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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氏客语》 （宋）晁说之撰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与叔云：“古之学者纯意于德行，而无意于功名；今之学者有意于功名，而未纯于德行。至其下，则又为利而学也。”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就性上看，颜渊问仁，孔子告之以礼，仁与礼果异乎？
陈平令周勃先入北军，亦不是推让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试难也。
人臣事君，当以王陵为正。
学者有益，须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当与天地齐量，天地未尝老而人自老。观今人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残生伤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节论之：古人十五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壮有室，四十强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为自老。
鲁平公欲见孟子，而不命驾之所之，及臧仓请而后命。是平公恐嬖人之惑而不得见孟子，未有所为，观其意已贤矣。或谓其无断，不忍违嬖人之意，是责之终无已也。不明于始，必不能善其终。近习之难明，唐之文宗去平公远甚，是皆可哀者也。
人之所夸与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诣僧，僧不识，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诗曰：家住城南杜曲傍，两枝仙桂采时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觉空门兴味长。因为之语云：“毁誉但能骄本等，利害但能动适用。”
王荆公教元泽求门宾，须博学善士，或谓发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为之主。”予由是悟未尝讲学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韩魏公门人有击关夜出者，阍吏不得其赂，诘旦以锁损讦于公，公曰：“锁不堪用，付市买修来。”
凡财用于国则奢，于家则俭，人之病也。识者谓韩魏公用家资如国用，谓不吝也；曾鲁公惜官物如己物，谓诚俭也。
王荆公着书立言，必以尧舜三代为则；而东坡所言，但较量汉唐而已。观其所为，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胜：好名则有所不为，好利则无所不为也。
张乖崖戏语云：“功业向上攀，官职直下觑。”似为专意于卜数者言也。
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亲族无一人历清要者。”一宗室曰：“何足道者，前辈往往如是。”
有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论也；有志于功名，富贵不足论也；有志于富贵，则其与功名背驰亦远矣。
《书》有意异而语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语异者，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语相似而意异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语异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谓荆公长于议古而短于议今，工于知己而拙于知人。范尧夫谓识君子而不识小人，或问其故，曰：“小人意智不可无，但不使尔。”
少年尝有文投文正，文正既爱且叹，尧夫问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达，是把孟子作不识字人看底人。”
邹至完云：“以爱己之心爱人，则仁不可胜用矣；以恶人之心恶己，则义不可胜用矣。”
陈襄述古云：“人之所学，不可为人所容；为人所容则下矣。”
徐仲车云：“作仁且作，仁未到得能反处；仁到尽处，然后可以言能反。”
游定夫云：“血气之刚，能得几时？”
杨中立云：“人要为善，须先明善始得。”
陈并巨中《劝学文》云：“凡不可与父兄师友道者，不可为也；凡不可与父兄师友为者，不可道也。”
哲庙时，刘器之论宫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答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窥之，何间九重？”
吕原明，元佑间侍讲，大雪不罢讲，讲《孟子》有感，哲庙一笑，喜为二绝云：水晶宫殿玉花零，点缀宫槐卧素屏。特敕下帘延墨客，不因风雪废谈经。其二曰：强记师承道古先，无穷新意出陈编。一言有补天颜动，全胜三军贺凯还。
原明初作侍讲，札子陈所学，略云：“人君之学，不在于遍读杂书，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
石子殖说：“吕申公因哲宗赐御笔白乐天诗与二苏
译《晁氏客语》 （宋）晁说之撰
古代的学者是为了完善自己，现在的学者是为了取悦他人。与叔说：“古代的学者专心致力于道德品行，而不追求功名；现在的学者追求功名，而在道德品行上不够纯粹。至于那些更低层次的人，则是为了利益而学习。”
一旦能够克制私欲、回归礼制，天下人就会归向仁德。只从本性上来看，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用礼来回答他，仁与礼果真不同吗？
陈平命令周勃先进入北军，也不是推让功劳的人，只是占便宜，让周勃先去尝试危难罢了。
臣子侍奉君主，应当以王陵为典范。
做学问要有收获，必须做到日日更新。
人禀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应当与天地同等度量，天地不曾衰老而人却自己衰老了。看现在的人自己衰老，又不如古人，他们残害生命、损伤性情的原因固然不一，且从人事的节度来论：古人十五岁成童，二十岁行冠礼，三十岁成家，四十岁强壮而出仕；现在的人还没成童就加冠，还没三十就娶妻，还没四十就出仕，这就是自己衰老的原因。
鲁平公想见孟子，却没有下令驾车前往，等到臧仓请求后才下令。这是平公担心宠臣的迷惑而不能见到孟子，还没做什么，看他的心意已经贤良了。有人说他没有决断，不忍心违背宠臣的心意，这是对他责备得没完没了。开始时不明白，必然不能善终。亲近宠幸之人难以辨明，唐文宗比鲁平公差得远了，这都是可悲的。
人所夸耀和仰慕的，都不超出本分。唐代杜牧拜访僧人，僧人不认识他，别人说出他的名字，僧人也不记得，所以杜牧的诗说：家住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采时芳。山僧都不知姓名，始觉空门兴味长。因此我说：“毁誉只能让本分之人骄傲，利害只能让适用之人动摇。”
王安石教导王元泽寻找门客，必须是博学善士，有人说启蒙教育恐怕不必如此。王安石说：“先入为主。”我由此悟出，那些未曾讲学改变的人，是幼年先入为主的结果。
韩琦的门客中有半夜击关出城的，守门官吏没得到贿赂，第二天早晨以锁具损坏为由向韩琦揭发，韩琦说：“锁不好用，交给市井去买修好的来。”
大凡财物在国家使用就奢侈，在家庭使用就节俭，这是人的弊病。有见识的人说韩琦用家产像国家用度，说他是不吝啬；曾公亮珍惜官物像珍惜自己的东西，说是真正的节俭。
王安石著书立说，必定以尧舜三代为准则；而苏轼所说的，只是比较汉唐而已。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又完全不相似。
名利都不应该喜好，然而喜好名声的人比起喜好利益的人稍好：喜好名声则有所不为，喜好利益则无所不为。
张咏戏言说：“功业向上攀登，官职向下看。”似乎是专为专心于占卜术数的人说的。
有人说：“章惇在政府任职时间久，而亲族中没有一人担任清要之职。”一位宗室说：“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前辈往往如此。”
有志于道德，功名就不值得谈论；有志于功名，富贵就不值得谈论；有志于富贵，那么他与功名背道而驰也就远了。
《尚书》有意旨不同而语言相似的，有意旨相似而语言不同的，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语言相似而意旨不同；“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语言不同而意旨相同。
王平甫说王安石长于议论古代而短于议论当今，善于了解自己而不善于了解别人。范尧夫说能识别君子而不能识别小人，有人问其原因，他说：“小人的机智不能没有，只是不让他们施展罢了。”
少年时曾有人把文章投给范仲淹，范仲淹既喜爱又感叹，范尧夫问他，范仲淹说：“这个人不宜早达，是把孟子当作不识字的人看待的人。”
邹至完说：“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人，那么仁就不可胜用了；用厌恶别人的心去厌恶自己，那么义就不可胜用了。”
陈襄述古说：“人所学习的，不能为了被别人所容纳；为了被别人所容纳就低下了。”
徐仲车说：“做仁且做，仁没到能反归的地步；仁到尽处，然后可以说能反归。”
游定夫说：“血气的刚强，能维持多久？”
杨中立说：“人要行善，必须先明辨善才开始。”
陈并巨中《劝学文》说：“凡不可与父兄师友说的，不可做；凡不可与父兄师友做的，不可说。”
哲宗时，刘器之论及宫人除邪。有人说：“九重宫禁之中哪有邪物？”回答说：“心不得其正，邪物得以窥探，何惧九重宫禁？”
吕原明，元祐年间任侍讲，大雪不停讲，讲《孟子》有感，哲宗一笑，喜作两首绝句：水晶宫殿玉花零，点缀宫槐卧素屏；特敕下帘延墨客，不因风雪废讲经。第二首说：强记师承道古先，无穷新意出旧编；一言有补天颜动，全胜三军贺凯旋。
吕原明初任侍讲，札子陈述所学，略说：“人君的学问，不在于遍读杂书，多知小事，而在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
石子殖说：“吕申公因为哲宗赐御笔白乐天诗与二苏”
，及进诗表谢，申公遂集古经句，作一册进，云：‘比似写唐人无益诗，不如写圣人语。’曰：‘君子作事，婉而成章。诗也须进，但中间有说尔。’”此恐非申公所为（谢云晦叔初召来，进《君道》十篇，在赐诗前）。
译等到进献诗表谢恩时，申公便搜集古代经典中的句子，编成一册进献，说：“比起抄写唐代那些无益的诗篇，不如抄写圣人的言语。”皇上说：“君子做事，委婉而合乎法度。诗也应当进献，只是中间有些议论罢了。”这恐怕不是申公所为（谢云：晦叔初次被召来，进献《君道》十篇，是在赐诗之前）。
范尧夫上章言事未报，有见之者曰：“闻相公自上章后，已备远行，非他人所能及。”尧夫曰：“不然。其所言幸主上听而行之，岂敢为难行之说以要誉焉。”
至完虽遇冗剧事，处之常优游，因论《易》曰：“常杂而不厌，若杂而厌，非所以为常。”
韩治与同僚处，一日有卒悍厉，众皆怒之，惟韩不顾，凝如平时，徐言曰：“无忿疾于顽，惟顽能致人忿故也。”人谓其有家学，盖魏公之后。
许冲元曾因故云：“尝与某不足者，于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释氏谓：火行为变化，性如甘草，遇火则热，油麻入火则冷，甘蔗煎为沙糖则热，水成汤则冷。
《阴符经》谓：禽之制在气。生起云：“元龟食蟒，飞鼠断猿，狼虱啮鹤，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气不在形也。
非其道非其义，则一介不可以取与；如其义如其道，故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取与之大小皆所不论。
范文正作守，岁荒且疫，公作兴徭役以劳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气血运动，岂类东山之游？”
《雄雉》刺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故诗云：“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恐只是男女怨旷之言，非宣公远于道故不能怀来也。观书不可着其言语，当以意逆志，如孔子于《鸱鸮》“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乃得国家闲暇，明其政形之意。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乃答以“绘事后素”，子夏乃曰“礼后乎”，又曷尝着其言语？
无为为道，有为为事，是道常无用也。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疑乎隘也；然不念旧恶，此所以为伯夷。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虽袒裼裸裎，不以为浼，疑乎不恭也；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为柳下惠。
赵括言兵事，父不能难，然不谓善，而卒知其败。阮瞻执无鬼论，鬼为之屈，至变异形以信之。事因有其理，昭然而横辩之，胜不可折者，人皆以辩胜者为然，未易论知言也。
吕正叔十八岁已能看《春秋》。人问之，曰：“以经按传之真伪，以传质经之是非。”
