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张燧【山隂人，系张南士先生之子，康熙庚辰进士】问：《孝经》孔子之书，班氏《汉书·志》云："孔子为曾子传孝道也。"但不知果夫子所授，曾子所述，且出于何时？宋人极疑其为伪，故朱元晦删改之。至元呉澄又删改之，得毋非圣经乎？
译张燧（山阴人，张南士先生之子，康熙庚辰年进士）问：《孝经》是孔子的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孔子为曾子传孝道。"但不知道确实是夫子所授、曾子所述，还是出于何时？宋人非常怀疑它是伪书，所以朱熹删改它。到元代吴澄又删改它，莫非不是圣经吗？
《孝经》本孔子之书。观《孝经钩命决》曰：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此虽纬书，然当时曾櫽括其语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何休取其语以注《春秋》，唐▯宗亦取其语以入《孝经序》，此定无可疑者。故汉、魏、六朝祖述此经者，约有百家。其间张禹、孔光、郑玄、王肃、韦昭、谢万、徐整、袁宏、荀昶、殷仲文、何承天辈，亦皆有名字。人岂无一人觉其伪？如宋人者，若宋人学问专以非圣毁经为能事，即夫子手着《春秋》、《易大传》，亦尚有訾謷之不已者，何况《孝经》？故凡斥《尚书》、摈《国风》、改《大学》、删《孝经》，全无顾忌，此固不足据也。但旧谓《孝经》夫子所作以授曾子，又谓夫子口授曾子，俱无此事。此仍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后于《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此篇定例也。
译《孝经》本来是孔子的书。看《孝经钩命决》说：孔子说："要观察我褒贬诸侯的志向，在《春秋》；要崇尚人伦的行为，在《孝经》。"这虽然是纬书，但当时曾经概括其语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在《孝经》。"何休取其语来注《春秋》，唐玄宗也取其语写入《孝经序》，这一定无可怀疑。所以汉、魏、六朝祖述此经的，约有百家。其中张禹、孔光、郑玄、王肃、韦昭、谢万、徐整、袁宏、荀昶、殷仲文、何承天等人，都有名有姓。难道没有一个人发现它是伪书？像宋人那样，如果宋人学问专门以非圣毁经为能事，即使夫子手著的《春秋》《易大传》，也还有不断诋毁的，何况《孝经》？所以凡是排斥《尚书》、摈弃《国风》、改易《大学》、删削《孝经》，全无顾忌，这本来就不足为据。但旧说《孝经》是夫子所作以授曾子，又说夫子口授曾子，都没有这回事。这还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所作，稍晚于《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居》《坊记》《表记》等篇同时，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所以每说一章，必定有引经数语作为证明，这是此篇的定例。
然而有今文，又有古文。且曰今文真而古文伪，何也？据《汉艺文志》：《孝经》古孔氏一篇，此古文也，孔安国所传者也。《孝经》一篇，即今文也，长孙氏、江翁、翼奉、后苍所受者也。但不叙今文所出之故，惟古文则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皆古字也，故曰古文。及隋《书·经籍志》始云：《孝经》河间人顔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孔安国为传。刘向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烦惑，而安国之本亡于梁，至隋秘书监王邵访得孔传，河间刘▯因叙其得丧，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儒者皆云▯自作之，非孔旧本。其来历不过如此。
译然而有今文，又有古文。而且说今文真而古文伪，为什么呢？据《汉书·艺文志》：《孝经》古孔氏一篇，这是古文，孔安国所传的。《孝经》一篇，就是今文，长孙氏、江翁、翼奉、后苍所传授的。但没有叙述今文所出的原因，只有古文则说：武帝末年，鲁共王破坏孔子旧宅，得到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都是古字，所以叫古文。到隋代《书·经籍志》才说：《孝经》是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颜芝之子颜贞拿出来，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孔安国作传。刘向以颜氏本与古文对比，除去其烦惑，而安国的本子在梁代亡佚，到隋代秘书监王邵访得孔传，河间刘炫因此叙述其得失，在世间讲解，渐渐听说朝廷儒者都说刘炫自己作的，不是孔氏旧本。其来历不过如此。
予谓古今文原无二本，古文《尚书》其与今文异者，以增多五十八篇为今文所无有，故异耳。若两家俱有，则二十八篇并无一字有差殊也。《孝经》亦然，其异者只古文增多一章二十四字，今文无有，其他则经文并同，虽古文分为二十二章，今文分为十八章。犹之古文《尚书》分《盘庚》为三篇，而今文只作一篇。古文多"闲"字、"坐"字、"参"字、"子曰"字，今文多"诸也"字。犹之古文《尚书》《召诰》脱"几"字，今文《尚书》《酒诰》多"几"字。古文"女辟弟岂谨弗诸"字，今文作"汝避悌恺慎不诸"字。犹之古文《尚书》"嵎夷昧谷"，今文《尚书》作"嵎防柳谷"，则意《艺文志》所云"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者"，非经文有异，而古字异也。刘向所谓"古文字"也。又云："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者，正指古文之字与读也。字异句读亦异也。若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则呉澄删《孝经》亦云："古本一千八百零七字"，与谭所记不甚逺。其少有赢缩，或彼此差讹，俱未可定。至如"异者四百余字"，则断是古字。若经文只千余字，而异者四百余，则别一《孝经》，非古今文矣。
