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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正旨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正旨》一卷，明髙拱撰。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襄，事迹具《明史》列传。是编之作，葢以宋以来说《春秋》者穿凿傅会，欲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书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经意以订其谬。首论《春秋》乃明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次论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时；次论托之鲁史者，以其尚存周礼，非以其周公之后而假之；次论王不称天乃偶然异文，滕侯称子乃时王所黜，圣人断无贬削天子、降封诸侯之理；次论齐人归郓、讙、龟阴田，非圣人自书其功，深斥胡传以天自处之非；次论《春秋》作于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岁，适遇获麟因而书之，经非感麟而作，麟亦非应经而至；次论说经以左氏为长，胡氏为有激而作，余诸家之纷纷皆由误解「天子之事」一语。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说《春秋》者之痼疾。卷帙虽少，要其大义凛然，多得经意，固迥出诸儒之上矣。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旨
（明）髙拱 撰
或问：「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礼、命徳、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逺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其义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圣人之志益以明；自后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圣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范》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无有作威、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故贱不得以自专，虽有其徳，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此孔门明训也。乃自托南面之权以行赏罚，是作威作福，躬蹈无君之罪，乱贼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惧天下之乱贼乎？」曰：「周室陵夷，诸侯僭乱，孔子不得已而假权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谓诸侯之僭也者，得非谓若齐、郑等之僭公，吴、楚等之僭王者欤？」曰：「然。」曰：「孰与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诛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谓诸侯之乱也者，得非谓其变礼乐、专征伐欤？」曰：「然。」曰：「孰与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诛人之变礼乐、专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书欤？抑鲁国之书欤？」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是鲁史也。」曰：「谓鲁史也者，则国之公书也；谓公书也者，必其可以献之天子、传之四方、垂之后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议礼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为鲁史，是可谓国之公书欤？是可以献之天子、传之四方、垂之后世欤？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则何为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西周盛时，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号令行于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会、宴飨之乐，与夫受厘、陈戒之辞，皆有以发先徳、尽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谓雅。及其变也，虽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犹自可见，亦尚有雅焉。至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犹有存，号令犹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复尊周，天子虚噐而已。朝会礼废，公卿大夫亦靡所献纳，黍离遂降为风，与列国无异，而雅亡矣。盖至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于大夫矣；又其降，陪臣执国命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于天下矣。孔子为是惧，以为今日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正旨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正旨》一卷，明代高拱撰写。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辛丑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号文襄，事迹详载于《明史》列传。这部著作的编撰，大概是因为宋代以来解说《春秋》的人穿凿附会，想要尊崇圣人却不知道如何尊崇，想要阐明书法却不知道如何阐明，于是推究经文的本来意旨以纠正他们的谬误。首先论述《春秋》是阐明天子的义理，并非以天子赏罚的权力自居；其次论述孔子必定不敢改变周代的正朔而采用夏历；再次论述依托鲁国史官，是因为鲁国尚存周礼，并非因为它是周公的后代而假借其名；再次论述王不称天乃是偶然的异文，滕侯称子乃是当时周王所废黜，圣人断无贬损天子、降低诸侯封号的道理；再次论述齐人归还郓、讙、龟阴田地，并非圣人自书其功，深刻斥责胡安国传中以天自处的错误；再次论述《春秋》作于哀公十四年，乃是孔子去世的前一年，恰逢捕获麒麟因而记载，经文并非因感于麒麟而作，麒麟也并非应经文而至；再次论述解说经义以左氏为优长，胡氏之说是因激愤而作，其余各家纷纷议论皆由误解“天子之事”一语所致。他的言论明白正大，足以破除解说《春秋》者的痼疾。篇幅虽然不多，但大义凛然，多得经文真意，确实远远超出诸儒之上。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正旨
