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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言》 （宋）晁说之撰
钦定四库全书子部一儒言一卷儒家类
提要
臣等谨案儒言一卷，宋晁说之撰。说之字以道，巨野人。少慕司马光之为人，光晚号迂叟，说之因自号曰景迂。元丰五年进士，苏轼以著述科荐之。元符中，以上书入邪等。靖康初，召为著作郎，试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建炎初，擢徽猷阁待制。髙宗恶其作书非孟子，勒令致仕。是书已编入景迂生集，然晁公武读书志已别着録，盖当时亦集外别行也。公武以是书为辨王安石学术违僻而作，今观所论，大抵新经义、后字说居多，而托始于安石之废《春秋》。公武所言良信。然序称作扵元黓执徐，实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在崇宁二年安石配享孔子后，故其中孔孟一条，名圣一条，祀圣一条，皆直斥其事，则实与绍述之徒辨，非但与安石辨也。又不夺一条，心迹一条，及流品以下凡数条，并兼斥安石之居心行事，亦非但为学术辨也。当绍述之说盛行，而侃侃不挠，诚不愧儒者之言。至于因安石附会《周礼》而诋《周礼》，因安石尊崇孟子而抑孟子，则有激之谈，务与相反，惟以恩怨为是非，殊不足为训。盖元佑诸人实有负气求胜，攻讦太甚，以酿党锢之祸者，贤智之过，亦不必曲为讳也。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儒言
（宋）晁以道撰
间色亦丽乎目，君子必恶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传也。作《儒言》元黓执徐，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诸六艺，而六艺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论六艺，亦已末矣。纷然杂于释老、申韩，而不知其弊者，实不学《春秋》之过也。
○智仁理性
穷理乃能尽性至命。今学者未能穷理，而必赘之以仁智，何邪？岂仁不能穷理，而智扵尽性有不足邪？大凡析体而辨，则失之凿；习而为穿窬之小人，体而不析，则不失故常，不害其为温厚之君子，可不慎哉！
○大神
易》以大人、圣人为一位，而不达孟子荅问之言者，以大人未至于圣。书之圣、神、文、武为一已，而为庄子荒唐之言所惑，则复自有神人。横渠先生亦云：「圣人不可知为神，庄生缪妄。」又谓有神人焉。
○皇道
皇道帝德，出于《尚书中候》纬书也。嘉佑学者未尝道也。孔子定书，断自二帝，尚复皇之贵哉？武陵先生曰：六经无皇道。刘道原亦云然。
○胜物
克己之言，尝闻之矣；胜物之言，昔未之闻也。苟志以胜物，则枯木朽株皆吾之雠也。其为位之害，则又大矣。君子惧焉。
○忘
庄生毁弃礼义，不知物我之所当然者，乃始语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礼安义适，宾主百拜，不知其劳，宁论忘不忘耶？
○有无
横渠先生曰：「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说者谓：「以老氏有无论，易者自王弼始。」
○诗
诗，不知礼义之所止，而区区称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独在诗？
○且
君子于患难，犹不苟免，他复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堕于小人之偷，而愧夫君子之笃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辞慎行，汲汲于敬也。小人仅可，而偷谀苟且，无所不至焉。今学者说可曰：“仅辞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惟可之从耶？”孔安国谓子桑伯子能简，故可。
○所
或曰：「有户则斤之矣，是恶夫有所者？本诸庄老而云尔也。吾儒者居其所而不迁，唯患无所。彼岂不戾哉？」盖放之四海而凖，孰非吾所尚？谁戕我也耶？彼以不善为善之类，皆学庄老之过云。
○言浮
儒者之言，无难易，斯可行也。着为事业，传之后世。苟得吾言者，其行与吾均也。庄老之徒则不然，其言甚大，而听之溺人而易恱，如无为为之，不治治之之类。若何而行也哉？君子慎诸。
○天人言
天人之相与，莫如诗书。治乱兴亡之际，若分其所立
译《儒言》 （宋）晁说之撰
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第一卷《儒言》一卷，儒家类
提要
臣等谨案：《儒言》一卷，宋代晁说之撰写。晁说之字以道，巨野人。他年轻时仰慕司马光的为人，司马光晚年号迂叟，晁说之因此自号景迂。元丰五年考中进士，苏轼以著述科推荐他。元符年间，因上书被列入邪党。靖康初年，被召任著作郎，试任中书舍人，兼任太子詹事。建炎初年，提拔为徽猷阁待制。宋高宗厌恶他写文章非议孟子，勒令他退休。这本书已编入《景迂生集》，但晁公武的《读书志》已单独著录，大概当时也在集外单独刊行。晁公武认为这本书是为了辩驳王安石学术的乖僻而作，现在看其中的论述，大多针对新经义、后字说，而托始于王安石废除《春秋》。晁公武所说的确实可信。然而序言称写作于元黓执徐，实际上是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在崇宁二年王安石配享孔子之后，所以其中关于孔孟、名圣、祀圣等条目，都直接斥责其事，那么实际上是和绍述派的人辩驳，不仅仅是和王安石辩驳。还有不夺、心迹等条目，以及流品以下共数条，一并斥责王安石的居心行事，也不仅仅是为学术辩驳。当绍述之说盛行时，他侃侃而谈不屈不挠，确实不愧为儒者之言。至于因为王安石附会《周礼》而诋毁《周礼》，因为王安石尊崇孟子而压抑孟子，则是激愤之谈，务求与对方相反，只以恩怨作为是非标准，实在不足以作为准则。大概元祐年间的那些人确实有负气求胜、攻讦太过，从而酿成党锢之祸的，贤智之人的过错，也不必曲意隐瞒。取其大旨的正统，就可以了。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儒言
（宋）晁以道撰
杂色也能使眼睛感到美丽，君子必定厌恶它，是不想让正色受病而失去所传承的东西。作《儒言》于元黓执徐年，仲秋己丑日。
○春秋
儒者必定以六艺为根本，而六艺的宗旨在于《春秋》。如果舍弃《春秋》来谈论六艺，也就太末节了。杂乱地混杂于释老、申韩之中，却不知道其弊端的，实在是没有学习《春秋》的过错。
○智仁理性
穷尽事理才能尽人性而达到天命。现在的学者未能穷尽事理，却一定要加上仁智，为什么呢？难道仁不能穷尽事理，而智在尽人性方面有不足吗？大凡分析本体而辩别，就会失之穿凿；习惯于这样做成为穿墙越壁的小人，体认而不分析，就不失固有的常道，不妨害他成为温厚的君子，能不慎重吗！
○大神
《易》把大人、圣人看作同一位，而不通达孟子回答问话的人，认为大人未达到圣人的境界。《书》把圣、神、文、武看作一体，而被庄子荒唐之言所迷惑，就又自有神人。横渠先生也说：“圣人不可知为神，庄生谬妄。”又说有神人。
○皇道
皇道帝德，出自《尚书中候》纬书。嘉祐年间的学者未曾谈论过。孔子定《书》，断自二帝，还推崇皇的尊贵吗？武陵先生说：六经没有皇道。刘道原也说这样。
○胜物
克己的话，曾经听说了；胜物的话，过去未曾听说过。如果立志以胜物，那么枯木朽株都是我的仇敌了。它对位分的危害，就更大了。君子畏惧它。
○忘
庄子毁弃礼义，不知道物我之所当然的，才开始谈论忘。儒者不适宜谈论。礼安义适，宾主百拜，不知道劳累，哪里还谈忘不忘呢？
○有无
横渠先生说：“《易》不言有无，言有无，是诸子的浅陋。”解说者说：“以老氏有无论《易》的，从王弼开始。”
○诗
诗，不知道礼义之所止，而仅仅称说法度之言，真是失之愚昧啊！言语，哪个非法度？为什么独独在诗？
○且
君子在患难中，尚且不随便逃避，其他还能苟且吗？现在喜欢以苟且为言，是非可否，不得其所安，自堕于小人的偷安，而愧对君子的笃敬。
○可
君子必定可，所以修辞慎行，汲汲于敬。小人仅可，而偷谀苟且，无所不至。现在的学者说可曰：“仅辞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惟可之从耶？”孔安国谓子桑伯子能简，故可。