译我认为古今文原本没有两本，古文《尚书》与今文不同的地方，是因为增多五十八篇为今文所没有的，所以有差异。如果两家都有，则二十八篇并没有一字差殊。《孝经》也是这样，其差异只是古文增多一章二十四字，今文没有，其他经文都相同，虽然古文分为二十二章，今文分为十八章。就像古文《尚书》把《盘庚》分为三篇，而今文只作一篇。古文多"闲"字、"坐"字、"参"字、"子曰"字，今文多"诸也"字。就像古文《尚书》《召诰》脱"几"字，今文《尚书》《酒诰》多"几"字。古文"女辟弟岂谨弗诸"等字，今文作"汝避悌恺慎不诸"等字。就像古文《尚书》"嵎夷昧谷"，今文《尚书》作"嵎防柳谷"，那么《艺文志》所说"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不是经文有差异，而是古字不同。刘向所谓"古文字"。又说："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各家说不安之处，古文字读都不同，正是指古文的字与读。字异句读也异。像桓谭《新论》说："古《孝经》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吴澄删《孝经》也说："古本一千八百零七字"，与桓谭所记不远。其稍有增减，或彼此差讹，都未可确定。至于"异者四百余字"，则断定为古字。如果经文只有千余字，而异者四百余，那就是另一部《孝经》，不是古今文的问题了。
至谓古文为刘▯伪作，则大不然。据《隋书》刘▯、刘焯在隋时最有名字。▯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诵目数，五官并用，所著经书最为浩博，岂有删"数也"字、增"子曰"字以为伪者？且删"数也"字、增"子曰"字有何得丧？何足讲论？而云因叙其得丧，讲于人间。据《隋经籍志》秘书监王邵访得孔传，而河间刘▯为之叙讲，得毋▯所叙讲者，孔安国之注非经文乎？▯本传云："内史送▯吏部，▯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则其所讲授者明云是《尚书》《孝经》之注，供状具在也。且▯讲《孝经》，虽孔、郑并讲，而翻不遵孔而遵郑，讲今文而不讲古文。何以知之？《孝治章》云："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古文作"不敢侮于臣妾"，乃正义引刘▯云："失谓不得其意"，又云："臣妾营事产业，宜须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则▯所讲者今文矣。故予谓疑▯作伪，必当时忌▯之言与古今文门户所借口，并非实録。而明儒无学，不知删"数也"字、增"子曰"字于经文何害，而痛诟刘▯有如不共。且有增改《隋书》伪造注疏以诛▯者，保无人之不繙《隋书》注疏一阅之乎？且欲攻人之伪而先自处于伪，可乎？且堂堂经文删改移易至于十七通，不之责而责"此之乎"者也。"数"助词之同异也"乎"。
译至于说古文是刘炫伪作，则大不然。据《隋书》刘炫、刘焯在隋代最有名。刘炫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诵目数，五官并用，所著经书最为广博，难道会删"数也"字、增"子曰"字来伪作吗？而且删"数也"字、增"子曰"字有什么得失？何足讲论？却说因叙述其得失，在世间讲解。据《隋书·经籍志》秘书监王邵访得孔传，而河间刘炫为之叙讲，莫非刘炫所叙讲的是孔安国的注而不是经文吗？刘炫本传记载："内史送刘炫到吏部，刘炫自己写状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共十三家，虽然义理有精粗，都堪讲授。'"那么他所讲授的明确是《尚书》《孝经》的注，供状都在。而且刘炫讲《孝经》，虽然孔、郑都讲，却反而不遵孔而遵郑，讲今文而不讲古文。怎么知道的呢？《孝治章》说："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古文作"不敢侮于臣妾"，而正义引刘炫说："失是不得其意的意思"，又说："臣妾经营产业，应该得到他们的心力，所以说不敢失。"那么刘炫所讲的就是今文了。所以我认为怀疑刘炫作伪，一定是当时忌恨刘炫的话与古今文门户所借口，并非实录。而明代儒生无学，不知道删"数也"字、增"子曰"字对经文有什么害处，而痛骂刘炫如同不共戴天。而且有增改《隋书》、伪造注疏来诛杀刘炫的，能保证没人翻阅《隋书》注疏一看吗？而且想攻击别人伪作而自己先处于伪作，可以吗？堂堂经文删改移易达到十七处，不责备这个而责备"此之乎"等助词的同异。
呉澄谓古《孝经》二十二章，魏晋以后不存。刘▯以今文《孝经》分析「庶人敢问」章为三，又增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数，则似古文之伪。以分章见者，若明初王袆且曰：「《孝经》古无章次，至汉始定次为十八章。唐名其篇，近复有定为经传者，则似古今文皆不宜分章矣。」且经传之説，创自朱熹，不知是否。
译吴澄说古《孝经》二十二章，魏晋以后不存。刘炫以今文《孝经》分析"庶人敢问"章为三，又增一章以凑足二十二章之数，则似乎古文是伪的。以分章来看，像明初王祎就说："《孝经》古无章次，到汉代才定次为十八章。唐代命名其篇，近来又有定为经传的，则似乎古今文都不宜分章了。"而且经传之说，首创于朱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朱熹、呉澄皆删改《孝经》，而又各不同。熹本古文，以司马光为史馆检讨时，曾进古文《孝经》，故也。澄本今文，以疑古为伪，故也。但其疑古为伪处，亦多未是。如此疑分章，亦知二十二章是古文旧分，而但以「分庶人敢问」章为可疑，殊不知西汉相传早自如此。顔师古注《汉志》云：「二十二章者，刘向以为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则自班固作志、刘向校经以前，其所分之章与今并同，并非隋代刘▯妄分此，以足其数也。
译朱熹、吴澄都删改《孝经》，而且各自不同。朱用古文为底本，因为司马光做史馆检讨时，曾进呈古文《孝经》，所以如此。吴用今文为底本，因为怀疑古文是伪的，所以如此。但他怀疑古文为伪之处，也多不正确。比如这怀疑分章，也知道二十二章是古文旧分，而只以"分庶人敢问"章为可疑，殊不知西汉相传早就是这样。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说："二十二章，刘向认为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一章，共二十二章。"那么从班固作志、刘向校经以前，其所分的章与今天相同，并不是隋代刘炫妄分此章来凑足数目。
