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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畴老人常言 宋 何坦
○讲学
学贵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进，与日俱新，有常也。玩忄曷自恕，曰我未尝废，非悠悠乎？顾一曝而十寒，斯害也已。孔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学不可躐等，先致察于日用常行。人能孝于事亲，友于兄弟，夫妇睦，朋友信，出而事君，夙夜在公，精白承德。虽穷理尽性，亦无越于躬履实行也。
学以养心，亦所以养身。盖邪念不萌，则灵府清明，血气和平，疾莫之撄，善端油然而生矣，是内外交相养也。《记》曰：“心广体胖。”此之谓也。
士有假书于人者，必熟复不厌；有陈书盈几者，乃坐老岁月。是以白屋多起家，膏梁易偷惰。知儆则庶几矣。
君子之学，体用具藏修之，余时与事物酬酢，因可以识人情世态。其间是非利害，岂能尽如吾意哉？有困心衡虑，则足以增益其所未能也。
交朋必择胜己者。讲贯切磋，益也；追随游玩，损也。若佞谀相甘，言不及义，宁独学寡闻，犹可以无悔吝。
勿忌人善，以身取则焉，孳孽不已，恶知其非我有也？勿扬人过，反躬默省焉，有或类是，亟思悔而违改也。去其不善而勉进于善，是之谓善学。
与刚直人居，心所畏惮，故言必择，行必谨，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与柔善人居，意觉和易，然而言必予赞也，过莫予警也，日相亲好，积尤悔于身而不自知，损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药石可保长年。
孔门《大学》之道，备九思三畏，正心诚意也。敏事而谨言，修身也。孝友施于有政而家齐矣，敬信节用爱民惜力而国治矣。以至谨修宪度而四方之政行，振坠拔遗而天下之民归心。二帝三王子治之道，莫或加此矣。
节食则无疾，择言则无祸。疾祸之生，匪降白天，皆自其口。故君子于口之出纳唯谨。
礼以严分，和以通情。分严则尊卑贵贱不逾，情通则是非利害易达。齐家治国，何莫由斯？
恭俭，美德也，出于矫则过。故足恭取辱，苦节招凶，君子约之以中，而行之以诚，则恭近礼，俭中度矣。
子贡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夫子非隐也。如入孝出弟数语，必行有余力而后可以学文，盖实行不先则徒文无益，况可遽闻性与天道乎？后世学者从事口耳，且茫无所从入，乃窃袭陈言，自谓穷理尽性，亦妄矣。
人心如盘水也，措之正则表里莹然，微风过之则湛浊动乎下，而清明乱乎上矣。夫水方未动时，非有以去其滓污也，澄之而已。风之过，非有物入之也，挠动则浊起而清白乱也。君子其谨无挠之哉！
为己之学，成己所以成物，由本可以及末也。为人之学，徇人至于丧己，逐未而不知反本也。
初学自诵数入，若口诵而心不在焉，罔然莫识其为何说也。学者展卷，当屏弃外虑，收心于方策间，熟复玩味，义理自明，所谓习矣而知察也。
水道曲折，立岸者见而操舟者迷；棋势胜负，对奕者惑而傍观者审。非智有明暗，盖静可以观动也。人能不为利害所汩，则事物至前，如数一二，故君子养心以静也。
为学日益，须以人形己，自课其功，然后有所激于中而勇果奋发，不能自已也。人一己百，虽柔必强。
○律己
上智安行乎善，而无所▯避；中人觊福虑祸，故强为善，而不敢为恶；下愚瞀不畏祸，故肆为恶而亡所忌惮。
日用饮食，取给不必精也；衣冠礼容，苟备不必华也。若悯耕念织，将惭惕不暇，敢过用乎哉？
一毫善行皆可为，母徼福望报；一毫恶念不可萌，当知出乎尔者反乎尔。
惟俭足以养廉，盖费广则用窘。盼盼然每怀不足，则所守必不固。虽未至有非义之举，苟念虑纷扰，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
饮宁浅酌，食必分器，戒乎留残；衣必浣濯，破必缝补，戒于中弃。盖万物皆造化所畀予，深恶人殄坏
译西畴老人常言，宋何坦作。
○讲学
学习贵在持之以恒，而漫不经心则有害于道。按次序逐步前进，每天都能有新的进步，这就是持之以恒。玩忽懈怠、自我宽恕，说“我并没有荒废学业”，这不是漫不经心吗？看那晒一天却冻十天的情况，这就有害了。孔子说：“学习好像追赶什么似的，唯恐赶不上；赶上了，又唯恐丢掉。”
学习不可以超越等级，首先要对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考察。人能在侍奉父母时做到孝顺，在对待兄弟时做到友爱，夫妻和睦，朋友守信，出外侍奉君主时，早晚都在公事上，精诚洁白地承受恩德。即使穷究事理、尽性知天，也不会超出亲身践行的实际行为。
学习用来修养心性，也用来保养身体。因为邪念不产生，那么心灵就清明，气血就平和，疾病就不会侵扰，善的端绪自然油然而生，这是内外相互滋养。《礼记》说：“心胸宽广，身体就安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士人向别人借书，必定反复诵读而不厌倦；有堆满案头的书，却虚度岁月。因此出身贫寒的人多能发家，富贵人家容易懒惰懈怠。知道警戒就差不多了。
君子的学问，体现在日常事务中，闲暇时修养自己，其余时间与人事物应酬交往，借此可以认识人情世态。其中的是非利害，难道能完全符合我的心意吗？遇到困扰心思、权衡思虑的情况，就足以增加我所不能做到的能力。
结交朋友一定要选择胜过自己的人。讲解贯通、切磋琢磨，是有益的；追随游玩，是有害的。如果花言巧语互相讨好，说话不涉及道义，宁可独自学习、见闻少，还可以没有悔恨。
不要嫉妒别人的善行，把它作为自己的准则，不断滋生善念，怎么知道它不是我自己拥有的呢？不要宣扬别人的过错，反省自己，如果有类似的情况，立刻思考悔改并改正。去掉不善的，努力向善，这就叫做善于学习。
与刚直的人相处，心里敬畏，所以说话必定谨慎，行为必定小心，起初好像不相安适，但时间久了益处很多。与柔顺善良的人相处，心里觉得和易，但说话必定得到赞同，过错没有人警告，一天天亲近喜爱，积累悔恨于自身而不自知，损害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所以美味多导致疾病，药石可以保全长寿。
孔门《大学》的道理，具备九思三畏，端正心志、真诚意念。勤勉做事、谨慎言语，是修身。孝顺友爱施于政事，家庭就整齐了；恭敬守信、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爱惜民力，国家就治理好了。以至于谨慎修明法度，四方政令得以施行，振兴衰败、提拔遗才，天下百姓归心。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节制饮食就没有疾病，选择言语就没有祸患。疾病祸患的产生，不是从天上降下的，都从自己的口里出来。所以君子对于口的出入非常谨慎。
礼用来严明名分，和用来沟通情感。名分严明，那么尊卑贵贱就不会逾越；情感沟通，那么是非利害就容易通达。齐家治国，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呢？
恭敬节俭，是美德，出于矫饰就会过分。所以过分恭敬会招致侮辱，过分节俭会招致凶险，君子用中道来约束自己，用真诚来实行，那么恭敬就接近礼，节俭就符合中道了。
子贡说性与天道无法听到，孔子并不是隐瞒。像入孝出悌几句话，一定要在践行有余力之后才可以学习文献，因为实行不先行，那么空谈文献没有益处，何况能立刻听到性与天道呢？后世学者从事口耳之学，而且茫然无所适从，却窃取陈旧的言论，自认为穷究事理、尽性知天，也太妄想了。
