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第一

译谈论治国之道，就崇尚法术。法术驾驭天下，就像铁制的缰绳驾驭马匹，并非一定能制服马，反而只是束缚了驾车者的手。君主的手段最少，而臣下的手段最多，用最少的手段去驾驭众多的手段，这种形势是驾驭不了的。君主依靠法术，却想要驾驭那些不守法术的臣下，这种形势是禁止不了的。如果君臣都依靠法术，那么手段最少的君主就不占优势了。所以君主用礼来使唤臣下，臣下就用忠诚来侍奉君主。晏平仲对齐景公说：“君主如果抛弃礼制，那么齐国五尺高的孩童都能战胜我晏婴，也能战胜您。之所以能使人服从，是因为有礼制啊。”如今末世抛弃礼制，依靠法术的君主对于自身，难道就没有不能战胜五尺孩童的地方吗？夏商周三代的灭亡，并不是它们的法度灭亡了，而是执行法度的人不是合适的人。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王良、造父能用腐烂的绳索驾驭飞奔的四匹马；伊尹、姜太公能用败坏的法度驾驭强悍的百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不遵循正道，绳索虽然坚固，马一定会失败；法度虽然严明，百姓一定会叛乱。为什么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要舍弃人而依赖法度呢！况且世间不曾没有贤人，寻求贤人的方法不对，所以常常遇不到贤人。除去商汤、周武王这样的圣明君主任用贤人的功绩，近代看齐桓公，他只是中等才能的君主罢了，尚且知道在寻求人才上辛劳，在任用人才上安逸，不怀疑管仲与公子纠的亲属关系，不忘记管仲射钩的怨恨，坦荡地把政事委托给他，这不是非常明智吗！多次会合诸侯，统一匡正天下，这不是非常光荣吗！一再称管仲为“仲父”，这不是非常优厚吗！这与秦二世悬挂石头来考核文书，越严密越混乱，做得越勤奋，而天下越叛乱，以至于被杀身亡相比，优劣相差悬殊，灭亡与生存背道而驰，不是很明显吗！人生在世，没有不想安定生存而厌恶危险灭亡的，没有不想荣耀快乐而厌恶劳苦屈辱的，最终常常得不到想要的，却难免遭遇所厌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君主有偏见。建造宫室，追求其高大华丽，必定悬挂重赏来寻求良匠，对内不偏袒亲戚，对外不遗漏疏远的人，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然后才把工程交给他，所以宫室高大华丽而居住其中安逸快乐。至于寻求辅佐大臣，唯独不像这样公正，只任用那些善于逢迎的亲近之人，所以谋划国家不如谋划居室，这是君主的大患。让贤能的人做事，却让不贤的人议论；让智慧的人谋划，却让愚蠢的人决断；让正直的人执行，却让邪恶的人猜疑：这又是君主所担忧的。

译推崇贤德、任用能人，百姓便知道努力的方向；赏罚严明且必定执行，百姓就不会怠惰；君主耳聪目明、洞察秋毫，天下人就会归附于他。然后明确划分职责，有序安排事业，公道得以彰显，私门便堵塞了。这样，忠诚公正的人就会进用，阿谀逢迎的人就会止步；虚伪不实的人就会退避，坚贞诚实的人就会兴起。从群臣以下，直到平民百姓，没有不先修养自身而后才安心从事本职工作的，他们改变心意、端正思虑，回归到端正诚实的本性，这就叫做政治教化的极致。审察这些论述，圣明君主的治国纲领就完备了。