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文质之中，是非之公”。
齐地有虫，类蚯蚓大者，人谓之曰巨白，善擘地以行，呼之声讹也。孟子所谓“吾必以仲子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也。盖前尝谓蚓，而后充其操，注以为大指，非也。
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说者以为笠栏也，非也。香白芷之类异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说者也。
致远谓范宏甫：“知机不必在于事，声音貌象便须知。”因举《易》“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范云：“不独在己当知之，受人之谄渎元当知。”
古人顾是非，不论利害。顾利害者古人所耻，今人并利害亦不顾；责名不责实者古人所耻，今人名亦不责。
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诸己；斯信有诸己矣，然后充实光辉，大而化圣。而不可知用功处只在有诸己。
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闻伯夷之风者犹如此，子贡游夫子之门而货殖，何也？中立曰：“久长难得入。”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门、未使民时当如何？中立曰：“对境不动难。”
原明答问秀老云：“誉之者过其实，毁之者失其真，要之亦法门之猛将也。”
原明答佛儒之间：“吾儒事是人可作得，佛家事只可自作，不可教人作。”
原明谓：“六经药方也，史传是人服药之效也。”
韩师朴拜相，诰词云：“使天下皆知忠献之有子，则朕亦可谓得人。”
蒲传正因郓州梁山贼事，责词云：“汝不以龚黄为心，朕独不愧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后苑作使过太府寺钱六十余万，诏令非特旨，不得于诸处借支。一中官挟《周礼》进，指膳夫内府之类：“惟王
译范尧夫上奏章议论政事，尚未得到回复，有人看见后说：“听说相公自从上奏章后，已经准备好远行，这不是其他人能做到的。”范尧夫说：“不是这样。我所陈述的，幸好皇上听取并施行，我怎么敢用难以实行的言论来求取名誉呢。”
范至完即使遇到繁杂的事务，处理起来也常常从容不迫，因此他论述《易经》时说：“经常混杂而不厌烦，如果混杂而厌烦，就不能称为常态。”
韩治与同僚相处，有一天有个士卒凶悍严厉，大家都对他生气，只有韩治不予理会，神情凝重如同平时，缓缓说道：“不要对愚顽的人产生愤恨，正因为愚顽才能激起别人的愤怒啊。”人们说他有家学渊源，原来是魏公的后代。
许冲元曾经因为某事说：“曾经与某位不足道的人，在官职任命上常常用心。”有人问：“为什么呢？”他说：“防止他产生不肖的念头。”
佛教说：火的行为是变化，性质像甘草，遇到火就热，油麻放入火中就冷，甘蔗熬成沙糖就热，水变成汤就冷。
《阴符经》说：禽兽的控制在于气。生起说：“元龟吃蟒蛇，飞鼠咬断猿猴，狼虱啃咬鹤，青要虫吃老虎，这些都是以小制大。”说的是在于气而不在于形体。
不符合道义，那么一草一木也不可以获取或给予；如果符合道义，所以舜接受尧的天下不认为过分。获取与给予的大小都不在考虑之列。
范文正担任太守时，年成荒歉且发生瘟疫，他发动徭役让百姓劳作，说：“让百姓得以靠力气吃饭，又使人气血运动，这哪里像东山之游那样闲散？”
《雄雉》讽刺军旅频繁兴起，大夫长期服役，男女怨恨离别，所以诗中说：“道路如此遥远，怎么能回来”，恐怕这只是男女怨恨离别的言语，并不是宣公远离正道所以不能安抚百姓。读书不能拘泥于字句，应当以心意去推求作者的志向，就像孔子对于《鸱鸮》中“剥取桑皮，修补门窗”，得出国家闲暇、明确政治形势的意思。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兮，素以为绚兮”，孔子回答以“绘事后素”，子夏于是说“礼后乎”，又哪里拘泥于字句呢？
无为是道，有为是事，所以道常常无用。
伯夷不侍奉不贤的君主，不役使不贤的百姓，想与乡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中，似乎狭隘；然而不记旧恶，这就是伯夷之所以为伯夷。柳下惠不以污浊的君主为羞耻，不以小官为卑贱，即使赤身裸体，也不认为被玷污，似乎不恭敬；然而不以三公之位改变他的节操，这就是柳下惠之所以为柳下惠。
赵括谈论军事，父亲不能驳倒他，然而不认为他好，最终知道他失败。阮瞻坚持无鬼论，鬼被他驳倒，以至于改变形状来相信他。事情因为有它的道理，明显而强行辩论，胜利不可折服，人们都认为辩论胜利的是对的，不容易论断什么是知言。
吕正叔十八岁已经能看《春秋》。有人问他，他说：“用经文来检验传文的真伪，用传文来验证经文的对错。”
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以“文质之中，是非之公”。
齐地有一种虫，类似蚯蚓但更大，人们叫它巨白，善于刨地行走，呼之声讹。孟子所说的“吾必以仲子为巨擘”，就是蚯蚓中的大者。大概以前曾称为蚓，后来充其操，注释为大指，是不对的。
现在与杨墨辩论的人，就像追赶放跑的猪，已经进入它的笼子，又跟着召唤它，解说的人认为笠是栏，是不对的。香白芷之类异名，是猪所喜欢的。已经放它得到合适之处，又召唤它，不是善于防止邪说的人。
致远对范宏甫说：“知道机微不一定在于事情，声音面貌便须知。”于是举《易经》“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为例。范说：“不仅自己应当知道，接受别人的谄渎原本应当知道。”
古人顾全是非，不论利害。顾全利害是古人所耻，今人连利害也不顾；责名不责实是古人所耻，今人连名也不责。
善者，人们都知道可欲，但必须自己有；这才相信自己有，然后充实光辉，大而化圣。而不可知的用功处只在自己有。
听到伯夷的风范，顽夫变得廉洁，懦夫有了立志，百世之下，听到的人无不兴起。听到伯夷的风范尚且如此，子贡游历夫子之门却从事货殖，为什么呢？中立说：“久长难得入。”
出门如同见大宾，使用民力如同承大祭，未出门、未使民时应当如何？中立说：“对境不动难。”
原明回答秀老的问话：“赞誉的人超过实际，诋毁的人失去真相，总之也是法门中的猛将。”
原明回答佛儒之间：“我们儒家的事是人可以做得到的，佛家的事只能自己做，不可以教别人做。”
原明说：“六经是药方，史传是人服药的效果。”
韩师朴拜相，诰词说：“使天下都知道忠献有儿子，那么我也可称为得人。”
蒲传正因郓州梁山贼事，责词说：“你不以龚黄为心，我难道不愧对孝宣用人吗？”
皇上知道后苑作使超过太府寺钱六十余万，诏令除非特别旨意，不得在各处借支。一个中官挟《周礼》进言，指着膳夫内府之类：“惟王
及后不会然之。”遂罢。
上书郑谷《雪》诗为扇，赐禁近。“乱飘僧舍茶烟湿”，改云“轻飘僧舍茶烟湿”，云：“禁中讳危乱倾覆字，宫中皆不敢道着。”
译等到后来不再赞同他的意见，于是作罢。
有人将郑谷的《雪》诗写在扇子上进献，皇帝将其赐给身边的近臣。诗中“乱飘僧舍茶烟湿”一句，被改为“轻飘僧舍茶烟湿”，皇帝说：“宫廷中忌讳‘危乱倾覆’这类字眼，宫中人都不敢提及。”
胡学士宗回率常人，四千缗以赙至完；刘安上决舟子参至完者。
荆公凡处事必要经据，托人卖金，零卖了铢两不足，甚怒。元泽云：“铢铢而较之，至两必差。”遂解。
荆公论黄河冰泮常打损汴口，云：“何不用闸？”客云：“黄河水非他处比拟，冰下水流积叠而起，闸无济于事。”不能答云云。
新法：户主死，本房无子孙，虽生前与他房弟侄，并没官，女户只得五百贯。邓绾争之，荆公不从，曰：“贤且道利国好利民好？”邓归，谓其子云云。
司马温公作相，以李公择为户部。公择文士，少吏才，人多讶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于利，举此人为户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贪吏望风掊刻之心也。”
一切世间君子小人，好恶不常，若要一时周遍，冠昏丧祭往还饮食之礼一一适当周至时，费尽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个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谓外慕，也只有一个诚意，千古万金使不尽。
君子所以不言人之过者，何也？未说口不臧否人也，未说先自治而后人也，只是自治为急，常恐自家身心错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别人。夫子曰：夫我则不暇。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三人行，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默识得心而已，又何须只管说？然说人善，犹可讽谕；说人不善，又一等小人未必不欲学作人。过必不善，才言人过，便自家已有些忿心；若说人好，则不好者自然分明，不消说。然既说这个好，那个必不好，又不如都不说更好。劝人不可指其过，须先美其长，人喜则语言易入，怒则语言难入，怒胜私故也。佛氏说：喜一障碍，怒十障碍。
昔人自廉数贪，今人自贪数廉。
止骂所以助骂，助骂所以止骂也。
荆公谓吕晦叔曰：“汉元晚节，刘向数上疏切谏，疑犯分也。”晦叔曰：“有贵戚之卿。”
荆公论舜纳于大麓，何义？晦叔曰：“荐之于天。”
周室班爵禄，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禄之官阙焉。
子产，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莫如猛，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杰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颖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韩文公诗号状体，谓铺叙而无含蓄也，若虽近不亵狎，虽远不背戾，赅于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与贵，作事者常居卑与贱。造意速作事迟，以事之迟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责事之迟。
梅圣俞作试官日，登望有春色，题于壁上：不上楼来今几日，满城多少柳丝黄。惟欧公一见赏之，以为非圣俞不能。韩持国酷爱韦苏州诗，如《赠孔先生》诗云：鸟啼春意阑，林变夏阴早。与苏州诗云“绿阴生画寂，孤花表春余”相类。
元厚之、许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职由罪废，姑去近司；命自恩迁，更叨便郡。”
造玉清昭应宫，牒州郡供木，丁晋公自作公文云：“不得将皮补曲，削凸见心。”
梅圣俞《舟中送人》诗云：只恐夜冰合，为君愁晓寒。荆公《送人》诗：只应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诗有惜别意。
蔡君谟知开封府，事日不下数千，每有日限事，拣三两件记之，至其日问，人不测如神。
易动而无形者，惊也，过则虚矣。宠辱如之，故曰：宠辱若惊。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说轻重便别。
人心动时，言语相感。
言顺而理不可屈。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国人，此为君而言也，非为臣者，所以责君。父子之间不责善，此为父而言也，非为子者，所以责父。
陶朱公之遣子，不从父言而子死；郭汾阳待卢杞子，用父之言而能全。
冯道功高而名节非也，当以管仲为比，曰：“管仲之器小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
唯口起羞，唯甲胄起戎，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慎发也，有发则命大司徒教以车甲。途有饿殍而不知发。鲁公墓铭有云“西方有兴”之
译胡学士宗回率领常人，带着四千缗钱作为赙礼送到完州；刘安上判决了船夫参，也送到了完州。
王安石处理事情一定要依据经典，他托人卖金子，因为零卖导致铢两不足，非常生气。元泽说：“如果一铢一铢地计较，到了两的时候必然会有误差。”王安石于是消了气。
王安石谈论黄河冰融时常常冲毁汴口，说：“为什么不用闸门？”客人说：“黄河的水不是其他地方可以比拟的，冰下的水流堆积涌起，闸门无济于事。”王安石不能回答，如此这般。
新法规定：户主死后，本房没有子孙，即使生前过继给其他房叔伯的侄子，也全部没收归官，女户只能得到五百贯。邓绾为此争辩，王安石不听从，说：“你是认为利国好还是利民好？”邓绾回去后，对他的儿子说如此这般。
司马光担任宰相，任命李公择为户部尚书。李公择是文人，缺乏行政才干，人们大多感到惊讶。司马光说：“正当天下人认为朝廷急于求利的时候，举荐这个人担任户部尚书，让天下人知道朝廷的本意，并且平息贪官污吏闻风而大肆搜刮民财的心思。”
世间所有的君子和小人，喜好和厌恶并不恒定，如果想要一时周全，使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往来饮食的礼仪一一恰当周到，耗尽一生的心力，只能被人说是一个周到的人，然而又不能使君子和小人都高兴。所谓外在的羡慕，只有一个诚意，即使有千古万金也用不尽。
