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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四

《郊社禘祫问》，礼类四【三礼总义之属】提要。

【臣】等谨按《郊社禘祫问》一卷。

本朝毛奇龄撰写。前面是回答他的门人李塨关于南北郊分祀以及“有禘无祫”说法的疑问，末尾附有艾堂问，自注说：“同郡学者聚集在艾堂，有人提问”。这部分专门论述禘祫。毛奇龄生性喜欢攻驳前人，南北郊分祀以冬至和夏至为日期，礼制中有明文规定，怀疑没有北郊祭祀的人，本来无需辩驳。至于时祭之外，禘是大祭，所谓“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说法，出自纬书，本来不足以作为依据。祫是与犆相对立的概念，不是与禘相对立的概念。书中辨析大禘与吉禘互不冲突，又说大禘、吉禘、时祭必须合祭，所以称为祫，这些都是往昔儒者所未曾涉及的经典义理，并非没有补益，也足以供研究礼制的人采择。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郊社禘祫问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李塨问陆道威说：“南北郊分祀的说法，始于汉武帝时词臣宽舒等人的一次议论，后来又引用《周礼·大司乐》的文句来附会支持这种说法，认为古代天子冬至在圜丘祭祀天，夏至在方泽祭祀地，这是分祀的依据。不知道《大司乐》的文句说：‘冬至时在大地上的圜丘，演奏音乐六变，那么天神都降临，可以举行礼仪；夏至时在沼泽中的方丘，演奏音乐八变，那么地祇都降临，可以举行礼仪。’这是论述合乐，不是论述大享。《大宗伯》大享的礼仪，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并没有地祇的说法。这难道是汉儒的错误吗？”

南北二郊，我以前在馆时，因为曾作过配位的一篇议论，已经议论过了。大致众说纷纭，多有人说没有地祭、没有北郊的。我说既然祭天，就应当祭地；既然有南郊，就应当有北郊。《曲礼》说：“天子祭祀天地，一年遍祭。”这是一年之中，既祭天，又祭地。《祭法》说：“在泰坛燔柴，是祭天；在泰折瘗埋，是祭地。”这是两个祭祀的地方，祭天在一个地方，祭地在另一个地方。所以《孝经》说：“王者侍奉父亲孝顺，所以侍奉天清明；侍奉母亲孝顺，所以侍奉地明察。”而《礼器》说：“先王制定礼仪，建高台必定依托丘陵，建低处必定依托川泽。依托天来侍奉天，依托地来侍奉地。”大概是指冬至在圜丘之上祭天，是依托丘陵的高处而修筑为坛，称为依托天来侍奉天；夏至在方泽之中祭地，是依托沼泽的低处而营建为兆域，称为依托地来侍奉地。所以《孝经》解说：“王者侍奉天清明，必定在南郊祭祀天神；侍奉地明察，必定在北郊祭祀地祇。”而《汉志》引用《礼记》说：“在南郊立兆域，是为了确定天的方位；在泰折祭祀地，在北郊，是为了就阴的方位。”这是两郊分祀，在诸经中都有记载，不只是《周礼·春官》的文句。

如果说南北郊分祀始于汉武帝时祠官宽舒等人所议，那就大不然了，秦祭祀八神，一是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是地祇，在沼泽中的圜丘。而汉文帝采纳礼官的议论，说古代天子夏日必定亲自郊祀，不只是冬至如此。所以《汉郊祀志》说：“汉文帝祭祀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享，冬至日祭祀泰乙，夏至日祭祀地祇。”那么不仅分祀二郊，而且冬夏二至也都依照旧制施行。这必定是周末汉初还有沿袭的定礼，继承袭用没有改变，所以蛛丝马迹，彼此一线相连。如果武帝时宽舒所议，不过是在汾阴设立后土祠，与郊雍相对罢了，何曾设立南北郊呢？其后成帝采纳匡衡、张谭等人的议论，迁移甘泉泰畤、河东后土，而在长安设立南北郊。到元始年间，刘歆、左咸等人，联合诸儒数十人议定郊礼，名为《元始仪》。以至后汉光武帝，在洛阳之阳立南郊兆域，在洛阳之阴立北郊兆域，全都遵循他们的议论。而地祇的祭祀于是历经魏晋六代，以至唐宋元明，并没有偏废。有的称北郊，有的称方丘，有的称地郊，有的合祀，有的分祀，有的以女祖配享，有的以男祖配享，有的一个配享，两个配享，三个配享；但总之有地祭这一礼仪，则从三古至今没有不同。

于是没有学问的人，说二郊的名称始于《周礼》，而且连《周礼》也不学习的人，甚至说始于大司乐的文句。凡是音乐，冬至时在大地上的圜丘，演奏音乐那么天神就可以举行礼仪；夏至时在沼泽中的方丘，演奏音乐那么地祇就可以举行礼仪。这些话因为想要改变其说法，说这是合乐，不是大享。揣测他们的意思，不过是想辩明圜丘、方泽两个名称，不是郊祀的地方。不知道圜丘就是泰坛，方泽就是泰折。圜丘依托丘陵，方泽依托川泽。二郊的名称，诸经中都有，不始于《周礼》。前面也已经详细说过了。如果说大宗伯大享的礼仪，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并没有地祇的说法，那么似乎完全