○所
有人说：“有户则斤之矣，是恶夫有所者？本诸庄老而云尔也。吾儒者居其所而不迁，唯患无所。彼岂不戾哉？”盖放之四海而凖，孰非吾所尚？谁戕我也耶？彼以不善为善之类，皆学庄老之过云。
○言浮
儒者之言，无难易，斯可行也。着为事业，传之后世。苟得吾言者，其行与吾均也。庄老之徒则不然，其言甚大，而听之溺人而易恱，如无为为之，不治治之之类。若何而行也哉？君子慎诸。
○天人言
天人之相与，莫如诗书。治乱兴亡之际，若分其所立
之道，则存乎《易》之阴阳仁义，而吉凶则一致也。或以某句为天道，而人不预焉；复以某句为人道，而不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虽可，若会之于心而自试焉，则诬矣哉！
译道的根本，则存在于《易经》中的阴阳与仁义，而吉凶的道理是统一的。有的人把某句话归结为天道，认为人并不参与其中；又把某句话归结为人道，认为它不涉及天。这样，天与人就开始分离了。这样的言论虽然可以说得通，但如果将其融会于心并亲自加以验证，那岂不是荒谬吗！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异乎诸子者，为其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万物融和，未尝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极高明，而又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刚柔缓急相济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广大精微之类，亦然。
○同风俗
一道德以同风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谓一道德者，乃上之风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声响之相从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风俗，将以刑戮胜奸，而上劳下悴矣。弊将奈何？是齐八政以防滛者，亦二术邪？
○俗学
学者同尊孔氏，法诗书，躬仁义，不知俗学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来，礼乐文明，焕然大备，皆诸儒之力也。谁当其目也耶？如恶其众而欲致独，则比屋可封之民为罪人欤？又或厌其乆而新之，则日月之出，特乆矣。后汉治古学，贵文章者，以章句之徒为俗儒，则斥俗学者，身自谓邪？
○汉儒
典籍之存，诂训之传，皆汉儒于学，者何负而例贬之欤？后生殆不知汉儒姓名，有书几种？恶斥如雠，汉儒真不幸哉！昔人叹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系之辩讷，良有以也。
○公议
凡变律乱常，则不当乎人心。虽百人之誉，不足以胜一人之毁也。盖彼不待高识博达之士，乃知其非。虽涂人，故自有白黒矣。前誉之者，一时之伪；而此毁之者，实天下之公也。昔公孙禄斥王莽国师秀，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宜诛以慰天下。侯景陈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经，排摈前儒，王莽之法也。当彼时，犹有是言，则公议不可泯矣。彼乘势怙力以肆说者，果谁欺哉？
○的
温公曰：「经犹的也，一人射之，不若众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呜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顾肯伸已而屈人？必人之同已哉！彼排摈前儒，颠倒五经者，亦宜愧诸！
○旨
公羊曰：「美恶不嫌同辞。」董仲舒曰：「辞不能及，皆在于旨。非精心达思，其孰能知之？见旨者不任辞，不任辞然后适道矣。」盖古之学者见旨，今之学者任辞。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传曰：「家室，犹室家也。」任辞者笑之，其如见旨者何？
○同异
董仲舒曰：「诗无达诂，易无达言，春秋无达辞。」范寗曰：「经同而传异者甚众，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呜呼！古之人善学如此，今一字诂训严不可易，一说所及，诗书无辨。若五经同意，三代同时，何其固邪！
○朱张
朱学士寀为张安道陈三传是非甚辩，安道曰：“彼自三家，何与君事？君子谓朱之力学，不及乐全之达识。后生复有如乐全之才器者，顾肯疲于文字之细，而愦眊以排摈前儒哉！”
○三弊
先儒谓近代有芟角、反对、互从等翻竞之说，驰骋烦言以紊彝叙，譊譊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弊也。盖此三弊尤验于今日，不顾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济私欲，而困众论者，谓之芟角。以此所言责彼所不言，睹马以童牛，想龙以足虵，谓之反对。骈赘四出，自声传谷，因谷发响，从响求应，谓之互从。说平颁其兴积，不问欲否，而槩与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尧之聪明文思，聪明文思乃复异乎钦明文思，反对也。穷理尽性必待乎智仁，鸢飞鱼跃有假于风气，互从也。彼方自谓继圣絶俗之独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乆已斥其弊云。
○三谕
德义之士，如圣人，其视章句之徒，如仆役；自章句之徒而视文字之学，则如乞丐终日号哀岐路间，而腹不一饱，可悲也夫！
○精思
董仲舒、扬子云之材，何如哉？其苦学精思之久，又复絶人逺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复何如？而学苟且，多可愧矣。往往脱略，不肯致思，徒敬所闻于势位，而夸有功于利禄，以聋瞽自置，勇于斥先儒，而力毁古训，亦可惜哉。
○不夺
学者如守匹夫不可夺之志，而不以死易学，则日有功矣。于是乎，白刃不足以为吾威，爵禄不足以为吾荣，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骩骳，
译○高明中庸
我们儒家的道，之所以不同于诸子百家，是因为它既追求极高明的境界，又遵循中庸的道理，这两者是统一为一体的。就像太阳正当中天，万物融和温暖，从未使事物枯槁或产生戾气。有的人一方面在某一件事上追求极高明，另一方面又在另一件事上遵循中庸，这难道不违背常理吗？刚柔缓急相互调剂是常理，何必非要如此区分呢？广大与精微这类道理，也是如此。
○同风俗
统一道德以统一风俗，是司徒（主管教化之官）最高的教化。所谓统一道德，是指用上层的风尚来统一下层的习俗。就像标杆与影子、声音与回响那样相互跟随。有的人既然已经统一了道德，又想再去统一风俗，打算用刑罚杀戮来战胜奸邪，结果导致上层劳苦、下层憔悴。弊端将如何是好？这难道不是把齐整八政以防止淫邪，看作两种不同的方法了吗？
○俗学
学者都尊崇孔子，效法《诗》《书》，亲身践行仁义，不知道“俗学”这个名目，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自建隆年间以来，礼乐文明，光辉灿烂且完备，这都是各位儒者的功劳。谁担得起“俗学”这个名目呢？如果厌恶人多而想要达到独尊，那么比邻可封的百姓难道就成了罪人吗？又或者因为厌倦了长久而想要革新，那么日月的升起，也已经是很久远了。后汉时期治古学、崇尚文章的人，把从事章句之学的儒者称为俗儒，那么排斥俗学的人，自己又是什么名目呢？
○汉儒
典籍的保存，训诂的传承，都是汉儒在学业上的贡献，他们有什么辜负之处，却要一概贬低他们呢？后生们几乎不知道汉儒的姓名，有哪些著作？厌恶排斥如同仇敌，汉儒真是可怜啊！前人感叹废兴取决于好恶，盛衰系于辩才与讷拙，确实是有原因的。
○公议
