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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尝病孔孟既没，诸儒嚣然，不知反约穷源，勇于苟作，持不逮之资而急知后世，明者一览如见肺肝然，多见其不知量也。方且创艾其弊，默养吾诚，顾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为也。
博学于文者，只要得习坎心亨，盖人经历险阻艰难，然后其心亨通。
凡致思到说不得处始复审思明辨，乃为善学也。若告子则到说不得处遂已，更不复求。孟子说。
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横渠先生曰：始学之要，当知“三月不违”与“日月至焉”内外宾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过此几非在我者。文集。
人又要得刚，太柔则入于不立。亦有人生无喜怒者则又要得刚，刚则守得定不回，进道勇敢。载则比他人自是勇处多。语录。
敦笃虚静者仁之本，不轻妄则是敦厚也，无所系阂昏塞则是虚静也。此难以顿悟苟知之，须久于道实体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说。
有潜心于道，忽忽为他虑引去者，此气也。旧习缠绕，未能脱洒，毕竟无益，但乐于旧习耳。古人欲得朋友与琴瑟简编，常使心在于此。惟圣人知朋友之取益为多，故乐得朋友之来。论语说。
舜之事亲有不悦者，为父顽母へ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爱恶略无害理，姑必顺之。亲之故旧，所喜者当极力招致以悦其亲，凡于父母宾客之奉，必极力营办，亦不计家之有无。然为养又须使不知其勉强劳苦，苟使见其为而不易，则亦不安矣。记说。
斯干诗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学。犹，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见报则辍，故恩不能终，不要相学，已施之而已。诗说。下同。
人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诚是，不从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盖至亲至近莫甚于此，故须从此始。
横渠先生曰：兵谋师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其术见三王方策，历代简书。惟志士仁人为能识其远者大者，素求预备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辟于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宽民之死，过此当念其散之之久。
横渠先生曰；古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宫而同财，此礼亦可行。古人虑远，目下虽似相疏，其实如此乃能久相亲，盖数十百口之家，自是饮食衣服难为得一。又异宫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古之人曲尽人情，必也同宫，有叔父伯父，则为子者何以独厚于其父？为父者又乌得而当之？父子异宫，为命士以上，愈贵则愈严，故异宫犹今世有逐位，非如异居也。乐说。
郑卫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连，又生怠惰之意，从而致骄淫之心，虽珍玩奇货，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从而生无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圣人经历过，但圣人能不为物所移耳。礼乐说。
孟子言反经特于乡原之后者，以乡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无作，惟是左右看，顺人情不欲违，一生如此。孟子说。
●附录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先生讳载，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历五代不仕，以子贵赠礼部侍郎。祖复，仕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赠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诸孤皆幼，不克归，侨寓于凤翔晋阝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
先生嘉▯二年登进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参军，迁丹州云严县令，又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熙宁二年冬被召入对，除崇文院校书。明年移疾。十年春复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是年冬谒告西归。十有二月乙亥，行次临潼，卒于馆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丧归殡于家，卜以元丰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阳郭氏，有子曰因，尚幼。
先生始就外傅，志气不群，知虔奉父命，守
译我私下曾忧虑孔孟去世后，众儒喧嚣纷起，不懂得返归简约、穷究本源，却勇于随意创作，凭借不及前人的资质而急于让后世知晓，明智的人一看便如见肺腑般清楚，这大多是不知自量啊。我正打算纠正这种弊端，默默涵养我的诚心，只是担心时日精力不足，未能实现其他志向罢了。
博学于文的人，只要能达到“习坎心亨”的境界，大概是因为人经历了险阻艰难，然后内心才能亨通。
凡是思考到无法言说的地方，才开始反复审视、思考、明辨，这才算是善于学习。如果像告子那样，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方就停止了，不再继续探求。这是孟子的说法。
《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是没有的，是孔子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理解它，如果不是道理明晰、义理精微，大概是不可以学习的。先儒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就去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解说多有穿凿附会。
横渠先生说：初学的重要关键，应当知道“三月不违”与“日月至焉”之间内外、宾主的区别，使心意勤勉遵循而不能停止，超过这个界限，就几乎不是我能控制的了。出自《文集》。
人又要具备刚强，太柔弱就会陷入不能自立。也有人生来没有喜怒之情，这样的人更需要刚强，刚强就能坚守不变，在进德修业上勇敢。张载相比他人，自然在勇敢方面更多。出自《语录》。
敦厚笃实、虚静是仁的根本，不轻率妄动就是敦厚，没有牵绊阻碍昏昧闭塞就是虚静。这难以通过顿悟轻易知晓，必须在道上长久实践体悟，才能知道其中的滋味。“仁，也不过在于熟习罢了”。这是孟子的说法。
有潜心于道的人，忽然被其他思虑引去，这是气的影响。旧习缠绕，未能洒脱，终究没有益处，只是乐于旧习罢了。古人想要得到朋友以及琴瑟书籍，常使心志专注于此。只有圣人知道结交朋友获益很多，所以乐于朋友到来。这是《论语》的说法。
舜侍奉双亲有不悦的情况，是因为父亲愚顽、母亲狠毒，不近人情。如果是中等资质的人，其爱憎大致不违背事理，姑且一定要顺从他们。双亲的故旧，所喜欢的人应当极力招致以取悦双亲，凡是对于父母宾客的奉养，一定要极力操办，也不计较家中是否有。然而奉养又必须让父母不知道其中的勉强劳苦，如果让他们看到做起来不容易，那么他们也会不安。这是《礼记》的说法。
《斯干》诗说“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猶矣”，意思是兄弟应当相亲相爱，不要互相效仿。猶，是像的意思。人情大抵患在于施恩不见回报就停止，所以恩情不能终了，不要互相效仿，自己施恩罢了。这是《诗经》的说法。下文同。
人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我常深思这话确实是对的，不从这里入手，事情非常隔阂，向前推不动。因为至亲至近没有比这更甚的了，所以必须从这里开始。
横渠先生说：兵谋师律，是圣人不得已才使用的。其术数见于三王的方策，历代的简书。只有志士仁人能识别其中长远而重大的意义，平时寻求预备而不敢忽视遗忘。出自《文集》。
肉刑在当今死刑中选取，也足以宽免百姓的死亡，超过这个限度就应当考虑它散失已久。
横渠先生说：古代有东宫、西宫、南宫、北宫。居住不同的宫室但财产共同，这种礼制也是可行的。古人考虑长远，眼下虽然看似疏远，但实际上这样才能长久相亲，因为几十上百口的家庭，饮食衣服本来就难以统一。又因为不同宫室，才容许子女伸展私情，以此来避免子女的私情。子女不私爱其父，就不能成为子女。古人曲尽人情，如果一定同宫，有叔父伯父在，做儿子的怎么独自厚待其父？做父亲的又怎么能承受？父子不同宫，对于命士以上的人，越尊贵就越严肃，所以不同宫就像今世有逐位一样，不像分居那样。出自《乐说》。
郑卫的音乐悲哀，让人情意留连，又产生怠惰之意，进而导致骄淫之心，即使是珍玩奇货，其开始感人也不如这样深切，进而产生无限的嗜好，所以孔子说一定要摒弃它们。这也是圣人经历过的，只是圣人能不被外物所移。出自《礼乐说》。
孟子说“反经”特别在“乡原”之后，是因为乡原大的原则不先确立，心中最初没有作为，只是左右观望，顺从人情不想违背，一生如此。这是孟子的说法。
●附录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先生名载，字子厚，世代是大梁人。曾祖某，生于唐末，历经五代不出仕，因儿子显贵追赠礼部侍郎。祖父张复，在真宗朝做官，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追赠司空。父亲张迪，在仁宗朝做官，最终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追赠尚书都官郎中。在涪州去世于西官，诸孤都年幼，不能归葬，寄居在凤翔府郿县横渠镇南大振谷口，于是迁徙安家于此。
先生嘉祐二年考中进士，起初任祁州司法参军，升任丹州云岩县令，又升任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事。熙宁二年冬天被召入朝应对，任命为崇文院校书。第二年因病移职。十年春天又被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这年冬天请假西归。十二月初一乙亥日，行至临潼，死在馆舍，享年五十八岁。当月将灵柩运回家乡安葬，占卜选在元丰元年八月癸酉日葬于涪州墓南的墓地。先生娶南阳郭氏，有儿子张因，尚年幼。
先生开始跟随外师学习，志气与众不同，知道虔敬奉行父命，遵守
不可夺，涪州器之。少孤自立，无所不学。与▯人焦寅游，寅喜谈兵，先生说其言。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嘉佑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淳如也。间起从仕，日益久，学益明。
译他的志向不可改变，涪州人器重他。他年少丧父，自立自强，没有不学习的。他与〇人焦寅交往，焦寅喜欢谈论军事，先生称赞他的话。在康定年间用兵时，他十八岁，慷慨激昂地以功名自许，上书拜见范文正公。范文正公一见就知道他是远大的人才，想要成就他，于是责备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何必从事军事！”于是劝他读《中庸》。先生读了这本书，虽然喜爱它，却还认为不够，于是又去探究佛家和道家的书籍，多年间穷尽了它们的学说，知道没有什么收获，反而回过头来求索六经。嘉佑初年，他在京城见到洛阳程伯淳、程正叔兄弟，共同谈论道学的精要，先生豁然开朗，自信地说：“我的道已经自足，何必向外求索！”于是完全抛弃了异端学说，纯正如一。偶尔出仕做官，日子越久，学问越发明晰。
方未第时，文潞公以故相判长安，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矜式焉。其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京兆王公乐道尝延致郡学，先生多教人以德，从容语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学者闻法语，亦多有从之者。在渭，渭帅蔡公子正特所尊礼，军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力为多。并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贷于官，帑不能足，又属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军储数十万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来，不可为用，不若损数以募土人为便。
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变更，御史中丞吕晦叔荐先生于朝曰：“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上即命召。既入见，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宜日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先生谢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月，继有所献。”上然之。他日见执政，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所语多不合，浸不悦。既命校书崇文，先生辞，未得谢，复命案狱浙东。或有为之言曰：“张载以道德进，不能使之治狱。”执政曰：“淑问如皋陶，犹且献囚，此庸何伤！”狱成，还朝。会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谒告西归，居于横渠故居，遂移疾不起。
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闻者莫不动心有进。又以为教之必能养之然后信，故虽贫不能自给，苟门人之无赀者，虽粝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尝谓门人曰：“吾学既得于心，则修其辞命，辞无差，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精义入神者，豫而已矣。”
近世丧祭无法，丧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变；祭先之礼，一用流俗节序，燕亵不严。先生继遭期功之丧，始治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闻者始或疑笑，终乃信而从之，一变从古者甚众，皆生先倡之。
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语人，虽有未喻，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闻风而畏，非其义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扫应对，给侍长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亲祭祀，纳酒浆，皆所以养孙弟，就成德。尝曰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闻人之善，喜见颜色。答问学者，虽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尝不开其端。其所至必访人才，有可语者，必丁宁以诲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岁值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恶米不凿，将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饿殍满野，虽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择乎！”甚或咨嗟对案不食者数四。