人心像盘中的水，放置端正就表里晶莹，微风吹过，下面的浑浊就动荡，上面的清明就混乱了。水刚没有动的时候，并不是有什么东西去掉了它的滓污，只是让它澄清罢了。风吹过，并不是有什么东西进入水中，搅动就浑浊起来，清白就混乱了。君子要谨慎不要搅动它啊！
为了自己而学习，成就自己从而成就万物，从根本可以推及末节。为了别人而学习，迎合别人以至于丧失自我，追逐末节而不知道返回根本。
初学者从诵读数字开始，如果口诵而心不在焉，茫然不知道它说什么。学者打开书卷，应当排除外虑，把心收束在书本之间，反复玩味，义理自然明白，这就是所谓习惯了就知道察明了。
水道曲折，站在岸上的人看得见，而划船的人迷惑；棋局胜负，对弈的人迷惑，而旁观的人清楚。不是智慧有明暗，大概静可以观察动。人能不因利害所迷惑，那么事物来到面前，就像数一二一样清楚，所以君子修养心性以静。
做学问日益增加，必须用别人来对照自己，自我考核功效，然后内心有所激励而勇敢奋发，不能自己停止。别人做一遍，自己做一百遍，即使柔弱也必定强大。
○律己
上智的人安然行善，没有什么避讳；中等的人希求福报、顾虑祸患，所以勉强行善，而不敢作恶；下愚的人昏昧不怕祸患，所以肆意作恶而没有忌惮。
日常饮食，获取供给不必精细；衣冠礼容，只要具备不必华丽。如果怜悯耕种、思念织造，将会惭愧警惕来不及，敢过度使用吗？
一丝善行都可以做，不要希求福报；一丝恶念不可产生，应当知道出自你的会返回到你身上。
只有节俭足以培养廉洁，因为费用广大就用度窘迫。每怀不足，那么所坚守的必定不牢固。即使没有到做出不义举动的地步，如果念头纷扰，已经不能以廉洁宁静自居了。
喝酒宁可浅酌，吃饭必定分器，戒除留下残羹；衣服必定洗涤，破了必定缝补，戒除中途丢弃。因为万物都是造化所赐予，深恶人毁灭
之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人惟起居饮食日顺其常，福莫大焉。昧者不悟其为福而徒歆慕荣利，不知荣利外物也，顾可当哉？
译这就是了。福就是完备，完备就是百事顺遂的名称。人只要起居饮食每天顺乎常道，没有比这更大的福了。愚昧的人不醒悟这就是福，却只是羡慕荣华利禄，不知道荣华利禄是身外之物，难道可以依靠吗？
饮啄前定，毋庸强求。任目前所有则自如，想珍异不获则心慊矣。自此理以推广，凡贵贱亨屯无入而不自得也。
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然。世固有多行悖戾而未罹殃咎者，何也？天有显道，疏网难逃，霖淫浸渍，人固未之觉，迨两止则墙陨矣。
士能寡欲，安于清澹，不为富贵所淫，则其视外物也轻，自然进退不失其正。
人情惮拘检而乐放纵，初肆其情之所安，若未害也。操修不勤，威仪不摄；流入小人之域而不自觉，可不惧乎？所贵乎学问者，所以制其情之安肆也。
君子安分养恬，凡物自外至者，皆无容心也。得则若固有之，不得本非我有也，欣戚不加焉。丰不见其有余，夫何羡？约不知其为乏，夫何慊？义理先立乎其在我，故人欲弗之累也。
矜名誉，畏讥毁，自好也；忘检制，肆偷情，自弃也。自好者，中人也，可导之使为善也；自弃者，民斯为下矣，不足与有为也。
知学则居贫无怨，学而探于道，则安贫能乐。常人贫则怨，小人贫则乱。
学成行尊，优入圣贤之域者，上达也；农工商贾，各随其业以成其志者，下达也。夫子论上达下达，盖以学者对小民而并言也。若夫为恶为不义之小人，彼则有败乱耳，恶能达？
名者，实之宾也。实有美恶，名亦随之。故溢美则为誉，溢恶则为毁，是以古者无毁誉，所谓直道而行也。
过而能改者，上也，圣人也；过而不贰者，次也，几于圣也；有过而知悔，又其次也，抑亦可以为贤矣；下此则有文过而遂非者矣，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也。故曰：“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吾夫子之所以叹也。”
欲为君子，非积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见其为小人。故曰：“终身为善不足，一旦为恶有余。”
常情处顺适则安，值猜沮则惧。惧则知防，安则靡戒，故悔吝多生于念虑所不加，而动必检饬者，可保无咎也。
君子有偶为小人所困，抑若自反无愧作，于我何损，又安知其不为进德之助欤？
○应世
富儿因求宦倾赀，污吏以黩货失职，初皆起于慊其所无，而卒至于丧其所有也。各泯其贪心而安分守节，则何夺禄败家之有？
士有宽余，义当轸念穷乏，然孰能遍爱之哉？骨肉则论服属戚疏，交朋则计情义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强也。
酒用于馈祀醮集以成礼，若常饮则商刑所儆，彝酒则周诰所戒。况居官必有职业，处家亦有应酬，无故日饮则神昏思乱，安保其不舛谬哉？君子制之有节焉，惟宾飨则卜昼余，非烛后不举盏。
江行者事神甚敬，言动稍亵则飘风怒涛对面立见，此诚有之。愚俗盖迫于势耳。君子不欺暗室，处平地者顾可肆乎？
凡居人上，有势分之临。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行动必先謦欲，步远则有前导，燕坐则毋帘窥壁听。是故君子不发人阴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无仆御，莫事君子。平时当拊存以恩，而不可假之辞色。微过勿问，慵惰必儆，大不忠则斥远，斯可以无后患。女君之育婢获，亦莫不然。
富贵利达是人之所欲也，然而出处去就之异趣，君子小人之攸分。盖君子必审夫理之是非，而小人惟计乎事之利害。审是非则虞人虽贱，非招不往；计利害则苟可获禽，虽诡遇为之。
惟天生人，随赋以禄。蚕方蠕而桑先萌，儿脱胞而乳已生，如形声影响之符，孰主张是？彼皇皇求财利如恐不及者，岂不谬用其心耶？
人事尽而听天理，犹耕垦有常勤，丰歉所不可必也。不先尽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于静听者，是揠苗而助之长也。孔子进以礼，退以义，非尽人事与？得之不得曰有命，非听天理与？
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谦以和。小人之奉上也，必谄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媚上而忽
译饮食起居自有定数，不必强求。任凭眼前所有，便能自在；若贪求珍奇异物而不得，内心就会感到缺憾。由此理推而广之，无论贵贱、通达或困顿，都能无往而不自得。
顺从正道则吉祥，违背正道则凶险，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必然相应。世上固然有多作恶逆之事却未遭灾祸的人，为什么呢？上天有显明的法则，疏漏的网也难逃猎物，雨水长期浸泡渗透，人们原本没有察觉，等到雨停时墙壁就倒塌了。
士人若能减少欲望，安于清贫淡泊，不被富贵所迷惑，那么他看待外物就会很轻，自然进退都能合乎正道。
人情厌恶拘束检点而喜欢放纵，起初放纵自己感到安适，似乎没有害处。如果修养不勤勉，威仪不庄重；就会流入小人的行列而自己不觉悟，这难道不可怕吗？学问之所以可贵，就是用来制约这种安于放纵的情欲的。
君子安守本分，涵养恬淡，凡是外物从外面来的，都不放在心上。得到了就像本来就有，得不到本来就不是我的，喜悦和哀愁都不加于其中。富足时不觉得有余，有什么可羡慕的呢？贫乏时不觉得缺少，有什么可缺憾的呢？义理首先确立在我自身，所以人的私欲就不会拖累我。
