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禹贡论 书类

提要

【臣】等谨按：《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山川地理图》二卷，是宋代程大昌所撰。程大昌另有《易原》一书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记载程大昌的《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又有《禹贡论图》五卷。陈振孙在《书录解题》中说，《禹贡论》有五十二篇，《后论》八篇，图三十一幅。王应麟在《玉海》中说，淳熙四年七月，程大昌进呈《禹贡论》五十二篇、《后论》八篇，皇帝下诏交付秘阁收藏，书中未提及地图，大概是偶然遗漏了。如今这些论述都保存下来，至于地图，根据归有光的跋文称吴纯甫家藏有淳熙辛丑年泉州旧刻本，那么嘉靖年间尚存原本，如今早已失传。所以《通志堂经解》只刊刻了前后两部分的论述，而所谓的《禹贡山川地理图》，仅刊刻了其序说。现在用《永乐大典》所载内容加以校勘，只缺少九州山水实证以及禹河、汉河两幅图，而其余二十八幅图依然完整存在，这确实是世间罕见的版本。现在依照《通志堂》图序的原目录合并为两卷，程大昌的这部书便又完整了。程大昌喜爱谈论地理之学，他所著的《雍录》及《北边备对》，都刻意深入探究，考证寻访旧迹。这本书的论辩尤其详细周密。《癸辛杂识》记载程大昌以天官兼任经筵讲官，进讲《禹贡》中缺文疑义，疏解非常详尽，而且多引用外国幽深奥妙的地理知识，宋孝宗颇为厌烦，对宰相和执政大臣说：“六经中的断简残篇，存疑即可，何必强行解释？况且地理既非亲身经历，即使是圣贤也有所不知，我实在不明白他的说法，想必他管理铨选官员也如此。”不久程大昌就被外放任职等等，这与自序及陈应行后序所言大相径庭。帝王之学与儒者不同，程大昌在经筵讲《尚书》，不举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法度来启发开导皇帝，却只罗列广博深奥的知识，这确实是不懂事理。然而从解释经典的角度来看，他的考证并非没有功劳，他的过失在于不应当在经筵讲《禹贡》，而不在于辨明《禹贡》中的山水。他的前论对于江水、河水、淮水、汉水、济水、弱水、黑水，都纠正了旧说的错误；后论则专门论述河水、汴水的祸患。陈振孙讥讽他本人没有亲身经历，怎么保证都没有矛盾之处，这也如同孝宗的议论，归有光也证实他把“鸟鼠同穴”指为两座山并非要点。他援引依据进行厘定，确实渊博洽通，至今注解《禹贡》的人终究不能废弃他的书。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论上

宋 程大昌 撰

总叙

臣初次在原文中阅读《禹贡》，非常疑惑的地方共有十二项，而对于历代师承的说法，不敢完全相信的，大概有三件事。禹治理河水的功绩，占据天下诸河的一半，但从大伾山以下，河道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人能明确说出。九河、逆河、碣石在经文中非常明确，但自古至今探究寻求，竟没有着落。三江有中江、北江，而南江在经文中没有记载。九江是九条还是一条，不知道经文话语所指的主旨。弱水、黑水，各家都说是位于甘肃、沙州等数州，那么应当南流入黄河，然后向东注入碣石。经文却说弱水“既西”，黑水“入于南海”。汉水在经文中只有一个源头，而后世将其分为东西两派。济水已经流入黄河，却又从荥阳流出，却不叫黄河而仍叫济水。为九州分别记载所经过的山，各自依附其境，只有梁山、岐山，舍弃雍州而依附冀州。荆州距离海尚远，却预先记载江汉朝宗于海。九州的贡道，如果不能直接到达黄河，就都记载其所依赖以到达的地方，如浮汶水到达济水，不必最终到达黄河。唯独徐州的贡道越过济水不记载，而直接以到达黄河来说。既然说“任土作贡”，而九州田赋高低相差很大，甚至相差几个等级。这十二项，都是臣所不能依据解释的。荆州有荆山，梁州、雍州也有荆山，众儒生必定想要防范并统一它们，说“荆山是一座山，而有三个分支，其脉络相互贯通，江河不能隔断”。从此开始有用地脉来参酌治水的人，沱水、潜水，荆州、梁州恰好都治理它们，名字既然相同，众儒生也想要防范合并为一，说“沱、潜虽然在梁州，但分出于荆州，就像济水对于黄河，流出后又流入一样”。从此又用防范流水的意味来说，有治水的人，这些都是臣所不敢相信的。臣既然已经积累这些疑惑，而众儒生的议论又难以完全依据，于是查考综合经传，研究切中事理，询问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以相互参证，而穷究其归宿。很久之后，才恍然大悟说：“禹的贡赋广大啊，但不超出‘因’的原则。他自己说‘我疏通九条大河直到四海，深挖沟渠直到河流’，这是‘因’。孔子叙述这本书说‘顺着山势疏通河流，根据土地状况制定贡赋’，这也是‘因’。孟子说‘禹疏导水流，顺着它自然的样子去做’，这也是‘因’。鲧的功绩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堵塞、填塞，不善于‘因’。禹能继承鲧而成就功业者

译反之，则是违背其规律而加以运用。功业凭借顺应自然而成就，那么史书记载其成功，又哪里是脱离“因”的原则呢？所谓“因”，就是依据事物本来的自然状态，而不随意增减罢了。治理水患、制定贡赋，原本就有这样的事，就依据其原有的情况加以记载，不标新立异，不穿凿附会，能够贯通万世，因此得以称为“经”。臣于是运用这一原理来深入探究，凡是以往感到疑惑的地方都可以解释清楚，诸儒难以信服的观点都可以加以折衷调和。至于经文有时存在缺漏简略，自然是因为其体例简约的缘故，如果把握其主旨并加以贯通，用已明确的部分概括未明确的部分，本文既然明晰，正确的道理自然显现，起初就不必另外设立奇异之说以制造经文的疑点，这就是阅读《禹贡》一书的通识。

译大河

黄河从洛水入河口以上，在地下流淌，其他河流反而倒流注入其中，所以从未发生泛滥逆流。而《尚书·禹贡》所记载的积石、龙门、华阴、砥柱、孟津、洛水入河口，从古至今都可以考证。自从成皋以下，河岸高于平地，所以在古代曾经溢出形成荥泽，分流为九条河道，而其踪迹水道并不固定在一处。等到后世，决口侵蚀、水流改道，以至于多得无法记载，而渡口河道全部改变，古代的情况从此难以确知。从大伾到降水、大陆，说法很多。用这些说法来衡量，那么河道与经文都不相符合，不必等到九河才开始纷纷难以探究。然而还有可以考证的，依靠经文的明确记载，可以以此作为根本依据。经文叙述黄河，既然到了洛水入河口，又说“向东到达大伾，向北经过降水到达大陆，又向北分流为九河，汇合为逆河流入大海”，其顺序方位严整有条理，所以可以推究事理来考察世〇之真伪。张揖认为大伾是成皋，而薛瓒不以为然，说“大伾应当在汲郡的黎阳，不应当在河南的成皋”。这两种说法，黎阳和成皋都不以大伾为名，而我之所以认为薛瓒的说法正确，是因为经文对于黄河，当它从北向东流时，曾经就在砥柱记录折向东流的开始，现在它向东流了很久，将要折向北流，也应当以地处最东的地方来记录。参酌揣测其叙述，那么黎阳确实恰当，而成皋则太早了。因此应当以薛氏的话为正确。至于降水，说法就更多了。只有贝【清河】冀【信都】之间有沟渠而干枯，古名叫绛，与黄河很近，许多儒生多用来对应经文。然而经文说“向北经过降水”，那么一定是黄河折向北而经过那里，禹的踪迹才能经过。现在贝冀之间，干枯的绛水都面向南向北，而汉代以后的大河反而在魏贝的南边。如果把汉代的黄河当作禹时的黄河，那么禹治理黄河的工程无法遍及其地，郑康成本来就已经怀疑这一点。于是因为淇水从卫国注入黄河，顺势修饰其水流来对应古代的降水，自己却不安心，又把馆陶的屯氏河当作降水。郦道元驳斥淇水和贝水不用，而主张屯河的说法，他说“《地理志》记载绛水发源于屯河，到了信都又出现绛水的名字，黄河经过降水应当对应它”。这种说法，郦道元实际上没有得到绛水的真相，于是牵强附会来相信自己的说法。然而考察《地理志》首先接受屯河而未流入漳水的，自名叫张甲河，原本不是绛水，虽然中间踪迹水道曾经穿过干枯的绛水，而《汉书·地理志》本来没有绛水的名字，那么郦道元改换其他水为绛水，来对应古语，他与郑氏的错误，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大陆，尤其散漫，《地理志》记载钜鹿县，是唐代邢州的平乡县地。现在黄河已经不经过，作为经文中所说的大陆，然而汉代钜鹿县，是唐代邢州的平乡县地。现在黄河既不经过邢州，又其地反而在干枯绛水的上游，那么与经文先经过降水而后到达大陆的不同，大概又不可以依据它作为经文的证据。虽然孔颖达等人极为详博，而不能探究求得恰当，也是因为时代久远记载断缺，没有依据来极其详密罢了。现在距离古代日益遥远，禹的踪迹在名山大川中的，其称谓位置转移越来越多，而我却想要探究其变化，以〇明经文的本意，实在是不自量力。然而考古谈经，正是儒者的职责，如果人人都畏惧而不言，那么古典依靠什么？所以最终探究它。

大河

以我愚昧的看法，周定王时黄河改道故道，到汉代元光年间又改向顿丘东南流，那么汉代的黄河已经不是禹时的黄河，而世间的儒生却想要依据汉代的黄河来寻求禹时黄河所经过的地方，说这里应当是降水，这里应当是大陆，像郑氏、郦氏可以说博学洽闻，而降水、屯河之类都是追末失本，不足以得到古代事情的真相，其他人还有什么指望呢？我因为这个缘故，先辨别汉代黄河、禹时黄河所依据的地方、所确定的方向，然后依据其位置来按求禹时黄河所经过的地方，那么降水和大陆或许有所归宿了。司马迁、班固二人同样说禹疏导两条渠道，其中一条向北行走凭借高地的，明确记载在《禹贡》道河的本语中，知道它正是禹时的黄河。而另一条渠道都不说朝向哪里，孟康、郦道元等人相沿袭，都用漯川命名，并且说在汉、魏时代不干枯而流淌的是漯川，其空涸无水的是王莽河。漯川也不是顿丘改流正径，只是因为漯在禹时曾经分黄河为支流，又与汉代黄河偶然都在王莽河的南边，于是举汉代黄河附会漯川，来傅合司马迁、班固所说两条渠道都是禹的力量所疏导的。至于探究其确实，是从汉代黄河而不是禹时的踪迹。其在北而干枯，俗名王莽河的，概括汉代黄河，其地都向北而高，就是司马迁、班固同样说认为禹害怕平地承受不住黄河的强悍，而载之高地经过降水和大陆而行走的。这个位置近似禹时的黄河，而世久难明，我也未敢依据它轻易下结论。于是参酌历代地理说法，而防备寻求孟康、郦道元二人所说的，审慎其不妄，才敢主张坚持更加坚定。《地理志》记载魏郡邺县有故大河在东北流入海，既然叫故河，那么就不是班固时正在流淌的黄河了。命名为大，而能直达于海，那么就不是分支小河了。桑钦叙述黄河从戚地到大陆，全部以大河故道为目，而孟康、郦道元只以王莽空河当作它。合二古河

译用这条河道的源流来论述，虽然它干涸无水，其灌注的起止难以详细考证，但大致从魏郡到大陆泽，粗略地有踪迹可寻，而且大陆泽这个名称正是大禹所治黄河经过的地方，那么这条被称为古河、莽河的河道，其本源就是大禹的黄河也就确定了。拿杜佑、李吉甫、乐史的地理著作来考证，这条干涸的河道从汉代到现在还没有湮没吗？大概它在唐代贯穿魏郡、博州、德州三个郡那么远，大体上常常与汉代黄河相对峙，中间相距远的不过百里，近的不到五十里。虽然分布疏密不齐，但汉代黄河常常在南边，所以这条干涸的河道常常在北边。按方位来命名，那么它接受水流向东南的，就是元光年间改道的水路，而干涸的只是残留的旧迹。况且汉代黄河以北的，就是《禹贡》中记载的正道所在。它之所以干涸，是因为黄河改道迁徙而夺走了它的水流。它们的位置互相更替，水流与干涸互相更替，防备古代记载古迹并参照观察，就像黑白对比一样，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汉代王衡说：“大禹疏导河水，原本顺着西山下向东北流去。从周定王时黄河改道，现在所流经的，就不是大禹所开凿的了。应当退回去开凿干涸的河道，使河水沿着西山山脚，凭借高地向东北流入大海，这样就没有水灾了。”王衡所说的西山，就是太行山和常山。现在黄河不是大禹开凿的，而是汉代黄河。他想要凭借高地恢复大禹的旧道，使汉代黄河向东北流入大海，这就是司马迁和班固所说的“引导水流承载在高地上以流入渤海”的意思。结合司马迁、班固和王衡的话作为我论述的证据，那么王莽时干涸的黄河原本就是大禹的黄河，更加明白了。假如这条河不是大禹的旧迹，谁能开辟土地作为隧道，在几个没有郡治的地方投入巨大的工程力量？像这样宽阔而且漫长呢？况且汉代黄河决口，其分派向北流去而与汉代黄河规模相当的有屯氏河、张甲河，也曾灌注莽河作为它的河道。而这条旧的河道，不论经过三郡的山丘平原，全都贯穿其中。能使决口黄河的力量不能自己形成河道，而凭借它现有的踪迹作为河道，这不需要多作辩驳广泛比喻，它那宏大长远的意象，如果不是古来的大河，谁能担当得起？

译大河

大禹是圣人，他的遗迹就在黄河。世人不用禹来命名它，反而把它称为王莽河，我曾经考察过，知道这种说法起源于三国时期的魏，而不是汉代人肯这样说。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只说：“故大河”，桑钦的《水经》也只说：“大河故渎”，而范晔的《后汉书·郡国志》，依据东汉的计簿，也说：“故大河”，都没有说它是莽河的。把王莽作为名称，据我所知，是曹魏时孟康训释《汉书·地理志》，才开始有这种说法。从此以后，郦道元、杜佑、李吉甫等人皆沿袭他的说法，说：“古河到王莽时才空干无水。”魏郡以北号称故大河的地方，从周朝到元光年间，黄河既然已经南徙，就已经干涸，所以班固在地理志中称它为“故”，难道要等到王莽时才干涸吗？这也如同济水流入黄河，不知何年何月改变了它的旧道，但实际上也未曾枯竭消失。世人厌恶王莽，也说济水枯竭了。因为王莽，就知道黄河改道，本来不是因为王莽，而王莽处于世人议论的下流，于是就把这归咎于他，其例子是相同的。它的错误已经如此，而它所跟随的错误也必有原因。我又曾探究其原因，大概魏郡内黄县【唐代的澶州清沣县】地，与汲郡的共城相接，共城有城而废弃，实际上是王莽所筑，恰好内黄有河也干涸无水，二者相距不远，世久不能究求，开始因此城确实是王莽的遗迹，而就把河的干枯也归于王莽，流传既远，并与长渎之亘数郡者同为莽河，而遂不可改辨。它的错误所起，曲折如此，则禹河之不为禹，而名之以莽，具有载籍，非臆度也。

大河

王莽河本即禹河，而后世讹变其名矣。至其河之所经，又有古绛，其方向乡名称志与经合，则不独可因绛渎证古绛之所丽，又可因古绛而证禹河之所遵也。绛渎自唐贝州，汉清河经城有故迹焉。已而北入南宫，穿贯信都【唐冀州】大抵北向而及古河于信都之北，则经之谓北过绛水者，于是乎应矣。而又有可证者，古河既枯而绛渎亦枯，皆以顿丘河徙而向来东北灌河之水，皆转注东南，故并绛之小水亦空。此其同为一水者也。若夫大陆之说，杂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谓在钜鹿县北，未问其去古河绝远，且其地理次序远在古绛上流，不与经应，故历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为此之故，应旁东北辗转求之。故随氏以赵之昭庆县为大陆，唐氏先天中割鹿城置鹿泽县，皆意大陆之在其地而为此之名，而杜李辈因而实之，曰邢、赵、深此三州者皆大陆也。亦孔颖达所谓广平为陆，故绵延千里而皆可称谓者是也。今去古绝远，隋唐之名二县以为大陆者，或其有据，不可得详矣。姑杂信疑而两传之。且以深之陆泽为大陆，则古河之行乎贝、冀者，既可用枯绛以应北过降水之文，其遥深而入沧者，可以谓之至于大陆也。虽不能寸寸铢铢较其首末，比之汉河所经全无绛水、大陆二名可以傅防者，其道多矣。且夫汉河之与禹河，自周、汉而后分为南北二道。今而骤语人曰汉河既徙而南，则并北而枯涸者，本谓人将莫之信。据然臣敢主执其说者，古绛、大陆之在贝、冀、深者，以汉河地理参之，则南北相背无一而相混。近以古禹河案之，则趋东而北者，方面向背悉相附并。此岂笔舌空谈所能强合哉？过此而益直北东，则当从九河求之。

九江九河

河有九河，江有九江，古今概谓分派为九川。以经考之，江特一派尔，不与河同也。经之序九河曰：“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先此播而为一，又合而为一，其文甚明。九江有是哉？曰：“过九江至于东陵，曰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其曰“过”者，禹自纪其所经，如曰“过降水，过洛汭”者是也。初无分合之文，如九河然也。河流自积石以下，经【阙】后世之西夷、北狄，放乎冀、雍、豫、兖，以入于海，源委半天下，而其衡广曾不能以与江并。郭璞所以谓之“逾淮减江”也。夫以如此源委，又以益以滔水、襄陵之水，其势自应不能相容。故上流则溢，荣为济；而下流则播一为九，理之必然者也。若江虽亘蜀，而防汉、蠡亦既阔长，较其所长，比河特宽，水不甚溢，故禹功之施之江者甚省略。荆州之文有曰：“江汉朝宗于海。”夫江汉会合于荆，荆出海尚三千余里，安能必其下流顺道而遽以朝宗目之？正以江大而容受多于时