君子之所以不议论别人的过错，为什么呢？还没说到口不褒贬人，还没说到先治理自己而后治理别人，只是治理自己最为紧急，常常担心自己的身心错了，念念在此，哪里有空闲去管别人。孔子说：我则没有空闲。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借鉴。三个人同行，选择其中善良的人跟从他，看到不善的人就反省自己加以改正。也只是在心里默默领会罢了，又何必一直说呢？然而说别人的好处，还可以起到讽喻的作用；说别人的坏处，又有一种小人未必不想学着做人。过错必然不善，才一议论别人的过错，自己便有些忿怒之心；如果说别人的好处，那么不好的人自然分明，不必多说。然而既然说这个好，那个必然不好，又不如都不说更好。劝人不可以直指其过错，必须先赞美其长处，人高兴则言语容易听进去，人愤怒则言语难以听进去，因为愤怒胜过私欲的缘故。佛家说：喜是一种障碍，怒是十种障碍。
古人自己廉洁却指责别人贪婪，今人自己贪婪却指责别人廉洁。
停止责骂是为了助长责骂，助长责骂是为了停止责骂。
王安石对吕晦叔说：“汉元帝晚年，刘向屡次上疏切谏，怀疑是犯了分际。”吕晦叔说：“有贵戚之卿。”
王安石谈论舜被安置在大麓，是什么意思？吕晦叔说：“向天推荐他。”
周朝分封爵位和俸禄，诸侯厌恶这损害自己，都去掉了这些记录，所以司禄的官职空缺了。
子产，是宽厚的人，说：“只有有德行的人能用宽厚使人信服，其次不如严厉，善于自我修养以弥补短处。”
狄仁杰一句话保全了别人的社稷，颖考叔一句话保全了别人的母子，晏子一句话减轻了刑罚。
韩愈的诗号称状体，意思是铺陈叙述而没有含蓄，如果虽然近但不轻慢狎昵，虽然远但不违背常理，在道理上就完备多了。
构思的人常常处于尊贵地位，做事的人常常处于卑贱地位。构思快做事慢，用做事的慢来配合构思的快常常来不及，所以在上的人不能用构思的快来责备做事的慢。
梅圣俞担任考官时，登高远望有春色，题写在壁上：不上楼来今几日，满城多少柳丝黄。（意思是：不上楼来已经多少天了，满城有多少柳丝变黄了。）只有欧阳修一见就赞赏，认为不是梅圣俞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韩持国酷爱韦苏州的诗，如《赠孔先生》诗说：鸟啼春意阑，林变夏阴早。（意思是：鸟鸣声中春意将尽，树林变化夏天树荫早早到来。）与韦苏州的诗“绿阴生画寂，孤花表春余。”（意思是：绿荫生出画般的寂静，孤花表明春天将尽。）相类似。
元厚之、许冲元同时得到郡守的任命，许冲元上表说：“职位因罪被废，暂且离开近司；任命因恩惠升迁，更蒙受便郡的恩赐。”
建造玉清昭应宫，文书命令州郡供应木材，丁晋公亲自写公文说：“不得将皮补曲，削凸见心。”（意思是：不得用树皮修补弯曲处，削去凸起处露出木心。）
梅圣俞《舟中送人》诗说：只恐夜冰合，为君愁晓寒。（意思是：只怕夜里冰合，为你担心早晨的寒冷。）王安石《送人》诗：只应今夜月，未便
句，盖取于此。兴戎兴兵，人常语也。
张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决然之策，乃曰亦一助也。
译“句”字，大概是从这里取义的。兴戎、兴兵，是人们常说的词语。
张良招致四位白发老者来确立太子的地位，明明是决然的策略，却说这也只是起一点辅助作用罢了。
张良以五世事韩，为报仇故，使高祖以伐项羽；非高祖用张良，张良用高祖也。
范增，史所载者只有劝项羽诛沛公一事，然沛公终不可诛，纵使诛了沛公有天下，亦随而失之。盖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失天下以逆天理背人情也，沛公所为皆循天理顺人情，而羽反此以取天下，则范增之劝亦非当也，盍亦反其本矣？
酰醢百瓮，王斋日三举，皆护意根也。
寻常心气，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复看。本老云：“作官放子细何妨？”
“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可以观志，若功业，则别论”，“说大人，则藐之”，与“我得志，弗为也”：事甚浅近，孟子所以言者，恐与浅近者言。
文中子心迹之说，或云：“心不欲如此，而迹不得已如此；心欲如此，而迹固不如此。心迹可以判矣。”致远云：“恐此伪也，非心迹之真判。”子中云：“心迹固有判，文中子不当自谓也。”
游定夫问程伊川：“阴阳不测之谓神？”伊川云：“贤是疑了问？拣难底问？”
丰相之持定，几叟兄弟见之：下阶未毕，进揖，未答；下毕，到寻常揖处，方答。
程明道发语皆可录。受知神庙，神庙问张载、邢恕所学，奏云：“张载臣所畏，邢恕从臣游。”
伊川云：“意，从心，从音。犹击鼓也，音不离鼓，出于鼓也；意不离心，已是心之发处。”
张子正蒙云：“冰之融结，海不得而与焉。”伊川改为“不得而有焉”。
伊川谓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说话太多。”明道曰：“使见吕晦叔则不得不少，见司马君实则不得不多。”
十月二十四日降圣节（起于仁庙朝）。
任理而不任情者，魏公能之，又识事之机会。临薨，谓永叔曰：“凡处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稳，一任闲言语。”
罪谓之业，盖人之所为未免于罪也。《易》“吉凶与民同患”，未能无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于无悔，言无悔者六而已。
《唐书》不书诏，列奸臣于夷狄后。
孙莘老云：“杜甫如‘日长唯鸟雀，春暖独柴荆’，言乱离有深意也，得风雅体。‘草黄骐骥病，沙晚鹡鸰寒’，谓禄薄君子不得志，世乱兄弟不相见。‘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谓君子失时，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老树饱经霜，梅杏半传黄’，腰中一字最工。‘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甫因见此而有感也，盖橘柚锡贡，龙蛇皆禹之事也。‘六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谓小人乘君子之器，圉人太仆养马者不得赐，而为假马者得，故惆怅也。《赠窦侍御》诗云：与奴白饭马，《青刍》诗曰：驹云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蒌，言秣其驹：敬其奴马如此，则敬主人可知。”
徐仲车言：“退之《拘幽操》为文王羡里作，乃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可谓知文王之用心矣。《凯风》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圣善，我无令人重自责也。”
神庙爱“功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之句，以谓非诗人所及。
神庙谓刘巨济曰：“作诗者，序与意俱尽，故云故作是诗；意已尽而语未绝，故云而作是诗。”
神庙问陆农师：“疏布以幂八尊，画布以幂六彝，何以别疏布？”对云：“疏取其气达，非密布也。”何洵直云：“疏勺可以不密乎？”
元佑间，议袷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诗》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刘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至如《潜》季冬荐鱼，春荐鲔，岂一时？”
弗损所以益之，深甫云：“弗过必有以防之。”谓，弗过为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先儒谓嘻笑不严，故失家节，深甫云：“重刚之卦，自无嘻笑之理，嘻嘻吁，皆难意也。”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急遽可言，坐而论道，则神闲意定。
译张良凭借五世侍奉韩国的背景，为了替韩国报仇，促使高祖去讨伐项羽；这不是高祖利用张良，而是张良利用高祖。
范增，史书上记载的只有劝项羽诛杀沛公这一件事，然而沛公终究不可诛杀，即使诛杀了沛公而得到天下，也会随即失去。因为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德，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秦朝失去天下是因为违背天理、背离人情，沛公的所作所为都遵循天理、顺应人情，而项羽却反其道而行之去夺取天下，那么范增的劝告也是不恰当的，何不反过来从根本上去考虑呢？
用醋和肉酱腌制的百瓮食物，君王斋戒期间每天三次进献，都是为了呵护心意和根本。
平常的心气，就像盖了官印后，怀疑没有盖进去，又再次查看。本老说：“做官时仔细一点有什么妨碍？”
“管仲是曾西所不屑做的”，“这可以观察志向，如果是功业，则另当别论”，“游说大人，就要藐视他”，与“我如果得志，绝不会这样做”：这些事理非常浅近，孟子之所以这样说，是担心与浅近的人交谈。
文中子关于心迹的学说，有人说：“心里不想这样，但行为迫不得已这样；心里想这样，但行为本来不这样。心和迹可以区分了。”致远说：“恐怕这是虚伪，并非心和迹的真正区分。”子中说：“心和迹固然有区分，但文中子不应当自称如此。”
游定夫问程伊川：“‘阴阳不测之谓神’吗？”伊川说：“你是带着疑问来问？还是挑难懂的地方来问？”
丰相的持重镇定，几叟兄弟见到他时：走下台阶还没走完，上前作揖，他不回答；走完台阶，到了平常作揖的地方，才回答。
程明道说的话都值得记录。他受到神庙的赏识，神庙问张载、邢恕的学问，他上奏说：“张载是我所敬畏的，邢恕是跟随我学习的。”
伊川说：“意，从心，从音。就像击鼓一样，声音不离开鼓，是从鼓中发出的；意不离心，已经是心的发动之处。”
张载《正蒙》说：“冰的融化凝结，大海不能参与。”伊川改为“不能拥有”。
伊川对明道说：“我们兄弟近日说话太多了。”明道说：“如果见到吕晦叔就不能不多说话，见到司马君实就不能不少说话。”
十月二十四日是降圣节（起源于仁宗朝）。
任事理而不任私情的人，魏公能做到，又能识别事情的时机。临终时，他对永叔说：“凡是处理事情，只要自己站得稳，任凭闲言碎语。”
罪过称为业，大概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难免有罪过。《易经》说“吉凶与民同患”，还不能没有利害吉凶。《易经》中的吉，还没有达到无悔，说无悔的只有六爻而已。
《唐书》不记载诏书，把奸臣列在夷狄之后。
孙莘老说：“杜甫如‘日长唯鸟雀，春暖独柴荆棘’，说乱离有深意，符合风雅体。‘草黄骐骥病，砂晚鹡鸰寒’，是说俸禄微薄君子不得志，世乱兄弟不相见。‘丛竹低地碧，高柳半天青’，是说君子失时，小人得志。‘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山失山村’、‘老树饱经霜，梅杏半分黄’，腰中的一字最工整。‘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杜甫因为看到这些而有感，大概橘柚是进贡的，龙蛇都是大禹的事迹。‘六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立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傅都惆怅’，是说小人乘君子之器，圉人太傅养马的人不得赐，而假马的人得，所以惆怅。《赠窦侍御》诗说：给奴仆白饭马，《青刍》诗说：驹云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又说：言刈其蒌，言秣其驹，敬重奴仆马匹如此，那么敬重主人可想而知。”
徐仲车说：“韩愈《拘幽操》为文王羡里所作，却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可以说是知道文王的用心了。《凯风》七子的母亲，还不能安于室，却说母氏圣善，我无令人重自责。”
神庙喜爱“功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的诗句，认为这不是诗人所能达到的。
神庙对刘巨济说：“作诗的人，序和意都尽了，所以说故作是诗；意已尽而语未绝，所以说而作是诗。”
神庙问陆农师：“疏布覆盖八尊，画布覆盖六彝，怎么区别疏布？”回答说：“疏取其气通达，不是密布。”何洵直说：“疏勺可以不密吗？”
元佑年间，讨论袷祭，子瞻说：“怎么证明？《诗经》说‘昊天有成’，命令郊祀天地。”刘器之说：“不对。这一篇祀天也用，祀地也用，至于《潜》季冬荐鱼，春荐鲔，难道是一时的吗？”
不损害所以增益它，深甫说：“不过分必有以防之。”说，不过分为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前代儒者说嘻笑不严肃，所以失去家节，深甫说：“重刚之卦，自然没有嘻笑的道理，嘻嘻吁，都是难意。”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是用兵的方法。
道不是急遽可以说的，坐而论道，则神闲意定。
凡世间一切好恶甘苦事，把来作吃饭着衣安排本分合作看，便无事，稍有厌恶心，更无是处。
译世间一切喜好、厌恶、甘甜、苦涩的事情，都当作吃饭穿衣、安守本分、应尽的职责来看待，便不会有什么事端；若稍有一丝厌恶之心，那就全错了。
一切有为法，真如性上显现种种差别，境界违顺，美恶皆是一体，改头换面了出来。学者如今无可添，只有可减，减得尽便无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难；知道而言之，尚与道为二，不言则与之为一矣。”几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远矣。”
论理论己之所当为，须从根本论；论事论古人之所为，须就事势上论。
为所不为，欲所不欲者，众人也；无为其所不为，能正其行而已；无欲其所不欲，则又能正其心者也。如斯而后可矣。
张子厚《送人》诗云：十载相从应学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邹至完诵之，或谓程公辟所作刻于石。
