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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金锁匙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金锁匙》一卷，元赵汸撰。汸有《春秋师説》、《左氏补注》诸书，已着于録。是书撮举圣人之特笔与《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类者互相推勘，考究其异同，而申明其正变。葢合比事、属辞而一之。大防春秋之初，主于抑诸侯；春秋之未，主于抑大夫；中间齐、晋主盟，则视其尊王与否而进退之。其中如谓圣人贬▯之爵，降侯为子，与毛伯锡命称天王、称锡为彼此相与之词，虽尚沿旧説之陋，而发挥书法，条理秩然，程子所谓「其中数十义炳如日星」者，亦庶几近之矣。考宋沈棐尝有《春秋比事》一书，与此书大防相近，疑汸未见其本，故有此作。然二书体例各殊，沈详而尽，赵简而明，固不妨于并行也。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金锁匙 元 赵汸 撰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书元年，自隠公始；《春秋》书王正月，亦自隠公始。元年云者，谨人君继世体元之始也；王正月者，谨天下奉周正朔之始也。一则存一国之体，一则存一王之体，《春秋》严矣。
无骇帅师入极，柔防宋公盟于折【隠二年、桓十一年】
春秋以前，征伐之权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专兵，自无骇之帅师入极始；春秋以前，礼乐之权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专盟，自柔之防宋盟折始。圣人于无骇去其氏者，谨大夫专兵之始也；于柔去其氏者，谨大夫专盟之始也。
齐侯、宋人防于北杏。宋、齐伐郳【庄十三年、十五年】
伯主专天下礼乐之权，自齐桓北杏之防始；伯主专天下征伐之权，自齐桓伐郳之役始。春秋于北杏之防，人四国之君者，谨其从伯之始，所以不与伯主以礼乐之权也；于伐郳之役，加宋于齐之上者，谨其搂诸侯之始，所以不与伯主以征伐之权也。
齐侯、郑伯盟于石门，蔡侯、郑伯盟于邓【隠三年、桓二年】
齐、楚争郑之势，成于庄、僖之世，而其机萌于隠桓之时。春秋书石门之盟者，谨郑从齐之始也；书于邓之防者，谨郑惧楚之始也。
滕侯、薛侯来朝。公及齐侯、郑伯入许【隠十一年】
春秋》书朝三十六，而滕、薛之朝为之始；灭国三十六，而灭许为之始。是邦交、兵交之变也。非天子不旅见于诸侯，而旅见于诸侯，可乎？许无罪而覆宗亡国，至分为东西偏，亦亡矣。《春秋》特以旅见书，忧朝觐之始变也；不以灭许书，而以入许书，忧封建之始壊也。是特笔也，是隠辞也。
公至自唐，公至自伐郑【桓二年、十六年】
戎盟唐，而至自唐，为致防之始；伐郑，至自伐郑，为致伐之始。交戎人于防、盟者，非义之礼也；纳厉公于防、伐者，非义也，威也。鲁虽有非义之礼，而《春秋》则不忍亏中国之礼，故书至自唐，危之也；鲁虽有非义之威，而《春秋》则不忍亏中国之威，故书至自伐，不得意。皆谨始之书也。
季孙行父【止】战于鞌，季孙宿、叔老【止】防于向。
春秋以来，大夫帅师者有矣，未有四卿帅师者也。四卿帅师，自成公二年于鞌之战始。大夫列防者有矣，未有二卿列防者。二卿列防，自襄公十四年于向之防始。春秋之法，将称元帅使举上客，而二卿列防，四卿帅师，所以着大夫之张也，亦所以谨其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西狩获麟
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者也。大而礼乐刑政，圣人盖律之以文、武、成、康之盛；小而纪纲法度，圣人亦律之以文、武、成、康之盛也。盖甚欲王道之复行于天下也。作始于「王正月」之一语，以王道正《春秋》之始也，以为由是而尚可以为成、康之盛也。奈何天下之事不能尽如圣人之意，内而诸侯不奉一王之法，外而四裔不奉一人之法，然犹未有以知王道之果不可行也。至于麟出焉，然后知王道之无征也。絶笔于「西狩获麟」之一语，以天道正《春秋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金锁匙》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金锁匙》一卷，元代赵汸撰写。赵汸著有《春秋师说》、《左氏补注》等书，已著录于目录。本书摘取圣人的特殊笔法与《春秋》的大例，将同类事件相互推究勘验，考究其异同，从而阐明其正统与变通。这大概是将“比事”与“属辞”合而为一。大体上，《春秋》初期，主旨在于抑制诸侯；《春秋》末期，主旨在于抑制大夫；中间齐、晋主持盟会，则根据他们是否尊崇周王来决定褒贬。其中如认为圣人贬低〇的爵位，将侯降为子，以及毛伯赐命称天王、称锡为彼此相赠之词，虽然仍沿袭旧说的浅陋之处，但发挥书法义例，条理井然有序，程子所谓“其中数十条义理如日星般明亮”的说法，大概接近于此了。考证宋代沈棐曾著有《春秋比事》一书，与本书大体相近，怀疑赵汸未曾见到其原本，所以有此著作。然而两书体例各不相同，沈书详尽，赵书简明，本来不妨并行不悖。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金锁匙》 元代 赵汸 撰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记载元年，从隐公开始；《春秋》记载王正月，也从隐公开始。所谓元年，是谨慎地确立人君继承世系、体认元气的开始；所谓王正月，是谨慎地确立天下奉行周朝正朔的开始。一个是保存一国的体制，一个是保存一王的体制，《春秋》的严谨由此可见。
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柔在折地会合宋公结盟【隐公二年、桓公十一年】
春秋以前，征伐的权力不下放给大夫，而大夫专擅兵权，从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开始；春秋以前，礼乐的权力不下放给大夫，而大夫专擅盟会，从柔在折地会合宋公结盟开始。圣人在无骇的名字上去掉其氏，是谨慎地确立大夫专擅兵权的开始；在柔的名字上去掉其氏，是谨慎地确立大夫专擅盟会的开始。
齐侯、宋公在北杏会盟。宋、齐攻打郳国【庄公十三年、十五年】
霸主专擅天下礼乐的权力，从齐桓公在北杏会盟开始；霸主专擅天下征伐的权力，从齐桓公攻打郳国的战役开始。《春秋》在北杏会盟中，列举四国国君，是谨慎地确立服从霸主的开始，所以不给予霸主礼乐的专擅权；在攻打郳国的战役中，将宋国列在齐国之上，是谨慎地确立拉拢诸侯的开始，所以不给予霸主征伐的专擅权。
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蔡侯、郑伯在邓地结盟【隐公三年、桓公二年】
齐、楚争夺郑国的态势，形成于庄公、僖公时代，但其端倪萌发于隐公、桓公之时。《春秋》记载石门之盟，是谨慎地确立郑国服从齐国的开始；记载邓地之盟，是谨慎地确立郑国畏惧楚国的开始。
滕侯、薛侯来朝见。鲁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隐公十一年】
《春秋》记载朝见三十六条，而滕、薛的朝见是开端；灭国三十六条，而灭许是开端。这是邦交、兵交发生变化的标志。不是天子不应在诸侯那里接受朝见，而在诸侯那里接受朝见，可以吗？许国无罪却宗庙覆灭、国家灭亡，甚至被分为东、西两部分，也是灭亡了。《春秋》特意用“旅见”来记载，是忧虑朝觐之礼开始发生变异；不用“灭许”来记载，而用“入许”来记载，是忧虑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这是特殊的笔法，是隐晦的言辞。
鲁公从唐地回来，鲁公从伐郑回来【桓公二年、十六年】
在唐地与戎人结盟，而从唐地回来，是记载会盟的开始；攻打郑国，从伐郑回来，是记载征伐的开始。与戎人在会盟中交往，是不合道义的礼仪；在会盟中接纳厉公、进行征伐，是不合道义的威势。鲁国虽然有不合道义的礼仪，而《春秋》不忍心损害中原的礼仪，所以记载从唐地回来，表示担忧；鲁国虽然有不合道义的威势，而《春秋》不忍心损害中原的威势，所以记载从伐郑回来，表示不得意。这些都是谨慎地记载开端的笔法。
季孙行父【止】在鞌地作战，季孙宿、叔老【止】在向地会盟。
春秋以来，大夫率领军队是有的，但没有四位卿大夫同时率领军队的。四位卿大夫率领军队，从成公二年鞌地之战开始。大夫参加会盟是有的，但没有两位卿大夫同时参加会盟的。两位卿大夫参加会盟，从襄公十四年向地之盟开始。《春秋》的法度，将领称呼元帅，使者举荐上客，而两位卿大夫参加会盟、四位卿大夫率领军队，是为了彰显大夫势力的扩张，也是为了谨慎地记载其开端。
元年春王正月西狩获麟
《春秋》的写作，是为了阐明王道。大到礼乐刑政，圣人大概以文、武、成、康的盛世作为准则；小到纪纲法度，圣人也以文、武、成、康的盛世作为准则。大概是极度希望王道能在天下重新施行。著作始于“王正月”这一句话，用王道来端正《春秋》的开端，认为由此还可以达到成、康的盛世。奈何天下的事情不能都如圣人的心意，内部诸侯不奉行一王的法度，外部四方蛮夷不奉行一人的法度，然而还不足以知道王道果然不可行。直到麒麟出现，然后才知道王道没有应验。绝笔于“西狩获麟”这一句话，用天道来端正《春秋》
》之终也，以为占之于天，必将有战国之衰也。
齐、郑盟于石门。荆败蔡师于莘。晋师、虞师灭下阳。吴伐郯。于越败吴于檇李。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公防晋侯及呉子于黄池。楚公子申帅师伐陈。于越入吴。晋魏曼多帅师侵衞。
译《春秋》的终结，是因为占卜于天象，必定会有战国衰微的征兆。齐国与郑国在石门结盟。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国军队。晋国军队和虞国军队攻灭下阳。吴国讨伐郯国。越国在檇李击败吴国。齐国大夫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国在艾陵交战。鲁公在黄池会合晋侯与吴王。楚国公子申率领军队讨伐陈国。越国攻入吴国。晋国大夫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成春秋二百年之世变者，齐为之首也，楚为之次也，其次晋也，其次吴也，越又其次者也。天下无齐、晋、楚、吴、越，春秋不作可也。石门之盟，齐患之始也；败蔡之师，楚患之始也；下阳之灭，晋患之始也；伐郯之役，吴患之始也；檇李之败，越患之始也。艾陵之战，齐患之终也；黄池之防，吴患之终也；伐陈之役，楚患之终也；入吴之举，越患之终也；侵卫之举，晋患之终也。然世变之始来也，三五强国纷纭纵横，犹相望于二百年间，此《春秋》之所以犹得为《春秋》者也。及世变之已极也，三五强国交举迭作，遂见于不数年之间，此《春秋》之所以不可复为《春秋》者也。
陈人、蔡人从王伐郑。齐侯、卫侯伐晋【桓五年、哀元年】
春秋之所以始也，为天下之无王也；春秋之所以终也，为天下之无伯也。春秋之初，周为天下之共主，而郑伯不朝，至勤王之伐，则天下无王之祸，郑实为之也；春秋之终，晋为中国伯主，而齐景不服，至敢晋国之伐，则天下无伯之祸，齐实为之也。一则无王，一则无伯，此固春秋之所以始终也。
陈人、秦人从王伐郑。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春秋之所以得为《春秋》之初者，以王室犹能自立于天下，而诸侯犹知以臣从君之义也；《春秋》之所以遂为《春秋》之终者，以王室不能自立于天下，而不能不有赖于臣下之扶持也。始则从王，终则以王，亦可见为《春秋》世变之始终矣。
莒人入向，郑人伐衞，楚公子申伐陈，于越入吴。
春秋书入国之事凡二十有一，而始于入向，终于入吴；书伐国之事凡二百十有三，而始于伐衞，终于伐陈。圣人于莒人以入向书，于郑人以伐衞书者，所以正世变之始也；于越以入吴书，于楚人以伐陈书者，所以正世变之终也。
郑伯使弟语来盟，齐髙子来盟，楚屈完来盟于师，衞侯使孙良夫来盟。
来盟不书，而《春秋》必书郑语、齐髙子、衞良夫之来盟者，所以详内録也；来盟不书，而《春秋》必书楚屈完之来盟者，所以为大中夏也。详内録者，备一国之体也；大中夏者，体天下之变也。
郑人来输平，宋人及楚人平，暨齐平，及齐平，及郑平。平不书，必有闗于我鲁而后书；外平不书，必有闗于天下之大故而后书。由郑人之输平，以至于暨齐平及郑平之事，皆无闗于天下之大故者也，而《春秋》必书之者，以其有闗于我鲁也。来输平之后，暨齐平之前，其事非有闗于我鲁者也，而《春秋》亦必书之者，以其有闗于天下之大故也。
及宋人盟于宿，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及髙傒盟于防，及晋处父盟。
及盟，未有不书其人之姓氏者。书其人之姓氏者，义系于其人也。若盟宿而书宋人，则微者而名氏未登于史册也。盟防而书髙傒，盟晋而书处父，则意在抑二子之敢于上抗也。不书其人之姓氏者，义不系于其人也。于蔇之盟，上不同于宿之盟，下不同于髙傒、处父之例，《春秋》盖深恶大夫之专，而谨其自齐始也。
及髙傒盟于防，及晋处父盟，及晋荀庚盟，及衞孙良夫盟。