译不至于过于泛滥，所以敢预先断定。假如浔阳这一条江无法容纳，导致堤岸破裂、水流放纵散逸，分散成为九条支流，即便说古今山陵与谷地变迁，失去了原来的河道，但不知一条江刚分裂为九条，距离不超过千里，怎么就能立刻有一条江容纳之前分散为九的水量呢？至于黄河已经分为九条支流，并修筑堤防形成逆河，这是有说法的。水量越来越多，地势越来越低，没有堤防，该怎么办？那么它分为九条支流或形成逆河，都是在废弃的土地中自由分合，不像九江在荆州地区是在已有人居住的土地中流动，不至于与黄河同样暴怒，所以也不至于分散为九条支流。这就是臣知道九江与九河不同的原因。

译九河

九河的名称，《尔雅》中已有记载，说：徒骇、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就是这些。汉代许商考察探究其旧迹，在成平、东光、鬲县境内，徒骇、胡苏、鬲津，说是有河道遗迹，而这三条河以外，李寻、解光等人也都曾有意寻求，终究不知道它们的具体地点，于是全都放弃推求，说：“旧迹如今已灭，难以查明。”等到汉代以后，儒者以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为博学，凡是河流名字与九河名称略微相近的，就随其所见，牵强附会，认为某河某河就是九河之一。直到杜佑沿袭历代累积的说法，认为真正可信，并著录于《通典》，说：“徒骇、鬲津、钩盘、胡苏，在唐代的景城，而马颊、覆釜在平原。”大概九河中找到了六条，所不知道的只有太史简洁罢了。黄河水患在汉代特别严重，当时探究大禹的遗迹，也最为详细，又与夏商周三代耳目相接，他们所能知道的仅仅三条河，而且也不能确切，不知道后世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凡是记载的典籍，都不是汉儒所没有见过的，那么他们所知道的河道凭什么比汉代更多呢？这大概难以让人相信。又如汉代人所命名的三条河，其中一条称为徒骇的，班固明确记载说是从百姓口中得知的，而那条河却是滹沱河。滹沱河发源于代地的卤城，到渤海郡的文安县，另成一股水流，流入大海，自然与黄河不同源流，那么怎么能说它是分流的九河之一呢？又如平原的笃马河，《汉书·地理志》只称笃马，本来不与九河相干，汉代以后就因其名字与马颊相近，于是又增加变更其名，认为是马颊。诸如此类，都不明白九河之所以为九的原因，所以说法虽然很多，但最终没有定论。

九河

汉代既然没有得到九河的实情，后来郑康成出现，就完全驳斥汉代人的说法，不采用而另立一说。他说八条河，曾经被齐威王堵塞，所以不能再寻找了。郦道元推崇采用他的说法，而孔颖达又进一步推究纬书来证明，说：“移动黄河作为边界，在齐国吕地填塞阻断八条水流以扩大自己的领土。”这两句话，就是郑康成所坚持的，用来违背汉代共同的观点，而唯独认为齐威王填塞是正确的。然而纬书兴起于哀帝、平帝年间，既不是古代经典正史，自然不足以作为依据，而且用道理来衡量，知道齐威王的实力决不能承担这项工程，而郑氏的论断也不确切。汉代黄河在瓠子决口，汇聚沿河数州的民力，凭借万乘之尊的皇帝，亲自背负柴草率领堵塞，还有山平水溢的感叹，那么堵塞决口的困难，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九河已经分为九条，历经三代盛世，听任其自然发展，而齐威王以一国之力，独自能堵塞八条，归于一条，这是三代所不能做到的，有这种道理吗？况且堤坝左右对立，堵塞左边必然冲击右边，所以明帝诏书说：“左边堤坝坚固则右边堤坝受损，左右都坚固则下方受损。”因此河流流入汴水，则幽州、冀州蒙受利益；黄河在瓠子决口，则鄃县没有水患。道理就是这样。如果齐威王的时候，八条水流同时出现，堤坝在邻境对立，随时遭受决口之患，他肯坐视不管而不争吗？与秦国灌淹大梁，大梁不能自救，于是大梁就灭亡了。如果齐国堵塞九河中的八条，邻国必然成为受水灾之地。齐威王的时候，邻国没有听说有被灌淹的事情，也没有因为河堤而引发战争的，那么说齐国堵塞牢固，是没有道理的。而汉代人贾逊的论断，又有可以考证的，说：“齐国与赵、魏为邻，齐国修筑堤坝距离黄河二十五里，水抵近堤坝兴起，赵、魏也在距离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坝。”那么当时对岸抵御水患的，到汉代旧堤还在。齐国苦于河水泛滥，正修筑堤坝自卫，而赵、魏承受其害，已经设置对堤来与之对抗。如果原来有八条河，齐国力量假使能突然堵塞，而这八条河突然涌出而壅塞赵、魏，赵、魏难道肯束手听任齐人完工吗？更加由此知道其道理和事实都不对。那么九河，经典明确记载，而汉代以后极尽历代探究，不能全部知道它们的地点。至于将其归结为齐人所堵塞，那么其道理又如此违背常理，难道最终没有方法确定其归宿吗？臣曾经认为古今的失误，在于用其他水流的常理来论述九河，特别不知道九河所从流出的，不是其他水流安流的情况，那么探究九河所从堵塞，也不可以用常情来妄加推测。而且《禹贡》记载水流没有说泛滥的，唯独齐国有；它记载疏导河流没有说分流的，只有九河有。又如逆河的“逆”，汇泽的“汇”，都是单独出现义例，绝无其他可比。臣于是根据经典的本意，而为之解说：“河小且容量狭窄，狭窄则泛滥溢出；受水则越过河道旁出，其上流在荥阳泛滥的，就是这种情况。激荡则震骇，震骇则裂开河道而分支分流，下流所说的‘播’，成为九河的，就是这种情况。它的泛滥和分流，不是像‘导’字那样有致力疏导的意思。”臣由此知道大禹都是顺应事情的自然状态，而没有刻意创新。大概经典中有这样的记载，而不是臣自己凭空说的。而且以大禹相比齐威王，不论其贤能智慧的高低，姑且以他们所占据的地势来说：齐威王想要做的，难道像大禹的力量那样雄厚吗？齐威王想要实现的，难道像大禹的形势那样全面吗？黄河分流为九，大禹尚且任其自行分流，而齐威王却能遏制并堵塞它，有这种道理吗？这不需要典籍记载，人情决断其不可行。

译是预料到的。

译九河

许商论述九河时说：“从鬲津以北到徒骇之间，相距二百多里。如今黄河虽然多次改道，但都没有离开这个区域。”关并也说：“黄河决口通常都在平原、东郡一带。”因为那里地势低洼，听说大禹治理黄河时，原本就留空这块地方，以便在水势盛大时让洪水宣泄，水势稍退时又能自然收缩，即使河道改易，也仍然不能离开这里。根据这两人的说法，虽然没能找到九河的确切位置，但说兖州位于九州地势低洼之处，黄河决口通常不会超出这个范围，这是古今事实的真实情况。那片狭小的土地无法容纳过多的水，所以分流成九条河道，即使是禹也无法禁止遏制。况且如果禹想要开辟九条河道，他必定会考虑一条河道无法容纳而泛滥淹没周边土地。考虑到泛滥的问题，那么在上游流经的地方，如果有可以分散削弱水害的土地，就早点在那里设置分流，还来得及补救。放弃上游不做，等到离海很近的地方，才在那无用的地方姑且采取疏导泛滥的方法，等待水势宣泄，知道臣下所说的不是禹所致力做的，确实是可信的。本朝李垂上《河书》说：“两汉以后，屡次想要寻找九河的故道并疏通它。现在考察地图志书，九河都在平原以北，而且黄河在澶州、滑州溃决，还没到平原以上就已经决口了。九河有什么益处呢？”李垂的话，深入探究实际情况，汉代以后治理黄河的人，都不能达到他的水平。有人怀疑九河已经疏导，与潍水、淄水疏导的“道”字意思相同。既然说疏导了，必定以前有遗迹，现在恢复旧貌。这是不对的。九河最初分流时，从河口数起，就是九条。过了这里再往前，就漫延随意流淌，不再有固定的渡口和岸边。禹估计无法扭转这种局面，于是顺着它进行疏通，就像疏导山、疏导江淮一样，顺着它的趋势而便利地疏导它，让它遵循自己的支流，不至于泛滥随意流淌，那么疏导的效果就显现了。因此称之为“既道”。唐人颜籀确实经常说的意思，正是如此，不必说古迹现在恢复才能称之为“既道”。

逆河

水不是一条河能容纳的，所以分流成九条。怎么有一条水能容纳九条河而名叫逆河呢？回答说：这都是水的变化，不能用常理来说。逆河，世人称之为渤海。既然兖州、冀州处于低洼之地，逆河又应当在九河的低洼之处。既然形成了九条河，那么旁边地势较高的地方，水不能按照原来的路径流，还可以用九来计数。至于逆河的地方，比九河又特别低洼，所以九条河的水都倾注到这里。虽然它的两旁应当有岸堤，但实际上已经与海水相合，不仅仅是望着海洋向若水那样而已。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海，所以还不能命名为海。虽然它还是河，但其他水流的方向不能和它相比大小，所以根据它的实际情况命名为逆河。逆河，是说逆向接受九条河的河。根据它的话，想象它的地方，这既是分流又是逆向，都在海边空地进行分合，不能用其他的义例来商量推测，所以说这是水的变化。如果不是禹实际做了这个安排，天下事情本来就有近似而可以相互选择的。后世渔阳的泉州、雍奴，离海不远，北境的水突然注入那里，清澈的宜易、濡沾、浭泎等水，随所遇到的地方，向下溢出旁流汇聚成沼泽。它们的支脉注入接受，不再可以分辨。解说的人称之为九十九淀，又把它看作派河的尾巴。水汇聚成淤淀，多达九十九个，难道是有功效而蓄积的吗？水聚集而地势低，沼泽之多，本来就是这样的。水流到这里，不能分别是什么水什么名字，而总以派河来命名，那么也就是九条河合而为一概括为逆河的意思。派河的支流虽然多，还有枝条可以指认，所以立派作为它的名称。逆河接受九条河道而合为一，不再有更分的派别，就用迎受来命名它，它的迹象虽然不同，道理则是一样的。

逆河

《诗经》颂歌中的祭祀，四岳河海，有所谓翕河的，就是逆河。逆河汇聚九河，就像高山总括群山，举其大可以概括其小。郑氏不理解，反而说合并九河作为一个祭祀，拘泥于当时的见解，知道九河比其他河大，却忘记了翕河能概括九河。王莽在南皮建立迎河亭，那个地方不对了。它命名为逆河，得到逆河的意义较多，而对于《禹贡》特别有明确的解释。臣因此有所取。至于逆河相比九河，它的容纳之多，合并之猛烈，幅员之广，必定有地方，能同时满足九大支流，使没有决口泛滥，才恰好相称。那么逆河应当讲求它相比九河，更加关键。而汉代儒者详细论述分流九河，既然不能找到九河的归宿，略于古代的一条河而不敢拟议，由此知道汉代儒者对于九河，都是浮泛揣测，而实际上没有彻底探究，所以不明白缓急，如此严重。臣因为这个缘故，常常不安于汉代儒者随事附会的言论，而想要得到符合事情实际的，以与经义为根本。经过长久探究，终于在王横（《水经》作王）的论述中有所得。先前韩牧想要在《禹贡》九河的地方开凿深河，以削弱怒水，他的说法是：即使不能分成九条，只分成四五条，也应当有益。王横驳斥他说：黄河流入渤海，渤海的地势高于韩牧想要开凿的地方。过去天曾经连续下雨，东北风使水溢出，西南流出，淹没数百里，九河的地方已经被海水逐渐浸没了。海水横流，如果按照韩牧的话，以当时亲眼所见而破除万世传闻的疑惑，世上谈论《禹贡》的人失去考证了。臣于是采用他的说法，广泛寻求古代文献，知道

译这确实是精确可信的。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离开原来的河道；汉元光三年，黄河水改道从顿丘向东南流入渤海。这就说明，在周、汉之前，黄河入海的旧道并不在汉代所指的渤海之地。司马迁和班固亲自考察过黄河的改道情况，周代和汉代的人都亲眼见过，并记录在史书和志书中，然而他们记载《禹贡》中关于黄河水道的文字时，却往往自相矛盾，竟然说：“九条支流逆流汇入渤海。”薛瓒接着纠正说：“《禹贡》中黄河入海口在碣石，直到元光年间黄河改道才注入渤海，大禹时代并不注入渤海。”那么，想要了解汉代黄河与大禹时期黄河入海的实际情况，从碣石去探寻，就可以明白了。九条支流历经世代久远，即使说它们的通塞随着河道迁移而变化，不可固执地认定，但碣石是统一的山体基脚，都是石头，没有迁移曲折的道理。汉代黄河既然不沿着碣石入海，而平原上也没有碣石，那么九条支流逆流汇入渤海的情况，大概是与碣石一起沉没于海中了，王横的话，确实可信啊。

译碣石

《禹贡》叙述碣石时，将其与太行山、常山相提并论，那么这座山也是很大的了。各家认为所谓“碣石”，就是高高耸立在海边，大概位于逆河的入海口，面对浩瀚的大海，山势峻拔卓绝，可以作为标志。当古黄河尚未改道时，黄河与海涛的波涛汇聚冲击在山脚，而这座山依然安然不动。想象它的景象，比起上流的砥柱山、长江三峡的滟滪堆，其坚固高耸应当超过它们。砥柱、滟滪，从古至今，江河两大水力的冲击都不能动摇。那么碣石，即使假设水能包围它流入大海，也决不能摧毁它使其倾覆淹没。何况它在平地上，那么它高高耸立的样子，大概是贯穿古今的。汉代的黄河虽然离开了冀北地区，改道注入渤海东南，如果古黄河的遗迹还在平地上，那么这座山应当在逆河故道之外，靠近海边作为标志。如果古黄河确实如王横所说，被海水包围淹没，那么这座山也应该兀立在海中，不应该倾覆淹没而不见踪影。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知的。考察后世的冀州地区，凡是沿海的地方，都没有这座山，所以郑玄推求考证说，根据《战国策》的记载，认为“碣石”在常山九门县有。范晔采纳并记载在志书中说：“碣石山，在这个县境内。”这也是凭推测认为它应当在古冀州的东部。孔颖达接着辨析说：“唐代常山没有这座山。”常山确实没有这座山，我曾经深入考察历代典籍，凡是沿海接受黄河水的地方，也没有这座山，那么九河、逆河决不能在平地上推求，而王横的话有证据不虚假。《地理志》记载右北平郡的骊城县有大碣石，秦始皇父子都曾游览登上它，刻石记功，汉武帝也曾到过那里。郦道元的记载特别详细完备，说：“那块石头现在在骊城枕着大海，有石头像甬道几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像柱子形状，常常可见，立在巨海之中，潮水涨落，不动不没。世人称之为天桥柱。”韦昭指出这就是碣石，并且推究始末，认为汉代水波侵蚀，土地广阔，碣石应当已经被海水包围淹没，所以历代解释经典都援引这个碣石作为依据。

碣石

颜师古、杜佑、李吉甫都认为骊城的这座山是《禹贡》中的碣石，各家也多沿袭他们的说法。孔颖达又接着怀疑说：“渤海北边距离碣石五百多里，黄河入海处远在碣石以南，禹得到碣石，不能说是黄河入海处。”孔氏的怀疑是对的，但他怀疑的依据是不对的。秦始皇、汉武帝所登的碣石在右北平郡的骊城，而右北平郡古今都在海北，不与冀东的旧黄河并行，那么他说这个碣石不应当是古冀州的碣石，确实有道理。然而汉代黄河入海不是大禹时的旧河道，那么以碣石来寻求冀州地区，另有道理，不应当只凭唐代所见的河道就直接怀疑大禹时不是这样，所以说他怀疑的依据是不对的。那么用碣石来比较砥柱、滟滪，那两座山能自立于江河怒涛冲击的中心，而北山的这块石头不能自存于海水散漫的地方，经过秦朝到汉朝，冀州地区完全看不见，当时的君主所登的仅仅在右北平得到，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曾经对此不能决断，深入探讨寻求，才知道这个碣石就是古冀州的碣石，大概它的方位地理可以考证。唐代的平、沧二郡沿海而立，其侧面伸出而在海北的是平郡，其横跨沿海而在海西的是沧郡。以古九州来说，平郡纯粹属于冀州，沧郡则平分其地，南部应当属于兖州，北部应当属于冀州。九河散布在大陆以北，大陆在唐代为深州，深州与沧郡东西相距，那么九河进入沧郡应当向北斜行，这已经以平郡为方向了。斜向北的尽头又有逆河承接，才流入大海，那么逆河的地方应当距离平郡不远了。合并沧郡南北来说，以里程计算大概五百里遥远，以北五百里的海水作为九河、逆河的故地，而取其北边靠近骊城的碣石作为冀州对东的碣石，那么正是逆河注入大海的地方。逆河应当在这里注入大海，而碣石正直对着这个地方，难道它不是大禹时代的黄河碣石吗？张揖曾经说碣石已经在海中，而郦道元引用他的话来支持王横九河沦入大海的论点，难道也看到了这一点吗？