诗如《葛覃》、《螽斯》，序似有应，是德为后妃之德，非谓文王后妃也。
有诸中必施于事，乃为善。诚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物来斯应，何必寻事作；存其在我，应物而未尝误，乃为善也。”
扬雄不识圣人，操则存，舍则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圣人乎？邵伯温云：“此修为事，入道之门也，若曰圣人之徒则可，若以此为圣人，则从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为何人耶？”
仲尼多爱，爱义；子长多爱，爱奇。何轲也？曰：“孟轲也若荆轲，君子盗诸。”几叟曰：“其不类每如此。”
子中曰：“问所不问，辩所不辩，如问铸金皆无理。”德称曰：“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既不能行，又不能言。何以教人？盖学不厌，故能教不倦。”
农师上殷，神庙问：“洛河何以不冻？”奏云：“臣闻之有礜石焉，礜石之力，比钟乳十倍。”
王沂公《笔录》云：五代以前，宰相奏事，罢赐茶方进。范鲁公质、王宫傅二人，前朝旧臣，始具札奏事，不赐茶。
西方兴师，岁用六百万，人命在外，以此知富公以十万和亲于北，为利不细（深甫云）。
好作为者多计虑，而久谙历者若无谋。知艰难者必辩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顺。
致一所当一，注云：致一似迷，其实非迷，理须顿悟，事须积习。
陈恒弑其君，鲁君如何？讨告于天王斯可矣，不然，是以燕伐燕也。文帝杀薄昭太后，不食，如何天下重？余云：“道二，义命而已，义之尽，斯可以言命矣。”
潘兑行词云：“敢于移檄之文，犯我祖宗之讳。”改云：“乃于移文，犯吾国讳。”张天觉改云：“乃于文移，有失恭慎。”
邵尧夫墓志后题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贾昌衡言于朝，既刻石，诏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第，赙粟帛，熙宁丁巳岁也。”
《曲礼》曰：“毋不敬。”毋不敬则焉有傲欲？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疑注疏之言非经也。
吴起说魏武侯罢兵服，庄周说剑而衣短后之衣，孟子说齐王而言公刘好货、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巽而入之，善诱人也。
渊明如“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穷节”，不与物竞，不强所不能，自然守节。
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间一家点灯七盏。陈烈作大灯，长丈余，大书云：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君谟见之，还与罢灯。
刘辉《尧舜性仁赋》：“静以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人往往疑仁者静、仁者寿、仁者必有勇皆有出处，独动字不工。深推动静二字，使性字故事。盖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
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林述中云：“范尧夫有言：‘公事胆大，私事胆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尽，所谓罪疑惟轻。’”
林述中说：“五代时，有一人尝读书，但记两句，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辄举此为诫，后为忠义第一。”
王玠玉，密人，顷尝道傍食，有一老人进言：“饮食须用暖，盖脾喜温，不可以冷热犯之，唯暖则冷热之物至脾皆温矣。”又因论饮食：大冷热皆伤
译一切有为法，在真如本性上显现出种种差别，顺境与逆境、美与丑都本是一体，只是改头换面地表现出来罢了。学者如今没有什么可以增添的，只有可以减损的，减损得彻底便无事挂碍了。
子中说：“知道容易，不说难；知道了却说出来，尚且与道分为两截，不说则与道合而为一了。”几叟说：“有不说的时候，心离道就越来越远了。”
论理要论自己应当做的，必须从根本上去论；论事要论古人所做的，必须就事情的情势上去论。
做不该做的事，想要不该想要的东西，这是众人的毛病；不做不该做的事，就能端正自己的行为；不想要不该想要的东西，就能进一步端正自己的内心。像这样才可以。
张子厚《送人》诗说：“十年跟随你应该学到了，怕人知道的事不要起念头。”邹至完诵读这首诗，有人说这是程公辟所作并刻在石头上。
像《葛覃》、《螽斯》这样的诗，序言似乎有所对应，是说这是后妃的德行，并不是特指文王的后妃。
内心有善必须施行于事情上，才算是善。诚甫说：“君子存养自己内在的善性，事物来了就顺应应对，何必刻意寻找事情去做；存养自己内在的善性，顺应事物而从未出错，这才是善。”
扬雄不认识圣人，操守时善性就存在，舍弃时善性就消亡，能够常常操守而善性不亡的，大概只有圣人吧？邵伯温说：“这是修养功夫，是入道的门径，如果说他是圣人的门徒还可以，如果以此认为他就是圣人，那么从容合乎中道、不勉强而合乎中道、不思考而得到中道，那是谁呢？”
孔子多爱，爱的是义；司马迁多爱，爱的是奇。何轲呢？回答说：“孟轲如果是荆轲，君子会窃取他的名声。”几叟说：“这种不类同的情况常常如此。”
子中说：“问不该问的，辩不该辩的，就像问铸造金子一样都没有道理。”德称说：“学习，实行是上等的，言语是次等的，教导别人又是更次等的，既然不能实行，又不能言语，凭什么教导别人？大概是因为学习不满足，所以能教导别人而不疲倦。”
农师上奏殷代的事，神庙问：“洛河为什么不结冰？”上奏说：“臣听说那里有礜石，礜石的力量，比钟乳石强十倍。”
王沂公《笔录》说：五代以前，宰相奏事，退朝后赐茶才进茶。范鲁公质、王宫傅两人，是前朝的旧臣，开始具文奏事，不赐茶。
西方兴兵，每年用费六百万，人命危在旦夕，由此可知富弼用十万钱与北方和亲，利益不小（深甫说）。
喜欢作为的人多计谋思虑，而长久阅历的人好像没有谋略。知道艰难的人必定明辨细微，而漫不经心不省事的人能耳顺。
致一就是应当专一，注解说：致一好像迷惑，其实不是迷惑，道理需要顿悟，事情需要积累习练。
陈恒杀了他的国君，鲁君该怎么办？向天王讨伐并告知就可以，不然，这就是用燕国去讨伐燕国。文帝杀薄昭，太后不吃饭，天下怎么看重？我说：“道只有两条，义和命而已，义尽到了，才可以谈论命。”
潘兑行词说：“敢于在移檄之文中，触犯我祖宗的讳名。”改为：“乃于移文，触犯我国讳名。”张天觉改为：“乃于文移，有失恭慎。”
邵尧夫墓志后面题写：“前葬的那个月，河南尹贾昌衡向朝廷进言，已经刻石，诏书到达，以著作佐郎的身份告知先生第宅，赠送粟帛，这是熙宁丁巳年。”
《曲礼》说：“不要有不敬。”不要有不敬，哪里会有傲慢和欲望？傲慢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怀疑注疏的话不符合经义。
吴起劝说魏武侯罢兵服，庄子说剑而穿短后衣，孟子劝说齐王而说公刘好货、太王好色，都是顺着他们所喜欢的来教化他们，委婉地进入，善于诱导人。
陶渊明如“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穷节”，不跟外物竞争，不勉强做不能做的事，自然守节。
蔡君谟任福州太守，上元日，命令民间一家点灯七盏。陈烈制作大灯，长一丈多，大字写道：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道，还怨恨笙歌没有妙曲。君谟看到后，又取消了点灯。
刘辉《尧舜性仁赋》：“静能延年，独高五帝的寿命；动而有勇，形为四罪的诛杀。”人们往往怀疑仁者静、仁者寿、仁者必有勇都有出处，唯独“动”字不工整。深推究动静二字，使性字更有故事。大概人生来安静，这是天的本性；感物而动，这是性的欲望。
中立说：“范文正有言：‘做官公罪不可没有，私罪不可有。’”
林述中说：“范尧夫有言：‘公事胆大， 私事胆小。’又说：‘一部律法中四字可以概括，所谓罪疑惟轻。’”
林述中说：“五代时，有一人曾经读书，只记住两句，说‘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逢遇事就举此作为告诫，后来成为忠义第一。”
王玠玉，密州人，从前曾在道旁吃饭，有一位老人进言：“饮食必须用暖的，因为脾喜欢温，不可以用冷热侵犯它，只有暖的，冷热之物到了脾都变温了。”又因为谈论饮食：大冷大热都伤身
阴阳之和。
周吉甫天佑，饶人，云：“昔有人官广南，常疑家人食生冷物致瘴疠，乃于厅前置一釜，每买物必熟之，而后遣之，以故终任全家无得疾者。予爱善卫生者，不以脾胃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气佐喜怒。”
译阴阳调和。
周吉甫天佑，为人宽厚，曾说：“从前有个人在广南做官，常担心家人食用生冷食物而感染瘴气疾病，于是在厅堂前放置一口大锅，每次买回食物必定煮熟，然后才让家人食用，因此整个任期全家都没有人生病。我喜爱那些善于养生的人，他们不用脾胃去承受冷热食物、生熟食物，不用元气去辅助喜怒情绪。”
周天佑言：“冬至夜子时，梳头一千二百，以赞阳出滞，使五脏之气终岁流通，谓之神仙洗头法。”
昔志公见梁武，语道欲坚帝心，乃请出死囚，持杯水验之。帝如其言，召囚应死者二十辈于庭，各置水满器，令顶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贷尔之死。”于是作乐喧之，久之，杯水如故。乃问之曰：“若闻乐作乎？”皆曰不闻也。志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碗，不闻乐声也。今陛下闲时，亦好如此，莫待急时。”
潘渭老云：“学道须要心与性合。’心本是动，一向遂心去即忘本性；性本是静，一向守性则废遇。惟心与性合，则动中静湛，静中明觉。”又云：“学道人须于动中求静，又不可为动所动，动失于流，静失于迷。然动中之惑卒难觉省也，其敬也似怒，其喜也似佞。”
出无谓之言，行不必为之事，不如其已。
以简傲为高，以谄谀为礼，以刻薄为聪明，以阘茸为宽大：胥失之矣。
越人按图而言燕，遇燕人则北矣，岂若知燕而不害者耶？读崔氏珍庖而谓能精于饮馔，岂若调和适口习熟自然应法，问其法则不能言者耶？
太傅迥公谢事，燕居独处道院，不治他务，戒家人无辄有请，惟二膳以时而进，既毕即彻，若祭享然。子宗悫擢正字，易章服诣谢，公亦不顾。其夫人尝密觇之，但见瞑目端坐，须发摇风，凝然若木偶。尝有诗云：炼矿成金得宝珍，炼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谈者，千百人中无一人。
吕与叔荫官不应举，或问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
张思叔云：“荆公《虎图》诗固好，然只是一个，似在杜子美一句道来，《青松障子》诗云‘凭轩忽若无丹青’是也。”
杜安世词云：“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报黄昏。”或讥其黄昏未到得烧残绛蜡，或云荆公尊人作。曾有人以此问之，答曰：“重檐邃屋，帘幕蔽拥，不到黄昏，已可以燃烛矣。”（此词乃荆公尊人作，韩魏公尝以此赏杜，杜云：乃王某作。荆公时在座，闻语离席。）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弃其子而乳之；贫人有子不得自乳而弃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懒行而使人肩舆；贫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舆人。是皆习以为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习以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为异，悲夫！
问：“世间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贤来问，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问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骂不动，打也不动，好怯怯地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点气交，至四更方至定（右四段刘快活）。
望杏而耕，以杏为候也，或改为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为泰山，一说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说云：开元十三年，封禅于泰山，三公以下例迁一阶，张说为封禅使，说婿郑鉴以故自九品骤迁至五品，兼赐绯，因大▯宴，明皇讶问之，无可对，伶人黄幡绰奏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为泰水，呼伯叔丈人为列岳，谬误愈甚。
即真二字，今人多以为常谈，非也。班固叙传所载彪对隗嚣之问，指王莽曰：“倾擅朝廷，能窃位号，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
凡人所为，孰不欲是？吝于改过者，必曲说粉饰所为以为是，是谓自谩，古之所谓自欺者。
子房劝帝，王韩信而后擒之：将欲夺而固与之意。