（明）高拱 撰
有人问：“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因此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胡氏说：“仲尼作《春秋》以寄托王法，敦厚典常、庸常礼制、任命德行、讨伐罪人，其大要都是天子的事情。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的编撰，遏制人欲于泛滥之时，保存天理于将灭之际，为后世考虑得极为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那个位置却依托二百四十二年的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抑制欲望而不能放肆，于是感到恐惧。”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自从孟子有了这句话，圣人的志向更加明朗；自从后人不能理解这句话，圣人的志向更加晦暗。为什么呢？《洪范》说：‘只有君主能作威作福，臣子不能作威作福。臣子如果作威作福，会危害你的家，凶险你的国。’所以地位低贱的人不能擅自专断，即使有德行，如果没有那个位置，也不敢制作礼乐，这是孔门明确的训诫。于是依托南面之权来施行赏罚，这是作威作福，亲身犯下无君的罪过，乱臣贼子且从我开始，又怎么能让天下的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呢？”问：“周王室衰微，诸侯僭越作乱，孔子不得已而假借权力来行事，正是为了明确君臣的名分。”回答说：“所谓诸侯的僭越，难道是指像齐、郑等国僭越称公，吴、楚等国僭越称王吗？”回答说：“是的。”问：“这与以匹夫身份假借天子权柄相比，哪个更严重？匹夫假借天子权柄，却用来诛杀僭越称公、称王的人，天下谁会相信呢？所谓诸侯的作乱，难道是指他们改变礼乐、专断征伐吗？”回答说：“是的。”问：“这与以匹夫身份行天子之事相比，哪个更严重？匹夫行天子之事，却用来诛杀改变礼乐、专断征伐的人，天下谁会相信呢？本来就知道这必定不是这样。况且《春秋》，是孔氏的书呢？还是鲁国的书呢？”回答说：“其事记载齐桓、晋文，其文出自史官，这是鲁国的史书。”回答说：“说是鲁国的史书，那就是国家的公书；说是公书，必定是可以献给天子、传布四方、流传后世的。周天子还在，却改变他的正朔，议定礼制制度，以确立一王的法度，并修撰作为鲁国的史书，这能称为国家的公书吗？可以献给天子、传布四方、流传后世吗？本来就知道这必定不是这样。”问：“那么什么是天子之事呢？”回答说：“孟子不也说吗？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大概在西周兴盛时，文王、武王的典制，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天子的号令行于天下，没有人敢不遵从。所以朝会、宴飨的音乐，以及受赐、陈戒的言辞，都能发扬先王的德行、尽到下情，王政鲜明地存在，这叫做雅。等到发生变化，虽然事情或许不同，但王政的得失仍然可见，也还有雅存在。到了幽王被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王室于是衰弱，但起初典制还有留存，号令还有施行。等到末年，衰微更加严重，天下不再尊崇周室，天子只是虚有其位罢了。朝会礼制废弛，公卿大夫也没有进献纳谏，黍离于是降为风，与列国没有区别，而雅亡了。大概到了这时，礼乐征伐出自诸侯了；再降一级，政令在大夫手中了；再降一级，陪臣执掌国命了；暴行交相发生，臣杀君、子杀父的人接连出现在天下了。孔子为此感到恐惧，认为今天
之域中，谁家之天下？周徳虽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虽不共守，然有可考而知也；天子之号令虽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也。于是据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号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诸鲁隠公，隠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诗亡之时也。诗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继二雅，表王迹，续接成周之命脉耳。盖当是时，天下皆曰：「周虽有王，犹无王也。」而孔子则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号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盖谓周天子事，犹今人称我太祖旧制云尔，非谓孔氏之为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为其能尊周也；书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正谓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则是平王以前，政教号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后，政教号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时王安在哉？曰：「桓、文岂诚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于此』则有之乎？」