碣石

秦始皇三十二年到碣石求羡门刻石记功，已经巡视北边，从上郡进入。二世元年，向东巡视郡县，到碣石，沿着海南下到会稽，不久就到辽东然后返回。汉武帝元封元年，从泰山向东巡视海边，到碣石，从辽西经过北边而返回。秦始皇到碣石而返回，以北边为方向。二世以及汉武帝，凡是到碣石，都以辽东、辽西为取道的开始。那么秦汉所说的碣石，都是骊城的碣石。万辆兵车的君主既然可以从骊城登上，那么这座山似乎附着在骊城了。而我仍然断定它是逆河的故山，因为地望既有可以推知的，事理也可以揣度。当九河还没有成为大海时，冀州东境的北部，汉代唐代还有数百里平地，随着九河东出，那么这碣石正靠近冀东而北，距离古北平自然应该远。等到九河沦入大海，冀州的东境收缩西移数百里，碣石更加与冀东相距遥远，那么北边距离骊城反而更近。所以秦汉的君主仰慕古迹而来登，那么必定选取地望近的

译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骊城寻求到达碣石的原因，并不是说山与骊城相连并合从而可以直接攀登上去。况且秦始皇确实曾经渡过洞庭湖并将君山染红，君山四周没有边际和岸堤，难道是不用船只而史官没有记载吗？那么秦汉的君主登临刻石于碣石，他们在海上曲折航行，正是由于史书省略了言辞，又哪里曾经有过陆路直达的道路呢？再说郦道元的话说：“巨大的石头像柱子一样立在海中，常常可以看到”，这就不能说它附着在悬崖上了，只是它的地理位置与骊城相对罢了。他说“常常可以看到”，并不是每次眺望都一定能看到的说法，有时能看到有时不能看到，只是不能确定而已。由此可知它绝对不附着于骊城。又如郦道元在元魏时期，记叙骊城濡水，说齐威公征讨孤竹，确实曾经到达卑耳，渡过赞水而到达骊城，那是古代的孤竹国。魏朝时从孤竹向南出发，那么城外立刻就是大海，没有什么所谓的赞水和卑耳溪。于是郦道元就根据他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建立论点说：“这条溪这条水，在汉代就已经和碣石一起沉入大海很久了。”推究郦道元的这番话来观察，那么秦汉之时，碣石已经不附着于骊城，同样是海中的山，又都同在冀州。它在平州的骊城，既然可以称它位于南边，那么从沧州来说，难道不可以称它位于东边吗？世间推究方位命名事物的，也没有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唯独在这里怀疑呢？

译碣石与逆河

记载中关于碣石的言论很多。《晋地道志》说：秦朝修筑长城从碣石开始。各家认为碣石就在丽境内，这就不足以拿来比较考证。而右北平郡累县有碣石水，也是依附碣石之名得名，且位于古代冀州北部边境，似乎可以夹杂在讨论之中。然而这条水，从累县流入官水，既已流入官水，才转而通达大海。假设有这块石头，自然不与大海并列，也就不足以混淆视听。慕容皝定都蓟县时，确实曾将他的宫殿命名为碣石，所以有人说范阳是渤海与碣石之间的一座都防。考察其地理，正东距离大海还隔着唐代的渔阳、北平两个都护府，那么暂且借用美好的名字来命名，也不是事实。我担心因名称相同、地点相近，世人会对大禹治水遗迹产生怀疑，那么王横所记载的九河中的逆河入海之处，世人或许不相信，所以详细著述以阐明真相。至于我主张骊城的碣石是古代河口处的碣石，是因为有《礼》的记载为依据，而不是牵强附会。天下事物，从它们本源相同的地方去验证，就像符节契券，可以剖开分散，通行于万里之外，历经多年之久，等到比对合拢，浑然如一，没有丝毫差异，因为它们本源相同。如果本源不是同一整体，却强行想要配合，就像圆形的榫头与方形的卯眼，虽然都出自木工之手，但方圆相悖，即使手艺再巧妙也无法让它们契合。从汉代到唐代，谈论九河的人已经很勤快了，不仅他们的地望涣散不相符合，而且将一条河分为九条，又将九条河合为一条，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地点，无法穷究其归宿以统一说法，这就是圆榫方凿不相协调的议论。王横说河流沦入大海，粗略看去，怀疑他故意难以查考以欺骗世人听闻。然而用古代兖州、冀州的疆域去渤海、北平寻找，那么其疆域是可以辨别的；用数百里逐渐变化的地望去概括沧、平二州，那么其远近是可以考证的。于是九河中向北流的逆河，与骊平碣石的远近方位正好相抵，那么断定这是大禹时期的碣石决不会有误。古今记载骊平碣石的，并不是为了配合《禹贡》而设，但我用心衡量，从疆域地望各方面都与经文相应，就像符节契券，完全没有差错，这也是因为确实存在那个地方，所以即使沦入海中，也可以探求获得。天下的事情，难道没有本然的道理吗？

逆河与碣石

近代的儒者也曾经怀疑逆河这一条河不能容纳分流出来的九条河吗？于是他们解释说：“‘逆’是说它接受同源的九条河，因为九条河最终合为一，并不是另外有一条河名叫逆河。”这也有它的道理。然而就“逆河入海”这一句话来推究其说法，那么九条支流共用一个名字还是可以说的。《禹贡》记载贡道，从大海溯河而上就说：“夹着右边的碣石，在于疏导山川。”距离大海又说：“到达碣石入海。”那从河流汇入大海，从大海溯河而上，反复陈述，都指着碣石作为终点。如果说九条河都是逆河，那么不应该每条河都有碣石。如果说只有一条河有碣石，而贡道偶然从有碣石的地方进入，那么经文所写的疏导冀州山川，正是以碣石来标识入海口，难道没有碣石的河流就不在疏导的范围之内吗？由此可以知道，说九条河的末端各有逆河，一定是不对的。由此说来，九条河合流才成为逆河，逆河的河口正与碣石并列，这已经很明白了。而汉代谈论黄河的人，不仅舍弃逆河不谈，也没有以碣石来验证河道的人，这能说是了解古代情况吗？赵商曾经怀疑九河的分合，并向郑玄请教，郑玄回答说：“黄河分流正在兖州边界，复合为一则在下游。”郑玄知道九条河合为一在黄河下游，但没有明确指出合并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孔颖达得以议论郑玄不懂水势。像郑玄这样博学的人，尚且遗漏他所应知晓的内容，那么汉代儒者谈论九河，就像整天谈论射箭，自以为有见解却不知靶心所在，不知道那些吵吵嚷嚷的人究竟在做什么。这没有别的，汉代儒者所说的九河，并不是真正的九条河。既然强行选取其他支流来对应古名，不仅不探究那九条河，而且他们所说的九条河，各自随着支流自行入海。他们对九条河分流后尚未知晓归宿，自然无暇探究九条河合为一的情况，更何况能依据碣石来探求河流的支流呢？况且称为九条河，那么过去的一条河现在虽然分为九条，但主要的支流决不会立刻堵塞，那么九条支流所涵盖的主要支流必居其一。合起来看汉唐诸儒随其所获得的河道多少来计数，而都将主要支流排除不计数，这也近乎可笑了。逆河固然恐怕不考察其道理，而碣石在经文中两次提到，也没有探究其是否存在以验证逆河的所在地。我这才知道在平地上寻求九条河是牵强附会，而碣石在冀东可以相信王横、张揖、郦道元共同主张的说法，是不虚妄的。

济水

济水源出河北，既已流入黄河，却能向南流出，成为独自专一的一条水流，绵延贯穿豫州、兖州，直达大海。凭想象推测，一定是它的水力巨大，能冲开横流入黄河，使其东南随之向南，这才恰当。济水的水力比黄河不能达到十分之一二，决没有这种道理。孔安国却顺着经文写作，说它真的能截断黄河横渡。孔颖达等人固然已经怀疑，但不能穷究其归宿，于是解释说：“黄河水浊，济水水清，济水向南流出时，水清，所以知道它能截断黄河。”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现在世间两

译泾水与渭水交汇，清澈与浑浊未曾不加以防范，固然曾见过少量改变多量，却未曾见过多量改变少量。泾水相比渭水稍小，在它们交汇时，就已经说：“泾水因渭水而变浑浊了。”谁说济水能扰乱黄河而向南流，又能恢复清澈呢？详细考察经典，可知所谓“从济水向南”的意思非常明确，不需要为此曲解。经典的文字说：“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流入黄河，溢出成为荥泽，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那作为济水流入黄河，是《禹贡》书写惯例的常态。既然流入黄河，却溢出成为荥泽，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这是一时偶然发生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特殊，所以变换文辞来记载，用“溢”和“出”字，是《禹贡》书写惯例中所没有的。学者应当在文辞变化处探究其义理，不应当拘守常规而胡乱穿凿。黄河从积石山到荥泽这一段，所接纳的水量，难道只有百条济水吗？其他时候不溢出，唯独济水导致溢出，为什么呢？古今只有《晋地道志》推究其原因说：“济水与黄河相斗，溢出成为荥泽。”相斗确实可以决断，但难道不考虑相斗而能溢出，就像在浑浊中扰乱却不失其清澈，都是力量相当且能取胜者才能做到的。衡量济水的力量与黄河相比，能做到吗？不能吧？所以臣认为济水的溢出，不是单一济水的力量，而是伊水、洛水、瀍水、涧水为其先导。经典叙述豫州时说：“伊水、洛水、瀍水、涧水都流入黄河，荥波已经蓄水。”那降水逆流，起初大概有未能全部流入黄河而散漫放纵的。如今积石山以东，收纳泛滥的水流入黄河，已经很多了。在豫州，伊水、洛水、涧水全都用水势抵御黄河，已经充盈而济水紧随其后，所以溢出而注入荥泽。荥泽本是平地，济水没有故道，所以激荡成波涛，而越逸向东流出，直到陶丘北面。即通过书法来想象事理，那么经典的意思非常完备且明白，不需要其他穿凿。况且黄河的容量比长江狭窄，而水注入黄河却特别比长江多，到这里而溢出，是因为满了。如果鲧面对这种情况，未必不寻求堤坝阻挡其溢出，而强行禁止退却。如果确实出于此，那么满溢的水，无处再宣泄，正恐怕黄河分岔为九条，应当在荥黎，而不需要等到兖州。考核其造成的伤害，那么耕桑已成基业，难道能与海边弃地相比吗？禹于是听任其自行溢出，而慢慢加以顺导，既可以分散削弱黄河的怒势，而兖州、豫州的平原自然应当没有祸患。所谓“行其所无事”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译济水向南泛滥之后，其下游便深长直通大海。当时贡赋所经过的地方、州界所划定的范围，都以济水作为界限。然而《周礼》在叙述兖州的河流时，说是黄河与济水；在叙述豫州的河流时，说是荥水与洛水。既然如此，那么起初虽然只是适宜地泛滥，但既然已经形成大川，于是从虞、夏直到夏商周三代，都被列为四渎之一，没有听说有人说过它堵塞或改道的。到了《春秋》闵公二年，卫侯和狄人在荥泽交战。郑玄说：“现在这里已经堵塞成为平地，荥阳百姓仍然称那块地方为荥泽。”郦道元所说的也与郑玄相合。既然荥泽在春秋时还可以用来作战，那么它就不再接纳黄河水了，而郑玄在东汉时期、郦道元在后汉时期，所见到的情况都相同，由此可以知道荥泽本来没有源头，是因为黄河泛滥才形成了源头。黄河入海口如果有迁徙，那么荥泽接纳黄河水的地方也就随之枯竭，大概可以验证臣下所说的话是可信的。自从桑钦撰写《水经》，他叙述记载济水从北向南流，直到入海，完全符合《禹贡》的记载，如果相信他的话，那么荥泽本来就不会枯竭，而郑玄、郦道元二人书中记载他们所见的情况也就错误了。然而臣下有考证，黄河以南本来没有济水，那里有济水，是从泛滥到荥泽开始的。现在桑氏叙述济水自成皋以下，经过七次曲折才到达荥渎，已经显示出他的错误。又根据古义，山的南面叫阳，水的北面叫阳，荥阳是一个县名，因为它位于荥泽的西北面，所以京相璠说荥泽在该县的东南面是对的。现在桑氏记载济水反而从荥阳北面流过，那么荥阳岂不是在荥泽的南面吗？这个错误大概起源于班固。班固在荥阳叙述狼汤渠的起始，并说：“它的源头接纳泲渠，在后世称为汴水，汴水在荥阳的上游，是人力开凿的。”黄河泛滥形成荥泽，然后河南才开始有济水，那么荥阳以上怎么会有济水呢？这是班固的错误，而桑钦沿袭了他。郦道元虽然以桑钦的书为基础作注，但常常有所辩驳纠正，大概也是因为他的道理不通罢了。到了杜佑的《通典》尤其不以为然，说：“《东汉郡国志》说：王莽末年大旱，荥渠干涸，济水只流入黄河罢了，不再截断黄河向南流。”《水经》实际上是汉和帝以后撰写的，《水经》说“向南经过荥阳、阳武、冤句、乘氏等县”，完全遵循《禹贡》的旧道，这就可以看出它不详细。于是凡是桑氏所叙述的济水下游，杜佑全部舍弃不录，并且说汉朝以前郡国中以济命名的，济南、济北、济阳、济阴，都是命名者失于详细考证。他的说法直接认为荥泽既然消失，那么就不再济水了，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审慎的。

据李贤注释范晔的《后汉书》说：济水从郑地以东，贯穿滑州、曹州、郓州，经过齐地、青州流入大海，这是唐朝的说法。乐史的《寰宇记》说：流入东平、济南、淄川、北海的界中，水流注入大海，称为清河，这是本朝（宋朝）的说法。臣下曾经考证，古代史书中军队粮饷所经过的地方，于是询问今天曾经去过那些地方的人，这两人的说法都是可信的。而唐高宗也曾奇怪当时的济水与源头断绝不相连续，于是询问许敬宗了。既然荥泽流塞其源头，那么济水本来就没有枯竭，杜佑为什么一概说没有呢？以道理推断，从荥泽到大海，地域横跨千里，水在其中流动，自然形成川脉，难道因为济水泛滥而有，难道因为荥泽堵塞而无吗？只是它接纳黄河水流而流势宽阔长远，可以容纳其他水流而到达大海，所以能成为四渎之一。荥泽虽然堵塞了，但几个州的水沿着泛滥荥泽下游的故道而行的，依然如故。大禹曾经命名它为济水，后世难道肯不把它称为济水吗？乐史说：菏水与济水合流，所以沿用济水的旧名，不是原本的济水。他的说法大概出于杜佑，而杜佑不能以他所涉及的来概括他所不及的。乐史虽然能依据杜佑的话来说，但也未能详尽考察，使后人有所考证。兖州、豫州的边境，凡是水从南济、北济而行的，都遵循济水的路线，所以不只是菏水、汶水，只是菏水、汶水特别大而可以列举罢了。现在世人所称的南北清河，都是古代济水流众多支流，菏水、汶水则是其关键所在。陶丘以东，正好与菏水交汇而于是合并支流，会同泗水注入淮河的，是济水到菏水而分流的。东北兼带汶水与之同流入海的，是济水的正派。这两者比起浑浊的黄河都清澈，所以后世以南北清河称呼它们。现在南北清河都在，而菏水、汶水的故流未曾枯竭减少，又济水大多与黄河并行，黄河凡是面对济水而决口，或者支流流入其中，那么河水都成为济水。虽然接纳黄河的入口不专在荥泽，总之支流常通，古今则郦道元、桑钦所写的都是实录。杜佑因为后汉一时荥泽入口堵塞断绝，连带下游也抹去，认为没有，虽然他所考证的菏水、汶水交汇很精要，但也一并抹去而不说，难道他得到了实情吗？所以桑氏的错误，既引入其他水流来扰乱其源头；杜氏的错误，又矫枉过正地断绝其水流。这两本书，是地理学家所倚仗作为指南的。现在如果这样，那么就连《禹贡》也没有考证了。

经典中的河流，惯例是小河流入大河，那么大河就兼有小河，不再保留小河原来的名字了。汉水流入长江，洛水、渭水流入黄河，长江、黄河流入大海，都是这个惯例。现在济水既已流入黄河又流出，还能称为济水，为什么呢？臣下认为大禹都是根据事情来命名，不自己设立意思。况且沂水已经合并泗水，然后流入淮河，只是一条泗水罢了。经典在叙述淮河时，还因为它靠近沂水而并称为“防于泗、沂”。汉水流入长江，已经改变名字为长江，而

译就像遵循方命所说“这是此江，这是中江”，禹并没有自行合并它们。梁固然是雍州的山水，而疏浚与冀州同时进行，不嫌跨越疆界来附会它。冀州则是济水溢出黄河后又回流，再次成为济水。自从《禹贡》记载事实严谨，没有失去它原来的样子罢了。哪里需要去深远的地方寻求呢？至于许敬宗回答高宗，就奇怪了。他说：“济水从温县北面流入黄河，而潜流从荥阳南面流出。古代水官不丧失职责，就能辨别味道和颜色，潜合而又分开，都能识别。”这是不懂圣经典籍的书写法则，而胡乱用怪异神异的话来谈论常理。世间的事情有模糊不清而没有踪迹可推求的，固然不能断定它的有无。如果有踪迹，就有道理；有道理，那么真实与虚妄就没有不可推求考据的。况且如果济水真的潜流，那么应当在济水入河的北面，有一个大湖迎接它的来水，有入水而无出水，这样就可以说潜流是从哪里进入的。又在河南，有一个大湖不接受黄河的支流，而水从地下涌出，这样就可以说潜流是从哪里泄出的。现在《尚书》叙述济水，说“流入黄河，溢出成为荥泽，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这是济水明显从北面流入黄河，又明显从南面流出，溢出后下游才注入陶丘的北面。虽然古今源头口门或许有迁移，但踪迹道路历历可考，怎么能说潜流呢？这起初都是因为济水已经流入黄河合并，而又分开与其他水不同。世人不探究经书、记载事实，全在于“溢”这一个字，于是开始怀疑它既合并就不能再分开。就编造说法来掩饰说：“这里有潜流，所以流入而不混杂。”后来又想到济水的出入都有明显的踪迹，而没有所谓潜流地下的，就又编造辨别味道的说法来掩饰。而到了辨别味道，其实是同一流水而用两个水名，都不考虑别人的非议，因为没有踪迹形状可以抓住的缘故。然而也有掩盖不住的，如果真是潜流呢？那么济水必定潜行在黄河的地下，而涌出在黄河的地中，黄河、济水自然不混杂，本来不需要辨别味道。如果它全部支流流入黄河，黄河大济水小。不知道如何，横穿南北，而能不跟黄河混杂呢？那么又哪里施展它的辨别味道呢？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看清。然而自从这两种说法兴起，为之昏暗，而所有水迹道理都模糊不清了。即使源头和末尾完全不相连接，而中间空旷隔绝到数千百里之远，都可以把不同的合并为相同的，为什么呢？源头和末尾不连接的，可以说潜流；而地理隔绝遥远的，就说水的味道可以识别。这种说法非常巧妙且严密，可以杜绝议论者，而实际上没有道理。古今地理学家，以及佛道之徒，方技外域的记载，借这两种说法来制造怪异神异的，多到无数，正好可以置之不问罢了。至于把它施加于济沱、潜、黑水、三江，那么对经书有妨碍，不容不辨。

