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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教导孩童的方法

《礼记》中有“心丧三年”的说法，这说明老师与君主、父亲是同等重要的。然而世上教导孩童的人，只能说是为了谋生糊口；而父兄为子弟聘请老师，也因为孩子年幼，就聘请那些无知的人做老师，竟然没听说过王安石“先入为主”的说法，这是自己耽误了孩子：不敢期望子弟成为圣贤，也应当期望子弟成为状元。启蒙阶段，识字是首要任务，不必急于读书。先选取象形、指事这类纯粹的字形来教他们。认识“日”、“月”字，就指着天上的日月告诉他们；认识“上”、“下”字，就指着在上在下的东西告诉他们：这才算是切实有效。纯粹的字形认识了，再教合体字，又必须先教容易讲解的，然后才教难讲解的，讲解也不必完全说出字的本义，只要能让孩童听得懂就行，不能只是从我嘴里说出来就算完事。如果弟子愚钝，那么在认识一千多字之后，再为他们讲解；能认识两千字，才可以读书，读书也一定要讲解。然而所认识的两千字，如果以前已经能理解，那么这时就合起来成句讲解；如果还没有理解，或者根本没讲过，就只能逐字讲解。八九岁时，心智逐渐开启，那么四声、虚实、韵部、双声叠韵，每件事都必须教，还应当教他们对仗，并且每天教一个典故。才高的，把全部经书以及《国语》、《国策》、《文选》都读完；即使才钝，也要把《五经》、《周礼》、《左传》全部读完，《礼记》、《仪礼》、《公羊传》、《谷梁传》摘抄着读。才高的十六岁可以学习写文章，才钝的二十岁也不晚。初学写文章，先让他们读唐宋古文中浅显的；即使让他们写论说文，也以抄写书籍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开写为主，写得越多越好；但对其虚词使用不顺的地方，稍微修改一下，以圈点批注为主；等他们懂得了文法之后，再让他们读隆庆、万历年间的文章，不难有所成就。

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解，就是念藏经、嚼木片，愚钝的人或许低头受驱使，聪明的人一定不甘心；人都寻求快乐，谁肯寻找痛苦？读书虽然不如嬉戏快乐，但如果书中能找到乐趣，也就愿意跟随了。读书一两年，就教他们对仗。起初两个字，三四个月后三个字，逐渐增加到四个字，再到五个字，就成了一句诗了。每天必须让他们作诗，但这要与以前所用的功夫事事相反。以前教了四声，这里就不论平仄；以前教了双声叠韵，这里就不论声病；以前教了对仗，这里就不论对偶，三字句也可以，四字句也可以，五句也算一首，十句也算一首，只教他们韵部而已。所以初读诗，也只读汉魏诗。齐梁以下，接近律诗的就不让他们读。我的家乡并非没有高才，但作诗一定讲究律诗，律诗又多七言，七言又多咏物，通晓的人看到，一打开卷就是春草秋花之类的题目，知道他们是外行，就合上书不看了。以放开写为主，以圈点批注为主。等他们能写数十句一首诗，然后再读五七言律诗，用对仗声病来约束他们就不难了。

诗题很难，必须是古人诗集中有的题目，才能让学生写。记得袁子才《随园诗话》中说，某人诗集中有《书中干胡蝶》一诗，大以为笑。我曾见过这个集子，功夫极好。只是耳目闭塞，咏物诗本来不宜多作，然而杜甫《花鸭》、《苦竹》等诗，寓意深远，又何尝不好！吴梅村《莲篷人》、《桃核船》等诗，则不如不作了。我看到何子贞太史教他的侄子作诗，题目都是自拟的，以眼前遇到的事情为题，这是可以效法的。时下题目难得，就教他们《文选》中的咏史诗，而所读的书，无处不是题目。咏物题太小，和画折枝草虫一样，白费力气，如果有孝子慈孙，以此向主持选政的人展示，入选的可能性也极小。这也是因为老师不知道这是邪门歪道，没有告诉学生而造成的。