神庙时一监司登对，上问绫价，不知，对曰：“臣于职事非不尽心，偶不知绫价。”他日择按察，上问曰：“向时不知绫价者为谁？”宰执请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须忠信人，如绫价撰一个有甚不得。”（李及）
赵清献不高声，文潞公未得力用，张乖崖食时鱼：是皆下工夫为学者也。
神庙时，一选人以贵援得京削十二纸，引见之日，神考云：“有举状十二纸是甚人？”特与改次等官（寿朋）。
师朴入市归，魏公问所买之物，云：“千三。”魏公责之曰：“此俚巷之谈，非对尊
译周天佑说：“冬至夜子时，梳头一千二百下，用来助阳排滞，使五脏之气整年流通，这叫做神仙洗头法。”
从前志公见到梁武帝，为了坚定帝王的修道之心，便请求拿出死囚，用一杯水来检验。梁武帝照他的话做，召来二十名该死的囚犯到庭院中，每人头顶盛满水的器皿，在庭院四周行走，告诫他们说：“水不溢出，就赦免你们的死罪。”于是奏乐喧闹，过了很久，杯中的水依然如故。于是问他们说：“你们听到音乐声吗？”都回答说听不到。志公说：“他们因为害怕死，所以只知道注意水碗，听不到乐声。现在陛下在闲暇时，也应当像这样修行，不要等到紧急的时候。”
潘渭老说：“学道必须使心与性相合。心本来是动的，一味顺从心意就会忘记本性；性本来是静的，一味固守本性就会废弃应对。只有心与性相合，才能在动中保持静定澄澈，在静中保持明察觉知。”又说：“学道的人必须在动中求静，又不能被外物所扰动，动容易流于放纵，静容易陷于迷执。然而动中的迷惑终究难以察觉反省，那种恭敬好像愤怒，那种喜悦好像谄媚。”
说出没有意义的话，做不必要做的事，不如停止。
把简慢傲慢当作高尚，把谄媚阿谀当作礼节，把刻薄当作聪明，把庸碌无能当作宽大：这些都是错误的。
越国人看着地图谈论燕国，遇到燕国人却向北走，哪里比得上知道燕国方向而不犯错的人呢？读了崔氏的《珍庖》就认为自己精通饮食，哪里比得上调和口味、熟练自然符合法则，却问起法则又说不出的人呢？
太傅迥公辞官后，闲居独处道院，不处理其他事务，告诫家人不要随意请示，只有早晚两餐按时进献，吃完就撤去，像祭祀一样。儿子宗悫被提拔为正字，换上官服去致谢，迥公也不理睬。他的夫人曾经暗中观察，只见他闭目端坐，须发随风飘动，凝然不动像木偶一样。他曾经有诗说：“炼矿成金得宝珍，炼情成性合天然。相逢此理交谈者，千百人中无一人。”
吕与叔荫庇得官而不参加科举，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不敢掩盖祖宗的恩德。”
张思叔说：“荆公的《虎图》诗固然好，但只是从一个角度写，似乎杜子美的一句诗已经说尽了，《青松障子》诗中说‘凭轩忽若无丹青’就是这个意思。”
杜安世的词说：“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报黄�。”有人讥讽说黄昏还没到就烧残了红蜡烛，有人说这是荆公尊人作的。曾有人以此问荆公，回答说：“重檐深屋，帘幕遮蔽，不到黄昏，已经可以点燃蜡烛了。”（这首词是荆公尊人作的，韩魏公曾经因此赞赏杜安世，杜安世说：这是王某作的。荆公当时在座，听到这话便离席而去。）
富人有儿子不亲自哺乳，而让人抛弃自己的儿子去哺乳别人的儿子；穷人有儿子不能亲自哺乳而抛弃自己的儿子，去哺乳别人的儿子。富人懒得走路而让人抬轿；穷人不得不走路而又抬轿子。这都是习以为常而不察觉的。天下事习以为常而不察觉的，推而广之也有很多，而人们不认为奇怪，可悲啊！
问：“世间名相事理如何能通晓？”回答说：“只要得到根本就不要追求末节。贤者来问，却是甚么知道；如果自有知道，却又问甚么？夫子常好像怕人，好像人骂不动，打也不动，好怯怯的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点气交，到四更才达到定境（以上四段出自刘快活）。
望着杏树而耕种，以杏树作为时令的标志，有人改为幸。
水土两行，各自兼有信智。
称岳父为泰山，一种说法说：泰山有丈人峰；一种说法说：开元十三年，在泰山封禅，三公以下一律升迁一级，张说担任封禅使，张说的女婿郑鉴因此从九品骤升五品，并赐绯袍，在大宴会上，明皇惊讶地问起，无人能答，伶人黄幡绰奏道：“这是泰山的力量。”现在人们称岳翁。又有称岳母为泰水，称伯叔丈人为列岳，错误更加严重。
即真二字，现在很多人当作平常话，不对。班固叙传所载彪回答隗嚣的问话，指着王莽说：“倾覆朝廷，能窃取位号，所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
凡人所做，谁不想是对的？吝于改过的人，一定曲解粉饰所做的是对的，这叫做自欺，古之所谓自欺者。
子房劝皇帝，先封韩信为王然后擒获他：这是将欲夺而固与之的意思。
神宗时一位监司登对，皇上问绫价，不知道，回答说：“臣在职事上不是不尽心，偶然不知道绫价。”后来选择按察使，皇上问说：“先前不知道绫价的是谁？”宰相问其原因，皇上说：“朕想知道四方利弊，需要忠信的人，像绫价编造一个有什么不得。”（李及）
赵清献不高声，文潞公未得用力，张乖崖吃饭时吃鱼：这些都是下工夫为学者。
神宗时，一位选人以权贵推荐得到京削十二纸，引见之日，神宗说：“有举状十二纸是甚么人？”特别改任次等官（寿朋）。
师朴入市归来，魏公问所买之物，说：“千三。”魏公责备他说：“这是市井之谈，不是对尊
长辞，何不云一贯三百？”（述志）
李师中《送唐介》诗，有“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又有送诗云：好斩佞人头上血，来充行客酒中杯。笔老人云：“不若荆公诗‘衰俗易高名已振，险途难进学须强’。”
译长辞，为什么不说是“一贯三百”呢？（出自《述志》）
李师中的《送唐介》诗，有“离开朝廷后一身轻得像落叶，崇高的名声千年来重于泰山”之句。又有送别诗说：“最好斩下奸佞之人的头颅血，来装满行客杯中的酒。”笔老人说：“不如王安石诗中的‘世俗容易使名声显赫，险恶的道路难以进取，学问必须加强’。”
荆公与魏公议事不合，曰：“如此则是俗吏所为。”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共财，最是难事。”
神庙谓：“张良圣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无意于天下也；为汉立社稷而从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
五代郭崇韬既贵，而祀子仪为远祖。本朝狄青，人劝尊梁公，辞曰：“予鄙人，岂可以声迹污梁公？”
寿禅师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问：“不亦劳乎？”答曰：“善念熟。”
问：“佛住世救一切众生，何于喂鹰饲虎而丧其生，不计轻重也？”答云：“慈悲心胜，一念既发，不暇恤其它。”
张乖崖诗云：儿童不惯锦衣荣，故我归来夹路迎。不免旧溪高士笑，天真丧尽得虚名。一同人居太学，和其韵云：四窗灭尽读书灯，窗外唯闻步铎声。孤负江山好明月，闲来此地赴虚名。因拂袖而去。
子厚与其叔安仁令书云：“弊政之后，谅烦整葺。宽而不弛，猛而不残；待寄居游士以礼，而不与之交私；一切守法，于人情从容。此亦吾叔所能办也。”
范尧夫尝谓：“人作贵官，只将如奉使惜官者，便无事矣。”
吕许公常以澶渊之役问后进，答无契者。或云：“此役非悉甲以出不能决胜，方本朝得天下四十年，谁敢当其任者？非亲征不可。”
大司徒以保息养万民。六曰：安富抑兼并。
有道潜道少时，尝见温公论性善恶混，潜道极言之，温公作色曰：“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至于性命。”伊川笑之。又问：“莫锁应否？”对云：“某之应举得禄而已。”（赐第五甲，旧法无出身）
李曰：“不欺之谓诚。”畅曰：“便以不欺为诚，非也。”徐仲车云：“不息之谓诚。”《中庸》言：“至诚则不息。”非以不息解诚也。伊川曰：“无妄之谓诚，不偏之谓中。”
以有心息念则愈纷扰，一寓诸敬则俱无事。
虑而后能得，得者，对失之名。人为利欲沈湎，若失之者。学者能虑而得之，然所谓得，亦何所得哉？（并畅语）
择之为事，常怕有偏重处，须用权以得中，故庙堂之上，谕以持衡。物来随时，顺应之名，圣人能之，吾辈须放过了应（定夫谓次山云）。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之学莫大于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学》论意诚以下，皆穷其意而明之，独格物则曰：“物格而后知至。”此盖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圣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诚心正修身者，未有能中于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
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学莫大于平心，平莫大于正，正莫大于诚。君子之学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后，而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学之至也。
心至重，鸡犬至轻，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乐其所不当乐，不乐其所当乐；慕其所不当慕，不慕其所当慕，皆由不思轻重之分也。
颜渊叹孔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己。”此颜子所以善学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学不至而言至者，
译王安石与韩琦议事意见不合，说：“这样做就是俗吏所为。”韩琦说：“您不了解我，我确实就是一个俗吏。让你拥有很多钱财，我替你管理这些钱财，这是最难的事。”
宋神宗说：“张良是圣人。智慧足以夺取天下却不夺取，是对天下没有私心；为汉朝建立基业后跟随赤松子游历，是能忘掉天下。”
五代时期的郭崇韬显贵之后，把郭子仪当作远祖来祭祀。本朝狄青，有人劝他尊崇狄仁杰，他推辞说：“我是鄙陋之人，怎么可以用自己的名声和行迹玷污狄仁杰？”
寿禅师每天做一百二十件事，本禅师只做其中的三分之一，有人问：“不也太劳苦了吗？”回答说：“善念熟练了。”
有人问：“佛陀在世时救度一切众生，为什么对于喂鹰饲虎而丧失生命的事，不衡量轻重呢？”回答说：“慈悲心胜过其他，一念既起，来不及顾及其他。”
张咏诗中说：儿童不习惯锦衣的荣耀，所以我归来时夹道迎接。不免让旧溪的高士嘲笑，天真丧失殆尽只得到虚名。一位同住在太学的友人，和韵写道：四窗熄灭了读书的灯，窗外只听到步铎的声音。辜负了江山美好的明月，闲来此地追求虚名。于是拂袖离去。
柳子厚给担任县令的叔叔柳安仁写信说：“弊政之后，想必烦劳您整顿修治。宽厚而不松弛，严厉而不残忍；对待寄居游学的士人用礼相待，但不与他们私下交往；一切遵守法度，在人情上从容不迫。这也是我叔叔所能办到的。”
范雍曾说：“人做了高官，只要像奉命出使爱惜官职的人那样，就没有事了。”
吕夷简常常拿澶渊之战来询问后辈，回答没有契合的。有人说：“这次战役如果不全军出动就不能决胜，当时本朝得到天下才四十年，谁敢承担这个重任？非皇帝亲征不可。”
大司徒用保息来养育万民。第六条是：安定富人，抑制兼并。
有道潜道年轻时，曾见司马光论性善恶混，潜道极力辩驳，司马光变色说：“容貌还未脱离孩童，高谈阔论已经涉及性命。”程颐嘲笑他。又问：“要不要参加科举？”回答说：“我参加科举只是为了得到俸禄而已。”（被赐第五甲，按旧法没有出身资格）
李说：“不欺骗叫做诚。”畅说：“就把不欺骗当作诚，是不对的。”徐仲车说：“不停息叫做诚。”《中庸》说：“至诚则不停息。”不是用不停息来解释诚。程颐说：“没有虚妄叫做诚，不偏颇叫做中。”
用有心去平息念头则更加纷扰，一切寄托于敬则都没有事。
思考然后能有所得，得，是相对于失而言的。人沉湎于利欲，就像失去了一样。学者能思考而得到它，然而所谓的得，又得到了什么呢？（都是畅的话）
选择做事，常怕有偏重之处，必须用权变来取得中道，所以朝廷之上，告诫要持衡。事物来了就随时应对，顺应之名，圣人能做到，我们须要放过应对。（定夫对次山说）
《大学》说：“事物有根本和枝末，事情有终结和开始，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人的学问没有比根本枝末、开始终结更重要的。致知在于格物，这就是所谓的根本、开始；治理天下国家，这就是所谓的枝末、终结。治理天下国家必须以自身为根本，自身不正却能治理天下国家的，是没有的。格就是穷尽，物就是理，就是说穷尽它的理罢了。穷尽它的理，然后足以达到它；不穷尽，就不能达到。格物，是走向道的开始，想要思考格物，就已经接近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收敛心神而不放纵。致知，是我们本来就有的，然而不致就不能得到它，而致知一定有方法，所以说：“致知在于格物。”《大学》论述诚意以下，都是穷尽它的意念而使之明白，唯独格物则说：“物格而后知至。”这大概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从格物而扩充它，然后可以到达圣人的境界，不知道格物而先想要诚意正心修身的，没有能符合道理的。致知在于格物，不是从外面灌输给我的，是我本来就有的，因为事物有变迁，迷惑而不知道，那么天理就灭绝了，所以圣人想要格物。
随着事物观察道理，那么天下的道理就得到了；天下的道理得到，然后可以到达圣人的境界。君子的学问，将用来反躬自省罢了；反躬自省在于致知，致知在于格物。
学问没有比自得更珍贵的。得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说自得。
学问没有比平心更大的，平没有比正更大的，正没有比诚更大的。君子的学问在于意必固我既已消亡之后，又回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这就是学问的最高境界。