及盟而言其地者，盟于国都之外也，髙傒之盟是也；及盟而不书其地者，盟于吾国之都也，荀庚、良夫之盟是也。至若处父之盟，则与髙傒盟防相似，而非荀庚、良夫之比矣。春秋书之，不例于髙傒盟防之法，而例于荀庚、良夫之法者，不忍使我公往晋而与处父盟矣。
晋侯【云云】伐秦。公至自伐秦。
春秋之法，前事大则以前事致，后事大则以后事致。晋文防温之后，诸侯有围许之师，围许之事，盖大于防温也。春秋致围许而不致防温，非以围许之事为大也，以诸侯犹能奉王法也。成公如京之后，诸侯有伐秦之举，伐秦之事，不大于如京也。春秋致伐秦而不致如京，非以伐秦之事为大也，以诸侯为急于狥伯主也。
公防齐侯【止】侵蔡，遂伐楚。公至自伐楚。公防齐侯【止】伐郑，诸侯遂救许。公至自伐郑。
中国之患，楚为之，齐桓是以有伐楚之师，而伐楚之先，则有侵蔡之役；楚人之患，郑
译促成春秋两百年间世事变迁的，齐国是开端，楚国是其次，再次是晋国，再次是吴国，越国又是再次。天下如果没有齐、晋、楚、吴、越这五国，那么《春秋》这部史书也就没有必要作成了。石门之盟，是齐国祸患的开始；打败蔡国的军队，是楚国祸患的开始；灭掉下阳，是晋国祸患的开始；讨伐郯国的战役，是吴国祸患的开始；檇李之战的失败，是越国祸患的开始。艾陵之战，是齐国祸患的终结；黄池的防备，是吴国祸患的终结；讨伐陈国的战役，是楚国祸患的终结；攻入吴国的举动，是越国祸患的终结；侵犯卫国的举动，是晋国祸患的终结。然而当世事变迁刚开始时，三五个强国纷纭纵横，在两百年间还相互对峙，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还能称为《春秋》的原因。等到世事变迁达到极点时，三五个强国交替兴起，竟然在短短几年间就显现出来，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不能再称为《春秋》的原因。
陈国人、蔡国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齐侯、卫侯讨伐晋国【桓公五年、哀公元年】
《春秋》之所以开始，是因为天下没有天子；《春秋》之所以终结，是因为天下没有霸主。《春秋》初期，周王室是天下共主，而郑伯不朝见，以至于发生勤王讨伐郑国的事，那么天下无天子的祸患，实际上是郑国造成的；《春秋》末期，晋国是中原的霸主，而齐景公不服从，以至于敢于讨伐晋国，那么天下无霸主的祸患，实际上是齐国造成的。一个是无天子，一个是无霸主，这本来就是《春秋》始终的原因。
陈国人、秦国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刘子、单子率领周王的军队进入王城。《春秋》之所以能成为《春秋》的开端，是因为王室尚能在天下自立，而诸侯还知道臣子顺从君主的道义；《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的终结，是因为王室不能在天下自立，而不能不依赖臣下的扶持。开始时跟随周王，结束时却依靠周王，也可以看出《春秋》世事变迁的始终了。
莒国人攻入向国，郑国人讨伐卫国，楚国公子申讨伐陈国，越国攻入吴国。
《春秋》记载攻入他国的事共二十一件，开始于攻入向国，终结于攻入吴国；记载讨伐他国的事共一百一十三件，开始于讨伐卫国，终结于讨伐陈国。圣人对于莒国人攻入向国予以记载，对于郑国人讨伐卫国予以记载，是为了端正世事变迁的开始；对于越国攻入吴国予以记载，对于楚国人讨伐陈国予以记载，是为了端正世事变迁的终结。
郑伯派弟弟语来结盟，齐国高子来结盟，楚国屈完在军中结盟，卫侯派孙良夫来结盟。
来结盟通常不记载，而《春秋》必定记载郑语、齐高子、卫良夫来结盟，是为了详细记录国内史事；来结盟通常不记载，而《春秋》必定记载楚国屈完来结盟，是为了彰显中原华夏的正统。详细记录国内史事，是完备一国的体制；彰显中原华夏，是体现天下的变迁。
郑人来输送和平，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与齐国讲和，与齐国讲和，与郑国讲和。讲和通常不记载，必定与我国鲁国有关才记载；外国的讲和通常不记载，必定关系到天下的大事才记载。从郑人输送和平，一直到与齐国讲和、与郑国讲和这些事，都无关乎天下的大事，而《春秋》必定记载它们，是因为它们与我国鲁国有关。在郑人来输送和平之后，与齐国讲和之前，那些事并不与我国鲁国有关，而《春秋》也必定记载它们，是因为它们关系到天下的大事。
与宋国人在宿地结盟，鲁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与高傒在防地结盟，与晋国处父结盟。
与别人结盟，没有不记载那个人姓氏的。记载那个人的姓氏，是因为道义系于那个人身上。如果在宿地结盟而记载宋人，那是地位卑微的人，姓名未登于史册。在防地结盟而记载高傒，在晋国结盟而记载处父，那是意在压制这两个人敢于违抗上级。不记载那个人姓氏的，是因为道义不系于那个人身上。在蔇地的结盟，上与宿地结盟不同，下与高傒、处父的例子不同，《春秋》大概是深恶大夫专权，而谨慎地指出这是从齐国开始的。
与高傒在防地结盟，与晋国处父结盟，与晋国荀庚结盟，与卫国孙良夫结盟。
与别人结盟而提到地点的，是在国都之外结盟，高傒的结盟就是这样；与别人结盟而不记载地点的，是在我国国都结盟，荀庚、良夫的结盟就是这样。至于处父的结盟，则与高傒在防地结盟相似，而不是荀庚、良夫可比。《春秋》记载它，不按高傒在防地结盟的体例，而按荀庚、良夫的体例，是不忍心让我鲁公前往晋国而与处父结盟。
晋侯【等等】讨伐秦国。鲁公从讨伐秦国回来。
《春秋》的法则，前件事重大就用前件事作为结束，后件事重大就用后件事作为结束。晋文公在温地会盟之后，诸侯有围困许国的军队，围困许国的事，大概比温地会盟更重大。《春秋》记载围困许国而不记载温地会盟，不是因为围困许国的事更重大，而是因为诸侯还能奉行王法。成公前往京城之后，诸侯有讨伐秦国的举动，讨伐秦国的事，不比前往京城更重大。《春秋》记载讨伐秦国而不记载前往京城，不是因为讨伐秦国的事更重大，而是因为诸侯急于顺从霸主。
鲁公在齐侯【停止】侵犯蔡国，于是讨伐楚国。鲁公从讨伐楚国回来。鲁公在齐侯【停止】讨伐郑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中原的祸患，是楚国造成的，齐桓公因此有讨伐楚国的军队，而在讨伐楚国之前，则有侵犯蔡国的战役；楚人的祸患，郑
为之，齐桓是以有伐郑之师，而伐郑之后，则有救许之役。春秋前则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者，以伐楚之事为大于侵蔡也，圣人恶楚之心甚于恶蔡也；后则不以救许致，而以伐郑致者，非以伐郑之义为大于救许也，圣人恶郑之心甚于恶许也。
译因为这件事，齐桓公因此有了讨伐郑国的军队，而在讨伐郑国之后，又有救援许国的战役。《春秋》在前文中不因为侵蔡而记载，却因伐楚而记载，是因为伐楚的事情比侵蔡重大，圣人厌恶楚国的心理比厌恶蔡国更甚；在后文中不因为救许而记载，却因伐郑而记载，不是因为伐郑的道义比救许重大，而是圣人厌恶郑国的心理比厌恶许国更甚。
遂伐楚，盟于召陵。公至自伐楚。公防晋侯【止】伐郑，防于萧鱼。公至自防【僖四年、襄十一年】
春秋于齐桓不致以盟于召陵，而致以伐楚者，圣人以齐桓之所以服楚者，在于八国之伐有以挫其志，而不在于召陵之盟有以得其心也。盖王贡不供，受以为罪，有不待于盟于召陵之日也。于晋悼不致以伐郑之师，而致于萧鱼者，圣人以晋悼之所以服郑者，在于萧鱼之防有以懐其心，而不在伐郑之师有以挫其志也。盖乐器车甲以赂晋侯，有以待于萧鱼既防之时也。君子观乎我鲁告至之书，而二伯成功之实为不可掩矣。
侵蔡，遂伐楚。公至自伐楚。公如京师，遂防晋侯【止】伐秦。公至自伐秦【僖四年成十三年】
齐桓以侵蔡伐楚二事，出疆而告至之书，春秋舍前事而録后事者，圣人非以蔡人附楚扰夏之罪为可恕也，以齐桓之本志在于伐楚也。晋厉以如京伐秦二事，出疆而告至之书，春秋舍前事而録后事者，圣人非以相率朝王之事为非礼也，以晋厉之本志在于伐秦也。
遂伐楚，盟于召陵。公防刘子、晋侯【止】于召陵，侵楚。既伐之后而有盟，则盟者所以收伐之功也；未伐之先而有防，则防者所以开伐之端也。齐桓帅诸侯以伐楚，而后为召陵之盟，则召陵之盟，不过收遂伐之成功，而非以谋诸侯之不协也；晋昭合诸侯以伐楚，而先为召陵之防，则先为召陵之防，所以谋诸侯之不协，而非以收侵楚之成功也。
公防齐侯、宋公【止】侵蔡，遂伐楚。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僖四年、文三年】
终《春秋》一经，伐楚之书，惟齐桓与晋襄有之耳。圣人不以侵蔡系之伐楚之下，而加于其上者，以伐楚为因侵蔡而行也，所以着桓公之御外服者为有其道也；不以救江加之伐楚之上，而系之其下者，非以救江为因伐楚而行也，所以着晋襄之救与国为非其道也。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叔孙豹救晋，次于雍榆【僖元年、襄二十三年】
不曰「救邢，次于聂北」，而以「救邢」系于「次」之下者，盖后言「救」，则是犹有救患之行，圣人以为桓之救邢，终不至如他人之以次而遂无心以救患者也。不曰「次于雍榆以救晋」，而以「救晋」加于「次」之上者，盖后不言「救」，则是终无救患之心，圣人以为豹之救晋，不能如齐桓之既次而犹有心于救患者也。观于《春秋》书「次」先后之异，而其心同异可知矣。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僖三年》、《文十三年】
不雨，每时而一书者，闵雨也；不雨，歴时而縂书者，不忧雨也。《春秋》喜其有志乎民，故春不雨而书，夏不雨而书，辞繁而不削者，以着其勤于民也；《春秋》恶其无志乎民，故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而书，辞简而不赘者，以着其慢于民也。惟其闵雨，故夏四月之下继之曰不雨；惟其不忧雨，故秋七月而下不书不雨。笔削之防，明矣。
遂伐楚，次于陉，次于厥貉，伐麋【僖四年、文十年】
不言次于陉伐楚，而以伐楚系于次陉之上者，盖既伐之后而次，则其次为有整兵慎战之意；不言伐麋次于厥貉，而以厥貉加于伐麋之上者，盖未伐之先而次，则其次为声威恐人之意。齐桓以伐楚之后而次于陉，而君子以其次为善者，以齐为能修文告以感敌也；楚子未伐麋之先次于厥貉，而君子不以其次为善者，以楚为藏祸心以慿夏也。
公救成，至遇。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
救成而至，遇其事与救晋次于雍榆，无以大相逺也，而《春秋》于救成以至遇书，而不以次书者，圣人以为襄公之于成，实有救之之心，第畏齐而不敢进，非终无此心而外为是以欺人也；于救晋以次于雍榆书，而不以至书者，圣人以为襄公之于晋，实无救之之心，第欲掠取为义之名，非畏齐而不敢进者之比也。盖至者，至此之谓也，他日之进，固未可知也；次者，止此而已，他日之不进，固可前知也。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遂次于匡。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
后言次而先
译于是讨伐楚国，在召陵结盟。鲁公从讨伐楚国回来。鲁公阻止晋侯讨伐郑国，在萧鱼设防。鲁公从设防之地回来【僖公四年、襄公十一年】
《春秋》对于齐桓公，不记载“以盟于召陵”作为他出疆归来的事由，而记载“以伐楚”作为事由，是因为圣人认为齐桓公之所以能使楚国臣服，在于率领八国军队讨伐楚国从而挫败了楚国的锐气，而不在于召陵之盟能够赢得楚国的真心。况且楚国不向周王室进贡，齐桓公以此作为讨伐的罪名，这并不需要等到召陵结盟的那一天才成立。对于晋悼公，不记载“以伐郑之师”作为他出疆归来的事由，而记载“以萧鱼之防”作为事由，是因为圣人认为晋悼公之所以能使郑国臣服，在于萧鱼的设防能够安抚郑国的心意，而不在于讨伐郑国的军队能够挫败郑国的锐气。况且郑国用乐器和车甲贿赂晋侯，这是在萧鱼设防之后才有的举动。君子观察我们鲁国记载国君出疆归来理由的史书，就能明白齐桓、晋悼两位霸主成功的实质是掩盖不住的。
侵犯蔡国，于是讨伐楚国。鲁公从讨伐楚国回来。鲁公前往京师，于是阻止晋侯讨伐秦国。鲁公从讨伐秦国回来【僖公四年、成公十三年】
齐桓公因为侵犯蔡国和讨伐楚国这两件事，在出疆归来时记载事由，《春秋》舍弃前一件事而记录后一件事，是因为圣人并非认为蔡国人依附楚国、扰乱中原的罪过可以宽恕，而是因为齐桓公的根本意图在于讨伐楚国。晋厉公因为前往京师和讨伐秦国这两件事，在出疆归来时记载事由，《春秋》舍弃前一件事而记录后一件事，是因为圣人并非认为率领诸侯朝见周天子这件事不合礼仪，而是因为晋厉公的根本意图在于讨伐秦国。
于是讨伐楚国，在召陵结盟。鲁公与刘子、晋侯在召陵会合，侵犯楚国。在讨伐之后才有结盟，那么结盟是用来巩固讨伐的功绩的；在讨伐之前才有会合，那么会合是用来开启讨伐端绪的。齐桓公率领诸侯讨伐楚国，然后进行召陵之盟，那么召陵之盟，不过是用来巩固讨伐的成功，而不是用来谋划诸侯之间的不协调；晋昭公联合诸侯讨伐楚国，却先进行召陵之会，那么先进行召陵之会，是用来谋划诸侯之间的不协调，而不是用来巩固侵犯楚国的成功。
鲁公与齐侯、宋公会合，侵犯蔡国，于是讨伐楚国。晋阳处父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僖公四年、文公三年】
纵观整部《春秋》，记载讨伐楚国的，只有齐桓公和晋襄公而已。圣人不把侵犯蔡国系连在讨伐楚国的下面，而是加在上面，是因为讨伐楚国是因为侵犯蔡国而进行的，以此来彰显桓公抵御外族、使外族臣服是有其正确方法的；不把救援江国加在讨伐楚国的上面，而是系连在下面，并不是因为救援江国是因为讨伐楚国而进行的，以此来彰显晋襄公救援同盟国是不符合正确方法的。
