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搔首问 王夫之著
“知仁勇之仁，乃君子成德之极；清任和之清，为学者入德之基。”此思宗皇帝与黄公道周论学语也。天下不知有清，而上不能全其仁，以致于倾覆，哀哉！
壬辰冬，于安定侯所见思宗皇帝御书硬黄龙纹笺，书唐人“天涯尽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之句，端丽不让唐太宗书。
历朝宽大之政，其昭著于税粮征之。洪武间天下初定，户口流亡未复，田亩荒芜未垦，所丈量田亩起科尚赢。迨及弘治十年，承平已久，而丈量科税顾缩。以湖广稽之，弘治所减洪武夏税七千五百六十五石有奇，所减秋粮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六十七石有奇。不知田土渐垦者几何矣，而不但不增，且多所减。圣子神孙恩泽之厚如子，服先畴、长子孙者忘恩叛上，杀运之淫，抑自取之也。万历九年，江陵以申、商之法御天下，责实丈量，然亦就弘治额稍为迻易耳。国宪在，人心不能恣行其刻核也。
宋亡而韦布之士如郑所南思肖、龚圣予开、王炎午汪水云谢皋羽翱、方千里凤，悲吟泽畔者，不一而足，今则空谷之音窅然：虽或文采表见不逮数子，抑世日趋下，无与乐道之也。唯山阴文学王毓蓍显著。如余杭文学朱治升不肯薙发，弃家走入天目山，匿月余，恐不得免，自经于林，唯一僧收瘗之。阅三十年，其子寻求，获遇其僧，乃负骨归家。若生存而抱负以隐者，则安成、陈二止觏孝廉，独居攸县之欧公山，屏妻子，绝交游，忍冻馁，二十余年未尝下山，年七十而终。闻有遗稿，其门人颜弁为刊藏之。弁字伊骐，亦奇士也。祁阳张参可纶，刘子参惟赞先后中乡举，皆全节避世。参可，孤介士也。子参有当世才，隐居后结小茅亭于深山危壁，有徐陈二生，皆弃诸生，不改冠服，随与俱隐，饥寒以死。
青原极丸老人书来，道吉安人士孤贞自守者，如刘安礼、周畴五，皆夙闻其风操。别有魏冰叔、林确庵，亦鼎鼎非此世界中人。又有郭门，字林外，不婚，不就试，好钞录奇书，孤僻自遂，亦奇士也。
昭代理学，自薛文清而外，见道明，执德固，卓然特立，不浸淫于佛老者，唯顾泾阳先生。锡山书院所讲说见院志者如日星，有目者无不可见也。东林会讲，人但知为储皇羽翼，不知其当新学邪说横行之日，砥柱狂澜，为斯道卫之尤烈也。先生前无所承，后亦无所授，同时同志若高景逸先生，已自有不同者。要之，有德之言，唯心得之，乃与往圣合符。韩退之言尧舜递传至孟子，岂有密室心印、衣钵拂子如浮屠之授受乎？阳明天泉付法，止依北秀南能一转语作葫芦样，不特充塞仁义，其不知廉耻亦甚矣？
茹檗（张姓，昆明人，以乡举任县令，城陷走，祝发为浮屠。）言：滇中所在为杨用修立祠屋，迄今俎豆不衰；李贽生祠，贽死即拆毁，弃其像于沟壑。用修戍滇，嬉游不修小节，而滇人思慕不忘者，其忠耿大节既足动人，且以贵公子状元及第，而未尝挟之以交当事，与滇中政刑，弋一钱之获。贽为郡守，恣其贪暴，凌轹士民，故滇人切齿恨之。贽受法于龙溪。龙溪之告唐应德曰：“他人以戒定慧治贪嗔痴，公当以贪嗔痴治戒定慧”，宜其心印之若此。
楚俗好鬼，淫祀其小者也。妖术繁兴，乃欲试之兵戎之大事。士大夫惑于其说，为害甚烈。江汉间翕然相尚，贤者亦堕其中。如嘉鱼金公声以死殉国，岂非烈丈夫，而崇信申甫，以致丧师辱国，城几不守，与宋郭京一辙，贻万世笑。江复游肩生侍御大任，在台中亦铮铮有声望。乃信一妖僧，谓能断人头，噀水续之复生。取一仆试之，既不可复续，妖僧逃去。侍御惶遽，以肩舆载尸出城，甫至城门，头从舆中坠地。其时适有中奸细悬朱旗，上书五关匕返贤招令于巡抚衙门，城内盘诘方严，遂穷究其事。抚按驰奏，下侍御于狱。虽仅坐无罪杀雇工人律，免大辟，而终身不齿于士类，亦可羞已。
昭代无隐逸，不知后有修史者，以何人位置于此？盖缘经义取士，庠序法沉，科目
译《搔首问》由王夫之著。
“知、仁、勇中的‘仁’，是君子成就德行的极致；清、任、和中的‘清’，是学者进入德行的根基。”这是思宗皇帝与黄公（黄道周）谈论学问时的话语。天下人不知道有“清”这一根基，而君主不能保全他的“仁”，以至于导致国家倾覆，真是悲哀啊！
壬辰年冬天，我在安定侯那里看到思宗皇帝御笔书写的硬黄龙纹笺，上面写着唐人诗句：“天涯尽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字体端庄秀丽，不亚于唐太宗的书法。
历代宽大的政策，在税粮征收上表现得最为显著。洪武年间，天下刚刚平定，户口流亡尚未恢复，田地荒芜尚未开垦，所丈量的田地起征赋税尚且有余。等到弘治十年，太平已久，而丈量科税反而缩减。以湖广地区为例，弘治年间比洪武年间夏税减少了七千五百六十五石有余，秋粮减少了二十九万七千五百六十七石有余。不知道田地逐渐开垦了多少，但不但不增加赋税，反而多有减免。圣明的子孙恩泽深厚如同对待子女，那些安守祖业、繁衍子孙的人却忘恩负义、背叛君主，这种杀运的淫邪，恐怕也是自取灭亡吧。万历九年，张居正（江陵）用申不害、商鞅的法术治理天下，责令实地丈量，但也只是依据弘治年的额度稍作调整罢了。国家法度在，人心不能肆意施行苛刻严酷的政令。
宋朝灭亡后，平民士人如郑所南（郑思肖）、龚圣予（龚开）、王炎午、汪水云、谢皋羽（谢翱）、方千里（方凤）等，在泽畔悲吟的人，不胜枚举。如今却空谷无声，深远莫测：虽然有的人文采表现不如这几位，但也是世风日益低下，没有人乐于称道他们了。只有山阴文学王毓蓍名声显著。如余杭文学朱治升不肯剃发，抛弃家室逃入天目山，藏匿了一个多月，恐怕无法逃脱，便在林中自缢，只有一位僧人收殓埋葬了他。过了三十年，他的儿子寻找他，遇到了那位僧人，于是背负遗骨回家。如果活着而怀抱志向隐居的人，则有安成的陈二止（陈觏）孝廉，独自居住在攸县的欧公山，屏退妻子儿女，断绝交游，忍受冻饿，二十多年未曾下山，七十岁去世。听说有遗稿，他的门人颜弁为之刊印收藏。颜弁字伊骐，也是一位奇士。祁阳的张参可（张纶）、刘子参（刘惟赞）先后考中乡举，都保全节操避世隐居。张参可是孤高耿介的士人。刘子参有当世的才能，隐居后在深山险壁间结了一座小茅亭，有徐、陈两位书生，都放弃了生员身份，不改冠服，跟随他一起隐居，最终因饥寒而死。
青原极丸老人来信，说道吉安人士中孤贞自守的人，如刘安礼、周畴五，我都早就听说过他们的风操。另有魏冰叔、林确庵，也是鼎鼎大名，不属于这个世俗世界的人。还有郭门，字林外，不结婚，不参加考试，喜欢抄录奇书，孤僻自适，也是一位奇士。
本朝理学，除了薛文清公之外，见解通达，持守德行坚定，卓然特立，不浸染于佛老思想的，只有顾泾阳先生。锡山书院的讲说记录在院志中，如日星般光辉，有眼睛的人没有看不到的。东林会讲，人们只知道是为了储君（太子）羽翼，却不知道它在新学邪说横行之日，像中流砥柱一样抵御狂澜，为儒家道统捍卫得尤为激烈。顾先生前无所承袭，后亦无所传授，同时志同道合的人如高景逸先生，也自有不同之处。总之，有德之人的言论，只有心得契合，才与往圣相符。韩退之说尧舜代代相传至孟子，难道有密室心印、衣钵拂子像佛教徒那样的传授吗？阳明、天泉付法，只依据北秀南能的一转语做葫芦样，不仅充塞仁义，其不知廉耻也太过分了。
茹檗（张姓，昆明人，因乡举任县令，城陷后逃走，剃发为僧）说：云南各地为杨用修立祠屋，至今祭祀不衰；李贽的生祠，李贽死后就拆毁了，把他的像丢弃在沟壑中。杨用修戍守云南，嬉戏游玩不修小节，而云南人思慕不忘的原因，是他的忠耿大节足以动人，况且他以贵公子、状元及第的身份，却未曾凭借权势结交当权者，在云南的政刑中，没有获取一文钱的好处。李贽任郡守，恣意贪暴，欺凌士民，所以云南人对他切齿痛恨。李贽受法于龙溪。龙溪对唐应德说：“别人用戒定慧来治理贪嗔痴，你应当用贪嗔痴来治理戒定慧”，难怪他的心印如此。
楚地风俗喜好鬼神，淫祀只是小事。妖术繁兴，竟然想要用在军事大事上。士大夫被这种说法迷惑，危害非常严重。江汉之间同声相应，贤者也堕入其中。如嘉鱼的金公声以死殉国，难道不是烈丈夫，但他崇信申甫，以至于丧师辱国，城池几乎失守，与宋朝郭京同一辙，贻笑万世。江复游（肩生）侍御大任，在御史台也有铮铮声望。但他相信一个妖僧，说能砍下人头，喷水后能接续复活。抓了一个仆人来试验，既然不能接续，妖僧逃走了。侍御惊慌失措，用轿子载着尸体出城，刚到城门，头从轿中坠地。当时恰好有奸细悬挂朱旗，上书“五关匕返贤招令”在巡抚衙门，城内盘查正严，于是彻底追究此事。抚按驰奏朝廷，将侍御下狱。虽然只按无罪杀雇工人的律条定罪，免了死刑，但终身不被士人同类接纳，也可羞耻了。
本朝没有隐逸之士，不知道后来修史的人，将何人安置在此类？大概是因为经义取士，学校法度沉沦，科举科目……
人众，从童子授读时，早已将圣贤学问作利达之资，贤者且待利见以表著其功名志节。不然，则一青衿抑可藉以为利，况登仕版乎！父兄以教，子弟以学，沉湎终身，谁复知有独善其身者？下之风尚如此，而安车蒲轮之典旷废不行。且有寰中士大夫小为君用充军之例，宜其销铄至于沦亡也。就中如陈布衣、吴聘君、陈白沙，名虽上闻，而以理学著，不欲居隐逸之科。他如谢茂榛、孙太初、王百谷、沈嘉则、徐文长、周公瑕、赵凡夫、陈仲醇，文艺自矜，志行不立，遨游王公贵人之门，其去陈昂、宋登春之猥贱也无几，总以落魄故，转此一局以谋温饱，不足数也。必欲求尚志之士，则永乐初王处士宾（字不著）、成弘间史明古鉴、伍光宇（名俟考）、李大崖承箕（嘉鱼人，中乡举不仕）足以当之，