熙宁九年秋，先生感异梦，忽以书属门人，乃集所立言，谓之正蒙，出示门人曰：“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又尝谓：“春秋之为书，在古无有，乃圣人所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
译在尚未考中进士时，文潞公因曾任宰相而判长安，听闻先生名声德行美好，便用束帛聘请他，延请他到学宫，给予他与众不同的礼遇，士子们都以此为榜样。先生在云岩任职时，政事大体以敦厚根本、改善风俗为先，每逢月初吉日，便备办酒食，召集乡中高寿老人到县衙聚会，亲自为他们劝酒，让百姓懂得养老敬长的道理，借此询问民间疾苦，并告诫他们训诫子弟的方法。有所教导告知时，常担心公文告示不能全部传达给百姓，便每次召集乡长到县衙，反复口头叮嘱，让他们回去告知乡里。偶尔有百姓因事来到县衙或在路上相遇，必定询问“某时命令某人告知某事，听到了吗”，听到就罢了，否则就惩罚接受命令的人。所以一句话传出，即使是愚昧的百姓和孩童没有不预先听闻知晓的。京兆王公乐道曾延请先生到郡学，先生多以道德教导人，从容地对学者说：“谁能稍微放下对科举的在意，跟随我进入尧舜的境界呢？”学者听到这番教诲，也有很多跟从的。在渭州时，渭州主帅蔡公子正特别尊重礼遇先生，军府政事无论大小都咨询他，先生早晚忙碌，所起到的赞助作用很多。边境百姓常苦于缺粮而向官府借贷，国库不足，又遭遇霜旱，先生极力向官府陈述，取出几十万军粮来救济他们。又说戍边士兵徒然往来，不能发挥作用，不如减少人数招募本地人更为便利。
皇上即位第二年，提拔任用大臣，想着有所变革，御史中丞吕晦叔向朝廷推荐先生说：“张载学问有根本渊源，四方学者都尊崇他，可以召见询问。”皇上立即命令召见。先生入朝觐见后，皇上询问治国之道，先生都以逐渐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来回答。皇上很高兴，说：“你应当每天到二府议事，我即将大用你。”先生谢恩说：“臣从地方官赴召，未测知朝廷新政的安定之处，希望慢慢观察一两个月，随后有所进献。”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后来拜见执政大臣，执政大臣曾说：“新政的变革，担心不能胜任事务，向你求助如何？”先生回答说：“朝廷将大有作为，天下士人愿意追随其后。如果与人为善，那么谁敢不尽力！如果像教导玉匠雕琢玉石，那么人本来就有不能做到的。”执政大臣沉默不语，所谈多不合意，渐渐不高兴。后来任命先生校勘崇文馆书籍，先生推辞，未能谢恩，又命令他到浙东审理案件。有人为他进言说：“张载凭借道德晋升，不能让他审理案件。”执政大臣说：“善于询问如皋陶，尚且献出囚犯，这有什么妨害！”案件审理完毕，回到朝廷。恰逢弟弟张天祺因进言获罪，先生更加不安，便请假西归，居住在横渠故居，于是称病不再起用。
横渠地处偏僻简陋，有几百亩田地供给年度生计，简约而能自足，别人不能忍受这种贫困，而先生处之更加安适。整天端坐在一间屋里，左右都是书籍，低头读书，抬头思考，有心得就记录下来，有时半夜起身，取蜡烛来书写，他立志求道、精思，未曾片刻停息，也未曾片刻忘记。学者有提问，多告诉他们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习一定要像圣人那样然后才停止，听到的人没有不感动内心而进步的。又认为教育必须能供养然后才能取信，所以虽然贫穷不能自给，如果门人中没有资财的，即使是粗劣的饭菜也共同分享。他自我体悟的学问，穷尽神妙变化，统一天人，确立根本大道，排斥异端学说，自孟子以来，未曾有过。曾对门人说：“我的学问既已心得，就修饰言辞，言辞没有差错，然后决断事务，决断事务没有失误，我才感到充沛自如。精义入神的境界，只是预先准备罢了。”
近世丧葬祭祀没有法度，丧礼只隆重对待三年之丧，自一年之丧以下，未曾有衰麻服饰的变化；祭祀祖先的礼仪，完全采用世俗的节令，宴饮轻慢不严肃。先生接连遭遇一年、两年的丧事，开始整治丧服，轻重符合礼制；家庭祭祀开始实行四季的进献，极尽诚敬洁净。听到的人起初有的怀疑嘲笑，最终相信并跟从，改变古俗的人很多，都是先生首先倡导的。
先生气质刚毅，德行深厚容貌威严，然而与人相处，时间久了日益亲近。他治家待人，大要在于端正自己来感动别人，别人不信任，就反省自身修养，不告诉别人，即使有不理解的，也安然实行而无悔恨，所以认识与不认识的人，听到风声都敬畏，不符合道义的，不敢有一丝一毫涉及。他家的童仆，必定让他们洒扫应对，侍奉长辈；未出嫁的女子，必定让她亲自主持祭祀，斟酒浆，这都是为了培养孙辈的孝悌，成就德行。曾说：“侍奉亲人、主持祭祀，怎么能让别人代劳！”听到别人的善行，喜悦表现在脸色上。回答学者的提问，即使很多也不疲倦，有不能回答的，未曾不启发他们的头绪。他所到之处必定访求人才，有可以交谈的，必定反复教诲，惟恐他们成就太晚。年成遇到大饥荒，甚至人吃人，家人嫌米没舂，将要舂米，先生急忙制止说：“饿死的人遍布野外，即使是吃蔬菜也自愧，又怎么忍心有选择呢！”甚至有时叹息对着饭桌不吃，多次如此。
熙宁九年秋天，先生感应到异梦，忽然写信嘱托门人，于是汇集自己所立的言论，称为《正蒙》，出示给门人说：“这本书是我历年深思所得，其言论几乎与前代圣人相合！大体只是发端示人而已，至于触类旁通推广，我将有待于学者。正像老树的树桩，枝干固然多，所缺少的只是润泽的华叶罢了。”又曾说：“《春秋》作为一部书，在古代没有，是圣人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理解它，如果不是理明义精，几乎不可学习。先儒未达到这个境界而治
之，故其说多穿凿，及诗书礼乐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条举大例，考察文理，与学者绪正其说。
译因此他的解说多有牵强附会，对于《诗》《书》《礼》《乐》中的言论，大多不能以平和的心态，通过体会言辞来推求作者的本意。况且他还要列举主要事例，考察文章的条理，为学者梳理并纠正他们的学说。
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讲求法制，粲然备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尔。尝曰：“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复，所病者特上未之行尔。”乃言曰：“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方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会秦凤帅吕公荐之曰：“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乞召还旧职，访以治体。”诏从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辞，庶几有遇焉。”及至都，公卿闻风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尝试于人，多未之信。会有言者欲请行冠婚丧祭之礼，诏下礼官。礼官安习故常，以古今异俗为说，先生独以为可行，且谓“称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众莫能夺，然议卒不决。郊庙之礼，礼官预焉。先生见礼不致严，亟欲正之，而众莫之助，先生益不悦。会有疾，谒告以归，知道之难行，欲与门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终，不卒其愿。
殁之日，惟一甥在侧，囊中索然。明日，门人之在长安者，继来奔哭致赙衤遂，始克敛，遂奉柩归殡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丧礼一用古，以终先生之志。
某惟先生之学之至，备存于书，略述于谥议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书。
朱熹伊洛渊源录：“按行状今有两本，一云“尽弃其学而学焉”，一云“尽弃异学淳如也”。其他不同处亦多，要皆后本为胜。疑与叔后尝删改如此，今特据以为定。然龟山集中有跋横渠与伊川简云：“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故予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则其他固可知已。”按横渠有一简与伊川，问其叔父葬事，末有“提耳悲激”之言，疑龟山所跋即此简也。然与伊川此言，盖退让不居之意。而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
○宋史张载传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一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
举进士，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
熙宁初，御史中丞吕公著言其有古学，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谋之，召见，问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帝悦，以为崇文院校书。他日见王安石，安石问以新政，载曰：“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
明州苗振狱起，往治之，末杀其罪。还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传以今礼。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
译先生感慨激昂，有志于实现夏、商、周三代的治理，仰慕大道而渴望得见。他论述治理百姓的首要任务，没有不认为划定田界最为紧迫的；他讲求法制，条理清晰且完备，总之这些制度可以在当今施行，如果有任用我的人，推行实施罢了。他曾经说：“仁政必定从划定田界开始。贫富不均，教化养育没有法度，即使想要谈论治理，也都是苟且敷衍罢了。世人认为难以推行的原因，没有不以急切剥夺富人的田地作为借口的，然而这种制度推行起来，喜悦的人很多，如果处理得有方，预计几年时间，不用刑罚一人就可以恢复，所担忧的只是上面没有实行罢了。”于是他说：“纵然不能在天下推行，也还可以在一个乡里验证。”当时正与学者商议古代的法度，共同购买了一块田地，划分为若干井田，对上不耽误公家的赋税徭役，退而用私人的力量来划定田界，分配住宅里巷，建立赋敛法度，扩大储蓄，兴办学校，成就礼义风俗，救济抚恤患难，崇尚根本抑制末节，足以推广先王遗留的法度，阐明当今可行的道理。这些都是有志向但未完成的。
恰逢秦凤路帅吕公推荐他说：“张载的学问，善于效法圣人遗留的意旨，他的方略大致可以施行以恢复古制，请求召还他原来的职务，咨询他治理国家的根本道理。”皇帝下诏听从了。先生说：“我这次出行，不敢以生病为由推辞，希望或许能有所遇合。”等到到达京城，公卿们闻风仰慕他，然而没有深入了解先生的人，先生把想要说的话尝试告诉别人，大多不被相信。恰逢有人提议要实行冠、婚、丧、祭的礼仪，皇帝下诏给礼官。礼官安于习惯旧例，用古今风俗不同作为说辞，先生独自认为可行，并且说“说不可以不是儒生博士所应该做的”，众人不能驳倒他，然而议论最终没有决定。郊庙的祭祀礼仪，礼官参与其事。先生见礼仪不够严正，急切想要纠正它，而众人没有帮助他，先生更加不高兴。恰逢生病，请假回家，知道大道难以施行，想要与门人完成最初的志向，不幸去世，没有实现他的愿望。
去世那天，只有一个外甥在身旁，行囊中空无一物。第二天，在长安的门人相继赶来奔丧哭泣并赠送助丧财物，这才能够收敛入殓，于是护送灵柩回乡安葬。又占卜在三个月后下葬，办理丧事的礼仪全部使用古礼，以完成先生的志向。
我认为先生的学问的极致，完备地保存在书中，大致叙述在谥议里了，然而想要寻求文章来表彰他的墓，必须得到他行事的事迹，冒昧地按次序书写下来。
朱熹《伊洛渊源录》：“按行状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说‘尽弃其学而学焉’，一个说‘尽弃异学淳如也’。其他不同的地方也很多，大体上都是后一个版本更好。怀疑张载后来曾经删改过这样，现在特别依据这个作为定本。然而龟山集中有跋横渠与伊川的信说：‘横渠的学问，其源头出于程氏，而关中的学生尊崇他的书，想要自成一家。所以我记录这封信给学者看，让他们知道横渠虽然细微的事务必定依赖二程，那么其他情况自然可以知道了。’按横渠有一封信给伊川，询问他叔父的葬事，末尾有‘提耳悲激’的话，怀疑龟山所跋的就是这封信。然而给伊川的这些话，大概是退让不居功的意思。而横渠的学问，实际上也自成一家，只是其源头是从二先生那里发端的罢了。”
○《宋史·张载传》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年轻时喜欢谈论兵法，甚至想要结交门客夺取洮西的土地。二十一岁时，写信拜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就知道他是远大的人才，于是告诫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必从事于兵法！”于是劝他读《中庸》。张载读了这本书，还认为不够，又去访求佛家、道家的学说，多年探究他们的学说，知道没有所得，反而回到六经中寻求。曾经在京城坐着虎皮讲《易》，跟随听讲的很多人。一天晚上，二程到来，与他讨论《易》，第二天对人说：“近来见到二程深明《易》道，我所不及；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撤去坐席停止讲授。与二程谈论道学的要旨，豁然开朗自信地说：“我的道自足，何必旁求！”于是完全抛弃异端学说，淳朴自然。
考中进士，担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政事以敦厚根本、改善风俗为先，每月初一，准备酒食召集乡里高龄老人到县衙，亲自为他们劝酒，让百姓知道养老敬长的道义，趁机询问百姓的疾苦，以及告诫子弟的意图。
熙宁初年，御史中丞吕公著说他有古学，神宗正要革新各项制度，思得才德兼备的士人谋划，召见，询问治国之道。回答说：“为政不效法三代的，终究是苟且之道。”皇帝高兴，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后来见到王安石，王安石拿新政问他，张载说：“您与人为善，那么人们就会把善归于您；如果像教玉匠雕琢玉一样，那么应该有不接受命令的人了。”
明州苗振案件兴起，前往治理，最后减轻了他的罪责。回到朝廷，就称病隐居在南山下，整天端坐在一间屋子里，身边放着书籍，低头阅读，抬头思考，有心得就记录下来，有时半夜起来坐着，取蜡烛来书写。他追求道义、精思，没有片刻停息，也没有片刻忘记。穿着破旧的衣服，吃着蔬菜，与学生们讲学，常常告诉他们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习一定要像圣人那样才停止。他认为知人而不知天，追求做贤人而不追求做圣人，这是秦汉以来学者的最大弊病。所以他的学问尊崇礼义、重视道德，乐天知命，以《易》为宗旨，以《中庸》为体统，以孔孟为法则，排斥怪异虚妄，辨别鬼神。他家的婚丧嫁娶，大都采用先王的意思而传授以当今的礼仪。又论定井田、宅里、赋敛、学
吕大防荐之曰：“载之始终，善发明圣人之遗旨，其论政治，略可复古，宜还其旧职以备咨访。”▯诏知太常礼院，与有司议礼不合，复以疾归。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寝，旦而卒。贫无以敛，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翰林学士许将等言其恬于进取，乞加赠恤，诏赐馆职半赙。