臣道第二

臣子对于君主，就像四肢承载着头颅，耳目受心脏支配一样，都是相互依存才能构成身体，相互协调才能达成治理。所以《虞书》说：“臣子充当君主的股肱耳目。”屠蒯也说：“你作为君主的眼睛，将负责明察；你作为君主的耳朵，将负责听闻。”既然如此，君主怎么能片刻没有臣子，臣子又怎么能片刻没有君主呢？片刻没有君主，片刻没有臣子，这就等于片刻没有身体。所以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还要更加恭敬。父子之间是最亲近的，然而他们相互依存的程度还不如身体与手足那样紧密。身体对于手足，可以说没有间隙了，然而圣人还要督促并引导他们，所以教化更加淳厚，恩泽更加细密，人们自然不知不觉地受到教化的感化。奸邪之人离间他们，使得臣子在下面自我怀疑，让君主在上面孤立无援，君臣相互猜疑，上下离心离德，这就是奸邪之人用来进行劫持杀戮的资本。然而中等才能的君主，智慧达不到治国的本源，却被似是而非的伪术所迷惑，所以防备越严密，奸邪之人就越猖獗。这就像登高的人，越害怕越危险，越危险越容易坠落，哪里比得上早点离开邪路而走上大道呢！

大凡读书人从束发修习开始，在家门中立下志向，想要侍奉君主，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友爱。等到立志求学，依托于老师和朋友，老师看重他的道义，朋友安心于他的诚信，孝顺友爱因此更加笃实，诚信道义又更加显著，凭借这些来立身，凭借这些来侍奉君主，哪里需要依靠法律才感到安心呢？等到他成为臣子，根据才能担任职位，根据能力接受俸禄，不当面吹捧以求亲近，不谄媚取悦以苟合，对于公家的利益，知道该做的没有不做的。对上足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对下足以丰富财物、造福百姓，谋划事情不忘君主，考虑自身不忘国家，对内匡正君主的过错，对外宣扬道义，不向下勾结以蒙蔽上级，不向上附和以伤害下级。看到善行就像赶不上一样去践行，看到贤才就像容不下一样去举荐，对内举荐不回避亲戚，对外举荐不回避仇敌。考核功绩、积累事务而不期望回报，进用贤才、通达能人而不谋求奖赏。在道路上不争夺险易的便利，遇到危难没有苟且逃避的心。他的身体可以被杀，但他的操守不可被剥夺，这就是正直之臣辅佐贤明君主、成就太平功业的原因。

如果君主英明而臣子愚昧，君主愚昧而臣子虚伪，有的竭尽忠心却不被信任，有的被信任却不竭尽忠心，混淆了君臣的界限，出入于治乱之间，有的穿着粗布衣服怀藏美玉以等待时机，有的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以保全自身，这些情况难道能列举完吗！所以古代保全道义的人，进用时就正直，退隐时就委曲，正直时就与世人一起乐享事业，委曲时就保全自身回归道义，不傲视世俗以炫耀众人，不标榜高尚以博取名声，不为了苟且得到而偷安，不为了苟且免祸而无耻。在乡间修养品德，在朝廷败坏名声，可惜啊；在自己立身时修养品德，在死后败坏名声，可惜啊。君子珍惜这两种情况，所以有杀身成仁，没有求生害仁，何况为了求宠而害仁呢！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如果智谋足以谋划国事，忠贞足以启发君主，公平足以安抚众人，温和足以使人信服；不诽谤诋毁以求进用，不苛刻他人以自保，不随便宽容以隐藏忠心，不沉溺禄位以损害高尚，得志时让上级体恤下级，不得志时教导下级顺从上级。所以被上级任用则百姓安定，在下级施行则君主尊贵，可以说进用不失忠心，退隐不失品行，这就是正直之士的道义，是臣子的本分。大凡取舍的祸患，在于看到可欲之物而不考虑其败坏，看到可利之事而不考虑其危害，所以行动接近危险和耻辱。从前孙叔敖三次担任楚国令尹，他的心态却更加谦卑，每次增加俸禄，他的施舍却更加广泛，地位越高，他的礼节却更加恭敬。正考父弯腰小步快走，晏平仲辞让赐给的封邑，这些都是以谦逊来保持满盈，是臣子的本分。不担忧君主在天下不受尊崇，只担忧自己不富贵，这就是古代所说的庸人，现在所说的显贵之士，是小人所羡慕的，却是君子所耻于做的。