译读书人众多，从孩童时期跟随老师读书时，早已把圣贤的学问当作谋取利禄显达的资本，贤能的人尚且等待有利可图时才去表现，以彰显自己的功名志节。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一个秀才尚且可以借此谋取利益，何况是登上仕途的人呢！父兄以此教导，子弟以此学习，沉溺其中直至终身，谁还会知道有独善其身的人呢？下层的风尚如此，而朝廷征召贤者的礼制荒废不行。况且还有天下士大夫稍被君主任用便充任军职的惯例，难怪他们销磨殆尽以至于沦亡。其中像陈献章、吴与弼、陈白沙，名声虽然上达朝廷，但凭借理学著称，不愿归属于隐逸一类。其他如谢茂榛、孙太初、王世贞、沈嘉则、徐渭、周公瑕、赵凡夫、陈仲醇等人，自矜于文艺，志节品行未能确立，游荡于王公贵人之门，他们与陈昂、宋登春的卑贱相差无几，总因落魄的缘故，转而以此局谋求生计温饱，不值得称数。如果一定要寻求志向高洁之士，那么永乐初年的王处士宾（字不详）、成化弘治年间的史明古鉴、伍光宇（名字待考）、李大崖承箕（嘉鱼人，考中乡试举人不仕）足以担当此任，
为国大臣，不幸而值丧亡，虽广休林下，亦止有一死字。贺对扬、刘念台两先生于此决绝，则怡然顺受之而已。熊鱼山、郭天门已落第二义矣。留生以有待，非大臣之道也。且有待者终无可待，到末后无收杀处，念此使人惭惶。顺德黄阁老士俊，四十年状元宰相，粤东陷，荏苒投款。及李成栋反正，复儌人纶扉，思以盖愆。票拟为台省所持，不能安位，乃叹曰：“学生亦无他不是处，但少一死字。诸君何相苦乃尔？”不知少此一字，更无不是也。
稼轩、别山两先生殉难日，乃庚寅十一月十二日，桂林雨雪大作，雷电交集。秋冶先生于南宁为孙可望爪牙吴姓者挝坠水，薨数日，虎从水中负尸出岸上，肤发无损。天地何尝负人，人自负天地耳。赣州陈给谏泰来死难，其夫人流离，侨处西延峒，虑为游兵所扰，遣人求护持于别山先生。先生署榜其门曰：“忠臣烈妇之家，风雷不敢侵，而况人乎？”先生奋腕疾书时，余方在坐，见其目光射人如炬，自信以信天，果不诬也。
朝参官例给牙牌，出入掖门。别山先生为中舍，奉使宣谕诸王，辞朝日忘缴进，末复命而国变作。先生奉之中堂，朔望必于牌前行五拜礼乃出。先生自二十七日易服后，于公服外不衣寸帛，裹白网巾，以之殉难。
甲申、己酉二大变殉国者，《明季遗闻》十得其八九。粤东初陷，则陈宗伯子壮、张太史家玉为烈。其再陷也，文臣无一死者，唯南阳侯李元胤，粤西则瞿、张二公外朱总戎昱如，皆衣冠端坐以待刃。滇南之惨死于缅甸者，皆为缅夷诱杀耳，唯黔国公沐天波力战而死。黔中大帅皮熊，初姓罗，名联芳，与韩王固守水西，水西破，被执，诱之令降，熊十日不食。有见之者，端坐高谈古今成败、纲常大义，五六日尚声出金石，十日死。仅此二公而已。
刘念台先生人谱，用以破袁、黄功过格之妖妄。但提一“人”字，如何敢于此字外谋利害生死？如先生者，亦止求像一人模样耳。黄本猥下之鄙夫，所谓功者，俗髡村道士诱三家村人之猥说。如惜字纸固未尝不是，然成何等善，便欲以此责富贵之报于天，非欺天乎？先生所集，犹有未惬处。人之为人，原不可限量。善学先生者，＿止一“人”字足矣。
夏缓公既殉难，其公子在义兵军中，年方十三，草檄数千言，诸名宿在军中者不能易一字。事败被执，守松江者以其弱龄英概，欲生之，叱曰：“汝童子，那能作此，必他人假汝名尔。”公子奋臂呼曰：“此实我作。我岂推委他人，向犬豕求活？如不信，可授我纸笔，更作一首。前作犹未尽数中国降附者之恶，当畅言之。”遂遇害。
前代之亡，皆以国无人而致败。惟本朝不然。数十年间，虽如杨、左、高、赵、二周、黄、魏、袁、李诸公，为奄党所摧折，而踵起者若刘念台、黄石斋、李懋明、范质公、倪鸿宝、文湛持、史道邻、姜居之、高硁斋诸先生，皆大僚也，使得行其志，当不仅如赵惟重、李伯纪之在建炎。而抑有如陈大樽、夏缓公、吴幼洪、杨机部，使参密勿，应可颉顽陆敬舆之于贞元。然而无救于亡者，自万历间沈一贯、顾天堎、汤宾尹一流，结宫禁宦寺，呼党招摇，士大夫贪昧者十九从之，内有张彝宪、曹化淳辈为之主持，诸君子才一运肘，即为所掣，唯一死谢国而已。
印雪浪为余言，昔官南驾部时，谢德州升以南冢宰敕召掌北铨，奉旨驰驿。雪浪炤勘合例给外不增匹马一夫。冢宰累重，屡求益，坚持不与。遂并勘合夫马发回，自雇以行。其北渡也，南畿官旅送江干，印独不往。冢宰顾笑曰：“印君何见怒之深也？”雪浪自揣必遇摧抑。已而谢入纶扉，印迁镇江守，与推官雷起剑忿争，张中丞四维左袒于雷，参印解任听勘，印因叩阙讼张。德州谓同官曰：“印守孤耿之士，我夙知之，张、雷诬罔耳。”票旨褫起剑，而张、印皆落职闲住。潜江刘云密任江北监司，闽中黄文焕为所部推官，恃才傲上吏。云密诉之朱漕督《大典》，被
译担任国家的大臣，不幸遭遇国家灭亡，即使退隐山林修养身心，最终也只有一个死字。贺对扬、刘念台两位先生在此事上决绝，只是安然顺受罢了。熊鱼山、郭天门已经落入第二等了。留下生命以等待时机，不是大臣应有的道义。况且有所等待终究没有可等待的，到最后没有收场之处，想到这些使人羞愧惶恐。顺德黄阁老黄士俊，做了四十年状元宰相，广东陷落时，犹豫不决最终投降。等到李成栋反正，又侥幸回到朝廷中枢，想以此掩盖过错。起草诏令被台谏官员所抵制，不能安于职位，于是感叹说：“学生也没有其他过错，只是少了一个死字。各位为什么这样苦苦相逼呢？”不知道少了这一个字，就没有什么不是了。
稼轩、别山两位先生殉难的日子，是庚寅年十一月十二日，桂林大雪大雨，雷电交加。秋冶先生在南宁被孙可望的爪牙姓吴的人殴打坠入水中，死后几天，老虎从水中把尸体驮到岸上，皮肤头发没有损伤。天地何曾辜负人，是人自己辜负天地罢了。赣州陈给谏陈泰来死难，他的夫人流离失所，寄居在西延峒，担心被流寇骚扰，派人向别山先生请求保护。别山先生题榜挂在门上说：“忠臣烈妇的家，风雷不敢侵犯，何况是人呢？”先生奋笔疾书时，我正好在座，看见他的目光如炬射人，相信他以此心相信天，果然没有虚妄。
朝参官员按规定发给牙牌，出入掖门。别山先生任中舍，奉命出使宣谕诸王，辞别朝廷时忘记缴还牙牌，还没复命国家就发生了变故。先生把牙牌供奉在中堂，每月初一、十五一定在牙牌前行五拜礼才出门。先生从二十七日更换衣服后，在公服外面不穿一寸丝绸，裹着白网巾，以此殉难。
甲申、己酉两次大变中殉国的人，《明季遗闻》记载了十之八九。广东初次陷落时，陈宗伯陈子壮、张太史张家玉成为烈士。再次陷落时，文臣没有一个人死节，只有南阳侯李元胤，广西除了瞿、张两位公之外，朱总戎朱昱如，都衣冠端正坐着等待刀斧。云南惨死在缅甸的人，都是被缅甸夷人诱骗杀害的，只有黔国公沐天波奋力作战而死。贵州大帅皮熊，起初姓罗，名联芳，与韩王坚守水西，水西被攻破，被俘获，诱骗他投降，皮熊十天不吃饭。有人看见他，端正坐着高谈古今成败、纲常大义，五六天声音还像金石一样响亮，第十天死去。只有这两位公罢了。
刘念台先生的人谱，用来破除袁黄、黄宗羲功过格的妖妄。只提出一个“人”字，怎么敢在这个字之外谋求利害生死？像先生这样的人，也只是求做一个像人的模样罢了。黄本那些卑劣的鄙夫，所谓的功，是俗家和尚、村道士诱骗乡下人的卑劣说法。比如爱惜字纸固然未尝不是好事，但成了什么善行，就想以此向天要求富贵的回报，这不是欺骗天吗？先生所收集的，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人之所以为人，原本不可限量。善于学习先生的人，只要一个“人”字就够了。
夏缓公已经殉难，他的公子在义兵军中，年龄才十三岁，起草檄文几千字，军中的各位名宿不能改动一个字。事情失败被俘，守卫松江的人因为他年轻英武，想让他活命，斥责说：“你小孩子，怎么能写这个，一定是别人借你的名义罢了。”公子振臂呼喊说：“这确实是我写的。我怎么会推卸给别人，向狗猪求活命？如果不信，可以给我纸笔，再写一篇。前面的文章还没有尽数列举中国降附者的罪恶，应当畅快地说出来。”于是遇害。
前代的灭亡，都是因为国家没有人才而导致失败。只有本朝不是这样。几十年间，虽然像杨、左、高、赵、二周、黄、韦、袁、李各位公，被宦官党羽摧折，但相继兴起的人如刘念台、黄石斋、李懋明、范質公、倪鸿宝、文湛持、史道隣、姜居之、高硁斋各位先生，都是高官，让他们实现志向，应当不仅像赵鼎、李纲在建炎年间那样。而且还有像陈大樽、夏缓公、吴幼洪、杨機部，让他们参与机密决策，应当可以抗衡陆贽在贞元年间。然而不能挽救灭亡的原因，自从万历年间沈一贯、顾天堎、汤宾尹这一流人，勾结宫禁宦官，招摇结党，士大夫贪婪愚昧的人十有八九跟随他们，内部有张彝宪、曹化淳辈主持，各位君子才一动手，就被他们牵制，只有一个死来报答国家罢了。
印雪浪对我说，从前他在南驾部做官时，谢德州谢升以南方冢宰的敕令召掌北方铨选，奉旨乘驿车疾驰。雪浪按照勘合例给，外面不增加一匹马一个仆人。冢宰行李沉重，屡次请求增加，坚持不给。于是连同勘合夫马都发回，自己雇佣出行。他北渡时，南畿官员旅伴送到江边，印雪浪独自不去。冢宰回头笑着说：“印君为什么对我怨恨这么深呢？”雪浪自忖一定会遇到摧抑。不久谢进入内阁，印升任镇江守，与推官雷起剑愤怒争执，张中丞张四维偏袒雷，弹劾印解职听候查办，印因此叩阙控告张。谢对同僚说：“印守是孤高耿直之士，我向来知道，张、雷诬陷罢了。”票拟旨意罢免雷起剑，而张、印都落职闲住。潜江刘云密担任江北监司，闽中黄文焕是他部下的推官，依仗才能傲视上级。刘云密向朱漕督《大典》告状，被
