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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胡传考误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胡传考误》一卷，明代袁仁撰写。袁仁著有《尚书砭蔡编》，已著录。本书前有自序，说：“宋代胡安国愤恨王安石不设立《春秋》学官，秉承君主命令而作传，志向在于匡正时弊，多借经文来申述自己的学说。他的心意虽然忠诚，但对于经文未必完全符合。”他的说法确实正确。至于说胡安国的传注不是全书，则不尽然。胡安国这部书，从绍兴乙卯年奉诏编纂，到绍兴庚申年才抄写定本进献给皇帝，哪有未完工的道理呢！然而他指摘胡安国的错误，如周历正月并非冠以夏历的春季，盟会于宿并非宿国君主参与盟会，宰渠伯纠中的宰并非冢宰，伯并非伯爵，夏五并非旧史缺文，齐仲孙来并非被贬斥，召陵之战齐桓公不得称为有王德，管仲不得称为王佐，首止之会王世子列于末尾并非以示谦让，晋卓子即位已逾年并非只有里克奉他为君，季姬会见鄫子并非因爱女让女儿自选丈夫，鼷鼠吃牛角并非三桓的应验，正月记载襄公在楚并非为了保存鲁君的名号，吴子派札并非指责他让国，《左传》中莒国展舆之事以“攻”应当为“已攻”，齐豹并非求名不得，归还郓、讙、龟隂并非圣人自记其功，获麟而夸耀箫韶、河洛，是作传者的浅陋，都很有道理。其他如防防一条，义理不系于胡传；蔡桓侯一条，说葬以侯礼，也是凭主观臆断，没有明显证据；石之纷如本不是大夫，不应与孔父、仇牧一样见于经文。袁仁一概排斥，则吹毛求疵太过分了。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原序

左氏、公羊氏、谷梁氏，都是传述《春秋》的。传注未必完全符合经文，所以古人诗说：“《春秋》三传束之高阁，独自怀抱遗经探究始终。”卓越啊！宋代胡安国愤恨王安石不设立《春秋》学官，秉承君主命令而作传，志向在于匡正时弊，多借经文来申述自己的学说，他的心意虽然忠诚，但对于经文未必完全符合。何况从昭公、定公以后，疏漏缺失尤其多，一年中不止十余件事，只有一传或两传。其中公如晋、公如齐、公防吴于鄫之类，都不是小事，都舍弃而不传，那么不是全书就明显了。近代研习《春秋》的人，所尊崇的只有胡安国。我担心他们沿袭支流而失去本源，于是作《春秋胡传考误》。了解我或怪罪我，也就听之任之罢了。袁仁撰。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胡传考误

明 袁仁 撰

春王正月【隐公元年】

说正月是建子之月，是对的；说春是夏历的春季，是不对的。四季是一气所成，气有四个起始。天的气始于子，地的气始于丑，人的气始于寅，物的气始于卯。物不能作为起始，而天地人则可以更替建立。所以周历建子，朔日在半夜，春从子开始，得天统；商历建丑，朔日在鸡鸣，春从丑开始，得地统；夏历建寅，朔日在平旦，春从寅开始，得人统。所以《春王正月》，左氏说周正月是对的。不然，孔子虽然是圣人，岂敢擅自改正朔呢？况且说夏历的春季冠以周历的月份，经文应当写冬王正月，因为周的春季，乃是夏的冬季。现在写春王正月，本来就是周历的春季周历的月份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又从哪里去附会呢？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传注说：“内称及，外称人，都是盟会的人，其地以国名，宿也参与其中。地位低微的人盟会，不记载于《春秋》，这里记载的，是有宿国君主参与盟会。”按：宿是邑名，见于《谷梁传》。现在说宿国君主参与盟会，就错了。八年宿男卒，《谷梁传》说：“未能同盟，以男卒也。”宿不是同盟国，确实如此。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不称公，那么及而盟的是鲁国臣子。十年夏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那么防而伐的也是鲁国臣子。时而盟会，时而征伐，都听任臣子去做，而国君好像没有参与。《春秋》微言大义，所以这次盟会只重视宋国而已。如果说有宿国君主然后才记载，岂不错误吗！

冬公防齐侯于防【隐九年】

传注：防于防，谋划伐宋。按：防应当作祊，是字误罢了。不然，防是宋国邑名，下文“辛巳取防”就是证明，哪有谋划伐宋而就在宋国邑名防的地方盟会的呢？防，《公羊传》作邴，所以知道是祊。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桓四年】

隐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公羊传》说：“宰是什么？官职。为什么以官职为氏？宰，是士。”大概宰不独指冢宰，凡少宰也是宰，宰夫也是宰。胡安国都认为是冢宰，就错了。周代的制度，冢宰总领百官，岂可一日离开朝廷，而远使列国呢？以伯为爵位，也错了。

