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只要有缝隙，阳光必定能照进去。如果不这样，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步，很少有不盲目乱走的。孝咸生病，（他）早晨跑十几里去床下探望病情，不吃东西就返回。像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他）也生病了。同辈人都推举他为笃行省察的人。

译张履祥

张履祥，字考父，桐乡人，明朝末年的生员。幼年丧父且家境贫寒，无法到外面的私塾读书，他的母亲亲自教他读四书。长大后，他跟随刘宗周（刘忠介公）学习，曾经把自己学习的心得写成文章呈给刘宗周请教，刘宗周对此表示赞许。明朝灭亡后，他在家乡教授学生，撰写了《经正录》，在自序中说：“上天的恒常之道，百姓实际掌握着它，存亡显晦和治乱由此区分，从古至今，百世都不会有差错。所以纲常是治理世道的根本，父子君臣的道理得以确立，国家就能治理好，就像恒星不偏离轨道，而五行之气顺畅分布，四季按时运行一样。邪恶的念头产生于内心，那么祸乱就会发生在世间，这大概不是朝夕之间形成的缘故。极阴会生出阳，没有只去不回的，有所开创必先有所准备，不学习就不能成功。我窃取反经的意义，辑录旧有的见闻，列举其要点，以端正其根本。”等等。他居住在乡间亲自耕种，熟悉农事，撰写了《补农书》，认为读书人除了耕种之外，没有别的谋生之道。能够耕种，就不必向别人索取，从而廉耻之心确立；知道耕种的艰难，就不敢随意向别人索取，从而礼让之风兴起。廉耻确立，礼让兴起，世道就可以恢复古时的风貌了。他又撰写了《杨园备忘录》，他的学问以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为宗旨。因为刘宗周（蕺山先生）看到王阳明（姚江先生）末学的流弊流于禅宗的言论和行为，作《人谱》来纠正其过失，张履祥传承他的学问，所以他所写的书切合日常应用。当时主讲的人大多不致力于自身修养，只是夸夸其谈，张履祥深深厌恶这种行为，不敢摆出老师的架子，对来求学的人一律以朋友之道相待。张履祥很擅长写诗，秀水人朱彝尊称赞他的诗没有迂腐的酸气。

朱用纯

朱用纯，字致一，昆山人。父亲朱集璜是贡生。清军攻下江南，城池被攻破，朱集璜不屈而死。朱用纯为父亲的死感到悲痛，取王裒攀柏尽孝的故事，自号柏庐。他的学问以主敬为准则。长洲人徐枋多次写信询问学问，朱用纯回答说：“我私下观察兄长应酬人伦，稍微喜欢诙谐戏谑，虽然无损于大节，但终究不是君子所应该做的。为什么呢？《尚书》说：‘德行盛大的人不轻慢侮辱别人。’身体轻慢侮辱别人，职分就不修；内心轻慢侮辱别人，本体就不立。孔子说：‘修养自己以恭敬。’自己不是脱离外物而成为孤立的自己，修养也不是脱离外物而成为偏枯寂灭的修养，所以一旦修养自己，他人就安宁，百姓就安宁了。如果看待他人有一分可以忽视，就是自己有一分学力没有达到。因为圣贤确实看到别人与我，这颗心相同，这个理相同，我没有什么可骄傲于他的，他也没有什么可被我忽视的。愚笨不肖的夫妇，可以参与知晓和做到，等到达到极致时，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知不能。又怎么可以忽视呢？又怎么可以忽视呢？轻慢侮辱的心毕竟起于忽视别人，忽视别人的心毕竟起于不自我修养。没有见到自我修养的极致，还担心忽视别人。这就是温良恭敬克制谦让之所以成为尧的德行，诚信恭敬温和充实之所以成为舜的德行的原因。”徐枋又说：“必须先有所领悟，然后才可以谈论学问。”朱用纯说：“圣贤之道不离开事物，事物就是事，事物中就有道，就在事物中学习。如果想要先得到道然后谈论学问，那就是把事与物分开，也把学与道分开了。”朱熹说：“人必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然后才能达到简易的境界。如果先以简易存心，就会陷入异端。只有在事物中通达简易的道理，所以应对天下的事，接触天下的物，不觉得烦难。如果舍弃事物而追求简易，那么即使应对一件事接触一物，也会觉得烦难不胜，杂乱无章。”圣贤的学问不过是一个“敬”字，敬就像长堤大防，滴水不漏，这是敬的极致。一旦做到敬，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天下的能事就完成了，变通鼓舞，尽利尽神，希圣希天的举动都在于此。朱用纯平时，早晨起来拜谒家祠，诵读《孝经》，置办义田赡养宗族，友爱各位弟弟，到老也没有隔阂。康熙十八年皇帝下诏举荐博学鸿儒，有人打算推荐朱用纯，他极力推辞。官府举荐他为乡饮大宾，他也不应允。他教导学生，先教《近思录》，其次教四书，每年孟春率领学生举行释奠先师礼，礼成后讲解一章书，以诚意启发人心，又担心学者空谈无实，作《辍讲语》，反躬自责，言语多深切。乡里人重视他的学问和品行，世代相传的家训，就是朱用纯的文章。世人不知道，误以为是朱熹所作。去世时七十二岁。去世前三天，设立先人牌位，在中堂拜祭，起身环顾弟子说：“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努力吧。”著有《愧讷集》《大学中庸讲义》，流传于世。没有儿子，以弟弟的儿子朱导诚为嗣。徐枋，字昭法，《明史》中有传。

沈昀

沈昀，初名兰，后来改名为昀，字朗思，仁和人，前明生员，是刘宗周的弟子。明朝灭亡后，他在家乡教授学生，曾经断粮，采集阶前的马蓝草充饥。有客人送米给他，他不接受，客人坚持请求，沈昀坚决推辞，推让了很久。沈昀饥饿且疲惫，于是倒在地上，客人吓得跑开。过了一会儿他苏醒过来，慢慢起身笑着说：“客人的心意可以感动人，但正好让老人陷入困境罢了。”刘宗周去世后，传承他学问的人互相争辩，沈昀说：“道在于亲身实践，只是用口舌争辩，不是先师对我们所期望的。”因为丧礼长久废弃，他辑录《士丧礼说》，传授给弟子陆寅。病重时，有人问他说：“此时感觉如何？”他说：“知道诚敬罢了。”去世后贫穷无法安葬，友人应撝谦料理他的丧事，为他哭泣不吃东西。

译有人问道：“我不敢轻易接受赙金，以免辱没了先生。”黄撝谦的门徒姚敬恒快步走上前说：“像我这样品行的人，可以为沈先生收殓吗？”回答说：“你笃实的品行，正是沈先生所赞许的，可以。”姚敬恒于是为沈先生收殓并安葬了他。

