国家的兴亡，世道的今古，它们的消息盈虚，升降屈伸，吉凶消长，进退存亡，幽明终始，善恶邪正，只有《周易》能穷尽。”

郑善夫说：“《周易》啊，用于君子而不用于小人。”

何孟春说：《周易》先乾后坤，阳尊阴卑，是天地的定位。杨时乔说：重卦始于伏羲，彖辞出于文王，爻辞出于周公。《周易》称为经，始于周朝，分上下经为两篇

译彖传、象传这四传以及十翼，是孔子所作。古代的《易经》分为二经四传十翼，各自独立成篇。将彖传、象传作为注解附在经文之下，从费直开始，经刘向确定，到郑康成完成。将文言传以及乾、坤两卦附在乾、坤彖传之后，始于王弼。将系辞传附在象传之后，把说卦传的上、中篇改为系辞，并加上“传”字。将文言传的十八条附在系辞传中，删去彖、象、传、文言的名称，由韩康伯完成。到了宋代，晁以道怀疑将二经分开是错误的，吕伯恭认为将二经分开是正确的。朱熹的《本义》采纳了吕伯恭的观点。吴澄将四传分开，把系辞传当作大象传，把爻辞当作小象传，合并为象传，这些做法也都未能妥善。

译郭子章说：“诸书都从人事开始，只有《易经》是从天道开始的。”

吴安国说：“《易经》中天地人的道理具备无缺，是圣人的精微蕴藏。它凭借卜筮而得以保存，这是《易经》的幸运罢了，然而就因此用卜筮来谈论《易经》，可以吗？”

钱一本说：“《周易》汉代费直的本子，先画出一个完整的全卦，附上卦辞；再画出本卦，附上爻辞；又画出覆卦，附上用九、用六的辞。后来用一个‘传’字加在彖传的首位。郑康成的本子，省去了费本中六爻的画，又省去了用九、用六覆卦的画，将上下体移到卦画之下，又将初九至用九爻位的文字，移到爻辞之上。又将彖传、象传合并到经文之中，在彖传前加‘彖曰’二字，在象传前加‘象曰’二字。王弼的本子同郑本，只是将《文言》附在乾坤两卦之后，加上‘文言曰’三字。把孔子赞颂爻辞的话，原本是用来解释经文的，于是各自附在相应的爻下，每爻加上‘象曰’二字。历代沿袭下来，这就是现在的《易经》。汉代《艺文志》说：‘《易经》十二篇。’吕大防定为经二卷，传十卷；晁说之厘定为八卷；吕祖谦又定为十二卷。一概以古本为断限，这就是古《易》。唉！《易》原本就是伏羲的卦画，虽然没有文辞，但在八卦相互交错、刚柔杂居之中，郁郁乎成为天下至美的文章，是宇宙间开辟以来的第一文字，这才叫做‘古’啊。至于文王、孔子的文辞，都是用来阐明伏羲卦画的意象，本应合在一起。如今将它们分在两处，难道古本就在文辞的离合之间吗？”

郝敬说：“《春秋左氏传》记载，韩宣子到鲁国，在太史那里观书，见到《易》象，说：‘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那么《易》象自周公以来就存在了。孔颖达作《正义》，辨析得非常详细。而班固说：‘《易》经过三位圣人，世代历经三个古代。’解说者以伏羲、文王、孔子为三圣，周公不在其中。我曾看孟子叙述尧舜以来，听闻知识止于文王，也不提及周公。大概两位圣人父子同世，说到父亲就不再提及儿子，说到三古就不再列出四圣，立言应当如此，难道是说周公不参与这文化传承吗？解说者因为《大传》说：‘作《易》的人有忧患，正值文王与纣王之事，其言辞危惧。’因此认为危惧的言辞多在爻辞中，爻辞也是文王所作，这是不对的。文王编排《易》，逐卦系上卦辞；周公继承父业，逐爻系上象辞，《易》才大体完备。周公曾自己说：‘文王是我的老师。’孔子也说：‘文王没有忧患，父亲创作儿子记述。’就是这类意思。现在检阅爻辞，如《随》卦说：‘王在西山祭祀。’《升》卦说：‘王在岐山祭祀。’指的是文王在岐周。《明夷》卦说：‘明夷在南狩，得其大首。’指的是武王诛杀纣王。《箕子之明夷》，指的是箕子为奴。《小畜》《履》《随》《蛊》都隐含使用文武的意象。《泰》卦的六五，《归妹》卦的六五，引用商王帝乙，这是文王所亲自臣服的。难道因为系爻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爻辞不是出自文王，非常明显。大概周公辅佐武王诛纣伐商，晚年遭遇流言，忧患与文王相同，所以摹写往事，如此真切。凡是周公的文辞，哪不是文王的文辞？只有卦辞出自文王，所以孔子为文王作彖传，为乾坤两卦作《文言》，其象传则是周公所作，这也非常明显。圣人修辞立诚，言语不能尽意。伏羲画卦没有文辞，等待文王；文王系卦辞没有爻辞，等待周公；周公系象辞没有传文，等待孔子。三位圣人都以未尽之意，依次传述。如果让文王既系卦辞又系爻辞，那么周公作象辞也应当作翼传；孔子成《春秋》修经，也应当修传，像后世自己定纲目，识者会讥讽他。又说：孔子神明天纵，读《易》多次磨断韦编，而作十翼。伏羲圣人卦位爻画未明，而作《说卦》；文王演《易》次第未明，而作《序卦》；卦辞未明，而作彖传；周公爻象未明，而作象传。担心作者拘泥于爻，又概括其旨意而作大象；顾虑学者局限于次序，又打乱其次序而作杂卦，无所不用其极，而世儒还说孔子有未尽的《易》，等待陈抟、魏伯阳、邵尧夫先天、后天、方圆等图出现，然后伏羲的《易》才显现。唉！也太愚蠢且悖谬了。又说：卦只有八个，无所谓六十四。六十四，是八的交错。经文只说八卦，未曾说六十四。《周礼》太卜以八为经，六十四为别，就是经的别类。邵尧夫横图相生，是经与别混同无分。既然以次序生成，如树干有枝，枝有叶，就不应说八卦相错。既然有序了，哪里用得着错？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还勉强引用两仪、四象、八卦的话来解释。至于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就是凭空漫说了。其实八卦交错成六十四，哪里能得到十六与三十二呢？”

樊良枢说：“《尚书》断自尧开始，而钦天敬人，以一中体干元之大。《诗经》四部分都始于文王，而徽柔懿恭，以小心法坤元之至。《春秋》正乾坤之大义，经礼立阴阳之大防，《易》”

译兼具天、地、人三才的撰述。所以这是五经的渊源，圣人神妙地阐明了它，贤者默默地记识了它。

译陆振奇说：“天地确立了位置，易道就在其中运行了。所以文王的《易》，以乾坤两卦为首。阴阳合和德行，刚柔各有形体。有人以为《易》是扶持阳刚、抑制阴柔，一定要完全去除阴柔才痛快，我认为并非如此。去除阴柔不如运用阴柔那样尊崇阳刚。所以天运用地而通达，男运用女而感应，雷运用风而恒久，火运用水而济渡。那么一阴一阳就叫做道，生生不息就叫做易。宇宙因此直到今天也没有毁坏。”

徐三重说：“晋代人把老子和《易》并提，然而《易》是道，老子是术；《易》是顺应天理，老子是运用智巧。”

罗喻义说：“易就是蜥蜴。陆佃说：蜥蜴善于变化，易吐雹，有阴阳分析变化的含义。蜥蜴又名蜥蜴，《周易》的名字，大概取自这里。小的蜥蜴长七八寸，生长在岩石之间，没有什么可取用的，靠近它可以把玩。所谓彖，就是毛牛。杨慎说：形状像犀牛但角小，善于预知吉凶，交广地区的人称它为猪神，是对的。彖辞，就像断辞一样。彖，对于神断来说就是人。象，是大荒中的野兽。现在人们很少见到象，只是想象它的样子罢了，没有什么可取用的，远离它使人不能把玩。或远或近，似远似近，都有妙理。爻，就是俎（砧板），交错陈列，有粗有精，就像文章中有吉有凶一样。系，就是维系。《诗经》说：漂浮的杨树船，用绳索维系它。船系在木桩上，好像可以系住，也可以解开。系与解，船出发随其所往，哪有极限呢？这五种都是寄托名称罢了。”

陈一洙说：“秦朝认为卜筮是小的易道，而《易》得以幸免不被焚毁。”

洪化昭说：“《易》的上经以乾坤为首，是天地确立位置；下经以咸、恒为首，是山泽通气，雷风相激荡。上经以坎、离终结，下经以既济、未济终结，是水火不相射。上经以乾坤为首，以坎、离终结，是天地氤氲，万物化育醇厚；下经以咸、恒为首，以既济、未济终结，是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有彖、象、文言，就像文章家有注释；《易》有系辞，就像文章家有评论。至于说卦、序卦、杂卦，就不是圣人的话了。王元美说它们是汉代河上公增入的，道理或许如此。又说：“《易》的彖、象、文言，有顺着文辞再次阐明的，不嫌它与原文相同；有反着文辞另外阐明的，不嫌它与原文不同。一定要强行让文言符合彖、象，又强行让彖、象符合卦、爻，《易》的道理不是这样固化的。”

黄淳耀说：“自从汉代以来，谈论《易》的不下千百家，精深的发挥理性，粗浅的讲阴阳术数，然而也不能说它们不是《易》。”

钱澄之说：“《易》理无所不包，凡是得到其中一端，都足以进入神妙境界。如卫元嵩的《元包》、扬雄的《太玄》、京房的卦气之类就是这样。至于星历、音律之学，无不以《易》为根本。所以朱子曾经想要对纳甲、飞伏之类，都穷究其理。虽然不是《易》的本旨，但也足以见《易》了。”

徐在汉说：“世人说包羲作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文王系彖辞，周公系爻辞，都不对。《周礼》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如《筮人》说三易经卦都是八，其别都是六十四，那么重卦由来已久了。大概包羲开始作八卦，就因而重叠它，所以能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文王则是设卦观象，系辞明吉凶，以完成其变化罢了。传曰：“《易》的兴起，正当文王与纣王之事。”传中屡次举出包羲、文王，不及周公，那么爻辞系于文王无疑。文王演《易》，是演包羲的《易》。孔子翼《易》，是翼文王的《易》。虽然如此，包羲的象简略，而文王的辞微妙。学《易》的人舍弃孔子的十翼，跟从谁呢？观象而玩辞，观变而玩占，知道这本书不可远离，而道是屡迁的吗？所以学《易》的人不必舍弃彖传而求彖辞，舍弃爻传而求爻辞。只有彖传明了，彖辞就得到了；爻传明了，爻辞就得到了。分开说是包羲、文王、孔子三圣的《易》，其实孔子的《易》明了，包羲、文王的《易》就没有剩余的蕴藏了。又说：“世儒有今《易》、古《易》之分。文王演羲皇的《易》，孔子翼文王的《易》。后学由孔子的《易》求文王的《易》，由文王的《易》求羲皇的《易》，就知道三圣人没有两种《易》，千万世没有两种《易》。圣人先得我心所同然，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尽，和顺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先立乎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不追求这个，而以文王、孔子的《易》合于一为今，分于二为古，辛辛苦苦终身，最终没有定论。不揣度根本而整齐末节，迷惑得太厉害了。”

黄宗羲说：“《易》是范围天地的书。广大无所不备，所以九流百家之学，都可以窜入其中。自从九流百家借它来推行自己的学说，而《易》的本意反而晦暗了。”

黄宗炎说：“上古质朴直率，如人名、官名都取类于物象，与以鸟记官的意思一样，以及夔、龙、稷、契、朱虎、熊罴之类就是这样。《易》取象于虫，它的颜色一时一变，一天十二时改换十二色，就是现在的蜥

译“易”字，也叫做十二时。因为事物倏忽间发生变化，所以借用来表示移易、改易的意思。“易”字的字形，模拟的是头一个、脚四只的蜥蜴形状。《周易》卦序排列都是一反一正，两两相对，每卦有六爻，两卦共十二爻，就像分析蜥蜴的十二时一样。一爻象征一个时辰，在本卦中的爻，象征白日的六个时辰；在往来卦中的爻，象征夜晚的六个时辰。这种取象的奇巧精确，无法用言语揣度，没有比这更精妙的了。世俗的儒生反而批评蜥蜴这种微小的生物，不足以包容大道，胡乱解释“易”字由日、月组成，这种说法始于虞翻，使得圣人取义的本来面目逐渐隐没。

如果日、月合体，那个字应该是“明”。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从西方生出，所以“明”字不仅指代昼夜的光辉，还兼指光辉产生的位置，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现在把“易”字解释为上日下月，其错误有七处：如果把日当作天上的太阳，把月当作地下的月亮，那么这在时间上对应的是望日和白昼，太阳高悬中天，万物清晰呈现，却独自取深渊中隐藏的月魄来配太阳，看不出有什么适宜之处，怎么能产生变化呢？这是第一处错误。如果把日往月来、月往日来互相推移代替光明，那么也应当以左右为出入，以南北为运行轨道，这与上下方位毫无关系，这是第二处错误。如果说日月同在天上，经度相同而纬度不同，那么月亮是暗魄，对义理没有补充；如果经度纬度都相同，那么就会发生日食，这属于灾变而不是变化，这是第三处错误。况且“易”字的字形，原本从“勿”，只是象征四足的形状，不成其为字，与“月”相差甚远，这是第四处错误。推究其缘由，实在是因为混淆了“昜”字而产生的讹误。“易”字从“旦”从“勿”，“旦”是太阳初出，离开沧海，其光芒灼烁呈现五彩，照射八方；“勿”是指其形象像旗帜的飘带。“昜”字尚且不能解释为月，怎么能因为“昜”而转而解释“易”呢？这是第五处错误。太阳将出称为“昧爽”，《史记》写作“昒爽”；太阳将入称为“昧谷”，古时写作“昒谷”。这说明太阳将出将入时，映照在海水中，只有光芒四处通达，怎么可以也指代为月亮呢？这是第六处错误。查考《说文解字》中有“旸”字，读音与“易”相同，注释说：“太阳被云遮盖暂时显现。”那么原本就有太阳的“易”了。“易”字上部的“日”，自然是虫首，不是太阳无疑，这是第七处错误。

罗泌说：“日月为易，而字形正好是‘勿’，‘勿’是月光散发的样子。”这仍然怀疑“勿”与“月”的不同，仅仅将其指代为月光。其后戴侗、周伯琦等人承袭这种新奇的说法，竟然改作“冐”字了。圣人的至理，都要去除那些虚设的牺牲品，难道可以不辨明吗？

又说：其他书籍引用《易》语，现在无法考证的，不知道是篇章偶然散佚，还是纬书依托的文字。《左传》疏：“伏羲作十言的教化说：‘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刘向传》：“欺骗神灵的人，灾祸会波及三代。”《说苑》：“建立了根本，万物就条理清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又说：“有一种道，大足以治理天下，中足以治理国家，小足以保全自身，这就是谦德。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不损害而增益它，所以减损自身而终了，所以增益。”又说：“天地运动，万物变化。”《风俗通》：“灭亡是自己招致的灾祸。”《说文》：“大地可以观察的，没有比树木更可观的了。”东方朔：“端正根本，万事就条理清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盐铁论》：“小人处于显赫的地位，虽然高必崩，不遵循盈满的道理，不恒守德行而能善终的，从未有过。”所以起初登上天空，后来落入地下。仔细推敲这些所引用的言辞，不但像不像彖辞象辞，也不像大传，大致是后世儒生解释经书时所说的，而引用的人于是笼统地称之为经文罢了。

译王弘撰说：“古篆文的‘易’字，由‘日’和‘月’组成，那么‘日月为易’的意思就很明白了。《参同契》也是这样说的。如果像罗泌所说，‘易’是‘勿’和‘月’采散而成的，那就太牵强附会了。有人说：‘易，就是蜥蜴，身体颜色没有定准，一天变化十二次，‘易’取的就是它变化的意思。’赵撝谦也这样认为。陈第说：‘《易经》是开物成务、涵盖天下大道的经典，却借用一种微小虫类的名字，难道不鄙陋吗？’这说明虽然取义有所得，但解释字形确实是错误的。把‘易’解释为‘蜥蜴’，是陆佃的过错。又说：‘孔子说伏羲开始创作八卦，进而重叠成六十四卦，这两句话本来就很明白，说明是伏羲重叠卦象无疑。如果另有其人，孔子怎么会没有一句话提及呢？’又如八卦相互交错，明显说明八卦已经交错成六十四卦了。《周礼》中太卜掌管三种《易》，经卦都是八，别卦都是六十四，说明夏商时期已经有了重叠的卦象。扬雄跟随司马迁的说法，认为文王重叠卦象，而胡瑗等人认为正确，这都是错误的。”

按《连山》《归藏》因为没有注明时代，导致儒者们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是伏羲所作，有的认为是神农所作，有的认为是黄帝所作，有的认为是夏商时期的书，至今没有定论。《周易》成书于殷朝末世，考虑到它与《归藏》混淆，于是用朝代命名，大概不需要外史向四方传达书名，人们就明确地相信这是文王、周公、孔子所作，这是可以效法的。郑玄关于“周普”的解释，非常牵强。

又按六经自从秦朝焚书之后，只有《周易》是完整的书，虽然费直在前修改，王弼在后扰乱，其余无可非议。而欧阳修、王景山竟然怀疑《系辞》，张芸叟怀疑爻辞，李邦直、朱新仲、王巽卿怀疑《序卦传》，这都是高明之人的过失。

《经义考》卷五“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四

竹书《易经》五篇 佚

《晋书》记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有人说安厘王墓，得到竹简数十车。其中《易经》两篇，与《周易》上下经相同；《易繇》阴阳两篇，与《周易》大致相同，但繇辞不同。卦下的《易经》一篇，类似《说卦》但有差异。

杜预说：“汲郡汲县有人发掘旧墓，大量获得古书《周易》上下篇，与现在完全相同，另有阴阳说，而没有彖、象、文言、系辞。怀疑在当时，孔子在鲁国创作，还没有传播到远方国家。”

竹书《公孙叚邵陟论易》两篇，佚。

《晋书》《竹书》《公孙叚》两篇，公孙叚与邵陟讨论《易》。

卜子商《易传》伪本，隋志两本[唐志同中经簿四卷，七录六卷，释文序录三卷，国史志中兴书目十卷]佚[今存别本十一卷]

《家语》记载卜商，卫国人，字子夏，喜欢讨论精微的道理，当时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

刘歆说汉朝兴起韩婴传授。

荀朂说丁宽所作。

张璠说：有人说是臂子弓所作《薛虞记[陆德明说：虞不详何许人]

《唐会要》记载，开元七年三月六日诏书：“《子夏易传》近来没有人学习，命令儒官详细审定。”四月七日，刘知几议论说：“查考《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没有子夏作传的记载。到了梁代阮氏《七录》，才有子夏《易》六卷。有人说韩婴所作，有人说丁宽所作。然而根据《汉书》，韩《易》两篇，丁《易》八篇，寻求其符合之处，则事情特别矛盾了。凭着东鲁崇尚文学，与子游同列；西河告老，名声品行与孔子相连。而岁月跨越千年，时代经历百代，他所著的书籍，沉没遮蔽不行于世。难道不是后来人假借先哲之名？也就像石崇错误地称阮籍，郑璞滥名周宝。一定要推行使用，深以为疑。”司马贞议论说：“查考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这本书不行已久，现在所存多失去真本。又荀朂《中经簿》说：‘子夏传四卷，有人说丁宽所作，是先达怀疑不是子夏了。’又《隋书·经籍志》说：‘子夏传残缺，梁六卷，今两卷，知道其书错谬多了。’又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说：‘《易传》子夏，韩氏婴也。’现在题目不称韩氏，而记载薛虞记。又现在秘阁有子夏传薛虞记，其质朴粗略旨趣不远，无益后学，不可将帖正经。”五月五日诏书：“子夏传逸篇令帖易者停。”

《崇文总目》说这本书篇第大致依据王氏，决非卜子夏的文章。又其言论近而不笃，然而学者尚异，颇传习之。

《国史志》《子夏易传》假托真子夏传，一行所论定，然而残缺。

《中兴书目》查考《隋志》《周易》两卷，魏文侯师卜子夏传，残缺。《唐志》卜商传两卷，现在却是十卷。查考陆德明《音义》所引，与今本间有符合的，若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今本作“地藏水而泽，水得地而安”，只是小异而已。至“束帛戋戋”作“残残”，又说“五匹为束，三玄二纁象阴阳”，今本并无此文，大概后人附益者多。

孙坦说：“世有《子夏易传》，以为亲得孔

译子之蕴。看他的言辞简略而不精纯，有时选取《左氏春秋》的传文来印证它。晚年又得到十八种占卜方法，称颂孔子。于是说：“朝廷曾经怀疑汉杜子夏的学问，等到读了杜预的《左传》，看到引用《明夷》卦的对策，疑惑才完全消除。”如果不这样，班固在《儒林传》中，为什么说起《易》学始于商瞿子木，却突然遗漏了卜商呢？

译程伯子说：“《子夏易传》虽然不是卜商所作，但必定也不是杜子夏所能写成的，一定是从老师那里传授得来的。”

晁说之说：“从古到今都认为是子夏从孔子那里接受了《易传》，然而太史公、刘向父子、班固都没有论及此事。唐代刘子玄已经知道它是伪作了。该书没有流传到今天，现在号称子夏传的，是唐代张弧的《易传》。张弧，曾任唐代大理评事，也不详究是何时的人。”

晁公武说：“《子夏传》，唐代《艺文志》记载已经亡佚。现在这本书大概是依据王弼的注本编写的，只混杂了《杂卦传》。”

洪迈说：“孔子的弟子中，只有子夏在诸经方面独有著作，虽然传记杂言不能完全相信，但终究与别人不同。在《易经》方面有传，在《诗经》方面有序，而毛诗之学，子夏传授给高行子，经过四代传到小毛公，有人说传授给曾申，经过五代传到大毛公。在《礼》方面有一篇《仪礼》丧服传，在《春秋》方面所说的‘不能赞一辞’，大概也是曾经从事于此的。公羊高确实是从子夏那里受业的，榖梁赤，《风俗通》也说他是子夏的门人。在《论语》方面，郑康成认为是仲弓、子夏等人撰定的。东汉徐防上疏说：‘《诗》《书》《礼》《乐》，由孔子审定，阐发章句，始于子夏’，这就是证据。”

按：洪氏阐明子夏传经的功劳，可以说是抓住了要点。韩非子说，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而子夏的门人，像高行子、曾申、公羊高、榖梁赤传授《诗》及《春秋》的，反而不在其中，令人不解。

程逈说：“《子夏易传》，京房为之作笺。前代儒者怀疑不是卜商所作。近世有浅陋的儒生，用王弼本为之作注，鄙陋浅薄得很，也假托为子夏所作。凡是前代儒者所引用的子夏传，这个本子都没有。熙宁年间，房审权汇集百家的训诂，凡是称引子夏的，都取用了后世的伪本。”

吕祖谦说：“《崇文总目》删去子夏的名字，以消除误惑，最为有理。”

陈振孙说：“《子夏易传》，陆德明、李鼎祚也时常称引。考察《汉书·艺文志》最初没有这本书，它的经文、彖象、爻辞相互错杂，正好使用王弼本，决不是汉代的书。用陆德明所引用的，去寻求现在的传本，都没有，难道只是不是汉代的书，也不是隋唐所流传的书了。”

章如愚说：“《子夏易传》，我私下认为不是古代所流传的。看它的书不依照古代《易经》的次序，而是遵从费氏、郑氏、王氏将彖象文言合于爻下而为之作传。”

赵汝楳说：“易学中有子夏传，前代儒者多引用它来决断疑难，虽然对它的书不信任其人，但也不容不加以辨析。大概因为《隋书·经籍志》认为是卜商所作，所以后人沿袭而不加考察，相信的人认为京房为之作笺，怀疑的人认为是近世人用王弼本假冒而成。传世有两本书，现在看各位儒者所用的两书中的语句，都不符合洙泗（孔子）的气象，纵然稍微是后人假冒，也决不是卜商的书。孙坦怀疑《子夏传》是杜子夏的学问，按杜钦、杜邺与邓彭祖、王商、万章、禽庆都字子夏，二杜在易学方面未听说有师承，孙氏的论点尚且可疑。只有彭祖传授梁丘之学，如果把子夏当作彭祖，还略有相似之处，如果认为是钦、邺则毫无依据。”

王应麟说：“‘帝乙归妹’，子夏传说是商汤嫁妹。京房记载商汤嫁妹的话说：‘不要凭借天子的尊贵而凌驾诸侯，不要凭借天子的富有而傲视诸侯。’阴顺从阳，女子顺从丈夫，本是天地的义理。以往的事情如此。丈夫必定要依礼义。”荀爽对策引用《帝乙归妹》，说商汤以娶礼将妹妹嫁给诸侯。张说《鄎国公主铭》说：“帝唐降女，天乙归妹。”

何乔新说：“子夏的《易传》，不依照古易的篇章次序，而遵从费氏，那么是后人的假托，可见一斑。”

按：《子夏易传》见于《隋书·经籍志》只有二卷，《经典释文序录》只有三卷。到了《宋中兴书目》增加到十卷，而现在版本多达十一卷。不仅篇章次序全部依照王弼本，而且其文本也没有不同的言辞。考察陆氏《释文》所引用的，如《屯》卦六二“乘马班如”，“乘”音绳，“班如”是相牵不进的样子。《比》传“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所以《小畜》九五“有孚挛如”，“挛”作“恋思”解。《上九》“月几望”作“近望”。《履》九四“愬愬”是恐惧的样子。《泰》六四“翩翩”是轻举的样子。《上六》“城复于隍”作“堭”。《大有》九四“匪其彭”作“旁”。《谦》卦作“嗛”，说“嗛，就是谦”。《豫》六三“旴”作“纡”。《九四》“盍簪”是快的意思。《噬嗑》九四“胏”作“脯”。《贲》六五“束帛戋戋”作“残残”，传云“五匹为束”。三玄二纁象征阴阳反复。《上六》“有灾眚”，传云“伤害叫灾，妖祥叫眚”。《颐》六二“拂经”作“弗”，说“辅弼也”。《六四》“逐逐”作“攸攸”。《坎》

译上六“寘于丛棘”，“寘”当作“湜”。《离》卦六五“戚”当作“磩”，意为咨惭。《咸》卦初六“拇”当作“<足母>”。《遯》卦上九，传文说“肥饶裕”。《晋》卦九四“鼫鼠”当作“硕”。《明夷》卦六二“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夷”当作“睇”，传文说“旁视曰睇”，“拯”当作“抍”。《暌》卦六二“其牛掣”当作“契”，传文说“一角仰也”。《夬》卦九四“牵”当作“掔”。《姤》卦初六“柅”当作“鑈”。《姤》卦九五“包”当作“苞”。《困》卦九四“徐徐”当作“荼荼”，传文说“内不定之意”。《井》卦九二“鲋”，传文解释为“虾蟇”。《井》卦六四“井甃”，传文说“修治也”。《丰》卦九三“沛”，传文说“小也”。《沬》传文说“星之小者”。《旅》卦九四“资斧”当作“齐斧”。《既济》卦六二“茀”当作“髴”。《既济》卦六四“繻有衣袽”，“繻”当作“□”，“袽”当作“茹”。今文皆不是这样。又王氏《困学纪闻》引用《泰》卦六五传文说“汤之归妹也”，现在也没有了。况且书中引用《周礼》《春秋传》，其伪作不待攻击就自行破灭了。

译又查孙坦怀疑是杜邺，徐几、赵汝楳怀疑是邓彭祖，大概是因为这两人都字子夏。然而推究其文义，全然不像汉人的文字，也不像唐人的文字，说这是张弧所作，恐怕不是今本。

《周易子夏十八章伪本》一卷[《崇文总目》三卷]已佚。

查《绍兴阙书目》也有此书，属于五行家的言论，托名子夏，尤其不合体例。

汉淮南王刘[安]《道训》，《汉书·艺文志》著录二篇[《刘向别录七略》作十二篇]已佚。

刘向说：“《九师道训》是淮南王刘安所撰。刘安聘请九位擅长《易》的人，从他们那里采集所得。因此中书将其著录为《淮南九师书》。”

王通说：九师兴起而《易》道衰微。

洪迈说：“寿春有八公山，正是刘安延请宾客的地方。传记中没有记载他们的姓名，而高诱在序中认为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

何乔新说：“九师的《易》，王通认为《易》道因此衰微，那么它对圣经没有助益，是可以知道的。”

查陆德明《经典释文》在需、蛊、遯、损等卦中，所引称为“师”的，应当就是九师本。而《鸿烈解》引《易》说：“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这就是《道训》中《序卦传》的文字。

田氏[何]《易传》已佚。

《汉书》记载：鲁人商瞿子木从孔子那里受《易》，传授给鲁人桥庇子庸；子庸传授给江东人馯臂子弓；子弓传授给燕人周丑子家；子家传授给东武人孙虞子乘；子乘传授给齐人田何子庄；田何因为从齐地迁徙到杜陵，号称杜田生。

《崇文总目》：田何的《易》，卦象、爻、彖与文言、说卦等，分离为十二篇，而自为章句。这是《易》的本经。

晁说之说：“商瞿从孔子受《易》，经过五传到了田何。汉朝的《易》书，大概从田何开始。田何之前，不曾有书。”

王氏[同]《易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二篇已佚。

《汉书》记载：杜田生传授给东武人王同，王同传授给洛阳人周王孙丁寛。齐人服生王同，传授给淄川人杨何。齐人即墨成，广川人孟但；鲁人周覇，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

皇甫谧说：“自从孔子传授《易》，经过五传到了田何。田何传授给弟子东武人王同子中。”

晁说之说：《易》家著书从王同开始。

周氏[王孙]《易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二篇已佚。

《汉书》记载：丁寛到了洛阳，跟随周王孙学习古义，号称周氏传。

丁氏[寛]《易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八篇已佚。

《汉书·儒林传》记载：丁寛字子襄，梁人。从田何受《易》，又跟随周王孙学习古义。景帝时，担任梁孝王的将军，抵御吴、楚，号称“丁将军”。撰写《易》说三万言，只是训诂和阐发大义而已，现在的小章句就是它。丁寛传授给同郡砀人田王孙，田王孙传授给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此《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又说：“丁寛是《易》家的始师。”

胡一桂说：“丁寛师从田何，又师从他的同门好友，以学习古义，可以说是见善如不及了。然而所谓的《易》说三万言，不过是训诂大义，又称为小章句。我私下认为他的学问只是文义章句，象数之学，恐怕不是他所涉及的。”

何乔新说：“丁寛撰写《易》说三万言，而训诂之学兴起。”

服氏[光]《易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二篇已佚。

《汉书·儒林传》说：王同、周王孙、丁寛、齐人服生都撰写《易传》数篇。

杨氏[何]《易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二篇，已佚。

《史记》记载：杨何因《易》被征召，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因《易》做到城阳相，广川人孟但因《易》担任太子门大夫，鲁人周覇，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因《易》做到二千石。然而要说《易》的要点，本源于杨何之家。

《汉书》记载：杨何，字叔元，菑川人。元光年间，被征召为大中大夫。

晁说之说：“《易》得以设立学官，从杨何开始，所谓易杨，就是它。”

韩氏[婴]《易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二篇已佚。

《汉书·韩婴传》记载：燕人，孝文帝时担任博士，景帝时做到常山太傅。韩婴讲说《诗》，也以《易》传授给人，推究《易》的意旨而为之作传。燕、赵之间喜好《诗》，所以他的《易》学衰微，只有韩氏自己传授。孝宣帝时，涿郡韩生，是他的后代。因《易》被征召，在殿中待诏，说：“我所受的《易》，就是先大夫所传的。”曾经学习《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所以专门传授它。

王应麟说：“大概宽饶学习韩氏《易》，他上封事，引用韩氏《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施氏[雠]《周易章句》《汉书·艺文志》著录二篇已佚。

《汉书》记载：施雠字长卿，沛人。从田王孙受《易》，拜博士。甘露年间，与五经诸儒在石渠阁杂论同异。施雠传授给张禹、琅琊人鲁伯，张禹传授给淮阳人彭宣、沛人戴崇子平。鲁伯传授给太山人毛莫如少路，琅琊人邴丹曼容。由此施家有张、彭之学。

《隋书》记载：施氏《易》亡于西晋。

查《施氏易》见于《后汉书》的，沛人戴

译宾将《易》传授给陈留人刘昆。桓公又向广汉人景鸾学习，景鸾也传授《施易》。

孟喜的《周易章句》，《汉书·艺文志》记载为二篇，《梁七录》记载为十卷，《隋书》记载为八卷，《经典释文序录》记载为十卷，《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相同，现已失传。

译《周易灾异》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十一篇，另外又有六十六篇（大概是合京房之说而言），现已散佚。

《汉书》记载：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跟随田王孙学习《易》，被举荐为孝廉，担任郎官，后任曲台署长，因病免职，担任丞相掾。孟喜传授给同郡的白光、少子沛地的翟牧、子兄繇，因此有翟、孟、白三家之学。

陆德明说：“没有上经，《七录》记载说，下经从‘旅’到‘节’也没有，没有上系辞。《隋书》记载孟氏、京氏有书，但没有师承。”

释一行说：“十二消息卦出自孟氏章句，他解说《易》的根本在于气，然后用人世事务来阐明它。”

王应麟说：“许慎《说文解字》称引《易》孟氏，其文字多有不同。”

胡一桂说：“孟喜既然师从田王孙，又不择所从，又向赵氏学习。赵氏死后就违背了他，以至于不被朋友信任，不被君主任用，也是他应有的结局。”

查考《许氏说文解字序》说：“《易》称孟氏，那么所引用的都是孟氏《易》。其与今文不同的，如‘夕惕若厉无咎’作‘夕惕若夤[句]泣涕涟如’，‘涟’作‘慗’；‘再三渎’作‘黩’；‘以往吝’作‘遴’；‘履虎尾愬愬终吉’，‘愬愬’作‘虩虩’，下面有‘恐惧’二字；‘百榖草木丽乎土’作‘<艹丽>于地’；‘日昃之离’，‘昃’作‘<厂伯>’；‘罔孚裕无咎’，‘罔’作‘有’；‘其牛掣’作‘觢’；‘天且劓’作‘<臬刂>’；‘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蔚’作‘斐’；‘用拯马壮吉’，‘拯’作‘抍’；‘无用字’，‘繻’有‘衣袽’，‘繻’作‘需’，‘袽’作‘絮’；‘夫干确然’，‘确’作‘寉’；‘服牛乘马’，‘服’作‘□’；‘重门击柝’作‘<木橐>’；‘天地絪缊’作‘壹壹’；‘杂而不越’作‘<戉辶>’；‘莫暵乎火’作‘离为的’，‘颡的’作‘馰’；‘为黔喙之属’没有‘之属’二字。又如‘孰饪[句]埶□[句]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则今本没有这段文字，不知道当时属于哪一部分。”又查考《陆氏释文》：“孟氏《易》‘咸其辅颊舌’，‘颊’作‘侠’；‘晋卦’作‘齐’；‘惩忿窒欲’作‘恎’；‘浴偏辞也’作‘徧辞’；‘日中则昃’作‘稷’；‘阒其无人’，‘阒’作‘窒’；‘隤然’作‘退然’；‘大寳’作‘保’；‘包牺’作‘伏戏’；都与今文不同。”

又查考，东汉研究孟氏《易》的，有南阳洼丹字子玉，中山觟阳鸿，孟孙广，汉任安定祖。

梁丘氏[贺]《周易章句》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二篇，现已散佚。

《汉书》记载：梁丘贺，字长翁，琅琊诸人。担任武骑，跟随太中大夫京房学习《易》[颜师古说：这是另一个京房，不是焦延寿的弟子]。京房是淄川杨何的弟子。京房出任齐郡太守，梁丘贺改师田王孙。宣帝时，听说京房对《易》研究得很明白，寻求他的门人，得到了梁丘贺。梁丘贺当时担任都司空令，因事获罪被免职，成为平民，在黄门待诏，多次入宫教导侍中，因此召见梁丘贺。梁丘贺入宫解说，皇上认为很好，任命他为郎官。梁丘贺因为占卜有应验，因此受到亲近宠幸，担任大中大夫，给事中，官至少府。梁丘贺传给儿子梁临，梁临代替五鹿充宗、君孟担任少府。五鹿充宗传授给平陵士孙张字仲方、沛地邓彭祖字子夏、齐地衡咸、长宾。因此梁丘氏有士孙、邓、衡三家之学。

《隋书》记载梁丘《易》在西晋时亡佚。

洪迈说：“晋永嘉之乱，梁丘《易》亡佚。”

胡一桂说：“梁丘贺起初师从京房，后来虽然改师田王孙，最终凭借京房显达。到了他的儿子梁临，专门施行京房之法，可见一斑。再传至五鹿充宗结党营私，身兼多职受到讥讽。三传至衡咸成为王莽的讲学大夫，梁氏《易》至此扫地以尽。”

董真卿说：“商瞿受《易》，孔子传给田何，又传给施氏、孟氏、梁丘氏，最为著名，这是古《易》。又转而传给费直，则是今《易》的开端。如果是这样，那么施氏、孟氏、梁丘氏之后，正是古今《易》因革变化的一个交汇点。”

查考东汉研究梁丘《易》的，有代郡范升字辨卿。范升上疏说：“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都修习梁丘《易》。”又京兆杨政字子行、颍川张兴字君上，也传授其学。

五鹿氏[充宗]《周易畧说》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三篇，现已散佚。

《汉书·少府》记载：五鹿充宗[字君孟]显贵受宠，研究梁丘《易》。从宣帝时，就擅长梁丘氏的解说。元帝喜好它，想要考证其异同，命令五鹿充宗与各易学家辩论。五鹿充宗凭借显贵和辩才，众儒生没有人能与他抗衡。

《汉纪》记载：元帝时，五鹿充宗与石显都显贵受宠，研究《梁丘易》。皇帝命令各易学家考证合并异同。五鹿充宗凭借显贵，口才辩利，众儒生不敢与他抗衡，都称病回避。恰逢有人推荐朱云能说《易》，朱云提起衣襟登上殿堂，高声辩论请求，声音震动左右。辩论后，接连驳倒五鹿充宗。众儒生为此说：“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

张华说：“五鹿充宗向弘成子学习《易》。弘成子年轻时，曾有人拜访他，赠送他文石，大如燕卵。弘成子吞下它，于是大彻大悟，成为天下通儒。弘成子后来生病，吐出这块石头，传授给五鹿充宗，五鹿充宗也成为博学之士。”

《经义考》卷六“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

译五

焦延寿的《易林》，在《隋书·经籍志》的五行家类中著录为十六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崇文总目》记载相同，《七录》记载为三十二卷，大概是将《变占》十六卷合并计算而言），该书尚存。

译《易林变占》，《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十六卷，已佚。

《汉书》记载：焦延寿，字赣，梁地人，因好学而得到梁王的宠幸。学业完成后，担任郡吏，经考察举荐补任小黄县令，因政绩最优应当升迁为三老。下属官员上书，希望挽留焦赣，皇帝下诏准许，增加俸禄留任，最终在小黄县去世。他的学说擅长灾异变化，将六十四卦分配轮流值日，以风雨寒温作为征兆，各有占卜验证。

费直说：“六十四卦变占，是王莽时期建信侯、天水人焦延寿所撰写的。《易经》广大无边，说它深远则无所不至，说它近切则静正，说它涵盖天地之间则完备无缺。然而《易经》所说的六十四卦，推演而言，超出了《说卦》未能穷尽的范围，所以《连山》、《归藏》、《周易》虽然言辞不同，但卦象相同。虽然三家并行，也只是举出一隅罢了。焦赣擅长阴阳，又创造此法来推演《易经》，未见之事可以推测存亡吉凶，遇到同类事情大多应验，至于琐碎小事，若非同类则也不应验。焦赣通达隐微，只是圣人学说的一隅罢了。”

班固说：“焦延寿独自得到隐士的学说，依托孟喜，与孟喜并不相同。”孟康说：“分卦值日的方法，一爻主管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剩余四卦震、离、兑、坎，大概是作为方伯监司之官。之所以使用震、离、兑、坎，是因为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自专主王气，各卦主管一季。其占卜方法，各自根据当日观察其善恶。”

王俞序言说：“大凡变化象数，没有能逃脱《易经》的。只有人的真情假意，最为难以知晓。占卜者崇尚占断，忧虑者与之相处。焦赣明智且贤哲，于是保留了他的术数。”俞岩耕种在东鄙，眼前困顿蒙昧。有客人屈驾来到茅庐，将焦辞几卷出示给我。我曾读班固《汉书》列传及历代名臣谱系诸家杂说，盛称自孔子传授《易经》给商瞿，仅十余代。延寿经传于孟喜，固然是同时代人，正当西汉元帝、成帝之间，政治衰败。先生或出仕或隐居，总是以《易经》之道上达梁王，于是被众人察举，诏令补任小黄县令。而县中隐伏之事，都能预先知晓其情，因此得到宠信异遇，蒙受升迁，也最终在任上去世。他著有《大易通变》，其卦总共四千九十六题，事理本源包罗万象，同归于简易。其言辞假托出自经史，其意旨雅合神明。只要斋戒洁净、精神专一，举无不中，而言辞近切意旨深远，容易识别却难以详知，不可轻慢蒙昧。认为言辞繁费，后世好事如君行者，则扬雄的书便不朽了。圣唐会昌景寅年。

《崇文总目》：焦赣以一卦推演，六十四卦各有繇辞，著录吉凶占验，然而不传推演使用的方法。

叶梦得说：“焦赣《易林》、京房《易》这两本书，大体都是卜筮、阴阳、气候之言，不再涉及《易经》大道。”

黄伯思说：“《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变而之六十四为林，三千八百世。凡是筮得某卦之某卦，则观察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者卦爻不发，则只观察本卦林辞。起初未曾分四时节候。至于《汉书·京房传》所说的六十四卦轮流值日用事，大概是一爻主管一日，六十卦当三百六十日，剩余四卦为监司。此法只以风雨寒温为征兆而占卜灾变罢了。如果京房封事所说的‘辛酉太阳精明，丙戌蒙气复起’之类，孟康注释得很详细。这是延寿占卜灾祥的一种方法，与《易经》筮占无关。后世愚昧者不明白，竟将两种术数合而为一，而在值日卦中寻求所得卦以考察人的吉凶，谬托燕蓟士人的秘法，岂不是很错误吗？大概真日之法，分至之外剩余的日子只有一爻用事，而《易林》变卦则不止一爻。于是知道林自是林，值日灾祥之法自是值日，灾祥之法二者虽然都本于《易经》，同出于延寿，但起初未曾统一其用途。”又说：“焦延寿《易林》中有的字有误，以快为怏，以羊为手，以喜为嘉，以鹳为鹊，义理可以两存。”延寿名赣，梁地人，因好学得到梁王宠幸，梁王供给其资用，让他尽情学习，学业完成后担任郡吏，察举补任小黄县令。只要有盗贼，预先知道盗贼，于是没有敢再作案的。考核最优当选，吏民上书请求留任，诏令准许增加俸禄，卒于小黄。世人说延寿的方法，凡是筮得某卦则观察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者卦爻不动则只观察本卦林辞。有个叫王佖的人，在雍熙二年春天遇到异人，筮得‘观’之‘贲’，《林》说：‘东行无门，西出华山，道寒于难，游子为患’的话，最为准确。后来的观察者不可不辨别。延寿所著虽然是卜筮之书，出于阴阳家流派，但正当西汉中叶，距离三代不远，文辞雅淡，颇有可观之处。

程迥说：“汉天水焦延寿传《易经》于孟喜，这是他所著的书。书中都是韵语，与《左传》所载‘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汉书》所载‘大横庚庚，予为天王’的话，极其相似。难道古代的卜者，各有此类书吗？”

陈振孙说：又名《大易通变》。唐会昌景寅年，越五云溪王俞作序，总共四千九十六卦。大概一卦可以变六十四。又说：旧见沙随

译程氏所记载的，是绍兴初年各位公卿用《易林》占卜时事，奇异而灵验。我寻求此书多年，直到宝庆丁亥年，才在莆田得到这本书，抄录并收藏起来。书中都是韵语，古雅，颇像左氏所记载的繇辞。偶尔也曾占卜，也很灵验，只是遗憾脱文讹误太多，没有其他版本可以校正。嘉熙庚子年，我从吴门回到霅川，偶然为乡守王寺丞侑道之占卜，因此借来他家的藏本。虽然脱文讹误依然很多，但用两个版本互相参校，十之八九都能校正。于是两家所藏的，都成了全书。其间也有许多重复，有的几爻共用一个繇辞，无法查究。校正完毕，将书归还给王氏，而将校正的始末记载在这里。淳佑辛丑年五月。