若王文忠云古文无章次则又不然前见王草堂孝经彚刻引明孙本説亦云孝经起于仲尼居迄于孝子之事亲终矣统为一篇并无章次亦不分经传其云不分经传良是若章次则凡书有之所云章句属读是也故古本大学旧虽一篇然有分大学之道至止于信为一章者有分至天下平为一章者而注疏则分章甚伙但其多寡异同总无闗轻重不足较辨耳若谓孝经止一篇则但见艺文志孝经古孔氏一篇孝经一篇而误者彼所云一篇谓一卷也古孔氏一篇下注云二十二章孝经一篇下注云十八章此班氏自注者故注疏序云夫子説孝经一十八章正义云初除挟书律有河间人顔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传授又云鲁恭王壊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国作传至刘向校经籍比量二本除其烦惑以十八章为定而不列名其云十八章为定者谓二十八章似太烦惑故定以十八而不用二十二非谓刘向始分作十八也其云不列名者以唐▯宗集诸儒之议始于每章上列以名如开宗明义章第一类而当时未尝列也【唐▯宗本开宗明义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诸侯章第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人章第六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圣治章第九纪孝行章第十五刑章第十一广要道章第十二广至徳章第十三广扬名章第十四谏争章第十五感应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丧亲章第十八】盖旧本章上并无章名惟孝经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上加以天子庶人之名【第二天子章第三诸侯章第四卿大夫章第五士章第六庶人章凡五章】而余俱无有皇侃注孝经即以此五名加于章首而郑氏注本后人亦遂有加此名者故唐宗下议使儒官连状题其章名而采而用之今所称开宗明义，章者是也。要之，此皆不足置重轻者。几见无此名，而《孝经》存？有此名，而《孝经》即已亡也。
译如果王文忠说古文无章次，则又不然。前面看到王草堂《孝经汇刻》引明代孙本说也说《孝经》起于"仲尼居"，到"孝子之事亲终矣"统为一篇，并没有章次，也不分经传。他说不分经传确实是对的，至于章次，凡是书都有的，所谓章句属读就是。所以古本《大学》旧虽一篇，然而有分"大学之道"至"止于信"为一章的，有分至"天下平"为一章的，而注疏则分章很多。但其多寡异同，总无关轻重，不足计较辨论。如果说《孝经》只是一篇，那只见《艺文志》"孝经古孔氏一篇""孝经一篇"就误会了。那所说的一篇是指一卷。古孔氏一篇下注明二十二章，孝经一篇下注明十八章，这是班固自己注的。所以注疏序说"夫子说孝经一十八章"，正义说"初除挟书律，有河间人颜贞出其父芝所藏，共一十八章以相传授"，又说"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国作传，至刘向校经籍，比量二本，除其烦惑，以十八章为定，而不列名"。其说十八章为定，是说二十八章似乎太烦惑，所以定为十八而不用二十二，不是说刘向才开始分作十八。其说不列名，是因为唐玄宗集诸儒之议，才在每章上列名，如开宗明义章第一等，而当时未曾列名。旧本章上原本没有章名，只有《孝经援神契》从天子到庶人五章上加天子庶人之名，而其余都没有。皇侃注《孝经》就以此五名加于章首，而郑氏注本后人也就有加此名的。所以唐玄宗下令让儒官联名题其章名，而采而用之。现在所称的开宗明义章等就是这样。总之，这些都不足置重轻。何尝见过没有这些名而《孝经》存，有了这些名而《孝经》就亡了呢？
独是分之为经传，而删削而移易之，则万万无是理者。古人无圣经贤传之説，道徳名经，易系名传，并是混称。惟郑康成注毛诗有云：「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谓之正经。」而孔氏正义即云：「凡书非正经者，皆谓之传。」是以仲长统有云：「周礼礼之经，礼记礼之传。」而吕东莱谓楚辞惟离骚为经，而九辨以下皆可称传。然亦不过偶然言之，未尝竟取而分之也。而朱氏于大学、于孝经、于仪礼、周礼、礼记，则直取而分之。且即分之，亦不必遽为删改。郑氏未尝删二雅，仲长氏未尝改三礼也。而朱氏则不止分之，直取而删之，改之，移易之【古文二十二章二千零七字，朱氏改作经一章传十四章，删存一千五百九十五字；今文十八章一千九百九十九字，呉氏改作经一章传十二章，删存一千五百八十二字。其两家各颠倒移置，不可胜计】注经者当如是乎？
译唯独是分之为经传，而删削移易之，则万万没有这个道理。古人没有圣经贤传之说，道德名经，《易》之《系辞》名传，都是混称。只有郑康成注《毛诗》说："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叫做正经。"而孔氏正义就说："凡书非正经者，都叫做传。"所以仲长统有说："《周礼》是礼之经，《礼记》是礼之传。"而吕东莱说《楚辞》只有《离骚》为经，而《九辨》以下都可称传。然而也不过是偶然说说，未曾竟取而分之。而朱氏对于《大学》《孝经》《仪礼》《周礼》《礼记》，则直接取而分之。而且即使分之，也不必立即删改。郑氏未尝删《二雅》，仲长氏未尝改《三礼》。而朱氏则不止分之，直接取而删之、改之、移易之（古文二十二章二千零七字，朱氏改作经一章传十四章，删存一千五百九十五字；今文十八章一千九百九十九字，吴氏改作经一章传十二章，删存一千五百八十二字。其两家各颠倒移置，不可胜计）。注经的人应当这样吗？
二雅三礼，非一人之书，一时之言，或经或传，尚可分划。大学孝经，则一人之书，一时之言也。诗礼为时人所作，未必果圣人之所授，贤人之所受，故称经不为▯，称传不为抑。而大学则圣人授之，孝经则贤人受之者也。夫圣人所授，贤人所受，则但为区分，未尝改易，犹为不可，而况乎删之，改之，移易之，且从而诟厉之？经七章云：「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云云，旣删之矣。且云：「温公改教为孝，乃得粗通」，则不改者为精，不通矣。又云：「前叚文虽非是，理犹可通」，则后叚文旣非是，且于理为万无可通者矣。至其曰「理之悖」「曰非天下之通训」，征色▯声，处处皆是圣言，至此何止受侮？孝经十四章云：「非圣人者无法，大乱之道也。」不知此言通否？盍亦起朱呉二氏问之？
