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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志编 宋 王开祖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一
儒志编
儒家类
提要
臣等谨案《儒志编》一卷，宋王开祖撰。开祖字景山，永嘉人，皇佑五年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佐处州丽水县。既而退居郡城东山，设塾授徒，从受业者常数百人，学者尊之为儒志先生。年三十二而卒，宋史不为立传，其著作亦多湮没不传。是编乃其生平讲学之语。明王循守永嘉时，搜访遗佚，为之编辑以行。开祖当北宋仁宗时，濓洛之说未兴，讲学者犹家自为说，虽贤如司马光，犹不免有疑孟之作，而开祖独毅然奋起，以讲明圣道为事。虽其立说未必能尽归精当，而阐明理道，不惑岐趋，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循字进之，休宁人，弘治丙辰进士，所著有《仁峯集》，其笃行好学，亦有足称者云。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儒志编原序
士有起于邹鲁不传之后，濓洛未倡之先，卓有知而能自立于世者，其豪杰之士矣乎？道之在天下，未尝亡，而托于人者不能不坠。是故因人而觉者易，先民而知者难。昔韩退之着《原道》，而谓轲死不得其传，程子谓其非卓然见其所传者，语不及此，而以豪杰之士称之。然退之不过因文以致道，力求所未至而有所得焉者也。矧能真见天人性命之理，入道胜复之功，措之言语文字之间，平正精实，先得周子《易通》之近似，如永嘉先哲王氏景山者，不谓之豪杰之士可乎？景山举进士，以所如者不合，退与其徒讲明理学，所著仅存者此编，尤复阙略失次。司教清源诸葛文敏叅诸王氏谱谍中，手自校正，间以示予。予谓自轲氏之说不传，儒者之言大势凡三变：在战国之时，秦汉之间，若孙呉、苏张、范蔡、荀列之徒，韩李、陆贾、刘班，下至严安、徐乐之辈，不求知道养徳以充其内，惟务骋辞衒术以竞乎外，君子羞之。然犹皆必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也。再变而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流，则一以浮华为尚，沿及隋唐，愈衰愈下，徒托空言而无实矣。三变而唐韩愈氏、宋欧阳氏先后相望，号于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为无见，但未免以文章明道，裂为两物，卒不能复乎古也。五星聚奎，文运天作，濓溪者出，建图着书，阐发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际，示学者穷理尽性之归，上接洙泗，下启伊洛者，孟氏之后一人而已。景山前此而起，无所观望倚藉，而能不以近代儒宗之所习者为师，超然心领神会于千载之上，言皆治国修身之要，见匪扣盘扪烛之为，如斯人者岂易得哉？其言曰：「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非有所见而能为是哉？」所恨僻处海隅，不能广其传于天下，抚卷之余，岂胜感叹？循顾何人而足。为公轻重哉？窃禄是邦，表章乃职，故不敢不竭此心，敬序诸首，锓梓以传，而自不知其为固陋也。弘治己未八月中秋日，新安汪循序。
●钦定四库全书
儒志编
（宋）王开祖撰
复者，性之宅也；无妄者，诚之原也；大畜者，道之归也；颐者，徳之施也。故君子复足以知性，无妄足以立诚，大畜足以有容，颐足以育物。知其复则能知性，知性则能立诚，立其诚则能畜徳，畜其徳则能发育万物，而与天地配矣。中庸之言，推乎人性，赞天地而育万物，其原于此乎？
诚者，成也，所以成人也。人而不诚，禽兽奚择焉？君子处则其身安，出则其道尊，无他，不欺而已矣。形容不欺，刍禾幽晦不欺，鬼神言而不欺，童昏动而不欺，愚懵。欲其欺朝廷君臣之间，难矣哉！夫诚者，微也。诚于心，人莫之见也；接于物，亦莫之见也。由人服而物化之，然后见焉。及其至也，充乎天地之大，此其着可知也矣。收放心者，莫善于存诚。我勿问其所至，速自省而已矣。
凝目于鼻，逰心于带，是制心者也，非治心者也。坐则见其存于室，行则见其立于舆，是治心者也，非养心者也。天
译《儒志编》一卷，宋代王开祖撰写。王开祖字景山，永嘉人，皇祐五年考中进士，担任秘书省校书郎，辅佐处州丽水县政务。不久退居郡城东山，设立私塾教授学生，跟随他学习的人常常有数百人，学者们尊称他为儒志先生。他三十二岁去世，《宋史》没有为他立传，他的著作也大多埋没失传。这部书是他生平讲学的言论。明代王循在永嘉任职时，搜求访查遗散佚失的文献，为他编辑成书并刊行。王开祖处于北宋仁宗时期，周敦颐、程颢、程颐的学说尚未兴起，讲学的人各自为说，即使贤如司马光，尚且不免有怀疑孟子的著作，而王开祖却毅然奋起，以阐明圣道为己任。虽然他的立论未必都能完全精当，但他阐明道理，不迷惑于歧途，不能说他不是豪杰之士。王循字进之，休宁人，弘治丙辰年进士，著有《仁峰集》，他笃实行事、好学不倦，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儒志编原序
士人中，有在邹鲁道统失传之后、周敦颐与二程学说未倡导之前，卓越有知见并能自立于世的，这大概是豪杰之士吧？道存在于天下，从未消亡，但寄托于人却难免坠落。因此，因他人启发而觉悟的人容易，先于前人而知晓的人困难。从前韩愈撰写《原道》，说孟子死后道统失传，程子认为韩愈并非卓然见到所传之道，言语未及于此，却以豪杰之士称许他。然而韩愈不过是借文章来致道，力求达到未曾达到的境界而有所得罢了。何况能真正洞见天人性命的道理，进入道胜复归的功业，将其置于言语文字之间，平正精实，先于周敦颐《易通》而近似，像永嘉先哲王景山这样的人，不称他为豪杰之士可以吗？景山考中进士，因为所到之处不合心意，退而与弟子讲明理学，所著仅存的只有这部书，尤其残缺简略、次序混乱。主管清源教育的诸葛文敏参照王氏家谱，亲手校正，间或拿给我看。我说自从孟子的学说失传，儒者的言论大势经历了三次变化：在战国时期、秦汉之间，像孙武、吴起、苏秦、张仪、范雎、蔡泽、荀况、列御寇等人，韩非、李斯、陆贾、刘向、班固，下至严安、徐乐之辈，不寻求知道修养品德以充实内心，只致力于驰骋辞藻炫耀术数以争竞于外，君子以此为羞。然而他们尚且都必先有实质而后寄托于言辞。第二次变化到宋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一流，则一律以浮华为尚，沿袭到隋唐，愈发衰败低下，徒托空言而无实质了。第三次变化到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先后相望，号称一世，儒者尊崇他们，他们的言论并非没有见解，只是未免以文章阐明道，将二者分裂为两物，最终不能恢复古制。五星聚奎，文运天作，周敦颐出现，建立图表撰写书籍，阐发幽深隐秘，就在人们日常行事之际，指示学者穷尽事理、尽性之归宿，上接孔子，下启伊洛学派，是孟子之后唯一一人。景山在此之前兴起，无所观望倚靠，能不把近代儒宗所习以为常的作为老师，超然心领神会于千年之上，言论都是治国修身的要领，见解并非敲盘摸烛般的浅陋，像这样的人岂易得到？他说：“孟子以来，道学不明，我想阐述尧舜之道，论述文武之治，堵塞淫邪之路，开辟皇极之门，不是有所见而能这样做吗？”遗憾的是他僻处海隅，不能广泛传播于天下，抚摸书卷之余，岂能抑制感叹？王循我何人足以评判公之轻重呢？在此邦窃据禄位，表彰是职责，所以不敢不竭尽此心，恭敬地写在篇首，刻版流传，而自己不知道这是固陋。弘治己未年八月中秋日，新安汪循序。
●钦定四库全书
《儒志编》
（宋）王开祖撰
复卦，是性的居所；无妄卦，是诚的根源；大畜卦，是道的归宿；颐卦，是德的施予。所以君子通过复卦足以知晓性，通过无妄卦足以确立诚，通过大畜卦足以有包容，通过颐卦足以养育万物。知晓复就能知晓性，知晓性就能确立诚，确立诚就能蓄积德，蓄积德就能发育万物，而与天地相配了。《中庸》所说的，推演人性，赞颂天地而养育万物，其根源大概就在这里吧？
诚，就是成，是用来成就人的。人如果不诚，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君子在家则自身安宁，出仕则其道尊贵，没有别的，不过是不欺而已。外表不欺，细微幽暗处不欺，鬼神面前言语不欺，孩童愚昧时行动不欺，愚钝懵懂。想要欺骗朝廷君臣之间，难啊！诚，是微妙的。诚在心中，别人看不见；接触外物，也看不见。通过使人信服而万物感化，然后才显现出来。等到达到极致，充满天地之大，这就显著可知了。收回放逸的心，没有比存诚更好的了。我不问它能达到什么境界，迅速自我反省罢了。
目光凝聚于鼻，心神游荡于腰带，这是约束心，不是治理心。坐着就看见它存在于室内，行走就看见它立于车舆，这是治理心，不是养护心。天
人莫不知惧而未尝能惧，有人焉，中夜息于幽室之中，吾心之清明者还矣。孝弟忠信，生乎此时，思其一日之不善者，惕然而惧，是其心岂异于人哉？东方且明，衣冠而出，视听之官与物杂徃，虽驱之陷穽水火之中而不知避焉，其中夜幽室之心已蔽于物矣。舜与周公坐以待旦，急吾行而不忘也。当其己旦之时，其心与若人，岂如天地之相絶哉？能勿丧耳。彼惛惛者，使不忘中夜之心，吾乌知其非君子欤？《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几夙夜，以永终誉。」
或曰：君子无徃而不乐，乐必有道乎？曰：治心。曰：治心奚本？曰：毋纵，毋拘，毋从物，毋追徃。富贵，我自有也。敢问何谓毋纵毋拘？曰：人之心，良心也。纵则不存，拘则不息。今有马，日行千里，是良马也。一旦作而乗之，不施衔辔，而欲至乎千里，虽终日驰骋，不出百里之内，焉以东西南北，失其所从之道也。一旦舍我鞭策，加我衘勒，引而约之，终日蹢躅，虽善千里，而不能千里矣。是纵者失其制也，拘者失其动也。制者，非人之所谓制也，使之由其道也。动者，非人之所谓动也，使之适乎用也。何谓毋从物？曰：吾明内，融如鉴然，物过乎外，吾非从也。至乎吾前则见，见则明，明则舍，舍则勿逐耳。无若楚大夫侈于人，能左手画圆为规，右手斵方为矩，目视象数，而口诵训谟，举楚国以为莫及也。及议楚国之政，曾不逮乎市人，中国之为士者笑之。岂不用心于小而蔽于大者乎？何谓毋追徃？曰：失则还之，复则安之。长其义，无害其气，拂其伪，无乱其志。赫然见于往来，吁以息，又奚益哉？速息吾心而已矣。何谓富贵我自有？曰：公卿之爵，万锺之禄，于我外也。仁义忠信，于我内也。有诸内而受诸外，曰分。有诸内不获诸外，于我何损哉？是民之不幸也。三畆之宅，六尺之躯，万锺皆备于我也。不曰富贵，皆吾自有乎？孔子曰：无入而不自得焉，盖所从乐也。我之所自乐者，良乐也。威刑不能移，庆赏不能益耳。无闻，目无见，其大也与天地同和，岂曰小豫哉？《诗》曰：百尔君子，不知徳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或曰：治心之道，既闻命矣，敢问君子有言养气若何？曰：气勿役，勿枉，勿问，勿知。善养心者，善养气也。心动则气窒，心外虑则气昏耗矣。莫不原乎心焉？何谓役？何谓枉？曰：齐人有为士师者，狱乆不决，一旦吏以复告，则奋然怒且骂，攘臂振首，作而大呼，将极诸暴而后已。法者逹乎天下。者也，狱者，彼罪而上致之，何与我哉？畏刑而无实，天下之通情也。而怒动乎气，是枉也。指乎东，则东驰焉；指乎西，则西驰焉。可以无视而视焉，可以无听而听焉。是役也，勿问，勿知，何谓也？曰：知者于我治，不知者于我勿治也。今邻人鸡啄吾粟，既驱去之，又从而詈之；甚者击杀其鸡，絶其邻，是亦愚而已矣。君子平其心，顺其气，与天地四时同其动静。虽天下之物杂至焉，能干我哉？《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学者之言曰：「性善也，情恶也。莫善于性，莫恶于情。」此贼夫情者之言，不知圣人之统也。夫情本于性，则正；离于性，则邪。学者不求其本，离性而言之，奚情之不恶？今有人入于放辟邪侈之途，指之曰：「情恶也！」不原乎放辟邪侈，在我则本无有焉，执心不正而后入也。贤者之于情，非不动也，能动而不乱耳。
或曰：“孔子门人中问仁者同，而答之异，夫子亦有异乎？”曰：“仁道甚大，孔子常居其中。有自四方而至，则引而内之，不以一隅指，亦量其材而已。君子隠显同其心，而曰‘独’则谨焉，岂畏人而为是哉？诚所存而已矣。天下之心一也，不以我之心求人之心，暴也。”
雷莫不复于地，恶莫不复于善，乱莫不复于治。复者，本也。善探其本者，善言人之性也。善言人之性者，知天下之治乱也。知天下之治乱者，得复之本也。
君子之道，始于复，成于泰，极于夬；小人
译没有人不知道恐惧，却从未真正能够恐惧。有个人，半夜在幽暗的房间里休息，我心中清明的本性便回归了。孝顺、悌敬、忠诚、守信，都在此时产生，想到一天中不善的念头，便警惕而恐惧，这样的心难道与别人不同吗？东方将要天明，穿戴整齐出门，视听等感官与外物混杂交往，即使驱使他陷入陷阱水火之中也不知道躲避，那半夜幽室中的清明之心已经被外物遮蔽了。舜和周公坐着等待天亮，急于践行道义而不忘。当已经天亮的时候，他们的心与那个人相比，难道像天地那样隔绝吗？只是能不丧失本心罢了。那些昏昧的人，如果让他们不忘半夜时的心，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君子呢？《诗经》说：“在那边没有厌恶，在这里没有厌倦，早晚勤勉，以永远保持美好的声誉。”