译薛季宣作序说：“汉代焦赣的《易林》共十六卷，每卷包含四个‘林’，每个‘林’有六十四则繇辞，总计涵盖六十四卦的变化，共四千零九十六种。我拿所传的宫中秘书和省孙氏藏书进行参校，发现宫中秘书中的繇辞多有亡佚，便用孙氏的书加以补全，使之完备。因此，这本书多次经过传抄，文字多有错讹，比如把‘羊’写成‘缶’，把‘快’写成‘决’，像这样的错误很多。于是，我纠正了那些明显错误的地方；对于无法确知的，比如把‘喜’写成‘嘉’，把‘鹊’写成‘鹳’，把‘乌’写成‘鸟’，以及一卦有两种占断之类的情形，我都一并保留，不加取舍。全书已经刊定，可以缮写。汉代儒者传授《易经》，精通占卜预测的，如焦赣、费直、许峻、崔篆、管辂等几家，《易》都有‘林’，只有焦氏的《林》流传至今。《东观汉记》记载：汉明帝永平五年少雨，皇上驾临云台，亲自起卦遇到蹇卦，用京氏《易林》占卜，繇辞说：‘蚂蚁封住洞口，天将下雨。’沛献王刘辅运用《说卦传》的体例，认为蚂蚁穴居能预知雨水。京房是焦延寿的弟子，现在书中《蹇》卦的繇辞实在属于震卦的‘林’，‘林’是焦氏所作，这毫无疑问。赣，是延寿的字。他的学问根本在于用六十四卦轮流值日，以风雨寒温作为征兆，《易林》用于卜筮，推崇的是它的占断与变化。政和年间，校书郎黄伯思校勘宫中秘书，论述《林》有《林》直日的灾祥，有直日的灾祥，其方法虽然都出自焦赣，起初并未统一其用途，不明就里的人没有领悟，于是合并在一起，在直日的卦中寻求所得的卦，错误地依托燕蓟地区人士的秘法。本朝王佖在雍熙二年春天遇到异人，为他占卜得到《观》之《贲》，其占断乃是《观》中的《贲》林，《观》《贲》都是白露时节的卦，不适合春天使用，不应当在《观》中寻求。异人的占断固然不应有误，由此可知直日的说法不能用于占筮。黄伯思的话看似简易，其实并非如此。筮法本应在直日的《林》中寻求所遇的卦，在遇卦的《林》中寻求变化所至，观察从初爻开始，决断从终爻结束，那么雍熙年间异僧的占断起初并未与术数相悖。僧人论及‘一幕掀天，一同扫地’，自有从《林》之外获得的繇辞，不可以一种术数来统一衡量。直卦的方法大致记载在汉代京房、郎顗的传记中，朝廷颁布历法尚且取用其象，或许直接用《周易》卦爻占数，还屡次有符验，至于用《林》占卜则多有不合。黄伯思的说法不容易遵循。京氏学派用卦爻分配期日，坎、离、震、兑用事，从冬至夏至开始，都得到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都是五日十四分，其余都是六日七分。一年既然如此，一天也应当如此。在直日的卦中分卦直时，如日之次日。”共十卦，一时八刻三分刻之一，配卦时有一刻二分，颐、晋、井、大畜都是五刻二分，坎、离、震、兑用事于日卦贞悔初爻之首，中爻之中都是四刻一分，这又是卜数的一种方法，不待筮而占者，自然可以通用。《易经》并论风雨阴阳占候，不必专门取用汉代儒者林传的记载。孟喜传授《易经》给田王孙，得到易家候阴阳灾变的书，谎称田生将死时，枕着孟喜的膝盖独自传授给他。孟喜的同门师兄弟丘贺疏通证明说：“田生断绝于施雠手中，当时孟喜回到东海，怎么会有这件事？”焦延寿曾经跟随孟喜问易，京房认为延寿就是孟氏的学问，翟牧、白生不肯，都说不是。刘向校书认为各易家学说，都祖述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大致相同，只有京氏不同。党延寿独自得到隐士的说法，依托孟氏，不与别人相同。《艺文志》中《易》有孟氏、京房等篇，没有再分别京氏的书，世间尚存，虽然阴阳家不仅论灾变的征兆。以汉代儒者林传《艺文志》自有不可诬蔑之处，各儒者党同伐异，可以完全相信吗？延寿的事迹大致在京房传中，举荐小黄诏听留增秩了。他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知人见事，不可以明经学士看待他。《易林》是近古的占书，既然值得推崇，缀辞引类，尤其典雅可喜，崇尚其辞者，对于汉代西京的文字，又怎么能忽视呢？干道六年八月。”

项安世说：“焦氏卦法，从乾到未济，都依照《易》书原本的次序，以一卦值一日，乾值甲子，坤值乙丑，到未济值癸亥，才尽六十日。而四正卦则值二分二至之日，坎值冬至，离值夏至，震值春分，兑值秋分，不在六十卦轮值的数目中。这就是京房六十卦气的方法，只是京房主张六日七分，这里只主张一日。京房用商《易》的次序，这里用周《易》的次序罢了。”

赵汝楳说：焦延寿不祖述田何、杨叔，不用筮卜，自成一家。又说：焦延寿作《易林》，因为三百八十四爻的辞，不能周遍四千零九十六变的吉凶，所以在《易》之外另外作辞，又杂以纳甲、飞伏的说法，这是舍弃人事义理而专门用于占卜。

胡一桂说：“延寿卦变法，以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通变四千零九十六卦。而卦变的次序，本于文王序卦，首乾坤而终既济、未济。且如以乾为本卦，其变首坤，次屯”

译从蒙卦开始，一直到未济卦。又如以坤卦为本卦，其变化首先变为乾卦，其次变为屯卦、蒙卦，一直到未济卦。又如以最后一卦未济卦为本卦，其变化也首先变为乾卦，其次变为屯卦、蒙卦，一直到既济卦。每一卦变化出六十三卦，连同本卦共成六十四卦。而且每一卦变化生成六十四首诗，六十四卦变化共计四千九十六首诗，用来替代爻辞，而文王、周公、孔子的卦爻辞并不再重复使用。又说：“焦氏的卦变说，卓越地自成一家，却又假托于孟子，是担心它没有传承。”

译刘诚说：“焦赣的《易林》专门采用纳甲飞伏的方法，这不符合圣人的法则。”

何乔新说：“焦延寿阐述阴阳灾异，穿凿附会的弊端由此兴起。”

彭蕐说：易道的道理无所不包，学者各自只得到其中一部分罢了，但都不能说不是易道。易自从夏、商、周以来就有三种易，后来《连山》《归藏》失传，只有《周易》独自流传下来。《周易》到了汉代儒者，分为三种，有田何的《易》、焦赣的《易》、费直的《易》。田何的《易》传承自孔子，分为上经和下经，将孔子所作的十篇传文附于其后，并有章句解释。焦赣的《易》专注于占卜观察，《易林》共十六卷。费直的《易》擅长卦筮，没有章句，只是将彖辞、象辞、文言等参入卦中，用来解释经文。汉末田何、焦赣的学问衰微断绝，只有费氏的学问独自留存，大概是因为费氏之后有郑康成、王弼等人作注的缘故。宋代程伊川依据王弼的《易》作传，固然出自费氏。朱晦庵依据吕伯恭的《古易》作《本义》，则本于田何。于是田何、费直的《易》都在世上盛行，而焦赣的《易》唯独不幸没有流传下来。近来在内阁阅书时得到《易林》，看它的辞藻韵律，都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颇像《左传》中所记载的繇辞，因此抄录收藏起来。日后遇到事情用来占卜，也没有不灵验的。那么焦赣的《易》，难道没有本源吗？可惜末学浅识，不能为之作传注，使其盛行，作为人们趋吉避凶的一种辅助。成化癸巳年夏五月，韩邦竒说：焦氏四千九十六种变化，是孔氏的正统传承。京氏直爻则是用自己的意思推衍的。

杨愼说：焦氏《易林》，是西汉时期的文辞。辞句都符合古韵，与《毛诗》《楚辞》的押韵相合。有的像诗，有的像乐府、童谣。观看的人只把它当作占卜的书来看，这就错了。

郑端简公说：“《易林》十六卷，世间传说出自焦延寿，虽然隋唐《经籍志》也是这样记载的。现在考证《汉书·儒林传》《艺文志》以及荀悦的《汉纪》，都不说焦氏著《易林》，怀疑现在的《易林》未必出自焦氏。焦延寿是京房的老师，现在《明夷》之《咸林》说：‘新作初陵踰蹈难登，三驹推车跌损伤颐’，这是成帝时期的事情。《节之解林》说：‘皇母多恩，字养孝孙，脱于襁褓，成就为君’，似乎说的是定陶傅太后养育哀帝的事情，都在焦延寿之后，不应该焦延寿预先预言这些。刻本《易林》记载东莱费直说：‘六十四卦变占者，王莽时建信天水焦延寿所撰。’然而刘向在成帝时校书，已有焦延寿的《易说》，焦延寿不是王莽时期的人，这是明显的。况且费直虽然晚于焦延寿，与高相同时，费直也不是王莽时期的人。唐代王俞序《易林》说：‘焦延寿与孟喜同时，又说应在西汉元帝、成帝年间。’孟喜与梁丘贺同门，难道是元帝、成帝年间的人吗？”

姜恩说：“焦氏《易林》推演六十四卦为四千九十六卦，而辞、变、象、占都具备。其意精深，其文简古。”

马粦说：日兵宪蓉川齐公审讯疑难未决的案件，看着我说道：‘如果像焦延寿那样发掘隐情，就没有隐瞒的了。’我退下后占卜，得到讼卦变随卦，说：‘甲乙丙丁都归我庭，三丑六子入门见母。’五天后案件破获，查考日期正是乙丑日。诉讼的人只有六个。焦氏易的神验如此。”

于愼行说：焦氏《易林》，其辞古奥，典雅而旨趣深博，有六经的道理，不是汉代以后的文字所能比拟的。世人只把它当作占卜的书，学士不诵读它。”

杨时乔说：焦氏的学问，沉溺于阴阳占卜，不像圣人的经典。锺惺说：焦延寿用韵语作《易》占，像谶语又像歌谣，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的，回旋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绰有余，其锤炼精简，不能说没有作文的意图。”

顾炎武说：“《易林》怀疑是东汉以后人撰写，而托名于焦延寿的。焦延寿在宣帝、昭帝时期，那时《左传》未立学官，现在《易林》引用《左传》的话很多，又往往使用《汉书》中的事情。如说：‘彭离济东，迁之上庸’，事情在武帝元鼎元年；说：‘长城旣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情在元帝竟宁元年；说：‘火入井口，杨芒生角，犯歴天门，窥见太微，登止玉床’，似乎使用李寻传的语句；说：‘新作初陵，踰蹈难登’，似乎使用成帝起昌陵的事情；又说：‘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说：‘大蛇当路，使季畏惧’，这又不是汉人所应该说的。”

陈廷敬说：“焦赣《易林》言吉凶，与圣经完全相悖。大概是术数之学中，谬妄乖离最可鄙的。沙随程氏偶然有灵验，就神化奇异其书，认为与《左氏传》记载的‘鳯凰于飞，和鸣锵锵’，《汉书》记载的‘大横庚庚，予为天王’之语相类似。现在考证其言语，多是俚俗谚语，如程氏所称，也未能达到那种程度。”

王弘撰说：“自从焦氏作诗来代替占辞，后来的占卜者不再使用文王、周公、孔子的辞句了。这是焦氏的罪过。”

译。

查考汉代易学，只有焦延寿的著作完整保存下来。到了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在解释随卦时采纳了焦赣的说法，称汉高祖与项羽之事都是明确的征验，这应当属于变卦占卜中的话语。

译《经义考》卷七，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第六类。

《京氏易传》：《通志》著录三卷，《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一篇，《马氏通考》著录四卷，现存。

《周易章句》：《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七录》著录十卷、录一卷、目释文序录十二卷，已佚。

《周易错卦》：《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七卷，《七录》经部著录八卷，已佚。

《周易妖占》：《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十二卷，《七录》著录十三卷，已佚。

按：《晋书》《宋书》《五行志》以及《水经注》《太平御览》都引用过此书。

《周易占事》：《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十二卷，已佚。

《周易守林》：《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三卷，已佚。

《周易飞候》：《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九卷，另有六卷，《七录》著录八卷，《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六卷，已佚。

《周易飞候六日七分》：《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八卷，已佚。

按：京氏《飞候》，《太平御览》经常引用。

《周易四时候》：《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四卷，《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二卷，已佚。

《周易混沌》：《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四卷，已佚。

《周易委化》：《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四卷，已佚。

《周易逆刺占灾异》：《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十二卷，《汉书·艺文志》灾异类著录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三篇，已佚。

《易传积算法杂占条例》：《通考》著录一卷，现存。

《汉书》记载：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师从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说：“我曾经跟随孟喜询问《易经》。”孟喜死后，京房认为焦延寿的《易经》就是孟氏的学问。翟牧、白生都说：“不是这样。”京房因为精通灾异学说而得到皇帝宠幸，石显、五鹿充宗都嫉妒他，想疏远他。元帝于是任命京房为魏郡太守。京房被石显诬陷杀害，京房曾传授东海人段嘉、河东人姚平、河南人乘弘。由此《易经》有了京氏的学派。又说：京房本姓李，通过吹律自定为京氏。刘向说：“各家《易经》学说，都祖述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大致相同，只有京氏是异党。”

《东观汉纪》说：沛献王刘辅擅长《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城多雨。皇帝驾临云台，亲自起卦用《周易林》占卜。卦辞说：“蚂蚁封住洞穴门口，大雨将要到来。”皇帝拿此问刘辅。刘辅上书说：“蹇卦，下艮上坎。艮为山，坎为水。山出云即为雨。蚂蚁穴居，知道大雨将至，所以用蚂蚁来兴起卦象。”荀悦说：“京房师从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独自得到隐士的说法，托名为孟氏之学。”刘向校订《易经》学说时说：“不与孟氏相同。”

王通说：“京房、郭璞，是古代扰乱常道的人。”

金君卿说：“京房将六十四卦分配，轮流值日用事，用来观测风雨寒温，这不是圣人设立卦象垂示教化的本意。”

胡旦说：“京房用卦气来说事，都有效验。”

宋咸说：“京房、郎顗、关子明等人，借《易经》之名，来推行他们的壬遁卜祝、阴阳术数之学。圣人的旨意，则完全没有。唉！喜好怪异到了极点。”

李清臣说：“自从焦延寿、京房、毛爽、祖孝孙等人，提出六日七分的说法。日辰的干支，律吕的清浊，风雨寒暑节气的候应，以及天文历法，认为都从《易经》产生。所以术士都自托于《易经》。五行家说：‘我的术数出于《易经》。’太乙家说：‘我的术数出于《易经》。’律家也说：‘是的。’历象所说的，也是如此。随后参同方技、卜相筮占之类，无不拿着筹码推演图式，指画天地，自以为懂得《易经》，称之为技艺，不是圣人的门徒。”

晁说之说：“这本书取乾坤二象，以成八卦。经过八次变化而成六十四卦，而应对万物表象的，鲜明地呈现在眼前。大抵辨别三易，运行五行，端正四时，谨慎二十四节气，详尽七十二候，而定位五星，降下二十八宿。其进退以几微为机，而成为一卦主位的，称为‘世’。奇偶相互配合，依据一而起二，而成为主位相配的，称为‘应’。世位所在，而阴阳肆意的，称为‘飞’。阴阳发端于所配，而最终不脱离根本，以隐晦深奥辅助神明的，称为‘伏’。起于世位，而周遍内外，参合本数，以纪月的，称为‘建’。终始极尽于数，而不可穷尽，以纪日的，称为‘积’。会合于中，而以四为用，一卦具备四卦的，称为‘互’。乾卦初爻建甲子，坤卦上爻建甲午。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的五位，乃分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为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为归魂之世。而归魂之初乃生后卦之初，其建刚日则节气，柔日则中气。其数虚则二十八，盈则三十六。大概可说的就是这样。至于象遗落于意，意遗落于言，则错综其用，唯变所适。有时两相配合而论内外二象，如世与内，如世与外。有时不论内外之象，而论其内外之位。有时三相参合而论内外与飞，如伏。有时参合而论内外世应建伏。有时不论内外，而论世建与飞伏。有时兼论世应飞伏，有时专论世应，有时论世之所忌，有时论世之所生。于其所起，见其所灭；于其所形

译从而看见它所孕育产生的事物。所以说：“死于其位，生于其时；死于其时，生于其位。”如果不是能够彰显过去而洞察未来，揭示细微而阐明幽深的人，怎么足以与此相提并论呢？

译叶梦得说：“查考传授梁丘贺学问的人，也是京房。颜师古认为是另一个人。现在世上流传的京房《易》，都是阴阳历数的书籍；又有京房《杂算》几十篇，其言论庞杂，专门主张卜筮。这两个人不知是谁，确知是传授延寿学问的人。”

晁公遡说：“通晓象数却不通达进退之道的人，就是京房。京房深研《易经》，可惜不是善于运用《易经》的人。”

晁公武说：汉代《艺文志》记载京氏《易》共有三种八十九篇。隋代《经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种七十三卷。唐代《艺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易》占候现存五种二十三卷。现在京氏的章句已经失传，只是略见于僧一行和李鼎祚的书中。现在流传的称为《京氏积算易传》三卷，《杂占条例法》一卷，或者合题《易传》四卷，但书名都与古代不同。现在所谓的《京氏易传》，或题作《京氏积算易传》的，怀疑是隋、唐志中的错卦。错卦在隋代是七卷，唐代是八卷。所谓的《杂占条例法》，怀疑是隋志中的《逆刺占灾异》十二卷。到了唐代《逆刺》只剩三卷，其余八卷已失传。元佑八年，高丽进献书籍中有《京氏周易占》十卷，怀疑是隋代的《周易占》十二卷。

林光朝说：“先秦研究《易经》的人，没有涉及理义的。自从田何之后，章句传说很多。现在能见到的，只有费氏的书。费氏原本没有章句，而学者推崇王弼的学说。至于京氏的阴阳占筮，其书虽然存在，却被视为术数一类。《易经》有圣人之道四个方面，理义之学，是通过其辞来体现的。王弼以下，他们的说法纷纷杂杂，不如象数之学粗略地有所阐明。”

陈藻说：“汉代有两个京氏，房都出自焦延寿的门下。”

陈振孙说：《京房易传》三卷，《积算杂占条例》一卷，吴郁林太守陆绩作注。京氏之学废绝很久了，所谓的章句，已经不再流传，而占候保存在世间的，仅如此而已，与前志相比，只有十之一二或百之一二罢了。

赵汝楳说：京房传承焦氏之学，专门阐明卦气占验。极端发展到苏竟、郎顗、杨由、景鸾、樊英等人，则将《易经》与河图洛书、图纬、风角、七政兼用，而《易经》便等同于谶讳了。

项安世说：用京氏易法来考察，世上所传的《火珠林》，就是它的方法。用三枚钱币掷之，两背一面为拆，即两少一多，为阴爻；两面一背为单，即两多一少，为阳爻；俱面为交，交是拆的聚集，即三多，为老阴爻；俱背为重，重是单的积累，即三少，为老阳爻。大概是用钱币代替蓍草，一枚钱币相当于一揲。这是后人追求捷径，为了趋便卜肆，而本意尚可考证。其不同之处，不以交重为占，而以世为占，所以其占只限于六十四爻，而不能穷尽三百八十四爻的变化罢了。又说：京氏《易》法，只用八卦为本，得到本卦者，都以上位为世爻；得到归魂卦者，都以三位为世爻，也是因为下体复得本卦，而三位在本卦中处于上位。其余六卦，都以所变之爻为世，世的对面为应。凡其所谓变者，不是以九六变化，都是从八纯卦累积而上，知道它是某爻所变。如乾本卦上九为世，九三为应；乾初变姤为一世卦，初六为世，九四为应；再变遯为二世卦，六二为世，九五为应；三变否为三世卦，六三为世，上九为应；四变观为四世卦，六四为世，初六为应；五变剥为五世卦，六五为世，六二为应。剥之四复变为晋，谓之游魂卦，九四为世，初六为应。晋下卦皆变为大有，坤复归乾，谓之归魂卦，九三为世，上九为应。其余仿此。又说：京房在世爻运用飞伏法，凡卦中显现的为飞，不显现的为伏。在八卦中，只以相反者为伏，乾见伏坤之类，都是以全体相反。至于八卦所变的世卦则不然，从一世到五世，都以本生纯卦为伏。大概五卦都是一卦所变，到游魂二卦，则又就近取所从变之卦为伏。如乾一世姤，姤下体巽，飞为巽，初辛丑伏，仍用乾初甲子；二世遯，飞为艮，遯二丙午伏，仍用乾二甲寅之类；到五世都以本卦乾爻为伏。从五世复下为游魂卦，剥四变晋，是艮变，其飞为离，四己酉伏为艮四丙戌。又下为归魂卦，晋下三爻变为大有，自坤变乾，故飞为乾三甲辰，伏为坤三乙卯。二卦都就近取所从变之卦，不用本生纯卦。其余卦仿此。

胡一桂说：京氏易以八宫卦为序，分上中下三卷。上卷首乾宫八卦[乾姤遯否观剥晋大有]，次震宫八卦[震豫解恒升井大过随]，次坎宫八卦[坎节屯既济革丰明夷师]，次艮宫八卦[艮贲大畜损睽履中孚渐]，中卷首坤宫八卦[坤

译接着是临、泰、大壮、夬、需、比，属于巽宫的八卦：巽、小畜、家人、益、无妄、噬嗑、颐、蛊；属于离宫的八卦：离、旅、鼎、未济、蒙、涣、讼、同人；属于兑宫的八卦：兑、困、萃、咸、蹇、谦、小过、归妹。这大概是专门以八个纯卦推演变化出六十四卦的方法。

下卷杂论卜筮一篇，首先论述圣人创作《易经》时揲蓍布卦的方法，接着谈到纳甲法，再谈到二十四节气与卦象的配属，以及天地人鬼四易（一世、二世为地易，四世为人易，五世、八纯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位，青龙德位（十一月子位在坎卦左侧运行），白虎刑位（五月午位在离卦右侧运行），天官（如甲、乙、庚、辛之类），地官（如甲、乙、申、酉之类），以及五行生死所寄寓的类别（如寅中藏有生火，丑中藏有死金之类）。这就是晁公武《读书志》所说的关于星宿运行和气候的学问，并非经文章句之学。

又有一个版本题为《京氏易传》，其中论述积算法（也没有起始的法则可以推演）以及卜筮的新条例（如占问求官、家宅之类），并列出六十四卦确定三百八十四爻的断法，与前文下卷相同但更为详细完备。然而，像《汉书·艺文志》所载《京房易传论》集中，尤其没有这些内容，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章句之学吗？

译陆深说：“京房的《易传》对《周易》本身没有新的阐发，大概也是自成一家之言。它将卦分为世爻和应爻，推演星象气数，计算爻位，这就是当今流行的金钱占卜、五乡六亲之术，属于小术。但其文辞义理精微细密，与《太玄》相比颇为简易。”

韩邦奇说：“京氏的《易传》多达百余卷，必定在那四千九十六个卦象中都附会了五星及众星的经度，留、顺、逆、迟、速，以及守、犯等星象变化，从万物初生到万物闭藏，都有固定的格局，可惜没有资料可以考证。”

朱睦㮮说：京房有两位，一位是顿丘人，另一位不知是何处人，都因精通易学而显名。那位担任大中大夫的，颜师古认为是“书”字有误。

王弘撰说：“京房、易牙、扬雄都将卦象与气候相配合作为解说，各自不同；唯独认为卦气起于中孚卦，这一点是相同的。”

徐善说：京房以十二辟卦主宰十二个月，并以公、侯、卿、大夫为辅佐，除去离卦居南、坎卦居北、震卦居东、兑卦居西，分别主宰四季，其余六十卦，以五卦主宰一个月。正月，侯卦为小过，大夫卦为蒙，卿卦为益，公卦为渐，辟卦为泰。二月，侯卦为需，大夫卦为随，卿卦为晋，公卦为解，辟卦为大壮。三月，侯卦为豫，大夫卦为讼，卿卦为蛊，公卦为革，辟卦为夬。四月，侯卦为旅，大夫卦为师，卿卦为比，公卦为小畜，辟卦为乾。五月，侯卦为大有，大夫卦为家人，卿卦为井，公卦为咸，辟卦为姤。六月，侯卦为鼎，大夫卦为丰，卿卦为涣，公卦为履，辟卦为遯。七月，侯卦为恒，大夫卦为节，卿卦为同人，公卦为损，辟卦为否。八月，侯卦为巽，大夫卦为萃，卿卦为大畜，公卦为贲，辟卦为观。九月，侯卦为归妹，大夫卦为无妄，卿卦为明夷，公卦为困，辟卦为剥。十月，侯卦为艮，大夫卦为既济，卿卦为噬嗑，公卦为大过，辟卦为坤。十一月，侯卦为未济，大夫卦为蹇，卿卦为颐，公卦为中孚，辟卦为复。十二月，侯卦为屯，大夫卦为谦，卿卦为睽，公卦为升，辟卦为临。其法则每爻主宰六日又八十分日之七，三百六十爻相当于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从中孚卦初爻开始对应冬至。

按《京氏易传》：君子体仁作体信，利物作利之福，谦作富，谦不忒作不贷，殷荐作隐荐，盱豫作污豫，朋盍簪作攒，剥床以肤作簠，君子得舆作德舆，朋来作崩来，朵颐作瑞颐，水洊至洊作瑧，祗既平祗作褆，大耋作绖，憧憧作忡，夷于左股夷作胰，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弧作壶，赦过宥罪作尤罪，劓刖作劓刽，吾与尔靡之作〇之，月几望作近望，繻有衣袽作絮，旁行而不流作留，天下之颐作啧，行其典礼作等礼，再扐而后挂作卦，可与酬酢作醋，易以贡作工，洗心作先心，包牺作伏羲，坎为豕作彘，为瘠马作柴马，为吝作遴，为馵足作朱足，为矫輮作柔，豫怠也怠作治，都与今本《周易》用词不同，见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段氏（段嘉）《易传》，《汉书·艺文志》记载十二篇，已佚。

《汉书》记载：京房传授给东海人段嘉、河东人姚平、河南人乘弘，他们都成为了博士。

苏林说：东海人段嘉成为了博士。

颜师古《汉书注》：“段嘉就是京房所传授《易》学的人。”见于《儒林传》及《刘向别录》。

任氏（任良）《易旗》。《汉书·艺文志》蓍龟家七十一卷。已佚。

《汉纪》记载：京房向皇帝推荐弟子姚平、任良，希望任命他们为刺史。

《经义考》卷八“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七

费氏（费直）《周易注》（《释文序录》、新旧《唐书·经籍志》作章句），《七录》四卷，已佚（《释文》残缺）。

《易林》，《隋书·经籍志》五行家二卷（《七录》五卷），已佚。

《周易筮占林》，《七录》五行家五卷，已佚。

《易》内神筮。《隋书·经籍志》五行家二卷。已佚。

《汉书》记载：费直字长翁，东莱人，研究《易》，担任郎官，后升至单父令，擅长卦筮，没有章句，只以彖辞、象辞、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琊人王璜、平中能传承他的学问。刘向用中古文《易经》校勘施、孟、梁丘的经文，有的脱漏了无咎、悔亡等字，只有费氏本与古文相同。

《隋书·费直传》：“《易》的本源都是古字，号称古文《易》，在民间流传而未得立于学官。后汉陈元、郑众都传承费氏之学。马融又为之作传，传授给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都为之作注。从此费氏《易》大行于世。”

欧阳修说：“《易》到汉代分为三家，有田何之易，焦赣之易，费直之易。现在流传世间的只有王弼易，其源头出自费氏。费氏兴起而田何之学就衰息了，古十二篇之《易》于是亡失了原本。”

邵博说：“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八。它们的次序不相混杂。先儒认为费直专门以彖、象、文言参合解说《易》爻，现在将彖、象、文言插入卦下的，是从费氏开始的。”

朱震说：“《隋书·经籍志》记载：汉费直注《周易》四卷，郑康成注《周易》九卷，魏王弼注《周易》六卷，韩康伯注《系辞》三卷。郑、王二

译京氏的《易》本源于费氏，康伯的学问最终归于辅氏，那么费氏之后，《易经》上下经分为六卷，《系辞》五篇合为三卷。因此这两家所注的《易》都是九卷。

译晁公武说：焦赣、费直传授《易》学的情况都不清楚。汉末焦氏之学衰微，而费氏独自保存了其学说。没有章句，只用彖、象、文言等十篇来解说上下经。凡是彖、象、文言等参入卦中的，都源自费氏。东汉荀爽、刘表、马融、郑玄都传授他的学说。王弼最后出现，有时采用郑玄的说法，那么王弼也是本于费氏。

吴仁杰说：“费直的《易》省去了彖传、象传、系辞传的篇目，只在彖传之首总加一个‘传’字。王弼、王肃的《易》都保留了‘传’字，大概本于此。又说：‘费直的《易》没有章句。’《崇文总目》序言说：‘把彖、象、文言杂入卦中的，从费氏开始。’考察郑康成的《易》把文言、说卦、序卦合为一卷，那么把文言杂入卦中，康成还没有这样做，并非从费直开始。”

冯椅说：费直传授弟子，只用彖象、系辞十篇的话来解说上下经。

《崇文总目》说：“把彖、象、文言杂入卦中，从费氏开始。大概是误把‘之言’当作‘文言’，况且康成的《易》还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为一篇，那么不始于费直是明显的。彖、象、系辞的名称一旦消失，而扰乱古经，就从此开始了。”

章如愚说：“费氏兴起而其他学派息灭，现在所传的即是费氏《易》。”

赵汝楳说：汉朝兴起，群经残阙，只有《易》是全书。谁说它混杂反而比其他经更严重？刘向用中古文《易经》比较施、孟、梁丘的经，有的脱去‘无咎’、‘悔亡’。只有费氏的经与古文相同，施、梁丘、高氏在西晋灭亡，孟、京也不传。陈元、郑众都传授费氏之学，马融、郑玄、荀爽、王肃、王弼都为之作注。现在的《易》就是费氏的经。

熊朋来说：汉《艺文志》《易经》十二篇，上下经十篇，十翼各自为篇。把彖、象杂入卦中的，从费直开始，郑康成之徒沿袭他，古《易》于是混乱。起初不过像现在《乾》卦的例子，没有把小象分入各爻。王弼不知道小象是韵语，从《坤》以下六十三卦，就分入各爻，从《乾》《坤》二卦各附文言，而诸卦文言散失，现在见于《大传》的不多了。

胡一桂说：“费直把彖、象、文言参入卦中，古经变乱，实际发端于此。”

朱睦㮮说：“费直自创《易》来相互传授，原本没有师承。”

高氏[相]易说 佚

《汉书》高相是沛人，治《易》，与费公同时，他的学说也没有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称出于丁将军，传至高相，高相授给儿子高康及兰陵母将永，由此《易》有高氏之学。高、费都没有立于学官。《隋书》高氏《易》在西晋灭亡。

朱睦㮮说：高相的《易》自称出于丁将军宽，宽是景帝时人；相是平帝时人，相距很远。或许也是私淑者。

赵氏[宾]易论 佚

《汉书》蜀人赵宾喜好小数，后来为《易》修饰《易》文，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驳难，都说不是古法。赵宾死后，没有人能持他的学说。

周必大说：“文王重爻之时，纣虽然暴虐，但商朝尚未危亡，箕子还是商臣，他的光明未灭。卦之六五已说‘箕子之明夷，利贞’，这是赵宾所以凿空为荄滋之说的原因。”

于陵氏[钦]易吉凶，汉志着龟家二十三卷，佚。

伏氏[万寿]周易集林》隋志五行家十二卷佚

阮孝绪说《易集林》伏万寿撰

考察《太平御览》引《集林》文说：“占天是否下雨，外卦得阴为雨，得阳不雨。其爻发变得坎为雨，得离不雨。坎化为巽，先风后雨。”

严氏[遵]周易骨髓决》通志一卷佚

《高士传》严遵字君平，蜀人。隐居不仕，曾在成都市卖卜，日得百钱以自给。卜完，就闭店下帘，以著书为事。扬雄年轻时跟他交游，屡次称赞他的德行。

何孟春说：“严君平在成都市卜筮，认为卜筮是贱业，但可以惠及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就依蓍龟说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其势，导之以善。夫《易》为卜筮作，以卜筮征诸《易》之所言，岂曰贱哉？后世占验纷论之为，则有不假《易》者，此君平所谓贱业尔。”

崔氏[篆]易林》六十四篇，佚。

《后汉书》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交车。太保甄丰举为步兵校尉。崔篆投劾归。后为建新大尹。建武初，幽州刺史举崔篆贤良。崔篆自以宗门受莽伪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客居荣阳，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占验。

《连丛子》，孔子和为临晋令，其友崔骃以其家卦林占之，谓为不吉语。子和曰：“盍辞乎？”答

译他说：“求学不是为了取悦他人，做官不挑剔职位，这就是吉祥的原因。况且占卜是用来决断疑惑的，没有疑惑何必占卜？吉凶是由人决定的，难道是由卦象决定的吗？”于是径直前往赴任。

译李石说：“篆骃的祖师，著有《易林》六十四篇，有的称为《卦林》，有的称为《象林》。”

洼氏（丹）《易通论》本传七篇，已散佚。

《后汉书》记载：洼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世代传授《孟氏易》。王莽时期，常避世隐居讲学，专心致志不做官，门徒有数百人。建武初年，任博士，逐渐升迁，十一年任大鸿胪。撰写《易通论》七篇，世人称他为“洼君通”。洼丹对经义研究精深，易学专家尊崇他，称他为大儒。

《东观汉记》记载：洼丹撰写《通论》七卷。

景氏（鸾）《易说》，已散佚。

《后汉书》记载：景鸾，字汉伯，广汉梓潼人。能阐释《齐诗》、施氏《易》，兼受河图洛书及图纬之学，撰写《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图洛书，按类别归类，名为《交集》。

《益部耆旧传》记载：景鸾年轻时跟随老师求学，足迹遍及七州之地，撰写《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图洛书，按类别归类，名为《奥集》。

袁氏（太伯）《易章句》，已散佚。

王充说：“东番的邹伯奇，临淮的袁太伯、袁文术，会稽的吴君高，周长生这一类人，地位虽然没达到公卿，但确实能通晓经义，是囊橐中富有文雅的杰出人物。看邹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术的《咸铭》，吴君高的《越纽录》，周长生的《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也不能超过他们。”

袁氏（京）《易难记》，已散佚。

《后汉书》记载：袁京，字仲誉，汝阳人，学习孟氏《易》，撰写《难记》三十万言。起初被任命为郎中，逐渐升迁为侍中，外放为蜀郡太守。

彭氏（宣）《易传》，已散佚。

《册府元龟》记载：彭宣，字子佩，淮阳人，任大司马长平侯时撰写《易传》。

胡一桂说：“张禹将《易》传授给彭宣，彭宣位至上公，见到险阻就止步，不同于那些苟且患得患失的人。”

戴氏（崇）《易传》，已散佚。

《册府元龟》记载：戴崇，字子平，沛人，任少府时撰写《易》传。

樊氏（英）《易章句》，已散佚。

《后汉书》记载：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学习京氏《易》，兼通五经七纬，隐居在壶山之南。安帝初年，被征召为博士。顺帝时，拜为五官中郎将，以光禄大夫身份赐告归乡。撰写《易》章句，世人称为樊氏学。

许氏（峻）《易新林》，《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一卷（《七录》著录十卷），已散佚。

《易决》（《七录》作《易要决》），《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一卷（《七录》著录三卷），已散佚。

《易杂占》，《七录》著录七卷，已散佚。

《易灾条》，《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二卷，已散佚。

《后汉书》记载：许峻，字季山，汝南平舆人，擅长卜筮之术，当时人将他比作京房，所著《易林》至今流传于世。

查考《北堂书钞》引用许氏《易灾条》说：“母亲生病腹胀，蛇在井旁，应当打破瓶瓮，井水沸腾泥土漂浮，呈现五色玄黄。”又《初学记》引用《易灾条》说：“井中有鱼，像虫子流出，如果井水沸腾，呈现五色玄珠。”这大概是焦氏《易林》一类的著作。

马氏（融）《周易注》（或作《传》），《七录》著录一卷（《经典释文序录》、新旧《唐书》著录《章句》十卷），已散佚。

《后汉书》记载：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任南郡太守，撰写《三传异同说》，注释《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

荀悦说：“孝桓帝时，已故南郡太守马融撰写《易》解，颇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朱震说：“费氏的《易》，到马融才开始作传。马融将传传给郑康成，郑康成才开始将彖辞、象辞连缀在经文之后。”

查考《马氏易传》见于《经典释文》，与今本《易》不同的地方有：“圣人作，而万物覩”作“作圣人，起”；“婚媾”作“冓”，云“重婚也”；“击蒙”作“系蒙”；“血去”作“恤去”；“履愬愬”作“虩虩”；“天道亏盈”作“毁盈”；“介于石”，“介”作“扴”，云“触小石声”；“由豫”作“犹豫”，云“疑也”；“盍簪”作“臧”；“天命不佑”作“右”；“百果草木皆甲拆”作“甲宅”，云“根也”；“萃亨”无“亨”字；“徳之修也”，“修”作“循”。

《经义考》卷九“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八

郑氏（玄）《周易注》，《隋书·经籍志》著录九卷（《七录》著录十二卷，旧《唐书》志同，《经典释文序录》、新《唐书》著录十卷），已散佚（王应麟辑录成一卷）。

《后汉书》记载：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师从京兆第五元先，开始通晓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东郡张恭祖那里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因为山东没有值得请教的人，于是西入关中，通过涿郡卢植拜扶风马融为师。公车再次征召不至，征召为大司农。所注释的《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又撰写《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总共一百多万字。

淳于俊说：“郑玄将彖辞、象辞合并于经文，是想让学者寻查省览更加容易明了。”

陆澄说：“王弼注《易》，是玄学所尊崇的。现在如果要弘扬儒学，郑注不可废弃。”

王俭说：“《易》的体例微妙深远，实际上贯穿群籍。施氏、孟氏传闻不同，周氏、韩氏旨趣殊异，岂

译可以专门占据小王之地，就以此作为防备吗？还是依旧保留郑国，意思是认为这样可以安定。」

萧子显说：「郑玄生于东汉末年，对经义的训释优长广博，为一世之冠。」

译李延寿说：“郑玄为众经作注解，在河北地区广泛流行。魏末的大儒徐遵明门下讲授郑氏所注的《周易》，徐遵明将此学传授给卢景裕和清河崔瑾。卢景裕传授给权会、郭茂。权会早年到邺都，郭茂则常在门下教授。此后能谈论《易》的人，大多出自郭茂门下。”

《隋书》记载：郑康成、王弼两家注本，在梁、陈两代被列于国学。齐代只传授郑氏义理，到了隋代王弼注盛行，郑学逐渐衰微，如今几乎断绝了。

《崇文总目》记载：如今只有《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这四篇合在一起，其余都散佚了。

朱震说：“郑氏传承马融的学问，多论述互体。”

吴仁杰说：郑康成的《易》注省去了六爻之卦，又省去了用九、用六覆卦的卦画，将上下体移到卦画之下，又将卦名移到两体之下，还将初九至用九的爻位文字，加在爻辞之上，又将彖传、象传合并于经文之中，在彖传前加“彖曰”二字，在象传前加“象曰”二字。

冯椅说：“郑氏《易》在《隋书·经籍志》中为九卷，《唐书·经籍志》中为十卷，不知为何增加了一卷。《崇文总目》只有一卷，只有《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为四篇，其余都散佚了。其旨趣深奥确切，距离圣人时代不远。”《中兴书目》记载已亡佚。

王应麟说：郑康成注《易》九卷，多论述互体，在江东与王辅嗣的学说并立。颜延之担任国子祭酒时，废黜郑学，设立王学。齐代陆澄给王俭的信中说：“《易》自从商瞿之后，虽然有不同家派的学问，都以象数为宗旨。几年后才有王弼的说法。”王济说：“王弼错误的地方很多，何必一定要立刻废弃前代儒者的学说？”河北的儒者专门推崇郑氏。隋朝兴起，学者仰慕王弼的学问，于是成为中原的宗师。唐朝沿袭此风，如今郑注不传，这是李景迁、晁氏所慨叹的。李鼎祚说：“郑氏多参酌天象，王氏全释人事，《易》道难道偏执于天人之一端吗？”将彖象合并于经文，大概从郑康成开始。其说法间或见于李鼎祚的《集解》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易》《诗》《三礼》《春秋》义疏、《后汉书》《文选》注中，于是我在研读《易》的闲暇，辑录为一卷，希望使先儒的象数之学还有可考证之处。又说：“郑康成《诗》笺多改字，其注《易》也是如此。如‘包蒙’认为‘包’当作‘彪’，是文饰的意思；‘泰包荒’认为‘荒’读为‘康’，是空虚的意思；‘大畜豮豕之牙’认为‘牙’读为‘互’；‘大过枯杨生稊’认为‘枯’音‘姑’，是山榆的意思；‘晋锡马蕃庶’读为‘蕃遮’，认为‘蕃遮’是禽兽的意思；‘解百果草木皆甲’认为‘柝’作‘甲宅’，都读如‘解’，‘解’意为坼裂；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劓刖’应当为〇〇；‘萃一握为笑’‘握’读为‘夫’；‘三为屋’的‘屋’；‘系辞道济天下之道’应当作‘导言’；‘天下之至赜’‘赜’应当为‘动’；‘说卦为干卦’‘干’应当为‘干’。他的说法多牵强附会。”

按：郑氏的《易》与王辅嗣原本不同的地方很多，如“为其嫌于无阳也”，“嫌”作“谦”；“君子以经纶”作“论”；“君子几”作“机”；“包蒙”“包”作“彪”；“需”读为“秀”；“需于沙”作“沚”；“致寇”作“戎”；“患至掇也”，“掇”作“惙”；“终朝三褫之”“褫”作“拕”；“王三锡命”，“锡”作“赐”；“乘其墉”作“庸”；“明辨晳也”，“晳”作“遰”；“裒多益寡”，“裒”作“捊”；“舍车而徒”，“车”作“舆”；“贲如皤如”，“皤”作“蹯”；“频复”作“颦复”；“枯杨生梯”作“荑”；“不鼓缶而歌”作“击缶”；“则大耋之嗟”下无“凶”字；“离王公也”，“离”作“丽”；“浚恒”作“浚恒”；“或承之羞”，“或”作“咸”；“羸其角”，“羸”作“累”；“不详也”，“详”作“祥”；“失得勿恤”作“矢得勿恤”；“文王以之作”作“似之”；“夷于左股”，“夷”作“睇”；“其牛掣”作<挈-手+牛>；“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弧”作“壶”；“宜待也”作“宜待时也”；“惩忿窒欲”，“窒”作“懫”；“壮于頄”作“頯”；“其行次且”作“趀且”；“姤”作“遘”；“后以施命诰四方”作“诘四方”；“升”作“升”；“劓刖”作“倪<亻兀>”；“其形渥”作“剭”；“列其夤”作“<月寅>”；“遇其配主”，“配”作“妃”；“丰其蔀”作“菩”；“丰其沛”作“韦”；“日中见沫”作“眛”；“天际翔也”，“翔”作“祥”；“丽泽兊”作“离”；“泽所乐而玩者”，“玩”作“翫”；“故君子之道鲜矣”，“鲜”作“尟”；“藏诸用”，“藏”作“臧”；“议之而后动”作“仪之”；“有功而不德”作“不置”；“冶容”作“野容”；“又以尚贤也”作“有以”；“暴客”作〇客；“杂物撰德”，“撰”作“算”；“为广颡”作“黄〇”；“为科上槁”作“稾”；“为黔喙之属”作“黯喙”；“蛊则饬也”，“饬”作“节”。当时河北诸儒专门推崇郑学，如今除了王伯厚所辑的一卷外，见于陆氏《释文》的仅此而已。

荀氏[爽]《周易注》《隋书·经籍志》十一卷[新旧《唐书·经籍志》十卷]已佚

《后汉书》记载：荀爽字慈明，一名谞。颍川颍阴人。延熹五年，被任命为郎中。献帝即位，就地任命为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被追召为光禄勋。任职三天，晋升为司空。著有《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作《公羊问》及其他论叙，共百余篇。

张璠说：“荀爽起自布衣，九十五天而至三公之位。”

译荀恱说：“臣的叔父、前任司徒荀爽著有《易传》，依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的义理，用十篇的文章来解说经文的本意。因此，兖州、豫州一带谈论《周易》的人，都传授荀氏的学问。”

译虞翻说：“自汉朝初年以来，天下的英才中，研读《周易》的人，能够正确解释它的很少。到了汉孝灵帝时期，颍川人荀谞，号称通晓《易》学，我得到他的注本，见解胜过世俗的儒生。还有南郡太守马融，有杰出的才能，但他对《易》的解释，又比不上荀谞。”

邹湛说：“《易》中‘明夷’卦的‘箕子’，荀爽将‘箕’训释为‘荄’，将‘子’诂释为‘滋’，这种解释漫无边际，没有经典依据，无法追究。”

程逈说：“荀爽在解释《说卦》时增添物象，以补足卦爻辞所载的内容。查元章认为不必增添，即便增添也穷不尽。”

《九家易解》《隋书·经籍志》记载为十卷（《经典释文·序录》、新旧《唐书·经籍志》记载为《集解》），已散佚。

陆德明说：“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道是谁编纂的，称荀爽，是因为以他为主故。其序言中列有荀爽、景房、马融、郑玄、宋衷、虞翻、陆绩、姚信、翟子元的注。其中又有张氏、朱氏，都不详知是谁。《说卦传》在‘本干’之后还有四项：为龙、为直、为衣、为言；‘坤’之后有八项：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黄、为裳、为帛、为浆；‘震’之后有三项：为玉、为鹄、为鼓；‘巽’之后有两项：为扬、为鹳；‘坎’之后有八项：为宫、为律、为可、为楝、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离’之后有一项：为牝牛；‘艮’之后有三项：为鼻、为虎、为狐；‘兑’之后有两项：为常、为辅颊。注解说：‘常，是西方的神。’”

朱震说：“秦汉时期，《周易》缺失《说卦》。汉宣帝时，河内女子拆毁老屋，得到了《说卦》。到了东汉，荀爽编纂集解，又得到了《八卦逸象》三十一项。”