五霸，桓、文为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乆矣，而桓、文者乃犹能率约诸侯，惩荆舒以尊周室，虽其假之不犹愈于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尔也。夫以但能尊周即有取焉，而不暇计其诚与假，则圣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见，又乌有倍时王之制而自为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则春王正月固周正欤？」曰：「何为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谓以夏时冠周月，而引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时为证，似亦有据也，然非欤？」曰：「孔子之答颜渊也，以议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礼乐，无不可者，盖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鲁国纪事之书也。纪事而用夏正，则其所纪者夏事欤？周事欤？用前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文；改当代之正朔以纪当代之事，则不可以成史。圣莫盛于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为之以为国史，将为私言乎？将为公言乎？且《左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则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经书二月无氷，使用夏正，则二月惊蛰，舟楫既通矣，何以书无氷也？秋大水无麦苗，使用夏正，则秋安得有麦也？十月陨霜杀菽，使用夏正，则十月安得有菽？陨霜犹谓迟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则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为灾也？诸若此者，昔人曽辩之，世儒亦多称述之者，其理自明，断非夏正无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独不观孔子之所欲见诸行事者乎？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子思曰：『仲尼宪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自言则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曰：『梦见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见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兴东周之治，非欲于文武之政之外别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时云者而后为见诸。」行事也，曰：「然则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鲁哀公十四年也。是时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为吾欲行周公之道，以兴东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则衰已甚矣，无复可为之时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据而行也；使后王能行文武之政，则亦于此取之而已矣，而无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毕。故曰志在《春秋》也。」曰：「天子之事，何独托之鲁史？」苏氏云：「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为天下不可以无赏罚，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以存周室。周之东迁也，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无赏罚，而鲁周公之国也，居鲁之地者，宜如周
译在天下之中，这究竟是谁的天下？周朝的德运虽然衰微，但天命原本并没有改变；文王、武王的典章制度虽然不能共同遵守，但仍有可以考证而知晓的；天子的号令虽然不能通行于天下，但天子原本还是存在的。于是依据文王、武王的典章制度来彰显天子的号令，《春秋》便由此作成了。《春秋》始于鲁隐公，隐公元年，正是周平王的四十九年，这是王迹消亡而《诗经》绝响的时候。《诗经》到这时绝响，所以《春秋》从这时开始作成；王迹到这时消亡，所以《春秋》从这时开始，旨在继承《大雅》《小雅》，表彰王迹，延续成周王朝的生命脉络罢了。大概在那时，天下人都说：“周朝虽然有王，却如同没有王一样。”而孔子却说：“周朝原本就有王，其典章制度、其号令原本还在，有可以采纳而施行的。”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大概是说周天子的事业，就如同现在人称我太祖的旧制一样，并不是说孔子自己要做天子。因此选取齐桓公、晋文公，是因为他们能够尊崇周室；书写周王正月，是为了保存周朝的正朔；尊崇周王以抑制诸侯，是为了明确周朝的等级次序。所以说：“其中的大义，是我私下窃取而来的。”正是指这个意思。如果说“《春秋》行使天子的事业”，那么平王以前，政教号令，是天自行施行的；平王以后，政教号令，是孔子另行施行的，那文王、武王在哪里呢？当时的周王又在哪里呢？问：“齐桓公、晋文公难道真是尊崇周室的人吗？为什么还要选取他们？”答：“确实如此。不是说‘彼善于此’吗？”五霸之中，齐桓公、晋文公最为兴盛。孔子选取齐桓公、晋文公，也就是他选取管仲的意思。当时天下人很久不知道有周王了，而齐桓公、晋文公却还能率领约束诸侯，惩戒荆楚、舒国以尊崇周室，虽然他们是假借名义，不也比不知道有周王的人好吗？所以有所选取。既然只要能够尊崇周室就有所选取，而不暇计较其真诚还是虚伪，那么圣人不得已的苦心也就可见了，又怎么会有违背当时周王的制度而自封天子来行事，反而做出齐桓公、晋文公都不做的事呢？问：“那么‘春王正月’确实是周正吗？”答：“为什么说它不是周正呢？”问：“胡安国认为用夏时的季节冠以周月的月份，并引用颜渊问为邦、孔子回答以行夏之时作为证据，似乎也有依据，难道不对吗？”答：“孔子回答颜渊，是为了议论大道以建立法度，所以斟酌四代的礼乐，没有不可行的，这大概是孔子的私下言论。《春秋》是鲁国记载史事的书。记载史事而使用夏正，那么所记载的是夏朝的事呢，还是周朝的事呢？