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只要有细微的光亮，必定能照见。如果不这样，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步，很少有不是盲目前行的。”孝咸生病时，（他）清晨奔走十余里，在床下叩头探望病情，不吃东西就返回。像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他也生病了。同辈人共同推举他为笃行省察之士。

译张履祥

张履祥，字考父，是桐乡人，明朝末年的生员。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无法到外面的私塾读书，他的母亲教他读《四书》。等到成年，他跟随刘宗周（刘忠介公）学习，曾经把自己学到的心得写下来呈给刘宗周请教，刘宗周予以肯定。明朝灭亡后，他在乡里教书，撰写了《经正录》，在自序中说：“上天恒常的道，百姓实际掌握着它，存亡显晦而治乱由此区分，从古至今，百世没有差错。所以纲常是治理世道的根本，父子君臣的道理得以确立，国家就治理好了，就像恒星不偏离轨道，五行之气顺利分布，四季按时运行一样。邪恶的念头产生于内心，那么祸乱就会发生在世间，这大概不是朝夕之间形成的原因了。极阴会生出阳，没有只去不回的，有所开创必先有所准备，不学习就不能成功。我窃取‘反经’的含义，搜集旧有的见闻，列举其中的要点，以端正根本。”等等。他居住在乡间亲自耕种，熟悉农事，撰写了《补农书》，认为读书人除了耕种之外，没有别的谋生之道。能够耕种，就不必向人求取，廉耻之心就能树立；知道耕种的艰难，就不敢随意向人索取，礼让之风就能兴起。廉耻之心树立，礼让之风兴起，世道就可以恢复古制了。他又撰写了《杨园备忘录》，他的学问以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为宗旨。因为刘宗周（蕺山先生）看到王阳明（姚江）末流之学流于禅宗的言论和行为，作《人谱》来纠正其过失，张履祥传承他的学问，所以他所写的书切合日常应用。当时主持讲学的人大多不致力于自我修养，只是夸夸其谈，张履祥深恶痛绝他们的行为，不敢摆出老师的架子，对来求学的人一律以朋友之道对待。张履祥很擅长写诗，秀水人朱彝尊称赞他的诗没有迂腐的书生气。

朱用纯

朱用纯，字致一，是昆山人。他的父亲朱集璜是贡生。清军攻下江南，城破后不屈而死。朱用纯悲痛父亲之死，取王裒攀柏尽孝的故事，自号柏庐。他的学问以“主敬”为准则。长洲人徐枋多次写信向他问学，他回答说：“我私下观察兄长应酬人际交往，稍微喜欢开玩笑，虽然无损于大节，但这终究不是君子所应该做的。为什么呢？《尚书》说：‘德行盛大的人不轻慢侮辱别人’，身体轻慢侮辱别人，职分就不修持；内心轻慢侮辱别人，本体就不确立。孔子说：‘修养自己以恭敬’，自己不是脱离外物而成为孤立的个体，修养也不是脱离外物而成为偏枯寂灭的修养，所以一旦修养自己，他人就安定了，百姓也就安定了。如果看待他人有一分可以忽视，便是自己有一分学问没有达到。因为圣贤确实看到别人与我，此心相同，此理相同，我没有什么可骄傲于他的，他也没有什么可被我忽视的。即使是愚笨不肖的夫妇，也可以参与知晓和做到，等到达到极致时，即使是圣人也有所不知不能。这又怎么可以忽视呢？这又怎么可以忽视呢？轻慢侮辱的心毕竟起于忽视别人，忽视别人的心毕竟起于不自我修养。还没有看到自我修养的极致，却还担心忽视别人。这就是温顺恭敬克制谦让之所以成为尧的德行，诚信恭敬温和充实之所以成为舜的德行的原因。”徐枋又说：“必须先有所领悟，然后才可以谈论学问。”朱用纯说：“圣贤的道理不离开事物，事物就是事，事物之中道理就在，即在事物之中学问就在。如果想要先得到道然后才谈论学问，那就是把事与物分开，也把学与道分开了。”朱熹说：“人必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然后才能达到简易的境界。如果先以简易存心，就会陷入异端。只有在事物中通达简易的道理，所以应对天下的事，接触天下的物，不觉得烦难。如果舍弃事物而追求简易，那么即使应对一件事、接触一物，也会觉得烦难不胜，杂乱无章。”圣贤的学问不过是一个“敬”字，敬就像高大的堤防，滴水不漏，这是敬的极致。一旦做到敬，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天下的能事就完结了，变通鼓舞，尽利尽神，希望成为圣人、希望成为天子的举动都在于此。朱用纯平时，早晨起床拜谒家祠，诵读《孝经》，置办义田赡养宗族，友爱各位弟弟，到老也没有隔阂。康熙十八年诏令举荐博学鸿儒，有人将要推荐朱用纯，他极力推辞。有关部门举荐他为乡饮大宾，他也不答应。他教导学生，先传授《近思录》，其次是《四书》，每年正月率领学生举行释奠先师礼，祭祀结束后讲解一章书，以诚意启发人心，又担心学者空谈无实，作《辍讲语》，反躬自责，言语多深刻切中要害。乡里人重视他的学问和品行，世代流传的家训，就是朱用纯的文章。世人不知道，误以为是朱熹所作。他去世时享年七十二岁。去世前三天，设置祖先牌位，在中堂拜祭，起身环顾弟子说：“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努力吧。”著有《愧讷集》《大学中庸讲义》，流传于世。他没有儿子，以弟弟的儿子朱导诚为嗣。徐枋，字昭法，《明史》中有传。

沈昀

沈昀，起初名叫兰，后来改名为昀，字朗思，是仁和人，前明生员，是刘宗周的弟子。明朝灭亡后，他在乡里教书，曾经断粮，采集台阶前的马蓝草充饥。有客人赠送米给他，他不接受，客人坚持请求，沈昀坚决推辞，推让了很久。沈昀饥饿且疲惫，于是倒在地上，客人于是惊恐地跑开。过了一会儿他苏醒过来，慢慢起来笑着说：“他的心意可以感动，但正好让老人陷入困境罢了。”刘宗周去世后，传承他学问的人互相争辩，沈昀说：“道在于亲身践行，只是用口舌争辩，不是先师对我们所期望的。”因为丧礼长期废弃，他辑录《士丧礼说》，传授给弟子陆寅。病重时，有人问他说：“此时感觉如何？”他说：“只知道诚敬罢了。”去世后贫穷无法安葬，朋友应撝谦料理他的丧事，为他哭泣不吃东西。

译有人问道：“我不敢轻易接受赙赠，以免辱没先生。”黄撝谦的门徒姚敬恒快步走上前说：“像敬恒这样的人，可以为沈先生办理丧事吗？”回答说：“你品行淳厚，正是沈先生所赞许的，可以。”姚敬恒于是为沈先生入殓并安葬了他。