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六年】

传注说：“唐虞禅让，夏后、殷周世袭。”《春秋》兼

译帝王的治国之道，如果贤能的人可以禅让，就把天下当作公有的，而不拘泥于父子世袭的礼制；如果儿子可以继承，就把天下当作私有的，而不必追求让国的道义。这是主观臆测的说法。《春秋》是王者的著作。王者实行继承而不禅让，所以确定嫡庶，端正名分。《春秋》用王者的道理来约束天下就足够了，何必一定要禅让呢？《尚书》说：“子同生”，是用来慎重对待世袭礼制的。

译夏五月【桓公十四年】

《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这是传写存疑，胡安国沿袭此说，于是说因为存疑而不补全，体现了圣人的谨慎。所谓传写存疑，是指事情可疑，事情可疑就空缺不写，这是礼制。“五”字下面漏掉了“月”字，有什么可疑而不补全的呢？儒者拘泥于文字而蒙蔽了事理，往往产生错误，书写错误便产生错误的解说，就像“三豕渡河”的典故一样，这种弊病已经很久了。

癸巳日安葬蔡桓侯【桓公十七年】

《春秋》中诸侯凡是安葬都称“公”，这里唯独称“侯”，啖助认为因为蔡季贤能，知道请求谥号，胡安国的传注沿袭此说。我听说孔子说：“人死了，要按礼制安葬。”《春秋》中诸侯犯名分僭越上级，即使是伯爵、子爵、男爵都按公爵的礼制安葬，那么记载为“公”，是为了表明他们僭越礼制。只有蔡季贤能，安葬不僭越礼制，所以称“侯”，难道仅仅是因为请求谥号的缘故吗？

冬十一月癸未日，齐国的无知杀死了他的国君诸儿【庄公八年】

徒人费在门口遇到刺客，先进去伏在国君身上，出来后与刺客搏斗而死。石之纷如死在台阶下，都是守节而死的臣子，然而不能与孔父、仇牧、荀息相比。孔父、仇牧、荀息的存亡，都关系到他们的国君，所以《春秋》予以记载。至于费和纷如，则是地位卑微的人，所以不记载。现在说费等人是逢迎国君的恶行，是导致动乱的臣子，即使死于国难，也与自缢在沟渠中而无人知晓的人差不多，这就错了。如果真是导致动乱的臣子，那么《春秋》诛讨意图的体例，怎么会不记载以惩戒天下人呢？正因为他们与治乱无关，所以略去不写罢了。

春王正月，鲁军在长勺击败齐军

夏六月，齐军、宋军驻扎在郎地。鲁军在乘丘击败宋军【都在庄公十年】按：庄公九年与齐军在干时作战，我军大败。胡安国的传注说：“内战不说败，这里说败，是因为与仇敌作战，即使战败也是光荣的。”到了庄公十年，齐人侵犯我国，我们在长勺击败他们；齐国勾结宋国攻打我国，我们在乘丘击败宋军。胡安国一方面说“责备鲁国”，一方面说“互相讥讽”，这是错误的。齐国人杀了桓公，这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不来攻打，我们还将讨伐他们，何况他们侵入我国境内而被我们击败，有什么可讥讽的呢？胡安国只是拘泥于“诈战曰败”这一句话罢了。《春秋》记事，美恶不嫌用相同的词语，有用“败”表示给予的，有用“败”表示夺取的，不要因文字而损害词义就可以了。况且记载我军大败，败尚且是光荣，现在记载击败齐军，难道是耻辱吗？

秋，宋国发生大水灾【庄公十一年】

胡安国的传注说：凡是外国的灾祸，如果来告丧就记载，这是错误的。《春秋》不是诸侯的事，而是天子的事，所以不仅记载一国的灾祸，而且记载天下的灾祸。查考经文说：“夏五月戊寅日，鲁军在鄑地击败宋军。秋，宋国大水。”我们刚刚击败宋军，那么宋、鲁是敌对的国家，宋国不来告丧是显而易见的。梁山崩塌，《公羊传》认为这是为天下记录异象，这是对的。如果说外国的灾祸来告丧才记载，那么昭公九年夏四月陈国发生火灾，那时陈国已经灭亡了，谁告丧而谁记载呢？

冬，齐国的仲孙来【闵公元年】

胡安国的传注说：“不称‘使’而说‘来’，是表明桓公派遣臣子不合礼，仲孙侍奉君主不忠诚。因为桓公不能讨伐贼人，所以派遣臣子不合礼；仲孙不能劝谏君主讨伐贼人，所以侍奉君主不忠诚。”这些都是过于苛刻的议论，不是《春秋》的本意。

冬，齐国的高子来结盟【闵公二年】

传注说：“齐桓公派遣率领南阳甲士的将领到鲁国，图谋鲁国，他命令高子一定说：‘鲁国可以夺取，就兼并它的国土以扩大领地；鲁国可以保全，就平定它的动乱以善待邻国。’”这是诬蔑之辞。既然说“来盟”，那么一定是以平定动乱为主旨，所以《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这是善举。如果桓公有夺取鲁国的心思，应当在高子来之前，不应当在高子受命的那一天。