参落职。隆武中，黄起擢谏垣，云密为少司寇。时潜沔陷殁，刘家人间道来闽。众论蜂起，谓其藏匿间牒，黄独抗疏言：“刘云密刚直素著，臣为其属吏，稔知之，请以百日保其无他。”事乃寝。此二事相类。崇祯末士风犹如此。当时善用之，岂至覆亡！则前有温、周、杨、薛，后有马、阮、陈、蔡，衣钵相传，坚不可破也。
译参被罢免官职。隆武年间，黄起被提拔为谏官，刘云密担任少司寇。当时潜沔陷落身亡，刘家的家人从小路来到福建。众人的议论纷纷而起，说刘云密藏匿了间谍书信，只有黄起独自上疏争辩说：“刘云密刚正耿直的名声一向显著，我是他的下属官吏，对他十分了解，请让我用一百天的时间来担保他没有其他异心。”这件事才平息下来。这两件事性质相似。崇祯末年士人的风气尚且如此。当时如果善于任用这样的人，哪里会落到覆亡的地步！然而前有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薛国观，后有马士英、阮大铖、陈演、蔡士英，他们衣钵相传，顽固得不可动摇。
先征君在都下，见赵梦白先生为冢宰，揭榜于门曰：“本部既不要钱，如何为人要钱？”内则铨部，外则督学，为请托之津梁。铨部则不但受权要之意旨，词林及冗散皆待其津润。督学则钦差使臣、藩、臬、郡、邑、藩王、乡绅，群起以觊濡沫。官邪之所以溢，士风之所以坏，皆此为之，而鬻爵鬻名者因之以滥。冢宰要言不烦，一如雷霆之震昆虫，所憾不能惊死蚓耳。
郑鸣岘先生掌铨日，太湖马人龙督湖广学政。试事告竣，楚中绅士自司徒周元汀希圣下凡十余人，诣先生言：“马公祖试上报政，例当升擢。”先生頳色厉声曰：“马参议在荆州鬻秀才十余人，诸公何为曲疵之邪？”言者皆踧踖而退。楚中督学簠簋之玷，自马始也。
鸣岘先生清刚岳立，而内行醇谨，不以清流自矜。先生世籍襄王府校尉，及登籍通显，至登八座，家居燕坐，每使人觇候。襄府仪卫司官弁过其阁，必起立敛手，待其已远乃复席。戒子弟曰：“此吾家累世牧师，犹民家之邑父母也，敢慢之乎？”然王府人员有病民者，则启王戒有司以行法，无所曲狥。以是邸中员役洎诸宗皆敬爱而若其训。迨崇祯间，藩封之地，民受骄横之凌暴，而襄阳独否，犹先生之遗泽也。
廉吏以廉自标举，气矜凌物、苛刻待下者，其晚节必不终，余所见非一也。吾郡守关西杨公应震，慈和坦易，未尝刻素一下吏，末尝挞一史胥至数十，而人莫敢玩。讼者，谕所差胥隶，劝以和息，即与销案。不听，乃理之。庭无非刑之具，理曲倔强者，挞不过十。唯判决详严，使无能再讼而已。赎杖取给月报而止。赎纸则每季分给吏书，为笔墨饮食之资。寮佐滥受讼牒，则于审理之日至其厅事，笑叱讼者曰：“此无情之顽嚣，何足污我辈耳”。皆逐出令释，因与寮佐棋饮，抵暮乃归。属邑起解国课，例有朱纸羡余，皆留贮库，岁终以抵逋欠转解，榜示属，俾民均分免比。邑令岁时之馈，皆权受之，及台使至，乃还之令资公费。郡置萧清如山寺，不闻呵叱之声，此则真能廉者也。郡庭旧有二鹤，风日暄美，则飞鸣对舞。公题廨额曰“鹤舞清风”，其风味可想矣。
少傅秋冶先生言：“谓廉吏者冰心檗操。但使不贪，亦何至吞冰茹檗邪？既已食禄为吏，自非纵声色，耽玩好，谋田宅，贻子孙，及勿媚权要、勿喜游客姻威之谀丐，则岂饥寒迫身如灯窗下？诚令终老青衿，又能胜此日乎？”岭南从无廉吏，先生守广两载，竟不下库清查。（广守一下库，可得千金。）山阴王谑庵，先生姻家也，罢官，好游名山。以先生在广，可为地主，逾岭游罗浮。至郡，先生以郡守谒监司礼，持手版进谒，肉米薪刍之外，一无馈遗。欲为人请托，而庭无不解之讼，无过求之者。游资既乏，困不能归。制府沈云升中丞乃邀过端州，为具归装。中丞笑谓人曰：“总制为知府资送秋客，非古今佳话乎？”
昔在端州，少傅公留寓其邸舍。值公五袠诞日，见蜀帅王祥馈黄金百至二十两，闽帅郑弘逵、郑彩、林察馈人参十二斤，其他拥兵滥爵者约略称是，公皆坚拒之。闻以馈他阁老、枢部、缇帅、兵垣，则皆受之矣。时武人骄横，且赂遗如此，前此文臣操进退生杀于笔舌者，又不知何如也。始媚之，中玩之，继乃挟持之，纵兵虐民，克饷虐兵，覆师失地，以至于亡，复谁诘问之哉！少傅公言：“李成栋初反正，奉表迎驾时，毡袱所裹犀、珀、金、玉、锦、绮，扈从者受得快畅。及至端州，指摘诮厉，一唯成栋所为，莫能喘息，亦尝追悔否邪！”文官不爱钱，则武官自不怕死。安危存亡之机，在此而已。
端州七星岩，弘敞明净，洵为崖壑佳境，要亦可游而足矣。熊文灿为总制，于外构游宴之堂，及僧寺器物皆备，土木金碧，费三万金，则文灿囊橐可知已。此金钱何处得来，欲弗殃民病国，其可得乎！吾乡刘凝斋司马制两广日，以缺弁俸薪及旷伍军馕二万金，解至西北边储，归山囊笥萧然，岂暇此无益浪费邪？
译先征君在京城时，见赵梦白先生担任吏部尚书，在门上张贴告示说：“本部门既然不要钱，怎么替别人要钱？”内部是吏部，外部是督学，成为请托关系的桥梁。吏部不仅接受权贵要员的旨意，翰林院官员及闲散官员都等待他们的滋润。督学方面，钦差使臣、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藩王、乡绅，纷纷起来希望得到一点好处。官场邪恶之所以泛滥，士人风气之所以败坏，都是由此造成的，而卖官鬻爵、沽名钓誉的人因此更加泛滥。吏部尚书的言论简明扼要，如同雷霆震动昆虫，遗憾的是不能惊醒死蚯蚓罢了。
郑鸣岘先生掌管吏部时，太湖人马人龙督理湖广学政。考试事务结束后，楚地绅士从司徒周元汀希圣以下共十余人，到先生处说：“马参议在荆州考选秀才上报政绩，按例应当升迁。”先生脸色发红，严厉地说：“马参议在荆州卖秀才十余人，各位为何替他掩饰过错呢？”说话的人都羞愧地退下。楚地督学的贪腐污点，是从马人龙开始的。
鸣岘先生清廉刚正如高山耸立，而内在品行纯正谨慎，不以清流自居。先生世代籍贯在襄王府校尉，等到登科显贵，直至登上高位，在家闲坐时，常派人窥探等候。襄王府仪卫司官员经过他的阁楼，必定起身拱手，等他们走远才重新坐下。告诫子弟说：“这是我家世代的牧师，如同百姓家的父母官，敢怠慢他们吗？”然而王府人员有侵害百姓的，就启奏王爷告诫有关部门依法行事，没有徇私。因此王府的员役以及各位宗室都敬爱他并听从他的训导。到了崇祯年间，藩封之地，百姓遭受骄横的凌暴，而襄阳唯独没有，还是先生的遗泽。
廉吏以廉洁自诩，气傲凌人、苛刻对待下属的，他们的晚节必定不能善终，我所见到的不止一个。我们郡守关西杨公应震，慈和平易，未曾苛刻对待一个下级官吏，未曾鞭打一个书吏数十下，而人们不敢轻慢。诉讼者，告知所差的胥隶，劝以和解，就销案。不听，才审理。庭中没有非刑之具，理屈倔强的，鞭打不超过十下。只有判决详细严谨，使人不能再诉讼罢了。赎杖取给月报而止。赎纸每季分给吏书，作为笔墨饮食的费用。僚佐滥受讼牒，就在审理之日到他的厅事，笑着斥责诉讼者说：“这是无理的顽嚣，何足污我辈耳”。都逐出令释放，因此与僚佐棋饮，直到傍晚才回家。属邑起解国课，例有朱纸盈余，都留贮库，年终以抵逋欠转解，榜示属邑，使百姓均分免比。邑令岁时的馈赠，都权受之，等到台使至，才还之令资公费。郡置萧清如山寺不闻呵叱之声，这才是真能廉者也。郡庭旧有二鹤风日暄美则飞鸣对舞。公题廨额曰鹤舞清风其风味可想矣。
少傅秋冶先生说：“说廉吏者冰心檗操。但使不贪亦何至吞冰茹檗邪既已食禄为吏自非纵声色耽玩好谋田宅贻子孙及勿媚权要勿喜游客姻威之谀丐则岂饥寒迫身如灯窗下诚令终老青衿又能胜此日乎岭南从无廉吏先生守广两载竟不下库清查广守一下库可得千金山阴王谑庵先生姻家也罢官好游名山以先生在广可为地主逾岭游罗浮至郡先生以郡守谒监司礼持手版进谒肉米薪刍之外一无馈遗欲为人请托而庭无不解之讼无过求之者游资既乏困不能归制府沈云升中丞乃邀过端州为具归装中丞笑谓人曰总制为知府资送秋客非古今佳话乎
昔在端州少傅公留寓其邸舍值公五袠诞日见蜀帅王祥馈黄金百至二十两闽帅郑弘逵郑彩林察馈人参十二斤其他拥兵滥爵者约略称是公皆坚拒之闻以馈他阁老枢部缇帅兵垣则皆受之矣时武人骄横且赂遗如此前此文臣操进退生杀于笔舌者又不知何如也始媚之中玩之继乃挟持之纵兵虐民克饷虐兵覆师失地以至于亡复谁诘问之哉少傅公言李成栋初反正奉表迎驾时毡袱所裹犀珀金玉锦绮扈从者受得快畅及至端州指摘诮厉一唯成栋所为莫能喘息亦尝追悔否邪文官不爱钱则武官自不怕死安危存亡之机在此而已
端州七星岩弘敞明净洵为崖壑佳境要亦可游而足矣熊文灿为总制于外构游宴之堂及僧寺器物皆备土木金碧费三万金则文灿囊橐可知已此金钱何处得来欲弗殃民病国其可得乎吾乡刘凝斋司马制两广日以缺弁俸薪及旷伍军馕二万金价西北边储归山囊笥萧然岂暇此无益浪费邪
自武陵得君，内掌丝纶，外秉鈇钺，多引滇、黔人而大用之。熊文灿、陈新甲、刘宇亮、马士英，皆其尤也。越其杰、杨文骢、马绍愉辈，相尾而起，其人类皆有慧巧，略涉猎，工书画篆刻，以侈靡相尚，其文猥陋，而国随以倾，悲夫！