凡是改变律法、扰乱常道的，就不符合人心。即使有一百人的赞誉，也不足以胜过一个人的诋毁。因为那些诋毁者不需要是高识博达之士，就能知道其非。即使是路人，本来自有黑白之分。先前赞誉的人，是一时的虚伪；而此刻诋毁的人，才是天下的公论。从前公孙禄斥责王莽的国师刘歆，颠倒五经，毁坏师法，让学士疑惑，应当诛杀以慰天下。侯景陈述梁武帝的十大过失之一，说梁武帝敷演六经，排斥前儒，是王莽的做法。在那时，还有这样的言论，那么公议是不可泯灭的。那些依仗权势和力量肆意妄言的人，究竟欺骗了谁呢？
○的
司马光说：“经典就像靶心，一个人射它，不如众人射它，射中的人就多。”唉！这是公之于天下的言论，对待天下是忠诚且恭敬的。难道肯伸展自己而委屈别人吗？一定要别人和自己相同吗？那些排斥前儒、颠倒五经的人，也应当感到惭愧啊！
○旨
《公羊传》说：“赞美和厌恶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言辞。”董仲舒说：“言辞不能达到的，都在于旨意。不精心通达思虑，谁能知道呢？看到旨意的人不依赖言辞，不依赖言辞然后才适合大道。”大概古代的学者是看到旨意，现在的学者是依赖言辞。君子与小人的儒者，从此就区分开了。毛亨《桃夭》的传文说：“家室，就是室家。”依赖言辞的人嘲笑他，那又怎样呢？
○同异
董仲舒说：“《诗》没有通行的解释，《易》没有通行的言辞，《春秋》没有通行的文辞。”范寗说：“经文相同而传文不同的很多，这是我们这些人不如古人的原因。”唉！古人善于学习就是这样，现在一个字句的训诂严格不可更改，一种说法所及之处，《诗》《书》就没有辨析。如果五经意思相同，三代同时存在，是多么固执啊！
○朱张
朱学士朱寀向张安道陈说三家《春秋》传的是非非常辩驳，张安道说：“那三家各自不同，与你有什么关系？君子认为朱寀努力治学，不如乐全（张安道字）的通达见识。后生中再有像乐全这样才器的人，难道肯疲于文字的细节，而昏乱地排斥前儒吗！”
○三弊
先儒说近代有芟角、反对、互从等翻竞的说法，驰骋烦琐的言辞以扰乱常理，喧嚷成为习俗，却不知道变通，这是学者的弊端。大概这三种弊端在今天尤其明显，不顾根本，只提出一句话来满足私欲，从而困住众人的议论，叫做芟角。用这里所说的去责备那里没说的，看到马就想到童牛，想到龙就加上蛇足，叫做反对。多余的话四处出现，声音在谷中传播，因为谷中发出回响，从回响中寻求回应，叫做互从。说平颁其兴积，不问想要与否，一概给予，以尊崇其政事的，是芟角。用箕子的五事等同尧的聪明文思，聪明文思又不同于钦明文思的，是反对。穷理尽性必须依赖智仁，鸢飞鱼跃假借于风气的，是互从。他们正自认为是继承圣人、绝俗的独智，开创新一代，不知道古人早已斥责他们的弊端了。
○三谕
有德义的人，如圣人，他们看待章句之徒，如同仆役；从章句之徒的角度来看文字之学，则如同乞丐终日在岔路口号哭哀求，而肚子不能饱，可悲啊！
○精思
董仲舒、扬雄的才学，怎么样呢？他们苦学精思的时间之长，又远远超过常人，所以能成就这样的人。现在的士人才品又怎么样呢？而学习苟且，多有可愧之处。往往粗略，不肯深思，只恭敬所听到的权势地位，而夸耀有功名利禄，把自己置于聋瞽的地位，勇于排斥先儒，而极力毁坏古训，也很可惜啊。
○不夺
学者如果像坚守匹夫不可夺的志向，而不以死来改变学业，那么每天都会有功进了。于是，白刃不足以成为我的威胁，爵禄不足以成为我的荣耀，而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中庸。不然，滑稽谄媚，
亦何所不可？祝钦明、郭山恽，当时号为大儒，乃一日迎韦后意，以助郊祀，见上帝，援礼陈义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则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俪君；天列四星，妃象于焉垂耀。”又立五后，则曰：“坤仪比德，土数唯五。”实太学博士何妥称帝喾四妃以发之也。王莽谓地有动有震，震者有害，动者不害。《春秋》记地震，《易》系坤动，动静辟翕，万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风质，宁覩是邪？
译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祝钦明、郭山恽，当时号称是大儒，竟然在一日之间迎合韦后的意旨，以辅助郊祀、拜见上帝为由，援引礼制陈述义理非常详尽。周宣帝立四位皇后，就有进言说：“天帝降下两位女儿，皇后的德行因此与君主匹配；天上排列四星，妃嫔的象数由此彰显光辉。”又立五位皇后，则说：“大地的仪范与德行相比，土的数量只有五。”这实际上是由太学博士何妥援引帝喾四位妃子的典故来引发的。王莽说大地有“动”有“震”，“震”是有害的，“动”是无害的。《春秋》记载地震，《易经》系辞说坤卦为动，动与静开合变化，万物由此生长。唉！在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政令纯正而民风质朴，哪里会看到这种现象呢？
○躬行
诵诗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兴于诗也。知礼乐之节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劳，而不知敬于玉帛之表、和扵金石之余，则亦非成立也。彼虽尽善无疵，而兴于文字之诗，立于祝史之礼，成于瞽瞍之乐，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辞未至于害意，害意未至于害教。害教则三纲五常絶矣。谓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咈之类。其害教奈何？
○巧慧
汉儒林赵宾始称持论巧慧，盖先儒诂训而意有余，阙疑而言不凿，适中而无亢絶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见斥智者之见，宁质而无嫌也。关关和声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为和而不通者？如指关关为言，则讵止于通也？雎鸠挚而有别，后妃之德尽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鱼，是乃挚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殽乱
古人谓读诗如未尝有书，读书如未尝有易。盖知六经之意广大，无不备而曲成，无所待也。在昔汉时，六经各有名家之博士，并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为已多矣。今六经纷然为一说，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则一而经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讲合六经之说，恐不足尚也。
○滋蔓
桓谭谓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千余言，但说“若稽古”三万言。班固叹后世经传既已垂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是今日滋蔓伤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随而踵之，喜循覆车之辙，何邪？彼方自诧曰：“前之文人才悭而不能宏阐，有愧今日之富，亦难与言矣。”
○碎义
同燕于一堂之上，而宾主莫分，吾无恨焉。兄弟筑室而不相为邻，则吾恨且惭矣。经本二意者，纷紊紏射之说，敢彼之责邪？其本一言，如和顺道德，而谓和道顺德，挑达往来之貎，猗傩柔顺之辞，亦析而辨之，则破坏形体甚矣。
○盗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辞。于是乎起问数百，应问数千，未之厌也。至于《诗》《书》，本非一时一人之言，圣人取其可为后世训者存之，初不以一字为美恶也。故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简易较直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具，以诘难为功，何邪？昔之师儒，未之有也。及于《春秋》，则反无与焉。盗憎主人邪？盖非其有而取之，盗也。不敬其君而敬他人者，悖德礼也。彼何为盗且悖邪？