译谢文游

谢文游，字秋水，是南丰人。明朝末年的秀才，当时天下大乱，他感慨地产生了出世的志向。进入广昌香山，修习佛教，喜好大慧和尚的学说，因此学习佛道更加努力。后来得到了余姚龙溪的书，读后大为后悔以前的错误，于是和朋友在新城的神童峰讲学。有个叫王圣瑞的人，极力攻击阳明心学，与他辩论多日不能取胜，退下后内心受到触动。又读了罗整庵的《困知记》，于是专心致力于程朱理学，在程山开辟学舍，给厅堂取名为“尊洛”。著有《大学》《中庸切己录》，认为做学问的要旨，用“敬畏天命”一句话就概括尽了。圣人一生战战兢兢、警惕戒惧，说“顾念上天光明的命令”，说“上帝降临在你面前，不要有二心”，说“上天说光明，伴随你出行；上天说清晨，伴随你游乐”，没有不是敬畏天命的心。做学问的人眼睛注视的只有这个，耳朵倾听的只有这个，稍微有一点私念，必须痛悔严厉自责，迅速自我洗涤，不要触犯帝天的愤怒。功夫既久，人欲净尽，与天地同流，乐天知命的境地，就可以达到了。当时宁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人，以文章气节闻名。髻山的宋之盛拜访谢文游，见他的学问品行纯正精粹，于是约请易堂的魏禧、彭任在程山会讲，都推崇谢文游笃实恭敬的品行见识。康熙二十年谢文游生病，自己写了墓志铭，去世。

应撝谦

应撝谦字嗣寅，是仁和人。年轻时就能写文章，崇尚气节，与虞畯民、张伏生、继与恒等人结社讲学，因为这是东林党之后的延续，几乎要复兴复社和几社，用诗文和科举文章号召南北知名的士人，这不是顾宪成、高攀龙两位先生的志向。于是断绝了声气之交，独自探究性命之旨，所以给社团取名为獧社。康熙十八年，因博学鸿词科征召，称病不去。上级官员催促他，用车床抬他去官府查验病情，才得以免除。海宁知县许某请他主持书院，两次建造他的房屋，他不肯见面。不久说：“这不是君子的做法。”于是划着小船去拜见，县令大喜说：“先生答应我了吗？”犹豫回答说：“县令学习道，只要从事于爱人就够了，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只是客气罢了。”县令沉默。出来后立刻离开，弟子说：“县令一定会来，为什么走这么急？”笑着回答说：“县令喜欢好事，必定有所赠送，拒绝他则增加他的恼怒，接受他则内心不安。”于是解开缆绳迅速离去。同乡姜图南担任巡盐御史，回乡赠送应撝谦金子，他不接受。一天在路上遇到，正值盛夏，应撝谦穿着木棉衫，姜图南回家后赠送他两匹葛布，并且说：“这不是盗跖那样的赃物。”应撝谦推辞说：“我昨天偶然受寒，细葛衣还在箱子里。”他治经以实践为主，坐卧在小楼中，一张几案一张床榻，书籍之外别无多余之物。终日端坐，没有疾言厉色，远近跟从他学习的人很多。乡里有一个恶少年酗酒好斗，忽然请求听讲，允许了他。听了三天讲学，觉得很拘束痛苦，于是离开，依然酗酒如故。一天持刀想要杀人，气势汹汹，没有人能阻止，忽然看见应撝谦来了，立刻变了脸色，刀掉在地上。应撝谦用好话安抚他说：“一时的愤怒，何必到这种地步？”少年低头谢罪，离开。从此以后与人争执，旁观的人不能劝解，骗他说：“应先生来了。”就逃走了。所著书很多，以朱子为宗，对阳明的学说也不极力辩驳。

吴慎

吴慎，字徽仲，是歙县秀才，品行笃实好学，尤其致力于宋五子的书籍，以诚敬为宗旨，所以自号敬庵。游历梁溪时，主持东林书院的是高世泰，字汇旃，是忠宪公的侄子，恪守家法，春秋祭祀完毕，升堂就座，依次开讲，威仪严肃，没有人不收敛容貌恭敬聆听。吴慎与施璜、无锡张夏一同拜师学习。后来回到歙县，在紫阳、还古两书院会讲，四方来学习的人很多，老死在家，著有《周易粹言》《大学中庸章句翼》，流传于世。

施璜

施璜，字虹玉，是休宁人。起初从事科举学业，到府城应试，进入紫阳书院听讲，惊觉地说：“做学问应当这样。”于是放弃科举学业，发愤立志于道。从梁溪回来后，在紫阳、还古两处会讲，首先推崇施璜。施璜提前斋戒，到开讲那天，严肃衣冠，升座以诚心感人。教导学者用九容修养外表，用九思修养内心，以达到自得。学者们一致尊崇他。在东林时，将要回去，与高世泰约定：“某年某月日来参加讲会。”到了日期，高世泰设床等待。有人说：“千里之外的约定，能一定守信吗？”说：“施生是笃实行事的君子，必定如约。如果失信不到，我不再相天下士了。”话没说完，施璜带着他的儿子到了。著有《思诚录》《小学近思录发明》等书籍。

张夏

张夏，字秋绍，隐居在菰川，孝顺友爱且努力践行。起初在马文肃门下学习，后来进入东林书院。他的学问先经后史，博览强记，而回归到修身齐家。高世泰去世后，主持东林讲席。汤文正担任江苏巡抚，到书院与张夏讲学，赞同他的学说，邀请他到苏州学宫讲《孝经》《小学》。回家后著有《孝经解义》《小学瀹注》，又考证先儒书籍，著有《洛闽源流录》。去世，享年八

译十余。

彭珑

彭珑，字云客，号一庵，籍贯苏州卫。年轻时补为县学生员，以文章闻名。顺治初年，他创立慎交社，起初只有宋实颖兄弟三人，以及尤侗、汪琬、吴敬生共七人。后来远近闻风加入社团的人，多得无法统计。他年近四十时，被推荐进入国子监。朝廷考试后任命为知县，他没有就任。顺治十四年，在顺天乡试中中举。顺治十六年，考中进士，被选任为惠州长宁县知县。县城位于山中，周长仅五里。前任代理县令贪婪且严酷，百姓深受其苦。彭珑到任后，废除苛政，让百姓休养生息。他在厅堂的柱子上亲笔写道：“此地土地贫瘠，只愿减轻赋税和徭役，求得五都百姓的短暂休息，从我居住在这里开始。”希望自己能像饮冰食苦一样清廉自守，与百姓共同长久安宁。几个月后，诉讼案件减少，百姓安居乐业，公堂上很少听到鞭打的声音。他因廉洁正直而得罪了知府。又与前任代理县令有嫌隙，于是两人合谋诬陷他，最终被罢官回家。起初，彭珑喜好佛教，又喜欢道家言论。直到六十多岁时，读到梁溪高、顾两家的著作，才开始潜心研习儒学。他始终以“主敬”来约束自身，曾对他的儿子彭定求说：“我姑且广泛涉猎，喜好谈论混同万物，这所谓骑墙态度，难道有恰当之处吗？学问达到通神达化的境界，最终都要归于一个准则。所以知道居敬穷理的功夫，片刻也不能松懈。我还敢沉溺于旷达逸乐，奔波于世俗事务吗？”于是他将平生所喜爱的玩物全部摒弃，将住所命名为“志矩斋”，端正地坐在其中，陈列四书、五经以及宋代儒者的著作，反复研读并加注释，夜以继日。他自称“信好老人”，召集学生讲授八股文，引导他们进入正道。拜入门下的弟子，有一百多人。有人问：“您为何如此自苦？”他回答说：“我不忍心让后辈默默无闻。”汤斌（文正）了解彭珑的学问，曾经称赞他。康熙皇帝即位前，汤斌去世，彭珑为他流泪说：“再也见不到正直的人了。”吴地百姓为汤斌建立祠堂，每逢岁时祭祀，彭珑必定前往祠堂瞻仰拜祭，礼仪周全。他去世时享年七十七岁。弟子们私下谥号为“仁简先生”。他的儿子彭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考中举人，康熙十五年参加会试和殿试都获得第一名，官至国子监司业。彭定求的孙子彭启丰，字翰文，雍正四年考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和殿试也都获得第一名，官至吏部右侍郎。彭家在明朝时，做官不过七品。自从彭珑以后，一门显贵，成为三吴地区的望族。彭珑治家严谨整肃，至今子弟恪守家训，不逾越规矩，有万石君家的遗风。江南世代受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法，应当以彭家为楷模。