凡是每天对仗，一定要看当天所读的内容，有可以对仗的，然后才出题，这样可以检验他们的聪敏或愚钝；即使忘记了，也可以责罚他们而无话可说。

小孩子没有长久的精神，必须让他们有空闲。有空闲时，就告诉他们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每天告诉他们。如：《十三经》叫什么名字？某经作注的是谁？作疏的是谁？《二十四史》叫什么名字？作者姓名是谁？每天告诉一件事，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件事。老师虽然空腹无物，也能让弟子变得博学。如果听到一个典故，就逢人宣扬，这就是有才华的人，然而隔三四天，必须告诉他们“活典故”。如问他们：“两邻居争一只鸡，你能知道确切是谁家的吗？”能知道的就有大才了。不能知道后再告诉他们《南史》（忘记出自何人传）：先问两家养鸡，各用什么喂养，然后剖开嗉囊检验。弟子大喜的，也有用人之处，自然心思长进了。

现在的教育者，弟子入学，视为废才，到十三四岁又视为天才：为什么呢？书，不要求多、不要求熟、不要求理解，只是念藏经而已，这是废才；忽然十几岁，就让他们写文章，哪有生来就会写文章的人呢？这是天才。然而教他们写文章，仍然用废才的方法来教，说：“‘读二十

译所谓“艺”，是指三十种技艺。”然而，如果心里连一个字都不曾讲解明白，即便去读那些庸俗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文章，难道能够理解吗？耗费师傅的蛮力，强行让他能够理解，愚钝的人终身困守于此，连微薄的收益都得不到；聪敏的人，则另去阅读优秀的文章。花费数年的功夫用粪便浸灌他的心灵，又花费数年的功夫去洗刷那些粪便，哪里比得上不浸灌因而无需洗刷更好呢！况且这正是俗语所说的“鬼扯腿”：在应当读书的时候，不多读、不勤讲，反而用科举时文扰乱心智，这是时文在拉扯经书的腿；在应当学习时文的时候，又因为经书背得不熟、理解不透，缺乏素材和光彩，于是又想回头温习经书，这是经书在拉扯时文的腿。心思不能同时专注，事情不能同时兴盛，哪里比得上分别致力、专心专一更好呢！

译写诗作文必须放开。放开时如同野马，踢跳咆哮，不受束缚，时间久了必定自己厌倦而收敛。这时加上嚼子和缰绳，它便低头乐意顺从。况且弟子将要蜕变时，他的文章必定变化而不佳，这时绝对不可督促责罚，只需涵养诱导，等待他自然转化，那么文章的境界必定大有进步。譬如蚕一样，起初只是一个卵罢了，渐渐有了头和身子，蠕动地动，这时比卵强；到了作茧成蛹，又变得块状不动，这时不如蚕；慢慢等待它化而为蛾，就成功了。写文章而不蜕变，终究是无用之才。屡次蜕变，必定能成为大家。如果遇到迟钝的老师，在他蜕变时阻碍他，那就太糟糕了。诸城王木舟先生（名中孚，乾隆庚辰年会元）十四岁入学，文章一千多字；十八岁乡试第四，文章七百字；四十岁中状元，文章不足六百字了。这是放开到极点必定收敛的验证。

识字必须裁剪方寸大小的纸，依照正体书写，背面写篆书的独体字，不是篆书不可识，合体字则可以略去。背完一授，就认识这一授的字，三授都这样。合读三授，又总括认识。三天温习功课，也模仿这个方法。不要怕麻烦，积累到五十字作为一包。头一遍温习，仍模仿这个方法。可以没有不认识的了，就逐字解释。解释到三遍，可以没有不理解的，然后让他自己解释。每天一包。这没有上下文，必须逐字解释到扎实，将来写文章，必定能逐字咀嚼出汁浆，不至于滑过。既能解释，就为他横向解释：同一个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者引申，或者假借，使之分别清楚，即使它辗转流通。

教导弟子如同种植树木，只培养浇灌它；让它参天蔽日；它的大干，可以做栋梁，即使它的小枝，也可以做小器具。现在的教导者，想让它成为几案，就曲折树木来做几案，不知道器具是做成的，不是生成的，等到它的生机不顺利，而阻碍以至枯槁，还拿着鞭子命令它，说：“这是弃材，不是教导的罪过。”唉，它真的无罪吗？