李心传说：“《九家易》解释《说卦》中‘坤’卦，有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牝’，指阴阳；‘迷’，指先迷的意思；‘方’，指地的形状；‘囊’，指容纳物品的东西；‘裳’，指下衣；‘黄’，指地的颜色；‘帛’，指桑土所生的丝织品；‘浆’，其义不详。”

吴仁杰说：“《易》的爻共有三百八十六个，众儒生只知道三百八十四爻。只有荀爽论述八个纯卦的爻通用‘九’、‘六’而成为五十，其他人没有这样说的。查《说卦》所论述的两篇的策数，这是三百八十四爻的策数。乾坤的策数则是用六、用九两爻的策数。注疏既然将乾坤的策数通作为两篇的策数，朱氏又驳斥荀爽的说法，认为用九、用六都在八卦爻数之内。如果这样，那么乾坤的策数难免重复出现，而用九、用六两爻也几乎成了多余可以删去的了。既然有这些爻，就必然有这些策数。现在三百八十六爻都在，却唯独把两爻置之不论，圣人的用意难道是这样吗？”

王应麟说：“荀爽《易》学的解说见于李鼎祚《周易集解》。如乾升于坤称为云行，坤降于乾称为雨施。乾起于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离坎是乾坤的家，也是阴阳的府库，所以说‘大明终始’，这些都是其他儒生所未曾阐发的。”

董真卿说：“荀爽有《周易章句》十卷，又编纂了九家集解十卷。”

郝敬说：“九家之说，牵强附会，穿凿附会，迂腐偏僻，不合道理。”

查荀氏《易》注见于《经典释文》所引，其文字与今本不同的有：“阴疑于阳”，“疑”作“凝”；“为其嫌于无阳也”，“嫌”作“嗛”；“财成天地之道”，作“裁成”；“裒多益寡”，“裒”作“桴”；“朋盍簪”，作“宗”；“贲如皤如”，“皤”作“波”；“蔑贞凶”，“蔑”作“灭”；“其欲逐逐”，作“悠悠”；“大耋之嗟”，作“差下戚”；“嗟若亦尔，出涕沱若”，“沱”作“池”；“咸其拇”，作“母”；“解而拇”同；“咸其腓”，作“肥”；“有疾<偹心>也”，“<偹心>”作“偹”；“文王以之”，作“似之”；“家人嗃嗃”，作“确确”；“其牛掣”，作“觭”；“以正邦也”，避汉讳作“国”；“已事遄往”，“遄”作“颛”；“愓号”，“愓”作“钖”；“包有鱼”，“包”作“胞”；“聚以正也”，“聚”作“取”；“君子以除戎噐”，“除”作“虑”；“劓刖”作“臲□”；“井谷射鲋”，“射”作“耶”；“井收勿幕”，“收”作“甃”；“震来虩虩”，作“愬愬”；“震遂泥”，作“队”；“列其夤”，作“肾”；“厉熏心”，“熏”作“动”；“妇孕不育”，“孕”作“乘”；“归妹以须”，作“孺”；“月几望”，作“旣望”；“中孚同虽旬”，作“均”；“匪夷所思”，“夷”作“弟”；“妇丧其茀”，作“绂”；“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恶”作“亚”；“可与佑神矣”，“佑”作“侑”；“六爻之义，易以贡”作“功”；“为矫輮”作“挠”；“为亟心”作“极心”；“丰多故亲[句]寡旅也”；“别为句”。

刘氏[表]《周易章句》《隋书·经籍志》记载为五卷（新旧《唐书》同，《中经簿录》记载《易注》十卷，《七録》记载九卷，《目録》一卷），已散佚。

《后汉书》记载：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是鲁恭王的后代。担任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关西、兖州、豫州的学士归附他的数以千计。刘表建立学校，广泛寻求儒学之士，綦母闿、宋忠等编撰确立五经章句，称为后定。谢承《后汉书》记载刘表在同郡王畅门下受学。

汉末《英雄记》记载：州内平定群寇，既已完毕，刘表于是开设学官，广泛寻求儒士，让綦母闿、宋忠等编撰确定五经章句。

宋氏[衷]《周易注》[或

译作《忠》七卷（《新唐书》《旧唐书》艺文志记载相同），《释文序录》九卷，已散佚。

译《隋书·经籍志》记载：梁代有《汉荆州五业从事宋忠注周易》十卷，已亡佚。

虞翻说：“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然各自创立注本，宋忠略逊于郑玄，但两人都未得《周易》的门径，难以问世。”

陆德明说：“宋忠字仲子，南阳章陵人。”

李氏《古文易》佚

《蜀志》记载：李譔字钦仲，梓潼涪人。父亲李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一起在荆州游学，跟随司马徽、宋忠等人学习。李譔完整继承了父亲的学问，又跟随尹默讲论五经。延熙元年，任庶子，升迁为仆射，转任中散大夫、右中郎将。著有《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都依据贾逵、马融的学说，与郑玄不同。与王氏学派隔绝，起初没看到王氏的论述，但观点大多相同。

张氏《周易林》唐志七卷佚

按，张满不详是何代人。《唐志》将其列在许峻之前，暂附于此。

魏氏《周易参同契》唐志二卷[崇文总目一卷通考三卷]存

陆德明说：“虞翻注《参同契》说：‘易字从日下月。’”

《三洞珠囊》记载：魏伯阳撰《参同契》，其学说以《周易》爻象论述炼丹之事，而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被用阴阳理论来解释，完全失去了它的宗旨。

《中兴书目》记载：《参同契》，阐明金丹的秘诀。篇题大概仿照纬书的目录，词句韵律都古奥典雅，难以通晓。首先论述乾坤、坎离四卦作为橐籥之外，其次论述屯、蒙六十卦，以显示一天用功的早晚。又其次论述纳甲六卦，以显示一月用功的进退。又其次论述十二辟卦，以区分纳甲六卦而将其分为两半。大概内以详理月令节气，外以兼统岁功。此书大要在坎离二字。

彭晓序说：魏伯阳，会稽上虞人，修真潜默，养志虚无，博学文辞，通晓各种纬候，得到古人《龙虎经》，尽获妙旨，于是约取《周易》撰写《参同契》三篇，又作补塞遗脱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隐显异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参杂也，同通也，契合也，谓与《周易》理通而义合也。其书假借君臣以彰内外，叙其离坎，直指汞铅，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终，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诸男女，显以滋生，析以阴阳，导之反复，示之晦朔，通以降腾，配以卦爻，形于变化，随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诸刻漏，莫不托《易》象而论之，故名《周易参同契》云。

晁公武说：汉魏伯阳撰。按《神仙传》：伯阳，会稽上虞人，通贯诗律，文辞赡博，修真养志。约《周易》作此书，凡九十篇。徐氏笺注。桓帝时，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彭晓为之解。《隋书》不载。按唐陆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参同契》，言字从日下月。”今此书有“日月为易”之文，其为古书明矣。

郑东卿说：“伯阳之《参同契》，意在锻炼，而入于术；于圣人之道，为异端。”

朱子说：“参同契本不为明易，姑借此纳甲之法，以寓其行持进退之候。其言纳甲之法，则今所谓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者，是其遗法。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虽非为明易而设，然易中无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推而通，则亦无害于易。”又说：“参同契文章极好，盖后汉之能文者为之，其用字皆根据古书，非今人所能解。”

范成大说：“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似《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世人不考丹事，每作阴阳决之，殊失其旨。”

黄震说：参同契者，汉世上虞人魏伯阳所造，其说出于神仙传，不足凭。为之注释者，五代末彭晓，则此书必出于五代之前也。参杂也，同通也，契合也。此方士炼丹之书，谓与诸丹经理通而义合也。然必冒周易为称者，炼丹取子午时为火候，是坎离因用乾坤，坎离四正卦于橐籥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见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纳甲六卦，以见一月用功之进退。又次言十二辟卦，以分纳甲六卦而两之。要皆附会周易，以张大粉饰之。其实炼丹无符于易，易本无预于炼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为一周天，以一爻值一日，而爻多日少，终不相合，其妄可知。近日蔡季通学博而不免于杂，尝留意此书，而晦庵与之游，因为

译校正这部书，颇为流行。然而探求其中的义理，却始终没有。唉！炼丹的说法在唐代盛行，而唐代的人君以及士大夫，凡是被它迷惑的，没有不加速死亡的。这部书又值得推崇吗？道书《魏伯阳传》中说，魏伯阳带着三个弟子和一只白狗，进山炼制金丹。等到炼成，先给狗吃，狗死了。魏伯阳自己服用，自己也死了。弟子们接着服用，又死了。两个不服用的弟子走出山，为魏伯阳寻找棺材收殓。到了那里，魏伯阳却已经复活了。它的浅陋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有的人君，怎么可以用一条性命来试验丹药呢？而魏伯阳再次复活的事，如今在哪里呢？他的寿命有多长呢？

译刘辰翁说：“古书中只有《参同契》的文风类似先秦文章。”

俞琰说：“《参同契》文中‘委时去害，与鬼为邻’，‘委鬼’合起来就是‘魏’字。郑焕将‘鬼’改为‘仙’，是错误的。‘百世一下’，遨游人间；‘百一之下’，是‘白’字，旁边立着‘人’字，合起来就是‘伯’字。‘汤遭阨际’，‘水早隔并’，‘汤’遭遇旱灾而没有水，这是‘易’字。‘阨’的‘厄’和‘际’组成‘阝’，合起来就是‘阳’字。这正是在解释‘魏伯阳’三个字。”

胡一桂说：《参同契》有三篇，补塞遗漏缺失的一篇，大抵是借用《易经》来阐明火候、炼丹、修养的方法。后蜀的彭晓将其分为九十一章并解释义理，朱熹又隐去名字为之作注，校勘审定考辨正文，重新分为上、中、下三篇。

薛瑄说：《参同契》借用《易经》论述长生之术，如同指掌般清晰，终究不过是方技类的书籍。

陆深说：“魏伯阳撰写《参同契》，本源于纬书，文字结构颇为古朴质朴，时常使用韵语，多有依据，胜过文人那些浮华靡丽的作品。”

罗钦顺说：《参同契》有彭晓、陈显微、储华谷、阴真人、俞琰、陈致虚六家的注解，都能领会其精微的旨意。

按：《参同契》本是道家的言论，不应当列入经义类，然而朱子曾经为之作注，并且说它对《易经》没有妨害，所以附载于此。这本书各家的注解很多，就一概省略不记录了。

无名氏《古五子传》，《汉书·艺文志》记载十八篇，以下各篇都已散佚。

《汉书·律历志》记载：日有六甲，辰有五子。

刘向《别录》所校勘的书中，古五子书除去重复后，著录十八篇，分属六十四卦，著录于辰，从甲子到壬子，共五子。

《汉书·艺文志》注：“从甲子到壬子，解说《易经》的阴阳。”

古杂传，《汉书·艺文志》记载八十篇。

《神输》，《汉书·艺文志》记载五篇。

刘向说：“神输的意思是，王道失守则灾害产生，王道得守则四海输送祥瑞。”

梁元帝说：《易》则《神输道训》。

杂灾异，《汉书·艺文志》记载三十五篇。

《周易》，《汉书·艺文志》蓍龟家记载三十八卷。

《蓍书》，《汉书·艺文志》蓍龟家记载二十八卷。

《周易明堂》，《汉书·艺文志》蓍龟家记载二十六卷。

《周易》随曲射匿，《汉书·艺文志》蓍龟家记载五十卷。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皇上曾经让各位数术家射覆，东方朔自我推荐说：“我曾学习《易经》，请让我来射覆。”于是另取蓍草布卦回答。

《大筮衍易》，《汉书·艺文志》蓍龟家记载二十八卷。

《大次杂易》，《汉书·艺文志》记载三十卷。

《易》卦八具，汉《志》蓍龟家卷数不详。

《鼠序卜黄》，《汉书·艺文志》蓍龟家记载二十五卷。

《周易版词》，《通考》记载一卷。

陈振孙说：“不知作者姓名，应当是汉魏以前人所作，其中的官名都是东汉的制度。”

《经义考》卷十“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九

王氏[王朗]《易传》，已散佚。

《三国志·魏书》记载：王朗字景兴，东海郡人。魏国初建时，以军祭酒兼任魏郡太守，升任御史大夫，改任司空，进封兰陵侯，谥号成。著有《易》《春秋》《孝经》《周官传》，都流传于世。正始五年十二月下诏：“故司徒王朗所作的《易传》，让学者可以用来考核测试。”

《魏略》记载：王朗本名严，后来改为朗。

董氏[董遇]《周易注》[《释文序录》作章句]，《七录》记载十卷，已散佚。

《魏略》记载：董遇，字季直。建安初年，被推举为郡孝廉，逐渐升迁为黄门侍郎。黄初年间，出任郡守。明帝时，入朝担任侍中、大司农。董遇擅长《左氏传》，又为它作朱墨别异。有人向他求学，董遇不肯教，却说：“一定要先读一百遍。”又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求学的人说：“苦于没有时间。”董遇说：“应当利用三余。”有人问“三余”的含义，董遇说：“冬天，是一年的余暇；夜晚，是一天的余暇；阴雨天，是时节的余暇。”因此学生们很少跟随董遇学习，没有人传承他的朱墨别异。

《三国志·魏书》记载：明帝时，大司农弘农人董遇，历注经传，颇为流传于世。

陆德明说：董遇是弘农华阴人。

朱震说：“天地之数五十五。董遇说减去六，以象征六画的数目，从卦的六画中减去六成为四十九。不知道五十五是天地之极数，大衍之数五十，其中一个是太极不动，而四十九运转形成八卦，重叠成为六十四卦。如果去掉六画，那就说不通了。”

按：董氏《易注》：“君子体仁”作“体信”，与京氏、荀氏相同。“裒多益寡”，“裒”作“桴”，与郑氏、荀氏相同。“洗心退藏于密”，“洗”作“先”，与京氏、荀氏、虞氏、张氏相同。“夫坤隤然示人简矣”，“隤”作“妥”，与陆氏、姚氏相同。其余如“拔茅茹以其彚”，“征彚”作“夤”。“贲如皤如”，“皤”作“盘”。“君子得舆”作“德车”。“妇丧其茀”作“笄”。为《乾卦》作“干卦”，与诸家不同。

刘氏[刘邠]《易注》，已散佚。

《管辂别传》记载：故郡将刘邠，字令先，清和有思理，喜好《易经》但不能精通。与管辂相见，自述注解《易经》即将完成。管辂说：“现在明府想要劳……”

译《易》是统摄大道的经典，确实处于富丽美好的境界。然而，陆辂认为注解《易》的紧迫性，如同水火之难那样急迫；水火之难，其验证在于当下，而《易》的清浊之理，其影响延及万代，不可不先确立其精神，而后才垂示明达的思虑。从早晨到现在，我听取并采纳圣人的论述，尚未见到对《易》有丝毫的把握，《易》怎么能注解呢？邠依据《易·系辞》等篇的道理来进行注解，却未能抓住要领；陆辂顺着声音去推究，困难之处都陷入穷尽。柝说：“乾坤是《易》的祖宗，是变化的根源。如今明府您论述清浊时存有疑惑，有疑惑就没有精神，恐怕不符合注解《易》的准则。”邠说：“我与何晏（字平叔）讨论《易》以及老庄的道理，至于精神深远流转，与造化周旋，清静如金水，郁勃如山林，您不是我的同道之人啊。”

译《管氏（辂）周易通灵决》，《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二卷，已佚。

《周易通灵要决》，《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一卷，已佚。

《周易林》，《唐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四卷，已佚。

《隋书》记载：魏少府丞管辂撰写。

赵汝楳说：“梁丘贺凭借占筮显名，汉宣帝时费直擅长卦筮，高相专门解说灾异，其后虞翻、关子明等人，尤其注重占卜。至于管辂虽然分用八卦进行筮占，却绝口不提《周易》中的辞义。”

胡一桂说：“管辂精通卦筮，穷尽幽深微妙之处，预测吉凶祸福，没有丝毫差错，夹杂射覆、说相之术，全都神奇奥妙。”

郝敬说：“管辂分用蓍草占象，援引《易》理，自认为得其本源，于是涉足其支流。然而这实际上只是一个人、一家派的学问，对于民众大义、事物法则、至德要道，毫无关联。这是圣人所说的隐怪之事，是不应做的。”

《锺氏（会）周易无互体论》，《七录》著录十卷，已佚。

《周易尽神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已佚。

《魏志》记载：锺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人。太傅锺繇的小儿子，官至司徒。起初，锺会二十岁时，与山阳人王弼齐名。锺会曾论述《易》无互体，孙盛说：“荀顗曾辩难锺会《易》无互体的观点，被世人称道。”

《王氏（肃）周易注》，《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佚。

《周易音》，已佚。

《魏志》记载：王肃字子雍，十八岁时，跟随宋忠学习《太玄》，并为之作解。黄初年间，任散骑黄门侍郎，后以常侍身份兼任秘书监，兼崇文馆祭酒。外放为广平太守，征召回朝，拜为议郎。不久，任侍中，升迁为太常，后升任中领军，加散骑常侍。王肃擅长贾逵、马融的学问，而不喜好郑玄的学说，采集各家同异，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作解，以及编定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都列入学官。

李延寿说：“郑玄的《易》在河北大行其道，王肃的《易》也间或流行。”

陆德明说：“王肃，东海兰陵人。魏卫将军、太常，谥号兰陵景侯。又注解《尚书》《礼》《丧服》《论语》《孔子家语》，阐述《毛诗》注，作《圣证论》，以辩难郑玄。又说：为《易》作音的有三人，王肃、李轨、徐邈。”

王应麟说：“王肃注《易》十卷，现在不传。《经典释文》说：‘从《系辞》到《杂卦》，王肃本都有“传”字。’《汉书·儒林传》说：‘孔子晚年喜好《易》，读它使得韦编三绝，并为之作传。’王肃本就是这样。其注‘噬干胏，得金矢’说：‘四体分离阴爻，是卦中骨头的象征；骨在干肉脯中，是骨头的象征，金矢是用来捕获野禽的，所以吃它反而得到金矢。’君子对于美味必定思考其中的毒害，对于利益必定防备其中的艰难。”见于《太平御览》。

胡一桂说：“王肃编定其父成侯王朗所作的《易传》，列入学官。朱熹《本义》所引用的有称为‘王肃本’的，就是这个。又说：‘王肃注《周易》十卷’，《崇文总目》却是十一卷，题王肃传云：‘后人算’，陆德明《释文》所采用的，是附益的内容，不是王肃原书。”

按：王氏《易注》《易音》都不传，见于《释文》所引用的有：六爻发挥作“辉”，其惟圣人乎？作“愚人后结”，始作“圣人即鹿”作“楙鹿”。云上于天作“云在天上”，致寇至寇作“戎”，鞶带作“盘带”，承天宠也宠作“龙”。比之匪人作“匪人凶”，天下随时作“之”，随时之义作“随之时义”。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向作“乡”。君子以振民育德，育作“毓”。有子考无咎，以考绝句。盥而不荐作“观”，荐王用出征以正邦也。下更有“获匪其丑，大有功也”八字，有“戾备心也”。“备心”作“毙”，羸其角，羸作“缧”，不详也。详作“祥”。失得勿恤作“得失勿恤”，夷于左股作“般其人”，天且劓作“臲”，中行告公用圭，作用“桓圭”。后以施命诰四方，诰作“诘”。系于金柅作“抳”，来徐徐作“余余”，劓刖作“臲臬兀”。女归吉也作“女归吉利贞”，君子以居贤德善俗作“善风俗”。天际翔也翔作“祥”。干知大始大作“泰”，而成位乎其中矣。而下有“易”字，范围天地之作作“犯违”，开物成务开作“闿”。洛出书作“雒”。何以守位曰人，人作“仁”。妙万物而为言，妙作“眇”。为臭作为“香臭”。蛊则饬也，饬作“节”。自《系辞》上至《杂卦》皆有“传”字，与诸家多不同。

《王氏（弼）周易注》，《隋书·经籍志》著录六卷，《七志》著录十卷，现存。

《魏志》记载：王弼喜好谈论儒道，辞采才华超逸善辩，注《易》及《老子》，任尚书郎，二十多岁去世。

何劭说：“王弼注《易》，往往有高深华丽的言辞。太原王济喜好谈论《易》、老庄，常说见到王弼《易》注所领悟的很多。然而王弼为人浅薄，而不识事物情理。”

孙盛说：“《易》这部书，穷究神妙，通晓变化，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人，谁能参与于此？世间的注解，大概都是妄说。何况王弼凭借附会的辩才，想要笼统概括玄妙旨意呢？所以他的序言浮泛义理，则华丽辞藻满目，推演阴阳则精微奥秘无闻。至于六爻变化

译各种卦象所效法的事物，以及日、时、岁、月的变化，五行的相互推移，辅弼之星都被摒弃，大多与之无关。虽然其中也有值得观览之处，但恐怕会拘泥于大道。

译王俭说：“《易经》的体例精微深远，实际上贯穿了各类典籍。施氏、孟氏的见解不同，周氏、韩氏的主旨各异，怎么能只依据王弼一家之说，就认为完备无缺呢？”

李延寿说：“河南地区即青州、齐州之间，儒生大多讲授王辅嗣（王弼）所注的《易经》，师承传统的教导日益减少。”

孔颖达说：“传授《易经》的人，西汉有丁宽、孟喜、京房、田何，东汉有荀爽、刘表、马融、郑玄，大体上互相沿袭，并没有超群绝伦之处。只有魏代王辅嗣的注解，独自冠绝古今。所以江东的名儒，都传授他的学问；河北的学者，很少能比得上他。”

陆德明说：“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人，曾任魏国尚书郎，二十四岁去世。注解《易经》上下经共六卷，撰写《易略例》一卷。”

石介说：“王弼多采用郑玄的旧解作为训释，现在的《易经》大概出自费氏的说法。”

李石说：“王弼注解《易经》，刻木偶做成郑玄的像，见到郑玄解释有误的地方，就呼喊斥责他。”

《册府元龟》记载：顾悦之对王弼的《易经》义理提出四十多条诘难，京口的闵康之申辩王弼并反驳顾悦之，其中深有情理。

宋祁说：“王弼著《易经》直接抒发胸臆，不知道郑康成等人的师承是有来历的。”

陈皋说：“《易经》原本只有上下两篇，王弼注解时，将孔子十翼的文字交错插入，因而分离为六篇，称为乾传、泰传。既然称为经，又为什么叫传呢？查考郑康成的本子并没有乾传、泰传的字样，大概是王辅嗣加上去的。”

代渊说：彖辞与大小象辞，各卦原本都同乾卦一样，都在六爻之后相继排列，聚集在一处。到了郑康成、王弼注解时，认为彖辞和大象辞原本论述卦的整体，所以列在六爻之前；小象辞用来解释爻，所以各自退后列在每一爻之后，使人容易明白。唯独留下乾卦的一卦没有移动。

金君卿说：“王弼出自马融、郑玄，马融、郑玄出自费氏。”

程伯子说：“王弼注解《易经》，玄妙却不见大道，但却只用老庄的意思来解说罢了。”

司马光说：“王辅嗣喜欢用老庄来解释《易经》，恐怕不是《易经》的本旨。他把雷动风行、运化万物的变化，说成不是天的意志，那么做这些的究竟是谁呢？”

张载说：“用老子的有无论来解释《易经》，是从王弼开始的。”

晁说之说：“《易经》掺杂老庄而专门阐明人事，是从王弼开始的。王弼喜好老子，魏晋谈论玄学，都是王弼这类人倡导的。假使在暴秦之时，《易经》难道能靠占卜免祸吗？”

郭雍说：“汉朝兴起，诸儒仅能训诂，阐发大义，有的又回归到阴阳家流派，大大失去了圣人言《易》的宗旨。正始年间，王辅嗣一切革除，用高尚的言辞来解释《易经》。然而王辅嗣祖述虚无，他的言辞虽然美好，但对天下国家没有用处，于是《易经》变成了空谈。这又不是三位圣人所说的《易经》之道。”

邵博说：孔颖达认为王辅嗣的意思，象辞本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应该相互靠近。分爻的象辞，各自附在相应的卦下。大概古《易》既被费氏扰乱，又被王氏扰乱。

李纲说：“王弼有‘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论述，深深排斥象数之学，认为互体不够，于是涉及卦变，卦变又不够，推演到五行，意义无所取。而近世学者于是废弃象数而不谈，失去圣人的意思太多了。”

朱震说：“王弼去除旧说，掺杂老庄的言论，于是儒者专门崇尚文辞，不再推究大传中天道人道的道理，从此分裂而不合。”

王炎说：焦延寿、京房、孟喜等人，遁入小数，曲学没有什么值得深责的；而郑玄、虞翻等人，穿凿附会，象数既已支离，道理更加晦涩。王弼继承其后，突然抛弃象数不论，后人喜欢他学说简单方便，所以汉儒的学问全部废弃，而王弼的注解独自留存至今。

吴仁杰说：王弼的《易经》采用郑玄的说法，本意是孔子赞《易》的言辞，本用来解释经文，应该相互靠近，于是各自附在相应的爻下，每爻加上“象曰”以区别，称为小象。又移动“文言”附在乾坤二卦，在开头加上“文言曰”三个字，而把“系辞”上下传的“传”字施加于其上。“说卦”前后两篇，分“上经”《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下经”《咸传》第四，《夬传》第五，《丰传》第六，而没有“卷”字。

朱熹说：“王弼的《周易》巧诈而不明白。”又说：“古《易》彖、象、文言各自在一处，到王弼才合并为一，后世诸儒于是不敢再移动。”陈振孙说：“自汉朝以来，谈论《易经》的人多沉溺于占象之学，到王弼才一切扫除，畅达义理，于是天下尊崇他，其余各家全部废弃。”然而王弼喜好老子，魏晋谈论玄学，从王弼这类人倡导，《易经》有圣人之道四方面，去掉三个方面保留一个，对于道来说缺失了。况且他所谓的“辞”，又掺杂异端学说呢？范氏说他的罪过深于桀纣，确实有道理。

章如愚说：“三易同祖伏羲，而文王的《易经》唯独以理传承。五家同传《周易》，而费氏的学问唯独以理传承。马、王诸儒同释《易经》之学，而王弼的注解唯独以理传承。那么明白《易经》的关键在于理罢了。”

赵汝楳说：“西汉末年，向长、范升等人喜欢谈论老子和《易经》。东汉则折

译象魏则何晏、王弼、裴徽都用玄学来解说《易经》。后来到了杜弼、王希夷、王绩、武攸绪等人也都喜好这种学说。开元初年，皇帝下诏让张说推举通晓《易经》、《老子》、《庄子》的人，于是《易经》就被等同于《老子》、《庄子》了。

译税汝权说：“《易经》经过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手，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但篇章次序不明确，大概是汉、魏以来诸儒的罪过，而王弼、韩康伯尤其显著。《魏志》说郑康成开始将彖辞、象辞合并于经文，起初还像现在乾卦那样附在后面，到了王弼则从坤卦以下各爻连缀在一起，标题以上经乾传至下经丰传为六卷，已经不知道在义理上有什么依据。等到韩康伯又把上下系辞分为第七、八卷，说卦、序卦、杂卦为第九卷，略例为第十卷，使得伏羲、文王、周公的上、下两篇经文不成两篇，而孔子的十翼也不成十翼。从汉、魏到现在几千年，列入学官，专门设置博士，没有一个人能辨明其错误的，迷惑世人、欺骗百姓，难道不是很严重吗！”

刘克庄说：“京房、费直等人，都舍弃章句而谈论阴阳灾异，往往对照前代圣人的说法而不符合，推演到当世也很少有应验。直到王辅嗣出现，才开始研究探寻经文的旨意，一扫汉代的学术风气。然而他的弊端流变为玄虚了。”

王应麟说：“程子说学习《易》先看王弼，大概是因为辅嗣的注解，学者不可忽视。他把寂然至无作为复卦的解释，又说冬至是阴气的复归，夏至是阳气的复归。苏子美辩驳其错误，我认为先儒说：‘在至静之中有动的端倪，所以能见到天地的心’，这与‘寂然至无’的说法是不同的。”

黄震说：“《易》是圣人的书。用来阐明此道的变化，无处不存在。王弼夹杂老庄虚无的说法参入其中，是错误的。”

丁易东说：“汉代距离古代不远，诸儒都用象的变化来解释《易》。谈论象的变化而遗漏义理，是不可以的。王辅嗣一扫而空，因为遗漏义理而去除它，是可以的；连同象的变化也去除，那么后来的学者就不知道三圣制定文辞的本心了。”

俞琰说：“《易》初九潜龙勿用，这是爻辞，是文王所作的。潜龙勿用，阳气在下，这是爻传，是孔子所述的。古《易》爻传自为一篇，不附在经文后面。自从费氏用此解释经文，而郑康成传授费氏的学问，开始移附在各卦经文之后，还不像王弼那样分别附在各爻之下。王弼又把象辞、爻辞置于爻辞之前，又在象辞的开头，以及爻传的开头，都冠以‘象曰’二字。于是后人把象辞称为大象，爻辞称为小象，象哪里有所谓大小呢？又说：文王的文辞称为经，孔子的文辞称为传。传，是用来解释经文文辞的。经有彖传，就是文王系在卦下的文辞。孔子解释文王卦下的文辞而传述其意，所以称为彖传。古代经与传各为一书，自从费直用传解释注疏，而后郑康成把彖传连缀经文，然而还像现在乾卦的次序。到了王弼才从坤卦开始，每卦把彖传移缀于彖辞之后，又加上‘彖曰’二字冠之。后来的人就不称之为彖传，而直接称之为彖。如果把孔子的彖传称为彖，那么文王的彖辞又该称为什么呢？学者只遵从王弼，竟然不敢移动。吕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岩、吕东莱、朱紫阳都认为分经合传，不符合古制。吴仁杰、税汝权编《周易古经》，也都极力论述王弼的过失。读《易》的人应当审慎其是非，不可拘泥于旧说，而把彖传当作彖。”

吴源说：“五经中只有《易》最古老，到了费氏而古《易》于是变为今《易》，到了郑康成、王弼而今《易》不可恢复为古《易》。唉！使得天下后世不知道圣人作《易》、系《易》的深意，都是汉、晋诸儒的过错。”

王袆说：“王弼的注解高谈理致，用老庄的意思来解释。”

何乔新说：“王弼的传祖崇尚清虚。”

杨时乔说：“魏晋之间，王弼的说法流行，依凭《易》谈论玄理，虚名虽然建立，但《易》是圣人卜筮尚占的书，理、象、数都失去了。”

郝敬说：“魏汉以来，学者沉迷于训诂，只有王辅嗣超然窥见十翼的藩篱，而解说的人说他对于象太疏略。又说：‘《易》就是象而已’，而王弼说：‘得意在忘象’。王弼惩戒汉魏诸家的附会，矫枉过正，毁坏规矩而崇尚清谈，是习气使然，不可以作为准则。”

黄宗羲说：“王辅嗣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全都摒弃。然而论者说他用老庄解释《易》，试读他的注解，简当而没有浮夸之气。哪里曾笼络玄言，所以能远历唐代，发展为正义。他廓清的功劳，不可磨灭。”

黄宗炎说：“《易》用于卜筮，唯独没有遭受秦火，民间自相传授，也只说卜筮，而不敢涉及理义，所以汉代儒者的易学，大抵都论灾祥祸福，以象数为重，大概是由来如此。然而其章句的沿习与训诂的垂传，固然未曾废弃。于是宋人竟然诋毁他们，说‘秦火焚书而书存，汉儒穷经而经绝’，难道是这样吗？辅嗣生于汉代之后，看见象占的牵强拘泥，违背圣教，开始一切扫除，畅达义理，天下耳目焕然一新，圣道得以重新显现。唐太宗诏令长孙无忌与诸儒刊定义疏十余家，凡是辞尚虚诞者，都所（此处原文未完）

译不被采纳，只有王弼的注在古今独树一帜，也是他的学问和文辞，有足以折服众贤的地方，难道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习俗风尚而随意为之辩护的吗？然而宋儒竟然诋毁他，说“崇尚虚无，混杂叙述异端邪说，晋魏谈论玄学，从王弼开始倡导，直到神州沦陷，中原糜烂，都是王弼所引发的”，甚至把他的罪行比作夏桀商纣，唉，这也太过分了！谈论象数就那样斥责他，阐释辞理就这样归咎他，对于宋以前的儒者来说，不也太难了吗？

译陈廷敬说：费直用《彖传》《象传》来解释经文，附在卦辞之后。如今《乾》卦中从“大哉乾元”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就是这种体例。虽然起初加了一个“传”字，以区别于经文，但十二篇的经文，费直已经打乱了。到了郑康成注《易》，将《彖传》《象传》合并入经文，而所谓《彖传》《象传》不连缀经文的部分，仍然保留。到了王弼注《易》，沿用郑康成的本子，又增入了《乾》《坤》两卦的《文言》。虽然加了“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区别于经文，但费直已经打乱的部分，王弼又接着打乱了。至于《说卦》等篇，仍保持原貌。总称为《系辞》，从此宋儒只知道有王弼的《易》，却不知道有古本《易》了。

《周易略例》《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旧唐书》《新唐书》将《周易注》合为一作七卷]，现存。

邢璹说：《略例》这个名称，是列举解释纲目的意思，统括阐明文理的称谓。“略”是不详尽，“例”是列举并举。王辅嗣认为前代儒者注解《易》的有二十多家，虽然小有异同，但互相杂糅叙述，推究比较所见到的特殊之处，所以作《略例》，以辨析诸家的困惑，错综梳理文理，简要地记录下来。

项德棻说：王辅嗣《周易略例》中的《明象》《辨位》两篇，深奥极了。邢氏称赞它总括了一部书的旨归，阐明了六爻的得失，可以经天纬地，探测鬼神，推演避祸悔吝。自从博士宗宋以来，这本书就蒙尘了。

沈珩说：“王辅嗣《明卦》《明爻》等篇，阐述义理明白透彻，不仅扫除了沉溺于象数占卜的弊端，也超越了汉代经师训诂的水平。”

《周易穷微论》《通志》著录一卷，已佚。

《国史志》记载，王弼论一卷。大体类似《略例》，但不如《略例》。

《易辨》《中兴书目》著录一卷，已佚。

陈振孙说：世人称王辅嗣一共写了五篇论，馆阁书目中有《王弼易辨》一卷，论《彖》、论《象》也很简略，意思就是这本书。又说这本书已经亡佚，到晋代才得到，王羲之奉诏抄录，藏在秘府，世人无法见到，不知依据何在。

何晏《周易私记》二十卷，已佚。

《周易讲说》十三卷，已佚。

《册府元龟》记载，何晏撰，《周易私记》二十卷，《周易讲说》十三卷。

孙炎《周易例》，已佚。

《魏志》记载，《乐安孙叔然》师从郑玄的门人，被称为东州大儒，被任命为秘书监没有就任。著有《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等书的注。

裴松之说：“孙叔然与晋武帝同名，所以史志称他的字。”

荀辉《周易注》《七略》著录十卷，已佚。

《荀氏家传》记载，荀辉，字景文[又说，字长倩]，官至太子中庶子，与贾充共同制定晋律，又作《易集解》。

《魏志》记载，荀辉官至虎贲中郎将。

阮籍《通〈易〉论》，《宋志》著录一卷，现存。

《魏志》记载：阮籍才华艳丽飘逸，而倜傥放荡，行为少欲，以庄周为楷模，官至步兵校尉。

胡一桂说：“阮嗣宗《易通论》一卷，共五篇。”

嵇康《周易》《言不尽意论》，一篇，已佚。

《晋书》记载：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拜为中散大夫。

虞翻《周易注》《隋志》著录九卷[《释文序录》十卷]，残缺。

《吴志》记载：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曾与少府孔融通信，并出示所著的《易注》。孔融回信说：“《易》自从商瞿以来，错乱很多。离圣人时代越远，众说驰骋辞藻。过去听说延陵的礼乐，近来看到您治《易》，才知道东南之美，不仅仅是会稽的竹箭。”孙权任命他为骑都尉，多次犯颜谏争，孙权不高兴。又性格不合世俗，多见诽谤诋毁，获罪被贬到丹阳泾县。孙权积怒不止，于是将虞翻流放到交州。虽然身处罪放之地，但讲学不倦，门徒常有数百人。又为《论语》《国语》作训注，都流传于世。

《别传》说：虞翻初立《易注》，上奏说：“我的高祖父故零陵太守虞光，年轻时研习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虞成，继承其学业；到我祖父虞凤，最为精密。我的先父故日南太守虞歆，从虞凤那里接受本旨，最有旧书，世代传承其业，到我已是第五代。我生逢世乱，长在军旅，在战鼓声中习经，在戎马之上讲论，承蒙先师的学说，依据经文立注。又我的郡吏陈桃梦见，我与道士相遇，道士披发穿着鹿裘，摆开《易》的六爻，搅动其中三爻来给我喝。我请求全部吞下。道士说：‘易道在天，三爻足够了。’难道我受命应当知晓经文？所阅览诸家解说，不离流俗，义理有不当之处，确实都加以改定，以使其归于正途。”

宋咸说：“前代儒者如虞翻、崔憬等人使用互体，京房、郎顗等人使用五行，都离圣人远矣。”

张根说：“三代的书，有的叫《连山》，有的叫《归藏》，有的叫《周易》。而《易》的名称，没有人更改，难道不是因为变通之义不可更改？这与八卦之所以为《易》的根本，而三代相同的原因？虞翻好《易》，遇到饮三爻的梦，却得不到其解说，轻率地说：‘易道在天，三爻足够了。’难道真是知《易》的人吗！”

朱震说：“虞氏论象太密，则失之于牵强附会。牵强附会”

译这种弊端，有时甚至到了无法解释的地步。」

王应麟说：「虞翻在注解《说卦》时写道：『乾坤二卦五爻尊贵、三爻卑贱，所以确定位置；艮兑二卦同气相求，所以气息相通；震巽二卦同声相应，所以相互迫近；坎卦配戊、离卦配巳，月亮每三十日在壬位会合一次，所以不相符合。坤卦的消减从午位到亥位，所以是顺行；乾卦的增长从子位到巳位，所以是逆行。』这大概是采用了纳甲和卦气的学说。」

译《易》律历，隋书《五行志》记载有一卷，已佚失。

陈振孙说：“虞翻注解《京氏参同契律历志》一卷，专门论述占卜象数，但并不能完全通达，文字也有很多错误，没有别的版本可以校勘。”

王弘撰说：“纳甲的说法，《京氏易传》和魏伯阳的《参同契》中都有，而虞氏的说法较为完备。”

《周易集林》隋书《五行志》记载有一卷，已佚失。

《周易日月变例》《七录》记载有六卷，已佚失。

《隋书》注《周易日月变例》六卷，由虞翻、陆绩撰写。

按：虞氏世代研习孟氏易学，然而《经典释文》所引用的他的文字，并不完全依照孟氏。例如“阴凝于阳，为其嗛于无阳也”，这与荀氏本相同。“累其角，得失勿恤，冶容作野”，这与郑氏本相同。“萃亨”没有“亨”字，这与马氏本相同。“郑氏本易以工”，这与京氏本相同。“先心”则依照京氏、荀氏本。其余如“匪其彭”写作“尫”，“明辨晳也”写作“柝”，“朋盍簪”写作“戠”，“咸其辅”写作“面甫”，“滕口说也”，“滕”写作“媵”。“己事遄往”，“已”写作“纪”。“刚揜也”写作“弇”，“坤作成物”写作“坤化”。“系辞焉而明吉凶”，下面有“悔吝”二字。“刚柔者，昼夜之象”，写作“昼夜者，刚柔之象也”。“易之序也”，写作“象所乐而玩者”，写作“所变”。“乐天知命”，写作“变天”。“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写作“悔”。“天地之文”，写作“爻”。“为龙为駹为科上槁”，“科”写作“折”。“谦轻而豫怠也”，“怠”写作“怡”。这些与诸家不同。《易注》共九卷，虽然失传，但李鼎祚的《周易集解》采集最为详细，记录下来的尚可得两到三卷，其大概内容尚存。

陆氏[绩]《周易注》[《释文序录》注作“述”]《隋书》记载有十五卷[《释文序录》、《新唐书》、《旧唐书》记载有十三卷，《会通》记载有一卷]，已佚失[《盐邑志林》记载有一卷]。

注京氏易 三卷 现存

《吴志》记载：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担任郁林太守，加封偏将军，虽然有军务，著述也不曾废弃，作《浑天图》，注《易》，释《玄》，都流传于世。朱震说：陆绩的易学，开始论述动爻。

按：陆氏《易》注已经亡佚，现在《盐邑志林》记载有一卷，乃是抄撮陆氏《释文》、李氏《集解》两书而成，所保存的很少了。其经文与诸家不同的有：“履帝位而不疚”，“疚”写作“疾”；“明辨晳也”，“晳”写作“逝”；“纳约自牖”，“牖”写作“诱”；“丧羊于易”，“易”写作“场”；“妇子嘻嘻”，“嘻”写作“喜”；“喜，君子以惩忿窒欲”，“窒”写作“疗”；“吾与尔靡之”，“靡”写作“麻”；“三年克之<偹心>也”，写作“备也”。曹侍郎秋岳曾见藏书家有保存三卷的，可惜侍郎去世，无从访求了。

程氏[秉]《周易摘》 已佚

《吴志》记载：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侍奉郑玄，后来避乱到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于是博通五经。孙权听到他的名声，征召任命为太子太傅。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共三万多字。

姚氏[信]《周易注》《隋书》记载有十卷[《七录》记载有十二卷]，已佚。

阮孝绪说：“姚信字元直，吴兴人，吴国太常卿。”

陆德明说：信字德佑。

按：《阮氏七录》有《姚信集》二卷，又曾著《士纬》十卷。《吴志·陆绩传》注中有表，请求赐予陆绩女儿郁生“义姑”的称号。又《陆逊传》记载：姚信因亲近依附太子，被冤枉流放。又《孙和传》记载：宝鼎二年十二月，派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准备官僚，中军步兵骑兵二千人，用灵舆法驾向东在明陵迎接神灵。又《晋书·范平传》记载：范平研读坟索，遍览百家，姚信、贺邵等人，都跟随他受业。又《南史·姚察传》记载：让选部书说：“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等等。现在《易注》已亡佚，见于《释文》的有：“盱豫”写作“旴”，说太阳刚出来，引用《诗经》“旴日始旦”；“夷于左股”写作“右盘”；“君子以顺德”写作“得”；“折其右肱”写作“股”；“阒其无人”写作“阋”；“日月运行”写作“违行”；“言语以为阶”写作“机”；“贞胜者也”写作“贞称”；“为弓轮”写作“伦”；“为蠃”写作“蠡”。

尚氏[广]《周易杂占》《隋书》五行家记载有九卷[《唐志》记载有八卷]，已佚。

翟氏[玄]《易义》[九家易中有翟子元]，已佚。

陆德明说：“子元不详何人，作《易》义。”

按：翟氏《易义》：“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弧”也写作“壶”；“愓号”写作“钖号”，说这是赏赐的意思。“来徐徐”写作“荼”，“荼”说是不定的意思。“正位凝命”写作“拟命”，说是度量的意思。

张氏《易义》 已佚

按：张氏《易义》见于九家《易》注，不详其名。陆氏《释文》记载有张伦本。“直方大”，上面有“易曰”二字。“合车而徒”，“车”写作“舆”；“寘于丛棘”，“寘”写作“置”；“振恒”写作“震恒”；“羸其角”，“羸”写作“虆”；“妇子嘻嘻”，写作“嬉嬉”；“往蹇来誉，宜待也”，“待”写作“时”；“范围天地”，写作“犯违”，说这如同裁成的意思。不知是否就是此人？考之《序录》，又没有列出他的姓氏，不敢妄自断定。

朱氏《易义》 已佚

陆德明说：“荀爽等九家集注，注内又有张氏、朱氏，都不详何人。”

译查考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其中引用了各家的《易》说，其中有朱仰之的疑问，指的就是这个人。

译《杨氏周易集二王注》，《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佚。

《周易》马融、郑玄、二王四家集解，《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佚。

《经义考》卷十一“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十

裴氏[秀]《易论》，已佚。

《文章叙录》：“裴秀字季彦，二十五岁时任黄门侍郎，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尚书仆射，任光禄大夫。咸熙年间，封广川侯。晋室受禅，进位左光禄大夫，改封巨鹿公，升任司空。著有《易》及《乐论》，又绘制地图十八篇，流传于世。”

卫氏[瓘]《易义》，已佚。

《晋书》：卫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人。太康初年，任司空、侍中、尚书令。惠帝即位，加封太保，录尚书事。

王氏[宏]《易义》，已佚。

《晋书》：王宏，字正中，高平人。王粲的从孙。泰始初年，任汲郡太守，后升任卫尉、河南尹、大司农。太康年间，任司隶校尉，后任尚书。

陆德明说：“王宏是王弼的兄长，曾任晋大司农，追赠太常，著有《易义》。”

邹氏[湛]《周易统略》，《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统略论》三卷），已佚。

《晋书》：邹湛，字润甫，南阳新野人。在魏朝任职，历任通事郎、太学博士。太康年间，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转任少府。

刘氏[兆]《周易训注》，已佚。

《晋书》：刘兆，字延世，济南东平人。武帝时，五次被公府征辟，三次被征召为博士，均未就任。撰写《周易训注》，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

向氏[秀]《周易义》，已佚。

《晋书》：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任散骑侍郎，转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按：向氏《易》文中“文王以之”，依据郑氏、荀氏本应作“似”。