○鹿马
因一鹿指以为一马者，一时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颠倒破坏者，以天下为鹿而纵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岛之中，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达于河为扬州之首，尽变乱九州岛之疆里，他尚有不诬者邪？
○遏舍
遏人之善而扬其恶，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于经，宁无所失，或者诋毁不少恕；若其善，则未之或称也。毛公传：“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曰：“性与天合也。”郑君谓：“用不闻达者而不谏争者，亦得入。”或乃取郑而舍毛，何邪？
○苟异
好苟异者，必无忌惮，而愎上侮下，将流毒海内而不可御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变异，则至理隠微，谁其正之？先儒说《淇澳緑竹》曰：「緑王刍竹，萹竹，今乃以为一物？」不知緑竹青青，何等语邪？先儒说「正月虺蜴，蜴也；巷伯贝锦，贝也」，今以为虺、为蜴、为贝、为锦。
○一经之士
五彩具而作绘，五蔵完而成人。学者于五经，可舍一哉？何独并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谈经者为鄙野之士，良以此欤？汉武帝命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经之士又如何哉？盖为师者专一经以授弟子，为弟子者各学群经于其师，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学者耕且飬，三年而通一艺，三十而五经立。
○虐独
虐茕独者，害皇极。其于经，则喜通论而斥独训，亦未为得也。薄言观者，先儒曰：「观，多也。」玄王
译○躬行
诵读《诗经》三百篇，却不能侍奉父亲、侍奉君主，这也不是兴起于《诗》。知道礼乐的仪节文饰，却不知道其中的意蕴；知道服劳役，却不知道在玉帛之外心存恭敬、在金石之余保持和谐，这也不是确立于礼。他们虽然完美无缺，但兴起于文字之《诗》，确立于祝史之礼，完成于瞽瞍之乐，又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呢？
○害教
有害言辞但未达到有害意蕴，有害意蕴但未达到有害教化。有害教化，那么三纲五常就断绝了。比如认为天不值得畏惧，或者希望天的明察来显扬自己的君主，凶恶的德行不值得忌讳，百姓或许可以违逆之类。这种对教化的危害是怎样的呢？
○巧慧
汉代儒林学者赵宾起初以持论巧慧著称，大概是先儒的训诂中意蕴有余，对存疑之处不妄加穿凿，适中而没有极端偏颇的弊病，明辨是非但不以仁者的见解排斥智者的见解，宁可质朴也不留嫌隙。关关是和声，有人说和声而有贯通之意，不知道谁是不和而不通的？如果将关关解释为言语，那么岂止是贯通呢？雎鸠情意专一而有分别，后妃的德行已经完备了。又有人说：入水善于捕鱼，这只是情意专一的一件事，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呢？巧慧的弊病就是这样。
○殽乱
古人说读《诗》如同未曾有书，读书如同未曾有《易》。大概是知道六经的意蕴广大，无所不备而曲折成就，无所依赖。在汉代，六经各有名家的博士，并行而不互相排斥，得到的人才已经很多了。如今六经纷然成为一家之说，说是一条道，也不知道道是一而经已是六了，如何能用以一统六呢？王莽讲合六经的说法，恐怕不值得推崇。
○滋蔓
桓谭说秦近君能解说《尧典》篇目两个字，多达千余言，只解说“若稽古”三个字就有三万言。班固感叹后世经传已经背离，博学者又不思考多闻阙疑的道理，而致力于琐碎的义理以逃避疑难，用便巧的言辞和巧妙的解说，破坏经书的形体。解说五个字的经文，多达二三万言，这是今日滋蔓伤本的弊病，古人已经深深斥责了。却又跟随并沿袭，喜欢重蹈覆辙，为什么呢？他们正自夸说：“前代的文人才识贫乏而不能宏大阐发，有愧于今日的丰富，也难以与他们谈论了。”
○碎义
同在堂上宴饮，而宾客主人不分，我不怨恨。兄弟建房而不相邻，那么我怨恨且惭愧。经书本有两个意思，却用纷乱纠缠的说法，敢说是他们的责任吗？其本是一句话，如和顺道德，却说和道顺德，挑达往来的样子，猗傩柔顺的言辞，也分析辨别，那么破坏形体就很严重了。
○盗悖
孔子作《春秋》，多用微言大义。于是提问数百，回答数千，也不厌倦。至于《诗》《书》，本不是一时一人之言，圣人选取可以作为后世训诫的保存下来，起初不以一字为美恶。所以说：“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简易直接如此。有人取《春秋》的治具，以诘难为功，为什么呢？以前的师儒，没有这样的。到了《春秋》，反而没有这样的。盗贼憎恨主人吗？大概不是自己的却夺取，是盗贼。不敬自己的君主而敬他人，是违背德礼。他们为什么既盗且悖呢？
○鹿马
因为一只鹿而指鹿为马的，是一时跋扈的言论。如果因为先王的格言而颠倒破坏，是将天下当作鹿而随意指认，不也太严重了吗？九州之中，各自记载其行道，有人以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为扬州之首，完全变乱九州的疆域里数，其他还有不诬蔑的吗？
○遏舍
遏制别人的善而宣扬其恶，是不仁；舍弃这里的善而选取那里的不善，是不智。先儒对于经书，宁可有所失误，或者诋毁不稍加宽恕；如果其善，则未曾称颂。毛公传：“不闻亦式，不谏亦入。”说：“性与天合。”郑君说：“用不闻达者而不谏争者，亦得入。”有人却取郑而舍毛，为什么呢？
○苟异
喜欢苟且求异的人，必定肆无忌惮，而且刚愎自用、侮辱上下，将流毒海内而不可抵御。况且天生有形之物，尚敢变异，那么至理隐微，谁来纠正呢？先儒解说《淇澳绿竹》说：“绿王刍竹，萹竹，现在却认为是一物？”不知道绿竹青青，是什么话呢？先儒解说“正月虺蜴，蜴也；巷伯贝锦，贝也”，现在认为虺、为蜴、为贝、为锦。
○一经之士
五彩具备而作画，五脏完备而成人。学者对于五经，可以舍弃一种吗？为什么独自使用五种材料呢？前人斥责谈经者为鄙野之士，大概因此吧？汉武帝命令司马相如等人创作诗赋，多用尔雅的文辞。通一经的士人不能独自知道其辞，必须会合五经家共同讲习，读之才能通其意。如今一经的士人又如何呢？大概为师者专一经以传授弟子，为弟子者各学群经于其师，是古之道。所以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三十而五经立。
○虐独
虐待孤苦无依者，是危害皇极。对于经书，则喜欢通论而排斥独训，也未为得当。薄言观者，先儒说：“观，多也。”玄王
○骥驽
骐骥所以异乎驽骀者，为其行千里而有余力也。如行百里而与驽骀同敝，则其异者云何也？嫌疑不吾别，犹豫不吾明，则所谓智者亦愚也。
采苹，或以为礼女之祭，或以为教成之祭。鳬鹥，或以为祭，或以为绎。今之师儒，忽焉未尝辨也。宾之初筵，或以为燕射，或以为大射。今之首章为大射，二章为燕射，学者何頼焉（案此条原本标题脱落）
○大言
袁绍与曹操论天下形势，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圗，欲舍而佗之，则徒示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是岂操之诚心哉？今谈经者不核其实，喜为高论，大言一切取胜，皆曹公之下尘欤？
○知本
言书者，不取正于古文；言诗者，既耻言毛氏，而又不知齐鲁韩氏之辨，果以诗为何诗邪？言《周礼》者，真以为周公太平之书，而不知有六国之阴谋，地不足于封，民不足于役，农不足于赋，有司不足于祭，将谁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师儒尚众，而古法之变自弼始，虽以短弼，实不能出其藩篱，何以语古邪？《春秋》《孝经》则絶而不言，未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郑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当知古。盖古今交相为质，则取道不逺。或为髙絶，不可跂及之。”论曰：“在古当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于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犹有遗风邪？”