齐军、宋军、曹军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叔孙豹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僖公元年、襄公二十三年】
不说“救援邢国，驻扎在聂北”，而是把“救援邢国”系连在“驻扎”的下面，大概是因为后说“救援”，那么就是还有救援患难的行为，圣人认为桓公救援邢国，终究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驻扎下来就无心救援患难了。不说“驻扎在雍榆以救援晋国”，而是把“救援晋国”加在“驻扎”的上面，大概是因为后不说“救援”，那么就是终究没有救援患难的心意，圣人认为叔孙豹救援晋国，不能像齐桓公那样虽然驻扎下来却还有心救援患难。观察《春秋》记载“驻扎”先后的差异，他们心意的是非就可以知道了。
春季周历正月不下雨，夏季四月不下雨。从正月不下雨，直到秋季七月【僖公三年、文公十三年】
不下雨，每个时段都单独记载的，是怜悯雨水；不下雨，跨越时段总括记载的，是不忧虑雨水。《春秋》喜欢他有志于百姓，所以春季不下雨就记载，夏季不下雨就记载，言辞繁多而不删减，是用来彰显他勤于百姓；《春秋》厌恶他无意于百姓，所以从正月不下雨直到七月才记载，言辞简略而不赘述，是用来彰显他怠慢百姓。正因为怜悯雨水，所以在夏季四月之后接着说“不下雨”；正因为不忧虑雨水，所以在秋季七月之后不再记载“不下雨”。笔削的深意，明白了。
于是讨伐楚国，驻扎在陉，驻扎在厥貉，讨伐麋国【僖公四年、文公十年】
不说“驻扎在陉讨伐楚国”，而是把讨伐楚国系连在驻扎在陉的上面，大概是因为讨伐之后才驻扎，那么驻扎是有整顿军队、慎重作战的意思；不说“讨伐麋国驻扎在厥貉”，而是把厥貉加在讨伐麋国的上面，大概是因为讨伐之前才驻扎，那么驻扎是有宣扬声威、恐吓敌人的意思。齐桓公在讨伐楚国之后驻扎在陉，君子认为驻扎是好的，是因为齐国能够修明文告来感动敌人；楚子在讨伐麋国之前驻扎在厥貉，君子不认为驻扎是好的，是因为楚国怀藏祸心来欺凌中原。
鲁公救援成国，到达遇地。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
救援成国而到达遇地，与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春秋》对于救援成国记载为“到达”，不记载为“驻扎”，是因为圣人认为襄公对于成国，实在有救援的心意，只是畏惧齐国而不敢前进，并不是终究没有这种心意而外表做样子来欺骗人；对于救援晋国记载为“驻扎”，不记载为“到达”，是因为圣人认为襄公对于晋国，实在没有救援的心意，只是想要掠夺取义的名声，并不是像畏惧齐国而不敢前进那样。大概“到达”，是说到达这里，日后是否前进，本来是不可知的；“驻扎”，是说停留在这里罢了，日后不再前进，本来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齐军、宋军、曹军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于是驻扎在匡。公孙敖率领军队以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
后说驻扎而先
序三国之师，是三国之次于聂北，以救邢而次也。先言次而后举救徐之大夫，是诸侯之次于匡，不以救徐而次也。以救邢而次者，伯主拯患之不笃也；不以救徐而次者，伯主号令之不严也。拯患之不笃，而号令之犹严，此所以为伯主之始；号令之不严，而拯患之不笃，此所以为伯业之终。
译排列三国军队的次序，是因为三国驻扎在聂北，是为了救援邢国而驻扎的。先说驻扎而后列举救援徐国的大夫，是因为诸侯驻扎在匡地，并不是为了救援徐国而驻扎的。为了救援邢国而驻扎，说明霸主拯救祸患的决心不坚定；不为了救援徐国而驻扎，说明霸主的号令不严明。拯救祸患的决心不坚定，而号令尚且严明，这就是成为霸主事业的开端；号令不严明，而拯救祸患的决心也不坚定，这就是霸主事业终结的原因。
齐师、宋师次于郎。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次于郎，齐创伯之难也；次于厥貉，楚争伯之难也。人心之始，不忍于无王而决于从伯，故齐桓创伯之为难；人心之终，不忍于无伯而决于从夷，故楚子之争伯为难。惟齐桓之创伯难，故以次于郎书；惟楚子之争伯难，故以次于厥貉书。盖次者，人心不决于去就之义也。
围宋彭城遂城虎牢
以伯主攘外患、安中国之地，非外服所可得专；以伯讨不服从之国，则天下之险，非诸侯之所得私。是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为宋讨，则还系之宋；虎牢本郑地也，伯主当讨郑，则不系之郑。一笔一削，《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夺之正也。
臧孙辰告籴于齐，公子遂如楚乞师。
不曰如齐告籴，而曰告籴于齐，盖先言告籴则其情急，后言告籴则其情缓。圣人急其辞于告籴之书者，深讥鲁之君臣政事不修，遇事苟且，非所以为国也。不曰乞师于楚，而曰如楚乞师，盖先言乞师则其情急，后言乞师则其情缓。圣人缓其词于乞师之书者，不忍言中国之诸侯有求于荆楚如此其急也。
围宋彭城围戚
不曰围彭城，而曰宋彭城者，不与荆楚取中国之地，以与叛臣也。不曰围衞，而止曰戚者，不与齐衞二国之大夫助子以围父也，春秋之微意也。
诸侯城縁陵，仲孙羯防晋荀盈【云云】城▯。
齐桓之城▯也，公其心于救天下之患者也；晋平之城▯也，私其心救一国之患者也。惟夫公其心于救天下之患，故縁陵之城以诸侯书，其意若曰：「诸侯同心于救天下之患，其书不可以一二序也。」惟夫私其心救一国之患，故城▯之城列序诸侯，其意若曰：「诸侯无心于救一国之患，其书不容以先后序也。」均之为城▯也，而《春秋》所书若此，得非以公心救患者，非私心救患者所可比耶？
戍陈戍郑虎牢
悼公之戍陈也，实欲防荆楚之路，以为陈蔽也，非驻师扼险以恐陈也。悼公之戍郑也，实欲驻师扼险以逼郑也，非防荆楚之路，以为郑蔽也。悼公之志，在于防荆楚之路以蔽陈，故《春秋》戍陈而不斥其地者，若曰公之所戍在于一国，所以大公之为也。悼公之志，在于驻师扼险以逼郑，故《春秋》书戍郑而直称虎牢者，若曰公之所戍在于一邑，所以小公之为也。
齐师宋师曹师城邢城楚丘
邢危而安之，是方伯卹患之义也，当为而为也。衞亡而存之，是天子封国之权也，不当为而为之也。春秋言城邢而不书夷仪者，以天下大义可自伯主出也；言城楚丘而不言卫者，以天下大权不可不自天子出也。
公朝于王所公如京师
僖公之朝王也，不于京师之地，而于王所，似非圣人之所与也，而《春秋》则不以王所非其所之故而大书「朝」者，以僖公之心诚于朝王也。成公之朝王也，不于王所，而于京师之地，宜圣人所深予也，而《春秋》则不以朝王于京师之故而直书「如」者，以成公之心为不诚于朝王也。「朝」者，以臣事君之礼也，僖公之事周为其王，岂成公之比乎！「如」者，列国相朝之礼也，成公之视周如列国，又岂僖公之比乎！
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公如齐。仲孙蔑如京师。
僖公之于周也，有公子遂如京师之事；宣公之于周也，有仲孙蔑如京师之事。僖公之于周曰如，于晋曰如，不过昧轻重之等而一槩施之耳，而先如京师，后如晋国，固未尝失先后之序也。宣公之先如齐国，后如京师，不惟失先后之序也，而君如齐，臣如周，殆失轻重之等而倒行逆施之矣。
公如齐，公如晋，公如京师，公如楚。
如者，列国相朝之谓也。齐、楚为天下伯主，鲁公之朝，以「朝」书可也，而乃以「如」书者，圣人以为齐、晋虽强且大，爵则同列，故也。至于王室，则非齐、晋比矣。鲁君之朝，以「朝」书之，谁曰不宜？而亦以「如」书者，圣人以为鲁之所以事周者，无异于事伯，故也。至于楚，则固不可以上侔周室，而下与齐、晋同日语者也。鲁之朝也，削而不书可也，而亦以「如」书之者，圣人以为鲁之所以事楚者，殆
译齐国军队、宋国军队驻扎在郎地。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
驻扎在郎地，是齐桓公开创霸业时的艰难；驻扎在厥貉，是楚子争夺霸权时的艰难。人心的开始，不忍心没有天子而决意追随霸主，所以齐桓公开创霸业被视为艰难；人心的终结，不忍心没有霸主而决意追随夷狄，所以楚子争夺霸权被视为艰难。正因为齐桓公开创霸业艰难，所以用“驻扎在郎”来记载；正因为楚子争夺霸权艰难，所以用“驻扎在厥貉”来记载。大概“驻扎”这个词，蕴含着人心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的含义。
包围宋国的彭城，于是修筑虎牢的城墙。
凭借霸主的力量抵御外患、安定中原的土地，不是外服诸侯所能独占的；凭借霸主的征讨来讨伐不服从的国家，那么天下的险要之地，也不是诸侯所能私有的。因此彭城不属于宋国所有，霸主为宋国讨伐，就把它归还给宋国；虎牢原本是郑国的土地，霸主应当讨伐郑国，就不把它归属于郑国。一字一删改，《春秋》阐明王制以显示给予和剥夺的正当性。
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借粮，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
不说“前往齐国请求借粮”，而说“向齐国请求借粮”，大概先说请求借粮则情势紧急，后说请求借粮则情势缓和。圣人在记载请求借粮时措辞急切，是深深讥讽鲁国的君臣政事不修，遇事苟且，这不是治理国家应有的态度。不说“向楚国请求出兵”，而说“前往楚国请求出兵”，大概先说请求出兵则情势紧急，后说请求出兵则情势缓和。圣人在记载请求出兵时措辞缓和，是不忍心说中原的诸侯向荆楚求助竟然如此紧急。
包围宋国的彭城，包围戚地。
不说“包围彭城”，而说“宋国的彭城”，是不认可荆楚夺取中原的土地，把它给叛臣。不说“包围卫国”，而只说“戚”，是不认可齐、卫两国的卿大夫帮助儿子包围父亲，这是《春秋》的微妙用意。
诸侯修筑缘陵的城墙，仲孙羯防备晋国的荀盈【云云】修筑〇的城墙。
齐桓公修筑〇的城墙，是出于公心来拯救天下的祸患；晋平公修筑〇的城墙，是出于私心来拯救一国的祸患。正因为出于公心拯救天下的祸患，所以缘陵的城墙用“诸侯”来记载，其意好像是说：“诸侯同心拯救天下的祸患，记载时不可以按一二顺序排列。”正因为出于私心拯救一国的祸患，所以修筑〇城墙时列举排列诸侯，其意好像是说：“诸侯无心拯救一国的祸患，记载时不容按先后顺序排列。”同样是修筑〇的城墙，而《春秋》记载却如此不同，难道不是因为出于公心拯救祸患的人，不是出于私心拯救祸患的人所能相比的吗？
戍守陈国，戍守郑国的虎牢。
悼公戍守陈国，实际上是想要防备荆楚的道路，作为陈国的屏障，并不是驻扎军队扼守险要来恐吓陈国。悼公戍守郑国，实际上是想要驻扎军队扼守险要来逼迫郑国，并不是防备荆楚的道路，作为郑国的屏障。悼公的志向，在于防备荆楚的道路以庇护陈国，所以《春秋》记载戍守陈国而不指明具体地点，好像是说公所戍守的在于一个国家，这是大公的行为。悼公的志向，在于驻扎军队扼守险要以逼迫郑国，所以《春秋》记载戍守郑国而直接称虎牢，好像是说公所戍守的在于一个城邑，这是小公的行为。
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修筑邢国的城墙，修筑楚丘的城墙。
邢国危急而使其安定，这是方伯体恤祸患的道义，是应当做而做的。卫国灭亡而使其存续，这是天子分封国家的权力，是不应当做而做的。《春秋》说修筑邢国的城墙而不记载夷仪，是因为天下的大义可以由霸主发出；说修筑楚丘的城墙而不说卫国，是因为天下的大权不可以不由天子发出。
鲁公在王所朝见，鲁公前往京师。
僖公朝见周王，不在京师之地，而在王所，似乎不是圣人所赞许的，而《春秋》却不因为王所不是朝见之地而大书“朝”，是因为僖公朝见周王的心意是真诚的。成公朝见周王，不在王所，而在京师之地，适宜圣人所深深赞许的，而《春秋》却不因为朝见周王在京师而直接写“如”，是因为成公朝见周王的心意不真诚。“朝”，是以臣子侍奉君主的礼节，僖公侍奉周王作为他的君主，哪里是成公能比的！“如”，是列国互相朝见的礼节，成公看待周朝如同列国，又哪里是僖公能比的！
公子遂前往京师，于是前往晋国。鲁公前往齐国。仲孙蔑前往京师。
僖公对于周朝，有公子遂前往京师的事情；宣公对于周朝，有仲孙蔑前往京师的事情。僖公对于周朝说“如”，对于晋国说“如”，不过是混淆轻重的等级而一概施之罢了，而先前往京师，后前往晋国，固然没有失去先后的顺序。宣公先前往齐国，后前往京师，不仅失去了先后的顺序，而且君主前往齐国，臣子前往周朝，几乎失去了轻重的等级而倒行逆施了。
鲁公前往齐国，鲁公前往晋国，鲁公前往京师，鲁公前往楚国。
“如”，是列国互相朝见的说法。齐、楚是天下的霸主，鲁公的朝见，用“朝”来记载是可以的，却用“如”来记载，是因为圣人认为齐、晋虽然强大，爵位却是同列，所以如此。至于王室，就不是齐、晋能比的。鲁君朝见，用“朝”来记载，谁说不合适？却也用“如”来记载，是因为圣人认为鲁国侍奉周朝的态度，与侍奉霸主没有不同，所以如此。至于楚国，固然不能上比周朝，下与齐、晋同日而语。鲁国朝见楚国，删削不记载是可以的，却也用“如”来记载，是因为圣人认为鲁国侍奉楚国的态度，大概
无异于事周，故也。视王室如列国，视楚国如王室，《春秋》盖不能不致憾于秉礼之鲁云。
译这与侍奉周王室没有区别，是理所当然的。把周王室当作一般的诸侯国看待，把楚国当作周王室看待，《春秋》大概不能不对恪守礼制的鲁国表示遗憾了。