优秀的弟子多有说不出口的苦处，做父兄的也曾想到吗？督促责罚以时文、排律，白折红行，快捷地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父兄安然认为善于教导了！敷奏一事，时文的方法，不能表达他的见解，自恨读史太晚；公宴分体赋诗，排律嗫嚅的词句，不足以表达他的情感，自恨《文选》没有见过。而且有不知自恨的，侥幸主持文衡，不知道《四书》有《汪氏大全》、《陆氏大全》、《王氏汇参》，而调取至愚极陋的体注，遇到典故就让房官检查，不知道典籍浩如烟海，绝无主名，何处检查？又不知道诗、经文，或者作赋，或者作四六，都是才人的笔法，而认为文体不正。遇到有知道的，一屋人嘲笑。不知道早点教导读书，那么古文正有益于时文，至于出丑败坏，屈抑多士，难道不是父兄的教导不先吗？

截得断，才合得拢。教导孩子，总要作今年读书，明年废学的打算，那么步步着实了。识字时，专心致志于识字，不要打算读经；读经时，专心致志于读经，不要打算作文。然而所识的字，经不过积字成句，积句成章。所读的经，用其义于文，是有本之文；用其词于文，也是炳蔚之文。如果牵肠挂肚，瞻前顾后，想两者都美，反而导致两伤。

《蒿庵闲话》说：“历城叶奕绳，曾说强记的方法，说：‘我性情很迟钝，每读一本书，遇到意思所喜好，就札录下来，录完，就朗诵十余遍，粘在墙壁间，每天必十余段，少也六七段；掩卷闲步，就就墙壁间观看所粘录，每天三五次作为常例，务必精熟，一字不遗；粘壁满了，就取第一天所粘的收进箱子里，等待再读有录，补粘其处，随收随补，一年没有旷日，一年之内，约得三千段，数年之后，腹笥渐富。每见务为泛览者，略得影响而止，稍经时日，便成枵腹，不如我约取而实得。’”

又说：“邢懋循曾说：他的老师教他读书，用‘连号法’：初日诵一纸，次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就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诵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也无不烂熟了。又拟题目若干道书签上，贮之筒，每日食后，拈十签，讲说思维，令有条贯，逮作文时，遂可不劳余力。”

沂州张先生筠之父执李荆原（名轸映），是先生的老师。曾说从学时，每日早饭后，就说：“各自理会去！”弟子都出去，各自到陇畔畦间；等到回来，各道其所理者何经何文，有何疑义，张先生就解说之。

译我安丘的刘川南先生（名其旋），十多岁时，老师给他讲解几行书，他就问道：“像这样，那么我就能把某章倒背如流。”老师让他退下思考后再来讲，像这样的情况，每天必定会有。半年之后，老师就不再被他的提问难住，这就是教学相长。然而这样的高才弟子，哪里能多得！所以给弟子讲授时，一定要时常诘问他们，让他们善于质疑，用审慎的追问来诱导他们，那么他们在写文章时，必定能标新立异，剔除浮泛的词句。