译谢文游

谢文游，字秋水，是南丰人。明朝末年他是诸生，当时天下大乱，他感慨地产生了出世的志向。他进入广昌香山，修习佛家学问，喜好大慧和尚的学说，因此学习佛法更加用力。后来他得到了余姚龙溪的书，阅读后，深深后悔以前的是非。于是他和朋友学生在新城的神童峰讲学。有个叫王圣瑞的人，极力攻击阳明学说，和他辩论了多天，不能取胜，退下后内心为之震动。他又读了罗整庵的《困知记》，于是专心致力于程朱理学，开辟程山学舍，给堂屋取名为“尊洛”。他撰写了《大学》《中庸切己录》，认为做学问的关键，“敬畏天命”这一句话就概括尽了。圣人一生战战兢兢、警惕戒惧，“说顾念上天光明的命令”，“说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说昊天明亮，伴随你出行；昊天清晨，伴随你游乐”，没有不是敬畏天命的心。做学问的人注视的只有这个，倾听的只有这个，稍微有一点私心杂念，必须立刻痛悔严厉责备，迅速自我洗涤，不要触犯帝天的愤怒。功夫既久，人欲净尽，与天地上下同流，达到乐天知命的境界，就可以达到了。当时宁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以文章气节闻名。髻山的宋之盛拜访谢文游，见他的学问品行纯正精粹，于是约定易堂的魏禧、彭任在程山会讲，都推崇谢文游笃实恭敬的品行见识，道本在康熙二十年生病，自己写了墓志铭，去世。

应撝谦

应撝谦字嗣寅，是仁和人。年轻时就能写文章，崇尚气节，与虞畯民、张伏生、蒋与恒等人结社讲学，因为继承东林党人的遗风，几乎恢复了复社和几社，用诗文和科举文章号召南北知名的士人，并非顾宪成、高攀龙两位先生的志向。于是断绝了声气之交，独自探究性命的宗旨，所以命名他的社为獧社。康熙十八年，因博学鸿词科征召，他称病不去。大吏催促他，他抬着床到官府验病，才得以免除。海宁知县许某请他主持书院，两次建造他的房屋，他不出现。不久他说：“这不是君子的做法。”于是划着小船去拜见，知县大喜说：“先生答应我了吗？”他犹豫回答说：“您做学问，只要从事于爱人就够了，那些夸夸其谈的是虚浮之气。”知县沉默。出来后他就走了，弟子说：“知县一定会来，为什么走得这么急？”他笑着说：“知县喜欢好事，必定有所赠送，拒绝他则增加他的恼怒，接受他则内心不安。”于是解开缆绳快速离去。同乡的姜图南担任巡盐御史，回来赠送应撝谦金子，他不接受。一天在路上遇到，正值盛夏，应撝谦穿着木棉衫，姜图南回来赠送他两匹葛布，并且说：“这不是盗跖那样的赃物。”应撝谦推辞说：“我昨天偶然受了寒，细葛衣本来就在箱子里。”他治经以实践为主，坐卧在小楼中，一张几案一张床榻，书籍之外别无多余之物。终日端坐，没有疾言遽色，远近前来学习的人很多。乡里有一个恶少年酗酒好斗，忽然请求听讲，他答应了。听了三天，觉得很拘束痛苦，于是离开，依然酗酒如故。一天他拿着刀想要杀人，气势汹汹，没有人能阻止，忽然看见应撝谦来了，立刻变了脸色，刀掉在地上。应撝谦用好话安抚他说：“一时的愤怒，何必到这种地步？”少年低头谢罪，离开了。从此以后与人争执，旁观的人不能劝解，骗他说：“应先生来了。”他就逃跑。他著书很多，以朱子为宗，对阳明的学说也不致于辩论。

吴慎

吴慎，字徽仲，是歙县诸生，品行笃实好学，尤其致力于宋五子的书，以诚敬为宗旨，所以自号敬庵。游历梁溪时，主持东林书院的是高世泰，字汇旃，是忠宪公的侄子，恪守家法，春秋祭祀完毕，登上堂屋就座，依次开讲，威仪肃然，无不收敛容貌恭敬倾听。吴慎与施璜、无锡张夏一同拜师学习。后来回到歙县，在紫阳、还古两书院会讲，四方来学习的人很多，老死在家，著有《周易粹言》《大学中庸章句翼》，流传于世。

施璜

施璜，字虹玉，是休宁人。起初为了科举考试，到府城应试，进入紫阳书院听讲，惊讶地说：“做学问应当这样。”于是放弃科举，发愤立志于道。从梁溪回来，在紫阳、还古两处会讲，首先推崇施璜。施璜提前斋戒，到开讲那天，整理衣冠，登上座位以诚心感人。教导学者用九容修养外表，用九思修养内心，以达到自得。学者们一致尊崇他。在东林时，将要回去，与高世泰约定：“某年某月日来参加讲会。”到了日期，高世泰设床等待。有人说：“千里之外的约定，能一定守信吗？”他说：“施生是笃行君子，必定如约。如果失信不到，我不再相天下士了。”话没说完，施璜带着他的儿子到了。著有《思诚录》《小学近思录发明》等书。

张夏

张夏，字秋绍，隐居在菰川，孝顺友爱且努力践行。起初在马文肃门下学习，后来进入东林书院。他的学问先经后史，博览强记，而回归根本在于修身齐家。高世泰去世后，主持东林讲席。汤文正担任江苏巡抚，到书院与张夏讲学，赞同他的学说，邀请他到苏州学宫讲《孝经》《小学》。退下来后著有《孝经解义》《小学瀹注》，又考证先儒的书，著有《洛闽源流录》。去世。

译，年纪八十多岁。

彭珑

译彭珑，字云客，号一庵，籍贯苏州卫。年轻时补为县学学生，以文章闻名。顺治初年，他创立慎交社，起初只有宋实颖兄弟三人，以及尤侗、汪琬、吴敬生共七人。后来远近闻风加入社团的人，多得无法统计。他将近四十岁时，被推荐进入国子监。朝廷考试后任命为知县，他没有就任。顺治十四年，在顺天乡试中中举。顺治十六年，考中进士，被选任为惠州长宁县知县。县城位于山中，方圆仅五里。前任代理县令贪婪且严酷，百姓深受其苦。彭珑到任后，废除苛政，让百姓休养生息。他在柱子上题字说：“这里土地贫瘠，只愿减轻赋税和劳役，让这五个小乡邑得以稍作喘息，从我居住这里开始。”希望能像饮冰吃苦菜那样清廉自守，与百姓一起长久安宁。几个月后，诉讼减少，百姓安定，公堂上很少听到鞭打的声音。他因廉洁正直触怒了知府。又与前任代理县令有嫌隙，于是两人合谋诬陷他，最终被罢官回家。起初，彭珑喜好佛教，又喜欢道家言论。到了六十多岁，读到梁溪高攀龙、顾宪成两家著作，才开始潜心钻研儒家学说。他始终以“主敬”来约束自己，曾对他的儿子彭定求说：“我姑且广泛涉猎，喜好谈论混同一致的言论，这所谓的骑墙态度，难道有恰当的吗？学问到了追求神明通达变化的境界，最终都要归结于一定的法度。所以知道居敬穷理的功夫，一刻也不能松懈。还敢沉溺于放荡安逸，奔走于世俗事务吗？”于是他把平生所喜爱的玩物全部摒弃，将住所命名为“志矩斋”，端正地坐在其中，陈列四书、五经以及宋代儒者的著作，反复研读并做批注，夜以继日。他自称“信好老人”，召集学生讲授八股文，引导他们进入正道。登记在册的学生，有一百多人。有人说：“您何必这样自苦？”他说：“我不忍心让后辈默默无闻。”汤文正公了解彭珑的学问，曾经称赞他。康熙皇帝即位前，汤文正公去世，彭珑为他流泪说：“再也见不到正直的人了。”吴地百姓建立汤文正公祠，每逢岁时节日，彭珑必定去祠中瞻仰祭拜，礼节周全。他去世时享年七十七岁。弟子们私下为他谥号“仁简先生”。他的儿子彭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考中举人，十五年参加会试和殿试都获得第一名，官至国子监司业。彭定求的孙子彭启丰，字翰文，雍正四年考中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和殿试也都获得第一名，官至吏部右侍郎。彭家在明朝时，做官不超过七品。自从彭珑以后，一门显贵，成为三吴地区的望族。彭珑治家严谨，至今子弟恪守家训，不逾越规矩，有万石君家的遗风。江南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制，应当以彭家为榜样。