大凡关于臣子的论述，侍奉君主有四种情况：有贤明君主的臣子，有英明君主的臣子，有中等君主的臣子，有平庸君主的臣子。对上能尊崇君主，对下能统一民心，事物到来能应对，事情发生能辨别，教化流传于下，就像影子回声响应形体声音一样，这是贤明君主的臣子；对内足以统一民心，对外足以抵御灾难，百姓亲近而士人信任他，自身的长处不违背君主，自身的短处不（严可均说：“应当有‘以’字。”）用来邀功，这是英明君主的臣子；君主有过错，能同心协力，共同劝谏并纠正，以解除国家的大患，成就君主的大荣耀，这是中等君主的臣子；端正质朴而遵守法度，一心一意侍奉君主，君主有过错，虽然不能直言规劝，但忧虑表现在脸色上，这是平庸君主的臣子；用平庸君主的臣子侍奉贤明君主就会顺从，用贤明君主的臣子侍奉平庸君主就会凶险，古代之所以成就名声的人，都是衡量君主而后行事的。修养在于自己，而遭遇有时机，所以古人怀抱

译麒麟流泪哭泣。名声不可靠虚伪来获取，不可靠结党营私去争夺，所以君子致力于修养内在而谦让于外，致力于积累自身而持守谦卑不足的态度。作为臣子，就像泥土一样，万物承载在上面而不推辞其沉重，水流污秽其中而不推辞其低下，草木生长其上而不占有其功劳，这就是成就功业而不居功，是做臣子的本分。如果身处高位、承担重任、掌握重权于大国之中，想要没有后患，最好的莫过于推举贤才、让位于能者，安心地跟随在他们后面，不做管仲，就做鲍叔牙。次一等的莫过于广泛培养人才并一同进用，不做魏成子，就做翟黄。哪里会有蒙蔽君主、专权独断的危害呢！这是侍奉君主的道理，是做臣子的本分。

译言第三

束修自身的学业，最高境界在于不言，其次莫过于少知。所以谚语说：“让嘴巴像鼻子一样（只呼吸不发声），到老都不会失言。”（《类聚》卷十七、《御览》卷三百六十七引《体论》。严可均说：“应当属于《言篇》。”）

行第四

所谓品行，是举足所走的道路，是东西南北的取舍，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是吉凶荣辱的黑白分明之处。走向南就会失去北，走向东就会失去西。趋利就会失去君子之道，趋义就会失去小人之道，吉凶荣辱由此产生，义利是它们的根本，因此君子谨慎地对待取舍。

君子居住必定选择乡里，交游必定选择士人。（《意林》卷五）

君子以正直之道应对世事，小人以歪曲之行取悦于人；君子掩盖别人的过错以助长善行，小人诋毁别人的善行以作为功劳；君子宽待贤者、包容众人以作为道义，小人窥探揭发、心怀欺诈以作为智慧；君子向下求学而没有固定的老师，小人以学习为耻并以不能为羞：这又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君子内心有所定见，计谋有所坚守，智慧不追求多，只致力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行为不追求多，只致力于审慎自己所走的道路。安守它如同本性，实行它唯恐不及。小人则不然，内心不关注道义的准则，口中不吐出训诫之言，不选择贤人来托付自身，不努力践行以安定自己，随波逐流，不知道坚持什么，这又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君子修养内心，没有比诚更好的了，诚是君子用来包容万物的。天不说话而人们推崇它的高，地不说话而人们推崇它的厚，四季不说话而人们期待它，这是以诚来感化的。诚，是天地的大定，也是君子所坚守的。天地有纲纪，不诚就不能化育；君臣有义理，不诚就不能相互统属；父子有礼节，不诚就会疏远；夫妇有恩义，不诚就会离散；交往有分寸，不诚就会断绝。以义理应当，曲折地得其真情，大概只有诚吧！（《群书治要》）