译泰安赵仁甫相国（名国麟），曾撰写一部时文讲义（忘了书名，也没见过那本书），共十二卷：泰安刻印了九卷，济宁知州徐树人（名宗干）补刻了三卷。听说泰安人起初尊崇效法它，以至于几十年间没有人在科举中高中，于是便抛弃了它。我推测，一定是因为仁甫先生对于每种题目，都摘录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文章作为范式，从而导致学者只模仿成化、弘治年间的文风，以至于考不中。这可以说是愚蠢到了极点。规矩是技巧产生的依据。得到了规矩却失去了技巧，在道理上讲得通吗？试问仁甫先生考中乡试、进士的文章，难道都是成化、弘治年间的体例吗？然而一定要选取成化、弘治年间的文章，是因为那些文章没有枝蔓，规矩容易看清，所以把它作为范式。目的是让学者穷尽思虑、竭尽精力，在规矩之中驰骋，而不是让他们憔悴枯槁、被规矩束缚。时文流行已经五百年，才思已经穷尽。还害怕别人走在自己前面，却去袭取前代正统文人的面貌，结果落榜，反而责怪仁甫先生的作法太刻薄，这难道不是荒谬吗！今天，如果得到那本书很好；不然的话，也一定要列举几十种题目，上面写题目名称，下面写具体题目来充实它（比如顺纲题，用“吾日三省”章；倒纲题，用“贤贤易色”章；横担题，用“雍也可使南面”章；过脉题，用“上老老”三句），让弟子知道题目有类别，各自有不同的作法，不至于临时惊慌失措。安邱有个有名的解元某人，他入学复试的题目是“视思明”九句，于是作了九股，几乎被斥退，再复试一次才罢了，这难道不是老师的过错吗？门扇题，是题目中最容易知道的，然而两扇门作两股，三扇门的第三股，已有前半股，对上两股，后半股就不必对仗了，何况四扇门仍有刻板地作四股的，五扇门以下，肯定行不通了。这些不教，怎么能当老师？

考试不必太早。凡是功名无论大小，得到它学业一定会长进。如果已经有二等的本领，然后入学，一经长进，就可以考中了。如果完全没有根基，侥幸入学，即使长进，也是三等的，三等久了，让人甘心以平庸自居，难道不耽误一生吗！学写字也不宜太早，小孩子手小骨弱，难以教以“拨镫法”，八九岁不晚。学，就学《玄秘塔》、《臧公碑》之类，不可学小字。大字有三分好，缩小，就有五分好。不可学赵孟頫，他的字有媚骨，所以被元朝聘用。就像近人作七言转韵古诗，对偶工整，平仄谐和，不以为病，一韵到底的反而忌讳，所借口的是王维。然而这个人也有媚骨，进身靠的是《郁轮袍》，国家破亡就投降了安禄山。虽然唐人不太讲究节义，然而李白、杜甫、高适、韦应物，哪一家不可学？一定要学投降的人吗？我最爱的是《铁像颂》。苏灵芝的字品不高，（他的结体似乎就是赵孟頫所从出，只是少了媚骨罢了！）所以他的换笔处，容易寻求。比如“无”字，其他底三横四直，他的换笔痕迹都在，对我有益，所以喜欢它。最不喜欢的是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尚且在颜真卿、柳公权诸贤之上，他的换笔都在空中，落纸只是平铺，我如果学它一定会极其刻板像算盘珠。近人学它成家的，只见李春湖先生（名宗瀚）罢了。寿陵余子，不可学步邯郸。初学作文，大题应当读小名家，也是这个意思。小题则必读大家，省了各种丑态，又不可用此法。

又有急救良方：我们家乡有个秀才，家贫，必须亲自从事农事，闲暇时喜欢赌博，然而他作文却好像不释卷。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我有二十篇熟文，每天必在心里过一两遍。”（不可出声，如果只是从唇边过，则不济事。）

入学后，每科必买直省乡试墨卷，篇篇都让学子圈点涂抹，这是切实的工夫。工夫有进步，不妨圈他所抹，抹他所圈。不是圈他抹他，乃是圈我抹我。即使读经书，一有所见，就写在书眉，以便日后涂改；若所读书，都是干干净净，绝无一字，可知是不用心。

桐城人传其先辈语说：“学生二十岁不狂，没出息；三十岁犹狂，没出息。”

孔子善于诱导。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法。所以遇到笨拙执拗的弟子，必须多方诱导。既得其机之所在，即从此鼓舞之，无不欢欣，而惟命是从。如果日以夏楚为事，则其弟固苦，其师庸乐乎？所以观其弟子欢欣鼓舞，侈谈学问者，即知是良师。若疾道顣頞，奄奄如死人者，则笨牛也，其师将无同？