译《二雅》《三礼》，不是一人之书、一时之言，或经或传，还可以分划。《大学》《孝经》，则是一人之书、一时之言。《诗》《礼》是时人所作，未必确实是圣人所授、贤人所受，所以称经不算褒扬，称传不算贬抑。而《大学》是圣人所授，《孝经》是贤人所受的。圣人所授、贤人所受，则但为区分，未尝改易，尚且不可，何况删之、改之、移易之，并且进而诟骂之？经第七章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等等，已经删了。而且说："温公改教为孝，才得粗通"，那么不改的就是精，不通了。又说："前段文虽不对，理还可通"，那么后段文既不对，而且在理上万无可通了。至于他说"理之悖""非天下之通训"，声色俱厉，处处都是圣言，到此何止受侮？《孝经》十四章说："非圣人者无法，大乱之道也。"不知道这话通不通？何不也起来问朱吴二氏？
曰：「圣言，何可侮？但其所删改，与其所诟厉处，则原有可疑者。」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义。」此数语与《左传·昭二十五年》子太叔论礼之文相同，第以「礼」字易「孝」字，且以「甚哉礼之大也」易「孝之大也」，则似乎全袭《左传》以为文者，或者此非夫子之言，故删之，因有微词。此不可谓大无理也。
译有人说："圣言，怎么可以侮？但他所删改、所诟骂之处，原本有可疑的。"经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义。"这几句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论礼之文相同，只是以"礼"字换"孝"字，而且以"甚哉礼之大也"换"孝之大也"，则似乎完全抄袭《左传》以为文。或许这不是夫子的话，所以删了，因而有微词。这不可说大无理。
如所言，则何止于此？第十二章云："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徳。"此即《左传》太史克曰："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徳。"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徳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此即《左传》北宫文子曰："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徳行可象，以临其下。"皆直用左氏文以为言，而不少避者。《论语》亦然，"克己复礼为仁"，则直用《左传》。"古也有志，克已复礼，仁也。""出门如见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则直用晋臼季曰："出门如賔，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即彼哉，彼哉。"用阳虎语，不学礼，无以立。""用孟僖子语，不特记者如此。"即手自为文，亦然。"赞易乾卦：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防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防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则全袭鲁穆姜曰："元体之长也，亨嘉之防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徳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此其文在襄九年，夫子未生之前，岂有穆姜袭夫子言者？然而游夏见之，不以为疑，七十子之徒闻之，不以为怪。汉、唐至今，并无敢有一人焉起而删之诟厉之。若是者何也？则以夫子之言原与《春秋》相表里，而非有二也。《春秋》有简书，有防书。夫子修简书以为《春秋》之经，左丘明修防书以为《春秋》之传。其二书皆朝夕讲求，行着习察，师以之为教，弟以之为学，不问其为何人语，而其言足述，徃徃取之以垂训。盖夫子平居口授，原自如此，故其自为文与门弟子所为文，皆彼此一辙，而并无嫌畏避忌于其间。人苟有学，则自多见少怪者已；则无学而反谓圣经之有未通，此在他人犹不可，而况乎注经者也？
译如你所说，则何止于此？第十二章说："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这就是《左传》太史克说："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这就是《左传》北宫文子说："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以临其下。"都是直接引用《左传》之文来说，而不稍加回避。《论语》也是这样，"克己复礼为仁"，就直接用《左传》。"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就直接用晋国臼季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即彼哉，彼哉"用阳虎的话，"不学礼，无以立"用孟僖子的话。不仅记者如此，即使亲手写文，也是这样。"赞《易》乾卦：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就完全袭用鲁穆姜说："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这话在襄公九年，夫子未生之前，难道有穆姜抄袭夫子的话吗？然而子游子夏见之，不以为疑，七十子之徒闻之，不以为怪。汉、唐至今，并没有敢有一人起来删之骂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夫子之言原本与《春秋》相表里，而不是有二。《春秋》有简书，有防书。夫子修简书以为《春秋》之经，左丘明修防书以为《春秋》之传。二书都朝夕讲求，行著习察，师以之为教，弟以之为学，不问其为何人所说，而其言值得述说，往往取之以垂训。大概夫子平居口授，原本如此，所以其亲手写的文与门弟子所写的文，都彼此一致，而没有嫌畏避忌于其间。人如果有学，就自然多见少怪了；无学而反而说圣经有未通之处，这在他人尚且不可，何况注经的人呢？