夏六月，邢国迁都到夷仪。齐军、宋军、曹军为邢国筑城【僖公元年】传注说赞美齐桓公有救患之功，这是对的。又说以王命兴师的是正，能救而给予的是权，这是错误的。大概权变不离开正道，并非在正道之外有权变。世道到了春秋时期，王纲不振，征伐、会盟，诸侯都不禀受王命，这是孔子所痛心的。其中如果有能抵御夷狄、尊崇中原，并且救灾恤患的，就极力赞许他。赞许他，是为了尊崇周王，这都是正道，不是权变。

冬十月不下雨【僖公二年】

春王正月，不下雨。夏四月，不下雨【僖公三年】

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文公二年】

从正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文公十年】

传注依据《谷梁传》，说每个时节记载一次，是怜悯雨水。怜悯雨水，是有志于百姓的人。跨越时节总括记载，是不担忧雨水。不担忧雨水，是无志于百姓的人。以僖公的贤明、文公的懈怠来类推观察，似乎是这样。然而僖公时期，记载十月不下雨，那么十一月、十二月未必不下雨；记载正月不下雨，那么二月、三月未必不下雨。其书法自然应该每个时节记载一次。文公时期，十二月不下雨，如果正月至六月其间有下雨，就不能记载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了。既然跨越时节而不下雨，自然应该跨越时节总括记载。根据事实记录，所以称为实录。强行生发意义，不是阅读《春秋》的方法。

冬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会同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

译曹国入侵陈国【僖公四年】

传文中称桓公对郑国表示勤勉，以振兴中原的威望；在阳谷设防，以敦厚对待远方国家的诚信；在陉地按兵不动，以修饰文告的言辞；退兵驻扎在召陵，以缔结防盟的礼仪。如果怀着这种心意去增进善行，那么桓公便具备王者的德行，而管仲也就成为辅佐王业的贤臣了。这是错误的。

考察桓公救郑、在阳谷设防、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屈完前来结盟，这些称霸的功绩确实伟大。然而，这些都是所谓的借名行事，都是孔子门徒所羞于称道的。如果怀着这种心意去增进善行，即使善行也是粗浅的，功业虽在王室，事业虽遍布天下，却恰好只足以成就他的私欲罢了。因此，改变这种心意来修养德行是可以的，但怀着这种心意去增进善行则是不可以的。

译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防范周王的世子【僖公五年】

《左传》说：“经文用‘及’字来表述‘防’这件事，意思是说周王世子在那里，诸侯都前去防范他，显示他不可被抗拒。”这个论述很正确。接着又说：“后世评论他们的位次，有的排在三公、宰臣之下，有的却排在他们之上，那将如何纠正呢？从周天子的角度说，想要委屈疏远他的儿子，让他排在下面，是显示谦德；从臣下的角度说，想要尊敬周王世子，就把他排在上面，是端正名分道义。”这是主观臆测，不能作为准则。名分的严正，丝毫不能假借，一天不能废弃，怎么能委屈疏远他的儿子来显示谦德呢？《春秋》的法则，周王使者即使地位卑微，也一定排在诸侯之上。这里把周王世子排在诸侯之下，是为了尊崇周王世子。胡安国的《春秋传》前面的说法是对的，并不是因为谦德。

晋国的里克杀害了他的国君卓【僖公十年】

《左传》说：“晋国人不把奚齐、卓子当作国君”，却记载“里克杀害了他的国君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里克把卓子当作国君。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里克杀害奚齐，记载为“杀害了他的国君的儿子奚齐”，奚齐大概是没有满一年的国君。而卓子已经满一年改元了，所以书法如此。如果说里克把卓子当作国君，那么宋督杀害他的国君与夷、宋万杀害他的国君捷，难道都是国人不把他们当作国君，而宋督、宋万把他们当作国君吗？

夏季六月，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会，让鄫子来朝见【僖公十四年】根据《左传》，鄫季姬不安分，鲁公生气阻止她，因为鄫子不来朝见，夏季在防地相会并让他来朝见，这就是所谓的“案”（指史实依据）。胡安国却认为鲁公钟爱他的女儿，让她自己选择配偶，所以得以与鄫子在防地相会，于是把季姬嫁给了鄫子。他的意思是季姬只称字而没有连系国家，是女儿而不是妇人，所以违背《左传》而凭主观立论。然而哪有未出嫁的女儿与诸侯相会的呢？这太荒谬了！《春秋》的法则，有应该称字而不称的，有不应该称字而称的；有应该连系国家而不连系的，有不应该连系国家而连系的，这都是褒贬的微妙之处。现在拘泥于称字不连系国家就怀疑她是未出嫁的女儿，那么他读《春秋》也太固执了。况且像“在齐国迎接妇姜”，“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都是未婚而称妇的；“齐国人拘捕子叔姬”，“齐国人送还子叔姬”，都是已嫁称字而不连系国家的，难道没有考察过吗？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僖公二十六年】《谷梁传》说：“‘人’是指地位卑微的人，他们侵犯时称‘人’，追击时称‘师’，是因为鲁公没有追上而夸大齐军。”这个论述是对的。胡安国说：“人少称‘人’，人多称‘师’，前面记载齐人，是显示他们弱小以引诱鲁国；后面记载齐师，是埋伏众多兵力以拦截鲁国。”这个论述不一定正确。如果埋伏众多兵力以拦截鲁国，为什么追到酅地却没有追上呢？既然说没有追上，那么齐国人没有埋伏就可以知道了。下面记载在城濮与楚国人作战，楚军大败，也是先称“人”后称“师”。先称“人”，是贬低子玉；后称“师”，是夸大晋文的功劳。不是先说人少后说人多的意思。