阮氏[咸]《周易难答论》，《唐书》著录二卷，已佚。

《晋书》：阮咸，字仲容，历任散骑侍郎，出外补任始平太守。

《唐书》：阮长成（即阮仲容）《难答》。

应氏[贞]《明易论》，《唐书》著录一卷，已佚。

《晋书》：应贞，字吉甫，汝南南顿人，魏侍中应璩之子。武帝初年，设置太子中庶子官，任命应贞担任，后升任散骑常侍。

王氏[济]《周易义》，已佚。

《晋书》：王济，字武子，擅长《易》，娶长山公主。起家拜中书郎，多次升迁至侍中，出外任河南尹，不久以白衣身份领太仆。

皇甫氏[谧]《易解》，已佚。

《晋书》：皇甫谧，字士安，安定朝郡人，有高尚的志向，以著述为务，号玄晏先生。

胡一桂说：见《正义》。

阮氏[浑]《周易论》（《释文序录》作《义》），《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已佚。

陆德明说：“阮浑，字长成，阮籍之子，任晋太子中庶子、冯翊太守，著有《易义》。”

袁氏[准]《周易传》，已佚。

袁氏《世纪》：袁准字孝尼，著书十余万言，为《周易》《周官》作传，以及论述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流传于世。

荀绰说：“袁准有俊才，泰始年间任给事中。”

庾氏[运]《易义》，已佚。

陆德明说：“庾运，字玄度，新野人，官至尚书，著有《易义》。”

郭氏[琦]注《京氏易》一百卷，已佚。

《册府元龟》：郭琦，字公伟，任著作佐郎，注《谷梁春秋》《京氏易》百卷，同乡王游等都向郭琦学习。

徐氏[苗]《周易筮占》，《七录》五行家著录二十四卷，已佚。

《晋书》：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与弟弟徐贾、徐就、博士济南宋钧一同受业，遂成为儒学宗师。作《五经同异评》。郡察举孝廉，州辟举从事、治中、别驾，举异行。公府五次征辟为博士，两次征召，均未就任。

栾氏[肇]《周易象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唐书》著录一卷），已佚。

陆德明说：“栾肇，字太初，泰山人，任晋太保掾、尚书郎，著有《易论》。”

李氏[充]《周易音》六篇，已佚。

《晋书》：李充，字弘度，江夏人。被丞相王导征辟为掾，转任记室参军，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注《尚书》及《周易音》六篇，流传于世。

王氏[廙]《周易注》，《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残缺，《七录》著录十卷，《释文序录》著录十二卷），已佚。

《晋书》：王廙，字世将，丞相王导的从弟。任荆州刺史，征召为辅国将军，加散骑常侍，进左卫将军。

按：王氏《易注》明辨晰也，“晰”作“晰”。利用侵伐作“寝伐”，繻有衣袽，“繻”作“□”，见《释文》。又其注云：驳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正义》引用了它。又艮为径，注云：物始改为径路。又震为大涂，注云：大涂，万物所生。《太平御览》引用了它。

杨氏[乂]《周易卦序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同），已佚。

陆德明说：“杨乂，字符舒，汝南人，任晋司徒左长史。”

王应麟说：《御览》曾引用它。

按：《徐坚初学记》引用《乂易卦序论》说：“险而止，山也”

译危险而行动，这是泉水的特性。动与静都蒙受危险，所以说这是山。」

郭璞《周易洞林》，《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已失传。

《周易新林》，《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九卷（另有四卷本），已失传。

译《周易林》七卷，著录于《七录》五行家类，已佚。

《易立成林》。《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著录二卷，已佚。

《周易玄义经》一卷，著录于《宋书·志》，已佚。

《易斗图》一卷，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已佚。

《易八卦命录斗内图》一卷，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五行家类，已佚。

《晋书》记载：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他博学多才，富有高才，但言语迟钝。他论述喜好古文奇字，精通阴阳算历之术。有一位郭公，客居河东，精通卜筮。郭璞跟随他学习，郭公将青囊中的九卷书给了他。从此郭璞便精通了五行、天文、卜筮之术。他担任著作佐郎，后升迁为尚书郎。他遭受王敦之祸，撰写了前后六十多件占卜应验的事例，命名为《洞林》。又摘录京房、费直等各家要旨，重新撰写《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另外编写音义图谱。又注释《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以及《楚辞》《子虚赋》《上林赋》等数十万字，都流传于世。

王廙说：“郭璞的爻筮之术，即使京房、管辂也不过如此。”

胡一桂说：景纯得到《青囊书》，于是精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他曾撰写前后六十多件占卜应验的事例，命名为《洞林断法》。运用青龙、朱雀、勾陈、腾蛇、白虎、玄武六神以及太岁等煞神、时日旺相等来推算，灵验无比。又摘录京房、费直等各家，撮取要旨重新撰写《新林》十篇，《卜韵》一篇。大体上只使用卦爻，不借助文字。然而夹杂了说相葬法、行符压胜之术，往往流于技艺，使得易道日益支离破碎、卑下。

按：郭氏《洞林》，《初学记》曾引用过。双湖胡氏撰写《启蒙翼传》说：世间很少有其书，是从王楚翁才古那里抄得的，那么元代时此书尚存。《洞林》的文字有三言的，如“簪非簪，钗非钗”；有四言的，如“同人之革，曰朱雀西飞，白虎东起；奸猾衔璧，敌人束手”。“占行得此，是谓无咎”。“随之升，曰虎在山右，马过其左；驳为功曹，猾为主者；垂耳而潜，不敢来下”。“爰升虚邑，遂释魏野”。“豫之小过，曰五月晦日，群鱼来入州城寺舍”。“既济，曰小狐汔济，垂尾累衰；初虽偷安，终靡所依”。按卦象而言，秋季吉利，春季悲戚。又有七言的，如“否曰乾坤闭塞，道消长；虎刑挟鬼，法凶乱乱则何时？时建寅，僵尸交林，血流漂此”。“占行者入涂炭”。“小过之坤，曰小过之坤卦不奇，虽有卦气变阳离初见勾陈被牵羁，暂过则可羁不宜将见劫追事几危，赖有龙德终无疵”。“遁之姤，曰卦象出墓气家囚，变身见绝鬼潜游，爻墓充刑鬼煞俱卜病得此归蒿丘，谁能救之”。“坤上牛若依子色吉之尤”。“贲之豫，曰时阴在初卦失度，杀阴为刑鬼入墓，建未之月难得度，消息卦爻为扶助冯马之师，乃寡妪自然奇救宜餐兔子若恤之得守故”。“豫之解，曰有釜之象无火形，变见夜光连月精潜龙在中不游行”。“按卦卜之藻盘鸣金爻所凭无咎，庆验其占法靡不奇中”。所谓“林”，自是韵语占决之辞，还保留着《左氏传》的遗意。

葛氏[洪]《周易杂占》十卷，著录于《七录》五行家类，已佚。

《晋书》记载：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元帝任丞相时，征辟他为掾属，因平定贼寇有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年，转任司徒掾，升迁为咨议参军。于宝推荐葛洪才堪国史，选拔他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推辞不就，听说交趾出产丹砂，请求担任勾漏令，驻留罗浮山炼丹，多年著述不辍。

孙氏[盛]《易象妙于见形论》一篇，已佚。

《晋书·刘惔传》记载：“当时孙盛作《易象妙于见形论》，简文帝让殷浩诘难他，不能使他屈服。刘惔与他抗辩回答，言辞非常简练精到，孙盛的理据于是屈服。”

本传记载：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桓温留任他为参军，跟随进入关中，平定洛阳，因功封为吴昌县侯。外调补任长沙太守，多次升迁至秘书监，加授给事中。当时殷浩独擅名声，能与他抗辩的只有孙盛而已。孙盛著《易象妙于见形论》，殷浩等人竟无法诘难他。

袁氏[宏]《周易略谱》一卷，著录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相同]，已佚。

《晋书》记载：袁宏，字彦伯。谢尚任安西将军时，引荐袁宏参与军事。不久升迁为大司马桓温府记室。从吏部郎外调为东阳郡太守。

宣氏[舒]《通易象论》[陆氏《经典序录》作《通知来藏往论》]，著录于《唐书·经籍志》一卷，已佚。

陆德明说：“舒字幼骥，陈郡人，晋宜城令。撰写《通知来藏往论》。”

张氏[辉]《易义》，已佚。

陆德明说：“辉字义充，梁国人，晋侍中平陵亭侯，撰写《易义》。”

杜氏[育]《易义》，已佚。

陆德明说：“育字方叔，襄

译城人，晋国子祭酒，为《易》义。」

杨氏[瓒]易义 佚

译陆德明说：“瓒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官至晋朝司徒右长史，著有《易》义。”

邢氏[融]《易义》已失传。

裴氏[藻]《易义》已失传。

许氏[适]《易义》已失传。

杨氏[藻]《易义》已失传。

陆德明说：“邢融、裴藻、许适、杨藻四人，不详是何人，都著有《易》义。”

张氏[轨]《易义》已失传。

崔鸿说：“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是汉常山王张耳的十七世孙，曾任凉州刺史，谥号武穆。”

按：《凉武公易》中“得其资斧”一句，“资”字作“齐”；说“齐斧”，即黄钺，是一种斧。

张氏[璠]《周易集解》七志十卷[《隋志》八卷残缺，新旧《唐书志》仍称十卷]已失传。

《略论》一卷已失传。

陆德明说：“张璠，安定人，东晋秘书郎，参著作。《集解》十二卷。汇集了锺会、向秀、庾运、应贞、荀辉、张辉、王宏、阮咸、阮浑、杨乂、王济、卫瓘、栾肇、邹湛、杜育、杨瓒、张轨、宣舒、邢融、裴藻、许适、杨藻二十二家的学说。序言说：‘依据向秀的本子[《七录》记载汇集了二十八家]。’”

按：张璠曾撰写《后汉纪》三十卷，其所作《易注》中有云：“险而止，是山；险而动，是泉。”《太平御览》引用了这段话。

干氏[寳]《周易注》《隋志》十卷已失传[现在仅存一卷，载于《盐邑志林》]。

《周易宗涂》《七录》四卷已失传。

《周易爻义》《隋志》一卷已失传。

《周易问难》二卷已失传。

《周易玄品》二卷已失传。

《晋书》记载：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任著作郎，平定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领国史，补山阴令，升任始安太守。王导请他担任司徒右长史，升任散骑常侍。著有《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等数十篇。

《册府元龟》记载：干宝任散骑常侍，领著作，撰写《周易问难》二卷，《周易玄品》二卷，《周易爻义》一卷。

《中兴书目》记载：干宝的易学，以卦爻配月，或配日时，推演人事，用前代已经发生的事例来证明，训释义理颇有依据。

胡一桂说：“干宝《周易传》十卷，又另外写出《爻义》一卷。宣和四年，蔡攸上奏此书说：‘他的易学以卦爻配月，或以配日时，推演人事，而用前代已经发生的事例来证明，训释义理颇有所据。如大有卦九三爻，本据《左传》训释为晏享，这与古义相合。房审权也采纳收录了。’”

屠曾序言说：“我的老师草庐先生认为《易》是五经之首，而吴地、晋地的英才旧时以解《易》闻名。我盐邑得到两位君子，陆郁林公纪和常侍令升，只有干氏《易》有注者仅三十卦，卦中只有乾卦具备六爻，其余只有一彖一爻而已。大概都是从自古《易》类丛书中摘抄的，然而羲文象数，幸而在蛟潭海澨间延续一脉，不能说东南易学的精髓不是从令升开始标举揭明的。况且他心志骏逸，道理雄健，遣词英华，不逊于王辅嗣，记录这些难道不是让晋代儒者清谈复兴吗？”

项皋谟跋文说：“曾经阅览群经，干子十卷，干令升宝《周易注》十卷，《周易宗涂》四卷，《爻义》一卷，《问难》二卷，《玄品》二卷，有其名，无其书。等到从乡里太史氏后人那里，借读《文渊阁书目》易类一百十种，晋代以上只存有京君明传，郑康成注，王辅嗣略例并注，而子夏传，唐张素履伪作，没有看到于氏《易》[在李鼎祚《易传集解》中略见]。海盐樊侯博综坟典，专精撰述，录示干常侍《易解》，似乎对于载籍节比句栉者，绝无仅有，是希世奇书。令升是新蔡人，迁居吴郡海盐，仕吴为著作郎，赐爵关内侯，入晋领国史，为散骑常侍，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所著《晋纪》《总论》《搜神记》都在《志林》中，必定详尽。凌稚哲《万姓统谱》，干、于二姓都收录。令升干氏宗干犨，于氏宗于定国，干氏后裔有居海盐的，有居嘉善的，以搏埴为业，干窑镇因此得名。这是干氏而非于氏，无疑。”

按：《隋志》《周易》玄品二卷，不著撰人姓名，当即干氏之书。又有王氏《周易》问难二卷，怀疑是干误为王。其文“水洊至”，洊作荐；“井牧勿幕”，勿作网；“丰其沛”作韦。说祭祀的蔽膝为科，上槁作熇。干氏《易》已无传，只散见于陆氏《释文》、李氏《集解》。近海盐胡氏编《盐邑志林》，乃抄撮其仅存，刊行之。

殷氏[融]《象不尽意论》，一篇，已失传。

按：《南史·殷景仁传》说：陈郡长平人，曾祖融，晋太常。《隋志》有《晋太常卿殷融集》十卷。

黄氏[颕]《周易注》，《隋志》四卷[《七录》《唐志》十卷]已失传。

《隋志》：晋儒林从事黄颕注，现在残缺。

陆德明说

译：「南海人，是晋朝广州儒林从事。」

考据黄氏《易》中，“贲于丘园”写作“世豚鱼”，“遯鱼”写作“遯鱼”。

译宋岱所撰《周易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已佚。

《隋书·经籍志》记载：晋代荆州刺史宋岱撰写。

徐邈所撰《周易音》，《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已佚。

《晋书》记载：徐邈，东莞姑幕人。孝武帝招揽儒学之士，谢安举荐他入选，补任中书舍人。他撰写《正五经音训》，被学者所尊崇。后升任中书侍郎、太子前卫率。安帝即位，拜为骁骑将军。他所注释的《谷梁传》，在当时备受重视。

陆德明说：徐邈字仙民。

按：徐邈对诸经都有音注。颜之推《家训·书证》篇中多次引用他的音辞。

范宣所撰《周易论难》，已佚。

《晋书》记载：范宣，字宣子，陈留人，博览群书，尤其精通三礼。太尉郄鉴任命他为主簿，朝廷下诏征召他为太学博士、散骑郎，他都不就任。著有《礼易论难》，都在世间流传。

李颙所撰《周易卦象数旨》，《七录》著录六卷，已佚。

《晋书》记载：李充之子李颙，郡里举荐为孝廉，也有文采义理，著作很多。

《隋书·经籍志》记载：东晋乐安亭侯李颙撰写。

陆德明说：“李颙字长林，江夏人，东晋时任本郡太守。”

顾夷等人所撰《周易难王辅嗣义》，《七录》著录一卷，已佚。

《隋书·经籍志》记载：晋代扬州刺史顾夷等人撰写。

李轨所撰《周易音》，《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已佚。

《隋书·经籍志》记载：东晋尚书郎李轨撰写。

陆德明说：“李轨字弘范，江夏人，东晋时任祠部郎中、都亭侯。”

宋处宗所撰《通〈易〉论》，《唐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已佚。

李悦之所撰《易音》，已佚。

《晋书》记载：李悦之，字符礼，陈郡阳夏人。起初担任谢玄的参军，后来被会稽王道子所亲爱，常常劝道子专揽朝政大权。不久被诛杀。《册府元龟》记载：李悦之注释《系辞》，又撰写《易音》。

沈熊所撰《周易谱》，《唐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已佚。

《周易杂音》，《唐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已佚。

范长生所撰《周易注》，《隋书·经籍志》作“蜀才”，著录十卷（《旧唐书·经籍志》相同），已佚。

颜之推说：“《周易》有蜀才的注本，江南的学士们竟然不知道他是谁。王俭的《四部目录》没有写明姓名，题署为‘王弼后人’。谢炅、夏侯该都读过数千卷书，都怀疑是谯周。而李蜀的书，又名汉之书，说姓范名长生，自称蜀才。而当时认为晋渡江后，北方的传记都称为伪书，不重视阅读，所以没有见到。”

《十六国春秋》记载：西山的范长生，住在岩穴之中。李雄想迎接他立为君主并让他称臣，范长生坚决推辞说：“推算大元五行大会，甲子年的福泽钟于李氏，这不是我的气节。”李雄即成都王位，范长生乘坐素车前往成都，即被拜为丞相，尊称为“范贤”。范长生擅长天文，有术数，百姓奉他如神。

《华阳国志》记载：李雄攻克成都，迎接范贤为丞相，尊为天地太师，封为西山侯。范贤名长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说字叔符，涪陵丹兴人。

按：《经典释文》引用蜀才注：“大车以载”作“大舆”，“官有渝官”作“馆”，“君子以明庶政”，“明”作“命”，“大耋”作“咥”，“羸其角”，“羸”作“累”，“箕子之明夷”，“箕”作“其”，“二簋”作“轨”，“惩忿窒欲”，“惩”作“澄”，“壮于頄”作“<亻丸>”，“苋陆夬夬”，“陆”作“睦”，“系于金柅”作“尼”，“孚乃利用禴”作“跃”，“在天成象”，“成”作“盛”，“知崇礼卑”，“礼”作“体”，“研几”作“揅”，“几参天两地而倚数”作“竒数”。

《经义考》卷十二“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十一

宋明帝召集群臣讲解《易》义的疏议。《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九卷（《七录》、《唐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已佚。

国子监讲解《易》义的议疏，《七录》著录六卷，已佚。

《宋书》记载：皇帝喜好读书，喜爱文义。在藩邸时，撰写了自江左以来的《文章志》，又续写卫瓘所著的《论语》二卷，在世间流传。等到即位，才学之士多被引进，参与侍奉文籍，应对左右。在华林园芳堂讲解《周易》，常常亲自临听。

张该等人所撰《群臣讲易疏》，《隋书·经籍志》著录《周易义疏》宋明帝召集群臣讲解，《唐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已佚。

荀柔之所撰《易音》，已佚。

陆德明说：“颍川颍阴人，宋代奉朝请。”

《册府元龟》记载：荀柔之注释《周易·系辞》，并撰写《易》音。

按：《经典释文》记载：议之而后动，荀本作“仪之”。

雷次宗所撰《周易注》，已佚。

《豫章古今记》记载：雷次宗，字仲伦，进入庐山，侍奉沙门慧远，笃志好学，屡次征召不起。注释《礼记》《周易》。

何諲之所撰《周易疑通》，《七录》著录五卷，已佚。

阮孝绪说：“宋代中散大夫何諲之撰写。”

张浩所撰《周易占》，《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已佚。

按：《南史》记载：张畅之子张浩，官至义阳王昶征北咨议参军，是张融的哥哥。

徐爰所撰《易音》，已佚。

陆德明说：徐爰字季玉，琅琊人。

窦蒙说：“徐爰字长玉，本名瑗，避傅亮讳，去掉玉字，宋代大……”

译中大夫。”

范氏（范歆）《周易义》，《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已佚。

《隋书·经籍志》记载：宋人陈令范歆撰。

《齐国学周易讲疏》，《七录》著录二十六卷，已佚。

译阮孝绪说：齐永明年间，国子学讲授祖氏（祖冲之）的《易》义，已佚。

《南齐书》记载：祖冲之，字文远，范阳蓟人。年少时稽考古事，有机智思辨。宋元嘉年间，采用何承天所制定的历法，比古代十一家历法更为精密。祖冲之认为尚且疏漏，于是重新创制新法。孝武帝命令朝中擅长历法的人诘难他，都不能使他屈服。他出任娄县令、谒者仆射。永明年间，转任长水校尉。著有《易》《老》《庄》义，解释《论语》《孝经》注，以及《九章算术》缀述等数十篇。

顾氏（顾欢）注王弼《易》，已佚。

《南齐书》记载：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人。专心好学，亲自耕种并诵读书籍。夜晚点燃糠皮照明。母亲去世，在墓旁结庐守丧，于是隐居不出仕。在剡县天台山开设学馆，聚集弟子受业的常近百人。太祖辅政时，征召他为扬州主簿。等到太祖即位，他自称山谷臣，请求退隐东归。皇上赐给他麈尾、素琴。永明元年，下诏征召为太学博士，他不去就职。死在剡山。顾欢注释《王弼易》两系，学者传习它。

沈氏（沈驎士）《易经要略》，已佚。

《南齐书》记载：沈驎士，字云祯，吴兴武康人。年少好学，家贫，织帘读书，口诵手不停息。隐居在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跟随学习的有数百人，各自建造房屋，依傍在他旁边。升明末年，下诏征召为奉朝请。永明六年，征召为太学博士。建武二年，征召为著作郎。永元二年，征召为太子舍人，都不去就职。著有《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

徐氏（徐伯珍）《周易问答》，《七录》一卷，已佚。

《南齐书》记载：徐伯珍，字文楚，东阳太末人。探究经史，游学的人多依附他。太守王昙生、张淹都加以礼遇征召，徐伯珍应召后便退隐，像这样共十二次。吴郡顾欢摘出《尚书》中滞涩难解之义，徐伯珍酬答很有条理。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征召为议曹从事，他不去就职。去世时，享年八十四岁。

周氏（周颙）《周易论》，《隋志》十卷，《七录》三十卷，已佚。

《南史》记载：周颙，字彦伦，周顗七世孙。元徽年间，任剡县令。齐高帝辅政时，任齐殿中郎。建元初年，任文惠太子中军录事参军。转任太子仆，兼任著作，撰写起居注。升任中书郎，转任国子博士。

梁武帝《周易大义》，《隋志》二十一卷，《唐志》二十卷，已佚。

《大义疑问》，《唐志》二十卷，已佚。

《周易讲疏》，《隋志》三十五卷，已佚。

《梁书·高祖》记载：梁武帝文思钦明，才能事理无不穷究，年少时专心好学，通晓儒玄。虽然政务繁多，仍然手不释卷。点燃蜡烛侧身借光，常常到深夜。著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共二百余卷，都纠正了前代儒者的迷误，阐发了古代圣人的旨意。王侯朝臣都上表质疑，高祖都为他们解释。大同年间，在台西设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袪等人轮流讲述。于是四方郡国趋向学问，仰慕其风。

简文帝《易林》十七卷，已佚。

《南史》记载：简文帝博综群言，善于谈论玄理，广泛接纳文学之士，赏识接待不知疲倦。曾在玄圃讲述武帝所制的五经讲疏，听讲者倾动朝野。所著《礼大义》二十卷，《易林》十七卷（其他非经义的不收录）都在世间流行。

元帝《周易讲疏》，《梁书》十卷，已佚。

《南史》记载：元帝生性喜爱书籍，既然患眼疾，大多不亲自持卷，安排读书人在身边，轮流值班，昼夜为常，几乎没有休息。即使疲倦，书卷也不放下。五人各守一更，常常直到天亮，常常熟睡打鼾，左右侍从有睡着或读错次序，或者偷卷翻页，皇帝必定惊醒，再命令追读。著有《周易讲疏》十卷，《连山》三十卷，《筮经》十二卷。

颜之推说：“元帝在江州、荆州之间，召置学生，亲自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日，至于疲倦剧痛愁愤，就靠讲学来自我解脱。”

《连山》，《隋志》三十卷，已佚。

段成式说：“梁元帝《易》连山，每卦引用《归藏》斗图，立成委化，汇集《林》及焦赣《易林》。”

《洞林》，《隋志》三卷，已佚。

元帝自序说：“大概听说玄枵之地，鬼方难以测度；朱鸟之舍，神道不可知晓。而缇缦晓披，既已辨明黄钟之气；灵台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再说谈论天道的人，虽然超越名言之外；存于我心的，还居于称谓之中。我幼年学习星象，经历多年。海中之书，略加寻究；巫咸之说，特别加以研求。虽然紫微遥远，如同在掌握之中；青龙显晦，容易窥览。羡门五将，屡次玩习；韩终六王，常所宝爱。至于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飞燕之卜，蓍名聚雪，不关乎地极之山；卦有密云，能拥西郊之气。文通七圣，世经三古”

译山阳的王氏，真正精通玄理；河东的郭生，仅能占卜射覆。将这两者兼而有之，我私下里自认为可以胜任了。」

译《筮经》十二卷，见于《梁书》，已佚。

南平王萧伟《周易几义》一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已佚。

《周易发义》一卷，见于《唐书·经籍志》，已佚。

《梁书》记载：南平元襄王萧伟，字文逵，是梁太祖的第八个儿子。天监元年，被封为建安郡王；天监十七年，改封为南平郡王。

萧岿《周易义记》，已佚。

《隋书》记载：萧岿，字仁远，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的孙子。他的父亲萧詧，被西魏文帝立为梁主，定都江陵。萧詧去世后，萧岿继位。在位二十年，梁国的臣子给他谥号为孝明皇帝。他著有《孝经》和《周易》的义疏，流传于世。

萧子政《周易义疏》十四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已佚。

《册府元龟》记载：萧子政担任都官尚书，撰写了《周易义疏》十四卷，《系辞义疏》三卷。

伏曼容《周易注》八卷，见于《七录》，已佚。

《周易集林》十二卷，见于《唐书·经籍志》（又有一卷），已佚。

《南史》记载：伏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精通《老子》和《周易》，常说：“何晏对《周易》中的九件事有疑问，在我看来，何晏根本不懂学问。”他担任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喜好《周易》，曾在清暑殿召集朝臣讲解，下诏让伏曼容执经讲解。伏曼容向来风度翩翩，宋明帝常把他比作嵇康，让吴人陆探微画了嵇康的像赐给他。齐建元年间，他担任太子率更令，与河内人司马宪、吴郡人陆澄共同撰写《丧服》。建武年间，被任命为中散大夫。伏曼容的住宅在瓦官寺东边，在厅堂设置高座，有宾客来就登上高座讲解，学生常有几十上百人。梁朝建立后，召他担任司徒司马，外放为临海太守，著有《周易》《毛诗》《丧服》集解以及《老庄》《论语》义疏。

陶弘景《易髓》三卷，见于《宋书·经籍志》，已佚。

《南史》记载：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齐高帝做丞相时，引荐他担任诸王侍读，授奉朝请。永明十年，他脱下朝服，挂在神武门，上表辞官。皇帝下诏允许，他留在句容的句曲山，号称华阳隐居。当时人称他为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去世，皇帝下诏追赠太中大夫，谥号贞白先生。

褚仲都《周易讲疏》十六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已佚。

《南史》记载：褚仲都，钱塘人，精通《周易》，是当时最杰出的。梁天监年间，历任五经博士。

按：褚仲都的《易》学，由钱塘人全缓、弘立继承。《周易正义》经常引用他的说法。他说：“雷凭借风而传得更远，风借助雷而增加威力。”这与《子夏传》中“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的文辞意义相近。

何胤《周易注》十卷，见于《隋书·经籍志》，已佚。

《梁书》记载：何胤，字子季，庐江潜人。师从沛国人刘瓛，学习《周易》及《礼记》《毛诗》。起家担任齐朝秘书郎，升任太子舍人，外放为建安太守，升任司徒主簿。他注解《周易》，又解释《礼记》，写在卷背，称为隐义。多次升迁至左民尚书，兼任骁骑中书令。梁高祖即位，下诏任命他为特进、右光禄大夫。派遣领军司马王果宣旨，王果到达时，何胤身穿单衣、头戴鹿巾，拿着经卷下床，跪着接受诏书，在席上伏地诵读。他对王果说：“我年纪已经五十七岁，每月吃四斗米都吃不完，怎么还可能有做官的念头？”王果回去报告，皇帝下诏给予他白衣尚书的俸禄。何胤著有《周易注》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六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贺玚《周易讲疏》，已佚。

《梁书》记载：贺玚，字德琏，会稽山阴人。天监初年，担任太常丞。天监四年，初次开设五馆，任命贺玚兼任五经博士。天监七年，任命为步兵校尉，兼任五经博士。他著有《礼》《易》《老》《庄》讲疏，以及朝廷博议数十篇。

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见于《七录》，已佚。

《梁书》记载：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人。遍治五经，尤其精通《礼》《易》。明山宾上表推荐朱异，梁高祖召见，让他讲解《孝经》《周易》义理，非常高兴。召他直宿西署，不久兼任太学博士。这一年，梁高祖亲自讲解《孝经》，让朱异执经诵读。多次升迁至右卫将军。当时城西开设士林馆，以延揽学士。朱异与左丞贺琛轮流讲解梁高祖的《礼记·中庸》义理。皇太子又在玄圃召朱异讲解《周易》。改加侍中，升任左卫将军，升任中领军。侯景起兵反叛，以讨伐朱异为名。等到贼寇到来，文武百官都责怪他。朱异羞愧愤怒，发病去世。他所撰写的《礼》《易》讲疏以及仪注、文集百余篇，在战乱中大多散佚。

孔子袪《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已佚。

《梁书》记载：孔子袪，会稽山阴人，通晓经术，尤其精通古文《尚书》。起初担任长沙嗣王侍郎，兼任国子助教，多次升迁至散骑侍郎，兼任中书通事舍人。不久升任步兵校尉。梁高祖撰写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门派孔子袪检阅群书，作为义理佐证。事情完成后，敕令孔子袪与右卫朱异、左丞贺琛在士林馆轮流执经。多次升迁至通直正员郎，舍人职务不变。著有《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

译《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

庾氏[诜]《易林》二十卷（已散佚）。

译《南史》记载：庾诜，字彦寳，是新野人。梁武帝年轻时与庾诜交好，等到起兵时，任命他为平西府记室叅军。庾诜不肯屈服，普通年间，皇帝下诏任命他为黄门侍郎，他称病不起。去世后，谥号为贞节处士。撰写了《易林》二十卷。

费氏[元珪]《周易注》，《七录》记载九卷，已佚。

《隋书》记载：梁朝有齐安叅军费元珪著《周易》。

陆徳明说：他是蜀人。

尹氏[涛]《周易注》，《七录》记载六卷，已佚。

陆徳明说：不详是何人。

姚氏[规]《周易注》，《隋志》记载七卷，已佚。

崔氏[觐]《周易注》，《隋志》记载十三卷，已佚。

《周易綂例》，《隋志》记载十卷，已佚。

马氏[楷]《周易爻》，《七録》记载一卷，已佚。

沈氏[林]《周易义》，《七录》记载三卷，已佚。

武氏[靖]《周易杂占》，《七录》记载八卷，已佚。

梁氏[蕃]《周易开题义》[《唐志》作《开题论序疏》]，《隋志》记载十卷，已佚。

《周易文句义疏》，《唐志》记载二十卷，已佚。

《周易释序义》，《唐志》记载三卷，已佚。

周氏[弘正]《周易义疏》，《隋志》记载十六卷，已佚。

《陈书·周弘正传》记载：周弘正，字思行，是汝南安城人。起家担任梁朝太学博士，屡次升迁至国子博士。当时在城西设立士林馆，周弘正居住在那里讲授经义，听讲的士人倾动了朝廷和民间。周弘正向梁武帝呈上《周易》疑义五十条，又请求解释《乾坤》二卦的系辞，皇帝回答说：“我知道你和张讥等三百一十二人解释《乾坤》经文及二系辞，万机之中稍有空暇，就应当讨论。”太建五年，授予尚书右仆射，在任上去世，谥号为简。他所著的《周易》讲疏十六卷，《论语》疏十一卷，《孝经》疏二卷。颜之推说：“梁朝时，老、庄、《周易》总称为三玄，宣简文帝亲自讲论，周弘正辅佐弘扬大道，教化施行于郡邑，学徒千余人，确实是盛美之事。”

张氏[讥]《周易义》[或作《讲疏》]，《隋志》记载三十卷，已佚。

《南史》记载：张讥，字直言，是清河武城人。师从汝南周弘正学习。梁武帝曾在文德殿解释《乾坤》经文，张讥与陈郡袁宪等人参与。皇帝敕令他们议论，各位儒生都不敢先发言，张讥于是整理衣冠上前，咨询审问循环往复，言辞温和典雅。皇帝认为他不同寻常，赐给他裠襦绢，说：“表彰你稽古之力。”担任士林馆学士。简文帝提出《孝经》题目，张讥议论往复，很受赞赏。陈天嘉年间，担任国子助教。后主即位，担任国子愽士。东学宫的士人，陈朝灭亡后入隋，最终在长安去世。所撰写的《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后主曾经敕令将其著作抄录送入秘阁。

鲁氏[弘度]《易林》，《隋志》记载三卷，已佚。

《经义考》卷十三「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

崔氏[浩]《周易注》，《隋志》记载十卷，已佚。

《北史·崔浩传》记载：崔浩，字伯深，明元初年拜为愽士、祭酒，常给皇帝讲授经书。明元帝喜好阴阳术数，听到崔浩解说《易》及《洪范》五行，认为很好，于是命令他占卜吉凶，参看天文，考定疑惑。崔浩总核天人之间的关系，列举其纲纪的几家学说，多有应验。袭爵白马公，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迁司徒。崔浩自序说：“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叚承根三人，都是儒者，并有隽才，在西川享有声誉。每次与我讨论《易》，我用《左氏传》的卦象来解释，于是他们劝我作注。所以趁着退朝之余暇而为之作解。”十二

阚氏[骃]集王朗《易传》，已佚。

《魏书》记载：阚骃，字玄阴，是敦煌人。博通经传，三史羣言，过目则能背诵，当时人称他为宿读。注解《王朗易传》，学者借此通晓经义。撰写《十三州志》，流传于世。沮渠蒙逊重视他，常侍左右，拜秘书考课郎中，供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刋定诸子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牧犍对待他更加尊重，拜大行台，迁尚书。

刘氏[昞]《周易注》，已佚。

《魏书》记载：刘昞，字延明，是敦煌人。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的有五百余人。李暠任命他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注解《周易》，流传于世。蒙逊平定酒泉，拜秘书郎。在西苑筑陆沉馆，亲自前往礼遇。号玄处先生。每月供给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令官属以下都北面受业。世祖平定凉州，拜乐平王从事诸郎。

按《释文》引用刘氏注：「丰初九虽旬作钧」。

卢氏[景裕]《周易注》，已佚。

《魏书》记载：卢景裕，字仲孺，小字白头，是范阳涿人。专心经学，居住在拒马河，带一个老婢女做饭，妻子儿女不随从，又避地太宁山，居住没有产业，只在注解经书，世称居士。前废帝初年，除国子愽士，很受亲近优待，以不臣之礼相待。永熙初年，按例解职。天平年间，还乡里。河间邢摩纳与景裕从兄仲礼据乡作乱，逼迫他一同反叛，以响应元寳炬。齐献武王命都督贺拔仁讨平之，听说景裕经明

译行走时，有驿马的特征。不久后，（他）舍弃了这种状态，被任命去教导各位皇子，在馆舍居住，十天回家一次，随之享用鼎食般的美食。在此之前，景裕注释了《周易》《尚书》《孝经》《论语》《礼记》《老子》，他的《毛诗》《春秋》《左氏传》尚未完成。齐文襄王入朝在府第担任宰相，开设讲座招揽当时的俊才，命令景裕解说他所注释的《周易》。景裕对义理的阐述精微深奥，言辞从容优雅，当时有人提问质疑，或者互相诋毁呵斥，大声厉色，言语到了不恭敬的地步，而景裕神情庄重肃穆，风度诵讲始终如一，从容应对，没有破绽可寻。因此，士大夫君子们赞叹称美他。普泰初年，再次被任命为国子博士。兴和年间，补任齐王开府属官，在晋阳去世。景裕虽然没有聚集门徒进行教授，他所注释的《周易》在世间广泛流行。

译关氏《易传》，《宋志》著录一卷，尚存。

张晞《河东先贤传》记载：关朗，字子明，河东解县人，有经世济民的大才。有人用占卜推算来展示给人看，但他并不追求仕途显达。魏太和末年，并州刺史王蚪上奏任命子明为记室，并借此向孝文帝进言。孝文帝说：“张彝、郭祚过去曾提及他，朕认为卜筮之道不足以显现他的才能。”王蚪说：“此人言语微妙、道理深远，不是张彝、郭祚所能知晓的。”于是召见关朗，孝文帝询问《老子》《周易》，子明借玄妙之象发表言论，实际上陈述王道。第二天，孝文帝对王蚪说：“关朗是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难道仅仅是占卜推算而已吗？”便让王蚪与子明共同写成《疑筮论》数十篇（即今本《易传》）。孝文帝驾崩后，次年王蚪去世，子明于是不再出仕，隐居临汾山，向门人讲授《春秋》《老子》《周易》，号称“关先生学”。

《中兴书目》记载：关子明《易传》一卷，唐赵蕤注，阮逸整理刊正。

陈师道说：“世间流传的王氏《玄经》、薛氏传以及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都是阮逸所著。阮逸曾将草稿给苏明允看，而苏子瞻也说过此事。”

晁公武说：“关子明《易传》四库书目没有记载，李邯郸才开始著录。目录说：王通的《赞易》大概依据此书。”

陈振孙说：“关氏《易传》，《隋书》《唐书》志都不收录。有人说这是阮逸伪作。朱熹说：‘关子明《易传》，是伪书。’”

项安世说：“唐李鼎祚《集解易》详尽收录前世诸儒的说法，唯独没有所谓关子明的人，大概是阮逸伪作。”

王应麟说：“子明《易传》中关于‘卜百年’的义理，第一次以‘统’来阐述《易》义，论述大衍、乾坤、策数、盈虚、阖辟、理性、时变、动静、神义，最后以杂义第十一结束。”吴莱后序说：“我起初读《文中子中说》，颇载关朗子明的事迹；后来得到天水赵蕤所注的关子明《易传》十一篇，大致是《易》上下系义的疏解。首先叙述其出处本末，其次分述‘卜百年’数，另为一篇，似乎都出自王氏。有人说王氏《中说》本于阮逸，关氏《易传》始于戴师愈，戴师愈是江东老儒。看其传承所说的消息盈虚、爻象策数之类，唯独与张彝相问答。张彝曾向魏孝文帝推荐他，而王氏的《赞易》世传关氏之学，这又岂能全是假托而后成书呢？《易》的道理广大，世间谈论《易》的人，往往不寻求其道的统一，最终使他们的学问凿空而各不相同。因此谈论理数的人多沉溺于空虚，固守象数的人或流于谶纬，这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大概天地之初未曾有物，圣人特意依据其自然之理，所以推演为七八九六之数，不是随意画卦，将要彰显其未尽的奥妙罢了。后来的儒者如果造作其理，而过度追求其画卦，太玄准《易》，洞极又拟太玄。太玄的数起于三，而洞极的数也起于三，生以配天，育以配地，资以配人，犹如《易》所说的三极之道。所以凡三体九变，三九二十七，始于萌芽而终于几微，正当且通达。如今世人见到的此书也少，《中说》所载大概未曾涉及这些。然而王氏每每尊崇其学的来源，且想自当通达者以为圣人复出，王道复行，而洙泗礼乐之教复明于当世，莫非只是依托于此而夸大其词吗？至于以典礼考证，以龟策稽查，即人事以申明天命，悬历数以示将来，关氏之学大概深于《易》。虽然，从前子张曾想知道未来，圣人只告诉他过去的事情。所以三代常因其礼的大体而有时损益其制度，不是说王者有这种礼，必定超过其所卜之数。夏以金王得数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数之成。圣人不敢妄知，为其说者尊崇周汉废介酅，且以明真主正统之所归，这是后世谶纬之流。楚灵王想兼并天下，既然不能，占卜则役使龟甲而辱骂上天，孙皓也命令尚广占卜，且说：‘庚子之年，青盖入洛。’那两位君主，不曾醒悟自己修养不够，而只想依靠天意决断。所以天命吉凶，命历年，必以其类应，也可大概看出。元魏以下，争夺扰攘，乃若灼然亲睹其事，无有少差忒者，张彝被杀，乱端显现。不曾告诉他避祸，为什么呢？是其数吗？铨削选格，排沮武人，不可谓之数。果真其理有以召之故吗？虽然，法自此立，命由此出，圣人，是人而合天者。关氏还拳拳于天人相与之际，如今谈论天的人，类说：‘这是莫之为而为者’，最终至于废弃人事而不讲习。呜呼！关氏之学，大概孤立了。我想削去其不合者而著录其合者，且书写此以质于人。”

胡应麟说：“新旧《唐书》志，都无关氏《易传》，则此书为阮逸伪撰，无疑。”

李氏《周易义例》，佚。

《北史》记载：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人。从浮阳李周仁学习《毛诗》《尚书》，从章武刘子猛学习《礼记》，从常山房蚪学习《周官》《仪礼》，从渔阳鲜于

译灵馥学习《左氏春秋》。前往拜见大儒徐遵明求学，在门下学习五年，被称为高材生。编撰审定《孝经》《论语》《毛诗》及三《礼》的义疏，以及三《传》的异同和《周易》的义例，共计三十多卷。被推举为秀才，授任太学博士。文襄帝征召他前往晋阳。天保初年，兼任国子博士。去世后，特别追赠廷尉少卿。

译权会《周易注》已佚。

《北齐书》记载：权会，字正理，河间鄚县人。年少时学习郑玄的《易》学，探究深奥隐秘的道理，精妙地穷尽了幽深细微之处。对《诗经》《尚书》和“三礼”，文义通达完备。北魏武定初年，被举荐为孝廉，对策考中上等。初次做官任四门博士。皇建年间，转任加授中散大夫。每当为人占卜，无论大事小事必定准确。只是运用爻辞、彖辞和象辞来辨别吉凶，关于《易》占的其他内容都不经口说出。著有《周易注》一部，在当时流传。

何妥《周易讲疏》已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三卷，《北史》著录三卷。

《北史》记载：何妥，字栖凤，西城人。入北周后，在太学担任博士，封襄城县男。隋文帝受禅即位后，任命为国子博士，加授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外放任龙州刺史，因病请求还朝，皇帝下诏准许。不久任国子祭酒，在任上去世，谥号为肃。撰写《周易讲疏》三卷、《孝经义疏》二卷，都在当时流传。

王通《赞易》十卷，已佚。

杜淹说：“文中子续写《诗》《书》，匡正礼乐，修撰《玄经》，阐发易道。经过九年，六经大体完成，门人从远方而来。河南董常、泰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征、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人，都尊称他为老师，北面受业，学习辅佐君王的道理。”

王谠说：文中子在隋末隐居在白牛溪，著书《王氏六经》。在北方传授学问，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唐朝初年，多人在辅佐帝王之列，而《王氏六经》最终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元和初年，刘禹锡撰写《宣州观察使王赟碑》，极力称赞文中子能昭明大道，以大中之道立言，游历其门下的人都是天下的俊杰。其余士大夫的议论及史册中，没有提及文中子的。司马光补传说：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向东海李育学习经书，向会稽夏玙学习《诗》，向河东关朗学习《礼》，向北平霍汲学习《乐》，向族父王仲华学习《易》。仁寿三年，西入长安，进献《太平十二策》，皇帝不能采用，罢归回家。不久又征召他，炀帝即位后，又征召他，都称病不到，专心以教授为事。于是著《礼论》二十二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玄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称为《王氏六经》。大业十年，尚书召王通任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召，都不到。十四年，病死于家中，门人谥他为文中子。

黄震说：“文中子的书，将《易》与《老》并提，将释、老与儒视为三教，大概也是六朝流俗罢了。”

王应麟说：“王通，字仲淹，著《赞易》七十篇，阐发易道来申明先师的旨意。”

吴师道说：程颐说：“王通是隐德君子，他的话被人附会，不能说是完整的书。论其精粹之处，不是荀子、扬雄所能达到的。续经之类的作品，都不是他写的。”朱熹极力论述续经的僭越，又说：“至于假借卜筮象《论语》，而强行引用唐初文武名臣作为弟子，这是王福畤所为，而不是王通的本意。”两位先生对王氏的评论，是恰当的。我曾经看韩愈的《送王含序》，说读《醉乡记》，悲叹其寄托于昏冥以逃避不遇，圣人归附的人，认为是功绩。大概王通的弟弟，王通的学问，以尊崇孔子，与韩愈同类，为什么没有一句话提及他？称赞《醉乡》的文辞，而《续经》中的学说，反而不称道呢？由此思考，王福郊、王福畤与其门人，既附会成书，当时耳目尚近，所以藏在家中不敢拿出。料想几代之后，大概不再有辨别的人了，所以刘禹锡、李翱才开始举其名。二人与韩愈同时，而韩愈独自未见，大概其传闻尚不广泛。唐末皮日休、司空图喜好它，而开始彰显其出没隐显的缘故，可以知道了。然而其岁月事实，矛盾冲突，终究不足以掩盖后世的耳目。夫子对于亲人，弟子对于老师，他们尊崇褒美的，固然无不极其至诚，但应当以诚心不欺为主，虚美诬辞，难道是为了爱吗？不仅自陷于妄伪，反而成为父师的累赘。以至于有人不相信真有这个人，福郊、福畤门人的罪过，可胜诛哉！因此写下来作为世人的警戒。

杨时乔说：诸儒认为文中子的《易》，出自关朗。自称阐发易道，以申明先师的志向。所阐发的，也只是易的末节罢了。这是因为不了解易理的缘故。

陆世仪说：“世人评论文中子的，多不相同。有极力诋毁的，有极力称赞的，他们的言论都不平允。只有程颐说王通是隐德君子，当时的言语，后来被人附会，其精粹之处大概不是荀子、扬雄所能达到的。至于续经之类的，都不是他所作，这是最恰当不可改变的理论。”

王又玄《周易注》已佚。《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卷。

王凯冲《周易注》已佚。《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卷。

侯果《易说》已佚。

王应麟说：“‘朋盍簪’，簪是疾的意思。直到侯果才开始有冠簪的解释。”晁景迂说：“古代礼冠，没有簪的名称。”