使用前代的正朔来记载当代的事，就不能成为文章；更改当代的正朔来记载当代的事，就不能成为史书。圣人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孔子的事没有比《春秋》更大的，《春秋》的事没有比正朔更大的，却任意妄为作为国史，这是要作为私下的言论呢，还是要作为公开的言论呢？况且《左传》记载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冬至，如果使用夏正，那么正月怎么会有冬至呢？经文记载二月无冰，如果使用夏正，那么二月惊蛰，舟船已经可以通航了，为什么记载无冰呢？秋天大水淹没麦苗，如果使用夏正，那么秋天怎么会有麦子呢？十月降霜杀死豆类，如果使用夏正，那么十月怎么会有豆类呢？降霜还说是晚了呢。冬天大雨雪，如果使用夏正，那么冬天正是雨雪的时节，为什么把它当作灾异呢？像这样的事，前人曾经辩驳过，世间的儒者也多有称述的，道理自然明白，断定不是夏正无疑。”问：“孔子不是说‘我想寄托于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行事上那样深切明显’吗？”答：“是的，有这样的话。难道没有观察孔子想要体现在行事上的内容吗？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坠落于地，而在人身上。贤者识其大体，不贤者识其小体，夫子哪里不学习呢？’子思说：‘仲尼效法文王、武王。’而孔子告诉哀公说：‘文王、武王的政教，布列在简策上。那个人存在，那么他的政教就施行。’自己说：‘我学习周礼，现在使用它，我遵从周礼。’说：‘如果有用我的人，我大概会成为东周吧。’说：‘梦见周公。’这是孔子想要体现在行事上的，也只是施行周公之道以兴起东周的治世，并不是想在文王、武王的政教之外另外建立一代的制度，像施行夏时那样然后才算是体现在行事上。”问：“那么为什么？”答：“我的志向在《春秋》。”问：“孔子修撰《春秋》，是在鲁哀公十四年。这时孔子年龄已经七十一岁了，认为我想施行周公之道，以兴起东周的治世，竟然不可得，而现在衰老已经非常严重了，没有再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志向无处寄托，所以寄托于《春秋》，使现在的君王能够施行文王、武王的政教，就可以依据它来施行；使后来的君王能够施行文王、武王的政教，那么也在这里取用罢了，而不必等待其他寻求，而我的志向也可以完成。所以说志向在《春秋》。”问：“天子的事业，为什么唯独寄托于鲁国的史书？”苏氏说：“武王去世时，成王年幼，周公认为天下不可以没有赏罚，所以不得已而假借天子的权力来赏罚天下，以保存周室。周朝东迁时，平王昏庸，所以夫子也说天下不可以没有赏罚，而鲁是周公的封国，居住在鲁地的人，应当如同周朝……”
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以尊周室，言亦有当欤？」曰：「此曲说也。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孔子盖伤之焉，而况以天子之权假之乎？盖《春秋》明天子之权，非以假天子之权也；以天子之权还诸天子，非以天子之权与鲁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当时列国各有史，其在西周，天下尊王，国史所纪者莫非王事；至是既不尊王，则亦不知有王事矣，而史之所纪，固皆其自行制度，无复周之典礼矣。今列国之史虽不可见，而《国语》犹存其畧，如左氏传叙晋楚之事为详，然语多张诩，其于乱法干纪，非惟不知为罪，反厚自矜大，此必孟子所谓《乗》及《梼机》之说也，而其它槩可知已。惟鲁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征，故孔子因而修之，以着先王之旧，则所谓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事，夫何尝以假鲁也？」曰：「葬成风，王不称天，罚且加于天子矣，乃何为周天子事？」曰：「此传者之谬也。且如鲁桓，簒弑之贼也，其公则僭称也，孔子以宗国君臣之义，乃于簒弑之贼尚不敢改其僭称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鲁桓？王其」本称也，何如僭公？其事则葬成风也，何如簒弑？而乃于此特加削罚，岂其君臣之义，于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国之君者欤？」然则何以不称天？曰：「圣人立言，取诸大义，非若后世比对于一字之间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随便而言，无异同也。犹之今人有称『奉圣旨』者焉，有称『奉旨』者焉，亦随便而言，无异同也。若以『王』不称『天』为有所削罚，岂亦以『旨』不称『圣』者为有所削罚欤？」曰：「葬成风无贬乎？」曰：「何为其无贬也？以天子之尊而会葬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纪法扫地，甚矣！只据事直书，所贬自见，固不在乎王之天与不天也。且仲子事与成风同，于成风书曰『王使召伯来会葬』，于仲子书曰『天王使宰咺来归赗』，在此则王不称天而召伯称爵，岂其罪在王不在伯欤？在彼则王称天而宰咺称名，岂其罪在宰不在王欤？且狩于河阳，是何理也，而称天王？使毛伯来锡命，使家父来求车，是何理也，而皆称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欤？故知《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系乎王之天与不天，而或书名或书字，亦非必有意乎其间也。二百四十余年，王朝列国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考而知？或亦只据鲁史旧文书之耳。」曰：「《春秋》既有褒贬，天子之事又非孔子自行，则褒贬者谁？」曰：「文武之褒贬之也。」「何谓文武褒贬之也？」曰：「天下有圣贤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准之以作《春秋》。其所书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所赏者也，是即所谓褒也；其所书恶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罚者也，是即所谓贬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与法，则《春秋》所书褒贬自见，正不必求其义于一字之间也。后儒不能明文武之道与法，乃徒求其义于一字之间，不惟求其义于一字之间也，乃又不能虚心平气，而以谓圣人所作之经，其义当不止如此而已也，而又过为深求之。」于是求之愈深，而去圣人之意愈逺矣。譬之法律然，有明于法律者，见书杀人，即曰：「其罪当死。」