看重名誉，畏惧讥讽毁谤，是自爱；忘记检点制约，放纵偷安的情欲，是自暴自弃。自爱的人，是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引导他向善；自暴自弃的人，是民众中的下等人，不值得与他有所作为。
懂得学习，身处贫困就不会怨恨；通过学习探究大道，就能安于贫困并能快乐。普通人贫困就会怨恨，小人贫困就会作乱。
学问成就，行为尊贵，优越地进入圣贤境界的，是上达；农民、工匠、商人，各自跟随他们的职业来实现志向的，是下达。孔子论述上达和下达，大概是将学者与普通百姓并列而言。至于那些作恶行不义的小人，他们只有败乱罢了，怎么能通达呢？
名声是实际的附属品。实际有美有恶，名声也随之而定。所以过分赞美就是赞誉，过分贬低就是毁谤，因此古代没有毁誉，这就是所谓的直道而行。
有过错能改正的，是上等，是圣人；有过错不重复犯的，是次一等，接近圣人；有过错知道悔改的，又是次一等，也可以算是贤人了；比这更差的，就有文过饰非、坚持错误的人了，舍弃说“我想要这样做”而一定要找借口辩解。所以说：“我没有见过能看见自己的过错而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这是我的老师叹息的原因。”
想要成为君子，不积累善行，是不能达到的。一个念头私邪，一件事悖逆，立刻就会显现出他是小人。所以说：“终身行善还不够，一旦作恶就绰绰有余。”
常情处在顺境就安心，遇到猜疑阻碍就恐惧。恐惧就知道防备，安心就毫无戒备，所以悔恨和遗憾多产生于念头考虑不到的地方，而行动一定检点约束的人，可以确保没有灾祸。
君子有时被小人所困，但如果自我反省没有愧疚，对我有什么损害呢？又怎么知道这不是增进德行的帮助呢？
○应世
富家子弟因为谋求官职而耗尽家财，贪官因为贪污受贿而失去职位，起初都是因为缺憾自己没有的东西，最终导致丧失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各自泯灭贪心而安分守节，那么哪会有剥夺俸禄、败坏家业的事情呢？
士人有宽裕的财物，道义上应当怜悯穷困匮乏的人，但是谁能普遍地爱护他们呢？对于骨肉亲属，要论及服制关系的亲疏；对于朋友交游，要计算情义的厚薄，依次施予，如果力量达不到，也不要勉强。
酒用于馈赠、祭祀、斋戒、集会以完成礼仪，如果经常饮酒，就是商朝刑法所警戒的，常饮酒就是周朝诰命所告诫的。何况居官一定有职务，居家也有应酬，没有缘故天天饮酒就会神志昏沉、思绪混乱，怎么能保证不出现差错谬误呢？君子节制饮酒有节度，只有宾客宴饮时才占卜选择白天剩余的时间，不到点燃蜡烛之后不举杯。
沿江出行的人侍奉神灵非常恭敬，言语举动稍微亵渎，狂风怒涛就会当面立刻显现，这确实是有的。愚昧的俗人大概是迫于形势罢了。君子不欺骗暗室中的自己，处在平地上的人难道可以放纵吗？
凡是居于他人之上，有势位身份的威临。只有以恕道存心，才可以宽容下属。所以行动之前必须先询问意愿，走远路就有前导，闲坐时不要隔着帘子偷看、贴着墙壁偷听。因此君子不揭发别人的阴私，不掩盖别人的不足之处。
没有仆从车马，不能侍奉君子。平时应当用恩惠抚慰存恤他们，而不能假借言辞脸色（来威吓）。微小的过错不要追究，懒惰懈怠必须警戒，大不忠就斥退疏远，这样就可以没有后患。女主人养育婢女仆役，也是这样。
富贵利禄是人之所欲，然而出处去就的不同取向，是君子和小人的分别所在。因为君子必定审察事理的是非，而小人只计算事情的利害。审察是非，那么虞人虽然低贱，没有召唤也不去；计算利害，那么只要可以获得猎物，即使诡诈相遇也去做。
上天创造人，随着禀赋给予福禄。蚕刚蠕动桑树就先发芽，婴儿脱离胞宫乳汁就已生成，像形体、声音、影子、回声那样相符，是谁在主宰这些呢？那些惶惶然追求财利唯恐不及的人，难道不是错误地用心了吗？
人事尽力而听任天理，就像耕种有常规的勤劳，丰收歉收是不可必定的。不先尽力人事的，是舍弃田地而不除草；不安于静听天命的，是拔苗助长。孔子进用符合礼，退隐符合义，这不是尽力人事吗？得到与否说是天命，这不是听任天理吗？
君子侍奉上级，必定忠诚恭敬；他对待下级，必定谦和温和。小人侍奉上级，必定谄媚讨好；他对待下级，必定傲慢轻忽。谄媚上级而轻忽
下，小人无常心，故君子恶之。
齐人竞与右师言，媚其权也，为其能富贵己也。孟子独不与之言，知良贵在我也，不甘为小人屈也。去就有义，穷达有命，富贵在我，岂权幸所能擅哉？
译地位低下的人没有恒定的心志，所以君子厌恶他们。
齐国人争相与右师交谈，是谄媚他的权势，因为他能使自己获得富贵。孟子唯独不与他交谈，是因为知道真正的尊贵在于自身，不愿向小人屈服。进退去留有道义，困顿显达由天命，富贵取决于自身，哪里是权贵侥幸所能独占的呢？
在仕者事上官如严师，待同僚如畏友，视吏胥如仆隶，抚良民如子弟，则无往而非学矣。居家者事亲如君，敬尊属如上官，待兄弟亲宾如同僚，慈幼少、恤耕役者如百姓，御奔走使令者如吏卒，而少加宽焉，是亦为政矣。
世俗之爱其身，曾不如爱其子之至也。遣子入学必厉以勤，教子治身必导以为君子；逮迹其自为则因循惰弛，罕克自强，措心积虑甘心为小人而不以为病，兹非惑欤？有能即其所以为子谋者而为己谋，则思过半矣。
○明道
道统之传自尧舜，《书》虽载精一传心，而学之名未著也。学聚问辨，盖夫子赞《易》之辞；如三王四代，惟其师出于记礼者之言尔。尧学于君畴等，说亦见于孙卿所述，六经未之前闻也。发明典学实自《说命》始，至成王而后缉熙光明，形于诗人之颂焉。由是推之，传说之有功于名教大矣。
舜命契敷五教，《泰誓》数受狎侮五常，兹有见于经者。然初不列五者之目为何事也。所谓仁义礼智信，孔门垂教，因门人问及，则随为之答，亦未尝合五者而为言，至汉儒而后指名为五常矣。史氏以之协五行与五音，上配五星，下俪五事，其说似凿。然质诸理而当，揆之数而合，盖亦自然而然，非强为附会也。
夫子论少壮老所当戒者三，为学者血气戒也，而未始言养气。养气之说实▯于孟子。然则夫子曷为不言养气也？曰：夫子称天生德于予而斯文在兹，其高明广大，浑然天成，视持养之功粗矣，是谓诚者，天之道也。若孟子则必善养而无害也，是谓思诚者，人之道也。充孟子之养，犹曰威武不能屈，则康人与宋司马，其如夫子何多？见其不知量也。
夫子答仲弓、子桑伯子之问，闻子游弦歌之声而笑，皆微启其端以示之。居敬而行简，学道则爱人，必待二子自述，夫子然后进之曰：“雍之言然”，“偃之言是也”。其初也，夫子岂有隐乎？曰：开而弗达则思，举一隅使得以三隅自反也。颜子终日不违，既心通默识矣，犹必退省其私而后称，其亦足以发，非所谓循循善诱欤？若夫造如愚之境，则非二子所能及也。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非尧舜之道不陈，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孔子每自抑，孟子每夸大，何也？曰：夫子宗主斯文，故道洪德博，如沧溟泰华无所不容。孟子思济斯民，故行峻言厉，如拯溺救焚，不暇退逊。圣贤分量固殊，而所遭时势又异，自不得而强同也。
夫子品题诸子，皆因问仁发之。由也可使治千乘之赋，求可宰千室之邑，赤可使与宾客言，三子皆卿大夫之才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则付雍以侯国之任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其与颜渊者何如哉？异时为邦之问，独以四代之礼乐许之，次而雍也，则可使南面。至若由、求辈，则仅列政事科而已。权衡诚设，宁有锱铢之爽乎？
一贯之旨，曾子领其要，曰忠恕而已矣。及子思得其传，其论诚也，极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孟子嗣之，其论养气也，大而至于塞乎天地之间。夫圣门讲学，雍容唯诺而已。至子思、孟轲，乃如此张大，何欤？曰：圣道本平夷，夫子如一人在上，不言而信，群弟子如百僚相师，温乎其和也。子思、孟轲出自圣门，如肃将王命建侯植屏以蕃王室，八鸾四牡之盛，威仪皇皇，非复内朝之简且易矣。本厚而华实蕃，不亦宜乎？