高愈，字紫芝，无锡人，是忠宪公高攀龙的兄长的孙子。十岁时阅读忠宪公的遗著，就有向学的志向。后来补为县学学生，不从事科举应试文章的写作。他说：“诵读经史，谨慎言行，严格取舍。”他曾说：“士人追求自立，必须时刻不忘可能陷入沟壑的困境。”起初他侍奉父母孝顺，父亲高晋侯嗜好饮酒，每顿饭必定备有酒肉。父亲外出与人饮酒，必定派童仆去等候自己，站在路边等待父亲出来，快步上前搀扶父亲回家。先后为父母守丧，不在内室睡觉，不饮酒吃肉。有两个哥哥都去世了，他抚育他们的子女，为他们安排婚嫁。家里有几顷田地，他生性喜好施舍，收入的钱粮，随手就花光了，晚年因此陷入贫困。曾经喝粥七天，还带着儿子登上城墙远眺，可以说是贫穷而快乐了。张清恪公巡抚吴地时，发文让有关部门邀请他主持东林书院的讲席，他因患有疮疡之疾推辞了。有关部门赠送他椵树皮，他没有接受。平时温和平易亲近人，用委婉的言语教导子弟，不加斥责。整天静坐，不打哈欠伸懒腰，夏天也不赤脚。与人一起吃饭不超过规定的食器，放下筷子。乡里有愤怒争执的人，到了高愈面前就惭愧地离开。当时县里讲学的人喜欢用道学互相攻击，唯独对高愈都说“他是君子”。著有《周礼朱子小学注》。乾隆年间，督学尹会一将《小学注》颁行给学官，让学生们学习。

顾培，字畇滋，无锡人。年少时多病，他的母亲为此担忧，命令他放弃科举学业，从事胎息导引的养生术，实行后很有效。后来跟随宜兴的汤之锜问学，幡然醒悟说：“道就在人伦万物之中，我以前的自私太严重了。”汤之锜去世后，有弟子金敞传承他的学问。顾培修建共学山居，用来延请金敞，早晚讲习贯通，恪守高忠宪公静坐的学说，在默识未发之中领悟性善的宗旨。四方来求学的人很多，春秋两季在山居举行大会。又实行忠宪公的七条规约，有请求益处的，教导他们默识本源、切实体察人伦万物。七天后祭祀先师，练习礼仪歌唱诗歌，每年以此作为常例。张清恪公到东林书院讲学，怀疑静坐不是入德的途径，顾培阐发忠宪公的宗旨，反复论述千言，清恪公不能驳难他。

钱民，字子仁，嘉定人。早年丧父，十三岁时，放弃读书去做生意。性格拘谨，言行合乎礼数，被乡里人嘲笑。他感慨地说：“世上多狂妄的人，寻求不狂妄的，只有圣人吧？”听说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斋戒前往祭祀，愿意做圣人的门徒。那天晚上梦见一位伟岸的男人告诉他：“道不被阐明，是因为后世儒者的学说扰乱了它。你想要做学问，摒弃汉代以后的书籍，就可以了。”回家后，才开始取四书阅读，将住所题名为“存养”，反观自身克制私欲。说：“有启发。”陆清献公任嘉定知县，跟随他讲学，又过了五年。清献公在家闲居时，前往平湖拜访他。清献公与他交谈多不契合，奇怪地询问他的缘由，他说：“您从

译朱子入，民从孔子入耳。」曾与友人书信说：「先圣的学问，贵在根本与枝节都完备，始终有序。《大学》所说的知道根本，是成为圣人的基础；诚意正心，是成为圣人的功夫。《中庸》所说的尊崇德性，是首要的、根本的；通过问学来践行道，是次要的、枝节的。接触事物而穷究其理，其弊病在于没有根本；用六经来注解自我，其错误在于没有枝节。《论语》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朱子认为学者不可厌恶枝节而追求根本，教导人只学习枝节，这就是所说的根本混乱了。根本混乱了却要求枝节的治理，怎么可能得到呢？这不符合《大学》的精神。《孟子》说：「尧舜的治理，不偏执于万物。」《中庸》说：「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情。」朱子教导初学者，就要求他们知识穷尽，然后意念才能真诚。又说：「格物，是穷究万事万物的道理；致知，是知晓万事万物的道理。」这样那么意念的迷惑混乱更加严重，又怎么能得到真诚呢？况且尧舜的知识尚且不能遍知万物，何况初学者呢？这不符合《孟子》的精神。又说：现在的学者不知道追求孔孟的实质，却纷纷争论朱熹与陆九渊的异同，这叫做舍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耘别人的田地，最终也必定会灭亡罢了。培的观点是用经典注解经典，很能领会经典的旨意。接触事物而穷究其理，其弊病在于没有根本；用六经来注解自我，其错误在于没有枝节。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论述。辩论朱陆异同的人，何曾见到这一点呢？