春季周王二月，甲子日，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作战，秦军大败【文公二年】《左传》说：“敌人加害于自己，而自己也有罪，引咎自责，服其罪，就可以了。自己无罪，而不义地受到加害，用言辞命令晓谕对方，还不能免除祸患，也可以向天子、方伯报告。如果贸然兴师与之作战，这就是以暴制暴，有什么好处呢？”我认为敌人以不义来侵犯，用言辞晓谕是可以的，向天子、方伯报告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不应兴师，那就迂腐了。敌兵压境，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安危，不兴师就是坐以待毙。况且前面既说敌人加害于自己，不得已而起的军队叫做应兵，难道说了就忘了吗？那么晋国真的无罪吗？回答说有罪。罪不在兴师应敌。秦军前来，是为了报复殽之战，那么导致今天这场战争的原因，在晋国不在秦国。以晋国为主而记载“及”，谁说是不恰当的呢？

楚子进入陈国【宣公十一年】

楚子包围郑国【宣公十二年】

根据《公羊传》的体例：“作战不记载讨伐，包围不记载作战，进入不记载包围，灭亡不记载进入”，记载较重的那一层。楚子把陈国设为县，大概是灭亡了它，但经文只记载“进入”；对于郑国，从皇门进入，到达逵道，大概是进入了它的国都，但经文只记载“包围”。为什么都从轻记载？胡安国认为：“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诸夏不能讨伐，而夷狄能讨伐，《春秋》取大节，略小过，所以从轻减。”这个论述不完全错误，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考察楚子虽然把陈国设为县，但最终听从申叔时的话而重新封立陈国，那么不记载灭亡而记载进入，大概是如实记录；楚子虽然进入郑国，最终退兵三十里而答应讲和，那么不记载进入而记载包围，也是如实记录。如果说因为讨伐弑逆而从轻记载，对于陈国还符合，对于郑国就不符合。怎么知道不符合呢？宣公十一年，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那么楚国本来已经宽恕了他们的罪过。刚结盟就忽然讨伐，中间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服而发怒。随武子所说的“楚子讨伐郑国，怒其背叛而哀其卑微，背叛就讨伐，服从而就停止”就是这样，难道是纠正他们弑逆的罪名吗！

夏季五月，宋国人和楚国人讲和【宣公十五年】

译传书说，宋国的华元、楚国的子反凭借实情私下互相告知，向上级争取必定达成和平国家的功绩，而他们的国君并不预先知道，所以不称他们为卿而称他们为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查考：楚国修筑营室，返回耕种的人，宋国人害怕，派华元夜里进入楚军，登上子反的床并叫醒他说：“我们的国君派华元来把困境告知。”那么华元的出使，是秉承国君的命令，并非他们的国君不预先知道。华元以实情告知说：“我国交换孩子来吃，劈开尸骨来烧火。”子反也告知说：“我们的军队也有七天的粮食。”子反把这话告知楚庄王，楚庄王生子反的气，说：“凭小小的宋国，尚且有不欺骗人的臣子，难道楚国就没有吗？”楚庄王说：“好吧。停止战斗。”也并非他们的国君不预先知道。看楚子想要驻扎而子反想要离去，那么向上级争取或许存在，说他们的国君不预先知道就错了。圣人不用信用来交换食物，宁可让国人全都饿死，终究不可用欺诈来互相交往。春秋时代，还有华元、子反，王道在人心，大概没有完全泯灭吧！那么为什么称他们为人呢？他们的臣子谋划而他们的国君听从，只记载国君就遗漏了臣子，只记载臣子就遗漏了国君，所以记载说“宋人及楚人平”，以臣子为主同时也未遗漏国君。为什么不记载“宋及楚平”而一定要说人呢？人，是以华元、子反为主。事情起于华元、子反而后他们的国君跟随，所以说人；又起于华元而子反跟随，所以说及。

译春季，鲁成公七年，正月，鼷鼠啃食了用于郊祭的牛的角，改选占卜新的牛，鼷鼠又啃食了新牛的角，于是免去了郊祭。

传文引用许翰的话说：“小害大，下贼上，食而又食，这是三桓子孙相继掌权的象征。”这未必正确。我认为鲁国的郊祭本身就不合礼制，所以《春秋》记载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不从，宣公三年正月牛受伤于是就不郊祭，成公十年四月五次占卜郊祭，襄公七年四月三次占卜郊祭，十一年四月四次占卜郊祭，定公十五年正月牛受伤，哀公元年正月牛受伤，圣人都谨慎地记载下来，表明祭祀超出了自己的本分，天地鬼神都不保佑，这是防微杜渐。如果认为鼷鼠啃食牛角是小害大、下贼上，那么鲁侯僭用天子礼乐就是明显的证据了。诸侯僭越天子，然后大夫僭越诸侯，对于三桓还有什么可谴责的呢？