可以使鬼的，是钱；可以使神的，是诚。（《御览》卷八百三十六）

政第五

孔子说：“为政以德。”又说：“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规范他们，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且归服。”那么德对于为政来说太重要了，而礼次之。德和礼，大概是引导百姓的工具吧。最好的治理是涵养教化，使百姓日渐向善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治理的上策。其次是使百姓互相谦让，处于劳苦之中而不抱怨，这是治理的中策。最下策是确立法度，使百姓为了奖赏而劝善，畏惧刑罚而不敢为非。善于驾驭百姓的人，大概就像驾驭马一样吧？端正马嚼子和缰绳，整齐马鞭和策杖，均衡马力，调和马心，所以能不劳累而跑完千里；善于驾驭百姓的人，统一德礼，端正百官，整齐民力，调和民心，因此命令不用重复而百姓顺从，刑罚不用而天下教化治理。所尊贵的圣人，不是尊贵他们随着罪行而制定刑罚，而是尊贵他们防止祸乱的发生。因此至人治理天下，把国家置于不倾覆的地位，把政令积累在万全的地方，把德行装载在不停止的车上，把法令施行在无枯竭的仓库里，使百姓在不争的道路上行事，把法律开设在必得的方面。百姓是水，君子是船。水既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处国”以下六十字从《意林》补）。百姓有小罪，必定寻求他的善行，以赦免他的过错；百姓有大罪，必定推究他的原因，以仁爱辅助教化；因此上下亲近而不分离，道化流传而不蕴积。君子想要政令迅速施行，没有比用道来驾驭更好的了。皋陶哑巴而担任大理，有不以言语为贵的；师旷盲人而担任大宰，有不以视力为贵的：只有神妙的教化才是可贵的。因此圣王戴冕而前面垂旒，是用来遮蔽视力的；黈纩充耳，是用来遮蔽听力的。

观察那弊俗偷薄之政，（严可均说：“应当有‘广’字。”）用耳目来效法聪明，设置倚伏来探察民情，这是用军政来虏获百姓啊。而希望百姓信任向往，可以说是不知道本分的人了。难啊，做君主！君主，尊严而有威势，高远而危险；百姓，卑贱而恭敬，愚弱而神灵。厌恶他们国家就灭亡，爱护他们国家就生存。驾驭百姓的人必须明白这个关键，所以南面而坐临朝为官，不敢凭借富贵骄横待人，内心有德而能图谋外在，取法自身而能通达远方，观察一物而贯通万物，以自身为根本。想要知道天地的终始，今天就是；想要知道千万人的情状，一个人的情状就是。所以为政的人不可以不知道百姓的情状，知道百姓的情状然后百姓才顺从命令，自己不愿意的，不施加给别人，命令怎么能不顺从呢！所以好的政令，简单而容易施行，那么百姓就不会变乱；法度存在于自身而百姓效仿，那么百姓就不会怨恨。近臣宠幸，百官依靠他们而后通达，那么群臣就会自污。所以为政的人，必须谨慎选择身边的人。身边的人端正那么君主就端正了，君主端正那么号令怎么能弯曲呢？天下有大恶五种，而盗窃不在其中！一是心思通达而性情险恶，二是行为邪僻而意志坚定，三是言语虚伪而言辞辩丽，四是记住丑事而比喻广博，五是遵循错误而言语润泽。这五种，有一种在人身上，就不能不诛杀，何况兼而有之？把他们放在身边，用事情咨询他们，而君主能立身的，从来没有过。（《群书治要》）

法

译第六

淫乱放荡、偷盗抢劫，是百姓所厌恶的，我因此对他们施加刑罚、残害他们、苛刻剥削他们，即使超过了应当的程度，百姓不认为我残暴，这是因为公正；女子无夫、男子无妻、饥饿寒冷，也是百姓所厌恶的，他们逃避法律而陷入法网，我因此宽恕他们，即使涉及刑罚，也必定加以怜悯，百姓不认为我偏私，这也是因为公正。我所重视的，是百姓所憎恶的；我所轻视的，是百姓所怜悯的。因此，奖赏简约而能劝勉善行，刑罚省简而能禁止奸恶。由此说来，出于公心而用法，没有不可行的，过轻也可以，过重也可以；出于私心而用法，则没有可行的，过轻就会纵容奸邪，过重就会伤害善良。现在制定法律的人，不辨明公与私的区别而只辨析轻重的条文，不推究百姓的心意而只谨慎地撰写奏章以符合法度，这就像治理教化本在自己身上，却向外去寻求一样。

