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宋学渊源记 清代 江藩

序

我曾看到元代尊崇孔子的言论说：“在孔子之前成为圣人的人，如果没有孔子就无法阐明；在孔子之后成为圣人的人，如果没有孔子就无法效法。”这话说得多么精妙啊！不仅明代讲学的人所不能达到，即使是宋代儒者极力推崇，连篇累牍，也没有如此精确的。大概上天化生万物，气具备了，命就确立了；性赋予了，理就存在了。而人秉承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所以是万物的灵长。有这个世间，就有这些人；有这些人，就有这些本性。自从开天辟地直到今天，从伏羲、神农直到当今世人，这个理没有一刻间断；这个本性也没有一个人不具备。但是天道不能没有寒暑昼夜的更替，人性不能没有昏昧明察、强弱的不一样。返归其相同之处而改变其差异之处，设立君主，设立老师，这就是所谓的修道之教。考察尧、舜、禹、汤、文、武作为君主，皋陶、稷、契、伊尹、周公作为臣子，他们所说的继承天道、确立准则，也不过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各自保全其天性罢了。周朝衰微，孔子出生在东方鲁国，出类拔萃，继往开来。然而假使当时能够实行他的道，也不过是辅佐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原本不能在各自保全天性之外，另有神奇之处。无奈上天厌弃周朝的德行，他的道未能广泛施行于天下，不得已整理《诗》《书》，端正礼乐，排列《易》的卦象，修订《春秋》，以垂示教化于万世。而重大的常道和法则，深奥的义理和精微的言辞，都记载在六经之中。后世的人如果真能在六经中亲身实践并努力实行，用它来修养自身，就可以领悟前代圣人的心传；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可以恢复唐尧虞舜时代的盛世轨道。内圣外王，本体和功用都完备，原本不是寄托于空谈而已。至于七十二位弟子，都亲自受到孔子的教诲，亲身精通六艺。其中只有颜回、曾参独自得到心传，其他弟子则各自具备一种体悟。他们问答之间，都是根据弟子的品行造诣而给予指示，并不是偏爱颜回、曾参而轻视其他弟子。圣人的言论广大精微，因人施教，使各位弟子各自尊重所听到的并深入探究，其要旨最终也没有不合于“一贯”宗旨的。孔子去世后，杨朱、墨翟的学说兴起，孟子辞让并驳斥他们，廓清了正道。然而当时已有喜好辩论的讥讽。暴秦焚书坑儒，典籍荡然无存，然而这样的人性和本性未曾灭绝。汉朝兴起，尊崇经术，各位大儒在灰烬之余，有的师承渊源，专门稽考古义；有的殚精竭虑，皓首穷经，而各自坚守一种学说，不相攻击，用意非常深厚。韩愈崛起，在数百年后，推崇圣道，极力排斥佛教、道教，而对于荀子、扬雄则说：大体纯正而小有瑕疵，又何曾在儒术之中自相矛盾呢？大概道在于修养自身，功在于安定百姓，王道和圣功，道理没有两样。所以《大学》开始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养自身，最后说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次序不紊乱，事理相互因循。以心性为本以成就事功，就是所谓的一以贯之。自从宋代儒者道统的学说兴起，说二程的心传直接继承邹鲁（孔孟），从此心性、事功分为两条道路，儒林、道学判为两个流派，而汉代儒者传经、唐代儒者卫道，都被视为糟粕了。他们却不曾想到，洛学、闽学的心学本源六经，如果不是汉、唐诸儒传授相承，宋代儒者又从哪里心领神会呢？而且详说诚意正心，略视治国平天下，他们凭什么诋毁排斥佛、道二家的学说呢？南宋南渡后，江西陆氏、永嘉陈氏，有的尊崇德性，有的讲求事功，议论与朱子不合，门下依附的人互相攻讦，沿袭到明朝，姚江王阳明本着良知来建功业，稍征实学，而推崇古本《大学》，不遵从朱注，于是党同伐异的人又群起攻击王阳明了。本朝历代圣君相承，本着建中立极的学问，施行化民成物的政治，《四书》仍然遵从朱子，十三经特别重视汉儒，名贤辈出，有的登上朝廷，辅佐皇上的谋略，有的隐居草野，亲身实践。府县设置学官，没有聚徒私议的士人；文武归于科举，没有怀才不遇的人。太平盛世，风气一致，直接超越夏商周三代而媲美唐尧虞舜了。当今世人，有幸遇到清明之运，果真能下学上达，遵循古训入仕，言行都以孔圣人为依归，那么就会仰慕高深、钻研坚实，瞻前顾后，勤勉不懈，珍惜寸阴，又哪有空闲去区分唐学汉学、排斥陆学王学，舍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耘别人的田地呢？甘泉江君，郑堂博学多识，有志于斯文，经术湛深，渊源有自。既然编纂了《汉学师承记》，芸台宫保在前面作跋；接着又编纂《宋学渊源记》，向我求序。我才能疏浅，学问浅薄，怎能妄测高深？详细阅读他的书，没有分门别户的偏见，没有好名争胜的心，只记录本朝潜心研究理学而未曾表见于世的人，其余庙堂各位公卿，因为有国史可考，不敢僭越议论。他的用心至极了，他的用力勤勉了。因此忘记我的浅陋，本着师长的教诲，验证于自己的心得，在书卷开头写几句话，以回答他虚心下问的意思。至于精一执中、至诚无息的渊源，请还请教于世之善于效法孔子的人，时在皇清道光二年腊月，长白达三写于粤东榷署。