鲁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

婴齐是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的弟弟。《公羊传》认为公孙归父出奔齐国，鲁国人遗憾他没有后代，就让婴齐作为他的后嗣，所以记载为“仲婴齐”。胡安国沿袭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公孙归父是弑君的贼人，他没有后代有什么可惜的？而且让弟弟作为哥哥的后嗣，圣人顺从而不改变，这并非精妙自然的笔法。应当以《谷梁传》的说法为主。《谷梁传》说：“这是公孙归父，为什么称他为仲呢？是因为儿子疏远了父亲。”大概孙子以祖父的字为氏，是正统；儿子以父亲的字为氏，是变通。所谓疏远，就是隔绝并远离。世代近则亲近，远则疏远。儿子以父亲的字为氏，是推远父亲的意思罢了。

鲁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祭。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用，是不应该用。”《胡传》已经沿袭这种说法，又引用有人说：“大概是用活人祭祀，敲破鼻子流血来进献。”这非常荒谬，删去就可以了。后来记载说：“开始在社祭中使用活人。”那么前面就是最后使用活人了。

鲁襄公二年，冬季，仲孙蔑、臧孙许、晋国的荀罃、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曹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在戚地会盟。于是修筑虎牢城。

中原各国因为郑国不服从，所以修筑虎牢城，大概是为了威慑郑国，不是为了替郑国守城。不是为了替郑国守城，怎么能把它系于郑国呢？传文称占据地势设置险阻，可贵的是有这种险阻而不能守住，所以不系于郑国，这是不对的。

楚国的公子贞率领军队包围陈国。鲁襄公七年，十二月，鲁襄公在鄬地会见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郑伯髡顽前往鄬地，没有见到诸侯，丙戌日死在鄵地。

世道衰微，臣子有时弑杀君主，儿子有时弑杀父亲，所以孔子恐惧而作《春秋》。《春秋》的大义，在于诛讨乱臣贼子。然而有不弑君而记载为弑君的，比如赵盾因为不越境而记载，许世子因为不尝药而记载，郑归生因为畏惧劳苦和谗言而记载，楚公子比因为不能效死而记载，齐陈乞因为废长立幼而记载。有弑君而不记载为弑君的，比如卫桓公因为嫡母，宋殇公因为频繁作战使百姓疲敝，齐襄公因为行为如同鸟兽，郑夷因为侮辱大臣，蔡固因为淫乱而不像父亲，陈平国因为杀害谏臣而私通夏氏，楚灵王因为多行无礼，吴余祭因为轻视亲近刑徒，晋州蒲因为想全部赶走群大夫而立自己的亲信。大概画工能描绘万物的形状，而化工则连同其神韵一起铸造。描绘形状者得其相似，铸造神韵者得其真实。《春秋》是化工的笔法，不是画工的笔法。所以凡是弑君而不记载为弑君的，并非以谋逆诬陷臣子，而是行为上没有弑君而心里有弑君之意，圣人诛讨其心而警示世人。弑君而不记载为弑君的，并非纵容他们，而是残暴贼害的人称为匹夫，诛杀匹夫不能称为弑君。根据《左传》，郑僖公做太子时，到晋国不礼遇子罕，到楚国不礼遇子丰，等到将要赴鄬地会盟，子驷做相礼，文不礼遇他。传者劝谏不听，又劝谏，子驷杀了他，那么子驷就是残暴贼害的人，与郑夷、陈平国等人一样。记载说：“死在鄵地”，这是防微杜渐。胡安国的传文沿袭《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郑僖公想要服从中原各国，他的大夫想要服从楚国而弑杀他，难道不是错误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郑僖公就是贤君了，孔子怎么能不纠正他大夫的罪过呢？胡安国的这种传文，大概是曲解。

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日，周天子去世。乙未日，楚昭王去世。根据夏历十二月没有甲寅日，并非没有乙未日。《左传》认为：“周王室派人来报告吊唁丧期，以甲寅日报告，所以记载下来，这是惩戒过错。”这种说法是对的。胡安国认为是闰月的证据，是不对的。

鲁襄公二十九年，春季，鲁襄公在楚国。

传文说：“一年的首月，国君在他国的情况也有。这里单独记载鲁襄公在楚国，是因为外部被夷狄控制，等待葬礼而不能回国；内部被强臣逼迫，想要独揽国家大权而不敢进入，所以特别记载所在之地以保存君位。”我认为上面记载“十二月甲寅日，周天子去世。乙未日，楚昭王去世”，下面记载“春季，鲁襄公在楚国”，不奔丧天子之丧而奔楚人之丧，据事直书，罪过就显现了。所以岁首之月，国君在他国不记载，而这里单独记载，是为了正名分，难道仅仅是因为被夷狄控制、被强臣逼迫而已吗？