译高愈，字紫芝，无锡人，是忠宪公高攀龙的兄长的孙子。十岁时阅读忠宪公的遗著，便有了向学的志向。后来补任弟子员（生员），不从事科举应试的八股文写作。他说：“诵读经史，谨慎言行，严格取舍。”曾经说：“士人追求自立，必须时刻不忘可能死于沟壑的处境。”起初侍奉双亲很孝顺，父亲高晋侯嗜酒，每顿饭必定备有酒肉。父亲外出与人饮酒，必定派童仆去等候自己，自己站在路边等待父亲出来，快步上前搀扶父亲回家。先后为父母守丧，不在内室睡觉，不饮酒吃肉。有两个兄长都去世了，他抚育他们的子女，为他们安排婚嫁。家里有几顷田地，他生性喜欢施舍，收入的钱粮，随手就花光了，晚年因此陷入贫困。曾经喝粥七天，还带着儿子登上城墙远眺，可以说是贫穷而快乐了。张清恪公（张伯行）巡抚江苏时，发文让有关部门邀请他主持东林书院的讲席，他因患疮疾推辞了。有关部门赠送他椵皮，他不接受。平时温和平易亲近人，用委婉的话语教导子弟，不加责骂。整天静坐，不打哈欠伸懒腰，夏天也不赤脚露体。与人一起吃饭，筷子不超过食器，不随意夹菜。乡里有愤怒争执的人，来到高愈面前就惭愧地离开了。当时县里讲学的人喜欢用道学互相攻击，唯独对高愈都说他是君子。著有《周礼》《朱子小学注》。乾隆年间，督学尹会一将《小学注》颁行于学校，让诸生学习。

顾培，字畇滋，无锡人。年少时多病，他的母亲为此担忧，命令他放弃科举学业，从事胎息导引的养生术，实行后很有效。后来跟随宜兴的汤之锜问学，幡然醒悟说：“道就在人伦万物之中，我以前的自私也太严重了。”汤之锜去世后，有弟子金敞传承他的学问。顾培修建共学山居，用来延请金敞，早晚讲习贯通，恪守高忠宪公静坐的学说，在默识未发之中，领悟性善的宗旨。四方来求学的人很多，春秋两季在山居举行大会。又实行忠宪公的七条规训，有请求教益的人，教他们默识本源，切实体悟人伦万物，七天后祭奠先师，练习礼仪歌唱诗歌，每年以此作为常规。张清恪公到东林讲学，怀疑静坐不是入德的途径，顾培阐发忠宪公的宗旨，往复论述千言，张清恪公也不能驳难他。

钱民，字子仁，嘉定人。早年丧父，十三岁弃书经商。性格拘谨，言行合乎礼数，被乡里人侮辱。他感慨地说：“世上多狂妄的人，寻求不狂妄的人，只有圣人吗？”听说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斋戒前往祭祀，愿意做圣人的门徒。那天晚上梦见一位伟岸的男子告诉他：“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后世儒者的学说扰乱了它。你想要做学问，摒弃汉代以后的书籍，就可以了。”回家后，才开始取四书阅读，题写居所名为“存养”，反观内心克制私欲。说：“有启发。”陆清献公（陆陇其）任嘉定知县，他跟随陆清献公讲学。又过了五年，陆清献公在家闲居，他前往平湖拜见陆清献公。陆清献公与他谈话多不契合，奇怪地询问他缘由，他说：“您从朱子入门，我从孔子入门罢了。”曾经写信给友人说：“先圣的学问，贵在根本和枝节都完备，始终有序。《大学》所说的知道根本，是成为圣人的基础；诚意正心，是成为圣人的功夫。《中庸》所说的尊崇德性，是首要的、根本的；道问学，是次要的、枝节的。即物穷理，它的弊病在于没有根本；六经注我，它的错误在于没有枝节。《论语》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产生了。’朱子认为学者不可厌恶枝节追求根本，教人只学习枝节，这就是所说的根本混乱了。根本混乱而追求枝节的治理，怎么可能得到呢？这不符合《大学》。《孟子》说：‘尧舜的治理，不偏执于万物。’《中庸》说：‘即使是圣人也有不知道的事情。’朱子教导初学者，就要求他们知识穷尽，然后意念才能真诚。又说：‘格物，是穷尽事事物物的道理；致知，是知晓事事物物的道理。’这样的话，意念的迷惑混乱更加严重，又怎么能得到真诚呢？况且尧舜的知识不能遍知万物，何况初学者呢？这不符合《孟子》。又说：现在的学者不知道追求孔孟的实质，却纷纷争论朱陆的异同，这是舍弃自己的田地去耕耘别人的田地，最终必然灭亡罢了。”顾培的说法是用经书注解经书，颇得经书宗旨。即物穷理，它的弊病在于没有根本；用六经注解自我，它的错误在于没有枝节。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论述。辩论朱陆异同的人，何曾见到这一点呢？

劳史，字麟书，余姚人，世代务农，年少时在私塾读书，长大后努力耕种以供养父母，夜晚则展开书卷庄重诵读。读《朱子大学》《中庸序》，感慨地以道义自任。又读《近思录》几遍，起立设置香案，叩首说：“我的老师在这里了！”劳史认为上天赋予我的使命，如同君主诏令臣子，父亲诏令儿子，一旦废职就遭受严厉谴责，一旦败坏家业就穷困无所归依，能不谨慎吗！引导接纳后学，委曲周全竭尽诚心，雇工仆隶都引导他们向道，说：“尽你分内应当做的事，切实去做，终身不懈怠，就是贤人，不要自暴自弃。”听到的人无不醒悟。他的德行教化乡里，商人不出售伪物，有争斗的人多带着酒登上厅堂，请求辨别曲直。劳史用委婉的话语化解纠纷，没有不服从的。即使是割草放牛的小孩也服从他的教化，不从事嬉戏玩闹。一乡之中有洙泗（孔子讲学之地）的风气。弟子桑调元从钱塘来拜见，论学几天，临行时送他说：“我寿