虔薛《周

译《易音注》已散佚。

胡一桂说：“虔薛的音注，见于陆德明的引用。”

译临氏（孝恭）《孔子马头易卜书》一卷，已佚。

《隋书·艺术传》记载：临孝恭，京兆人，通晓天文算术，高祖对他非常亲近礼遇。当时考定阴阳官，官至仪同三司。

何氏《六象论》（以下失名）一篇，已佚。

《玉海》记载何襄城论述六象说：“实象，叫假象，叫偏象，叫圆象，叫义象，叫用象。”萧氏对此提出质疑，不采纳偏象、圆象，而确立四象之说。

谢氏《周易注》，《七录》记载为八卷，已佚。

庄氏《易义》，已佚。

按庄氏对《易》的解释，《正义》屡次引用。他论述《彖》时说：“彖，就是断。断定一卦的意义，所以名为彖。”共有十二种体例，孔氏称赞他义理严密，他所阐释的《巽》卦被认为符合正旨。刘瓛将《系辞》下篇分为十二章，庄氏定为九章，《正义》采纳了他的说法。至于解释“豫利建侯，行师”，他认为“建侯”即“元亨”，“行师”即“利贞”，孔氏认为《屯》卦“元亨利贞”文后另说“利建侯”，因此认为庄氏的说法不对。

又按《正义》所引用的庄氏说法，常与褚仲都相同。只有王弼注“恒而亨以济三事”，褚氏认为是“三事为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庄氏则认为“三事无咎是一，利是二，贞是三”，意见不同。

傅氏《周易注》，《隋志》记载为十三卷（《启蒙翼传》作十四卷），已佚。

按《释文》记载：泰卦初九引用傅氏注，彚是古伟字，意为美。贲卦卦辞引用傅氏注，贲是古斑字，意为文章的样子。萃卦初六引用傅氏注，一握作渥。

卢氏《周易注》，《隋志》记载为十卷，已佚。

范氏《周易音》，《隋志》记载为一卷，已佚。

颜氏《周易立成占》，《隋志》记载为三卷，已佚。

颜氏《周易孔子通覆决》，《隋志》记载为三卷，已佚。

郑氏《易脑经》，《隋志》记载为二卷，已佚。

晋代《易髓》八卷（现在仅存二卷），残缺。

冯椅说：“前代史志没有记载，南宋中兴时从民间获得，题署为晋人所撰。”

《周易杂论》，《七录》记载为十四卷，以下各书均佚。

《周易问》，《隋志》记载为二十卷（《唐志》作十卷）。

《拟周易义疏》，《七录》记载为二十卷。

《周易文句义》，《隋志》记载为二十卷。

按此疑即梁蕃所著之书。

《周易新图》，《七录》记载为一卷。

《周易谱》，《隋志》记载为一卷。

《周易杂占》，《隋志》记载为十三卷（又有十一卷本）。

《易要决》，《隋志》记载为二卷（《七录》作三卷）。

《周易新林》，《隋志》记载为一卷（又有二卷本）。

《周易林》，《隋志》记载为十卷（《七录》作三十三卷）。

《易赞林》，《隋志》记载为二卷。

《易立成》，《隋志》记载为四卷。

《神农重卦经》，《隋志》记载为二卷。

《文王幡音》，《隋志》记载为一卷。

《易三备》，《隋志》记载为三卷（又一卷本）。

郑樵说：“上备言天文，中备言卜筮，下备言地理。”

《宋志》题署为孔子师徒所述，大概是依托之作。

《易占》，《隋志》记载为三卷。

《易射覆》，《隋志》记载为二卷（又一卷本）。

《易林要决》，《隋志》记载为一卷。

《周易厯》，《隋志》记载为七卷。

《周易初学筮要法》，《七录》记载为一卷。

《易厯决疑》，《隋志》记载为二卷。

《周易卦林》，《隋志》记载为一卷。

《易新图序》，《隋志》记载为一卷。

《易通綂图》，《隋志》记载为二卷（又一卷本）。

《易綂卦验玄图》，《隋志》记载为一卷。

《易八卦斗内图》，《隋志》记载为二卷（又二卷本）。

《周易八卦五行图》，《七录》记载为一卷。

《周易斗中八卦絶命图》，《七录》记载为一卷。

《周易斗中八卦推游年图》，《七录》记载为一卷。

《周易髓脑》，《隋志》记载为二卷。

《周易分野星图》，《隋志》记载为一卷。

《经义考》卷十四“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十三

魏氏（征）《周易义》六卷，已佚。

《旧唐书·魏征传》：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李密征召他，任典书记。窦建德任命他为起居舍人。隐太子引荐他任直洗马。太宗引荐他任詹事主簿。太宗即位后，拜为谏议大夫，升任秘书监，代替王珪任侍中，加授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特进知门下事，拜太子太师。去世后，追赠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

按此书新旧《唐志》均未记载，大概即是《史证口诀义》，只因荆南田镐藏书目录误说是魏郑公所撰，而绍兴年间秘书省续编到的四库阙书目也记载了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已纠正其错误，现在仍著录于此，担心博闻者指摘其遗漏。

孔氏（颍达）等《周易正义》，《旧唐志》记载为十四卷（《中兴书目》同《新唐志》作十六卷），现存。

《新唐书·孔颖达传》：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太宗平定洛阳后，授文学馆学士，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除国子司业。一年多后，以太子右庶子兼司业，加散骑常侍，爵位晋升为子。很久之后，拜祭酒，后退休，去世陪葬昭陵，追赠太常卿，谥号宪。起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谈受诏撰写五经义训，共百余篇，名为《义赞》，诏令改为《正义》。虽然包罗各家之说，详尽广博，但其中不能没有错误冗杂之处，博士马嘉运加以校订。

译他们的失误严重到互相讥讽诋毁，皇帝下诏命人重新裁定，但工作尚未完成。永徽二年，皇帝下诏让中书省、门下省与国子监三馆的博士、弘文馆的学士共同考订校正。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在此基础上加以增删修改，这部书才正式颁布施行。

译《新唐书·志》记载：国子祭酒孔颖达、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太学博士马嘉运，太学助教赵干叶、王谈、于志宁等人奉诏撰写。四门博士苏德融、赵弘智负责覆审。

《崇文总目》记载：唐代太尉长孙无忌与各位儒生刊定。宋朝端拱初年，国子祭酒孔维等人奉诏校正其文字。主要申述王弼的易学。

孔颖达序言说：所谓“易”，就是取象；所谓“爻”，就是效法。圣人仰观俯察，取法天地以养育万物，云行雨施，效法四时以生成万物。如果用道来顺应，那么天地有序而万物和谐；如果逆道而行，那么六位倾覆而五行混乱。所以君王行动必定遵循天地的法则，不让任何一物失去其本性；行事必定协调阴阳的适宜，不让任何一物遭受其害。因此能够包罗宇宙，应对神明，宗庙社稷因此无穷尽，教化风范因此不朽。如果不是道极玄妙，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这是乾坤的大造化，对生灵有益。至于龙从黄河出现，八卦就宣扬其象；麒麟在沼泽受伤，十翼就彰显其用。这项事业依托九位圣人，历时三个古代。等到秦朝灭亡，金镜未坠，这种文化在汉代治理中得到复兴，珠囊重新兴起。儒家中传承《周易》的，西汉有丁宽、孟喜、京房、田何，东汉有荀爽、刘表、马融、郑玄，大体上互相祖述，没有特别超群的。只有魏代王弼的注解独冠古今，所以江左的儒生都传承他的学问，河北的学者很少能比得上。江南的义疏有十多家，都崇尚虚玄的言辞，义理多浮夸荒诞。推究《周易》的道理难以穷尽，虽然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就是“有”而教“有”。如果谈论住内住外的空，就能就所的说法，这义理涉及佛教，不是孔门的教育。既背离了根本，又违背了注解。至于复卦说：“七日来复”，并解释说：“七日应当是七月。意思是阳气从五月建午开始消退，到十一月建子才开始恢复，历经七个时辰，所以说七月。”现在考察王弼的注解说：“阳气开始剥尽，到恢复时总共七天。”那就是阳气剥尽之后，总共经过七天才开始恢复。但是阳气虽然在建午之月开始消退，到建戌之月，阳气还在，怎么能说是七月恢复呢？所以郑康成引用《易纬》的说法，建戌之月阳气已尽，建亥之月纯阳用事，到建子之月阳气才生，隔着这个纯阴的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来说，所以说七日来复。仲尼的纬书分明如此，王弼的注解也是这样，郑康成的说法遗迹可寻。王弼的注解在前，各位儒生在后背离，考察其义理，难道能通吗？又蛊卦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王弼注解说：“甲，是创制法令，又像汉代的时候，甲令乙令。”王弼又说：“令洽乃诛，所以后之三日。”又巽卦说：“先庚三日，后庚三日。”王弼注解说：“申命令叫做庚。”王弼又说：甲庚都是申命的含义。各位儒生与郑氏的说法相同，认为甲是宣令的日子，先之三日而用辛，想要取改新的含义；后之三日而用丁，取丁宁的含义。王氏注解本来不是这样，而他们又不顾其注解，妄作异端。现在既然奉诏删定，考察其事，必定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王弼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想要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仍然担心鄙才短见，意未周尽，谨与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臣马嘉运、守大学助教臣赵干叶等人共同参议，详其可否。到十六年，又奉诏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等人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为之正义，共十四卷。希望上裨圣道，下益将来，所以序其大略，附之卷首。

欧阳修说：“于志宁撰写《孔颖达碑》，与《唐书·列传》相比，字有不同。《传》说：字仲达；《碑》说：字冲远。可以纠正《传》的谬误。”

张唐英说：“孔颖达《周易正义》，发明三圣之旨，通贯万化之蕴，他也很精通易学吧？”

陈振孙说：序言说十四卷，馆阁书目也说。现在版本只有十三卷，按《五经正义》本，唐贞观中孔颖达与颜师古等人受诏撰写《五经义赞》，后改《正义》。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永徽二年，中书门下于志宁等人考订增损，书始布下。其实非一手一足之力，世但称孔疏耳。其说专释一家注文为正。

程珌说：“自王弼以后，江南义疏祖尚虚无。到唐孔颖达辨析音义，颇为当时所宗。然至于圣贤用心，斯道大统，固未之深及也。”

黄震说：“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训诂之学，用意良苦，如汉马、郑之流矣。”

胡一桂说：“易正义大概因王弼、韩康伯注为之，解释敷演于义理、象数之学，未能卓然有所见也。”

王袆说：“孔颖达撰定诸经之疏，号曰正义。自是以来，着为定论。凡不本

译对于违背正道的人，称之为异端。这确实是求学者的宗师，是百代人都所信赖的。」

译查《叶氏菉竹堂书目》载有《长孙无忌周易要义》五册，共十八卷。无锡秦对岩前辈，现今拥有此书，其内容大体与《周易正义》相同。考证得知，《周易正义》正是由长孙无忌刊定的，并非另外一本书。

《周易玄谈》六卷，已佚。

董真卿说：孔颖达与颜师古等人共同撰写《周易正义》，又撰写了《玄谈》六卷。

查绍兴年间书目中有记载。

陆氏[德明]《周易文句义疏》，《唐书·经籍志》载二十四卷[本传载二十卷]，已佚。

《周易大义》[《唐书·经籍志》写作《文外大义》]，《隋书·经籍志》载二卷，已佚。

《旧唐书》记载：陆德明，苏州吴县人。唐太宗征召他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贞观初年，拜为国子博士，封英县男。

《新唐书》记载：陆元朗，字德明，以字行世。隋大业初年，任太学博士。世人称颂：研究《左传》的有徐文远，研究《礼记》的有褚徽，研究《诗经》的有鲁达，研究《周易》的有陆德明，都是一时的杰出人物。

《周易释文》，《唐书·经籍志》载一卷，现存。

陈振孙说：书中多引用汉魏以前各家的学说，大概是因为唐初的各种书籍都还在。卦首注释“某宫某世”，采用的是京房的说法。

王氏[玄度]《周易注》，《旧唐书·经籍志》载十卷，已佚。

《册府元龟》记载：王玄度任校书郎，贞观十六年十月，呈上所注《尚书》《毛诗》《周易》以及义次三卷，其中与旧解特别不同的有一百九十多条，交给学官详细审查其是否可行。众儒生都因袭先师的学说，讥讽他穿凿附会，王玄度随机应答，始终不肯屈服。唐太宗想要广闻博见，将这些书一并收入秘府。

任氏[希古]《周易注》，《唐书·经籍志》载十卷，已佚。

计敏夫说：“任希古，字敬臣，棣州人，考中孝廉。虞世南器重他，任弘文阁学士，最终官至太子舍人。”

薛氏[仁贵]《周易新注本义》，《唐书·经籍志》载十四卷，已佚。

《旧唐书》记载：薛仁贵，绛州龙门人，任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追赠左骁卫将军。

欧阳棐说：“苗仁客撰写的《薛仁贵碑》说：‘薛礼字仁贵，河东汾阳人。’”

李氏[淳风]《周易玄义》，《通志》载三卷，已佚。

《周易薪冥轨》，《通志》载一卷，未见。

《旧唐书》记载：李淳风，岐州雍县人，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天文历算和阴阳之学。贞观初年，在太史局任职，授太常博士，不久转任太史丞，升任太史令。

查一斋书目中有记载。

袁氏[天纲]《易镜玄要》，《通志》载一卷，已佚。

《旧唐书》记载：袁天纲，益州成都人。隋大业年间，任资官令。武德初年，蜀道使詹俊凭赤牒任命他为火井令。

阴氏[弘道]《周易新论传疏》[弘或作洪]，《唐书·经籍志》载十卷，已佚。

《新唐书·艺文志》记载：颢之子，临涣令。

《崇文总目》记载：洪道继承其父阴颢的学业，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的学说，参订其长处，合为七十二篇附于《周易》，对《易》学有辅助作用。

查绍兴阙书目中有记载。

王氏[勃]《周易发挥》，《唐书·经籍志》载五卷，已佚。

杨炯说：您所著的《周易》在晋卦处穷尽。

《旧唐书》记载：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年纪未满二十，应幽素举，考中。上元二年，前往交趾探望父亲，渡海时落水而死。王勃喜好著书，撰写《周易发挥》五卷，死后大多遗失。

《新唐书》记载：王勃曾研读《周易》，夜里梦见有人告诉他：“《周易》有太极，你努力思考它。”醒来后撰写《易发挥》数篇，写到《晋卦》时因病停止。

崔氏[憬]《周易探玄》，已佚。

李鼎祚说：“崔氏《探玄》，批评前代学者[指大衍说]以及自我估量，难免有小瑕疵。”

查崔憬的时代，无法考证。李鼎祚《周易集解》引用最多，称为新义。其中援引孔颖达的疏证，其为唐人无疑。

赵氏[蕤]注《关子明易传》一卷，现存。

赵蕤自序说：“赵蕤并非圣人，五十岁怎能知晓天命？然而从事于《易》学研究，即使在战乱离乱中未曾放下书卷。大概天命深奥精微，无法探究其极致，而关子明的传注，赵蕤粗略通晓。但遗憾此书亡失过半，现今所得无法编排次序，只能随文义解释注解，希望学者触类旁通而增长见识，应当自己明白罢了。”

孙光宪说：“赵蕤，梓州盐亭人，博学韬略，长于经世济民，夫妇都有隐居的操守，不应征召。”

祝穆说：“赵蕤笃学不仕，与李白交好，曾著书，号《长短经》。”

曹学佺说：“赵蕤，梓州人。李白曾师从他，即所谓的赵征君。”

张氏[弧]《周易王道小疏》，《宋史·艺文志》载五卷[绍兴书目载十卷]，已佚。

查世间所传的卜子夏《易传》，晁景迂认为是张弧伪作，而张弧自有《王道小疏》，可惜其书不传，无法辨别其辞旨的异同。张弧不详是何时人所著，《素履子》三卷，题曰“唐将仕郎试大理寺评事考子夏易传”，开元年间即诏令儒官详定，而资州李氏《集解》屡次引用其意，其为唐初人吗？

王氏[隐]《周易要削》，《宋史·艺文志》载三卷，已佚。

胡一桂说：“自题丘园子王隐自序说：‘总括康成、辅嗣等人的学说’，称为要削，意思是撮取其要点。称天

译宝应庚寅年，知道这是唐代人的著作。”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新唐书》中称为《集注周易》），《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为十七卷（《中兴书目》和《通考》记载为十卷），尚存于世。

译《周易集解》十卷，唐代著作郎李鼎祚编纂。书中汇集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驎士、卢氏、崔觐、孔颖达等三十多家易学家的注解。并附录《九家易》和《干凿度》，共十七篇。其中所采纳的观点，以虞翻的学说为最多。

《中兴艺文志》记载：李鼎祚在《易宗》一书中，郑康成排斥王弼。

李鼎祚在自序中说：“推究那开创三教、统摄九流的根本，实在是治国齐家、修身正道的正确方法。自从商瞿入室，亲自传授微言大义，百家传注，绵延千载。虽然其间多有穿凿附会，但终究未能测度其渊深奥妙。只有王弼和郑玄的学说相互沿袭，在当世颇为流行。郑玄多参酌天象，王弼则完全阐释人事。况且《易经》的道理，难道偏执于天象或人事中的一端吗？这导致后学之辈，纷然淆乱，各自固守狭隘的见解，无法辨别源流。天象遥远而难以探寻，人事切近而容易习得，于是那些浅薄之人，听到折杨皇华这类浅显的道理便哄然一笑，所谓‘方以类聚’，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我年少时仰慕玄学之风，潜心研读古籍，纵观自汉代以来直到大唐，采集众贤的遗言，探讨三圣的幽深精微，汇集虞翻、荀爽等三十多家学说，删削王弼的荒谬言论，补全郑玄遗漏的卦象，各自列出名义，共同契合玄理。前代儒者有所未详之处，我便加以增删，每到章句之处，都并列各家发挥，使蒙童之辈，一看便能领悟；通达之士，也能得意忘言。当仁不让于师，论道岂能愧对前哲？至于卦爻彖象，道理涉及重玄，经注文言，书写不尽，另外撰写《索隐》，错综分析根源，音义并存，详尽明了。对于王弼的《略例》，得失参半，采葑采菲，不弃下体，仍附在经文末尾，以广见闻。共成十卷，以赠同好，希望后来的君子，没有疑惑。

计用章在后序中说：“《易经》这部书，无所不通，大到天地之变，小到鳞介之动，通过数象来推求，唯有神妙才能测度。圣人去世后，七十弟子相继离世，后来出师者各自专攻其习，所以同异派别由此产生。晋魏之际，传习者尤其众多，唯独王弼与众不同，摘去拘泥滞碍之处，专门论述人事，大概得到了圣人作《易》的本意，因此历代重视它，列入学官，学者诵读它。其他儒者的章句，于是废弃不传，若非喜好古雅博学之人，世间很少流传。”庆历壬午年，相府策试贤良六题，其中一题出自此书，我素来未曾见过，贤良们大多答不上来。这年冬天，我被贬谪北归，复官汉东，到淮安太守平阳公的馆舍停留。平阳公的先德是学士，蜀地的儒学宗师，以博学闻名，我趁机向他请教，于是他拿出先学士所藏的李氏《易》本，让我和他的儿子彦孚学习。此书会集数十家章句，选取相合者著录，对于解卦不同的，各家世变正位，时来旁通，互相采撷颇为烦琐详尽。就像何休作《春秋》那样，他所采纳荀慈明、虞仲翔的学说为多，而排斥王氏、李氏的志向。彦孚既已授业完毕，且想在中都求取功名，与先学士的意愿相合，于是封存别本，嘱托亲近的眉阳人孙景初招募工匠刊刻，以广流传。唉！此书意例虽然不同，但其精妙之处连环错综，有理可证，似乎不是一个人的学问所能涵盖。大概孔子之后，师徒相承，直到虞翻、荀爽，难道《易》的道理，天地人鬼神万化，巨细无不贯通吗？后世的学者不能兼明直顺，所闻之言邪僻。古代能事亡逸者多矣，后来或许有惋惜之人，何况此书存有圣贤的遗旨呢？他日若有沉深志古之人得到它，怡然自得以广见闻，这也是平阳氏的世德啊。庆历甲申年七月。

晁公武说：李鼎祚的《集解》都避唐讳，又将序卦各冠于杂卦之首。他的序言说：删削王弼的荒谬言论，补全郑玄遗漏的卦象，大概是宗奉郑玄的学者。《隋书·经籍志》所录《易》类六十九部，现在只有五部，关朗不载于目录，《干凿度》自是纬书，焦赣《易林》又属卜筮。《子夏易传》有人说张弧伪作，那么《隋志》所录，除了王弼的书，其他都未曾见到。只有李鼎祚所集诸家之说，时常可见其大旨。唐录称李鼎祚书十七卷，现在只有十卷，大概也丢失了七卷，可惜啊。

李焘说：“李鼎祚自序只说十卷，没有亡失。”

陈振孙说：“隋唐以前，易家诸书，散佚不传的，依靠此书还能看到一二，而所取于荀爽、虞翻的尤其多。九家者，是汉淮南王所聘明易的九人，荀爽曾为之集解。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载说卦易象，本于九家易。”

朱睦桔序说：“《唐艺文志》称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根据李鼎祚自序说十卷，而首尾俱全，初无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据而云十七卷？《崇文总目》及《邯郸图书志》也称七篇逸，大概是承袭唐史的错误。李鼎祚解经多避唐讳，又将序卦冠于各卦之首。所引有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

译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驎士、卢氏、崔觐、伏曼容、孔颖达，共三十二家。又引用九家易《乾凿度》等说法，其中义理有未详尽之处，李鼎祚便加以增删删削。我曾综合考察其义例，大概是尊崇郑玄之学的学者。”自商瞿之后，注解《周易》的有百家，而郑玄、王弼最为显赫。郑玄之学主张象数，王弼之学主张名理。自汉晋以来，两家学说并存。到了刘宋初年，颜延之担任国子祭酒，罢黜郑学而推崇王学。当时陆澄、王济等人认为不可。从此以后，汾阳一带的儒者多主张郑学，江左及青齐一带多主张王学。唐朝兴起，孔颖达受诏撰定五经正义，在《周易》方面只取王弼的传注，于是郑学便废弃了。前代专门之学也从此失传，令人感叹不已！《周易》包含圣人之道四方面，世间谈论理义之学的，只关注其文辞罢了。象的变化与占卜，难道可以缺失吗？昔日吴国季札到鲁国观乐，见到《周易》的卦象高兴地说：“周礼全都存在于鲁国了。”因此，象是《周易》的源头。有了象才产生文辞，文辞显明后才有变，变显现后才有占。如果只崇尚文辞，不再推究《大传》中天道与人道的根本，分裂为二，可以吗？郑玄距离古代不远，他所编纂论述的必定有所依据。李鼎祚担心其失传，从而推广其学说，同样对《周易》有裨益。这部书刻印于宋末，世间罕见，现存者近年我从李中麓处得到，再次校勘刊印以流传，希望使圣人之道不至于偏颇滞塞，而自汉至唐三十家的言论，也不至于湮灭无闻。李鼎祚，资州人，在唐朝任秘阁学士，以经术著称于当时。等到查阅唐列传与《蜀志》，都未见其人，难道是遗漏了吗？还是另有记载呢？因此附论著于此，以等待博雅之士考证。

译潘恭定公作序说：“这是唐代李鼎祚所辑的《易解》，刻印此书的是我明朝宗室西亭氏。六经的道理宏大，而《易经》作为其本源，自古伏羲氏统治天下时，开始画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周文王作卦辞，周公旦作爻辞，孔子撰写十翼加以系联，用来阐明阴阳的奥秘，揭示天地的奥秘，这真是达到了极致！俗话说：‘乾坤毁灭了，就无法看见《易经》，’意思是《易经》与天地同始终。自从卜商（子夏）以后，传注《易经》的百家争鸣，只有王弼和郑玄被众人所尊崇，在历代颇为流行。李鼎祚认为郑玄多参酌天象，王弼则完全解释人事，《易经》的道理，难道偏执于天或人吗？于是采集遗存的言论，从汉代直到唐代，汇集虞翻、荀爽等三十多家，删去王弼粗疏的文本，补充郑玄散失的卦象，他的用心是勤勉的。阴阳二气运行，彰显过去、察知未来，没有比天道更幽深的，而八卦具备这些；消长盈虚，其数理不可忽略。贞悔相互因循，杂糅事物、撰述德行，没有比人事更难辨别的，而六爻穷尽了这些，乘承得失，其道理不可遗漏。所以说：‘《易经》是介于天与人之间的。’谁将它合而为一，谁又将它分离？李鼎祚推崇郑玄，排斥王弼太过分了。等到宋代，儒道彰明，如程颐的《易传》，朱熹的《本义》，都源于王弼的学问，而这两本书在当时广泛流行。近代沿袭此风，将其立于官学，凡是老师所教导、学生所学习的，只尊崇朱熹。因此孩童专攻这一门技艺，到老有时还不能说清，大概是因为安于所习，诋毁未见，最终自我蒙蔽，这是学者的通病。儒学先贤曾说：隋唐以前，《易经》各家的书，散佚不再流传，依靠李鼎祚的这本书，还能看到其中一二，那么这部书怎么可以废弃呢！西亭氏，具有陈思王曹植的卓越才华，仰慕河间献王的典雅，文辞超群，跻身古代作者的行列。近年喜好《易经》，潜心研读，于是用所得到的宋本，招募能工刻印，以广泛传播，难道不是懂得根本的人吗！现在昆仑的水，其发源时，浩渺无边，演变为河流，汇聚为沧海，到了大海，水的景象就穷尽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易经》，好比昆仑的源头；李鼎祚的集解，好比河流的众多支流；程颐、朱熹的传义，好比大海的汇聚。因此通过集解追溯四圣的微言大义，那么其端倪可以推测；通过集解探究程、朱的著述，那么其脉络更加清晰。传说：‘先王祭祀河流，先祭河而后祭海，有的追溯源头，有的关注归宿，这都是务求根本。’那么这部书的刻印，具有先祭河的意义。刻印完成后，交给我阅读，并且嘱托我作序。我于是梳理其大概，使后来的读者有所考证。

按：资州有李鼎祚读书台，见于袁桷《清容居士集·易集解》所采《中兴书目》仅列出三十家，此外还有伏曼容、姚规、朱仰之及彭城蔡景君的解说。

《易髓》宋代目录记载三卷，已佚。

郭氏《京易举正》宋代目录记载三卷，现存。

《崇文总目》：唐代苏州司户参军郭京撰写。郭京世代传授五经，得到王弼、韩康伯手写的《易经》，与当时流行的版本相比，有些差异驳杂，所以举正其错误并著于篇。

《中兴书目》郭京自序说：得到王弼、韩康伯手写定本，与现在习用的版本相比校，有的将经文混入注中，用注当作经，小象中间以下的句子反而居上，爻辞注内的后义却处于前，兼有脱漏二字、颠倒谬误的，都依据定本举正其错误，总共一百三十五处，二百七十三字。

晁公武说：郭京自称家藏王弼、韩康伯手札《周易》本及石经校正一百三十五处，二百七十三字。大概是用卦辞和彖辞相互校正，有阙漏处可以推知。他托称得到韩康伯、王弼手札及石经。例如涣卦卦辞‘利涉大川’下有‘利贞’二字，而彖辞没有，就增入；渐卦卦辞‘女归吉’下没有‘也’字，而彖辞有，就削去。其他此类情况。

洪迈说：‘《易举正》三卷，说曾得到王弼、韩康伯手写注定传授真本，与现在世间的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举人等本相比校，举正其错误共一百三节，现在略取其中明白的二十处记载于此。’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象辞说：‘履霜，阴气开始凝结，顺从其道，导致坚冰。’今本在象辞‘霜’字下误增‘坚冰’二字。屯卦六三：‘象辞说，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今本脱‘何’字。师卦六五：‘田有禽，利执之，无咎。’原本‘之’字行书向下引脚稍像‘言’字，转写相沿，所以误作‘言’。观卦注义也全不作‘言’字解释。比卦九五：‘象辞说，失前禽，舍逆取顺也。’今本误倒其句。贲卦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误作‘小’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刚柔交错’一句。坎卦‘习坎’上脱‘坎’字。姤卦九四：‘包失鱼。’注云：‘有其鱼，故失

译之也。」今本误作「无鱼」。蹇卦九三爻辞：「往蹇来正。」今本作「来反」。困卦初六爻辞：「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在「谷」字下多出一个「幽」字。鼎卦彖传：「圣人亨以享上帝，以飬圣贤。」注解说：「圣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飬圣贤。」今本正文多出「而大亨」三个字，因此注文也错误地增大了「亨」两个字。震卦彖传说：「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今本脱漏了「不丧匕鬯」这一句。渐卦象传说：「君子以居贤徳，善风俗。」注解说：「贤徳以止巽，则居风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脱漏了「风」字。丰卦九四爻辞：「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脱漏了「志」字。中孚卦彖传：「豚鱼吉，信及也。」今本在「及」字下多出了「豚鱼」两个字。小过卦彖传：「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脱漏了「可」字，而在「事」字下错误地增补了「吉」字。六五爻辞：「象曰，密云不雨，巳止也。」注解说：「阳巳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巳上」，因此注文也错误地作「阳巳上故止也」。既济卦彖传说：「既济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脱漏了一个「小」字。系辞下传：「多誉，四多惧。」注解说：「惧近也。」今本错误地将「近也」二字当作正文，而注文中又脱漏了「惧」字。杂卦传：「蒙稚而着。」今本将「稚」字误作「杂」字。我前不久在福州的道藏中见到这本书并传抄下来，后来在后省看到晁公武所进献的《易解》，其中多处引用此书。世间很少有这样的书了。

译李焘说：“郭京这本书使得经传不再混淆杂乱，残缺的文本重新恢复完整，对学者颇有裨益。然而，他能够推究诸侯的忧虑，衍生侯的字义，从而成就言辞吗？‘艮’字应当作‘诚’字。像这类情况，郭京大概并不知晓。难道王弼、韩康伯的旧本本来就难免有错误吗？郭京是开元以后的人，所以他所写的书没有被著录，其始末也不详细紧要，实在可惜。”

赵汝楳说：“郭京作《举正》，自以为得到了王弼、韩康伯手写注定的传授真本，对今天的《易经》有所增删，共一百零三条。坤卦初六的象传说：‘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郭京的本子没有‘坚冰’二字。考察这是举出爻辞来贯通文义，是说言及履霜就立刻涉及冰，因为霜是阴气凝结的极致，所以说‘始凝’来表明坚冰的逐渐形成。如果说‘坚冰’，只说‘始凝’，那么‘始’字就没有产生的原因了。或许郭京是因为魏国许芝的回答才这样说的。占卜史官一时的言论，可以依据它来修改经文吗？比卦九五的象传说：‘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郭京的本子把‘失前禽’放在‘舍逆取顺’之上，意思是他认为解释的辞语在上，爻辞在下，于是将其颠倒。考察小象传中类似的情况很多。恒卦九四说：‘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解卦初六说：‘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旅卦九三说：‘丧其僮仆，象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凡是这些与此完全相同，这是圣人互相阐明文义、揭示道理的妙处，怎么可以凭主观臆断来更改呢？《易经》是全书，后人尚且挟持王弼、韩康伯的名望来更改古文，其他经典还有什么指望呢？”

王应麟说：“旅卦初六，‘斯其所取灾’。王弼注说：‘为斯贱之役。’郭京认为‘斯’字应当作‘<亻斯>’。我考察：《后汉书·左雄传》中‘职斯禄薄’，注解说：‘斯，贱也。’不必改作‘<亻斯>’字。”

黄宗炎说：“郭氏《易》举正文，其义理比今本更为优长。”

《经义考》卷十五“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十四

东乡氏[助]《周易物象释疑》唐志一卷，未见[一斋书目有]

助自序说：“《易经》以龙为象，乾以马明，坤随着事义而取象。因此春秋传辞，多因物象，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文辞，触类旁通而增长。等到甲子以六十为一个运数，而卦则以六十四为一个周期，六十四参合六十，合计九百六十年为一个元纪。助现在采集以往注疏未解释的，后学滞涩懵懂的地方，标出目次作为《周易释疑》，归属象类，比附事理，简约辞语以伸张义理。”如此而已。朝散大夫守江陵少尹柱国赐金紫金鱼袋东乡助上。

蔡攸序说：“从前圣人创作《易经》时，开始画八卦，而象在其中，象与卦同时产生，用来寄托天下的深奥道理。所以说：‘易就是象。’大概俯仰观察，远近取用，神明的德行可以通达，鬼神的情状可以得知，何况是人呢？何况是万物呢？等到因此重叠它们，发挥刚柔，而产生爻，那么模拟各种形态的，其变化不一，而象也随之滋生了。所以邑屋、宫庭、舟车、器械、服带、簪屦，下至鸟兽虫鱼、金石草木之类，都在所模拟的范围，至细微至详尽，无所不有。所谓其道广大，百物不废，就是这个意思。在上古，崇尚这个来制造器物；在中古，观察这个来系联文辞。而后世谈论《易经》的人，却说：‘得意在于忘象，得象在于忘言’，一切指斥为鱼兔的筌蹄，这大概不符合圣人创作《易经》前民用以教化天下的本意。助写作此书，完全推演互体、变卦的方法，来阐明爻象，可以说对此是有意的。而学问不明，言辞不审慎，往往导致牵强附会，前后矛盾，学者大概对此有所疑惑。虽然如此，后来学习《易经》和观察《易经》的人，必定从助的启发开始，所以著写此书以展示给后来者。”

《崇文总目》唐东乡助撰，取变卦互体开释言象，大概未曾见过郑康成的学说，而著写此书。

《中兴书目》唐守江陵尹东乡助撰，他的学说认为象之所生，生于义。有了这个义，然后用物来阐明它，比如以龙叙述乾，以马阐明坤之类。

陈振孙说：“东卿，一作东阳。馆阁书目又说：守江陵尹东阳，东乡都是复姓。其序言说：随事义而取象，比如以龙叙述乾，以马阐明坤。凡是注疏未解释的，标出作为此书。”

董真卿说：“宋宣和四年，蔡攸进献此书。”

崔氏[良佐]《易忘象》佚

唐宰相世系表良佐湖城簿

唐志注：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从子共居白鹿山，门人谥曰贞文。孝父。

元氏[载]集注《周易》。唐志一百卷。佚。

刘昫说：“载谄媚辅国以进身，玩弄时权以固位，众怒难犯，长恶不悛，家亡而诛及妻子，身死而殃及祖祢，虽然著写文章，却严重违背德行。”

项德棻说：“丁子襄注《周易》全书二三万言，而元载集注则一百卷。”

李氏[吉甫]《易象异义》[一作注一行易]佚。

旧唐书·李吉甫，字弘宪，赵郡人。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

译（他）是士人，担任监修国史，封上柱国，爵位赵国公。曾经探讨《周易》卦象中不同的义理，将其附在僧人一行所撰写的集注之后。

译刘禹锡所著《辨易九六论》一卷，现存（载于《中山集》）。

《新唐书》记载：刘禹锡，字梦得，自称祖籍中山。考中进士，又登博学宏词科。淮南节度使杜佑上表举荐他担任掌书记，后入朝任监察御史，升任屯田员外郎，被贬为连州刺史。裴度举荐他担任礼部郎中、集贤院直学士。裴度罢相后，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因政绩最优调任汝州、同州刺史，后升任太子宾客。会昌年间，加授检校礼部尚书。

毕中和所著《揲蓍法》，已佚。

朱熹说：“毕氏的揲蓍法，比《疏义》更为详细。他论述三次揲蓍都挂一，正符合‘四营’的教导。只是将三次揲蓍所得的扐数，分别放在三个手指之间，这是小错误。然而其大数也没有差错。”

按：刘梦得与董生谈论《易》，辨析《易》中的九六说：“乾卦的爻都是九，而坤卦是六，为什么呢？”董生说：“我听毕中和说：‘这是举老阳而称之。’”又说董生所言本于毕中和，毕中和本于其师，其师的学问本于一行禅师。柳子厚给刘梦得的信中，认为毕中和承袭一行禅师的这种说法，子厚斥之为肤浅末节，而刘梦得称赞其不虚假。参照朱熹所说的，那么毕氏的说法并非妄言。《绍兴书目》有《不为子揲蓍法通考》，又有《青城山人书》，不知与毕氏之说相比得失如何。

李翱所著《易诠》，《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卷，已佚。

《旧唐书》记载：李翱，字习之，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贞元十四年考中进士，太和初年任谏议大夫，不久拜中书舍人。太和九年，任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年间死于任所，谥号文。

王得臣说：“李翱作《易诠》，论述八卦的性质，古今解说《易》的人未曾涉及。他说：自古以来小人在上位，最难去除，大概是因为他们得位得权，势力不可动摇。以四凶为例，历经尧到舜之后才能去除。我曾玩味《易》中的夬卦，夬卦一阴在上，五阳并进，以刚决柔，似乎很容易，然而爻辞都险恶放肆，大概是因为一小人在上，所以《易》说：‘刚长乃终也。’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从道往下，数到三，则天地人之道就完备了。圣人画卦，起初只到三，称为三才之道，因而重叠起来，才可以观察变化。我观察重卦之中，到了三位，就有小成变革的道理。如乾卦的九四，就说：‘乾道乃革。’革卦的九三说：‘革言三就，孚也。’推究此理以求其变，就可以思过半了。”

董真卿说：“李氏《易》七卷，先说八卦，次列六十四卦，并杂卦。”

蔡广成所著《周易启源》，《宋史·艺文志》著录十卷，未见（一斋书目有）。

《周易外义》，《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卷，已佚。

晁公武说：蔡广成撰。李邯郸说：唐人田伟将其置于王昭素之下。今从李说。有德、恒德、言德、肤德、翰四目，都作问答体。共三十六篇。

胡一桂说：“广成，唐太子左谕德，他的书都是问答语。”

按：这两部书《绍兴书目》都有，此外，《外义》只有一卷。

韦顗所著《易蕴解》，已佚。

《旧唐书》记载：韦顗，字周仁，精通阴阳象纬，以及经略风俗之书，凭借门荫补任千牛备身，历任吏部侍郎，著《易蕴解》，推演潜亢终始之义，很有深奥的旨意。

钱希白说：韦顗是见素的孙子。

徐郧所著《周易新义》三卷，已佚。

《唐会要》记载：太和元年六月，直讲徐郧进献《周易新义》三卷。

裴通所著《易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百五十卷，已佚。

《新唐书》注：“裴通，士淹之子。文宗询问他《易》义，令他进献所撰写的书。”

《宰相世系表》记载：裴通，字又玄，检校礼部尚书。

王应麟说：“裴通从祭酒改任詹事，因中谢上知，裴通有《易》学，因而询问他精义，仍命他进献所习经本《易元解》三卷，并总论二十卷，《易御寇》十一卷，《易洗心》二十卷。”

陆希声所著《周易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二卷（《宋史·艺文志》十三卷，《中兴书目》六卷，《周易会通》作十卷），已佚。

陆希声自序说：“我在乾符初年任右拾遗，岁末安居，梦见在大河之阳，旷野数百里，有三人仰卧，东首长达各数十丈。有人告诉我说：‘上是伏羲，中是文王，下是孔子。’三圣都无言，心中非常惊愕，醒来后震惊悸动，伏地思考。河与天通，河图自然出现，三圣横列，是乾卦的象。天道无言，示人以象，天将要把易道授予我吗？由此考核少小以来所收集的各家注说，贯通以自得之理，著《易传》十篇。传上经为第一篇，下经为第二篇，所以列出彖象的微辞，测度卦爻的奥义。第三篇阐述文言的纯粹（一作精），以显圣人的深奥。第四篇伸张系辞的微意，以彰易道之神。第五篇原作易之始，叙述列卦的顺序。第六篇解释说卦之义，辨别反对的相资。第六篇穷究画卦象的缘由，生蓍奇偶的极致。第八篇阐明权舆律吕的末节，制作”

译礼乐的渊源。第九，通晓天下的事理。第十，成就天下的事务。另外撰写了《作易图》一卷、《指说》一卷、《释变》一卷、《微旨》一卷。又因为《易经》的文字在古今流传中出现了谬误，于是又撰写了《证》一卷。

译《崇文总目》记载：唐代右拾遗陆希声撰写。陆希声作了《易传》十篇，《易图指说》《释变微旨》四篇。起初，陇西人李阮学习他的学说，认为《上经》《下经》两篇的构思归属非常精妙，所以陆希声亲自为之作解，其余篇章意思较为明显，不再作注。大概是近世的名家吧？现在除了这两篇，其余篇章都已散佚。

《中兴书目》记载：陆希声著《易传》十篇，传《上经》为第一篇，《下经》为第二篇，又有《演文言》《伸系辞》等八篇，还有《易图》一卷，《指说》一卷，《释变》《微旨》各一卷，总共十卷。另有《文证》一卷，不属于这十篇的目录，现在只存有《上》《下经》传分为六卷，《微旨》分为三卷。

晁说之说：“虞翻梦见吞下三爻而通晓《易经》，陆希声梦见三位圣人而舍弃《彖》《象》来作传意。这两个人，可以说懂得伏羲的《易经》了。虞翻却局限于互体旁通，陆希声没有超出王弼的藩篱，可惜啊。”

朱震说：“陆氏的《易》传删去爻象，自认为弥补了其中的缺漏，通过谐音来阐发其辞体，正如扬雄作《太玄》，让学者作为进入《易经》的阶梯；至于谈论义理，则自有是否恰当之处。”

晁公武说：陆希声在大顺年间弃官居住在阳羡，自号君阳遁叟，著《传》十卷，另外撰写《易图》一卷，《指说》一卷，《释变》一卷，《微旨通》十卷。葛立方说：陆希声隐居在宜兴君阳山，现在金沙寺是他的旧宅。曾经著《易传》十卷，自序说梦见在大河之北，有三个人仰卧，上面是伏羲，中间是文王，下面是孔子，把易道授予我，于是悟出八卦小成的位置，验证象数有相符合之处。并且说：“今年四十七岁，已到达圣人的年龄，于是作《易传》传授给门人崔澈、王赞等人。”又自己作注。现在看他的书没有什么可取的，却如此怪诞。后来避难死在路上，大概没能终老在君阳山吧。

陈振孙说：查《唐志》有《易传》二卷，《中兴书目》作六卷，另外分出《微旨》三卷。现在所谓的解说，上下经共一册，不分卷，有序言。著《易传》十卷：前七篇以上解释《易》义的精微，后八篇以下推广《易》道的旁通。编为六卷，又撰写《易图指说》《释变微旨》各一卷，总共十卷。其上下经大概第一、第二篇经文一句，传也一句。门人认为难以理解，所以又为之解释。那么他的全书十卷没有完全流传下来。家中旧只有《微旨》，后来得到《解说》一编，才开始知道详细情况。

冯椅说：陆希声本是苏州吴县人。

《周易微旨》《通志》三卷，已佚。

晁公武说：《微旨》都是设问答的形式。

查《绍兴书目》有这本书。

高氏[高定]《周易外传》《唐志》二十二卷，已佚。

《旧唐书》记载：高定，郢子仕，官至京兆府参军。

王谠说：“高贞公的儿子高定，通晓王氏《易》，作图，合入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合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为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具备。又著外传二十二篇。高定小字董，当时人多以小字称呼他。”

卢氏[卢行超]《易义》《唐志》五卷，已佚。

《新唐书》注：字孟起，大中年间，任六合丞。

邢氏[邢璹]《周易正义补阙》《宋志》七卷[《崇文目》同]，已佚。

《周易略例疏》[《绍兴书目》作《正义》]《宋志》三卷[《绍兴书目》二卷]，现存[仅存一卷]。

邢璹自序说：“王弼的《略例》，大则总括一部书的宗旨，小则阐明六爻的得失，承乘逆顺的道理，应变情伪的端倪。用有行藏，辞有险易。观看它的人可以经纬天地，探测鬼神，匡济国家，推演咎悔。虽然人不是上圣，也是近代的一位贤臣。我谨依其文，擅自作注解。虽然不足以弘扬易道，希望有助于教义。也就像萤火虫增添太阳的光辉，细流助深巨大的沟壑。这是我的志向。”

陈振孙说：“唐代四门助教邢璹撰写。查蜀本《略例》，有邢璹所注，只有篇首解释‘略例’二字，文字与此相同，其余都不然。这个本子也浅近没有义理，暂且保存它。”

张氏[张辕]《周易启玄》《宋志》一卷，已佚。

程逈说：“唐人张辕作《周易启玄》说：‘老阳变成少阴，老阴变成少阳。’”

赵汝禖说：张氏的筮法，初揲挂一次，两揲不挂。左手不揲，右手只用右手的蓍草补足左手的余数。初揲余一，余二补足五；余三，余四补足九。次两揲余一，余二补足四；余三，余四补足八。为九为六的各八个，为七为八的各二十四个。查次两揲不挂，就不符合四营；不挂右手，就不符合再扐。而且初变左余一，右必余三；左余二，右必余二，与挂而为五的，乃是左右揲四所余。大概是理之自然，势有不容易改变的。现在既不揲右，只看左所余而增加它，那么多寡就可以任情，何必满五满九呢？

译查考绍兴年间的书目中有记载：任氏（奉古）所著《周易发题通志》一卷，已失传。

译杨绘说：“庄遵传授《易传》，扬雄传授《雄传》，侯芭到达沛地，周郯传授《郯传》，乐安人任奉古。”