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著书号正蒙，又作西铭。
程颐尝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自孟子后盖未之见。”学者至今尊其书。
嘉定十三年，赐谥曰明公。淳熙元年，封▯伯，从祀孔子庙庭。
○司马光论谥书
光启：昨日承问张子厚谥，仓卒奉对，以“汉魏以来此例甚多，无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尽。
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汉魏以下盖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无爵，死无谥”，爵，谓大夫以上也。檀弓记礼所由失，以为士之有诔自县贲父始。子厚官比诸侯之大夫则已贵，宜有谥矣。然曾子问曰：“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惟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诸侯相诔，犹为非礼，况弟子而诔其师乎！孔子之没，哀公诔之，不闻弟子复为之谥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门人厚葬颜渊，孔子叹不得视犹子也。
君子爱人以礼，今关中诸君欲谥子厚而不合于古礼，非子厚之志。与其以东文范、陶情节、王文中、孟贞曜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为比乎？承关中诸君决疑于伯淳，而伯淳谦逊，博谋及于浅陋，不敢不尽所闻而献之以备万一，惟伯淳择而折衷之！光再拜。横渠之没，门人欲谥为“明诚夫子”，质于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访于温公，以为不可。此帖不见于文集，令藏龟山杨公家。
○又哀横渠诗
先生负才气，弱冠游穷边；麻衣揖巨公，决策期万全，谓言叛羌辈，坐可执而鞭。意趣少参差，万金莫留连。中年更折节，六籍事钻研；义农及周孔，上下皆贯穿。造次循绳墨，儒行无少愆。师道久废阙，模范几无传；先生力振起，不绝尚联绵。教人学虽博，要以礼为先；庶几百世后，复睹百王前。释老比尤炽，群伦将荡然；先生论性命，指示令知天。声光动京师，名卿争荐延；▯之石渠阁，岂徒修简编！丞相正自用，立有荣枯权；先生不可屈，去之归卧坚。孤嫠聚满室，糊口耕无田；欣欣茹藜藿，皆不思肥鲜。近应诏书起，寻取病告旋；旧卢不能到，丹▯风翩翩。人生会归尽，但问愚与贤；借令阳虎寿，讵足骄颜渊！况于朱紫贵，飘忽如云烟；岂若有清名，高出太白巅！门人俱▯带，雪涕会松阡。厚终信为美，继志仍须专。读经守旧学，勿为利禄迁；好礼效古人，勿为时俗牵；修内勿修外，执中勿执偏。当令洙泗风，郁郁满秦川。先生倘有知，无憾归重泉。
○吕▯冉张子抄释序
横渠张子书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铭、正蒙、理窟、语录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于三原马伯循氏。然诸书皆言简意实，出于精思力行之后。至论仁孝、神化、政教、礼乐，盖自孔孟后未有能如是切者也。顾其书散见漫行，涣无统纪，而一义重出，亦容有之。暇尝▯卒抄成帙，注释数言，略发大旨，以便初学者之观省。谪解之第三年，巡按潜江初公，恐四方无是本也，命刻诸解梁书院以广布云。
嘉靖五年，三月，辛丑，后学高陵吕▯冉序。
○袁应泰万历戊午本张子全书序
斯道自孔孟而后，得其传者莫盛于周、程、张、朱，其所论著与四书埒，有补于学者大矣。郡伯沈公表章理学，刻行周子全书矣；复念张子郡产也，为建横渠书院，肖像以祀之，并刻其全书而属序于余。
张子立言，精深浩渺，岂余不佞所能窥测！请序其略。如曰“孙其志于仁则得仁，孙其志于义则得义”；“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志久则气久德性久一，“发意便要至圣人犹不得，况便自谓不能，人若志趣不
译吕大防推荐他说：“张载的学说始终一贯，善于阐发圣人的遗意，他论述政治，大致可以恢复古制，应该让他恢复旧职，以备咨询访问。”诏命他担任太常礼院知院，与有关部门议礼意见不合，又因病辞官回家。途中病情加重，他沐浴更衣后躺下，天亮时去世。因贫穷无法安葬，门人共同购买棺材，护送他的灵柩回乡。翰林学士许将等人说他淡泊名利，请求朝廷给予追赠抚恤，诏命赐予馆职半数的赙赠。
张载学习古礼并努力践行，是关中士人的宗师，世人称他为横渠先生。著有《正蒙》一书，又作《西铭》。
程颐曾说：“《西铭》阐明理一而分殊的道理，扩展了前代圣人未曾阐发的内容，与孟子关于性善和养气的论述功效相同，自孟子之后大概未曾见过这样的著作。”学者至今尊崇他的著作。
嘉定十三年，赐谥号为明公。淳熙元年，封为伯，配享孔子庙庭。
○司马光论谥书
司马光启：昨日承蒙询问张子厚的谥号，仓促间答复说：“汉魏以来此类例子很多，没有不可行的。”退下来思考后，觉得有所未尽。
私下认为子厚平生用心，是想率领当今世人，恢复三代的礼制，汉魏以下的制度大概不值得效法。《郊特牲》说：“古代人生前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爵位，是指大夫以上的人。《檀弓》记载礼制失传的原因，认为士人有诔文是从县贲父开始的。子厚的官位相当于诸侯的大夫，已经显贵，应该有谥号了。然而曾子问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年幼者不为年长者作诔，这是礼制。只有天子称天意来为死者作诔。诸侯互相作诔，是不合礼的。”诸侯互相作诔，尚且被认为不合礼，何况弟子为老师作诔呢！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为他作诔，没听说弟子再为他定谥号。子路想让门人做臣子，孔子认为这是欺天；门人厚葬颜渊，孔子感叹不能像对待儿子那样对待他。
君子爱人要合乎礼制，现在关中各位想为子厚定谥号却不符合古礼，这不是子厚的本意。与其以东文范、陶情节、王文中、孟貞曜相比，那是尊崇他。何不把他与孔子相比呢？承蒙关中各位向伯淳决疑，而伯淳谦逊，广泛咨询到我这浅陋之人，我不敢不尽我所知献出来以备万一，请伯淳选择并折衷定夺！司马光再拜。横渠去世后，门人想谥他为“明诚夫子”，向明道先生请教。先生对此有疑虑，询问温公，温公认为不可。这封信不见于文集，现藏在龟山杨公家中。
○又哀横渠诗
先生富有才气，年轻时游历穷边；身穿麻衣拜见巨公，决策期望万全，说那叛羌之辈，坐在那里就可以执鞭驱赶。意趣稍有参差，万金也无法挽留。中年后更加谦逊，钻研六经；从义农到周孔，上下都能贯通。仓促间遵循法度，儒行没有少许过失。师道长久废缺，模范几乎无人传承；先生努力振兴，使师道不绝尚且连绵。教人学问虽广博，要以礼为先；希望几百年后，能再看到百王之前的景象。佛老之教尤其兴盛，众人将荡然无存；先生论述性命，指示人们知晓天道。声名震动京师，名卿争相推荐延揽；进入石渠阁，岂止是修撰简编！丞相正自专断，掌握荣枯大权；先生不可屈服，离去归隐意志坚定。孤寡妇女聚满屋，糊口耕种无田地；欣然吃粗劣食物，都不思念肥美鲜食。近来应诏书起用，不久因病告退；旧庐不能到达，丹风翩翩。人生终将归尽，只问愚与贤；假使阳虎长寿，岂足以骄傲颜渊！何况朱紫贵显，飘忽如云烟；岂如有清名，高出太白之巅！门人都穿丧服，含泪聚集在松林墓地。厚葬确实美好，继承志向仍须专一。读经守旧学，不要为利禄改变；好礼效法古人，不要为时俗牵制；修养内心不要修养外表，持守中道不要偏执。应当让洙泗之风，郁郁充满秦川。先生如果有知，归入九泉也无遗憾。
○吕冉张子抄释序
横渠张子的书很多，现在存在的只有二铭、《正蒙》、《理窟》、语录及文集；而文集又不完整，只从三原马伯循氏那里得到两卷。然而各书都言简意赅，出自精思力行之后。至于论述仁孝、神化、政教、礼乐，大概自孔孟之后没有能如此切中要害的。只是他的书散见漫行，涣散没有统纪，而一个义理重复出现，也是有的。闲暇时常抄录成册，注释数言，略发大旨，以便初学者观省。被贬解职的第三年，巡按潜江初公，担心四方没有这个本子，命刻于解梁书院以广泛传播。
嘉靖五年，三月，辛丑，后学高陵某序。
○袁应泰万历戊午本张子全书序
此道自孔孟之后，得其传承者没有比周、程、张、朱更盛的了，他们的论著与四书相当，对学者的补益很大。郡伯沈公表彰理学，刻印了周子全书；又念及张子是郡中人士，为他建立横渠书院，画像祭祀，并刻印他的全书而嘱托我作序。
张子立言，精深浩渺，岂是我这无能之人所能窥测的！请略述其要。如说“志向在于仁则得仁，志向在于义则得义”；“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志久则气久、德性久一”，“发意便要至圣人还做不到，何况便自认为不能，人若志趣不
远，虽学无成”，欲学者之立志也。曰“天下之富贵，在外者皆有穷已，惟道义则无爵而贵，取之无穷”；“学者舍礼义，则饱食终日，无所猷为，与下民一致”；“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故学者要寡欲”；“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亦不恤，惟义所在”，欲学者之寡欲也。曰“学者中道而立，则有位以弘之，无中道而弘，则穷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则无地以崇其德”；“大中至正之极，文必能致其用，约必能感其通”，“博文以集义，集义以正经，正经然后一以贯天下之道”，欲学者之立本也。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太和所谓道”，“至当之谓德”，“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气有无形、客形，性有无感、客感；欲学者之识道体也。曰“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天本参和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性尽”；“气与志，天与人，有交胜之理，必学至于如天则成性，成性则气无由胜”，欲学者之变气质也。曰“仁体事无不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而非仁也”；“礼之原在心，礼所以持性，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礼即天地之德，圣人之成法，进人之速，无如礼学”，欲学者之崇礼也。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为，不诚不庄，不可谓之尽性穷理”；“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学者静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静”，欲学者之主敬而主静也。曰“和乐道之端，和则可大，乐则可久”；“有无一，内外合，此人心之所自来也”；“精义入神，事豫吾内以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以养吾内”；“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欲学者之密涵养也。曰“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牿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心苟不忘，则虽接人事即是实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则终身由之只是俗事，学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脱然如大寐之得醒”；欲学者之默体认也。曰“未知立心，恶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恶讲治之不精”；“阳明胜则德性用，阴浊胜则物欲行”；“纤恶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恶未尽，虽善必粗矣”；欲学者之常省察也。曰“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虚心以求是方为是，责己者当知天下国家无皆非之理，人之耻于就问，便谓我胜于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为心。故学者当无我”，“无我而后大，大成性而后圣”；欲学者之克己也。
译“志不立，虽学无成”，这是希望求学的人确立志向。说“天下的富贵，外在的东西都有穷尽，只有道义则没有爵位却尊贵，获取它没有穷尽”；“求学的人如果舍弃礼义，就会整天吃饱饭，没有什么作为，与平民百姓一样”；“仁德难以成就已经很久了，人人都失去了他们所喜爱的，大概是因为人人都有利欲之心，这与求学正好背道而驰，所以求学的人要减少欲望”；“该生就生，该死就死，今天拥有万钟俸禄，明天就抛弃它，今天富贵，明天挨饿也不顾惜，只以道义为准绳”，这是希望求学的人减少欲望。说“求学的人如果站在中道之上，就有地位来弘扬它，没有中道而强行弘扬，就会因追求宏大而失去立足之地，失去立足之地就没有地方来推崇他的德行”；“大中至正的极致，广博必然能发挥其作用，简约必然能感通其道理”，“广博学问以汇集道义，汇集道义以端正经典，端正经典然后才能用一贯之理贯通天下的道理”，这是希望求学的人确立根本。说“从太虚有天之名，从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并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太和叫做道”，“最恰当叫做德”，“推行有渐进叫做化，合一不可测度叫做神”；气有无形、有形，性有无感、有感；这是希望求学的人认识道的本体。说“德行不能胜过气质，性命就受气质支配；德行胜过气质，性命就受德行支配”；“天本来参和不偏，涵养其气，回归本源而不偏，那么本性就尽善了”；“气与志，天与人，有相互胜过的道理，一定要学习达到像天那样才能成就本性，成就本性那么气质就没有办法胜过”，这是希望求学的人改变气质。说“仁体事无不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没有一样不是仁”；“礼的根源在心，礼用来保持本性，凡是本性没有成就的，必须用礼来保持它，能守礼就已经不背离道了，礼就是天地的德行，圣人的成法，使人进步最快，没有比得上礼学的”，这是希望求学的人崇尚礼。说“恭敬才能有所立，有所立才能有所作为，不真诚不庄重，不能说是尽性穷理”；“静是善的根本，虚是静的根本，求学的人以静进入德行，直到成就德行也只是静”，这是希望求学的人以恭敬为主并以静为主。说“和乐是道的开端，和就可以广大，乐就可以长久”；“有无统一，内外合一，这是人心的由来”；“精研义理进入神妙，事先在内心预备以利外部，利用安身，平时利外部以涵养内部”；“言语有教化，行动有法度，白天有所作为，夜晚有所收获，休息有所涵养，瞬间有所存养”；这是希望求学的人严密涵养。说“扩大心量就能体察天下的事物，事物有未能体察的，心就有外在，世人的心局限于见闻的狭隘，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束缚其心，他看待天下，没有一样事物不是我”；“天大而无外，所以有外的心不足以契合天心，见闻之知是事物接触而产生的知识，不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萌发于见闻”；“心如果不忘记，那么即使接触人事也就是实行，无非是道，心如果忘记了，那么终身遵循的只是俗事，求学的人存意不忘记，或许心游浸染熟练，有一天突然像大睡醒来一样”，这是希望求学的人默默体认。说“不知道确立心志，厌恶思考多导致疑惑，已经知道确立，厌恶讲习治理不精”；“阳明胜过则德性发挥作用，阴浊胜过则物欲盛行”；“细微的恶必须除去，善就成就本性了，察恶未尽，虽然善也粗糙了”，这是希望求学的人经常省察。说“人凭私意去求是未必是，虚心去求是才是是，责备自己的人应当知道天下国家没有全是错的道理，人耻于请教，便认为我胜过别人，只是病在不知道求是为心。所以求学的人应当无我”，“无我然后广大，大成就本性然后成为圣人”，这是希望求学的人克制自己。