译自从武陵侯得到君主信任，在内掌管诏令起草，在外掌握军政大权，大量提拔任用云南、贵州籍人士。熊文灿、陈新甲、刘宇亮、馬士英，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越其杰、杨文骢、馬绍愉等人，相继追随而起，这类人大多聪明灵巧，略微涉猎学问，擅长书画篆刻，以奢侈浮华互相攀比，他们的文章粗俗鄙陋，而国家随之倾覆，真是可悲啊！
崇祯末，蝗灾遍中原，渐及江、沔，湖南独能免者，蝗飞不能高，东西为山所阻，中则洞庭巨浸数百里，不能达，往往堕水。此可以理信者也。余己卯应试，舟过洞庭湘阴，濒江有连厂数间，僧徒聚诵佛经，悬湘阴县榜云：“奉阁部杨檄：惟诵《华严行愿品》，则蝗不入境”。湖南幸无蝗，遂以功自居。凡武陵之略，于此概见矣。
治河之为中国患，自汉迄今亡宁日。愚意自河套南折，若于大同右从沙漠开一渠，达奉圣川以绕山后，夺辽水以注于海，则中国之害永息。顾未知地形高下，可开渠否耳。近阅《凝斋集》，见其为说略同。先生历扬中外，必实有所见而云然。使辍二千年治河之财，就墩堡戍兵及募民夫奋然兴作，则万世之功，十年就矣，且可为天堑以限胡、汉。留此说以俟后之贤者，当有起而任之者也。
浙江马昼初晋允所纂《通记》，言曾植斋宗伯附赵阁学志皋云云，非实录也。万历中时局，希宠禄者皆依戚畹郑养性，以倾皇储。比见坊刻有宗伯《皇太子百日诗》云：“百日欣逢睿节新，群臣朝贺属芳辰。云中风辇来王母，日表龙颜识圣人。瑞气正浮三殿晓，欢声疾动六宫春。愿将多寿多男子，岁岁年年祝紫宸。”观“日表龙颜”之句，定国本于襁褓，岂屑与沈一贯、汤宾尹同污者！泰昌改元，宗伯已薨，既无冢胤，所立为后者庸沓不才；辛丑、甲辰两典会闱，所取无一俊伟之士。是以大节湮没，横受指摘如此。
熊芝冈之狱，邹南皋不无煅炼，且朝审日明露左袒王化贞之声色，议者佥以咎南皋。南皋诚过，然亦有以致之也。汤宾尹淫恶不齿于人类，胁宣州一士人妻而乱之，其妇愤无所泄，自缢而死。芝冈督南畿学政，宾尹死，宣州诸生去呈求旌奖。芝冈护宾尹之恶，杖杀为首者，余皆褫其学籍，以是为诸君子所不容，故幸其败而致之死。比在萍乡读李懋明司马集，具得其原委。盖芝冈通籍时，正汤、沈朋党气焰方张之日，罗致人才以为羽翼，一受其笼络，不能自拔，故致如此。刘越石早为贾谧所惑，终以壮志不伸，人困之，天亦不佑也。芝冈再出山后，为佟卜所惑，亦越石之于段匹碑也。知人择交，非明快人所可任久矣。
刘孝则先生诸公子，皆树立清节。四公子季矿，起义江楚间；其内子，李元鼎之女也，以元鼎降故，遂出之，则已甚之行也。
稼轩先生少从钱谦益学。崇祯初，又以争枚卜事，为温体仁所惎，同谴。先生尽瘁桂林，誓死殉国。谦益降后，仍尸大位。先生闻客语及谦益，辄为不怿。金道隐与曹溶、黄澍同榜交善，溶、澍降，道隐犹曰：“此必欲得当以报本朝”。溶既沉溺膴仕，澍为间谍，屠徽州，杀金正希。人以此笑道隐，不恤也。此又护友而失当者。喜怒不任意气，达情容物而裁之以正，难已。
方密之阁学之在粤，恣意浪游，节吴歈，斗叶子，谑笑不立崖岸，人皆以通脱短之。金道隐孤峻自矜，在临清则抗刘泽清，在福州则劾郑芝龙，在端州则刻郝水忠、陈邦傅，力争孙可望之王封，人皆畏其丰裁。乃披缁以后，密翁虽住青原，而所延接者类皆清孤不屈之人士，且兴复书院，修邹、聂诸先生之遗绪，门无兜鍪之客。其谈说，借庄、释而欲檠之以正。又不屑遣徒众四出觅资财。道隐则以崇土木、饭髡徒之故，不择人而屈下之，与尚氏往还，称颂之不怍。有金公绚者，亡赖幕客之长，持尚氏之权，渔猎岭海，乃与联族而兄事之。作海幢于广州，营丹霞于仁化，所费至数万金，以此尽忘其本色。狂者可狷，狷者一狂，则荡闲无所止，有如此夫？
青原晚号“极丸”，取一峰“太极丸春”之旨。此足见其存主处，与沉溺异端者自别。顾一峰太极丸中，羞恶、辞让、是非具足于恻隐之中，而密翁似以知和之和为太和，故深取庄子两行之说以为妙用，意熊掌与鱼可以兼取，则兼不得时必两失也，特其直斥何心隐、李宏甫为刑戮之民，则允为铁案；绝无关系处，以身试镫油而恣其意欲
译崇祯末年，蝗灾遍布中原，逐渐波及长江、汉水一带，唯独湖南能够幸免，这是因为蝗虫飞不高，东西方向被山峦阻隔，中间又有洞庭湖数百里的广阔水域，蝗虫无法飞越，常常落入水中。这是可以用常理来相信的。我己卯年赴京应试，乘船经过洞庭湖湘阴县时，江边有几间相连的厂房，僧侣们聚集在一起诵读佛经，悬挂着湘阴县的告示说：“奉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的命令：只要诵读《华严经·行愿品》，蝗虫就不会进入境内”。湖南幸好没有蝗灾，他们便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凡是武陵地区那些荒谬的做法，在这里大概就能看出一斑了。
治理黄河成为中国的祸患，从汉朝到现在没有一天安宁。我的想法是，既然黄河从河套向南转折，如果在大同右侧从沙漠中开凿一条渠道，直达奉圣川以绕过山后，夺取辽河水注入大海，那么中国的祸害就永远平息了。只是不知道地形的高低，是否可以开凿渠道罢了。最近阅读《凝斋集》，发现其中的说法大致相同。先生历任中外官职，必定是确实有所见闻才这样说。假使停止两千年治理黄河的财力，依靠墩堡的戍边士兵以及招募民夫奋发兴起工程，那么万世的功业，十年就可以完成了，而且可以形成天然险阻来限制胡人和汉人。留下这个说法等待后来的贤者，应当会有人起来承担这件事的。
浙江马昼初编纂的《通记》，说曾植斋宗伯依附赵阁学志皋等等，这不是真实的记录。万历年间的时局，那些希望得到宠信俸禄的人都依附外戚郑养性，以此来倾覆皇储。后来看到坊间刻印的宗伯《皇太子百日诗》说：“百日欣逢睿节新，群臣朝贺属芳晨。云中风辇来王母，日表龙颜见圣人。瑞气正浮三殿晓，欢声急动六宫春。愿将多寿多男子，岁岁年年来祝紫宸。”看“日表龙颜”这句诗，在襁褓中就确定了国本，难道肯与沈一贯、汤宾尹同流合污吗！泰昌改元时，宗伯已经去世，既然没有嫡长子，所立的继承人庸碌无能；辛丑、甲辰两次主持会试，所录取的没有一个杰出的人才。因此他的大节被埋没，遭受这样的指责。
熊芝冈的案件，邹南皋不无罗织罪名，而且在朝审时明显流露出偏袒王化贞的神色，议论的人一致归咎于邹南皋。邹南皋确实有过错，但也有导致他这样的原因。汤宾尹淫乱邪恶，不被人类所齿列，胁迫宣州一位士人的妻子并奸污了她，那位妇女愤恨无处发泄，自缢而死。熊芝冈督理南畿学政，汤宾尹死后，宣州诸生去呈递文书请求表彰奖励。熊芝冈庇护汤宾尹的罪恶，杖杀了为首的人，其余的人都剥夺了学籍，因此被各位君子所不容，所以庆幸他失败而置他于死地。后来在萍乡读李懋明司马的文集，详细得知了原委。大概熊芝冈入仕时，正是汤、沈朋党气焰嚣张的时候，招揽人才作为羽翼，一旦受到他们的笼络，就不能自拔，所以导致这样。刘越石早被贾谧所迷惑，最终壮志不得伸展，被人困住，上天也不保佑他。熊芝冈再次出山后，被佟卜所迷惑，也像刘越石对于段匹碑一样。知人择友，不是明智的人所能胜任的已经很久了。
刘孝则先生的各位公子，都树立了清高的节操。四公子刘季矿，在江楚之间起义；他的妻子，是李元鼎的女儿，因为李元鼎投降的缘故，就把她休弃了，这是太过分的行为了。
稼轩先生年轻时跟随钱谦益学习。崇祯初年，又因为争夺枚卜之事，被温体仁忌恨，一同被贬谪。先生竭尽精力在桂林，誓死殉国。钱谦益投降后，仍然占据高位。先生听到客人谈到钱谦益，总是很不高兴。金道隐与曹溶、黄澍同年中举且交情深厚，曹溶、黄澍投降了，道隐还说：“这一定是想要得到官职来报答本朝”。曹溶既已沉溺于高官厚禄，黄澍做间谍，屠杀徽州，杀害金正希。人们因此嘲笑金道隐，他也不在乎。这又是护友而失当的情况。喜怒不任意气，通达情理包容万物而用正道来裁断，很难啊。
方密之阁学在广东时，放纵心意随意游玩，吟唱吴歌，斗叶子牌，戏谑谈笑没有严正的界限，人们都因为他通达放达而轻视他。金道隐孤高峻峭自我矜持，在临清时对抗刘泽清，在福州时弹劾郑芝龙，在端州时刻印郝水忠、陈邦傅，力争孙可望的王爵封号，人们都敬畏他的风采。等到他出家以后，密翁虽然住在青原，但所接待的大多是清高孤傲不屈的人士，而且兴复书院，修习邹、聂诸先生的遗绪，门下没有戴头盔的客人。他的谈论，借助庄、释而想要用正道来矫正。又不屑于派遣徒众四处寻找钱财。道隐却因为崇尚土木工程、供养僧徒的缘故，不择人而屈身下交，与尚氏往来，称赞颂扬他而不觉得惭愧。有个叫金公绚的人，是无赖幕客的首领，掌握尚氏的权力，在岭海地区搜刮掠夺，竟然与他结为同族而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在广州建造海幢寺，在仁化营造丹霞寺，花费多达数万金，因此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色。狂放的人可以变得狷介，狷介的人一旦变得狂放，就放纵无度没有止境，竟然有像这样的吗？
青原晚年号称“极丸”，取一峰“太极丸春”的宗旨。这足以表明他的存心主旨，与沉溺于异端的人自然不同。然而一峰太极丸中，羞恶、辞让、是非都具备在恻隐之中，而密翁似乎以知道和中之和为太和，所以深深采纳庄子两行的说法作为妙用，意思是熊掌和鱼可以兼得，那么兼得不了时必定两者都失去，只是他直接斥责何心隐、李宏甫为受刑戮的人，这确实是铁案；在毫无关系的地方，以身试镫油而放纵自己的意欲。