○学难
虞翻曰：「悲哉，学之难也。盖欲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笃志竭力而求之。难又讲习疏数，朋友之难；又服劳就正，以师氏攻其难之难。今或适市，售一帙书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难之有？」
○南北之学
南方之学，异乎北方之学。古人辨之屡矣。大抵出于晋、魏分据之后，其在隋、唐间，犹云尔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盖南方、北方之强，与夫商人、齐人之音，其来逺矣。今亦不可诬也。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
○燕书
郢人有遗燕相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古文尚书·泰誓》作「大开」，元间学士卫苞受诏成《今文尚书》，乃始作「泰」。或以「交泰」为说，真《燕书》哉？
○躐等
学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视。九年乃大成。今童子嬉戏未除，而为易，髙谈天人之际，至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谋，乃谓三代可立致，而平视尧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风日浇，而盗贼兴，未易图其救之之术也。
○体用
经言体而不及用，其言用而不及乎体。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缓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释氏体用事理之学。今儒者迷于释氏而不自知者，岂一端哉？
○残经
坠简残经，众矣，可胜数哉？唯是刘原甫、王深甫，每以为恨。近世师儒，以谓昔之言无不善，今日之说无不可通，不复闻有阙疑者，非所以尊经而慎思也。其勉之哉！
○阙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阙疑，苟不广闻，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阙疑非浅学之事，唯是博学老成者，以是成其敬慎之德。如博学而不阙疑，则诬先哲而疑后生，卒无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谓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之术，易为功也。齐鲁之治，亦各有弊，而纷然多故，善其后者难也。先儒之学，传数百年之乆，而其弊如何？今之师说，十数年之间，弊复如何？学者宜亦知所从矣。
○知时
智之所难适者，我所遭之时也。学之所难明者，在昔数千年之异制异时也。三代之礼，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周礼之五玉，为虞书之五玊，可不可邪？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岂一端哉？或必以仁、智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邪？
○先王
姜至之先生谓商周之所称先王
译○骥驽
千里马之所以不同于劣马，是因为它奔跑千里后还有余力。如果跑百里就和劣马一样疲惫，那么它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遇到嫌疑不能辨别，遇到犹豫不能明断，那么所谓的智者也就和愚者一样了。
《采苹》这首诗，有人认为是祭祀女祖先的礼仪，有人认为是女子成人礼的祭祀。《鳬鹥》这首诗，有人认为是祭祀，有人认为是祭后的绎祭。现在的老师儒生，疏忽大意，从未加以辨析。《宾之初筵》这首诗，有人认为是燕射，有人认为是大射。现在的人第一章认为是大射，第二章认为是燕射，学者们能依赖什么呢？（按：此条原本标题脱落）
○大言
袁绍与曹操讨论天下形势，曹操知道袁氏世代占据河北，不容易图谋，想要放弃而另作打算，那样只会显示软弱，于是说出大话道：“任用天下的智谋力量，用正道驾驭他们，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这难道是曹操的真心话吗？现在谈论经书的人不核实实际情况，喜欢发表高论，用大话来取胜，都是曹操的末流吧？
○知本
谈论《尚书》的人，不从古文取正；谈论《诗经》的人，既以谈论毛氏为耻，又不知道齐鲁韩三家诗的区别，究竟把《诗经》当作什么诗呢？谈论《周礼》的人，真把它当作周公太平盛世的书，而不知道其中有六国的阴谋，土地不足以分封，百姓不足以役使，农业不足以赋税，官吏不足以祭祀，这是要欺骗谁呢？谈论《易经》的人，不知道王弼之前的老师儒生还很多，而古法的改变从王弼开始，虽然批评王弼，实际上不能超出他的范围，怎么能谈论古法呢？《春秋》《孝经》则完全不说，这不是懂得根本的人。
○慕古
好啊！郑康成说：“既然知道现在，也应当知道古代。大概古今互相作为依据，那么取道就不远了。或者追求高深绝妙，不能企及的。”评论说：“在古代当然如此，不知道古代的道理，对现在有什么利益，而一定要崇尚它呢？王莽喜好空谈，羡慕古法，现在还有遗风吗？”
○学难
虞翻说：“可悲啊，学习之难。大概是想让人用心深切，所说的话感动的深。古代的人也是这样，都专心竭力去追求。难又在于讲习的疏密，朋友的难；又在于服劳求正，以老师攻克难题的难。现在有的人去市场，卖一套书就获取名利，像拾取小草一样容易，有什么难的呢？”
○南北之学
南方的学问，不同于北方的学问。古人多次辨析过。大致出于晋、魏分裂之后，在隋、唐之间，还是这样，不仅因为地域，而且因为人。大概南方、北方的强盛，以及商人、齐人的口音，由来已久了。现在也不可诬蔑。遵循先儒的，是北方的学问；主张新说的，是南方的学问。
○燕书
郢国有个人给燕国宰相写信，夜里写信灯火不明，于是对拿蜡烛的人说：“举烛，”并写在了信上。举烛，举烛不是信的意思。燕相收到信并解释说：“举烛，崇尚光明。崇尚光明，举荐贤能并任用他们。”燕相告诉国王，国王非常高兴，国家因此治理好。治理好了，但不是信的意思。《古文尚书·泰誓》写作“大开”，元朝学士卫苞奉诏写成《今文尚书》，才开始写作“泰”。有人用“交泰”来解释，真是《燕书》啊？
○躐等
学习不越级，是很早的事了。从一年到七年，都有相应的内容。九年才大成。现在童子嬉戏未除，就学《易经》，高谈天人之际，到老不知道周世宗的功绩，王朴的谋略，却说三代可以立刻实现，而平视尧舜，越级太多了。因此民风日益浇薄，而盗贼兴起，不容易图谋救弊的方法。
○体用
经书讲体而不讲用，讲用而不讲体。这是现在人急迫的，古人迟缓的。探究其来源，乃本于佛教体用事理之学。现在儒者迷惑于佛教而不自知，岂止一端呢？
○残经
坠落的简牍残破的经书，很多，能数得尽吗？只有刘原甫、王深甫，常常以此为恨。近世的老师儒生，认为古代的话无不善，今天的说法无不可通，不再听说有阙疑的，这不是尊崇经书而慎思的态度。努力吧！
○阙疑
杜征南有话说：“古人告诫以阙疑，如果不广博见闻，也就不知道所疑。”这是知道阙疑不是浅学的事，只有博学老成的人，以此成就其敬慎的德行。如果博学而不阙疑，就诬蔑先哲而怀疑后生，最终一无所得，可不戒吗！
○知弊
三代的政治，各有弊端，而其所谓的弊端，可以指出来，而救弊的方法，容易成功。齐鲁的治理，也各有弊端，而纷乱多故，善其后难。先儒的学问，传数百年之久，而其弊端如何？现在的师说，十几年之间，弊端又如何？学者应当知道所从了。
○知时
智慧所难适应的，是我所遭遇的时代。学问所难明晓的，是过去数千年的异制异时。三代的礼制，已经不可同日而用。有人用周礼的五玉，作为虞书的五玊，可以吗？