其极功在于穷神化，一天人，尽性以至命。其说曰：“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故以乾坤称父母，民物为胞与，“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后已。其尤所▯▯者，在于穷理率性，辨诸子之浅妄，辟释氏之讠皮淫以卫道。故其说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比之凝冰；谓儒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自释氏之说炽传中国，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宗尚之言，冥然被驱，因谓圣人可不▯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故未识圣人心，巳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以不知穷理蔽浮鄙之失，以闻知便了为学者深戒。此其大略也。
今学者大患，患其志之不立。志立矣而功或不继，功勤矣乃复沦胥空寂，变于夷而不自觉，悠悠▯▯，斯道何赖焉！倘读是书者，爽然悟，慨然有立志，进进不已，而不为异学所惑，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发张子之蕴以发孔孟之蕴，而衍斯道之传于不坠，斯固张子立言之旨，沈公表章之意乎！
万历戊午九月朔，岐阳后学袁应泰序。
○喻三畏顺治癸巳本张子全书序
予髫年于芸窗之下披阅图史，每值横渠先生撰著，初读一过，▯取目爽心豁，及再四吟咏，不觉意旷神怡，徘徊击节，不能去怀，知先生之羽翼道统，宗盟斯文，系匪浅鲜也，但以不获先生全集之为歉耳。后得筮仕关中，叨佐岐阳，知关中为先生故里，岂意先生竟凤之▯坞人也，大快予数年来景仰之至意矣。甫下车，即展拜祠下，先生仪像俨然，令人起敬起肃，恍如受先生耳提面命焉。
遂求先生全集于文献之家，而乡先达果进予而言曰：“先生著作，虽传今古，遍天下，惟吾郡实为大备。前都门芳扬沈太公祖尊先生教，搜索殆偏，寿之木以广其传，至今家弦户诵，衍先生泽使之灵长者，沈公力也。惜兵火频仍，灾及枣梨，致残其半矣。”予聆之，恻然心惕，随命取旧刻而序次之，果落遗者不仅数十叶也。予叹曰：“予幼而学先生学，佩服先生有年矣，至今日而忍令先生之文章道德沦为断简残编耶！”敬捐薄俸，爰命梓人补为完璧，敢曰媲前贤沈大人之有功文教乎？特快予夙心云尔，并亦使后起者继先生为有据也。敬序。
顺治癸巳之吉，三韩后学喻三畏序。
○李月桂康熙壬寅本张子全书序
粤考雍州之域，土厚风朴，故其间多淳庞博雅，或以理学鸣，或以词翰显，论列非不烂然盈帙，裒然为一代文章宗匠，至究其实，则支离衍蔓，无裨世教，君子奚取乎！今观于横渠先生所著而有感焉。
先生性嗜诵习，初上书谒见范文正公，因劝读中庸，先生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之旨，知无所得，反而求之经学。故乃静座一室，右左简编，仰而读，俯而思，将以顺性命之理，合阴与阳而立天之道，合柔与刚而立地之道，合仁与义而立人之道。不尚释氏，不崇虚无，上接羲文之奥义，下承周孔之薪传；表章绝学，阐发微言，深得河洛之密旨，浑然太极之纯粹。千秋百代之后，读先生书，想见先生之为人，俎豆尸祝，直更仆难数，其与程朱诸贤共为宗盟道统，非浅鲜也。
余弱冠时，披诵历代名籍，夙闻先生载籍，学有本源，景仰遐芳，有求未获，每一念及，徘徊太息。余今分藩关西，亲炙里居，得全集而置之案头，政事暇而讲求吟咏，纟由绎领略，心旷神怡，严如师保在前，不啻耳提面命。先生之有功数圣，有补世教，殆非饰章绘句炫人观美者所可拟也。先生序中有确论矣，奚俟余言！余得受读抚卷，窥著作之奥而不扬先生之休，有弗忍也
译其最高成就在于穷尽神妙变化，统一天与人，穷尽本性以至于通达天命。他的学说认为：“性是万物的唯一本源，并非我所能私自占有。”因此，他以乾坤为父母，视百姓万物为同胞，“站立必定共同站立，知晓必定普遍知晓，仁爱必定兼爱众人，成就必定不独自成就”，“为天地确立本心，为生民确立正道，为已逝的圣人继承绝学，为万世开创太平”之后才停止。他特别重视的，在于穷究事理、遵循本性，辨别诸子学说的浅薄虚妄，驳斥佛教的虚妄荒诞以捍卫正道。因此他的学说认为：“太虚不可能没有气，气不可能不凝聚成为万物，万物不可能不散归为太虚”；“凝聚是我的本体，消散也是我的本体，知道死亡并非消亡的人，才可以与他谈论本性”，“诸子学说浅薄虚妄，在于有无的分别”，“佛教不知天命，却以心法的生灭来解释天地”，将其比作凝结的冰；称儒家“天人合一，通过求学可以成为圣人，获得天道而从未背离人道”；“自从佛教学说在中国盛行传播，使得英才间气，年轻时沉溺于耳目习以为常之事，长大后师从世俗儒者崇尚的言论，冥然被驱使，因而认为圣人可以不经过修养而达到，大道可以不学习而知道，所以尚未认识圣人的本心，就认为不必寻求其踪迹，尚未见到君子的志向，就认为不必研习其文献，这是人伦之所以不明察，万物之所以不清晰，治理之所以被忽视，道德之所以混乱的原因”；以不知穷究事理来遮蔽浮浅鄙陋的过失，以听闻便自以为明白作为求学者的深切警戒。这就是他的大致内容。
当今学者的最大弊病，弊病在于志向不确立。志向确立了而功业或许不能延续，功业勤勉了却又沦落为空寂，变化为异端而不自知，悠悠荡荡，这正道依靠什么呢！倘若阅读这本书的人，豁然醒悟，慷慨地树立志向，不断进步不停止，而不被异端学说所迷惑，不只是苟且知道，也切实践行，发扬张子的蕴藉以发扬孔孟的蕴藉，从而使这正道的传承不坠，这固然是张子立言的宗旨，沈公表彰的意图啊！
万历戊午年九月初一，岐阳后学袁应泰作序。
○喻三畏顺治癸巳本《张子全书》序
我少年时在书窗下翻阅图史，每当读到横渠先生的著作，初读一遍，便觉得耳目清爽、心胸开阔，等到再三吟咏，不觉意气舒畅、精神愉快，徘徊击节，不能忘怀，知道先生辅佐道统，作为文章的宗师，关系并非浅薄。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先生的全集而感到遗憾。后来我占卜仕途在关中，有幸辅佐岐阳，知道关中是先生的故乡，岂料先生竟是凤翔坞人，大快我多年来景仰的至意。刚上任，就在祠堂下展拜，先生的仪容庄严，令人起敬起肃，恍如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
于是向文献之家寻求先生的全集，而乡里的先达果然进言说：“先生的著作，虽然流传古今，遍布天下，只有我们郡县最为完备。前任都门芳扬的沈太公尊崇先生的教化，搜索殆尽，刻版以广泛传播，至今家家户户传诵，延续先生的恩泽使之灵长，这是沈公的功劳。可惜兵火频繁，灾祸波及刻版，导致残缺了一半。”我听后，心中恻然警惕，随即命人取出旧刻并编排次序，果然遗失的不仅几十页。我感叹说：“我自幼学习先生的学问，佩服先生多年了，到如今怎忍心让先生的文章道德沦为断简残编呢！”恭敬地捐献微薄俸禄，于是命刻工补全为完璧，岂敢说自己媲美前贤沈大人对文教的功劳呢？只是快慰我平素的心愿罢了，同时也使后来者继承先生有所依据。恭敬作序。
顺治癸巳年吉日，三韩后学喻三畏作序。
○李月桂康熙壬寅本《张子全书》序
考察雍州的疆域，土地厚重、风俗质朴，所以其中多有淳厚博雅之人，有的以理学闻名，有的以辞章显赫，论述并非不灿烂充溢书卷，汇聚成为一代文章的宗匠，至于探究其实质，则支离蔓衍，对世俗教化无益，君子取什么呢！现在观看横渠先生的著作而有感。
先生生性喜好诵读学习，起初上书谒见范文正公，因此劝读《中庸》，先生还认为不够，又访求佛老的宗旨，知道无所收获，反而求之于经学。于是静坐一室，左右放置书卷，仰头阅读，俯首思考，将要顺应性命之理，合阴与阳而确立天道，合柔与刚而确立地道，合仁与义而确立人道。不崇尚佛教，不推崇虚无，上接伏羲文王的奥义，下承周公孔子的薪传；表彰绝学，阐发微言，深得河洛的密旨，浑然太极的纯粹。千秋百代之后，读先生的书，想见先生的为人，祭祀供奉，直更仆难数，他与程朱诸贤共同作为道统的宗盟，并非浅薄。
我弱冠时，披诵历代名籍，早闻先生的载籍，学问有本源，景仰远方的芬芳，有求未获，每一念及，徘徊叹息。我如今分藩关西，亲近故里居住，得到全集而置于案头，政事闲暇时讲求吟咏，抽绎领略，心旷神怡，严如师保在前，不只是耳提面命。先生对数圣有功，对世俗教化有补，大概不是修饰章句炫人观美者所能比拟的。先生序中有确论了，何必等待我的言语！我得以受读抚卷，窥见著作的奥妙而不宣扬先生的美善，有所不忍。
时康熙壬寅仲秋，钦差分守关西道兼管粮饷驿传陕西布政司右参政后学李月桂谨撰。
○张伯行康熙四十七年本张横渠集序
道以居正为大，学以尽心为要，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然不极于知性知天，则心无由尽，正大之情无从可见，而道于是乎晦矣。
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道相承，为万世立极，而子思孟子从而发明之，斯道始大著。孟子没而微言绝，历千余载，濂、洛、关、闽诸君子又起而修明之，今其书俱在，可考而知也。
横渠张先生著西铭、正蒙、经学诸书，吕与叔撰行状，以为“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明道亦言”西铭道理，孟子以后无人及此”，是岂虚称也哉！其学当时盛传于关中，虽自成一家之言，然与二程昆弟首推气质之说，以明性善之本然，而汉唐以下诸儒纷议之惑泯焉。其有功性教，夫岂浅小哉！
闲尝窃读先生之书，其高极乎干父坤母之大，而实不离乎吾体吾性之常；其诣必造于穷神知化之妙，而实不外乎存心养性以为功；其旨归在乎有无合一以为常，而动静虚实之机灼然不爽；其致用务为化裁推行以尽利，而隐微幽独之际防亦不懈。大中至正之道毕具乎此，而巨细精粗亦莫不贯，其正且大为何如哉！
夫大亦吾心所自有，何待他求？但不能穷理好学，则无以知夫吾性之所固有而自尽其心，或牿于见闻之狭，或惊为高远之论，其于道也何有！
余窃惧焉，故编辑是集，以破庸浅之见，以祛习俗之陋，俾学者有所操持存养以趋向于本原之地，而因以自尽其心焉。虽然，其未易言也。
张子之于道，盖自谓“俯读仰思，求之六经而后得”者也。今学者于六经、孔、孟之言不日浸灌于胸中，而骤而语之，未有不河汉其言而逡巡退却也；且无张子昼为宵得、息养瞬存功夫，亦无以识其用意之所存，而能反覆究研，庶几有得也。噫！学者于此不一尽其心，而徒汲汲于华靡之词以博世资，吾知其渺乎小矣，是何足以语道也哉！
余固非知道者也，然不敢谓无志于尽心之学，略附管见于正蒙，余俟同志君子其为讨论焉。铢铢而较之，寸寸而度之，深造而有得焉，是亦张子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孟秋月，仪封后学张伯行书于榕城之正谊堂。
○朱轼康熙五十八年本张子全书序
岁己丑，余奉命巡学陕右，莅扶风，率诸生谒横渠张子庙，虽车服礼器鲜有存者，然登其堂，不觉敛容屏息，肃然起敬焉。
既而博士绳武示余横渠全集，且曰：“是书多错简，欲重刻未逮也。”余自幼读西铭正蒙，虽未窥见奥蕴，然每一展卷，▯取胸臆爽豁，既得读全书，益有鼓舞不尽之致焉。大抵言性言命，使人心玩之而如其所欲言者，必身体之而适得其力之能至者也。
集中经学理窟诸篇，于礼乐、诗书、井田、学校、宗法、丧祭，讨论精确，实有可见之施行。薛思▯曰：“张子以礼为教。”不言理而言礼，理虚而礼实也。儒道宗旨，就世间纲纪伦物上着脚，故由礼入最为切要，即约礼复礼的传也。西铭言仁，大而非夸，盖太极明此性之全体，西铭状此性之大用，体虚而微，用弘而实焉。正蒙论天地太和▯▯，风雨霜雪，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结，即器即道，皆前人之所未发，朱子所谓“亲切严密”是也。
史称横渠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与诸生言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为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学者大蔽也”；又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卓哉张子，其诸光辉而近于化者欤！若其所从入，则循循下学，正蒙所谓“言有教，动有法，息有养，瞬有存”，数语尽之矣。
是故学张子之学而实践其事者，斯不愧读张子之书而洞晰其理。余也不敏，何足以言学！然窃喜读张子书而有鼓舞不尽之致，用校正而梓
译当时是康熙壬寅年仲秋，钦差分守关西道兼管陕西布政司粮饷驿传右参政后学李月桂恭敬撰写。
○张伯行康熙四十七年本《张横渠集》序
道以居守中正为根本，学问以竭尽心力为关键，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然而如果不穷尽到知晓本性、通达天理的地步，那么心就无法尽善，正大光明的情态就无从显现，而道也就因此晦暗了。
追溯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以道相承，为万世确立准则，而子思、孟子进而阐发它，这道才开始大大彰显。孟子去世后微言绝学，历经一千多年，濂溪、洛学、关学、闽学诸君子又兴起而修明它，如今他们的著作都在，可以考证而知。
横渠张先生著有《西铭》、《正蒙》、《经学》等书，吕与叔撰写行状，认为他“穷究神妙变化，统一天人，确立根本，排斥异端学说，自孟子以来未曾有过”；明道也说过“《西铭》的道理，孟子以后无人能及”，这难道是虚夸之词吗！他的学问当时在关中盛传，虽然自成一家之言，然而与二程兄弟首先推崇气质之说，以阐明性善的本然状态，而汉唐以来诸儒纷繁杂议的困惑便消解了。他对性理教化的功劳，难道浅薄微小吗！
我闲暇时常私下研读先生的著作，其境界高至极于乾父坤母的伟大，而实际上不脱离我们体认本性的日常；其造诣必定达到穷究神妙、知晓变化的奥妙，而实际上不外乎存心养性作为功夫；其旨归在于有无合一作为常态，而动静虚实的机微灼然不差；其致用务必化裁推行以尽利，而在隐微幽独之际防备也不松懈。大中至正之道全部具备于此，而巨细精粗也没有不贯通的，他的端正与伟大是怎样的呢！
那伟大也是我们心中本自具有的，何必向外寻求？只是如果不能穷究事理、喜好学习，就无法知晓我们本性所固有而竭尽自己的心，或者拘泥于见闻的狭隘，或者惊叹为高远的言论，这对于道有什么益处呢！
我私下担忧，所以编辑这部集子，以破除庸俗浅薄的见解，以祛除习俗的陋弊，使学者有所持守存养以趋向于本源之地，从而竭尽自己的心。虽然如此，这也不容易说清楚。
张子对于道，大概自称是“俯读仰思，求之于六经而后得”的。如今学者对于六经、孔孟的言论不每天浸润于胸中，而突然谈论它，没有不视其言如河汉般遥远而犹豫退却的；况且没有张子白天作为夜晚得、休息涵养瞬间存守的功夫，也无法识别他用意所在，而能反复研究，或许能有收获。唉！学者在此不竭尽自己的心，而只是急切于华丽靡丽的辞藻以博取世间的资望，我知道他渺小了，这哪里足以谈论道呢！
我本来不是知道的人，然而不敢说没有志于尽心之学，略附管见于《正蒙》，其余等待同志君子加以讨论。铢两铢两地比较，寸寸地度量，深造而有收获，这也是张子而已了。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孟秋月，仪封后学在榕城正谊堂书写。
○朱轼康熙五十八年本《张子全书》序
己丑年，我奉命巡视陕西学政，到达扶风，率领众学生谒见横渠张子庙，虽然车服礼器很少留存，然而登上他的堂屋，不觉收敛容颜屏住呼吸，肃然起敬。
随后博士绳武给我看横渠全集，并且说：“这本书多有错简，想要重刻未能来得及。”我自幼读《西铭》《正蒙》，虽然未窥见奥蕴，然而每次展开书卷，胸臆爽豁，既然得以读全书，更加有鼓舞不尽的情致。大概谈论性谈论命，使人心玩味而如其所欲言的，必定是身体力行而恰好得到其力所能至的。
集中《经学理窟》诸篇，对于礼乐、诗书、井田、学校、宗法丧祭，讨论精确，实有可见的施行。薛思说：“张子以礼为教。”不谈理而谈礼，理虚而礼实。儒道宗旨，就在世间纲纪伦物上落脚，所以由礼入最为切要，就是约礼复礼的传承。《西铭》言仁，大而不夸，大概太极阐明此性的全体，《西铭》状写此性的大用，体虚而微，用弘而实。《正蒙》论天地太和，风雨霜雪，万品的流形，山川的融结，即器即道，都是前人所未发的，朱子所谓“亲切严密”就是如此。
史称横渠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与众学生谈论学问，每每告知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习必定成为圣人而后已。认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成为圣人，这是学者的大弊病”；又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卓越啊张子，大概是光辉而近于教化的人吧！至于他所从入的路径，则是循序渐进下学，《正蒙》所谓“言有教，动有法，息有养，瞬间有存”，几句话就尽说了。