不必更求其书杀之谓何也。彼不知法律者，不知罪所抵也，乃徒深求夫书杀之义谓何，而强为之解，则其去法律逺矣。曰：「笔则笔，削则削，亦天子欤？」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与法笔削之也。」「可指言欤？」曰：「鲁史之旧文无存，故笔削之新义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据事直书，即所谓笔也。如齐侯、郑伯皆称公，其赴报之书皆公也；楚子、吴子皆称王，其赴报之书皆王也，鲁史旧文固皆若是书也。孔子于齐公则削而为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于郑公则削而为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于楚王、吴王则皆削而为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谓削也。而其它以不合
译公不得已而借天子之权来赏罚天下，以尊崇周王室，这话也有道理吗？」回答说：「这是牵强的说法。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制的，周公的教化已经衰微了。孔子对此尚且感到痛心，何况是把天子的权柄借给鲁国呢？《春秋》旨在彰显天子的权柄，而不是把天子的权柄借给他人；是把天子的权柄归还给天子，而不是把天子的权柄给予鲁国。韩宣子到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在鲁国了。』这是因为鲁国还保留着周朝旧时的典章制度。当时各国都有史官，在西周时期，天下尊崇周王，各国史书所记载的没有不是关于周王的事；到了后来不再尊崇周王，也就不知道有周王的事了，而史书所记载的，原本都是各国自行制定的制度，不再有周朝的典章制度了。现在各国的史书虽然不可见，但《国语》还大致保留着，比如左丘明传叙述晋、楚的事情很详细，但言语多夸张虚饰，对于破坏法度、冒犯纲纪的行为，不仅不知道是罪过，反而大大自我夸耀，这一定是孟子所说的《乘》和《梼杌》这类史书，其他情况大概可以推知。只有鲁国的史书还保留着周朝制度的一二，文辞有据可查，所以孔子据此加以修订，以彰显先王的旧制，这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这是关于周天子的事，何曾借给鲁国呢？」问：「葬成风时，周王不称『天』，惩罚已经加在天子身上了，这怎么说是周天子的事呢？」回答说：「这是传述者的错误。比如鲁桓公，是篡位弑君的贼子，他的『公』是僭越的称号，孔子出于宗国君臣的大义，对于篡位弑君的贼子尚且不敢改掉他僭越的『公』称。天子是天下的最高君主，比鲁桓公如何？『王』是周王本来的称号，比僭越的『公』如何？这件事是葬成风，比篡位弑君如何？却在这里特别加以削夺惩罚，难道君臣大义，对于天下的最高君主，还不如宗国的君主吗？」那么为什么不称『天』呢？回答说：「圣人立言，取法于大义，不像后世那样在一字之间进行比对。有时称『王』，有时称『天王』，是随便说的，没有区别。就像现在有人称『奉圣旨』，有人称『奉旨』，也是随便说的，没有区别。如果把『王』不称『天』看作有所削夺惩罚，难道也把『旨』不称『圣』看作有所削夺惩罚吗？」问：「葬成风没有贬义吗？」回答说：「怎么会没有贬义呢？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去会葬诸侯的妾室，这是冠履倒置，纲纪法度扫地，严重啊！只是据事直书，贬义自然显现，本来就不在于周王称不称『天』。而且仲子的事与成风相同，对于成风记载说『王使召伯来会葬』，对于仲子记载说『天王使宰咺来归赗』，在这里周王不称『天』而召伯称爵位，难道罪在周王而不在召伯吗？在那里周王称『天』而宰咺称名字，难道罪在宰咺而不在周王吗？况且在河阳狩猎，是什么道理，却称『天王』？派毛伯来赐命，派家父来求车，是什么道理，都称『天王』？又毛伯称爵位，家父称字，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所以知道《春秋》的大旨，本来自有其所在，不仅不取决于周王称不称『天』，而且有时称名有时称字，也未必有意在其中。二百四十多年间，周王朝和各国的大臣，他们的名和字，怎么能一定考据而知？或许只是依据鲁国史书的旧文来记载罢了。」问：「《春秋》既有褒贬，天子的事又不是孔子自己做的，那么褒贬的是谁呢？」回答说：「是周文王、周武王的褒贬。」「什么叫文王、武王的褒贬呢？」回答说：「天下有圣贤之道，有朝廷之法，文王、武王的法度都是道的所在，孔子以此为准则来作《春秋》。他所记载的善行，本来就是文王、武王所肯定的，所奖赏的，这就是所谓的褒；他所记载的恶行，本来就是文王、武王所否定的，所惩罚的，这就是所谓的贬。人们只要能明白文王、武王的道与法，那么《春秋》所记载的褒贬自然显现，正不必在一字之间寻求其义。后世儒者不能明白文王、武王的道与法，却只在一字之间寻求其义，不仅在一字之间寻求其义，而且又不能虚心平和，认为圣人所作的经典，其义理应当不止于此，于是又过分地深究。」于是寻求得越深，离圣人的本意就越远。比如法律，通晓法律的人，看到记载杀人，就说：『他的罪当死。』不必再追究记载杀人的含义是什么。那些不通晓法律的人，不知道罪该抵偿什么，却只深究记载杀人的含义是什么，并强行解释，那就离法律的本意远了。问：「笔则笔，削则削，也是天子吗？」回答说：「是的。孔子以文王、武王的道与法来笔削。」「可以具体说明吗？」回答说：「鲁国史书的旧文没有留存，所以笔削的新义无法考据，但也有可以知道的。比如据事直书，就是所谓的笔。比如齐侯、郑伯都称公，他们赴报的书信都称公；楚子、吴子都称王，他们赴报的书信都称王，鲁国史书的旧文本来都是这样记载的。孔子对于齐公就削改为侯，说：『这是我国天子册封的侯。』对于郑公就削改为伯，说：『这是我国天子册封的伯。』对于楚王、吴王就都削改为子，说：『这是我国天子册封的子。』这就是所谓的削。而其他以不合