夫孝，天之行也。三句明，出自《左传》。亦明知以礼字改孝字。然以班固之学，何书不读？岂不见《左传》？岂不知《孝经》之孝字，即《左传》之礼字？而其作《艺文志》，偏述《孝经》，此语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一若千古言孝，惟此数语，为必不可移易之金册玉版，并非他文可贸乱者。则其尊此经为何如，而可容睥睨之也？
译"夫孝，天之行也"三句，明明出自《左传》。也明知是以礼字改孝字。然而以班固的学问，什么书没读过？难道不见《左传》？难道不知道《孝经》的孝字，就是《左传》的礼字？而他作《艺文志》，偏偏述《孝经》，引用此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也。"好像千古言孝，只有这几句话，是必不可移易的金册玉版，不是其他文字可以贸乱的。那么他尊此经到了何等程度，而可以容忍轻视它呢？
然亦有可疑者。夫孝本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故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是成教者，孝之效也。而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则其所云不肃而成、不严而治者，非孝之效而教之效矣。故司马光进《孝经》时，改作"孝"字，朱氏所云"温公改教为孝"是也。然则删之，岂过乎？
译然而也有可疑的。孝本是天经地义，而百姓效法它，所以其教化不肃而成，其政令不严而治。这是成教，是孝的效验。而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则其所说"不肃而成、不严而治"，不是孝的效验而是教的效验了。所以司马光进呈《孝经》时，改作"孝"字，朱氏所说"温公改教为孝"就是。那么删了它，难道过分吗？
圣人之言，矢口成文，无边无幅，非如近人陋腹可量其短长而齐其参错。中庸取人，以身取人者，修身之效也。旣而曰：「思修身，不可以不知人」，则取人又修身之功矣。故此章初言孝，继言教，而其言教则又杂出之以徳义、敬让、礼乐、好恶诸名，与近人之腹不合。亦思中庸初言人存，继言修身，而其言修身则又杂出之以仁、道、义、礼、事亲、知人诸名。向使齐其参错而量其短长，则中庸不可删乎？司马光本无学之人，观其定濮议，全不识礼，凟乱千古今。又改此字以启后人改经之渐，总是宋人习气，无足道者。虽其改此字尚有可原，以唐宗作序中有「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亦是孝字，但彼是行文，此是注经；彼非述经语，此则直换经字耳。徃读《孝经》，有谓「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好恶何指？予妄应之曰：「好者孝，恶者即不孝也。」既见邢疏而悔之。古圣人之言，彼此相仍，并无杜撰，然皆连类推及，不分主客。如此徳义、敬让、礼乐、好恶八字，皆他经所有。《左传》赵衰荐郤縠云：「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徳之则也；徳义，利之本也。」此徳义之説也。《乡饮酒义》云：「先礼而后财，则民作敬让而不争矣。」此敬让不争之説也。《乐记》云：「先王之制礼乐，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此礼乐民和、好恶知禁之説也。然而赵衰言诗书礼乐而及礼及好恶，今言孝而必不使其及徳义、礼乐、敬让、好恶，是取孩孺学八比之法以律圣经，小人之腹也。
译圣人之言，出口成文，无边无幅，不像近人浅陋之腹可以量其短长而齐其参错。《中庸》说取人，以身取人，是修身之效。接着又说："思修身，不可以不知人"，则取人又是修身之功了。所以此章先说孝，接着说教，而其说教又杂出之以德义、敬让、礼乐、好恶等名，与近人之腹不合。也想一想《中庸》先说人存，接着说修身，而其说修身又杂出之以仁、道、义、礼、事亲、知人诸名。假使齐其参错而量其短长，则《中庸》不可删吗？司马光本来是无学之人，看他定濮议，全不识礼，渎乱千古。又改此字以开启后人改经之渐，总是宋人习气，不足道。虽然他改此字还有可原谅之处，因为唐玄宗作序中有"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也是孝字，但那是行文，这是注经；那不是述经语，这是直接换经字。往日读《孝经》，有人说"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好恶指什么？我妄答说："好的是孝，恶的就是不孝。"既见邢疏而后悔。古圣人之言，彼此相承，并无杜撰，然而都是连类推及，不分主客。像德义、敬让、礼乐、好恶八字，都是其他经书中所有的。《左传》赵衰荐郤縠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这是德义之说。《乡饮酒义》说："先礼而后财，则民作敬让而不争。"这是敬让不争之说。《乐记》说："先王制礼乐，将用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好恶明著，则贤不肖就分别了。"这是礼乐民和、好恶知禁之说。然而赵衰说诗书礼乐而及礼及好恶，现在说孝而必不使其及德义、礼乐、敬让、好恶，这是拿孩童学八股文的方法来规范圣经，小人之心啊。
论语》亲切者，孟懿子、武伯、子游、子夏，皆就其所问而荅之，故"色养""敬养"只就孝一节为言。此则夫子教之以大道，篇首明云"至徳要道"，班固所云"举大者言"是也。且"身体髪肤受之父母"诸语，在开首旣已亲切明了，即"不敢恶于人，不敢慢于人"，"高而不危，满而不溢"，以至"开天分地，谨身节用"，次第而入，又何一非亲切行事？亦何一是效？推而至于孝治、圣治、郊祀、配天、宗祀、明堂，皆切实责备，并非取验朱氏。凡于亲切处，皆认是效，而于"郊祀配天"诸文，则又疑其逾越僭妄，有今将之心。是孟子对咸丘防，尚告之以"大孝尊亲，以天下养"之义，而以吾道一贯之曾子，乃仅仅以服劳奉养、必有酒肉之小节呼而训之，岂曾氏之子反不若咸丘防哉？