所以学习张子之学而实践其事的人，这才不愧读张子之书而洞悉其理。我不聪敏，哪里足以谈论学问！然而私下欢喜读张子之书而有鼓舞不尽的情致，于是校正而刻印。
○叶世倬嘉庆丙寅本张子全书序
张横渠先生后裔，世居▯县之槐芽镇，有全集木刻藏于贡生景留家。嘉庆三年二月十八日，白莲贼焚掠镇上，家人惊避，痉版地下，贼掘视之，且詈且掷，凡碎四十余片，景留家赤贫，无力补刻，自是集非完书，流传益鲜。今年三月四日，余代守岐阳，郡城东街旧有先生祠，下车次日往谒，询得其情，随检所缺，亟付剞劂补之。工竣，爰识颠末于后，以授景留，俾知版之厄于贼，而犹幸未毁于火也，世世子孙其善藏之！
时嘉庆十一年，岁次丙寅六月下浣，知凤翔府事西安清军同知上元叶世倬谨识。
○武澄道光壬寅本张子全书序
太守豫星阶先生自丙申来典郡，尊儒重道，广立义学以端风化之原。一日，过横渠祠，见其废圮，慨焉伤之，乃延郑冶亭士范、李静算正诸名士建议重修，且又捐廉以为绅士倡，至庚子功竣，盖欲以乡之前贤勉来学也。
越壬寅春，澄假馆祠内，贤裔张君连科谓澄曰：“祠宇者，所以妥横渠之神；全书者，所以载横渠之道也。今将杀青重刊，子盍为我校之。”澄譬犹撼树蚍蜉，不自量力，因竭数月之功，与李静{艹▯}同年雠校商订，讫九月告成，时冶亭远仕贵阳，以不获就正为憾。
吁！全书成矣，读全书者，空读其书无益也。横渠生于千载之上，人也；吾侪生于千载之下，亦人也。然横渠之心，能视天地万物为吾父母同胞，而吾侪肝胆间，顾格格焉判若楚越，此何故哉？
道光二十二年，岁在壬寅，秋九月谷旦，岐山后学武澄谨序。
○李慎同治九年本张子全书序
孔子之道，坠绪就湮，微言中绝者屡矣。何以至有宋濂、洛、关、闽诸贤出而圣人之道大明，既明而遂不复晦？岂非由于诸贤之扶正教，辟邪说，同时奋起，百折不回，而又各有著述，其择也精，其语也详，足以抉奥阐微，羽翼斯道于千载也哉！
余束发受书，溺于俗学，以记诵词章为务，于道毫无所窥。继与友人崇文山游，见其持论行事一轨于正，因尽弃所学而学焉，始解读小学、近思录与诸先儒之书以发明经旨。因文山而获见倭艮峰先生，得读所著为学大旨，始知圣人之道如日用饮食之不可一日或离，而从事之久，则趣益深，理益明，又不容以一蹴而至也。无如力学不勇，悠忽终无所得。
同治六年，出守凤翔，固横渠夫子之乡也。拜谒祠下，肃然仰前哲之遗徽，徘徊久之不能去，从守祠张生述铭求全书之所在。张生曰：“是书旧刻之在▯邑者，板多残阙，临潼本，则不知藏于谁氏。道光初，郡中有新锓本，第不敢出以示人。”余讶其言，固诘之，则曰：“是书之刊也，彼时岐邑明经武子鲜名澄者，实任校雠事，于语录、附录诸卷多所移置，且补著张子年谱而参以己议，谓井田不可复行，于是是书出而读者讠华然，是以不敢复示人。”余亟索观，知武生亦汲古好学士，第其所著井田论，未能窥先贤之深意，无足存者。乃属张生，将所移易者重辑如旧，商之罗诚兹明府骧，共捐资而补刻之。以武生所编年谱，删其繁冗附于后，以不没其勤。
编既定，张生固乞序于余，▯邑贤裔张书云亦以为请。余曰：“子误矣。夫子之书，广大精微，程子、朱子及诸儒论之详矣，余涉道浅，乌足以赞一词哉！且值正学倡明之会，是书之传，久已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又乌待乎序耶！”张生则曰：“人之读是书者，往往静言而庸违。自罹兵革后，读之者益鲜，其不可以无言也。”
余悚然曰：“是守土者之责也。夫天下之祸乱不遽作，实人心风俗有以酿成之；人心风俗之坏，由于教化之不行；教化之不行，由于学术之不讲。凤郡民俗，夙称敦朴，今则学校久废，诗书之道不闻，人知趋利而不知向义，较之往昔，其风亦稍漓矣。果能取夫子之书读之，而身体力行，观摩而善焉；其君子知励存养之修，宏胞与之量，循其性而无违；其小人亦知笃尊高年、慈孤弱之义，
译○叶世倬嘉庆丙寅本《张子全书》序
张横渠先生的后裔，世代居住在〇县槐芽镇，有一套全集的木刻版收藏在贡生景留家中。嘉庆三年二月十八日，白莲教贼寇焚掠镇上，家人惊恐躲避，将刻板埋藏于地下，贼寇挖掘查看，一边咒骂一边抛掷，共碎裂四十多片。景留家极度贫困，无力补刻，从此这套书不再完整，流传更加稀少。今年三月四日，我代理岐阳守备，郡城东街旧有横渠先生祠堂，我上任第二天前往拜谒，询问得知情况，随即检查缺失的部分，急忙交付刻工补刻。工程完工，于是将始末记录在后面，交给景留，让他知道刻板虽遭贼寇破坏，但幸好未被火焚毁，世世代代子孙要好好收藏！
时值嘉庆十一年，岁次丙寅六月下旬，凤翔府知府、西安清军同知上元人叶世倬恭敬记录。
○武澄道光壬寅本《张子全书》序
太守豫星阶先生自从丙申年到来掌管郡务，尊崇儒学重视道义，广泛设立义学以端正风俗教化的本源。一天，经过横渠祠，见其破败倒塌，感慨悲伤，于是延请郑冶亭士范、李静算正等名士建议重修，并且又捐出俸禄以倡导绅士们出资，到庚子年工程完工，大概是想要用乡里的前代贤人来勉励后来的学者。
过了壬寅年春天，我借住在祠内，贤良后裔张君连科对我说：“祠堂是用来安顿横渠先生神灵的；全书是用来承载横渠先生大道的。现在将要杀青重刊，您何不为我校勘？”我比喻自己如同撼树的蚍蜉，不自量力，于是竭尽数月的功夫，与李静{艹〇}同年一起校勘商讨订正，到九月完成，当时冶亭远在贵阳做官，未能向他请教指正，感到遗憾。
唉！全书完成了，读全书的人，空读其书是没有益处的。横渠先生生于千载之上，是人；我们生于千载之下，也是人。然而横渠先生的心，能视天地万物为自己的父母同胞，而我们肝胆之间，反而格格不入判若楚越，这是什么缘故呢？
道光二十二年，岁在壬寅，秋季九月初吉，岐山后学武澄恭敬作序。
○李慎同治九年本《张子全书》序
孔子的道，微弱的线索几乎湮灭，精微的言论中断的情况屡次发生。为什么到了宋代濂、洛、关、闽诸贤出现，圣人的道才大光明，既光明后就不再晦暗？难道不是由于诸贤扶持正道，驳斥邪说，同时奋起，百折不回，而且各自有著作，他们的选择精当，他们的论述详细，足以发掘奥妙阐明微义，在千载之后辅助弘扬这道吗！
我年轻时读书，沉溺于俗学，以记诵辞章为务，对于道毫无所知。后来与友人崇文山交游，见他持论行事完全符合正道，于是尽弃所学而向他学习，开始解读《小学》、《近思录》与诸先儒的书籍以阐发经书旨意。通过文山得以见到倭艮峰先生，读到他所著的《为学大旨》，才知道圣人的道如同日常饮食不可一日离开，而且从事久了，趣味越深，道理越明，又不允许一蹴而就。无奈力学不够勇猛，恍惚终究一无所得。
同治六年，出任凤翔守备，这正是横渠夫子的故乡。拜谒祠堂之下，肃然仰慕前哲的遗风，徘徊许久不能离去，跟随守祠的张生述铭询问全书所在。张生说：“这套书旧刻在〇邑的，刻板多残缺；临潼本，则不知藏在谁家里。道光初年，郡中有新刻本，只是不敢拿出来给人看。”我对他的话感到惊讶，坚决追问，他说：“这套书刊刻时，当时岐邑明经武子鲜名澄的，实际担任校雠工作，在语录、附录各卷多处移动位置，并且补著张子年谱而参入自己的议论，说井田制不可再实行，于是这套书一出而读者哗然，因此不敢再给人看。”我急切索取观看，知道武生也是汲古好学的士人，只是他所著的井田论，未能窥见先贤的深意，不值得保存。于是嘱托张生，将所移动更改的重新编辑恢复原样，与罗诚兹明府骧商量，共同捐资补刻。将武生所编年谱，删去其繁冗附在后面，以不埋没他的辛勤。
编定后，张生坚决请求我作序，〇邑贤裔张书云也以此相请。我说：“你们错了。夫子的书，广大精微，程子、朱子及诸儒论述已经详细了，我涉道浅，哪里足以赞一词呢！况且正值正学倡导明达之时，这套书的流传，久已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又哪里等待序言呢！”张生却说：“人们读这套书，往往静言而庸违。自从遭受兵革之后，读它的人更加稀少，不可以没有言语。”
我惊恐地说：“这是守土者的责任。天下的祸乱不会突然发生，实在是人心风俗有酿成它的因素；人心风俗的败坏，由于教化不行；教化不行，由于学术不讲。凤郡民俗，向来称颂敦厚朴实，现在学校久废，诗书之道不闻，人们知道趋利而不知道向义，与往昔相比，风气也稍微淡薄了。果真能取夫子的书阅读，而身体力行，观摩而向善；其君子知道勉励存养修养，宏大的胞与之量，遵循本性而不违背；其小人也知道笃行尊重高年、慈爱孤弱的义
尽其职而无愧；▯皋▯皋熙熙，祸乱其庶几息乎！第古学校之制未能遽复，而今之从事学校者，又往往以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贸冠裳为毕乃事也，是岂张子著书卫道垂教后世与余所以期望郡人士之本心哉！”爰书之以告读夫子之书者。
译竭尽职责而无愧疚；〇皋〇皋熙熙，祸乱大概可以平息了吧！只是古代学校的制度未能立刻恢复，而现今从事学校教育的人，又常常把舞文弄墨、谋求官职俸禄并换取官服作为自己的全部职责，这难道是张载著书捍卫道统、垂范教化后世，以及我期望本郡士人的本心吗？”于是写下这些话，来告诉那些阅读夫子著作的人。
时在同治九年，岁次庚午仲秋之吉，赐进士出身知凤翔府事后学李慎谨序。
○叶适因范育序正蒙遂总述讲学大指
道始于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
易传虽有包牺、神农、黄帝在尧之前，而书不载，称“若稽古帝尧”而已。“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载尤详。尧敬天至矣，历而象之，使人事与天行不差；若夫以术下神而欲穷天道之所难知，则不许也。次舜，“睿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玑玉衡以齐七政”。
舜之知天，不过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齐，则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赞舜，始有大知、执两端、用中之论，孟子尤多，皆推称所及，非本文也。次禹，“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洪范者，武王问以天，箕子亦对以天，故曰“不畀鲧洪范九畴”，“乃锡禹洪范九畴”，明水有逆顺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欢治有兴废也。前世以为龙马负图自天而降，洛书九畴亦自然之文，其说怪诬，甚至有先天后天之说，今不取。次皋陶，训人德以补天德，观天道以开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皋陶始。
禹以才难得、人难知为忧，皋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礼赏罚，本诸天意，禹相与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次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克猷惟后”。其言性盖如此。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终始惟一”又曰“善无常主，协于克一”。汤自言“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鸣呼！尧、舜、禹、皋陶、汤、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备道尽理如此。岂特文王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于命也。
案中庸言“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德▯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夫鸟至于高，鱼起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如毛，举轻以明重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难知而难求也，故自允恭克让以至主善协一，皆尽己而无所察于物也，皆有伦而非无声臭也。今颠倒文义，指其至妙以示人，后世冥惑于性命之理，盖自是始，不可谓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兼举，百官众有司，虽名物卑琐，而道德义理皆具。自尧舜以来，圣贤继作，措于事物，其该括演畅，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与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统历然如贯联，不可违越。
次孔子，周道既坏，上世所存皆放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补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惟易著彖象，
旧传删诗定书作春秋，予考详知明其不然。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
案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语，岂有不获闻者，故以为罕邪？孔子殁，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案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案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为遗言，则颜闵犹无足告而独▯其家，非是。若所
译当时是同治九年，庚午年仲秋吉日，赐进士出身、曾任凤翔府知府的后学李慎恭敬作序。
○叶适因为范育为《正蒙》作序，于是总述讲学的宗旨
道始于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
《易传》虽然记载包牺、神农、黄帝在尧之前，但《尚书》没有记载，只称“若稽古帝尧”罢了。“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指尧命令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恭敬地教给百姓农时）。
《吕刑》说“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左传》记载得尤其详细。尧敬天到了极点，通过历法来观测天象，使人事与天道的运行不相违背；至于用方术来降神，想要穷尽天道中难以知晓的部分，尧是不允许的。其次是舜，“睿哲文明，温恭允塞”，“利用玑玉衡来协调七政”（指日月五星）。
舜了解天道，不过是用仪器来探求，日月五星协调，那么天道就契合了。他的微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
人心是最容易看见的，执守中道是最容易知晓、最容易实行的，（舜）没有谈论性命。子思赞美舜，才开始有大知、执守两端、运用中道的论述，孟子尤其多，这些都是推演称颂所达到的境界，并非舜的原文。其次是禹，“君能艰难其君道，臣能艰难其臣道”，“顺道则吉，逆道则凶，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
《洪范》是武王以天道来问，箕子也以天道来回答，所以说“不给予鲧洪范九畴”，“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明确说明水有逆顺；孔子依据箕子、周公的话，所以说“凤鸟不来，黄河不出图”，欢乐的治世有兴盛和衰败。前人认为龙马背负河图从天而降，洛书九畴也是自然的文字，这种说法怪诞虚妄，甚至有先天后天的说法，现在不予采纳。其次是皋陶，用人的德行来补全天德，观察天道来开启人治。能够教导天下众多人才，是从皋陶开始的。
禹以人才难得、人心难知为忧虑，皋陶说“也有九种德行，也说那个人有德行”，卿大夫、诸侯都有可任用的人，广泛接受并施行，九德都得到任用，用人来代替天，制定礼典赏罚，本源于天意，禹与之共同施行，夏、商、周三代都遵循它。其次是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 克绥克猷惟后”。他关于性的言论大概就是这样。其次是伊尹，说“德惟一”，又说“终始惟一”，又说“善无常主，协于克一”。汤自己说“寻求元圣，与他共同努力，来替你们百姓请命”，伊尹自己说“只有我和汤都具有一德，能够享天心，承受天明命”，所以把伊尹排在后面。唉！尧、舜、禹、皋陶、汤、伊伊，在道德性命天人的交汇，君臣民庶都有体现。其次是文王，“于是戎狄的疾苦不能灭绝，烈假不能远达。不闻亦式，不谏亦入”，“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臨，无射亦保”，“无然畔援，无然歆羡، 诞先登于岸”，“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 不识不知، 顺帝之则”。文王完备道尽理就是这样。难道只有文王是这样吗？这本来就是用来成就天下的人才；而使他们都能充实本性，保全天命。