译劳史

劳史，字麟书，是余姚人。世代务农，年少时在私塾读书，长大后努力耕作以供养父母，夜晚则披衣展卷，庄重诵读。他读《朱子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感慨万分，以践行大道为己任。又多次阅读《近思录》，起身设立香案，叩首说：“我的老师就在这里了！”劳史认为上天赋予我的使命，就像君主诏令臣子、父亲诏令儿子一样，一旦废弃职责就会遭受严厉谴责，一旦败坏家业就会穷困无依，怎能不谨慎呢！他引导接纳后辈学者，委曲周全，竭尽诚心，连雇工仆役都引导他们趋向正道，说：“尽你本分应当做的事，切实去做，终身不懈怠，就是贤人，不要自暴自弃。”听到这话的人没有不醒悟的。他的德行教化乡里，商人不再售卖伪劣物品，有争斗的人多带着酒登上他的厅堂，请求辨别是非曲直。劳史用温和的话语化解纷争，没有不服从的。即使是割草的小孩、放牛的孩子也信服他的教化，不做嬉戏玩闹的事。全乡之中有孔子洙水泗水间的风范。弟子桑调元从钱塘来拜见，谈论学问几天，临行时送他说：“我的寿命不超过三年，恐怕不能再相见了。”三年后的九月，对弟子汪鉴说：“本月某日，我大概要去世了吧？”于是遍访亲友家吃饭，对长者讲如何教化，对年轻人讲如何学习，让家人准备棺木整治丧事。死的前一夜，催促准备热水沐浴。到了预定的日期便去世了。著有《余山遗书》，是桑调元刻印的。汪鉴，是余姚人，父亲死在云南，汪鉴护送灵柩回乡，到汉川遇到大风，船将要翻覆，他抱着棺材大哭，发誓以身殉葬，忽然风回转得以停泊在沙洲上，众人称他为孝子。为人崇尚气节，劳史告诫他说：“英气是客气，要用学问来融化它。”劳史去世时，汪鉴确实在身边侍奉。

朱泽澐

朱湘陶，名泽澐，是宝应人。早年努力学习，得到程氏的《分年日程》，就依次阅读。过了几年大致读遍，又涉猎天文、地理等书籍，穷究原委。过了很久，才立志于大道。读朱子语录有所心得，曾说：“世上号称朱子学者，他们讲究居敬，只在言语容貌上故作矜持，而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却背离了；他们讲究穷理，只在名物知识上泛滥，而在那些没有固定形体规范的地方却昏昧了。”于是有人舍弃德性而只谈问学，认为朱子学问本来就是这样，不知道自古以来讲究问学没有谁比得上朱子，尊崇德性也没有谁比得上朱子。看朱子关于中和的论述，他对《中庸》宗旨的理解多么深刻啊！所以知道居敬、穷理只是一件事，穷理就是穷究所存养的心，存养就是存养所穷究的理，起初并非有两件事。雍正六年，皇帝下诏让公卿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泽澐同乡的刘师恕任直隶总督，知道泽澐的学问品行，想向朝廷推荐，写信给他的弟弟，让他先传达意思，泽澐没有答应。晚年得了脾病，但仍然五更起床看书直到半夜也不疲倦。病重时，吟诵邵雍的诗说：“任经生死心无异，虽隔江湖路不迷。”让家人料理后事，告别亲友，去世。

向璇

向璇，字荆山，是山阴人。年少时攻读八股文，二十多岁时，守母丧，才开始阅读性理之书。一天读《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惊惧地说：“我难道就要成为禽兽了吗？”切己反省改过，心里不安达数月之久。当时有个叫王行九的人，是王阳明的后裔，开讲良知之学。向璇前往请教，听他的言论，心里有所收获，写信问难，往复两次，于是致力于王氏之学。组建辅仁会，赴会十多个人，每月初一举行一次，威仪进退都合乎规矩，乡人认为他痴傻。向璇作《痴人传》，文章以游戏笔法写出，不符合居敬之道，这里不收录。向璇信奉王学多年，后来读程朱之书，心里暗自怀疑。偶然在书肆中得到高攀龙《年谱》，读了之后，就完全放弃王学而学习程朱之学。谨守洛学闽学诸书，与他的门徒辨析异同，著《志学录》，阐明他的学问一本源于程朱，不夹杂异说。曾说：“事事反躬自省，刻刻畏惧上天，一刻不畏惧上天就是罪过。一事不反躬自省，就涉及怨恨指责。”所以他平日即使有小过错，也自责很严厉，白天所做的，晚上一定禀告上天。他的弟子有黄艮辅、程登泰。黄艮辅字序言，也起初宗奉王学，后来归向程朱，擅长文章。程登泰字鲁，侍奉父亲生病，劳累过度得了咯血病，人称他为孝子。病重时还读书不停，有人制止他说：“这是死命。”因学问而死不优于白白死去吗？两人都山阴人。

黄商衡

黄商衡，字景淑，改名商衡，是长洲人。是黄孝子黄农的遗孤。节母金氏，督促商衡夜读，常常到鸡鸣时分，流泪讲述先人的志向品行以勉励他。家里贫穷，有人劝让商衡学经商，说：“命中注定贫穷，改行能富裕吗？我不忍心败坏先人的志向。”商衡秉承母亲的志向，更加刻苦于学问。夜里睡觉时，刻香悬挂铁锤，下面承着铜盘，香尽锤落击打铜盘，发出铿锵的声音，就惊醒起来读书。所写的文章道理深奥，因此长期困于童子试。陈恪勤公任苏州知府，府试看他的文章说：“深入浅出，不是熟读宋五子书的人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提拔置为第一。院试没有考中，四十多岁才补为弟子员，于是无意于功名。每天读先儒性理之书，尤其喜好刘宗周《太极图说》，推衍其义理，贯通《论语》《大学》

译继承《中庸》以及张载、朱熹的学术遗绪，编纂成一部书，题名为《困学录》，自称为“又次学人”。在此之前，孝子于康熙二十一年去世，雍正元年朝廷下诏访求穷困家庭中坚守节操的人。这位节母十七岁守寡，于雍正二年去世，守节五十多年。按惯例应当申请表彰，当时沈公（名德潜）还是生员，与几位朋友向地方长官请求，将情况详细上报，得以获得朝廷的旌表。到了乾隆六年，他的父亲又因孝子的事迹获得旌表，计划建造孝节牌坊，选定吉日将牌位送入忠孝祠，却突然患病，勉强支撑双脚拜送牌位，不久便去世了。

译任德成，字象元，是吴江府学的生员。他笃守儒家的行为准则，奉行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于是搜集从汉代到明代先贤的正道格言，选取那些与学规相互阐发印证的内容，汇集成一本书，命名为《洞规大义》，用以阐明古今道理一致的宗旨。他居住在乡间时，勤于施舍救济，设立社仓，创办乡塾，疏浚万顷江，使其通达太湖。乡里因此没有水患，官府将此事上报朝廷，赐予他八品官服。遇到灾荒年景，他煮粥给饥饿的人吃，乡人感激他的恩德。一天晚上，他在庭院中散步，有个小偷正翻墙下来，看见任德成，惊慌想要逃跑。任德成慢慢对他说：“你不要害怕，莫非是担心挨饿吗？我拿一斛米给你，用手量给你。”小偷说：“这是危险的行当，千万不要再做了。”任德成给那人磕头，让他背着米离开，那人便遍告他的同伙，互相告诫不要再偷窃。任德成的这番话颇为人们所知晓，于是同乡的人纷纷传颂，而任德成自己却从未对人提起。雍正初年，朝廷下诏举荐贤良方正之士，鄂文端公担任布政使，想要举荐任德成，任德成坚决推辞，这才作罢。乾隆三十七年，任德成八十九岁，十月患病，告诫他的儿子说：“勤奋读书，努力行善，守住这两句话就可以了。”于是吟诵邵雍的诗说：“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吟罢便去世了。后来朝廷下诏采集天下遗书，他的家人将他所著的书籍献给了四库馆。