译《论语》说亲切，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都是就其所问而答，所以"色养""敬养"只就孝一节而言。这里则是夫子教之以大道，篇首明说"至德要道"，班固所说"举大者言"就是。而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话，在开首就已经亲切明了，即"不敢恶于人，不敢慢于人"，"高而不危，满而不溢"，以至"开天分地，谨身节用"，次第而入，又何一不是亲切行事？又何一是效验？推而至于孝治、圣治、郊祀、配天、宗祀、明堂，都是切实责备，并非取验。朱氏凡在亲切处，都认为是效验，而对于"郊祀配天"等文，则又怀疑其逾越僭妄，有今将之心。孟子对咸丘蒙，还告诉他"大孝尊亲，以天下养"之义，而以吾道一以贯之的曾子，竟仅仅以服劳奉养、必有酒肉之小节来呼唤而训导他，难道曾氏之子反而不如咸丘蒙吗？
然则朱氏遵古文，呉氏遵今文，有优劣乎？其所删者，谁是谁非，有差等乎？且明儒极诟古文，谓今文祖述约有百家，而古文之学只刘▯一人，何谓也？
译那么朱氏遵古文，吴氏遵今文，有优劣吗？其所删的，谁是谁非，有差等吗？而且明儒极力诟骂古文，说今文祖述约有百家，而古文的学问只有刘炫一人，是什么意思呢？
古今文无优劣。今之文犹古之文也。则遵者无优劣矣。古今文俱不宜删。删则删是亦非删非亦非也。则删者无差等矣。若今文盛行而古文稍减。则以今文之出在除挟书律时。而孔壁古文至武帝末天汉之后与尚书论语并出。其时相距约有百年。且今文初出即有长孙氏江翁翼奉后苍为之授受。而古文则武帝命孔安国作传。以巫蛊事▯匿而不上。故诸家皆出而孔传独后。然而至隋唐之间。诸家渐息。惟孔传郑注两家并行。一古文一今文。唐宗序所云。刘▯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邢疏序所云。刘子▯辨郑注有十谬七惑。司马坚斥孔注多鄙俚不经。专以二家为言。可验也。若谓今文百家古文只刘▯一人。此出自明归有光诸君所言。有光极辟古文尚书而自处于谬。剧不足辨。今所言亦非是。诸家无古今之分。惟长孙江翁后苍翼奉初为四家。后增以张禹为五家。若又称六家。则韦昭王肃虞翻刘邵刘▯陆澄六人合古今为言。而刘▯之名已居然厠乎其间。谁谓▯只古文家乎
译古今文没有优劣。今文如同古文。那么遵从古文的没有优劣。古今文都不宜删。删则删是也不对，删非也不对。那么删者没有差等。如果今文盛行而古文稍减，则因为今文出自在解除挟书律时，而孔壁古文到武帝末天汉之后与《尚书》《论语》同出，其时相距约有百年。而且今文初出就有长孙氏、江翁、翼奉、后苍为之传授。而古文则武帝命孔安国作传，因巫蛊事发而藏匿不上呈。所以各家都出来而孔传独后。然而到隋唐之间，各家渐渐停息，只有孔传、郑注两家并行，一古文一今文。唐玄宗序所说"刘炫阐明安国之本"，陆澄讥笑康成之注；邢疏序所说"刘子玄辨郑注有十谬七惑"，司马坚斥责孔注多鄙俚不经，专以二家为言，可以验证。如果说今文百家古文只有刘炫一人，这出自明代归有光诸君所言。归有光极力辟古文《尚书》而把自己置于谬误，极不足辨。现在所说也不对。各家没有古今之分，只有长孙、江翁、后苍、翼奉初为四家，后来增以张禹为五家。如果又称六家，则韦昭、王肃、虞翻、刘邵、刘炫、陆澄六人合古今而言，而刘炫之名已俨然厕身其间。谁说刘炫只是古文家呢？
但又有谓古文不如今文，呉所删胜于朱所删者。今文篇首只云"仲尼居，曾子侍"，而古文增"闲居、侍坐"二字。呉澄谓"居"即"坐"也，与上句义重。《礼》小戴记云："仲尼燕居，子张、子夏、子游侍。""孔子闲居，子夏侍。"《大戴记》云："孔子闲居，曾子侍。"并无"坐"字。此经与彼所记，当为一例。且许慎《説文》所引《孝经》《尚书》皆自称为古文，今《説文》所引并无"闲坐"二字，则此非古文伪乎？非澄説之较胜于朱氏者乎？
译但又有人说古文不如今文，吴澄所删胜过朱熹所删。今文篇首只说"仲尼居，曾子侍"，而古文增"闲居、侍坐"二字。吴澄说"居"就是"坐"，与上句义重。《礼记》小戴记说："仲尼燕居，子张、子夏、子游侍。""孔子闲居，子夏侍。"《大戴记》说："孔子闲居，曾子侍。"都没有"坐"字。此经与彼所记，应当为一例。而且许慎《说文》所引《孝经》《尚书》都自称古文，今《说文》所引并无"闲坐"二字，则这不是古文伪作吗？不是吴澄之说较胜于朱氏吗？
古今文本无异，同其所异者，只此"闲坐"二字。然此则古文是，而今文非者，朱呉所删俱不是。然此则呉氏尤不是者，古居皆有名，如二戴记所称"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类，各有处所，故刘向别録中载郑目録注云："退朝而处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闲居。"未有只出"居"一字以记处所者。字书"居"者，处也。但曰"处"，知处在何所耶？若"侍"则有待立、待坐之分，"侍立"曰"侍"，"侧"曰"侍"，《论语》"顔渊季路侍""闵子侍侧"是也。"侍坐"者必曰"侍坐"，《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是也。葢侍立在正席之侧，请业必膝于席端，请毕卽起，故孔子闲居，子夏侍，此"侍立"者，立则膝席问业，问毕便起，起者起立也，故曰"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侍坐在正席之前之侧，曲礼所谓"席间函丈"者，东西设席而坐于席间，请业则起跪，请毕还坐，故曰"侍坐于先生，请业则起，请益则起，起者起跪也"。而至于避席则不止起跪，而反越席而起立以致敬。故《哀公问》篇初只称"哀公问于孔子曰"，此"侍立"也。旣而坐则特称"孔子侍坐于哀公"，然后称"孔子蹴然辟席而对"，此明明者今俨有曾子辟席，有复坐语，则非侍立而侍坐矣。侍坐可无"坐"字乎？且澄但知"居"字可解"坐"字，而不知"居"是居，"坐"是坐。孟子"居邹""子思居于卫"皆作"居处"解，即"燕居""闲居"皆是"处"不是"坐"。"曲礼"曰："居不主奥，坐不中席。"明明以"居"字"坐"字彼此各出，而乃曰"居坐义重"，则《曲礼》尚未读，而欲改古经，不可也。