译不了解《周礼》的人。《周礼》中大宗伯掌管建立国家祭祀天神、人鬼、地祇的礼仪，地祇之礼就是祭地的礼仪。大宗伯用苍色的璧玉来礼敬上天，用黄色的琮玉来礼敬大地。典瑞官用四圭有邸来祭祀上天，用两圭有邸来祭祀大地。凡是担任神职的人，在冬至日致祭天神和人鬼，在夏至日致祭地祇和物魅，无非是将地祇之礼与天神相对称而言。即使是大司乐的职文，也有说：“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舞蹈云门，用来祭祀天神；演奏太簇，歌唱应钟，舞蹈咸池，用来祭祀地祇。”原本不只是“奏圜丘、奏方泽”这几句话。然而即便只有这几句话，也没有完全读懂，就断言圜丘、方泽是合乐的地方，而不是祭祀的地方？那么后文就说：“在宗庙之中演奏它，那么人鬼就可以得到礼敬。”难道这宗庙之中，也是合乐的地方，而不是大享的地方吗？况且说合乐不是祭祀的，这是宋儒最不通晓的言论，又不能不加以辩驳。《虞书》中“戛击鸣球”一章，是在宗庙中合乐，大概是舜祭祀瞽瞍时所演奏的音乐。宋儒凭主观臆断，认为舜不应该有瞽瞍的庙，不应该祭祀瞽瞍，这只是合乐以彰显九韶的美好，并非祭庙的文章。那么“虞宾在位，群后俱至”，无论音乐不会凭空演奏，况且又怎能请召各位宾客，使得胜国之宾、五服之君，无不全部聚集？就像吴地伎客做胜防一样，现在不知何故，忽然选择冬至、夏至这两天，而且一次聚集在高丘，一次防备在下泽，而演奏这盛大的音乐，奇怪得很。况且所谓合乐，是合堂上、堂下的音乐而总奏的意思。堂上有琴瑟拊，称为升歌；堂下有管鼗笙镛，称为间歌。合琴瑟、管笙等各种乐器而一起演奏，称为合乐。这不是小事。所以“习籥、习吹，学干、学舞”，虽然在一个章节，也必须在大学之中居住，何况合乐、合吹都是大祭祀、大燕飨所用，没有不在学宫习练而可以在露天场所进行的。因此《月令》说：季春大合乐作为献酎之用，仲夏合盛乐以雩帝，仲冬季冬并合吹以飨帝、燕族人，都在学宫，都不是虚奏。而到了祭祀之日，大司乐直接说：“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这是说这合乐，就是大享，说大享时所合乐，一如乡饮、乡射、燕礼所说：“间歌某诗，合乐某诗”之类，所以加重其文说“奏之”。大概奏之则必有听之者了，不然黄钟是什么律，云门、咸池是什么舞？无缘无故汇集众器，统领众成，众变进入丘泽之间，而漫说“奏之，奏之”，奏给谁听呢？

译陆氏又说：古代不仅没有分别祭祀天地，也没有合祭的说法。因为古代的郊祭只是祭祀昊天上帝，其余的社稷、山川等百神，只是从祀罢了。我曾观察鲁国僭越礼制进行郊祭的情况，更加知道古代没有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礼仪。因为当时《周礼》中最尊重的，莫过于郊祭和禘祭，而鲁国都僭越了，所以《春秋》屡次记载其过失。假使另有与郊祭同等重要的祭地之礼，那么鲁国也必定会一并僭越，《春秋》也必定会一并记载。况且《春秋》记载“乃不郊，犹三望”，这正与《虞书》中“上帝时禋六宗，望山川”同类，那么祭地原本就包含在祭天之中，哪里有什么分祭呢？