孔子之于阳货也，瞰其亡而往见之，不欲仕而诺以仕。圣人之言行当如是乎？待小人以权也，如不能全身远害而直堕恶人之阱，则何以为孔子？
世未尝无贤者也，君不见用，故绩效不获显于时。士未尝无遗逸也，不遇圣贤，故声迹亦不著于后。微生亩、楚接舆与晨门、荷蒉、耦耕、荷▯之徒，虽议论趋响未合中道，然而生不逢辰，能卷怀遂志，岂不远胜夫同流合污以自辱者哉？不幸不遇明君，不得以所
译在朝做官的人，侍奉上级长官如同对待严厉的老师，对待同僚如同对待令人敬畏的朋友，看待办事的吏胥如同对待仆役奴隶，安抚良善百姓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弟，那么就没有哪里不是学习的地方了。居家的人，侍奉父母如同侍奉君主，尊敬尊长如同尊敬上级长官，对待兄弟和亲友如同对待同僚，慈爱幼童、体恤耕种服役的人如同对待百姓，驾驭奔走使唤的人如同对待吏卒，但稍微宽厚一些，这也是治理政事了。
世俗之人爱惜自己的身体，竟然不如爱惜自己的儿子那样极致。送儿子入学必定用勤勉来激励他，教导儿子修身必定引导他成为君子；等到考察他自己的行为，却因循苟且、懈怠松弛，很少能够自我奋发，用心思虑甘愿做小人而不以此为病，这难道不是糊涂吗？如果有能够把他为儿子谋划的方式用来为自己谋划，那么思考就超过一半了。
○明道
道统的传承从尧舜开始，《尚书》虽然记载了“精一”传心的内容，但“学”的名称并没有显著。学习、聚集、询问、辨析，大概是孔子赞颂《易经》时的言辞；至于夏商周三王和四代，只是他们的老师出自记录礼仪者的言论罢了。尧向君畴等人学习，这种说法也见于荀子的论述，但在六经中之前没有听说过。阐明“典学”实际上是从《说命》开始的，到了周成王之后才发扬光大，体现在诗人的颂扬之中。由此推论，傅说对于名教的功劳是很大的。
舜命令契宣扬五种教化，《泰誓》列举商纣王狎侮五常，这在经典中有记载。然而起初并没有列出这五者的具体项目是什么。所谓仁、义、礼、智、信，是孔子门下传授的教化，因为弟子们问到，就随问随答，也未曾将五者合在一起说，直到汉代儒者才指名为五常。史官用五常来协调五行与五音，向上配五星，向下配五事，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然而用道理来检验是恰当的，用数理来衡量是符合的，大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并非强行附会。
孔子论述少年、壮年、老年应当戒除的三件事，是为学者戒除血气的冲动，但从未说过要养气。养气的说法实际上始于孟子。那么孔子为什么不谈养气呢？回答说：孔子称上天赋予我德行，而斯文在我这里，他的高明广大，浑然天成，看待持守涵养的功夫显得粗浅了，这叫做“诚”，是天之道。至于孟子，则必须善于养气而不损害它，这叫做“思诚”，是人之道。扩充孟子的养气，还说威武不能使之屈服，那么康子与宋国的司马，比起孔子来又怎样呢？可见他们是不知自量。
孔子回答仲弓、子桑伯子的问题，听到子游弹琴歌唱的声音而微笑，都是微微开启端绪来指示他们。居敬而行简，学道则爱人，必定等待这两人自己陈述，孔子然后进一步说：“雍的话对”，“偃的话是对的”。起初，孔子难道有隐瞒吗？回答说：启发而不通达，是为了让他们思考，举出一个角落让他们能够自己反推出其他三个角落。颜回整天不违背孔子的教诲，既然内心通达默识了，还必定退后反省自己的私意然后称赞，这也足以发挥，不正是所说的循循善诱吗？至于达到如愚的境界，那就不是这两个人所能达到的了。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孟子说：“我懂得辨析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我不是尧舜之道就不陈述，齐国人没有比我更尊敬王道的。”孔子常常自我贬抑，孟子常常夸大，为什么呢？回答说：孔子是斯文的宗主，所以道洪德博，像沧海泰山一样无所不容。孟子想要救济百姓，所以行为严峻言语严厉，像拯救溺水者、扑灭火灾一样，来不及退让谦逊。圣贤的度量本来不同，而所遭遇的时势又不同，自然不能强行相同。
孔子品评各位弟子，都是因为问仁而引发的。仲由可以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赋税，冉求可以治理拥有千户的城邑，公西赤可以接待宾客，这三位都是卿大夫的人才。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担重大祭祀，就把侯国的重任托付给仲雍了。一天克制自己回归礼，天下就归向仁了，这给颜渊的又是怎样的评价呢？不同时候问如何治理国家，唯独把四代的礼乐许给颜渊，其次是仲雍，就可以面南称王。至于仲由、冉求等人，则仅仅列入政事科罢了。权衡确实设立，难道会有丝毫的差错吗？
一贯的宗旨，曾子领会了要点，说是忠恕罢了。等到子思得到传承，他论述诚，极致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孟子继承了他，他论述养气，大到充满天地之间。圣人门下讲学，从容应答罢了。到了子思、孟轲，竟然如此张大，为什么呢？回答说：圣道本来平易，孔子像一人在上，不言而信，众弟子像百官互相效法，温和而和顺。子思、孟轲出自圣门，如同恭敬地执行王命建立诸侯树立屏障以保卫王室，八鸾四牡的盛况，威仪庄严，不再是内朝那种简略容易的了。根本深厚而枝叶果实繁茂，不也是应当的吗？
孔子对于阳货，趁他不在家时去见他，不想做官却答应做官。圣人的言行应当这样吗？对待小人用权变，如果不能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而直接落入恶人的陷阱，那怎么能成为孔子呢？
世间不曾没有贤人，君主不任用他们，所以功绩不能显扬于当时。士人不曾没有遗落民间的，不遇到圣贤，所以名声事迹也不显赫于后世。微生亩、楚接舆以及晨门、荷蒉、耦耕、荷莠等人，虽然议论趋向不符合中道，然而生不逢时，能够收敛怀抱实现志向，难道不远远胜过那些同流合污以自辱的人吗？不幸不遇到明君，不能凭借所
夫子之不为卫君也，冉有何疑？子贡又何待于问也？孔门诸子直情无隐，求实有疑。既于心未安，赐未能决，亦不敢臆对，逮闻夫子夷齐得仁何怨之论，不惟二子之疑释然，后世虽愚懵者，亦不待诏诰而自无疑惑矣。
儒者之待异端，甚于拒寇敌，惟恐其得以潜窥侧睨也。若其回心向正，亦欲招而纳之，如逃杨墨而愿归于儒。孟子曰“归斯受之”，岂非招降纳款，开之以自新乎？
杨墨害道，孟子辟之。在孔子时，岂无邪说讠皮行乎？不闻有以辟之，何也？曰：圣人之待异端，如十国之<耳氐>夷狄，人之<耳氐>禽兽也，世治化行则蛮夷率服矣。深居简出，虽有猛鸷其如人何？孔子不过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夏谓小道致远恐泥而已，处之于谈笑之间。而孟子乃深排峻抵，虽曰出于不得已，然亦辞费而力殆矣。
七十子之在圣门，皆可与共学也，而未必皆可适道。由、求、商、赐诸子可与适道矣，未可与立也。可与立者，颜子一人而已。抑可与权乎？曰：其殆庶几，未达一间耳。择乎中庸，未造乎时中也；三月不违，未至于安仁也。曾子何如？悟道于一唯之间而临深履薄，终身戒惧，亦庶乎其为立也。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而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已。圣道可谓简易，而冉求乃自病其力之不足，子贡谓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何哉？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匹夫之愚可以与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宜学者望道而不可及也。