人之才不一，有小才而锋颖者，可以取快一时，终无大成就；有大才而汗漫者，须二十年功，学问既博，收拢起来，方能成就，此时则非常人所及矣，须耐烦。

功名、学问、德行，本三事也，今人以功名为学问，几几并以为德行。教子者当别出手眼，应对进退，事事教之；孝弟忠信，

译经常教导他；讲解书籍时，常常为他提举倡导正史中的这类事迹，让他加以印证，同时也兼资广博的学识。学问既已深厚，坐等功名到来，进取固然可以征战，退守也有凭依。不可痴心妄想功名，除了科举时文和排律之外，一切都不学习。假如命中没有功名，那么所学的东西既不能用来自我娱乐，也不能用来教导儿子，不能使乡里人称颂为善人，士人朋友称道为博学。到了这个时候，回想数十年的功夫，什么学问没有成就？什么德行没有养成？如今虽然悔恨却已来不及了！不是太晚了吗？

译律赋以徐陵、庾信为正宗。《醴陵集》不知道有没有注本？《子山集》的注本有两个，其中一个很好，我忘了它的名字，查一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就知道了。章藻功（名藻功，康熙年间翰林，著有《思绮堂文集》）评论四六文说：只有唐代的作品工整华丽，难道不缺少一点机巧神韵吗？至于宋代的作品流畅通达，或许又让人怀疑浅显轻率。又说：“吴园次（吴所著《林蕙堂集》，我很喜爱，也与当时的风气相合）班固的香艳、宋玉的艳丽，只敢短兵相接；陈其年（陈检讨《四六文集》有注本，所用典故，重复杂乱，我也不喜欢）陆机的海、潘岳的江，穿透力如同末弩。”这是章氏对当时的名家，都不认可，然而《思绮堂集》也是近日翰林诸老所说的不合时宜之作，因为它是似有韵之文。最近刻印的《八家四六文集》，似乎吴谷人、袁子才两家最为出色，而吴尤当行出色，赋本来就以细腻见长。朱虹肪先生（名方增）大考第一，《八月其获赋》足以与律赋相配。笺中储麟趾《九日登高赋》，媲美老笔也。大约细腻波峭，是今日当行，不宜作长篇。不要长枪大剑。六朝体，小场不废，翰苑不宜。

我幼年所受的苦，附书于此。读《四书》时，见《大学》、《中庸》注，都题朱某“章句”，《论语》则多用朱某“集注”，不知道古人注书，多名为“章句”；又不知道《学》《庸》是古注粗疏，朱子创为此注，则名“章句”，《论语》则多用前贤说，故名“集注”也；又不知道“注”、“註”是古今字，转以“註”字为正，不敢问之师也。读《诗经》时，见《国风》一，不知道下有《小雅》二、《大雅》三、《颂》四；又曰《周南》一之一，不知道上“一”字承《国风》一，下“一”字对下《召南》一之二至《豳》一之十五言也，直以为呓语而已，亦不敢问之师也。读《周易》时，见二程子序，当时虽不知道朱子乃程子再传弟子，无由为朱子作序，然疑《四书》《诗经》皆朱子自作序，此何以他人作序也？朱注《周易》一段末云：“今乃定为经二卷，传十卷。”核其卷数，固不符。不知道朱子《本义》，本连书于程子《易传》之后，述而不作，故谦而不再作序。朱子定本，是文王《彖辞》，周公《爻辞》（二者，皆所谓《系辞》也。上画“”，下系以“乾，元亨利贞。”乾者，谓此六阳画，名曰乾也。元亨利贞者，占也。初九潜龙勿用者，周公系爻下之辞也。初者，此爻最初也。九者，阳爻名九也。潜龙者，象也。勿用者，占也。父统子业，故文王、周公所系之词，合而序之。而别以上经、下经者，乾、坤、坎、离，皆纯卦对待之象，水火者，天地之大用也；咸、恒、既济、未济，皆合卦流行之象，水火者，人身之大用也，故分两篇。既云初九，不云终九，而云上九者，此云上，则初在下矣，欲人知爻自下而上也。）分两篇居首，孔子自作者，退处于后，不敢搀杂先圣之文，圣人之谦也。（然实不敢搀杂。爻词多有韵，以《小象》搀之，则失其韵，此犹是小事。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承“厥孚，交如，威如，吉。”而终言之，乃合两爻为一交。《小象》无一无韵者，其文义亦有衔接者，何可搀杂？）曰《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谓之《十翼》。（《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而《史记》则谓之《易大传》”。案：《大传》《十翼》两名，与上下经同，皆后人所指名。孔子时，谓之《易》，不谓之《易经》；谓之《彖》《象》，不谓之《彖传》《象传》。吕东莱于《十翼》，皆加一“传”字，非古也。彖者，释伏羲之卦画及文王所系之词也，亦多不释卦画者，故曰《彖上》《彖下》，谓此所释者“彖”，非自名所作为彖也。象者，释卦之上下两象及周公所系之爻辞也。通谓之象者，卦有象，六爻亦各有其象也。《系辞》上下，则通释文王周公所系之辞，然释其义，而不释其词，故无所附丽，而自分上下。古人所作本有名，而后人别为之名者，如《潜夫论》曰：“尹吉甫作‘封颂

