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现在确定的弱水图

叙说

郦道元《张掖黑水图》

叙说

《汉书·地理志》劳水、防叶榆水流入南海图

叙说

《水经》叶榆水流入南海图

叙说

樊绰《黑水图》

叙说

现在确定的黑水图

叙说

九州贡道序

雍、梁、荆三州贡道相因图

叙说

兖、青、徐、幽四州贡道相因图

叙说

冀州夹右碣石图

叙说

汴水、济水分合图上

汴水、济水分合图下

叙说

汴水与济水的区别

汴水支流的曲折

汴水立名辨析

荥阳与汴水互派辨析

茛荡渠口辨析

隋代汴水的源头与终点

宋武帝开凿汴水入渭水以取长安图

叙说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上》宋程大昌撰

臣不揣浅陋，著论以阐明《禹贡》，而自古至今，郡县山川，无不涵盖，颇为浩渺难见，于是为这些事绘制地图，各自按地理排列设置。其中固有出于古来旧说，而对照《禹贡》却不合的，又有虽然符合经文，但地理位置已改易其真貌的。说法既各不相同，如果混杂为一图，则恐怕交错难懂。臣现在稽考寻求先儒旧说，各自按其说法先绘制地图，从而辨正其错误。旧说既已完毕，于是拿出臣的愚见绘制地图，附缀在后面。又担心臣先前所著的论述，文字稍多，且不与图本附丽，对于寻求不便，于是摘取事实，随其方位，略标要点，贵在看一眼就能理解。历代山水名称改易众多，又郡县分合更改世世不同，现在暂且专以唐代地书为正。一则取其州县四境都有方位界限，可以贯穿远近，少有差失。一则多用唐代制度名称，也贵在统一归一。异时如果有详细稽考的人，则根据唐代人所命名的山川郡县，即其世数先后稽考典籍，可以考证而知。地图以颜色区别，青色为水，黄色为黄河，红色为古今州道郡县疆界。那些用雌黄标记的，则是旧说中不妥当而标示出来的。臣愚钝短浅，也知道前世博学的人不肯触犯众儒所不言的，以招致讥议。然而臣认为儒者应当考据古事，如果言论不当，而启发他人意见以归于正确，或许可以稍备国家稽考依据，也是臣乐于做的。臣因此不敢以浅学为借口。

九州山川实证总图【缺】

叙说

《禹贡》山川，臣已经著论，以通达其理，现在又绘制其方位。地理贵在易见，然而一山一川而古今数说错出，则已经各自绘制地图，对于随事考阅则方便了。但是想要概括华夏与夷狄而参看，则散漫无归宿，臣因此绘制总图，取其有确证者聚集在上面，合四海之大，书写不超过一尺纸。只能略标其目，而委曲详备的，则应当求之于本图，这里不容详细。

现在确定的禹河与汉河对出图【缺】

叙说

臣按《禹贡》古河，其正流只有一大派，自积石直到降水、大陆，而末流播散为九河的，就是如此。至于其分派旁出的共有两条，在南为济水，稍北为漯水。二水虽然分枝于黄河，但都不能称为河。周定王时，黄河迁徙故道，则已与《禹贡》不同。汉元光年间，黄河又改向顿邱东南流入渤海，则汉河完全不是禹河的故迹了。司马迁、班固虽然能说出禹河在降水、大陆者别为一枝，而又杂取汉代新河，也附会于禹，他们说“禹疏导为二渠”的，就是如此。孟康顺承迁、固此语，以汉河为漯川，其意以为禹时漯水曾受黄河，也是禹迹，可以附会迁、固所谓“禹疏导二渠”的，其说巧妙。然而漯水在禹时未曾得附名于河。如果把漯水当作正禹河呢，济水大于漯水，也是禹所疏导，又可以增加数目以为三渠了。况且漯水故迹也与汉河殊异，岂可引以为据？然而自此说既行，历代儒者都误认汉河以为禹河，因此大伾以下降水、大陆都没有依托，盖因禹河既背离汉河而干枯了。其地又正在北，历代讹误以为王莽故河，而不知其真是禹河。于是虽有迹道绵亘数州，世儒也不知稽考以为据，而降水故渎虽存，既与汉河相背，也一并被废弃，不以此证经，甚可惜。臣既具论首末，又著之于图，贵在易见。

叙说

《禹贡》大河至周汉以后改向顿邱东南以行，则凡禹河所经历的，都不可并汉河推讨了。诸家不悟其失，故说愈多而愈与经背。臣为此故，先为之图，以究见禹河实地，乃始别出此图，以见诸家之失证也。古迹关于河道者多，故条列而言之，冀不杂尔。

大河经历

导河自积石以下，未至龙门，以上经但一书，积石不言方向，知荒远在所当略也。既及龙门，则在冀都之西，故因其所经以记其自南折东之地

译而说“南面到达华阴”的，是为了详尽地说明情况。东面经过洛水入黄河处，到达大伾山，这是从它再向东然后折向北的方向来说的。北面经过降水，到达大陆泽，这是从它径直向北的正路来说的。它的叙述记载非常明白，所以可以依据它来考证世代相传的地名是否正确。

译龙门

黄河流到慈州文城县的孟门山，这里就是进入龙门的地方。流到绛州汾水汇入黄河的上方，就是出龙门的口。在这中间，地势非常险峻，黄河大多冲破山体而行。两岸都有开凿的痕迹。汉代的说法都认为这是大禹亲自开凿的，以便让黄河水流过。所以后世用“龙门”来命名地方的，不止一处。

华阴

黄河流经华山的北面，所以叫华阴。黄河从北狄流入中原，都向南流到这里达到极限，才开始转向东流。后世的潼关就在这里，因为关隘的地势被黄河水流撞击，所以叫潼关。

砥柱

砥柱属于陕州硖石县。之所以叫砥柱，是因为石头矗立在黄河中央，耸立形成三道河道，水流包裹着它穿行。因为它像柱子一样矗立，所以叫砥柱。因为它像水门一样，所以又叫三门。贾让以及《淮南子》、《水经》都说大禹开凿了这块石头从而疏通了黄河，让水流通过。黄河流到华阴潼关时，就已经改为向东流了，不需要等到砥柱才开始向东转折。现在说“向东流到砥柱”，是因为改为向东流之后，只有砥柱值得记载。

孟津

孟津属于洛州河阳县，周武王军队渡过孟津，就是这里。唐代设置河阳三城节度使，治所设在这里，本朝沿袭下来，改为孟州。这也是杜预建造浮桥的地方，名叫富平津。

洛汭

洛水流到洛州巩县东北方汇入黄河，之所以叫洛汭，是因为洛水向北汇入黄河，黄河的南面，洛水的北面，这两者之间的地方叫汭。汭的意思，就是在洛水之内。渭水汇入黄河之间的地方，也叫渭汭，正是这个道理。

以上从洛汭往上的地方，黄河在地势中穿行，其他水流反而来注入黄河，所以山水的名称和踪迹，古今一致，没有错误，因为山川都依附于黄河的缘故。从大伾往下，不论水道难以考证，即使是名山曾经依靠黄河的，也变得无法究辨。这不是山有迁移，而是黄河已经变迁，年代又久远，人们只知道新的黄河是黄河，却不知道旧的山不依附新的黄河了。如果沿着新的黄河去寻找，怎么能得到旧山的真相呢？山是静止的物体，尚且因为黄河的迁移而错乱成这样，那么降水、大陆等地方的方位，就更难究定了。这就是沿河之地没有确切依据的原因。

大伾

张揖认为成皋山是大伾，薛瓒、杜佑认为河内黎阳山是大伾。两座山都是黄河所经过的地方，又都是自古以来的旧传说。我唯独不认为张揖的说法恰当，是因为黎阳山在黄河即将向北流的地方，大禹特意记载它，正与大禹在黄河将向东流时先记载华阴在最南方的情况相同。如果成皋山，既不是从东转向北的地方，又不像龙门、砥柱那样险阻需要疏凿。它距离西边的洛汭已经非常近；距离东北的降水、大陆，又非常远。大禹为什么偏偏在这里多次提及呢？所以我对于薛瓒、杜佑的说法有所取正，因为他们的道理恰当。