有人说：君子无处不快乐，快乐一定有道理吗？回答说：修养内心。问：修养内心以什么为根本？回答说：不放纵，不束缚，不随顺外物，不追悔过去。富贵，我自己本来就有。请问什么是不放纵不束缚？回答说：人的心，是良善的本性。放纵它就无法保存，束缚它就无法生生不息。现在有一匹马，每天能跑千里，这是良马。一旦起身骑上它，不施加衔勒缰绳，却想跑到千里之外，即使整天奔驰，也跑不出百里之内，因为失去了东西南北的方向，迷失了所遵循的道路。一旦丢掉我的鞭子，加上我的衔勒，牵引并约束它，整天徘徊不前，即使擅长跑千里，也不能跑千里了。这是放纵失去了节制，束缚失去了行动。节制，不是人们所说的强制，而是让它遵循正道。行动，不是人们所说的随意举动，而是让它适应用途。什么是不随顺外物？回答说：我的内心光明，像镜子一样，外物经过外面，我并不随顺它。到了我面前就看见，看见就明了，明了就放下，放下就不追逐罢了。不要像楚国大夫那样在人前炫耀，能左手画圆为规，右手刻方为矩，眼睛看着象数，嘴里诵读训谟，举楚国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等到议论楚国的政事，竟然还不如市井之人，中原的士人嘲笑他。难道不是用心于小事而被大事遮蔽了吗？什么是不追悔过去？回答说：失去了就回归，恢复了就安心。增长道义，不伤害正气，拂去虚伪，不扰乱意志。赫然显现在往来之间，叹息以平息，又有什么益处呢？只是迅速平息我的心罢了。为什么说富贵我自己本来就有？回答说：公卿的爵位，万钟的俸禄，对我来说是外在的。仁义忠信，对我来说是内在的。内在拥有而外在接受，叫做本分。内在拥有而外在得不到，对我有什么损害呢？这是百姓的不幸。三亩的住宅，六尺的身躯，万钟的俸禄都具备在我身上。不说是富贵，都是我自己拥有的吗？孔子说：没有进入哪里而不自得的，这就是所依凭的快乐。我自己所依凭的快乐，是良善的快乐。威势刑罚不能改变它，庆贺赏赐不能增加它罢了。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它的广大与天地和谐，难道说是小小的愉悦吗？《诗经》说：“你们各位君子，不知道德行，不嫉妒不贪求，有什么不美好的？”
有人说：修养内心的道理，已经听命了，请问君子所说的养气是怎样的？回答说：气不要役使，不要歪曲，不要询问，不要知晓。善于修养内心的人，善于修养气。心动则气阻塞，心向外思虑则气昏乱消耗。难道不都源于心吗？什么是役使？什么是歪曲？回答说：齐国有个做狱官的人，案件很久不决，一旦官吏来报告，就奋然愤怒并且骂人，捋起袖子振动头，站起来大声呼喊，将要极度暴虐而后停止。法律是通达天下的，案件是那些罪犯而上达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畏惧刑罚而没有实情，是天下通行的情理。而愤怒动摇了气，这是歪曲。指向东，就向东奔驰；指向西，就向西奔驰。可以不看而看，可以不听而听。这是役使。不要询问，不要知晓，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知道的在我这里治理，不知道的在我这里不治理。现在邻居的鸡啄我的粟米，已经驱赶走了，又跟着骂它；严重的击杀他的鸡，断绝邻里关系，这也是愚蠢罢了。君子平定他的心，顺从他的气，与天地四时相同动静。即使天下的事物杂乱到来，能干扰我吗？《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以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可以卷曲。”
学者的话说：“性善，情恶。没有比性更善的，没有比情更恶的。”这是残害情的言论，不知道圣人的统摄。情本于性，就正；离于性，就邪。学者不寻求根本，离开性来说情，为什么情不恶呢？现在有人走入放荡邪僻奢侈的道路，指着他说：“情恶！”不追究放荡邪僻奢侈，在我本来就没有，执心不正而后进入。贤者对于情，不是不动，能动而不乱罢了。
有人说：“孔子门人中问仁的人相同，而回答不同，夫子也有不同吗？”回答说：“仁道很大，孔子常居其中。有从四方而来的人，就引导而纳入，不以一隅指示，也是衡量他的才能罢了。君子隐显相同其心，而说‘独’就谨慎，难道是因为畏惧人而这样做吗？诚所存而已。天下的心是一样的，不以我的心求人的心，是暴虐。”
雷没有不回复于地的，恶没有不回复于善的，乱没有不回复于治的。回复，是根本。善于探求根本的人，善于言说人的本性。善于言说人的本性的人，知道天下的治乱。知道天下的治乱的人，得到回复的根本。
君子的道，始于回复，成于泰，极于夬；小人
之道，始于姤，成于否，极于剥。天地之数，止于五，故干之上则亢，坤之上则战，势之使然。事固有极而不反者，故君子不可不谨。求我之蒙蒙也，养正之蒙，非蒙也。
译道的运行，始于姤卦，成形于否卦，极盛于剥卦。天地的数理，止于五，所以乾卦的上爻则亢奋，坤卦的上爻则交战，这是形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事情本来就有达到极点而不返回的，所以君子不可不谨慎。探求我的蒙昧状态，那是涵养正道的蒙昧，并非真正的蒙昧。
人皆谓孔子生而不偶，世而道不克大用，不若得其位可以行其道。吾不信也。孔子之道，见乎六经，以至于今，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者，尊卑上下各有分服，而修之者循循如也。其用如水火，人非水火不生，其功无穷，又岂止一时得位而谓之道大用哉？使孔子用于当时，则六经之道固不若今之着矣。夫得用者其文简，不得其用者其文备。使孔子用而为君，尧焉、舜焉而已尔；为之臣，禹焉、稷焉而已尔。尧舜之书载行事者，《二典》存焉；禹稷之书载夫言者，《三谟》存焉。行道之迹，传人口，闻人耳，凡几何？固知其不广且备也。孔子章章乎六经，万世之人饮食衣服之所以生，是岂不得其用也耶？微孔子，吾其失道左袵矣。
夫人又谓孔子贤于尧舜禹汤文武逺矣。彼数君有天下，既没，或庙于陈，或庙于冀，或庙于亳，或庙于周，而天下不得而通祀焉。孔子既没，于今举天下郡邑得立庙而时祀之，上至天子，北面而行礼焉，岂不过于数君也哉？呜呼！谓功徳过于尧舜，孟子得之矣；谓庙祠之建，通天下得而奉之，韩子失之哉？孔子之道，又岂止得通天下庙祀然后过于数君耶？
或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宫，三年反之，民大悦。居桐，不幸而太甲崩，为伊尹者若之何？”曰：“率天下戒严，如丧君之礼，然后请命于天，举汤嗣之贤者相之，奉太甲列于商庙，北面而自悔焉，可也。”曰：“生也放之，没也奉之，礼乎？”曰：“礼也。盖吾君也，不可以臣处也。在伊尹奚为而不可？”
吾读《周礼》终始，其间名有经礼，有方者，周公之志为不少矣。其诸信然乎哉？罗羽刺介，此微事也。然犹张官设职，奚圣人班班欤？犇者不禁，是天下无礼也。复雠而义，是天下无君也。无礼无君，大乱之道。率天下而为乱者，果周公之心乎？削于六国，焚于秦，出诸季世，其存者寡矣。圣人不作，孰从而取正哉？吾虽不言，盖不敢不言也。周之衰，诸侯僭礼，由伯禽始也。为人臣受天子之礼，行乎其邦，后虽有僭者，难乎问矣。决后世之乱堤者，伯禽之罪也。
或问：“诸侯无正风，而鲁有颂，何也？”曰：“是恶夫僭也，非颂也。圣人不得已而名之也，是圣人之微意也。其原，伯禽受天子之礼乐乎？以诸侯而僭天子，吾从而目之，即其志也。且四篇之体，不免变风之例尔，是亦何颂之有乎？故其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是亦不免乎强也。且僖之政，犹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贬，而不能逃其罪，抑亦不知其颂何从而兴耶？夫颂之美者，不过文、武而已。圣人所以列于《鲁颂》者，得不亦以其强者哉？书终于秦费，亦犹是人，莫知之也。
说诗者谓■〈氏鸟〉鸮之诗，周公载王业之艰难也。始于后稷，至于文武，积数十世而后得天下。厥后辟王，宜若■〈氏鸟〉鸮然。夫■〈氏鸟〉鸮之有巢，劳苦而后全，俾勿壊，诗之戒是也。若推而及后稷，以为有营天下之心，则非矣。信斯言也，则苟有功德于民者，常营天下矣。说诗者之罪也。
或曰：“武王之为乐，而孔子曰‘未尽善’，者何也？”曰：“善哉，问乎！斯古人之犹难言也。武王以数十世之仁，一朝伐纣，变天下之政，若自我得之而乐，又以武名。孔子虽欲善之，患后世将曰：‘先王有以武取天下，自以为功者’，是以未尽善也。《韶》不可几，其亦异乎汤之《濩》矣。”
或曰：「四老避秦于商山，义不辱于乱世者也。」汉作，而天下归之，加礼不能屈，善从其志矣。汉欲易太子，则于于而来，若不相似，然何也？曰：「君子之隠，知可止耳，心岂忘于世哉？嗣子，天下之大本，一摇则天下乱矣。天下之民方出诸水火，而又驱之于涂潦，忍坐视而不救乎？」四老可谓达乎义，非孑孑者也。
或曰：有扈氏，诸侯也。启，天子而征之，以天子而征诸侯，宜曰征。而孔子序书曰：「启与有扈战于有扈之野，若敌然。」何也？曰：战，危事也。知有扈之强也，不曰征。启，天子
译人们都说孔子生来没有遇到好时机，身处乱世而大道不能充分施展，不如让他得到权位以便推行他的道。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孔子的道，体现在六经之中，直到今天，作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人，尊卑上下各自有明确的职分，而修养德行的人循序渐进地遵循它。它的作用像水火一样，人没有水火就无法生存，它的功效无穷无尽，又怎么只是暂时得到权位才算是大道充分施展呢？假使孔子在当时被任用，那么六经中的道反而不会像今天这样显著了。那些被任用的人，他们的文章简约；没有被任用的人，他们的文章完备。假使孔子被任用而成为君主，不过是像尧、舜那样罢了；成为臣子，不过是像禹、稷那样罢了。尧舜的书籍记载行事，《二典》留存下来；禹稷的书籍记载言论，《三谟》留存下来。施行大道的踪迹，传之于人口，闻之于人耳，究竟有多少呢？本来就知道它不广泛也不完备。孔子彰明昭著地著成六经，万世之人饮食衣服赖以生存，这难道是没有得到任用吗？如果没有孔子，我们大概会迷失正道，沦为夷狄了。
人们又说孔子比尧、舜、禹、汤、文、武贤能得多。那几位君主拥有天下，死后，有的在陈地建庙，有的在冀地建庙，有的在亳地建庙，有的在周地建庙，而天下不能普遍祭祀他们。孔子死后，到现在全天下郡县都能建立庙宇按时祭祀他，上至天子，也要北面行礼，这难道不是超过了那几位君主吗？唉！说功德超过尧舜，孟子是对的；说庙祠的建立，全天下都能供奉，韩愈是错的。孔子的道，又难道只是全天下建立庙宇祭祀然后才超过那几位君主吗？
有人问：“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后让他复位，百姓非常高兴。如果住在桐宫时，不幸太甲死了，作为伊尹该怎么办？”回答说：“率领天下人戒严，按照丧君的礼仪，然后向天请示，推举商汤后代中贤能的人辅佐他，奉太甲列入商朝宗庙，北面自悔，就可以了。”问：“活着时放逐他，死后供奉他，合乎礼吗？”回答说：“合乎礼。因为他是我们的君主，不能以臣下的身份对待他。在伊尹那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我读《周礼》从头到尾，其中名称有经礼，有方礼，周公的志向不小啊。这些大概是真的吧？罗织羽毛刺穿甲胄，这是细微的事情。然而还要设置官职，为什么圣人如此详尽呢？奔跑的人不禁止，这是天下没有礼法。复仇而认为合乎义，这是天下没有君主。没有礼法没有君主，是大乱的途径。率领天下走向大乱，这果真是周公的心意吗？在六国时被削减，在秦朝时被焚烧，出现在末世，留存下来的很少了。圣人不再兴起，谁跟随他们去取法呢？我虽然不说话，大概也不敢不说话。周朝的衰败，诸侯僭越礼制，从伯禽开始。作为臣子接受天子的礼制，在自己的国家施行，后来虽然有僭越的人，很难去责问他们了。决开后世大乱堤坝的，是伯禽的罪过。
有人问：“诸侯没有正风，而鲁国有颂，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厌恶那种僭越，不是颂扬。圣人不得已而命名它，这是圣人的微意。它的根源，是伯禽接受了天子的礼乐吗？以诸侯的身份僭越天子，我从而称它为颂，这就是我的本意。况且四篇的体制，不免有变风的例子，这又有什么颂呢？所以它的序说：‘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命，史克作了它。’这也是不免勉强啊。况且僖公的政治，还没有完全施行他的恩惠，而《春秋》的贬斥，也不能逃脱他的罪责，又哪里知道他的颂是从哪里兴起的呢？颂的美，不过是文王、武王而已。圣人把它列在《鲁颂》中，难道不是因为它强盛吗？书终于秦费，也是同样的人，没有人知道它。
解说《诗经》的人说《鸱鸮》这首诗，是周公记载王业的艰难。从后稷开始，到文王武王，积累数十代才得到天下。后来的君王，应该像鸱鸮一样。鸱鸮有巢，劳苦而后保全，使它不要毁坏，诗的警戒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推及后稷，认为他有经营天下之心，那就错了。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只要有功德于百姓的人，常常经营天下。解说《诗经》的人的罪过啊。