读陈大樽集，云“密翁年十九而知作木牛流马。”欲就青原问之，不克，而密翁逝矣。《武侯集》中记尺度而无造法，当时隐秘之耳。以愚思之，名为牛马，亦仿佛其形，外饰以美观，实一四轮小车而已。蜀陇道险，多登降，故造此便行。其法当是二轮高，二轮庳，上坂则庳者在前，高者在后，一人曳之，使徐行而不蹶。平地亦庳者在前，虽欹无碍也。所谓舌者，于中间设一植木，施铁鐏于下，一上一下之间，欲转迻前后则放下插士中，碍之不行，而挽人推迻之。其收放用一横木提掇，所谓舌也。其车箱前后作两折，中或铁环或韦条绾之，遇山凹曲折处，则捩转委曲而不碍。凡一轮用二人，可运八人负荷之粟，以历险道。然遇乱石、枯株、曲磴，则亦必平治之；涉溪水，必架土木为桥梁，但不阻于登降耳。其制大略如此。九原不可作，无与问其详也。（按当时木牛流马之制，或止于此。至近日机械之术日精，则腾空潜水，突过前人矣。）
坊间有《博物典汇》一书，云是黄石斋先生所著，盖赝书也，其中漫无足采。至黄钟三寸之说，乃闽中一妄人李文利者剿《吕览》之谬而益其妄，石斋岂屑此邪？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按近传泰西物理、化学，正是此理。）
石斋于狱中算历，亦宅心养气之善术也。当忧患时，不遣此心安在一处，不特利害未忘，而道义一定之理已是灼见如此，若更萦回于心，激为怨愤，及当机要用时，气已泄而反疲矣。心有所在，且自埋头研究，则生死成败，无丝毫留影，默养道义之心，遇时而发，则刀锯之，下气自浩然也。文山燕、楼集杜亦如此。而集杜不如算历为学者格物实用，且于所争名义不相涉。又其事才一拈著，即难放下，可以永日俟命。文王羑里演《易》，虽圣人无射之保、乐天之诚不藉于此，然亦未尝非此意也。特于义尤精，于道尤弘，六十四彖，何尝以忧患之情见于辞，方是塞乎天地之间。
贺对扬先生自内阁谢病，驰驿归里，门庭朴隘，无爽儒素。自题壁联云：“水静无波，人静无事。”当崇祯间，内外交棘，危亡在日，而欲以无事静处之，故议者以短公。然当时秉政者，如温程、杨武陵、薛韩城，其所为有事者，若保举换授武生社师等政，又成何事？既可嗢笑如儿戏，尤以败坏风俗，增长乱人，为害无已。其甚者，若李待问（北人，官户部尚书，非松江起义谥忠愍者。）加派练饷，每秋粮一石至二三钱，重剥民资，付州县官练乡兵，何尝有一卒之用！徒充墨吏囊橐，为害愈深，坐待寇至而欣戴之。如此等有事，则使能如公以无事静镇之，若王茂弘之安辑江东，犹救得一半，则短公者亦不知而妄议也。
蕲州姚阁学明恭，省其封君墓，见冢上有新砌痕，发之，乃或以一瓮盛枯骨瘗于此。公弟怒，命弃之江中。姚公曰：“此不肖子孙所为，于枯骨何罪？”取置坟傍寺门梁间，仍戒寺僧：“若有暮夜来窃去者，慎勿詗察为何如人也。”不数旬，果或窃持以去矣。姚在纶扉，无可表见，此一事固不失为长者，可师也。
先正王公竑、李公秉，俱以九卿谢政家居。王公高自标岸，不妄与人晋接；李公出入闾巷，与人对奕谑笑，不以为忤。王公讥李亲市井小人，失大臣体；李谓在朝在乡各有体，何至以官骄人。两说并存，各成其是。近世有类此者，祁阳楚石陈公荐，以大司徒致政归，杜门谢客二十年，县人不识其面。直指过祁阳谒之，亦遣其子主政持刺谢不敏而已。后进姻友欲省候者，必俟其乘小竹舆过郭外僧舍，乃得一见颜色。零陵元汀周公希圣，亦以大司徒致政归，日与狎客歌姬犹杂醵饮。陈公屡斥其辱，周亦诮陈之迂。平情论之，李公所云以贵骄乡里，洵未合中道，而儒者即老困青矜，亦自有其臭味。市井犹杂，逆风闻膻，固不堪斯须与之共处，即以和易接乡人，亦
译读陈大樽的集子，其中说：“密翁十九岁就知道制作木牛流马。”我想去青原向他请教，没能成行，密翁就去世了。《武侯集》中记载了木牛流马的尺寸规格，却没有记载制作方法，那是当时刻意保密罢了。凭我的想法推测，既然名叫牛马，大概也是模仿牛马的形状，外表装饰得美观些，实际上不过是一辆四轮小车。蜀地和陇右的道路险峻，多有上下坡，所以制造这种车以便行走。它的方法应当是两轮高，两轮低，上坡时低轮在前，高轮在后，一个人拉着它，让它缓慢行走而不致翻倒。在平地上也是低轮在前，即使车身倾斜也没有妨碍。所谓“舌”，是在中间设置一根直立的木桩，下面装上铁尖，在上下起伏之间，想要改变前后位置时，就把铁尖放下插入土中，阻碍它移动，然后由拉车的人推动它前行。它的收放装置用一根横木提起，这就是所谓的“舌”。车厢前后做成两折，中间用铁环或皮带连接，遇到山凹曲折的地方，就可以扭转弯曲而不受阻碍。每一辆车用两个人，可以运送八个人背负的粮食，通过险峻的道路。然而遇到乱石、枯树桩、弯曲的石阶，也一定要平整处理；渡过溪水，必须搭建土木桥梁，只是不阻碍上下坡罢了。它的设计大概就是这样。九原之下的人无法复活，没有人和我详细询问这些情况了。（按：当时木牛流马的制造方法，或许就只到这种程度。到了近代，机械技术日益精进，那么腾空潜水，远远超过了前人。）
坊间有一本《博物典汇》，说是黄石斋先生所著，大概是伪书，其中内容杂乱，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至于黄钟三寸的说法，是福建一个狂妄的人李文利抄袭《吕览》的错误并更加荒谬，石斋先生怎么会屑于做这种事呢？密翁和他的儿子从事质测之学，确实是学思并重的实际功夫。所谓格物，就是就着事物来穷究其理，只有质测之学才能做到。像邵康节、蔡西山那样，树立一个理来穷究事物，那不是格物。（按：近来流传的泰西物理、化学，正是这个道理。）
石斋先生在狱中推算历法，也是涵养心性的好方法。处在忧患之中，如果不让心安顿在一个地方，不仅利害之心未忘，而且道义确定的道理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如果再萦回于心，激起怨愤，等到关键时刻要用时，气已经泄掉反而疲惫了。心有所寄托，并且自己埋头研究，那么生死成败，没有丝毫留在心中，默默涵养道义之心，遇到时机就发挥出来，那么即使面临刀锯，正气自然浩然。文天祥在燕京、楼钥集杜诗也是如此。而集杜诗不如推算历法对学者格物实用，而且与所争论的名义不相干。而且这件事一旦着手，就很难放下，可以终日等待天命。周文王在羑里推演《易经》，虽然是圣人没有射干之保、乐天知命的真诚不借此，但也不曾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在义理上更加精微，在道义上更加弘大，六十四卦的卦辞，何曾把忧患之情表现在言辞中，这才是充满天地之间的。
贺对扬先生从内阁因病辞职，乘驿车回到家乡，门庭朴素狭窄，没有违背儒生的本色。自己在壁上题写对联说：“水静无波，人静无事。”在崇祯年间，内外交困，危亡在即，却想用无事静处来应对，所以议论的人以此指责他。然而当时执政的人，如温程、杨武陵、薛韩城，他们所做的事，像保举换授武生社师等政事，又成了什么事？既可让人嘲笑得像儿戏，尤其败坏风俗，助长乱人，危害无穷。更严重的，像李待问（北方人，官至户部尚书，不是松江起义谥忠愍的那位。）加派练饷，每石秋粮加征二三钱，重重剥削民财，交给州县官训练乡兵，何曾有一个士兵的用处！只是充实贪官的腰包，危害更深，坐着等待寇盗到来而欣然拥戴。像这样的有事，如果能让像贺公这样的人以无事静镇，像王茂弘安抚江东那样，还能救得一半，那么指责贺公的人也就不知道而妄议了。
蕲州姚阁学明恭，去探望他父亲（封君）的墓，看见坟上有新砌的痕迹，挖掘开来，原来是有人用一瓮盛着枯骨埋在这里。姚公的弟弟很生气，命令把它扔进江中。姚公说：“这是不肖子孙做的事，对枯骨有什么罪？”把它取出来放在坟旁寺庙的门梁间，仍然告诫寺僧：“如果有暮夜来偷走的人，千万不要打听他是怎样的人。”没过几十天，果然有人偷走了。姚公在翰林院，没有什么可以表现的地方，这件事固然不失为长者的风范，值得效法。
先正王公竑、李公秉，都以九卿的身份辞官在家。王公自标高岸，不随便与人交往；李公出入街巷，与人下棋谈笑，不以为忤。王公讥讽李公亲近市井小人，失掉大臣的体统；李公说在朝在乡各有体统，何至于以官位傲视人。两种说法并存，各自有各自的道理。近代有类似的人，祁阳楚石陈公荐，以大司徒的身份致仕回家，闭门谢客二十年，县里的人不认识他的面。直指使者路过祁阳拜见他，也只派他的儿子主政拿着名帖表示不敢当而已。后进姻亲朋友想要探望的，一定要等他乘小竹轿经过郭外僧舍，才能见到他的脸色。零陵元汀周公希圣，也以大司徒的身份致仕回家，每天与狎客歌姬混杂在一起饮酒。陈公屡次斥责他辱没身份，周也讥讽陈公迂腐。平心而论，李公所说的以贵傲视乡里，确实不符合中道，而儒者即使老困于青矜，也自有其气味。市井混杂，逆风闻膻，固然不堪片刻与之共处，即使以和易的态度接待乡人，也
自有后进之可与者，琴尊山水，得侣为欢，何至与此曹裸袖挥拳于酒盌棋枰下邪？李公之说而不知节，则为周司徒之自辱。又其下如汤宾尹以祭酒为天下师，而潘之恒以纳赀入太学，用淫媟术事宾尹，施施以兽行相矜，乃至纂撰成编，列稗官中，导天下恶少年以骨醉。而袁中郎、钱受之、钟伯敬辈争推毂之恒，收为名士。廉耻堕，禽风煽，以使神州陆沉而莫之挽。乃知王公之雅操，诚士君子之楷式，而陈司徒宁静不露圭角，尤为中道。后学之取法者，将何择焉！