译圣人对于法律已经非常公正了，然而仍然担心自己做得不够，所以说：“与其伤害善良的人，宁可让邪恶的人获利。”知道刑罚难以必定得当，于是用教化来补救，这是上古时代所致力做的事。后来审理案件的人却不是这样，还没有审问罪人就先预设了成见，等到审问的时候，就驱迫罪人符合自己的预设，这叫做有能力；下属不探求案件的原委，凭空为罪人划分罪名，而上级寻求君主的细微旨意作为判决标准，这叫做忠诚。他们在官职上有能力，侍奉上级忠诚，那么名利就随之而来，驱使世人陷入这种境地，想要达到道德教化的兴盛，也就很难了。凡是审理诉讼、判决案件，一定要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确立君臣之间的道义，权衡轻重的次序，推测情节的深浅，竭尽自己的聪明才智，表达忠诚仁爱之心，然后加以审察。有疑虑就与众人共同商议，众人都有疑虑就从轻处罚，这是为了慎重对待案件。不是因为法律不完备，而是认为法律不能独立发挥作用，应当由贤明的人共同听取和判断。所以舜任命皋陶时说：“你担任士官，要谨慎使用刑罚。”又加上三次讯问。众人认为好的，然后才判决，这就是法律参酌人情。所以《春秋传》说：“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全部明察，也一定要依据情理。”而世俗拘泥愚昧、苛刻的官吏，认为所谓情理，就是索取贿赂，树立个人爱憎，庇护亲戚，陷害仇敌，世俗小吏的情理与古人的情理相差多么遥远啊！这难道不是风气教化导致的吗？主管部门用这种情理怀疑群吏，君主用这种情理怀疑主管部门，这就是君臣上下互相猜疑。互相猜疑，想要他们尽忠立节，也就很难了。如果没有忠节，苟且免罪却不知羞耻，苟且免罪却不知羞耻，那么百姓将如何安顿自己的手脚呢？

春秋时期，王道逐渐败坏，教化不能推行，子产辅佐郑国而铸造《刑书》，苟且浅薄的政治，从此开始了。到了战国时期，韩国任用申不害，秦国采用商鞅，实行连坐的法律，制造族诛的刑罚。到了秦始皇，兼并吞并六国，于是消灭了礼义之官，专门依靠刑罚，于是奸邪之人同时产生，天下背叛他。汉高祖约法三章，天下非常高兴。等到汉文帝即位，亲身修养清静无为，议论务求宽厚，天下被感化，有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到了汉武帝，征发徭役频繁，百姓空虚耗损，穷困的百姓犯法，酷吏严酷决断，奸邪之人不胜枚举，于是张汤、赵禹等人，条列制定法令，辗转比照类推，禁令固结严密，文书堆满了案几，掌管法律的人不能全部看清，奸吏趁机谋取私利，议论的人都怨恨悲伤。凡是审理案件的情理，一定要以所犯之事为根本，作为主导，不敢随意审问，不旁敲侧击，不崇尚多端，来显示自己的聪明。所以法律纠正举发弹劾的方法，参验比对言辞，以求得真实，而不是用来粉饰真实。只应当参验聪明人的耳目，不让狱吏熟练地粉饰治理，在手中形成定案。孔子说：“古代审理案件，寻求让人活下来的方法；现在审理案件，寻求让人死掉的方法。”所以剖析言辞来破坏法律，诋毁案件来成就法令，执持邪道来扰乱政治，都是王法诛杀所必定施加的。