查考《中庸》说“鸢飞戾天، 鱼跃于渊، 言其上下察也”，“德轻如毛، 毛犹有伦، 上天之载، 无声无臭، 至矣”。鸟飞到高处，鱼跃出深渊，说的是文王教化人的功效；德轻如毛，举轻以明重；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说的是天不可接近而文王可以效法。古人担忧道德难以知晓而难以求得，所以从允恭克让到主善协一，都是尽己而无所察于物，都有伦常而非无声无臭。现在颠倒文义，指出其至妙之处来示人，后世对性命之理感到迷惑，大概从这里开始，不能说文王之道本来就是这样。
其次是周公，治教并行，礼刑兼举，百官众多职司，虽然名物卑琐，但道德义理都具备。自从尧舜以来，圣贤相继出现，施于事物，其概括演畅，都不如周公。不只是周公，召公也参与其中，于是成就了一代的治世，道统历然如贯穿相连，不可违背超越。
其次是孔子，周道已经败坏，上古所存的都散失，诸子辩士，人各为家，孔子补遗文坠典，诗、书、礼、樂、春秋，有述无作，只有《易》著彖象，
旧传删诗定书作春秋，我考证详细知道这不对。然后唐、虞、三代的道赖以有传。
查考《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但考察孔子言仁多于其他话语，难道是没有听到的人，所以认为罕见吗？孔子去世，有人说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
查考孔子自言行德颜渊而下十人，没有曾子，说“参也鲁”。如果孔子晚年独进曾子，或者曾子在孔子去世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 但没有明确证据。又查考曾子的学问，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 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又查考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念作《中庸》，如果认为是遗言，那么颜闵犹无足告而独传其家，不是这样。如果所
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非上世所传也。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孟子亟称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则学孔子，圣贤统纪，既得之矣；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各审所从矣。夫谓之传者，岂必曰授之亲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传孔子，殆或庶几。然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亡本统，使道不完而有迹。
译如果说是自己创作的，那么高深的地方就极高深，幽深的地方就极幽深，这就不是上古时代所传下来的了。既然如此，那么说孔子传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必定有错误。孟子极力称颂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和周公，他所愿意学习的则是孔子，圣贤的道统脉络，他已经掌握了；修养浩然之气、辨别言辞，对外明理、对内充实，文献礼乐，各自都审慎地探求其本源。所谓“传授”，难道一定要说是亲自授予而确切地接受吗？世人认为孟子传承了孔子，大概还算接近事实。然而孟子开创道德的格局过于宏大，谈论治世的道理过于急促，对待自己过于严苛，应对世事过于疏略，导致学者追求新奇、追逐奇异，忽然丧失了根本的道统，使得大道不能完备而留下了偏颇的痕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以为汤、文、武固然，故曰“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后车从者之盛，故
曰“处己过”；孔子亦与梁丘据语，孟子不与王欢言，故曰“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袭其迹，
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自是而往，争言千载绝学矣。易不知何人所作，虽曰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则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为之著彖象，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汇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故彖象拼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
案佛在西南数万里外，未尝以其学求胜于中国，其俗无君臣父子，安得以人伦义理责之！特中国好异者折而从彼，盖禁令不立而然。圣贤在上犹反手，恶在校是非、角胜负哉！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谓此书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岂非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郛郭，助之捍御乎？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耶？其果至是而复传邪？孔子曰：“学而时习之”，然则不习而已矣。
案浮屠书言识心，非曰识此心；言见性，非曰见此性；其灭非断灭，其觉非觉知；其所谓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谓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与浮屠辩，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则离之以自异，然不知其所谓而疆言之，则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则其词类浮屠，故略发之而已。昔列御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风，又言至诚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则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无际无极，皆其身所亲历，足所亲履，目习见而耳习闻也，以为世外环特广博之论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传“天地▯▯”，“通画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诚之不可掩”，孟子“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盖若是也。誉之者以自同，毁之者以自异，嘻，末矣！
○刘玑正蒙会稿序
易有“蒙以养正”之文，故张子取之以名书，篇内东铭西铭，初曰砭愚订顽，皆正蒙之谓也。
是书也，出入乎语、孟、六经及庄老诸书，凡造化人事，自始学以至成德，大学之所谓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谓尽心知性，无不备于此矣。故朱子谓其“规模广大”，范氏称其“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未言”，而张子亦自谓“如ㄧ盘”示儿，百物俱在，顾取者如何耳”。惜乎先儒论注虽多，而或散见于各传。况张子多断章取义，又有与本注不同者，初学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开卷思睡也。
玑何人斯，乃敢窃议！顾自蚤岁得有所闻于介▯李先生及提学恭简戴先生之门，兹又承{艹逐}▯杨先生之命，因与同志诸友会讲成禀。中间所引经传，旧有注者，固不敢妄为之说。其有非
译考察孟子论性、论命、论仁、论天，都是古人未曾涉及的，所以说他“开德广”；齐国与滕国大小不同，但孟子推行王道都如同从高屋建瓴般容易，认为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说他“语治骤”；孟子自称“庶人不召见诸侯”，但根据彭更的话来考察，他随从的车马众多，所以说他“处己过”；孔子也曾与梁丘据交谈，孟子却不与王欢说话，所以说他“涉世疏”。学者不能理解其思想体系而只是沿袭其表象，就把道当作新说奇论了。从此以后，人们争相谈论千年来失传的学问。《周易》不知是谁所作，虽然说是伏羲画卦，文王重卦，但考察周朝太卜掌管三种《易》，经卦都是八卦，别卦都是六十四卦，那么画卦的不是伏羲，重卦的不是文王。又周朝有官员用先王所作的书来占卜，而文王会自称“王在岐山祭祀”吗？也不是。有《易》以来，占卜的辞义不胜枚举，《周易》是通晓大道的人所作并被官员使用的。孔子为它撰写《彖传》《象传》，大概是惋惜它被其他异说扰乱，所以约之以中正，以阐明卦爻的宗旨，斥退异说的虚妄，以显示道德的归宿。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等篇，著者有的在孔子之前，有的在孔子之后，有的与孔子同时，研习《易》的人将其汇为一书。后世不深入考证，认为都是孔子所作，所以《彖传》《象传》义理深奥未能发扬，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以后，遂与老庄并行，号称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宗，喜欢其学说的人，认为与孔子没有不同，也援引《十翼》来自比，所以又号称儒释。本朝承平时期，禅说尤其炽盛，豪杰之士，有想要修明我们的学说以胜过他们的，于是周敦颐、张载、二程出现，自称出入于老佛很久，不久说：“我们的道本来就有。”所以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阴阳感通、直内无方外，不足以进入尧舜之道，都本于《十翼》，认为这是我们所拥有的道，不是他们的道。等到他们启发教导后学，对于子思、孟子的新说奇论，都特别阐发，大体想要抑制佛教的锋芒，而显示我们所拥有的道就是这样。然而不醒悟《十翼》不是孔子所作，那么道的根本统绪尚且晦暗。不知道夷狄的学问本来与中国不同，考察佛教在西南数万里外，未曾以其学问求胜于中国，其风俗没有君臣父子，怎么能用人伦义理来要求他们！只是中国喜好奇异的人折服而跟随他们，大概是禁令不立而这样。圣贤在上犹易如反掌，何况在校勘是非、角斗胜负呢！而仅仅用新说奇论来驳斥，那么子思、孟子的过失就显露了。范育为《正蒙》作序，说这本书用“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的内容，与佛教、老子辩论，岂不是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置城郭，帮助他们防御吗？唉！道果真止于孟子而断绝了吗？还是果真到此又传下来了呢？孔子说：“学而时习之”，那么不习就罢了。考察佛教书籍说识心，不是说识此心；说见性，不是说见此性；其灭不是断灭，其觉不是觉知；他们所谓的道，本来不是我们所有的，而我们所谓的道，也不是他们所知的。我常忧虑自古儒者与佛教辩论，不超过这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就离之以自异，然而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而强行言说，那么其过失越大，其危害越深。我想要分析言说，那么其言辞类似佛教，所以略发而已。昔列御寇自称忘其身而能御风，又说至诚者入火不烧，入水不溺，以是为道大，虚妄了。若佛教的虚妄，又岂止于此！他们说天地之外，六合之外，无际无极，都是其身所亲历，足所亲履，目习见耳习闻的，以为世外环特广博之论置之可矣。现在儒者却援引《大传》“天地阴阳”，“通昼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的“诚之不可掩”，孟子的“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说我们所拥有的道大概是这样的。赞誉者用以自同，诋毁者用以自异，嘻，末流了！
○刘玑《正蒙会稿》序
《易》有“蒙以养正”的文字，所以张载取之以命名书，篇内《东铭》《西铭》，初曰《砭愚》《订顽》，都是《正蒙》的意思。这本书，出入于《论语》、《孟子》、六经及《庄子》、《老子》等书，凡是造化人事，从初学到成德，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无不具备于此。所以朱子说它“规模广大”，范氏称它“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未言”，张载也自称“如一盘”示儿，百物俱在，看取者如何罢了。可惜先儒论注虽多，但或散见于各传。况且张载多断章取义，又有与本注不同的，初学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打开书就思睡。
玑是何人，竟敢窃议！但自从早年得有所闻于介先生及提学恭简戴先生之门，现在又承杨先生之命，因此与同志诸友会讲成禀。中间所引经史，旧有注的，固不敢妄为之说。其有非
本文所当注而注者，则欲学者因此识彼，而且易于考证也。虽尚多郢书燕说之误，而为高为下，则敢以此为措手之地云。
译本文应当注解而加以注解的地方，是希望学习者由此了解彼，而且便于考证。虽然其中仍多有郢书燕说那样的错误，但作为高下取舍的标准，则敢以此作为着手处理的地方。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谓之“正蒙”者，养蒙以圣功之正也。圣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达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学，造之以诗书礼乐，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简能之理，而正蒙推极夫穷神知化，达天德之蕴，则疑与大学异。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今以是养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
则请释之曰：“大学之教，先王所以广教天下而纳之轨物，使贤者即以之上达而中人以之寡过。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圣，故尧舜之仅有禹、皋陶，汤之仅有伊尹、莱朱，文王之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则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圣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奖大心者而使之希圣，所由不得不异也。