邓元昌，字慕濂，是赣州人。年轻时是生员，有文名。后来读到宋代五子的著作，说：“从今以后才知道做人的道理了。”以前出入科举之门而不知反省，真是悲哀啊！于是放弃科举学业，致力于学问。雩都的宋昌图作为世交之子前去拜见，与他讲论学问，宋昌图非常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小友。”邓元昌将宋昌图安置在家中，早晚论学，制定日程，言行必定记录，互相考核。他有个哥哥瞎眼且愚顽，大小事情必定告知邓元昌才行动。后来继母性情暴戾刻薄，每次发怒责骂邓元昌，邓元昌长跪请罪，必定等到继母消气才停止。继母弟弟及弟媳，邓元昌对待他们非常厚道。弟弟死后有儿子，弟媳哭着向邓元昌请求说：“感激伯父的恩德，发誓不改嫁，愿意苦守抚养孤儿。”邓元昌也哭着拜谢她，从此不再进入内室，带着侄子睡在中堂，教导侄子与弟弟的儿子，后来都成才立业。邓元昌在城南有田地，秋天收获时去视察，看见贫苦人家的孩子拾取遗落的谷穗，便招呼他们说：“来，你们不要这样。我教你们读书，能背诵的，我给你们谷子。”众孩子争相跑来。起初教他们识字，接着让他们诵读章句，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明白，众孩子踊跃接受教导，最终获得谷子。当时众孩子喊道：“先生要回去了，怎么办？”甚至有哭泣的。此后每次视察收获，众孩子来学习成为惯例。城南人无论老少都说：“这是我们的邓先生。”看见有衣冠楚楚的人来问邓元昌，就说：“这是我先生的客人，不敢怠慢。”市井百姓看见邓元昌来，必定起立，等他离开才坐下。他以至诚感动人到了如此地步。

史官说：刘汋以下都是南方的学者。道学始于周敦颐，而在洛阳和福建兴盛。自从杨时开辟书院讲学，于是白鹿洞、鹅湖相继兴起。到了明代，讲学的席位遍布天下，而东南地区尤其盛行。到了本朝，这种风气衰落了。于是考察其初始，那些讲学都切合身心性命的宗旨。自从道南学派、柬林学派以来，只是辩论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异同罢了。这是言辞浪费，这是追求名声。就拿洛学来说，同时代的邵雍另树一帜，然而二程不非议邵雍，邵雍也不非议二程。朱熹主张主敬，陆九渊主张主静，以及关于尊德性、道问学的不同见解，也是各自尊重所听闻的，各自践行自己的志向罢了，起初并没有互相争夺竞争。只有太极无极的说法，书信往来，辩论不止，这是教学相长的意义，哪里是务求以言辞取胜呢？从前朱熹与陆九渊在白鹿洞聚会，陆九渊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流泪，朱熹深深叹服，说切中学者隐微深痼的弊病。陆九渊说：“青田没有陆子静，建安也没有朱元晦。”看这两人的话，可见他们胸怀开阔至公，心中没有一丝私意。王阳明的学问不过是因陆九渊的话而阐发，后来学习王阳明的人便将朱熹视为仇敌。学习朱熹的人又斥责陆九渊、王阳明为异端，攻击者甚至毁谤王阳明的功业。甚至说明朝的灭亡，不是亡于朋党，不是亡于寇盗，而是亡于王阳明的学术。唉，这话太过分了！藩诠次诸位君子对于喋喋不休辩论三家异同的人，一概不予采纳。

附记

沈国模，字求如，明末余姚生员，信奉王阳明的学问，曾与刘宗周等人讲学聚会，回来后开辟姚江书院，与管宗圣、史孝咸、史复讲明良知学说，与山阴的祁彪佳友善。祁彪佳以御史身份巡视江东，一天杖杀了几个大恶人，恰逢沈国模到来，祁彪佳欣然讲述杖杀人的事，沈国模瞪大眼睛看着祁彪佳说：“世培也曾听过曾子说‘如果查清了实情，就应哀怜而不喜悦’吗？”后来祁彪佳曾对人说：“我审理囚犯必定念及求如的话，担心仓促间喜怒过度，辜负这位良友。”崇祯末年，沈国模隐居石浪，明朝灭亡，听说刘宗周死节，设位痛哭。顺治十三年，在石浪去世。管宗圣，字霞标，余姚人，崇祯十四年去世。

史孝咸，字子虚，余姚人。沈国模去世后，继任主持姚江书院。曾说：良知不是

译导致不真诚。又说：空谈容易，面对实际情境却很难。日常起居恭敬，处理事务严肃，待人接物忠诚，精心体察并努力践行，大概差不多了吧？家中贫穷，每天只吃一顿粥，却安贫乐道、淡泊宁静。他的学问以觉悟为宗旨。昆山的葛瑞五前来参学有所收获，写信给孝咸，孝咸回复说：“人生只有这一件事，您既然对此有所醒悟，实在值得庆幸，深切希望您能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否则哪怕是一缕藕丝，也能绊住人。”他在顺治十六年去世。

译王朝式，字金如，山阴人，是国模的弟子。曾经参与证人社。忠介主张诚意，朝式坚守致知，说：“学问如果不从良知入手，必定会有诚非所诚的弊病。”从此以后，聚会的人往往持有不同的意见。跟随忠介学习的人，大多认为沈史是禅学。忠介曾经写信给朝式，信的大意说：“我生得晚，来不及侍奉前辈老师大儒，有幸在家乡私下向众人学习，得以从陶先生那里学到有渊源的学问，充实涵养而自得。每次在讲席上，积久的痼疾顿时打开，退下来后却茫然若失。其他像求如的笃实、斩截霞标的笃实、子虚的明快，都是我自认为赶不上的，不问他们是儒还是禅。至于您志向宏大，骨力坚劲，坚持不止，成就正不可限量，也不暇立刻问他们是儒还是禅。然而世人悠悠，如果能无疑地说：‘各位君子言禅，行禅行，律禅律，为什么要讲道学呢？’各位君子自信越坚定，世人怀疑他们就越厉害。现在如果永远将人拒于流俗之外，不能让人听到圣人之道，这也是各位君子的过错。《传》中说‘立于中道，能者从之’。各位君子如果真正敬畏天命，怜悯人的困穷，有广泛救济一世人的愿望，竭尽一世之人，纳入大道，闯进阳明的室门，承接孔孟的传承，那么在心迹去留之际，应该一定有自处的方式了。如果只是就自身来衡量，各位君子既然已经自信了，又哪里有不行的呢？然而我有理由知道您必定会做前者而不会做后者。”忠介所称赞的陶先生，就是陶奭龄。朝式收到信后，也不辩解，也不生气。崇祯十年，浙江发生大饥荒，朝式进入嵊县赈济粮食，救活了很多百姓。当时天下大乱，他打算奔走四方，寻求奇杰之士，谋划治安战守的策略，没有成功，不久去世，享年三十八岁。朝式去世的年月无法考证，大约在顺治初年。