查考《绍兴书目》中有记载。

苏氏（苏鹗）《周易开玄关》通考一卷，已佚。

晁公武说：“唐代苏鹗撰写，苏鹗在自序中说：‘我的五代祖苏晋，官至吏部侍郎，学问兼通天文与人事，曾撰写《八卦论》，被世人传颂，遭遇战乱遗失散佚，但简册中尚有留存者，我于是在此略为推演其主旨。’”

陈振孙说：“武功人苏鹗，字德祥，是唐代光启年间的进士。”

梁氏（梁运）《周易杂占筮诀》文，唐代史志记载为二卷，已佚。

史氏（史证）《周易口诀义》（宋代史志作史文徽），宋代史志记载为六卷，已佚。

《崇文总目》记载：河南人史证撰写，不详为何代人。他的书直接抄录孔颖达的疏，以便于讲习，所以称为口诀。

晁公武说：“史证抄录注疏以便于讲习，田氏却认为是魏郑公（魏征）撰写，这是错误的。”

陈振孙说：“宋代三朝史志中都有这本书，作者不是唐代人就是五代时人。因为避讳，将‘证’字改为‘文徽’。”

李氏（李含光）《周易义略》三篇，未见。

刘大彬说：“唐代正议大夫玄静先生，姓李，名含光，江都人，本姓弘，为避武则天名讳，改姓李。神龙初年，成为道士，居住在龙兴观，不久又居住在嵩阳二十年。唐玄宗召他到京城，下诏让他居住在阳台观，一年多后他称病请求返回勾曲山，皇帝下诏让他居住在紫阳观，赐予道号，著有《周易义略》三篇。”

王氏（王逺知）《易》总十五卷，已佚。

《龙城录》记载：上元年间，台州道士王逺知，擅长《易》，在观象感应之间，曲尽微妙，善于预知人的生死祸福。著有《易》总十五卷。

成氏（成玄英）《周易穷寂图》，宋代史志记载为五卷，已佚。

晁公武说：“唐代成玄英撰写，错综六十四卦，推演九宫以对应年月日，推演国家的吉凶。成玄英是道士，所以《道藏》收录了此书。有人说这是释仁英撰写的，不知哪个说法正确。”

《易流演》，宋代史志记载为五卷，已佚。

查考《绍兴书目》中有记载。

释氏（一行）《易传》十二卷，已佚（如今只有《大演易义本义》一卷存世）。

《旧唐书》记载：僧一行，姓张氏，原名张遂，魏州昌乐人，是襄州都督郯国公张公谨的孙子。精通历法、象数、阴阳、五行之学。当时道士尹崇，博学通达，一行拿出所撰写的《大衍玄图》及《义决》一卷给尹崇看，尹崇大为震惊，于是与一行谈论其中的深奥道理，非常叹服，对人说：“这是后世的颜回啊。”不久出家为僧，隐居在嵩山。睿宗即位，以礼征召，他坚决以疾病为由推辞。开元五年，玄宗命令他的族叔、礼部郎中张洽带着诏书强行起用他。一行尤其擅长著述，撰写了《大衍论》三卷。去世后，赐谥号大慧禅师。

《中兴书目》记载：一行的《易传》十二卷，原本缺失四卷。

朱震说：“孟喜、京房的学问，其书籍大概都见于一行所汇集的书中，大致都是从子夏传授而来。”

查考《绍兴阙书目》中有《唐易论》一卷，怀疑就是一行的书。

杜氏（失名）《新易林》，古“唐志”记载为三卷，已佚。

任氏（任正一）《周易》《甘棠》正义，宋代史志记载为三十卷，已佚。

《崇文总目》记载：任正一撰写，以孔颖达的注疏为本，甘棠，是任正一担任陕州司马时的地名，所以以此命名他的书。

蒲氏（蒲干贯）《易轨》（刘恕《十国纪年》中干贯作虔观）一卷，已佚。

晁公武说：“伪蜀国蒲干贯撰写，专门论述流演。他的序言说：‘可以知晓否泰的根源，察验延促的数理。’大概是数学。”

陆游说：易学自汉代以后逐渐衰微，自晋代以后与老子学说并行，其说法越高深，就越背离《易》的旧貌。宋朝兴起，有酸枣先生以易学名家，同时仲豹林也开门传授，传到邵康节时便在当时大为流行。然而康节想将易学传授给伊川先生，程先生却拒绝接受。而伊川先生常常称赞胡安定、王荆公的《易传》，认为当今学者应当阅读的只有这两家。王公却自己毁弃其学说，认为不值得流传，著论表示后悔。《易》之难以知晓竟到了如此地步。夜晚阅读蜀地蒲公的《易传》和《老子解》，大概是各自立说，踪迹看似与晋代诸人相同，而实际上不同。

《周易指迷》（《绍兴书目》作《周易轨革指迷诀》），宋代史志记载为三卷（《绍兴书目》作二卷），已佚。

释氏（希觉）《周易会释》记，《通志》记载为二十卷，已佚。

郑樵说：伪吴国僧人陆希觉撰写。

查考《绍兴书目》中有记载。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宋代史志记载为一卷，存世。

程准作序说：“姑溪太守李公拿出《麻衣说》《关子明传》说：‘我得到这两本书，不敢私自占有，现在用来广泛传播给世人。’我私下庆幸能管中窥豹，相信这是神物。李公得到其传承，践行其道，又将其传给世人，大概是想要救治易学的弊病，而回归《易》的根本宗旨，难道只是诵读解说吗？”正易，正是指卦画，如同现在经书的正文。每章四句的，是心法，训释在其下的，是消息。

李濂说：“麻衣道者，羲皇氏的正易心法，前顷从庐山一位异人处得到，有人说那是许坚。”

戴师愈说：五代时李守正陷守河中，周太祖亲自征讨。麻衣对赵韩王说：“李侍中怎能长久占据那座城？城中有三天子

译气。”不久，城池陷落。当时周世宗与宋太祖随侍在侧。钱文僖公若水、陈希夷每次见到他，因为他神态清朗纯粹，认为他可以学道成仙，有飞升的命分。但观察得还不够透彻，便让麻衣道人来判断。麻衣说：“没有仙骨，只能做显贵的公卿罢了。”凭借神仙与帝王的相貌，难道容易辨认吗？麻衣一眼便做出了判断，那么他的眼力是何等高明啊！就他辨识神仙、辨识帝王的眼光而言，来推论他对《易经》的理解，那便远远超出常人万倍了。因此，他的话是不容置疑的。

译朱熹说：“《麻衣心易》这本书，我几年前曾经见过，当时就怀疑它的言辞意思平庸浅近，不像是一两百年前的文字。所谓‘雷从天下发出，山从天上坠落’这类话，都是没有道理的胡说；所谓‘一阳生于子月而应在卯月’这类话，是方术家的小伎俩；所谓‘由破体炼之，乃成全体’，则是炼丹炉火的末流技艺；所谓‘人间万事都是虚假聚合’，又是佛教徒的虚幻之语。其他此类情况比比皆是，不一而足，无法全部列举。这必定是近年方术末流之人，道听途说，搜集老庄、佛教、医学、占卜等学说中粗陋的部分，拼凑成这本书。他们之所以托名于这个人，是因为近世谈论象数的人，必定推崇邵雍；而邵雍的学问，源自陈抟（希夷先生）。于是又寻找陈抟所敬重的人，找到了所谓的‘麻衣道者’，就托名于他，认为这样，凡是出自邵雍一派的人，就不敢议论这本书了。而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学说粗陋，不足以依附于陈抟和邵雍之间。麻衣道者，是方外之士，他的学问本来就不纯粹符合圣贤的本意；然而他既然被陈抟如此敬重，那么他的学说，也必定有奇特绝妙超过常人的地方，怎么会如此庸俗琐碎呢？

过了两年，我代理南康军知军，刚到任。有一位前任湘阴主簿戴师愈来拜见，他年老且跛脚，让他的女婿搀扶着前行。坐下交谈不久，就谈到了《麻衣易说》。他的言辞晦涩难懂，完全没有条理。问他师承来源，他说：‘是从隐士那里得到的。’问隐士是谁，他说：‘他不想让世人知道他的姓名，我不敢说。’后来我又问当地的人，大家都说：‘这本书只出自戴家，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我回想前面的话，虽然更加怀疑，但也不记得以前已经见过他的姓名了。后来到了他家，于是又追问他，他说：‘学习《易经》却不知道这个，就不能明白卦画的奥妙，而它的运用就会出错了。’我问出错是指什么？他说：‘坎卦和兑卦都是水，但卦画不同，如果煮药的人不察明而误用，就会失去药性了。’我明白了他的荒谬，因此不再询问。但看见他案头有一本杂书，拿起来读，发现它的词语风格，俨然就是《麻衣易》。其中夹杂议论琐事，也有很多讲不通的地方，却公然附会托名来欺骗世人。我因此开始怀疑以前所推测的，三五十年来的人，就是这位老人。回家后，急忙取来观看，发现最后的跋文，确实是他写的；而整本书四个人的文章体制规模，竟然出自一人之手。然后才更加深信自己的怀疑不是妄言。又说：‘麻衣道者，本来没有言语，只是因为小说里有陈希夷问钱若水骨法一事，于是南康军戴师愈伪造了《正易心法》这本书，来托名于他。’

陈振孙说：旧传麻衣道者传授给希夷先生，崇宁年间庐山隐士李濳得到它，共四十二章，大概是依托伪作。朱侍讲说南康戴主簿师愈撰写。

王炎说：“洛水李寿翁侍郎，喜欢谈论《易经》。我曾经问他：‘侍郎在当涂刊行《麻衣新说》怎么样？’李说：‘程沙随让我做的。’我说：‘恐怕是托名麻衣罢了。用掷钱的正面反面来比喻八卦阴阳的纯粹驳杂，这是鄙陋的说法。以泉、云、雨为阳水，以泽为阴水，与孔子的说法不合。’李说：‘是的，但其中也有两句话好。’我说：‘难道不是‘学者应当在伏羲的心地上驰骋，不应当在周公孔子的足迹下盘旋’吗？’然而这两句话也是不对的。没有周公孔子的言辞，学者怎么能探求伏羲的心地呢？李无言以对。李名椿。

胡一桂说：《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每章四句，每句四字。题署希夷先生受，并附消息。李寿翁在当涂干道年间刊行。南康戴师愈、孔文始为之作跋，流传开来但不可凭信。

张萱说：麻衣道者，是五代末年的人。宋嘉定年间，胡岩起作前序；李濳作后序。说是从庐山野人那里得到的。

无名氏《周易服药法》唐志一卷，已佚。

《周易杂图序》唐志一卷，已佚。

《周易内卦神筮法》唐志二卷，已佚。

经义考卷十六「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十五

陈氏[抟]《易》龙图，宋志一卷，未见。

《东都事略》陈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考进士不第，隐居武当山，移居华山。周世宗听说他的名声，召见，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他推辞不接受。曾经骑白驴，想进入汴京，中途听说太祖登基，大笑坠驴说：‘天下于是安定了。’太祖召见他，他穿着道士服在延英殿觐见，赐号希夷先生。陈抟喜欢读书，常自号扶摇子。

陈抟自序说：‘推究那龙马背负图纹，出于伏羲时代，在太古之前。现在保存的已合之位，尚且有人怀疑，何况再陈述那未合之数呢？然而怎么知道呢？回答说：从孔子三次陈述九卦的意义，探求其旨意，所以知道。况且天垂示象数，明确如串珠，稍有差错，就不成次序。所以从一到盈万，都累累然如丝之于缕。假如龙图本来已合，那么圣人就不能见到它的象了。所以天意先未合而显现其象，圣人观象以明其用。这龙图，是天散开而示之，伏羲合拢而陈列之，孔子沉默而体现之。其未合时，只有五十五数’

译上二十五，是天数；中间贯穿三、五、九，外围包裹十五，穷尽了天三、天五、天九以及五十的功用。后面“一六”没有位置，又显现出二十四的功用。这就是所谓的天垂示象。下三十，是地数。六分为五位，都阐明了五的功用。十分为六，形成了地的形象。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合，在上面则“一”不动，形成二十四；在下面则“六”不用，也形成二十四。它们既相合，天一居上，是道的中轴；地六居下，是气的根本。天三为阳干，地二、地四作为它的功用。三如果在阳位，就避开孤阴；在阴位，就避开寡阳。伟大啊！龙图的演变，分岔出万条途径。现在只是略述其大概罢了。

译王湜说：先天图传承自陈抟（希夷先生），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邵伯温说：希夷先生研习《易经》，其学问生于意、言、象、数，不需要文字解说，只有一张图。先天方圆图，也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孔子在《系辞》中已经阐述得很明白了。这是真正穷究事理、尽达性命的学问。

朱熹说：“先天之学，邵雍（康节）从李之才（挺之）那里得到，李之才从穆修（伯长）那里得到，穆修从陈抟（希夷）那里得到。”

魏了翁说：“先天之学，秦汉以后，只有魏伯阳窥见了这个意旨；到了华山隐士陈抟，才完全阐发了其中的奥秘。”

吴澄说：“河图洛书，邵雍所传源于穆修，刘牧所传源于种放，都是从陈抟那里得到的。”

胡一桂说：“按照《龙图序》的说法，陈抟正是以五十五数为河图，那么刘牧以四十五数为河图，并假托出自陈抟，这大概也是荒谬的。”王申之说：“先天圆图，阳在左阴在右，这是《易经》的本体；后天横图，阴在左阳在右，这是《易经》的应用。这两张图不知道在陈抟之前依托于何处，直到陈抟才出现，也已经很奇特了。”

雷思齐说：宋初陈抟（图南）开始创立并推明象数之学，自称因玩味孔子关于三陈九卦的意义，得其遗旨，新著有书叙述，特别称为《龙图》《离合变通图》等二十余篇，贯穿《易经》义理。

黄宗炎说：周敦颐（茂叔）的太极图，邵雍（尧夫）的先后天图，都出自陈抟（图南）。至于阴阳老少的说法，从未见于《易传》十翼，不过是后人用揲蓍求卦的方法，写在版上，用来分别纪数，所以称其名称，俗气而不古雅。然而还勉强解释说：画卦自下而上，有一画开始，有二画，以至三画，所以作这种牵强附会的议论。至于六画的卦，一爻为主，为下卦，称为贞卦，而依次以八卦加在上面，为上卦，称为悔卦，其他七卦无不如此，怎么能在中间拆去上面两画成为四画，拆去上面一画成为五画呢？如果已经重叠了，那么一卦各与八卦交错，显然形成六十四卦，怎么能在其中有先后取舍的不同，而成为十六卦或三十二卦呢？陈抟本是道士，这张图不过是仙家养生所寄托的，所以牵强附会节气来配合，毫无义理。经过多次传授，邵雍接受了它，指为性命天道的根本，千古不发的精微蕴藏，全在这张图中。朱熹推崇并信奉它，证明这是伏羲皇帝的心传，置于《大易》之首。说到数，不如京房、焦赣那样有据可征；说到理，远远不如王弼、程颐那样有据可依。而且曲意解释说：这张图自秦火之后失传，流落于方外，师徒间互相传授，不进入人间。《易经》是卜筮之书，不在禁例之中，应该连同它的图也不禁，哪有只允许民间收藏卦爻，却唯独不允许收藏图的道理？朱熹与王应麟合书说：邵氏所说的伏羲卦位，近乎穿凿附会，应当缺而不录。然而《易学启蒙本义》却又如此敬信，令人不可理解。

徐善说：陈抟的书已经亡佚，推测其目录约二十一篇，而图书二象排在最后。马端临《经籍考》没有记载，是因为他的门徒秘不示人，所以当时没有流传。其序文义晦涩，叶梦得认为是伪作，确实如此。又说：河图洛书因陈抟而开始显扬，于是昏昧的人依附着它，又滋生出不同的说法。有说天地十数，排列九五位之图为伏羲自造的，是范谔昌。有说河图只是一个圆圈，而九宫不是河图的，是丰坊。有说九宫、五位、二象都是河图的，是章俊卿、王采。有说撰写十图以穷尽河图变体，妄相传述的，是赵以夫、黄镇成、熊朋来。至于雷思齐，只相信九数为图而不相信有书；蒋德之，只相信十数为书而不相信有图。他们的论点都不能没有瑕疵。等到西山蔡沈反易之后，不同的解释更多。有假托青城隐者，说阴阳相含，就在其中八分以对应八卦，称为河图；用井文界分九宫，称为洛书的，是罗源。有说河图就是太极图的，是赵谦。有模仿八卦作坎离中画交流，称为真河图，得自异人传授的，是谢枋得。至于图书的形状，也是人人不同。沿袭汉人的，说图呈现在龙甲上；相信星点的，说龟文像玳瑁。杨时（龟山）说图书只出于水，没有龟与龙；俞琰说河图的文字镌刻在宝石上。如果近世喻国人说泉脉上涌而纹理形成水面，那就更加奇怪了。唉！又何必奇怪司马光、欧阳修、王充、归有光等人想要完全废除河图洛书呢。

王氏《昭素易论》《宋史艺文志》记载三十三卷，未见。

《长编》记载：开宝三年三月，任命隐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退休。王昭素，酸枣人，笃实好学，有志向和德行，著有《易论》三十三篇，学者多跟随他学习。皇上听说他的名声，召见他在便殿，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皇上问：“为什么不出仕？导致相见这么晚。”王昭素谢罪说自己无能。皇上让他讲解《乾》卦，讲到九五“飞龙在天”，他就收敛神色说：“这一爻正对应陛下今日之事。”援引证据，借此显示讽谏的微旨。皇上非常高兴，留他一个多月，他多次请求回去，所以有了这道任命。他八十七岁时去世。

译在家。

《崇文总目》记载：昭素的《易论》，选取各家的优点，参酌他们的言论，折中调和。《中兴书目》记载：昭素认为王弼、韩康伯注释《周易》，以及孔颖达、马融的疏义，有的不够完备，于是撰写了这部《易论》。

译胡旦说：“京房师从焦赣，‘七日来复’的说法源于《周易》。东汉郎顗精通‘六日七分’之学，最为精妙。自扬子云、马融、郑康成、宋衷、虞翻、陆绩、范望都传承此学，只有王昭素独自反对。”

晁公武说：“王昭素隐居以求实现志向，行为道义很高尚，史官将他与王烈、管宁相比。宋太祖时曾召他讲授《周易》，他的书通过辨析注疏的异同，互相诘难，最后用己意来概括。”

吕中说：“古今谈论《周易》的人，失之于拘泥。对于陛下而言是‘飞龙在天’，对于臣下而言是‘利见大人’。善于谈论《周易》的人，没有比得上王昭素的。古今谈论阴阳的人，失之于固执。时事未决时属阳，已决时属阴。善于谈论阴阳的人，没有比得上张咏的。”

王应麟说：“王昭素认为《序卦传》有‘离者丽也’，‘丽’必然有所感应，所以接着是《咸》卦，‘咸’就是感应。共十四字。”晁以道在《古易》中选取这三句，增入正文，认为后人妄加区分上经和下经。吴仁杰也赞同王昭素、晁以道的观点。

胡一桂说：“这本书专门辨析注疏的异同，往往只是文义之学。而朱文公《语录》记载：宋太祖一天问王昭素：‘乾卦九五爻辞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普通人怎么能占得此爻呢？’王昭素说：‘有什么妨害？如果臣等占得此爻，那么陛下就是飞龙在天，臣等利见大人，就是利见陛下。’这话说得最好。由此看来，解释中的象占，必定有可观之处。”

刘氏[遵]《周易异议论》《通志》记载十卷，已佚。

朱震说：“‘七日来复’的含义，自子夏、京房、陆绩、虞翻都认为阳气经历六个阶段，阴极而反初为七日。王昭素阐发此说，胡旦驳难他。刘遵认为天体运行次序，有十二阴行，其中六阳行，六阴行，当阴六阳失位时，到第七则阳气恢复本位。这是周天十二次环转反复，其数理如此。应用于年、月、日、时，都相同，所以一日之中七时而复，一月之中七日而复，一年之中七月而复，一纪之中七岁而复。”胡旦再次驳难认为是妄论。然而刘遵论述阴阳运行的数理，符合天道运行“七日必复”的道理，只是不依据乾坤二卦消长之象来论述，所以他的言论模糊不清。总之，他也有长处，不可斥之为妄论。

胡氏[旦]《周易演圣通论》《宋志》记载十六卷，已佚。

晁公武说：“胡旦字周父，渤海人。太平兴国三年进士第一名，任海州知州。上《河平颂》。此前，卢多逊、赵普被罢免，颂中有‘逆逊投荒，奸普屏外’的句子。太宗大怒，贬他为商州团练副使。平定燕地后，议论召回恢复官职，再升任知制诰，最终任秘书监。景德初年，因眼疾退休。”

王偁说：“胡旦才思敏捷，强辩敏达，晚年居汉上。失明后，还让人读经史，靠着几案听，未曾稍停。著《演圣通论》七十三卷。”

朱震说：“前代儒者对数十篇的次序，说法不一。只有胡旦没有偏离主旨。”《长编》天圣四年正月，退休的秘书监胡旦说：“撰成《演圣通论》七十卷，用来驳正五经。”家贫不能缮写，奏呈皇帝。庚子日，赐胡旦钱十万，米百斛。五年十二月，胡旦上呈所撰《演圣通论》七十二卷。景佑九年七月，胡旦妻子盛氏上呈胡旦所撰《续演圣论》。

董真卿说：“胡旦字周父，濠州人，仕宋，任知制诰，《易演圣通论》经文二篇，传十篇，彖传一篇，大象传二篇，小象传三篇，乾文言四篇，坤文言五篇，上系传六篇，下系传七篇，说卦传八篇，序卦传九篇，杂卦传十篇，多引用经疏及王昭素的论述，进行商讨确证。”

李氏[溉]《卦气图》一篇，存。

朱震说：“李溉《卦气图》，其说法源于《易纬》，类似《是谋通卦验》。”

杨时乔说：“李溉从种放处得到易图，种放从陈希夷处得到。陈希夷的各种图，都是《易·说卦》所说的。此图与之不同，猜想是李溉自作，与《易》的大义无关。然而也依傍《易》说，可以节取。”

龙氏[昌期]《周易注》《通志》记载十卷，已佚。

《周易绝笔书》《通志》记载四卷，已佚。

文彦博说：“武陵先生龙君，平陵阳人。藏器于身，不结交世俗事务。闭关却扫，开卷自得。著书数万言，穷究经义二十载。名声震动士林，傲视西蜀。”

范仲淹说：“岷山处士龙昌期论《易》，深达微奥。福唐部将延请他与郡人讲《易》，率钱十万赠给他。范公雍将他所著书奏呈皇帝，于是流行于世。”

陈振孙说：“蜀人龙昌期，其学问迂阔偏狭，专门非议周公，是狂妄之人。”王辟之说：“龙昌期，陵州人。祥符年间，另注《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道德经》，携带所著书游历京师。范雍推荐他，朝廷不用。韩魏公安抚剑南，奏任为国子四门助教。文潞公又推荐，授校书郎，在府学讲说。明镐再次奏请，授太子洗马。明堂泛恩，改任殿中丞。又注《礼论》”

译《政书》《帝王心鉴》《八卦图》《精义入神》《绝笔书》《河图照心宝鉴》《春秋复道》《三教图》《通天保正名》等论述。昌期学识广博超过常人，著作撰写虽然很多，但所学内容杂乱驳杂。《宋史》记载：昌期曾经注解《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经》《老子》，他的学说怪异荒诞、牵强附会，甚至诋毁斥责周公。起初因推荐者的举荐补任国子监四门助教，文彦博镇守成都时，将他召到府学，上奏改任秘书省校书郎。后来以殿中丞的身份退休，著书一百多卷。嘉祐年间，皇帝下诏索取他的著作，昌期当时八十多岁，穿着平民服装亲自前往京城，皇帝赐给他绯色官服、鱼袋和一百匹绢。欧阳修进言说他是异端邪说、危害正道，不应当推崇奖赏，于是收回所赐的服饰，罢免他让他回家，最终去世。

译《四川总志》记载：龙昌期，字起之，仁寿人。

高氏（志宁）《周易化源图》已失传。

韩琦在墓志铭中说：志宁字宗儒，河南洛阳人。幼年通晓六经，尤其精通《周易》。咸平年间，考中明经科，又应考“识洞韬略，运筹决胜”科。被召到龙图阁应对，谈论军事，认为没有比《师》卦更完备的了，于是当面向皇帝讲解该卦。真宗非常高兴，授予他大理评事。又应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执政大臣罢免了他，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天圣年间，担任河北沿边安抚副使。以右领军卫大将军的身份退休。因明堂大典的恩赐，转任卫尉卿。所著《周易化源图》流传于世。

刘氏（牧）《新注周易》，《宋史·艺文志》著录十一卷（《绍兴书目》著录十卷），已失传。

《卦德通论》（《绍兴书目》作《统论》），《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现存。

《周易先儒遗论九事》一卷，现存。

按：所谓九事，分别是：太皥接受龙马背负的图，为第一；重六十四卦推荡诀，为第二；大衍之数五十，为第三；八卦变为六十四卦，为第四；辨别阴阳卦，为第五；复卦显现天地之心，为第六；卦终未济，为第七；蓍草揲数的方法，为第八；阴阳律吕图，为第九。

《易数钩隐图》，《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读书志》、《绍兴书目》作三卷，今本相同），现存。

刘牧在自序中说：“所谓易，就是阴阳二气交感的意思。如果阴阳未交，那么四象就没有确立，八卦就没有区分，那么万物又从哪里产生呢？因此，两仪变易而产生四象，四象变易而产生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于是天下的能事就完备了。卦，是圣人设立的，用来观察象。象，是形而上之道的应验，推究其本源，那么形由象产生，象由数设定，舍弃了数就无法看见四象所由来的宗旨。因此，孔子赞《易》，必定列举天地的极数，以阐明成就变化而运行鬼神，就知道《易》这本书，必定要穷极数以知晓其根本。详察那些注疏的学者，至于分经析义，精妙详尽地研究，但到了解释天地错综之数时，言语却简单粗略，与《系辞》不相符合，所以学者难以明白其中的含义。现在选取天地奇偶之数，从太极生两仪往下，直到复卦，共五十五个位置，画点成图，在每幅图下面分别解释其含义，希望阅览的人容易明白。易道深远，虽然过去的哲人难以窥探其至微之处，我刘牧才疏学浅，祖述前人实在惭愧其狂妄简略，然而象有实际的位置，变有确定的数，不能妄加穿凿附会，请博雅君子加以详察。”

朱震说：“刘牧画图中，乾为四，坤为四，乾天向左旋转，坤地向右旋转，乾坤上下自然交合而成六子，这就是数策的意义。”

晁公武说：“本朝刘牧字长民撰写，仁宗时谈论数的人都以他为宗师。庆历初年，吴秘将他的书献给朝廷，皇帝下诏褒奖他。田况为之作序。又有《钩隐图》三卷，都是关于《易》的数。共四十八幅图，加上遗事九篇。有欧阳修作的序，但文风完全不同。”

陈振孙说：黄黎献为之作序，又作《略例图》，也是黄黎献作的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在浙右庾司刻印的版本，有欧阳公的序文，浅陋粗俗，决非欧阳公所写。他的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刘牧的易学在庆历时盛行。

林千之说：“孔安国、马融、郑康成、关子明等儒者，都认为从一到十为河图，从一到九为洛书。只有刘牧相反。刘牧并非没有见解而这样认为。查《春秋纬》中河图的篇章有九，洛书的篇章有六。河以通达乾，产出天苞；洛以流行坤，吐出地符。河图本于天，适宜得到奇数而居先；洛书本于地，适宜得到偶数而居后。这是他作为左验所依据的。”

王应麟说：“刘牧撰写《易数钩隐图》，黄黎献从刘牧那里受学，选取编为《略例》一卷，《隐诀》一卷。吴秘从黄黎献那里受学，作《通神》一卷，用来解释《钩隐》，上奏共三十四篇。”

胡一桂说：“《钩隐》一篇，从《易》到河图洛书两幅图之外，其余都是破碎穿凿。”

雷思齐说：“从图南五传而至刘长民，增加到五十五幅图。命名为钩隐，师友互相推许，更为唱述。各自在《易》间有注释。叫《卦德论》，叫《室中语》，叫《记师说》，叫《指归》，叫《精微》，叫《通神》，也总称为《周易新注》。每想神化其事，及追踪探究，未见其真能有什么神奇之处。”

黄瑞节说：“杨鼎卿汇编六经为图，唐仲友辑《经世图谱》，都遵循刘牧的说法。”

王道说：“刘牧以九为图，十为书。朱熹、蔡元定不能辨明颠倒，仍然用两可之辞来搪塞。”可见刘牧所坚持的是正确的。

按：刘长民《河图》数为九，《洛书》数为十，这是从老师那里接受的，然而西山蔡氏却更改了，并非刘长民易置。

宋氏（咸）《易训》，《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卷，已失传。

《易补注》，《宋史·艺文志》著录十卷，已失传。

《王刘易辨》，一卷（《绍兴书目》二卷），已失传。

《闽书》记载：宋咸，字贯之，建阳人。天圣二年进士。庆历初年，任尤溪县知县，调任

译韶州。调任职方员外郎，官职升至都官郎中。所著著作有《易注》《毛诗正纪外义》《论语增注》。他所注释的《易经》深受欧阳修（欧阳文忠公）的赞赏。咸在《易训》的自序中说：“我已经将补注的《易经》呈献给皇帝，而我的儿子欧阳亿请求我解释更多的义理，共有一百多篇，欧阳端因此用《易训》来命名它。大概是说我不敢让它流传于世，只是用来教导我的儿子罢了。”

译宋咸在《易辨》的自序中说：“近世刘牧作了《钩隐图》，用图画来表现象数，完全删去了王弼、王肃的注解，用自己的意思来替代。研习刘牧学问的人实在很多，认为刘牧的学问可以专门传授，王弼的著作可以焚毁抛弃。我听到后感到惊骇，摘取《乾》《坤》两卦中王弼、刘牧的义理以及《钩隐图》的内容来加以辨明。”全书共二十篇，分为两卷，题为《王刘易辨》。

余靖在补注的序言中说：“《周易》的道理深奥啊。自从汉朝兴起，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费氏、高氏等各家学说，列于学校之中，但传授异端，师承不同的说法，往往陷入五行谶纬之术，所以其中绝了。王弼的学问，传承自魏晋，兴盛于隋唐之际，大体上讲述阴阳变化、人事得失，不违背三圣（伏羲、文王、孔子）的宗旨，不流于术数，所以唯独被学者所尊崇。近世谈论《周易》的人，又崇尚奇文诡说，自成一家之言，考察卦辞、爻象、彖传、系传的微妙之处，有所不通了。现在广平宋贯之补注《周易》，大概是惩戒诸儒的过失，而摘除异端，立志贯通王弼的学说，契合圣人的经典，字句有不妥当的，意思有不贯通的，必定引申发挥，用来阐明文王、周公的宗旨。起初著《易明》数十篇，后来得到唐代郭京《举正》的学说，意思与自己相合，于是采纳郭氏《举正》与《易明》相互参证，缀连在经文和注解之下，辨明散佚简册的缺失，启发后人未悟之处，朱墨发端，鲜明可观。他的自叙很详细了。”“唉！古代的儒者，以阐明经典为根本，两汉的名臣，没有不凭借经典进身的。自从儒林、文苑分派以来，士大夫阶层，把经典看作临时住所罢了。贯之的学问必定考察古法，言论必定贯通，凭借词章考取科第，凭借通博符合名实。皇佑元年，岁在荒落，补注完成后，上报朝廷，不久颁下中旨，附驿传送进献。第二年，蛮族事务平息，因为谈论经义，于是得到副本给我看，于是周遍研究它。”“曾经观看刘氏《钩隐图》，说伏羲氏依据龙图龟书的文字来画八卦，又说天五地五，大衍之数的运用，这是深于数的人。等到观看贯之的解释，认为伏羲考察天象，取法于地，观察鸟兽的纹理，通晓万物的情理，来画卦，哪里只取于龙马的文字呢？又说乾坤的蓍策生于四象，对于孔子的经典、王弼的注解，没有违背而有所阐明。固然可以秘藏在官府，流传于学校，难道只是订正文字而已吗！”赞叹他的言论浅近而旨意深远，所以题写并序之。

胡旦说：“宋咸读《周易》疏，厌恶《易纬》的学问，而一并废弃消息卦，怎么能算是善于读书的人呢？”

晁公武说：“《易训》共三卷，颇为论述陆希声、刘牧、鲜于侁的得失。”

陈振孙说：“宋咸曾经撰写《易明》共一百九十三条，用来纠正亡失错误。等到从欧阳公那里得到郭京《举正》，于是参验为补注十卷。皇佑五年上表进献。另有《易训》未见，《易辨》共二十篇为一卷。刘牧的学问，大抵追求与先儒不同，穿凿破碎，所以李觏、宋咸有的删去它，有的辨明它。”

《玉海》：至和元年十二月，宋咸进献《注周易》十卷，诏令褒奖谕示。

胡一桂说：“宋咸因为已经补注《周易》，把其余百余篇中非常可疑的三十六篇。题为《易训》，说是训诫他的儿子而已。《易辨》康定元年自序，宣和四年蔡攸进献他的书说：‘宋咸引用正义来辨明。’然而孔颖达专门以王弼为宗，这不是用来辨明两家得失的方法。至于说孔子不在乾卦下系小象以尊崇文王、周公，不知道《周易》本来各自成篇，难道是孔子的旨意吗？宋咸曾经注《扬子法言》，纠正李轨的错误五百多条，大概也是善于指责别人的人。”

李觏《易枢》十卷（《蜀中著作记》五卷）佚失

《玉海》：天禧二年七月戊寅，富顺监说李觏撰写《易枢》十卷，诏令附驿上报。

曹学佺说：江阳李觏，在神龟山读《周易》，著《易枢》五卷。天禧年间，命令附驿上报，不起用，于是终老隐居。

邵雍《古周易解》《通考》五卷，未见（《一斋书目》有）

晁公武说：“古字天叟，是邵雍的父亲。世代本是范阳人，而死于洛阳。他的学问先正音文。”

古孙伯温说：祖父伊川丈人，年七十九，在治平四年正月一日去世。先父谋划安葬祖父，与正叔程先生一同在伊川神阴原卜地。

纵康乂《周易会通正义》《宋志》三十二卷佚失

按《绍兴书目》有之

林巽《易范》八篇 佚失

《姓谱》：林巽，字巽之，海阳人。天圣年间，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庆历年间，投匦论事，仁宗认为他奇异，任命为徐州仪曹，不就任，南归。读《周易》，著书八篇，叫《卦元》《卦经》《卦纬》《丛辞》《起律》《吹管》《范余》《叙和》，总名叫《易范》，人称他为草范先生。

陈淳说：“林贤良草范的书，超越流俗，遗憾学问没有本源，用心良苦，对《周易》没有增减。”

孙坦《周易析藴》十卷佚失

《玉海》：皇佑三年

译九月，评事孙坦进献《周易析藴》十卷，皇帝嘉奖他勤勉博学。

译陈振孙说：“代渊不知是何人？《国史志》及《中兴书目》都没有记载。”

代氏[渊]《周易指要》，《宋志》著录二十卷，已佚。

《隆平集》记载：代渊，字仲颜，永康军人。天圣二年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太常丞，任益州知州。田况上表推荐他所著的《周易指要》二十卷，朝廷特别授予他祠部员外郎的官职。

《长编》记载：皇佑四年五月，致仕的太常丞代渊被任命为祠部员外郎。代渊是导江人，考中进士甲科，获得清水县主簿的职位。他感叹说：“俸禄不足以供养双亲，做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回家教书，撰写《周易指要》。翰林学士田况将这本书进呈给皇帝，皇帝下诏破格提升他两级官职。代渊晚年每天吃素，在山水间头戴头巾身穿布衣，自号虚一子。

陆氏[秉]《周易意学》，《宋志》著录十卷，已佚。

晁公武说：“陆秉字端夫，原名东寳。元祐二年，将这本书进呈给皇帝，皇帝下诏嘉奖。陆秉曾担任蜀州通判，该书首篇论述《易》的名称，颇采纳《参同契》的说法。”

陈振孙说：“他的说法多与先儒不同，牵强附会而没有根据。”

胡一桂说：“陆秉《周易意学》十卷，称原本想撰写《易决缊》，因难度太大，如今只写成此书，也如同前代传授《易》的方法，自题名为齐鲁后人。”

吴氏[秘]《周易通神》，《宋志》著录一卷[《闽书》作五卷]，已佚。

《闽书》记载：吴秘，字君谟，瓯宁人。景佑元年考中进士，历任侍御史、知谏院，因直言进谏被外放，任濠州知州，提点京东路刑狱，因请求担任闲职郡守，被任命为同安县令。

黄氏[黎献]《续钩隐图》一卷，已佚。

《略例义》一卷，已佚。

《室中记师隐诀》，《宋志》著录一卷，已佚。

胡一桂说：“黎献师从刘牧，摘取他的纲领宗旨，写成《略例》；又记录他的隐诀，命名为《室中记》。”

按《宋志》记载《黎献钩隐图略例》一卷，《绍兴书目》分别记载《续钩隐图》和《略例义》各一卷，现在遵从《绍兴书目》的记载。

《经义考》卷十七「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十六

李氏[觏]《易论集》一卷，现存。

《删定易图序论》。《宋志》著录六卷[《通考》著录一卷]，现存。

《东都事略》记载：李觏，字泰伯，盱江人，有富国强兵的学问，撰写《礼论》《易论》，在世间流传，因海门县簿的职位被召，赴太学讲授经书，不久去世。

李觏自序说：“我曾撰写《易论》十三篇，援引王弼的注解来解释义理，大概是因为急于天下国家的实用，无暇细致剖析幽深微妙的道理。世上有治《易》根源于刘牧的人，他们的说法日益不同，于是我购买刘牧所作的《易图》五十五幅观看，发现其中多有重复。假使他的学说有可取之处，也不过不出《河图》《洛书》和八卦这三者之外，那五十二幅都是多余累赘的。何况他极力牵强附会以迎合怪异之说，考证支离破碎，很少可以采信，我深怕误导学子，败坏世间的教化，于是删减他的图，只保留三幅：所谓《河图》、《洛书》、八卦。在他的序解之中，我撮举要点并加以纠正，其他触类旁通之处，也详细解说，共成六论，希望人事修明而王道彰明。那些小的得失不值得欢喜或生气的，不再一一纠割。另有一本，黄黎献为之作序的，颇多增加荒诞虚妄的内容，自郐国以下，就不值得讥评了。刘牧又注解《易》，他所谓的新意，不过是牵强附会象数罢了，其余则是窃取王弼的旨意而更改其言辞，将不攻自破。前代诸儒，各自成家，喜好相同而厌恶不同，如同仇敌一般，我岂是这类人吗？只是担忧后学，不得已而为之罢了。”范仲淹上奏说：“我见建昌军平民李觏，先前应制科考试，首先被召试，有关部门失误，于是退隐，竭尽全力供养双亲，不再求取俸禄。乡里的俊才异士，跟随他学习，他善于讲论六经，博辩明达，使人豁然明白圣人的旨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的风范，道义上实在无愧于天下之士，而朝廷未加收录，识者叹息惋惜，可谓是被遗落的人才了。我私下见往年处州平民周启明，擅长词藻，又江宁府平民张元用，以及近年益州平民龙昌期，都老于经术，这三个人，都蒙受朝廷特别授予京官，以示奖劝。我看李觏在经术文章方面，确实兼有丰富，如今平民中未见其比。我现在取到他的著作：《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共二十四篇，为十卷，谨缮写上进，望圣上在深夜勤政之时，赐览一遍，就会知道此人的才学，并非一般儒生。此人因母亲年老不愿出仕，恳请朝廷优赐授予一官，允许他侍奉供养，也可光大其道业，荣耀于乡里。”

胡一桂说：“《宋志》不记载他的学说，与《钩隐图》一同刊刻，不过是文义之学，象数方面大概未曾听闻。”

雷思齐说：“李泰伯撰写六论以驳斥刘长民，是不对的。至于说怕他误导学子，败坏世间的教化，而删减他重复的图，只保留三幅：河图、洛书、八卦。刘长民多作图画，固然不知其是否正确，而泰伯也未认识到这三幅图的本质是一致的。”

徐氏[庸]《周易意藴》凡例总论，

译《宋志》一卷，已散佚。

《卦变解》《宋志》二卷，已散佚。

刘庸在《卦变解》的自序中说：“皇佑初年，我撰写了《周易》的凡例，粗略地验证了彖辞，但未能穷尽万事的变化。阅读唐代李鼎祚所汇集的诸儒《易》注后，于是编成《周易卦变解》二卷，更加阐明卦有意象，爻有变通，用来纠正汉魏诸儒运用旁通、互体等方法推演导致的失误。”

译晁公武说：“本朝徐庸认为《春秋》有凡例，《周易》也有凡例，因此撰写了九篇文章，名为《意藴》。其中凡例总论部分，其学术渊源祖述刘牧、陆秉云。”

陈振孙说：“徐庸是皇祐年间的人。共撰写了九篇论著。馆阁藏书里还有《卦变解》，我没有见过。”

胡一桂说：“徐庸是东海人。皇祐初年，撰写了《以注疏漶漫故着论九篇》。文章从《易缊》开始，到《大衍》结束。”

赵镗《衢州府志》记载：徐庸，他的祖先是汴京人，有名炼的祖先，在钱氏政权任职，在衢州做官，于是定居于此。徐庸在集贤院任职，曾上表进献《周易意藴》。

李之才的《变卦反对图》八篇，缺失。

六十四卦相生图一篇，现存。

《东都事略》记载：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考中进士，后来担任殿中丞、泽州判官。起初，华山的陈抟研读《周易》，将象数之学传授给穆修，穆修传授给李之才，李之才传授给邵雍。

晁说之说：“李挺之师从河南穆伯长，当时苏子美也跟随穆伯长学习《周易》，但专门接受传授的只有李挺之。穆伯长的易学源自种征君明逸，种征君源自希夷先生陈图南，其源流最为深远。他深入观察天、地、人三才的象数变通，不像后来那些崇尚文辞以自命不凡的人。”

林至说：李挺之的《卦变反对图》，以及《六十四卦相生图》一篇。汉上朱氏认为这是康节（邵雍）的儿子邵伯温传给河阳的陈四丈，陈四丈传给李挺之。长杨郭氏为李氏象学《先天变卦》作序说：陈图南传授给穆伯长，穆伯长传授给李挺之，李挺之传授给邵尧夫。陈安民，陈安民传授给兼山。

杨时乔说：“杨甲《六经图》称之为李才卦图，传给邵子，邵子传给河阳陈氏。此图不仅八卦能生出六十四卦，而且旁通相生，得到这个图之后，《周易》的彖辞才能知道其来源，这就是所谓的象学。”

范谔昌的《大易源流图》，《宋志》记载一卷，已佚。

《易证坠简》，《宋志》记载一卷，已佚。

《东都事略》记载：华山的陈抟研读《周易》，将象学传授给种放，种放传授给许坚，许坚传授给范谔昌。

晁说之说：“范谔昌从种征君那里学习易学，又传授给彭城的刘牧，而聱隅先生黄晞以及陈纯臣等人，都是通过范氏而闻名的。他们对于康节的易学，源流起初相同，但深浅程度却不同。”

晁公武说：本朝天禧年间，毗陵从事建溪人范谔昌撰写。他的书非常类似郭京的著作。正如震卦彖辞中说：“不丧匕鬯”四字，程正叔采纳了它。渐卦上六爻辞中怀疑“陆”字有误，胡翼之采纳了它。范谔昌自称其学问出自湓浦李处约、庐山许坚，大概确实有师承关系，所以程颐、胡瑗有所采纳。

朱震说：范谔昌在《易证坠简》中说：各卦的彖辞、象辞、爻辞、小象、乾坤文言，都是周公所作；从文言以下，是孔子阐述的。用经文和传文考证，明夷卦的彖辞说：“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那么彖辞不是文王所作，是可以断定的。大概彖辞是孔子赞易十篇之一，先儒将其附在卦辞之下，所以加上“彖”字以表明它。范谔昌用乾卦彖辞解释元亨利贞，文言又接着解释它，怀疑其重复，认为不是孔子的话，并且引用穆姜的话来证明，这又是不对的。文言，是修饰其言，如同序卦、说卦之类，古代有这样的话，或者是文王、或者是周公的话，孔子依据这些话加以修饰，以流传后世罢了。穆姜的话说：“元，是体的长；亨，是嘉的会；利，是义的和；贞，是事的干。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用现在的《周易》考证，删改的有两处，增益的有六处，那么古代有这样的话，孔子加以修饰是确实可信的。范谔昌于是认为六十四卦的彖辞都出自周公，这是错误的。又说乾卦答问以下的话是孔子赞易的辞，不是文言，这也是错误的。孔子作十篇以赞易：彖辞、大象、小象、系辞上下、乾文言、坤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如果认为答问以下不是文言，那么先儒没有将文言附在乾坤之下，这些话应当列在哪一篇呢？大概文言之后又有这些话，赞颂乾坤六爻的意义，所以通称为文言。如同系辞之中，广泛论述困、解、否、豫、复五卦的爻辞一样。圣人认为《周易》的蕴意全在乾坤，而六十二卦由此产生，所以详细论述爻义以类推其他卦。又说大象、小象都出自周公，这也是错误的。况且八卦排列，象就在其中了；因而重叠，爻就在其中了。圣人看到天下的幽深，模拟其形容，象征其物宜，所以称之为象。有卦的象，有爻的象。彖辞，是论述其象的，论述卦的象；爻象动于内，论述爻的象。当设立卦变爻的时候，其象已经具备在卦爻之中，比如“君子以非礼勿履”，这就是孔子所系的大象。怎么证明呢？且以复卦的大象来说：“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闗