听察第七

所谓听察，是关乎存亡的门户，安危的关键。如果君主听察不广博，偏信所信任的人，那么谋划就会有遗漏，不能尽善尽美；如果广博地观察听取，接纳没有方向，考察不精细，那么数度就会混乱。君主凭借独自听察的聪明，考察成败的规律，利害的说法，混杂着一起到来，来干求窥探听察，像这样，确实极其困难，在于君主自身，不在于竭诚接纳谋略、尽己之策的人。如果君主听察没有差错，接纳没有谬误，那么计谋成功事情圆满，利益加倍功业宏大，政治兴隆国家富裕，百姓强壮敌人消灭。如果听察不精细，接纳不审慎，那么计谋困顿事情失败，利益丧失功业亏损，国家贫穷军队软弱，政治混乱形势危险。听察所考察的，不能不精细，不能不审慎，就像这样紧急。凡是有国家的君主，不能说举国没有深谋远虑的大臣，满朝没有智谋之士。在于听察所考察的，精细与不精细，审慎与不审慎罢了。用什么来验证它是这样的呢？在从前汉高祖，是聪听的君主，采纳陈恢的谋略，就攻下南阳，不采用娄敬的计策就困于平城。广武君，是策谋之士。韩信采纳他的计策就攻取燕、齐，陈余不采用他的谋略，就在泜水战败。由此看来，汉高祖的听察，未必一定有一次昏暗一次聪明，在于精细与不精细罢了；广武君的谋略，并非一定有一次拙劣一次精巧，在于采用与不采用罢了。不能说事情成功的有计策之士，覆灭失败的没有深谋之臣。吴王夫差拒绝伍子胥的谋略，采纳宰嚭的说法，国家灭亡自身丧命，不能说没有深谋之臣；楚怀王拒绝屈原的计策，采纳靳

译尚之的计策，即使身死秦国也不返回，不能说他不是有谋略的人。虞公不采纳宫奇的劝谏，仇由不听赤章的忠言而亡于智氏；蹇叔的痛哭没能挽救崤山、渑池的覆灭，赵括的母亲没能阻止长平的败绩：这都是因为君主听取意见不够精密审慎。由此看来，天下的国家没有不拥有忠臣谋士的。有的国家军队溃败、君主危亡、国家覆灭，确实在于君主听取意见不够精密审慎。任用忠臣，谋士众多，哪个国家会没有呢？

译臣认为，那些忠诚贤良、深思治道、有益于国家的臣子，必定会竭尽诚心进献谋略，恳切悲痛而不隐瞒，想要穷尽治乱的道理，展开安危的对策罢了。所以，圣明的君主，没有不拥有进献可行之策、退却不可行之议、接纳忠言的臣子的。从前帝舜，是大圣的君主，尚且有咎繇进献谋略，夏禹接受告诫。等到殷朝的成汤，周朝的文王、武王，也都是至圣的君主，然而必定等待伊尹作为辅佐，吕尚作为老师，然后才能成就功业，统一天下，这实在是因为视听的聪敏明察，需要忠良作为耳目。由此看来，忠诚贤良、深思治道、有益于国家的臣子，怎能不效法往古的踪迹，沿袭前代圣人的足迹，献出生命，来辅佐君主的视听呢！人君凭借至尊的聪听，总揽万机并监察它，凭借至贵的明察，推究治乱并考核它，难道能够都穷尽其中的关键，推究所有的门路吗？其中的道理必定会有遗漏，如果没有忠臣良谋辅佐视听，那么各种细微的机要就会有所听不到了。凭什么论述它是这样的呢？人君之所以尊贵不同于常人，是因为顺从意志、保养真性。欢乐安康之时，庄严的音乐充满耳朵，玩赏的宝物满足眼睛，美丽的颜色满足欲望，华丽的服饰适合身体。远望眺望，就登上云端的崇台；逍遥从容，就游览飞阁的高观。嬉戏在绿水的清池，游玩在桂林的芳园，射取野鸭和大雁，追逐禽兽，出行与毛嫱相伴，入内与西施共处，将凭什么体会穷困忧愁的悲苦，认识鳏夫孤儿的难堪呢？饮食方面，鼎俎几案，各种美味兼有，酸甜齐全，珍馐充满庭院，奏乐而进餐，鸣钟而撤席，间或进献替代而至，口中不绝美味，将凭什么体会饥饿的困窘，认识困饿的难堪呢？暑热时，穿着雾縠，披着细葛，处在华美的屋宇，居住在浓荫的玄堂，掀起罗帷引来清风，陈列冰块遏制微暑。侍者拿着粉扇，更换轻薄的衣裳，飘飘然有秋日的凉爽，将凭什么体会炎夏的郁热，认识酷热的难堪呢？寒冷时，穿着绵袍，披着轻裘，绵被貂褥，层层铺垫席子，居住在温暖的深室，处在重叠帷帐的重幄，在室隅燃烧猛炭以生温，捧着玉杯的美酒以御寒，焰焰然有夏日的炎热，将凭什么体会隆冬的惨烈，认识酷寒的难堪呢？这几样事情，是从哪里得知的呢？各种细微的机要像这类情况的，必定会有遗漏，有所不详细。这样，那么至忠的臣子怎能不辅佐视听来唤醒遗忘呢？（《群书治要》）