译古今文本没有差异，相同的地方差异只有这"闲坐"二字。然而这里古文是对的，而今文是错的，朱吴所删都不对。然而这里吴氏尤其不对，古时的居都有名，如二戴记所称"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各有处所。所以刘向《别录》中记载郑玄目录注说："退朝而处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闲居。"没有只出一个"居"字来记处所的。字书"居"，是处的意思。但说"处"，知道处在何处呢？至于"侍"则有侍立、侍坐之分，"侍立"叫"侍"，"侍侧"叫"侍"，《论语》"颜渊季路侍""闵子侍侧"就是。"侍坐"必定说"侍坐"，《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就是。侍立在正席之侧，请业必跪于席端，请毕即起，所以孔子闲居，子夏侍，这是"侍立"，立则跪席问业，问毕便起，起是起立，所以说"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侍坐在正席之前之侧，曲礼所谓"席间函丈"，东西设席而坐于席间，请业则起跪，请毕还坐，所以说"侍坐于先生，请业则起，请益则起，起是起跪"。至于避席则不止起跪，反而越席而起立以致敬。所以《哀公问》篇初只称"哀公问于孔子曰"，这是"侍立"。既坐则特称"孔子侍坐于哀公"，然后称"孔子蹴然辟席而对"，这明明有曾子辟席，有复坐语，则不是侍立而是侍坐了。侍坐可以没有"坐"字吗？而且吴澄只知道"居"字可以解释"坐"字，而不知道"居"是居，"坐"是坐。孟子"居邹""子思居于卫"都作"居处"解，即"燕居""闲居"都是"处"不是"坐"。《曲礼》说："居不主奥，坐不中席。"明明以"居"字"坐"字各自出现，而却说"居坐义重"，则《曲礼》尚未读，而想改古经，不可以。
若谓许慎《説文》无「闲坐」二字，则尤可笑者。慎于和帝时袭贾逵字学以作《説文》，逵自称受古文《尚书》，而其所受者实东汉初杜林伪造古文漆书之学，并非孔氏壁中本。故《説文》所引亦自称古文，而于五十八篇之文并无一字予于古文《尚书》。寃词卷已载之详矣。至《孝经》，则《説文》序亦云：「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説，其书皆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授。」则宏是杜林弟子，正漆书本也。林尝谓漆书恐絶，何幸有东海卫子宏得传其学？是宏所授本并是漆书，与孔壁何与？而欲其有「闲坐」字乎？然明代儒生诟刘▯者多，而诟朱呉者少，何也？
译如果说许慎《说文》无"闲坐"二字，则更可笑。许慎在和帝时袭贾逵字学以作《说文》，贾逵自称受古文《尚书》，而其所受实际东汉初杜林伪造古文漆书之学，并非孔氏壁中本。所以《说文》所引也自称古文，而对于五十八篇之文并没有一字，我在《古文尚书冤词》卷中已经详细记载了。至于《孝经》，则《说文》序也说："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其书都是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授。"则卫宏是杜林弟子，正是漆书本。杜林曾说漆书恐怕断绝，何幸有东海卫子宏得传其学？卫宏所授本都是漆书，与孔壁有什么关系？而想要它有"闲坐"字吗？然而明代儒生骂刘炫的多，而骂朱吴的少，为什么呢？
此则有明一代俗学之通弊也。明以八比取士，专用朱氏所注书为取士功令，立之学官，人第知有朱氏，而不知有孔子。朱氏曾斥古文《尚书》为假书，而呉澄又张大之，有明俗儒无不攻古文而尊今文。不幸而《孝经》古文与《尚书》古文同出孔壁，又不幸而刘▯得《孝经》孔传与梅赜上《尚书》孔传，又彼此相类，因重以攻古文《尚书》之余力，并攻《孝经》。其所以诟▯者，正助熹、澄之诟梅赜、诟▯而加功焉者也，敢诟熹、澄哉？然世虽未尝诟之，而有窃讥之者。尝见钱塘王草堂作二经彚刻，一《大学》，一《孝经》也。《孝经》末篇载朱氏集中诸书，痛言凡文之必不可改，以为世戒，并録于后。
译这是明代一代俗学的通病。明代以八股取士，专用朱氏所注的书为取士功令，立于学官，人们只知道有朱氏，而不知道有孔子。朱氏曾斥古文《尚书》为假书，而吴澄又张大其说，明代俗儒无不攻古文而尊今文。不幸《孝经》古文与《尚书》古文同出孔壁，又不幸刘炫得《孝经》孔传与梅赜上《尚书》孔传，又彼此相类，因此以攻古文《尚书》之余力，并攻《孝经》。其所以骂刘炫，正是助朱熹、吴澄之骂梅赜、骂刘炫而加功，敢骂朱熹、吴澄吗？然而世人虽未尝骂之，而有私下讥笑之的。曾见钱塘王草堂作二经汇刻，一《大学》，一《孝经》。《孝经》末篇载朱氏集中诸书，痛言凡文必不可改，以为世戒，并录于后。
朱氏与张南轩论二程遗书有云：「熹之愚意，止是不欲辄改易前贤文字，稍存谦退敬让之心耳。若圣贤成书，稍有不惬已意处，便率情奋笔，恣行涂改，恐此气象亦自不佳。葢所改虽尽善，犹启末流轻肆自大之弊，况未必尽善乎？老兄试思，前圣入太庙，每事问，存饩羊，谨阙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闻阙疑之心，为如何？而视今日纷更专辄之意象，又为如何？」又云：「大抵古书有未安处，随事论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没其实，则安知其果无未尽之意耶？汉儒释经，有欲改易处，但云某当作某，后世犹或非之，况遽改乎？且非特汉儒而已，孔子删书，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继之，亦曰：『吾于武成取二三防而已』，终不刋去此文，以从已意之便也。」又云：「所谓不必改者，按其旧文然后刋正，所谓疑当作某，一例之外，未尝敢妄以意更定一防画也。此其合于先生当日本文无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则当一循其旧，不容复有毫髪苟且迁就于其间，乃为尽善。」又云：「区区非有偏主必胜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书，不悮后学耳。计老兄之意，岂异于此？但恐见理太明，故于文理琐细之间，不无濶略之处；用心太刚，故于一时意见所安，必欲主张到底，所以纷纷未能率定也。」又与南轩论改胡五峰语録云：「凡言删改者，亦且是私窃讲贯议论以为当如是耳，未可遽涂其本编也。」又与张南轩、刘共父论二程遗书云：「此是二先生集，胡文定当时亦只是据别本改録，虽文定亦不能保其无一字之讹也。今复得善本重加补缀，乃是文定所乐闻，文定复生亦无嫌间。不知二兄何苦尚尔依违也？」又云：「如定性书及明道叙述上富公与谢帅书中删却数十字，及辞官表倒却次序，易传序改沿为泝，祭文改侄，」为犹子之类，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删改。熹看得此数处，有无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葢本文自不害义理，故也。今如此删去，不过是减得数十个闲字，而壊却一个从容和乐底大体气象。又云，程子尝言，人之为学，其失在于自主张太过，横