天地只是分祭，并不合祭。《周颂·昊天有成命》的诗序说：“郊祀天地。”《召诰》中说“在郊外用牲，用两头牛”，解释的人说一头是祭天的牲，一头是祭地的牲。因此产生了天地合祭的疑问。不知道“昊天祀天地”，并不是说合祭。同一首诗说分祭，也是指这首诗。《召诰》中说“用两头牲，一头是祭帝的牛，一头是祭稷的牛”，是说帝与配享者分用这两头牲，并不是说天与地分用这两头牲。这是天地不合祭的明显证据。于是有人说，天地虽然不并祭，但祭地应当附见于祭天之中，比如在郊外祭天，而社稷、山川都从祀，这就是祭地。除此之外就没有专门祭大地的礼仪。因此引用《虞书》中的“望山川”、《春秋》中的“犹三望”作为依据，那么祭天的从祀非常多。自从圜丘以人鬼、百神列入祀典之外，凡是旅上帝、类上帝，大体上都以五帝、六宗、三辰、四时、四类、五岳、四渎等神从祀，而不包括社稷。只有祈谷、雩报以及大旱、大灾等因事而祭，虽然祭祀天神，而后土、田正也在所不免。然而这也与山川、百源、四海、五岳等望祀有别。所以天地正祭各自按类从祀，社稷并不从属于天，而且即使是巡狩、出征等因事祭告，如《司马法》所说：“王者兴师，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只、山川、冢社。”也是天地两告。地不从属于天，况且社稷、山川也不从属于天告，而是从属于地告。所以祭天而涉及社稷，还不能说社就是地。何况地是地，社稷是社稷，山川是山川，却把山川的望祀归之于社稷，不也是错误的吗？如果说鲁国僭越郊禘，却不僭越祭地，以此作为没有祭地之礼的证据，那就更不对了。凡是鲁国所郊祭的只是祈谷上帝这一祭，对于冬至旅类诸郊并没有僭越。因为郊祭事项不同，除了二至二郊之外，还有旅上帝、类上帝、祈谷上帝、龙见雩帝、季秋飨帝等事项，虽然都是天子的礼仪，但二郊大事是诸侯所绝对不能做的。至于祈谷与夏雩、秋飨，则诸侯都可以实行。所以《家语》中定公问孔子：“听说郊祭而不同，为什么呢？”孔子直接说：“鲁国没有冬至大郊之事，只有祈谷之祭降杀天子之礼，所以不同。”鲁国不僭越郊祭，孔子已经明确说了。于是考察《春秋》所记载的“郊”共有九次，都在夏四月，而不在春正月，这是建卯之月，而不是子月，其为启蛰之郊，而非长至之郊，是很明显的。如果成公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用郊，这就是《周颂》丰年秋报、月令季秋大飨之祭，也是郊祭的降杀者。所以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被囚于吴，对太宰说：“鲁国将在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虽然属于谬说，但也借秋报之礼而言，并非僭越天子大郊之祭，却说其僭越天祭而不僭越地祭，于是怀疑没有地祭，已经可笑了。又说《春秋》只记载郊祭而不记载地祭，一定是没有地祭的缘故，那么《春秋》记载郊祭不记载社祭，记载烝尝不记载祠禴，难道鲁国没有社祭，而且没有四时祭吗？

又问《郊特牲》说：“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说：“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又说：“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礼运》说：“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王制》说：“天子出征，类于上帝，宜于社。”明显都是以社与郊相对，而且其他经典中郊社对举的不可胜数，如《泰誓》：“类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诰》：“用牲于郊，社于新邑。”这是《周礼》见于行事的情况。所以胡宏说：“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他的说法似乎有理，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敢举行。社则次之，自诸侯以至州里都可以实行，这也是天尊地卑的意义。所以《中庸》郊社对举，而以“事上帝”概括之，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说法在宋以后多有，但仍未正确。社是地祭之一，较山林川泽四方四望最为重要，所以与宗庙对举而立之。国中又立之于郊外，如《礼运》所说：“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宗庙之为仁义。”明显是法地所为，与宗庙并行，然而泰折瘗埋原有地祭，那么自然不能以社当地了。所以《王制》说：“天子祭

译天地，是诸侯祭祀社稷的对象。”而《礼运》也说：“杞、宋两国的郊祭，是天子的职事。”因为这是守成的缘故，所以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那么“地”与“社稷”就明白地区分开了。因此，《周礼》中对于地神称为“大〇”，其祭祀称为“大礼”，这与社稷神称为“土〇”，以及各地神称为“山林〇”、“川泽〇”、“丘陵〇”、“坟衍〇”、“原隰〇”的情况，截然不同。所以，社与郊对举的情况，都是小郊与大郊没有与大郊相对，那么地就与天相对。《礼器》说“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尔雅》说：“祭天叫燔柴，祭地叫瘗埋”，就是这样。小郊则是社与郊相对。《泰誓》说：“类祭于上帝，宜祭于冢土。”《召诰》说：“在郊用牲祭祀，在新邑祭祀社神。”都是这样。大概类郊、旅郊、四时郊、五帝郊，以及巡狩、征伐和祈祷、报反有事之郊，都属于小郊，往往与社相对称。如所说的“报本反始，百神受职”，都是秋冬的报祭。如《周颂》中的《良耜》是秋报，《丰年》是冬报，并不是冬至泰坛的祭祀，所以能与社的“报本反始，百货可极”连类并提。由此可知《中庸》中“郊社之礼往尝”是说郊重社轻，所以天子可以郊祭而诸侯只能社祭。天尊地卑，所以郊祭限于天子而社祭通于诸侯。谁知天子有郊，诸侯也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也有大小，祭祀两两对应，并没有偏颇畸重。又问社稷本是两个神，却合祭于社，是因为稷没有土就不能生长，土没有庄稼就不能成功。但根据《春秋传》，社是后土，即共工氏的儿子。稷最初名叫农，即厉山氏的儿子。到了夏末，周弃继承农成为稷，而后土依旧，那么难道此前没有社稷吗？《礼运》说：“天秉持阳气，垂示日星；地秉持阴气，窍于山川。”考察虞舜类祭上帝时，以六宗禋祭天神，以山川望祭地神，以及巡狩时也是这样。柴祭天神，望祭地神，难道这望祭山川就是社祀吗？