○君子
君子，是成德的名号。德岂止一端呢？有人一定以仁、智为君子，这是多么固陋地衡量君子啊？
○先王
姜至之先生说商周所称的先王
○周公
谓周公用天子之礼乐者诬也，不然，《春秋》讥鲁之郊禘何邪？且汉景帝赐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贬之矣。或者既诬周公，而又蔑乎礼乐，其与曹、马为媒乎？
○孔子
或以潜龙勿用为孔子是不知干之为君而初九之潜者不复可飞也，或因孟子所谓孔子不有天下之说，而不思之欤？岂孔子之志哉！不可以为后世训也。
○孔孟
孔孟之称，谁倡之者？汉儒犹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岂孟子之志欤？其学卒杂于异端，而以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岂特孟子不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亦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称，荀卿诋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隠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未免为诸子之徒，尚何配圣哉？
○澄定
唐李石谓：“人君学问，不劳专意经义，然亦不可不读，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气。”善乎其言也！所谓识其大者，何以加此？盖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学乃一等邪？不然，高贵乡公、节闵帝讲辨扵朝夕，亡灭之际，与博士争一日之长，乃贤于文景欤？
○傅势
张禹专帝与太后之宠，所谓“张侯论”者，乃盛于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内，其五经之注，学者尚之。至于勒为石经，逮夫禹死浩诛之后，无一人称道其说者，则前之所传者，非经也，势也。
○名圣
荀卿之弟子与叔孙通之弟子，皆以其师为圣人。至于何曽之孙，又以其祖为圣人。圣人之名，亦可私得欤？盖卿之弟子学无所成，通之弟子因赐金之利，曽之孙叹世事之验，于是乎云尔。使其成学而不外慕，则俊造之名尚未易许人矣。
○祀圣
尒朱荣、晋公护，无君大恶，既死庙而祀之，以配圣人。范阳间祀安、史为二圣。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则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圣贤之言
圣贤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谓其言有天地之殊絶也。盖圣人之言，不特无以异乎贤人，而其是是非非，亦无以异乎众人。不苟訾，不苟毁，天下之达道也。果如贤人之言近如地，则众人之言将在九泉之下乎？虽然，圣贤之言无辨邪？曰：均是言也。圣人之言为圣言，贤人之言为贤言。
○贤
夫所谓贤者，能为理之所宜，而非为人之所难也。如舍所宜而论所难，则君子恺悌，不及小人之竒险矣。或难或易，在彼，而吾之诚心一也。岂以彼之难夺吾简易平康之操哉？扬子云自以事莽为难，而有是言乎？
○心迹
修辞立其诚，君子于是乎居业。辞与诚为一物也。圣人之情，为难见矣。吾之所以能见者，存乎其辞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见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却之，无以辞却之，判心迹为二端，是教天下之伪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杀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为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頼夫贤哲欤？
○何王
何晏、王弼倡为虚谈，范寗罪之甚于桀纣。弼以其言言《易》，犹近似矣。晏之谈论《语》，则又何邪？颜子屡空，先儒皆说空乏，晏始斥之，自为说曰：“虚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逺而愈非颜子之事也。”或以无相、无空，则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于释学，而释学讥其失已之传，果谁之学邪？
○新
圣人之意，具载于经，而天地万物之理，管于是矣。后世复有圣人，尚不能加毫髪为轻重，况他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终始，宁辨其新故？彼一已之所谓新者，乃六经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于故焉。卜子夏首作丧服，传说者曰：「传者，传也，传其师说云尔。」唐陆淳于《春秋》，每一义必称「淳闻于师曰」。「诗」则有鲁故，有韩故，有齐后氏故，齐孙氏故，毛《诗》故，训传书则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弃旧
贞观中，诏修五经正义，成书以取士，而两汉以来诸儒之说，存而传者十二三。逮今新义之行于有司，而所谓二三之传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欧阳公曰：「凡今治
译周公
说周公用天子的礼乐是诬蔑，如果不是这样，《春秋》讥讽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又是为什么呢？况且汉景帝赐给江都王天子的旌旗，君子都贬斥他。有人既诬蔑周公，又蔑视礼乐，这难道是与曹魏、司马晋做媒介吗？
孔子
有人用“潜龙勿用”来解释孔子，是不懂得乾卦代表君主，而初九爻的潜龙已经不能再飞了；或者是因为孟子说孔子没有拥有天下，而不思考吗？这难道是孔子的志向吗！不可以作为后世的训诫。
孔孟
“孔孟”这个称呼，是谁倡导的呢？汉代儒生还没有这样称呼。既然不知道尊崇孔子，这难道是孟子的志向吗？他们的学问最终混杂于异端，而认为可以与孔子并列的，也不止一个人。难道只是孟子不可以吗？如果懂得《春秋》一王制度的，也一定不会让教化有两个至上者。世间有“荀孟”的称呼，荀卿诋毁孟子偏颇违背而没有条理，幽深隐晦而没有解说，封闭简约而没有解释，未免是诸子百家的门徒，还怎么能配得上圣人呢？
澄定
唐代李石说：“君主的学问，不必专门致力于经义，但也不能不读，知道它的大意，用来澄定意气。”话说得好啊！所谓认识大的方面，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大概从天子到平民，孝道既然不同，而学问却是一等的吗？如果不是这样，高贵乡公、节闵帝早晚讲辩，在灭亡之际，与博士争一日之长，难道比文景之治更贤明吗？
傅势
张禹专擅皇帝和太后的宠爱，所谓的“张侯论”，于是盛行于天下。崔浩威福震动宇内，他的五经注解，学者崇尚它。至于刻成石经，等到张禹死、崔浩被杀之后，没有一个人称道他们的学说，那么以前所传的，不是经义，而是权势。
名圣
荀卿的弟子和叔孙通的弟子，都把他们老师当作圣人。至于何曾的孙子，又把他祖父当作圣人。圣人的名号，也可以私自获得吗？大概荀卿的弟子学问没有成就，叔孙通的弟子因为赐金的利益，何曾的孙子感叹世事的验证，于是这样说。如果让他们成就学问而不向外羡慕，那么俊才的名号还不容易许给人呢。
祀圣
尔朱荣、晋公宇文护，无君的大恶，死后建庙祭祀他们，用来配享圣人。范阳间祭祀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唉！人文悖乱而不止，那么鬼神的享受僭越而不合法，可以不警惕吗！
圣贤之言