译不过三年，恐怕就不能再相见了。”三年后的九月，他对弟子汪鉴说：“本月某日，我大概就要离世了吧？”于是遍访亲友家吃饭，对长辈讲述为师的道理，对晚辈讲述为学的道理，让家人准备棺木、办理丧事。去世的前一夜，催促准备热水沐浴。到了预定的日子便去世了，著有《余山遗书》，由调元刊刻。汪鉴是余姚人，父亲死在云南，汪鉴护送灵柩回乡，到汉川时遭遇大风，船即将倾覆，他抱着棺材大哭，发誓以身殉父，忽然风向转变得以停泊在沙洲上，众人称他为孝子。他为人崇尚气节，史氏告诫他说：“英气属于客气，应当用学问来融化它。”史氏去世时，汪鉴确实侍奉在侧。

译朱泽澐

朱湘陶名泽澐，是宝应人。他早年勤奋治学，得到程氏的《分年日程》，便按次序阅读。几年后大致通读了一遍，又广泛涉猎天文、地理等书籍，穷究其源流始末。过了很久，才开始立志求道。他读朱子的语录有所心得，曾说：“世上那些号称朱学的人，他们在‘居敬’方面，只是拘谨于言语容貌，而在那些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却背离了正道。他们在‘穷理’方面，只是泛滥于名物知识，而在那些没有固定方法形体的地方，却昏昧不明。”于是有人舍弃德性而只谈问学，认为朱学本来就是这样，却不知道自古以来，在问学方面没有人比得上朱子，在尊德性方面也没有人比得上朱子。看朱子关于中和的论述，他对《中庸》宗旨的理解不是很深刻吗？所以知道居敬、穷理只是一件事，穷理就是穷究心中所存之理，存心就是存养所穷之理，起初并不是两回事。雍正六年，皇帝下诏让公卿各自推荐所知的人才，泽澐同乡的刘师恕担任直隶总督，知道泽澐的学问品行，想向朝廷推荐他，写信给他的弟弟，让他先传达这个意思，泽澐没有答应。晚年他得了脾病，但仍然在五更起床看书直到深夜也不疲倦。病重时，吟诵邵雍的诗说：“任经生死心无异，虽隔江湖路不迷。"他命令家人处理后事，告别亲友，去世。

向璇

向璇，字荆山，是山阴人。年轻时攻读八股文，二十多岁时，在母亲丧期，才开始阅读性理之书。一天读《孟子》中“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一句，惊惧地说：“我难道就要成为禽兽了吗？”他切身体验并改正过错，心里不安达数月之久。当时有个叫王行九的人，是王阳明的后裔，开设讲堂讲授良知之学。向璇前去请教学业，听了他的话，心里有所领悟，写信向他质疑辩难，往返两次，于是致力于王氏之学。他组建辅仁会，赴会的人有十多个，每月初一举行一次，威仪进退都合乎规矩，乡里人把他看作痴人。向璇写了《痴人传》，文章以游戏的态度写出，不符合居敬之道，这里不收录。向璇研习王学多年，后来读程朱的书，心里暗自怀疑。偶然在书肆中得到高攀龙公的《年谱》，读了之后，就完全抛弃了王学而改学程朱。他谨守洛学、闽学诸书，与他的门徒辨析异同，著《志学录》，阐明他的学问根本源于程朱，不掺杂异说。他曾说：“事事反求诸己，刻刻敬畏上天，一刻不敬畏上天便是罪过。一事不反求诸己，便涉及怨恨。”所以他平时即使有小过错，也自责很严，白天所做的，晚上一定禀告上天。他的弟子有黄艮辅、程登泰。黄艮辅字序言，也起初宗奉王学，后来归附程朱，擅长写文章。程登泰字鲁，探望侍奉生病的父亲，因劳累过度得了咯血病，人们称他为孝子。病重时还读书不停，人们阻止他说：“这是死罪。”以学问而死不优于白白地死吗？这两个人都是山阴人。

黄商衡

黄商衡，字景淑，后改名商衡，是长洲人。他是孝子黄农的遗孤。节母金氏，督促商衡夜间读书，常常直到鸡叫时分，流着泪讲述先人的志向品行来勉励他。家里贫穷，有人劝他让商衡经商，说：“命中注定贫穷，改行就能富裕吗？我不忍心让先人的志向堕落。”商衡秉承母亲的志向，更加刻苦治学，夜里睡觉时，刻香系在铁锤下，下面承着铜盘，香烧完铁锤落下击打铜盘，发出铿锵的声音，就惊醒起来读书。他写的文章辞藻深奥，因此长期困顿于童子试。陈恪勤公任苏州知府，府试时看他的文章说：“深入浅出，不是熟读宋五子书的人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将他提拔为第一。院试没有考中，四十多岁才补为弟子员，于是无意于功名，每天读先儒的性理书，尤其喜好刘宗周的《太极图说》，推演其义理，贯通《论语》《大学》《中庸》以及张载、朱熹的学说，编为一书，题名为《困学录》，自称为“又次学人”。在此之前，孝子黄农卒于康熙二十一年，雍正元年皇帝下诏访求穷困守节的人，节母十七岁守寡，卒于雍正二年，守节五十多年了。按例应当请旨表彰，当时沈德潜公是诸生，与他的几个朋友向大吏请求，详细上报，得以获得表彰。到乾隆六年，他的父亲又以孝子身份获得表彰，谋划建立孝节牌坊，选定日子奉主位入忠孝祠，突然得病，勉强支撑脚力拜送，不久去世。

任德成

任德成，字象元，是吴江府学生。他笃行儒家道义，奉行朱子的白鹿洞规，于是收集从汉到明先正格言，与白鹿洞规相互阐发的，合为一书，名为《洞规大义》，以阐明先后一揆的宗旨。居住在乡里勤于施舍救济，设置社仓，创办乡塾，疏浚万顷江，连通太湖。乡里没有水患，有关部门上报朝廷，赐给他八品官服。年成饥荒，他煮粥给饥饿的人吃，乡里人感激他。一天晚上他在庭院散步，有个小偷正翻墙下来，看见德成，惊恐想逃跑。他慢慢对小偷说：“你不要害怕，难道不担心饿吗？我给你米，用手量一斛给你。”说：“这是危险的道路，千万不要再做。”那个人磕头背着米走了，于是遍告他的同伙，互相告诫不要偷窃。任氏的话颇被外人听到，于是同乡津津乐道地传扬，而德成从未对人说起。雍正初年，皇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鄂文端公任布政使，想推荐德成，他坚决推辞才作罢。乾隆三十七年，他八十九岁，十月得病，告诫他的儿子说：“勤奋读书，努力行善，守住这两句话就可以了。”于是吟诵邵雍的诗说：“俯仰天