降水

郑康成认为淇水从卫州汇入黄河的地方是降水，他引用的错误，原本自己已经察觉，于是改引屯氏河作为证据。郦道元既然沿袭了他的错误，随后又发现屯河没有降水的名字，于是又更改《汉书·地理志》中屯河的名称，以对应古代的降水。既然已经明显错误，而且有很大失误。仔细研究《尚书》叙述黄河说：“向北经过降水”，这是原本就有降水，而大禹因治理黄河经过那里，道理非常明显。现在屯河是因为汉代黄河决溢才有的踪迹，假设汉代黄河真是大禹时的黄河，也没有因为这条河决流反而记载这条河位置的，何况汉代黄河本来就不是大禹时的黄河，而在汉代黄河的支流中寻找大禹黄河所经过的地方，这岂不是重复的错误吗？这个错误的起因，不出我所陈述的范围。黄河既然改道，沿河的山水都不是原来的样子，却不知道回到没有改道以前去考察，这与在船边刻记号寻找掉进江里的剑，正是同样的错误。

大陆

《汉书·地理志》记载大陆在钜鹿郡钜鹿县北，钜鹿县是唐代邢州平乡县。不论汉代黄河、大禹时的黄河，都未曾经过邢州而行，那么即使有大陆，自然不足以依据它作为经文的证据。《春秋》记载魏献子曾经在大陆打猎，发生火灾，回来死在甯邑。杜预也不能确定大陆在哪里，只是怀疑钜鹿与甯邑太远，于是推测大陆应当在河内脩武县。现在不论大陆在脩武县的说法是否正确。河内远在澶、魏上方，不是黄河向北流的地方，那么经文说“向北经过降水而到达大陆”，杜预的说法显然不能与之相应。既然他的说法不坚确，于是后世转而向下流寻求的人很多。隋朝将赵国的昭庆改为大陆县，唐人又割鹿城设置陆泽县，都怀疑钜鹿的大陆不与黄河相应，所以辗转寻求向北的地方。等到郡县名称已经改附经文，但最终没有考证依据，后世也不坚信。我所著的论述只是取考古并用道理来折中，不敢凭空创意来确立自己的说法，曾经暂且以深州的大陆为正确，用来证明经文，并且看重它与“向北到达大陆”相符合，其实内心并不安适。像我这样愚笨的人，想要综合古代说法并加以用心确定。《尔雅》说“广阔平坦叫陆，所谓大陆，四周没有山丘，空旷而都是平地，所以用它命名。”经文在冀州说“大陆既作”，意思是水患已经消退，即使是广阔平坦的地方，也没有水患，于是可以耕种了。遵循它的名称而探究它的道理，固然可以意会推演，而古代的事情又可以言说。大禹时的黄河从澶、相以北，

译（黄河）都沿着西山的山脚流淌，所以班固、司马迁、王横都说“把它引向高地”，那么古代黄河在冀州以及古绛州以南的部分，大都是穿过西山的山脚而流动的。等到它流过信都、古绛向北之后，西山的山势中断，地势开阔平坦，于是根据这种实际情况而用“大陆”来命名它，不也是名称与实际相符吗？我曾深入考察古书而得出这个道理，自认为稍微确切，但不敢正式确立为定论，是遵循圣人存疑的原则，然而心中难以抑制，最终不免陈述一番。从大陆以北是唐代棣州、景州、沧州的地方，地势更加低洼，所以黄河在这里分叉为九条支流，是因为那里的土地不再平坦广阔，而是特别低洼的缘故。这又是其道理可以互相阐明的地方。

译叙说

自汉代以后，谈论九河的人多得不胜枚举。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出于私意妄说，那么他们所指出的地点都有实地依据；如果说他们所指出的地点都可以确凿考证，那么前人指出的地点，后人又将其移往别处。况且有的一个名称却有两个出处，有的新河道却沿用旧名称，完全没有源流脉络。我曾对此深感疑惑，所以绘制地图列出其地理位置，并加以疏解说明，使重复、差异和相同之处清晰明了，那么讹误自然显现，不需要过多辩驳。

叙说

从汉代到唐代，对九河的考求非常详尽。汉代距离古代较近，只得到三条支流。唐人汇集历代积累的传闻，才说出九河中找到了六条。距离古代近而采获的少，距离古代远而采获的多，这已经不可信。至于那些明显讹误的地方，班固明确地将滹沱河当作徒骇河而不觉悟，滹沱河并不与古黄河相涉。乐史所说的马颊河，是用汉代的笃马河来对应。这类说法都是明显不可依据的。臣查阅经书说：“又向北分流为九河，汇合为逆河流入大海。”又说：“夹着右边的碣石山流入黄河。”又在导山篇中说：“太行山、恒山直到碣石山流入大海。”由此可见，九河的北边和东边一定有逆河，逆河的河口一定有碣石山，这是非常明显的。古今论述九河的人，都泛指平原、渤海地区旧河道的枯迹，以此来凑足九条的数量。而他们所说的九河，又各自成为一条水流，直接流入大海，没有明确指出逆河在何处，能够汇聚九河共同流入大海。假如九河和逆河的水道变迁难以考证，但碣石山山顶和山脚都是石头，不应该倒塌淹没。古今在兖州、冀州寻找，都没有找到，也很少有人提出这一观点作为九河和逆河的实证。所以臣回归经书，怀疑从汉代到唐代凡是谈论九河的人，都不是自古以来的确凿依据。于是因为郦道元极力主张王横、张揖的说法，认为九河、逆河、碣石都已经沉没于海中，而臣心里认为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后来又详细考证，平州的南边就是沧州的东北边。平州、沧州交界的地方有座山名叫碣石，还在海中可以望见。这座山大概靠近平州而远离沧州。从平州看它是正南方向，那么从沧州看它就是东北方向。九河分布在兖州的北边，斜着流入冀州。而逆河应当在更北边，以接纳九河，那么它正对着冀州的东北边，与平州相邻。从方位位置换个角度观察，平州南境的碣石，本来就是冀州东北境的碣石，后来沉没入海是非常明显的。臣因此知道九河、逆河一同沉没入海，王横、张揖、郦道元三人历经三代，观点相同，具有实证，不是空谈。

叙说

济水从黄河以北流出，越过黄河向南，又再次名为济水。世人对此已经产生怀疑，又担心后世的汴水接受黄河水，正好与荥渎上下相邻，所以辨正更加困难。臣已经在论述中详细记载，但其曲折繁细之处难以察觉。为了便于观察，既然已经绘图列出其地理位置，就根据事实进行辨正，贵在容易看清。

济伏流辨

济水从黄河以北截断黄河向南渡过，仍然得名济水。起初它只是黄河，接受其他水已经很多，济水流入黄河，正好赶上黄河满溢流出南岸，大禹所以还用原来的名字命名它，本来没有其他说法。读经书的人不探究大禹命名的关键全在“溢”字上，反而因为那些凿空之论，就说济水有地下暗流，所以流入黄河而不与黄河混杂，这就是它名为济水的原因。历代地理书本来知道它从河北温县流入，从河南荥阳县溢出，然而还是变成一种说法说：济水源出于王屋山下，水积聚清澈不流动，而它的重源出于济源县。后来唐高宗怀疑济源与黄河不连接，而许敬宗只用伏流来回答，他的说法大概取重源作为根本，只是没有思考济水如果真的能伏流，那么在唐高宗时代，荥口虽然不接受黄河水，仍有溢流从地底涌出，那么伏流的说法就可信了。现在黄河水不流入荥口，那么荥泽就干枯了，还说伏流，这不是欺骗吗？

杜佑说后世不当有济辨

杜佑说：济水在黄河以北的部分，王莽时干旱，这条渠道干枯，水只流入黄河，不再截断黄河向南流。而《水经》叙述济水，却完全依照《禹贡》的旧道，这是非常不详细的。又说济南、济北、济阳、济阴，凡是郡国依附济水命名的，都是命名不审慎，这虽然是一种见解，但非常不通。河南有济水，大禹时也不是流水，真能截断黄河水流贯其中。而荥阳接受黄河水，确实是因济水而溢出。大禹既然根据它的来源，用济水来命名它。自汉代以后，济水循黄河上下，如汉代漕渠、阴沟、隋代的板渚、唐代的河阴，没有不接受黄河水作为水流的。那么它本是大禹的缘故，用济水来命名，不能说没有实际依据。况且济水流入黄河，古今都是从温县旧河道，至今没有堵塞。那么说王莽时干枯的，也是妄说。如果说后世济水注入黄河的水量小，不足以截断黄河向南流，那么大禹时济水的力量也没有理由可以截断黄河【本论详细具备】以大禹与后世相比，都隔着黄河不直接流通，那么大禹命名它，后世沿用它，难道不能允许保留古名吗？这是杜佑的偏见。