有人问：“武王制作音乐，而孔子说‘未尽善’，为什么呢？”回答说：“问得好啊！这是古人难以言说的。武王凭借数十代的仁德，一朝讨伐纣王，改变天下的政治，好像自己得到它而快乐，又用武来命名。孔子虽然想称赞它，担心后世会说：‘先王有以武力取得天下，自认为有功的’，所以未尽善。《韶》乐不能企及，它也和汤的《濩》乐不同啊。”
有人说：“四老躲避秦朝到商山，在乱世中坚守道义不受辱。”汉朝建立，天下归顺，加礼不能使他们屈服，善从他们的志向。汉朝想改换太子，他们就从容而来，好像不像那样，为什么呢？回答说：“君子的隐居，知道可以停止罢了，心难道忘记天下吗？嗣子，是天下的根本，一动摇天下就乱了。天下的百姓刚从水火中救出，又把他们驱赶到泥沼中，忍心坐视不救吗？”四老可以说通达大义，不是孤僻的人。
有人说：“有扈氏，是诸侯。启，是天子而征伐他，以天子的身份征伐诸侯，应该叫征。而孔子序书说：‘启与有扈战于有扈之野，好像敌人一样。’为什么呢？”回答说：“战，是危险的事情。知道有扈氏强大，不叫征。启，是天子
而失礼也。古者天子六卿，卿将一师，诸侯不恭则奉辞以讨之。天子未尝躬行也。有扈不恭，启失其制，故至大战。夏德衰矣。孔子其忧乎？
译这是失礼的表现。古时候天子设有六卿，每位卿率领一支军队，诸侯如果不恭敬，就奉天子的命令去讨伐他们。天子未曾亲自出征。有扈氏不恭敬，启违背了制度，所以导致了大战。夏朝的德行衰微了。孔子对此感到忧虑吧？
夫逢人之忧，探人之患，掩而取之者，郑伯也。隠居桓之位，谓隠终于是矣。使宛来归祊，欲取许田，未果而隠弑（桓公元年）故孔子原其意而诛之，虽假，孰谓之假哉？今世为郑伯之行者众矣，皆诛于孔子者也。而世之士大夫莫之或非，亦习乆而已矣。
或曰：“干羽之舞，果格苖之道乎？”曰：“格苗不在干羽之舞。子之言信也，然苗之所以服我者，班师而已。舜大圣人也，为天下之君；禹大臣也，奉君命以行师。其举苗犹反掌耳。然自以为克之以威，彼必不服。意吾徳有未至乎？何苗之逆也？退而自悔，然后苗服焉。夫以天下之大，士师之众，仁圣之德，问罪于苗之民，不服犹且班师，此服苗之心也。是故服天下之心，不以威。以威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夫以德用威，且不可，况以暴用师乎？知仁爱之分者，可以为政于天下矣。”《周公之诗》曰：“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知仁存焉耳。“郑伯之诗”曰：“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知爱存焉耳。二者之心，人皆有之，君子所务，择也。
或曰：三良从穆公以死，死非正也。求殉者，君之罪也；从死者，臣之罪也。逢先君之乱志者，后君之罪也。三者均有罪，而三子为良，何也？曰：亦志而已矣。非良三子也。甚哉，穆公之以人殉也！彼三子者，忘大义，狥小节，其器陋矣。岂君子所谓良乎？《诗》曰：「缗蛮黄鸟，止于丘隅。知所止而止，莫吾摽也。」若楚与棘，是秦之庭，女安止乎？非所止而止，戕之者至矣。夫夙夜无违命者，妾妇之道也。男子之事君，正命固不可违，非正之命则可违也。亦尝闻古之君子，冠乎？筮日，加冠于房，出立于阼，有成人之礼，代父之义。宾至，主人戒宾曰：「某有子将加冠于首，愿教之也。」宾祝且戒之曰：「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维祺，介尔景福。」至于再加，戒焉；三加，又戒焉；字，又戒焉。既冠，成人，父母莫不欲其寿考也，兄弟莫不欲其难老也，朋友莫不欲其受福也。以继正之体，从不正之命，伤父母之爱，失君臣之义，违宾师之训，可谓士之良乎？彼三子者，犹贤于搏虎徒渉者耳。
尝闻，名者治之本也。据天下之会，定天下之民，莫先乎正名。名不正，虽圣不能为也。有周之盛，王先是具矣。及其衰也，慢之，是乱之由兴也。《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言天下易从也。无所视而从，则诸侯僭礼，大夫逾制，民溃法。虽有刑罚，何益于救乱哉？
或曰：「周公作金縢，其训后世之为臣者忠于上，虽命可易焉，信乎？」曰：「周公教人者备矣，于是也何有？」昔武王老，成王幼，管、蔡不肖，惟周公身任天下之重也。身任天下之重，万世咸赖，变不谋宁焉，乌足以为周公乎？卫道也，周防患也，深防乱于未然，其惟金縢乎？微是，周室其变矣。
或曰：昔羣臣荐舜于尧，尧曰：「我其试哉！」《书序》亦曰：「歴试诸难。」夫试者，非圣人之事，以天下与人而试之，何也？曰：是圣人之用也，非试也。尧之在位也乆，其流泽于民也深，天下之人知尧而不知舜。尧举舜于■〈亩犬〉畆之中，授以天下之事，一日以嗣位告，则众且哗，虽尧莫之能遏也。曰：「我其试哉！」民未忘乎尧也。舜既理天下之政，其膏泽流于民，无异乎尧之君天下，由是天下归舜也。曰：「我君也，尧！」然后授之以位而去之，故曰「试焉」，非一日之谓也。曰：尧之试舜也，既闻命矣，敢问舜之禅禹不言试，何也？曰：当尧之时，洪水逆行，天下愁病，帝命禹治之。禹由是蹈险阻，疏九川，导九河，驱鼋鼍蛟龙之属，放诸海，汲汲然尽力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及水功既成，民始获陆行而宇居。禹之功被天下，民之视禹也，无异于视舜也。《书》曰：「洚水警予，成允成功，惟汝贤，予懋乃徳，嘉乃丕绩，天之歴数在尔躬，汝终陟元后。」禹之功被于民也大，民之归之也顺，不待终试而天下安之矣。舜授位而去，然尤患天
译趁人之危，窥探人之祸患，掩盖真相而夺取利益的人，是郑伯。他隐居在桓公的位置上，以为隐居最终就会这样。他让宛国来归还祊地，想要夺取许田，没有成功就隐居了，并杀害了桓公（桓公元年）。所以孔子推究他的本意而声讨他，即使是假借名义，谁能说他是假借呢？现在世上做郑伯那样行为的人很多，都是被孔子声讨的对象。然而世上的士大夫没有谁非议他们，也只是习惯久了罢了。
有人说：“拿着盾牌和羽毛跳舞，真的是使苗族归顺的方法吗？”回答说：“使苗族归顺不在于盾牌和羽毛的舞蹈。你的话确实可信，然而苗族之所以归顺我们，是因为撤军罢了。舜是大圣人，作为天下的君主；禹是大臣，奉行君主的命令去行军。他们征伐苗族如同翻手一样容易。然而他们自己认为如果用威势去征服，苗族一定不服从。心想我们的德行还没有达到吗？为什么苗族要违抗呢？退兵自我反省，然后苗族才归顺。凭借天下之大，士师之众，仁圣之德，向苗族的百姓问罪，他们不服从尚且撤军，这就是使苗族归顺的心意。所以使天下人心归服，不靠威势。用威势使人服从，没有能使人真正服从的。用德行来运用威势，尚且不可以，何况用暴力去用兵呢？懂得仁爱界限的人，可以在天下执政了。”《周公之诗》说：“既然夺走了我的儿子，不要毁坏我的房屋。”这是知道仁德存在。“郑伯之诗”说：“不要翻过我的墙，不要折断我的桑树。”这是知道爱护存在。这两种心意，人人都有，君子所致力追求的，在于选择。
有人说：三位贤良跟随穆公而死，死得不正当。要求殉葬的，是君主的罪过；跟随殉葬的，是臣子的罪过；逢迎先君混乱意志的，是后君的罪过。三者都有罪，而三位贤良为什么被称为良呢？回答说：也只是志向罢了。并不是三位贤良。穆公用人殉葬真是过分啊！那三位贤良，忘记大义，屈从于小节，他们的器量狭隘。难道是君子所说的良吗？《诗》说：“婉转黄鸟，停在山角。知道该停的地方就停，不要鞭打我。”如果像楚和棘那样，是秦国的庭院，你安心停在那里吗？不该停的地方却停了，伤害你的人就来了。早晚不违抗命令，是妾妇的道理。男子侍奉君主，正当的命令固然不可违抗，不正当的命令就可以违抗。也曾听说过古代的君子，行冠礼吗？占卜吉日，在房中加冠，出来站在东阶，有成为成人的礼仪，代替父亲的意思。宾客到来，主人告诫宾客说：“我的儿子将要加冠，希望教导他。”宾客祝祷并告诫他说：“抛弃你幼年的志向，顺从你成人的德行，长寿吉祥，给你大福。”到了第二次加冠，告诫；第三次加冠，又告诫；取字，又告诫。已经加冠，成为成人，父母没有不希望他长寿的，兄弟没有不希望他难老的，朋友没有不希望他受福的。继承正当的身体，跟从不正当的命令，伤害父母的爱，失去君臣的道义，违背宾客老师的训诫，可以称为士人的良吗？那三位贤良，还比得上徒手搏虎、徒步涉水的人罢了。
曾听说，名分是治理的根本。占据天下的枢纽，安定天下的百姓，没有比正名更先的。名分不正当，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有所作为。周朝兴盛时，王者的制度已经具备。等到它衰败时，轻慢它，这是混乱兴起的缘由。《诗》说：“周朝的大道像磨刀石，它的直像箭。君子所行走，小民所观看。”说的是天下容易顺从。没有所观看而顺从，那么诸侯僭越礼制，大夫逾越制度，百姓溃散法律。虽然有刑罚，对挽救混乱有什么好处呢？
有人说：“周公作《金縢》，他教导后世做臣子的人忠于上级，即使命令可以改变，是真的吗？”回答说：“周公教导人很完备，在这里有什么呢？”从前武王年老，成王年幼，管叔、蔡叔不贤，只有周公身负天下的重任。身负天下的重任，万世都依赖，变化不谋求安宁，哪里足以称为周公呢？保卫道义，周朝防范祸患，在祸患未发生前深深防范，只有《金縢》吧？没有这个，周朝就会发生变故了。
有人说：从前群臣向尧推荐舜，尧说：“我何不试试呢！”《书序》也说：“经历各种艰难考验。”那考验，不是圣人的事，把天下给人却考验他，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圣人的运用，不是考验。尧在位很久，他的恩泽流布于百姓很深，天下的人知道尧而不知道舜。尧从田野中举荐舜，授予他天下的事务，如果一天就告诉继承王位，那么众人就会喧哗，即使是尧也不能遏制。说：“我何不试试呢！”百姓还没有忘记尧。舜已经治理天下的政事，他的恩泽流布于百姓，与尧统治天下没有不同，因此天下归顺舜。说：“我们的君主，是尧！”然后授予他王位而离开，所以说“考验”，不是一天的意思。说：尧考验舜，已经听到命令了，请问舜禅让给禹不说考验，为什么呢？回答说：在尧的时候，洪水逆行，天下愁苦生病，帝命令禹治理。禹因此跋涉险阻，疏通九川，引导九河，驱赶鼋鼍蛟龙之类，放逐到海里，急切地尽力于外，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等到水功完成，百姓才开始在陆地上行走和居住。禹的功绩遍布天下，百姓看待禹，与看待舜没有不同。《书》说：“洪水警告我，诚信成功，只有你贤能，我勉励你的德行，赞美你的大绩，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你最终登上大位。”禹的功绩对百姓很大，百姓归顺他顺理成章，不等到最终考验而天下就安定了。舜授予王位而离开，然而还担心天
下之议也，巡狩于外以逊之。《书》曰：「五十载，陟方乃死。」此之谓也。夫圣人之用也，有迹无迹，则亦未免乎天下之议也。
译臣下议论说，舜到外地巡视而禅让帝位。《尚书》说：“过了五十年，舜到南方巡视就死在那里。”说的就是这件事。圣人的作为，无论是有迹可循还是无迹可寻，终究也难免受到天下的议论。
或曰：“齐桓城楚丘，何以不与也？”曰：“僣僣则如何？”曰：“在卫诗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匪直’犹不正也；‘塞渊’者，不逹乎礼也。天子之马三千，备国用也，而诸侯有之，自僣也。”曰：“为齐桓者如之何则可？”曰：“狄人既逐，请命于天子，城之，天子城矣。请命于天子，封之，则曰：‘天子城楚丘以封卫’，而桓仁在其中矣。孰谓桓不知礼哉？”《诗》云：“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又曰：“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夫城必命于天子，而经营四方者，诸侯之职，及其成也，必告于王。
或曰：“尧患洪水，求治于四岳。四岳荐鲧，不得已曰：‘试可乃已。’奈何以天下之命试人也？鲧卒不成功，殛死。夫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二者必有一于。是曰：‘是举得也。’当尧之时，洪水泛滥中国，下民昬垫。四岳荐鲧，度其可施于水，非论行也。尧从而用之，急民之患也。当是时，禹以父微，尧安得不用鲧哉？九载绩用，弗成，责成云尔。谓之无功，不可也。其罪也，非专罪于水也。使其功成，则免矣。及禹之兴，其用力少而成功疾，因其利也。禹得水之性，鲧失水之性，故其功异尔。禹之前无鲧，尧其舍之乎？”
昔者舜命九官，济济相逊，和之至也。后世吾不覩其彷佛焉，非独不能逊，而又设穽于道者，岂不哀哉？诗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汤伐桀，先伐葛，伐韦，伐顾，桀不悟，而后放之。文王伐纣，先伐崇，伐宻，伐共，伐黎，纣不悟。武王又观兵于孟津，卒不悔，而后伐之。大戒而不戒者，自亡而已，何有于我哉？戒之，吾之志也；放之，伐之，非吾之志也。非其志而得天下者，汤、武是也。逢人之恶，利人之位者，人亦利其位。
天子都洛阳，言者曰：「斯不足崤雍之固也。」鄙哉，齐东野人之论也！天子以天下守，诸侯以一国守。天子而守固，何以示诸侯之大乎？使天下之兵来环王都，是虽有固，将孰守之？夫洛邑，天下之表也。四通八逹贡赋均焉。有道者足以垂韨而朝诸侯，中君则无所恃而修德，亦戒之大者也。