用兵第八

天生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百姓都使用它们，废弃一种都不行，谁能去掉兵器？所以兵器的由来已经很久了。用它来威慑不轨的行为而彰显文德，用它来讨伐强暴而铲除残贼。圣人凭借它兴起，乱人凭借它败亡，败亡兴起，都是兵器的缘由。从前五帝不能废除它，何况衰世呢！

滥杀无辜的百姓，来供养不义的君主，不是兵器的正道；耗尽天下的财物，来满足一人的贪求，不是兵器的正道；依仗他的兵器甲胄，夸耀他的变诈谋略，想要以此确立威势获取名声，不是兵器的正道；俘虏他的君主，奴役他的臣子，迁移他的社稷，改变他的百姓，不是兵器的正道。所以霸王使用兵器，开始于义，终结于仁：将用来保存灭亡的国家，而不是用来灭亡保存的国家；将用来禁止暴行，而不是用来施行暴行。

兵器的由来，是为了铲除不义而援助德行，攻克他的国家不伤害他的百姓，废黜他的君主而不改变他的政令，尊重他的俊秀，显扬他的贤良，赈济他的孤寡，体恤他的穷困。百姓听说后欣然喜悦，用竹篮盛着食物、用壶装着浆水来迎接他们的君主，怎么会迟缓呢？凭借商汤周武的军队，是使用兵器的上等，谁敢与他交锋接刃呢！

所谓善于使用兵器的人，是先削弱敌人然后作战的人。如果用义征伐来指责他的过错，用武力振作来威慑他的淫乱，用德行怀柔来安抚他的百姓，用仁爱安置来救助他的危难：这四种，是使用兵器的正道。所谓顺应百姓的愿望，乘用百姓的力量。

治理国家，整顿境内，施行仁义，布施德惠，明确劝勉奖赏，罢黜幽暗，功臣依附亲近，士卒和睦团结，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挥而响应，这是上等兵器的正道。土地广阔百姓众多，君主贤明将领能干，国家富裕，赏罚守信，还未到交战敌人就逃亡，这是中等兵器的正道。了解地形，凭借险阻的利益，明白奇正的变化，审察进退的适宜，拿起鼓槌击鼓，黄尘四起，才以此决胜，这是使用兵器的下等，不是兵器的正道。

如果德行道义足以怀柔天下的百姓，功业足以应对天下的急难，选举足以得到贤才的任用，那么兵器所加之处，就像劲风吹动枯草，这是兵器的正道。（以上六条都见于《御览》卷二百七十一）

我性格疏略，只是吃饱罢了，家里有书传，曾经涉猎，父亲去世守丧，在礼仪上多有缺失，孝名没有传扬。后来被任命为中郎，又担任黄门郎。同朝的友人问我的志向，我回答说：看见大臣议论，有的偏袒甲而诋毁乙所亲近的人，有的偏袒乙而诽谤甲所亲近的人，我处在甲乙之间，幸好没有毁誉罢了。（《意林》卷五）

认为人伦的大纲，没有比君臣更重的；立身的基本，

译没有比言行更重要的；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政法更精妙的；战胜残暴、废除杀戮，没有比用兵更善于达成的。礼啊，是万物的本体，万物都获得了它的本体，就没有不好的，所以称之为《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