译社稷的意义并不单一，但主要在于重视土地，所以祭祀后土以体现其利益，祭祀先农、先啬以报答其功德，祭祀社神和稷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是后土，因为勾龙曾经担任过土官，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先农，有人说就是神农，也有人说就是厉山氏的儿子。农官司啬，有人说就是后稷。然而也是古代先有这些神名，后来才用具体的人来充实这些神位。大概社原本是土地之神，稷原本是农业之神。礼学家称太社，又称太稷，然后附会上人鬼，称为后土、后稷。这就像明堂祭祀五帝，原本有青帝、赤帝等本神，后来才用具体的人来充实。在五方天帝中，有太皞、炎帝等神；在五方臣佐中，又有勾芒、祝融等神。这样虽然有人神，但不妨碍他们作为本神。烈山氏以前，不必减少；周弃以后，不必增加。凡是前代儒者以人鬼、地神争执是非，都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说古代没有社稷，恐怕是把山川望祀当作社稷，这又不对。古代的社是田正之祭，与四方相通，反而与四望不通。所以《楚茨》诗说“社以方”，《汉诗》说“方社不莫方”，虽然四方属于地，但仍然以五帝天神为主，如前文所说的勾芒、祝融之类。至于四望，虽然是地祇，但与社分列，正如《周礼》所说“土〇”与“山林川泽诸〇”不同。大概社稷不是地、山、川、岳、渎等神，也不是社稷。《曲礼》说“祭天地，祭社稷，祭名山大川”，《祭义》说“天子为借以事天地、山川、社稷”，明确分为三等，读者请仔细审视。

塨又问：“古代天子有禘祭而没有祫祭，凡是《春秋》中所说的祫祭，都是禘祭，只是因为它合祭群庙而有这个名称罢了。如果《大传》说‘诸侯及其太祖则有祫矣’，然而只及始祖，不能禘祭始祖所从出的祖先。至于大夫，连祫祭也没有，所以说‘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髙祖’，意思是想要祫祭于庙，不能擅自行动，必须请求君主，请君主省察然后实行。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回答说：“有禘祭而没有祫祭。”我遍观群籍，后来才有这个论点。然而还是在先兄去世后，必须向徐仲山、张南士两位先生求证。开始在艾堂质礼时，毅然说出这个观点，而先生早已见到这一点，可以说意识超群绝伦。然而天子没有祫祭，诸侯也未尝有祫祭。《大传》所说的祫祭，就是禘祭。《周礼》问祀中有追享一祭，加在四时类祀之间，就是大禘。诸侯大夫都没有，所以诸侯追享只得以太祖为止，不及所从出的祖先。大夫则完全没有追享，虽然请求君主，也只得以亲尽而止，追享终究没有参与。所以这里所说的祫祭，也只是禘祭。大概本论禘祭而逐渐涉及等级差别，如果另外出一个祫祭，那么所请求的就不是所减杀的了。而且祫祭是合祭，禘祭是加祭，如果求合而加一亲，那么所省察的就不是所请求的了。况且诸侯没有祫祭，经传了然【见艾堂问条】，这不是可以一言决断的。大概省是问，是审；干是请。有大事者，是指时祭即大尝、大禘。如果大夫没有太祖庙，正义认为是支庶，不是适子，所以不祭太祖。这不对，大夫三庙有两等，《王制》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这是别子，只有别子祭祀所从出的祖先，得以立太祖庙。除此之外，则一如《祭法》，只立考庙、王考庙、皇考庙三亲而止。那么这里所请求的，是凡大夫非宗卿、宗大夫。

又问陆道威说：“五年一次的禘祭，就是周时的宗法。帝喾有帝挚相承，那么后稷就是别子了。别子为祖，所以周人祖后稷。不祖帝喾，是因为诸侯不敢祖天子。虽然文、武以后得以祖天子，但宗法必不可乱，因此仍然祖后稷，而特别创立禘祀一礼，以追所自始，这是周公的精意。如果后王崛起，不是世袭诸侯，没有宗法可寻，那么只以始王为祖，而在其庙禘祭，五年一举。丧毕之禘，可以不必实行。”这种说法如何？

汉儒议礼，尚且不晓宗法；等到唐宋以后，则长夜而已。所以汉议定陶，宋议濮国，明议兴献，各以宗法相纠，〇并无有一人知其义者。而道威能傍推其意，以及禘礼，亦属难得。只是他的说法仍未正确。按禘礼最古，不始于周。观《国语》与《祭法》，则皆有有虞氏、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语，是五帝已来行之已久。此中精意，真有言礼家所难测者。故夫子亟称之。若不祖帝喾而禘帝喾，则在商时已然。据宗法次嫡为别子，则挚、尧两嫡俱为天子，自宜以后稷为别子。何则？《史记》以稷母姜嫄为元妃，契母简狄为次妃，则别子在稷不在契也。然而商已先周而祖契，且先周而禘帝喾，则契非别子，何有宗法？然则追享一祭，不必周公精意也。只商礼郊防而祖契，周礼郊后稷而祖文王，颇有参变。后儒谓文武定制，实祖后稷，后王改