“抑古之为士者，秀而未离乎其朴，下之无记诵词章以取爵禄之科，次之无权谋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术，其尤正者，无狂思陋测，荡天理，蔑彝伦，而自矜独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说，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则但习于人伦物理之当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东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赞易而阐形而上之道，以显诸仁而藏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所由生。大学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备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不知止至善，则不定、不静、不安，而虑非所虑，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志于学’，所志者知命、耳顺、不逾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则虽圣人未有得之于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获于企及也。
“特在孟子之世，杨墨虽盈天下，而儒者犹不屑曲吾道以证其邪，故可引而不发以需其自得。而自汉魏以降，儒者无所不淫，苟不抉其跃如之藏，则志之摇摇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异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岐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沈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之数，于此于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沤瀑，两灭无余，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
“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画，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偷用其蕞然之聪明，或穷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觊圣功也。”
呜呼！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
译○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所谓“正蒙”，是以圣人之功的正道来涵养蒙昧。圣人之功久远而宏大，但端正它关键在于起始，因为蒙昧是认知的开端。孟子说：“开始有条理，是智慧的事。”如果起始不正，就没有能够形成章法并通达的。
有人怀疑说：“古代的《大学》，用《诗》《书》《礼》《乐》来造就人，用三德六行来开导人，都是日常容易知晓、简单能做的道理，而《正蒙》却推究到穷尽神妙、知晓变化的极致，通达天德的蕴藏，这就怀疑它与《大学》不同。子夏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现在用这些来涵养蒙昧，恐怕不能立刻理解，反而增加疑惑。”
那么请让我解释一下：“《大学》的教育，是先王用来广泛教化天下，使人们纳入规范，让贤者借此向上通达，让中等人借此减少过错。先王不能期望天下人都成为圣人，所以尧舜时代仅有禹、皋陶，商汤时代仅有伊尹、莱朱，周文王时代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人则是成就他们的成人，造就他们的子弟，不强迫他们达到圣人之功，而是等待他们自得，这并不是吝啬。《正蒙》是用来奖掖心量宏大的人，使他们企慕圣人，所以不得不有所不同。
“况且古代的士人，优秀而未脱离质朴，下层没有记诵辞章以获取爵禄的科目，次一等没有权谋功利苟且以成就功名的术数，那些特别端正的，没有狂妄浅陋的思测，荡弃天理，蔑视常伦，而自夸独自领悟，像老子、佛教那样的邪说，来诱导聪明果毅的士人，产生他们侥幸获得神圣之心的念头，那么他们只是习于人伦物理的当然，而性命的正道自然不言而喻。到了东周时期，邪恶才兴起。所以孔子赞《易》而阐发形而上的道，以显明仁德而藏用于其中；而孟子推究万物一本的道理，以穷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产生的根源。《大学》之道，明明德以修养自己，新民以治理他人，人道完备了，但一定要申说‘止于至善’。不知道止于至善，就会不定、不静、不安，而思虑的不是该思虑的，没有能够得到的。所以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所立志的是知天命、耳顺、不越规矩。知道这样，志向达不到，那么即使是圣人也没有在志向之外得到的。所以孟子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箭改变拉弓的标准’，应该像登天一样，不能使侥幸企及。
“只是在孟子的时代，杨朱、墨翟虽然充斥天下，但儒者尚且不屑于弯曲自己的道去证明他们的邪说，所以可以引而不发以等待他们自得。而从汉魏以来，儒者无所不淫荡，如果不抉发他们跃动的藏识，那么志向动摇的人，差之毫厘而已，却背道而驰如天壤之别。这是《正蒙》不得不有所不同的原因。
“宋代自从周敦颐出现，才开始阐发明圣道之所以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程颢、程颐引申并扩展它，而用静一诚敬的功夫来充实它，然而游酢、谢良佐等人，却分岔而出趋向于佛教的路径。所以朱熹以格物穷理为起始教育，而将学者约束在显明的道中，然而一再传之后，流变为双峰、勿轩等儒者，追逐踪迹影子，沉溺于训诂。所以陈白沙起来而厌弃它，然而却开启了姚江王阳明阳儒阴释诬圣的邪说，其结果，成为受刑戮的人，成为阉贼的党羽，都争相依附，来充塞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的狂妄流害，相互激惹而相互成就，那么中道不能确立，矫枉过正有以开启它。
“人的出生，君子极致于圣人，小人极致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的定数，在此在彼没有确定的。不知道所以生，不知道所以死，那么为善为恶，都不是本性所固有，职分所应当做的，下等的人为什么不荡弃常伦，以遂其苟且私利的欲望！那些稍有羞耻之心而厌恶的人，则认为是寄生于两间，去来无准，恶是赘疣，善也是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都属于泡沫，两灭无余，以求不同于逐而不返的顽鄙。但其结果不能终日，那么又必然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的邪说，终归于无忌惮。如果不是探究我们的开始与终结，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法天地的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怎么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
“所以《正蒙》特别揭明阴阳的固有，屈伸的必然，以确立中道，而至当百顺的大经都率此而成，所以说‘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变化，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画、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道圣人的存神尽性，反经精义，都是性所必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不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为无，偷用其蕞然之聪明，或者穷大而失居，或者卑近而自蔽，可以希觊圣功。”
呜呼！张载的学问，上承孔孟的志向，下救后来的过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即使圣人复起，也没有能改变它的。
学问兴盛于宋代，周敦颐得到二程而道著。程子的道广，而一时之英
才辐辏于其门。张子学攵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喜，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犹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
译人才像车辐聚集于他的门下。张载在关中求学问道，他的门人中并没有接近大道的。而当时的显贵名臣、资深儒者，如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张载都因安于本分隐居而未能够与他们相互辅佐。因此他的道之推行，尚且不能与邵雍的象数之学相抗衡，而世间信奉追随的人很少，所以真正正确的道理不显著，正道与邪道相互竞争而交替占据上风。因此不到百年，陆九渊的异端学说兴起，又过了两百年，王阳明的邪说盛行，那些用朱熹格物致知、道问学的教导来与正道争胜的，就像水克火一样，一盈一虚而没有确定的定论。假如张载的学问能够明显光大，在开始时端正孩童蒙昧的志向，那么佛教关于生死的狂悖迷惑不驳斥也会自行崩溃，陆九渊、王阳明那些微不足道的学说又怎能傲视君子，凭借他们自以为独有的见解，而为佛教充当引诱野兽吃人的帮凶呢！
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曰“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自朱子虑学者之骛远而忘迩，测微而遗显，其教门人也，以易为占筮之书而不使之学，盖亦矫枉之过，几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辂、郭璞、贾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
呜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岐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绳墨也，射者之彀率也，虽力之未逮，养之未熟，见为登天之难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则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养蒙以是为圣功之所自定，而邪说之淫蛊不足以乱之矣，故曰正蒙也。
衡阳王夫之论。
○朱熹西铭论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干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
盖以干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牿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
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用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殊而推理一也，夫岂专以民吾同胞，长长幼幼为理一，而必默识于言意之表，然后知其分之殊哉！
且所谓“称物平施”者，正谓称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尔，若无称物之义，则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龟山第二书，盖欲发明此意，然言不尽而理有余也，故愚得因其说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与折衷焉。
熹既为此解，后得尹氏书，云杨中立答伊川先生论西铭书有“释然无惑”之语，先生读之曰：“杨时也未释然。”乃知此论所疑第二书之说，先生盖亦未之许也。然龟山语录有曰：“西铭理”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耳。或曰：“如是则体用果离而为二矣。”曰：“用未尝离体也。以人观之，四肢百骸具于一身者体也，至其用处，则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纳冠。盖即体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论分别异同，各有归趣，大非答书之比，岂其年高德盛而所见始益精与？因复表而出之，以明答书之说诚有未释然者，而龟山所见盖不终于此而已也。
干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谨书。
始余作太极西铭二解，未尝敢出以示人也。近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或乃未尝通其文义而妄肆诋诃。余窃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学徒，使广其传，庶几读者由辞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轻议也。
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题。
○沈自彰张子二铭题辞
孔门之学，求仁而已。仁者人也；学不识仁，终非真悟。故孔子以民之于仁甚于水火，孟子于放心不求者哀之。后世关洛，实得其宗。而西铭数语，程门▯取取以教学者，虽其所指若不过君臣长幼贫富屋漏之近，然挹其规度，包三才之广大，充其精蕴，体天人为一源。学者所当默识而固有之也。东铭严毅，一时并出，兹用提挈，以示学者，庶几程门之遗意云。
敬义齐主人沈自彰识。
●书目提要
△《张子全书》十四卷，附录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张载撰。考
译《周易》是天道的显现，是性理的蕴藏，是圣功的引导。阴阳、动静、幽明、屈伸，确实存在而神妙运行，礼乐的精微蕴藏其中，鬼神的化裁出于其中，仁义的大用兴起其中，治乱、吉凶、生死的规律准则也在于其中。所以孔子说“包罗天下之道”，用来崇高德性而广展事业。张载的学问，无非是《易》理，也就是《诗》的志向，《书》的事迹，《礼》的节度，《乐》的和谐，《春秋》的大法，《论语》《孟子》的要旨。自从朱熹担心学者好高骛远而忽视近处，探究细微而遗漏显要，他在教导门人时，把《易》当作占卜之书而不让他们学习，这大概是矫枉过正，几乎让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承天道确立准则、扶正人心的大法，等同于京房、管辂、郭璞、贾耽那些壬遁奇禽的小技。而张载的言论无非是《易》理，确立天、确立地、确立人，探究经典研究几微，精研义理存养精神，以此作为三才的纲纪，使生命贞正而死亡安宁，那么以往圣人的传承，除了张载还有谁能归依呢！
唉！孟子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张载的功绩，难道不是疏通洪水支流，引导万派江河归于大海，使世人摆脱昏乱沉溺而踏上平坦康庄大道吗！这是工匠的绳墨，射手的准则，虽然力量未能达到，修养未能成熟，看见登天般的困难难以企及，但立志于此就可以达到，不立志于此就没有能达到的。用这个来涵养蒙昧，以此作为圣功的确定依据，那么邪说淫辞的蛊惑就不足以扰乱他了，所以说这是《正蒙》。
衡阳王夫之论。
○朱熹《西铭》论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理罢了。然而乾道生成男性，坤道生成女性，二气交感，化生万物，那么它们大小的分别，亲疏的等级，达到十百千万而不能整齐划一。如果没有圣贤出现，谁能合其差异而返归同一呢！《西铭》的创作，意图大概就是这样，程子认为它“阐明理一而分殊”，可以说是一句话概括了它。