○莅官
为政宽严孰尚？曰：张严之声，行宽之实。政有纲，令有信，使人望风肃畏者，声也。法从轻，赋从薄，使人安静自适者，实也。乃若始焉玩易启侮，终焉刑不胜奸，虽欲行爱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
凡莅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见以立科条。虽尝有所受之，亦恐易地不便于俗也。苟人情有▯弗而固行之，终必▯格，如病其难行而中变，后有命令人弗信矣。故初政莫若一仍旧贯，如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节目未便，孰察而徐更之，人徒见上下相安而泯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视俗以施教，察失而后立防也。
官职崇庳当安义命。自抱关击柝以上，苟能官修其方，职思其忧，虽未著殊庸伟绩，亦可无愧于也无负于国。若苟且以侥求幸进，将谁欺乎？
居下位求应上之期会，则莅事毋拘早晏也。然须群吏咸集，则观听无疑。吏或独抱文书以进，在我者固不为其私请而曲徇。万一小人巧设阴计，姑炫外以售其私，则瓜李何能自明？兹不可不防也。
当官动必自防，凡家之器服所需，宜壹取诸其乡。不得已薪蔬常用市于官下，亦须给纳明文帐具，予直适平而物毋苛择，庶免于悔吝。
敝政有当革者，必审稽源委，如其更也，于公私兼利，夫复何疑？若动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静吉也。
举事而人情俱顺，上也。必不得已，利无十全，则宁诎己以求利乎人，毋贻害于人而求便乎己。
法示防闲，非必尽用，职存临莅，安在逞威？但使条教章明，则易避而难犯。吾谨无以扰之，任其耕食凿饮，彼此两相忘矣。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抚养惟钧而孳毓，取义尤切也。盖求牧与刍，不过使饱适而无散佚耳。凡乳儿有所欲恶，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时其饥饱，勿违其意，是司乳哺者责也。若保赤子，故县令于民为最亲。
近世长民者每立抑强扶弱之论，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辞于罚。夫强弱何常之有？固有赀厚而谨畏者，有怙贫而亡藉者，当置强弱而论曲直可也。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当其情，人谁不服？若在事者律己不严而为强有力者所持，则政格不行，孰执其咎哉？
君子当官任职，不计难易而志在必为，故动而成功。小人苟禄营私，择己利便而多所辟就，故用必败事。仲弓问政，夫子告之以举贤才。子游宰武城，方扣其得人而
译孔子不为卫君做事，冉有何必怀疑？子贡又何必等待发问呢？孔子门下的弟子们直抒胸臆毫无隐瞒，心中确实有疑惑才去探求。既然心里不安，子贡不能决断，也不敢随意臆测回答，等到听到孔子关于伯夷、叔齐得仁而无怨的论述，不仅这两人的疑惑顿时消除，后世即使愚昧昏聩的人，也不用等待诏令训诫就自然没有疑惑了。
儒者对待异端邪说，比拒绝寇敌还要严厉，只怕他们得以暗中窥视斜视。如果异端回心转意向正道，也想要招揽接纳他们，就像逃离杨朱、墨翟而愿意回归儒学一样。孟子说“回来就接受他们”，这难道不是招降纳叛，给他们开辟自新的道路吗？
杨朱、墨翟危害正道，孟子加以批驳。在孔子时代，难道没有邪说流行吗？没听说有人去批驳，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对待异端，就像十国对待夷狄，人对待禽兽一样，世道太平教化施行，那么蛮夷就会顺服了。深居简出，即使有凶猛的禽兽，又能把人怎么样呢？孔子不过说“钻研异端邪说，那就会有害罢了”，子夏说“小道虽然可以致远，但恐怕会陷入困境”，都是在谈笑之间处理。而孟子却极力排斥峻烈抵触，虽然说是出于不得已，但也是言辞过多而力气几乎耗尽了。
七十位弟子在圣人门下，都可以一起求学，但不一定都能达到道。子路、冉求、子贡、子夏等人可以达到道，但不能坚守道。能坚守道的，只有颜回一个人罢了。那么能通权达变吗？回答说：大概接近了，但还差一点。选择中庸，没有达到随时中道的境界；三月不违背仁，没有达到安于仁的境界。曾子怎么样呢？在“唯”的一声中领悟道，面临深渊脚踏薄冰，终身警戒恐惧，也差不多算是能坚守道了。
孔子平时雅正地说话，不过是讲《诗》《书》和执守礼罢了。孔子用四件事教育学生，不过是文献、品行、忠诚、信用罢了。圣人的道可以说是简单容易，但冉求却自认为力量不足，子贡说就像天不能顺着阶梯攀登一样，为什么呢？谁能走出门而不经过门户呢，为什么没有人走这条道呢，即使愚夫愚妇也可以知道。天说了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适宜学习者望道而不可及。
○莅官
为政宽厚与严厉哪个更好？回答说：张扬严厉的名声，实行宽厚的实质。政令有纲领，命令有信用，使人望风肃然敬畏的，是名声。刑罚从轻，赋税微薄，使人安静自适的，是实质。如果起初玩忽轻慢开启轻侮，最终刑罚不能制服奸邪，即使想要实行爱人利物的志向，我知道他也不能做到。
凡是处理事务的开始，不可自己提出意见来设立科条。即使曾经有所接受，也恐怕换个地方就不适合风俗了。如果人情有抵触却固执推行，最终一定会抵触，如果因为难行而在中途改变，后来的命令人们就不相信了。所以初始的政令不如沿袭旧制，如果实行起来适宜，何必改作呢？如果细节不便，仔细考察后慢慢更改，人们只看到上下相安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不也很好吗？所以君子观察风俗来施行教化，考察过失后才设立防范。
官职的高低应当安于义命。从守门打更以上，如果能够官修其方，职思其忧，虽然没有显著的殊庸伟绩，也可以无愧于己无负于国。如果苟且以求侥幸晋升，要欺骗谁呢？
居下位要求符合上级的期限，那么处理事务不拘早晚。但必须群吏都到齐，那么观听就没有疑虑。官吏如果独自抱着文书进来，在我这里固然不会为了他的私请而曲意顺从。万一小人巧设阴计，姑且炫耀外表来出售私利，那么瓜李之嫌怎么能自明呢？这不可不防备。
当官行动必须自我防备，凡是家中器服所需，应当一律取自当地。不得已薪蔬常用在官署下购买，也必须给纳明文账目，给予的价钱适当公平而物品不苛求选择，大概可以免于悔恨。
弊政有应当革除的，必须审察源流，如果更改，对公私都有利，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行动而利少害多，不如用静吉。
举事而人情都顺从，是上策。如果不得已，利益没有十全，那么宁可委屈自己以求利于人，不要遗害于人而求便乎己。
法律显示防范，不一定全部使用，职责存在临莅，哪里在于逞威？只要条教章明，就容易避开而难触犯。我谨慎不扰乱他们，任其耕食凿饮，彼此两相忘了。
太守说牧养百姓，县令说抚育百姓，抚养均等而孳生养育，取义尤其深切。大概求牧与刍，不过是使饱适而无散佚罢了。凡是乳儿有所欲恶，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时其饥饱，勿违其意，这是司乳哺者的责任。如果保赤子，所以县令于民为最亲。