译如果说这是为了尊崇周文王，那就大错特错了。所谓“祖文王、宗武王”，都是针对明堂而言的，与祖庙祭祀后稷是不同的。古人的文辞往往互相印证罢了。如果鲁国有郊祭和禘祭，那么郊祭是孟春时节祈求五谷丰登的祭祀，禘祭是宗子因分封出王而举行的祭祀，这属于宗法制度。《礼记》中常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是指郊坛的礼乐或许祭祀圜丘，以及出王时的享献泛滥波及群庙，所以才这样说，并不是说鲁国不应该举行郊祭和禘祭。至于说后来的帝王在禘祭时不祭祀自己的先祖，这在汉代以后都是如此。汉代禘祭高帝，并不包括太公，只是说每逢禘祭，就在高庙合祭，其他情况可想而知了。如果说吉禘可以不举行，那么吉禘是丧期结束后的禘祭，是必不可少的。大概祭祀中有很多称为“禘”的，都是以审慎明辨昭穆次序而言，而新逝者的神主进入宗庙，更是审慎明辨最为紧迫的事情。然而一迁一附，前后有升降，中间多有迁移，使得去留明显，彼此难以安定。因此特别设立这种祭祀，让迁出的神主和留存的神主共同供奉在一室，而在厌祭之后，迁出的神主和附祭的神主一同离开，各自返回各自的宗庙，这正是先王精微用意所在。所以《仪礼》虽然残缺不全，仍有“吉祭未配，吉祭者”的说法，正是指这种祭祀。这难道可以省略吗？

译艾堂问【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同郡各位学者都聚集在艾堂，有人提问】

关于禘祭和祫祭孰大孰小的问题，在郑康成的《禘祫志》和王子雍的《圣证论》中已经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幸好后来的儒者加以辨明，大家都认为王肃的观点正确而否定郑玄的观点。对于这两家已有定论的地方，自然不必再请教了。只是关于禘祭和祫祭这两种祭祀，实际上还没有弄清楚。比如孔颖达在《正义》中说毛亨对《诗》的传注认为禘祭和祫祭总是不明确，不知道禘祭和祫祭这两种祭祀是从哪里开始的，以及先儒争执的根源究竟是怎样的。

禘和祫这两个名称，先儒长期争执不下，我也在议论中零散地表达了大致意思，并非只有一处。如果究其根本的经典和传注，似乎只有禘祭而没有祫祭。即使《春秋》传和《礼记》偶尔提到祫，但总是为了对五年大禘、三年吉禘以及四时夏禘进行解释说明，并不是正式祭祀的名称。大概“祫”的意思是“合”，指合祭。合祭称为祫，就像特祭称为犆一样，只是虚指的含义，并不是实有的名称。只是因为三年吉禘、五年大禘以及四时的烝、尝、禘都是合祭，所以吉禘称为吉祫，大禘称为大祫，烝、尝、禘称为烝祫、尝祫、禘祫，于是竟然在诸种祭祀之间增加了一个祫祭的名称，实际上并没有这种祭祀。为什么没有这种祭祀呢？

大概祭祀名称虽然很多，除了虞、祔、卒哭、祥、练、禫、纎等丧祭之外，吉祭的名称大约分为三等。《国语》说：“日祭、月享、时类、岁祀。”其中的日祭已经无法考证了。月享就是朝享，每月初一用特羊朝拜宗庙，从而宣告初一，但这并不是正式的祭祀名称。只有时类四祭，以春礿、夏禘、秋尝、冬烝为一等；岁祀二祭，以三年吉禘、五年大禘共为一等。虽然《国语》中还有禘、郊、宗、祖、报五个名称，但郊是郊外祭祀，而宗、祖与报中，“宗”指明堂，“祖”指祖庙，“报”指不迁之庙，原本都不是祭祀的等级。只有荀子有禘、禴、烝、尝及大祫五种祭祀名称，似乎抓住了要领。但禴、禘、烝、尝只是时祭，大祫就是吉禘，大禘同样是岁祭。用四时来分四个祭祀名称则没有等级之分，用三年和五年合为一个祭祀名称则逾越了等级。大概岁祭和时祭本有两等，而其名称有三种：叫做大禘，叫做吉禘，叫做时祭。大禘，是天子五年一次的祭祀。《大传》说：“礼，不称王就不行禘祭”，《丧小记》说：“王者祭祀其祖先所从出的神，并以祖先配享”。《尔雅》说：“禘，是大祭。”《曾子问》说：“天子有尝禘、郊社之祭，至尊无二上。”因此《左传》中鲁国有禘乐，宾客祭祀时使用。《国语》说：“天子举行禘郊之祭，则有合烝”，又说：“禘郊必须亲自射杀牺牲”，又说：“禘郊用的牛如茧栗般大小”。《学记》说：“不卜禘就不视察学校。”总之都是说大，但这种祭祀自古以来就有。《国语》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祭法》有“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防”，《商颂·长发》有“大禘也”，《周颂·雝》有“禘太祖也”，而鲁国也因为宗国的缘故，禘祭及于文王。《论语》有人问禘祭的说法，孔子在燕居时，阐明了禘尝的意义。《礼运》有“鲁之郊禘”，《春秋》僖公八年“禘于太庙”，《明堂位》有“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凡是诸经诸传中提到禘的，不能一一列举，但并没有一个字提到祫，由此可以验证。至于吉禘，则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宗庙合祭，以审视昭穆次序，称为吉禘，也称为吉祫。这就是混淆祫于禘的开始，但这种祭祀仅见于《春秋》，仍然没有祫的名称。《春秋》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文公二年“有事于太庙，跻僖公”，都不称祫，即使其礼仪通达于诸侯。左氏在晋国也有“以寡君之未禘祀”的话，有时提到时禘“有烝尝禘于庙”的话，有时提到“有事之禘”如“禘于僖公”“禘于襄公”的话，也并没有一个“祫”字出现在传文中。至于时祭，夏祭叫禘，虽然有时名称不固定。《郊特牲》称春禘秋尝，《祭义》称春禘秋尝，《祭统》称春礿夏禘，《王制》称春礿夏禘，《周礼》称祠春禴夏要，总是时祭的四个名称，互相参见而没有不同的制度，不必妄解为夏商之礼。但它们都没有祫的名称则是一致的。大概时祭和岁祭有三种禘而没有一种祫，之所以错误地认为有祫的名称，也是总因为诸经解说三种禘时偶尔改称为祫，而读者没有深入考察的缘故。