译臣既认为那些议论济水的人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于是依据经典来在史书中寻求证据，广泛考证，然后才知道桑钦叙述济水从荥泽以上错误地增加了七道曲折，那是后世的汴水源流【汴与汳同义】。这仅在《禹贡》中没有明确说明，所以另外设立后论来彰显。臣唯独奇怪的是，大禹时代既然还没有汴水，那么《青州贡道》径直趋向济水以到达黄河，这是可以明白的。至于徐州、扬州，从江海淮泗以下，固然可以交汇到达；至于从泗水以上没有汴水可以浮行，那么其道路必定应当经由济水才能到达黄河。现在其间却有不同之处，孔颖达固然已经怀疑，却得不到解释，这也是经文中的关键所在。大概兖州的贡道说：“浮于济水、漯水，到达黄河”，这是济水流入黄河可以自行到达的。到了青州则说：“浮于汶水，到达济水”，到达济水那么黄河自然可以到达，即使不写黄河也可以。扬州的贡道虽然沿着江海到达淮河，但临淮还不能随即走汴水，那么以到达泗水为终点，也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徐州的贡道由淮河进入泗水，那么泗水固然可以通行；泗水不连接济水，那么与黄河隔绝，怎么能径直到达而说“浮于淮泗，到达黄河”呢？臣曾经深入考察过，此时不仅没有临淮的汴水，即使彭城的汴水也没有。临淮的汴水就是今天泗州隋、梁、唐及本朝沿用的那个。彭城的汴水就是大渠东派，正名为汳，而分流为获，等到到达彭城以北向东流入泗水的那个。鸿沟西派，先于东派存在，而司马迁尚且说出于三代以后，比起汳、获，那从彭城流入泗水的更为后出，那么大禹时代决然还没有。那么徐州既然浮行泗水，其向北而上必定还有一条水，才能到达济水而与冀州的黄河相接。此时既然没有汴水，固然不能从彭城以西直接到达黄河；况且泗水以上又没见有水可以到达济水，而经文也越过济水不写，不知道徐州贡道何以能与黄河相通？孔颖达为此解释说：“徐州北接青州，既然浮行淮泗，应当浮行汶水进入济水以到达黄河”，这完全错误。泗水不通汶水，如果真进入汶水，应当像荆州、梁州中间陆路行走的例子，书写“逾越沔水、路途洛水”来证实。现在经文说到达黄河，就知道决然不是逾越陆路浮行汶水。那么徐州的淮泗此时西边没有汴水，东边不通汶水，其进入黄河的道路竟然不可考证吗？曾经长久探究，才得到两种说法：一、班固记载湖陵别出一条水，自己命名为河，正好引用徐州贡道“浮淮泗达河”的话。其二，许慎《说文解字》依据菏水立释，也引用徐州贡道的原话，而说“到达菏水”，不说“到达黄河”。二者虽然不同，臣曾经考察，都认为经文的菏水是到达济水的原因。因为菏河之水，南边可以连接泗水，北边又可以上达济水。于是就把江、海、淮、泗、菏、济、河依次排列来说，其顺序由南而北，全部相互灌注接受，没有间断。而书法所及已经说过的，不再重复申说，截然一致。这是经文书法简约而能概括的地方，可见了。如果不考察徐州贡道“达河”是菏河的河，而匆忙认为是济水以南的黄河，那么越过济水不浮行，水道既错误，书法也混乱了。所以读经的人，不与读史同趣，钻研体味一个字，而全面揣度凡例，然后没有失误。这是经史圣贤的区别。

经文在导济时说：向东出于陶丘北，又向东到达菏。在兖州说：疏导沼泽覆盖孟潴、陶丘之地。在汉代的郡国说：济阴为定陶，在唐代为曹州的济阴县。在本朝先为兴仁的定陶镇，后割置为广济军。菏泽在济阴东边百里左右，已而下流经昌邑、金乡、东缗几县，才到达唐代单州的鱼台【汉代山阳郡的方与县，又是湖陵、湖陆】。鱼台，是因为鲁国在棠观鱼而命名的。又向东南流，才与泗水汇合，而改变名字为泗，以至于流入淮河，不再改名为菏。这源流自北而南，可以考证的是这样。总其大略来说，这一条水，大概是上分济水支流，下注入淮河，这是徐州、扬州通达黄河的道路。那么徐州贡道因济水到达黄河，这条水正是其咽喉要道。如果像许慎的说法，经文以到达菏水为正，那么从定陶分济之初来说，是穷尽其源本于其水道既径直又尽头。如果像班固的话，湖水既然在湖陵，而所写的菏泽却在定陶，那么湖陵上又应追溯经过东缗、金乡、昌邑，乃至定陶以到达菏泽，比起许慎到达菏水的道路，中间更隔着几个县邑，水路没有立刻贯通，其叙事稍为曲折，不如许慎到达菏水的径直。现在臣对于经文，暂且不问菏、河异字，而知道它们同为一水，那么扬州、徐州贡道自泗水而上有水可以通济，既不必像孔颖达所说假道逾越汶水而迂回指向青州之境，又不致越过济水不写而径直到达济河以扰乱一经书法。那么二人所记都对经文有补益。虽然，许慎到达菏水的认识有理，而自司马迁、班固以及孔安国都先于许慎而生，至于叙述解释徐州贡道，都以到达菏水为正，不知道许慎晚出，何所受之，所以臣特别引用他的话以保存古义，也是夏五郭公的意思。至于郦道元、桑钦叙述这条水，源流首末都可以通达于经文，而菏、荷、河三者更迭

译因为书写的原因，古字大多存在转借互用的情况，比如“洪水”有时写作“鸿荥”，“波”有时写作“播”，虽然偏旁不同，但用法和意义相同。臣因此怀疑“菏”、“荷”、“河”在古代是通用的同一个字，那么它们指代同一条河流也就没有妨碍了。

译疏导济水，向东流出陶丘之北，又向东流到菏水。那么陶丘先有菏水支流，而济水只是径直经过此地。就像莱芜先有汶水，而济水前往与之汇合，文意非常明确。各家认为是济水分出支流，那就是菏水从济水流出，并非济水到达的正途，与原文不符。又济水到达陶丘之北，又再转向东，才经过菏水，那么菏水应当从其他地方来，与济水在定陶汇合，才相契合。臣因此从乐史所记的《寰宇记》中得到解说。济阴有山，这就是菏山。菏水从西边的考城流来归属，而考城，对于汴京来说在东边，对于济阴来说在西边。而济水的正源，未曾径直经过考城，也可以看出这水是自成一支，而济水前来与之汇合，非常明白。《水经》把这水称为五丈沟，而五丈沟就是近代称为五丈河，而开济年间改称为广济河的那个。太平兴国年间，划出定陶的一个镇设立军，命名为广济，又因水而命名，这正是菏水的始末。本朝对于这条河，虽然曾经引京、索、蔡三水，架桥注入汴渠，贯通曹、郓，以开通京东的漕运之路。但如果看它的河道，那么从大禹时代本来就已经有了。那么菏水，来自定陶之西，而在定陶之北与济水汇合，随后便形成菏泽，经过鱼台与泗水汇合流入淮河，其源流如此明显。臣认为有菏水而济水经过它，不是很确切吗？许慎解释泗水说：“泗水接纳济水，向东流入淮河。”菏水已经与泗水汇合，经文已将其称为河，不称为济，许慎仍然根据它所接纳的水源来说，这是知道源流真相的人。如果班固所说的菏水，下游虽然可以通到淮河，而上游还需要再转一个弯，才到达菏泽。如果菏、河不是同一个字，那么许慎在地理方面，比班固更为详审。

所谓长江从荆州开始分为九条支流，是从孔安国开始的。其后班固记载地理，应邵解释《汉书·地理志》，都认为长江到了庐江、浔阳分为九条支流。汉代所流传的说法，是一致的。到了张僧监的《浔阳记》，才列出九个名字：叫申，叫乌蜯，叫乌白，叫嘉靡，叫畎，叫源，叫廪，叫提，叫菌。乐史的《寰宇记》，记载李宗谔的《九江图经》，也都依据张僧监所记，认为这九条支流分流于江、鄂境内。而张须元、贾耽所记载的名字，又特别不同。张须元说有三里，有五洲，有嘉靡，有乌土，有白蚌，有白乌，有菌，有沙提，有廪，都分流于鄂陵，汇合于桑落洲。贾耽则说：长江有八个沙洲：叫沙，叫人，叫九江，叫葛，叫象，叫乌，叫感，叫蚌。这八个沙洲，曲折地与长江形成九条支流。说法的不确定就是这样。然而郑玄在汉代，已经不采用孔安国的说法，说：“九江，是庐江之外的浔阳山溪，分枝散出而汇合于大江的。”臣综合几种说法来评判：孔安国的说法，众儒不仅尊崇它，而且设法求取吻合，大概怀疑他那个时代接近古代，江流还有河道可考，也应当以博士亲自见到汉代的图书证定地理，本来可以类推而知。然而郑玄距离孔安国，世代相后，只有一二百年，不论那时长江是否还是九条支流，但河道大半尚存，难道肯另外选取支流小水来应付经文吗？由此可知孔安国分为九条的说法，没有依据是非常明显的。至于《浔阳记》作于设置郡县之后，孔颖达等人虽然不敢废弃，但也因为从来不是古说，不肯坚信，那么承袭造成的错误，不值得多辩了。只是不知道张须元、贾耽所说的九条支流，或者各有其名，或者创说八洲合江，又依据什么呢？如果杂数沿江的支流，虽然累加而至千百，越取越多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九条支流、八个沙洲罢了。既然几种说法都不可据信如此，于是更加怀疑长江本来没有九条支流，而是出于后人的牵强附会，所以如此支离破碎。至于郑玄所说的“九小江”，正符合“九江”的名目，孔颖达颇为赞同。然而顺势修饰他的说法说：“江南人称呼水无论大小都叫江，或者从分江而来，或者从外来，都得名江。”有意的吗？以郑玄为是，而实际上不探究其根本。南人称呼小水为江，只是后世的语汇罢了，古代何尝有这样的呢？经文岷江以外，外面没有得名江的。汉水之大，几乎与长江相当，它在未入长江之前，只得名汉，不得名江。哪有浔阳间的九条小流，正趋向长江，未到，而肯以江命名呢？不仅如此。淮、河、济三个名字，只有正派得到，除此之外没有。混称“济”之于“河”，尚且不得附借其名；而“江”、“汉”分枝，仅得目为“沱”、“潜”，其严格于名称，大抵如此。谁说这九条水，正望见长江未到，而得列九名，以与四渎并列呢？况且还有更不对的。经文在“导江”的文字中说：“过九江，至于东陵。”借用郑玄的说法，委曲为辞，那么必定说：“过，是说九小水横着流入长江，江水冲过其外，还可以说得通。”至于其后又说：“过九江，至于敷浅源”，那又是什么呢？同是一条江，其水都经过九小江而下，至其下游，一则从此而向东陵，一则从此而向敷浅

译原，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如果两种说法都保留，那么《禹贡》所载的内容，也就几乎自相矛盾了。更何况东陵如今没有确定的地点，而敷浅既然已经指代今安徳县的一座山，以应和古文记载，那么江水怎么会倒流百里，远远地绕过那个地方？这些都是从情理上可以推知其中的错误的。

译九江

江水分流为九，孔氏首先倡导这种说法，但验证于大江，在汉代已无其踪迹。于是有人不主张孔氏之说而另求他解，如郑氏“九小谿”之说固然居其一，但其源流过于狭近，所以地理学家所不遵信。则又有别出意见，选取江上下水流壮大者以为解释。刘歆说：“湖汉九水入于彭蠡，是为九江”，这是其一。近世晁氏之说，杂引《山海经》、《博物志》、《水经》、《地理志》，而断定以洞庭应塞九江，这又是其一。这两条水系，与并江相比固然特别大，又怎知古人不用“九江”来命名它们呢？然而《禹贡》中九江的叙述次序在岷山源头之下，这两条水系的源头各自有所承受，洞庭的源头即今湖南凡水皆是，彭蠡的源头则该奄江西，都不与岷山源头相合。沅、鼎只与蜀地相邻而已，黔中高水自不通，又武陵惟有澧水，李吉甫也指摘以为是大禹遗迹，但其源头出自武陵充县，不承受岷山支流，与经文不合，世人共知李吉甫的错误。那么，以经文中岷山源头为宗本，而验证其支流所入，则洞庭、彭蠡虽比其他水为大，怎可断定经文正源而参入岷山支流以命名九江呢？又《水经》所叙洞庭受水有微、澧、湘、沅、澧、涟、漉、沫、浏、沩等，不止九派，也不可损多就少以应九目。而经文于江派自岷至海，山川所书不过八名，其中说“汇”的即彭蠡也，而又可以上流更以彭蠡为九江吗？这些都可以知道其明显错误了。那么，合是数者皆不得以为九江，则经文的九江将归于何处呢？回答说：汉代近古，其为江分为九，则经文无此语，而谓浔阳之江为九江者，以其时世考则近古，以九州疆境考之则浔阳向属荆而非扬也，岂可以去古甚远之世，易其地而他之乎？

九江

九江作为郡名，始于秦，汉高祖时废除，汉武帝时恢复。其后王莽以此命名豫章，隋人以此命名浔阳。其命名之因，虽曾祖本《禹贡》，而郡之所置不一，后世不可谓其名称近古，而执言《禹贡》九江当在其地。秦汉九江盖在淮南，而皆治六六，即今庐州之寿春也。夫其沿淮置郡，而借名于江，当时亦知江之不与六毗矣，徒以禹迹可尚，姑借属邑名称以为观美，则是非核实，无所据考。至于王莽易豫章名而九江命之意，其必有确见，可以刊正秦汉借寓之误。及今考之《水经》，则知其所从更易者，刘歆实为之也。歆指彭蠡以为九江，而彭蠡又豫章之变，故使莽名豫章为九江者，歆也。独不思彭蠡即汇也，汇与九江自是派中两名，不应重出，而又中隔东陵，如之何其为一？此歆实误莽，而后世又承歆之误也。至于隋人以九江而名浔阳，则专用汉语，无有他说。自孔安国时已言江至荆州分为九，故《地理志》于庐江之浔阳曰“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而司马迁之观九江亦于庐山乎求之。合汉世知古者，其书多同，故九江之在浔阳，后世主信者多也。晋人既割庐江之浔阳、武昌之柴桑，此二邑者置以为郡，而命郡以为浔阳矣。隋人第闻浔阳之有九江，而不察晋郡之浔阳非汉县之浔阳也，则遂正以今江州所治而命其名曰九江也。夫其展转相因，壤地名呼虽三四变易，而多用孔、班、司马三子为据，则其谓九江者，真为《禹贡》之九江与？抑皆汉世之谓九江者也？此皆远古而难意断者。今姑以州域经文合论，则秦人所名之郡治六六在扬，刘歆、王莽以名豫章，则以彭蠡，彭蠡亦不在荆，而晁氏所引《水经》地説以洞庭应塞其目，地虽在荆，而源不出岷，皆的然不可为据。无已，则以隶属浔阳为正，且用汉世通语，宜不至于大牾。然世远简编中绝，不与中接，臣实未敢力主以为真确也。且居今论古，未说禹迹，若晋、隋至今，岂其便至旷绝邪？今其命郡首末，与夫城邑徙移，亦自纷杂难辨。盖汉之浔阳在今蕲春县地，于江为北，故班固得以定着其文，而曰“九江在南”也。晋置郡而名之浔阳者，虽采汉县名之，其地则已越江而南，非汉旧矣。若辨方以言，则汉谓九江者，顾在新郡之北。隋人第知因旧地旧名以命新都，虽“九江”故目夹目分受于汉志，未为失实，而差池贸易已不胜紊矣。今人乃欲于编简不接之间，而执验禹山川名称迹道，如之何而必其无误与？

九江

江既不派为九，则九名之所从起，独奈何曰？古人命物以数，不必以数数而应乃始命之，或时意自有主，不可臆凿也。尧名四岳，命官其对荅间，又有师锡、佥曰等语，则似四人无疑

译然而考察四典、九官、十二牧，连同四岳一起计算，总共只有二十二人，这才知道四岳并非四个人。那些“佥曰师锡”的说法，是合着副职一起来说的。三苗被流放，又居住在三危，杜佑也曾说过苗族分为三支。然而经文列举四罪，将鲧、共工、兜与三苗配成四项，那就是一支苗族，而用三苗来称呼它。如今距离古代久远，一支苗族的名称，三苗的情况不可凭空揣测了。而苗族未曾分为三支，经文讲得很明白。又如当时大臣中最尊贵的是百揆，难道是一百人共同担任这个官职吗？以此参酌比较，九江之所以称为九，其创制立义，我不敢强行推论，但它决不是由一条河流分出九条支流，因为经文记载导河时以“播九”为文，而九江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知道它不是九条支流。况且岷江这一水系，九江位于其上游，三江位于其下游，都有可以数清的数目。九江之所以称为九，经文没有明文记载，而三江之所以为三，虽然南江不易据以论断，但中江、北江经文曾分别指明其方位，而考察探究其实质，原本没有不同的水系，那么九江，难道真的有九条河道才称为九吗？这与岷江同属一派，书写体例相同，防切近而可以援引比照。又如太湖一个湖，却得名五湖；昭余祁一个沼泽，却得名九泽，晁氏说难以必定其得名的数目，因为他的说法通达。〇以洞庭为主来解释九江是错误的，但他论述一条江分为九支，有依据而非凿空之说，我对此有所采纳。而且经文在导引山川时，记载“逾”的只有一处，即从荆州越过黄河；记载“过”的洛水、洚水、三澨、漆水、沮水都只有一处，而九江却记载了两次，这都是大禹亲自记录他所经过的地方。如果这九江是九条支流，大禹怎么能每次出行都遍访它们呢？如果认为大禹遍历九派而遍防之，就不应该说“过”，因为“过”意味着没有停留，不符合在沟渠间致力治理的意义。这又是情理上可以意会的。