译既然有后辈可以与之交往，弹琴饮酒、寄情山水，找到伴侣共同欢乐，何必与这帮人在酒杯棋局旁袒袖挥拳呢？李公的言论如果不知节制，就会像周司徒那样自取其辱。再往下，像汤宾尹身为祭酒，作为天下师表，而潘之恒通过捐纳钱财进入太学，用淫秽下流的手段侍奉汤宾尹，洋洋自得地以兽行自夸，甚至编纂成书，列入野史稗官之中，引诱天下的恶少年沉迷于肉欲。而袁中郎、钱受之、钟伯敬等人争相推崇潘之恒，将他收纳为名士。廉耻沦丧，禽兽之风煽动，致使神州陆沉而无人挽救。由此可知王公的高雅操守，确实是士君子的楷模，而陈司徒的宁静含蓄、不露锋芒，尤为符合中庸之道。后学之人想要效法，将选择谁呢！
山人墨客，挟诗卷游公卿间，好事者折节延揽，任其傲岸。然必以方外自居，弃儒冠无仕进之望，不然，虽有文誉，自循其分，弗敢越也。若孙太初、谢茂榛、王百谷，一以布衣终老。徐文长以诸生入胡梅林之幕，抗衡藩臬间。梅林为营乡举，分考一县令，坚意删落之。当时士大夫风骨戌削，可想见矣。谭友夏乡举初上春官，挟箧游湘潭，谒李湘洲宗伯。礼部本所提调，参谒自有礼制，乃投晚生名纸，甫就坐，以所刻诗文充赠。宗伯微笑曰：“子亦学作诗邪？”谭踧踖而退，不惜怜才之虚名，以抑竞躁，先辈风操如此，浮薄者尚有所惩也。
毁淫祀，乃为政者大纲纪事。不但节省淫费以裕民衣食，且奸盗叛逆，皆从淫祀而兴。即不至是，抑使小民信巫不信医，以不永其命。顾非果有不愧天地鬼神之诚者，但凭意气，一往易蹶，终不能决于行也。狄梁公而后，固未见其人久矣。吴下管元心正传为永新令，永新好鬼而妖，以魇咒杀人为业者众，所祠一鬼曰辛天君，倾城奉之如狂。元心至，断其像之首，焚其祠，擒其降神之渠魁扑杀之，妖为之息。惜其不能大用而早世，使处甲申以后，即不能回天再造，亦当与陈寒山、凌茗柯诸君子争光日月也。
自广宁陷，继以延安，寇至六十余年，杀运不息，死于兵、死于饥、死于疾疫、死于虐政者，不知几千万。固厉阶之生自上之不臧，民抑有以自取之也。郊坛厉禁之严，倍于官禁，后世守者，纵游人入青城游览，要亦无敢戏渝者。崇祯间，有不道狂人画男女裸媟状于官墙，烈皇祀礼既成，巡行省视，见之震怒，守者弁卒皆按法服上刑，然终莫能知画者之为谁也。南陵管氏世为大族，忽一败类子贿冒弁秩，投南京守孝陵内臣为义子。内臣任其出入陵寝，遂谋不轨，焚其父尸，包枯骸，启陵甃瘗梓宫上。族臣渐知之，畏灭疾，不敢告发。其人后乘乱与仇家称兵相杀，不胜，管氏死者千余人，族因以圮。如此二事，欺天犯上，皆同儿戏，人心风俗至于此极，沦胥及溺，非自取乎？二人其最著者，慢鬼神、渎刑政若此类者多矣。上帝震怒，死者枕藉，无足怪已。（按“程度不及”四字，当上下共之，上不臧而民自取，允为定论。）
崇祯季年，有人持民本告讦，不得达，遂怀一石驰上御道，仰击大明门匾额，激卫士锁拿，本因得进。通政司及巡视科臣，皆坐镌职。又正阳门外一巨贾之子，家方作杂剧宴客，数恶少诱令冠优人翼善冠，服织金似龙之蟒，系玉带，骑弓入内城，驰御道左，逻卒擒之，因群涌入其家，抄掠无遗，家人坐客皆缧系，妇女惊怖，有投井而死者、及下法司，止以不应为律科杖，而皆已碎矣。此二事皆人妖之大者，为败亡之显征，然固有以致之也。法愈苛，威愈亵，猖狂之气一动，则玩上而罔所以敬忌。乌程开告密之端，而顽民可碎宫门；宜兴为淫冶之倡，而狂童可夸帝饰。桴鼓之应，其必然已！
《孝经》以唐太宗一序，盛行于唐，至宋，诸先生不为称说而复隐。盖疑其非孔氏之书，特从阙疑之义，未为论辨耳。要其言拓落，不与天性相关，取《论语》“问孝”及“事父母”等章对勘，则黑白昭然矣。杨武陵当国，令天下立社学，始复诏学者习之，不过欲翻新立异耳，而亦不止此。其书言“立身扬名”，止与《孟子》“天下悦而归已犹草芥”相反。武陵以其父抚秦，失机致寇，逮系谪戍，恐其累己名宦，故力求督师以掩盖之，乃至恝忍夺情，与黄石斋讼言于廷而颡不泚，皆扬名之毒中之也。因思唐太宗亦是此意，玄武门之慝，藉是以浣之，将谁欺邪？郑瑗有云：“既是孔门壁藏书，何以七百余年至隋刘炫而始显？疑其出于孔安国。”为说自允。开口说个“至德要道以治天下”，便成差异。先王之孝，岂为治天下故而设哉？华容严首升字平子，有文名，老于场屋，尝著论斥武陵夺情之非。武陵公子山梓深衔之，会滇师起，急奉檄起受其命为曹郎，欲修怨平子而陷之。平子时
译隐士文人，带着诗卷在公卿之间游历，喜好附庸风雅的人降低身份招揽他们，任凭他们傲慢无礼。然而他们必定以超脱世俗自居，抛弃儒生冠冕，没有做官进取的期望，不然的话，即使有文名，也会遵循自己的本分，不敢超越。像孙太初、谢茂榛、王百谷这些人，都以平民身份终老。徐文长以生员身份进入胡梅林的幕府，在藩司和臬司之间抗衡。胡梅林为他谋求乡试资格，分派他担任一县县令，他坚决推辞而被删落。当时士大夫的风骨刚直峭拔，可以想见了。谭友夏在乡试中举后初次进京参加礼部考试，带着书箱游历湘潭，拜谒礼部尚书李湘洲。礼部本是李湘洲提调的部门，参拜自有礼制，他却递上晚辈的名帖，刚坐下，就用自己刻印的诗文作为礼物赠送。李湘洲微笑说：“你也学着作诗吗？”谭友夏惶恐不安地退下，他不惜吝惜爱惜人才的虚名，以此来抑制浮躁的竞争之风，先辈的风度操守如此，轻薄之人尚且有所惩戒。
废除淫祀，是为政者的大纲纪事。不仅是为了节省淫靡的费用以充裕百姓的衣食，而且奸盗叛逆，都是从淫祀中兴起。即使不至于这样，也会使小民相信巫师而不相信医生，从而不能长寿。然而如果不是真正有无愧于天地鬼神的诚心，仅凭意气用事，一往无前容易失败，最终不能坚决实行。狄梁公之后，确实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人了。吴地的管元心正传担任永新县令，永新崇尚鬼神且妖邪盛行，以魇咒杀人为业的人很多，所祭祀的一个鬼叫辛天君，全城像疯狂一样供奉他。管元心到任后，砍下神像的头，焚烧神庙，擒获降神的头目并击毙他，妖邪因此平息。可惜他不能被重用且早逝，如果处在甲申年之后，即使不能挽回天意再造江山，也应当与陈寒山、凌茗柯等君子争辉日月。
自从广宁陷落，接着是延安陷落，敌寇入侵六十多年，杀戮的命运不停息，死于战乱、死于饥荒、死于瘟疫、死于暴政的人，不知有几千万。固然祸根的产生源于上级不善，百姓也有自取灭亡的原因。郊坛禁令的严厉，超过官府的禁令，后世守卫的人，即使放任游人进入青城游览，也无人敢戏弄违犯。崇祯年间，有个无道的狂人在官墙上画男女淫秽的图像，崇祯帝祭祀礼仪完成后，巡视查看，见到后震怒，守卫的弁卒都被依法处刑，然而始终不知道画者是谁。南陵管氏世代是大族，忽然有一个败类之子贿赂冒领弁职，投靠南京守孝陵的内臣做义子。内臣任由他出入陵寝，于是他图谋不轨，焚烧他父亲的尸体，包裹枯骨，打开陵墓砖石掩埋梓宫上方。族中大臣渐渐知道，害怕灭族之祸，不敢告发。这人后来趁乱与仇家举兵相杀，战败，管氏死者一千多人，家族因此衰败。这两件事，欺天犯上，都如同儿戏，人心风俗到了这种地步，一同陷入溺亡，不是自取的吗？这两个人是最显著的，轻慢鬼神、亵渎刑政像这类的事情多了。上帝震怒，死者枕藉，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按“程度不及”四字，应当上下共同承担，上级不善而百姓自取，确实是定论。）
崇祯末年，有人拿着民本告发，不能上达，于是怀揣一块石头奔驰到御道上，仰击大明门的匾额，激怒卫士锁拿，原本是因为得以进见。通政司及巡视科臣，都被判罪削职。又正阳门外一个大商人的儿子，家里正做杂剧宴请客人，几个恶少引诱他戴上优伶的翼善冠，穿着织金似龙的蟒袍，系着玉带，骑着弓马进入内城，在御道左侧奔驰，巡逻卒子擒获他，于是众人涌入他家，抄掠一空，家人和坐客都被囚禁，妇女惊恐，有投井而死的人，等到下到法司，只以不应为律判处杖刑，而人都已经碎了。这两件事都是人妖的大者，是败亡的明显征兆，然而本来就有导致这样的原因。法律越苛刻，威严越被亵渎，猖狂之气一动，就玩弄上级而没有敬畏。乌程开启告密的端绪，而顽民可以撞碎宫门；宜兴成为淫冶的倡导者，而狂童可以夸耀帝饰。如响鼓应槌，是必然的！
《孝经》因为唐太宗的一篇序，盛行于唐代，到了宋代，各位先生不称道它而又隐没。大概怀疑它不是孔氏的书，特意遵循阙疑的原则，没有进行论辩罢了。总之它的言辞粗疏，不与天性相关，取《论语》中“问孝”及“事父母”等章节对照，黑白就昭然若揭了。杨武陵当权，命令天下设立社学，开始再次诏令学者学习它，不过是想要翻新立异罢了，而且也不止于此。他的书说“立身扬名”，只与《孟子》中“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相反。武陵因为他的父亲在陕西任巡抚，失机导致敌寇入侵，被逮捕贬戍，恐怕连累自己的名宦，所以极力谋求督师来掩盖，甚至冷酷无情地夺情起复，与黄石斋在朝廷上争辩而额头不出汗，都是扬名之毒所中。因此想到唐太宗也是这个意思，玄武门的罪恶，借此来洗刷，想欺骗谁呢？郑瑗曾说：“既然是孔门壁藏的书，为什么七百年到隋代刘炫才显现？怀疑它出于孔安国。”说法自洽。开口说个“至德要道以治天下，便成差异。先王的孝，难道是作为治理天下而设立的吗？华容严首升字平子，有文名老于场屋，曾经著论斥责武陵夺情的不对。武陵公子山梓深恨他，恰逢滇师起事，急忙奉檄起用他接受任命为曹郎，想要报复平子而陷害他。平子当时