大概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命的种类，没有事物不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理一。而人物出生，血脉所属，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慈爱自己的子女，那么它们的分别又怎么能不殊异呢！统一而万殊，那么虽然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会流于兼爱的弊端；万殊而一贯，那么虽然亲疏情感不同，贵贱等级不同，而不会固执于利己的私心。这是《西铭》的大旨。
看它推演亲亲的深厚以扩大无我的公心，运用事亲的真诚以阐明事天的道理，大概没有一处不是所谓分殊而推理一的，难道专门以“民吾同胞，长长幼幼”为理一，而一定要在言语意思之外默识，然后才知道它的分别殊异吗！
而且所谓“称物平施”，正是说衡量事物的适宜来平衡我的施与罢了，如果没有衡量事物的意义，那么又怎么知道所施与的平衡呢！龟山（杨时）的第二封信，大概想要阐发这个意思，然而言语未尽而道理有余，所以我依据他的说法而这样论述，志同道合的人士希望共同折衷审定。
我写了这篇解说后，后来得到尹氏的书信，说杨中立回答伊川先生论《西铭》的信中有“释然无惑”的话，先生读后说：“杨时也未释然。”才知道这个论断所怀疑的第二封信的说法，先生大概也没有认可。然而龟山语录中有说：“《西铭》理一而分殊，知道理一，所以为仁；知道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就像孟子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它们的分别不同，所以施与不能没有差等。”有人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体用果然分离成为二了。”回答说：“用从未离开体。以人来看，四肢百骸具备于一身的是体，至于其用处，头不可以穿鞋，脚不可以戴帽。大概即体而言，分别已经在其中了。”这个论断分别异同，各有归趣，大大不同于回信的说法，难道是年高德盛而所见开始更加精微吗？因此再次表彰并引出它，以说明回信的说法确实有未释然的地方，而龟山的所见大概不止于此而已。
乾道壬辰年孟冬初一，熹谨书。
起初我作《太极》《西铭》两篇解说，未曾敢拿出来给人看。近来看见儒者多议论两书的过失，有的甚至未曾通晓文义而妄加诋毁。我私下哀叹，因此拿出这篇解说给学徒看，使广泛传播，希望读者通过言辞以领会意思，而知道不可以轻易议论。
淳熙戊申年二月己巳日，晦翁题。
○沈自彰《张子二铭》题辞
孔门之学，求仁罢了。仁就是人；学习不认识仁，终究不是真悟。所以孔子说民众对于仁的需求甚于水火，孟子对放失本心不求的人感到悲哀。后世关洛学派，确实得其宗旨。而《西铭》数语，程门选取以教学者，虽然它所指的似乎不过君臣长幼贫富屋漏之近处，然而汲取其规度，包罗三才的广大，充实其精蕴，体认天人为一源。学者应当默识而固有它。《东铭》严毅，一时并出，这里用来提挈，以展示给学者，希望符合程门的遗意。
敬义斋主人沈自彰识。
●书目提要
△《张子全书》十四卷，附录一卷，编纂守谦家藏本
宋张载撰。考
载所著书，见于宋史艺文志者，有易说三卷，正蒙十卷，经学理窟十卷，文集十卷。虞集作吴澄行状，称“尝校正张子之书，以西铭冠篇，正蒙次之”，今未见其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编，题曰“全书”，而止有西铭一卷，正蒙二卷，经学理窟五卷，易说三卷，语录钞一卷，文集钞一卷，又拾遗一卷，又采宋元诸儒所论及行状等作为附录一卷，共十五卷。自易说西铭以外，与史志卷数皆不相符，又语录文集皆称曰“钞”，尤灼然非其完帙，盖后人选录之本，名以“全书”，殊为乖舛。然明徐时达所刻，已属此本。嘉靖中吕▯冉作张子钞释，称文集已无完本，惟存二卷。康熙己亥，朱轼督学于陕西，称“得旧藁于其裔孙五经博士绳武家，为之重刊”，勘其卷次篇目，亦即此本，则其由来久矣。张子之学主于深思自得，本不以著作繁富为长。此本所录，虽卷帙无多，而去取谨严，横渠之奥论微言，其精英业已备采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二。
译所载著作，见于《宋史·艺文志》的，有《易说》三卷、《正蒙》十卷、《经学理窟》十卷、《文集》十卷。虞集撰写吴澄的行状，称“曾校正张载的著作，以《西铭》冠于篇首，《正蒙》次之”，如今未见其原本。这个本子不知是谁编纂的，题为“全书”，却只有《西铭》一卷、《正蒙》二卷、《经学理窟》五卷、《易说》三卷、《语录钞》一卷、《文集钞》一卷，又《拾遗》一卷，又采录宋元诸儒的议论及行状等作为附录一卷，共十五卷。除《易说》《西铭》外，与史志所载卷数都不相符，而且《语录》《文集》都称为“钞”，显然不是完整的原貌，大概是后人选录的本子，却命名为“全书”，实在很不恰当。然而明代徐时达所刻印的，已经是这个本子。嘉靖年间吕〇冉作《张子钞释》，称《文集》已无完整版本，仅存两卷。康熙己亥年，朱轼在陕西督学，称“在其后裔五经博士绳武家中得到旧稿，为之重新刊印”，考察其卷次篇目，也就是这个本子，那么它的流传由来已久了。张载的学问主张深思自得，本来不以著作繁多富丽为长处。这个本子所收录的，虽然卷帙不多，但取舍严谨，横渠深奥精微的言论，其精华已经完备地采录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二。
张子抄释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吕▯冉撰。是编摘录张子之书，以西铭东铭为冠，次正蒙十九篇，次经学理窟十一篇，次语录，次文集，而终以行状，亦每条各附以释，如周子钞释之例。首有嘉靖辛丑▯冉自序，称：“张子书存者止二铭、正蒙、理窟、语录、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于马伯循氏。诸书皆言简意实，出于精思力行之后。顾其书散见漫衍，涣无统纪，而一义重出，亦容有之。暇尝钞撮成帙，注释数言，略发大旨以便初学观省。”盖其官解州时作也。案虞集作吴澄行状，称澄“校正张子之书，挈东西铭于篇首，而正蒙次之”，大意与▯冉此本合。澄本今未见，▯冉此本简汰不苟，较世所行张子全书亦颇为精要矣。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三
周张全书二十二卷内府藏本明徐必达编。周子书自太极图说通书而外，仅得诗文尺牍数首，附以年谱、传、志及诸儒之论为七卷、张子书正蒙、理窟、易说而外，兼载语录文集，其散见于性理近思录二程书者，▯辑荟▯卒，别为拾遗、附录，通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五。
△《正蒙书》十卷
右皇朝张载子厚撰。张舜民尝乞追赠载于朝云：“横渠先生张载著书万言，名曰正蒙，阴阳变化之端，仁义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乱国家之经，罔不究通，方以前人，其孟轲扬雄之流乎？”宋晁公武郡齐读书志卷三上。
△《正蒙书》十卷
崇文校书长安张载子厚撰，凡十九篇。案晁公武读书志：“是书初无篇次，其后门人苏▯丙等区别成十七篇。”范育、吕大临、苏▯丙为前后序，皆其门人也。又有待制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末有行状一卷。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卷九。
△横渠易说三卷内府藏本
宋张子撰。宋志著录作十卷，今本惟上经一卷，下经一卷，系辞传以下至杂卦为一卷，末有总论十一则，与宋志不合。然书录解题已称横渠易说三卷，则宋志误也。杨时乔周易古今文称“今本祗六十四卦，无系辞，实未全之书”，则又时乔所见之本偶残阙耳。是书较程传为简，往往经文数十句中一无所说，末卷更不复全载经文，载其有说者而已。董真卿谓“横渠易说发明二程所未到处”，然考宋史，张子卒于神宗时，程子易传序则作于哲宗元符二年，其编次成书则在徽宗崇宁后，张子不及见矣，真卿谓发明所未到，非确论也。其说干彖用“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说文言用“谷神”字，说“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语，皆借老子之言而实异其义，非如魏晋人合老易为一者也。惟其解复卦“后不省方”，以后为继体守成之主，以不省方为富庶优暇，不甚省事，则于义颇属未安，此又不必以张子故而曲为之辞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
△张横渠崇文集十卷
右皇朝张载字子厚，京师人，后居凤翔之横渠镇，学者称曰横渠先生。吕晦叔荐之于朝，命校书崇文，未几，诏按狱浙东，既归，卒。郡齐读书志卷四下。横渠先生语录三卷右张献公载字子厚之语也。公秦人，举嘉▯二年进士，历崇文检书，同知太常礼院，议礼不合，复以病请归，卒。门人谥为明诚夫子。吕大临为谥议。有正蒙理窟二书行于世。嘉定中有旨赐谥，礼官议谥曰达，或者不以为然，改议曰诚，或者又以谥法至诚感神为疑，久之乃谥曰献。淳▯初从祀于学，封▯伯云。赵希弁郡齐读书志附志。
△《理窟》二卷
右题曰金华先生，未详何人，为程张之学者。郡齐读书志卷三上。横渠先生经学理窟一卷
右张献公载之说也。读书志云：“理窟二卷，右题金华先生，未详何人，为程张之学者。”希弁所藏横渠先生经学理窟一卷，其目有所谓周礼、诗书、宗法、礼乐、气质、义理、学大原、自道、祭祀、月令统、丧纪，凡十二云。赵希弁郡齐读书志附志。
△《系辞精义》二卷
吕祖谦集程氏诸家之说，程传
译张子抄释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代吕〇冉撰写。这部书摘录张载的著作，以《西铭》《东铭》为首，其次是《正蒙》十九篇，再次是《经学理窟》十一篇，接着是语录，然后是文集，最后以行状结尾，每条都附有解释，如同周子钞释的体例。书前有嘉靖辛丑年吕〇冉的自序，称：“张载的著作现存只有《二铭》、《正蒙》、《理窟》、语录、文集，而文集又不完整，只从马伯循那里得到两卷。这些书都言辞简练、意旨切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身体力行之后写成的。然而这些书散见各处，漫无统纪，同一义理重复出现的情况也是有的。闲暇时曾抄录汇编成册，注释数语，略发大旨，以便初学者观览省思。”这大概是他任解州官职时所作。考察虞集所作吴澄行状，称吴澄“校正张载的著作，将《东西铭》置于篇首，而《正蒙》次之”，大意与吕〇冉此本相符。吴澄的本子现在未见，吕〇冉此本删减精当，较之世间流行的张子全书也颇为精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三。
《周张全书》二十二卷，内府藏本，明代徐必达编纂。周敦颐的著作除了《太极图说》《通书》之外，仅得诗文尺牍数首，附上年谱、传、志及诸儒的议论为七卷；张载的著作除了《正蒙》、《理窟》、《易说》之外，兼载语录文集，其中散见于《性理》《近思录》《二程书》的内容，〇辑荟〇卒，另编为拾遗、附录，共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五。
《正蒙书》十卷
右，本朝张载字子厚撰写。张舜民曾请求朝廷追赠张载，说：“横渠先生张载著书万言，名为《正蒙》，阴阳变化的开端，仁义道德的道理，死生性命的分别，治乱国家的经纶，无不穷究通达，若与古人相比，大概是孟轲、扬雄一流的人物吧？”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上。
《正蒙书》十卷
崇文校书长安张载字子厚撰写，共十九篇。考察晁公武《读书志》：“这本书起初没有篇章次序，后来门人苏〇丙等人区分编定为十七篇。”范育、吕大临、苏〇分别为前后序，都是他的门人。又有待制胡安国所传的，编为一卷，末尾有行状一卷。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
《横渠易说》三卷，内府藏本
宋代张载撰写。宋代史志著录为十卷，今本只有上经一卷，下经一卷，《系辞传》以下至《杂卦》为一卷，末尾有总论十一条，与宋代史志不合。然而《书录解题》已称《横渠易说》三卷，那么宋代史志有误。杨时乔《周易古今文》称“今本只有六十四卦，没有《系辞》，实在是不完整的书”，这又是杨时乔所见之本偶然残缺罢了。这本书较之程颐的《易传》更为简略，往往经文数十句中一无解说，末卷更不再全载经文，只载有解说者而已。董真卿说“《横渠易说》阐发了二程所未能达到的地方”，然而考察《宋史》，张载卒于神宗时，程颐《易传》序则作于哲宗元符二年，其编定成书则在徽宗崇宁之后，张载不及见到了，董真卿说阐发所未到，并非确论。其解说《乾》卦彖辞用“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的话，解说《文言》用“谷神”字，解说“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都是借用老子的言语而实际意义不同，不像魏晋人将老子和《周易》合为一谈。只有他解释复卦“后不省方”，以“后”为继体守成的君主，以“不省方”为富庶优暇，不太省事，这在义理上颇为不妥，这也不必因为张载的缘故而曲意辩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
《张横渠崇文集》十卷
右，本朝张载字子厚，京师人，后来居住在凤翔的横渠镇，学者称他为横渠先生。吕晦叔向朝廷推荐他，任命他校书崇文，不久，诏令他巡视浙东狱事，归来后去世。《郡斋读书志》卷四下。《横渠先生语录》三卷，右，张献公张载字子厚的言论。张公是秦地人，考中嘉〇二年进士，历任崇文检书，同知太常礼院，议论礼制不合，又因病请求归乡，去世。门人谥为明诚夫子。吕大临撰写谥议。有《正蒙》《理窟》二书行于世。嘉定年间有旨赐谥，礼官议谥为达，有人不以为然，改议为诚，有人又以谥法中至诚感神为疑，很久才谥为献。淳〇初年从祀于学宫，封〇伯云。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
《理窟》二卷
右，题署金华先生，未详何人，是学习程颐、张载学问的人。《郡斋读书志》卷三上。《横渠先生经学理窟》一卷
右，张献公张载的学说。《读书志》说：“《理窟》二卷，右题署金华先生，未详何人，是学习程张学问的人。”赵希弁所藏的《横渠先生经学理窟》一卷，其目录有周礼、诗书、宗法、礼乐、气质义理、学大原、自道、祭祀、《月令》统、丧纪，共十二篇。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
《系辞精义》二卷
吕祖谦汇集程氏诸家之说，程传
△《周易系辞精义》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初程子作易博，不及系辞，此书似集诸家之说补其所快。然去仅未为情审，陈辰系书录解题引馆阁书目，以是书为托祖兼之名，殆必有据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
△附杨守敬《古逸丛书》易程传周易系辞精义跋节录
右元至正己丑积德书堂刊本，中缺宋讳，当为重翻宋本。唯首载朱子九图，又精义题“晦▯先生校正”，恐皆是坊贾所为。……至系辞精义，书录解题称“馆阁书目以为托祖谦之名”。今按所载诸家之说，翦截失当，谓为伪托似不诬。然此书流传尤少，其中所载龟山易说，久已失传，存之亦未必不无考证焉。光绪癸未嘉平月，宜都杨守敬记。
译△《周易系辞精义》两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署为宋代吕祖谦所撰。吕祖谦著有《古周易》，已著录在案。起初程子作《易传》，未涉及《系辞》，此书似乎是汇集诸家学说以补其缺漏。然而考辨尚不够审慎，陈振孙《书录解题》引用《馆阁书目》，认为此书是假托吕祖谦之名，大概必有依据。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
△附杨守敬《古逸丛书》《易程传》《周易系辞精义》跋文节录
右边是元至正己丑年积德书堂刊刻的本子，中间避宋讳不全，应当是重翻宋本。只是开头载有朱子的九图，且《精义》题署“晦〇先生校正”，恐怕都是书商所为。……至于《系辞精义》，《书录解题》称“《馆阁书目》认为它是假托吕祖谦之名”。如今考察其中所载诸家学说，剪裁不当，说它是伪托似乎并不冤枉。然而此书流传极少，其中所载杨时（龟山）的《易说》，早已失传，保存下来或许对考证也有益处。光绪癸未年腊月，宜都杨守敬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