近世长民者每立抑强扶弱之论，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辞于罚。夫强弱何常之有？固有赀厚而谨畏者，有怙贫而亡藉者，当置强弱而论曲直可也。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当其情，人谁不服？若在事者律己不严而为强有力者所持，则政格不行，孰执其咎哉？
君子当官任职，不计难易而志在必为，故动而成功。小人苟禄营私，择己利便而多所辟就，故用必败事。仲弓问政，夫子告之以举贤才。子游宰武城，方扣其得人而
遽以澹台灭明对。夫邑宰之卑，仕非得志也，而圣门之教必使之以举贤为先；子游方闲暇时已得人于察访之熟。后世有位通显而蔽贤，不与之立，何以逃窃位之诮哉？
译立刻用澹台灭明来回答。县令的职位虽然低微，做官并非得志显达，但孔门的教学必定要求他把举荐贤才放在首位；子游在闲暇之时，就已经通过仔细考察而发现了贤才。后世那些身居高位、显赫通达却遮蔽贤才，不与贤者并肩而立的人，凭什么能逃避窃取职位的讥讽呢？
○原治
帝者以道怀民，其治浑然而不可名也，故其民安之而习于相忘。王者以仁抚民，其治至公而无私也，故其民爱之而上下相乐。霸者以法齐民，其治假公以行其私也，故其民畏而相制不敢违。强国以威劫民，其治无往而非私也，故其民怨而易于相率以为乱。仅存之国厉民以自养，无复有政治也，故其君民相与危寄，惴惴然朝不谋夕矣。
周之士贵以肆，秦之士拘且贱。士生于秦，士之不幸也，而于秦乎何益？以是知皋、夔、稷、契，知效忠嘉为当然。至夏商之季，亦岂逢、干所愿哉？
人主立政造事，图惟永久则当参酌群言，是之谓佥谋。智略毕达则当择是而从，是之谓独断。若事必己出而弗加咨访，乃自用也，谓之独断可乎？自用则小，最君人者之大戒也。
君臣相与谋谟，各由其心之相契而入。文帝天资仁厚，闻张释之长者之言而悦；景帝资禀不及，而晁错术数之说得以投之。故以德化民，克成刑措之风；以智驭物，循致七国之变。一言契合，治体以分，可不谨夫！
君子之事君，当弥缝其阙而济其所不逮。汉武帝好大喜功，方穷奢极靡，而公孙洪为相，乃以人主病不广大为言，孟子所谓逢君之恶者欤？
人君以至诚治天下，不容有一毫之伪也。伪萌于心则发于政，事有不可掩焉者。如病作于心而脉已形，饮未及醉而色已见，可畏也哉！
人主之心不可有所偏倚。汉武初年独任宰相，致田▯之专恣擅权。厥后偏信诤臣，致严、朱、吾丘、主父诸人交私诸侯，潜蕴赞诉。故曰：“偏听生奸，独任成乱。”
大哉，我宋之祖宗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汉唐恶足以语此哉？
有过而讳言，适重其过；因言而遽改，适彰其美。晋灵公冬寒而役民凿池，过也；能听宛春之谏而罢其役，后世有取焉，为其能用人之善也。况不为灵公者，可讳过而惮改乎？
舜取人为善，咨四岳，辟四门，无所不访也。近君侧之人有不待问而自言者，或恐其有所挟而言，未可遽信也，故必察焉。所谓好问而好察迩言是也。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溺于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却药屏医而觊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张而躁求速效，是杂方俱试而幸其一中也。
善保家者戒兴讼，善保国者戒用兵。讼不可长，讼长虽富家必敝；兵不可久，兵久虽大国必诎。理有曲直，有司者治之，曲者必受罚；师有曲直，天鉴实临之，曲者必败绩。故安分守己，崇逊息争，可以长守富也；饬备安边，爱民惜费，可以长享治也。
齐国尝饥，孟子言于王而为之发棠。他日饥，齐人望之，孟子忍不与复请，何也？孟子非有言责而齐王本无爱民之诚心，一请而偶从，亦觉其若蹈虎尾矣。彼受牧者恝然立视，矧不在其位而狃于数请，得不贻攘臂之诮哉？以孟子切于济民，且未免避远形迹。人君不能舍己从人，则无望乎嘉言之罔伏也。
进危言于平治之世，明主不可易之以为过计也。齐威侯不说扁鹊有疾当治之言，逮至疾深，彼则望之而走矣。图治者其毋忽乎思患豫防之戒哉！
四方有败，当国者讳言，犹赤子受病，保母为之掩覆也。故祸几始作，当杜其萌；疾证方形，当绝其根。讳乱而不早治者，危其国；讳病而不亟疗者，亡其身。
○评古
季氏将伐颛臾，由、求同见而请问焉。夫子未答而独呼求以责之，盖主是役者，求也。求因闻持危扶颠之戒而后独陈夫近费当取之说，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哉？为兵谋者先聚敛圣门，尝鸣鼓以声求之罪矣。然则子路不与谋欤？曰：不与谋则不同请矣。盖求实倡而由和之也，宜夫子并目之为具臣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为其好勇而疾贫，易于为乱也。然则如之何？
译○ 论治国之道
帝王以大道安抚百姓，其治理浑然天成，无法用言语形容，因此百姓安居乐业，习惯于彼此相忘。王者以仁爱抚慰百姓，其治理至公无私，因此百姓爱戴他，上下同心欢乐。霸者以法律约束百姓，其治理借公义之名行私利之实，因此百姓畏惧并互相制约，不敢违抗。强国以威势胁迫百姓，其治理无处不体现私心，因此百姓怨恨，容易跟随作乱。仅能苟存的国度苛待百姓以供养自己，不再有政治可言，因此君民共同处于危局之中，惊恐不安，早上不能谋划晚上的事。
周朝的士人尊贵且放达，秦朝的士人拘束且卑贱。士人生在秦朝，是士人的不幸，但对秦朝有什么好处呢？由此可知皋陶、夔、稷、契，知道效忠美德是理所当然的。到了夏商末年，难道也是逢蒙、干姜所愿意的吗？
君主建立政令、兴办事业，谋求长久稳定，就应当参考众人的意见，这叫做集思广益。智谋策略完全通达时，就应当选择正确的意见而听从，这叫做独断专行。如果事情必须由自己决定而不加以咨询访求，这是刚愎自用，能称之为独断吗？刚愎自用会导致格局狭小，这是做君主的人最大的禁忌。
君臣共同谋划，各自凭借心意相投而进入。汉文帝天性仁厚，听到张释之这位长者的言论而喜悦；汉景帝资质禀赋不及文帝，而晁错的权术之说得以迎合他。所以以德化民，能够成就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以智谋驾驭万物，遵循导致七国之乱的结果。一句话契合，治国的体制就由此分化，能不谨慎吗！
君子侍奉君主，应当弥补他的缺失并帮助他完成力所不及的事。汉武帝好大喜功，正处在穷奢极欲的时候，而公孙弘担任丞相，却说君主担心不够宏大，这大概是孟子所说的迎合君主的恶行吧？
君主以真诚治理天下，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虚伪。虚伪萌生于内心就会表现在政事上，事情有无法掩盖的地方。就像疾病发作于内心而脉象已经显现，饮酒还未醉而脸色已经显露，真是可怕啊！
君主的心不可有所偏颇。汉武帝初年只信任宰相，导致田蚡专横擅权。后来偏信谏臣，导致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等人私下勾结诸侯，暗中酝酿赞颂与诉讼。所以说：“偏听产生奸邪，独任造成动乱。”
伟大啊，我们宋朝的祖宗容纳正直的言论，培养了臣下刚正不阿的气节！朝廷一旦升降官员不当，一项政令不便，那么正直的言论就会纷纷汇聚，各自效忠，即使面对雷霆般的威严也不躲避。汉唐怎么足以谈论这些呢？
有过错却忌讳直言，正好加重了过错；因为直言而立即改正，正好彰显了美德。晋灵公在冬天寒冷时役使百姓开凿池塘，这是过错；能够听从宛春的劝谏而停止劳役，后世有所取法，是因为他能采纳别人的善言。何况不是晋灵公那样的人，可以忌讳过错而害怕改正吗？