水经成臯济渎辨

河南没有济水，它有济水，是从溢出荥阳开始的。古荥渎到汉代，就已经不能确切知道它的地点。然而秦人命名县，从广武、汜水以上命名为成臯，从敖山以下命名为

译荥阳，就是成皋的地方，那里并没有荥水，这是很明显的。如今《水经》所叙述的，还没到荥阳，就已经有了济水，而荥阳反而在济源的下流，已经可以看出它的错误了。又根据古义，山的南面叫阳，水的北面叫阳，都是根据接受阳光的方向来命名的。秦朝把渭水北面称为咸阳，是因为它位于山的南面、水的北面，所以得以用咸阳来命名。《水经》叙述济水，又从荥阳北面流过，那么怎么能够用荥阳来命名呢？这些都是世代相传的错误。

译沇水、济水、荥水、絶河，以南北方向作为通道。它们与其他河流不同，因此世间的附会之说很多，而且它们的水道又时常改变旧貌，经典文献中更没有确切的证据。我深入探究桑钦、郦道元的《水经》，才知道古代的荥泽还可以推寻。只是那些文字杂乱浅薄，条理难以理解。现在选取《水经》的原文，稍加删改润色，排列置于前面。古迹既然明了，经典的证据就显现了。

删改润色郦道元所解释的《水经》【叙述记载事实，都是《水经》的内容。我只是加以概括，使其有条理】

济水又向东流，经过荥阳泽的北面，又向东，在荥泽汇合。

京相璠说：“荥泽在荥阳县东南，向下与济隧汇合。荥泽，是禹时代济水泛滥，被荥水冲击注入，积聚形成这个泽。春秋时期，卫侯与翟人在荥泽作战，此时泽中干枯无水，以至于可以作战，百姓仍然称那个地方为荥泽。济隧，是郑国的地方，向上承接河水于卷县北面。春秋襄公十一年，诸侯讨伐郑国，在西边渡过济隧。杜预根据那个地方给这条水命名。成皋的济水经过旧的荥泽中间，已经又向北流到垣雍西边，与从黄河分出的济水汇合。距离新郑南边百里，这大概是荥播、河、济互相回旋贯通的地方。从黄河分出的济水，就是阴沟的上源。济隧到这里切断沟渠而过，世人也称它的故道为十字沟。自从岑造在河阴修筑八激堤，水脉完全断绝，所以旧河道难以寻找。济渎虽然还有遗迹，不再承接黄河水。”

济渎从垂陇城北面流出

春秋文公三年，晋国士谷在垂陇结盟，就是这里。京相璠说：“垂陇，是郑国的地方，现在荥阳东面二十里有旧的陇城，就是这里。”世人称之为都尉城，大概是荥阳典农都尉的治所，所以改变了垂陇的名称。

泽边又有沙城，济渎从它的左边流出。济水从泽东面流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按：泽际以下二十一个字，以及下文“济水又东南经过厘城东”九个字，以及“济水又合黄水”六个字，现在版本的《水经注》都作为注文，而程氏原本都作为经文，大概现在《水经注》版本错乱混杂很多，怀疑程氏所见的版本与现在不同，谨仍其旧】

《竹书纪年》说：“惠王十三年，周王与郑厘侯在巫沙结盟，以解除宅阳之围，将厘侯归还给郑国。”渎边旧城，俗称为水城，是不对的。王隐说：黄河决口形成荥水，济水承接它，所以有济堤。

济水又向东南经过厘城东面

《春秋经》记载公与郑伯在时来结盟，左氏传所说的厘，就是这里。京相璠说：“现在荥阳县东面四十里有旧的厘城。”

济水又与黄水汇合

黄水发源于京县黄淮上，向东南流，世人称之为京水。向北流经过高阳亭，又向东北流到荥泽，向南分为两条水。一条水向北流入荥泽，下面成为船塘，俗称为郏城陂，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书》《穆天子传》说：“甲寅日，天子在荥水上泛舟，于是演奏盛大的音乐”，就是这里。一条水向东北流，就是黄雀沟了。又向东北与靖水的支流汇合，两条水汇合的地方称为黄泉，向东北流注入济水。

又向东经过阳武县北面

济水又向东南流入阳武县，经过长城，向东南流，筤荡渠从这里分出。

济水入河泛滥荥泽之地的辨析【这以后是我大昌所考证的】

古代济水从入黄河直到泛滥成荥泽，用后世的郡县来说，那么它入黄河在温县，温县与巩县相对，而泛滥成荥泽的地方决不在巩县与成皋。因为巩县有洛水，成皋有汜水，这两条水都反过来注入黄河，因为那些地方都特别高。那么荥济怎么由那里泛滥注入呢？《水经》所载，自成皋汜水之下，就有济水分出，名为从黄河分出的济水，不仅道理上不对。用古人名县的意义来考察，这里正属于成皋，不属于荥阳，就知道荥泽在下方，而《水经》所叙述的明显错误了。汉代的石门，隋代的板渚，唐代的河阴、汴口等处，都在古荥阳地界，那么古荥泽所注的地方，现在虽然不能明确指出何地，总之不出这五六十里上下。孔安国说：“济水入黄河，并行十几里向南，截断黄河又并行几里，泛滥成为荥泽，在敖仓东南。”他的说法固然正确，计算考察它从北面入河而泛滥于南面，中间应当不止几十里。

《水经》荥泽辨析

如果依据《水经》所载的济水分出，那么荥阳县反而在济水的南面，衡量古代水北为阳的意义，已经不合，而且《水经》所载明显有旧的荥泽干枯，只是桑钦、郦道元不知道参核以证明世传成皋济水分出的错误罢了。荥阳有新旧两城，而《水经》旧的泽都在两邑东南，古来西北同为水阳，这个泽的地望既然符合古义，又孔安国也说泽在敖仓东南，可以参证。敖仓，是古敖山，正与荥阳同在古泽西北，那么这个泽符合古义更加真实了。后世开凿河道通漕运多在这个地方，然而历考前代记载都有渠道，没有陂泽，大概开凿渠道之初，都预先斟酌用水多少作为开凿隧道承接黄河水的准则，所以水不暴涨而没有所齧食钟聚。禹时代就不同了，济水既灌溉黄河，黄河充盈而水泛滥，恰好在荥地，怒涛冲击注入，形成这个大泽，所以它的幅员

译宽阔宏大，不仅仅是刚好能容纳水罢了。这就是它泛滥成泽的原因。凭借这一点来说，不仅可以知道沼泽之所以成为沼泽，而且可以知道大禹命名“荥”来疏导济水，正是为了防止它偶然泛滥，而不是出于他个人的主观意愿。在沼泽下方不远一二十里的地方，又有一处旧堤坝，以郏城命名，它的东西长约四十里，南北也宽二十里。依我看来，济水泛滥入河，在沙城、垂陇以西的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大沼泽，而在厘城、黄水之间，被称为郏城陂的地方，也是荥泽。王隐说这个沼泽和这个堤坝之间有济水的堤防，这大概就是《尚书》中所记载的“荥波既潴”吧？古迹的遗憾在于没有流传下来，如果有记载的话，即使经过千百世，它的方位和地理形势也是可知的。

译【叙说】

臣考察九江的地理位置，孔安国只说它在荆州境内，没有指明具体地点；直到班固才确定，记载在庐江郡属县寻阳。应劭解释九江，也说长江流到寻阳分为九条支流。然而汉代的寻阳之地，在今天属于蕲春县境，此地距离彭蠡泽与长江交汇之处只有二三百里，中间还必须有一座山可以称为东陵，这才与《禹贡》经文相符合。如今岷江这一派，从蜀地源头，一直到入海与长江交汇，长达万里，而山水被记载名字的不过七个。如果九江在蕲春直到湖口（三江交汇之处）不过二三百里，其九江、东陵、三江竟然有三个名字聚集在那一地。以常理推测，《禹贡》记载事物，其疏密程度不应如此悬殊。所以臣怀疑汉代人认为九江在寻阳，是因为荆州境内到寻阳以东就是扬州，所以不得不把九江依附在那一地，实际上也没有别的依据。然而在今天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不敢违背古书而创立其他说法，暂且以寻阳为正说。

【叙说】

郑玄与孔安国同生在汉代，不主张荆州长江分为九条的说法，可知汉代也没有九条支流的痕迹。他说庐江、寻阳之间有九条小溪流入长江，这是没有说法可以证明九江的，所以创立了这个论点。然而古代的名水不像后世那样错杂，比如汉水流入长江，尚且能与长江并列为大，而被称为北江。然而它在未流入长江时，只能叫汉，不能叫江，哪有九条小溪望着长江还没到就能被称为江的呢？这不只是臣怀疑它错误，前代学者也不遵用这个说法。

【叙说】

九江不是九条支流，臣虽然已经详细说了，现在暂且依据汉代所传，认为在寻阳的说法为正，大概是不敢在距离古代已经很远的时代，创立臆测之说，来破坏近古人的传说。至于一条江而命名为九江，也就像岷江、汉水、彭蠡三大派合为一流，而《禹贡》以三江总括它，就是它的例子。至于九江之所以命名为九，当时必定有原因，不容强行穿凿附会。