圣贤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成就德行的辨别。不是说他们的言语有天地般的殊绝。大概圣人的言语，不仅没有不同于贤人，而且他们的是非判断，也没有不同于众人。不随便诋毁，不随便毁谤，是天下的通达之道。如果贤人的言语近如地，那么众人的言语将在九泉之下吗？虽然如此，圣贤的言语没有辨别吗？回答说：都是言语。圣人的言语是圣言，贤人的言语是贤言。
贤
所谓贤者，能做理之所宜，而不是做人之所难。如果舍弃所宜而论述所难，那么君子恺悌，就不如小人的奇险了。或难或易，在于对方，而我的诚心是一的。难道因为对方的难而夺取我简易平康的操守吗？扬子云自认为侍奉王莽为难，而有这样的话吗？
心迹
修辞立其诚，君子在这里居业。辞与诚是一物。圣人的情，很难见到。我之所以能见到的，存在于他的辞中。天地的情，我也因为他的感应而得以见到。有人因为孟子以心却之，无以辞却之，判心迹为二端，这是教天下虚伪。如果说：“好生者是我的心，杀人者是我的迹；利彼者是我的言，为我的利者是我的行。”人又怎么依赖贤哲呢？
何王
何晏、王弼倡导虚谈，范寗指责他们甚于桀纣。王弼用他的言语解释《易》，还近似了。何晏谈论《论语》，又是什么呢？颜子屡空，先儒都说空乏，何晏开始排斥它，自己说：“虚心知道，不知道言语的愈远而愈非颜子之事。”有人用无相、无空，那么又是何晏的罪人。这话本出于释学，而释学讥讽他失己之传，果真是谁的学问呢？
新
圣人的意思，具载于经，而天地万物之理，管于是矣。后世再有圣人，尚不能加毫发为轻重，何况其他人呢？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终始，宁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谓新者，乃六经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于故焉。卜子夏首作丧服，传说者曰：“传者，传也，传其师说云尔。”唐陆淳于《春秋》，每一义必称“淳闻于师曰”。“诗”则有鲁故，有韩故，有齐后氏故，齐孙氏故，毛《诗》故，训传书则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弃旧
贞观中，诏修五经正义，成书以取士，而两汉以来诸儒之说，存而传者十二三。逮今新义之行于有司，而所谓二三之传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欧阳公曰：“凡今治
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水清而明矣。夫学者苟知乎此，则不劳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谓务本。」
译对于经典，人们没有不担心圣人的本意不明了，而被诸儒各自提出的说法所混淆的。如今在经典之外又自行创立学说，这就好比担心沙子浑浊了水，却反而往里面投土使之更加浑浊。不如将沙土全部去除，水自然清澈明了。求学的人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能不费力而取得成效，广博而能抓住要领，这就叫做致力于根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谨之勿遽。欧阳公曰：「先儒之论，苟非详其终始，而抵牾质诸圣人，而悖理害经之甚，有不得已而后改易者，何必徒为异论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于经，则古今学者之弊，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巳者多也。」
○党
国家因党与而倾亡，经术因党与而不明。《春秋》以传而分为三，董仲舒、江公、刘歆于三家始倡其所异而堤防之。杜预、何休、范寗又辟土宇而兴干戈焉。《毛诗》初异于郑氏，王肃、申毛、孙毓理郑，皆相待如冦雠。愈出而愈怨矣。元行冲叹其父康成，兄子慎宁，言孔圣误不道，服郑非良，有以也。
○业
四民各有业，一业者富，二业者贫，三、四焉者流离死亡矣。童子于经，轻就而易叛，既已可耻。若其白首而﨑岖岐路者，不亦可惭哉？杜预不以《公羊》《谷梁》杂乎《左氏》，范寗亦恶《左氏》《公羊》之轹《谷梁》，其志终可尚也。
○字
先民之经，皆科斗文字。如颜、闵不死，游、夏更生，则不复识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书为一说，自谓得圣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异音，译而通之，其义一也。」君子谓是义之说也，非字之义也。武陵先生患汉以降，学士互相增添，字倍于古，其所感深矣。
○训
古人训诂，缓而简，故其意全。虽数十字而同一训，虽一字而兼数用。后进好华务异，训巧而逼，使其意散。两字两训而不得通，或字专一训而不可变，或累数十言而不能训一字。嘉佑学者犹未覩此也。扬子云作《方言》，其辨已悉，犹有通训，何不览诸？
○音
陆德明因古诸儒音韵之学，着为《释文》，惠乎学者，深矣！今乃忽而不顾，多从其本音而读之，真野人也！温公曰：「凡观书者，当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后可以求其义。」
○流品
或谓先王用人无流品之别，不知皋陶陈九德而俊乂在官，则流品已着矣。彼欲擅天下之权，倒置名噐，不为此论，则无以济其术云。
○地无遗利
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自天子至于庶人，用财各有等差，孰得而侵哉？」或为「地无遗利」之说，何其与圣人之言乖戾邪？为其下者，不亦难哉！
○善术
秦焚诗书，坑学士，欲愚其民，自谓其术善矣。盖后世又有善焉者，其于诗书则自为一说，以授学者，观其向背而宠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气熖，固其党与，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颛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学士之众，则丰饮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禄以利其身世，济其欲而夺其志，严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择祸福而靡然趋已，又岂不愚彼哉？是君子所惧焉者也。
○善美
或问：「孟子可欲充实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顾孔子叹武之尽美而未尽善，干元为善而利以美称邪？」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谨乎训字之名，学者之大患也。
○观过
观过，斯知仁矣。为其心志外见而不可掩也。先儒之过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后进之过高而逺，其甚至于无君无父。学者果孰宜从邪？
○孝
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当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为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庙之礼行，而辨贤逮贱，是乃善继善述欤？苟非蒙大难之志，救涂炭之事，则重规叠矩，旧章率循，国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孑然逞其私志，则志无取舍，事无时制乎？
○享
或多为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据？有自于《洛诰》敬识，百辟享不享邪？《洛诰》因五服诸侯来朝，宜以为新邑之戒。至于周之百官，则惇大成裕云尔，宁论其享不享邪？礼，诸侯有不享者，王诛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汤“莫敢不来享”者，岂不逺自氐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虑，而于百官享不享之责邪？无乃导之谀乎？《传》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隠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