渠犹戒以自处太重，无复以来天下之善。今观二先生主张此事，得无近此？圣贤稽众、舎己、兼听并观之意，似不然也。又云：文定旣得以一时已见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据相传别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处，此何理耶？又云：但只是平气虚心，便当从之，岂可肚里先横却一个胡文定耶？又与刘共父书云：若説文定决然主张此书，以为天下后世必当依此，即与王介甫主张三经字説何异？作是説者，却是谤文定矣。设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尽底已私，所谓贤者之过，横渠所谓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于后学，不当守已残而妬道真，使其遗风余弊波荡于末流也【王草堂曰：予按朱氏所言，深痛改窜古书之非理，语语切中作聪明以乱旧章之病。其于二程遗集，不敢以已意更定一防，画不容复有毫髪迁就于其间。《五峰语録》亦不敢遽涂其本编，何其郑重笃信至此？而乃于《孝经》《大学》横加删改，岂先儒之书不可更改一字，而圣贤之书可以连篇笔削乎？其所云见理太明、用心太刚者，得毋自道乎？据其所言，则自处太重，是亦克未尽底已私，所谓贤者之过。予之言此，谅亦朱氏所乐闻，但愿读是经者，不可肚里先横却一个朱氏也。】熊愚斋云：学问之道，是是非非，毫厘不容差谬。朱子之言可信，则不当与之背驰；不可信，则背之可也。诚大公无我之言哉！王恬曰：草堂以此为微词，谓言不顾行，非君子之道，而予则实有隐忧者。宋人自矜所学，直接尧舜，互相标榜，原有藐视先圣之意，故于本朝先辈髙树门庭，不容一人訾议，而先圣先贤恣情驳贬，圣门诸贤何一不受其削斵？而门庭前辈呵防悉力，实有抑圣贤以▯同类之意。宜乎俗儒入告，请斥十贤于堂下，而升周程张朱与四贤接席，而恬不知怪也。嗟乎，恐将来四贤亦。不安此席矣。每读六经，未尝不累息焉】
译朱氏与张南轩论二程遗书说："我的意思，只是不想辄改前贤文字，稍存谦退敬让之心罢了。如果圣贤成书，稍有不惬己意之处，便率情奋笔，恣行涂改，恐怕这种气象也不佳。所改虽尽善，还开启末流轻肆自大之弊，何况未必尽善呢？老兄试想，前圣入太庙，每事问，存饩羊，谨阙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闻阙疑之心，是怎么样？而看今天纷更专辄的意象，又是怎么样？"又说："大抵古书有未安处，随事论著，使人知之就够了。如果遽改之以没其实，则怎知道其果然没有未尽之意呢？汉儒释经，有想改易处，只说某当作某，后世还非议之，何况遽改呢？而且不止汉儒，孔子删书，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继之，也说：'我对《武成》只取二三策罢了'，终究不刊去此文，以从己意之便。"又说："所谓不必改的，按其旧文然后刊正，所谓疑当作某，一例之外，未尝敢妄以意更定一画。这合于先生当日本文无疑。现在如果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就当一循其旧，不容再有一丝苟且迁就于其间，才为尽善。"又说："我并非有偏主必胜之私，只是想让此集早成完书，不误后学罢了。想来老兄之意，难道与此不同？但恐怕见理太明，所以对于文理琐细之间，不免有阔略之处；用心太刚，所以对于一时意见所安，必欲主张到底，所以纷纷未能率定。"又与南轩论改胡五峰语录说："凡说删改的，也只是私下讲贯议论以为应当如此，不可遽涂其本编。"又与张南轩、刘共父论二程遗书说："这是二先生的集子，胡文定当时也只是据别本改录，即使文定也不能保证没有一字之讹。今又得善本重加补缀，这是文定所乐闻的，文定复生也无嫌隙。不知二兄何苦还这样依违呢？"又说："如《定性书》及明道叙述上富公与谢帅书中删去数十个字，及辞官表倒却次序，《易传》序改沿为溯，祭文改侄为犹子之类，都不是本文，必是文定删改。我看这几处，有没有害处？但也可惜，改却本文。本文本来不害义理。今如此删去，不过是减了数十个闲字，而坏了一个从容和乐的大体气象。"又说：程子曾说，人之为学，其失在于自主张太过，横渠还戒以自处太重，无复以来天下之善。今看二先生主张此事，岂不是近于这样吗？圣贤稽众、舍己、兼听并观之意，似乎不是这样。又说：文定既得以一时己见改易二程本文，今人却不得据相传别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处，这是什么道理？又说：只要平气虚心，就应当从之，怎可肚里先横着一个胡文定呢？又与刘共父书说：如果说文定决然主张此书，以为天下后世必当依此，那就与王介甫主张《三经字说》有何不同？作此说的人，却是谤文定了。假使微似有此，也是克未尽的己私，所谓贤者之过，横渠所谓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是所望于后学，不当守己残而妒道真，使其遗风余弊波荡于末流。（王草堂按：我查朱氏所言，深痛改窜古书之非理，句句切中作聪明以乱旧章之病。他对于二程遗集，不敢以己意更定一画，不容再有一丝迁就于其间。《五峰语录》也不敢遽涂其本编，何其郑重笃信至此？而竟对《孝经》《大学》横加删改，难道先儒之书不可更改一字，而圣贤之书可以连篇笔削吗？他所说见理太明、用心太刚，难道不是自道吗？据他所说，则自处太重，也是克未尽的己私，所谓贤者之过。我说这些，想来也是朱氏所乐闻，但愿读此经的人，不可肚里先横着一个朱氏。）熊愚斋说：学问之道，是是非非，毫厘不容差谬。朱子之言可信，则不应当与之背驰；不可信，则背之可以。真是大公无私之言啊！王恬说：草堂以此为微词，说言不顾行，非君子之道，而我则实有隐忧。宋人自矜所学，直接尧舜，互相标榜，原本有藐视先圣之意，所以对于本朝先辈高树门庭，不容一人訾议，而先圣先贤恣情驳贬，圣门诸贤哪一个不受其削斫？而门庭前辈全力呵护，实有抑圣贤以扬同类之意。难怪俗儒入告，请斥十贤于堂下，而升周程张朱与四贤接席，而恬不知怪。唉，恐怕将来四贤也不安此席了。每读六经，未尝不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