吴国派季札来聘问。

根据《左传》详细记载季札的事迹，大概他是贤者。《公羊传》说：“吴国没有君没有大夫，这里为什么有君有大夫？是为了褒奖季子。”

译《谷梁传》说：“吴国为什么称‘子’呢？是因为赞赏他派遣延陵季子，所以提升他的称谓。”胡安国认为季札辞让君位却导致动乱，所以不称他为“公子”以贬斥他。春秋时期，僭越作乱的多，谦让的少，孔子曾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难的呢？”而对于伯夷、叔齐和泰伯，孔子确实多次称赞，大概是看重谦让。对于延陵季子反而讥讽他，这要求人不是太苛刻了吗！上文记载晋侯派遣士鞅来聘问，下文记载吴子派遣札来聘问，国君都记载爵位，臣子都记载名字，而又记载“使”，实际上是因为派遣的人得当。《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译十有一月，莒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密州。【襄公三十一年】

左氏记载：“莒子生了去疾和展舆，立了展舆，又废黜了他。莒子暴虐，国人担忧。展舆凭借国人攻打莒子，杀了他，于是自立为国君。”如果相信这话，那么就是儿子杀了父亲，《春秋》难道有不记载的吗？这是安国先生心中疑惑而未解的地方，所以引用赵匡的话说“以”字是“之”字的抄写错误。“展舆凭借国人攻打莒子，杀了他，于是自立”，意思是对的，但说法不对。查考“以”字作“已”字，古时“已”和“以”是同一个字，正写就是“已”，倒写就是“以”。它的本义旧说认为是象气之出而收止，又用作“用”的意思，大概是一个字有两个意义。现在坚持用“用”的意义，确实如胡氏所怀疑；如果通晓用“收止”的意义，那么展舆趁着国人已经攻打莒子，杀了他，于是自立，“乃”字与“以”字正好相应。国人先杀莒子，而展舆后自立，那么记载“莒人弑其君密州”，正是如实记录罢了。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去世。【昭公元年】

楚令尹围将要去郑国聘问，还没有出境，听说君王有病就回来了，入宫探问君王病情，用绳子勒死了他，并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自己立为国君。这次弑君，现在记载为“卒”是什么意思？胡氏认为中原诸侯不能去讨伐，后来又在申地大举会盟诸侯，如果正式记载为弑君，恐怕天下后世认为篡逆的贼子，不仅不必去讨伐，还可以跟随他主持会盟而没有恶名。这个说法不对。历考《春秋》所记载的，弑君后参与会盟的人很多，为什么有的不记载，而有的记载呢？大抵弑君而不记载的，都是所谓的匹夫。弑君者不值得责备，被弑者有罪，就掩盖他的弑君行为而不记载，这是孔子自谓窃取的意义，不是史官的旧文。况且围的弑逆，在防地罢免聘问时，穆叔就知道他将有大行动了；在虢地会盟蒲宫执戈时，各国的大夫都知道他的情由了；黑肱、伯州犂出奔时，郑国的子产又知道他将要行大事了。郏敖作为国君，唯独不察觉，那么养成弑逆罪过的是谁呢？记载为“卒”而不记载为“弑”，并不是过错。况且下文记载公子比逃奔晋国，那么其实情也不可掩盖了。

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杀了他的国君买。【昭公十九年】

查考左氏：夏天，许悼公患疟疾。五月戊辰，喝了太子止的药，去世。太子逃奔晋国。有人说：“疟疾不是必死的病症。戊辰喝了太子止的药，去世，因为这天喝了药，就在这天去世，那么他的去世，是因为药的原因。害怕而逃奔晋国，那么太子也自知他的父亲是因为我而去世的。记载为弑，即使是世子也会心服，谁说不合适呢？”胡氏却说：“止没有尝药。”又引用“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以及“夫子未达，不敢尝”的事，认为疾病应当谨慎。然而世子止的弑君，难道只是因为不谨慎的缘故吗？我认为世子不是不尝药，实在是有无君之心。看止的自责说：“我与那弑君者同罪。”那么其为弑君，心里有不能自欺的。哭泣、喝稀粥，喉咙容不下一粒米，不到一年而死，他责备之深、悔恨之切，必定是负罪之重，有他人所不知而自己独知的。因为一念不正，而背负终天的大恶，世间常有这样的事，虽然痛悔又有什么用呢！

夏，曹公孙归父从鄸地出奔宋国。【昭公二十年】

公羊传说：“出奔没有说‘自’的，这里说‘自’是什么意思？是叛变。叛变为什么不直接说叛变？是为公子喜时的后代避讳。”谷梁传说：“从鄸地，是专指鄸地。曹国没有大夫，称公孙是什么意思？是说以尊贵取之而不以叛变论处。”谷梁传接近正确。胡氏主张刘敞的说法，认为是等待放逐。古代大夫有等待放逐在边境三年，君王赐给他环就回来，赐给他玦就离开。查考十八年三月曹伯须去世，到这里就过了禫祭了。难道归父得罪了嗣君，所以趁着平公去世而等待放逐，趁着丧事完毕而出奔吗？这是不可知的。臣子出奔，以前确实没有说“自”的，以后有说“自”的了，昭公二十二年春宋华亥、向宁、华定从宋南里出奔楚国就是。二十一年先记载宋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南里叛变，那么后来记载从南里出奔就是叛变，这是公羊传的依据。然而叛变就不应该称公孙了。认为是子臧的后代贤德而避讳，寻求他的说法而不得，又从而为他找借口。季札是附合子臧节操的人，对季札则贬低，对他本人论子臧则认为孙子贤德，他的说法多么迂腐啊！