薛香闻师，先生名起凤，字家三，幼年丧父，依靠舅舅广严福公。福公原本是滕县的诸生，厌弃世俗法度，出家信奉磬山宗，住在扬州法云寺。寺里有谢太傅祠，谢氏子孙想占为己有，倚仗权势告官，福公被驱逐，居住在吴地，隐于占卜，获得钱财。先生跟随老师读书，福公就是吴人所称的不二和尚。偶尔与先生谈论出世法，先生总是领悟，于是非常高兴地说：“末法时代的众生，不认识心的本源，儒佛互相争执，你想见儒者亲身说法，要以见性为宗旨。如果真的能见性，哪里还有儒佛的区别呢？”先生的学说出入儒佛，由来已久。先生年轻时是长洲县的县学生，与余古农师汪孝廉元亮同学，写古文诗歌，在当时受到称赞。日夜读书，损害了一只眼睛。高宗南巡，紫阳书院山长将先生的名声上报给大吏，强迫先生应召考试，呈献的诗中有“范宁中年眼暗侵”的句子，山长让他修改，他不肯。庚辰年在乡试中举，文名更加显著，来求学的人很多。曾经教导人说：“成为圣人的基础，应当从诚意开始。这颗心本来没有污染，意不诚就有污垢了。要知道这颗心不容染污，能认识孔子在川上、舜在深山时的气象，那么取之左右逢源了。”有人问轮回的说法，先生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这两句话就概括尽了。”藩跟随先生学习句读，才十二岁，先生就教导他涵养工夫。一天藩愤怒地呵斥仆人，先生委婉地开导说：“读书以变化气质为先，你这样的气质，还能读书吗？况且他也是人子，也是为你服役的人，是被饥寒逼迫罢了。正来不及哀怜他，忍心加以呵斥吗？”后来主持沂州书院，生病回家，占卜不吉利，在纸尾写道：“不要起妄心，不要生妄见，修德忏悔，时候到了啊。”不久去世。先生天性纯厚，虽然贫穷，常常周济别人的急难。姐姐家欠人一百两银子，去世前几天，拿出钱代为偿还，人们认为这尤其难能可贵。

罗有高字台山，瑞金人。生来奇特伟岸，十六岁补为诸生。第二年寄居在雩都萧氏的别业，遍读所藏的书籍，心中仰慕古代豪杰之士，练习技勇，阅读兵书，看待同舍生如同无物。过了很久，有人谈到雩都的宋道原，是宋五子之学的君子。有高听说后心动，于是去见他，自述所学。道原不以为然，有高负气争辩。道原说：“你少安毋躁，我告诉你。从前张子见范文正公谈论兵法，范文正公不认为好，教他读《中庸》。你的兵法，自问像张子吗？即便像张子，也不是儒者所崇尚的，何况未必像张子呢？天生众民，有物有则，视听貌言思，是物。明聪恭从睿，则是则。能全是理而后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后闺门顺叙而家齐。通达而实行，像有源之水，有根之木，滂沛条畅，没有湮塞夭折的祸患。等到成功了，身亨而道泰，足以快乐。现在观察你气浮而言疾，神明扰攘，常若有营，以此入世，能免于刑戮，不连累父母兄弟，已经是幸运了，还求有益于天下吗？”有高听了这话，汗流浃背，舌头缩回，肢体痉挛，无地自容。过了很久，请求说：“用什么教导我？”道原说：“你回去读先儒的书，有余师。”

译又拿出自己写的《持敬主》一两个版本给他看，说：“努力去做吧。”于是（他）放弃以前所学的，转而学习这些学问，尤其喜爱明道、象山、阳明、念庵的著作，广泛推究、曲折验证，颇有心得。后来拜见雷化宁，成为他的门生，每当有所陈述，雷公就说：“你太聪明了，像水银泼在地上，我担心它流散。”乾隆二十七年考取优贡生，于是进入京城。三十年参加顺天府乡试，拜入彭芝庭先生门下，与彭公的儿子尺木居士交好，多次到苏州，寄居在他家，一同修习净土法门，闭关七十天，研读《首楞严经》，参究大乘佛法。曾经说：“东西方两位圣人权宜与真实互用，门庭迥然不同，他们的归宿是名相远离、言语思虑断绝，一尚且不立，二又从何谈起？只有自我证悟的人才知道，不能靠口舌争辩。”生性喜欢出游，常去广东，客居恩平县李文藻的官舍，又在京城见到戴东原太史，才开始检阅注疏以及《尔雅》《说文解字》等书，从事训诂之学，有《释纛》一篇，文字繁琐不录。三十七年会试落榜，后来游历宜黄，有余子安的人收留他，在石跫山僧舍，每日诵读《华严经》，修习念佛三昧，不久到扬州高旻寺，主持僧人是贞公照。月门的风气很严厉，多次呈递见解，不被允许，说：“这是口头学问，与本分有什么关系？”追问古代高僧的机锋，不能回答，于是发愤进入禅室，随众起居，昼夜参究，住了半年，积压的疑惑顿时消除，于是辞别离去，偕同参禅的僧人渡过钱塘江，又去宁波，寄居同年好友邵海图家，渡过海上的落伽山，礼拜大士，不久又到苏州，与尺木居士游太湖洞庭，喜爱石公山的胜景，租住僧舍，不久又到宁波，有高自谓解脱，然而名心不死，又与海图进京应试，未能考中，得了脚气病，又回到苏州，病情加重，踉跄回家，刚到家里就死了。汪爱庐老师读他与法镜野论《春秋》的书信，评论说：“上帝降临祭坛，万灵恭敬肃穆，世尊下降，诸天震动。”尺木居士说：“有高奋起于百世之后，仰慕三代的英杰，可称为豪杰之士。”又称赞他文辞与佛法交融，下刀利落，倾倒至极。昔日与友人程君茌仁挑灯叙旧，程君说：“罗先生可称为天下第一学人。”我说：“做宋儒的学问，不如道原；归依西方净土，不如照月；研习训诂之学，不如戴太史；文章则我不清楚。”又说：“他学佛猛勇精进，必往生净土。”我说：“人之所以学佛，是为了了脱生死罢了，闭门参究，回光返照，就可以了脱，何必奔波道路？也可说是疲于津梁了。”当钟鸣漏尽之时，尚不知反省，几乎死在路上，危险啊！况且屡次参加科举，求一个进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很炽盛，而能了无染着之心吗？清净世界中一朵莲花，岂容此凡夫趺坐其上？在仁又述说他在奉化西峰寺的事说：“一天拿出白金换泉金，很多，县役怀疑他是盗贼，逮捕他，手打倒三人，其余都逃走了，不久自己到县令处，升堂见他，呵斥让他跪下，不答应，追问姓名，不回答，拘禁在告成寺。”邵海图听到这件事，告诉县令，释放了他。能抵御强暴，岂非豪士吗？我笑着说：“这是狂妄之人的行为。”当县役逮捕时，告诉他：“我是罗举人，不是盗贼。”即使不信，同县役到县衙，自己陈述始末，且可援引邵海图作为证据，事情就解决了，何必用武力呢？他在县堂时，县令听说他勇猛，更怀疑他是盗贼，所以呵斥他追问他，为什么不回答？难道也将施老拳于县令吗？幸好有海图在，假如海图不知道，县令横虐竟肆。枷锁因好勇斗狠，毁伤父母遗体，不孝莫大焉。稍有知识的人，尚不为，而学佛的人为之吗？