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经书滕子来朝，亦所谓削欤？」日非也，此传者之谬也。彼其谓鲁桓簒弑，乃天下大恶，而滕侯首朝之，是党恶也。春秋恶党恶，故降而为子，则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与人以子？若谓恶其党恶，直恶之而已，乃遂降而为子，岂以党恶者不可为侯，止可为子欤？夫大恶，鲁桓也。于大恶者曽去其僭称之公否乎？而顾于朝之者去其本称之侯；于大恶者曽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顾于朝之者降而为子，抑何舛也。且滕子来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来，其子孙世承侯爵，乃縁其曽髙以上之祖曽有朝鲁桓之事，遂于二百年间皆称为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岂不可笑之甚欤？」曰：「然则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虽弱，然亦岂曽无一事之行于微小之国者乎？传曰：『杞侯爵，鲁庄公二十七年书杞伯来朝，其后又称子，盖为时王所黜。薛侯爵，庄公三十一年书薛伯卒，盖为时王所黜。滕侯爵，隠公七年书滕侯卒，其后称子，盖为时王所黜。』固有记之。」者矣。此何不足据，而必以为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为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时王所黜也，则滕侯之子，独非时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贬，断不得自行予夺，降人之侯，而又与之以子也。曰：「若是，则知我、罪我谓何？」曰：「知我者，谓我为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则僭乱之罪着，诸侯恶其害己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赏乎？在所罚乎？在所命乎？在所讨乎？如此乎，而后乱臣贼子惧也。」曰：「若然，则《春秋》之事，孔子固无与与？」曰：「修则孔子修之，事则非孔子之事也。」曰：「经书『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而传则云『圣人以天自处，不嫌于自叙其绩』，不然欤？」曰：「不然也。圣人之心，荡荡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于自叙，亦不以天自处。有此事，只直书此事；其事如何，只直书如何，行所无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圣人也。且宣公时书『公如齐』，后即书曰『齐人归我济西田』，是归济西田者，由公之如齐也，使公不如齐，固不归也。哀公时书『归邾子益于邾』，后即书曰『齐人归讙及阐』，是归讙及阐者，由归益于邾也，使不归益于邾，固不归也。兹书曰『及齐平』，『公会齐侯于夹谷』，后即书曰『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是归郓、讙、龟阴田者，由公之及齐平也，使不及齐平，固不归也。三者义一而已。若以归郓、讙、龟阴田为孔子之绩，则归济西田者谁之绩欤？归讙及阐者又谁之绩欤？且归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区区归田称圣人之神化，又设为以天自处之说，而谓其不嫌自叙，则亦非所以语圣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后人则遂谓其以天子自处也；以天子自处之未足，又谓其以天自处也。惟其谓为以天自处，是故于天子亦可行赏罚焉。嘻！亦甚矣！欲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乃为论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谓之何矣？曰：「获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于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拨乱世反之正，是万代之纲常也，而何与于麟？若曰感麟而作，则使麟终不出，《春秋》固不作欤？使麟出于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间，《春秋》固遂止此欤？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为瑞应，则安知麟之所出，瑞为己欤？且后世亦每有麟焉，岂亦皆圣经之应欤？固又知其不然也。」曰：「王通不云乎？『《春秋》以天道终，故止于获麟。』非欤？」曰：「天道逺人道迩。《春秋》修人事，不言瑞应，盖不以茫昧不可知者参乎人事之间以惑人也，而况可以瑞应神其书乎？以瑞应神其书，少知道者
译王度被削夺的情况，本来就可以类推而知了。」问：「滕侯的爵位，经文中记载滕子来朝见，这也是所谓的削夺吗？」答：「不是的，这是传注者的错误。他们以为鲁桓公篡位弑君，是天下的大恶，而滕侯首先去朝见他，这是结党附恶。《春秋》厌恶结党附恶，所以将滕侯降称为子，这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孔子怎么能降别人的侯爵，又怎么能给别人子爵呢？如果说厌恶他结党附恶，直接厌恶他就罢了，却将他降称为子，难道结党附恶的人不能做侯，只能做子吗？大恶之人是鲁桓公，对于大恶之人，曾经去掉他僭越称公的称号吗？反而对于朝见他的人去掉了他本来的侯爵称号；对于大恶之人，曾经有所降低他的爵位吗？反而对于朝见他的人降称为子，这多么荒谬啊。况且滕子来朝见，是两百年前的事。那两百年间，他的子孙世代继承侯爵，却因为他的曾祖、高祖以上的祖先曾经有朝见鲁桓公的事，就在两百年间都称为子，他本来是侯，我们却是子，这难道不是极其可笑吗？」问：「那么是谁降他的爵位呢？」答：「是周天子降他的爵位。周天子虽然衰弱，但难道在微小的国家中就没有一件事能行得通吗？传注说：『杞侯的爵位，鲁庄公二十七年记载杞伯来朝见，后来又称子，大概是被当时的周王废黜。薛侯的爵位，庄公三十一年记载薛伯去世，大概是被当时的周王废黜。滕侯的爵位，隐公七年记载滕侯去世，后来称子，大概是被当时的周王废黜。』本来就有记载。」这有什么不足以作为依据，而一定要认为是孔子降他的爵位呢？况且孔子将滕侯降称为子，那么杞侯的伯和子、薛侯的伯，也都是孔子降的吗？杞侯的伯和子、薛侯的伯，果真是当时的周王废黜的，那么滕侯的子，难道不是当时的周王废黜的吗？孔子作《春秋》，只可以明辨是非来定褒贬，决不能自行予夺，降别人的侯爵，而又给他子爵。问：「如果是这样，那么『知我者，罪我者』是什么意思？」答：「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尊崇周朝；怪罪我的人，是因为天子的法度明确了，那么僭越作乱的罪过就显着了，诸侯厌恶这对自己有害。况且如果有王者兴起，是在于赏赐呢？在于惩罚呢？在于任命呢？在于讨伐呢？像这样，然后乱臣贼子才会畏惧。」问：「如果是这样，那么《春秋》的事，孔子本来就没有参与吗？」答：「修撰是孔子修撰的，但事情并不是孔子的事。」问：「经文中记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而传注却说『圣人以天自处，不嫌于自叙其绩』，难道不是这样吗？」答：「不是这样。圣人的心胸，广阔平坦，而他立言，大公至正，既不嫌于自叙，也不以天自处。有这件事，只直书这件事；事情怎么样，只直书怎么样，行所无事罢了，不是有意为之。有意为之，就不是圣人了。