译关于三江的论述，各家说法很多。孔安国说：“从彭蠡江分为三支，流入震泽，于是成为北江流入大海。”班固说：“南江从震泽向东南流入大海，中江从芜湖向东到阳羡流入大海，又有一条江从毗陵向北再向东流入大海。”韦昭说：“三江指的是吴郡的南松江、钱塘江、浦阳江。”虞氏的《志》又认为松江在彭蠡分为三支，说法如此之多，都是不合常理的。孔安国认为江水从彭蠡流入震泽，这完全是不了解东南地理。彭蠡汇聚于长江，距离震泽千里之遥，而且大江古代没有通往吴地的水道，彭蠡既然汇聚于长江，也未曾分为三支，虞氏的错误与孔安国相同。班固的说法在经典中没有依据，只是泛泛地选取北江来凑数，不足以作为依据。韦昭的错误也如同班固一样。近世临川王氏又为此解释说：“三江流入大海，一支从义兴，一支从毗陵，一支从吴县。三江既已流入，那么水有了排泄之处，所以震泽得以安定。”他的意思是将震泽安定连接在三江既已流入之后，“既”是表示已完成的词，所以用安定来根本于“既已流入”，这也是一种见解。然而经典中书写“既”虽然可以知道它是已经完成的事，但下文所写的内容不一定与上文连续。况且就这三江而言，上文比较它并不常说：“彭蠡既已蓄水，阳鸟栖息在那里吗？”如果认为阳鸟栖息根本于彭蠡既已蓄水，不知道阳鸟所能容纳的能有多少，难道一定要等待彭蠡蓄水才恰好得以实现吗？又如“弱水既已向西，泾水归属于渭水北岸”，弱水、泾水、渭水相距遥远，如果仅仅从文辞上看，那么泾水归属于渭水难道要等待弱水既已向西吗？这些都拘泥而不通。考察经典，本来就有三江的文字，在导岍山时说：“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在导江时说：“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孔安国顺承经典解释说：“有中江、北江，那么有南江可以推知。”颜师古宗奉这个说法，于是明确标出中、南、北三江，他们的说法都本于经典。但孔安国不能推究三江以通达经典，反而说彭蠡可以流入震泽，后世因为他的一个错误而并不依据他。近世只有苏氏根据中江、北江的文字来寻求三江，于是将豫章彭蠡的江南出而北防的指为南江，以凑足三江的数量。这个说法，在地理上有考证，在经典上相应，非常恰当，但他划分三江的原因，又求之于经典文字之外，所以学者相信却不坚定。

经典在导岍山时说：向东成为汉水，又向东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泽成为彭蠡，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这是北江。在导江时说：向东别出为沱水，又向东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曲折北防于汇，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这是中江。有中江、北江，而没有南江，经典突然用三江总括它们，是省略文字而互相见出的。而且经典的话说“向东汇聚成泽成为彭蠡，向东曲折北防于汇”，这两句话，难道不是附着南江来概括它所不书写的吗？它们同为一条水，既然分别其北流称为北江，又命名其中流为中江，而彭蠡这一条江正从南而来，横冲两流与之回转而得以命名为汇，参配北江、中江与之均等而得以命名为防，那么以前的两大支，加上这一支就是三支了。当它们是两大支时，就分别北江、中江来命名；等到它们汇聚防于南，就辨别方位命名位置而以南江称之，不也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吗？那防汇的地方虽然名叫彭汇，但上流钟聚为鄱阳大泽的，也是彭蠡。究其源流，则合并了江右数千里的地方。衡量其力量，虽然不及长江，却比汉水加倍。汉水的力量尚且能够抗衡长江而分出中江、北江，那么彭蠡汇聚防既然能够同时抗衡长江、汉水，难道不应该成为南江吗？大概大禹疏导水流，致力于不得不治理的地方，而舍弃可以不用治理的地方。后来山川有的书写有的不书写，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于是曾经经过疏导的，即使很小也被记录；没有着力治理的，即使很大也不书写。大概大禹曾经在会稽大会诸侯，又曾经因为导山而到达衡阳，所以浙河、洞庭，大禹的足迹都经常经过。用漆水、沮水、瀍水、涧水来比较浙河、洞庭，它们的大小相差，难道不是倍数千万以至于无数吗？但浙河、洞庭反而不被书写，也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记述的。南江的源流确实大且长，正因为它经过疏导，所以从彭蠡以上没有一山一水出现在经典中，更何况能与其他水自始至终特别立为一派呢？至于长江、汉水因为它们有支流，所以支流在北或在中的，都得以根据方位命名为“这是北江，这是中江”。现在江右的水原本不立为支流，那么也没有方位可以命名于它合并长江与汉水而以防汇命名，使天下人因为鼎足错位的实际，参照北江、中江的名称，而南江隐含在这两句话之中，这就是所谓圣人得体的书写方式。虽然如此，这些经典语言在事情上虽然概括，但文辞简略。我并且合并孔安国、苏氏的说法，扩展其简略以达于概括。恐怕听者不明了，又在先秦古书中考证。而三江，决不能错误地指向其他地方。职方氏叙述九州说：“疆域之内，河流防大的，各自摘取陈述。”

译所以，在荆州境内的河流称为江汉，在扬州境内的河流称为三江。以当今河流的支派来说，江汉的分界在夏口，夏口是古代的荆州地界。彭蠡湖的分界，介于湖口、彭泽两县之间，湖口、彭泽是古代的扬州地界。当水流尚在荆州时，还没有彭蠡湖，就只称为汉江。等到水流到达扬州，江汉与彭蠡湖的水流都相互交汇分界，于是实际上按数目计算而称之为三江。考察《禹贡》所记载的内容，与当今所见的情况，都顺理协调没有差异。那么，三江作为江汉与彭蠡湖交汇合流之名的说法，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像后人的议论那样，认为汉江不在三江的数目之内，那么经文中明确提到的中江、北江这两个名称，就失去了依附的对象；而且《职方》中每州所记载的河流源头、支流以及宏大漫长的情况，也都无处删减遗漏。而长江、汉水，从大禹时代至今，由荆州贯穿扬州，从未有过改变。假如扬州境内确实另有大水，名为三江，那么汉水到了扬州比在荆州更加壮大，难道应该舍弃而不加省察记录吗？这些都可以用道理来推断，何况六经所记载的内容，互相印证阐明，如此详察，还可以蒙昧不明吗？

译三江与沱潜

【缺】沿袭经学家为了凑足“三江”之数，将江南列入其中的说法，始于孔安国，附和于颜师古，而阐明于苏氏。苏氏既然确立了这一观点，却不依据经文来证实它，反而怀疑实际上合为一水而名称却分为三，没有任何确凿的依据。于是采纳前代关于水味的说法，认为合流后仍能分辨的，是味道。这是其一，可以称为三的理由。以味道来分辨，古已有之，许敬宗曾以此论述济水，那么苏氏的说法也是古老的。然而，长江、汉水、彭蠡湖水势汹涌，相互激荡，长达数千里，它们能够彼此保持洁净而不相互混合吗？如果按照经书所记载的，各自根据其方位来分辨，一句话就能明白无疑，何况经文明确提到了这种类比呢？积石山的黄河，天下只有一条，经书曾经以冀州为中心来命名其方位，所以从豫州流入的称为南河，从龙门渡过的称为西河。黄河什么时候有西南之分呢？一条河可以分出南、西，那么这里虽然是一条江，却分出北、中、南，命名正是纪实，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汉代儒者记述《王制》，依据南河、西河来推演，以概括那些经文未及之处，所以又有东河的名目。后世沿袭这一做法，那么孔安国、颜师古二人因此以“中”来概括三江，经文非常明白。又与汉代儒者创设东河以补充经文南、西二目的情况，其旨意和事实都完全契合无误，这就更加有依据了。苏氏既然主张以味道区别的说法，而荆州、梁州都有沱潜。既然孔颖达等人曾说：“沱潜，梁州流入荆州，合流后又分开，就像济水流入黄河后又流出一样。”苏氏于是用这个来证实他关于味道区别的说法说：“梁州与荆州相距数千里，如果不以味道区别，怎么知道它们合流后又流出呢？”从道理上讲，水与其他水汇合必然混杂，那么味道经过遥远的地方必然混合，没有合流后还能分辨的道理。水名相同的很多，漳、沮这两个名字，天下不知有多少，它们最初命名时恰好相同罢了，怎么能因为名字偶然相同就牵强附会，一定要使它们合为一条水呢？何况孔颖达引用图记所说的沱潜，究其实际都是末流汇入长江、汉水，而不是长江、汉水的源头，这与古语不符，值得怀疑。后人喜欢经书中有这个名字，而冒称它不可穷尽。《尔雅》说：“水从长江分出叫沱，从汉水分出叫潜。”那么凡是长江、汉水下游的支流都可以用沱、潜来命名。就像水从黄河分出叫灉，所以青州有灉沮的灉，而后世也把涞水接纳汳水的地方称为灉，不限于一条水。《江有沱》这首诗开始说沱，中间说汜，最后说渚，三者辗转变换称呼，都是为了声韵协调，也可以看出它不局限于一地，不专指一名。这些都是可以类推的。那么凡是出自长江、汉水的水，都可以命名为沱潜。那么所谓沱潜，是从长江、汉水下游得名罢了。现在两州都提到沱潜，既然都是水道，大概作经书的人非常喜欢长江、汉水下游的平坦，所以用沱潜来记录水道。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不仅上游治理得好，下游也治理得好罢了。何必特指某处为沱、某处为潜呢？

三条荆山

沱潜、荆州、梁州、适州都有，各家于是认为这是同一条水而在两州分合，已经属于牵强附会了。至于荆作为山名，雍州、荆州、适州都有，各家于是想要把它们合为一山。他们的说法是：荆山只有一座，但有三个分支。孔安国略微有点端倪，而班固《地理志》明确说：北支在冯翊怀德县，南支在南郡临沮县。这种说法很牵强。而经书在导岍山、导嶓冢时，都明确提到了荆山，所以还勉强附会而言。后来马融、王肃又扩展为三个分支，说岍山是北支，西倾山是中支，嶓冢山是南支。荆山从西倾山到太华山，凡经书所列举的山，本来没有荆山之名，他们凭什么附会来凑足三个分支的数量呢？到了郑玄则又增加为四个行列，以岍山为阴列，西倾山为正阴，嶓冢山为阳列，岷山为正阳。这四个行列，又超出了三个分支之外。臣曾经反复探求，完全不见这几个说法在经书中有所依附，而这种异论为什么会产生呢？后来详细阅读导山部分直到越过黄河，阅读导岷山部分直到经过九江，两个孔氏都认为山势连绵能够跨越江河，然后才知道所谓三个分支，是从地脉的角度来说的。地脉见于史书，蒙恬曾经提及，但用他的说法来验证《禹贡》的本意，几乎没有丝毫关联。现在这种说法出于此，只是说荆山两次出现，于是像沱潜之类，一定要寻求说法把它们合为一山罢了。经书之外，臣不予辩驳，现在直接用这种说法在经书中的出处来辩驳。经书说：导嶓冢山到荆山，内方山到大别山，岷山南面到衡山，经过九江到敷浅原。孔安国说：衡山连绵经过九江，连接敷浅原。敷浅原一名博阳山，在扬州豫章境内。这种说法，孔颖达关于北荆越过黄河的论述，想要与之相应。然而既然认为山脉能够跨越水流，即使江河也不能隔绝，而衡山古今都称为衡岳，博阳山在今天隶属于江州的德安县。如果九江如孔安国所说，确实在寻阳，那么衡山、博阳二山都在江南，本来没有什么可考察的跨越隔绝。如果如郑玄所说，以寻阳间的九条小溪为九江，那么汉代的寻阳在江北，衡阳、博阳又都隔着江，如果衡山的脉络想要贯穿博阳，又何必要北越大江而横穿九条小溪呢？又要南越大江去与博阳山合流吗？

译它之所以迂回曲折到这种地步，本来就已经不合情理，又何必多管闲事。治理洪水却把它记载在经典中，以此来开启后世关于怪异神灵的议论吗？这些都可以断定其道理必定不是这样的。

译三条荆山

三条河流分列四方，纷乱不定，都是因为荆山有两座的缘故。然而，除了这两座荆山之外，经文中还有同名的山吗？徐地有蒙山，羽梁有蔡蒙山，也是两座蒙山了。从古至今，没听说过有人讲它们山脉脉络相互贯通的。众儒生不能以同类事物贯通理解，却唯独对两座荆山曲解附会，这是为什么呢？圣人的经典，之所以被万世尊崇使用，而邪说异论终究不能取胜，是因为它贯通古今且恒常如此。所谓经，即《禹贡》这本书，从现在看来，可以说这是神禹的遗迹，是圣人的经典。但在当时，只是为了治理水患，事后记录其事，以留给后人，就像现在世间有所兴建，随即记录其始末一样。只是它的规划高远，书法严谨，后世难以企及，但其中没有一件事不是基于人情常理，何必去寻求那些怪异模糊的事情呢？九州统一之后，禹已经将山川各自附属于其境内。但恐怕各州自成体系，源流不相隶属，于是又分别山川并加以排序。河流则从源头各自到达其方位的山，海则凡是其流经疏治的地方都连贯记载，以便考证。现在它叙述冀州、雍州的山时，说“疏导沣水到达岐山，至于荆山，越过黄河”，这是禹记录他在荆山完成工程后，越过黄河向东，又在冀州境内致力治理，确实如此。类推而言，其他疏导水流的所谓“经过九江”、“经过洛水入河口”、“经过降水”之类，都是这个意思。哪里会有山脉越过黄河的文字呢？孔安国在疏导嶓冢山的条目下记载，认为能够绵延经过九江的是衡山。这是想要始终维持山脉有连贯脉络的理论。至于经文中在疏导长江的条目下，也有所谓“经过九江”的说法，探究上文，乃是江、沱、澧三者都是水，而没有一座山可以说“经过”。孔安国在这里因此无法容下他的修饰之说，而孔颖达也不能始终附和孔安国，于是平心而论说：“禹疏导长江，流经此地，所以称为经过九江。”真理所在，不容许穿凿附会扰乱，大概就是这样吧？经文在冀州说：“既已治理壶口，治理梁山和岐山，既已修治太原，到达岳阳。”这是用功的顺序。壶口治理好了，然后才治理梁山和岐山；梁山、岐山治理好了，才治理太岳山。梁山、岐山是雍州的山，在黄河的西南；太岳山是冀州的山，在黄河的东边。当梁山、岐山已经治理好，而越过黄河向东，在太岳山加功治理，所以它疏导山的条目中所谓“越过黄河”，大概是禹从西边横渡黄河向东。一提到禹，道理就径直明了，无需向外援引地脉之说而浪费言辞且违背经文。况且，山静止而安于其所，哪里可以说它疏导的是什么呢？是山间的河流，即所谓疏通沟渠直到大川的那些。山间有河流，已经因为疏浚而通达于大川了。假设对岸另有水派，那么它的向背曲折，是另一条脉络，何必越过大的河流而到达它的归宿呢？那么荆山的脉络是否越过黄河，自然与疏导山毫无关联，这是必然的道理，无可怀疑。这也如同记载贡赋的话，主要说的是物产，就说“浮过某地越过某地”，是指贡物浮过且越过，难道可以说水或山能自己浮过自己越过吗？它的道理可以类推。

禹贡论卷上

<经部,书类,禹贡论>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论下

宋 程大昌 撰

汉

山水的名称，踪迹道路随时代变迁，固然不能依据一个标准定为恒定。至于汉水的源头，必定是发流的山，必定名叫嶓冢，流入长江的地方，必定靠近大别山，经文中曾经明确书写，以告诫后世，如果没有这座山这条水也就罢了，如果有，决不可随意搬移到其他地方。现在桑氏《水经》说：“汉水的源头是沔水，沔水出自武都沮县，不出自嶓冢。”又另外列出一条，开始命名为汉水。到陇西氐道有座山，开始名叫嶓冢。嶓冢的水，又向东到武都沮县，才开始成为汉水。而这所谓的汉水，却环绕蜀地，经过葭萌、剑阁、阆中，到巴地的江州流入长江，名称与经文相同，但它所谓的汉水，不是经文中的汉水。这种说法与经文相差甚远了。经文叙述汉水说：“嶓冢山疏导汉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彭蠡泽。”嶓冢、沧浪、三澨，现在被世人传说扰乱，不容易用笔墨辩驳折衷。然而天地东西的位置，贯穿古今没有改变。经文叙述汉水，它起初向东流，然后转向南，已经流入长江，就又向东下，它的位置可以考证得很清楚。以现在的汉水来说，从汉中到武当，都是向东；从襄阳、郢都流入长江，是向南；从合江到达大海，又复向东。考定其方向，那么水道与经文，古今完全一致。而且大别山、小别山，春秋时吴、楚曾在其地陈兵作战，那么这条水就是《禹贡》中的汉水，古今都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呢？至于《水经》另外列出汉水作为西汉水，从氐道发源到武都沮县，已经得名为汉水了。如果它真的是经文中的汉水，那么从此就都向东流，才与经文相应，却有大大不然的情况。从沮县到葭萌，五六百里的水都向西南流，偶然有一处曲折向东的，百中不过一二。经文说沧浪之水，即使没有固定地点，而