天王使周公来聘。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取济西田。公子遂如晋。
天王使冡宰来聘，其为礼盖甚厚也。鲁于周室，亦宜视施为报矣。而公子遂之如京师，乃以二事出，所以报乎周者，于是为不专焉。晋侯以济西之田归我，其为利甚微也。鲁人于此，视施为报可也。而公子遂之如晋，不闻以二事出，所以报乎晋者，于是为甚专焉。圣人比而书之，所以着鲁之慢王畏伯也。
公如京师，公自京师遂防诸侯【止】伐秦，公至自伐秦。周天子也，可以言朝，不可以言如。如京，大事也，不可以不致，而乃以伐秦小事致。春秋书如京师者，以为诸侯之狥私而忘公也，是以原其从伯之实也。
诸侯城縁陵大夫盟溴梁
縁陵之城，伯主在也，春秋以伯主书也，盖未害也。乃以诸侯自城书，而不以伯主列序者，以为天下于是而后无伯主也。天下非果无伯主也，而所以为伯主者，皆天下之诸侯也。溴梁之盟，诸侯在也，春秋以诸侯书也，亦未害也。乃以大夫书，而不系于诸侯者，以为天下于是而后无诸侯也。天下非果无诸侯也，而所以为诸侯者，皆天下之大夫也。自縁陵既城，而齐伯衰；溴梁既盟，而晋伯微矣。
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宋公、陈侯【云云】防晋师于棐林，伐郑。
晋以大夫主盟多矣，而未尝直以晋大夫为言者，独至于扈之盟，则大书诸侯于上，而于晋大夫不纪其名，圣人盖以为于是之时大夫专盟，天下已不知晋之有君也。晋以大夫主征伐者亦多矣，而未尝不斥言大夫之名氏者，独至棐林之役，则列序诸侯，而以防晋师为文，圣人盖以为当此之时晋付其权于大夫，而天下惟知晋之有大夫也。天下不知晋之有君，非天下之小变也；天下惟知晋之有大夫，非天下之细故也。考当时行事之迹，究《春秋》笔削之防，斯可以见圣人忧世变之心矣。
盟鸡泽，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防溴梁，大夫盟。鸡泽之盟，晋人伯业方盛之日也。伯业方盛，则盟誓之权虽大夫，而统其权者犹在诸侯。既盟而陈使袁侨如防，则书曰：「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以大夫归之诸侯，以诸侯为犹能统其权也。溴梁之盟，晋人伯业已衰之日也。伯业已衰，则盟誓之权既付之诸大夫，而诸侯失政，则无以统其权矣。故诸侯皆在，而使诸侯之大夫自相为盟，则书曰：「大夫盟矣。」不以大夫归之诸侯，以诸侯无以统其权也。
及晋处父盟，公孙敖会晋士縠盟于垂陇。
前此未有大夫盟鲁者也，自处父始，他日却犨、荀庚祖述于此矣。前此亦未有大夫出主诸侯盟防者也，自士縠始，他日大夫盟鸡泽、盟溴梁，又以此为口实矣。处父及盟不书公，所以存望国之君之体也，不使晋大夫强于望国之君也。况公如晋不书，其为鲁防也可知矣。士縠书于诸侯之下，所以存列国之君之体也，不使晋大夫加于外国之君也。以宋书公、陈书侯、郑书伯，其尊君卑臣也可知矣。
遂伐楚诸侯遂围许
楚之为国，毕献方物之礼，盖亦有闻也，而王贡不入，包茅不供，齐是以有遂伐之师。春秋之世之伐诸侯者多矣，未有伐当其罪如此者，故春秋于此以继事之辞书，而书遂。许之为国，班瑞辑瑞之礼，盖亦有闻也，而践土不朝，河阳不防，是以有遂围之讨。春秋之世之围诸侯者多矣，未有围当其罪如此者，故春秋于此亦以继事之辞书，而书遂。
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齐侯伐衞，遂伐晋。
如京之与如晋，其事为孰重？伐衞之与伐晋，其事为孰大？公子遂之如京师，礼也；而如京师之后继以如晋，则于礼非矣。齐庄公之伐卫未害也；而伐衞之后继以伐晋，则为罪大矣。春秋不以如京、如晋并书，而以如晋为遂事者，着鲁之敢于无王也，以为自是而后天下将不知有王也；不以伐衞、伐晋并书，而以伐晋为遂者，责齐之敢于无伯也，以为自是而后天下将不知有伯也。
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公如京师，遂防晋侯【止】伐秦。公子遂之如京师，本以如晋之后而后有行也，而《春秋》不以如京
译周天子派周公前来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又前往晋国。晋国将济水以西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公子遂前往晋国。
周天子派冡宰前来聘问，这表示周天子对鲁国的礼遇非常优厚。鲁国对于周王室，也应当根据对方施予的恩惠来回报。然而公子遂出使京师，却同时处理两件事，因此他对周天子的回报，在这方面显得不专一。晋侯将济水以西的土地归还给我们，这带来的利益非常微小。鲁国人在这件事上，根据对方施予的恩惠来回报是可以的。然而公子遂出使晋国，没有听说他同时处理两件事，因此他对晋国的回报，在这方面显得非常专一。圣人将这两件事并列记载，是为了彰显鲁国怠慢周天子而畏惧霸主的态度。
鲁公前往京师，鲁公从京师出发接着会同诸侯【停止】讨伐秦国，鲁公从讨伐秦国回来。周天子是天子，可以说“朝见”，不可以说“前往”。前往京师是重大事件，不可以不向宗庙报告，却用讨伐秦国这件小事来报告。《春秋》记载“前往京师”，是认为诸侯徇私而忘记了公义，因此推究他顺从霸主的实质。
诸侯修筑缘陵城，大夫在溴梁结盟。
缘陵城的修筑，是因为有霸主在，所以《春秋》以霸主的名义记载，这大概没有妨害。但却以诸侯自行修筑来记载，而不把霸主列入序列，是因为天下从此以后就没有霸主了。天下并非真的没有霸主，而是那些充当霸主的人，都是天下的诸侯。溴梁的结盟，是因为有诸侯在，所以《春秋》以诸侯的名义记载，这也未尝妨害。但却以大夫来记载，而不隶属于诸侯，是因为天下从此以后就没有诸侯了。天下并非真的没有诸侯，而是那些充当诸侯的人，都是天下的大夫。自从缘陵城修筑完毕，齐国的霸业就衰落了；自从溴梁结盟完毕，晋国的霸业就微弱了。
鲁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宋公、陈侯【等等】会同晋国军队在棐林讨伐郑国。
晋国由大夫主持结盟的情况很多，但未曾直接以“晋国大夫”来表述的，唯独到了扈地的结盟，就大大地书写诸侯在上面，而对于晋国大夫不记载其名，圣人大概认为在这个时候大夫专权结盟，天下已经不知道晋国有君主了。晋国由大夫主持征伐的情况也很多，但未曾不斥责大夫的名氏的，唯独到了棐林的战役，就列出诸侯的序列，而以“会同晋国军队”为文辞，圣人大概认为在这个时候晋国将权力交给大夫，而天下只知道晋国有大夫。天下不知道晋国有君主，这不是天下的小变故；天下只知道晋国有大夫，这不是天下的细小事。考察当时行事的迹象，探究《春秋》笔削的深意，这样就可以看到圣人忧虑世道变迁的心意了。
在鸡泽结盟，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会同诸侯在溴梁，大夫结盟。鸡泽的结盟，是晋国霸业正兴盛的时候。霸业正兴盛，那么盟誓的权力虽然在大夫手中，但统辖这权力的还在诸侯。结盟之后陈国派袁侨来到会同，就记载说：“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把大夫归属于诸侯，认为诸侯还能统辖这权力。溴梁的结盟，是晋国霸业已衰落的时候。霸业已衰落，那么盟誓的权力已经交给各位大夫，而诸侯失去政令，就无法统辖这权力了。所以诸侯都在，却让诸侯的大夫自行结盟，就记载说：“大夫结盟了。”不把大夫归属于诸侯，因为诸侯无法统辖这权力。
与晋国处父结盟，公孙敖会同晋国士縠在垂陇结盟。
以前没有大夫与鲁国结盟的，从处父开始，后来却犨、荀庚都效法于此。以前也没有大夫出来主持诸侯盟会的，从士縠开始，后来大夫在鸡泽结盟、在溴梁结盟，又以此为借口了。处父结盟不记载鲁公，是为了保存望国君主的体面，不让晋国大夫凌驾于望国君主之上。况且鲁公前往晋国不记载，其鲁国的防备之心就可以知道了。士縠记载在诸侯之下，是为了保存列国君主的体面，不让晋国大夫凌驾于外国君主之上。以宋国记载公、陈国记载侯、郑国记载伯，其尊君卑臣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
接着讨伐楚国，诸侯接着包围许国。
楚国作为一个国家，完成进献方物的礼仪，大概也有听闻，但王室的贡品不进入，包茅不供应，齐国因此有接着讨伐的军队。《春秋》时代讨伐诸侯的情况很多，没有像这样讨伐得当其罪的，所以《春秋》在这里用继事的辞藻记载，而写“遂”。许国作为一个国家，班瑞辑瑞的礼仪，大概也有听闻，但践土不朝见，河阳不会同，因此有接着包围的讨伐。《春秋》时代包围诸侯的情况很多，没有像这样包围得当其罪的，所以《春秋》在这里也用继事的辞藻记载，而写“遂”。
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前往晋国。齐侯讨伐卫国，接着讨伐晋国。
前往京师与前往晋国，哪件事更重？讨伐卫国与讨伐晋国，哪件事更大？公子遂前往京师，是合乎礼的；而在前往京师之后接着前往晋国，就不合乎礼了。齐庄公讨伐卫国未尝妨害；而在讨伐卫国之后接着讨伐晋国，就是罪大了。《春秋》不将前往京师、前往晋国并列记载，而将前往晋国作为继事来记载，是为了彰显鲁国敢于无视周天子，认为从此以后天下将不知道有周天子；不将讨伐卫国、讨伐晋国并列记载，而将讨伐晋国作为继事，是为了责备齐国敢于无视霸主，认为从此以后天下将不知道有霸主。
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前往晋国。鲁公前往京师，接着会同晋侯【停止】讨伐秦国。公子遂前往京师，本是在前往晋国之后才有出行的，而《春秋》不将前往京师
师为遂事，而以如晋为遂事者，以明聘王之事为大于聘伯，所以为人臣之礼也。成公之如京师也，本以伐秦之故而后有行也，而《春秋》不以如京师为遂事，而以伐秦为遂事者，以明朝王之事为大于伐秦，亦所以存人臣之礼也。
译“师为遂事”，而将“如晋”视为“遂事”，是为了表明聘问周王的事务重于聘问霸主，这是为了体现人臣应有的礼节。成公前往京师，原本是因为征伐秦国的事由而后才成行，但《春秋》不将“如京师”视为“遂事”，而将“伐秦”视为“遂事”，是为了表明朝见周王的事务重于征伐秦国，这也是为了保全人臣应有的礼节。
公防齐侯、宋公【止】侵蔡，遂伐楚。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齐之伯，王室之忧也；楚之伯，中国之忧也。齐桓之侵蔡伐楚，春秋不各书之，而以伐楚侵蔡之为遂事者，所以着齐桓之伯也，以为自是而后征伐诸侯之权专于齐桓也。楚荘之侵陈侵宋，春秋不各书之，而以侵宋侵陈之为遂事者，所以着楚庄之伯也，以为自是而后征伐诸侯之权专于楚庄，为中国之忧方大，圣人安得不致微意于遂之一字乎？
齐侯伐衞，遂伐晋。晋士鞅侵郑，遂侵衞。
晋自文公既伯以来，世主夏盟，未有敢伐之者也，而伐晋之师，首见于齐庄复伯之时；卫自晋之为伯以后，世事伯主，未有忍伐之者也，而伐衞之师，首见于晋定不能为伯之日。春秋于伐晋书遂者，所以着齐人之果于伐盟主也，以盟主而果于伐之，则其果于伐他国者从可知矣；侵衞而书以遂者，所以着晋人之果于伐与国也，以与国而果于伐之，则其果于伐他国者又可知矣。
遂及齐侯、宋公盟，遂如晋【庄十九年、僖三十年】
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亦观其行事之是非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时，而制之于千里之外，当此时而不遂，不可也。上不足以利国，下不足以利民，可以复命而后请，当此时而遂，不可也。公子结将及齐、宋盟，而书遂者，圣人盖曰：「大夫出疆，可以专安国家、利社稷之事也。」公子遂如京修聘，因以如晋，而书遂者，圣人盖曰：「大夫骄蹇而自专，则公不得为政矣。」均之为书遂也，而褒贬不同，君子则考其行事之当否，则见之矣。
公防、王人、齐侯【止】盟于洮，防、王人【止】盟于翟泉。
齐桓于洮所盟者，实王朝之下士也，非王朝之卿士也。春秋以王人书者，直其辞以着其实也，以桓公为能尽尊王之礼也。晋文翟泉之所盟者，实王朝之卿士也。春秋亦以王人书者，婉其辞以隐其实也，以文公不能尽尊王之礼也。考其事迹之异，而观其书法之同，亦可见圣人之意矣。
盟于鹿上，防于黄池【僖二十一年、哀十三年】
鹿上之盟，三伯为盟之时也。《春秋》不以三伯之辞书之者，隠其事于不书，以见当时之去齐桓之伯犹未逺也。黄池之防，两伯为防之时也。《春秋》遂以两伯之辞书之者，着其事于大书，以见当时之去文悼之伯已逺也。齐桓之伯未逺，而世道之变有三伯交主夏盟之事，圣人于是盖不忍于有言也。文悼之伯既逺，而世道之变有两伯并主诸侯之事，圣人于是盖不容于无言也。
公防晋侯【云云】吴人于戚，防于宋。豹及大夫盟于宋【襄五年襄二十七年】
襄公五年于戚之防，晋与其盟也，春秋止书防不书盟者，以前乎此呉未尝争伯于中国也。二十七年于宋之防，晋与楚盟也，春秋既书防又书盟者，以为前乎此楚盖尝争伯于中国也。呉未尝有争伯中国之事，而其端见于戚之防，圣人诚有所不忍书也；楚盖尝有争伯中国之事，而其事极于宋之防，圣人诚不容于不书也。呉楚之盟不可与列国之盟齿，亦可以见圣人之忧心矣。
齐侯次五氏【定九年】次垂葭【十三年】齐侯、衞侯伐晋【哀元年】定公季年，齐、衞已有叛伯伐晋之师，而《春秋》止书「次」，不书「伐」者，以为犹可以不书也。哀公元年，齐、衞又有叛伯伐晋之师，而《春秋》不书「次」，大书「伐」者，以为不可以不书也。齐、衞叛晋，中国于是乎无盟主矣。夷仪之伐，河内之师，圣人诚有所不忍书也。哀公既立，《春秋》于是将絶笔矣。干侯之师，棘蒲之役，圣人不得不书也。均之为叛伯伐晋之师也，而《春秋》或书或不书，亦可见圣人忧世之心也。