译天地之间，浩然正气，无所愧疚。」吟诵完毕便去世了。后来朝廷下诏搜集天下散失的书籍，他的家人将他所著的书籍呈献给四库馆。

译邓元昌

邓元昌，字慕濂，是江西赣州人。年轻时是生员，以文章闻名。后来得到宋代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著作，阅读后说：“从今以后才知道做人的道理了。”那些出入于禽兽之门（指沉迷于科举利禄）的人却不反省，真是悲哀啊！于是放弃科举之业，致力于学问。雩都人宋昌图以世交子弟的身份前往拜见，与他讲论学问，邓元昌大喜说：“这是我的小友啊。”把宋昌图安置在家中，早晚论学，制定日程，言行必定记录，互相考核。邓元昌有个哥哥瞎眼且愚顽，大小事情必定禀告后才行动。后来继母性情暴躁刻薄，每次发怒责骂邓元昌，邓元昌就长跪请罪，必定等到母亲消气才起身。继母的弟弟和弟媳，邓元昌对待他们非常优厚。弟弟死后留下儿子，弟媳哭着向邓元昌请求说：“感激伯父的恩德，发誓不再改嫁，愿意苦守抚养孤儿。”邓元昌也哭着拜谢她，从此不再进入内室，带着弟弟的儿子睡在中堂，教导弟弟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后来都成才立业。邓元昌在城南有田地，秋天收获时去视察，看见穷人家的孩子拾取散落的麦穗，便招呼他们说：“来，你们不要这样。我教你们读书，能背诵的，我给你们粮食。”孩子们争相趋前。起初教他们识字，接着让他们诵读章句，又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明白，孩子们踊跃接受教导，最终获得了粮食。当时孩子们喊道：“先生要回去了，怎么办？”甚至有哭泣的。此后每次视察收获，孩子们来求学成为惯例。城南人无论老少都说：“这是我们的邓先生。”看见有衣冠整齐的人来问邓元昌，就说：“这是我先生的客人，不敢怠慢。”市井百姓看见邓元昌来，必定起立，等他离开后才坐下。他的至诚感人就是这样。

史官说：刘汋以下都是南方的学者。道学始于周敦颐（濂溪），而在洛阳、福建兴盛。自从杨时（龟山）开辟书院讲学，于是白鹿洞、鹅湖相继兴起。到了明朝，讲学的席位遍布天下，而东南地区尤其盛行。到了本朝（清朝），这种风气衰落了。于是考察其开端，那些讲学都切合身心性命的宗旨。自从道南学派、柬林学派以来，只是辩论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异同罢了，这是浪费言辞，这是追求名声。即使以洛学而论，同时期的邵雍（康节）另树一帜，然而二程不非议邵雍，邵雍也不非议二程。朱熹主张主敬，陆九渊主张主静，以及关于尊德性、道问学的不同见解，也只是各自尊重所听闻的，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起初并没有互相争斗、竞争。只有关于太极无极的学说，遗留的书信往来，辩论不停，这是教学相长的意义，哪里是务必用言辞取胜呢？昔日朱熹与陆九渊在白鹿洞会合，陆九渊讲解《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流泪，朱熹深深叹服，认为切中学者隐微深固的弊病。陆九渊说：“青田（朱熹家乡）也没有陆子静，建安（陆九渊家乡）也没有朱元晦。”看这两位的话，可见他们胸怀开阔公正，心中没有一丝私意。王阳明的学问不过是依据陆九渊的话而阐发，后来学习王学的于是视朱熹为仇敌，学习朱学的又斥责陆九渊、王阳明为异端，而攻击者连王阳明的功业也加以诋毁。甚至说明朝的灭亡，不是亡于朋党，不是亡于寇盗，而是亡于王阳明的学术。唉，这种话太过分了！藩诠次各位君子对于喋喋不休辩论三家异同的，一概不予采纳。

附记

沈国模

沈国模，字求如，明朝末年余姚的生员，信奉王阳明（文成）的学问，曾经与刘宗周（忠介公）等人讲学聚会，回来后开辟姚江书院，与管宗圣、史孝咸讲解良知学说，与山阴人祁彪佳（忠敏公）友善。祁彪佳以御史身份巡视江东，一天杖杀了几个大恶人，恰逢沈国模到来，祁彪佳高兴地向他讲述杖杀人的事，沈国模睁大眼睛看着祁彪佳说：“世培（祁彪佳字）也曾听说过曾子说‘如果查明了实情，就应哀怜而不高兴吗’？”后来祁彪佳曾对人说：“我审理囚犯必定念及求如的话，恐怕仓促间喜怒过度，辜负了这位良友。”崇祯末年，隐居在石浪，明朝灭亡，听说刘宗周死节，设位痛哭。顺治十三年，死在石浪。管宗圣，字霞标，是余姚人，崇祯十四年去世。

史孝咸

史孝咸，字子虚，是余姚人。沈国模去世后，继任主持姚江书院。曾说：良知不推致就不真实。又说：空谈容易，面对境遇难。居家恭敬，办事严肃，待人忠诚，精细考察并努力践行，大概差不多了吧？家境贫寒，每天只吃一顿粥，淡泊自守。他的学问以觉悟为宗旨。昆山人葛瑞五参学有所心得，写信给史孝咸，史孝咸回复说：人生只有这一件事，你既然对此有所醒悟，实在值得庆幸，深切希望你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否则即使是一缕藕丝，也能绊倒人。死于顺治十六年。

王朝式

王朝式，字金如，是山阴人，沈国模的弟子。曾经参加证人社。刘宗周主张诚意，王朝式坚守致知，说：“学问不从良知入手，必定有诚非所诚的弊病。”因此聚会的人往往持有不同意见。跟随刘宗周学习的人，大多认为沈国模、史孝咸是禅学。刘宗周曾经写信给王朝式，大意说：“我生得晚，来不及侍奉前辈老师大儒，幸而私下向乡里的贤人学习，得到陶先生的学问有渊源，充实涵养自得。每次在讲席上，积久的痼疾顿时打开，退下来却茫然失落。其他如求如的斩截、霞标的笃实、子虚的明快，都是我自忖不及的，不问他们是儒是禅。至于你志向之大，骨力之坚，以至于不止，成就正不可限量，也不暇立刻追问其

译这是儒学与禅学的区别。然而世人浑浑噩噩，如果有人毫无疑惑地说：“各位先生谈论禅学，践行禅学与戒律，禅律怎能等同于道学？”这使得各位先生更加坚信不疑，而世人的疑惑却愈发深重。如今若将世人永远排斥在流俗之外，使他们无法听闻圣人之道，这也是各位先生的过错。《传》中说“站在中道的位置上，有能力的人就会跟随”。各位先生如果真正敬畏天命，怜悯百姓的困穷，有广泛救济世人的愿望，竭尽一生之力，将世人纳入大道，进入王阳明的门庭，承接孔孟的传承，那么在内心与行为、去留抉择的关键时刻，应当一定有自我安顿的办法。如果仅仅从个人得失来衡量，各位先生既然已经自信，又哪里有不行的呢？然而我有理由知道您必定会选择前者而不会选择后者。忠介先生所提到的陶先生，就是陶奭龄。朝式收到书信后，既不辩解，也不恼怒。崇祯十年，浙江发生大饥荒，朝式进入嵊县赈济粮食，救活了很多人。当时天下大乱，他打算奔走四方，寻求奇杰之士，谋划治国安邦与战守的策略，但没有实现，不久去世，享年三十八岁。朝式去世的具体年月无法考证，大约在顺治初年。