【叙说】

孔安国说长江流到彭蠡分为三条流入震泽。震泽，就是现在的太湖。彭蠡，《禹贡》以长江、汉水、彭蠡交汇之处为彭蠡泽，在今天江州湖口、彭泽两县边界。长江流到湖口交汇三条成为一条，虽然名为三江，其实同为一流，古今所同，起初未曾分为三条流入震泽。至于太湖，在常州、湖州、平江三州之间，当隋炀帝没有开凿江南河（现在浙江境内的运河）时，自然不曾与江水相通，那么彭蠡的江水怎么能流入太湖呢？加上现在的浙江水虽然与长江相通，但也从镇江设闸储水，而其北江大概高出几丈，上下除非盛潮不与它相平。古今水港固然有变迁，而地形连接数州同为高地的，未曾见其能有改变。现在吴淞江水面与镇江地势高低不相等，知道自古三江决无可以流入震泽的道理。

【叙说】

班固说：“南江从震泽向东南入海，中江从芜湖向东到阳羡入海，北江从毗陵向北向东入海。毗陵就是现在的常州。如果把现在吴淞大江在毗陵向北向东用来当作北江，那么对于经文没有妨碍。至于说南江从震泽向东南入海，那就已经错了。大概经文虽然没有明确说南江，但必定以经文的北江、中江为三江中的两条，是很明显的。现在舍弃它们而另求其他，那么依据什么？至于说芜湖有水向东到阳羡入海作为中江，那就很不熟悉地势了。阳羡，就是现在常州宜兴县，与建康、溧阳接壤，两地中间高，又有山丘间隔，两地的水分东西流，向东流而下阳羡的，固然可以通海；而芜湖的水都向西北流，合宁国、广德、建康南境的水，向北流入大江，原本不是芜湖的水可以分长江支流而向南流到下阳羡的。班固必定询问过曾经去过溧阳的人，说有水道可以入海，于是数它作为中派一江，不知道溧阳的水不与宜兴相通，世间事情传闻谬误错乱的很多像这样。桑钦所著北江与班固正同，他叙述南江却说从牛渚上桐水（现在广德）过安吉县，经过长渎（现在太湖）出松江入海。不知道桐水、安吉中间高，水不相通，也像溧阳与阳羡一样。桑钦《水经》对于地理记载最为详细广博，是学者所尊崇的，而这类明显错误，怎么能不纠正？又他叙述岷江则主张在蕲春就停止了，其下游却另外附在沔水，沔就是经文的汉水。《禹贡》叙述水以汉水附在长江，何尝以长江附在汉水？桑钦却反过来了，都与经文不合，难道是传抄《水经》的人错置篇章吗？”

【叙说】

韦昭说：三江指吴郡南松江、钱塘江、浦阳江。韦昭舍弃经文中的中江、北江，明文不用，而另取其他水作为三江，已经大错。又浦阳江就是现在富春江，也就是钱塘江。至于王安石说三江入海，一条从义兴，一条从毗陵，一条从吴县，不问其水道曲折是否恰当，只是他抛弃经文，另求其他水，说法虽然很精巧

译（它们）也不值得尊崇和采用。《尚书·禹贡》在记载疏导黄河时，曾说：“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道”，这正是记录黄河由此分出九条支流的所在。到了分述九州事务时，又将它们总归于兖州，说“九河已经疏通”，这话正好与疏导黄河的记载相呼应。按照同类事例来说，将“三江既入”归入扬州境内，乃是《禹贡》中疏导长江、疏导淮河时所说的中江、北江与淮河汇合而成的三条水系的总括。经文选取疏导黄河分出九条支流归入兖州的记载，称为九河，古今从未另外列出九个名称，以与疏导黄河的条目相违背，而各家唯独对于扬州的三江，舍弃经文中提到的中江、北江不用，反而越界去寻求其他河流，这还能算是能够类推其理吗？

译叙说

九江位于荆州，荆州的水没有不归入大江并一同流入扬州的，所以九江之所以称为“九”，虽然不能尽数详说，但都是依据大江的支派来命名的，它们距离主干并不遥远。至于三江，则位于扬州，扬州地处东南近海之地，水源自成源头而直接流入大海的非常多。各家看到经文中有“三江”的说法，却不知道它的归宿，于是随其所见，指着三条水说：“经文中的三江就在这里。”至于经文明确提到的中江、北江，他们却都舍弃不录，所以说法越多，背离经文就越远。臣现在遵循经文原意，采纳孔安国、苏轼的长处，并用地理实况来验证，才知道三江本来不是三条江，实际上是一条江而有三个名称罢了。查看地图可知，从今茂州汶山发源，汇合四川、蜀地的众水，向下流经湖北、江淮，向东到达通州、泰州入海，这就是经文所说的“向东为中江流入大海”，这是岷江的正流。因为它地处三江之中，所以经文称它为中江。从兴元府发源而向东南流经襄阳、郢都，到汉阳军汇入大江的，这是沔水、汉水，而沔水、汉水的力量能与岷江抗衡。岷江虽然能容纳它的流水，却不能掩盖它的宏大。在大禹之前，世人必定曾因为它流入大江并在北岸分流而称它为北江。大禹于是根据实情记载下来，所以说“向东斜流北汇于汇泽，向东为北江流入大海”，这就是北江。南江虽然在经文中没有明确出现，但如今江西一路的水都流入所谓的鄱阳湖，等到它向北从湖口、彭泽两县之间汇合岷江、汉水时，就是经文中的彭蠡。彭蠡对于这两条江，南来北注而波涛相冲，回旋激荡，所以岷江支流说在彭蠡汇成泽水，而汉水支流说在北边汇合于汇泽，这是经文特意为了彭蠡立文，显示它与中江、北江的水力相当。通观《禹贡》全书，水由小注入大称为“入”，水力稍相配合称为“汇”。书中提到“汇”的，如泾水之于渭水，伊水、瀍水之于洛水，汶水之于济水，虽然都用“汇”来说，但“汇”的含义，只有这里才有。因为水力大而相互冲荡，其形态回复宛转，没有这方接受、彼方顺从的区别，所以与其他水合并为一的不同。经文先写汉水支流，说“向东汇成泽水为彭蠡”，还保留彭蠡的名称，以显示“汇”的起因。等到接着写岷江支流并提到彭蠡，其中不再提及蠡泽，只说“北汇于汇”，那么“汇”这一含义，不仅可以看出它与那两条江，仅仅相互参配，而且可以看出这三者势力均等，经文不能以大小来区分高低。既然水力已经相当，而地处又偏南，那么根据中江、北江的名称而推断出经文未写的，这彭蠡作为南江还有什么疑问呢？一条江而有三个名称，乍见的人必定感到惊骇。经文还有证据：黄河，天下的一条大支流罢了，以冀州都城命名。从它在龙门的水，对于冀州在西边，命名为西河；水流下游到豫州，对于冀州在南边，则称为南河。这是经文的明言，并没有增加什么。以同类证明同类，黄河一条河，而能随其方位命名为西河、南河；那么一条江而随方位命名为中江、北江、南江，其义理名称，不是已经明显相互阐明了吗？所以臣可以坚持主张而不怀疑。

叙说

经文中雍州、荆州都有荆山，这是两座荆山。而荆山从未出现过三次。直到班固记载地理，才说：北条荆山在冯翊，就是雍州的荆山；南条荆山在南郡，就是荆州的荆山。虽然分为南北条，但其条目，只是附带说明雍州、荆州所有的山，作为两座荆山罢了。到了郑玄、王肃，又进一步分析经文，取两荆之间，从西倾山直到陪尾山，称为中条，以补足三条的数量，而三条的说法于是盛行于世。推崇这种说法的人说：山的脉络相互贯通，即使江河也不能断绝，所以有时跨越或经过，河流即使很大，也不能间隔断绝它。而且古人提出这种论调，不过像蒙恬地脉的说法，认为山有脉络，大禹顺着它的走向而加以疏导治理。如太行山、常山流入大海，岷山、衡山跨越九江，孔安国略微有这种端倪，说能连绵延伸而跨越，而众儒又加以推广。这种说法对经文没有阐明，只是徒然扰乱。臣已经极力论证其不正确，现在又就相近的事情来说。大禹疏导荆山跨越黄河，各家认为是山脉跨越黄河而大禹随之。然而这座荆山在汉代冯翊，其上流有龙门、孟门，对着黄河而立，而这两座山地书记载为峭石断岸，壁立于河边，好像开凿而成。汉代人如《淮南鸿烈》著于书，贾让陈述于策，都说龙门当道，大禹凿开它以使河流通过。其次下流则是华阴的山并河而立，黄河也穿断山势而向东，世人传说是神人踢开的，这种说法怪诞神奇，不值得相信，而断岸急流，本来都是大华山的山脚，并不虚假。再下流则是砥柱石包在水中，大禹固然因而疏通其间，未曾避开此地，另辟道路。举这三者，正与荆山不远，而黄河正流遇到山，就立刻凿开它，使水流无畏前行，其有伤脉