物莫不宁于泰然，泰不乆也，而否承之。故处泰之时，而上之人不能制法立度，未有能乆者也。夫制法立度，非以新一时之耳目也，所以乆泰也。《易》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时则成王，其事则周公，其功则年七百而世三十。非惟天道，亦人事也。后之有天下者，岂不逢其时哉？然而不能乆者，失乎制法立度也。夫城复于隍，而后欲其有为者，吾未见其能济者也。
治天下之道，复则安，变则危，不可不审也。汤、武之于天下，其善复者乎？天下之人不覩吾所为者，故其道不谋而成也。不善复而变之者，莫愚于秦。使天下之人嘷然以议，纷然以动，议而且动，则民去其上。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春秋之义，有饰诈逃恶者，圣人从而覆之。覆之滋见之耳。齐侯灭纪，纪侯未有闻焉。患诸侯之讙也，塟伯姬以文之。春秋书曰：“齐侯塟纪伯姬，欺也。”一室之中不可欺，孰谓天下可欺乎哉！
或曰：“周公摄政七年而天下大治，使周公居摄而不幸成王崩，周公者宜如何？”曰：“奉叔虞。”曰：“叔虞非所命也，周公代之，如之何？”曰：“恶是何言也！圣人不处疑而成谤，如处疑成谤，则天下之滥者藉其名以起。盖天下之乱者，未有无名而起也。以周公代之，则是处疑成谤也。处疑成谤，斯谓之周公乎？”曰：“圣人以率天下之心，使天下由我而宁，虽疑且谤，何伤？”曰：“非以疑且谤不可，盖义不可也。武王之处我也，乃所以命我也。武王岂不知周公哉？然君而立于天下之大命也，恶后世之乱也，盖不敢私也。若曰‘孺子不若旦，使旦左右之’，亦无异乎旦之临吾民也。周公亦以为然耳。若之何求天子之位而后康天下之民哉？”
天不能以祸福告人，以善恶告之而已。善则以兴，不善以亡，使天下视斯择焉。
译有人说：“齐桓公修筑楚丘城，为什么《春秋》不赞许他呢？”回答说：“僭越礼制会怎么样呢？”回答说：“《诗经·卫风》中说：‘并非正直的人，内心深沉幽暗。骐骝母马三千匹。’‘匪直’就是不正的意思；‘塞渊’，是指不通晓礼制。天子的马匹有三千匹，是为了备足国家之用，而诸侯也拥有三千匹马，这是自取僭越。”问：“作为齐桓公，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狄人已经被驱逐，向天子请示命令，修筑城池，天子就修筑了城池。向天子请示命令，分封卫国，那么就可以说：‘天子修筑楚丘城来分封卫国’，这样齐桓公的仁德就体现在其中了。谁说齐桓公不懂礼制呢？”《诗经》说：“周王命令仲山甫，修筑那东方的城池。”又说：“经营四方，向周王报告成功。”修筑城池一定要向天子请示命令，而经营四方是诸侯的职责，等到成功了，一定要向周王报告。
有人说：“尧担心洪水，向四岳寻求治理的方法。四岳推荐鲧，尧不得已说：‘试试看，如果可行就罢了。’怎么能拿天下的命运去试验人呢？鲧最终没有成功，被杀死了。不了解他而任用他，是不明智；了解他而任用他，是不仁义。这两者必居其一。于是说：‘这次任用是得当的。’在尧的时候，洪水泛滥中原，百姓困苦不堪。四岳推荐鲧，估量他可以治水，并不是考察他的品行。尧听从并任用他，是为了急切地解除百姓的忧患。在这个时候，禹因为父亲地位卑微，尧怎么能不用鲧呢？九年努力，没有成功，只是要求他完成责任罢了。说他没有功劳，是不可以的。他的罪过，并不仅仅在于治水失败。如果他的功业成功了，就可以免罪了。等到禹兴起，他用力少而成功快，是因为顺应了水的特性。禹掌握了水的本性，鲧违背了水的本性，所以他们的功业不同罢了。在禹之前如果没有鲧，尧难道会舍弃治水吗？”
从前舜任命九官，大家恭敬谦让，达到了和谐的极致。后世我没有看到类似的情形，不仅不能谦让，而且在道路上设置陷阱，难道不令人悲哀吗？《诗经》说：“我思念古人，确实符合我的心意。”
商汤讨伐夏桀，先讨伐葛国，讨伐韦国，讨伐顾国，夏桀没有醒悟，然后才放逐他。周文王讨伐商纣，先讨伐崇国，讨伐密国，讨伐共国，讨伐黎国，商纣没有醒悟。周武王又在孟津展示兵力，商纣最终没有悔改，然后才讨伐他。受到重大警戒却不警戒的人，是自取灭亡罢了，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警戒他，是我的志向；放逐他，讨伐他，不是我的志向。不是出于自己的志向而得到天下的，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迎合别人的恶行，图谋别人的权位的人，别人也会图谋他的权位。
天子定都洛阳，进言的人说：“这里不如崤山、雍地的险固。”浅陋啊，这是齐国东部乡下人的议论！天子凭借天下人来守卫，诸侯凭借一个国家来守卫。天子如果依靠险固来守卫，拿什么来显示诸侯的宏大呢？假使天下的军队来包围王都，即使有险固，将谁来守卫呢？洛邑，是天下的表率。四通八达，贡赋均衡。有道的君主足以垂衣拱手而让诸侯朝拜，中等君主则无所依赖而修养德行，这也是重大的警戒。
万物没有不在安泰中宁静的，但安泰不能长久，否塞就会承接而来。所以在安泰的时候，在上位的人如果不能制定法度，没有能够长久的。制定法度，不是为了刷新一时的耳目，而是为了使安泰长久。《易经》说：“君主以此裁成天地的道理，辅助天地适宜的规律，来左右百姓。”那个时代是成王，那件事是周公，那功业是延续七百年而传位三十代。这不仅是天道，也是人事。后来拥有天下的人，难道没有遇到这样的时机吗？然而不能长久的，是因为失去了制定法度的缘故。城墙倒塌回到护城河，然后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我没有见过他能成功的。
治理天下的道理，恢复常态就安定，改变常态就危险，不可不审慎。商汤、周武王对于天下，是善于恢复常态的人吗？天下的人看不到我所做的，所以我的道理不谋而合地成功了。不善于恢复常态而改变它的人，没有比秦更愚蠢的了。让天下的人喧哗议论，纷纷行动，议论而且行动，那么百姓就会背离他们的君主。然而不灭亡的，是没有的。
《春秋》的道义，对于掩饰欺诈、逃避罪恶的人，圣人就揭露它。揭露它，是为了更加明显地显现它罢了。齐侯灭掉纪国，纪侯没有听说。担心诸侯的喧哗，用安葬伯姬来文饰它。《春秋》记载说：“齐侯安葬纪伯姬，是欺骗。”一个家庭之中不可欺骗，谁说天下可以欺骗呢？
有人说：“周公摄政七年而天下大治，假使周公居位摄政而不幸成王去世，周公应该怎么做呢？”回答说：“拥立叔虞。”问：“叔虞不是被任命的人，周公代替他，怎么样呢？”回答说：“这是什么话！圣人不处于嫌疑之中而造成诽谤，如果处于嫌疑造成诽谤，那么天下那些滥竽充数的人就会借这个名义兴起。大概天下的动乱，没有没有名义就兴起的。用周公代替成王，这就是处于嫌疑造成诽谤。处于嫌疑造成诽谤，这能称为周公吗？”问：“圣人率领天下的心，使天下因为我而安宁，即使有嫌疑和诽谤，有什么伤害呢？”回答说：“不是因为有嫌疑和诽谤不可以，而是道义上不可以。武王对待我，就是用来命令我的。武王难道不了解周公吗？然而君主立于天下的大命之中，厌恶后世的动乱，大概不敢自私。如果说‘年轻人不如旦，让旦辅佐他’，也和旦直接治理我们的百姓没有区别。周公也认为这样。为什么要谋求天子的位置然后才安抚天下的百姓呢？”
天不能把祸福告诉人，只是把善恶告诉人罢了。善就兴盛，不善就灭亡，让天下人看着这个来选择。
人有苦烈寒，则嗟曰：「吾庐不足以御风雨，衣不足以被肤体，吾何贫困至此极矣！」遇酷暑则无嗟焉，曰：「固也，其气则然。」非乐暑而戚寒，暑则举天下共之。寒则私为政者，能推此道，则天下无怨民矣。
复雠之言起于六国之时，非生于王者之世也。天立之君，以持民之生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为吏而贼民者戮。三者皆由上出，未有俾之自治也。圣人之言主于治，不主于乱，而复雠者民自治也。民自治而无君也，乌有上无君而下胥持以生哉？吾故曰：复雠之言，盖出于乱世，处士之言，非圣人之言也。
或曰：“民之于君，犹子之于父欤？”曰：“然，是则君与父等也。”今齐人有慢楚人之父，楚人亦慢齐人之父。齐人慢楚人之君，而楚不慢齐人之君，何也？曰：“楚人之君，视其民鞠育仁爱之心，亦若齐人之视其子乎？”曰：“否。”“否则，求其报也，奚得哉？”有民而不爱，非吾君也。辟如行路之人为行路之人复雠，是亦必无而已矣。《诗》曰：“无言不雠，无徳不报。”夫不施于人而人报之者，未之有也。
才也治，不才能也治，不能分则然也。今才也治，不才责其不已；若能者治不能，责其不己。若是之谓以己望人。以己望人，则分相似也，乌用君师哉？《书》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夫天固佑民而作之君师，非夷民而责之也。
古之圣人，起必曰「受天下」，不曰「取天下」。诗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文王之谓也。
已矣乎！吾不得而见之也。昔者虞舜之朝，劳者逊功，贤者逊德，故天下之人化之。畊者逊畔，行者逊涂，商逊利于市，工逊技于肆，下莫不兴逊以事其上。已矣乎！吾不得而见之也。夫上兴逊，则下德厚，故君子入其朝，覩百官之有逊者，不问其国治矣。
其君残贼于天下，故不得已而伐之者，汤也。虽残贼之人，吾放之，其志不有乎天下也？天下之人归之，其心赧然不自安，愿得夏之贤子孙戴之治天下而不可得也。伐暴吊民，得天下，其心若汤可也。
寿者以得其正命者也。不得正命，虽寿，犹夭也。或曰：「子路在卫，结缨而死，正乎？」曰：「正，则吾不知也。」卫乱，子路可以无死，死而结缨，惜乎，在不正之后也。不正之正，君子不由也。
齐桓之强，莫大于葵丘之盟，莫多于五禁之词。其终事也，曾微一言事天子于京师，是约诸侯以自尊也。人曰：“齐桓会诸侯，尊王室。”吾不信也。窃天位者之于天下也，惴惴焉，惟恐人之一蹙而覆己也。人常曰：“小人得志，小人岂尝须臾得志哉？”
或曰：「夫欲取之，必固与之。然则与之者，取之始也。惟圣人能知与为取乎？此非圣人之心，强国之道也。古者圣人之于民也，必固与之，非有以取之也。吾所养而不与之，其谁与之？云耳。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彼其所以懐者，性也，非报我也。伯者之民，常与而取之，惟恐其不至。且人怨之所由兴也，圣人之心，其犹是乎？」《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亦曰：「养之而已耳，岂曰取之云乎？」
舜为天子，尽得天下之善言者，无他，善忘吾势而已。昔者居雷泽，今也庙廊之上；昔者野人相与游，今也南面而朝诸侯。其居处礼制则异，而其气则同也。人何惮而不尽言乎？圣人藏用于言表，而使后世逹者自得之。非自得而指之，则惑；惑则乱；乱则不智，莫大焉。
或曰：文王为西伯，太公、伯夷，天下之元老，相率而归之，其心同。文王建一善谋，行一善制，二老相与佐之，其心亦同，思救天下之民也，不啻如出诸水火。武王伐纣，太公为之将，兵天下已归周，北面而受封焉。伯夷独以为不义，不食周粟而死，其心若不同，何也？曰：纣之残贼天下，仁人之心危若缀旒然。太公相武王，惟恐天下一日不得武王也，思救天下之民也，如此。伯夷自谋曰：「武王之佐，有若旦、望，有若君奭、南宫适、有若散宜生、虢叔，居其左右前后，不少我也。吾亦
译有人苦于严寒，就叹息说：“我的房屋不足以抵御风雨，衣服不足以覆盖身体，我为什么贫困到这种地步呢！”遇到酷暑就没有叹息，说：“本来就是这样，气候本来如此。”并不是喜欢暑热而厌恶寒冷，暑热是天下人共同承受的。寒冷则是执政者个人造成的。如果执政者能推广这个道理，那么天下就没有怨恨的百姓了。
复仇的说法兴起于战国时期，不是产生于王道盛行的时代。上天设立君主，是用来维持百姓生存的。杀人的人处死，伤人的人受刑，做官吏而残害百姓的人被杀。这三者都由上级决定，没有让百姓自己裁决的。圣人的言论主张治理，不主张混乱，而复仇是百姓自己裁决。百姓自己裁决就没有君主了，哪有上面没有君主而下面互相依靠来生存的呢？所以我说不，复仇的说法，大概出自乱世，是隐士的言论，不是圣人的言论。
有人说：“百姓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吗？”回答说：“是的，那就是君主和父亲同等。”现在齐国人侮辱楚国人的父亲，楚国人也会侮辱齐国人的父亲。齐国人侮辱楚国人的君主，而楚国人却不侮辱齐国人的君主，为什么呢？回答说：“楚国人的君主，看待他的百姓有养育仁爱之心，也像齐国人看待他的儿子吗？”回答说：“不是。”“如果不是，寻求回报，怎么能得到呢？”有百姓却不爱护，就不是我的君主。好比路上的行人替路上的行人复仇，这一定是没有的事罢了。《诗经》说：“没有言语没有回应，没有恩德没有回报。”不施恩于人而人回报他的，从来没有过。
有才能的人治理，没有才能的人也被治理，不能区分就是这样。现在有才能的人治理，没有才能的人责怪他不让自己治理；如果有能力的人治理没有能力的人，责怪他不让自己治理。这就叫做用自己期望别人。用自己期望别人，那么职分就相似了，哪里还需要君主和老师呢？《尚书》说：“上天保佑下民，设立君主，设立老师。”上天本来保佑百姓而设立君主和老师，不是把百姓等同起来而责怪他们。
古代的圣人，兴起一定说“承受天下”，不说“夺取天下”。《诗经》说：“他的德行不邪僻，因此承受四方邦国。”这是说周文王的。
算了吧！我不能再见到那样的景象了。从前虞舜的时代，劳苦的人谦让功劳，贤德的人谦让美德，所以天下的人被感化。耕种的人谦让田界，走路的人谦让道路，商人在市场谦让利益，工匠在作坊谦让技艺，下面没有不兴起谦让来侍奉上级的。算了吧！我不能再见到那样的景象了。上面兴起谦让，那么下面德行深厚，所以君子进入那个朝廷，看到百官有谦让的，不用问就知道国家治理得好。