晋、秦战于河曲【文十二年】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
河曲之战，晋秦四五十年兵争之终也；诸郓之城，莒鲁百余年兵争之始也。秦晋四五十年之兵争，终于河曲之一战，而《春秋》以诸郓书而不系之莒者，兵争方始，诚不忍于有言也。圣人于此则曰：「秦晋者，他日兵争已极之莒鲁也；莒鲁者，前日兵争方始之秦晋也。」或要其终，
译鲁公会同齐侯、宋公，阻止他们侵犯蔡国，于是攻打楚国。楚子、郑人侵犯陈国，于是侵犯宋国。齐国的霸权，是周王室的忧患；楚国的霸权，是中原各国的忧患。齐桓公侵犯蔡国、攻打楚国，《春秋》不分别记载，而是将攻打楚国、侵犯蔡国作为“遂”事来记载，是为了彰显齐桓公的霸权，认为从此以后征伐诸侯的权力专属于齐桓公。楚庄公侵犯陈国、侵犯宋国，《春秋》不分别记载，而是将侵犯宋国、侵犯陈国作为“遂”事来记载，是为了彰显楚庄公的霸权，认为从此以后征伐诸侯的权力专属于楚庄公，中原各国的忧患正日益扩大，圣人怎能不在“遂”这个字上寄托微妙的意旨呢？
齐侯攻打卫国，于是攻打晋国。晋国士鞅侵犯郑国，于是侵犯卫国。
晋国自文公称霸以来，世代主持中原盟会，没有敢攻打它的，而攻打晋国的军队，首先出现在齐庄公恢复霸权的时候；卫国自晋国称霸以后，世代侍奉霸主，没有忍心攻打它的，而攻打卫国的军队，首先出现在晋定公不能称霸的日子。《春秋》在攻打晋国时记载“遂”，是为了彰显齐国人果断攻打盟主，既然对盟主都果断攻打，那么他们果断攻打其他国家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侵犯卫国而记载“遂”，是为了彰显晋国人果断攻打盟国，既然对盟国都果断攻打，那么他们果断攻打其他国家的意图也就知道了。
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于是前往晋国【庄公十九年、僖公三十年】
《春秋》记载“遂”的方式是一致的，但其中蕴含善恶，只需观察其行事的是非即可。利害出于一时，而在千里之外加以节制，当时如果不“遂”，是不可以的。对上不足以利于国家，对下不足以利于百姓，可以复命后再请示，当时如果“遂”，是不可以的。公子结将要与齐、宋结盟，而记载“遂”，圣人大概说：“大夫出使境外，可以专断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事情。”公子遂前往京地修聘，顺便前往晋国，而记载“遂”，圣人大概说：“大夫骄横专断，那么国君就无法执政了。”同样都是记载“遂”，但褒贬不同，君子考察其行事是否得当，就能看出来了。
鲁公会同王人、齐侯【止】在洮地结盟，防地、王人【止】在翟泉结盟。
齐桓公在洮地结盟的，实际上是周王朝的下士，不是周王朝的卿士。《春秋》用“王人”来记载，是直陈其辞以彰显事实，因为桓公能够尽到尊崇周王的礼节。晋文公在翟泉结盟的，实际上是周王朝的卿士。《春秋》也用“王人”来记载，是委婉其辞以隐去事实，因为文公不能尽到尊崇周王的礼节。考察其事迹的差异，而观察其书法的相同，也可以看出圣人的意旨了。
在鹿上结盟，在黄池会盟【僖公二十一年、哀公十三年】
鹿上的盟会，是三位霸主主持盟会的时候。《春秋》不用三位霸主的辞令来记载，是将此事隐去不记，以显示当时距离齐桓公称霸的时间还不远。黄池的会盟，是两位霸主主持会盟的时候。《春秋》于是用两位霸主的辞令来记载，是将此事大书特书，以显示当时距离晋文公、晋悼公称霸的时间已经很远。齐桓公称霸的时间不远，而世道的变化出现了三位霸主交替主持夏盟的事情，圣人对此大概不忍心直言。晋文公、晋悼公称霸的时间已远，而世道的变化出现了两位霸主共同主持诸侯的事情，圣人对此大概不容许沉默不语。
鲁公会同晋侯【云云】和吴人在戚地会盟，在宋国会盟。豹与大夫在宋国结盟【襄公五年、襄公二十七年】
襄公五年在戚地的会盟，晋国参与结盟，《春秋》只记载“防”不记载“盟”，是因为在此之前吴国未曾在中国争夺霸权。二十七年在宋国的会盟，晋国与楚国结盟，《春秋》既记载“防”又记载“盟”，是因为在此之前楚国曾经在中国争夺霸权。吴国未曾有争夺中国霸权的事情，而其端倪出现在戚地的会盟，圣人确实有所不忍记载；楚国曾经有争夺中国霸权的事情，而其事态在宋国的会盟达到极点，圣人确实不容许不记载。吴楚的盟会不可与列国的盟会并列，也可以看出圣人的忧心了。
齐侯驻扎在五氏【定公九年】驻扎在垂葭【十三年】齐侯、卫侯攻打晋国【哀公元年】定公末年，齐、卫已有背叛霸主攻打晋国的军队，而《春秋》只记载“次”，不记载“伐”，是因为认为还可以不记载。哀公元年，齐、卫又有背叛霸主攻打晋国的军队，而《春秋》不记载“次”，大书“伐”，是因为认为不可以不记载。齐、卫背叛晋国，中国从此没有了盟主。夷仪的攻打，河内的军队，圣人确实有所不忍记载。哀公即位后，《春秋》于是将要绝笔了。干侯的军队，棘蒲的战役，圣人不得不记载。同样是背叛霸主攻打晋国的军队，而《春秋》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也可以看出圣人忧世的心了。
晋、秦在河曲交战【文公十二年】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城及郓城。
河曲之战，是晋秦四五十年兵争的终结；诸郓的修筑，是莒鲁百余年兵争的开始。秦晋四五十年之兵争，终结于河曲的一战，而《春秋》用诸郓来记载而不系于莒，是因为兵争刚刚开始，确实不忍心直言。圣人在此说：“秦晋，是日后兵争已极的莒鲁；莒鲁，是前日兵争方始的秦晋。”或者总结其终，
公会晋大夫盟于扈【文七年】宋公、陈侯【止】防。晋师于棐林。晋以大夫主诸侯之盟者旧矣，其事不始于扈之盟也。然流而至于扈之盟，圣人虽欲尽为之隠，而有不可得者，故变其常辞以「晋大夫」书，若曰：自是而后，天下惟知晋之有大夫也。晋以大夫用诸侯之师者多矣，其原乃自棐林伐郑始也。其原始于棐林之役，圣人虽欲不为之隠，而不可得者，故变其常辞而以「晋师」书，若曰：是役也，晋衞未尝以大夫用诸侯之师也。以大夫主诸侯之盟，其事极于扈，而圣人不为之隠；以大夫用诸侯之师，其事始于棐林，而圣人犹为之隠，何也？盖棐林之役，犹前日以大夫主诸侯之盟之始，而于扈之役，犹后日以大夫用诸侯之师之终也。
蔡以吴及楚战于柏举，防于黄池【定四年、哀十三年】
于蔡书「以」者，以蔡为用大国之兵也，是以书大国之辞书吴也。于黄池书「防」以及者，以吴与晋为两伯也，是以书伯者之辞书吴也。柏举之战，吴人欲争伯于中国之时也，而《春秋》止以书大国之词书之者，以为吴人争伯之时犹可遏也。黄池之防，吴人与晋共主诸侯之时也，而《春秋》不以书大国之辞书，遂以书伯主之辞书之者，以为吴人争伯之势于是为不可遏也。吴人争伯之势犹可遏，而圣人止以待大国之礼待之者，不忍使吴伯中国也。吴人争伯之势不可遏，而圣人遂以待伯主之礼待之者，不容不使吴伯中国也。
齐侯来献戎捷，楚人使宜申来献捷【庄三十一年僖二十一年】通《春秋》一体献捷之事凡两书，一则齐人之献戎捷也，一则楚人之献宋捷也。齐之献戎捷，以逺畧而夸与国也；楚之献宋捷，以内侮威中国也。然而在齐可以俘戎名，在楚不可以俘宋名，此一王之大法也。《春秋》于齐献捷而书戎者，着其实也；着其实者，以齐可以俘戎也。于楚献捷不书宋者，没其实也；没其实者，不以楚得俘宋也。
遂防晋侯【止】伐秦。公防尹子、晋侯【止】伐郑。公防尹子、单子，晋侯【止】伐郑。
伐秦之役，二王卿在，而《春秋》不书，刘子、成子防伐者，此隠于不书也，所以尊王室也。伐郑之役，王卿亦在，而《春秋》屡书，尹子、单子主兵者，此显于屡书也，亦所以尊王室也。
宋人、齐人伐郳，防盟于齐【荘十五年、僖十九年】
春秋之法，防、盟、征、伐，以主者先，例之常也。伐郳之役，齐桓为志，非宋主兵也，而《春秋》不以齐主兵，而加宋于齐上者，不以中国征伐之权与齐也，以为以伯主而主诸侯，前乎齐桓之所未见也。盟齐之役，楚子为志，非陈主盟也，而《春秋》不以楚主盟，而加陈于楚上者，不以中国防盟之权予楚也，以为以荆楚而主夏盟，前乎是时之所未有也。
公孙敖防宋公【云云】晋士縠盟于垂陇。叔老防郑伯。晋荀偃、衞▯殖、宋人伐许。
春秋》之法，防、盟、征、伐，以主者先。垂陇之盟，晋为伯主，则晋主也。晋主之，则曷为不先书晋而先书宋？大夫不可以先诸侯也。《春秋》以士縠序诸侯之下者，不以防盟之权予大夫，欲推而属之宋也。伐许之役，晋为伯主，则亦为之主也。晋主之，曷为不先书晋而先书郑？大夫不可以先诸侯也。《春秋》以荀偃序郑伯之下者，不以征伐之权予大夫，欲推而属之郑也。《春秋》之为书，所以正名而定分者也。
城楚丘，蔡侯庐归于蔡，陈吴归于陈。
衞尝灭矣，楚丘之城，齐桓复封之也。齐桓复封之，则其不言齐桓封衞何也？封国，天子之大权，不与齐桓以封衞者，以为天子之大权不可得而自伯主出也。陈、蔡亦尝灭矣，庐、呉之归，楚平复封之也。楚平复封之，则其不言楚封陈、蔡者，以为天子之大权不可逸而归于夷狄也。
宋陈衞【云云】防晋师于棐林，公防晋师于瓦。
终春秋十二公之世，不以晋大夫名氏书，而以晋师书者二，始于棐林，终于瓦。棐林之不以赵盾书，何也？赵盾者，晋之大夫，大夫不可以敌诸侯者也。列序诸侯而以防赵盾为文，则臣疑于君，不可以训
译鲁桓公与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文公七年】。宋公、陈侯【止】在防地会合。晋军在棐林驻扎。晋国由大夫主持诸侯盟会，这已是旧例，并非始于扈地之盟。然而事态发展到扈地之盟，圣人虽然想尽量为之隐讳，却做不到，所以改变常规措辞，用“晋大夫”来记载，好像在说：从此以后，天下只知道晋国有大夫（而无君）。晋国由大夫调动诸侯军队的事例很多，其根源是从棐林伐郑开始的。其根源始于棐林之战，圣人虽然想不为之隐讳，却做不到，所以改变常规措辞，用“晋师”来记载，好像在说：这次战役，晋国并没有由大夫来调动诸侯军队。由大夫主持诸侯盟会，其事极于扈地，而圣人不为之隐讳；由大夫调动诸侯军队，其事始于棐林，而圣人还为之隐讳，为什么呢？大概棐林之战，如同以前由大夫主持诸侯盟会的开端；而扈地之盟，如同后来由大夫调动诸侯军队的终结。
蔡国联合吴国与楚国在柏举作战，在黄池会合【定公四年、哀公十三年】。在蔡国记载用“以”字，是因为蔡国使用了大国的军队，所以用记载大国的措辞来记载吴国。在黄池记载用“会”和“及”字，是因为吴国与晋国同为霸主，所以用记载霸主的措辞来记载吴国。柏举之战，是吴人想要在中国争夺霸权的时候，而《春秋》只用记载大国的措辞来记载，是因为认为吴人争夺霸权的势头还可以遏制。黄池之会，是吴国与晋国共同主持诸侯的时候，而《春秋》不用记载大国的措辞，却用记载霸主的措辞来记载，是因为认为吴人争夺霸权的势头这时已不可遏制。吴人争夺霸权的势头还可以遏制，而圣人只以对待大国的礼节对待他们，是不忍心让吴国称霸中国。吴人争夺霸权的势头不可遏制，而圣人就以对待霸主的礼节对待他们，是不容许不让吴国称霸中国。
齐侯来献俘告捷，楚人派宜申来献捷【庄公三十一年、僖公二十一年】。通观《春秋》一体，献捷之事共记载两次，一次是齐人献戎捷，一次是楚人献宋捷。齐国献戎捷，是为了炫耀远略而夸示盟国；楚国献宋捷，是为了对内侮辱而威慑中国。然而在齐国可以称俘获戎人，在楚国不可以称俘获宋人，这是天子的一大法度。《春秋》在齐国献捷时记载“戎”，是彰显实情；彰显实情，是因为齐国可以俘获戎人。在楚国献捷时不记载“宋”，是隐去实情；隐去实情，是因为不认为楚国可以俘获宋人。
于是会合晋侯【止】讨伐秦国。鲁公会合尹子、晋侯【止】讨伐郑国。鲁公会合尹子、单子，晋侯【止】讨伐郑国。
讨伐秦国的战役，两位天子卿士在场，而《春秋》不记载，刘子、成子会合讨伐，这是通过不记载来隐讳，以此来尊崇王室。讨伐郑国的战役，天子卿士也在场，而《春秋》屡次记载，尹子、单子主持军事，这是通过屡次记载来显扬，也是为了尊崇王室。
宋人、齐人讨伐郳国，在齐国会盟【庄公十五年、僖公十九年】。
《春秋》的法度，会合、结盟、征讨、讨伐，以主持者为先，这是通常的体例。讨伐郳国的战役，齐桓公是主导者，并非宋国主持军事，而《春秋》不记载齐国主持军事，却把宋国排在齐国之上，是不把中国征伐的权力给予齐国，因为由霸主主持诸侯，在齐桓公之前未曾见过。在齐国会盟的战役，楚子是主导者，并非陈国主持盟会，而《春秋》不记载楚国主持盟会，却把陈国排在楚国之上，是不把中国会盟的权力给予楚国，因为由荆楚主持华夏盟会，在此之前未曾有过。
公孙敖会合宋公【云云】，晋国士縠在垂陇结盟。叔老会合郑伯。晋国荀偃、卫国孙林父、宋人讨伐许国。
《春秋》的法度，会合、结盟、征讨、讨伐，以主持者为先。垂陇之盟，晋国是霸主，那么晋国就是主持者。晋国主持，为什么不先记载晋国而先记载宋国？大夫不可以排在诸侯之前。《春秋》把士縠排在诸侯之后，是不把会盟的权力给予大夫，想要推举并归属给宋国。讨伐许国的战役，晋国是霸主，那么也是主持者。晋国主持，为什么不先记载晋国而先记载郑国？大夫不可以排在诸侯之前。《春秋》把荀偃排在郑伯之后，是不把征伐的权力给予大夫，想要推举并归属给郑国。《春秋》作为史书，是用来正名分、定职分的。
修筑楚丘城墙，蔡侯庐回到蔡国，陈吴回到陈国。
卫国曾经被灭亡，修筑楚丘城墙，是齐桓公重新封立卫国。齐桓公重新封立卫国，那么为什么不记载齐桓公封立卫国呢？封立国家，是天子的重大权力，不把封立卫国的权力给予齐桓公，是因为天子的重大权力不可以由霸主发出。陈、蔡也曾被灭亡，庐、吴的回归，是楚平王重新封立陈、蔡。楚平王重新封立陈、蔡，那么为什么不记载楚国封立陈、蔡呢？是因为天子的重大权力不可以轻易地归于夷狄。
宋、陈、卫【云云】在棐林会合晋军，鲁公在瓦地会合晋军。
纵观春秋十二公的时代，不记载晋国大夫的名氏，而记载“晋师”的只有两次，始于棐林，终于瓦地。棐林不记载赵盾，为什么呢？赵盾是晋国的大夫，大夫不可以与诸侯对抗。如果按顺序排列诸侯而把会合赵盾作为文辞，那么臣子就与君主相疑忌，不足以作为训诫。