译（难道）是脉络吗？为什么唯独到了荆山，就一定要渡过黄河去寻求顺遂呢？况且还有可以证明的，壶口、雷首直到太岳，它们的记载与荆山渡河的记载相连接。这三座山都在黄河以东，都靠近汾水，暂且以汾水为主来论述其中的道理，就容易明白了。太岳在汾水的东边；壶口在汾水的西边；汾水流入黄河，正是从蒲坂以北。雷首却远在汾水的南边，相距百里之遥。如果让大禹想要顺着荆山的脉络，渡过黄河去治理，这汾水穿割对着荆山的山脉，一共三次遇到并三次截断它，对于山脉的脉络，难道没有伤害吗？而大禹也听任它这样，这哪里算是顺遂山脉呢？如果不寻求顺遂山脉，那么其他所说的恒山、碣石能够入海，岷山、衡山能够过江，究竟与《禹贡》有什么关系，而大禹为什么要记载这些来迷惑世人呢？至于四列的起始，又因为三条的条目，凭空增加了一列，考察经文没有依据；而且岷山、衡山不属于三条，所以又选取导山的各个条目而分为四个位置，以此来作为解释，这又是错误的额外增加，错误之处不值得深究了。

译《经部，书类，禹贡论——禹贡山川地理图》

钦定四库全书

《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下，宋程大昌撰【案语：宋代《崇文总目》记载《禹贡图》原本分为五卷，其篇章次序已不可考，通志堂经解将其分为图上、图下，今暂且沿袭其旧称。自古〇汉图以后，析为下卷】

叙说

《尚书》中的〇汉，即秦代的汉中，与现今兴元府的汉水是其向东流为汉水的地方。自从汉高帝划分巴蜀设置郡县，沿袭乡名定为广汉。又因为广汉境内有嘉陵江，从北向南注入，且这条水曾经流经现今的兴州，与古〇汉相近。世俗之人不察，这两条水隔着山东西分流，完全不相及，却因广汉郡的名号而错误地将嘉陵水视为汉水。后来发觉它从利州以上数百里并不向东流，与《尚书》中“东流为汉”的记载不符，于是又另称这条水为西汉，而将《尚书》中的〇汉称为东汉。

班固沉溺于当时的习俗，不能辨明纠正，又将此说载入《汉书·地理志》。桑钦、郦道元都遵循并沿袭了他的说法。臣详细考证得知：自从班固《地理志》问世，蜀中郡县山水，凡是依附汉水命名的，都出现在设置广汉郡之后。而《诗经》《尚书》《左传》等古书，早于秦代，提到汉水的，考证其地点，都在古〇荆地区。虽然汉中也是梁国的北境，但兴州、利州以西，凡是嘉陵江水所流经的地方，没有古书中一句话称这条水为汉水的。臣通过世代年数进行验证，确知江陵这一条江，自古以来就不是汉水，决无可疑。其道理详细记载在本论中。

叙说

自西汉以后，指称弱水所在的地方，显著的共有六处，而班固的《地理志》已经出现了三处。条支是一处，酒泉、昆仑是两处，张掖删丹，本于桑钦的说法，认为向西上行至酒泉合黎是三处。除了《汉书·地理志》以外，贾耽以张掖郡的张掖河当之，唐代史书以小勃律的娑夷河、东女国的康延川当之，如此众多。臣只取条支妫水向西流入西海者，以符合经文，其他的都不采纳，因为那些地方望与经文不符。条支的妫水，唐代史书中的娑夷河、康延川，另作图以辨明纠正，而班固、桑钦、贾耽三人的说法，都在甘肃两州之间，今合为一图，随其地望在旁边辨证，而错误疏略之处，自然昭然若揭了。

东女弱水辨

《唐书》记载东女国居住在康延川，有弱水向南流，缝制皮革为〇（船）。这条水在唐代才名叫弱水，此前未曾听闻。臣查考东女国的地方，正东以及东南，都与现今蜀地的茂州、雅州相接，那么正是在越嶲、滇池的上游。它与弱水流沙完全不相及。况且唐代史书明确说这条水向南流，所以臣宁愿采纳它作为黑水，因为它与经文中流入南海的记载相应。古〇弱水不能承载重物，所以以“弱”命名。现今其俗传所起的名字，难道是因为缝制皮革为船，有类似不能承载重物的意思吗？臣查考《水经》，叶榆水经过哀牢，汉代建武年间，哀牢王九隆派兵乘坐革〇（皮船）南下，以攻打汉民，遇到大雨，革〇都沉没了。那么缝制皮革为船，本是西南夷的旧俗，而且正是在叶榆水中航行。那么东女国这条向南流的水，乃是叶榆水的上游，这是明确的。

小勃律弱水辨

唐代史书记载小勃律居住在孽多城，临近娑夷水。高仙芝〇（注：此处原文可能有缺字或误字，依文意推测为高仙芝之事）：仙芝讨伐小勃律，切断娑夷桥。史臣说：娑夷河，就是弱水。又有董辟和者，依附这条水建国，于是命名为弱水国。又另有一种人居住在这条水的西边，也叫弱水西，全是董王。这话也起于唐代，前代没有。查考小勃律西北与吐蕃相接，其东南距离大勃律。大勃律的西边就是北天竺的雪山。开元年间，吐蕃攻打小勃律，其王写信给张孝嵩说：“勃律，是唐的西门，失去它那么西方各国都落入吐蕃手中。”他说“唐的西门”，是因为从唐出发去西域，这个地方是向西行走的起点。吐蕃借道小勃律时，说：“我不是图谋你的国家，借道攻打四镇。”那四镇中，于阗是其中之一。吐蕃从东南向于阗进军，必定经过这个国家，那么这个地方必定在西边而不北边，这是可以知道的。仙芝说趋向小勃律是深入敌境，是因为他的军队从北向南，所以说深入。那么小勃律所说的娑夷河，应当在蜀地西边，而与靠近南边的天竺相接，不与于阗南山相接。唐代史书说五天竺幅员三万里，那是僧人玄奘的夸夸其谈。幅员三万里，应当是直径万里。五天竺的东边已经到达南海，如果从南海向北，实际直径万里，就应当北接匈奴中间的各国。从于阗到乌孙，都应当被其囊括了。这是学习佛教的人的夸大之语，有地理可以考证，不是实话。况且葱岭虽然有捐笃本，也是佛教徒，但完全与五天竺不同。唐代史书错误地将它们合在一起说，所以连带大勃律也没有确切的地点。臣查考樊绰《蛮书》：兰沧江源头出自大雪山，娑川从西北斜着流来注入南海，正好与叶榆黑水趋向南海的都同在麋泠，而同属一地。所说的雪山就是吐蕃与天竺相邻的雪山，而娑川就是娑夷河，只是称谓讹误了。臣因此推究方言，知道它不是向西流的弱水。

译经部，书类，《禹贡论·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下

译叙说

《尚书》说：“弱水已经向西。”又《尚书》叙述声教遍及四海，说：“向东渐及大海，向西覆盖流沙。”那么《尚书》所说的西方，必定是涵盖天地四海的广大范围，并且都在西方，才恰当地称为西方。各家却只在雍州寻求西方，其大旨已经失误。如果古雍州在后世的河西地区，其间有水源流经数千百里，大体向西流，尚且可以说得通。而桑钦、贾逵、班固三家凡是所引用的，既然都不出甘肃两州之间，已经不足以符合《尚书》。而且那里的水从未向西流，所以臣深以为不可依据。而依据《汉书》初通西域时长老所说的，以条支、弱水作为《尚书》的佐证，大概那里的水位于西域葱岭南山之西，地域广阔万里，凡水都向西流，注入西海。以声教遍及四海来说，地域之广足以当得起四海的西方，所以臣敢主张这个说法，认为它是《尚书》中的弱水。