译两篇，其中的诗句说：“在邑在谢，是南国的楷模。”这出自《崧高篇》，然而说两篇，则是连同《烝民》一起说的，是将这两篇合称为“封颂”。《说文解字》引用扬雄的赋：“响若氏隤”，这是《解嘲》中的文字，却称之为赋。所以《易经》只应当说“彖上”等等，不可以加上“翼”字或“传”字。

译《御纂周易折中》，就是采用朱熹的旧本。明朝永乐年间，苏州府的一位教授（我忘了这个狂妄之人的名字），删去了程颐的《易传》，专门采用朱熹的《本义》。朱熹曾说：“程颐的《易传》完备了。”于是开始将《易传》收录在书后，而《序卦传》中的程《传》，原本分别冠于各卦之首，那人不知道将其合并收录在正文中，导致《序卦传》没有一个字的注解。我虽然对此感到疑惑，也不敢去询问。只有十一岁时跟随王惺斋老师（名叫王朝辂），他事事都讲解，我才懂得用心，从而有了今天的成就。像这样可疑的事情，都属于皮毛，不涉及大体，却没有人加以训诲，让我独自感激惺斋老师。希望天下做老师的，都能为学生的“心丧三年”（即深切哀悼与怀念，此处指对学生精神成长的深切关怀）做打算。

我曾经看过俞氏选编的《百二名家》，那时我心中还没有是非分明的界限，不能知道文章的根源出自哪里，流派如何区分，看了也没有益处，那是呆板的功夫。王罕皆选编的《程墨所见集》则应当看古人实实在在的功夫。现在的人不肯下这种功夫，只看文章，知道其行文路径，得到其皮毛，足以标新立异了。其中一道题目有几篇文章的，先看题目，没有解不开的，看三四遍，才开始理解其布局立意的所在，恍然大悟说：我现在才理解这个了。再看一篇，又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看三四遍，然后恍然大悟说：这个题目还有这种体制啊。每看一遍都是这样，虽然不能学会，但也一定不会有肤浅空泛的语言了。

将技法蕴含在义理之中的，是上等；用技法来运演义理的，是次等。上等不如次等，这是有目共睹的。技法没有比隆庆、万历年间更巧妙的，只要去掉那种矫揉造作、令人讨厌的一类，学习其结构严密、辞藻华丽的特点，骗得功名到手，什么书不可以读？一定要以时文（八股文）名家，那就愚蠢了。时文已经被前人写尽了，所以顾耕石的《会墨》（君子喻于义一节），并不是题目的正解，但现代人一看就知道，对于从前这个题目所作的文章，都已经见过，他只是另外阐发了一种新意。大概古人所作，是自己表达所得；今人所作，如同随风飘落的败叶，不但身心性命、国家民生全都没有关系，即使作为谈资，也令人想呕吐。

有的精纯团聚，有的如鲜花嫩柳，有的流利蓬勃，没有不畅销的；古淡艰深的，都是自取祸患；那些故作姿态、端坐堂上的（如天地人三股、五经五股、尤王体之类），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