心最重，鸡犬最轻，鸡犬放走了就知道去寻找，心放走了却不知道寻找，难道是喜爱最轻的而忘记最重的吗？不过是不思考罢了。现在世上的人，乐于他们不该乐的，不乐于他们该乐的；羡慕他们不该羡慕的，不羡慕他们该羡慕的，都是因为不思考轻重的分别。
颜渊感叹孔子说：“仰望它更加高远，钻研它更加坚固。看它在前面，忽然又在后面。夫子循序渐进善于诱导人。用文献丰富我，用礼仪约束我，想要停止也不能。已经竭尽我的才能，好像有所树立那样卓然独立。虽然想要追随他，却没有途径了。”这是颜子善于学习孔子，而深知孔子的原因。
有学问没有达到却说达到了的，
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积力久则入。”杜预曰：“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极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仲、杜预初不能及此。
译遵循他们的言论，也可以进入大道。荀子说：“真诚积累，努力持久，就能进入（大道）。”杜预说：“用优厚的待遇来柔和地对待他，让他自己探求；让他饱足而满足，让他自己趋向（大道）。”管子说：“思考又思考，再反复思考；思考而不能通达，鬼神将会使他通达，这并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神达到极致的结果。”这三者遵循他们的言论都可以进入大道，而荀子、管仲、杜预起初并不能达到这种境界。
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
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闻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
君子不以天下为重而身为轻，亦不以身为重而天下为轻。凡尽其所当为者，如可以仕则仕、入则孝之类是也。此孔子之道蔽焉，而有执者，杨墨之道也。
能尽饮食言语之道，则可以尽去就之道；能尽去就之道，则可以尽死生之道。饮食言语、去就、死生，小大之势，一也。故君子之学，自微而显，自小而章。
《易》曰：“闲邪存其诚。”闲邪则诚自存，而闲其邪者，乃在于言语、饮食、进退、与人交接之际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孝其所当孝，悌其所当悌，自是而推之，则亦圣人而已矣。
多权者害诚，好功者害义，取名者贼心。
君贵明，不贵察；臣贵正，不贵权。
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圣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后之学者，随文析义，求奇异之说，而去圣人之意矣。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别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与五者异，其亦学欤？其亦未体其性也欤？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欤？
道孰为大？性为大。千里之远，数千岁之日，其所动静起居，随若亡矣。然时而思之，则千里之远在于目前，数千岁之久无异数日，人之性则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
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
或曰：“周公勋业，人不可为也。”曰：“不然。圣人之所为，人之所当为也，尽其所当为，则吾之勋业亦周公之勋业也。凡人之所弗能为者，圣人弗为。”
君子之学，要其所归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学其贵于思，惟思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好胜者灭理，肆欲者乱常。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此皆时也，未尝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时中。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者是也。是二者皆无益于身，君子弗学。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学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迁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贵也，以其所谓学者非学也。
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抑无异乎？庄周、老聃，其与伯夷、柳下惠类乎？不类乎？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此言异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恶
译从外在事物学习而获得内在领悟的，叫做明；从内在领悟而兼通外在事物的，叫做诚。诚与明是同一回事。
通过听闻和见闻获得的知识，不是道德本性所具有的知识。物体相互接触从而产生认知，这不是内在的，现在所说的博闻强识、多才多能就是这种。道德本性的知识，不借助于听闻和见闻。
君子不把天下看得重而把自身看得轻，也不把自身看得重而把天下看得轻。凡是尽力做好应当做的事，比如可以出仕就出仕，在家就孝顺父母之类，都是如此。这就是孔子的道被遮蔽了，而有所偏执的，是杨朱和墨子的道。
能够尽到饮食言语的道理，就可以尽到去留进退的道理；能够尽到去留进退的道理，就可以尽到生死的道理。饮食言语、去留进退、生死，无论大小轻重，其道理是一致的。所以君子的学习，是从细微处开始而显扬于外，从小处着手而彰明于大。
《易经》说：“防范邪念，保持内心的真诚。”防范了邪念，真诚自然就会保持，而防范邪念的关键，就在于言语、饮食、进退、与人交往的时机罢了。
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而君子的学习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才停止；不到达圣人的境界就停止的，都是自暴自弃。孝顺应当孝顺的人，敬爱应当敬爱的兄长，由此推广开来，也就成为圣人了。
过多使用权术会损害真诚，喜好功名会损害道义，追求虚名会伤害本心。
君主贵在明察事理，而不贵在苛察细节；臣子贵在正直，而不贵在权变。
顺应本性之善叫做道，道与本性是同一回事，因为本性之善如此，所以叫做性善。本性的根本叫做命，本性的自然状态叫做天。从本性产生形体叫做心，从本性产生活动叫做情。以上这些都是一体的，圣人根据具体事物来制定名称，所以名称不同像这样，而后来的学者，拘泥于文字分析含义，寻求奇异的说法，却背离了圣人的本意。从本性出发所做的事都是善的，圣人依据这种善，就用仁义礼智信来命名，因为它们的施行不同，所以分为五种来区别。合起来说都是道，分开说也都是道，舍弃这些而行动，就是违背了道，而世人都说本性与这五种德行不同，他们也算学习吗？他们大概没有体悟本性吧？他们大概不知道道存在于哪里吧？
道什么最大？本性最大。千里之远，数千年的时间，它们的动静起居，似乎已经消失了。然而有时思考起来，千里之远就在眼前，数千年的时间与几天没有区别，人的本性也是很大的啊。唉！人轻视自己的本性，真是可悲啊。
人的本性是一样的，而世上的人都说：“我怎么能成为圣人呢？”这是不自信。他们大概没有仔细考察吧？
有所自得的人坚守牢固，而自信的人行动不犹豫。
学习贵在相信，相信在于真诚，真诚就会相信，相信就会真诚。不相信就不能确立，不真诚就不能实行。
有人说：“周公的功业，别人是做不到的。”回答说：“不对。圣人做的事，是人应当做的，尽力做好应当做的事，那么我的功业也就是周公的功业了。凡是人做不到的事，圣人也不做。”
君子的学习，关键在于把握其归宿罢了。
百姓可以启发他们明白事理，不可以使他们愚昧；百姓可以教育他们，不可以用威势胁迫他们；百姓可以顺应他们，不可以强迫他们；百姓可以役使他们，不可以欺骗他们。
孔子说：“冉求欲望太多，怎么能刚强呢？”欲望对人的危害太严重了。人做不善的事，是欲望引诱他的，被引诱而不知道，就会达到天理灭绝而不知道反省的地步。所以眼睛贪恋美色，耳朵贪恋美声，以至于鼻子贪恋香气，嘴巴贪恋美味，身体贪恋安逸，这都是有所驱使的。那么用什么来堵塞欲望呢？回答说：思考罢了。学习贵在思考，只有思考才能堵塞欲望。曾子的每日三省，是堵塞欲望的方法。好胜的人毁灭天理，放纵欲望的人扰乱常道。
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这些都是合乎时宜的，从未不合乎中道。所以说：君子能够随时保持中道。
喜怒哀乐没有发作的时候，叫做中，中，是说内心寂静不动的，所以说它是天下的根本。发作出来都合乎法度，叫做和，和，是说感应而通达的，所以说它是天下的通行道理。学习，是让人向内探求，不向内探求而向外探求，不是圣人的学问。什么是不向内探求而向外探求？以文采为主的就是。学习，是让人探求根本，不探求根本而探求枝节，不是圣人的学问。什么是不探求根本而探求枝节？考究详略、采集同异的就是。这两者都对自身无益，君子不学习。
墨子的道德达到了极致，但君子不学习，因为他舍弃正道而走向其他道路。司马相如、司马迁的才能达到了极致，但君子不推崇，因为他们所谓的学问不是真正的学问。
庄子，是背叛圣人的人，而世上的人都说他矫正时弊。矫正时弊竟然像这样吗？伯夷、柳下惠是矫正时弊的人，他们与圣人有什么不同吗？还是没有什么不同呢？庄周、老聃，他们与伯夷、柳下惠类似吗？不类似吗？子夏说：“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值得看的地方，但用来实现远大目标恐怕会陷入困境。”孔子说：“钻研异端邪说，祸害就大了。”这是说异端有可取之处但不是正道的体现。
君子以见识为根本，行动次之。现在有一个人，力量能够实行，但见识不足以理解，那么异端邪说就会出现，他将随波逐流而不知道反省。内心不知道喜好和厌恶
，外不知是非，虽有尾生之信、曾参之孝，吾弗贵矣。学莫贵于知言，道莫贵于识时，事莫贵于知要。所闻者、所见者，外也，不可以动吾心。
译如果对外界的是非不明，即使有尾生那样的守信、曾参那样的孝顺，我也不看重他。学问没有比懂得言辞更重要的，道理没有比认清时势更重要的，做事没有比抓住关键更重要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不可以动摇我的心志。
《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此盖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且直也，能养之则无害矣。
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傅说之筑于傅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学之，天下之贤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过德，不欲名过实，不欲文过质。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文过质者人莫与长。
或问：“颜子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与贫贱而在陋巷者何以异乎？”曰：“贫贱而在陋巷者，处富贵则失乎本心；颜子在陋巷犹是，处富贵犹是。”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昼夜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
学不贵博，贵于正而已矣；言不贵多，贵于当而已矣；政不贵详，贵于顺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后必有事焉。此学者所宜尽心也。
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扩而充之，化昼之所害为夜气之所存，然后可以至于圣人。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不能体用之者，皆自弃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与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扰，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扰也，故善学者临死生而色不变，疾痛惨戚而心不动，由养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热而烦，不寒而栗，无所恶而怒，无所悦而喜，无所取而起。故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取，无所喜，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志顺故气不逆，气顺志将自正，志顺而气正，浩然之气也。然则养浩然之气者，乃在于持其志，无暴其气耳。