秋，盗贼杀了卫侯的哥哥絷。【昭公二十年】

齐豹杀了絷，齐豹是司寇，而记载为盗贼，所谓求名而不得。胡氏归罪于宗鲁，说宗鲁是孟絷的骖乘，按法应当记载为盗贼，不是求名而不得。天下哪有想要求取险恶大人的恶名，而圣人又吝惜这个名号而不给的呢？这个说法谬误。书名则罪轻，言盗则罪重，吝惜齐豹的名号而称他为盗贼，岂不是更显示他的险恶吗？起初，齐豹在公孟那里见到宗鲁，做骖乘，将作乱而对他说：“公孟的不善，你所知道的，不要和他同乘，我将杀他。”回答说：“我通过你侍奉公孟，你借我的名义，所以不远离我。虽然他不善，我也……”

译知道这件事，却因贪图利益而不能离去，这是我的过错。如今听到危难就逃跑，这是僭越你的职责。你去做你的事吧，我将赴死，把周朝的事务托付给你，然后死在公孟那里，这应该是可以的。」等到齐豹杀了公孟，宗鲁也随之殉死。琴张想要去吊唁，孔子说：「齐豹是盗贼，孟絷是逆贼，你去吊唁什么呢？君子不食用奸邪之物，不接受叛乱之礼，不因利益而陷入邪曲，不以邪曲待人，不掩盖不义之事，不触犯非礼之行。」宗鲁不逃避公孟的危难，又不背弃齐豹对自己的推荐，确实很难得，但他食用了孟絷的奸邪之物，接受了齐豹的叛乱之礼，就不能算是君子了。所以孔子用成全齐豹的盗贼之行、加速孟絷的逆贼之祸来责备他，并不是说宗鲁本人就是盗贼。

译齐国人送还郓、讙、龟阴三地【鲁定公十年】

《左传》说：“齐国人此前曾送还济西田地，此后也曾送还讙地和阐地，但这里唯独记载‘来归’，为什么呢？”回答说：“‘归’，是鲁国请求而得到的；说‘来归’，是齐人心悦诚服而送还的。”于是以此作为孔子自述其功绩。唐尧虞舜的事业，从尧舜的角度看，不过是太虚中的浮云罢了。郓、讙、龟阴的田地，是琐碎细微的小事，圣人难道会自认为有功吗？如果将‘来归’视为自述功绩，那么郑伯派宛来送还祊地，以及齐人来送还卫国俘虏，难道也有功绩可以自述吗？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毁掉费邑

十二月，鲁君包围成邑。鲁君从包围成邑返回【都在鲁定公十二年】

三家最初修筑三座城池以对抗鲁君，后来家臣又占据这些城池以对抗大夫。根据《正义》：昭公十三年南蒯凭借费邑叛乱，连年讨伐而不能攻克；定公十年侯犯凭借郈邑叛乱，一年两次包围而不能攻克，都是因为城池险固的缘故。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向季孙进献计策，以防备后患，命令毁掉三座城池，考虑到他们会抗拒，所以率领军队前往，这是子路自己提出的谋划。《公羊传》说：“孔子在季孙那里行事，三个月没有违背，说：‘大夫家中不藏兵器，封邑没有百雉的大城。’”何休注说：“郈，是叔孙氏的食邑；费，是季孙氏的食邑。两位大夫因为家臣屡次叛乱，对此感到忧虑，询问孔子。孔子说：‘家臣掌握国家命运，采邑之长屡次叛乱，是因为封邑有城池的坚固，家中有兵器的储藏。’季氏赞同他的话而毁掉了城池。”又《左传》记载费人袭击鲁国，而孔子在那里，说明孔子知道这件事，认为毁城是正确的，所以没有禁止。然而这次行动，询问时是孔子说的，并非孔子主谋；后来孔子恰好在那里，是预先知道，并非孔子主持到底。《胡传》专门将这一谋划归于孔子，对于毁费邑说：“这叫做以礼治国，可以以此为开端。”对于包围成邑说：“当时孔子虽然执政，但不能专断鲁国的政事。”成功了就说是孔子的功绩，不成功就说是鲁君不任用的过错，这不是正确的训诫。况且圣人面对事情心存敬畏，善于谋划而成事，现在毁成邑没有成功，这是轻率尝试而随意为之。应当以《正义》为准，认为是子路主谋才是正确的。