叙说

黑水、弱水，在《尚书》中与四渎相比拟，各家聚集在甘肃两州寻求它们，则既不相类，而其道理尤其短浅的，就是寻求积石河北面流入南海的大川。甘肃两州南望南海，中间隔着积石河，自然没有理由可以越过黄河向南渡过，而各家不认为这是错误的。郦道元说：“黑水从张掖南流到敦煌，经过三危山以南流入海，说是越过黄河可以进入南海。”这已经是不加思考，而且甘肃在东，沙州在西，自然也没有理由可以倒流向上。孔颖达修饰这个说法说：“黄河有伏流可以渡过，所以进入南海没有阻碍。”杜佑又增加这个说法说：“从南溪郡南流而进入南海。”这三种说法，都是不考察地理的。甘肃两州距离南海，不仅隔着积石河而已。中间有南山，自从于阗遗迹向东，山冈相连，直到汉代的长安，都在黄河以南，都叫南山。到金城【今为河州】就是金城南山；到长安，就是长安南山。汉《史记》记载得很明白。而且相对于黄河来说，在南山以北，而水大的，没有比洮水更大的。洮水也受南山限制向北流而注入黄河。那么凡是水在南山以北的，没有不注入积石河而归于东海的。现在甘肃、沙州两州的水，假设可以伏流渡过黄河，渡过之后，它们望向南面，全都受阻于南山，有什么理由可以越过南山逆流而进入南海？这个道理非常明白。臣因为进讲黑水，圣上询问曾仔细审定南流的曲折，臣因此敢再详细陈述。

叙说

右边这本《汉书》西南夷诸水，依据《水经》列为此图。叶榆作为黑水，本来有其辨析。现在又考察别的支流而附缀在叶榆左边的，大概劳水的源头远远出自边境之外，它的方向与樊绰所说的兰沧江源头正相符合。明白的话，樊绰所说的远远出自雪山莎川，西经川蛮部落的，他的话不是凭空捏造的荒诞之说。樊绰的莎川江支流既然因此而明白，那么莎夷河不是弱水，也就更加明白了。

叙说

右边这幅图依据桑钦、郦道元叙述记载水道所经过的郡县来作为源流。其中一条说仆水从连然、防柏一同注入滇泽的，就是古滇池，而后世的西洱河。也是樊绰误以为仆水来注入的是叶榆分源到这里而汇合的。郦道元对于滇池、黑水古祠虽然遗漏没有记载，而孔颖达在唐代引用它来解释《尚书》，就说：“现在有祠没有水，那么历代就在当地设祠而祭祀黑水的没有改变。”当时大概是郦道元把它看作滇池，而不把它看作黑水，所以遗漏没有记载罢了。然而孔氏在唐代却说祠旁没有水，难道是祠吗？年代既久，或者迁移到其他地方，远远设立而遥祭吗？至于那祠所设立的主神是黑水，水的流向宽阔长远，可以界定梁雍而进入南海，那么它的事实与《尚书》相应的，经历万世不会改变。

叙说

唐代樊绰在咸通年间受征召去安南，亲自到交趾，得到水道的曲折，记载在《蛮书》中。那些大川南流而进入南海的有四条：西洱河与兰沧江汇合为一条，丽水与弥诺江汇合为二条，新丰川汇合勃防诸水为三条，樊绰所见盘江为四条。勃防诸水既小，不值得说；《盘江水经》又自己并入叶榆水中，也不值得讨论。那所说的丽水，樊绰指那水正是黑水，而逻些城北有山，就是三危山。臣考察，这丽水下流经骠国入海，而骠国与东天竺接壤，它的南面都濒临南海，就在南海的一角，它距离雍梁分界的地方，实在太远，所以臣不敢主张他的说法。只有滇池黑水，樊绰书中所记载的，既可以与《水经》相印证，又可以证明《唐史》小勃律娑夷河不是弱水，所以凡是典籍不厌其博，都有印证。后世的西洱河就是古滇池的黑水。滇池应当接受叶榆，而樊绰分作两条，又说上流互相灌注，那么樊绰自己也怀疑了。现在应当以《水经》中叶榆滇池为一条流水的为正确。至于那兰沧江西派汇合西洱入海的，它的源头开始，说出自吐蕃中大雪山下莎川的，就是臣以前在《唐弱水图》中

译所辨析的小勃律之水，应当是向南流的那条水。雪山位于北天竺，也就是吐蕃的西境，而莎川，就是娑夷河称呼不准确的说法。斟酌其地理位置，正是在叶榆城斜西方向的水。虽然衡量起来，从梁州向西进入那里太过遥远，不能援引作为黑水，但可以用来证明唐代将小勃律的弱水认定为黑水的错误，因此臣附带提及并详细论述此事。

译关于各家所说的黑水，臣都已列举他们的说法，并考察方位、考证古事，辨明其不正确之处。并非臣敢于歪曲前人的记载，而是既然有依据，且世代习熟，如果不加以纠正，那么臣的说法反而似乎与经文不相符合。关于这条水的考证辨析已经很多，现在只提取要点，只有从雍、梁两州的边界去寻找向南流入交趾大海的大川，才可以称为黑水，而只有叶榆西洱河足以担当此名。况且有益州黑水古祠，旧说未曾用来证明黑水，而这条水的方位、乡里、地志，全都与经文相符合，其可以作为依据，没有比这更确凿的了。又《唐书》所载东女国的弱水，明确说向南流，其方位已经与黑水契合。又该国东南与蜀地的茂、雅二州接壤，用汉代西南夷的地理来对照，滇池在黎、雅之南，而黑水祠在西洱河，正好就在滇池，那么东女国康延川向南流的水，就是滇池黑水的上游无疑了。况且革水浮水，自然是叶榆水系中的一事，而三苗的遗种，又在宕昌，距离此地绝不遥远，那么东女国的水应当是黑水的上游，而三危山也应当在其附近，雍、梁二州的边界划分就在这里，正好相互对应，全都有明确的依据，不至于像历代所指出的河北、甘沙那样遥远隔绝了。

《禹贡》的文法非常简略，但事理无不包含完备。如果不知道它是以简略来包含完备，那么九州的贡道就无法弄明白了。经文关于贡道的记载，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州相互关联，共用一句话；另一种是跨越数州之远，通过互文见义来体现。臣最初领悟这个道理时，也不敢独自断定。慢慢观察之后，发现彼此相互印证，像犬牙交错一样，没有缺失也没有多余，这才敢相信它与经文不违背。只有徐州贡道的记载，与其他州不同。臣多年研究探求，才终于明白。现在把它画在图上，就可以看见了。九州中只有冀州是帝都，在后世是河东的平阳。所以八州的贡道都以冀州为方向，必须先以冀州为主，然后其他州的贡道才可以谈论。

雍、梁、荆三州，其贡道相互关联的，臣在论述沔、汉时，曾经详细说过。荆州的贡品不直接浮江、汉，而兼用沱、潜，是随着贡物产出的便利，或由正途，或循支流，以方便事务罢了。逆流汉水到尽头，没有水可以浮行，就陆路走到洛水，以期望到达黄河，所以说“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荆州的贡道，排在梁州之前书写，明显详细如上述。而梁州南道的贡品，也与它相同。大概从岷江顺流而下，到今天的汉阳，逆流汉水向北，与荆州入贡正好共用一条路，所以经文既然在荆州写了，就不再在梁州重复书写。梁州北境贡入的道路，离江很远，所以必须从今天的阆中、剑门关以北，金州、洋州、兴元以南，取捷径进入潜水，以求到达汉水。那么不浮汉水而浮潜水的，凡是汉水的支流，都可以叫潜水，随着其捷径可以到达，即到达就不必一定要等到汉水才浮行。从今天利州、阆中北上，转向东走金牛道，以及到汉中，却是平坦的道路，而此时远在秦朝之前，今天金牛县五丁开山之道尚未开辟，那么凡是巴郡在北而远离江水的，其贡入正以浮潜水为便利，而不是舍弃剑门关、利州不走。既浮潜水到达某处，又可以寻求越过褒水，辗转到达斜谷，以进入渭水，其路径当然是这样。褒水今天不叫沔水，但汉水上游为某处，这褒水既然占据汉水上流，正好与某处相应，雍州的贡入也有两条道路。其北道从后世的朔方、西凉浮黄河的，不依赖其他州，所以特别详细记载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其南道从今天陕西进入黄河的，与梁州北贡所说的“浮渭入河”同道，而可以会合积石的贡品于黄河，所以又因梁州前文而特别简略，只说“防于渭汭”罢了。其义例与梁、荆两州一致。