宋学渊源记

卷上

春秋战国之际，杨朱、墨翟的学说兴起，纵横家的策略施行，轻视商汤、周武，非议周公、孔子，圣人之道

译几乎要断绝了。暴秦焚烧书籍，抛弃仁义，严酷刑法，七十子所传的大义背离了。汉朝兴起，儒生从火灰余烬中搜集群籍，在经典几乎断绝之后传承遗经，他们的功绩真是伟大啊。东汉高密郑君，集其大成，研习故训，探究礼乐，用故训来通达圣人的言论，那么正心诚意的学问自然明白了。以礼乐作为教化的根本，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自然成就了。到了赵宋时期，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所读的书，是前代儒者的义疏。阅读义疏类的书，才能阐发性命之理。如果不是汉儒传承经典，那么圣经贤传早就坠落于地，宋儒怎能高谈性命呢？后人攻击郑康成不遗余力，难道不是数典忘祖吗？只有朱子不这样，他说：“郑康成是好人。”又说：“康成是大儒。”再说：“康成毕竟是大儒。”朱子如此信服郑君，而浅薄狂妄的儒生肆意诋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然而做宋学的人，不只是攻击汉儒罢了，而且同室操戈。做朱子学问的人攻击陆子，做陆子学问的人攻击朱子。到了明代姚江之学兴起，尊崇陆子贬低朱子，天下士人纷纷跟风。姚江又著《朱子晚年定论》一篇，作为调和之论，也自己后悔党同伐异了。我私下认为朱子主张敬，《大易》说“敬以直内”；陆子主张静，《大学》说“定而后能静”；姚江主张良知，《孟子》说“良知良能”。他们的末节虽然不同，根本则相同，都是圣人的门徒。陆子一传为慈湖杨氏，他的话颇杂禅理，于是学者乘隙攻击他，便集中攻击象山。哪里知道朱子的话又何尝不近于禅呢？大概分析道理到极细微处，他的话必然涉及虚空而没有边际，这是贤者过分的毛病，中庸之所以难能可贵的原因。儒生读圣人的书，期望在于明道，明道在于修身，没有别的，只是身体力行罢了，难道只是用口舌争辩吗？明代儒生纠缠于辩论朱陆王三家的异同，非常没有意义。我朝圣人首先出现，万物以文道教化天下，斥责浮华虚伪，勉励实际行动，于是朴实之士彬彬有礼，有洙泗的遗风。我从小在吴门长大，常听德高望重的老人谈论，壮年游历四方，喜好搜集遗闻逸事，词章家往往嘲笑我迂腐。近来汉学昌明，遍布天下，有一知半解的人无不痛诋宋学，然而本朝做汉学的人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写的楹联说：“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认为不对，而且作为法则。做汉学的人背离师承，为什么呢？我记录这些是本着老师的学说。唉！老成凋谢，文献无征，很担心这道将要坠落，以自身践行不够为耻。只希望学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或许可以与之向善了。至于谁异谁同，一概置之不论不议。国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汤斌、魏裔介、李光地、熊赐履、张伯行、朱轼、杨名时、孙嘉淦、蔡世远、雷鋐、陈宏谋、王昶，或登台辅，或居卿贰，以大儒成为名臣。他们的政术施于朝廷，达于伦理万物，都记载在史馆，无需记录。而且恐怕草野下士见闻失实，贻笑当世。至于陆清献公，位秩虽然低，但乾隆初年特别邀请从祀，国史自必有传。我所记录的，或处下位，或隐居田间，恐怕历年久远，姓氏就湮没，所以特别表彰他们。黄宗羲、顾炎武、张履祥，见于《汉学师承记》，这里不再列出。此记的大概如此。附记于此。