，不若以晋师总言也。于瓦而不以晋士鞅书者，又何也？士鞅者，晋之大夫，大夫不可以敌人君者也。大书我公而以防晋士鞅为文，则臣疑于君，不可以训，又不若以晋师书也。于此见《春秋》之谨于分也。
译不如用“晋师”来总称。在瓦地交战却不记载晋国大夫士鞅，又是为什么呢？士鞅是晋国的大夫，大夫不可以与敌国国君相提并论。如果详细记载我国国君，并以防御晋国士鞅为记事重点，那么臣子就会与国君相混淆，这不符合教化准则，所以还不如用“晋师”来记载。在这里可以看出《春秋》在名分上是非常严谨的。
豹及大夫盟于宋【襄二十七年】盟于臯鼬。
于宋之盟，楚主夏盟，而《春秋》隠之，使若为鲁主诸侯之盟者。其意若曰：「于宋之盟，虽楚主之，而楚为荆蛮，决不可以主中夏之盟。以叔孙豹及之者，推其权以属诸鲁也，以为中国不幸而有楚也。」臯鼬之盟，晋主诸侯，而《春秋》隠之，使若为鲁主诸侯之盟者。其意若曰：「臯鼬之盟，虽晋主之，而晋政衰微，决不能以主诸侯之盟。故以我公及之者，推其权以与诸鲁也，以为中国不幸而无伯也。」
宋人以齐、蔡、衞、陈伐郑。宋人、齐人、衞人伐郑。
宋以诸侯伐郑之役，伯主专诸侯之兵之端也；齐合宋、衞伐郑之役，伯主专诸侯之兵之始也。圣人于宋人书「以」者，不与宋人之以诸侯也，以为他日伯主专诸侯之兵，固始于此也。圣人序齐桓于宋下者，不与齐桓之专诸侯也，以为是伯主搂诸侯以专征伐之始也。不与宋之以诸侯者，所以塞其源；不与齐之专诸侯者，所以防其流。塞其源，防其流，而后征伐之权犹可以自王室出也。
秦人伐晋晋处父伐楚以救江
伐晋而秦伯成矣，春秋止以人书，不以伯书，不以伯权予秦也。伐楚救江，请师于周而王叔下临，春秋止书处父，不书王叔，不以王命予伯主也。圣人盖曰：「王命非伯权之资，而伯权非秦所可有也。」
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宋公【云云】防晋师于棐林，伐郑，侵郑，遂侵宋。楚人之争伯权也，防棐林伐郑，赵盾之专伯权也。春秋不以秦可杂伯权，故书侵不书伐，所以抑之也；春秋不以大夫主伯权，故书防晋师不书防赵盾，亦所以抑之也。圣人之所以若是者，欲以正内外之分、上下之纲也。
晋侯伐衞晋处父伐楚以救江
晋襄之伐衞也，先行礼于王室也；处父之伐楚也，上告王室也。春秋书伐衞而不书朝王于温者，圣人不欲以伯权间王室之礼也；春秋书处父而不书王叔桓公者，圣人不欲以王命予伯国之盛也。盖尊王大义，不可以伯权而屈；王室之命，不可以伯威而损，所以两不书也。
处父伐楚救江，公防晋、宋于黒壤。
伐楚救江，止书处父帅师，是征伐之权不自天子出也。故王叔桓公不书，不以主征伐为得也，不以王命予晋侯也，所以全一王之体也。防于黒壤，止书公防，是礼乐之权不自天子出也。故王叔桓公不书，不以主盟防为得也，不以王命予晋侯也，亦以全一王之法也。
齐人伐衞，公防晋侯【止】盟于践土。
齐桓伯天下，则征伐之权之专于桓公必矣。而伐衞之役，天王又使召伯厚赐齐侯命，则吾恐自是而后，征伐之权于是不自王室出也。晋文伯天下，则礼乐之权之专于文公也必矣。践土之盟，天王又使王子虎策命诸侯，则吾恐自是而后，礼乐之权于是不自王室出也。春秋止书伐衞，不书赐命，不忍以王命予齐桓也；止书践土，不书防命，不忍以王命予晋文也。
狄伐郑遂防晋侯【止】伐秦
襄王以狄师伐郑，不书天王赐命，若狄自伐然，讳之也，所以存王室之体也，以王室用外裔于中夏，为不可言也。晋厉以王师伐秦，不书刘成防伐，若诸侯自伐然，讳之也，亦所以存王室之终也，以伯主侪列卿于列国，不可言也。
公防宋公【止】于袤伐郑，宋公陈侯【止】于棐林伐郑。春秋之法，一美一恶，不嫌同辞，故有以地而后伐为疑辞者，亦有以地而后伐为美词者。四国伐郑，先防于袤，而春秋以其防为疑词者，所以着四国之疑于为义，而果于为不义也。六国伐郑，防晋棐林，而春秋以其防为美词者，所以着五国知郑人之罪为不可赦也。
公防齐侯【云云】防世子于首止。诸侯盟首止，防于咸。诸侯城縁陵。
首止之防，同于尊王，而诸侯之势大合也；于咸之防，同于谋▯，而诸侯之势已散也。惟其诸侯之势合，故首止之盟复举诸侯者，所以着诸侯之合也；惟其诸侯之势散，故縁陵之城复举诸侯者，所以着诸侯之散也。着诸侯之合而书诸侯者，若曰同心协力，不可以一二叙也；着诸侯之散而书诸侯者，
译叔孙豹与大夫们在宋国结盟【襄公二十七年】，又在臯鼬结盟。
宋国的盟会，由楚国主持夏季的盟会，但《春秋》隐去这一事实，使得看起来像是由鲁国主持诸侯的盟会。其用意似乎是说：“宋国的盟会，虽然由楚国主持，但楚国是荆蛮，绝对不能主持中原的盟会。因为叔孙豹参与了，所以将主持的权力归属于鲁国，认为中原不幸而有楚国。”臯鼬的盟会，由晋国主持诸侯，但《春秋》隐去这一事实，使得看起来像是由鲁国主持诸侯的盟会。其用意似乎是说：“臯鼬的盟会，虽然由晋国主持，但晋国政令衰微，绝对不能主持诸侯的盟会。所以用‘我公’参与的说法，将主持的权力给予鲁国，认为中原不幸而没有霸主。”
宋人率领齐、蔡、卫、陈攻打郑国。宋人、齐人、卫人攻打郑国。
宋国率领诸侯攻打郑国的战役，是霸主专断诸侯兵权的开端；齐国联合宋、卫攻打郑国的战役，是霸主专断诸侯兵权的开始。圣人在记载宋人时用了“以”字，是不赞成宋人率领诸侯，认为日后霸主专断诸侯兵权，确实是从这里开始的。圣人将齐桓公排在宋国之下，是不赞成齐桓公专断诸侯，认为这是霸主拉拢诸侯以专断征伐的开始。不赞成宋人率领诸侯，是为了堵塞其源头；不赞成齐桓公专断诸侯，是为了防止其流弊。堵塞源头，防止流弊，然后征伐的权力还可以从王室发出。
秦人攻打晋国，晋国处父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
攻打晋国而成就了秦伯的地位，《春秋》只以“人”来记载，不以“伯”来记载，是不将霸主的权力给予秦国。攻打楚国救援江国，向周王室请求出兵而王叔下临，《春秋》只记载处父，不记载王叔，是不将王命给予霸主。圣人大概说：“王命不是霸主权力的凭借，而霸主权力不是秦国可以拥有的。”
楚子、郑人侵犯陈国，随后侵犯宋国。宋公【等等】在棐林抵御晋军，攻打郑国，侵犯郑国，随后侵犯宋国。楚人争夺霸主权力，在棐林抵御晋军攻打郑国，是赵盾专断霸主权力的表现。《春秋》认为秦国不可以混杂霸主权力，所以记载“侵”而不记载“伐”，以此来压制它；《春秋》认为大夫不可以主持霸主权力，所以记载“抵御晋军”而不记载“抵御赵盾”，也是以此来压制它。圣人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端正内外之分、上下之纲纪。
晋侯攻打卫国，晋处父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
晋襄公攻打卫国，先在王室行礼；处父攻打楚国，向上报告王室。《春秋》记载攻打卫国而不记载在温地朝见周王，是圣人不希望用霸主权力干预王室的礼仪；《春秋》记载处父而不记载王叔桓公，是圣人不希望将王命给予霸主的兴盛。大概尊崇周王的大义，不可以因为霸主权力而屈服；王室的命令，不可以因为霸主的威势而减损，所以两者都不记载。
处父攻打楚国救援江国，鲁公在黒壤抵御晋、宋。
攻打楚国救援江国，只记载处父率领军队，这是征伐的权力不从天子发出。所以不记载王叔桓公，不认为主持征伐是得当的，不将王命给予晋侯，以此来保全一王的体制。在黒壤抵御，只记载鲁公抵御，这是礼乐的权力不从天子发出。所以不记载王叔桓公，不认为主持盟会抵御是得当的，不将王命给予晋侯，以此来保全一王的法度。
齐人攻打卫国，鲁公抵御晋侯【等等】，在践土结盟。
齐桓公称霸天下，那么征伐的权力专断于齐桓公是必然的。而攻打卫国的战役，天王又派召伯厚赐给齐侯命令，那么我担心从此以后，征伐的权力就不从王室发出了。晋文公称霸天下，那么礼乐的权力专断于晋文公是必然的。践土的盟会，天王又派王子虎策命诸侯，那么我担心从此以后，礼乐的权力就不从王室发出了。《春秋》只记载攻打卫国，不记载赐命，是不忍心将王命给予齐桓公；只记载践土，不记载策命，是不忍心将王命给予晋文公。
狄人攻打郑国随后抵御晋侯【等等】，攻打秦国。
襄王用狄人的军队攻打郑国，不记载天王赐命，好像狄人自己攻打一样，是避讳，以此来保存王室的体制，因为王室使用外族于中原，是不可言说的。晋厉公用王室的军队攻打秦国，不记载刘成抵御攻打，好像诸侯自己攻打一样，是避讳，也是以此来保存王室的终局，因为霸主将卿与列国并列，是不可言说的。
鲁公抵御宋公【等等】在袤地攻打郑国，宋公陈侯【等等】在棐林攻打郑国。《春秋》的法度，一美一恶，不嫌用相同的辞语，所以有用地名而后攻打作为疑辞的，也有用地名而后攻打作为美词的。四国攻打郑国，先在袤地抵御，而《春秋》将这次抵御作为疑词，是为了表明四国对于是否合乎道义存有疑虑，而对于不义则果断。六国攻打郑国，在棐林抵御晋军，而《春秋》将这次抵御作为美词，是为了表明五国知道郑人的罪过不可赦免。
鲁公抵御齐侯【等等】，在首止抵御世子。诸侯在首止结盟，在咸地抵御。诸侯修筑缘陵。
首止的抵御，在于尊崇周王，而诸侯的势力大合；在咸地的抵御，在于谋划【空缺】，而诸侯的势力已散。正因为诸侯的势力合，所以在首止的盟会再次列举诸侯，是为了表明诸侯的合；正因为诸侯的势力散，所以在缘陵的筑城再次列举诸侯，是为了表明诸侯的散。表明诸侯的合而记载诸侯，好像是说同心协力，不可以用一二来叙述；表明诸侯的散而记载诸侯，
公及齐侯、宋公【止】防王世子于首止。叔孙侨如【止】防吴于钟离。
王世子不可以下同诸侯之防，而首止之防，世子在焉，圣人以为不可以训，故书及以防者，使若为王世子在是，而诸侯自往防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外裔不可以与诸侯之防，而钟离之防，吴人在焉，圣人以为不可以训，故书曰防以防者，使若为诸侯在是，而吴人自来防焉，示不可得而同也。均之为殊防也，而褒贬若是班者，一美一恶，无嫌于同也。
公防宰周公、齐侯【止】于葵丘，诸侯盟于葵丘。公防刘子、晋侯【止】于平丘，同盟于平丘。
防盟同地，再言葵丘，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存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申以五命，大明王禁，而诸侯咸喻桓公之志，束牲载书而不歃血，是故防盟同地，再言葵丘，美之也。防盟同地，再言平丘，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存焉。平丘之盟，恶之大者也，主盟中国，奉承齐牺，而矜其威力，恐迫诸侯，以逞其私忿也，是故防盟同地，再言平丘，恶之也。
齐师【止】城邢，仲孙何忌【止】城成周。
城诸侯之国而以国书者，法之常也；城王者之都而亦以国书者，例之变也。夷仪之城，齐桓伯天下之日也，《春秋》不以城夷仪书，而书城邢者，以为邢国犹能自立于天下，足以与诸侯并也。成周之城，晋昭伯天下之日也，《春秋》不以城京师书，而书成周者，以为周室不能自立于诸侯之上，不过与列国等也。均之以为国书也，而褒贬若此，得不以王室之大尽乎天下，而诸侯之大止于一国乎？
不郊，犹三望。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
春秋》书「犹」，一也，而其义有二焉，亦观其行事之是非而已矣。曰如此而犹如此者，甚之之辞；曰不如此而犹如此者，幸之之辞也。鲁人不郊而望祭山川，《春秋》书之以「犹」者，以为鲁之郊祭已为非礼，而况三望乎？书之曰「犹」，所以甚其可已而不已也。鲁人不告闰月而朝于宗庙，《春秋》书以「犹」者，圣人以告月之礼虽不可复见，而其朝则犹可识也。书之曰「犹」，所以幸其可已而犹未已也。
楚子【止】淮夷，防于申。楚子、蔡侯【止】越人伐吴。
春秋内诸夏而外四裔，而昭公四年于申之防，淮夷在焉，春秋不殊防之者，以为楚灵结其强暴，威胁中夏，以为申之防，而中国诸侯俛首聴命，莫之或违，是在防诸侯皆畏慑其行也。昭公五年伐吴之役，于越在焉，春秋骤进于中国者，以为楚灵大振兵威，执信讨罪，以为伐吴之役，而微若于越，非索赋受职不敢或后，是越人之善与中国无以大异也。均之为不殊防外裔也，而褒贬若是班者，春秋盖曰：所为恶则中国不殊于外裔，所为善则外裔可进于中国也。
遂伐楚处父伐楚救江侵楚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伯主加兵于楚之事凡三，而圣人则以为莫善于齐桓，莫不善于晋定，而晋襄则上虽不能及齐桓，下犹不至如晋定者也。于齐桓书「遂伐楚」，书法之一变也，而问胶舟、责包茅之师，为善之善者也。于晋襄书「伐楚以救江」，书法之再变也，以防王叔、门方城之师，为未尽善也。于晋定不以伐楚书，而书「侵楚」，书法之三变也，以晋之求货于蔡侯而不与，以有为也。均之为加兵于楚也，而书法凢三变，圣人之心夫亦可见矣。
蔡人【止】从王伐郑。公防晋侯、齐侯于温。仲孙何忌【止】城成周。
桓王讨郑之举，虽不能无頼于陈、蔡之师，而征伐之权犹自王室出也，是世道之一变也，王室犹可为也。迨至襄王之时，不能自靖其国之难，而有待于伯主诸侯之谋，于是征伐之权降自诸侯出矣，是世道之再变也，然而靖之而已耳，王室犹可扶持也。迨至敬王之时，王室实蠢蠢焉，不惟不能自立，而京师之城且以伯主为焉依之主矣，是世道之三变也，于是王室为不可复扶持也。观乎王室之势日微于一日，可以见《春秋》之世变日下于一日也。
蔡人【止】从王伐郑，王人子突救衞，王师败绩于茅戎。终十二公之世，王
译鲁公与齐侯、宋公在首止防备周王世子。叔孙侨如在钟离防备吴国。