《中庸》曰：“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曰：“道不远人。”此特圣人为始学者言之耳，论其极，岂有可离与不可离而远与近之说哉？
学为易，知之为难；知之非难也，体而得之为难。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贵于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
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之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人之生也，小而好驰骋弋猎，大而好建功立名，此皆血气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则有易足之色；其病也，则有可怜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为形气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见啬于财而能为善者也，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者也。
君子之学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而老子以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亦自贼其性欤。
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能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思而有所得，则可与立；立而化之，则可与权。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也。
孔子告仲弓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则恶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无邪。
无好学之志，则虽有圣人复出，亦无益矣。然圣人在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远也，习闻之久矣。
《礼记》除《中庸》、《大学》，惟《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求之。《礼记》之《表记》，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学者必求其师，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故求师不可不慎。所谓师者何也？曰：理也，义也。
少成若天性，习惯
译《孟子》说：“这种气，极其宏大，极其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这大概是说浩然之气，极其宏大、极其刚强且正直，能够培养它就不会有损害了。
伊尹在有莘的田野耕作，傅说在傅岩筑墙。天下的事情不是逐一去学习的，天下的贤才不是逐一去认识的，明白道理在于自身罢了。
君子不希望才能超过德行，不希望名声超过实际，不希望文采超过质朴。才能超过德行的人不吉祥，名声超过实际的人会有灾祸，文采超过质朴的人没有人愿意与他长久相处。
有人问：“颜回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却不改变他的快乐，这与贫穷低贱而住在简陋巷子里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贫穷低贱而住在简陋巷子里的人，处在富贵之中就会失去本心；颜回住在简陋巷子里是这样，处在富贵之中也是这样。”
通晓昼夜的道理，就知晓昼夜和生死的道理；知晓生的道理，就知晓死的道理，尽到侍奉活人的道理，就尽到侍奉鬼神的道理。生死、人鬼，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为什么呢？因为和顺之气积累在心中，英华之气发露在外部，所以说话就形成文采，行动就合乎法度。
学习不贵在广博，贵在端正罢了；言语不贵在繁多，贵在恰当罢了；政令不贵在详尽，贵在顺从罢了。
意、必、固、我既已消亡之后，必定有所作为。这是求学的人应当尽心去做的。
夜间气息所保存的，是良知，是良能。如果扩充并充实它，把白天所损害的东西转化为夜间气息所保存的东西，然后才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孟子》说：“充分扩充自己本心的人，就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自己的本性，就认识天了。”心、性、天，并没有不同。人人都有这个道，只有君子能够体认并运用它，不能体认和运用的人，都是自暴自弃。所以孟子说：“如果能够扩充它，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扩充它，就不足以侍奉父母。”扩充与不扩充，都在于我自己罢了。
德行盛大的人，外物不能扰乱他，形体不能使他生病。因为外物不能扰乱他，所以善于学习的人面临生死而脸色不变，遭受疾病痛苦而内心不动，这是由于平时修养有素，不是一朝一夕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内心浮躁的人，不热却烦躁，不寒却战栗，没有厌恶却发怒，没有喜悦却欢喜，没有获取却兴起。所以君子没有比端正自己的气更重要的了。想要端正自己的气，没有比端正自己的志向更好的了。志向既然端正了，那么即使热也不烦躁，即使寒也不战栗，没有无故的发怒，没有无故的获取，没有无故的欢喜，去留依然如此，生死依然如此，这就叫做不动心。志向顺从所以气不逆反，气顺从志向自然端正，志向顺从而气端正，这就是浩然之气。那么培养浩然之气，就在于坚持自己的志向，不暴戾自己的气罢了。
《中庸》说：“道片刻也不能离开，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又说：“道不远离人。”这不过是圣人为初学者说的罢了，推究到极致，哪里有可离与不可离、远与近的说法呢？
学习容易，知晓困难；知晓并不困难，体认并得到它才困难。致力于细微之处的人，是就着细微之处去推究它。
人人都有比自身更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原因。
求学的人应当以《论语》、《孟子》为根本，《论语》、《孟子》既然已经研习透彻，那么六经可以不研习就明白了。
读书的人，应当观察圣人写作经典的本意，圣人用心的地方，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而我之所以没有达到、没有得到的原因，逐句去探求，白天诵读并体味，半夜思考，使心平静，使气平和，存留疑问，那么圣人的意旨就显现了。
人出生以后，小时候喜欢驰骋射猎，长大后喜欢建功立业、树立名声，这都是血气旺盛导致的。所以当他衰老时，就有知足的神色；当他生病时，就有可怜的话语。人的本性极其宏大，却被形体和气所役使而自己不知道，悲哀啊！
我没有见过吝啬钱财却能行善的人，我没有见过不真诚却能行善的人。
君子的学习，是让先知的人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唤醒后觉的人。而老子认为不是用来使民众明智，而是用来使他们愚昧，这难道不是自毁其本性吗？
有追求成为圣人的志向，然后才可以共同学习；能够学习并且善于思考，然后才可以走向正道；思考而有收获，就可以有所立；有所立并能化育他人，就可以通权达变。
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视听言动都符合礼叫做仁，仁与礼并没有不同。
孔子告诉仲弓说：“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当重大祭祀；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君子如果能这样用心，能这样存心，那么哪有不行仁的人呢？其根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没有好学的志向，那么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没有益处。然而圣人在世而百姓多行善，是因为沉浸于其教化深厚且深远，长久地习闻其教诲。
《礼记》除了《中庸》、《大学》，只有《乐记》最接近道，求学的人深思并自行探求。《礼记》中的《表记》，大概也接近道吧，它的言论端正。
求学的人一定要寻找老师，记忆问答、文章不足以成为人的老师，因为所学的是外在的东西，所以寻找老师不可不慎重。所谓的老师是什么？回答说：是理，是义。
年少时形成的习惯如同天性，习惯
成自然，虽圣人复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尽其才也。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也，苟纵其心不知反，则亦禽兽而已。
译成就自然的本性，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会改变这句话。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由于后天习染不同而相差甚远，只有最聪明的人和最愚笨的人是不会改变的。”所谓下愚并非本性如此，而是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罢了。君子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具有仁义的本性，如果放纵自己的心志而不知道反省，那也就和禽兽一样了。
形易则性易。性非易也，气使之然也。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绝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
君子之学贵乎一。一则明，明则有功。
德盛者言传，文盛者言亦传。
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言语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
孔子之道发而为行，如乡党之所载者，自诚而明也；由乡党之所载而学之，以至于孔子者，自明而诚也。及其至焉，一也。
闻善言则拜，禹所以为圣人也；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颜子所以为大贤也。后之学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故《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
学以和为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
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
尧舜之为善与桀纣之为恶，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道、德、仁、义、礼，分而为五也。
圣人无优劣。尧舜之让，禹之功，汤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矣。然而学者有无思虑而得者，何也？曰：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则足以知其终，反终则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说如是而己矣。故以春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为终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与是类乎？
其次致曲者，学而后知之也，而其成也，与生而知之者不异焉。故君子莫大于学，莫害于画，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弃。学而不止，此汤武所以圣也。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
杞柳，荀子之说也；湍水，杨子之说也。
圣人所知，宜无不至也；圣人所行，宜无不尽也。然而《书》称尧舜，不曰刑必当罪，赏必当功，而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异乎后世刻核之论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进，自大者道远。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进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惟圣人之道无所进退，以其所造者极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书，学者之至也，而其始则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盖言学者始于诚也。