译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是容城人。十七岁时，考中万历庚子科举人。他与定兴的鹿忠节公鹿善继结为朋友，以成为圣贤互相期许勉励。他在守丧期间竭尽礼节，与兄弟们一同在墓旁结庐守孝。巡按御史将此事上报朝廷，皇帝下诏予以表彰。天启年间，魏忠贤窃取朝廷大权，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被捕。这三位君子与鹿善继、孙奇逢关系友好。当时鹿善继在榆关辅佐孙承宗处理军务，孙奇逢派遣弟弟孙彦逢写信给高阳伯孙承宗说：“左光斗、魏大中各位君子，是善良人士的领袖，正直大臣的首领，横遭奇冤，有心之人谁不扼腕叹息？从前卢次楩，不过是一个莽撞的男子罢了。谢茂秦以平民身份在燕市痛哭奔走，说：‘各位如今不成为像卢生那样的人，难道要等到千年之后去哀悼屈原、凭吊贾谊吗？’李献吉在狱中时，何仲默写信给杨文襄，请求援手。康德涵甚至不惜爱惜自己的名声。左光斗、魏大中的品格，可以比肩李献吉，不是卢次楩所能企及的。孙奇逢只是一个普通书生，没有途径哭诉，尚且惭愧不如谢茂秦。阁下的名望地位与杨文襄比肩，难道会落到康德涵之下吗？”孙承宗看了信后，立即起草奏疏请求入朝，当面陈述军事情况。权贵们非常恐惧，认为孙承宗要发动晋阳的军队，夜里绕着皇帝的床哭泣，于是急忙下诏阻止他。然而孙承宗也不能伸张正义进行救援。当时这三位君子被诬陷贪污钱财数以万计，许显纯用严刑拷打追缴。孙奇逢与鹿善继的父亲鹿太公以及张果中倡导义举捐助，捐款的人纷纷到来，缴纳还未完成，而三位君子已经死在诏狱中了。于是他们料理后事，将遗体运回故乡安葬。孙承宗知道孙奇逢贤能，打算向朝廷推荐他。孙奇逢知道时局不可为，自己陈述愿意做平民，不敢通过其他途径进身。崇祯丙子年，容城被围困，他率领乡人坚守。巡抚上报此事，皇帝只下旨褒奖而已。当时李自成已经攻陷秦晋地区，贼寇的声势非常紧迫，于是孙奇逢搬家到易州五公山中，依附他的人有数百家。孙奇逢制定条约，修习武备，闲暇时讲论身心性命之学，远近的人仰慕他的德行，当地的土匪也互相告诫不要侵犯“孙先生”。顺治年间，巡按御史柳寅东、陈蜚联名上奏推荐，朝廷命令敦促，他坚决推辞不应召。于是率领子弟在苏门山百泉亲自耕种，在其中建堂命名为“兼山读易”，四方背着书箱来求学的人日益增多。睢州人汤斌考中进士后，才开始跟随他学习，谨守老师的学说，是孙奇逢门下第一弟子。他的学问在忧患中默默体认心性，原本曾说：“喜怒哀乐之中，视听言动必须符合礼制。作为子女、臣子、弟弟、朋友都尽到本分，这是终身都做不完的事。世上的学者不致力于亲身实践，只空谈口说，只是在道上设置坟墓和篱笆。”这有什么补益于弊病的辩说呢？关于朱熹与陆九渊的异同，他不知道反求本原，著《理学宗传》，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阳明、罗钦顺、顾宪成十一位为正宗；汉代董仲舒以下，直到明末的儒者，中间谨守规矩法度的列为次一等；横浦、慈湖等议论有出入于儒佛之间的，又列为次一等。他的言论平实切合事理，门户之见完全消失了。康熙十五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孙之洤，是康熙壬戌年的进士。

刁包，字蒙吉，是祁州人。明朝天启年间考中举人，再次应试未中，于是谢绝仕途，立志于学问。他常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心中没有妄念吗？言语没有妄发吗？做事没有妄为吗？”在乡里温和恭顺的样子，然而见到正义之事必定去做，勇气超过孟贲。崇祯末年，流寇到达祁州，他散尽家财，聚集一千多人，防守且作战，贼寇退走。当时有两个太监督兵，探子报告贼寇势力很强盛，太监愤怒地说探子用谎话迷惑军心，想要杀他。刁包厉声说：“一定要杀这个探子，请先杀刁包。”两个太监气势衰竭而停止。贼寇离去后，流民遍布野外，他搭建茅屋安置他们，并且供给食物。有受伤的人，给予药物，救活了几百人。山东遭遇灾难的妇女不能回家，他派遣六个健壮的仆人护送她们回家。在她们出发时，他谆谆嘱咐六人保护，行八拜之礼送行，六人感动流泪，将她们全部送回家中，没有一个人失所。甲申年，听到变故，他穿上斩衰丧服，早晚哭泣。忽然有伪官催促他出仕，他七次写信拒绝，那人将要施行杀害，恰逢听说失败得以幸免。起初听说百泉讲学，向往他的言行，后来读到梁溪高氏遗书，大喜说：“不读这本书，虚度一生啊。”制作木牌供奉，如果有过错就跪在牌位前自我责罚。为父亲守丧，悲痛哭泣不止，当时胡须头发全部变白，三年不进内室，不饮酒吃肉，能够尽到古代的丧礼。等到母亲去世，大哭呕血几升，因毁伤身体而去世。将要去世时，整理衣冠坐起，命令儿子刁濂在祖先和高氏牌位前禀告。不久说：“我胸中无一事，去了。”于是去世。门人弟子私谥他为文孝。