译汪爱庐先生

先生名缙，字大绅，是吴县的秀才。他幼年丧父，由程太孺人抚养成人。小时候进入私塾读书，天性不擅长记忆。十六岁时尝试写文章，几百字立刻就能完成。他的文章风格介于唐荆川、茅百川之间。至于阐发经书要旨，沉浸涵泳道德修养，则是唐、茅两家所不及的。他喜欢写诗，以陈子昂、杜甫为准则。不二禅师看到他在虎丘题壁的诗，惊叹道：“这位白衣居士大有根器。”后来他见到寒山、拾得的诗，欢喜于字字句句都从本性之海中流出。于是他以写诗作为佛事，有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妙境。不像王安石那样句句摹仿、字字拟古。他尤其擅长写古文，别人不能说的他能说，别人不敢说的他能说，别人不能畅达的他能畅达，别人不能曲折表达的他能曲折表达。他那些出入儒佛的作品，言语思维离合变化，如水月般圆融通达，有不可思议之处。尺木居士赞许他说：“嘘气成云。”王光禄西庄说：“读大绅的文章，十洲三岛的仙境全在厕所间了。”然而先生的志向并不在此。他有诗说：“消沉文字海，万古涕淋浪。”先生的志向大概在于向上一义。壮年时他读陈龙川的文集，仰慕他的为人，希望被世所用。不久又读宋五子的书，又读来自西方的佛经，才开始醒悟那些并非正道。他认为自赵宋以来，儒与佛争，儒与儒争，纠缠纷乱，不能是非分明。于是统摄它们的同异，打通它们的隔阂，仿照明代赵大洲《二通》的作法，撰写《二录》《三录》，以阐明经世之道。又撰写《读书四十偈》私记，以通达出世之法。他曾对藩说：“我对于儒佛书籍，有一字一句领悟了十余年才通的，读《二录》《三录》应当通达其中可通的部分，不可强行通达不可通的部分。”尺木居士说先生论佛儒，一彼一此，忽予忽夺，似乎不太了解先生。先生难道没有权衡于其间吗？先生落落寡合，往来最密切的只有尺木居士一人。他曾主持来安、建阳书院，以正学教导学生。因年成饥荒停止讲学回家。又曾应浙江窦学使聘请校阅考卷，这不是他所喜好的。回家后闭户修习静定，不再参加科举。作《无名先生传》说：“先生讲学不宗朱熹不宗王阳明，先生著书不宗孟子不宗庄子，先生吟诗不宗宋诗不宗唐诗，先生为人不狡黠不狂妄，先生处世不圆滑不方正。”又作歌说：“先生有耳听清风，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是神仙人，先生有家是山水窟。”先生对于世事，无所不有，人们想要谈论他，他却像挂在墙上的画，只靠口述来表明自己孤往独行。像这样，因食廪生任期届满，贡入太学，未得教官职位，去世时六十八岁。卧病数日，口不谈家事，索要茶喝尽两瓯，说：“好好”，便去世了。

彭尺木居士

尺木居士，又号知归子，名绍升，字允初，是大司马芝庭公的第四个儿子。八岁时在门槛上绊倒，损伤了一只眼睛。早年乡试中举，乾隆己丑年考中进士，按例选任知县但未就任。他生性纯厚，秉承家教，读儒家书籍，谨守规矩。起初仰慕洛阳贾谊的为人，希望有所建树以建立功名。后来读先儒的书，于是专心于儒家的言行，尤其喜好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等到与薛、汪两位先生交往，便阅读大藏经，探究出世之法，断绝欲望吃素，久而久之归心净土，对待戒律非常严格。喜欢做有为的功德，聚集同人施衣、施棺、抚恤寡妇、放生，乡人多受感化修习净业。后来一切摒弃，只读古德的书，闲暇时写汉隶，收藏金石文字。他曾对我说：“朱子也喜爱金石碑版，这是《论语》所说的游于艺，不是玩物丧志。”他写古文言之有物且文有法度，熟悉本朝掌故，所写的名臣事状、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征，卓然可传于后世。论学的文章，精心密意，纪律森然。谈禅的作品，也选词雅正，不涉禅门语录的恶习。他解释《大学》“格物”的“格”为度量，本于《仓颉篇》。宋以后的儒者自撰诂训，哪里知道这个呢？他读古本《大学》的一篇，对经传有裨益，文曰：“《大学》一书，是古圣人传心的学问。传心的学问，‘明明德’三个字就概括尽了。亲民，是明德中自然的作用，不在外头。民与我同体，所谓亲，不过是回归我的一体罢了。所以下文不说亲民，而说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及，荡然无际。民的视听，就是我的视听；民的忧乐，就是我的忧乐。如明镜，万物无不鉴照；如太虚，万物无不覆盖。这就叫明明德于天下。所以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不在外头，也不过是回归我的一体罢了。至善，是明德中自然的规矩，所谓天则。见龙无首，才见到天则。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谓至。所以道没有比知止更先的了。知，是明德所显现；察知止之外无知，知之外无止，止之外无知，这就叫知本；知之外无止，这就叫知至。知至的意思，是外观其物，物无其物；物无其物，这就叫物格。内观其意，意无其意；意无其意”