译薛香闻师

先生名起凤，字家三，少年丧父，依靠舅舅广严福公生活。福公原本是滕县的秀才，厌恶世俗礼法，出家信奉磬山宗，居住在扬州法云寺。寺中有谢太傅祠，谢氏子孙想据为己有，倚仗权势向官府告状，福公被驱逐，居住在吴地，以占卜为生，赚取钱财。先生跟随老师读书，福公就是吴地人所称的二和尚。偶尔与先生谈论出世之法，先生总是能领悟，福公于是大喜说：“末法时代的众生，不认识心的本源，儒家和佛教互相争执，你想见到儒者亲身说法，必须以见性为宗旨。如果真的能见性，哪里还有儒家和佛教的区别呢？”先生学说出入于儒佛之间，就是由此而来的。先生年轻时是长洲县的秀才，与我古农师汪孝廉元亮是同窗，写古文诗歌，在当时受到称赞。日夜读书，损伤了一只眼睛。高宗南巡，紫阳书院的山长将先生的名声上报给大吏，强迫先生应召参加考试，呈献的诗中有“范宁中年眼暗侵”的句子，山长让他修改，他不肯。庚辰年在乡试中举，文章名声更加显著，来求学的人很多。曾经教导人说：“成为圣人的基础，应当从诚意开始。这颗心本来没有污染，意念不真诚就有污点了。要知道这颗心是不能被污染的，能认识孔子在河边感叹时光流逝、舜帝居住在深山时的气象，那么取用道理就会左右逢源了。”有人问轮回的说法，先生说：“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荡的灵魂产生变化，这两句话已经说尽了。”藩跟随先生学习句读，刚十二岁，先生就告诉他涵养的功夫。一天藩怒骂仆人，先生委婉地开导说：“读书以改变气质为先，你这样的气质，还能读书吗？况且他也是人家的儿子，为你做仆役是被饥寒所迫罢了。正该哀怜他还来不及，忍心加以责骂吗？”后来主持沂州书院，生病回家，占卜不吉利，在纸尾写道：“不要起妄心，不要生妄见，修德忏悔，时机到了啊。”不久去世。先生天性纯厚，虽然贫穷，常常周济别人的急难。姐姐家欠别人一百两银子，去世前几天，拿出钱代为偿还，人们认为这尤其难能可贵。

罗有高

罗有高字台山，瑞金人。生来奇特雄伟，十六岁补为秀才。第二年寄居在雩都萧氏的别业，遍读所藏书籍，心中仰慕古代豪杰之士，练习武艺，阅读兵书，看待同舍生如同无物。过了很久，有人提到雩都的宋道原，是研究宋五子之学的君子。有高听后心动，于是去见他，自述所学。道原不以为然，有高负气争辩。道原说：“你少安毋躁，我告诉你。从前张载见范文正公谈论兵法，范文正公不认为好，传授他《中庸》。你的兵法，自己问问像张载吗？即使像张载，也不是儒者所崇尚的，何况未必像张载呢？上天生育民众，有万物就有法则，视、听、貌、言、思，是万物。明、聪、恭、从、睿是法则，能完全合乎理然后能保有自身，能保有自身然后家庭和睦有序。显达后实行它，就像有源头的水，有根系的树木，充沛流畅，没有堵塞夭折的祸患。等到成功时，自身亨通而大道昌泰，足以快乐。现在观察你，气浮而语速快，心神扰乱，常像有所营求，这样进入社会，能免于刑罚杀戮，不连累父母兄弟，已经是幸运了，还指望对天下有济助吗？”有高听了这话，汗流浃背，舌头缩回，四肢痉挛，无地自容。过了很久，请求说：“怎么教导我？”道原说：“你回去读先儒的书，有余力再拜师。”又拿出所作的《持敬主》一二篇给他看说：“努力去做。”于是放弃所学而学习儒学，尤其喜欢明道、象山、阳明、念庵的书，旁推曲证，颇有心得。后来拜见雷化宁，在其门下受业，每当有陈述，雷公说：“你太聪明，像水银泼在地上，我担心它流散。”乾隆二十七年考中优贡生，于是进入京城。三十年参加顺天乡试，出自彭芝庭先生门下，与彭公子尺木居士友好，屡次到吴门，寄居在他家，共同修习净业，闭关七十天，读《首楞严经》，参究上乘佛法。曾说：“东西方两位圣人权宜与真实互相运用，门庭截然不同，其归宿名相离开言语思虑，一尚且不立，二又还有什么？只有自我证悟的人知道，不可以口舌争辩。”性格喜欢出游，常去广东，客居恩平县李文藻的官舍，又在京城见到戴东原太史，开始检阅注疏及《尔雅》《说文解字》等书，做训诂之学，有《释纛》一篇文章，文字繁琐不录。三十七年会试落榜，后来游历宜黄，有余子安的人聘请他做馆师，在石跫山僧舍，每天诵读《华严经》，修习念佛三昧。不久到扬州高旻寺，主持僧贞公照。月门风很严厉，屡次呈见解，不允许说：“这是口头学问，与根本有什么关系？”追问古代高僧的机锋，不能回答，于是发愤进入禅室，随众起居，昼夜参究，住了半年，积累的疑惑顿时消除，于是辞别，偕同参禅的僧人渡过钱塘江，又去宁波，寄居同年好友邵海图家，渡海到落伽山，礼拜大士，不久到吴地，与尺木居士游历太湖洞庭，喜爱石公山的胜景，租僧舍居住，不久又到宁波，有高自认为解脱，但名心不死，又与海图进京应试，未能考中，得了脚气病，又回到吴地，病情加重，踉跄

译他刚回到家，就去世了。汪爱庐老师读了他与法镜野讨论《春秋》的书信，评价说：“上帝降临祭坛，万灵恭敬肃立；世尊下降，诸天震动。”尺木居士说：“有在百世之后奋起，仰慕夏商周三代英杰的人，可以称为豪杰之士。”又称赞他的文章华饰与佛理交融，下笔如庖丁解牛般利落自然，倾倒之至。

昔日我与友人程茌仁挑灯夜谈往事，程君说：“罗先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学人。”我说：“若论宋儒之学，他不如道原；若论归依西方净土之教，他不如照月；若论研习训诂之学，他不如戴太史；至于文章，我就不知道了。”又说：“他学佛猛勇精进，必定能往生净土。”我说：“人之所以学佛，是为了了脱生死罢了，闭门参究，回光返照，就可以了脱，何必奔波于道路之上？这也算是疲于奔波了。”

当时钟鸣漏尽之时，他还不知道反省，几乎死在路上，危险啊！况且他屡次参加科举考试，想求一个进士却不可得，名利之心非常炽盛，难道能毫无染着之心吗？清净世界中一朵莲花，岂容此等凡夫盘腿坐于其上？

程茌仁又叙述他在奉化西峰寺的事情说：有一天，他拿出大量白金兑换铜钱，县衙役怀疑他是盗贼，逮捕他，他打倒了三个人，其余的都逃走了，随后他自行前往县衙，升堂见县令，县令呵斥他跪下，他不答应，询问他的姓名，他不回答，于是将他拘禁在告成寺。邵海图听说这件事，禀告县令，释放了他。能抵御强暴，难道不是豪士吗？