译商旅无法通行，国君不巡视四方。查考《夏小正》：十一月万物闭塞不通，那么在冬至之日关闭关口，国君不巡视四方，这是夏代的制度。周代的制度是在十一月向北巡狩，到达北岳。由此可知，撰写大象传的时候，并非周公所作。崔杼想要娶东郭偃的姐姐，占卜遇到困卦变为大过卦。陈文子说：“不可以娶。而且卦辞说：‘被石头所困，依靠在蒺藜上，进入他的宫室，见不到他的妻子，凶险。’这卦辞与现在困卦六三的爻辞完全相同。”那时小象传还没有作成，所以陈文子说：“被石头所困，前往不能成功；依靠在蒺藜上，所依赖的东西造成伤害；进入他的宫室，见不到他的妻子，凶险，是因为没有归宿。”假如小象传也是周公所作，那么陈文子一定会查考它了。所以说这是错误的。

译陈友文说：“十翼，以前的儒者都认为这是孔子所作。只有范谔昌、王昭素说彖辞、象辞、爻辞、小象、文言都是周公所作，不知他们有什么依据。”

王应麟说：“范谔昌考证坠简中震卦的彖辞脱漏了‘不丧七鬯’四字，程颐采纳了他的说法；渐卦上六爻辞中‘陆’字疑似有误，胡瑗采纳了他的说法。”

胡一桂说：“《大易源流图》一卷，其学说首先确定纳甲的方法，以显示纳音的数目。《证坠简》一卷，认为各卦的彖辞、象辞、爻辞、小象，以及乾、坤两卦的文言，都是周公所作，从文言以下，才是孔子所述。”朱震极力辩驳其错误。范谔昌，建溪人。天禧年间，任毗陵从事。

雷思齐说：“范谔昌著《大易源流》，称龙马背负河图出现于黄河，伏羲穷究天与人之间的道理，重新确立五行生成的数目，确定地上八卦的体例。所以老子从西周传授给孔子，探究《易》的源头，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东，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于末，于是天地之数五十五就确立了。”

徐复、林瑀等人所著的《周易会元纪》已散佚。

《东都事略》记载：徐复，字复之，建州人。常游历京师，考进士未中，退而研习《易》，精通流衍卦气的方法。自知没有官运，所以不再进取。庆历初年，范仲淹经过润州，询问他推衍卦象预测西边用兵之事，日月时间没有少许差错。后来他与郭京一同被召对，询问天时人事，徐复举出京房易卦，推演今年所配的年月日时，应当是小过卦，刚爻失位而不居中，宜在强君之德。仁宗又问明年主何卦，徐复回答说：乾卦用事，说到九五而止。第二天，特任命徐复为大理评事，他坚决推辞，于是赐号冲晦处士。

曾巩说：徐复字希颜，莆田人。康定年间，李元昊叛乱，下诏寻求有文武才能可用的人。参知政事宋绶、天章阁侍读林瑀都推荐徐复。下诏赐给装束钱，州郡催促他上路。到达后，仁宗在崇政殿接见徐复，于是命他讲解《易》中的乾、坤、既济、未济。又问今年值何卦，西兵想要出击如何？徐复回答说：岁值小过卦，而太乙守中宫，兵宜在内不宜在外。仁宗认为他的话很好，想给他官职。徐复坚决推辞，于是留徐复在登闻鼓院，与林瑀一同编修《周易》。恰逢元纪编修完毕一年多，他坚决请求东归。仁宗以束帛礼待他，赐号冲晦处士，于是定居杭州，以《周易》、《太玄》传授学者。

叶梦得说：“京房易，世间很久没有人通晓其术。徐复遇到隐士，得到它并杂糅六壬、遁甲，自己占卜终身无禄，于是罢废举业。仁宗召见，任命为大理评事，他不就任。赐号冲晦处士，回到杭州万松岭，那是他的旧居。”

《闽书》记载：林瑀，莆田人，考中天圣二年进士，授太常博士。康定初年，仁宗亲擢为天章阁侍读，不久命他与徐复一同编修《周易天人会元》，赐五品服。

《长编》记载：景佑末年，灾异屡次发生，皇上为此担忧。林瑀说：“灾异都有常数，不值得担忧。”依照《周易》推演五行阴阳的变化写成书，呈上。参知政事程琳说：“林瑀所携带的书，多含图谶纬书之言，而皇上非常喜好它。”

庆历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天章阁侍读林瑀被罢免职务，任饶州通判。在此之前，林瑀奉诏撰写《周易天人会元纪》，其学说用天子即位的年月日辰，占测所值的卦，以推演吉凶。并且说自古圣王即位，必定值乾卦，像汉高祖及太祖皇帝都是这样。书成呈上，下诏学士院审阅，都说林瑀所编定的事涉及图谶纬书，请求藏于秘阁。下诏赐给林瑀银绢各五十两匹。御史中丞贾昌期曾当面驳斥林瑀所说的话不合常理，林瑀与贾昌期在皇上面前辩论，因此与贾昌期结怨。到了这时，林瑀又说：“皇上即位其卦值需卦，其象辞说：‘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燕乐。’臣希望陛下频繁出游宴乐，极尽水陆玩好之美，就符合卦体，顺应天心了。”皇上对他的话感到惊骇，于是问太宗即位值何卦？林瑀回答说：“不是乾卦。”问真宗，回答也是这样。皇上开始厌恶林瑀的迂腐荒诞，贾昌期立即弹劾奏道：“林瑀是儒士，不师从圣人之言，专门挟持邪说，蒙蔽皇上听闻，不应在经筵。”皇上于是对辅臣说：“人臣虽然有才学，如果过于巧伪，终究涉及形迹。”于是罢免斥退林瑀。

按，冲晦处士徐复因推荐被召见于崇政殿，留在登闻鼓院，与林瑀一同编修《周易会元纪》，也见于杜大圭《名臣琬琰之集》。

胡瑗《易传》（《宋志》作《易解》）《宋志》十卷（又有《口义》十卷、《系辞》《说卦》三卷）《口义》存。

《东都事略》记载：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为人师表，言行一致而以身教化。景佑、明道以来，学者有老师，只有胡瑗与孙复、石介三人。胡瑗以布衣身份被召见，讨论乐律，拜为校书郎。嘉佑年间，升迁为太子中允，充任天章阁侍讲，以太常博士身份退休。

晁公武说：“安定《易解》很详细，有人说这是门人倪天隐所编纂，不是胡瑗自己著的。”无系

译推辞。

陈振孙说：“新安王晦叔曾经问张南轩说：‘伊川先生让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的《易》注，这是为什么呢？’南轩说：‘这三家都不讲互体，所以这样说。然而各种事物和美德都蕴含在中爻之中，互体是不能废弃的。’南轩的说法虽然如此，但总之程氏专门主张文辞义理，不讲象数，这三家的文辞义理都坦荡明白，象数几乎被扫除殆尽，不仅仅是互体罢了。”

译朱熹说：“胡安定的《易》学解说清晰明白，即使是正当时的程颐，也多有采纳他的观点。”

赵汝楳说：“《易》的卦画完备于伏羲，文辞详备于三圣。性命道德的深意，孔子已经全部阐发出来。然而到了西汉，却以灾异来解释；到了东汉，又用图谶纬书来附会；到了魏晋之际，则用老庄之说来阐释。幸赖我朝王昭素、胡安定等儒者，将其扭转回来。伊川、洛学的学者又进一步宏大了他们的学说，探究到底，指明归宿，这才重新回归到性命道德的言论上来。”

黄震说：“先生阐明体用之学，因范仲淹的推荐，以白衣身份被召见对答，教授湖州州学，又主持太学。师道的确立，从先生开始。然而他起初在泰山读书，十年不归，等到担任教授后，仍然早晚勤勉辛劳二十多年，人们才开始信服。确立自己并确立他人的艰难，竟到了这种地步。”

胡一桂说：“胡安定的《口义》中，好的地方很多。”

董真卿说：“胡氏的《易传》共十卷，经文两篇，传文十篇。上彖一篇，下彖两篇，大象三篇，小象四篇，文言五篇，上系六篇，下系七篇，说卦八篇，序卦九篇，杂卦十篇。”又说：“胡氏著有《周易口义》十卷，《系辞》《说卦》三卷，传授给弟子记录，大体上推崇王弼。”

李振裕说：宋代《艺文志》既然列出了胡瑗的《易解》，又列出了《口义》十卷、《系辞》《说卦》三卷，而《扬州志》也沿用了这个目录，这是错误的。大概胡安定在讲授之余，想要著述却未能完成，倪天隐替他记录了下来，因为这不是老师的亲笔，所以不敢称为‘传’，而命名为《口义》，流传于后世。有的称为‘传’，有的称为《口义》，只是各自依据所见不同，实际上并不是两本书。

阮氏[逸]《易筌》宋志六卷佚

《长编》记载：景佑三年正月，诏令镇江节度推官阮逸校定旧有的钟律。八月，任命阮逸为镇安节度掌书记。皇佑五年九月，再次起用被勒令停职的阮逸为户部员外郎，因为制定钟律成功，特别提拔他。

陈振孙说：“阮逸字天隐，每一爻都附会一个古代故事，牵强附会的很多。”

王应麟说：“《易》记载的人事，都以商周为主。帝乙嫁妹，高宗讨伐鬼方，箕子遭遇明夷，这些都是商代的事。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王在岐山祭祀，这些都是周代的事。”这是阮逸说的。

胡一桂说：“《易筌》六卷，共有三百八十四条筌。”

王氏[洙]《周易言象外传》宋志十卷佚

《宋史》记载：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人。考中进士，担任翰林学士。因为侄子王尧臣任参知政事，改任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去世后，谥号文，著有《易传》。

《崇文总目》记载：本朝王洙原叔撰。王洙因通晓经学在天章阁侍讲，于是汇集前代诸儒的《易》说，折中其理，依据卦变分类。他的论述以王弼的传为内传，所以自己命名为外传。

《中兴书目》记载：《周易言象象外传》十卷，侍讲王洙撰。共十二篇。序言说：论次旧有的义理，附带新的解说，以王弼的传为内传，摘取其中重要的部分，表彰并纠正它，所以称为外传。

陈振孙说：“他的序言说，学习《易》，向处士赵期论次旧有的义理，附带新的解说，共十二篇，十卷。”

古易 宋志十二卷 存

叶梦得说：“我曾经在睢阳王原叔家中得到古本《易》，从乾坤以下，将咸、恒分为两篇，只有六爻的文辞。比如乾坤开头说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之类。至于繇辞、彖辞、大象、小象、序卦、说卦、杂卦、文言，与现在的上下系辞都分别成卷。现在的本子各自将彖象的文辞附在每卦之下，而取孔氏的传，称为系辞，这是王辅嗣的错误。”

陈振孙说：“古易十二卷，也出自王原叔家。上下经只记载爻辞，外卦辞一篇，彖辞两篇，大象三篇，小象四篇，文言五篇，上系六篇，下系七篇，说卦八篇，序卦九篇，杂卦十篇。”叶石林认为这就是《艺文志》所说的古易十二篇。查考隋唐志都没有古易的目录，应当也是后人模仿录制的。

范氏[仲淹]《易义》一卷，存[阙]

张唐英作传说：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祥符八年考中进士，所说的朱说就是这个人。多次升迁至大理寺丞，召试秘阁校理。外放通判河中府，升任陈州，提拔为右司谏。降职知睦州，升任苏州。召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任命知开封府，削职知饶州事。宝元初年恢复职务，知永兴军。途中授陕西都转运，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兼领延安军。不久以四路都招讨委任他，在泾州开府。召为枢密副使，拜参知政事。

查考范公的《易义》载于集中，仅存干、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暌、蹇、解、损、益、夬、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丰、旅、巽、兑共二十七卦。

张氏[公裕]《周易注解》 佚

范纯仁墓志说：“张公裕字益孺，蜀地江源人。皇佑年间参加进士考试，考中甲科，担任戎州军事推官。调任忠武军节度掌书记，改任太子中允，知定州唐县。因为韩魏公推荐，英宗选拔他充任秘阁校理，同知”

译太常礼院，改任吏部判官。请求外放，任嘉州知州。升任太常博士。因父亲去世，悲痛过度而致病，守丧期满请求担任闲职以便就医，被授予成都府玉局观管勾。恰逢官制改革，任承仪郎，在任上去世。公对于书籍没有不阅读的，而对于《诗经》《易经》《春秋》尤其能够深入探究其义理，分别为它们作注解，共计三十三卷。

译郑氏[升]《易学释疑》 失传

《兴化府志》记载：郑升，字元举，仙游人。皇佑元年考中进士，经考核担任秘书省校书郎。

桂氏[询]《周易略例》《通志》一卷 失传

《江西通志》记载：贵溪人，皇佑五年考中进士。

按凌氏《万姓统谱》称他是晋人，这是错误的。

于氏[房]《易传》 失传

按《房易传》记载，王氏《续文献通考》姓谱中，有景佑四年任奉化县知县的人，是定襄人；《金华志》中有嘉佑四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的人，是江浦人。不知究竟哪一位是《易传》的作者。

杨氏[绘]《易索蕴》 失传

范祖禹在墓志铭中说：“杨绘，字元素，汉州绵竹人。研究经世济民之学，尤其擅长《易经》和《春秋》。皇佑五年进士第二名，最终官至天章阁待制。”陈师道说：“杨内翰绘说：‘庄遵将《易传》传给扬雄，扬雄传给侯芭。自侯芭以下，世代传承不绝，传到沛县的周郯，周郯传给乐安的任奉古，任奉古传给广凯，广凯传给杨绘。所著的《索蕴》，就是他的学问。’”

《丁未录》记载：杨绘路过池阳，见到丘璇，丘璇说：“明年应当改年号，用《周易》推演到丰卦，执政者必定以‘丰’字纪年。”果然改元为丰。

陈氏[希亮]《钩易图辨》[《绍兴书目》作《辨刘牧易》]一卷 失传

《制器尚象论》《通志》一卷 失传

《东都事略》记载：陈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天圣年间考中进士，历任京西、京东转运使。

胡一桂说：“陈希亮擅长《易》学，认为韩康伯注解十三象，只是解释名义，未能体现尚象的制器之道，所以作论来阐明它。”

曹学佺说：“陈希亮官至太常少卿，是季常慥的父亲。”

周氏[孟阳]《易义》《通志》一卷 失传

《宋史》记载：周孟阳，字春卿，祖先是成都人，迁居海陵，考中进士，担任潭王府教授，加官直秘阁，同知太常礼院，升任集贤殿修撰，兼侍读，神宗初即位时，拜为天章阁待制。

《长编》记载：治平元年十月，屯田员外郎、直秘阁、同知礼院周孟阳在延和殿被皇帝召见询问。从此多次被召见，最后到了隆儒殿，在迩英殿后苑中。群臣未曾到达过那里。

龚氏[鼎臣]《易补注》，《宋志》六卷，失传。

《姓谱》记载：鼎臣，字辅之，郓州人。景佑初年考中进士，担任泰宁军节度掌书记。石介死后，进谗言的人说他北逃辽国，皇帝下诏让兖州弹劾他的罪状。鼎臣愿意以全家性命证明石介已死。不久任谏院知院，因触犯王安石，外放任兖州知州，又任青州知州。

陈氏[襄]《易讲义》二卷 存[缺]

李纲说：“古灵先生未做官时，专心致志于学问，结识了乡士陈烈、周希孟、郑穆，结为好友，以古道在海隅闻名。四先生名动天下，考中进士后，历任繁剧县邑的长官，所到之处兴办学校，率领当地子弟，亲自横持经书讲解，士风民俗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官至枢密直学士、尚书右司郎中，多次追赠少师。”

按《陈述古易讲义》记载，古灵先生集中仅存师、大有、谦、豫、随五卦而已。

周氏[希孟]《易义》 失传

蒋垣说：“希孟字公辟，侯官人，通晓五经，尤其精通《易》学，与陈襄、陈烈、郑穆为友，被称为海滨四先生。皇帝下诏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他坚决推辞。弟子有七百余人。著有《易诗》《春秋义》。”

黄氏[晞]《易义》《通志》十卷，失传。

《姓谱》记载：晞字景微，建安人。

《长编》记载：嘉佑元年十一月，黄晞任太学助教致仕。黄晞年轻时通晓经书，藏书数千卷，学者多跟随他游学。著有《聱隅书》十卷，自号聱隅子。庆历年间，石介在太学，派遣诸生以礼聘请召见，他不赴任。至此，枢密使韩琦上表推荐他，接受任命后一夜便去世了。

掌氏[禹锡]《周易集解》十卷 失传

《周易流演遁甲图》一卷 失传

苏颂在墓志铭中说：许之郾城有一位儒学老成，即尚书工部侍郎致仕掌公，名禹锡，字唐卿，出身布衣，考取进士，共做官四十六年，由太子宾客升任副卿，辞官回乡。所著述有《周易集解》十卷，生平笃信推命之学，自撰《周易流演遁甲图》一卷。

《长编》记载：至和元年，禹锡以太常少卿掌管集贤院。嘉佑三年，以光禄卿直秘阁。

黄氏[通]《易义》，《通志》一卷，失传。

《姓谱》记载：通字介夫，邵武人，嘉佑初年考中进士，授大理丞。

刘氏[彝]《周易注》 失传

董真卿说：“彝字执中，福州人，有《易注》一部，是安定胡先生的门人。”

蒋垣说：“怀安刘彝，邵武游烈，汀州徐唐，都跟随安定胡先生受业。”

皇甫氏[泌]《易解》《宋志》十九卷[《通考》十四卷] 未见

晁公武说：皇甫泌官至尚书右丞，有《述闻》一卷，《隐诀》一卷，《补解》一卷，《精微》三卷。又有《纪师说》《辨道通》八卷。

朱震说：皇甫

译陈抟说互体之法不可取用。陈振孙说：“他的学问得自常山抱犊山人，而由莆阳游中传承下来。刘彝、钱藻都为此书写了序言。山人不知其名，大概是位隐士。陈抟曾担任海陵太守，是治平年号以前的人。”

译《玉海》记载：治平三年四月，工部侍郎皇甫泌献上他所著的《周易精义》，朝廷赐给他丝帛。

令狐氏（令狐揆）《易疏精义》已佚。

王得臣说：“先生字子先，是安陆的名儒。他在齐安担任理椽开始仕途，任期届满后回到家乡。他在涢溪之南择地建房，除了耕种垂钓之外，只是弹琴著书罢了。他读书无所不览，撰写了《易疏精义》。我曾向同堂兄伯芑借来观看。”

石氏（石汝砺）《干生归一图》，《宋史·艺文志》记载为十卷，《文献通考》记载为二卷，已佚。

晁公武说：“这是本朝石汝砺撰写的。书中先辨析卦、彖、爻、象的区别，后列出各种图式，其中混杂了不少佛家和道家的学说。”

陈振孙说：“石汝砺是嘉祐初年的人。他在序言中取‘干’作为生生不息的根本，认为万物最终归于一。书中既有论述又有图式，也颇与刘牧辩论。然而有时混杂了佛家和道家的学问。他所说的‘一’，自注说：‘一就是灵寂真元。’首篇论道，专门以灵明无体无生为主旨。又说：‘因为灵明不动而产生寂静的本体。’这难道不是异端之说吗？”

胡一桂说：“石氏画图著论，先辨析卦、彖、爻、象的区别，后列出各种图式，其中混杂了不少佛家和道家的学说。”

《广东通志》记载：石汝砺，英德人，号碧落子。他对五经都有解说，对《周易》尤其契合其微妙之处。他曾经说：“《周易》不需要注解，只要熟读自然就能明白，互相阐发，总之都是干元亨利贞的道理。”晚年他将所著的《易解》《易图》进献给朝廷，被王安石压制。苏轼被贬到惠州，在圣寿寺遇到他，与他谈论《周易》，直到傍晚才散去。

《经义考》卷十八，“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周易》第十七

石氏（石介）《周易解》（《宋史·艺文志》作《口义》，建本作《解义》），《宋史·艺文志》记载为十卷（《绍兴书目》卷数相同，题曰《易义通考》作五卷），已佚。

晁公武说：“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考中进士，升任直集贤院。他作《庆历圣德诗》，专门斥责夏竦。后来守道去世，夏竦便诬陷他向北逃往契丹，请求剖棺验尸。又说：景迂（晁说之）说《易古文》十二篇，前代儒者认为费直专门用彖、象、文言参合解释《易》爻，将彖、象、文言杂入卦中的，从费直开始。孔颖达说：王弼又将爻的象辞分开，各自附在相应的爻下，那么费氏最初改变古制，当时还像现在干卦的彖象系在卦末那样吗？古经开始改变于费氏，最终大乱于王弼，可惜啊！现在的学者竟然不知道这一点。石守道也说：孔子将彖、象作在六爻之前，小象系在逐爻之下，只有干卦全部放在后面的，这是谦让的缘故。唉，别人还能责备什么呢？家中原本没有看到这篇文章，难道石介后来发觉自己错了而修改了吗？”

陈振孙说：“他所解释的只有六十四卦，解说也没有大的发明。晁景迂说守道云云。现在看这个解说，意思是王弼注《易》，为了让人们容易看见，使它们相互靠近，其他卦都是这样，只有《干》卦不同，是为了保存旧本而已，没有别的说法。不知道景迂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查宋咸补注首章，颇有此意，晁公武大概是记错了。”

黄震说：“先生是奇士，屈尊拜泰山孙先生为师，起身坐下必定扶持侍奉。他在徂徕山下亲自耕种，安葬了七十具无人安葬的尸体。高尚的风节和笃实的品行，对世道教化有益处很多。只是他志在忧国，写作文章，极力陈述古今之事，切中当时弊病。自认为我的话不被采用，即使遭遇祸患而死也不后悔。导致夏竦等人深深怨恨他，几乎不免死后剖棺之祸。可悲啊！”

董真卿说：“徂徕先生（石介）传承孙明复的学问，《周易》口义十卷，建本作《解义》，解说本于王弼的宗旨。”

欧阳氏（欧阳修）《易童子问》，《宋史·艺文志》记载为三卷，现存。

《东都事略》记载：欧阳修，字永叔，吉州庐陵人。考中进士，在国子监和礼部的考试中都是第一名，于是考中甲科。嘉祐五年，担任枢密副使。第二年，拜为参知政事。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去世后，追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欧阳修在六经方面，擅长《易》《诗》《春秋》，他所阐发的道理多是古人所未见的。著有《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

施德操说：“欧阳公论《易》，认为《文言》《大系》都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当时易学老师所作。韩魏公心里知道他说得不对，但从未与他辩论，只是对欧阳公终身不谈《易》。”

陈振孙说：“欧阳永叔撰写的《易童子问》采用问答形式，其上、下卷专门谈论《系辞》《文言》《说卦》，认为下篇都不是圣人所作。”

程迥说：“陆希声深以为卦辞不类，就想删去选取。欧阳公《童子问》、王景山《儒志》，也对《易》文有所怀疑。圣人的言语，本来难以知晓。说它不类，是不对的。”

朱熹说：“欧阳修作《易童子问》纠正了王弼的数十处失误，然而因为怀疑图书，连带不信任《系辞》，这是欧阳公没有见识的地方。”

欧阳修的孙子欧阳谦益说：“起初，祖父作《易或问》三篇，第二篇论述卦、爻、彖、象，后来删去了，另外作了一篇论述《系辞》，文集所载的就是这篇。原来论述卦、爻、彖、象的那一篇，各种版本都不载，恐怕就此遗失，现在编入外集。王应麟说：欧阳公认为河图洛书是怪诞虚妄的，苏东坡说：‘记载在《易》中，见于《论语》，不可诬蔑啊。’”

译南丰说：“因为不是平时所习见的，就果断地认为‘不’是‘是’，认为天地万物的变化可以被耳目所及的范围完全穷尽，这也太过分了。”苏轼、曾巩都是欧阳修的门人，而议论却不随便苟同到如此地步。

译胡一桂说：“《易经》不能没有‘十翼’，这是确凿无疑的。欧阳修竟然对这部书产生怀疑，在《童子问》中，直接认为《系辞》和《文言》不是孔子所作，他对《易经》的无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张巨《易解》续通考十卷已失传。

欧阳修序言说：“《易经》这部书，无所不包，所以解说它的人，也无所不有。大概拘泥的人执着于象数来运用，通达的人则流于变化而无穷无尽，谈论精微的人力求达到幽深，喜欢夸诞的人不胜其广大。如果不合乎正道，就会迷失而都陷入邪说。如果推究天地的道理，来阐明人事的始终，而不失其正道，那么王弼就超然远远超出前人。可惜他不幸短命，没能完成他的事业。张巨的学问，勤勉到了极点，他的解说也很详尽。他写的自序，尤其有很多阐发。从前汉代儒生皓首穷经，即使是孔子也是晚年才学《易》，现在张巨年纪正壮，所得已经很多，而且学习还不止，他会有达不到境界的时候吗？”

王圻说：“张巨，武进人，跟随胡瑗游学。嘉祐年间考中明经科，被荐任为国子监直讲。王安石新法实行，张巨于是引退，当时舆论对他评价很高。”

《毗陵志》记载：张巨字微之，考中嘉祐二年进士，与蒋之奇、胡宗愈、丁隲为四友，向欧阳修学习《易》，著有《易解》十卷，欧阳修为之作序。

赵承庆《周易注》二十卷已失传。

杨杰撰写的碑略说：“天水郡公赵承庆，字佑之，是秦悼王的孙子，曾任武信军节度使，追封循国公，谥号康简。生平博览典籍，曾注解《易》二十卷，极尽天人性命之理。天子阅览后嘉许赞叹，赐给他金币。本朝以来，宗室著述，从赵承庆开始。”

鲍极《周易重注》《宋史·艺文志》十卷已失传。

朱震说：“鲍极论述卦变的义理说：‘遯卦，是阴气增长的卦，邪道并起。圣人用《易》的一爻来形成无妄卦，想要用正道来制止邪道。’”

胡一桂说：《周易重注》十卷，治平年间，建昌军司户鲍极撰写。右司谏郑獬上表进献，秘阁校理钱藻作序。宣和年间，秘书少监孙近重新改定，将赞语附在经文末尾，以成全一家之书。

孙载《易释解》五卷（《姑苏志》作五十卷）已失传。

龚明之说：“孙载，字积中，昆山人，考中治平二年进士，大观年间升任朝议大夫，著有《易释解》五卷。”

叶昌龄《周易图义》《宋史·艺文志》二卷未见。

《中兴书目》二卷，治平年间，叶昌龄撰写。因为刘牧《钩隐图》的错误，于是著写此书。共四十五门。

胡一桂说：“叶昌龄，钱唐人，治平年间任职方员外郎。”

按郑樵《艺文略》有叶子长《易义》二卷，那应该就是叶昌龄的字。

王晳《周易衍注》四卷，《周易纲旨》二十篇，都已失传。

胡一桂说：“王晳任兵部郎中、集贤校理，著有《周易衍注》四卷，《周易纲旨》二十篇。卦名在第二篇。认为伏羲作八卦，那么八卦的名称就是伏羲制定的。因而重卦，那么六十四卦，大概也是如此。有的假借其象，有的举出其义，有的用一字而定，有的用两字而成，随着义象来命名。蔡攸上奏他的书说：‘王晳著《易衍注》，又撮取纲要写成此书。他论述命名《易》的义理，确实能不迷惑于多歧的说法。’末尾有一篇脱误，大体上稽考叙述郭京、范谔昌的说法，间或提出自己的意见，断定为取舍。”

石牧之《易解》已失传。

《绍兴府志》：石牧之，字圣咨，新昌人。庆历二年进士，试任校书郎，调任天台令。当时王安石知鄞县，陈襄知仙居县，号称江东三贤。后来知温州。

按《赵清献公集》有温守石牧之以诗见寄，次韵之作。

李畋《易义》已失传。

晁公武说：“李畋，蜀人，是张咏的门客。与范镇友善。熙宁年间，退休回家。编撰《该闻录》。”

《宋史·张咏传》：起初，蜀地士人知道向学，但不乐意做官。张咏考察郡人张及、李畋、张逵，都有学问品行，被乡里所称道，于是敦促勉励他们参加科举，而这三个人都登科。士人因此知道劝勉。

《四川总志》：李畋，字渭父，华阳人。淳化年间登第，知荣州。曾著《孔子弟子传赞》六十卷。

罗适《易解》已失传。

《台州府志》：罗适，字正之，宁海人。治平年间进士，提点两浙刑狱。

王存《易解》已失传。

《宋史新编》：王存，字正仲，丹阳人。考中进士，屡次升迁至尚书左右丞，进资政殿学士，吏部尚书。

按王存《易解》，《宋史·艺文志》不载，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

朱长文《易意》已失传。

张景修志墓说：“乐圃先生朱伯原，讳长文，考中嘉祐四年进士，任苏州教授，经历五次考核，召为太学博士，改宣德郎，除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因文字伤足，未能出仕，安贫乐道。因旧圃修葺台榭、池沼、竹石、花木，有幽人之……”

译快意。太守章伯望上表称颂他的居所叫“乐圃”，乡里之人尊敬他，称他为乐圃先生。

子发说：“先父从少年时考中进士，就患有脚病，断绝了做官的念头，以著书立言为事业。他师从孙明复学习《春秋》，领悟了精微深奥的义理，撰写了《通志》二十卷。对于《尚书》有赞，对于《诗经》有说，对于《易经》有意，对于《礼记》有《中庸解》，对于《乐经》有《琴台志》，自成一家之言。”

译庄绰所撰《揲蓍新谱》一卷，已佚。

薛季宣作序说：“圣人的道理施行于古代，圣人的法则完备于经典。学者不致力于穷究经典，拘泥于师承的解说，所以经典的法则晦暗而不明。士人应当以经典为依据，依据明确而不被习惯所迷惑，略去众多的议论，以竭尽心力。这样之后，圣人的典籍森然呈现，没有不能获得的。”《易经》是六经的源头和脉络，揲蓍的方法详细，《系辞》可以拿来考证。自从脱离秦朝焚书的劫难，师承的法则纷乱，而经典晦暗不通，举世不知如何确定。士人服从先儒的用法，长久而不怀疑，只走一条路，而揲蓍的方法就隐没了。《揲蓍新谱》毅然遵循《易大传》的起始，说一三是奇，二四是偶，得到奇偶的正统，没有偏颇的过失，契合经典旨意，值得称道。它引用证据来张扬张辕的揲蓍之法，可以说是审慎了。而师春的说法，又大致与之相符。这种方法使用四十九根蓍草，总握在手中，凭意念分为两半，在小指间夹住一根，分四次揲取。第一指揲取后剩余一或二，加上挂一满五，剩余三或四，加上挂一满九；第二、第三指揲取后剩余一或二，加上挂一满四，剩余三或四，加上挂一满八。四五为少，八九为多。三个多为老阴，交分；三个少为老阳，重分；两个少一个多为少阴，拆分；两个多一个少为少阳，单分。这种方法最为接近古法。然而余二满五，余三满九，与张氏的说法都不与《易经》相通。我曾听巫山隐士袁道洁先生说，特别与庄氏会合第，以四八为多，认为未尽善。我对此很怀疑并参酌考证。只有策数相近，庄氏为什么呢？乾的策数是三十六，坤的策数是二十四。庄氏的荚悔亏二，袁氏则二差而为乾了。由此知道庄氏的说法可能有不当之处。为什么呢？《系辞》说，大概十八变而成卦，爻的一三少变，六爻而数就通了，不必都是大变。先儒自从陈图南、邵尧夫等人，爻的再变已经用四十八。庄氏则全部用四十九，所以跟随先儒则符合策数，而四十九的用法就失去了；跟随庄氏则符合用法，而两篇的策数就多余了。只有刘禹锡《辨易九六论》用三指揲取，方法与师春相同，既没有四十八的伪误，而策数又与两篇相合。这样庄氏的奇偶，师春的变卦，既可信，都可遵从。作《易》的道理，大概不外乎这些了。

赵汝楳说：“庄氏新谱，三揲都用四十九数，挂一不在奇偶数中。为九为六的各八，为七为八的各二十四。按照古法，第二次揲取用第一次揲取挂扐剩余的蓍草，第三次揲取用第二次揲取剩余的蓍草。现在三揲都用四十九，又不使用挂一，这与古法相违背了。”

按陈傅良作薛季宣行状，称他校勘此书，并且为之作序。现在保存在《浪语集》中。庄绰曾经著《鸡肋编》。

陈皋所著《易论》，《通志》十卷，已佚。

按，陈皋字希古，见于文同《梓州处士张公墓志》，应当是蜀地人。

勾微所著《周易广疏》（《绍兴书目》作句徽），《通志》三十六卷，已佚。

董真卿说：“陈皋、勾微，郑氏《通志》不记载他们是什么朝代的人？”

按凌氏《万姓统谱》认为勾微是南北朝人，看他论述《周易》义理说：“唐卫元嵩作《元包》，以坤卦为首，乾卦在后”，怀疑他是宋初人。

薛温其所著《易义》，已佚。

按薛氏的《易》说，散见于《周易义海》。他解释《蛊》卦二爻说：“危行言孙，信而后谏”，不是梁公那样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又解释《涣》卦彖辞说：“二爻以身入险，四爻则辅佐君主任事，上下同心，事情才能成功。”李晟入险，陆贽辅佐皇帝，是二爻的象。又解释《既济》卦彖辞说：“衰乱的发生，必定从安逸享乐开始。开元的盛世，接着是天宝年间，初吉终乱的验证。”都引用唐代的事情作为证据，应当属于宋初人。

金君卿所著《易义》，已佚。

洪迈说：“金君卿考中科举，历任郡守、部使者，累代官至度支郎中。”

《江西通志》记载：“金君卿字正叔，浮梁人，登庆历二年进士，历任秘书丞、太常博士、知临州、权江西提刑，入朝为度支郎中，曾著《易说》。”

按《曾氏元丰类藳》有《卫尉寺丞金君墓志文》说：“皇佑二年祭祀明堂，推恩群臣，秘书丞金君得以让其父担任大理评事。五年郊祀，金君为太常博士，又得以让其父担任卫尉寺丞。只有卫尉府君有四个儿子，叫金君卿，是博士。兄弟都考中进士。”

冀震所著《周易义略》，《宋志》十卷，已佚。

陈良献所著《周易发隐》，《宋志》二十卷，已佚。

胡一桂说：《周易发隐》二十卷。嘉佑年间，陈良献自序说：“第一卷首先序说乾坤，到第十二卷有疑难义理的，就写在篇中，所以尊重卦德。从第十二卷到末尾，阐明天地之数，阴阳五行之变，所以终结其要点。”

常豫所著《易源》，《宋志》一卷，已佚。

胡一桂说：常豫字伯起，担任太常博士，《易源》一卷。范阳卢泾作序说：“《易经》的蕴奥，几代人没有得到传承。刘既窥探其端绪，常豫就很好地继承其

译（这是）宗旨。总括这大的主旨，著成六篇，命名为《易源》。」刘，指刘牧。

译张氏（简）《周易义略》通志记载九卷，已佚。

《易问难》二十卷，已佚。

王氏（锜）《周易口诀》通志记载六卷，已佚。

何氏（维翰）《易义》，已佚。

《四川总志》记载：何维翰，字叔良，成都人。韩魏公安抚剑南时，推荐他担任四门助教。

刘氏（纬）《易义》，已佚。

《四川总志》记载：刘纬是遂宁人。

陈氏（文佐）《易义》，已佚。

《四川总志》记载：陈文佐是普州人。

袁氏（建）《易义》，已佚。

卢氏（穆）《易义》，已佚。

白氏（勲）《易义》，已佚。

薄氏（洙）《易义》，已佚。

汪氏（沿）《易义》，已佚。

于氏（弇）《易义》，已佚。

按：王锜、袁建、卢穆、白勲、薄洙、汪沿、于弇，都是《义海》所引用的，他们的时代、爵位、籍贯无从考证。

邓氏（至）《易义》，已佚。

《四川总志》记载：邓至，双流人，精通六经，任翰林学士，是邓绾的父亲；尚书左丞邓洵，是仁知枢密院事邓洵武的祖父。

彭氏（宗茂）《易解》，已佚。

《长沙府志》记载：彭宗茂，字尚英，湘阴人，隐居好学，撰写《易解》，从《屯》《蒙》开始，到《乾》《坤》结束，由吴猎、吴旗作序，漕使邓汝谠将其置于学宫。

《经义考》卷十九（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十八

周子（惇頥）《易通》（即《通书》）一卷，已佚。

《东都事略》记载：周惇頥，字茂叔，舂陵人。凭借恩荫担任将作监主簿，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后来任永州通判，升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改任提点刑狱。因病请求改任南康军知军，病情加重后上交南康印信，分司南京。惇頥酷爱庐山，在附近买田，建屋居住，号曰濂溪。他倡导阐发道学，著《通书》，流传于世。

胡宏作序说：《通书》四十章，是周子所著。周子名惇頥，字茂叔，舂陵人。推究其道学的渊源，有人说穆修将《太极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陈抟。这大概是他学问的一位老师吧？并非他学问的最高境界。希夷先生（陈抟）有天下的志愿，却最终与那唱着凤歌、荷着竹竿、长往不来的隐士为伍。对于圣人无可无不可的道理，似乎也有未达到的地方。程明道先生曾对门弟子说：从前我在周子那里受学，他让我寻找仲尼、颜子所乐的是什么？而明道先生自从再次见到周子，吟风弄月地归来。道学之士都说程颢继承了孟子不传的学问，那么周子岂止是种放、穆修那样的学问就止步了呢？考察古代，孔子阐述三皇五帝的道，确立百王经世治国的法则。孟轲辟除杨朱、墨翟的学说，推明孔子的恩泽，使之成为万世不绝。人们说孟子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如今周子开启程氏弟子以不传的妙理，他的功绩大概介于孔子、孟子之间了。人们见他书的内容简约，却不知道他的道广大；见他文章质朴，却不知道他的义理精微；见他言语平淡，却不知道他的意味深长。何况我哪里足以知晓呢？然而我信奉它已有多年了，试着举出一两句话，为志同道合的人提供启发吗？担忧人们以应试科举、荣耀自身、富裕家庭、迎合世俗取宠为事，就说：立志要像伊尹那样。担忧人们以知识见闻为所得，而自我局限，不待价高就自我推销，就说：学习要像颜回那样。有人真正能树立伊尹的志向、修养颜回的学问，然后才知道《通书》的话包含至大的道理，而圣门的事业是无穷的。所以这一卷书，都是发端以启示人的，应当超越诸子，直接与《易》《书》《诗》《春秋》《论语》《孟子》一同流行于天下。因此我作序并收藏它，遇到天下的善士，又推崇前代贤人而想读他的书的人，就传给他。

朱子跋文说：“《通书》是濂溪夫子所作的。夫子姓周，名惇頥，字茂叔。他年轻时就以学问品行闻名于世，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师承渊源。只有河南两程夫子曾经向他受学，从而获得孔孟不传的正统，那么他的渊源大概可以概见。然而他之所以指出仲尼、颜子的乐趣，而抒发吟风弄月的意趣，也不能完全听闻了。他所著的书大多散失，唯独这一篇原本号叫《易通》，与《太极图说》一同出自程氏，流传于世。而它的论述实际上互为表里，大体上推演一理、二气、五行的分合，以纲纪道体的精微；决断道义、文辞、利禄的取舍，以振起俗学的卑陋。至于论述入德的方术、经世的器具，又都亲切简要，不凭空言说。看他的宏纲大用，既不是秦汉以来诸儒所能企及的，而他的条理之严密，意味之深远，又不是当今学者所能迅速窥见的。因此程氏去世后，传习的人很少。了解他的人不过认为他用意高远罢了。我自从少年时就幸运地得到他的遗编，而初次伏案诵读时，大概茫然不知道它的意思，甚至有时不能断句。壮年时得以游历延平先生门下，才开始听到它的一二解说。近年来，潜心玩味已久，似乎粗略有所得。虽然对于他的宏纲大用不敢妄知，但在其章句文字之间，则有切实看到条理更加严密，意味更加深远而不欺骗我。看我从开始读到现在，岁月有多少？忽然间三十年过去了。感慨前哲……”

译离得越远，就担心精妙的义理无法流传。我私下里不估量自己的才力，擅自作了注释。虽然知道这些粗浅的文字不足以阐发孔子的精深内涵，但确立其中的大义，以等待后来的君子，那么或许能有一点希望吧。」

译邵雍《古周易》八卷（《宋史·艺文志》未见《周易会通》因革）未见。

《宋史》记载：邵雍字尧夫，河南人。师从北海李之才，学习《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探究深奥隐秘的道理，奇妙地领悟并神妙地契合，专心于高明的境界，以观察天地的运化、阴阳的消长，远至古今世道的变迁，微至飞禽走兽草木的性情，深入探究并透彻阐发，差不多就是所说的不迷惑而不依赖模仿象类，推测则屡次命中的人，于是推演伏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流传于世。嘉祐年间下诏寻求隐逸之士，留守王拱辰推荐邵雍应诏，授予将作监主簿，又举荐为逸士，补任颍川团练推官，他都坚决推辞，于是接受任命，最终称病不去任职。去世，追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年间，赐谥号康节。

程颐说：“先生的学问，得自李挺之；李挺之得自穆伯长。推究其源流，远有头绪。如今穆、李二人的言论及其行事，大概可以看见了。而先生纯粹专一不混杂，汪洋浩大，是他自己心得较多的缘故。”

张崏说：“先生深思《易经》，夜里不睡觉，白天不吃第二顿饭。三年而学问大成，大名王豫。上天喜悦博达之士，尤其擅长《易》。听说先生意志坚定，喜爱而想教导他。与他交谈三天后，得到了未曾听说的道理，开始大惊佩服。最终放弃自己的学问而向他学习，北面行弟子礼而尊奉他为老师。卫地的人于是知道先生有道。”

邵博说：“古易卦爻第一，彖第二，象第三，文言第四，系辞第五，说卦第六，序卦第七，杂卦第八。它们的次序不相混杂。”我家藏有大父手写的《百源易》，确实是古易。百源在苏门山下，是康节读书的地方。

王炎说：“邵氏的学问，擅长古易。文王推演《易》，不专为占卜之用。静时正心诚意，动时开物成务，《易》都具备。如果只用占卜来论，那么古人如管辂、郭璞、关朗之类，足以穷尽《易》的道了。不只是邵氏能这样。”

魏了翁说：“众人用《易》来观察《易》，而滞留在《易》上；先生用《易》来观察心，而心得于心。他的方圆图、《皇极经世》等书，消长阴阳的几微，贯通融合内外的分别，大概是洙泗之后绝学的延续。”

黄震说：“《易》说‘天地定位’，天尊贵而向上，地卑下而向下，它们的地位一定而不可改变。《易》取它们的象于卦为乾坤，凡是二者是天地之气的统宗，譬如父母，虽然好像无所作为，实际上主宰一家而居于尊位。山泽通气，山泽一高一下，水脉灌输，而它们的气确实相通，通就是贯通的意思。《易》取它们的象于卦为艮兑。雷风相薄，雷风一迅疾一猛烈，气势聚合，而它们的形确实相迫近，薄就是逼迫的意思。《易》取它们的象于卦为震巽。水火不相射，水火一寒一热，适宜好像相熄灭而下，然而上沸以成就既济之功，于是互不相射，不相射，是说不同于射箭者的相射害。《易》取它们的象于卦为坎离。凡是这六者都是天地之气所为，譬如六个儿子交替运用，而都出于父母。圣人设立这一章来解释八卦的意义，似乎不过如此罢了。历经汉唐以至本朝，伊洛诸儒没有超出此而另作解释的，只有邵康节得陈希夷数学，创为先天之图，移动《易》卦的离南坎北为干南坤北，说：‘这是取《易》的天地定位。’然而《易》说：‘离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那么离南坎北，经文有明文了。天地定位在经文中，未曾明言其为南北，怎么知道这是先天之卦位？言语只以卦言位，或彼或此，还固不可知。如今以事理之实可见者考之，那么风一从南，就盎然以温；风一从北，就冷然以寒。南方属夏，其热如此；北方属冬，其冻如此。离南坎北，确实像如今《易经》所说的。康节移动它以位乾坤，将何所验以为信呢？康节既移动乾坤于南北，又移动艮以居西北，移动兑以居东南，说：‘这是取《易》的山泽通气。’然而《易》说：‘艮东北之卦也。’又说：‘兑正秋也。’那么艮居东北，兑居正西，经文有明文了。如果山泽通气，特言其通气而已，于经未曾明言艮为西北，兑为东南。康节何所考而指此为先天之卦位？如果以事理之实而考之，山必资乎泽，泽必出乎山，其气相通，无往不然，岂必卦位与之相对而后气可相通呢？康节既移动东北之艮于西北，遂移动震于东北，而移动巽于西南，说取《易》的雷风相薄。然而《易》说震东方也，又说巽东南也，那么震居东方，巽居东南，经文有明文了。如果雷风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于经未曾明言震为东北，巽为西南。康节何所考，而指此为先天之卦位？如果以事理之实考之，震惟