译西南流向的河流不能指认为向东流，这是必然的。那么，既然《禹贡》记载汉水向东流，而这条水却从西南方向来，难道可以认定它就是《禹贡》中的汉水吗？况且下游被称为大别山的地方，如今汉阳确实有这座山，而西汉时期与岷江汇合的汉水，虽然后世因河道改道、文字讹误已久，但也从未有一座山曾装饰性地被称为大别山。那么，水流的方向、山势的依附，全都与《禹贡》相违背，难道还可以指认它是《禹贡》所出的汉水吗？《禹贡》虽然曾因为梁州贡道有“越过沔水进入渭水”一语，除此之外所谓的沔水，绝无旁证。现在不依据汉水的源流，确信它们是同一条水，却另外摘取“越过沔水”一字，创立水的源头，以至于将汉水分为二，难道就不问大禹、桑钦、郦道元谁更可信吗？只以时代先后来判断，谁处于世道尚未讹误的初期呢？却直接这样做糊涂事，也太偏颇了。

译汉

自古以来只有汉中、襄汉的“汉”，哪里有过兴利、阆黎的“汉”呢？《周礼》将荆州称为江汉，《诗经·江汉》篇中的江汉指南纪之地，《春秋》中的汉水指东汉阳，江汉、沮水、漳水，齐威公登上熊耳山眺望江汉，这些都是荆州的范围。虽然汉水的发源地在梁州正北，所以《禹贡》中“岷山导江，沱潜既道”和“嶓冢导漾”都记载在梁州，但这里的嶓冢，就是汉水发源的所在，应当在今与元水东流的地方，而不是西汉以后被称为西汉水的地方。况且广泛考察前代记载，当今世人所说的兴利、剑汉等郡，其州名和水道，凡是因事而在先秦古书中出现的，从未有一句话提及汉水，因此我敢断言这是错误的。那么这种错误从何而来呢？回答说：这是有起因的。汉高祖称王南郑时，即取汉中郡之名，定国号为汉，而汉中之所以命名该郡，也正是依据《禹贡》中的汉水来命名，而《禹贡》中的汉水，乃是如今从兴元、洋州、金州以下向东注入并符合经典记载的那条水。当时还没有兴利一带被称为西汉水的名称。高祖曾借助巴渝的兵力来平定三秦，得到天下后，于是设置郡县并命名为广汉，以荣耀那片土地。所谓广汉，是以开拓扩大初始封国的疆域为义，就像汉武帝听从杨仆展关的请求，而使其家族得以在关内一样。考察其命名，并非以汉水用沔水之义，非常明显。自从广汉之名跨越剑阁、利州以南，而西汉时期的人不探究其根本，于是误认嘉陵江为汉水，班固沿袭了这个错误，因此在史志中明确记载说：“发源于武都，源自氐道，经过江夏流入长江的是东汉；出自西县向南流入广汉的是西汉。”东汉、西汉既然已经相对命名，于是又根据水的源头将山命名为嶓冢，根据水流相近的地方将其命名为潜水。习惯久了，以至于桑钦、许慎等人，都沿袭这个说法认为确实如此，于是《禹贡》中的汉水不能称为汉水，而沔汉水发源的山不能称为嶓冢，西县的山反而得到了这个名字。错误已经显著，直到如今雅州并称为西汉水的错误，以及秦州与武都相距不远，都有山名为嶓冢，这与古代的汉水完全不相关。这类情况详细说来，沿流而失本源的，本来就有不胜辩驳的了。况且汉嘉、汉寿、汉源、汉初、汉州，都曾依据汉水来命名，世间的儒生因为这里有这样的名字，反而举末节来证明根本，说古代没有这条水，怎么会有这个名字呢？却不知道这些名字，是在未命名广汉之前呢？还是沿袭其后呢？如果因为广汉命名郡县而将错误移到水上，因为水名的错误而将错误移到郡县上，那么其创立和沿袭的先后之间，一句话就可以判断，哪里用得着琐碎地议论其末节呢？

汉沔

沔水在经典中，只因为梁州的贡道，仅仅出现一次，而其源流漫漶不可考证。孔安国说：“泉水刚从山中流出为泉，汉水上游为沔。”《汉书·地理志》：“汉中有沔阳县。”颜师古的解释，正与孔安国相同。至于桑钦叙述汉水，从西乐城以上为沔，渡水口以下为汉，颇与孔安国的话相合。这些都是事理相应，可以相信的。张汤主持开通褒斜道时，他的说法是：“褒水通沔水，斜水通渭水，都可以行船漕运。从南阳上沔水进入褒水，褒水绝水至斜谷间百余里，用车转运，从斜水下渭水。”这样从山东从沔水出发，无限便利于砥柱漕运。据此而言，那么褒斜两水之间绝水山阻的交通，必须车转运才能通行的，就是经典中所说“逾沔入渭”的了。而建议者竟然以南阳的水为沔水，这又是汉代沔汉混淆的说法，不是古语。也就像江夏的沔水，乃在汉水末流将合岷江的地方，那么岂能与古语所说“汉上为沔”相符合呢？至于梁州的贡道，对于浮江方便，而浮潜逾沔，则似乎很迂回偏僻，这是熟悉山川孔道的人所怀疑的，但其实不然。圣经典籍的书法与后世不同，经典贵在简略，虽然简略但对事理无所不具，本来有书例相贯，跨越数州而互相阐明的。凡是州的贡道都是这样，这梁州的贡道，其实江、潜都浮行，但书中写潜而省略江，是因为荆州贡道在前，可以由此推知。荆州的贡道说：“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江沱可以浮行，汉水逾洛可以到达黄河，这本来是荆州所有的，也是梁州共有的。梁州赋税靠近北面而不可浮江的，已经记载在州叙的末尾，所谓“潜沔渭河”的就是了。其南道可以浮江的，荆州已经先说了，那么梁州次于荆州，不必再载言。通晓《禹贡》九经书法，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并非只有梁州如此。如果不熟悉经典的人看到，必定突然惊骇认为不对，但经典体例是可以考证的。冀州作为州，疆域广阔而赋税收入多，大河环绕其三面，那么赋税从三河进入的不少，而经典都不书写，只书写其北道所入，而说：“夹右碣石入于河。”说夹右而入河的，是从海北向西趋向黄河，所以以碣石为右。这也可见其为冀州的北道。然而其北赋则书写了，却虚其东南西三面不书写赋道所入的，难道是没有赋税可输吗？是因为其他州达河的言语而不以再言，也就像

译冀州不直接说明其四至边界，而是以相邻州郡的边界作为自己的边界，这也是一个体例。雍州的贡道有两条：其中从后世西凉、朔方方向而来的，不与其他州走同一条道路，所以特别详细记载，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其中从后世关中地区到达的，其进入渭水、横渡黄河与梁州走同一条道路，梁州既然在前面已经说过，那么雍州就简略处理，只说“防于渭汭而已”。起初没有提到“浮”，忽然提到“防”，如果不是因为贡道在记载梁州之前已经提及，那么整件事就没有头绪了。兖州到达黄河，是通过济水，济水既然在记载兖州时已经写明到达黄河；到了青州，只说到达济水，不再继续写到黄河。后来徐州的贡道又只到菏水，〇州的贡道又只到淮水、泗水。正因为淮水、泗水、菏水、济水能够相互衔接以到达黄河，所以记载那些没有依托的以确立根本，而删减那些有所依托的以节省文字。经典著作的法则简练严谨，体例就是这样，但人们有时不能通晓全书的规律。如果说记载到达济水的真的只到济水，记载泗水、菏水的真的只到泗水和菏水，那么九州的贡赋大多就不能到达帝都，尧难道真的另外设立官员在半路接收吗？没有这样的道理。如果涉及水道相互灌注的情况，那么济水的论述已经完备了。

译弱水

自从汉武帝之后，西域才开始与中国相通。两汉时期的众多儒者都依附于雍州以西的地域来谈论，关于弱水，大抵有两个出处。〇一是条支，濒临西海，长老〇听说有弱水，即西王母所在之地；二是《地理志》记载的金城临羌以及张掖删丹，是弱水的源头和归宿。就这两种说法而言，条支的弱水，当时被认为是传闻，未曾亲眼见过，那么真假难以轻易判断。至于金城临羌，虽然是班固所确定的，但也完全没有旁证，难道是因为临羌之地有山而命名为昆仑，有石室而命名为西王母室？班固因为弱水与西王母旧时同属一个体系〇，于是就把弱水附会其间了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没有任何旁证呢？至于删丹的弱水，起源于桑钦，在桑钦之前没有听说有详细记载，不知道桑钦是从哪里得来的，而在《水经》中一并指出居延泽就是流沙。郦道元沿袭此说，又解释说：流沙，就是沙与水一起流动。杜佑的说法也本于桑钦，而贾耽特别详尽地说：水流经过甘州甘峻山，越过合黎山，合黎是水名，也叫闭援河，也叫张掖河，在州的西边，居延海在东北。书上说“西边到达流沙”，指的就是这里。臣用这几种说法概括经典并考察地理，发现错误共有四处。经典叙述声教所及的极限说：“东边浸润到海，西边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都到达声教所及之处。”这里列举流沙来对应东海，正是为了表明声教能够到达极西，那么凡是禹足迹所覆盖的地方，不应该不将其包括在内，如果让流沙指向张掖居延，就是抛弃了外部的积石山而缩小了声教的范围。古人叙述事情，绝不会如此遗失。查李吉甫《元和郡国志》有大积石、小积石，它们在西南羌人之中，首先接受于阗河，〇作为源头的有大积石。李道宗讨伐吐谷浑时，说：柏海是黄河的源头，古代没有人到达过。李靖强迫他前往，李道宗从王庭向西行进，空旷荒凉二千多里，疲惫至极才停下，柏海之后才勉强能远远望见积石山，观看黄河源头后返回。这个积石山才算是大禹疏导黄河的起点。至于小积石，就是唐人用来命名军队的，它在河州和鄯州之间，仍然远在玉门关和阳关之内，禹的足迹不可能这么近。于是用大积石来比较张掖，其地理位置更加靠西，相差两千多里。纪明攻打烧羌，出塞四十天才到达那里，这是正确的。况且大禹正是列举声教极西的地方来说明，不应该远远舍弃积石山而就近指向张掖，那么就知道桑钦等人认为弱水流沙在河西各郡，不是《禹贡》的本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第一个错误。经典确定方位，通常涵盖天地，说到四条大河，都是从中国流入大海，所以它们的流向都是向东。至于黑水汇入大海，则在交趾，如果变换文字来记录，就说“流入南海”。以类观类，那么弱水既然向西，它必然在西海才算向西，而不是某条水弯曲向西，道理非常明显。现在班固指出金城临羌有弱水，却完全没有源头和流向，不像其他水那样叙述出自何地而流入何水，体例相似，所以众儒不曾尊崇他的说法，这是第二个错误。各家遵循桑钦，以张掖居延为流沙，而在居延附近寻找可能向西流的水，以符合经文，所以因为张掖有河流曾经弯曲向西北流，于是附会认为这向西流的河就是弱水。贾耽从而证实它，也说合黎水在甘州的西北，这就是他们共同命名弱水的原因。然而用唐史考察，张掖河的源头出自合黎山，起初确实曾向西北流，不久沿着河岸而下，全都向东北流，那么它哪里是向西流呢？经典以四海确定方位为西，而这却别引小支流偶然向西北，就用来符合“西边到达”的经文，这难道合理吗？这是第三个错误。许慎说从删丹向西到酒泉合黎，那就更加错误了。因为张掖的水不能向西，而酒泉的各条水又都流入黄河，等到它向东流下，才到达张掖，许氏只想附会向西流以符合经文，不知道张掖的水既没有倒流向上游酒泉的道理，而且即使流到酒泉，也不再说明流入哪里，这是第四个错误。

弱水

众儒也知道经典对于流沙和弱水都主张以西方为方向，所以他们的说法未曾不在西域寻找，最终有不通达的地方，弊病在于局限于雍州来寻求西方，而不能开阔视野以四海来寻求西方，这四个错误就是由此产生的。自从汉代以后谈论地理的人，也怀疑张掖的水不应该这样，所以记录隋史的人既沿袭前人的话，记载弱水在张掖，又另外在扶州列出弱水，其意图大概是想连同尧的都城来寻求正西，道理是对的，但与古代记载完全没有附会，所以谈论地理的人不正确。唐史记载东女国居住在康延川，其城下有水向南流，又小勃律居住在孽多城，濒临娑夷河，史家都称之为弱水，这是辨别方向确定位置，符合汉儒的旨意，张掖则稍微有些道理，但也无所归宿。东女国在唐代位于吐蕃正西，其东部连接茂州，东南部属于雅州，小勃律虽然在吐蕃西南，距离蜀地也不算太远，所以他们的酋长写信给唐人說：“勃律，是唐朝的西大门。”那么它迫近古代梁州的疆界，已经可以看见，史书又明确说它的水向南流，这大概是樊绰《蛮书》中南流四大〇之一，如果因为它介于雍州和梁州之间而朝向南海，命名为黑水，那是有道理的。如果舍弃向南流的事实不证明，而强行认为是向西流的弱水

译那么，那些道理上必然不成立的情况就显现出来了。大禹曾说：“我疏通九条大河直达四海，是因为四方都有水。”而九州的河流顺着方向各自汇入大海，因此黑水之南、四渎之东，后世知道这东南方位就是天地间的东南方位；然而唯独到了弱水之西，却并不濒临西海，如果强行寻求并牵强附会地比拟，这能符合事理且契合经典吗？古语说：“礼制失传，便向民间寻求”，并非民间的说法就一定可信，而是因为其所依据的源头更为古老。诸儒的论述考察地理却不相符，既然都如此，不得已的话，难道宁可采信初开西域时古人的说法为正确吗？这正符合“礼失求野”的含义。

译《汉书》记载条支国濒临西海，安息的长老传闻该国境内有弱水；又在于阗以西，水流皆向西注入西海。综合这两点来看，在于阗的水流既然已经向西流向西海，且弱水之名源于上古之初，未被后世儒者的修饰之说所混淆扰乱，那么它对于天地四海的方位，足以对应正西的一面，大体与经典相合。与其依赖那些凭空臆造的说法，何不相信考察荒野所得的实情呢？况且水流地势，又有大量可以考证的依据。

依据史书推断，在于阗以西，依次毗邻并能到达西海的地区，有莎车、疏勒、罽宾、大夏、大月氏、安息、条支，这些固然都是必经之路；而各国水流到达条支的，必定以大月氏、安息为方向，那么大月氏、安息，位于西域的最西端，是众多水流的下游汇聚之地。这片土地被戎狄夷人所占据，没有文字可供考证，但尚且有记载的是，大月氏的疆域所指，大致遍布西域各国，而其国距离安息，自东向西，需要行走四十九天，路程已经非常遥远了。而汉朝使者到达安息，该国出兵护送使者，路程长达数千里，所以史官称其国土比西域其他国家最为辽阔广大。

综合这两个国家广袤的领土，其间有一条叫做妫水的河流，实际上贯穿了这片土地。又据《史记》记载，大夏的残余部众躲避大月氏，迁徙到大宛以南居住，其疆土直到身毒、于阗与之接壤，那么它距离安息也可以说是很远了，而其国都也在妫水之南，那么这妫水，凡是于阗向西流的水，必定都汇注其中，从而流入西海，这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大夏东南方向的水流不见于典籍记载，但史书既然明确说于阗的水都向西注入西海，那么国境西部靠近南山的地方，都是这水流所注入的区域，而妫水，又是其下游的大川。

总括其源流来揣想，其地理位置大概位于西域的一半，天下的河流，能与它相比拟的，也很少了。况且此地弱水、积石，既有其源头，而数千里向西奔赴的水流，唯独这妫水是大川，臣意谓，弱水决不出于这类水流之外，那些说西王母弱水的人，都是未曾见过实地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水名更易，人们不知道这类水流才是真正的弱水罢了。如果舍弃这条水不予证实，那么纵观天地之大，没有其他向西流的水可以契合经文中“既西”的说法。因此，我得以合并古代所记载的地势，极力主张这一说法，虽然违背了历代儒者的观点，也顾不上顾虑了。

世间有航海去寻找东越，以为那是终点的人，在黑夜昏暗时，四顾不见边际，船夫凭主观随意指点，本来就有把西南当作东方的，也有真正知道东方是东方的，无法确定哪个正确。过了一会儿，应验方位的月亮从海上升起，四方于是有了方位，那些妄指西南为东的人，不用攻辩就自己知道错了。大概天下没有两个月亮，四方也没有两个东方，不容许用虚妄的言辞来辩解。坚持这种说法，即使张掖河最终向东流，居延、娑夷正对着南方，也不能将它们预设为弱水“既西”的比喻对象。

大禹治水，顺应自然，不做多余的事。如果有不必用力的地方，大禹就搁置不管。大禹曾经亲自到达会稽、衡山，但浙河、洞庭最终没有列入《尚书·禹贡》。至于疏通河流直达大海，虽然包罗四海作为言论，但实际上并没有穷尽四海。四条大河流入东海，黑水流入南海，这确实是尽力而达成的。如果水流在冀州以北，虽然政令所及，如辽水、濡水、涞水、易水、滹沱等河，也说源头深远、流程漫长，但《禹贡》没有提及，何况能追究其尽头于北海呢？

西海的地区，从安息到冀州，计算其地理距离尚未达到万里，汉、唐的兵威尚且能到达那里，那么帝尧的盛德，难道不能普遍覆盖吗？然而声教所及，不超过流沙以外，姑且以大禹的足迹为界限，这是有余力却不愿穷尽的意思。儒者因循陋见，见识浅薄，不能将尧的德行推演到汉、唐羁縻统治之外，反而将声教局限于大禹足迹和积石之内，不仅事情失去了本真，而且体制也受到了损害。臣依据事实来纠正它。