舜采纳别人的善言，咨询四岳，打开四方之门，没有不访求的。靠近君主身边的人有不待询问就自己说话的，或许担心他们有所挟持而言，不能立即相信，所以必须考察。这就是所谓喜欢提问并且喜欢考察浅近言论的意思。
天下不能永远太平，有弊端就应当革除；就像人的身体不能永远安康，有疾病就应当治疗。沉溺于安逸而因循守旧不革除，这是拒绝药物、屏退医生而指望疾病自愈；随意更改而急躁追求速效，这是各种药方都尝试而侥幸其中一种有效。
善于保全家庭的人警惕兴讼，善于保全国家的人警惕用兵。诉讼不可长久，诉讼长久即使富家也必然败落；战争不可持久，战争持久即使大国也必然屈辱。道理有曲直，有关部门治理它，理曲者必然受罚；军队有曲直，上天监察确实临视，理曲者必然失败。所以安分守己，崇尚谦让平息争端，可以长久保持富贵；整顿防备安定边疆，爱护百姓节省费用，可以长久享受太平。
齐国曾经饥荒，孟子向齐王进言并为他打开棠邑的粮仓。后来再次饥荒，齐国人盼望他，孟子忍心不再代为请求，为什么呢？孟子没有言责而齐王本来没有爱民的诚心，一次请求而偶然听从，也觉得好像踩在老虎尾巴上了。那些受命治理的人漠然站立观看，何况不在其位而习惯于多次请求，能不留下挥臂指责的讥讽吗？因为孟子急切地救济百姓，尚且不免避开嫌疑。君主不能舍弃己见听从他人，就不要期望美好的言论不被埋没。
在太平盛世进献危言，英明的君主不能轻易把它当作过虑。齐威侯不喜欢扁鹊说有病应当治疗的话，等到病重，他就望着扁鹊逃跑了。谋求治国的人不要忽视思患预防的告诫啊！
四方有败坏，当权者忌讳直言，就像婴儿生病，保姆为他遮掩。所以祸患刚萌芽，应当杜绝其根源；病症刚显现，应当断绝其根本。忌讳动乱而不早治理的，危害国家；忌讳疾病而不急忙治疗的，毁灭自身。
○ 评论古人
季氏将要攻打颛臾，子路、冉求一同拜见孔子并询问。孔子未回答而单独呼唤冉求来责备他，大概主持这次行动的是冉求。冉求因为听到扶持危局、挽救颠仆的告诫，而后独自陈述靠近费邑应当夺取的说法，孔子怎么预先知道主持这次行动的是他呢？为军事谋划的人先在圣门聚敛财富，曾经鸣鼓声讨冉求的罪行了。那么子路不参与谋划吗？回答说：不参与谋划就不会一同请求了。大概是冉求首先倡导而子路和应他，适宜孔子一并视他们为具臣。
不仁的人不可以长久处于贫困，因为他们好勇而厌恶贫困，容易作乱。那么该怎么办呢？
王者制民之产使有常业，则不至于久处约矣。彼有仰事俯育之资，虽使不仁且勇，非迫于贫之可疾，肯捐所爱而为乱乎？
译君王规定百姓的产业，使他们有固定的职业，就不会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了。他们有了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费用，即使让他们不仁义却勇敢，如果不是被贫困所逼迫而令人痛恨，谁肯舍弃所爱的人而去作乱呢？
孟子不肯枉尺直寻，及说时君则每因其所好而进说，何也？功利之与仁义犹水火之相反，不乘其所乐闻而巽入之，则正论难以动其听也。他日语齐王，方问以四境不治，则遽顾左右而言他矣。不仁者可与言哉？
齐梁之君，地丑德齐。孟子以仁义游于其间，幸其听用，则皆可以泽民也。卒乃谓齐王足用为善，至梁惠则以不仁斥之，非有适莫也，志莫患乎自满而惟虚可以受人。梁惠自矜其于国尽心而齐宣犹能谓吾忄昏不敏，取齐弃梁于此乎决矣。然而卒无成功者，天也。孟子亦自叹夫天未欲平治也。
滕文公服膺孟子之教讲明，凡一再而行之身，措之国者，已有余用。民之被泽未也，而仁心仁闻已达乎四境，贤者闻风而悦之，许行自楚往，陈相自宋往，何其速哉！信乎饥渴者易为饮食也。
梁襄，惠王之嗣也，孟子鄙之，谓望之不似人君。齐王之子亦人子也，孟子一望见之顷，则兴喟然之叹，为大哉之称。于此亦可见取齐弃梁之意也。
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战国，良法废格而取民出于私意久矣。戴盈之欲复什一而未能，无勇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过犹不及也。
唐杜佑建省官之议，上稽有虞之制，疾当时诸曹列寺官名之重复也。今六部长贰并制而诸司各具郎员，卿监与少皆除而丞属亦俱充备。方之古制，冗不亦甚乎？是又杜佑之所未见也。
先儒论本朝兵制之善，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意深矣远矣。历数百年而无兵患，可为法于天下后世，愈久而愈无弊也。
古称将帅，名号一也，今日之制实则异焉。将所以握兵，诸军统制、统领、正副将是也。帅所以御将，诸道制置经略安抚、知州带节制是也。体统相维，上下相制，朝廷远虑过于前代矣。
租赋，田桑所出也，自禹定制，不使贡其所无。今之取民视古什一，何啻数倍矣，谷帛之外又折估而使输钱焉。夫民不能自鼓铸也，使捐其所有，损所直以就所售，吏之不良又先期以趣之，斯民益不堪命也。古者山虞不赋鱼鳖，川衡不贡材木，先王恤民之意概可识矣。
朝廷责守令以惠养，德意美矣。近制郡守更代，以财计亏盈为殿最。于是常赋之在邑者，郡皆掩取不遗，而督迫于县者日急。令亡所从出则又苛责于民，是泽上壅而害流于下也。法不良而欲美意之行，难矣！
○用人
使人当用其所长而略其所短，则无弃才。事上当度己量力以肃共王命，则无败事。责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马代耕也；强己才之所不逮，是行舟于陆也。
虞朝九官各因能任职而终身不易，后世庸才不量能否而俾更九职之事，以此责治，不亦难乎？而况鲜同寅协恭之诚，无率作兴事之志？盖由朝除夕改之不常，考绩黜陟之法废也。
朝廷需贤以为用，常患乎欲用而无才。人才修饬以待用，每厄于无路以自进。盖贤否之不辨则铨曹资格病之也，奔竞者得志则庙堂听察不广也。上下相求，两不相值，欲贤才不遐遗，官职无旷弛，得乎？
州县置学以教养人才，美意也。设教官之科而许人求试，是使人之好为人师也。师严然后道尊，顾未能无患失之念，恶在其为尊乎？
君子小人互相指为朋党，辨之不早则君子常被诬而小人常得志也。先儒有言曰：“君子至公引类，小人徇私立党。”善夫为国者，知所以扶植善类而不为恶党所倾，其庶几矣。
何代不生贤，虽战国之世，未尝无也，而曷为不能致治？鲁之使乐正子为政也，用未必专也；宋使薛居州在王所也，爱莫助之也。滕将行王政而选择使毕战也，国褊小而无得展布也，甚至居位而言不见用，在下而上不见知，如齐之▯氐蛙、孔距心者，若之何而能致治哉？故君臣相得，古今所难也。
○止弊
甚矣风俗侈靡而法禁不行也。
译孟子不肯为了微小的利益而弯曲一尺，却愿意为了大义而伸直一寻，等到游说当时的君主时，却总是顺着他们的喜好来进言，这是为什么呢？功利与仁义就像水火那样相反，如果不趁着他们乐于听见的时机委婉地进入，那么正确的言论就难以打动他们的耳朵了。后来他游说齐宣王，齐宣王正询问边境治理不好的原因，孟子却立刻环顾左右而谈论其他话题。不仁爱的人可以和他谈论仁义吗？
齐宣王和梁惠王，国土相当，德行也差不多。孟子带着仁义之道在他们之间游说，如果幸运地得到他们的听从和任用，那么都可以用来恩泽百姓。最终孟子认为齐宣王足以行善，而对梁惠王则用不仁来斥责他，这并不是有所偏私，而是因为志向没有比自满更有害的，只有虚心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梁惠王自夸对国家尽心竭力，而齐宣王还能说自己愚钝不聪明，孟子选择齐国而放弃梁国，就在这里决定了。然而最终没有成功，这是天命啊。孟子自己也感叹上天还没有想要平治天下。