他的君主在天下残暴贼害，所以不得已而讨伐他的，是商汤。即使是残暴贼害的人，我放逐他，他的志向难道不在天下吗？天下的人归附他，他的内心惭愧不安，希望得到夏朝的贤良子孙拥戴他来治理天下而不可得。讨伐暴君慰问百姓，得到天下，他的内心像商汤那样就可以了。
长寿的人是因为得到了正常的寿命。得不到正常的寿命，即使长寿，也如同夭折。有人说：“子路在卫国，系好帽带而死，是正当的吗？”回答说：“正当，我就不知道了。”卫国动乱，子路可以不死，死了还系好帽带，可惜啊，在不正当的事情之后。不正当的正当，君子不遵循。
齐桓公的强大，没有比葵丘之盟更大的，没有比五禁之词更多的。他最后的事情，曾经没有一句话侍奉天子于京师，这是约束诸侯来自尊大。人们说：“齐桓公会合诸侯，尊崇王室。”我不相信。窃取天位的人对于天下，战战兢兢，只怕别人一蹙眉就颠覆自己。人们常说：“小人得志，小人难道曾经片刻得志吗？”
有人说：“想要夺取它，一定先给予它。那么给予它，是夺取的开始。只有圣人能知道给予就是夺取吗？这不是圣人的心意，是强国的方法。古代圣人对于百姓，一定先给予他们，不是用来夺取他们。我所养育而不给予他们，那谁给予他们？罢了。天下的百姓，拥戴他像父母，仰视他像神明。他们所以怀念的，是本性，不是报答我。霸主的百姓，常常给予而夺取，只怕他们不来。而且怨恨由此兴起，圣人的心意，难道也是这样吗？”《尚书》说：“德行在于善政，政事在于养育百姓。”也说：“养育他们罢了，哪里说夺取他们呢？”
舜做天子，完全得到天下善于进言的人，没有别的，善于忘记自己的权势罢了。从前居住在雷泽，现在在朝廷之上；从前和野人一起游玩，现在南面而坐朝见诸侯。他的居住礼仪制度虽然不同，但他的气度相同。人们为什么害怕而不尽言呢？圣人把作用藏在言语之外，而让后世通达的人自己得到它。不是自己得到而指点它，就会迷惑；迷惑就会混乱；混乱就不明智，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有人说：文王做西伯，太公、伯夷，是天下德高望重的老人，相继归附他，他们的心相同。文王建立一个好的谋略，实行一个好的制度，两位老人一起辅佐他，他们的心也相同，想拯救天下的百姓，不像从水火中救出那样急切。武王讨伐纣王，太公做他的将领，天下军队已经归附周朝，北面接受封赏。伯夷独自认为不义，不吃周朝的粮食而死，他们的心如果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纣王残暴贼害天下，仁人的心危险得像悬挂的丝线一样。太公辅佐武王，只怕天下有一天不得武王，想拯救天下的百姓，就是这样。伯夷自己谋划说：“武王的辅佐，有像旦、望，有像君奭、南宫适，有像散宜生、虢叔，住在他的左右前后，不缺少我。我也
何为哉？吾其救万世之民乎！」于是非武王而去之。武王犹非，况不至武王乎？其救万世之民也，如此。故去就于周者异，所以救民者同，是二老之心一也。
译要做什么呢？我大概是要拯救万世的百姓吧！」于是他们批评武王并离开了他。武王尚且被他们批评，何况那些连武王都不如的人呢？他们拯救万世百姓的心意，就是这样的。所以，离开或留在周朝的做法虽然不同，但用来拯救百姓的初衷却是相同的，这说明两位老臣的心意是一致的。
或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始也三聘而后起，终则五就。桀桀不用，就汤亦如之。义若不同，何也？」曰：「古之以道自任者，举若是也。始也不应聘，大吾用而已，非忘天下也。大吾用者，尊吾道也。吾之道，尧舜之道也。尧舜之道，存乎己。吾欲不自尊，如尧舜何？及其出也，不敢有己，急吾救民也。民之病甚，则吾不可一日无君也。故虽不同，其用一也。」
或曰：齐侯攘狄而封卫，可谓仁矣。齐侯之仁见于诗，孔子定诗，宜列诸齐，而反列诸卫，何也？曰：斯孔子之意而
人莫之知也。盖孔子不与齐侯之封也。封卫，齐侯也。诗列诸卫，以见齐侯之仁，在卫而不在周也。苟列诸齐，则齐侯之行正矣。
孔子遇师冕，及阶曰：“阶也。”及席曰：“席也。”有人曰：“某在斯，某在斯。”曰：“是相师之道也。”使天下之人无所见者，皆知所从，是孔子之心也。孔子之心，汲汲乎救天下，吾于师冕见之矣。
秦国之危，乆矣。兼葭之诗，无以固之。国人刺焉。其存十余世，非势也，幸也。由始皇而上，幸而敌国者存焉。使速得志，亦速亡而已矣。
吾于咸恒见君子之出处矣。君子之处也，君下之，不敢有君之已求；及其出也，君之己用，不敢有臣之己用。君不敢有也，故能成其道；臣不敢有也，故能成其业。
诗者，下民之情，而君子述之者也。民之为言也暴，君子之为言也顺。知夫诗者，君子之爱夫君也。
天之立君，以养人也，非使之掊天下以养己也。古之王者，赋于民不过什一，其外不敢一龠以取诸人，故君之于民常足矣。后世取于民无制，无制逆气也。逆气养己，巳暴，又从而诛戮之，由是上下交不足而国乱。夫天下之乱，未有不由民不足也。
田不井画，国不封建，使民病也，乆矣。无济天下之心者，莫能复也。嗟乎！吾读其书矣，未行其志也。今有大有为之君，得三十年可以定矣。天下十帅，使自近者始，一年平之，二年教之，三年用之，又转而之他，亦然。百里之国，择其君，授之以制，俾徃为之治，吾国安，吾民利，吾子孙，乌有不尽心者乎？一帅三年，十帅三十年，吾见文王之道行乎今矣。吾尝终夜以思，不若旦日行也。《诗》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履天下之籍，庙祀乎孔子，加以王爵，北面尽礼以见之。曰：“是尝明吾君臣之礼，序吾父子之亲，宪吾治天下之法。厥德茂焉，蔑有过之者矣。”斯言得其宜，使竒乱者不得行其间。而世有佛老者，乃夷貊之道，其为法拂吾君臣之礼，渎吾父子之亲，乱吾治天下国家之法。其祀遍天下，而其徒伍乎民，而上之人乃率天下之人祀之，益严以恭，又何反也？
天下有三疾，死丧不预焉。吏暴而政恶，一疾也；赋重而役数，二疾也；诏令数易，民无信焉，三疾也。
诸葛不知道孰为知道乎？征不服曰：「无畏，宁尔也。」即其长而帅之，弗我有也。不动小利，不苟小得，曰：「无棘人，缓中国也。」其志大矣！当其未出也，三访而后应，得伊尹之心焉。任天下之重，小丈夫者，焉能之乎？功未成而死，匪人也，天也。
仁者之兵，养于天下，其次养于四邻。危国之兵，养于邉鄙。
君子之德，莫原于诚。诚则物之来也，如鉴。
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身之公。
我之肤髪，则爱之；他人肤髪，则不爱。我之饮食，则用之；他人饮食，则不用。是谓不知类。我之妻子，则爱之；他人妻子，则不爱。我之知识，则与之；他人知识，则不与。是谓不知恕。
知夫诗者，则知人之情。知人之情，则知人之性。知人之性，则知物之性。知物之性，则知天地之情矣。
往而不来者，其周公乎？周公不可得而见也，得见孟子，斯可矣。孟子，吾不得而见也，得见董子，斯可矣。董子，吾不得而见也，吾窃求诸人也。《诗》云：「心之忧矣，不可弭忘。」圣人有与人同者，是亦与民而已矣。
仁人之兵，天下无敌焉。谓之天吏。然而命之伐暴除乱者，天也；俾之为人为善
译有人说：“伊尹在有莘的田野里耕作，起初三次聘请才出山，最终却五次就任。夏桀不用他，就任于商汤也是如此。道义似乎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古代以道义自任的人，都是这样的。起初不应聘，是因为要放大我的任用罢了，并非忘记天下。放大我的任用，就是尊重我的道义。我的道义，是尧舜的道义。尧舜的道义，存在于我自己心中。我想不尊重自己，那尧舜的道义怎么办？等到他出山时，不敢存有私心，是因为急于救民。百姓的疾苦严重，我就不能一天没有君主。所以虽然看似不同，其作用是一致的。”
有人说：“齐侯驱逐狄人并封立卫国，可以说是仁德了。齐侯的仁德在《诗经》中有体现，孔子编订《诗经》，理应把它列入《齐风》，反而列入《卫风》，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孔子的用意，而人们不知道罢了。大概孔子不赞同齐侯的封立行为。封立卫国，是齐侯做的。《诗经》把它列入《卫风》，是为了显示齐侯的仁德，在于卫国而不在于周王室。如果列入《齐风》，那么齐侯的行为就是正当的了。
孔子遇到盲人乐师师冕，走到台阶时说：“台阶到了。”走到坐席时说：“坐席到了。”有人在场时说：“某某在这里，某某在这里。”孔子说：“这是辅助盲人的方法。”让天下看不见的人，都知道跟随什么，这是孔子的用心。孔子的用心，急切地想要拯救天下，我在师冕这件事上看到了。
秦国的危局，已经很久了。《蒹葭》这首诗，无法巩固它。国人讽刺它。它存续了十几代，不是依靠势力，而是侥幸。从秦始皇往上，侥幸地有敌国存在。如果秦国迅速得志，也会迅速灭亡罢了。
我在《咸》《恒》卦中看到了君子出仕与隐居的道理。君子隐居时，君主轻视他，他不敢有君主已经求取自己的念头；等到他出仕时，君主任用他，他不敢有臣子已经被任用的念头。君主不敢存有私心，所以能成就其道义；臣子不敢存有私心，所以能成就其功业。
《诗经》，是下层百姓的情感，而君子叙述它。百姓的言论粗暴，君子的言论顺从。懂得《诗经》的人，是君子爱护君主的表现。
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百姓，不是让他搜刮天下人来供养自己。古代的王者，向百姓征税不超过十分之一，除此之外不敢用一龠（极小的容量单位）向人索取，所以君主对百姓常常是充足的。后世向百姓索取没有节制，没有节制就违背了正气。违背正气来供养自己，自己变得暴虐，又进而诛杀百姓，因此上下都匮乏而国家混乱。天下的动乱，没有不是由于百姓匮乏造成的。
田地不实行井田制，国家不实行分封制，让百姓受苦，已经很久了。没有救济天下之心的人，不能恢复它。唉！我读了这些书，却没有实行这些志向。现在如果有大有作为的君主，得到三十年就可以安定天下了。天下有十个统帅，让他们从近处开始，一年平定，二年教化，三年任用，然后再转向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百里见方的国家，选择它的君主，授予他制度，让他前往治理，我的国家安定，我的百姓获利，我的子孙，哪有不尽心的呢？一个统帅三年，十个统帅三十年，我看到文王的道义在当今实行了。我曾经整夜思考，不如白天实行。《诗经》说：“你们百人所想的，不如我所做的。”
拿着天下的户籍，在太庙祭祀孔子，加上王爵，面向北方尽礼来见他。说：“他曾经阐明我们的君臣之礼，序次我们的父子之亲，制定我们治理天下的法则。他的德行茂盛，没有超过他的人。”这话得当，使得奇异混乱的人不能在其中行事。而世上有佛老之教，那是夷狄之道，它们的法则违背我们的君臣之礼，亵渎我们的父子之亲，扰乱我们治理天下国家的法则。它们的祭祀遍布天下，而他们的信徒混杂在百姓中，而上面的人却率领天下人祭祀他们，更加严肃恭敬，这又多么反常呢？
天下有三种弊病，死丧不在其中。官吏暴虐而政治恶劣，是一种弊病；赋税沉重而劳役频繁，是第二种弊病；诏令频繁变更，百姓没有信用，是第三种弊病。
诸葛亮不知道什么是知道？征不服说：“不要害怕，是为了安宁你们。”就任用他们的首领率领他们，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所有。不贪图小利，不随便获取小利，说：“不要急于求成，是为了缓和中原。”他的志向很大！当他未出山时，三次访问后才应允，得到了伊尹的心意。承担天下的重任，小丈夫怎么能做到呢？功业未成而死，不是人的原因，是天的原因。
仁者的军队，由天下供养，其次由四邻供养。危国的军队，由边境供养。
君子的德行，没有比真诚更根本的。真诚，那么事物的到来，就像镜子一样。
君子有天下的私心，小人有自身的公心。
我的皮肤头发，就爱护它；他人的皮肤头发，就不爱护。我的饮食，就使用它；他人的饮食，就不使用。这叫做不知同类。我的妻子儿女，就爱护他们；他人的妻子儿女，就不爱护。我的知识，就给予他们；他人的知识，就不给予。这叫做不知恕道。
懂得《诗经》的人，就懂得人的情感。懂得人的情感，就懂得人的本性。懂得人的本性，就懂得万物的本性。懂得万物的本性，就懂得天地的情感了。
去了而不回来的，大概是周公吧？周公不可得见，得见孟子，就可以了。孟子，我不可得见，得见董仲舒，就可以了。董仲舒，我不可得见，我私下向人寻求。《诗经》说：“心中的忧愁，不可消除遗忘。”圣人有与常人相同的地方，这也是与百姓相同罢了。
仁人的军队，天下无敌。称之为天吏。然而命令他讨伐暴乱的人，是天；使他为人行善
胶柱，不能求五音之和；方轮，不能致千里之逺。拘庸庸之论者，无通变之略；持规规之见者，无过人之功。《诗》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
尧有黜陟之法，独其法存焉。尧有未尝用也。或曰：“何谓也？”曰：“尧得天下贤能而官之，使之；不肖者不与焉。虽有凶恶在其间，亦莫敢露其锋，则黜陟何施哉？”盖法不可不着也。
谗言之兴，犹曰君子无信焉。而恺悌者，君子之善名也。谗言可畏如此。
君子之取人也，不以其善掩其恶，不以其过掩其功。是故孔子称管仲以仁，而又目以小器。夫称之以仁者，美其一时之小功；而目之小器者，责其终身之全善也。如孟子称伯夷以清，而又目之以隘。夫称之以清者，美其得圣人之一节；而目之以隘者，责其有所不通也。