译震卦居于正东，巽卦居于东南，二者逼近而相合，所以说它们相互迫近。如果距离遥远而相对，怎么能说相互迫近呢？况且东北方是寅时，正值正月，这难道是雷声发动的时候吗？邵雍既然移动了离卦和坎卦的位置来安置乾卦和坤卦，于是将离卦移到正东，将坎卦移到正西，说是取《易经》中水火不相射的意思。然而南方为离卦，北方为坎卦，这是《易经》经文万世不可磨灭的真理。所谓水火不相射，只是说它们的性质相反而作用却相互资益罢了，经文从未明确说过离卦是东方的卦，坎卦是西方的卦。邵雍又依据什么，而把这种说法指认为先天卦位呢？解说的人虽然把火比作太阳，于是把离卦当作东方；把水比作月亮，于是把坎卦当作西方。然而查考《说卦传》，先说离为火，然后说离为日，只说坎为水，却从未说坎为月。大概太阳是太阳之精，不仅仅可以用离卦来表述；月亮是太阴之精，不仅仅可以用坎卦来表述。月亮虽然属阴，但它升起必定在东方；太阳虽然属阳，但它落下必定在西方，周流运转，昼夜不停，不像水火那样固定在一个方位。这又怎么能借用日月来代替水火来说话呢？《易经》由伏羲画卦，由文王推演，由孔子系辞，流传于天下万世，只有这一部《易经》而已，没听说过有先天和后天的分别。虽然说在天地未形成之前已有此理，然而作《易》始于伏羲，并不提及先天，邵雍特意依托《易经》来谈论数理，其他儒者没有用这种说法来解释《易经》的。朱熹以理学集诸儒之大成，原本认为圣人是因为卜筮而作《易经》，开始兼用邵雍的说法来详细阐述。如果根据门人记录的《朱子语类》，是因为邵雍的先天说而对文王、孔子的《易经》产生怀疑，以及对程颐的《易传》产生怀疑，甚至对《易经》本章中八卦的位置产生怀疑。然而查考朱熹先生回复王子合的信，明确说邵雍所说的伏羲卦位近于穿凿附会，应当存疑不论。以此类推，门人记录的内容，或许是一时的言论罢了，或者记录者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意思。大概《易经》所说的是道，而邵雍所说的先天是数。邵雍虽然贤能，并不在文王、孔子之前。邵雍想传授程颐数学，程颐坚决不从，那么就不可以因为他的数学而反过来怀疑程颐的易学，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学者应当以朱熹亲自回复王子合的话为准，不要以门人记录朱熹的话为疑。又说：邵雍没有《易经》注解，不过有《观物篇》、《皇极经世书》、先天图。又说：邵雍的《易》如果不轻视象数，就会畏惧其难以理解。

译董真卿说：“邵雍的古本《周易》八卷，与晁氏所说的版本相同。”

朱升说：“邵雍阐明了《易》中的数理，而在一动一静之间，体现了天地人最精妙的道理。邵雍固然以义理来使这些数理变得精妙了。”

王袆说：“自从周秦以来，伏羲的卦图很少有人传授，从而沦落于方技家之中。孔子在《系辞》《说卦》中本来曾经谈论过，但学者们没有仔细考察。邵雍才开始加以阐发。大概邵雍是从李挺之那里得到的，李挺之是从穆伯长那里得到的，穆伯长是从陈希夷那里得到的，这就是所谓的先天之学。自从先天之学阐明之后，人们才知道有伏羲的《易》，而学习《易》的人不再认为一定要从文王、周公开始。”

王廷相说：“《易》虽然有多位圣人参与，但不论数理而论义理，归根结底是穷尽人事罢了。所以说：‘得其义则《易》数在其中。’所以邵雍以数理来论述天地万物的变化，废弃人为的努力而崇尚定命，因此后学者议论数理纷繁复杂，废弃人事，另立异端，对大道的危害太大了。”

杨慎说：“易图先天始于陈希夷，后天续于邵康节。大概因为邵康节认为孔子的《易传》难以明白，于是依据陈希夷的图，又作了后天图来示人。就像周敦颐依据孔子《易》中‘有太极’一句而作太极图一样。朱熹之所以不明确说出来，是因为它出自陈希夷而避讳，怕人们怀疑他流于神仙家。”

杨时乔说：“陈希夷所传的诸图，旧时只保存了图而已。邵康节才开始以圆形代表天，方形代表地，按次序排列成横图，于是都回归于《易》。从此，《说卦》中从‘天尊地卑’到‘天地定位’等文辞，以及变象数的学问，都清晰得像指掌一样。不然，谁又能知道所谓的位、象、数是什么呢！”

郑氏[郑夬]《周易传》通考十三卷[《读书志》《玉海》都作十二卷，《宋志》不列《易传》，另著有《时用书》二十卷、《明用书》九卷、《易传辞》三卷、《易传辞后语》一卷]已佚。

司马光上奏说：“我见到并州盂县主簿郑扬庭，从小到长大，钻研精通《易》道，撰写所传的学说，编成《易测》六卷。不拘泥于阴阳，不涉及怪异虚妄，专门用人世间的道理，指明六爻，寻求同类相比，确实很难多得。臣不敢隐瞒，于是取来进呈。”

沈括说：“江南人郑夬，字扬庭，曾经写了一本书谈论《易》。其中有一个说法说：‘乾坤是大父母，复姤是小父母。乾一变生出复卦，得一阳；坤一变生出姤卦，得一阴。’等等。到乾六变生出归妹卦，本应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出渐卦，本应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得三十二，生出六十四卦。郑夬所写的书，都是荒唐的言论。只有这个变卦的说法，不知道其是非。我后来见到兵部员外郎秦玠谈论郑夬所说的，惊讶地说：‘从哪里得到这种方法的？’秦玠说：‘曾经遇到一个奇异的人，传授这种历数，推演往古兴衰运历，没有不灵验的。曾经遗憾不能穷尽其术。’西都的邵雍也知道大概，已经能洞察吉凶的变化。这个人竟然把它写成书，必定会有天谴，这不是世人所能听说的。”

邵伯温说：“先父的易学微妙玄深，不肖子所不能知晓的。其传授的本末，则是从李之才、挺之那里受《易》。挺之的老师是穆修伯长，伯长的老师是陈抟图南。先父的学问虽然有传授，但微妙变通之处，则是他自己领悟得到的。平时不曾随意告诉别人，只有大名王天悦、荥阳张子望曾经跟随学习，又都早死。秦玠、郑夬曾经想跟从先父学习，先父因为秦玠颇喜好任数，郑夬志在口耳之学，多向外慕，都不允许。秦玠曾经告诉郑夬说王天悦传授了先父的学问，郑夬极力求取，王天悦不允许。王天悦生病将死，郑夬贿赂他的仆人在卧室内，偷得了这些学问，于是当作自己的学问，著《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明用数书》，都是破碎妄作，穿凿没有根据。曾经把变卦图展示给秦玠，郑夬偷了王天悦的书进入京师，补国子监解试策问‘八卦次序’，郑夬用所得的说法回答，考官认为奇异，提拔在优等。既然登第，用所著的书作为礼物投赠公卿之门。后来因为赃罪被贬到秦地，说必定会有天谴，恐怕指的就是这个。秦玠既然知道郑夬偷书，于是说郑夬从哪里得到这种方法的？又说西都邵某知道大概，近乎自欺了。然而说得到异人传授，大概是指陈希夷而言。”

晁公武说：“姚嗣宗说刘牧的学问传授给吴秘，吴秘传授给郑夬。邵雍说郑夬窃取他的学问于王豫，沈括也说郑夬的学问类似邵雍。”吴仁杰说：“郑夬以序卦为文王六十四卦，杂卦为伏羲六十四卦，他的说法不对。”

马中锡说：“郑夬著书谈论易变说：‘乾一变生出复卦，得一阳；二变生出临卦，得二阳；三变生出泰卦，得四阳；四变生出大壮卦，得八阳；五变生出夬卦，得十六阳；六变生出归妹卦，得三十二阳。坤一变生出姤卦，得一阴；二变生出遯卦，得二阴；三变生出否卦，得四阴；四变生出观卦，得八阴；五变生出剥卦，得十六阴；六变生出归妹卦，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乾坤是大父母，复姤是小父母。归妹者，归宿之地。”

译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只有秦玠明白。他对亲近的人说：“这是天地间的秘密宝藏。”西都的邵雍稍微知晓一些粗略的迹象，就已经能够透彻通达吉凶变化的规律。郑先生怎么敢把它写进书里？必定会招致上天的惩罚。我因为通达这种变动，遭遇坎坷，恐怕也活不久了。不久之后，郑先生和秦玠果然都死了。这就是焦延寿所说的四千九十六卦吧？

译张载（字子厚）的《横渠易说》，《宋史·艺文志》记载为十卷，现仅存部分。

《东都事略》记载：张载，字子厚，长安人。他研习古道并努力践行，笃实好学且尊崇礼制，是关中士人所尊崇的宗师。世人称他为横渠先生。他考中进士，担任祁州司法参军。宋神宗召见了他，任命他为崇文院检书，他因病请求离职。他在南山脚下建造房屋，穿着破旧衣服，吃着粗淡食物，专心致志地治学。后来被召还朝廷，任同知太常礼院。再次因病请求归乡，在途中病逝。

《宋史》记载：先生的学问，以《易经》为宗旨，以《中庸》为根本。

晁公武说：张载居住在横渠，所以用此命名他的书。他的解说非常简略，对《系辞》的解释相对详细。程珌说：宋朝兴起百年，著名儒者辈出。胡瑗（安定）得其义理，邵雍（康节）得其数理，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得其道理，周敦颐（濂溪）得其本体，张载（横渠）得其应用，然后《易经》的道理才在天下大明。

董真卿说：“横渠的《易说》三卷，阐发了二程所未能达到的地方。”

吕柟说：“横渠的《易说》，简易精实，在阐发经义、开导万物、修身教人方面非常切当，无疑是先生的著作。我私下认为《易经》本是为人事而作，虽然历经四位圣人，其终极道理是一致的，并非专门谈论天道以阐述阴阳。所以孔子用君子践行仁、义、礼、智四德来解释‘乾元亨利贞’，显示各卦爻都是这个例子。现在用这些来对照《易说》，更加深信不疑。”

杨时乔说：“现在的版本只有六十四卦，没有《系辞》，确实是未完整的书。”

王安石（字介甫）的《易解》，《宋史·艺文志》记载为十四卷（《文献通考》作二十卷），已散佚。

晁公武说：“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庆历三年进士。熙宁三年拜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罢相，第二年再次入相。九年罢相，去世，谥号文。介甫的三经新义都颁行于学校，唯独《易解》他自己认为是年少时的作品不够完善，不专门用来取士。所以绍圣年间以后，又有龚原、耿南仲的《易》注三书，与它一起在科举考场通行。”

杨时说：“荆公对于《易经》，只是理会文字意义，未必心意相通。《易经》不同于其他经典，必须心意相通才行。”

黄震说：“荆公解释《易经》中的字义非常详细，卦名的解释从刚柔开始交感的‘屯’卦开始，辗转依次使用《序卦》的方法，但论述其顺序颇有牵强之处。”

顾棠（字叔思）的《周易义类》，《宋史·艺文志》记载为三卷，已散佚。

陈振孙说：“叔思不详何人。序言说先儒论说很多，但其旨意未曾不同。卦爻或有不同，但辞意未曾不一。各自设立标题，总括聚集在一起。”

胡一桂说：《周易义类》三卷，因为先儒论《易》不同，于是选取他们辞说相同的，分门别类聚集在一起，共九十五条。

《吴中人物志》记载：顾棠，字叔思，与张仅、几道，都是王安石门下的士人。王安石作三经新义，张仅、顾棠参与其中。

沈季长的《周易新义》，《通志》记载为二卷，已散佚。

《长编纪事》记载：季长，钱唐人，是王安石妹夫，判国子监。

按曾氏《元丰类藁》有贵池县主簿沈君夫人元氏墓志，儿子三人，叫季长的是越州司法参军。

王逢的《易传》，《文献通考》记载为十卷，未见。

王安石作墓志说：“王逢，字会之，太平州当涂县人。以进士起家，代理南雄州军事判官。留任为国子监直讲。对于书籍无所不观，尤其喜爱《易经》。作《易传》十卷，《干德指说》一卷，复书七卷。名士大夫多称赞他的书。”

晁公武说：“王逢曾为国子直讲，著《易传》十卷，他的学问宗奉王弼。”

董真卿说：“王逢是王介甫的门客，官至国子直讲，《易传》十卷，宗奉王弼。”

司马光的《易说》，《宋史·艺文志》记载为十卷（又三卷），已散佚。

晁公武说：“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起初因父荫入官，考中进士甲科，任馆阁校理。神宗即位，提拔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来任枢密副使，极力推辞而去。元祐初年，拜门下侍郎，继任尚书左仆射。去世，谥号文正。《易说》杂解《易经》义理，没有编排次序，大概是未完成的著作。”

朱熹说：“曾经在洛阳人范仲彪（字炳文）那里得到温公的《易说》，只到随卦六二的一半，后面缺失了。几年后，好事者在北方互市得到版本，起初也高兴它重新完整，然而无法考证其真伪。”

陈仁子序说：“九师兴起而《易》道微茫，《易》道的微茫，难道专门是九师的过错吗？《彖》《翼》以下，旁薄深广，留存七分者也几乎亡失。田丁施费，一脉相承地师授，使不坠失。龙龟图书，或许左用之而不悟。京房坚守纬数，其过失在于拘泥；韩康伯谈论名理，其过失在于浮泛。两千年间，《易》道迷茫，如蒙雾而行，述而不作。河汾学派尚且觉得困难，历经五闰，真人御宇，王泽汇聚。异人间出，希夷抉发羲画，而成于邵雍；濂溪泄出周经，而融于程氏。以至于汇为汉上，而崇尚变；演为考亭，而崇尚占；支析为合沙，而崇尚象。三圣玄蕴，剖析抉发无遗漏，而读者了然如生在三代之世。晚得温公《易说》一编，视诸老犹最通畅。今流传人间世藁，虽未完，其论太极阴阳之道，乾坤律吕之交，正而不颇，明而不凿。猎猎与濂洛贯穿，中间

译区分刚柔与中正，配合四季，那些细微可疑、心中不安之处，求学的人应当用心领会罢了。《易经》的创制，是圣人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的书，并非隐晦奥妙、艰深难懂。谈论《易经》却以它隐晦艰深为病，是不深通《易经》的人。参研学习这部书，易道大概就能明白了吧？

译吕大防《周易古经通考》二卷（《书录解题》十卷）现存。

吕大防自序说：“《周易古经》，彖辞和象辞是用来解释经文的，起初各自独立成书。王弼专门研究彖辞和象辞作为注解，于是将它们分别附缀在卦爻之下，学者因此看不到完整的经文，而彖辞和象辞前后连贯、贯穿其中的意旨也残缺不全。我于是依据古文加以校正，凡是经文分为两篇，彖辞、象辞、系辞各分为两篇，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各为一篇，总共十二篇。”

晁公武说：“吕大防，字微仲，京兆蓝田人。皇祐初年考中进士。哲宗即位，召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绍圣初年，被贬为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循州。还没翻越岭南，就去世了。”《古经》共十二篇，没有其他的解释。

尤袤给吴仁杰的信中说：“近来得到吕东莱所校定的《古易》一部，朱熹为之作跋，曾经刻版发行。它与左右所刊刻的吕汲公《古经》没有丝毫差异，而吕东莱没有提及吕微仲曾经编撰过此书，难道是偶然相同吗？”

陈振孙说：吕大防所录的《上下经》，连同爻辞、彖辞、象辞，随着经文分为上下六卷；《上下系》两卷，《文言》、《说卦》各一卷。

胡一桂说：“《古易》的混乱，始于费直，接着是郑玄，最终完成于王弼。《古易》的恢复，始于元丰年间吕微仲，嵩山晁以道继之，最后吕东莱先生又加以修订，实际上与吕微仲的本子暗中契合，而吕东莱没有提及吕微仲曾经编撰过此书，大概是因为偶然没有见到吧。”

董真卿说：“吕氏《周易古经》上经第一，下经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系辞上第七，系辞下第八，文言第九，说卦第十，序卦第十一，杂卦第十二。其编排次序的本末，都与吕东莱定本相同。只是吕东莱只分上经、下经，而没有第一、第二的字样。另外吕东莱称彖上传第一至杂卦传第十，稍有不同罢了。”

王氏[岩叟]《易传》 已佚

《东都事略》记载：岩叟，字彦霖，大名清平人。考中明经科，元丰末年任监察御史。元祐六年，拜枢密直学士，签署枢密院事。七年罢免，任端明殿学士。去世，赠正议大夫。绍圣年间，因牵连元祐党人，被追贬为雷州别驾。

鲜于氏[侁]《周易圣断》《宋志》七卷 已佚

《东都事略》记载：鲜于侁，字子骏，阆州人。考中进士。元祐初年，拜左谏议大夫。因请求外任，改任集贤殿修撰，知陈州。去世。

晁公武说：“鲜于子骏，景祐年间考中进士乙科，元祐年间官至谏议大夫。这本书原本依据王弼、刘牧，但时常辨析他们的错误。并且说：‘众说纷纭混乱，要折中于圣人’，所以命名篇章为《圣断》。”

陈振孙说：“这本书原本依据王弼、刘牧，但时常辨析他们的错误。又对乾坤两卦不解释爻象，想要让学者通过观察彖辞、象辞和文言而自行领悟。”

魏了翁说：“鲜于子骏，神宗称赞他的文学；司马光称赞他的政事；苏轼称赞他的文章；泰山孙先生称赞他的经术。他的大致为人可以概略知道了。”

孙氏[觉]《易传》 已佚

游酢作序说：“《易》这本书，概括万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顺应性命罢了。阴阳的消长，刚柔的进退，仁义的兴衰，三极的道理，都源于《易》而会归于理。所遭遇的是时势，所依托的是道义，所达到的是功用。知道这三者，天下的道理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向上体现在天文，向下体现在地理，中间隐含在人心。而百姓迷惑日久，不能自行领悟，在利害的领域中盲目行事，而不知道崇尚什么。圣人对此感到忧虑，这就是《易》之所以创作的原因。伏羲画卦象而八卦形成，文王重卦而六爻具备，周公系以辞，孔子阐释其义。从伏羲到孔子，《易》的书没有遗漏任何旨意。大概是要引导天下走向中正的道路，而关键在顺应时势的适宜。安居时观察卦象而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而玩味占卜。用来研究内心则思虑精微，用来应对事物则事业成功，上天且会帮助，人们且会赞同，又有什么凶险灾祸呢？所以说：‘兴起神物以预先供民用’，又说：‘依据贰以辅助民行’，这是四位君子的用心。孙公莘老，年少时喜好《易》，常以此修身也以此立朝，或进或退，或语或默，或从或违，都占卜于《易》然后行动。晚年写成书，言辞简约而旨意明白，义理正直而事实确凿，又将与学者共享。这大概是先圣所期望的，难道只是为了章句而自成名家吗？这是先生传《易》的意图。学者应该以此观察。”

晁公武说：高邮孙觉，字莘老，元丰末年，从秘书少监升任右谏议大夫，元祐初年，迁给事中，吏部侍郎。莘老向来与王安石交好，后来担任谏官，议论新法，于是断绝关系。

邹氏[浩]《易解》 已佚

《毘陵人品记》记载：邹浩字志完，晋陵人，登元丰进士，颍昌教授，元祐中擢右正言，以谏立刘后忤旨，羁管新州，大观初召还，迁左司谏，进中书舍人。

译升任吏部侍郎，以宝谟阁待制的身份出任江宁府知府，再次被贬为衡州别驾，不久又被流放到昭州，五年后才得以返回，因病去世。高宗即位后，追赠他为宝文阁直学士。

译邵伯温自序说：“我在元祐年间担任太学博士，讲授《易经》，还没讲完一篇，不久就因获罪离任。然而《易经》的大旨，我大概曾经潜心研究了。十年后，崇宁二年，我被贬谪流放到昭州，于是趁着反省余暇，面向北方恭敬地研习《易经》并承接教诲。起初，恍惚间好像三位圣人亲自指点传授，然而心中仍然存有《易经》的概念。中期，卦爻象数，在一念之间如冰消融，然而心中仍然存有《易经》的概念。最终，在天就是天，在地就是地，在人就是人，在物就是物，不知道什么不是《易经》？不知道什么是《易经》？寻求它却得不到，简略它却得不到。那么过去创作《易经》的人，是谁呢？现在学习《易经》的人，是谁呢？不知道是谁成就了谁，又是谁呢？不得已而发出鸣叫。”大概创作《易经》的人，是因忧患而兴起；学习《易经》的人，是因忧患而入门。创作《易经》的人，因忧患而兴起，经文已经记载了。学习《易经》的人，因忧患而入门，没有超过孔子的。所以说：“我两次被驱逐出鲁国，在宋国遭遇伐木之祸，在卫国被削去足迹，在周地穷困，在陈蔡之间被围困，亲戚日益疏远，门徒朋友日益离散，他之所以韦编三绝，这正是《易经》所不能逃避的。”五十岁学习《易经》，有《易经》可以学习。七十岁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那么就不可以作为固定的准则，只适应变化罢了。孔子就是《易经》；《易经》就是孔子。孔子与《易经》，即使是最大的智慧也迷惑了。我没有资格成为孔子的门徒。然而自从元祐以来，我被贬谪到襄州，流放到新州，又流放到永州、昭州，父母年老不能奉养，兄弟妻子离散，凡是说罪过的一定归咎于我。年龄四十五岁，又恰好接近孔子说“加我数年”的时候。孔子在这个时候，先前说学习《易经》，我在这个时候，愿意学习。有幸而得到它，用来增进学问，那么所谓可以没有大过错的，我还私下希望达到，不至于在后面瞪着眼看。庄子说：“真的有言论吗？还是不曾有言论呢？”我已经用那不曾有言论的方式，在笔端容纳声音了。于是又写了这篇序。

《苏氏[轼]易传》宋志九卷[通考十一卷]存

《东都事略》苏轼字子瞻眉山人试礼部第二中甲科除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判官召试秘阁直史馆判官诰院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徐州湖州言者摭轼诗谓之讪上坐贬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徙汝州哲宗即位起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寻迁翰林学士兼侍读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复请外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徙扬州俄以兵部尚书召还兼侍读寻迁端明翰林侍读二学士守礼部尚书绍圣初落职知英州又以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未几提举玉局观寻致仕卒父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疾革命轼述其志卒以成书复作论语说最后居海南作书传三书既成抚而叹曰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苏籀记其祖辙遗书曰公言先曾祖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辞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东坡受命卒以成书初二公少年皆读易为之解说各仕他邦既而东坡独得文王伏羲超然之志公乃送所解于坡今蒙卦犹是公解

晁公武说：“东坡自说他的学问出于父亲苏洵，并且说卦不可以逐爻分别观看，他论卦必定先寻求其齐一的端绪，那么六爻的意义没有不贯通的，不曾穿凿附会而通达。”

陆游说：“苏氏易传，当时禁止苏氏学问，所以称为毗陵先生。”

冯椅说：“苏洵作传没有完成，命令苏轼完成他的事业。朱子有辨《苏氏易》，就是这本书。”

胡一桂说：“晁以道问东坡说：‘先生《易传》应当流传万世吗？’说：‘还遗憾它不知道数学罢了。’东坡也可以说是个不自欺的人啊。”

苏氏[辙]易说 三篇 存

《宋史》苏辙，字子由，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又代轼为翰林学士，不久提拔为吏部尚书，出使契丹，回来担任御史中丞，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哲宗朝，被罢免职务，知汝州，再知袁州，责筠州居住，又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移循州，徙永州、岳州。崇宁中，退休，在许昌筑室，号颍滨遗老。政和二年去世，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

经义考卷二十「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十九

程氏[颐]易传，通考十卷[宋志传九卷，系辞解一卷]存。

《东都事略》颐字正叔，以经术为诸儒倡。哲宗即位，司马光、吕公著上其行事于朝，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颐力辞，又以为秘书郎，召至京师，除崇政殿说书。罢职，监西京国子监。父丧服除，寻以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主管崇福宫。绍圣中，党论兴，颐坐贬官涪州安置。元符末，放还。崇宁初，

译再次被任命为西京国子监的判官。他隐居在伊阙山数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学者们尊敬他，称他为伊川先生。著有《易传》六卷，其他经书的解说未编定成书的，附在文集里。

译程子自序说：“《易》，就是变易，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以顺从大道。它作为一部书，广大而完备，旨在顺应性命之理，通达幽明之故，穷尽事物之情，从而展示开物成务之道。圣人担忧后世，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虽然距离古代已经很久，但遗留的经典尚存。然而前代儒者失去本意而只传其言，后学诵读言辞而忘记真味，自秦代以后，大概就没有真正的传注了。我生在千年之后，哀悼这种文化被埋没晦暗，想要使后人沿着水流去探求源头，这就是这部传注写作的原因。”《易》有圣人的四种道：以言辞表达的人崇尚其文辞，以行动处事的人崇尚其变化，以制造器物的人崇尚其卦象，以占卜的人崇尚其占断。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方法，都完备于文辞之中。推究文辞考察卦象，就可以知道变化。卦象与占断就包含在其中了。君子闲居时就观察卦象并玩味文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并玩味占断。有得到文辞却不通达其意的人，但没有得不到文辞却能通达其意的人。最微妙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用同源，显微无间。观察会通以施行礼仪制度，那么文辞就没有什么不备的。所以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辞必定从近处着手，不从近处着手就不是懂得言辞的人。我所传注的是文辞，通过文辞来领会其意，那就在于个人了。

尹焞说：“先生平生的用心，只在《易传》上。想要了解先生的学问，看这就足够了。”

杨时跋文说：“伊川先生撰写《易传》刚起草完毕，还没来得及成书，先生就得了病，将要去世时，把这本书交给门人张绎。不久，张绎去世，所以这本书散佚了。学者所传抄的，没有好的版本。政和初年，我的朋友谢显道在京城得到这本书，给我看，错乱重复，几乎无法阅读。我东归在毗陵等待任职，才开始校订，去掉重复的部分，过了一年才完成。先生的道学，足以做世人的老师，而在《易》上尤其尽心。那些微妙的言辞和精妙的旨意，大概有书本不能传达的。遗憾得到这本书太晚，没能亲自接受先生的教诲。其中谬误有疑问而未通达的地方，暂且保留下来等待明白的人，不敢擅自删减。然而学者得到这本书，领会其意，忘掉言辞就可以了。”

晁公武说：朱震说颐之的学问出自周敦颐，周敦颐得之于穆修，也本于陈抟与邵雍的学问，本源相同。然而考察正叔的解释，不涉及象数，颇与胡翼之相似。景迂说：胡武平、周茂叔同师从润州鹤林寺僧人寿涯，后来武平把学问传给家中，茂叔则传授给二程。这与朱震的话不同。

陈造说：“程氏的学问，与苏氏并立，通儒大师，不可偏废，多有发明。”

吕祖谦跋文说：“伊川先生流传于世的话，只有《易传》是成书的。传抄摹写逐渐错乱，失去本来面目，学者为此感到痛苦。我旧藏的版本，出自尹和靖先生家，标注都是和靖亲笔。近来又得到新安朱元晦所订正的校勘本，非常精审，于是合并尹氏、朱氏的书，与一两位志同道合的人亲手参定其同异，两者都保留下来等待明白的人。后来又从小学家那里校正其文字，虽然不敢说没有遗憾，比起其他版本也或许接近了。会稽周汝能尧夫、鄮山楼锷景山、方职教东阳，于是把它刊刻在学宫。”又说：“程氏《易传》理到语精，平易恰当，立言没有毫发遗憾。”

冯当可说：“王辅嗣被虚无遮蔽，而对人事疏略；伊川专注于治乱，而《易》与天道疏远。”又说：“近来有了伊川，然后《易》与世故相通，而王氏的说法就可以废弃了。”然而伊川往往舍弃卦画去求《易》，所以有时不合；又不会通观一卦的整体来观察其全貌，每每在爻辞离散之间寻求，所以他的错误十之五六。

陈振孙说：“伊川只解释六十四卦，不解释大传，而把序卦分置于各卦之首。唐李鼎祚集解，也是这样。”

朱子跋文说：“《易》作为一部书，经过三位圣人而制作不同。如果包羲氏的卦象，文王的文辞，都依据卜筮来进行教化，而其法则不同。至于孔子的赞语，则又一概以义理进行教化，而不专于卜筮。这难道是故意相反吗？风俗的淳厚与浇薄既然不同，所以其用来教化的方法，不得不不同，而道则未曾不同。然而自秦汉以来，考象辞的人拘泥于术数，而不能得到其弘通简易的方法；论义理的人沉溺于空寂，而不能适切于仁义中正的归宿。寻求那些因时立教，以继承三圣，不同于方法，同于道的人，就只有伊川先生程氏的书罢了。”

陈淳说：“自秦以来，《易》幸免于灰烬而保全，道则晦暗而不彰显。卑下的人拘泥于穷究象数，而穿凿附会为灾异之流；高尚的人沉溺于谈论性命，而支离放荡归于虚无。程子对此深感痛心，于是作传来阐明它，一扫诸儒的陋见。而传注即从日用事物的显著处，发明人心天理的真实。学者于是才知道《易》是切近人事的书。”

魏了翁说：“程易明白正大，切于修身，切于用世，不容易轻易议论，所以无论智愚都知道喜好它。”

马端临说：“伊川的《易》，精于义理，而略于卜筮象数。这固然先儒的说法。然而我认为，《易》的象数卜筮，难道出于义理之外吗？大概有此理，就有此象，有此数。而卜筮的说法，

译那些所谓趋吉避凶、顺从正道而远离邪逆的说法，又无不源于义理。平时依据实践体悟，通过观察卦象、玩味卦辞来理解义理；一旦涉及占卜筮问，通过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来理解义理，也是同样的义理。起初不必将其分为两途。然而，既然言语出自圣贤之口，那么哪怕是单个字词，都蕴含精妙之理，旁征博引、触类旁通，全都是至高的教诲，常常借《易经》来阐明道理，起初并不拘泥于解说《易经》本身。从孔子开始就是如此。为什么呢？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通过提问来辨析疑难，以宽厚之心安处，以仁爱之心行事，这是针对乾卦九二爻而言的。然而乾卦九二爻，难道有学问、宽厚、仁爱的含义吗？太阳西去月亮便升起，月亮西去太阳便升起，日月相互推移而产生光明。寒气离去暑气便到来，暑气离去寒气便到来，寒暑相互推移而形成岁月，这是针对咸卦九四爻而言的。然而咸卦九四爻，难道有岁月更替的含义吗？大概起初是因为讲解《易经》，于是借《易经》来阐述道理。阐述道理虽然精妙，但对于《易经》此卦此爻的本旨，却相去甚远了。比如程颐因“君子豹变”而阐发自暴自弃的议论，因“君子得舆”而阐发《匪风》《下泉》的议论，也是同样的用意。朱熹所说的“不看《易经》原文，自成一家之书”，正是如此。董真卿说：“《程传》正文，只依据王弼本，也只有六十四卦卦辞和《彖传》《象传》，有涉及爻辞和卦辞的，摘取放入传文中，所以没有《系辞》以后的内容。直到东莱吕祖谦，才开始汇集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诸家的经说语录，以及程子门人共十四家的学说编为《精义》，用来补充它。”

译朱升说：“京房吹律定音，他在推演数理方面，只是徒然繁琐；王弼废弃卦象，他在阐述义理方面，便流于高深空虚。程子阐发《易经》的义理而加倍深入，就‘法’而言，那么懂得数理的人没有比程子更好的了。”

王袆说：“邵雍的《易学》，以数理为本；程子的《易学》，以义理为本。他们掌握了先天与后天的奥秘，而义理与数理二者，从未分离过。”

何乔新说：“自从汉代以来，研究卦象占卜的人拘泥于术数，而得不到弘大通达、简易的方法；谈论义理的人沉沦于空寂，而不适用于仁义中正的宗旨。等到程子作《易传》，《易经》的义理才开始大明；朱子作《本义》，《易经》的卦象占卜才更加显著。大概程子的《易学》，是发挥孔子十翼的；朱子的《易学》，则是推演三圣教人卜筮的宗旨。后世对《易道》有功劳的，不是程子又是谁呢！”

李瓒说：“伊川先生的《易学》，是有用的学问。从此程氏的《易学》，与孔子十翼功效相同，不仅仅是解释经文罢了。有人把它当作一般的注疏来看待，这不是真正了解程子的人。”

杨时乔说：“程传阐述义理精辟透彻，但在卜筮方面未能契合。又说：程伯子论述《易》理，程叔子著《易传》，只是举出所听说的周子太极学说，以及自家体悟阐发，没有遗漏义理。”

郝敬说：“程正叔的《易传》大体沿袭王辅嗣的旧说，加以扩充。对于象数粗略对待，只执着于君子小人、治乱生死的解释，对于天地人三极之道，显得特别偏颇枯槁。”

龚氏《易传》，《宋志》记载十卷，未见。

续解《易》义，《宋志》记载十七卷，未见。

《东都事略》记载：龚原字深文，处州遂昌人。考中进士。绍圣初年，任国子司业，升任秘书少监，改任起居舍人，提拔为中书舍人。徽宗朝，任兵部侍郎。龚原致力于学习，以经术为本，尊敬王安石，始终不变。著有《易传》、《春秋解》、《论语孟子解》各十卷。

邹浩序言说：“《易经》的宗旨在世间不明朗已经很久了。神宗皇帝以大道治理天下，于是造就人才，以精通经书为标准，在太学讲授，以此训导四方。当时陆公佃讲诗，孙公谔讲书，叶公涛讲周礼，周公常讲礼记，而先生专门以《易经》传授各位，大家都推崇他为先导。先生大概是王文公门下的优秀弟子。三圣所秘藏的，文公已经在前面阐发；文公所略去的，先生又在后面申明。开始时详细解说，最终归结为简约。所以自从熙宁以来，凡是学习《易经》的人，没有不以先生为宗师的，因此考取上等科第，登上显赫职位，成为侍从官员，成为执政大臣，受到英明天子的眷顾，功名震动一时的，接踵而起，直到今天没有断绝。先生对于这篇文章，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我有幸跟随先生学习二十多年了。起初在广陵见到他，那是先生被废黜之后。听他的言语，看他的容貌，不曾悲伤，还像在太学时一样。中间在京城见到他，那是先生重新被任用之初。听他的言语，看他的容貌，不曾欣喜，还像在广陵时一样。晚年在西垣见到他，又在东省见到他，又在中台见到他。先生之所以出入进退，频繁变化，安然不以为欣喜或悲伤，也与从前没有不同。近来听说他去世，起初没有特别痛苦，一天端正坐着，好像靠着几案一样就去世了。庄子说：‘生死对自己没有改变，何况利害的开端呢？’那么先生对于《易经》，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亲身践行了。所以谈论天下最幽深的事物而不令人厌恶，谈论天下最变动的事物而不混乱，使人通过揣度商议来完成变化，也就是《易经》罢了。后来的学者，如果真的能忘言忘象，即使丢弃书本也可以。如果仍然笃志于研读，那么先生的学说将与《易经》一起流传而不朽，又何须等待序言呢？暂且用这可以容纳声音的文字，来满足您嘱托我作序的意思。”

杨时说：龚深父解说《易经》，根本没有什么见解，一生用功都没有对的地方。陈振孙说：龚原字深之，嘉佑八年进士，起初凭借经学被王安石引用，元符年间后列入党籍。

董真卿说：“龚侍郎《易续解义》十七卷，晁氏志记载为二十卷。”

胡一桂说：十五卷，后面夹杂杂义，有解释卦、解释彖、解释象、辨析重卦、辨析上下位、辨析上下系等说法，学者多师从他。

《浙江通志》记载：龚原年轻时跟随王安石学习，意志坚定，阐明经学，以经学为同乡人倡导。这时，周敦颐、程颢程颐还隐居于濂溪、洛阳，永嘉前辈的学问，以经学闻名的，渊源都出于龚原。

邵氏《周易辨惑》，《宋志》记载一卷，未见。

《宋史》记载：邵伯温，字子文，洛阳人，康节处士邵雍的儿子。因推荐授大名府助教，提点成都府刑狱，除利路转运副使，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去世。赵鼎墓碑说：“以学问品行兴起于元佑年间，以名节居于绍圣年间，以言论废黜于崇宁年间，这三句话概括了伯温的出处。”

陈氏《了翁易说》，《宋志》记载一卷，存世。

子正同跋说：“先父晚年更加断绝世俗念头，专一于性命之理，曾经著《易说》留给孤儿。正同谨慎地将家中收藏的在毗陵官舍刊印，希望流传不没先父的志向。绍兴十二年十月。”

晁公武说：陈瓘字莹中，南延平人。建中靖国初年，任右司

译他上书劝谏，写信指责曾布，并陈述蔡京、卞氏的奸恶，奏章呈递了十次，被削去官职编入合浦的户籍，最终死去。靖康年间，追赠他为谏议大夫。朱瓘自号了翁，用《易经》的术数谈论天下的治乱，大多应验。

译杨时说：“了翁解说《周易》，常常用一个字来贯穿众多的义理。”

陈振孙说：了翁晚年所著的书，只解释了六十四卦的卦辞，旨意深奥晦涩。冯椅说：我曾经从他的孙子李大应那里，看到过了翁的《易全解》，不止一卷。书中多采用卦变之说，与朱子发的说法相似。

胡一桂说：“了翁之子李正，在绍兴十二年任常州知州时，将书刊刻于官舍。刊印的版本只题名为《了翁易说》，起初并不分卷。”

李氏[李贲]《易义》，《通志》记载为二卷，已佚失。

查考《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崇宁二年，将党人子弟李贲编管到单州。又在元佑党籍余官名单中有李贲，中书省开具元符年间臣僚的章疏，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李贲的名字列在邪上尤甚这一等。后来追复原佑党人，李贲的名字列在余官二等。

李氏[李平]《西河图传》，《宋志》记载为一卷，未见。

胡一桂说：政和年间撰写。

查考崇宁年间登记党人，又诏令中书省开具元符年间臣僚章疏的姓名，列出邪中一百五十人，李平在其中。

晁氏[晁说之]《录古周易》，《宋志》记载为八卷[《通考》作十二卷]，现存。

《晁氏世谱》：说之，字以道，又字伯。以元丰五年进士身份，历任官职至中奉大夫、徽猷阁待制，去世后，累赠至光禄大夫。平生仰慕司马光的为人，自号景迂生。

说之在自序中说：《周易》的卦爻为一，彖传为二，象传为三，文言传为四，系辞传为五，说卦传为六，序卦传为七，杂卦传为八。查考晋朝太康初年，发掘汲县旧墓，得到古简编，上面是科斗文字，散乱不可训释，唯独《周易》最为明了，上下篇与现在完全相同，另外有阴阳之说，而没有彖、象、文言、系辞。杜预怀疑当时孔子在鲁国编撰，尚未传播到远方国家，而《汉书·艺文志》记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说：上下经及十翼，所以是十二篇，那么彖、象、文言、系辞开始附在卦爻之后而流传于汉朝吗？先儒认为费直等人专门用彖、象、文言参解易爻，将彖、象、文言杂入卦中的，是从费氏开始的。起初费氏不被列入学官，只在民间流传，到汉朝末年陈元方、郑康成等人，都学习费氏古十篇的《易》，于是失传。孔颖达又说王弼的意思，象传本是解释经文的，应该相互靠近，分爻的象辞各自附在当爻之下，那么费氏最初变乱古制，当时还像现在乾卦彖象系辞的末尾那样吗？古经开始变乱于费氏，而最终大乱于王弼，可惜啊！为什么后来的儒生反而效法他呢？杜预将《左氏传》分置于经文之下，宋衷、范望等人将《太玄》的赞与测散置于八十一首之下，就是明显的例子。推究观察其初，就像古文《尚书》、司马迁、班固的序传、扬雄《法言》的序篇那样。现在民间《法言》将序篇列在篇首，与学官书不同，大概可以看出。唐朝李鼎祚又将序卦冠于卦首，这又是效法王弼的错误。现在全都恢复其初貌，希望学者不执着于彖传来迎合卦，不执着于象传来迎合爻。从前韩宣子到鲁国，看到《易》象，这是古人以卦爻统称为象，所以说《易》就是象，其意深远啊！哪里像后来的人卦一定要用象来阐明，象一定要用辞来显扬，纷纷多歧呢！唉！学者竟然不知道这一点。刘牧说：小象唯独乾卦不系于爻辞，是尊重君主。石介也说：孔子作彖象在六爻之前，小象系于逐爻之下，唯独乾卦全部属之于后者，是谦让。唉！别人还责备什么呢！至于文字的流传，开始有齐楚的不同读音，最终有科斗、籀、篆、隶四种书体的变化，因而讹误谬误的就多了。刘向曾经用中古文《易经》校勘施、孟、梁丘经，到蜀地李譔又曾经注古文《易》，那么现在所流传的都不是古文，怎么能看到刘、李的书呢？幸好有诸儒的传注。现在有所稽考的，详细列出其异同舛讹于字下，也差不多可以同复于古了。有人说：“你能懂古文，为什么不用古文写它？”回答说：“有改变于华丽而无变化于实质的，我不做。”比如古时竹简重大，以经为二篇，现在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呢？恭敬地记录并收藏它，以等待博古的君子。

晁公武说：叔父詹事公讳说之，撰写此书，用诸家《易》及许氏《说文》等九十五种书，考正其文字，并且依照汉朝田何的本子，分《易经》上下并十翼，通为十二篇，以纠正费氏、王弼的错误。说刘向曾经用中古文《易经》校勘施、孟、梁丘经，到蜀人李譔又曾经注古文《易》，于是命名为古《易》。

程迥说：“晁说之作《古易彖象》，与卦爻分别开来，希望学者不执着于彖传来论卦，不执着于象传来论爻。”

李焘说：“晁氏专门主张北学，凡是故训多取许叔重《说文解字》、陆德明《经典释文》、僧一行、李鼎祚、陆希声以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黄聱隅等人，议论也时常采撷吕公的书。文字句读，起初没有增减。景迂则辑录诸家异同，有时以己意判断，有增有损。篇第则仿效费长公，未能理解王弼未注以前的旧本，并将十二篇合并为八篇。吕、晁各有师承。”

译起初并不效法前人的学说，但其旨意归宿却往往暗中契合。

译陈振孙说：“卷首列出了二十多家姓名，文字上的异同则分散见于各卦之中。”

董真卿说：“济北晁以道，苏东坡曾以著述科推荐他，他的易学本源于邵雍（康节）。”

《易规》一卷，现存。

晁说之在自序中说：“我在县衙无事时，便用所听到的读易心得来自娱。若要说著书，则不敢；但又未能对当世完全忘言。”于是作了《易规》十一篇。

《京氏易式》已佚。

晁说之在自序中说：“元祐戊辰年仲冬，我在兖州初学京氏易，于是依据其传文制定为式，以便私下使用，怎敢示人？后来江淮间有好事者，颇为流传，至今已三十年了。既然校正了其传文，那么前日的式也不得不修定。只是那已经传出的版本，恐怕不容改过，奈何？更加知道古人自期死后才传世其著述，用意深远啊。唉！按照式来寻求传文，依据传文来阐明易理，能不恭敬吗！”

晁子健说：“先父平生著有《易书》，名为《易商瞿大传》，名为《易商瞿小传》，名为商瞿《易传》，名为商瞿外传，名为《京氏易式》，名为《易规》，名为《易玄星纪谱》。靖康之后，全部化为灰烬。建炎二年，我寄居海陵，作《周易太极传外传》，因此说这一年渡江，寄居金陵，病重，最终死在舟中。那是建炎三年七月。子健访求遗文，编成十二卷，又得到《京氏易式》和《周易太极传外传》，于是从草稿中誊写，藏在家中。”

朱熹说：“晁氏、吕氏大同小异，互有得失。先儒虽然说过费氏以彖辞、象辞、文言参解易爻，但起初并未说其分传以附于经。至于说郑康成始将彖辞、象辞合于经，则《魏志》之言甚明，而《诗疏》也说：‘汉初作传训者，都与经分别流行。’三传的经文不与经相连，所以石经所书《公羊传》都没有经文，而《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也与经分别。等到马融作《周礼》注，才说：‘想要省去学者两次阅读的麻烦，所以具载本文而解说经义作为注。’郑康成相距不远，大概是仿效其意而为之。所以吕氏在此义上有所得，而晁氏不能没有失误。至于晁氏说起初扰乱古制，当时还像现在干卦的彖辞、象辞并系于卦末，而最终大乱于王弼，则其说源于孔疏，而吕氏不采纳。因为孔疏之言说：‘夫子所作的彖辞，原本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表示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经世的言辞。’等到王弼的意思，认为象辞本为解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明，所以分爻之象辞各附于当爻之下言之。这认为夫子所作，原本在经辞之后，为夫子所自定，虽不免有失，而认为王弼分爻之象以附当爻则为得之。所以晁氏舍弃其一半而取其一半。其实现在所定为十二篇者，是古经之旧。王弼注本之《干卦》，大概存有郑氏所附之例。《坤》以下六十三卦，又是王弼自己所分。吕氏在跋语中虽然说康成、辅嗣合传于经，但在音训上却独归于郑氏，而不及王弼，则不知其如何区分二家之别，而对于王本经传次第两体之不同，也不知如何解说，岂非缺失吗！”

《经义考》卷二十一“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二十

王氏[湜]《易学通考》一卷，现存。

晁湜在自序中说：“我生平喜好易，内求于己，外求于人，非一日矣。晚年得到邵康节易学，喜不自禁，昼夜深思，未曾暂舍。正当有所得时，有时通宵不寐。然而圣人至理，万物取之不竭，而康节先生遗书，有的得于家之草稿，有的得于外之传闻。草稿则必欲删而未及，传闻则有讹谬而未实。倘若不能用心精择，则是非杂扰，而至理终不出矣。于是平心如权衡，无今古，无物我，无智愚，无彼此，惟道是从，而轻重之。自希夷先生陈公而下，如穆伯长、李挺之，以至刘长民钩隐图之类，兼而思之，罔或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