其三，禘容易改称为祫，而读者不加考察，为什么呢？

《大传》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以其祖先配享，这是大禘。”但禘也叫祫。博士徐禅引用《春秋传》说：“岁祫及坛墠，终禘及郊宗石室。”岁祫就是大祫，终禘就是三年丧祭，是大禘即祫了。因此汉元始五年创立五年祫祭，而后汉志及司马彪的书都称这是禘祭。章怀太子说祫就是禘，并没有两个名称。所以《大传》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而禘有等级差别。诸侯及于太祖，是说诸侯凡是合祭如烝尝禘等，只及于太祖而已，不及所

译自出也。大夫和士则更加降杀（礼制更低）了。遇到大事向国君请示，干祫祭只追溯到高祖，这是说大夫和士没有别子太祖庙的人，即使有大尝、大烝祭，向国君请示以求追享，也只到高祖为止，并不追及太祖。大概这里所说的干祫，正是指在宗庙有事，请求得到如同岁祫那样的祭祀，追及坛墠，是指禘祭而言的。干祫，就是干禘，否则天子行禘祭，而大夫所请求的是祫祭，指着甲却求乙，两者不相符合了。如果说天子有禘祭而大夫士有祫祭，那么大夫士可以各自设立一种与天子相等的祭祀吗？至于吉禘，《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商颂·玄鸟》祭祀高宗，注解说祀就是祫，以吉禘高宗而合祭他。而杜预、郑玄等人也于是将三年吉禘命名为祫祭，但这仍然是吉禘，并非另外有一个祫祭。至于时禘，《王制》说：“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这是说天子以春礿为特祭，犆就是特，而到了禘、尝、烝则都用合祭。诸侯不是这样，礿固然是特祭，而禘则一年特祭而一年祫祭，只有尝和烝则都是合祭。因此曾子问时祭，也说：“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大概是以时为祫，而不是在时祭之外又有祫祭。自从不善解经的人，将三年吉禘的祫分名为祫，将五年殷祭的禘专名作禘，于是妄增一个祫祭在五年之间，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并且妄解此时祭的祫，说就是三年的祫。如果遇到禘、尝、烝的时候，是天子的话，那么必定先祫祭而后禘、尝、烝，所以说：“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是诸侯的话，则必定先禘、尝、烝而后祫，且阙一禘祭而特作一祫，所以说“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总不识时祭的自为祫，而妄以三年之禘改名为祫，而历历与时祭三名较列前后至于如此，解经于是扫地矣。彼亦知大禘、吉禘、时祭之必合祭故称祫乎？