爵禄天也，不可以无分。惟王者亲戚，则可以得之，是亦有分也。《诗》云：“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鹑，微物也，不可以无分得，况其大者乎？《诗》云：“笾豆有践，兄弟无逺。”民之失德，干糇以愆。庶民之亲，以干糇，况天子乎？吾之养天下者大，推而及其亲者小。亲其亲，以及人之亲，斯可以无分得，是亦有分也。
或曰：“异哉，生民之诗过也。”曰：“何谓也？”曰：“诡也。”曰：“蔽哉，子之为诗也。诗之辞末，志本也。志之所之，辞或过焉，其归正而已。”诗曰：“生民，尊祖也。”信矣。告始生而神明者，辞也。吾祖尝有大功于天下，我推以配天者，志也。在他人则不可，在周之子孙可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逹哉，孟子之言诗也。今之祖考有茂勲于国，则为之述曰：“天命我君，泽斯道于民。”此所谓天，岂谆谆然命之乎？天固俾吾君为之乎？
烛秉之者，莫若随之者，见之明矣。奕为之者，不若覩之者之详也。人之智，长于人，短于己。求人之是非易，求己之是非难。李翱曰：「凡虑己事则不明，断他人事则必明。己私而他人公也。」
或曰：「商之有颂，何也？」曰：「圣人存一意而有三益矣。何谓三益？曰：大商祖之德，一也；与纣之不憾，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志，三也。曷谓大商祖之德？曰：颂是也。曷谓与纣之不憾？曰：悯废也。曷谓明武王、周公之志？曰：存商也。」
毋苟安而学也，志求诸道；毋苟幸而名也，志辅诸教；毋苟禄而仕也，志安诸民。君子志斯三者，则可立于身而孝于亲也。
尧舜之仁，未必不用刑也。盖有恩以胜之。桀纣之暴，未必不用恩也。盖有刑以胜之。恩胜刑，谓之仁；刑胜恩，谓之暴。仁暴之分，在恩刑之相胜耳。
尧之朝，四凶黜，非一舜之力也，盖贤者众焉耳。纣之朝，三仁黜，非一崇侯之力也，盖邪者盛焉耳。
举天下知孔子之言，而不行孔子之道，是不知孔子之道也。《诗》曰：「维其有之，是以似之。」既不能有之，焉能似之哉？
吾观孟子有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之说，则知神尚有责，况于人乎？夫为人而无责，则是无耻也。无耻，斯禽兽夷狄矣。
或曰：“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不亦乐乎？”曰：“中有乐乎耳，非乐乎有天下也。乐养天下也。昔虞舜起■〈亩犬〉畆之中，居尧之位，罢朝则鼓琴，愉愉如也。非乐为天子也，道无负于天，德无惭于民，以道徳乐于中，是也。以位乐乎哉？”曰：“然则舜无忧乎？”曰：“当其未得天下之善言，则忧；不得，既得之，又何忧哉？”
圣人之治天下，天时莫重焉。生民之本也，时之授于人，天下之大务也。故废时者，受上刑。古者时令，莫若豳诗之备也。文武之上世，世享天泽者，先是具也。故有司歌之，以贡于上。上之人润泽以布乎天下，天下有不足于衣食者，吾不信也。周公虽往，其法存焉。无所御而不为善焉，用哉！《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
传有之曰：「古者建国诸侯，必待天子命教，然后为学。非礼则然。」是汉之瞀儒之言也。有
译胶柱鼓瑟，就不能求得五音的和谐；方形的轮子，就不能达到千里的遥远。拘泥于平庸浅陋言论的人，没有通达权变的谋略；固守刻板狭隘见解的人，没有超越常人的功绩。《诗经》说：“水深之处，造筏行船；水浅之处，游泳渡河。”
尧有罢黜升迁的法度，只是这法度留存下来罢了。尧实际上并没有使用它。有人说：“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尧得到天下的贤能之人并任命他们为官，加以任用；不贤的人不予任用。即使有凶恶之人在其中，也不敢显露锋芒，那么罢黜升迁的法度又施加给谁呢？”大概法度不可不设立。
谗言兴起，还说是君子没有信用。而和乐平易，是君子的美名。谗言竟然可怕到这种地步。
君子选取人才，不因为他的优点而掩盖他的缺点，不因为他的过错而掩盖他的功劳。所以孔子称赞管仲有仁德，却又说他器量狭小。称赞他有仁德，是赞美他一时的小功劳；说他器量狭小，是责备他未能具备终身的完美德行。就像孟子称赞伯夷清高，却又说他狭隘。称赞他清高，是赞美他具备了圣人的一种节操；说他狭隘，是责备他有所不通达。
爵位俸禄是上天分配的，不可以没有分别。只有君王的亲戚，才可以得到它，这也是有分别的。《诗经》说：“不狩猎不捕猎，为什么看见你的庭院里悬挂着鹌鹑？”鹌鹑是微小的东西，尚且不可以没有分别地得到，何况更大的东西呢？《诗经》说：“竹笾豆器摆放整齐，兄弟不要疏远。”百姓丧失德行，是因为干粮薄饼的微小利益而犯错。平民的亲近，尚且因为干粮薄饼，何况天子呢？我养育天下的大恩，推及到亲近之人的小恩。亲近自己的亲人，以及他人的亲人，这样就可以没有分别地得到，这也是有分别的。
有人说：“奇怪啊，《生民》这首诗过分了。”回答说：“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诡诈。”回答说：“你对于《诗经》的理解太蔽塞了。《诗经》的文辞是末节，志向才是根本。志向所指向的地方，文辞或许会过分，但其归宿是正确的罢了。”《诗经》说：“《生民》这首诗，是为了尊崇祖先。”确实如此。告知祖先诞生时的神明，是文辞。我的祖先曾经对天下有大功，我推崇他配享上天，是志向。对于其他人则不可以，对于周朝的子孙是可以的。孟子说：“解说《诗经》的人，不因为文字而损害文辞，不因为文辞而损害志向，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测作者的志向，这才算是得到了它。”通达啊，孟子解说《诗经》的话。现在祖先对国家有显赫的功勋，就为他叙述说：“上天命令我的君主，将恩泽施予百姓。”这里所说的天，难道是谆谆教诲地命令他吗？天本来就让我的君主这样做吗？
拿着蜡烛的人，不如跟随他的人，看得更明亮。下棋的人，不如观看的人，看得更详细。人的智慧，对别人长处，对自己短处。探求别人的是非容易，探求自己的是非困难。李翱说：“凡是考虑自己的事情就不明察，判断别人的事情就一定明察。对自己是私心，对别人是公心。”
有人说：“商朝有颂诗，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存留一个意图而有三方面的益处。什么是三方面的益处？说：光大商朝祖先的德行，是一；与纣王没有遗憾，是二；阐明武王、周公的志向，是三。为什么说光大商朝祖先的德行？回答说：颂诗就是。为什么说与纣王没有遗憾？回答说：怜悯废黜。为什么说阐明武王、周公的志向？回答说：保存商朝。”
不要苟且安适而学习，要立志追求大道；不要苟且侥幸而求名，要立志辅助教化；不要苟且贪禄而做官，要立志安定百姓。君子立志这三者，就可以立身处世并对父母尽孝了。
尧舜的仁德，未必不使用刑罚。大概是用恩德来胜过刑罚。桀纣的暴虐，未必不使用恩德。大概是用刑罚来胜过恩德。恩德胜过刑罚，叫做仁；刑罚胜过恩德，叫做暴。仁与暴的区别，在于恩德与刑罚的相互胜负罢了。
尧的朝廷，四凶被罢黜，不是靠一个舜的力量，大概是贤者众多罢了。纣的朝廷，三仁被罢黜，不是靠一个崇侯的力量，大概是邪佞者兴盛罢了。
全天下都知道孔子的言论，却不实行孔子的道，这是不知道孔子的道。《诗经》说：“因为他拥有它，所以能像他。”既然不能拥有它，怎么能像他呢？
我观察孟子有旱灾水灾就变更社稷的说法，就知道神明尚且有责任，何况人呢？做人而没有责任，就是无耻。无耻，就是禽兽夷狄了。
有人说：“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快乐吗？”回答说：“心中确实有快乐，但不是因为拥有天下而快乐。是因为养育天下而快乐。从前虞舜从田野中兴起，居于尧的位置，退朝就弹琴，愉悦的样子。不是因为做天子而快乐，是因为道义没有辜负上天，德行没有愧对百姓，以道德在心中快乐，是这样的。因为地位而快乐吗？”回答说：“那么舜没有忧虑吗？”回答说：“当他没有得到天下的善言时，就忧虑；得到了，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圣人治理天下，天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百姓的根本，是上天授予人的，是天下的重大事务。所以废弃天时的人，承受最重的刑罚。古代的时令，没有比《豳风》诗更完备的了。文王武王的上世，世代享受上天恩泽的人，先前就是具备这些。所以有关部门歌唱它，进献给上级。上级的人将恩泽遍布天下，天下有衣食不足的，我不相信。周公虽然去世，他的法度留存下来。无所驾驭而不为善，使用它吧！《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之人，还有旧的法度。”
传书上说：“古代建立诸侯国，一定要等待天子命令教化，然后才设立学校。不符合礼制就不是这样。”这是汉代糊涂儒者的言论。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未有不先教而后治者也。学者，国之大本；教者，国之大务。诸侯受命于天子，天子锡之土，告之曰：「至尔封，无忽尔教，予则大赉汝。」如是曰：「必有命」，是妄也。教如饮食，人待以生，而曰姑待天子之命而后进之，可乎？诸侯受封于天子，有待命而后为之者，有不待命而为之者。修甲兵，讨有罪，此待命而后为之者也；立学校，正法度，此不待命而为之者也。《诗》曰：「王亲命之，纉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懈，虔共尔位。」
译百姓在那里，社稷在那里，没有不先教化而后治理的。求学的人，是国家的根本；教化的人，是国家的重要事务。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任命，天子赐给他们土地，告诫他们说：“到了你的封地，不要忽视教化，我就重重地赏赐你。”如果说：“必须有命令”，这是错误的。教化就像饮食，人们依靠它生存，却说暂且等待天子的命令然后再推行，可以吗？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封地，有等待命令然后才做的事，有不等待命令就做的事。整治甲兵，讨伐有罪的人，这是等待命令然后才做的事；设立学校，端正法度，这是不等待命令就做的事。《诗经》说：“君王亲自命令你，继承你的祖先，不要废弃我的命令，早晚不懈怠，恭敬地侍奉你的职位。”
诗之讥刺，为可救也，不可救则诗不作矣。天子下堂见诸侯，自卫倾削，诸侯日强，王之所存者名尔。孔子不吾正，谁其正之？「柏舟之诗，卫作也。」孔子列于邶■〈庸阝〉不与卫之邦，诸侯所以存王命者也。卫有二国，明主在上，不得有之信义也。《春秋》齐侯城楚丘而不书齐，诗实卫而曰邶■〈庸阝〉其义一也。
或曰：“治天下者，教民而不从，岂不胜其欲乎？”曰：“教之速其成，犹不教也。不教，乱也；教之速其成，亦乱也。教之胜人，犹药之胜疾。今以一年之药，治积岁之疾，疾不间，曰‘药不胜疾’，又从而废之，虽有扁鹊，无所施其能矣。夫一日有所行，欲变天下之民，民犹未及知之，又从而废之，曰‘教不行也’，其可乎？夫欲胜之，必固正之，亦在乆而已矣。”
或问：“诸侯死社稷，是则诸侯守社稷之土而不可失，失之非也。而太王居邠，狄人侵之，遂迁于岐山之下居焉，可乎？”曰：“是不然。吾知其请命于天子矣。”故诗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夫“来朝”者，是请命而来也。不然，特不胜其诛矣。又乌得为贤也哉！
知进退，识时变，临物而不惑者，其惟申屠蟠乎？太学之兴也，士之盛也，莫不振衣引足，愿居其间。吾独指秦以为病焉。及羣党坐于徽棘之中，我独优游于外；人皆以妄死，我独保正命以没。可谓独立君子，逹吉凶之命者也。使若人而生于秦，其智足以自黙，秦能驱而害之乎？孝莫大于格亲之非，父母有过，子之谏也。三不听，则退慕退省，不敢怨，非成已也，成亲之善也。罪莫大于逢亲之恶。世之为人子者，亲之有过，不敢谏，又从而逢之，曰：“我安亲之心，故不欲拂其所为。”今之所谓孝行，古之所谓逆德也。
元首股肱，一体相须而成。若尊卑之礼，名位之迹，所谓分也，非上下之心也。古之所谓君臣者，或相歌颂，或相称德。御下者不敢有其尊，奉上者不获惧其威。道交而心接，朝廷之间，至和乐也。法家者起于乱世，其御下也，梏而后已。堂陛之间，一筵而千里也。君居上而不交于下，臣在下而复惧其上，故其心无感而通焉。《易》曰：天地不交，否。
齐桓之言，无遏籴，信斯言也。若有意于民，推而广之，然而不大者，未之有也。知其一而不知其它，故若是之挈挈乎。
作白驹之诗者，其知贤者之志乎？士挟于己者，至贵也；万锺于我，至约也。推至约以易至贵，易能也；然而不为者，上之人怠豫尔。其诗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夫推至约之禄以易至贵，则其人可寳用也。可寳而莫吾寳，是以有逺心焉。
武王伐纣，以箕子归，作《洪范》。北面而受教焉。立武庚，用微子启，其心不敢私其天下也。厥后杀人而代，位亡国之子孙，曾不敢保其元。是亦何心哉！
能致众力，至劳而用至约者，百工之事也。能致约力，至逸而用至博者，君子之道也。世之为教者曰：「我善治吾簿书也，我善督吾财赋也，我善劳吾躬以从事也。」是百工有司之事也。今之所谓善政，古之所谓人役也。故君子会其宗，推其纲，问其所冝，不问其所成；察其所归，不察其所存。是谓大成。《诗》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今为百工有司之事曰：「我善于此。」难乎与言大成也。