李中孚，是盩厔人，家住在二曲之间，人们称为二曲先生。父亲李可从，字信吾，是烈士。崇祯末年，应征从军，隶属监纪孙兆禄的军队，跟随陕西总督汪乔年讨伐闯贼。汪乔年在襄城战死，孙兆禄与李可从等五千多人同日遇难。李中孚十六岁丧父，母亲彭氏教导他读书。家境贫困，常借别人的书，于是博览经史，考证其中的错误谬误，著书几十卷。长大后，全部抛弃这些，从事穷究事理的学问，以悔过自新为起始基础，以静坐观心为入手方法。他说必须静坐才能知道过错，知道过错才能自我悔改，悔改过错才能改正过错，这是颜回不远复的功夫。不久母亲去世，前往襄城

译寻求父亲的遗骨，打算合葬，却未能找到。襄城县知县张允中被他的孝心感动，为王可从建立了祠堂。常州知府骆锺麟以师礼侍奉王中孚，听说他在襄城，便将他迎请到道南书院，主持东林书院的讲席，随后又在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使很多人受到感化而兴起。后来回到襄城，是为了完成祠堂的事务。起初，王可从参军时，掉了一颗牙齿，把它交给妻子说：“贼寇的气焰非常嚣张，这次出征恐怕不能活着回来，见到这颗牙齿就像见到我一样。”王中孚将这颗掉落的牙齿与母亲合葬，命名为“齿冢”。昆山的顾炎武写了《襄城纪异》诗，来褒扬赞美这件事。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以隐士的身份推荐他，他坚决以生病为由推辞。康熙十七年，礼部以真正的儒者身份推荐他，地方大吏来到他家敦促逼迫，王中孚绝食六天，甚至拔刀自刺，大吏惊骇离去，他得以借生病为由推辞。于是居住在土屋里，反锁门户，不与人交往。后来圣祖康熙帝西巡，召他前往行在，他推辞说年老多病，于是康熙帝便到他家取他所著的《四书反身录》，赐匾额题为“关中大儒”。大吏让他写谢表，文辞非常拙劣，大吏笑着把它搁置一旁。晚年迁居富平，率领弟子王心敬传授他的学问。王心敬，字尔缉，鄠县人，年轻时是生员，岁试时学使遇到他，不必行礼，他脱帽就出去了。平时，他不随便言笑，整天默默静坐。有人向他问学，他说：“只是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罢了。”王心敬学问渊博通达，有治理天下的志向，他所著的《丰川集》中论述选举、军饷马政、区田法、圃田法、井利论、井利补论等篇章，都可以付诸实践。与那些空谈性命之理，把天下百姓置之度外而不闻不问的人相比，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朱高安在关中督学，多次造访他的草庐请求指教。陕西总督额忒伦、年羹尧先后向朝廷上奏章推荐他，两次征召都不出仕。年羹尧以礼聘请他到幕府，王心敬见年羹尧所作所为骄横放纵、不守法度，避开不见，也不去答谢。去世时，宗室听说后很看重他。乾隆初年，有蒲城的新科进士参加殿试，鄂尔泰相国问：“丰川安在？”丰川是王心敬的号。进士不知道他是哪里人，茫然无法回答。相国笑着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家乡有丰川，你也成了进士吗？”