译为何一定要合祭，希望听到您的见解。

古代的祭祀法则没有流传下来，大体上是重视合祭而轻视单独祭祀。天子除了丧奠、丧祭以及只祭祀特定对象的特祭之外，对于死者以外的日常祭祀已不可考证。至于每月的享祭，天子要遍祭七座宗庙，诸侯则限于祭祀亲近祖先的宗庙，而其余的时节和年度祭祀都采用合祭。这是因为天子有祭祀已毁宗庙的大禘、吉禘这两种大合祭，而诸侯只有吉合祭，没有大禘这种合祭，这是礼制上的降等。天子有祭祀现存宗庙的三次小合祭，称为禘、尝、烝，而诸侯只有烝、尝两次合祭，禘则一半是单独祭祀，这又是礼制上的降等。那么，天子和诸侯共同进行的单独祭祀，只有春季的礿祭这一种罢了。因为单独祭祀最为轻微，有绝对不能重复进行的理由。其祭祀仪式和法则不知是怎样的，但考察古代的祭祀礼仪繁琐沉重，即使是四季常规的祭祀，也必须提前一个月清洗祭器，提前十天斋戒，提前三天占卜选择吉日，提前一天检查审视。到了祭祀当天，按照周制从早晨到黄昏，耗尽这一天的精力，从开启神主到送别尸祝，从灌鬯酒到酳酢，不论进献生肉、熟肉、合烹、加俎，都有历次的仪节，即使是七献、九献、圭瓒，也不止一次祝告、嘏告、诏辞，不止一次在堂上和祊室进行，索祭不止在一个地方，奏入奏工备也不止一种音乐。假使用一天时间遍祭七座宗庙，时间必定不够；由一个人执行七次祭祀，体力必定不足。如果说每天祭祀一座宗庙可以依次进行，那么前一次祭祀占卜的日子无法涵盖后一次祭祀的日子，这座宗庙占卜的牺牲怎能通用于那座宗庙？况且一次祭祀尚未结束，另一次祭祀又要开始清洗濯涤了；一个尸祝尚未起身，另一个尸祝又要占卜住宿了。同时进行的话，一天不能完成多次礼仪；分别进行的话，十天不能举行一次祭祀。更何况文武二庙在七庙之外，嫄庙、迁庙又在文武庙之外，合起来祭祀并非多余，分开祭祀则不足。至于行事细节，更难凭空判断。试问笋簴、鼎镬何处安放何处移动？祢亲祖尊，谁先谁后？在诸经中寻求本来就没有记载，考察祀典也不曾记录。这确实是口不可言、身不可行的一件大事。只是不知古代单独祭祀的方法为何没有流传？历来议礼的人为何都不曾考虑到？张南士曾说：“我不知道单独祭祀是怎样的，假设一天遍祭七座宗庙，那么天亮时灌鬯酒称为晨祼；遍祭七座宗庙就不止是晨间了。早饭时进献食物称为朝践；遍祭七座宗庙就不止是朝间了。假使七天进行七次祭祀，那么占卜日期而祭祀历时七天就不是所占卜的了。第二天进行绎祭历时七天就不是第二天了。”因此时祭有四种，而《左传》只称烝、尝、禘三种名称而没有提到单独祭祀的礿祭。确实是因为礼仪必须合祭，即使是丧祭只祭死者，但礼仪在虞祭时称为哀荐，在祥祭时称为作此练禘。总之必定加上合祭的名称，只有春季祭祀简省微薄，专门予以单独祭祀。然而终究不知道单独祭祀的礿祭是如何减略而便捷，其仪式和法度是怎样的。因此汉代以后设立宗庙都是同堂异室，便于合享，即使各地的祠庙也必定让有司代理祭祀，不能遍及。正是因为礼仪难以单独祭祀，祭祀就必定合祭。大概“祫”是各种祭祀的总称，不必在常规祭祀之外另外设立一个祫祭。辨析到这里，真是千秋长夜，豁然见到天日了。只是还有请求：《公羊传》称大祫即是吉祫，《左传》称岁祫，《大传》称干祫即是禘祫，《王制》称祫禘、祫尝、祫烝即时祫，此外没有别的祫祭了。然而《礼纬》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那么实际上有限定年份的祫祭，限定年份的禘祭，难道这些祫祭不是各种祭祀吗？还是《礼纬》本来就是谬误的说法不可采用呢？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虽然纬书中有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并非始于纬书。刘向《说苑》中就有“三岁一祫，五岁一禘”这两句话，所以后汉光武帝初年，张纯议礼也说：“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见于《郊祀志》。这都是西汉议礼家相传的话。推究其起源，仍是《公羊传》“三年一禘，五年殷祭”这两句话，而误作解说，以致有此说法。大概三年丧期结束后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祫。殷祫既已举行，又过五年再行殷祫，是五年一禘。然而三年的祫祭，是吉禘；五年的祫祭，是大禘。那么仍然是禘，不是祫了。儒者采用《公羊传》的说法，而不甚理会防范，竟忘记三年的祫祭是吉禘，遂判定为每三年一祫。难道每三年必定吉禘吗？况且三年、五年都不能校计。郑玄于是造出一个“三年丧毕，二十五月而吉禘，又明年而大禘，然后又五年而又禘”的说法，一则符合《公羊传》“再殷祭”中“再”字的意义，一则说《春秋》记载僖公八年禘，宣公八年也禘，那么必定实际是三年加五年而后与八年的数目相合。于是增加一个禘在吉禘之后，而不知道三年一祫则仅一个吉禘就已完毕，没有每三年再祫的礼仪。为什么呢？因为吉禘不可重复。五年一禘，则是从三年丧毕后，每五年得一次禘祭。所以僖公与宣公，都以八年有大事，不从吉祫数，也不从先君忌日数。为什么呢？因为忌祫有阙日。如果认为忌祫阙日未周，三年必定在吉祫之后增加一个禘祭，那么僖公、宣公三年都没有记载禘祭，就无法通行了。如果说殷祭有再，必定作两个禘祭，那么禘继祫起，即是再祫

译于是又在祫祭与禘祭之间增加了一次禘祭，这就成了三次大祭，而不是两次大祭了。后来的儒者核算计算年限，在魏晋以后，尤其杂乱不一。有人认为禘祫之祭如同设置闰月一样，两端看似四年，实际不满三年，所以三年一次大祭，五年两次大祭，八年三次大祭，十一年四次大祭。这是博士陈舒的说法。而徐邈在议礼时说，五年两次大祭，必定是在六十分之中，每三十个月得到一次大祭，那么三年就省去了六个月，六年省去了十二个月，正好符合五年两次大祭的数目。他们各自逞示主观见解，不可一一列举。到了唐睿宗之后，太常寺议定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到二十七年时，总共进行了五次禘祭、七次祫祭，而且禘祫之祭甚至在同一年举行了。又说：一次禘祭之后，紧接着进行两次祫祭，五年之内突然有三次大祭，没有一个是合理的，这样祫祭与禘祭同时举行，三年与五年交替进行，这在道理和数目上都不恰当，那么，何不摒弃祫祭而保留禘祭，舍弃三年之期而采用五年之期，这样才讲得通呢？