黄河在兖州境内汇合，就兖州一地而言，其地必有远离黄河的地方，所以随着其便于济水、漯水，就让它浮行以到达黄河，所以兖州贡道说“浮于济漯，达于河”。青州浮汶水入济水，大概是期望到达黄河而不是以到达济水为目的。经文记载青州贡道只说“达济”，而不最终说到黄河，是因为到达济水则黄河自然可以直接到达，不必再书写。某州的贡品可以沿江海以到达淮水、泗水，而徐州贡道兼有淮水、泗水，也可以到达济水，然而经文对于徐州贡道既然越过济水不书写，而又在泗水上得到一条水，才可以凭借济水而寻求到达黄河。经文越过济水的体例既然与其他州不同，而泗水又没有直接到达黄河的道路，那么水道又不可明白。所以臣长久寻求详细考证，才知道泗水之北、济水之南有菏水，从定陶（今曹州兴仁府及广济军）而下，经过昌邑、金乡、东缗、鱼台四邑而与泗水汇合。这条水，班固认为是河水，许慎认为是菏水，菏、河古字相通，然后才知道徐州贡道书写“达河”，不是越过济水，正是凭借菏水以到达。惟有凭借菏水作为到达济水的缘由，那么江海、淮泗、菏、济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不中断，而经文

译凡例中已经记载过的内容就不再重复记载，这是贯穿整部经书的一贯体例。

译叙说

冀州作为帝都，其西南东三面紧邻黄河，其他州郡的贡赋都经由黄河运抵，那么冀州从这三面而来的贡赋，就不必详细记载，以节省文字。至于其北境也非常广阔，在汉代，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等地都属于它。其中的大河流，如辽水、濡水、滹沱水、易水，都可以行船，但因地势中间高起，不与黄河相通，黄河既不能直接到达，所以从北面沿海才能溯流而上进入黄河。当面对黄河寻求溯流而上时，必然先向南向西转弯，所以依附夹河口和碣石作为右侧屏障，然后才能进入。这是冀州记载方式不同于其他州郡的原因。

叙说

关于汴河和济水的源头与末端，只有桑钦和郦道元的《水经》有所记载，但其中有极难理解的地方。其难点主要有三：济水和汴水同属一流，难以迅速辨别，这是第一点；汴水流经平地，土壤松软没有岩石，水道多次迁徙，人力也时常改道开凿，所以其支流错综复杂而没有明确的源头和末端，这是第二点；从上游的成皋到下游的淮泗，名称彼此相互混淆，鸿沟、漕渠、阴沟、莨荡、浚仪被称为渠，梁水、鲁水被称为沟，甚至砾丹、京索、邲沙、甾获、睢水、涣水、浚水等，有时以此名，有时以东代西，没有确切的依据来考证，这是第三点。臣以前撰写《禹贡》后论时，已经详细论述过，现在摘录其要点，绘制图表，分别加以辨正，列在左边，以便于查看。那些应当引用事实作为证据，如果放在正文中会显得冗杂的内容，现在写在这里。

汴水与济水的区别

济水在河南的部分，必定因为泛滥形成荥泽，才有所谓的济水。古代以荥阳命名的县，是因为那里有荥泽，而县城位于其北岸。现在《水经》叙述济水，还没有提到荥泽，在成皋时，就已经把济水的支流列在前面，这显然是错误的。又因为在汉代，汴水和济水在阳武以上，大多合流，其迁徙又不固定，最难考定。所以即使在汉明帝时期，前后两部《汉书》都没有明确记载汴水的名称，而汴水和济水已经交错混为一谈。臣现在详细考证《水经》，从阳武分水的地方，向东流趋向定陶的，应当是济水；向南流趋向大梁的，才是汴水，这样汴水和济水才开始有了分界。然而成皋的济水，没有记载它兴起于哪个年代。以臣推测，应当在秦代以前。大概秦人在敖山储存粮食，建有粮仓和城池，那么开凿河道以便漕运，如果不是秦代首创，也必定在秦代之前就有，秦代只是沿袭设置粮仓罢了。

汴水支流的曲折

接受黄河的水，到汉代阳武县分流，其中一支向南流的，从中牟原圃的东面，趋向大梁，未到之前称为官渡，官渡也叫沙水，“沙”读音如“蔡”，就是蔡河。班固在荥阳记载莨荡渠，说它源头接受汴水，向东南到陈留流入颍水，就是这一支。司马迁说三代以后开凿荥泽为渠，以打通漕运之路，使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得以在楚国汇合，也是这一支。这也是战国时期所说的鸿沟，楚汉相争时以此划分边界。到了陈留【今开封】，蔡河正流之外，支流散布，立刻分为三个名称。在开封浚仪北面的，是浚仪渠；稍东面的为汳水，汳水再向东流到蒙县称为获水，获水流到彭城北，于是流入泗水，这是从大梁【也是开封】北面数起的，为北来的第一道水。蔡河从开封向南流到吹台东面，又分为两支，向东流且在北支的是睢水，睢水从陈留经过宋州【今南京应天府】向东南流到今淮阳军睢口流入泗水，这是从陈留分出蔡河而从北面数起的，是它的头一支。向东流且在睢水南面的，是涣水，涣水也从陈留雍邱南下来趋向临涣、蕲县以下流入淮河，这是从陈留分出蔡河而从北面数起的，这一支在沙水之后为第二支。这就是臣前面所说的蔡河到大梁而分出支流自成三流的情况。蔡河又向南到陈州的太康，分出支流进入鹿邑，就是浚水，浚水流到义城流入淮河，这是另一支，不在大梁分出支流的数目之中。蔡地又流到陈城而汇入颍水，颍水流到寿春向东流入淮河，就是现在所说的颍河。当蔡河汇入颍水时，就是班固所说的莨荡渠在荥阳接受济水，到陈州流入颍水的情况。如果以班固所记载的为正确，那么只有蔡河从中牟分出阳武济水支流而下，直到流入淮河，都可以称为莨荡渠，与战国楚汉鸿沟的名称相应。然而从蔡河分支而出成为汳水、睢水、涣水、浚水的，本来是根据它们所接受的水源来说的，虽然混杂称为鸿沟、莨荡，也不算错误。所以郦道元在浚仪渠时说“汴水涉及阴沟”，在阴沟时说“梁沟既开，莨荡故道，实际上兼有阴沟、浚仪的名称”，在汳水时说“故汳水兼有丹水的名称”。其他书籍杂乱地指称支流为汴水、鸿沟的，还有很多。因为它们的源头和支流交错贯通，所以名称相互混淆，也不足为怪。臣唯一有疑问的是。汳水在大梁，只是五大支流中的一小支，而从东汉以来，汴水这一个名称得以以小水掩盖诸水，世人共同遵循，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所以臣心中不满足而加以辨正，列在左边。

汴水命名辨正

古今的水流，确立为一个名称，而其他水流不论大小远近，全都跟随

译荥阳与汴渠分流合流的辨析

济水与汴水在阳武以上，都从黄河分流而来，又在狭窄的地带并行，虽然有时分开，但合流的时候更多。正因为分合频繁，源头与支流的交错贯通，本来就难以厘清，再加上河口决口与堵塞，古今大抵不出荥阳、阳武之间。根据《水经》记载，有沟渠无水的情况很多，已经无法穷尽探究，更何况那些决口枯竭的河道，史书上有名称而地面上没有踪迹的，即使地理专著也无法记载，所以《水经》以及桑钦、郦道元两位先生也多次说难以考证。现在暂且就那些脉络清晰的水流确立为经线，并参考古代事迹，那么其正确与否自然可以得到验证，不至于茫然无措。《水经》确立名目的共有四条：所谓“济”，是本经溢出荥泽向南流，以此命名的；所谓“渠”，是因为汉代莨荡渠而直接称为渠的；所谓“隂沟”，《水经》认为它承接渠水而汇入泗水。至于隋代汴渠从黄河分出，贯穿梁、宋地区流入淮河，大概是因汴水而得名，但出现在《水经》之后。这是大致的情况。又如别名中的鸿沟、蔡水、濄水、浚仪渠、梁鲁二沟等，又都包含在这四条主派之中。况且《水经》中的“济”，虽然叙述源头有误，但排序在所有水流之前，于是其轨迹分布，也是从成皋北面接纳黄河水，向东经过二广武、敖山、荥阳县，都流经其北面，然后稍向南穿过旧的荥泽向东流出沙城，又向北到达阳武，与莨荡渠稍作汇合，随即分出南派，实际上是官渡；而北派则纯粹是济水。这是《水经》叙述济水源头与支流大致可考的情况。《水经》对于“渠”水，只说它从黄河分出，不说具体从何处分出，郦道元特别明确地写道：“渠水从黄河与济水混流处，向东到荥泽，在东北东南方向分出济水，经过中牟、圃田的北面，与阳武分水，即济派中说的在阳武与莨荡渠汇合而分派为汴、济的。”至于它的发源，只说承接黄河，不主张具体地点，这渠比起其他渠更为重要，所以另立一条，以概括其承接黄河的归宿。隂沟这个名字，前世很少见到，现在它的沟渠从阳武分别分出两支，又不属于济、汴正派之内，向南到封邱与官渡汇合，这是根据可见的踪迹来说的。然而这两支水，桑钦认为它们从莨荡渠承接水，郦道元认为它们从卷县承接黄河水，两种说法不同，而我认为承接渠水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按照郦道元的说法，果然从卷县承接黄河水吗？它向东流到阳武，应当与济、汴两派都汇合为一了。既然三水合一，这隂沟从此向南，横穿两水。凭什么知道它流入又流出的就是隂沟呢？如果用桑钦的说法来看，则从阳武截断，在汴、济的南面，分汴水南下到封邱，与汴水汇合，这在事理、地理位置上都没有违背。所以我以桑钦为是，大概是有道理的。自此以外，汳、睢、涣、濄等水流派别很明确，也有次序不混乱，可以对照地图得知，不必等待辨析。