薛国弑杀其君比【鲁定公十三年】

《左传》说：“称国名以弑，是当国大臣的罪过。”孙复认为举国之人皆可诛杀，这是错误的。三晋拥有天下半数国土，如果都可诛杀，刀锯之刑不是太滥了吗？颍川常秩说：“孙复对于《春秋》，动不动就定罪，大概是商鞅的法律吧。在道路上丢弃灰烬的人有死罪，走路超过六尺的人有惩罚，这离人心太远了。”他批评孙复是对的，但他认为这是当国大臣的罪过则不妥。查考弑君有几条例子，有称盗贼的，有称名字的，有称国名的，有称人的。凡是称国名及称人的，都是君主无道，为通国之人所想要弑杀的。弑君者，邪恶不能称盗贼，专断不能称名字，防备不能称人，那么称国名以弑，也是其义理中不可改变的了。

秋天，鲁君讨伐邾国。八月己酉日，进入邾国，带着邾子益回来【鲁哀公七年】

夏天，齐国人夺取讙地和阐地。将邾子益送还邾国【鲁哀公八年】

《左传》说：“《春秋》隐讳君主的恶行。”这为什么详细记载于史册而不隐讳呢？圣人道德崇高而德行广大，对于人的恶行，务必去除而不积累，那么就不记念其恶行而进用他了。带着邾子益回来，是恶行；将邾子益送还邾国，是知道其为恶能去除而不积累。所以记载带着邾子来而不隐讳，是想显示后来记载送还邾子是为了能去除其恶行而给予他。这是迂腐曲折的言论。《春秋》只隐讳君主的恶行，所以灭邾不记载“灭”而记载“入”，占据其宫殿，昼夜掠夺，抓住其君主，献给亳社，囚禁于负瑕，这是恶行的极致。不记载抓住其君主而记载带着邾子益来，所谓委婉地写成文章而不失其实质。查考邾子益，是齐国放逐的。齐国人因此夺取讙地和阐地，又派使者到吴国请求军队，将要讨伐我们，于是送还邾子。这是有所畏惧而送还他呢？还是确实仗义而送还他呢？认为能去除其恶行而给予他，是错误的！连缀文辞比较史事，是《春秋》的教化。上文记载齐国人夺取讙地和阐地，下文记载将邾子益送还邾国，比较史事来看，鲁国人畏惧强暴欺凌弱小的罪过就显现了。

冬天，楚国公子结率领军队讨伐陈国，吴国救援陈国【鲁哀公十年】

《左传》说：“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认为不好的。救援王室，则归罪诸侯，子突救援卫国就是；救援远国，则归罪四邻，晋国阳处父救援江国就是；救援夷狄，则归罪中国，楚国公子贞救援郑国、狄人救援齐国、吴国救援陈国就是。”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又说：“吴国虽然是蛮夷之国，来会盟于戚地，就进而记载‘人’了；派遣季札出使，就进而记载‘子’了。救援如果真是好的，为什么唯独以称号举出而不进用他呢？”以称号举出而不进用他，是深刻表明楚国的罪过而哀伤中国的衰败。以吴国不称“人”来深刻表明楚国的罪过，就过分了。陈国是仅存的弱国，楚国人凭借强势讨伐，确实有罪；吴国能救援它，确实值得嘉奖。吴楚的君主不致力于德行而力争诸侯，吴国救援陈国，彼善于此是有的，但不是正义之师。所以记载“楚国公子结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译依据事实如实记载，罪责自然显现。史书只记载“吴国救援陈国”，且仅以国号相称，这是为了防止并显示贬抑的意图罢了。查考《左传》：楚国的子期攻打陈国，吴国的延州来季子救援陈国，对子期说：“两位君主不致力于德行，却争夺诸侯，百姓有什么罪呢？我请求退兵，以此成就您致力于德行而安定百姓的名声。”于是楚军撤退。季子救援陈国，没有立即退兵，所以史官删削此事而不予记载。史书只写“吴”，是为了让鲁国感到羞愧。两位君主不致力于德行，季子尚且知道，那么吴国的战争不能算是正义之战，确实是可信的。

译鲁哀公十四年，鲁国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一只麒麟。

《春秋》传文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于是八卦得以画成；《箫韶》乐曲奏响，《春秋》编撰完成，于是凤凰和麒麟降临。”虽然这些感应之事各不相同，但其背后的道理是一致的。舜和孔子属于“先天”一类，他们顺应天道而行，上天也不会违背他们，这是意志专一从而感动了天地之气；伏羲氏属于“后天”一类，他顺应天时而行，这是天地之气专一从而感动了人的意志。能看清这一道理的人，就说《春秋》写成所以麒麟降临；看不清这一道理的人，则认为这是妖异虚妄、近乎诬蔑的说法。《春秋》写成麒麟降临，从道理上讲或许存在，但即使有麒麟降临，也不足以增加《春秋》的分量。孔子删定《诗经》《尚书》，确立《礼》《乐》，阐释《周易》，却没有祥瑞出现，没有祥瑞也不足以减轻圣人的分量。将此事与河图洛书、《箫韶》相提并论并加以夸大，那就浅陋了。

《春秋胡传》考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