译然而诸经中没有祫祭，周礼中也没有禘祭，这是为什么呢？

《周礼》和《仪礼》中都没有禘的名称，但都有禘的礼仪。《仪礼·丧服》说：“诸侯祭祀他们的太祖，天子祭祀他们始祖所从出的祖先，这就是禘祭。”《周礼》中提到“大祭祀、大鬼、大祝、大号”，这也是禘祭。大概禘是殷祭的名称，殷就是大的意思。祭祀历代先王先公，唯独用“大”来称呼，如果不是帝喾、后稷，就没有其他祭祀能当得起这个“大”字了。因此，大宗伯的职责中，春祠、夏礿、秋尝、冬烝这四时祭祀之前，原本就有“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的说法，这里所说的“肆献祼”和“馈食”都是指禘祭，因为岁祭在四时祭祀之前。即使司尊彝有四时之间的间祀、追享、朝享，这里所说的“追享”也是指禘祭，意思是朝享就是月祭，即每月初一在宗庙祭祀；追享就是追祭始祖所从出的祖先。大概追享和朝享在一岁一月之间穿插于四时祭祀之中，追享举其大的，朝享举其小的，总称为间祀，是说它们与时祭大小相间。旧儒认为“肆献祼”是祫祭，“馈食”是禘祭，那就大错特错了。禘祭也有祼献陈列牺牲，吉祫也有朝践馈食，怎么能分开归属呢？这是因为误解了《郊特牲》中“飨禘有乐，食尝无乐”的话，把飨归为礿祭，禘食归为烝尝，于是仿照这种说法。殊不知禘、尝都是飨食，而春夏物产不丰盛，以饮酒为主，秋冬谷物牲畜成熟，以进食为主。大禘与吉祫没有这种区别。至于追享、朝享，旧儒也把“追享”归为吉祫，“朝享”归为禘祭，那么“朝享”就是每月初一的祭祀，在礼制中确实有这个名称。《春秋正义》所说的“用活羊朝庙，然后告朔”，就是这个意思，怎么能混淆呢？

那么三禘都是祫祭，它们的同异如何？

吉禘的祫祭，是在太祖的宗庙进行祭祀。凡是毁庙的主牌和未毁庙的主牌，都升堂合食于太祖。太祖面向东，所有昭辈面向南，所有穆辈面向北。这是因为死者入庙，应当合祭先公先王并仔细审视。况且二祧应当祧迁，一个主牌进入毁庙了。这必须迎接毁庙的主牌，与太祖齐食，然后将新祧迁的一个主牌，随着旧祧迁的众主牌一起迁走。而新附祭的主牌才得以跟随二祧三亲返回祢宫，那么在祧迁和附祭两方面都井然有序。这本来就是先王制定礼制的用心，它遍及毁庙和存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情理如此。至于大禘，虽然间隔五年，但其礼仪与吉祫相同。不同的是，祭祀的是始祖。所以商颂的大禘涉及商王、相土等远祧，周颂的大禘涉及烈考、皇考等亲庙。而韩诗内传说禘取毁庙的主牌，都升堂合食。这是远祧。逸礼记祝词称孝子孝孙，这是亲庙。刘歆、马融、郑众、贾逵等儒者都主张这种说法，是有原因的。只有东汉张纯议论禘祭说毁庙的主牌都合食于高祖，而存庙的主牌反而不参与。这只涉及远祖而不涉及亲庙，他的说法与各经有不合之处。至于郑玄则认为王季以上的先公主牌都合食于太祖，而文武以下及四亲庙则只在文武庙中分食，昭辈跟随武庙，穆辈跟随文庙，与太祖的祭祀分开为三天，但同属绎祭。这是说合祭中最变通的说法，但旧儒大多不赞同。到了唐代陆淳则编造了一个荒谬的说法，说只祭始祖和祖配为二，而群庙远近都不涉及。这真是毫无考据，信口胡说，而宋人反而遵从它，我不理解。

至于时禘，则只涉及存庙的主牌而已。曾子问说：“七庙、五庙没有空虚的主牌，只有祫祭在宗庙时主牌才空虚。”又说：“祫祭在祖庙，则祝官迎接四庙的主牌。”那么它限于存庙就可以知道了。虽然《小雅》有“礿祠烝尝于公先王”的话，“于公”是指先公祖绀以上的远祧；“先王”是指太王以下及后王，即存庙。似乎远祧、亲庙都合祭，不知道这是概括岁时各种祭祀而言。“礿祠”句是时祭，“于公”句是禘祫概咏之。时禘只涉及存庙，不仅先公不合食，即使先王也不合食。这是制度所限制的。

至于祭祀的仪式如何？

那么郑玄想要提出祫大禘小的说法，说祫祭有十二献，禘祭只有九献，这就与《国语》中“禘郊之事有全烝，禘郊之牛不过茧栗”相矛盾了。说祫祭具备六代的乐舞，禘祭只有四代，这就与《左传》中鲁禘用四代乐舞，周禘用六代乐舞，以及《周礼》中“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八舞，大合乐以致人鬼”相违背了。

祭祀的日子如何？

那么吉祫没有固定时间，时祭在四仲月，或在四孟月，而只有大禘则往，与夏禘相通，总在夏日。孟献子说：“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历》七月，是《夏历》五月。《明堂位》说：“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周历》六月，是《夏历》四月。所以张纯说禘在四月，而崔灵恩说宜在夏五月。《春秋》宣公八年六月禘，即四月；僖公八年七月禘，即五月。总之，总在夏日。

郊社禘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