译李因笃，字天生，又字子德，是富平人。明朝末年他是县学学生，当时天下大乱，李因笃跑到塞外，寻访勇猛之士，招集亡命之徒，想消灭贼寇来报效国家，但没有响应的人。他回来后闭门研读经史，致力于有用的学问。他与李中孚交好。昆山人顾炎武来到关中，住在他家里。甲申、乙酉年间，他与顾炎武冒着刀光剑影，辗转艰难地到达燕京，两次拜谒崇祯帝的攒宫。康熙己未年，皇帝下诏举荐博学鸿词科，朝廷大臣纷纷上奏章推荐他。李因笃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这时掌握大权的人听说他的名声，一定要招致他。高级官员秉承旨意，县官刻意催促。李因笃打算以死抗拒，他的母亲劝他前往，他才哭着上路。考试后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因为母亲年老且患病，他上疏请求辞职回家奉养母亲。奏疏说：我私下认为，年少学习而壮年行事，是人臣的高尚节操；辞谢荣耀而乞求奉养父母，是人子的苦心。所以求贤虽然是国家的常法，而教导孝道实在是人伦的根本。承蒙皇上敕谕内外各位大臣，保举学问品行都优秀的人。近来有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大理少卿张云翼等人，旁听虚名，先后把我的姓名列入荐举文书中。我得以奉到谕旨，吏部遵照执行。陕西督抚催促我应诏赴京。我母亲年过七十，近年多病，又因为躲避贼寇从马上摔下，左腿撞伤，日夜呻吟，久已成废疾，困顿在床褥上，翻身都需要人帮助。我只有一个弟弟李因材，从小过继给我叔祖父家，分别奉养小宗的祭祀。我今年四十九岁，没有儿女，母子孤苦相依为命，亲自扶持侍奉，半步也难以离开。随即呈上哀辞，依次移咨吏部。吏部说咨文中三人，其中称亲老援病的，恐怕有推诿，一概驳回。我私下想，自己的病或许可以假称，但母亲年老岂能假借？我虽然极其愚笨不肖，怎忍心借口所生的母亲，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痛想我母亲迟暮之年，不幸身患残疾，我如果贪图承蒙恩诏，背弃母亲远行，必然导致母亲倚门倚闾盼望，旧病加重。况且七十高龄，久困卧床，路途三千，难以传达咬指报痛之情，一旦祈祷北斗星而远离，回头西望却无期。万一发生人子不忍言说的事，那么毛义捧檄孝亲也不如我，温峤断裾忘母也不如我，风木之悲何及鉼罍之辱？即使我永远成为名教的罪人，亏欠子职而辜负朝廷，也不是我愚笨之人敢做的。皇上正恭敬侍奉两宫太后，推崇孝治，细微如草木，都蒙受怜悯宽容，自然能推广孝悌之仁，推及士庶。怎忍心让孤苦母子饮泣向隅，剥夺其乌鸟反哺的私情，置于仕途。大概阁臣离我最远，所以用虚誉采录我，而不知道我有老母亲。张云翼与我都是秦地人，虽然所居里巷不远，知道我有老母亲而不知道她既病且衰，困顿支离到了这种地步。即使部臣推诿的话，一概指我们三人而言，并非说我一定舍弃亲人而不知顾念。况且我虽然浅陋，而同时推荐我的都是朝廷大臣，他们对于君亲出处的义理，听得很熟了。如果我猎取名声而违背母亲，那么开始进仕就已经违背正道，不仅亵渎天伦，无颜面对皇上，而且违背孝道愧疚，急躁进身招致讥讽，那么对于推荐我的各位大臣也感到羞愧。去年台司郡邑接连派人，催促我长途跋涉，急如风火。我赴朝期限虽然迫于戴星而行，但问安私情倍悬于爱日，然而呼天不应，号泣上路，心志荒迷，如堕云雾，低头转眼就看见母亲在前，寝食俱忘，肝肠迸裂。那不可亵渎官常而谋求禄位，是明显的。况且皇上至圣至仁，以尧舜之道治理天下，敦厚人伦风俗，远超前朝，而我甘愿违背老亲，致使伤风败俗，有这样的臣子，哪里用得着他？但我自从抵达京城以来，屡次呈递文书，九重宫阙严深，情状壅塞不能上闻。随即在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试，蒙皇上提拔到前列，奉旨授予我翰林院检讨。与我同官纂修《明史》，听到命令惊恐惶惑，愧窃非分。我是衡茅下士，受皇上特达知遇，天恩深重，怎忍心说归乡？但我去年秋天入京，转眼十月，接到几封家信，说我母亲自从我远离膝下，哀痛日益加深，日夜思念我，流泪不止，双目昏花，几乎失明。我仰图报君，俯迫谙母，想留下不可，想离去未能，瞻望阙庭，进退两难。于是在五月二十一日呈递吏部，未蒙代题。我孺子切下情，只哀祈君父查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无次人丁听其终养。我身为独子，与条例正符。伏愿皇上特别施恩慈，允许我迅速归乡扶养母亲，蒙受圣泽，以终天年。我母亲残病余生，统山再造。我母子衔环镂骨，竭毕生而报国方长策名有日益，图力酬知遇，务必展涓埃了。奏疏上有旨，放归。吴江钮琇说本朝两大文章，叶方伯映榴绝命疏，与李因笃《陈情表》也。后来奉母家居，晨夕不离左右，乡人称他孝。他的学问以朱子为宗，当时二曲提唱良知，关中人士都跟随他游学。二曲与李因笃交情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时常互相拜访，各自尊重所闻，不为同异之说。君子