孟子说：“水逆流而上，叫做降水。弱水应当向西，就像四条大河应当向东一样。”尧的时候，弱水必定曾经壅塞泛滥而向东流，那么居住在那里的人必定曾经不得安宁。大禹因此疏导它，疏导它直到合黎。以前向东壅塞的水，既然都恢复了旧道，那么逆流的水就顺从正道，而大禹也就罢了。那些遥远而无法治理的地方，固然不穷尽到西海；近处而不足以造成危害的，也任其波浪委曲地流入流沙。这不是顺应自然、不做多余的事吗？所以在《尚书》中记载于雍州，只说“弱水既西”，而在疏导水流时不说“流入西海”，都是记载其入流的情况。至于合黎在什么地方，固然不能凭空揣度，而流沙也难以确切指认。

外夷之地与中国大不相同，在中国，坟土、埴土、垆土、泥土不同其质地，但都同为土；外夷之地，土少而沙石多，其为沙的地方大概不止一半。况且敦煌地区有流沙，动辄以三四百里计算；浇河黄沙也有一百多里；而匈奴大漠甚至有两千多里。其他如灵武的鸣沙，踩上去有声音；敦煌的流沙，随风流动，特别以奇异的现象记载。其余因为沙砾的缘故，建城筑屋、耕种、挖井开渠，无法施功的地方，到处都有，简直不胜枚举。如果执着于一地一障的像沙一样的地方，就匆忙用流沙来配合古语，而说……

译“流沙在这里，那么弱水也应当在这里”这种说法，是从蠡管之见来论断海天全貌的。

译黑水

梁州和雍州都以黑水作为边界。大致说来，黑水横贯天地西南的一半，就是这条水。即使不能与长江、黄河相比拟其宏大，也绝不会小于淮河、汉水、济水。然而历代地理书籍所确定的黑水位置，既与《禹贡》经文不符，又都是支流小流，决不足以用来辨别两大州的疆界。经文说：“沿着黑水到达三危山，流入南海。”由此可知黑水特别向南流，注入南海，不像四条大河那样都向东流。如果就在雍州和梁州之间向南流的水中寻求它，或许就能找到归宿了。古今谈论黑水的人很多，撇开那些不靠近雍州、梁州的不管，有的虽然靠近，但下游不流入南海，也不足以依据经文来谈论。《隋书·地理志》记载扶州的黑水，贾耽认为是三条黑水中的一条。但考察它的终点，却是汇合白水后注入嘉陵江，既然源头和流向都进入了岷江，与经文完全不同，不值得考证了。孔颖达引用郦道元对《水经》的解释说：“黑水发源于张掖鸡山，向南流到敦煌，经过三危山，向南流入南海。”这个说法虽然出自许慎，但增加“流入南海”这一点的，是郦道元。贾耽、杜佑最精通地理，都不改变这个说法，而杜佑的话特别加以修饰说：“经过三危山，流过今天的南溪，然后流入南海。”又在南溪另立一条说：“黑水从北向南流经这里。”根据他的话观察其源头和流向，似乎非常确实。但我用地理知识考察，全都发现它是错误的。因为南海，就是今天的交趾、两广一带的海。汉代的张掖，是唐代的甘州，而敦煌，是沙州。甘州、沙州的水都流入积石河，河流最终向东，那么它的水已经不是向南了。况且积石河既然在它南边，也没有理由可以截断河南过。孔颖达也知道《水经》有错误。但史书中没有其他水可以解释这部经文，于是附会这个说法说：“黄河从积石山以西多有地下潜流，所以能够越过黄河进入南海。”这个说法很巧妙，但我知道它是错误的。黄河的上游，就是于阗的南山，它的下游与甘州、沙州岸边相对的，就是秦河南、唐代的吐蕃。大积石河的源头确实出于阗南山之北。这座山，它的山脚连绵向东延伸，包围黄河南接秦、陇，直达长安之南，也叫南山。如果从上游有地下潜流可以进入南海，不知道这南山横截在南边，将近万里，即使能越过它渡过去，什么道理可以越过它而进入南海？那么说积石山以下多有地下潜流的，既然不可到达，也就罢了。至于它的下游与甘州、沙州相对的，正是秦河南地。河南沿着黄河，大的河流是洮水。洮水既然被阻挡，众水向北流入黄河。即使有地下潜流，可以越过它向南，它不能逆流向上，越过数千里进入南海，也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张掖的水，与南海隔绝如此，那么它不能自己通向南海，是肯定的了。杜佑在敦煌三危之下，又曲折地为之辩解，说从三危经过南溪向南流进入南海。南溪郡，在唐代是戎州，在汉代是犍为。《地理志》：僰道、南广都是犍为的属县。班固的话说：“符黑水发源于南广，向北到僰道流入长江。”这符黑水，就是杜佑所说的黑水，它的大源头既不向南，又以长江为归宿，怎么会有从北向南的痕迹？它不能最终流入南海，完全可以验证。而杜佑的三危，又在敦煌中，隔着向东流的积石河，又隔着向北流的洮水，假设同源委蛇，如何能连接？所以我得以议论它。

黑水

雍州和梁州的外围长久沦陷于戎狄夷人，记载的书籍已经无法考证，似乎难以证实确定了。但我曾经认为天地四方有固定的位置，雍州、梁州与南海有固定的方向，《禹贡》所记载的有固定的指向。如果依据经文辨别方向，用道理来衡量，那么命定之处也还有可以谈论的。现在四川、陕西边界之外，是古代雍州、梁州交界的地方。这里的水，如果源头和流向宏大长远，并且向南流入交趾的海，自然可以推理论断。何况古代记载清清楚楚，有可以依据而说的呢？我依据这个道理，用两本书作为证据。《汉书·地理志》叶榆、贪仆从滇嶲故地南行，连接劳水，最终流入南海。估计它的源头，将近三四千里。又滇池有黑水祠在那里，可以作为证据一。唐代咸通年间，樊绰宣慰安南，亲自巡视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并写成《蛮书》，记载他所见的山川，说：“蛮水向南流入南海的共有四条：江西珥河、丽水、弥诺江，都罗络西南各少数民族而向南流入大海。”其中有丽水，是古代的黑水。三危山确实矗立在上面，所以我又采纳它作为证据二。我援引这两个证据，虽然不能一定确定哪一个是黑水，但黑水决不出于此，因为它介于梁州、雍州之间，面向南海，正好与经文相符。樊绰以丽水为三危的黑水，他的话必定得自于少数民族的风俗。我怀疑它的源头狭小，不足以符合两大州的疆界。又三危既然记载在雍州，那么三危在雍州，不应当在梁州。现在用唐史考察，骠国在蛮族中为南，在蜀地为西南，对于海也是西南一角。而丽水向西流入骠国，才开始到达南海，那么恐怕雍州的境界决不会斜入梁州边界如此之多。至于他所称的西珥河，就与《汉书·地理志》叶榆泽相连，其宽广处可

译二十里的距离，已经足以作为两州的界限。王绰和郦道元都认为这个湖泊是因为榆叶积聚而得名，那么它的水色发黑，也像是榆叶堆积浸泡所致。凡是名称与实际情形，都可以相互印证。而且古代的黒水祠又正好位于益州，就是那个地方。班固将其记载在地志中，原本并没有专门为黒水立文，但它的名字自然与地理相符合。又因为那条水流正是向南流向南海，这虽然是无意中的附会，但事实自然契合，其可以据信的程度，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

不仅如此，滇池的叶榆既在蜀地的正西，又向东北距离宕昌不太远。宕昌戎就是三苗的后裔，与《尚书》中叙述三苗的三危之地又相互呼应。所以虽然不敢断言叶榆就是黒水，但它的方位形迹都与经文相协调，不至于像甘沙所记载的那样，完全不相干。

况且还有可以证明的：大禹划分四海，分别设立九州，每一州兼有后世数十个郡的地域，其疆界划分，可以说是非常辽阔宏大的。如果采用诸家的说法，认为黒水确实在张掖，那么张掖向南距离黄河不过数百里，大禹如果将其划为梁州和雍州的地域，不以黄河为界限，反而越过黄河向北割取数百里作为梁州的疆界，为何如此琐碎细小，与其他州不相类同呢？这又可以清楚地表明，黒水决不在张掖、敦煌之间。

译黑水

自隋代以来，世人本来就有怀疑甘沙、弱水、黑水并非真正黑水的观点。所以《隋书》既然把黑水记载在扶州，而弱水也在其属县，其用意也是怀疑雍州、梁州交界的地方，不应该如此远在西北，所以又采纳扶州弱水的说法来记载它，旨在显示它与雍州、梁州邻近罢了。《唐书》沿袭了这个说法，于是就在西南夷中记载弱水，所以东女城下向南流的河流，小勃律国中的娑夷河，都明确地以弱水命名。董辟附和这个说法，把这个国家命名为弱水国。其种族居住在这条水的西边，所以又叫做弱水西，全都称为董王。这几条记载，虽然都把娑夷河以及康延川当作真正的弱水，然而康延川的水，《唐书》明确记载它的流向，说是向南流，这本来与弱水向西流的说法大相违背。再说东女国，靠近吐蕃、党项，并且与茂州、雅州接壤，而小勃律自称其国是蜀地的西大门，那么对于蜀地来说都是正西方向。既然这些地方都在蜀地以西，而金城南山又扼守其北，那么说向南流的，不只是康延川这一条水，即使娑夷河也没有理由能向西北流。臣于是背对南山来判断它的流向，指向南海来确定它的归宿，既然都审察出它是向南而不是向西，于是宁可违背弱水的旧传，而主张东女国的水，附属于叶榆作为黑水，更加有依据。其方向曲折与黑水相应，而中间不应是弱水的理由，则详细记载在本图及叙文中。

正诞

古语说：画工乐于画鬼神，害怕画狗马。狗马可以比较，而鬼神无法彻底辨明。所以臣推究地理来论述《禹贡》时，那些在中国版图内奏报上来的，就依据它；那些在外域由军队、使节亲眼见到的，就采纳它。然而仍然反复用经典来质询，并用事理来衡量，都没有违背，才敢主张作为依据。如果世上那些《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之类的书，所记载的山川名物，大多卓然奇特诡异，如同荒诞的画工描绘鬼神，恍惚没有着落，不可推究执持，那么臣都不敢引用一句话来扰乱经典。近世晁说之训释《禹贡》，特别博学洽闻，确实很有见识，但也并非没有遗憾。假如一件事有两种说法，那么宁可舍弃经典不相信，而根据这几本书来论述。那些细小杂乱的，来不及全部论述。只有那些大体贯穿天下的，如黄河与黑水、弱水这两条水，还难免不与经典相合。臣如果不根据晁说之的话，推究辨明这几本书的错误，那么读经典的人就会迷惑了。晁说之所援引《山海经》的话说：“黄河、弱水、黑水这三条水，它们的源头都出自昆仑山，所以东北方向的是黄河，西北方向的是黑水，西南方向的是弱水。”如果三条水分流注入三个海，那么在它们的发源地概括来看，大禹足迹所至不止大半，怎么会有座山能独自成为如此大的源头呢？《禹本纪》夸言日月在那里互相避隐，以此作为光明，班固已经曾经根据张骞的说法来驳斥它了。唐代军队威信行于西方，其军队、使节出使聘问所见最为详细，虽然指金城一座山作为名字，与古昆仑相同，然而山隶属于临羌县，不能充满一个县，也合乎有日月避隐的事情。杜佑又曾经委婉曲折地辨明它了。晁氏反而把它引为经典的证据，为什么呢？晁氏也知道三大河流，虽然说以昆仑为源头，而水流在经典中有所谓“既西入南”的，都不能堆积在积石山而加以解释。防备又援引《淮南子》来说：“弱水出自穷石，到达合黎，余波流入流沙，截断流沙向南到达南海。”于是引用弱水，既西这一句话而说：这是经典所说的黑水，并且一同流入南海的。经典明确说余波流入流沙，那么所流入的是它的余波，明确不是正路，怎么能截断它而通过呢？又晁氏认为三大河流都在黄河以北，那么黑水、弱水这两条水还没有截断黄河向南的路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南渡而与它汇合流入南海呢？又弱水既西这一句话，再三详细品味，完全没有符合黑水的意思，不知道晁氏为什么说这样呢。这没有别的，都是因为相信诡异的书籍当作实录，后来自己觉得没有着落，就不免因错误产生错误，以至于支离破碎罢了。晁氏相信书籍的错误，不只是这些。他根据《淮南子》来说三江：江左回环向北流到开母山以北的是北江，北江是从江州经过南康、饶州、歙州、湖州到常州入海，而开母山，是毗陵的山。开母这个名字，古今不见，其他书本来就像画工画鬼神，踪迹隐没在昏暗之中，而晁氏与他推求左回北流的路径，又非常违背地势。南康水出自江州之下，而饶州的水不通歙州，歙州不通湖州，凡是他所叙述的，大都是逆流而上且中间有高隔障碍，这是重复相信《淮南子》而寻求配合的缘故。臣因此知道书籍如果不是正经正史，都难以作为主要相信的依据。臣既然不采纳这种书的话，那么自然没有理由立论辩驳，只是因为晁氏引用来作为证据，恐怕他的说法逐渐扰乱经典，所以不得不与这几本书辩驳，而不是主要与晁氏辩驳。又桑钦、郦道元两个人，他们共同记述创作《水经》，臣都祖述他们的说法来建立经纬，至于他们的错误，也不容许沉默跟随他们的过失。况且《桑经》叙述三江时说：岷水到牛渚分为二，其中一条经过毗陵成为北江，这是可以说的。其中一条为南江，却经过宣城的桐水而到长渎，又向东到松

译长江从这里流出。用现在的地理来说，那就是说江水从采石矶倒流而上至广德，越过广德中高之地注入太湖成为松江，这种错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水经》中关于郡县山川的记载，都依据正史，因为记载的是实际情状，所以最为精确严谨。而博学多闻尚且会产生这样的错误，何况舍弃正史而相信荒诞的传说，这怎么能作为可信的依据呢？所以司马迁、班固评论说：“谈论九州地理的，《禹贡》比较接近事实。至于《禹本纪》、《山海经》，那就太荒诞了！”杜佑因此怀疑这类记载都是孔子删定《诗经》《尚书》之后，崇尚奇闻异说的人所作。它们的诡谲荒诞与纬书、《越绝书》属于同一类，所以像范晔所采纳的廪君、盘瓠等事迹，都不足以作为依据。我深深认为这三位学者的言论并不违背圣人之道。荒诞虚妄的说法，不应当混杂在史书中，更不能用它们来证明经典，难道可以吗？

译地名

马融、郑玄、王肃都称“三澨”是水名。许慎解释其含义说：“在低洼处增加水边，这是当地人所认定的，他们的说法不同就像这样。”那么这个地方自然就没有确定的名称了。查考《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军驻扎在勾澨，用来讨伐各个庸国。宣公四年，楚国令尹子越在漳澨驻军。定公四年，左司马戍在雍澨打败吴军。昭公二十三年，司马防越在蓬澨自缢。服虔有时称它们为邑，有时称它们为地。京相璠引用杜预作为依据说：“是水边及旁边的地名。”如今南阳的淯阳、宛两个县，淯水的“淯”，又有南澨、北澨了。而各位儒者所指，一半认为是水，一半认为是陆地。而郑玄和刘淦明确指出在尧县境内。所有这些说法，郦道元都不肯明确注释哪个是正确的，只是存疑罢了。臣认为三澨在荆地，在后世正是楚地。而《左传》所说的四个澨，也都是楚地。假如伐庸、师漳、败吴、缢蓬这四件事，恰好缺少其中一件，没有见于经文，那么那些应当属于三澨的说法，必定会对应三澨了。所以古代的事情，如果没有亲眼所见的确证和长期学习的实证，不可以主观臆测。而世间的儒者却执着于相距数百代的地名，偶然有一个字相近，就用来附会经文而言说，难道不荒谬吗？况且山川名称，随着时代变化，古今并不一致。事情有因为声音相近而讹误的，如邾、邹、邹、洋就是这样。有书写久了而讹误的，如圁水变成圜，阴屯河变成毛州，橐皋读如拓如络，又转拓为拓，以为拓皋，那就完全失去本意了。又有不是因为转写错误，直接改变最初称呼的，如九州之名，到现在雍、豫、梁三者就不能再作为州名，那么其他琐碎的还值得探究吗？怎么能凭借后世的名称来考证古代并寻求大禹的踪迹呢？臣认为《禹贡》，主要应当不违背行水的本意，而其他事情应当省略。况且辨别方位标示境界，那么高山不可不知道它所奠定的源头；探讨水流，那么大水不可不知道它的流向。这两者，大禹的布置规划，从此产生。经文如果不考察这些，就没有其他主导，执着于探究本意，这是不可省略的。从此以外，水流所经过的地方，也是重要的证据。而地名山称，随着事情讹误变化，年代久远无法考证。如果想要执着一个依据作为信实，未必确切审慎，而疑证所及，有时颠倒东西上下。愚昧的人执着于此，反而被经文所蒙蔽。臣所以不免详细陈述。