况且宣公时记载『公如齐』，之后记载『齐人归我济西田』，这是归还济西田，是由于公去了齐国，如果公不去齐国，本来就不会归还。哀公时记载『归邾子益于邾』，之后记载『齐人归讙及阐』，这是归还讙及阐，是由于归还益于邾，如果不归还益于邾，本来就不会归还。这里记载『及齐平』，『公会齐侯于夹谷』，之后记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这是归还郓、讙、龟阴田，是由于公与齐国讲和，如果不与齐国讲和，本来就不会归还。这三者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把归还郓、讙、龟阴田当作孔子的功绩，那么归还济西田是谁的功绩呢？归还讙及阐又是谁的功绩呢？况且归还田地是小事。夫子得到邦国，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却把区区归还田地称为圣人的神化，又设立以天自处的说法，认为他不嫌自叙，这就不是谈论圣人的方式了。况且孟子只说『《春秋》，天子之事』罢了，而后人就说他以天子自处；以天子自处还不够，又说他以天自处。正因为认为他以天自处，所以对于天子也可以行赏罚了。唉！太过分了！想要尊崇圣人却不知如何尊崇，竟然议论到这种地步，如果夫子能复活，他会怎么说呢？问：「获麟的事怎么样？」有人说：「感于麟而作《春秋》，所以文字止于获麟。」有人说：「文字写成而麟至，认为是瑞应。」哪个是对的？答：「都不对。《春秋》确立百王的大法，拨乱反正，这是万代的纲常，而与麟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感于麟而作，那么如果麟始终不出现，《春秋》就不作吗？如果麟出现在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间，《春秋》就止于此吗？本来就知道不是这样。如果说文字写成而麟至，认为是瑞应，那么怎么知道麟的出现，是为自己而瑞应呢？况且后世也常有麟出现，难道也都是圣经的瑞应吗？本来又知道不是这样。」问：「王通不是说吗？『《春秋》以天道终，所以止于获麟。』难道不是这样吗？」答：「天道远，人道近。《春秋》修人事，不言瑞应，大概是不以茫昧不可知的事参杂在人事之间来迷惑人，何况可以用瑞应来神化他的书呢？用瑞应神化他的书，是少知道的人
不为，而谓圣人为之乎？」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何思凤鸟、河图？」曰：「孔子非思凤鸟、河图也。凤鸟、河图，伏羲、舜、文时物。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见，又不可以明言，故思凤鸟、河图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虽凤不至、图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虽凤鸟至、河图出，犹夫思也。譬如尧之世无河图，禹之世无凤鸟，若孔子得生其时，相与都俞一堂，共成雍熈之治，将亦思凤鸟、河图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然则终于获麟谓何？」曰：「是时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阅岁而孔子殁，则鲁史之修宜止于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书之而已，固非取义于麟也。圣人不语怪神，其言其事如日月之在天，而人无不仰之者，夫岂以茫昧不可知者而符己之事，为若是诞乎？且麟一兽耳，与人理无与，亦何足为圣经轻重也？后人不知重圣人，而以圣人借重于麟；不知重圣人之《春秋》，而以《春秋》借重于麟，至亦惑矣。」故谓经感于麟，是圣人经世之书乃因一物而起，何视经之浅也！谓麟应于经，是术家者流幻妄之说，何诬经之深也！皆无得乎圣人之道者也。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穷矣』，有诸？」曰：「此又诬圣人之甚者也。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圣人乐天知命而不忧，何乃反袂拭面，称吾道穷至是乎？且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亦岂必俟获麟始知而泣乎？」杜预云：「亦无取焉。」盖邪说当辟，讵止无取已也！曰：「然则麟不足为瑞欤？」曰：「瑞应之事，有道者不言，谓其理之不可详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郑州生麟，予适过郑，亲见之；越岁，予门人王从诺氏家生麟，邑人皆见之。然迄无所应，则麟虽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即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已，诚何与于圣人之经也？」曰：「韩子云：『麟不待圣人而出，谓之不祥亦宜。』然乎？」曰：「此亦曲说也。彼其必以麟为圣人之瑞也，然固有不待圣人而出者焉，求其说而不得，则从而为之辞耳。殊不知圣人之世亦有无麟者焉，非圣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谓圣人之瑞也。以麟不待圣人而出为不祥，犹夫以桓宣书有年为记异，理无可据者矣。」曰：「记异之说亦非欤？」曰：「祥则书之为祥，异则书之为异，乃直笔也。今既书有年、大有年矣，而意则以为记异，圣人固不若是诡也。且胡氏之说曰：『二君得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灾之谴，今乃有年，是反常也。』先儒说经者多列于瑞庆之门，至程氏发明奥旨，然后以为记异。信斯言也，则所谓水旱凶灾者，君当之欤？民当之欤？年虽大杀，何艰于君，而民则流殍且相食矣！天诚有意诛罚无道，乃降水旱凶灾之谴，而使无辜之百姓当之，亦非所以为天矣！而况其理寔有非人所能测识者乎？《春秋》书祥异，不书事应，而后儒必以事应符合之，盖非惟无以得圣人大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启人君矫诬之」心彼其天马作颂，寳鼎作歌，登泰山，禅梁甫，矫诬上天以自侈者，固皆瑞应之说启之也。故知说经贵足以取信，苟徒滋惑，则亦无贵于说经也已矣。曰：「古之说经者则何如？」曰：「三传左氏为优，昔人已言之矣。下此者，其杜预乎？」预颇识圣人尊周之意，言固近理，但于天子之事，未能明其说耳。曰：「伊川先生云：『春秋只是一个权。』何如？」曰：「先生误以天子之事为孔子之自为天子也，故为之说曰权。然不知孔子只是尊周，其所以明王道、正大法，以礼乐征伐归诸天子者，皆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非有所委曲迁就于其间也，何谓权？」曰：「胡氏之传，大较何如？」曰：「其志可尚，而于经旨则未得。彼其见金人之陵宋也，故激焉而为是传，其意可尚。但于天子之事，其论甚左，且自出己意，曲求于一字之间，又多自相矛盾，仍复曲为之说，则于经旨无当耳。」曰：「诸说之纷纷何也？」曰