译不结党营私，说的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吧？他平生崇尚气节，急于救助他人的危难。顾炎武在山左被诬陷时，他因笃奔走三千里来到京城，哭着向当权者申诉，使顾炎武得以脱险。他性格刚直，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他与毛奇龄讨论古韵时意见不合，毛奇龄强词夺理，因笃气愤填胸，无法辩答，于是拔剑砍向毛奇龄。毛奇龄惊恐逃走，当时人们相传这是一件痛快的事。有人说：“因笃性格刚烈，不是君子。”我说：“没有私欲就能刚强，这是人们难以做到的，所以圣人曾有‘未见刚者’的感叹。你的话太过分了。”因笃的诗文承袭唐代而进入宋代风格，是一代文学大家，有《寿祺堂集》流传于世。

译孙若羣

孙若羣，是淄川人。他学问高深，品行端正，言行举止都有法度，乡里人称他为“小圣人”。他年轻时考中进士，到京城参加吏部选拔，担任少司寇。他能够广泛地延请老师来教导儿子，自己坐着不换床铺，吃饭不吃两道菜，即使是盛夏酷暑，也衣冠整齐地端坐，如同会见尊贵的宾客。少司寇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应当参加童子试，当时山东的学政与少司寇交情很好，打算为他们提供便利，却不知道两个儿子的名字，多次想询问，但畏惧孙若羣的严厉，最终不敢开口。孙若羣平时言语不多，但有人向他提问或辩论时，他就指点谋划，谈论议论，滔滔不绝。他评价文章，务必契合作者内心的隐意，人的穷达、寿命长短，都能通过文章来决断。康熙癸丑年，他出任交城知县，派遣儿子回淄川成婚。儿子离开后，他看到儿子近作的八股文，叹息说：“我的儿子恐怕回不来了。”儿子回家后几天，竟然无故自缢而死。他在交城治理多有异于常人的政绩，任期届满升任四川某州知州，在任上去世。

张沐

张沐，字仲诚，是上蔡人。顺治十五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直隶内黄县知县，他推崇教化，重视农事。他注释《六谕敷言》，反复比喻说明，即使是妇女和儿童听到，也醒悟而改正过错。每月初一、十五，他召集诸生在明伦堂讲学，勉励他们遵循圣贤之道。他在任五年，因事被免职。后来因推荐起用，担任四川资县知县。治理资县如同治理内黄一样，一年后就告老还乡。他跟随百泉先生游学。起初，汤文正公路过内黄，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写信给百泉先生，称赞他承担道义非常勇敢，探求道义非常迫切。等到他入京，汤文正公在给别人信中又说：“仲诚脚踏实地做学问，以主敬为功夫，研究《易经》有心得，是当代真正的儒者。”后来他主持游梁书院，晚年开辟白龟圃来教导学者，当时的人都称他为“上蔡夫子”。

窦克勤

窦克勤，字敏修，是柘城人。他年少时勤奋好学，读书常常到半夜。长大后，研习五经。听说耿介石传授百泉先生的学问，便跟随他游学，在嵩阳居住六年，于是心领神会，皈依其宗派。耿介石，名介，是登封人，顺治八年考中进士，官至少詹事，是百泉先生的高足弟子。百泉先生参加京兆试考中，拜见汤文正公，日夜请教学业。汤文正公认为师道不立，是因为教官失职，劝窦克勤担任教职，他被选为泌阳教谕。泌阳地方狭小偏僻，人们很少懂得学问，窦克勤设立五所社学，安排老师，各自设置记录过错、劝勉行善的簿册，每月初一核查善恶并加以劝诫惩罚。又设立童子社学，教授《孝经》《小学》，接着教授四书五经。闲暇时读书，即使稀粥都接不上，也安然自若。康熙十七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遭遇母亲丧事，回到柘城东门外，建立朱阳书院，倡导正统学问。守孝期满，入京担任检讨。一天，圣祖命令翰林院各位官员写楷书，窦克勤以“学宗孔孟，治法尧舜，其要在慎独”十四字进献。圣祖阅览后器重他。不久因父亲年老请求回乡，著有《孝经阐义》。侍奉父母的日常言行，切于内在德行。去世时，享年六十四岁。