鸟鼠同穴

经文对于鸟鼠一座山说了三次，雍州说“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导山说“西倾朱圉鸟鼠”，其后叙述渭水，又说“鸟鼠同穴”，大概先前单独说鸟鼠的有两次，而合说鸟鼠同穴的有一次。占三从二，那么鸟鼠同穴已经显示不是一座山了。查考《水经》，桑钦只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没有同穴的文字。”《地説》说：“鸟鼠山，是同穴山的分支之间。”根据这个，那么鸟鼠同穴自然是两座山的名字。孔安国说：“鸟鼠共同作为雌雄，同穴居住，这座山因此得名。”这个说法很奇怪，而本于《尔雅》，臣不敢轻易议论它的错误。郑玄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两个名字应当是两座山了，而怀疑经文的“鸟鼠同穴”，大概是连文，于是又解释说：“鸟与鼠飞行而居住的，那座山叫鸟鼠；等到它们停止而同处，那座山叫同穴。”并且说：“鸟名叫鵌，像鵽而黄黑；鼠同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处。鼠在内而鸟在外。”这不仅谨守《尔雅》，而且兼存“鸟鼠同穴”的文字，两方面都说到，希望有一个能符合。然而其理有可疑的，鸟鼠异类，自然不应该相配为雌雄，假使有这种情况，这两种虫子，怎么知道而能飞行止宿异处同归，不超越它们的常理呢？况且《水经》所载两座山之中，川流间隔不正相附，其言“鸟鼠飞防”，各为一座山，而它们所宿又自是一座山。推之于鵌，尚且或许能做到，如果鼠要渡水，必定等待游泳才能越过，对于同穴的道理不能恰当，大概是专意附会《尔雅》而不自觉其不通。至于杜彦远，则认为同穴止宿，养子互相哺养；张晏认为不相配为雌雄。最后杜宝《大业杂记》有说：“大业三年，陇西郡守献同穴鸟鼠，炀帝对牛洪说：‘《尔雅》说它的鸟叫鵌，它的鼠叫鼵，鼵应当尾短，现在长为什么呢？’牛洪说：‘旧说未必可以依据。’于是画图交付有关部门。”这个说法，杜宝认为可以相信，所以记载。然而炀帝好奇怪尚阿谀，宫禁之内，高德孺尚且指野鸟为鸾，令其放纵无度，荒远守臣强取鸟鼠配合古说来取悦，固不足信，而穴鼠尾长短已与古记不同，大概是知道欺诈蒙蔽。李吉甫《郡县志》说：“鸟鼠山今名青雀山，其同穴鸟如家雀而青，鼠如家鼠而黄，其气辛辣，人马若中的辄病。”这个说法，假使确实不妄，那么隋唐相近。牛洪必定知道，以牛洪的谄媚，凡事迎合炀帝，当他质疑鼠尾时，牛洪岂肯不用这种话质对它的欺谄呢？吉

译我虽然相信传闻并记载下来，心里自认为意志坚定确切。然而古人以鵌的颜色为黄黑，而今人以雀为青色，雀不仅隋代的鼠尾与古代不同，而且唐代的雀色也与古代不同，这些都不可据信。再考证其说法，认为山在县城西边，渭水所出的三个源头一起向下流，这就正好与《地説》所说的鸟鼠是同穴山的分支相符合。那么鸟鼠山，难道是同穴山的另一分支吗？渭水从其间流出，共有三个源头，而下游才开始分散。这三个源头，都经过大禹疏导河道，只是鸟鼠这一座山特别大，所以《禹贡》概略叙述山川时，单独提到鸟鼠两次，大概是举其大的来说。鸟鼠山虽然大，但渭水的发源地不止这一座山，所以在叙述渭水的起始时，兼举两山并提，所以说“鸟鼠同穴”。参证前后文，它是两座山，有什么可疑呢？又何必用传说的怪异荒诞呢？况且郦道元最崇尚怪异，他叙述注释各条河流，全都采纳小说、异教、奇闻、幻记作为实录，却唯独在这里不肯相信。于是前面叙述渭水源头，就直接引用《地记》来阐明同穴，是另一座山；后面对于孔安国、郑玄、杜预、张华四家的说法，也都保留而不认为是正确的。平时崇尚怪异的人，到这里还怀疑其怪异，那真是荒诞了。我详细辨析这些，只是因为渭水源头近而可以验证，古代的鵌色黄黑到唐代变为雀而特别变成青色，那么其荒诞又可以证实，而世人还相信它，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事情出于隐暗流传久远，像水味、地脉之类，都不应引用它们来扰乱古代经典。

译田赋

大禹制定赋税时，说：“根据土壤的三等差别来制定赋税，使天下适中。”孔子叙述《尚书》时，说：“根据土地情况来征收贡赋。”那么九州的田地，都应当与赋税相当。现在的经典中，赋税与田地相当的，只有兖州一州罢了。荆州的赋税，比田地等级高出五等；雍州的田地，比赋税等级高出五等。这是什么缘故呢？孔安国说：“人力有的勤勉有的懈怠，按理推求，应当确实如此，但没有旧例作为证据。”有人说：“赋税，只是记录从田地中产出的米粟罢了。赋税之外还有贡品，将贡品合并计算在赋税收入的数量中，所以高低相互抵消，田地品级与赋税等级自然就不齐整了。”这种说法，臣在经书中寻求，似乎也有道理。因为雍州是赋税最重的地方。除了田赋之外，它的贡品有金、瑶琨、篠簜、齿革、羽毛、木织、贝、橘柚等，多得不胜枚举。雍州是赋税最轻的地方，因为它除了田赋之外，所贡的只有璆琳琅玕而已，也没有包篚之类的物品，所以总体说来就轻了。用赋税最重和最轻的情况来对照经书，这种说法近乎可信。然而研究经书的人不能固执一端，得到一个方面而推求其他三个方面都没有阻碍，这才算是通达。现在这种说法说：“田地品级低的，其赋税本来轻，只是因为包含了贡品和篚器的数量，所以变重了，这是对的。”但是考察冀州，它的赋税只总计秸粟米，此外绝对没有一项贡品，用什么东西增加计算，而使赋税比田地高出四等呢？徐州的赋税比田地低四等，也已经很轻了，然而它的贡品有夏翟、桐磬、珠、鱼、缟，不能说不多了。这其中珠、缟等三者都不是容易得到的货物，又不知道要求贡纳的数量有多少。那么为什么不能合并计算以归入重赋的名目呢？由此推论，知道这种说法不能立刻通达。

田赋

论述古代事情的人必须得到古代的制度，古代制度又应当得到古代语言的印证。既然有古代制度作为查考依据，又有古代语言从而阐明它，那么古代事情的情况就显现了。经书分州叙述事情时，贡与赋相对。出自大禹建立制度、取用民力之初，明确表达他的意思，只说“使各种土壤交互校正，谨慎地处理财赋，根据土壤的三等差别来制定赋税，使天下适中”。只根据这段文字来寻求，那么九州的贡品和篚器似乎不在计算之内了。然而那本书专门以“贡”命名，而且孔子叙述这本书，也只说“根据土地情况来征收贡赋”，那么“贡”又似乎专门指贡品和篚器而言。而臣有办法折衷其归宿，是从孟子那里得到的。孟子说：“夏后氏五十亩而贡，商人七十亩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都是十分之一。”《禹贡》中的贡，就是孟子所说的“五十亩而贡”，大概是一个时代的赋税名称。它作为贡，虽然与助、彻同为十分之一，而其制度之所以取名，则是龙子所说的“核算多年的平均值作为常例”，又是它之所以为十分之一的原因。再考察经书，兖州必须等到十三年才与其他州相同，是因为兖州位于东北最低处，水灾特别严重，其他州的山水田地早已安定，其耕作又早，而兖州那些升高避水的人，现在才开始得以离开高地居住于平地。如果不是宽限期限，让他们长期努力耕作，那么就没有所谓核算多年平均值可以建立贡赋，所以兖州必须等到十三年才与其他州相同。那么龙子所说的核算多年平均值作为常例，经书本来就说过了。况且经书叙述“根据土壤制定赋税”，必定要等到六府（水、火、金、木、土、谷）都修治好之后，那么土地尚未产出谷物，各种土壤虽然可以比较校正，大禹还不肯立刻制定赋税标准。那么赋税本源于多年校正，又可以证明了。孔安国用人力参杂田地品级，难道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吗？

田赋

周人的制度，井田九百亩，其中一百亩为公田，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共同耕种公田。这是聚集八家的力量耕种公田一百亩，而八家另外各自得到一百亩的收入，这就是它之所以为十分之一制度的原因。因为所征收的只出自公田，如果不是丰收年，必定不会在公田之外多索取一粒粮食，这就是田与赋常常保持十分之一，而没有时轻时重差异的原因。夏后氏的制度，一个男子受田五十亩，如果年成丰歉，就随着田地所产出的归公，上限与周朝相同。而又所谓核算多年的平均值作为常例，又在田地品级之外参杂每年的收成情况来制定品级标准。田地品级确实有高下，官府又有登记每年收入并参杂记录的，经过多年后斟酌其中值来定多寡，这用意以为更加详细，却不知恰恰导致了弊端。多年核算已经确定，多寡不可更改，但后来的年成不一定像当初参杂确定时那样，于是所缴纳的就开始有偏颇了。当丰收年粮食多得狼藉，多年核算所取的比十分之一已经少了；等到凶年粪肥田地还不够，却也取足定额，那么多年核算所取的比十分之一已经多了。所以龙子得以议论说：“治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不好的。”这就是田与赋有时不相适应的原因。虽然如此，圣人立法，还有可议论的吗？黄门苏氏的话说得好：“贡法不如助法，俎豆不如盘盂，肉刑不如徒刑流放笞杖。”古人不做这些，不是不智慧，而是形势尚未达到。睡在地上的人得到草垫就安定了，自从有了草垫之后才有竹席，自从有了竹席之后才有温暖华丽。这就是贡、助、彻都是十分之一，而所以为十分之一的原因不同，大概看到了弊端之后才知道如何补救。

鲧

治水的功绩没有成就于鲧而成就于禹。不说鲧的筹划都

译禹不善治水，但禹最终都成功了。只是鲧的大致方略乖谬错乱，长久不能完成治理，所以尧随即把治水之事托付给禹。鲧虽然筑堤阻挡洪水，被放逐而死，然而他仍有抵御重大灾害的功劳，得以列入祭祀典册，这难道是他没有功劳吗？他在历经九年之后被放逐而死，按照当时的法制来说，经典记载“三次考核而政绩不显著”，自然应当罢免昏庸之人。所谓“殛死”，并非被处决而死，而是说死于被放逐之地，不能生还罢了。《尚书》中记载鲧的殛死与舜的野死并列连文，由此也可以类推而知。不然的话，鲧的罪过难道不比三苗轻吗？三苗没有被处死而鲧却死了，这难道是圣人的制度吗？臣根据当时的情况考证，经过十三年才统一，这正是禹报告治水成功的那一年。禹自己说：“我乘坐四种交通工具，沿着山势砍伐树木。”又说：“我在涂山结婚，辛、壬、癸、甲四天。启呱呱啼哭，我不去抚养他，只因为忙于规划水土工程。”将辛壬癸甲四天与鲧的九年相加，正好是十三年。这说明禹独自承担治水事务的时间很短，而鲧创立治水规制的功劳很大。孟子说：“禹在外治水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这应当是把他辅助鲧的时间也算在内，与禹接替鲧的时间合并计算。禹接替鲧的时候，正值舜接受禅让，而他跟随鲧辅助治水，则是在尧的时候被举荐任用的。舜咨询四方诸侯，谁能继承尧的事业，让他担任百官之长，大家都说伯禹可以担任司空。尧说：“禹啊，你平治水土，要努力啊！”既然平治水土的功劳归于尧，司空的官职也不是初次任命。如果不是尧，还有谁举荐禹呢？尧举荐禹来辅助鲧，禹依靠鲧而成就功业，但世人有时不加考察，以为舜才开始举荐禹来代替鲧。古代的事情像这样的很多，所以借此事概略其余。

译夷夏

大禹治理天下的道法，是从积石山开始疏导黄河的。后世所称的积石山，并不总是属于中原王朝所有。黑水流入南海，应当在交趾一带。弱水与流沙都在西域。极西之地的这三处，必定都接受中原王朝的政令，所以大禹才去治理它们。如果不是这样，那里的百姓既然无法役使，大禹怎么能得到他们的劳力来供给呢？由此说来，当时大禹统治所及的范围也很广了。世间的百越之地，直到秦汉时期才归属中国。舜巡视南方到达苍梧，并葬在那里。现在的湖广地区都是那片土地。大禹到会稽，也正好是越地的范围。那么百越之地，也是受到舜和禹的统治的。朝鲜在后世称为高丽，隋唐曾挥动混一四海的大旗，却不能攻克它。周朝人让箕子在那里建国，夷人并不抗拒。现在综合这几件事来看，古代帝王所统治的范围，比后世特别广阔。他们划分疆界田野，列在侯服之内的地方，难道能容许有一个不属于同类的人吗？然而《禹贡》九州之中，有六个地方是夷人居住，经过三代圣王共同搜捕清除，也不如历代时间久远而逐渐出现戎人。淮河流域有夷人，蜀地有羌人，骊山、髳地、晋地、洛水都有戎狄。荆州、吴地、长甘是蛮人，临越又多不纳入户籍。他们盛德远播覆盖四方像那样，而异族交错居住在近地的情况却如此。古语说：“厅堂上不打扫，那么郊外的杂草就不会被看见被清除。”现在这种远近适宜的情况，竟然差异很大无法凭主观推测，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曾经思考过，三代以上，君主拥有天下与后世不同。《尚书》说：“拥有四海，成为天下君主的人，不是要富有天下，而是能够驾驭其广大并主宰控制它。”他们之所以成为君主，从古代开始，就是接受土地和贡赋而来的。侯服之地进行治理，做到详尽，详尽则事务像法律度量一样规范。他们朝贡赋役的法度，诛杀奖赏严格遵循同一轨道就是这样。如果只是接受羁縻控制而已，那么治理就做到简略，简略则威势怀柔没有冒犯，像所谓宾服王享，他们的心归顺，这就足够了，不再有其他索取。这就是四海一君的情况。自从秦人兼并六国，把自古以来的侯服改为郡县，于是开始认为天下是自己所有的，而把人口和贡赋全部登记在御府作为财富。他们的大臣向上天称颂皇上的议论说：“从前五帝地方千里，其外是侯服夷服，诸侯有的朝见有的不朝见，天子不能控制。现在陛下平定天下，海内设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古以来未曾有过，五帝所不能及，应当上秦皇的尊号。”因为狭隘地看待千里畿甸而夸大其能力，用郡县统治四海来凌驾于古先圣王之上，那么这哪里还是庇护百姓呢？只是富有天下罢了。后世习惯看到秦人的制度，认为每一寸土地每一斗粮食都在图册户籍中才算统一，那么对于华夷交错居住的情况，固然应该有疑问。

夷夏

古代天子自己所有的土地，帝以五百里为甸，王以千里为畿。从五百里、千里以外，虽然绵延四海，明确列入贡籍的，大率也舍弃不管。侯国不私有土地，又怎么肯兼并戎狄来扩大自己的地盘呢？何况戎狄在中土，凭意思推测，他们必定不是突然从外面进入，也像五等诸侯世代拥有土地一样，帝或王也沿袭而不改变罢了。如果不是从我这里赐予的，而想从我这里夺走，除非有极大的震慑，他们肯折服听从吗？古今只有秦始皇、汉武帝不顾惜人命、不顾惜国家计策，所以能吞并百越拥有它。秦最终因此灭亡，汉也几乎支撑不住。帝王肯这样做吗？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的度内如果有扈、嗣侯那样的叛乱，才出兵；不然的话，即使像大禹征伐三苗，也迟疑不轻易前进。后来训诫齐国不服从，也止于放逐首恶，就罢了。由此说来，如果不严重危害治理，就驱使他们居住在夷而不毛之地，圣人不这样做。现在世上有猺峒，经历千百代而常常保持原样，即使在极盛的时代，也保留他们不去除，因为他们不严重危害治理罢了。至于交错居住而有冒犯的，圣人处理他们就有道法了。蛮夷扰乱华夏，士师明确五服五流来创惩他们，所谓扰乱华夏的，正是指出巢穴侵犯治理境界。如果像世俗儒者的议论，一定要到幽、镐、焦、获都被侵凌才叫扰乱华夏，那么五服五流士师还能施行吗？孔子讨伐莱人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就是这种不法存在于《春秋》中的情况。这种法度如果明确，即使夷类间杂存在，有什么损害？

五十二

圣人的治理，那些近而可以简略的，既然没有穷尽了。荒忽之地，难道肯远远前往，操纵者是什么？覆盖他们深厚，而责备他们微薄。后世得到土地，就计算他们的贡入；有百姓，就加以役使，这就是难以服从的原因。帝王的时代，根据远近确定朝制，所以有日祭、月祭、事享、岁贡。至于荒服，只责备他们终王。终王，就是周的蕃国，世代见一次面的意思。名为率附，终一个帝王之世，才责备来一次，已经简略了。《尚书》说：“明王谨慎德行，四夷都来宾服，没有远近，都献上方物。只有服食器用，当他们因宾服德行而来，不责备贡品，只随他们方物所有，作为进献。”像行人的宝挚，肃慎氏的楛砮，昭德致而无财费，责备他们不又廉洁吗？等到西旅獒进贡，稍涉怪异，大臣已经叹息奇异作戒惧，从此远人不格，他们责备之轻，大抵如此。他们服从，就没有费用；不率，就有祸患，顾何惮而不庭呢？如果后世则有甚不然者

译罢了。隋唐征讨辽东，也宣扬其罪过，作为出兵的正当理由，实际上却怀有楚子灭陈那样的野心。如果不是兵力耗尽、力量枯竭，他们决不会自行归顺。假如像周朝安置箕子那样，既安抚他们，又完全没有索取征敛，他们哪里需要用抗拒来让自己陷入困顿呢？大禹将三苗流放到三危，把中原人安置在他们的疆域之中，意图就像周朝将朝鲜封给非本国人一样。三危之人安于现状，是因为知道这对自己没有危害。楚国和越国已经遥远，所以它们对于近处臣服的诸侯在时节礼仪方面，有时并不参与。战国时期，甚至说楚国和越国向来不受控制，荀子也把自己归为荒服之地。然而舜和禹南巡狩猎，率领众多随从和诸侯，当时正行经那片土地，后来又在那里安葬。楚国和越国对云梦之游并不怀疑，这就是上古与后世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