已七十，未几谢世，乃得免。吾乡有讲新学受衣钵于李见罗者，著论称江陵夺情之为忠孝，其视平子何如也？平子所言，亦愚夫愚妇与知之公理，非有殊尤矫激之说，乃为邪世所不容，诚为可叹。若彼枉道以阿世，而言之不怍，则龙溪以来，荡检逾闲，以浮屠四无碍为藏身之蹊径，而扬名显亲之说又其护身之符。世教如此，求人不禽也，其可得乎？
译他已七十岁，不久便去世，于是（我）得以幸免。我的家乡有一位讲授新学、从李见罗那里继承衣钵的人，写文章称颂张居正夺情是忠孝之举，他看待平子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平子所说的，也是愚夫愚妇都知晓的公理，并没有特别奇特或偏激的言论，却不被邪恶的世道所容许，实在令人叹息。如果那些歪曲正道以迎合世俗的人，说起来毫无愧色，那么自龙溪以来，放纵不拘、逾越规矩，把佛教的“四无碍”作为藏身的手段，而“扬名显亲”的说法又成了他们的护身符。世间的教化如此，想要人不沦为禽兽，怎么可能做到呢？
王澄川先生试诸生，散卷皆自呼其名，不使吏人呼之，以此养士之廉耻，可谓善教矣。辽阳贺先生《医闾漫记》，称通州韩幼伦少业举子，以有司待士之薄，遂绝意不求时名，闭户读书，以著述自乐。天下固不乏志节之士，但无与发其幽光耳。陆俨山《燕间录》，记唐李勘宇定臣好学明《六经》，就试礼部，吏唱名乃入，勘耻之，遂隐居阳羡山。虽尝谓今人同辈呼其名则相诟谇，先生长者呼之亦含愠不再见，而猥贱小吏高卢呼唱，则应之唯恐不速。不此之耻，而欲他日有立朝之节乎？当知此非朝廷制为典章，特有司骄亢，不自会其昔者趋诺之可耻，藉一日之势相凌压而已。不自耻，则不恤人之耻。相沿之陋习，自唐迄今而不改，人才不古若，无足怪已。“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自宋颁立戒石，天下郡县皆竖坊门内，对堂上。自丧乱来，皆无之矣。无怪乎吏之至此极也。屏墙旧画麒鳞，吾邑一令改画菜数本，题其侧云：“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凡我赤子，不可令有此色。”其人簠簋不饰，大违其言，要此语自清警可风。戒石辞传是伪蜀主孟昶所作，故曰“不以人废言”。
章枫山没后数十年，慈溪士大夫位卿贰者，犹徒步行里中，无乘肩舆者，曰：“不敢违章先生遗教也。”近今此风邈矣。而王端毅公去今二百年，近晤其乡人士权持世、王如庵，犹能称说其行谊与其家世，娓娓乐道之，如亲炙然。二君皆淳谨有尺度，伯亮尤笃孝事亲，立清节于浊世。盖人能近取其乡先正而景仰之，则风操自别。何所无高山，知仰者鲜耳。朱诚斋先生虽籍桂阳，而世居衡阳，方伯白野公，其诸孙也。先生弘济之猷，与李康惠、刘忠宣相颉颃，清刚端重，尤为一时师表，自号认真子，其志见矣。总制两广时，荐白沙于朝，举一代之旷典。乡人后进，能仿佛其流风，当有可观者。而其子孙莫能述其千百之一二，后学并不知其姓字，无怪乎风俗之日偷也。
马素修先生奉使戒谕诸王，至衡桂邸宣敕后，举宴礼，例有金银酒器及侑币镪，先牛却之。端王屡使恳请勿却。先生对曰：“殿下一钱之赐，即某一钱之赃，虽能逃今日之法网，其能逃高皇帝之宪典乎？”其药果之贶，必对使发缄，倾视而后拜受。时督学王公方试士于衡，先生文字旧交也，拜访先生，辞疾不见，亦不报谒。此时督学为请托之渊薮，公私宾客无不仰其濡沫。先生虽无乐见之交，待之漠如也。词林及中舍大行皆清冷署，以出使藩邸为美差，藉以承燕都米珠薪桂之乏，而先生峻削如此。从容就义，其所养非一日矣！
汉之亡，无一仗节死义者。袁隗、杨彪以德望世臣，且无以自靖；孔北海之死，亦不能明目张胆折曹操之逆。唐之亡尤为可耻。司空表圣、韩致光全身远害，即标清节；白马清流，则自以浮薄触凶人而已。宋之亡，殉国者可称多士，要皆清谨自好，不辱其身。乃至文山之忠贯日月，然使付以扶危定倾之任，亦非其所任。昨者大命之倾，自台辅以至郡邑之长，与河山俱碎者，赫奕林立，古无其匹。如刘念台、黄石斋、倪鸿宝、左萝石、史道邻、范质公、李懋明、陈秋涛诸先生，无论其忠节，即以匡济之才言，使尽其设施，讵在于肃愍、刘忠宣之下？陈大樽、吴幼洪、章格庵诸公，俾其谏行言听，必可支天浴日。其后起者如郑侍御为虹、凌侍御駉、张太史家玉、蔡长沙道宪，甫逾弱冠，即已视死如归。《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人才之盛，莫盛于斯，且非废锢林泉，高卧不起也。遍列于九卿、内翰、台省，而不能救宗社之陆沉，仅以一死谢君父，将谁责而可哉？上无恒心，下无适守，一贤一奸，倏兴倏废，国是愈乱，人心愈摇，反不如使碌碌庸人安于其位、涂饰支撑者之犹足以延大命也。哀哉！
自秦汉置相以来，唯唐高宗相二十余人，昭宗相过之，而唐一亡于武氏，再亡于朱温，皆不旋踵而宗社以熸。崇祯十七年间入内阁者，愚所记
译王澄川先生考核诸生，分发试卷时都亲自呼唤他们的名字，不让吏役呼唤，以此来培养士人的廉耻之心，可以说是善于教导了。辽阳贺先生《医闾漫记》中，称赞通州韩幼伦早年从事科举，因为官府对待士人轻慢，于是断绝了追求时名的念头，闭门读书，以著述自得其乐。天下本来不缺乏有志节的人士，只是没有人能激发他们内在的光辉罢了。陆俨山《燕间录》记载，唐代李勘宇定臣好学且通晓《六经》，参加礼部考试时，吏役唱名才进入考场，李勘对此感到羞耻，于是隐居在阳羡山。虽然他曾说，如今同辈人呼唤其名就会互相辱骂，先生长者呼唤他也会含着怒气不再相见，但对于卑贱的小吏高声唱名，却应答唯恐不快。不以此为耻，却想日后在朝廷上有节操吗？应当知道这并非朝廷制定的典章制度，只是有司骄横傲慢，自己不曾意识到昔日趋附应答的可耻，凭借一时的权势互相凌压罢了。自己不以之为耻，就不顾惜他人的羞耻。这种沿袭下来的陋习，从唐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人才不如古人，也就不足为怪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自从宋代颁立戒石，天下郡县都在坊门内竖立，正对堂上。自从战乱以来，这些戒石都没有了。难怪吏役的行为恶劣到了极点。屏风墙上旧时画着麒麟，我们县的一位县令改画了几棵白菜，在旁边题写道：“作为百姓的父母，不可以不知道这种滋味；凡是我的子民，不可以让他们有这种颜色。”这个人饮食器具不加修饰，大大违背了自己的言论，但这句话本身清正警策，足以成为风尚。戒石上的辞语传说是伪蜀主孟昶所作，所以说“不因人的过失而废弃他的言论”。
章枫山去世后数十年，慈溪的士大夫中担任卿贰高官的人，仍然步行在乡里，没有人乘坐轿子的，说：“不敢违背章先生的遗教。”近来这种风气已经渺茫了。而王端毅公距今二百年，最近遇见他的同乡人士权持世、王如庵，还能称述他的品行事迹和他的家世，娓娓道来乐于讲述，如同亲身受教一样。这两位君子都淳朴谨慎有法度，伯亮尤其笃行孝道侍奉双亲，在浊世中树立清高的节操。大概人如果能就近选取乡里的先贤正士而景仰他们，那么风操自然不同。哪里没有高山呢？知道仰慕的人太少了。朱诚斋先生虽然籍贯在桂阳，但世代居住在衡阳，方伯白野公，是他的曾孙。先生弘济天下的谋略，与李康惠、刘忠宣不相上下，清刚端重，尤其是一时的师表，自号认真子，他的志向由此可见。他总督两广时，向朝廷推荐白沙先生，这是当世罕见的盛典。同乡的后辈，如果能大致效仿他的流风余韵，应当会有可观的表现。而他的子孙不能叙述他事迹的千百分之一二，后学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难怪风俗日益偷薄了。
马素修先生奉命出使告诫谕示诸王，到达衡州、桂林王府宣读完敕书后，举行宴会礼仪，按例有金银酒器以及赏赐的币帛金钱，马先生推辞不接受。端王屡次派人恳请不要推辞。马先生回答说：“殿下赐我一钱，就是我的一钱赃款，虽然能逃避今日的法网，难道能逃避高皇帝的宪典吗？”对于药物水果的赏赐，一定当着使者的面打开封缄，倾倒查看后才拜受。当时督学王公正在衡州考核士子，马先生与他有文字上的旧交，拜访马先生，马先生称病不见，也不回访。此时督学是请托关系的渊薮，公私宾客无不仰仗他的滋润。马先生虽然没有乐意交往的朋友，对待他也冷淡如常。翰林院和中书舍人都是清冷闲散的官署，把出使藩邸当作美差，借此弥补京城米珠薪桂的匮乏，而马先生如此峻峭削切。从容就义，他的修养不是一天形成的啊！