刘原渌

刘原渌，字昆石，是安邱人。明朝末年盗贼蜂起，刘原渌与二哥某率领乡人堆土筑堡，以抵御盗贼。盗贼到来，守堡的人大多受伤而死。二哥出战，身上中了九箭，奋力战斗。刘原渌跟随他，射出数十支箭，箭用完了。二哥挥手让他离开，刘原渌大声呼喊：“离开哥哥一步，就不是我死的地方。”于是举刀斩杀两名贼首，缴获六匹马，盗贼逃遁。动乱平定后，他靠辛勤耕作致富。不久他把肥沃的土地推让给二哥，用剩余的土地为长兄立嗣，同时赡养已故姐姐的家。于是他谢绝人事，阅读道家书籍，寻求长生久视的方法，废寝忘食，得了咯血病，于是放弃。后来阅读宋儒的书籍，于是笃信朱子的学问，收集朱子的著作编成《续近思录》。他曾经说：“学者居敬、穷理，这两者都是效法文王罢了。”“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居敬的功夫。”“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穷理的功夫。”他每天五更起床拜谒祠堂，后来与弟子讲论，常常到半夜。二哥生病，他呼天祈求用自己的死代替哥哥，三天内水米不进。又为乡人设置义仓，歉收年份煮粥给饥饿的人吃。他曾经说：“人与我同属一天而已，哪里有什么界限呢！”去世时，享年八十二岁。

姜国霖

姜国霖，字云一，是潍县人。他生来具有至诚的本性。父亲客居燕地，生病，国霖前往探望，赤脚奔走千里。到达时父亲已经去世，没有钱买棺材，用衣服包裹尸体，背着它行乞回到故乡。哭着告诉宗族亲友说：“父亲死了不能收敛，又不能安葬，我想以身殉父，又有老母在，长辈们怎么教导我？”人们怜悯他的孝心，捐款为他安葬。母亲容易发怒，一天非常生气，国霖装作小儿嬉戏的样子，长跪在母亲膝前，握着母亲的手抚摸她的脸，母亲大笑，从此不再发怒。当时他五十岁了。他拜昌乐的周士宏为师，曾经与云一一起到莒县，喜欢那里的山川，于是移家到昌乐，死后葬在那里。国霖在墓旁建房，安于贫困，保持朴素，不向人求取。遇到歉收年份，三十天吃九顿饭，莒县人怕他饿死，报告官府周济他，他也不拒绝粟米。昌乐的阎循观问国霖：“喜欢读什么书？”国霖说：“《论语》，终身品味不尽。”“我四十岁，才能不因贫富扰乱内心；五十岁，才能不因生死动摇内心。”他的自述如此。阎循观字怀庭，十八岁乡试中举，起初喜欢读西方书籍，后来阅览《朱子大

译《全集》，于是专门研习洛闽学派之学。他幼年丧父，等到长大成年，在家祭祀时因哀思怀念而流泪。乾隆三十四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考功司主事，他秉持大局观念，不迎合依附上级官员。衙门里聚餐，必定有四五道菜肴，只有循观独自带着干粮食用。同僚嘲笑他节俭，说：“他生性就能忍受粗茶淡饭，并非故意做作勉强。”有一位同年好友任外官送给他金子，他拒绝接受，说：“我有愧担任这个职务，不敢接受，况且也不能因为自己贫穷而连累您。”不久后他称病辞官回家，在家中去世。循观的朋友中有位叫韩梦周的，字公复，是潍县人。乾隆二十二年考中进士，他的学问以存养、省察、致知这三项作为进入道德境界的凭借，是一位亲身实践学问的读书人。后来他担任莱安县知县，有良好的政绩声誉。长洲县的进士彭绍升称赞他治理莱安如同元代的鲁山县令一样出色。

译孙景烈

孙景烈，字口口号，是酉峯武功县人。早年考中乡试，担任商州教官，勤于教导学生，不接受学生一文钱。雍正年间，巡抚蒲坂崔公因他贤良方正而推荐，授予六品官衔。乾隆庚午年，陈文恭公任陕西巡抚，奉旨举荐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好的儒者，打算将孙景烈的名字上报朝廷。在此之前两年，即己未年，他考中进士；第二年，被任命为检讨，因进言触怒皇帝旨意，被遣送回家。孙景烈深自隐藏，于是以天性拘泥固执、学术浅薄为由，坚决推辞主讲关中书院、兰山书院的职务，教导学生以克制私欲、恢复礼制。平时，即使是盛夏酷暑，也必定整肃衣冠。韩城的王文端公是他的入室弟子，曾对人说：“先生冬天不生炉火，夏天不用扇子，像邵康节；学问品行像薛文清。”又说：“先生回乡三十年，虽然不废弃讲学，但断绝了社交往来，成为关中学者的宗师，是有原因的。”