译不做，难道说圣人做了吗？」回答说：「『凤鸟不出现，黄河不出现河图，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孔子为什么思念凤鸟、河图？」回答说：「孔子并不是思念凤鸟、河图。凤鸟、河图，是伏羲、舜、周文王时代的祥瑞之物。孔子思念伏羲、舜、周文王那样的君主却不可得见，又不可以明言，所以思念凤鸟、河图来寄托思念伏羲、舜、周文王的心意。假使他得以侍奉伏羲、舜、周文王那样的君主，即使凤鸟不出现、河图不出现，本来也不会思念。假使他不能侍奉伏羲、舜、周文王那样的君主，即使凤鸟出现、河图出现，仍然会思念。譬如尧的时代没有河图，禹的时代没有凤鸟，如果孔子生在那个时代，与尧舜禹在朝堂上共同成就和谐太平的治理，难道还会思念凤鸟、河图吗？本来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思念。」问：「那么最终获得麒麟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时孔子已经七十一岁了，过了一年孔子去世，那么鲁国史书的修撰应当在此停止。麒麟是非常罕见的东西，有它就如实记载罢了，本来不是从麒麟身上取义。圣人不谈论怪异神灵，他的话和他的事像日月在天上，人们没有不仰望的，难道会用模糊不可知的事物来附会自己的事，如此荒诞吗？况且麒麟只是一种野兽，与人理无关，又哪里足以决定圣经的轻重呢？后人不知道尊重圣人，却用圣人借重于麒麟；不知道尊重圣人的《春秋》，却用《春秋》借重于麒麟，这真是迷惑啊。」所以说经典感应于麒麟，是圣人经世致用的书因为一个事物而起，这是多么轻视经典啊！说麒麟应和经典，是方术之流虚幻荒谬的说法，这是多么诬蔑经典啊！都未能领悟圣人之道。问：「用袖子擦脸，说：『我的道穷尽了』，有这回事吗？」回答说：「这又是极大地诬蔑圣人了。道将要施行呢，是命运；道将要废弃呢，也是命运。圣人乐天知命而不忧虑，为什么反而用袖子擦脸，称我的道穷尽到这种地步呢？况且道不能施行，已经知道了，又难道一定要等到获得麒麟才知道而哭泣吗？」杜预说：「也没有可取的。」大概邪说应当驳斥，哪里只是没有可取而已！问：「那么麒麟不足以作为祥瑞吗？」回答说：「祥瑞应验的事，有道的人不谈，说它的道理不可详究。从前嘉靖己酉年三月，郑州生出麒麟，我恰好经过郑州，亲眼见到；过了一年，我的学生王从诺家里生出麒麟，县里的人都见到了。然而最终没有什么应验，那么麒麟虽然不是世间常有的，但也是世间所有的，即使有，也只是麒麟作为麒麟罢了，确实与圣人的经典有什么关系呢？」问：「韩愈说：『麒麟不等待圣人而出现，称之为不祥也是适宜的。』对吗？」回答说：「这也是偏颇的说法。他一定认为麒麟是圣人的祥瑞，然而本来有不等待圣人就出现的，寻求他的说法而不得，就顺着为他找借口罢了。却不知道圣人的时代也有没有麒麟的，不是圣人的时代也有有麒麟的，不一定说是圣人的祥瑞。以麒麟不等待圣人而出现为不祥，就像以桓公、宣公记载有年作为记异，道理没有可依据的。」问：「记异的说法也不对吗？」回答说：「祥瑞就记载为祥瑞，怪异就记载为怪异，这是直笔。现在既然记载了有年、大有年，而意思却认为是记异，圣人本来不这样诡诈。况且胡氏的说法说：『两位君主得罪上天，应当受到水旱凶灾的谴责，现在却有年，这是反常。』先儒解说经典的多列在瑞庆的门类，直到程氏阐发深奥的旨意，然后认为是记异。相信这话，那么所谓水旱凶灾，是君主承受呢？还是百姓承受呢？年岁虽然大杀，对君主有什么艰难，而百姓却流离饿死甚至互相吃人！上天如果有意诛罚无道，就降下水旱凶灾的谴责，却让无辜的百姓承受，也不是作为上天的做法！何况它的道理实在有不是人所能测识的呢？《春秋》记载祥瑞怪异，不记载事应，而后儒一定要用事应符合它，这不仅无法领悟圣人公正至正的旨意，而且徒然开启人君矫饰欺骗的心。那些作天马颂、宝鼎歌，登泰山、禅梁甫，矫饰欺骗上天以自我夸耀的人，本来都是瑞应之说开启的。所以知道解说经典贵在足以取信，如果徒然滋生疑惑，那么解说经典也就没有可贵之处了。」问：「古代解说经典的人怎么样？」回答说：「三传中《左氏传》最优，前人已经说过了。其次的，大概是杜预吧？」杜预颇能识得圣人尊周的意思，言论固然近理，但对于天子之事，未能阐明他的说法罢了。问：「伊川先生说：『《春秋》只是一个权。』怎么样？」回答说：「先生误把天子之事当作孔子自己作为天子，所以为之解说说是权。然而不知道孔子只是尊周，他用来阐明王道、端正大法，把礼乐征伐归于天子的，都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没有在其中有所委曲迁就，什么叫权？」问：「胡氏的传，大体怎么样？」回答说：「他的志向可崇尚，但对于经旨则未得。他见到金人凌辱宋朝，所以激愤而作此传，他的意思可崇尚。但对于天子之事，他的论断很偏颇，而且自出己意，在一字之间曲求，又多自相矛盾，仍然曲为之说，那么对于经旨就不恰当了。」问：「各种说法纷纷扰扰为什么呢？」回答说
：「天子之事之说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说明，则诸说可不辩而定矣。」曰：「子何所据，乃独违众论而力断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惧夫圣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则乱臣贼子得以借口，仍复接迹于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后圣人之志明；圣人之志明，而后春秋之法可行于万世，俾乱臣贼子无复可借口者，而永有惧焉，斯予明之之意也。葢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纪也，其理本如是也。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者也。」
译关于天子职责的论述尚未明晰。如果天子职责的论述明确了，那么其他的说法就可以不必争辩而自然确定了。有人问：“你依据什么，竟然独自违背众人的议论而极力决断呢？”回答说：“道理自有其所在。我担心圣人的意志被遮蔽，君臣之间的正道被违背。君臣正道被违背，那么乱臣贼子就能找到借口，继续在天下接连出现。所以必须使君臣正道端正，然后圣人的意志才能彰显；圣人的意志彰显，然后《春秋》的法度才能推行于万世，使乱臣贼子再也无法找到借口，而永远有所畏惧，这就是我阐明它的意思。这大概是天的常道，地的义理，人的纲纪，其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即使圣人再次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