豳居变风之末者，善变也；其不变者，悔也。悔而不正，不若不悔之正也。故继之以小雅焉。小雅以复乆而不惰，则大雅复矣。大雅复，则颂声作矣。其节然也，此义也，所以为戒也。
或曰：“孔子周行天下，歴聘诸侯，欲行道也。欲行道而亟去，何也？”曰：“上则遇之不以礼，下则道不行。如是而不去，则是干泽也。谓不可与有为而不见，则是罔世也。日月逝矣，不行何俟？”《诗》云：“鳯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盖飞者，度其所集也。翙翙，劳也；止，其志也。飞，非其志也。亟去，岂孔子之心哉？不得已也。
君子之与人也，弗信其始言，归
译诗歌的讥讽，是因为还有挽救的可能；如果不可挽救，就不会作诗了。天子走下殿堂接见诸侯，是因为周王室自己衰微削弱，诸侯一天天强大，周王所保留的只是名义罢了。如果孔子不匡正我们，还有谁能匡正呢？《柏舟》这首诗，是卫国所作。孔子把它列在《邶》《鄘》中，而不归于卫国，这是因为诸侯应当保存周王的命令。卫国分为两个国家，在有明君在上时，是不允许存在这种违背信义的情况的。《春秋》记载齐侯修筑楚丘城而不书“齐”，《诗经》实际是卫国之事却说是《邶》《鄘》，它们的道理是一致的。
有人说：“治理天下的人，教化百姓而百姓不听从，难道不能胜过他们的欲望吗？”回答说：“教化急于求成，就好像没有教化一样。不教化，是混乱；教化急于求成，也是混乱。教化胜过人，就像药物胜过疾病。现在用一年的药，去治疗积年的病，病没有好转，就说‘药治不了病’，进而废除它，即使有扁鹊，也没有地方施展他的才能了。如果一天有所行动，就想改变天下的百姓，百姓还来不及知道，就进而废除它，说‘教化不能实行’，这可以吗？想要胜过他们，必须先稳固地匡正他们，这也在于时间长久罢了。”
有人问：“诸侯为国而死，这是说诸侯守护社稷的土地而不可失去，失去了就是不对。然而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就迁徙到岐山之下居住，这可以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我知道他向天子请示命令了。”所以《诗经》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所谓“来朝”，就是请示命令而来。如果不是这样，只是不能承受天子的诛罚罢了。又怎么能算是贤德呢！
懂得进退，识时务，面对事物而不迷惑的人，大概只有申屠蟠吧？太学兴盛的时候，士人众多，没有不振作衣襟、提起脚，愿意居住其中的。我独自指出秦朝作为弊病。等到党锢之祸中，众人坐在棘木之下受审，我独自在外优游自在；别人都因妄言而死，我独自保全正命而死。可以称得上是独立的君子，通达吉凶的命运了。如果这样的人生在秦朝，他的智慧足以让他沉默，秦朝能驱使并害他吗？孝没有比纠正父母的过错更大的了，父母有过错，子女劝谏。三次不听，就退下思念反省，不敢怨恨，这不是成就自己，而是成就父母的善德。罪过没有比迎合父母的恶行更大的了。世间做子女的，父母有过错，不敢劝谏，反而迎合他们，说：“我为了安顿父母的心，所以不想违背他们的意愿。”现在的所谓孝行，在古代就是违背道德的行为。
元首和股肱，是一个整体相互依赖而成。至于尊卑的礼节，名位的痕迹，所谓是职分，而不是上下之间的心意。古代的所谓君臣，有的相互歌颂，有的相互称颂德行。统治下属的人不敢拥有自己的尊贵，侍奉上级的人不害怕他的威严。道义相交而心意相接，朝廷之间，极其和乐。法家兴起于乱世，他们统治下属，用刑具束缚后才停止。堂阶之间，一席之距却像千里之遥。君主居上而不与下属交往，臣子居下而又畏惧君主，所以他们的心意没有感应而通达。《易经》说：天地不交，就是否卦。
齐桓公的话，不阻止粮食买卖，相信这话。如果有意于百姓，推广并扩大它，然而不伟大的，是没有的。只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其他方面，所以如此狭隘。
作《白驹》这首诗的人，大概知道贤者的志向吧？士人拥有的自身品德，是最珍贵的；万钟的俸禄对我而言，是最微薄的。用微薄的俸禄交换珍贵的品德，是容易的；然而不这样做，是因为上面的人懈怠安乐。诗中说：“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用微薄的俸禄交换珍贵的品德，那么这个人是可以宝贵任用的。可以宝贵而不被我们宝贵，因此有了远遁之心。
武王讨伐纣王，让箕子归来，作《洪范》。武王北面接受教导。立武庚，任用微子启，他的心意不敢把天下据为己有。后来杀人而取代，灭亡国家的子孙，竟然不敢保全他们的首领。这又是什么心意呢！
能够聚集众人的力量，极其劳苦而使用极其简约的，是百工的事情。能够聚集简约的力量，极其安逸而使用极其广博的，是君子的道理。世间从事教化的人说：“我善于处理文书，我善于督促财赋，我善于劳苦自己的身体来做事。”这是百工官吏的事情。现在所谓的善政，在古代就是役使人的行为。所以君子会合宗族，推行纲纪，询问他们应该做什么，不询问他们成就了什么；考察他们的归宿，不考察他们的存在。这叫做大成。《诗经》说：“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现在做百工官吏的事情说：“我善于这个。”很难和他们谈论大成了。
《豳风》居在变风的末尾，是因为善于变化；那些不变的，是悔恨。悔恨而不匡正，不如不悔恨的匡正。所以接着是《小雅》。《小雅》能够恢复长久而不懒惰，那么《大雅》就恢复了。《大雅》恢复，那么颂声就兴起了。它的节律如此，这个意义，是用来警戒的。
有人说：“孔子周游天下，历聘诸侯，想要实行道义。想要实行道义而屡次离开，为什么呢？”回答说：“上面不以礼对待他，下面道义不能实行。像这样而不离开，就是求取恩泽。说不能有所作为而不见，就是欺骗世人。日月流逝了，不实行还等待什么？”《诗经》说：“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大概飞翔，是衡量它所聚集的地方。翙翙，是辛劳；止，是它的志向。飞翔，不是它的志向。屡次离开，难道是孔子的本心吗？是不得已啊。
君子与人交往，不轻信他最初的言语，归
其善而已矣。彼周公曰：“吾坐以待旦，将有为也。”彼盗跖曰：“吾坐以待旦，将有为也。”有为，君子之所与也。治人，杀人，奚从而与之？其坐也同，其作也异。君子亦观其坐作而已矣。
译只要看他的善行就行了。周公说：“我坐着等待天亮，将有所作为。”盗跖说：“我坐着等待天亮，将有所作为。”有所作为，是君子所赞许的。治理百姓与杀害百姓，怎么都能得到赞许呢？他们坐着等待天亮是一样的，但起身后的行为却不同。君子只要观察他们坐着等待和起身后的行为就可以了。
春秋之臣欲强其君而弱周，其犹殴其祖以拜其父也，如之何勿思？
魏晋之世，君子之隠者，披深林，坐幽谷之中，编木肤而衣之，茹草实而饮涧泉，睨在位者，不啻若冦雠，不亦甚矣！吾党之隠者，异于是。观斯时也，遇斯人也，言不行，则言隠；知不行，则知隠；不可与有为，则以其罪行人，不知其罪于人也。是吾党之隠者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隠也。
养天下者，乐莫大焉；以天下养者，爱莫大焉。甚哉，在上者不养其下，非也。《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在下者不出力以事其上，亦非也。《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下交相养也。上下交相养者，天理也。而言我有德于彼」，何哉？
比亲也，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夫诸侯以为己归者，圣人。圣人，天下之归也。天子者，诸侯之父也；而诸侯者，其国之父也。其国之父既归，其子奚异适哉？秦横废天下之国，罢诸侯，壊井田之法，民不知事其父焉，有能事其祖者乎？治天下者不足谋，虽夙夜论其末，奚补哉？
君子之为善，善之乆，子孙有时而恶焉；小人之为恶，恶之乆，子孙有时而善焉。故孟子以五世云尔。
或曰：“今之所谓系辞，果非圣人之书乎？”曰：“其源出于孔子，而后相传于易师。其来也逺，其传也乆。其间失坠而增加者，不能无也。故有圣人之言焉，有非圣人之言焉。其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若此者，虽欲曰非圣人之言可乎？其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幽赞神明而生蓍。’若此者，虽欲曰圣人之言可乎？凡学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后知易矣。”
道之充者，须时以用之；物之穉者，须泽以养之。须时者，养人；须泽者，养于人。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天下治则诸侯无诗。世儒谓诗不兴于上古之世，吾不信也。夫诗生于民，民乐而后有讽刺与焉。讽刺者，诗之变也。有民则有情，有情则有感，有感则有诗。政之情通以诗，诗之情将以乐。且上古为琴为瑟而乐己成矣，岂无诗也哉？
或问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果其然乎？」曰：「是不然也。」葢契之生日，乙鸟至尔。所谓履帝武者，履髙辛之迹而行事尔。果曰其然，不几于怪乎？
或曰：亷耻一旦可责乎？曰：亷耻之道，在素养之，使之自修，然后责之。遽绳之以法，则不胜其责矣。曰：贪吏害民，庸民扰众，奈何？曰：吾之言，非谓皆不责也。彼固食君之禄，役使民上，乆矣，焉可无责也？固有不待教而诛者，第责之有道焉。苟不以道槩责矣，下之吏执不可诛矣。
天下为盆成括者固多，岂尽杀其躯哉？其亦幸免于世。天下一物也，天下一物者，以犬豕待其亲者也。废禋祀，忘君师，非礼乐文章以为不足，法率其类，独从乎无治之国以须死者，是佛之道也。内则耗竭民力以丰己，外则张皇祸福以惑天下愚众。庶古之大奸巨贼，未有甚于此者也。居上之人，视其病不息之而又益之，岂不哀哉！
荘周之为道，一物也。一物则天下未尝有理焉。不仁者，荘生也。今有人将加刅于人，而问之曰：「杀艾乎？杀壮乎？」有曰：「己之若何。」有曰：「不得已。」杀壮者，君子犹以为顺也。有曰：「杀尔，艾壮奚择焉？」君子以为无亲矣。杀一壮艾而无择，君子犹以为无亲。有执刅临人与豕，而问之曰：「杀人乎？杀豕乎？」有曰：「杀尔，人豕奚择焉？」可谓顺乎？人与豕无择，则天下一。
或曰：「荀扬之学何如？」曰：「奚以问欤？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我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吾畏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
儒志编
●附录
儒志学业传
皇佑贤良儒志先生王景山讳开祖，少敏悟，书经目輙成诵，勤笃废寝食。初习制科，以所业上，召试皇佑五年，中第三甲进士第。洪氏《登科记》云：“是年应制科者十有八人，宰
译春秋时期的臣子想要强化他们的君主而削弱周天子，这就像殴打自己的祖父来向父亲行礼一样，怎么能不深思呢？
魏晋时期，那些隐居的君子，披着深林，坐在幽深的山谷之中，剥下树皮做衣服穿，吃着草籽喝着山涧泉水，斜眼看那些在位的人，不把对方当作强盗仇敌看待，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我们这一派的隐士，与这不同。观察这个时世，遇到这些人，言论不被采纳，就隐藏言论；智慧不被施行，就隐藏智慧；不能和他们有所作为，就把他们的罪行推给他人，不知道他们得罪了人。这就是我们这一派的隐士。《易经》说：“扎紧口袋，没有灾祸也没有荣誉。”大概说的就是隐居的道理。
养育天下的人，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用天下资源来供养自己的人，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可悲啊，在上位的人不养育下属，这是不对的。《诗经》说：“富人真是幸运，可怜这些孤苦无依的人。”在下位的人不出力侍奉上级，这也是不对的。《诗经》说：“先给公田降雨，然后才惠及私田。”上下互相供养。上下互相供养，是天理。却说“我对他有恩德”，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亲近的缘故，先王建立万国，亲近诸侯。那些把诸侯当作自己归属的人，是圣人。圣人，是天下人的归属。天子是诸侯的父亲；而诸侯是他们国家的父亲。国家的父亲既然已经归顺，他们的儿子怎么会去侍奉别人呢？秦朝横暴地废除了天下的封国，罢免了诸侯，破坏了井田制度，百姓不知道侍奉他们的父亲，难道还有人能侍奉他们的祖父吗？治理天下的人不值得谋划，即使早晚讨论那些细枝末节，又有什么补益呢？
君子做善事，善行持续很久，子孙有时也会作恶；小人做恶事，恶行持续很久，子孙有时也会行善。所以孟子说五代而已。