记者说：“自从孙奇逢以下的各位先生，都是北方的学者。北方人质朴直率、崇尚道义，亲身实践；南方人习尚浮夸，喜欢空谈，其弊端流于佛教和道教，甚至援引儒家学说融入佛教，与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相比，变本加厉了。北方学问以孙奇逢（百泉）、李颙（二曲）为宗师，他们的议论不专主一家，期望有所自得，没有一句话堕入禅宗的陷阱。即使李颙提倡良知，也不专攻心学，所以不说不像禅宗的话，不做像禅宗的事。刁包、王夫之等人，也都是恭敬恪守程朱理学教义的人，难道不是笃信志向追求大道的人吗！”

卷下

刘汋

刘汋字伯绳，是山阴县人，忠介公刘宗周的儿子。忠介公在家讲学，弟子中有不理解的人，向刘汋请教，他回答流畅，没有滞涩之处，大家共同敬服。等到忠介公听说国家发生变故，绝食而死，唐王、鲁王都派遣使者致祭，荫庇他做官，他推辞说：“怎敢因为父亲去世而谋取利益。”安葬父亲后，闭门不出，断绝人事往来。副使王尔禄，原是忠介公的门生，拿出三百两银子请求刊印忠介公的遗书，刘汋不接受。对来人说：“请替我推辞，我们出处不同，不要苦苦强求。”忠介公想撰写《礼经考次》一书，嘱托刘汋完成，刘汋住在小楼中，日夜编纂，以《夏小正》为首篇，并附上《月令》，这是帝王治理历法、明确时节的依据。接着是《丹书》，并附上《王制》，这是端正自己以端正朝廷百官万民。于是推究礼的起源，接着是《礼运》；推演礼在事务中的实行，接着是《礼器》；验证乐之所以成就，接着是《乐记》。然后叙述孔子的言论，接着是《哀公问》、《燕居》、《闲居》、《坊记》《表记》；设立祭祀典章，接着是《祭法》、《祭义》、《祭统一》、《大传》；施行于丧葬，接着是《丧大记》、《丧服小记》《杂记》；申述于《曾子问》、《檀弓》、《奔喪》、《问丧》；最后以《间传》、《三年问》、《喪服四制》结束，这样丧葬礼仪就没有遗漏了。君子常穿深衣，雅歌投壶，不可不讲究，于是接着是《深衣》、《投壶》；男女冠笄、婚姻所有的事，于是接着是《冠义》、《昏义》，以及《乡饮酒义》、《射义》、《宴义》、《聘义》，共三十篇，称为《礼经》。另外分出《曲礼》、《少仪》、《內则》、《玉藻》、《文王世子》《学记》七篇，称为《曲礼》。年老时未能完成，他的儿子刘茂林才最终完成。著书之余，谈论的只有史孝咸、恽仲升几个人而已。有人劝他举办讲会，他不答应。告诫他的儿子说：“你们应当常记祖父的遗言，终身遵守《人谱》就足够了。”《人谱》是忠介公所著的书。生病时所睡的床榻，是向祁氏借的，他勉强起来换掉，说：“怎么可以死在借来的床榻上呢？”门弟子私下谥号为“贞孝先生”。恽仲升号逊庵是恽寿平的父亲。黄宗羲认为恽仲升是蕺山门下第一人，他的事迹不详。有人说鲁王监国时，授予他监司的职务，兵败后在灵隐寺剃度出家，很久之后带着儿子回到毗陵，恢复世俗装束。

韩孔当

韩孔当字仁父，是沈求如的弟子。他的学问以名教经世，严格区分儒家和佛教。家里贫穷，不曾向人借贷，常说立身必须从节约用度开始。拿出陆梭山《居家制用》一书给学徒看。与人讲学，反复开导。有人犯了过错，在讲学时，用严厉的话触动他，而不明说他的过错，听到的人内心惭愧，汗流浃背。病重时对弟子说：“我对王阳明的宗旨，觉得有新的体会，但检点内心，终究没有受用。你们要记住。”品味他的话，就知道他的学问不尊崇王阳明而尊崇朱熹。

邵曾可

邵曾可字子唯，与韩孔当同时代，都是余姚人。为人以孝悌为本，年少时喜爱书画。一天读《孟子》“伯夷，圣之清者也一句，忽然有所感悟，全部抛弃，一心致力于学问。当时刚建立姚江书院，乡里人多嘲笑他。邵曾可说：“不这样就会虚度此生。”于是前往听讲，主讲人是史孝咸，邵曾可拜他为师。起初以主敬为宗旨，自从见到史孝咸之后，专守良知。曾说：“到现在才知道，求知不可以停止。日月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