莨荡渠口的辨析

《水经》中的渠水，就是莨荡渠。经文只说它承接黄河，而不说承接黄河的地方在哪里。我查阅《水经》，黄河流到荥阳北面，才说莨荡渠从这里分出。而荥阳接纳黄河的河口，古今不一，虽然知道不在荥阳邑境之内，也无法确切指出何地。司马迁记载鸿沟时说：“三代以后，荥阳下面引黄河水向东南成为鸿沟，以通达楚地四面漕运。”这时古荥阳地，还没有河阴、荥泽两县，那么从成皋以东，卷县以西，都是荥阳地。汉代建宁石门，《水经》说在敖城西北，以地理位置来说，正是荥阳。贾让想建造大河水门，以宣泄黄河水势，并援引漕渠为证，说：“荥阳漕渠足以证明。”那水门只用木头和泥土罢了。现在建造石堤，应当一定坚固安定。如淳解释他说：“现在砾溪口水门就是这样。”砾溪口，正在荥阳敖山西北，而水门恰好与之相当，这就与《水经》相契合了。砾溪的西面，旧的济水虽然有干枯的沟渠，但黄河水不应北到砾溪，南来北注，然后这渠才开始有水。所以《水经》说济水流断后，漕渠所承接的只有这水作为开始，是指砾溪索取黄河水而言的。所以知道砾溪注入济水的地方，正是汉代汴口与之相对的地方。这是我参考众说而言的。贾让的话说：“水门只用木头泥土的，建宁之前，水门没用石头而用泥土。”因为渠口既有其地，而汴水从砾溪北注的，又作为这渠有水的开始，那么我说汴名因卞而得，不是凭空臆测。

隋汴的始末

世人说隋炀帝开始开凿汴渠，这是不考察始末而随意议论的。古汴凡是莨荡渠，都可以据称为汴，不可泛泛推论。只有《水经》正名以为汳派的，在大梁城北【也在城南，其正渠本来在北】然后向东行，以流入徐州经过泗水的，是古汳。至于炀帝的汴，上既承接黄河，等到到大梁，又在城的西南合并琵琶沟水，以增大水流。贯穿大梁后，于是向南经过宋、宿、泗，以流入淮河，而古汳在徐州的于是

译废，这就是它改易的原因。隋朝汴渠在板城渚口接纳黄河水，而板渚在《水经》中，自古以来就有分水的旧河道，也不是隋炀帝所开创的。《隋书》记载隋文帝曾命令梁睿增筑汉代的石堰，阻挡黄河水流入汴渠。既然增筑了汉代的石堰，那么增筑者是文帝，而旧的石堰自然是汉代的遗迹。汉代沿着黄河上下设置石门，以引入黄河水，其中可以推考验证的有两处：一处在板渚之上，称为建宁石门，此门与砾溪相对，位于荥阳西北，这是其一；另一处在板渚之下，称为阳嘉石门，《水经》记载其来源说：“从汴口以东沿着黄河堆积石头作为堰，通向淮河的古口”，当时的人也称之为金堤。估计其地点似乎在荥阳之东，这是其二。《隋书》记载隋炀帝开凿汴渠，从板城渚口开始，而板城渚口在唐代属于河阴县。唐代的河阴在汉代荥阳之东，而在后世荥泽县之西，那么隋代汴口所沿用的汉代石堰，难道是建宁石堰吗？然而建宁石门比板渚又在上游稍远，难道另有其他石堰，无法考究了。又李吉甫说板渚在汜水东北三十五里，而汴口距离汜水五十里，那么汴口还在板渚之下。其后叙述记载河阴县的汴渠，又说：“隋代从板渚引黄河水进入汴口”，详细推求其言，应当是板渚虽然已经接纳了黄河水，但渚有边界岸堤，未用堤坝阻挡，到了河阴汴口才是平地，必须筑岸立门，才能约束水流进入渠道，不至于散漫。于是向东离开板渚二十五里，才开始成为汴口。大概隋代汴渠的始末大致如此，而唐代和本朝都沿袭隋代的旧制。本朝河阴已属孟州，州名虽然与唐代不同，但地点则相同。

译《经部·书类·禹贡论·禹贡山川地理图·卷下》

叙说

苏氏在书中说，隋朝的汴水在禹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开凿。臣根据宋武帝北伐时乘船航行的情况来考证，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宋武帝北伐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义熙年间消灭慕容超，于是乘船沿淮河进入泗水，到达下邳后弃船步行。下邳就是现在的淮阳军。泗水就是会合南清河后，从兖州、徐州向南流入淮河的水道。既然乘船沿淮河到达下邳，就弃船步行前往山东，可知当时没有现在的泗州隋汴水，否则就不会轻易弃船了。他到达临朐时，扬言说“轻装部队从海路到达”，这是因为当时长江没有通往淮河的水路，所以只提海路。等到平定慕容超，获得徐州后向西朝向长安讨伐姚泓，于是派遣周超之从徐州沿着汴水旧沟，砍伐树木开辟道路七百多里以连通黄河。这条捷径就是从徐州旧汴水向西直达大梁的道路。宋州宁陵县汴渠旁边有个叫周坞的地方，是周超之休整部队之处，所以用周坞来命名。从大梁以上有官渡可以乘船一直到达荥阳，快要进入黄河时，因为古代漕渠已经淤塞废弃，又在敖山北面开凿新渠以疏通漕运。不久岸塌渠塞，又在稍北十里处另外开凿一条渠，这才有了湍急的水流可以行船。帝王的舟师虽然有从清河通往黄河的水路，但沈林子水军从汴水进入黄河，正是从荥阳石门渡过的，所以后世探访遗迹时都追溯其源头说“这是刘公所开凿的”。这些都是从徐州溯流而上经过梁、郑、荥阳而形成的支流。臣因此知道，在隋朝以前，从大梁向南贯穿宋、泗的汴水是不存在的。王镇恶率领舟师从黄河进入渭水，所乘坐的都是蒙冲小舰，划船的人都在舰内，北人惊恐畏惧，以为蒙冲小舰能自己逆流而上。进入渭水后，于是弃船涉水进军攻克长安，这也是舟师的一个奇事。然而蒙冲小舰不利于在大川中航行，往往必须经由石门新渠而上，那么周超之的这次行动对于舟师的奇助作用就非常大了。这就是宋武帝从南向北得以运用东南长技，其曲折情况就是这样。臣因此叙述记载以便考证。

阁学尚书程公从前在经筵，进献关于黑水的学说，皇上受到感动，于是以《禹贡》为论，绘制图表启发开导帝心，并且以东渐西被教化以及朔南归顺为恳切的忠诚，全都体现在这里。唉！伟大的言论啊！原本收藏在秘馆，天下学者想见却不可得。庚子年，程公以法从身份出任温陵太守，而编修彭公在此提举市舶，与程公有同舍的旧交，得到了副本。应行一天，提着衣襟来到彭公门下，在质疑之余，出示一本书说：“这是程公进献的《禹贡论图》，你见过吗？”于是再拜请求，反复研读其学说，见其议论宏大，引证详明，都是先儒所未能达到的，于是向彭公请求，愿意在郡学刊印，以与学者共享。彭公说：“这也是我的心愿。”于是拿出公款十五万多来资助费用，又请程公作序放在卷首。凡是所绘图中，以青色表示水的，现在用黑色与水波区别；以黄色表示黄河的，现在用防黑线区别；古今州道郡县疆界都画以红色的，现在用单黑线区别；旧说未妥之处，现在都用雌黄断线区别。这篇文章一出，使学者观察帝王的疆域治理，见识宇宙的辽阔，感慨今昔，都有刻石燕然山记功的志向，那么阅读这本书的人，意义岂能微小呢！淳熙辛丑年上元节后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