滕文公衷心信服孟子的教导，反复阐明并身体力行，施用于国家，已经绰绰有余。百姓受到的恩泽虽然还未遍及，但仁爱和仁政的声望已经传达到四方边境，贤能的人闻风而喜悦，许行从楚国前往，陈相从宋国前往，是多么迅速啊！确实，饥渴的人容易满足饮食。
梁襄王是梁惠王的继承人，孟子鄙视他，说远远望去不像个君主。齐王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孟子一见到他，就发出深深的感叹，称赞他伟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孟子选择齐国而放弃梁国的意思。
十分之一的税率，是中等制度，夏、商、周三代共同实行。从春秋到战国，良好的法度被废弃，向百姓征税出于私意已经很久了。戴盈之想要恢复十分之一的税率却没能做到，是没有勇气；白圭想要二十取一的税率，过分和不及一样不好。
唐代杜佑提出精简官员的建议，上考虞代的制度，痛恨当时各部门官职名称重复。现在六部的长官和副长官都设置，各个部门也都配备郎官，卿、监和少卿都任命，丞、属也都充任。相比古代的制度，冗员不是太严重了吗？这又是杜佑所未见到的。
前代儒者评论本朝兵制的优点，说天下的军队根本在于枢密院，有发兵的权力而没有掌握军队的重权，京师的军队统辖于三帅，有掌握军队的重权而没有发兵的权力，用意深远啊。历经数百年而没有兵祸，可以作为天下后世的法则，时间越久越没有弊端。
古代称将帅，名号是一样的，今天的制度实际上却不同。将是用来掌握军队的，如各军的统制、统领、正副将等。帅是用来驾驭将领的，如各道的制置使、经略使、安抚使、知州带节制等。体制相互维系，上下相互制约，朝廷的长远考虑超过前代了。
租赋，是田地和桑麻的产出，自从大禹制定制度，就不让百姓进贡他们没有的东西。现在向百姓征收的相比古代的十分之一，何止数倍，谷物丝织品之外又折价估算让百姓缴纳钱币。百姓不能自己铸造钱币，让他们拿出所有的财物，减少应有的价值去换取所售之物，官吏不良又提前催促，百姓更加不堪忍受。古代山虞不征收鱼鳖，川衡不贡献材木，先王体恤百姓的意思大概可以知道了。
朝廷要求地方长官以恩惠养育百姓，德意美好啊。近来的制度，郡守更替，以财政盈亏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于是常赋中在郡里的，郡都毫不遗漏地夺取，而对县的督迫日益紧急。县令无处筹款，又苛刻地责求百姓，这是恩泽在上层壅塞而祸害流向下层啊。法度不好而想要美好的意图得以施行，难啊！
○用人
使用人应当用他的长处而忽略他的短处，这样就没有被废弃的人才。侍奉上级应当估量自己的能力来严肃地奉行王命，这样就没有败坏的事情。要求别人做他不能做的事，这是让马代替牛耕田；勉强自己做才能达不到事，这是在陆地上行船。
虞朝九官各自根据才能任职而终身不变，后世平庸的人才不估量能否胜任而让他们轮流担任九职的事务，以此来要求治理，不是很难吗？何况很少有同心协力的诚意，没有率领众人兴事立志？大概是因为朝令夕改的不常态，考核政绩升降的法度废弛了。
朝廷需要贤才来使用，常常担心想要使用却没有人才。人才修养自身等待被任用，每每困于没有道路来自我举荐。大概是因为贤与不贤不能辨别，所以铨选部门的资格制度有弊病；奔走钻营的人得志，所以朝廷的听察不广。上下相互寻求，却两不相逢，想要贤才不被遗漏，官职不被荒废，能做到吗？
州县设立学校来教养人才，是美好的意图。设立教官的科目而允许人请求考试，这是让人喜好为人师表。老师严厉然后道才尊贵，然而不能没有患得患失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尊贵呢？
君子和小人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辨别不早，那么君子常被诬陷而小人常得志。前代儒者有话说：“君子极其公正地引荐同类，小人徇私而立党。”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知道如何扶持善类而不被恶党倾覆，这就差不多了。
哪个时代不产生贤才，即使是战国时期，也不是没有，但为什么不能达到大治？鲁国让乐正子执政，任用未必专一；宋国让薛居州在王身边，爱莫能助；滕国将要实行王政而选择让毕战去做，国家狭小而没有施展抱负的地方，甚至居位而言不见用，在下而上不见知，如齐国的陈氏蛙、孔距心等人，怎么能达到大治呢？所以君臣相得，古今都很难。
○止弊
风俗奢侈靡费而法禁不能施行，真是严重啊。
泥金以饰服玩，而山泽之产▯毛矣；销钱以为器具，而鼓铸之利蠹矣。京都列肆，日价相夸，远方何禁焉？王公戚里，时尚竞新，士庶何责焉？法行而后化流，皆当自近始也。
译用泥金来装饰服饰玩物，那么山泽的物产就枯竭了；熔化铜钱来制作器具，那么铸币的利益就受损了。京城里的店铺，每天竞相夸耀高价，远方怎么能够禁止呢？王公贵族和皇亲国戚，时尚上竞相追求新奇，士人和百姓又怎么能责备他们呢？法令施行之后教化才能流布，都应当从亲近的人开始做起。
冠昏丧祭，民生日用之礼，不可苟也。在上莫为之制节而一听俚俗之自为，鄙陋不经甚矣。考古酌今，著为彝典，颁之四方，以革猥习，是当今之急务也。
三代盛时，民德归壹，农祥祈报而已。今也祠社非时，率敛征醵，急于官府，是以丰年常若不给，一遇饥歉则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勿之何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自左道乱俗，有茹蔬杂聚而生废人理者；自妖巫惑众，有病不医药而死非正命者。准之法令，皆杀无赦。今愚迷诳诱，壁挂空文而刑戮不加焉，何以革其非而导之归正欤？
国匮民贫，莫今为甚矣。寺观塔庙崇建未已也，乃曰人自乐施，非欺罔乎？为国者藏富于民，今乃潜耗民力，竭国本矣。上之人宜亟为禁止也，况有导之者乎？古者禁人群饮，今榷酤牟利，设法以诱其来，惟恐其不酣醉也。古者制民常产，今民自有田，州县利于税契，惟恐其不贸易也。富教大略如此，欲风俗还醇，不可得也。
译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不可马虎对待。在上位者不制定节制规范，而完全听任民间习俗自行其是，这是极其鄙陋且不合常理的。考察古代制度，斟酌当今情况，制定为常行的典章，颁布到各地，以革除粗俗陋习，这是当今的紧急任务。
夏、商、周三代盛世，百姓的道德归于统一，只是进行农事相关的祈祷和报谢罢了。如今祭祀社神不合时宜，强行摊派征收，比官府催逼还急，因此丰收之年也常常显得不足，一旦遇到饥荒歉收，百姓就流离失所了。上层的教化不明确，下层百姓沿袭而不知悔改，不这样做，怎么能使百姓富裕呢？
自从邪道扰乱风俗，出现了吃素杂居而废弃人伦常理的人；自从妖巫迷惑众人，出现了生病不就医用药而死于非命的人。依据法令，这些都应处死而不赦免。如今愚昧迷信、欺骗诱导，墙上挂着空洞的文书而刑罚却不加于他们，靠什么来革除这些错误并引导他们回归正道呢？
国家匮乏、百姓贫困，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寺庙道观、塔庙的兴建还没有停止，却说这是人们自愿乐捐，这不是欺骗吗？治理国家的人应当使财富积聚在百姓手中，如今却暗中消耗民力，耗尽国家的根本。上位者应当赶快禁止，何况还有诱导的人呢？古代禁止人群聚饮，如今官府垄断酒利，设下方法引诱人们来喝，只怕他们不喝醉。古代规定百姓的固定产业，如今百姓自有田地，州县官吏贪图税契之利，只怕他们不进行买卖。关于富民教化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想要风俗回归淳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