我笑着说：“这是狂妄之人的行为。”当县衙役逮捕他时，告诉他：“我是罗举人，不是盗贼。”即使他们不信，也可以同县衙役前往县衙自述始末，并且可以援引邵海图作为证人，事情就会解决，何必动武呢？他在县堂时，县令听说他勇猛，更加怀疑他是盗贼，所以呵斥他、审问他，为什么不回答？难道也要对县令施展拳脚吗？幸好有邵海图在，假如邵海图不知道，县令横暴肆虐。

桁杨因为好勇斗狠，毁伤父母给予的身体，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孝了。稍有知识的人，尚且不做，而学佛的人却做了吗？

译汪爱庐老师

先生名缙，字大绅，是吴县的秀才。他幼年丧父，由程太孺人抚养成人。小时候进入私塾读书，天性不擅长记忆。十六岁时尝试写文章，几百字立刻写成。他的文章风格介于唐荆川、茅百川之间。至于阐发经书要旨，涵泳道德修养，则是唐、茅两家所不及的。他喜欢写诗，以陈子昂、杜甫为准则。不二禅师见到他在虎丘题壁的诗，惊讶地说：“这位白衣居士很有根器。”后来见到寒山、拾得的诗，喜欢他们字字句句都从本性之海中流出。于是他用写诗来从事佛事，有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妙境。不像王安石那样逐句摹仿、逐字拟作。他尤其擅长写古文，别人不能说的他能说，别人不敢说的他能说，别人不能畅达的他能畅达，别人不能委婉曲折的他能委婉曲折。他那些出入儒佛的作品，言语思维离合变化，如水月般圆融通达，有不可思议之处。尺木居士赞许他说：“呼气成云。”王光禄西庄说：“读大绅的文章，十洲三岛仿佛都在厕所之间了。”然而先生的志向并不在此。他有诗说：“消沉于文字之海，万古泪水淋浪。”先生的志向大概在于向上一义了。壮年时读陈龙川的文集，仰慕他的为人，希望被世所用。后来读宋代五子之书，又读西方传来的佛经，才开始醒悟那些并非正道。他认为自赵宋以来，儒与佛争，儒与儒争，纠缠纷乱，不能匡正。于是统合它们的同异，打通它们的隔阂，仿照明代赵大洲《二通》的体例，著《二录》《三录》，以阐明经世之道。又著《读书四十偈》私记，以通达出世之法。他曾对藩说：“我对于儒佛书籍，有一字一句领悟了十多年才通晓的，读《二录》《三录》应当通晓那些可通晓的，不可强求通晓那些不可通晓的。”尺木居士认为先生议论佛儒，时而偏向彼方，时而偏向此方，时而给予，时而剥夺，似乎没有深知先生。先生难道在其中没有权衡吗？先生落落寡合，往来最密切的只有尺木居士一人。他曾主持来安、建阳书院，用正学教导学生。因为年成饥荒停止讲学回家。又曾应浙江窦学使聘请校阅考试文章，这不是他所喜欢的。回家后闭门修习静定，不再参加科举。作《无名先生传》说：“先生讲学不朱不王，先生著书不孟子不庄子，先生吟诗不宋不唐，先生为人不狡黠不狂妄，先生处世不圆滑不方正。”又作歌说：“先生有耳听清风，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身是神仙人，先生家是山水窟。”先生对于世事，无所不有，人们想要谈论他，却像挂在墙上，只能自己陈述其孤高独行。如此，因食廪生年限届满，贡入太学，未得到教官职位，去世时六十八岁。卧病几天，口中不涉及家事，索要茶水喝完两杯，说：“好好”，便去世了。

彭尺木居士

尺木居士，又号知归子，名绍升字允初，是大司马芝庭公的第四个儿子。八岁时在门槛上绊倒，损伤了一只眼睛。早年乡试中举，乾隆己丑年考中进士，按例选任知县没有就任。生性纯厚，秉承家教，读儒家书籍，谨守规矩。起初仰慕洛阳贾谊的为人，希望有所建树以建立功名。后来读先儒书籍，于是专心于儒家的言行，尤其喜好陆九渊、王阳明的学问。等到与薛、汪两位先生交往，便阅读大藏经，探究出世之法，断绝欲望吃素，久而久之归心净土，持戒很严。喜欢做有为的功德，聚集同人施衣、施棺、抚恤寡妇、放生，乡人多受感化修习净土业。后来一切摒弃，只读古德书籍，闲时写汉隶，收藏金石文字。曾对我说：“朱子也喜爱金石碑版，这是《论语》所说的游于艺，不是玩物丧志。”他写古文言之有物且文有法度，熟悉本朝掌故，所著名臣事状、良吏述儒行、述信等，都有据可查，卓然可传于后世。论述学问的文章，精心密意，纪律森严。谈禅的作品，也选择言辞典雅，不涉禅门语录的恶习。他解释《大学》中“格物”的“格”为度量，本于《仓颉篇》。宋以后的儒者自撰诂训，哪里知道这个呢？他读《古本大学》一首，对经传有裨益，文中说：“《大学》一书，是古圣人传心的学问。传心的学问，‘明明德’一句话就概括了。亲民，是明德中自然的作用，不在外面。民众与我同体，所谓亲，不过是还我一体罢了。所以下文不说亲民，而说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及，浩荡没有边际。民众看民众听，就是我的视听；民众忧民众乐，就是我的忧乐。如明镜，万物无不鉴照；如太虚，万物无不覆盖。这就叫明明德于天下。所以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不在外面，也不过是还我一体罢了。至善，是明德中自然的准则，所谓天则。见龙无首，乃见天则。圣人以此来洗涤心灵，退藏于密，所谓至。所以道没有比知止更先的了。知，是明德所显现；察知止之外无知，知之外无止，止之外无知，这就叫知本；知之外无止，这就叫知至。所谓知至，观察外物，物没有其物；物没有其物，这就叫物格。内观其意，意没有其意；意没有其意