周王世子不可与诸侯同等对待，而首止的防备行动中，周王世子参与其中，圣人认为这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记载为“及”以表示防备，使得看起来像是周王世子在此，而诸侯自行前往防备，以示不可与之抗衡。外族不可与诸侯同等对待，而钟离的防备行动中，吴国人参与其中，圣人认为这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记载为“防”以表示防备，使得看起来像是诸侯在此，而吴国人自行前来防备，以示不可与之同等。同样是区别对待的防备，而褒贬如此分明，是因为一美一恶，没有嫌疑相同。
鲁公在葵丘防备宰周公、齐侯，诸侯在葵丘结盟。鲁公在平丘防备刘子、晋侯，在平丘共同结盟。
防备与结盟在同一地点，两次提到葵丘，记载的重复，词语的反复，其中必定有重大的美或恶存在。葵丘的结盟，是极大的美事，重申五项命令，大明王室的禁令，而诸侯都理解齐桓公的志向，捆绑牺牲、书写盟书而不歃血，因此防备与结盟在同一地点，两次提到葵丘，是赞美它。防备与结盟在同一地点，两次提到平丘，记载的重复，词语的反复，其中必定有重大的美或恶存在。平丘的结盟，是极大的恶事，主持中原的盟会，奉行齐国的牺牲，而夸耀其威力，恐吓逼迫诸侯，以逞其私愤，因此防备与结盟在同一地点，两次提到平丘，是谴责它。
齐军在邢国筑城，仲孙何忌在成周筑城。
为诸侯国家筑城而以国名记载的，是常法；为王者都城筑城也而以国名记载的，是例外的变化。夷仪的筑城，是齐桓公称霸天下的时候，《春秋》不记载筑夷仪，而记载筑邢国，是因为邢国尚能自立于天下，足以与诸侯并列。成周的筑城，是晋昭公称霸天下的时候，《春秋》不记载筑京师，而记载成周，是因为周王室不能自立于诸侯之上，不过与列国相等。同样是以国名记载，而褒贬如此不同，难道不是因为王室之大涵盖天下，而诸侯之大仅止于一国吗？
不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三望祭祀。闰月不告朔，仍然朝拜宗庙。
《春秋》记载“犹”，是一致的，但其含义有两种，也是观察其行事的是非而已。说如此而仍然如此，是强调的言辞；说不如此而仍然如此，是庆幸的言辞。鲁人不举行郊祭而望祭山川，《春秋》用“犹”来记载，是因为鲁国的郊祭已经不合礼制，何况三望呢？记载为“犹”，是为了强调其可停止而不止。鲁人不告闰月而朝拜宗庙，《春秋》用“犹”来记载，圣人认为告月的礼仪虽然不可复见，而其朝拜仍然可以识别。记载为“犹”，是为了庆幸其可停止而尚未停止。
楚子防备淮夷，在申地设防。楚子、蔡侯率领越人讨伐吴国。
《春秋》内诸夏而外四裔，而昭公四年在申地的防备，淮夷参与其中，《春秋》不区别防备的，是因为楚灵王结其强暴，威胁中夏，以申地的防备，而中国诸侯俯首听命，没有人违背，这是在防备的诸侯都畏惧慑服其行为。昭公五年讨伐吴国的战役，越人参与其中，《春秋》骤然将其进于中国的，是因为楚灵王大振兵威，执信讨罪，以讨伐吴国的战役，而微弱如越人，非索取赋税、接受职事不敢落后，是越人的善与中国没有太大差异。同样是不区别防备外裔，而褒贬如此分明，《春秋》大概是说：所作为恶则中国与外裔没有区别，所作为善则外裔可进于中国。
于是讨伐楚国，处父讨伐楚国救援江国，侵扰楚国。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霸主对楚国用兵之事共三次，而圣人认为没有比齐桓公更善的，没有比晋定公更不善的，而晋襄公则上虽不能及齐桓公，下尚不至于如晋定公。对齐桓公记载“遂伐楚”，是书法的第一次变化，而问胶舟、责包茅的军队，是善中之善。对晋襄公记载“伐楚以救江”，是书法的第二次变化，以防王叔、门方城的军队，是未尽善。对晋定公不记载伐楚，而记载“侵楚”，是书法的第三次变化，因为晋国向蔡侯求货而不给，以有所作为。同样是对楚国用兵，而书法凡三次变化，圣人的心意也就可见了。
蔡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鲁公在温地防备晋侯、齐侯。仲孙何忌在成周筑城。
桓王讨伐郑国的举动，虽然不能不依赖陈、蔡的军队，而征伐的权力仍然出自王室，这是世道的第一次变化，王室尚可为。等到襄王之时，不能自行平定国家的危难，而有待于霸主诸侯的谋划，于是征伐的权力降自诸侯而出，这是世道的第二次变化，然而只是平定而已，王室尚可扶持。等到敬王之时，王室实在蠢蠢不安，不仅不能自立，而京师的城池且以霸主为依靠之主，这是世道的第三次变化，于是王室为不可复扶持。观察王室之势日微于一日，可以见《春秋》之世变日下于一日。
蔡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王人子突救援卫国，王师在茅戎战败。终十二公之世，王
师之见于经者为是三事焉。君子观其事迹之同异，亦可以见盛衰之故矣。伐郑之举，虽用之不当，而陈蔡犹以从王书，圣人盖以为是时王室犹有可兴之机也。救衞之师，虽诸侯无从，而王人之微犹以子突书，圣人盖以王室于是时犹可以为天下之共主也。至于徐吾氏之役，不惟王室无制要荒之道，而败绩之事亦是大书而不隠焉，圣人盖以为王室于是时自失正于天下也。
译《春秋》经文中记载的军事行动，主要有这三件事。君子观察这些事迹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也可以从中看出国家兴盛与衰败的原因了。讨伐郑国的军事行动，虽然使用得不恰当，但陈国、蔡国仍然因为跟随周王而被记载，圣人大概认为当时周王室还有可以复兴的契机。救援卫国的那次军事行动，虽然诸侯没有跟随，但周王的使者仍然因为护送子突而被记载，圣人大概认为当时周王室还可以作为天下的共同君主。至于徐吾氏的那次战役，不仅周王室没有制约边远地区的方法，而且战败的事情也被明确记载而不加隐瞒，圣人大概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在天下失去了正道。
公孙敖防宋公【止】盟于垂陇，叔孙豹及诸侯大夫及陈袁侨盟，大夫盟。
垂陇之盟，士縠莅也。《春秋》不以晋大夫书，而书其名氏者，以为盟誓之权虽付之大夫，而统其权者犹在晋君，是世道之一变也。鸡泽之盟，袁侨如防，而叔孙豹与诸侯之大夫及之盟。《春秋》不列书其名氏，而总以诸侯之大夫为言，虽若大夫已专盟誓之权，而归大夫于诸侯，则大夫犹诸侯之臣也，是世道之再变也。迨至于溴梁之役，诸侯不在，大夫自盟，而《春秋》上不列序大夫之盟誓，中不系大夫于诸侯者，以为为政者皆天下之大夫，而天下于是为无诸侯也，是又世道之三变也。
防、陈人、蔡人、楚人盟于齐。楚子【止】盟于辰陵。公及楚人【止】盟于蜀。
于齐之盟，楚始与中国盟也，然而大国无与主盟载者，非楚，世道其尚庶几乎！辰陵之盟，楚始主中夏之盟也，然而大国不至，从之盟者，惟从楚之国，世道之忧犹未也。至于于蜀之盟，非于齐始与夏盟之比，而亦非辰陵始主夏盟之比矣。大国如齐、宋，小国如邾、莒，莫不奔走于刑牲歃血之下，则世道之忧方殷也。观乎防盟离合之道，而夷夏之盛衰可考矣。
公防【止】于琐泽，叔孙豹防晋楚于宋，叔孙豹防晋楚于虢。
琐泽之盟，晋人和楚之始也；于宋之防，晋人和楚之中也；于虢之防，晋人和楚之终也。其始也，隠楚人于不书，圣人以为天下之事犹可为，而晋伯犹可以扶持之也；其终也，又着楚于大书，圣人以为不惟天下之事不可复为，而晋之伯于是亦不可以扶持也矣。
叔孙豹救晋，郑驷▯救曹，呉救陈。
春秋之末，世变盖有三焉：鲁之救晋，世道之一变也；郑之救曹，世道之再变也；吴之救陈，世道之三变也。其始也，伯主不能以自立，而有待于诸侯之救；其中也，中国无伯主之可控告，而诸侯之自相救；其终也，中国不足以为中国，于是勾呉救陈矣。诸侯救伯主，犹可也；诸侯救诸侯，亦可也；至于吴人之救陈，则诸夏亦几于亡矣！
初税畆作丘甲用田赋
初税畆，田赋之一变也；作丘甲，田赋之再变也；用田赋，田赋之三变也。税田而书「初」者，以是为始变法也；丘甲而书「作」者，以是为不宜作也；田赋而书「用」者，以为不可用也。什一，天下之中正，而先王取民之良法也。税畆矣，丘甲作矣，田赋用矣，先王取民之良法于是而变易尽矣。此固圣人之所必诛而不以法者也。
防齐侯【止】盟于幽。公防齐侯【止】同盟于幽。诸侯盟于首止。
幽之初盟，齐桓伯业未盛之日也。惟其未盛，故防不书公，而盟以同书。幽之再盟，齐桓伯业将盛之日也。惟其将盛，故盟书同，而防不没公。首止之盟，则齐桓伯业既盛之日也。惟其既盛，故不叙诸侯，不必书同盟，书盟而防不书公，是望国有疑于伯主也。防书公而盟尚书同，则望国虽无疑于伯主，而天下诸侯犹有未同也。至于不序诸国，不书同盟，而直以诸侯盟大书焉，则以为凢为诸侯者，于是而后无不同也。
盟于召陵，及国佐盟袁娄，叔孙豹及大夫及陈袁侨盟。召陵之盟，《春秋》冺齐桓之及于不书，书法之一变也。齐桓之待楚，盖善之善也。袁娄之盟，《春秋》以及书而没晋侯于不録，书法之再变也。晋景之待齐，盖已不能如齐桓待楚之为善也。袁侨之盟，《春秋》不惟以及书，而且以及又及书，书法之三变也。晋悼之待陈，不惟不能如齐桓之待楚，而亦不能如晋景之待齐也。其始也不书及，其中之书及，其终也书及以及，三变之法即是可知，而桓、景、悼待楚、齐、陈之得失，于是而可见矣。
▯侯来朝，荆人来聘。▯伯来朝，楚椒来聘。▯子来朝，楚防罢来聘。
▯夏禹之后也，其来朝也以侯书也，一变而伯，再变而子，何也？大扺杞人违周之制，礼则弗与中国齿，愈趋愈下，圣人患之，故再夺其爵以示贬。楚，南方之夷也，其始聘也以荆人书也，一变而书其臣之名，再变而书其名氏，何也？大扺楚虽僣王，其行也以礼，则
译公孙敖在防地阻止宋公，在垂陇结盟，叔孙豹与诸侯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大夫们结盟。
垂陇的盟会，是由士縠主持的。《春秋》不记载晋国大夫的名字，而是记载他的名和氏，是因为认为盟誓的权力虽然交给了大夫，但统辖权力的仍然在晋君，这是世道的第一次变化。鸡泽的盟会，袁侨来到防地，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以及他们结盟。《春秋》不分别记载他们的名和氏，而是总称诸侯的大夫，虽然看似大夫已经专擅盟誓的权力，但将大夫归于诸侯，那么大夫仍然是诸侯的臣子，这是世道的第二次变化。等到溴梁的盟会，诸侯不在场，大夫自行结盟，而《春秋》上面不排列记载大夫的盟誓，中间也不将大夫系属于诸侯，是因为认为执政的都是天下的大夫，而天下于是就没有诸侯了，这是世道的第三次变化。
在齐地，防地、陈人、蔡人、楚人结盟。楚子在辰陵阻止盟会。鲁公与楚人在蜀地阻止盟会。
在齐地的盟会，是楚国开始与中原各国结盟的时候，然而大国没有参与主持盟会记载的，不是楚国，世道还差不多吧！辰陵的盟会，是楚国开始主持中原盟会的时候，然而大国没有到来，跟随结盟的，只有跟随楚国的国家，世道的忧虑还没有达到极点。至于在蜀地的盟会，既不同于在齐地开始与夏盟相比，也不同于在辰陵开始主持夏盟相比了。大国如齐、宋，小国如邾、莒，没有不奔走于杀牲歃血之下的，那么世道的忧虑正深重啊。观察防地盟会离合的道理，而夷夏的盛衰就可以考察了。
鲁公在琐泽阻止盟会，叔孙豹在宋地阻止晋楚盟会，叔孙豹在虢地阻止晋楚盟会。
琐泽的盟会，是晋国人和楚国人开始和解的时候；在宋地的阻止，是晋国人和楚国人中间和解的时候；在虢地的阻止，是晋国人和楚国人最终和解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隐去楚人不记载，圣人认为天下的事情还可以作为，而晋国的霸业还可以扶持；最终的时候，又显著地记载楚国，圣人认为不仅天下的事情不可再作为，而晋国的霸业于是也不可以扶持了。
叔孙豹救援晋国，郑国的驷〇救援曹国，吴国救援陈国。
春秋末期，世变大概有三种：鲁国救援晋国，是世道的第一次变化；郑国救援曹国，是世道的第二次变化；吴国救援陈国，是世道的第三次变化。开始的时候，霸主不能自立，而需要诸侯的救援；中间的时候，中原没有霸主可以控诉，而诸侯互相救援；最终的时候，中原不足以称为中原，于是吴国救援陈国了。诸侯救援霸主，还可以；诸侯救援诸侯，也可以；至于吴人救援陈国，那么诸夏也几乎灭亡了！
初税畆，作丘甲，用田赋。
初税畆，是田赋的第一次变化；作丘甲，是田赋的第二次变化；用田赋，是田赋的第三次变化。税田而记载“初”，是因为这是开始变法；丘甲而记载“作”，是因为这是不应该作的；田赋而记载“用”，是因为这是不可用的。什一，是天下的中正，是先王取民的好方法。税畆了，丘甲作了，田赋用了，先王取民的好方法于是完全改变了。这本来是圣人必定诛讨而不以法律对待的。
在幽地，鲁公阻止齐侯结盟。鲁公在幽地阻止齐侯同盟。诸侯在首止结盟。
幽地的第一次盟会，是齐桓公霸业未兴盛的时候。正因为未兴盛，所以防地不记载公，而盟会以同记载。幽地的第二次盟会，是齐桓公霸业将要兴盛的时候。正因为将要兴盛，所以盟会记载同，而防地不隐没公。首止的盟会，则是齐桓公霸业已经兴盛的时候。正因为已经兴盛，所以不叙述诸侯，不必记载同盟，记载盟会而防地不记载公，是希望国家对于霸主有疑问。防地记载公而盟会还记载同，那么希望国家虽然对霸主没有疑问，而天下诸侯还有未同意的。至于不叙述各国，不记载同盟，而直接以诸侯盟会大字记载，那么是因为凡是诸侯，于是以后没有不同意的。
在召陵结盟，与国佐在袁娄结盟，叔孙豹与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召陵的盟会，《春秋》隐去齐桓公不记载，是书法的第一次变化。齐桓公对待楚国，大概是善中之善。袁娄的盟会，《春秋》以“及”记载而隐去晋侯不记录，是书法的第二次变化。晋景公对待齐国，大概已经不能像齐桓公对待楚国那样善了。袁侨的盟会，《春秋》不仅以“及”记载，而且以“及又及”记载，是书法的第三次变化。晋悼公对待陈国，不仅不能像齐桓公对待楚国，也不能像晋景公对待齐国。开始不记载“及”，中间记载“及”，最终记载“及又及”，三次变化的方法就可以知道，而桓公、景公、悼公对待楚、齐、陈的得失，于是就可以看见了。