译○不得已
柳子厚说：“君子治学，想要有所不同，必须先彻底探究书中的道理。彻底探究却得不到结果，才可以确立自己的见解并使之端正。”要谨慎，不要轻率。欧阳公说：“前代儒者的议论，如果不详细考察其始末，并与圣人的道理相抵触，且悖理害经到了极点，有不得已而后才改易的，何必凭空制造不同的议论来互相诋毁呢？如果对于经典不得不有所改易，那么古今学者的弊病，就全都消除了。可惜啊，轻率而能停止的人太多了。”
○党
国家因为结党营私而倾覆灭亡，经术因为结党营私而不能阐明。《春秋》因为传注而分为三家，董仲舒、江公、刘歆在三国开始时倡导各自不同的观点并加以防范。杜预、何休、范寗又扩张地盘并兴起争斗。《毛诗》起初与郑氏不同，王肃、申毛、孙毓为郑氏辩护，都对待对方如同仇敌。越发展怨恨越深。元行冲感叹他的父亲郑康成，侄子郑慎宁，说孔子圣人错误不可说，服膺郑氏不是良策，是有原因的。
○业
士农工商各有职业，专一职业的人富裕，从事两种职业的人贫穷，从事三、四种职业的就会流离失所甚至死亡。孩童对于经典，轻易接受而容易背离，这已经可耻了。如果白发苍苍还在歧路上崎岖徘徊，不也可耻吗？杜预不把《公羊》《谷梁》混杂在《左氏》中，范寗也厌恶《左氏》《公羊》凌驾于《谷梁》之上，他们的志向终究值得推崇。
○字
先民的经文，都是科斗文字。如果颜回、闵子骞不死，子游、子夏再生，就不认识现在的文字了。有人把李斯的六书作为一种学说，自认为得到了圣人的意旨。并且有人说：“不同地方不同的语音，翻译后相通，其意义是一样的。”君子认为这是关于意义的学说，不是关于文字本身的学说。武陵先生担忧汉代以来，学士互相增添，文字比古代多了一倍，他的感慨很深。
○训
古人训诂，缓慢而简略，所以其意旨完整。虽然几十个字共用一个训释，虽然一个字兼有几个用法。后辈喜好华丽追求奇异，训释巧妙而紧迫，使其意旨散乱。两个字两个训释而不能贯通，或者一个字专一训释而不可改变，或者累赘几十句话而不能训释一个字。嘉佑年间的学者还没有看到这些弊端。扬子云作《方言》，其辨析已经详尽，还有通训，为什么不阅览呢？
○音
陆德明依据古代诸儒音韵之学，著成《释文》，对学者有益，影响深远！现在却忽视而不顾，大多按照本音来诵读，真是乡野之人！温公说：“凡是读书的人，应当先校正其文字，辨别其音韵，然后才可以探求其意义。”
○流品
有人说先王用人没有流品之别，不知道皋陶陈述九德而俊才在位，那么流品已经显著了。他们想要独揽天下大权，颠倒名器，不发表这种言论，就无法实现他们的权术。
○地无遗利
孔子说：“君子不竭尽利益而留给百姓，从天子到平民，使用财物各有等级差别，谁能够侵犯呢？”有人提出“地无遗利”的说法，为什么与圣人的言论相违背呢？作为下属，不也很难吗！
○善术
秦朝焚烧诗书，坑杀学士，想要愚弄百姓，自认为权术高明。大概后世还有更高明的，对于诗书则自创一套学说，传授给学者，观察他们的向背而给予宠辱，借此尊崇自己的才能，增加自己的气势，巩固自己的党羽，世代保持名位，使有才能的人变得专断而笨拙，聪明的人变得固执而愚昧。学士众多，就用丰盛的饮食来奢侈他们的日常，用高峻的爵禄来利诱他们的身世，满足他们的欲望而夺取他们的志向，严明法律而禁止他们的言论，使他们不选择祸福而顺从地趋向自己，这难道不是愚弄他们吗？这是君子所恐惧的。
○善美
有人问：“孟子说可欲充实的差别，以善不及美，不顾孔子感叹武王尽美而未尽善，干元为善而利以美称吗？”如果不明白用字的意旨，而谨守训字的名称，这是学者的最大祸患。
○观过
观察过错，就知道仁德了。因为心志外现而不能掩盖。前代儒者的过错卑微且浅近，不损害名教；后辈的过错高远而疏远，甚至到了无君无父的地步。学者究竟应该跟随谁呢？
○孝
武王、周公是通达的孝子吧？孝，是善于继承人的志向，善于叙述人的事迹。难道不是文王在商朝末年，志向在于百姓，想要做仁德之事吗？武王、周公统一天下，郊祀宗庙的礼仪施行，而辨别贤能及卑贱，这就是善于继承善于叙述吗？如果不是承受大难的志向，拯救涂炭的事迹，那么重规叠矩，遵循旧章，这是国家的常道，何必这样说呢？如果孤立地逞其私志，那么志向没有取舍，事情没有时制吗？
○享
有人多说享上的言论，不知道依据什么？出自《洛诰》敬识，百官享不享吗？《洛诰》因为五服诸侯来朝，适宜作为新邑的警戒。至于周的百官，只是敦厚大成宽裕罢了，哪里论及他们享不享呢？礼制，诸侯有不享的，是王诛所加，也不是百官的事。成汤“莫敢不来享”，难道不是远自氐羌吗？况且天下文明，有什么怀疑顾虑，而责备百官享不享呢？恐怕是引导他们谄媚吧？《传》说：“君主所说的都说好，君主所做的都说可以，暗中探求君主所喜欢的，就进献以取悦耳目，苟且迎合以求容身。”
，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者，谀臣也。”是盖有可惧者。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谓君闇臣谀，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译（那些）与君主一起寻欢作乐，而不顾念其后患的人，是谄媚的臣子。”这确实有值得恐惧的地方。卫侯所说的计策不对，而群臣附和的声音却像从同一张嘴里说出的一样，子思认为这是君主昏庸、臣子谄媚，以此居于百姓之上，百姓是不会顺从的。像这样下去不停止，国家就没有同类（指国家将灭亡，无以为继）了。
○义
甚哉义之于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备，而或毫髪之愆者，亦不足以为义焉。故君子以是为质，和顺道德之后，乃可与言。先儒之训曰：“宜以视凿枘之不相为用，而须臾必守也。”或曰：义者，制也。以忍为义，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论，将流而入于刑，近于利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忍之异乎容者，几希。忍扵须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无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并用也。或以残忍曰：“是义德也。”既不知义，抑又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诰君陈者。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虽有至道，而无非事也。若夫君子，则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于圣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译○义
义对于人的重要性真是极大啊！君子德行虽然大体完备，但如果有一丝一毫的过失，也就不足以称为义了。所以君子把义作为根本，在调和顺从道德之后，才可以与之谈论义。先儒的训诫说：“应当把义看作像榫头与卯眼那样不相容而必须时刻坚守的东西。”有人说：义就是制约。把忍耐当作义，这是申不害那种“鼻大可小”（意指严刑峻法、随意裁断）的论调，将会流于刑罚，接近于私利了。
○忍
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有包容，德行才能宏大。忍耐与包容的区别，非常微小。在细微之处能忍耐，而在大事上却不能包容的情况，是有的。在大事上无所不容，而在细微之处却不能忍耐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君子必须两者兼用。有人把残忍称为义德，这既是不懂义，又是酷烈而不忍，这不是周公用来告诫君陈的道理。
○事道
百姓日常使用道却并不知晓，即使有最高的道，也无非是日常事务罢了。至于君子，则能知晓道。哪件事不是道呢？现在对于圣人所说的“这是事物的次序，这是道的次序”，果真懂得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