汉朝灭亡时，没有一个仗节死义的人。袁隗、杨彪凭借德望和世臣身份，尚且无法自我安顿；孔北海的死，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折服曹操的逆谋。唐朝的灭亡尤其可耻。司空表圣、韩致光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即使标榜清高节操；白马清流，则是自以为浮薄触怒了凶人而已。宋朝灭亡时，殉国的人可以称为众多士人，但都是清谨自好，不辱没自身。乃至文天祥的忠心贯日月，然而如果让他承担扶危定倾的重任，也不是他能胜任的。最近国运倾覆，从台辅到郡邑长官，与山河一起粉碎的人，显赫林立，古代没有其匹敌者。如刘念台、黄石斋、倪鸿宝、右萝石、史道邻、范质公、李�明、陈秋涛诸位先生，无论他们的忠节，即使以匡济天下的才能来说，让他们充分发挥，难道会在肃愍、刘忠宣之下吗？陈大樽、吴幼洪、章格庵诸位公，如果让他们谏言被采纳，必定可以支撑天日。其后起者如郑侍御为虹、凌御駉、张太史家玉、蔡长沙道�，刚过二十岁，就已经视死如归。《诗经》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人才的兴盛，没有比这更兴盛的了，而且不是废弃禁锢在山林泉水间，高卧不起的人。遍布于九卿、内翰、台省，却不能挽救宗庙社稷的沉沦，仅仅以一死向君父谢罪，将责备谁呢？上面没有恒心，下面没有固定的操守，一个贤人一个奸人，忽然兴起忽然废弃，国是更加混乱，人心更加动摇，反而不如让庸碌之人安于其位、粉饰支撑还足以延续国运呢。悲哀啊！
自从秦汉设置宰相以来，只有唐高宗宰相二十多人，昭宗宰相超过他，而唐朝一次亡于武氏，再次亡于朱温，都不过转瞬之间宗庙社稷就毁灭了。崇祯十七年间进入内阁的人，我所记得
忆，则韩爌、李模、李国普、施凤来、张瑞图、黄景昉、钱龙锡、杨景辰、来宗道、周道登、刘鸿训、周延儒、温体仁、吴宗逵、钱士升、文震孟、孔贞运、贺逢圣、姚明恭、张至发、郑以伟、何如宠、黄士俊、杨嗣昌、谢升、刘宇亮、蒋德璟、薛国观、蔡国用、何吾驺、陈演、吴甡、方岳贡、范景文、王应熊、李建泰、魏藻德三十七人。（尚有遗亡。）呜呼，此其所以一仆而不可复起与？
译回想起来，韩爌、李模、李国普、施凤莱、张瑞图、黄景昉、钱龙锡杨景辰、来宗道、周道登、刘洪训、周延儒、温体仁、吴宗达、钱士升、文震孟、孔贞运贺逢圣、姚明恭、张至发郑以伟、何如宠、黄士俊杨嗣昌、谢升、刘宇亮蒋德璟、薛国观、蔡国用何吾驺、陈演、吴甡方岳贡、范景文、王应熊李建泰、魏藻德等三十七人。（还有遗漏亡故的。）唉，这就是他们一旦倒下就无法再振兴的原因吧？
刘晦斋少师斥作诗者为“卖平天冠”，秋冶先生有作诗书扇投赠者，辄以浓墨涂令通黑置之，未免矫枉过正。然大臣当国而奖进文墨之士，勿论果瓦杂投，即如裴晋公之于白居易、司马温公之于苏氏兄弟，亦以浮华眩动失去却一只眼，则二公之风操固足尚也。
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乃其称道三苏不绝，苏氏岂敢望陆王之肩背者？子静律己之严，伯安匡济之猷，使不浸淫浮屠，自是泰山乔岳。明允说客之雄，子瞻荒淫之长，子由倾险之夫，于文字间面目尽露。偶阅《仇池笔记》等记，直是村巫鬼话耳。朱子与子静争辨，子静足以当朱子之辨者。若陆务观、刘改之，为子瞻余风所煽，固不屑与谈也。亡友黄冈熊渭公寔，为余作序，言“以秦少游对客挥毫之才，使不交眉山，荐由眉山，则自不居下流。”遗言在耳，不肖终身奉为蓍蔡。朱子谓“使子瞻大用，引秦观辈使在位，败坏更不可言。”说亦未尽。少游辈为子瞻引入狂醉，非少游辈之终不可浣濯也。渭公作序时，季虽甫弱冠，而识量如是，视吕生一铅椠之士，邈若云泥矣。癸未张献忠破武昌，渭公赴通山王第莲池死，衣裾蘸泥书粉墙云：“黄冈熊渭公死于此。”
俗学之遵朱子，适以亵侮朱子为大慝耳。朱子之注圣经，初非为经生求名计，况倚川选刊时文，教人趋捷径而自牟利乎？若吕生者，读陆子静白鹿《喻义章》讲说，不知尚有耻心存焉否也？奉朱子之绪论，遂敢目空今古。其无忌惮也，不但辨陆王而止，且讥康斋之欲入内阁、白沙之应召拜官。君子出处之节，岂雌黄时文、教人作倚门妆以射书贾之利者不能识邪！甘泉、念庵并遭非毁，薛文清、罗文毅犹不在其意中。鬻虚名，牟厚利，是铁门限门外人。不知量，不思咎，喋喋烦言。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况锥刀为小人之已细者乎？
晋江望圭刘公春守吾郡，日于学宫晋人士辨论经义。先征君问“知德者鲜”，公答曰：“知德者，体认之谓。”言简而切，无能易也。盖天理物则之现现成成，昭然易知者，道也。而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发于不容已，喻之深，信之笃，如饥则必食、渴则必饮者，乃德也。即如《集注》言为愠见而发，亦止知君子之不穷为道之当然，而未知吾心无入而不自得之德，故曰知之者鲜。老子言“道失而后有德”，不知德不足而后倚道也。圣学言天，异端言心。程子或以答问者，砭其枯守此心强为思索之病，非通论也。《庄子》一书，止是一“天”字。老子《道德》自然，自然者，天也。浮屠一真法界，亦天也。不体天于心以认之，而以天道为真知，正是异端窠臼。所以云“知德者鲜”。刘公片言，奉以终身足矣。
自古小人淹没宠利，不恤君亲者，即无所不至，未敢以其所为公然标榜与天理民彝相亢，其良心固尚不尽亡也。自龙溪窃释中峰之说，以贪瞋痴治戒定慧，惑世诬民；李贽益其邪陷，奖谯周、冯道而诋毁方正之士。时局中邪佞之尤者，依为安身之计。猖狂之言，正告天下而无复惭愧。有以书劝张文烈公家玉剃发出降者，曰：“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轲也讥之。”狂悖之言，出口时不顾人讪笑如此。更有作诗者曰：“豫让何当称国士，李陵原不愧家声。”至此，则虽舜为天子，皋陶为士，亦末如之何矣。此二人皆以进士起家，仕至宪司者。今没其名，非有所忌畏，《春秋传》所谓使求名而不得也。
译刘晦斋少师斥责写诗的人为“卖平天冠”，秋冶先生对于写诗题在扇子上赠送给他的人，总是用浓墨涂抹使扇子全黑然后搁置一旁，这未免矫枉过正。然而大臣主持国政而奖进文墨之士，无论是否良莠不齐，即使像裴晋公对待白居易、司马温公对待苏氏兄弟那样，也因浮华眩目而失去了一只眼睛，那么这两位公子的风操固然值得崇尚。
近来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力诋毁陆王心学，以捍卫朱子之教，这是对的。然而他称道三苏不止，苏氏岂敢与陆王比肩？子静律己之严，伯安匡济的谋略，如果不浸淫于佛教，自然是泰山乔岳。明允是辩士中的雄杰，子瞻是荒淫中的长才，子由是倾险之徒，在文字间面目尽露。偶尔阅读《仇池笔记》等记载，简直是村巫鬼话罢了。朱子与子静争辩，子静足以抵挡朱子的辩难。至于陆务观、刘改之，被子瞻余风所煽动，本来不屑与他们谈论。亡友黄冈熊渭公寔，为我作序，说“以秦少游对客挥毫的才华，如果不结交眉山苏轼，被眉山苏轼推荐，那么自然不居下流。”遗言在耳，我不肖终身奉为蓍蔡。朱子说“如果子瞻大用，引秦观辈在位，败坏更不可言。”这话也不完全对。少游辈被子瞻引入狂醉，并非少游辈终究不可洗刷。渭公作序时，我虽刚弱冠，但识量如此，看吕生只是一个铅椠之士，相差如云泥矣。癸未年张献忠攻破武昌，渭公赴通山王第莲池而死，衣裾蘸泥在粉墙上书写：“黄冈熊渭公死于此。”
俗学遵循朱子，恰恰以亵侮朱子为大恶罢了。朱子注解圣经，起初并非为经生求名计，何况倚川选刊时文，教人走捷径而自牟利呢？像吕生这样的人，读陆子静白鹿《喻义章讲说》，不知是否还有耻心存焉？奉行朱子的绪论，竟敢目空今古。他的无忌惮，不仅止于辨陆王，而且讥讽康斋想入内阁、白沙应召拜官。君子出处的节操，难道是雌黄时文、教人作倚门妆来射书贾之利的人不能识别的吗！甘泉、念庵都遭到非毁，薛文清、罗文毅尚不在其意中。卖虚名，牟厚利，这是铁门限门外人。不知量，不思咎，絮絮烦言。没有小人而仁的，何况锥刀是小人中最细微的呢？
晋江望圭刘公春守吾郡，每日在学宫与晋人士辩论经义。先征君问“知德者鲜”，刘公回答说：“知德者，是体认的意思。”言简而切，无能易也。大概天理物则之现现成成，昭然易知的，是道。而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发自不容已，喻之深，信之笃，如同饥则必食、渴则必饮的，乃是德。即使如《集注》所说因愠见而发，也只是知道君子之不穷为道之当然，而不知道吾心无入而不自得之德，所以说知之者鲜。老子说“道失而后有德”，不知道德不足而后倚道。圣学言天，异端言心。程子有时以答问者，砭其枯守此心强为思考之病，并非通论。《庄子》一书，止是一“天”字。老子的《道德》自然，自然者，天也。佛教的一真法界，也是天。不体天于心以认之，而以天道为真真知，正是异端窠臼。所以说“知德者鲜”。刘公片言，终身奉之足矣。
自古小人淹没宠利，不恤君亲的，即无所不至，未敢以其所为公然标榜与天理论民彝相亢，其良心固尚不尽亡。自从龙溪窃取释中峰之说，以贪瞋痴治戒定惠，惑世诬民；李贽更加邪陷，奖谯周、冯道而诋斥方正之士。时局中邪佞之尤者，以此作为安身之计。猖狂之言，正告天下而不再惭愧。有人写信劝张文烈公家玉剃发出降，说：“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孟子讥之。”狂悖之言，出口时不顾被人讪笑如此。更有作诗者说：“豫让何当称国士，李陵原不家声。”至此，即使舜为天子，皋陶为士，也末如之何了。这两个人都以进士起家，仕至宪司。现在没其名，并非有所忌畏，《春秋传》所谓使求名而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