〇侯来朝，荆人来聘。〇伯来朝，楚椒来聘。〇子来朝，楚防罢来聘。
〇夏禹的后代，他来的时候以侯记载，一变而为伯，再变而为子，为什么呢？大概杞人违背周朝的制度，礼节就不与中原各国并列，越来越下，圣人担忧，所以再次剥夺他的爵位以示贬斥。楚国，南方的夷狄，他开始时聘问以荆人记载，一变而记载他的臣子的名字，再变而记载他的名和氏，为什么呢？大概楚国虽然僭越称王，他的行为符合礼节，那么
公如晋，衞侯防公于沓。公及晋侯盟。公还自晋，郑伯防公于棐。
文公之如晋也，假道于卫。卫侯闻之，故请平于晋。其请平也，是信已着而后至也。信未着而已至者，迫于患难而来也；信已着而后至者，慕于信义而来也。
公如齐，公至自齐。齐人归济西田。公如齐，公至自齐。齐人来归田之先，宣公有如齐之举矣；齐人既归田之后，宣公又为如齐之举矣。始之如齐，患得之心为之也；终之如齐，患失之心为之也。宣公所以为国者，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故前后而不惮烦也。
公防齐侯【止】同盟于幽，诸侯盟于葵丘，同盟于新城。伯业未盛则书「同盟」，伯业既盛则不书「同」，伯业方盛则不书「同」，伯业既衰则书「同盟」，此《春秋》之法也。葵丘之盟，齐桓伯业之极盛，而亦二百四十年间盟防之极盛者也。前乎葵丘，桓有于幽之盟矣，其盟也不可谓不盛也，而圣人之书之也以「同」书，也是于幽之盟盖齐桓未盛之时也。不然，则圣人曷为不以书葵丘之法书之乎？后乎葵丘者有新城之盟矣，其盟也亦不可谓不盛也，而圣人之书之也以「同」书，也是新城之盟盖晋伯既衰之时也。不然，则圣人曷为不以书葵丘之法书之乎？
防郑于垂，郑假许田，及郑伯盟越。
未得许田之先而为防，则为防之志出于郑荘，而不出于鲁；既得许田之后而为盟，则为盟之志出于我鲁，而不出于郑荘。惟其志不出于我鲁，故《春秋》以「防」书防者，外为志也；惟其志出于我鲁，故《春秋》以及书及者，内为志也。
齐侯【止】防，阳谷，遂伐楚，盟于召陵，及江、黄伐陈。
齐桓之于江黄也，未伐楚之先，则与之从事于阳谷之防；既盟楚之后，则与之从事于伐陈之役。盖功之未成，不容无以懐其心，是以为阳谷之防；功之既成，不容无以警其心，是以有伐陈之及。
齐人伐戎，齐人伐山戎，诸侯盟于葵丘，齐侯伐北戎。葵丘未盟以前，齐人有伐戎、伐山戎之事；葵丘既盟以后，齐桓有伐北戎之事。盖葵丘之盟，伯业之极盛，于是而伯业之衰，亦始于是。葵丘以前之桓公，有志于天下者也，故伐戎、伐山戎，以公不以私；葵丘以后之桓公，无志于天下者也，故伐北戎之事，以私不以公。
宋人【止】伐郑荆伐郑
齐之伐郑，是伯图之将盛也；楚之伐郑，是荆蛮之骤强也。春秋抑伯图之将盛，故先书宋、后书齐；春秋抑外侮之骤强，故不书楚、止书荆。先书宋、后书齐，以常辞正其公也；不书楚、止书荆，以微辞正其名也。
防，齐侯【止】同盟于幽。公追戎于济西。
天下不可以无王，而幽之初盟，鲁首事伯；中国不可以有外侮，而济西之追，鲁不知戎兵之至。春秋为忧王室而作，故幽不言公；春秋为忧中国而作，故济西不言来。幽不言公者，以隠辞存君臣之大经也；济西不言来者，以隠词存荆蛮之分也。
豹及大夫盟于宋。王正月，公在楚。
以中国而与荆蛮盟，已非矣，况以中国而朝楚乎？甚矣，鲁之非礼也！前书豹及诸侯大夫盟，为其嫌于无诸侯也，故书及；后书公在楚，公至自楚，为其嫌于无王室也，故书公在楚。见天下不可一日无王室也，亦不可一日无中国也。《春秋》忧世变之极，故特笔谨之，有不可以细故末节观者。
防吴于钟离，防吴于柤，防吴于向，防于黄池。
钟离、于柤、于向之役，防以「防」书之，一书法也。黄池之役，防以及书之，又一书法也。盖钟离、柤、向之役，晋为伯主，而呉人效顺，春秋一书，严内外之分，故书防，又防以外之。至于黄池之役，则呉、晋两伯于天下，春秋抚天下之两伯，伤世变之已极，故书防，又防以治之。此皆非细故也。
防吴于钟离防吴于戚
钟离之防，诸侯往与呉防而以吴为主也；于戚之防，吴人来与诸侯防而不敢为主也。惟诸侯往与吴防而以吴为主，故贬而称国；惟吴人来与诸侯防而不敢为主，故进而称人。均之为防吴也，而《春秋》所书若此，所以明内外之义也。
天
译鲁宣公前往晋国，卫国国君在沓地拦截宣公。宣公与晋国国君结盟。宣公从晋国返回，郑国国君在棐地拦截宣公。
宣公前往晋国时，向卫国借路。卫国国君听说此事，所以向晋国请求讲和。他请求讲和，是因为信任已经确立而后才到来。信任未确立就已到来的，是迫于患难而来；信任已确立而后才到来的，是仰慕信义而来。
宣公前往齐国，宣公从齐国回来。齐国人归还了济西的土地。宣公前往齐国，宣公从齐国回来。在齐国人归还土地之前，宣公就有前往齐国的举动；在齐国人归还土地之后，宣公又有前往齐国的举动。起初前往齐国，是患得之心驱使的；后来前往齐国，是患失之心驱使的。宣公治理国家，未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已得到后担心失去，所以前后都不怕麻烦。
宣公在幽地拦截齐侯【停止】并与之结盟，诸侯在葵丘结盟，在新城结盟。霸业未兴盛时记载“同盟”，霸业已兴盛时不记载“同”，霸业正兴盛时不记载“同”，霸业已衰落时记载“同盟”，这是《春秋》的法则。葵丘之盟，是齐桓公霸业的极盛，也是二百四十年间盟会与拦截的极盛。在葵丘之前，桓公有在幽地的盟会，那次盟会不能说是不兴盛，但圣人记载它用了“同”字，这说明幽地之盟大概是齐桓公霸业未兴盛的时候。不然，圣人为什么不用记载葵丘的法则来记载它呢？在葵丘之后有新城之盟，那次盟会也不能说是不兴盛，但圣人记载它用了“同”字，这说明新城之盟大概是晋国霸业已衰落的时候。不然，圣人为什么不用记载葵丘的法则来记载它呢？
在垂地拦截郑国，郑国借用许田，与郑国国君在越地结盟。
在未得到许田之前进行拦截，那么拦截的意图出自郑庄公，而不出自鲁国；在已得到许田之后进行结盟，那么结盟的意图出自我们鲁国，而不出自郑庄公。正因为意图不出自我们鲁国，所以《春秋》用“防”字记载拦截，表示意图在外；正因为意图出自我们鲁国，所以《春秋》用“及”字记载，表示意图在内。
齐侯【停止】拦截，在阳谷拦截，于是讨伐楚国，在召陵结盟，与江国、黄国一起讨伐陈国。
齐桓公对于江国、黄国，在未讨伐楚国之前，就让他们参与阳谷的拦截；在已同楚国结盟之后，就让他们参与讨伐陈国的战役。大概功业未成，不能没有安抚他们的手段，所以有阳谷的拦截；功业已成，不能没有警戒他们的手段，所以有讨伐陈国的“及”。
齐国人讨伐戎族，齐国人讨伐山戎，诸侯在葵丘结盟，齐侯讨伐北戎。葵丘结盟以前，齐国有讨伐戎族、讨伐山戎的事；葵丘结盟以后，齐桓公有讨伐北戎的事。大概葵丘之盟，是霸业的极盛，于是霸业的衰落，也从这时开始。葵丘以前的桓公，有志于天下，所以讨伐戎族、讨伐山戎，是出于公心而非私心；葵丘以后的桓公，无意于天下，所以讨伐北戎的事，是出于私心而非公心。
宋国人【停止】讨伐郑国，楚国讨伐郑国。
齐国讨伐郑国，是霸业将要兴盛的表现；楚国讨伐郑国，是荆蛮突然强大的表现。《春秋》抑制霸业将要兴盛，所以先写宋国，后写齐国；《春秋》抑制外侮突然强大，所以不写楚国，只写荆。先写宋国、后写齐国，是用常规辞令来匡正其公义；不写楚国、只写荆，是用含蓄辞令来匡正其名分。
拦截，齐侯【停止】在幽地结盟。宣公在济西追击戎族。
天下不可以没有君王，而幽地的初次盟会，鲁国率先侍奉霸主；中原不可以有外侮，而济西的追击，鲁国不知道戎兵的来到。《春秋》是为担忧王室而作，所以幽地不写“公”；《春秋》是为担忧中原而作，所以济西不写“来”。幽地不写“公”，是用含蓄辞令来保存君臣的大纲常；济西不写“来”，是用含蓄辞令来保存中原与蛮夷的界限。
豹与大夫在宋国结盟。王正月，宣公在楚国。
以中原国家与荆蛮结盟，已经不对了，何况以中原国家去朝见楚国呢？鲁国的无礼太严重了！前面写豹与诸侯大夫结盟，是因为担心显得没有诸侯，所以写“及”；后面写宣公在楚国，宣公从楚国回来，是因为担心显得没有王室，所以写“公在楚”。这说明天下不可以一天没有王室，也不可以一天没有中原。《春秋》担忧世变的极端，所以特别谨慎地书写，这不是看细枝末节所能理解的。
在钟离拦截吴国，在柤地拦截吴国，在向地拦截吴国，在黄池拦截。
钟离、柤地、向地的战役，拦截用“防”字记载，是一种书法。黄池的战役，拦截用“及”字记载，是另一种书法。大概钟离、柤、向的战役，晋国是霸主，而吴人效忠顺从，《春秋》记载，严明内外之分，所以写“防”，又用“防”来排斥他们。至于黄池的战役，则是吴、晋两国共同称霸天下，《春秋》抚慰天下的两位霸主，哀伤世变已极，所以写“防”，又用“防”来治理他们。这些都不是细枝末节。
在钟离拦截吴国，在戚地拦截吴国。
钟离的拦截，诸侯前往与吴国拦截而以吴国为主；戚地的拦截，吴国人前来与诸侯拦截而不敢为主。正因为诸侯前往与吴国拦截而以吴国为主，所以贬低而称国名；正因为吴国人前来与诸侯拦截而不敢为主，所以进升而称人。同样是拦截吴国，而《春秋》所记载却如此，这是为了阐明内外之义。
天
春秋特笔王命凡二：一称天王，一称天子；一书锡公命，一书赐命。襄王君臣加恩于人望之鲁，春秋之纪事虽特笔也，亦絶笔也。惟其为特笔，故称天王，称锡命，称天王者，天下之公也；以君与臣曰锡，是王政之犹重也。惟其为絶笔，故称天子，称赐命，称天子者，一人之私也；彼此相予曰赐，是王政之已轻也。
从王伐郑王人子突救衞
正刑讨罪，一王之大法也；分灾救患，一王之大典也。从王伐郑，书者，以王室正刑讨罪之法，犹足以耸动天下之诸侯也。庄王救衞之举，是匡灾之义也。春秋于王人以子突救衞书者，以王室救患分灾之典，犹足以耸动天下之诸侯也。
滕、薛来朝。滕子来朝。郳黎来来朝。小邾子来朝。
滕朝于隠，方以侯书，距桓公之初年两三嵗耳，而再朝之事乃降而称子者，时王黜之也。郳朝于荘，方以名书，距僖公之初年固未久，而再朝之书乃进而称邾子者，时王爵之也。以时王而犹能黜降诸侯、爵命诸侯，此盖春秋之时，王室犹可以有为之时。自滕侯降而为滕子之后，而王室降黜诸侯之命不行于天下矣。自黎来为小邾之后，而王室爵命诸侯之典亦不行于天下矣。
防，齐侯、宋公【止】同盟于幽。防，陈公【止】盟于齐。会王人【止】于翟泉。
春秋》假鲁以扶持世道之变者也。以伯主而主诸侯，前乎齐桓未之闻也，而肇于幽之盟；以荆蛮而与是盟，前乎楚未始有是也，而始于齐之役；以诸侯大夫而上盟王臣，前乎晋文未之闻也，而创自翟泉之防。使鲁而不与，则犹足以为世变中流之砥柱；使鲁而与，则世变盖有靡然纪极之忧。此《春秋》所以于是三盟没公不纪，使鲁之为不与是盟者也。
盟恶曹盟鹿上同盟于清丘
恶曹之盟，中国未有伯之时也；鹿上之盟，中国始无伯之时也；清丘之盟，中国又将无伯之时也。圣人皆以人书之者，其意若曰：「恶曹之盟，是中国未伯而人自为盟之盟也；鹿上之盟，是中国始无伯而人自为盟之盟也；清丘之盟，又中国将无伯而人自为盟之盟也。」非以是为众辞也，所以着其为人，而人各有心，不可得而合也。
春秋金销匙
译《春秋》中特殊的笔法涉及王命的共有两种：一种称为“天王”，一种称为“天子”；一种记载为“锡公命”，一种记载为“赐命”。襄王君臣对鲁国这位众望所归的人施加恩惠，《春秋》的记事虽然用了特殊的笔法，但也算是绝笔了。正因为是特殊的笔法，所以称“天王”，称“锡命”，称“天王”是因为天下是公有的；君臣之间给予称为“锡”，这表明王政仍然庄重。正因为是绝笔，所以称“天子”，称“赐命”，称“天子”是因为那是个人的私权；彼此互相给予称为“赐”，这表明王政已经轻慢了。
跟随周王讨伐郑国，王人子突救援卫国。
端正刑罚、讨伐罪人，是周王的大法；分担灾难、救援祸患，是周王的大典。记载跟随周王讨伐郑国，是因为王室端正刑罚、讨伐罪人的大法，还足以震慑天下的诸侯。庄王救援卫国的举动，是匡扶灾难的道义。《春秋》记载王人以子突的身份救援卫国，是因为王室救援祸患、分担灾难的大典，还足以震慑天下的诸侯。
滕国、薛国来朝见。滕子来朝见。郳黎来来朝见。小邾子来朝见。
滕国在隐公时期朝见，当时还以“侯”的爵位记载，距离桓公初年才两三年而已，而再次朝见却降格称为“子”，这是因为当时的周王贬黜了他。郳国在庄公时期朝见，当时还以名字记载，距离僖公初年本来不久，而再次朝见却进升称为“邾子”，这是因为当时的周王封爵了他。当时的周王还能贬黜降格诸侯、封爵任命诸侯，这大概是《春秋》时代，王室还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自从滕侯降格为滕子之后，王室贬黜诸侯的命令就不再通行于天下了。自从黎来成为小邾之后，王室封爵任命诸侯的典制也不再通行于天下了。
防地，齐侯、宋公【停止】在幽地结盟。防地，陈公【停止】在齐地结盟。在翟泉会见王人【停止】。
《春秋》借鲁国来扶持世道的变迁。由霸主主持诸侯盟会，在齐桓公之前未曾听说过，而始于幽地的盟会；由荆蛮参与这样的盟会，在楚国之前未曾有过，而始于齐地的战役；由诸侯大夫向上与周王臣属结盟，在晋文公之前未曾听说过，而创自翟泉的防地。假如鲁国不参与，那么还足以成为世道变迁中的中流砥柱；假如鲁国参与，那么世道变迁恐怕就有彻底败坏、达到极点的忧虑。这就是《春秋》在这三次盟会中隐去鲁公不记载，让鲁国表现为不参与这些盟会的原因。
恶曹的盟会，鹿上的盟会，清丘的盟会。
恶曹的盟会，是中国还没有霸主的时候；鹿上的盟会，是中国开始没有霸主的时候；清丘的盟会，是中国又将没有霸主的时候。圣人全都用“人”来记载，其意思好像是说：“恶曹的盟会，是中国没有霸主而人们各自结盟的盟会；鹿上的盟会，是中国开始没有霸主而人们各自结盟的盟会；清丘的盟会，又是中国将没有霸主而人们各自结盟的盟会。”这不是为了使用众辞，而是为了彰显他们是各自为政的人，而人各有心，无法使他们统一。
《春秋》金销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