有人问：“现在所谓的《系辞》，果然不是圣人的著作吗？”回答说：“它的源头出自孔子，后来由易学老师相传。它的来源久远，传承的时间长。其中丢失和增加的部分，不能没有。所以有圣人的话，也有非圣人的话。其中说：‘《易经》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吧？’这是指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吗？商朝的末世，周朝的盛德吗？像这样的话，即使想说是非圣人之言，可以吗？其中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效法它们。幽深地赞颂神明而产生蓍草。’像这样的话，即使想说是圣人之言，可以吗？凡是学问不通的人，对此感到困惑。知道了这些，然后才知道《易经》了。”
道充实的人，需要等待时机来运用；事物幼小的人，需要滋润来养育。需要等待时机的人，是养育别人；需要滋润的人，是被别人养育。这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天下太平则诸侯没有诗歌。世俗的儒生认为诗歌不兴起于上古时代，我不相信。诗歌产生于百姓，百姓快乐之后才有讽刺。讽刺，是诗歌的变化。有百姓就有情感，有情感就有感触，有感触就有诗歌。政治的情感通过诗歌来沟通，诗歌的情感通过音乐来表达。况且上古制作琴瑟，音乐已经形成了，难道没有诗歌吗？
有人问《诗经》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果真如此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大概契出生的那天，乙鸟到来罢了。所谓履帝武，是踩着高辛的足迹行事罢了。果真说如此，不就接近怪异了吗？
有人说：“廉耻一旦可以要求吗？”回答说：“廉耻的道理，在于平时修养，使他们自我修养，然后才要求他们。突然用法律来约束他们，就承受不了这种要求了。”有人说：“贪婪的官吏危害百姓，平庸的百姓扰乱众人，怎么办？”回答说：“我的话，不是说都不要求。他们本来吃着君主的俸禄，役使百姓，很久了，怎么能没有要求呢？本来有不等待教化就诛杀的人，只是要求他们有道理。如果不按照道理一概要求，下面的官吏就不可诛杀了。”
天下像盆成括这样的人固然很多，难道都要杀死他们的身体吗？他们也侥幸免于世间。天下是一个整体，天下是一个整体，是用对待猪狗的态度对待亲人。废除祭祀，忘记君主和老师，认为礼乐文章不值得，效法这类人，独自跟随没有治理的国家等待死亡，这是佛家的道理。对内耗尽民力来丰富自己，对外夸大祸福来迷惑天下的愚众。古代的大奸大恶之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在上位的人，看到这种弊病不停止反而加剧，难道不可悲吗！
庄周的道，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则天下没有道理。不仁的人，是庄生。现在有人将要加刀于人，问他：“杀老人呢？杀壮年人呢？”有人说：“自己怎么样。”有人说：“不得已。”杀壮年人，君子还认为是顺理成章的。有人说：“杀你，老人壮年人有什么区别呢？”君子认为没有亲情了。杀一个壮年人或老人而没有选择，君子还认为没有亲情。有人拿着刀面对人和猪，问他：“杀人呢？杀猪呢？”有人说：“杀你，人猪有什么区别呢？”可以说顺理成章吗？人和猪没有区别，则天下是一体。
有人说：“荀子和扬雄的学问怎么样？”回答说：“为什么要问呢？自从孟子以来，道学不明，我想要阐述尧舜的道，论述文武的治理，杜绝淫邪的道路，开辟皇极的大门。我敬畏上天，我怎么敢停止呢！”
儒志编
附录
儒志学业传
皇佑年间贤良儒志先生王景山名开祖，年少时聪明领悟，读书过目就能背诵，勤奋刻苦废寝忘食。起初学习制科，把所作文章呈上，召试皇佑五年，考中第三甲进士。洪氏《登科记》说：“这一年应制科的有十八人，宰
相不曾留意取士，宻谕考官只放一人过阁。”下试六论，贤良赵彦若中选，及对策又黜之。是年制科并不取人，景山幡然不调而归，尽焚旧作，纵观经史百家之书，考别差殊，与学者共讲之，席下常数百人，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几而卒，年三十二。其所著书多不出，惟《儒志》一编，门弟子传习。今其书首章言：“复者，性之宅；无妄者，诚之原。”又曰：“学者离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恶？”又曰：“使孔子用于当时，六经之道不若今之着矣。”旨意若此者，众君子评其为知徳之奥。最末章曰：“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吾畏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是其自负，岂浅浅者？当庆厯、皇佑间，宋兴来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藴，倡鸣“道学”二字，着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不幸有则亡之叹。后四十余年，伊洛儒宗始出，従游诸公还乡，转相授受，理学益行，而滥觞亦有自焉。绍熙二年春，朝请大夫、寳谟阁待制永嘉后学陈谦撰。
译相不曾留意选拔人才，密令考官只让一人通过阁试。当时出六道论题，贤良方正科考生赵彦若中选，等到对策时又被黜落。这一年制科考试没有录取任何人，景山于是幡然醒悟，不再求取功名而回家，将过去的作品全部焚毁，广泛阅览经史百家的书籍，考证辨析其中的差异，与学者们共同讲习，座下常常有数百人，尊称他为“儒志先生”。不久便去世，享年三十二岁。他所著的书大多没有流传出来，只有《儒志》这一部书，由门人弟子传习。如今这本书第一章说：“复，是性的居所；无妄，是诚的根源。”又说：“学者离开性来谈论情，怎么会有情不恶的情况呢？”又说：“假使孔子在当时被任用，六经的道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显着了。”像这样的旨意，众位君子评价他懂得德行的深奥。最后一章说：“从孟子以来，道学不明，我想要阐述尧舜的道理，论述文王武王的治道，堵塞淫邪的路径，开辟皇极的大门。我敬畏上天，我怎敢停止呢！”这是他的自负，难道只是浅薄的人吗？在庆历、皇佑年间，宋朝兴起以来已有一百年，经术之道衰微，伊洛先生尚未问世，景山独自能够深入研究、深思熟虑，阐发经书的蕴义，倡导“道学”二字，将其著于言论。这是永嘉理学的开山祖师，不幸有“有则亡之”的感叹。四十多年后，伊洛儒宗才开始出现，跟随学习的各位公卿回到家乡，辗转传授，理学更加盛行，而其发端也有来源。绍熙二年春，朝请大夫、宝谟阁待制永嘉后学陈谦撰写。
儒志像赞
公讳开祖，字景山，登皇佑癸巳郑獬榜进士第，试秘书省校书郎，出佐处州丽水县。既而不乐，退居郡城东山，设塾倡鸣理学于濓洛未作之先，讲下常数百人。年三十二而卒，学者尊之曰儒志先生，为永嘉道学开山祖。着《儒志》一编以贻后人。及之尝僭为序，因拜公遗像，景仰髙风，敬为之赞云。
温乎其容，渊乎其中，含英萃精，玉藴金舂，灏然正大光明之气，倡为理学道统之宗。着《儒志》一编，而首言复性；对贤良三策，而致力厥衷。试秘书而才猷允懋，寄民社而治绩尤隆。倦従事，恬退东山之麓，开来学，大施时雨之功。其生也，时当濓洛未作；其没也，年若洙泗令终。噫！是宜二学立祠，尊为先贤之首位，名与斗山而并崇也。宋干道壬辰春，知枢宻院叅知政事，同里许及之拜书阳春：其盎良玉，其温扶舆所锺，噩噩浑浑。东山讲道，学者是尊。当伊洛之未作，承洙泗之渊源，杜淫邪路，辟皇极门。《儒志》一编，阐道之原；贤良三策，卫道之垣。功扶世教，泽裕后昆。使天假年，安知其不扣圣人之幽阍也邪？元泰定丙寅夏五月望后三日，正议大夫海北海南道肃政亷访使，后学王都中谨书。
永嘉贤良王公遗书跋
伯衡年十二三，侧闻乡之逹尊言：宋时永嘉人物之盛，道术之懿，固莫加于干淳之际。尚论其所由来，实出皇佑贤良王公景山，且盛称公学术议论文章卓然过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国，而数百年之下，言浚斯道之源者属之公焉，必有大过人者矣。自是会永嘉学士大夫輙従问公遗书，皆以为髙文大册散落无存，间存一二，亦不多见。伯衡未尝不叹惋。乆之，兹过永嘉，辱友公九世孙渊始得见其家藏《儒志编》若干首，《刘屯田》《戴惟岳》二墓文。观是书，虽不能尽知公，因文以求义，因迹以求用，亦足以得其绪余矣。于戏！庆厯之前固有斯人乎？乡逹尊岂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极髙妙，得志当时，则其道不既昌大矣乎？谈者安得谓六经羣圣人之道至濓溪、横渠、明道、伊川诸子出而后复明？又安得谓五代文词之习至欧阳永叔、尹师鲁、梅圣俞、苏子美诸公作而后丕变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而遽卒，庸非天乎？虽然，扬子云有言：“存则人亡则书。”而近世胡汲仲又广之曰：“千古圣贤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后乎？千古亦将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于其书而知其道焉，则公之遗书何可以不传也？渊图重刻以嘉惠后学，不亦宜乎？抑岂不以学术之在一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欤？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见，少偿素愿，又重渊克承家学，无愧为人后，忘其寡陋，识于篇末而翘翘望焉。洪武庚戌春三月甲子，翰林院国史编修致仕眉山蘓伯衡识。
译儒志先生画像赞
先生名开祖，字景山，在皇佑癸巳年登郑獬榜进士第，经考核任秘书省校书郎，外放担任处州丽水县佐官。不久因不喜官场，退居郡城东山，设立私塾，在濂洛理学兴起之前便倡导理学，听讲者常达数百人。先生三十二岁去世，学者尊称他为儒志先生，是永嘉道学的开山祖师。著有《儒志》一书以留给后人。许及之曾僭越地为此书作序，因此拜谒先生遗像，景仰其高洁风范，恭敬地写下这篇赞辞。
容貌温和，内心深邃，蕴含英华，荟萃精粹，如玉石蕴藏、金声玉振，浩大而正大光明之气，开创为理学道统的宗师。著《儒志》一书，首先论述恢复本性；对策贤良三策，致力探求本心。任秘书省职时，才略卓越；治理百姓时，政绩尤为显著。厌倦仕途，恬淡退隐于东山脚下，开创理学，大有及时雨般的教化之功。他出生时，正值濂洛理学尚未兴起；他去世时，年纪如同孔子在洙泗讲学般善终。唉！这正应当两学立祠，尊为先贤首位，名声与泰山北斗并列崇高。宋干道壬辰年春，知枢密院参知政事、同乡许及之在阳春恭敬书写：其气如良玉般温润，其性如大地般厚重，庄重浑厚。在东山讲道，学者尊崇。当伊洛理学未起之时，承接洙泗的渊源，堵塞淫邪之路，开辟皇极之门。《儒志》一书，阐明道的本源；贤良三策，捍卫道的壁垒。功业扶持世教，恩泽惠及后昆。假如上天多赐他几年寿命，怎么知道他不能叩开圣人的幽深门扉呢？元泰定丙寅年夏五月望日后三日，正议大夫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使、后学王都中恭敬书写。
永嘉贤良王公遗书跋
伯衡十二三岁时，侧面听到乡里德高望重的人说：宋代永嘉人物之兴盛，道术之美好，固然没有超过乾道、淳熙年间的。推究其由来，实际上出自皇佑年间的贤良王公景山，并且极力称赞王公的学术、议论、文章卓然过人。伯衡私下想，王公在宋代，仕途未登朝廷，教化未行全国，而在数百年之后，谈论溯源此道的人却归于王公，必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从此，永嘉的学士大夫便跟随我询问王公的遗书，都认为那些高文大册散落无存，偶尔存留的一两篇，也不多见。伯衡没有不感叹惋惜的。很久以后，这次经过永嘉，承蒙王公九世孙王渊的款待，才得以见到他家藏的《儒志编》若干篇，以及《刘屯田》《戴惟岳》两篇墓志铭。阅读这些书，虽然不能完全了解王公，但通过文章探求义理，通过事迹探求功用，也足以得到他的余绪了。唉！庆历之前果然有这样的人吗？乡里的德高望重者难道欺骗我吗？假如给他更多寿命，探究至高妙的境界，在当时得志，那么他的道难道不会更加昌大吗？谈论的人怎么会说六经群圣人的道，直到濂溪、横渠、明道、伊川诸子出现后才重新显明？又怎么会说五代文词的习气，直到欧阳永叔、尹师鲁、梅圣俞、苏子美诸公写作后才发生巨大变化？可惜王公年仅三十二岁就突然去世，难道不是天意吗？虽然如此，扬雄曾说：“人在则人存，人亡则书存。”而近世胡汲仲又引申说：“千古圣贤之道，通过这篇文章而被后人知晓；千古之后，也将通过这篇文章而知晓当今的道。”上下千古，人物不能相及，必定要通过他们的书来知晓他们的道，那么王公的遗书怎么可以不流传呢？王渊计划重新刻印以惠及后学，不也是应该的吗？这难道不是因为学术局限于一家一邦，不如王公的学问通达天下吗？这是君子的用心啊。伯衡有幸得见，稍微满足了平素的愿望，又看重王渊能继承家学，无愧为后人，忘却自己的浅陋，在篇末写下这些文字，并殷切期望。洪武庚戌年春三月甲子日，翰林院国史编修致仕眉山苏伯衡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