译这就叫做意念真诚。进而观察他的内心，内心符合本心的样子；内心符合本心的样子，这就叫做端正内心。由此将身体归还给身体，将家庭归还给家庭，将国家归还给国家。」将天下归还给天下，不驱使他的心神，不被意念所动摇，不被外物所混淆，这就叫做修养自身，整顿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而其中的关键没有比了解根本更切要的。家庭、国家、天下，以自身为根本，而自身又以良知为根本。所以反复辨析本末的关系，最后说：这就叫做了解根本，这就叫做知识的极致。了解根本就能知道止步之处，知道止步之处就能达到极致，难道不是这样吗？虽然如此，本末的道理容易了解，了解了根本，但功夫没有比诚意更精微的。大概扰乱我们良知的，是意念。意念一动，喜好和厌恶就显现出来，这是不可能立刻消除的。只有在独处时谨慎罢了。在独处时谨慎，没有偏好的行为，没有偏恶的行为罢了。就像厌恶恶臭，就像喜爱美色，说的是没有造作。没有造作就没有意念了。心胸宽广，礼仪从容，这就是征验。《淇澳》《烈文》所描述的，是德化所覆盖的地方，百姓不能忘记，这是一贯的诚意所渗透的结果。这就是所说的内心真诚，就会表现在外面。怎样做到真诚呢？回到独处时的状态罢了。回到独处时的状态，不蒙蔽良知，这就叫做自我明察。运用到极致，自我明察的极致，根本就在这里了。保持光明，恭敬止步，这是功夫。仁、敬、孝、慈、信，是一个止步之处，也就是极致。使民众心生敬畏，是通达天下人的意志。意念既然真诚了，良知就达到了极致，这是了解根本的说法。那么求学的人应该知道如何对待内心。内心本来没有所有，也没有不可。本来没有不在有，也不在不可。善于对待内心的人，把它纳入一个准则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正。从自身到家庭，从家庭到国家，从国家到天下，纳入一个准则，就没有不修养且整顿的，没有不治理且平定的。准则，就是所谓的极致，至善。所谓絜矩，就是依据根本来了解末节，止步于至善，在天下彰显光明的德行的实质。君子首先谨慎于德行，只是回归根本罢了。那些喜好和厌恶违背人性的人，难道他们的本性与人不同吗？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最终成为天下的罪人，根本难道可以不致力于追求吗？所以说：从天子以至于平民，这一切都以修养自身为根本。居士大概是依据王阳明的学说而加以推广。如“意念没有其意念”，内心本来没有所有，言语接近禅宗，然而他所说的为学的次第，知道根本了。又有《论语集注》、《疑大学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注》四篇疑议。居士深通陆九渊、王阳明的学问，所以对朱熹不能没有疑问，这也是各自尊重所听到的罢了。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马去世后，前往深山习静，参究向上的第一义，自称应当沉舟破釜，血战一番，扫尽群魔，以还天明。作《蓼语》给各位侄子看，很久之后又回到家中居住，不久去世。

译程在仁

在仁是常熟人，困于童子试，每次考试必定更改名字，没有固定的名字，以字行于世。他深研史学，尤其精通《汉书》和《后汉书》，曾认为魏收有史才，陈寿、沈约都比不上他。艮庭江先生极力称赞他，他喜欢谈论匡济天下的学问，认为如果有人任用他，可以立刻实现太平盛世，豪气勃发，不可一世。他拜吴门老儒陆佩鸣为师，有一天陆佩鸣对在仁说：“我不配做你的老师，为你选择老师，没有比汪爱庐先生更合适的了。”在仁听后，立即带着拜师礼到汪先生门下，极力称赞他的学问。汪先生说：“过去朱子说吕子伯恭喜读史书，所以心思粗疏不能体认经书。你的学问与吕子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你的心已经粗疏，气也浮躁了，难道有心思粗疏、气浮躁的人能读书吗？能成就功业吗？”在仁惊惧地跪拜说：“愿意接受教诲。”汪先生于是取出《近思录》传授给他。十天后问他：“省悟了吗？”回答说：“没有省悟。”又传授给他陆九渊、王阳明的书。过了很久又问他：“省悟了没有？”回答说：“省悟了。”问：“以前为什么没有省悟呢？”回答说：“心不在腔子里。”从此磨砺廉隅，即使三十天吃九顿饭，也不随意接受别人的恩惠。性格孤冷，不喜欢见到热络的客座，因此更加困顿。借住在僧舍读书，遍阅大藏经，又得到李卓吾、紫柏的书阅读，感佩他们的遭遇，为之流泪。曾说：“一个僧人，一个俗人，都是从悲愤海中来的。”大概是引以自喻。后来下榻我家，乐于与先父谈论，自悲身世不偶，多有愤激之言。先父说：“传中有言，富贵在天，即使一个秀才也有定数。你学儒、学佛十多年，胸中还不能消解‘秀才’二字，学道做什么？”退而告诉藩说：“听到丈人的话，如醍醐灌顶。”不久回到海虞，因贫病而死。

记者说：儒生排斥佛教，由来已久。到宋儒排斥得尤其用力，然而禅门有语录，宋儒也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也用委巷语。既然排斥它，却又效法它，为什么呢？大概宋儒言心性，禅门也言心性，其言论相似，容易混淆。儒者也不自知，而流入彼法了。至于儒佛之分，在毫厘之间，若暗中分五色，饮水辨淄渑，其理至微。学者贵在自得，岂可以口舌争乎？自象山之学兴起，慈湖之言近于禅了。姚江之学继起，折而入于佛者，不可胜数。然而尚自讳其学，说：“我的话，是儒言，不是禅言；我的行为，是儒行，不是禅行。”如沈、史诸君子是这样。到明之赵大洲，始以儒证佛，以佛证儒，如香闻师诸先生是这样。闲尝考之，后人皆曰援儒入佛，始于杨慈湖。然而程伯子有言曰：“佛言前后际断，纯亦不已，是也。”是援儒入佛，不始于慈湖，始于伯子了。先父学佛有年，明于去来，曾说：“儒自为儒，佛自为佛，何必比而同之？学儒学佛，亦视其性之所近而已。”儒者谈禅，略其迹而存其真，斯可矣。必曰儒佛一本，亦高明之蔽也。藩谨守庭训，少读儒书，不敢辟佛，亦不敢佞佛，识者谅之。

跋

右《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国朝江藩撰。百余年来，学者以训诂小学相尚，许、郑之学尊于周、孔，巂材秀民，欲以是别异，矫枉过直，集矢于宋儒，影响附和，冥行摘埴，扪钥揣烛，皆自以为汉学，亦一蔽也。盖汉儒专言训诂，宋儒专言义理，原不可偏废，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随其性情之所近，诣力之所专，殊涂同归，与道大适，无庸悦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郑堂复撰此书，匪骑墙之见，亦持平之论耳。汤文正、魏果敏诸巨公，以史宬当有传，故未及载；若陆清献从祀孔庭，史臣亦必有传，故亦未载，亦见矜慎至。孙百泉道光间从祀孔庭，则郑堂书成久矣。南北学者分上下二卷，附记一卷，多援儒入墨之论，殊可不必。郑堂专宗汉学，而是书记宋学渊源，胪列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无蹈瑕抵隙之意。至罗台山孝廉传，痛诋之几无完肤，其人苟无可取，亦何必为之立传？甚矣，郑堂之褊也。郑堂学术人品颇近毛西河检讨，故留粤时于阮文达亦颇有违言，则其它可知，读者分别观之可耳。张石州阎潜邱年谱称，是书载李天生于甲申、乙酉间，冒锋刃闲关至燕中，两谒愍帝攒宫，是并先生诗文集未之见也。云云，李天生今传无此语，或石州所见为郑堂未定之本欤？咸丰甲寅夏五望后，南海伍崇曜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