译这叫做意念真诚。进而观察他的内心，内心符合其本然之性；内心符合其本然之性，这叫做端正内心。由此将自身归还给自身，将家庭归还给家庭，将国家归还给国家，将天下归还给天下，不驱使他的心思，不被意念所动摇，不被外物所混淆，这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其关键没有比知晓根本更迫切的了。家、国、天下，以自身为根本，而自身以良知为根本。所以在本末的辨析上反复论述，最后说：这就叫做知晓根本，这就叫做知识的极致。知晓根本就能知晓止步之处，知晓止步之处就能知晓极致，难道不是这样吗？虽然如此，本末容易知晓，知晓了根本，而其功夫没有比诚意更精微的了。因为扰乱我们良知的，是意念。意念一动，好恶之情就显现出来，这是不可能立刻消除的。只有在独处时谨慎罢了。在独处时谨慎，没有私人的喜好，没有私人的厌恶罢了。就像厌恶恶臭，就像喜爱美色，说的是没有人为的造作。没有造作就没有私意了。心胸宽广，礼仪从容，这就是它的征验。《淇澳》《烈文》等诗篇中，德行所覆盖的地方，百姓不能忘记，这是一诚所贯通渗透的结果。这就是所说的内心真诚，就会表现在外面。用什么来使意念真诚呢？反求于独处时的状态罢了。反求于独处时的状态，不蒙蔽自己的良知，叫做自我明察。运用其极致，自我明察的极致，根本就在这里了。光明盛大，恭敬止步，这是它的功夫。仁、敬、孝、慈、信，是一个止步之处，一个极致，使民众心生敬畏，通达天下的意志。意念既然真诚了，良知就达到了极致，这就是知晓根本的说法。那么求学的人应当知道如何侍奉内心。内心本来没有什么所有，没有什么不可。本来没有不在有，不在不可之中。善于侍奉内心的人，将其纳入一个准则罢了。这就是所谓的端正。从自身到家庭，从家庭到国家，从国家到天下，将其纳入一个准则，就没有不修身且齐家的，没有不治理且平定的。准则，就是所谓的极致，至善。所谓絜矩，就是依据根本来知晓末节，止步于至善，在天下彰显光明的德行的实质。君子首先谨慎于德行，回归根本罢了。那些好恶违背人性的人，难道他们的本性与人不同吗？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最终成为天下的罪人，根本可以不要致力于它吗？所以说：从天子一直到平民，这一切都以修身为根本。居士大概是依据阳明先生的学说而加以推广。比如“意无其意”，心本无所，言语接近禅宗，然而他所说的为学的次第，知晓了根本。又有《论语集注》、《疑大学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注疑》四篇。居士深通陆九渊、王阳明的学问，所以对朱熹不能没有疑问，这也是各自尊崇自己所听到的罢了。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马去世后，前往深山习静，参究向上第一义，自称应当沉舟破釜，血战一番，扫除群魔，以还天明。作《蓼语》给各位侄子看，很久之后又回到家中居住，不久去世。

译程在仁

在仁是常熟人，困于童生考试，每次考试必定改换名字，没有固定的名字，以字行世。他深通史学，尤其精通《汉书》和《后汉书》，曾经说魏收有史才，陈寿、沈约都比不上他。艮庭江先生极力称赞他，他喜欢谈论匡扶济世之学，认为如果有任用他的人，可以立刻实现太平盛世，豪气勃发，不可一世。他拜吴门老儒陆佩鸣为师，有一天陆佩鸣对在仁说：“我不足以做你的老师，为你选择老师，没有比汪爱庐先生更合适的了。”在仁听后，立即带着拜师礼到汪先生门下，盛赞他的学问。汪先生说：“过去朱子说吕子伯恭喜读史书，因此心粗，不能体认经书。你的学问与吕子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你的心已经粗疏，气也浮躁了，难道心粗气浮的人能读书吗？能成就功业吗？”在仁惊惧地低头下拜说：“愿意接受教诲。”汪先生便拿出《近思录》交给他，十天后问他：“领悟了吗？”回答说：“没有领悟。”又给他陆九渊、王阳明的书，过了很久又问他：“领悟了吗？”回答说：“领悟了。”问：“以前为什么没有领悟？”回答说：“心不在腔子里。”从此磨砺廉洁的节操，即使三十天吃九顿饭，也不随意接受别人的恩惠，性格孤冷，不喜欢见到趋炎附势的客人，因此更加困顿。借住在僧舍读书，遍阅大藏经，又得到李卓吾、紫柏的书阅读，感念他们的遭遇，为之流泪。曾经说：“一个僧人，一个俗人，都是从悲愤之海中来的。”大概是以此自喻。后来下榻我家，乐于与先父谈论，自悲身世不遇，多有愤激之言。先父说：“传记上有记载，富贵在天，即使一个秀才也有定数。你学儒、学佛，十多年了，胸中还不能消除‘秀才’这两个字，学道做什么？”退下后告诉藩说：“听到丈人的话，如同醍醐灌顶。”不久回到海虞，因贫病而死。

记者说：儒生排斥佛教，由来已久。到宋儒排斥尤其用力，然而禅门有语录，宋儒也有语录。禅门语录，使用市井俗语；宋儒语录，也使用市井俗语。既然排斥它，却又效仿它，为什么呢？大概宋儒谈论心性，禅门也谈论心性，言论相似，容易混淆。儒者也不自知，而流入佛教法门了。至于儒佛的区别，在毫厘之间，如同在暗中分辨五色，喝水辨别淄水和渑水，道理极其微妙。学者贵在自得，难道可以用口舌争论吗？自从象山之学兴起，慈湖的言论就近似禅学了。姚江之学继起，转而进入佛教的，不可胜数。然而还自讳其学，说：“我的话，是儒家的话，不是禅家的话；我的行为，是儒家的行为，不是禅家的行为。”像沈、史等君子就是这样。到明代的赵大洲，开始以儒证佛，以佛证儒，像香闻师等先生就是这样。我闲来考证，后人都说援儒入佛，始于杨慈湖。然而程伯子有话说：“佛说前后际断，纯亦不已，是对的。”这是援儒入佛，不始于慈湖，而始于伯子了。先父学佛多年，明于去来，曾经说：“儒自为儒，佛自为佛，何必比较而等同呢？学儒、学佛，也看其性情所近而已。”儒者谈禅，略去其迹而存其真，就可以了。一定说儒佛一本，也是高明的弊病。藩谨守庭训，少读儒书，不敢排斥佛教，也不敢谄媚佛教，识者谅之。

跋

右边是《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卷，国朝江藩撰。百余年来，学者崇尚训诂小学，许慎、郑玄的学问尊于周、孔，才秀之人，想以此区别异同，矫枉过正，集矢于宋儒，影响附和，盲目摸索，扪钥揣烛，都自以为汉学，也是一种弊病。大概汉儒专言训诂，宋儒专言义礼，原本不可偏废，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随着性情所近，诣力所专，殊途同归，与道大适，无庸悦甘忌辛，是丹非素。郑堂又撰此书，不是骑墙之见，也是持平之论。汤文正、魏果敏等巨公，以史宬当有传，所以未及载；如果陆清献从祀孔庭，史臣也必有传，所以也未载，也见矜慎。至于孙百泉道光间从祀孔庭，郑堂书成久矣。南北学者分上下卷，附记卷，多援儒入墨之论，殊可不必。鄭堂專宗漢學，而是書記宋學淵源，胪列诸人，多非其所心服者，固不无蹈瑕抵隙之意。至于罗台山孝廉传，痛诋之几乎无完肤，其人如果无可取，也何必为之立传？郑堂之褊狭甚矣。郑堂学术人品颇近毛西河检讨，所以留粤时于阮文达也颇有违言，则其他可知，读者分别观之可耳。张石州、闫潜邱年谱称，是书载李天生在甲申、乙酉间，冒锋刃闲关到燕中，两谒愍帝攒宫，这是并先生诗文集未之见也。云云，李天生成今传无此语，或者石州所见为郑堂未定之本吗？咸丰甲寅夏五望后，南海伍崇耀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