杨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柔而不决。其论性则曰：“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荀子悖圣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而谓人之性恶。性果恶耶？圣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
圣人之言，远如天，近如地。其远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杨子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问文中子，曰愚；问荀子，曰悖；问韩愈，曰外。愚悖皆非学圣人者也，扬雄其几乎？
或问贾谊，曰：“谊有之。”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贤。”孔与墨一言之，其识末矣，其亦不善学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也。善治者于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于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劳，于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学之，将欲成之也，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学，成而不能行其学，则乌足贵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耶，虽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无心害我耶，疑之则己
译形体改变了，本性也随之改变。本性并非轻易改变，是气的作用使它如此。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并不是断绝百姓的欲望而强迫人做不能做的事，而是用来防范欲望、警戒奢侈，从而使人步入正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为了阐明事理。
最显明的，没有比事情更甚的；最细微的，没有比道理更甚的。而事情与道理是一致的，细微与显明同出一源。古代君子所说的善于学习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通晓这一点罢了。
君子学习贵在专一。专一就明达，明达就有功效。
德行盛大的人，言论流传；文采盛大的人，言论也流传。
名物历数的学问，君子学习它，但不把它作为根本；言语有条理，君子知道它，但不把它作为开端。
孔子的道发挥出来成为行为，像《乡党》篇所记载的那样，是从真诚而达到明达；从《乡党》篇所记载的行为去学习，以至于达到孔子的境界，是从明达而达到真诚。等到达到极致，两者是一样的。
听到善言就拜谢，这是禹成为圣人的原因；以能向不能请教，以多向少请教，这是颜回成为大贤的原因。后来的学者有一点长处就自满，真是可悲啊。
做学问的方法，必须以思考为本。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不能得到。所以《尚书》说：“思考称为睿”，“睿称为圣”。思考所以能睿，睿所以能圣。
学习以和谐为本，获取其次，实行再次，言语又次之。
诚信不足以穷尽真诚，就像仁爱不足以穷尽仁德。
董仲舒说：“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效。”这是董子超越其他诸子的原因。
尧舜行善与桀纣作恶，他们的自信是一样的。
《老子》说：“失去道而后有德，失去德而后有仁，失去仁而后有义，失去义而后有礼。”那么道、德、仁、义、礼，就分为五类了。
圣人没有优劣之分。尧舜的禅让，禹的功绩，汤武的征伐，伯夷的清高，柳下惠的温和，伊尹、周公在上位而道得以施行，孔子在下位而道不能施行，他们的道是一样的。
不深入思考就不能达到道的境界；不深入思考而得到的，其所得是浅薄的。然而学者中有不思考就得到的，为什么呢？回答说：以不思考而得到的，正是用来深入思考而得到的；以不思考为不思考而自以为得到的，是没有的。
推究开始就足以知道结束，反推结束就足以知道开始，生死的道理就是这样罢了。所以以春天为开始而推究它，必然有冬天；以冬天为结束而反推它，必然有春天。生死，大概与此类似吧？
其次致力于细微之处的人，是学习后才知道的，而其成就，与生来就知道的人没有不同。所以君子没有比学习更大的，没有比画地为牢更有害的，没有比自满更糟糕的，没有比自暴自弃更严重的。学习不停止，这是商汤、周武王成为圣人的原因。
古代的学者为了完善自己，最终达到成就万物；现在的学者为了取悦他人，最终导致丧失自我。
杞柳，是荀子的说法；湍水，是杨子的说法。
圣人所知道的，应该没有不到的；圣人所实行的，应该没有不尽的。然而《尚书》称颂尧舜，不说刑罚必定符合罪行，奖赏必定符合功劳，而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功劳有疑问就从重”。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违背常法，这与后世苛刻严酷的议论不同。
自我夸耀的人接近刑罚，自我欢喜的人不能进步，自我自大的人远离大道。
君子学习必须每天更新，每天更新就是每天进步，不每天进步的人必然每天退步，没有不进步也不退步的。只有圣人的道没有进退，因为他所达到的境界是极致的。
侍奉君主的道没有比忠诚更好的，对待下属的道没有比宽恕更好的。
《中庸》这本书，是学者的极致，而其开始就说：“在看不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听不到的地方保持恐惧。”大概是说学者从真诚开始。
杨子没有自得之处，所以他的言论蔓延不断，优柔寡断。他论性时说：“人的本性，善恶混杂，修养善的一面就成为善人，修养恶的一面就成为恶人。”荀子违背圣人，所以把孟子列为十二子之一，而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本性果真恶吗？圣人怎么能违背本性而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圣人的言论，远如天，近如地。其远，似乎不可得，而其近，也可以实行。杨子说：“圣人的言论远如天，贤人的言论近如地。”这是不对的。
有人问文中子，我说愚昧；问荀子，我说悖逆；问韩愈，我说外道。愚昧和悖逆都不是学习圣人的人，扬雄大概接近吧？
有人问贾谊，我说：“贾谊有。”我说：“没有孔子、墨翟那样的贤能。”孔子和墨翟一句话，他的见识就浅薄了，他也不是善于学习的人。
一定要井田制，一定要封建制，一定要肉刑，这不是圣人的道。善于治理的人，实行井田制而百姓不困苦，实行封建制而百姓不劳累，使用肉刑而百姓不怨恨。所以善于治理的人得到圣人的意图而不拘泥于其形迹，形迹，是圣人根据一时的利益而制定的。
人小时候学习，是为了成就自己，既然成就了，就要去实行。学习而不能成就学问，成就了而不能实行学问，那怎么值得珍贵呢。
对待人有道，不怀疑罢了。如果那人有心害我，即使怀疑也不能改变他的心；如果那人无心害我，怀疑他
昔者圣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孟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惟能亲亲，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贤，故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惟仁与义尽人之道，尽人之道则谓之圣人。
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志；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异端亦必诚而后得，而况欲为君子者乎？故曰：学者不可以不诚。虽然，诚者在知道本诚之耳。
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无得，不问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寿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于天，不可增损加益，而欲服食而寿，悲哉！
见摄生者而问长生，谓之大愚；见卜者而问吉凶，谓之大惑。
或问性，曰：“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孔子没，曾子之学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导之耳；礼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圣人复出必因今，衣服器用为之节文，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尔。
范纯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尝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处。几案无长物，砚墨刀笔，终岁不易，其平生所观书，如手未触。衣稍华者不服，十余年不易衣，亦无垢污，履虽穿，如新。皆出于自然，未尝有意如此也。
元佑年中，议南北郊久不决，一日有旨罢议，依祖宗故事合祭。范纯夫在翰苑草诏，其诏云：“列圣已行，谨当遵奉。先朝未举，惧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谓纯夫曰：“大哉王言，久无此作也。”
《资治通鉴》成，范纯夫为温公草《进书表》，简谢纯夫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发者。”温公书帖无一字不诚实也。范纯夫为蜀公草《进乐表》云：“法已亡于千载之后，声欲求于千载之前。兹为至难，理若有待。”又为申公草《遗表》云：“才力绵薄，岂期位列于三公；疾▯撄缠，敢望年逾于七十。”人谓二公胸中事矣。
申公薨，范纯夫托山谷草遗表，表成不用。又尝托山谷草《司马公休谢起碑楼表》，窜改止余数字，以示山谷，略无忤色，但逊谢而已。
纯夫寡言语，不问即不言。其后纯夫子冲自岭表扶护归，过荆州，见山谷，道纯夫数事，皆所不知。纯夫在史院报丞相上马，后为诸人讲《左传》，一授乃出。鲁直盖受左氏学于纯夫也。
纯夫苦河鱼，在告彭器资。黄鲁直来问疾，欲退，纯夫揖鲁直立户外，与器资户内立语移时，复揖鲁直，略无忤色。
纯夫元佑末，与东坡数上疏论事。尝约各草上一疏，东坡访纯夫，求所作疏先观，读尽遂书名于末，云：“某不敢复为疏矣。”纯夫再三求观，竟不肯出，云：“无以易公者。”东坡（别作一条）《和纯夫月砚》诗：上书挂名岂待我，独立自可当雷霆，盖纪实也。
苏东坡好戏谑语，言或稍过，范纯夫必戒之。东坡每与人戏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纯夫排行第十三也。
纯夫撰《宣仁太后发引曲》，命少游制其一，至史院出示同官。文潜曰：“内翰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诗也；少游直似柳三变。”少游色变，纯夫谓诸子曰：“文潜奉官长戏同列，不可以为法也。”
东坡谓范纯夫曰：“公之文可以经世，皆不刊之说，如某但涉猎为文耳。”
元佑中，客有见伊
译从前，圣人确立做人的准则，说是仁与义。孟子说：“仁就是人，以亲爱亲人为最重要；义就是适宜，以尊重贤人为最重要。”只有能够亲爱亲人，所以才能做到敬爱自己的长辈进而推广到敬爱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晚辈进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晚辈；只有能够尊重贤人，所以才能让贤人在高位，能人在职位。只有仁与义穷尽了做人的准则，穷尽了做人的准则就称为圣人。
求学的人不可以不真诚，不真诚就不能行善，不真诚就不能成为君子。修习学问如果不真诚，学问就会驳杂；处理事务如果不真诚，事务就会失败；为自己谋划如果不真诚，就是欺骗自己的内心而自弃志向；与人交往如果不真诚，就是丧失自己的品德而增加别人的怨恨。如今那些旁门左道也必定要真诚才能有所得，何况想要成为君子的人呢？所以说：求学的人不可以不真诚。虽然如此，真诚在于懂得道本来就是真诚的罢了。
古代进行占卜，是用来决断疑惑的，现在的占卜却不是这样，只是计算命运的困顿与通达，比较自身的显达与否罢了。唉！这也太糊涂了。
不思考所以会有疑惑，不探求所以没有收获，不询问所以不知道。
世上那些服用丹药希望长寿的人，真是太愚蠢了。寿命是上天赋予的，不能增加或减少，却想靠服用丹药来长寿，可悲啊！
见到养生的人就询问长生不老，称为大愚蠢；见到占卜的人就询问吉凶，称为大糊涂。
有人问人性，回答说：“顺从它则吉祥，违背它则凶险。”
孔子去世后，曾子的学问日益光大。孔子去世后，传承孔子之道的只有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孟子死后没有得到传承。到孟子这里，圣人的道更加尊贵。孟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这是孔子的做法。”“孔子，是顺应时势的圣人。”所以懂得《易经》的没有人比得上孟子。他说：“王者的足迹消失而《诗经》衰亡，《诗经》衰亡之后《春秋》才出现。”“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那一方比这一方稍好一些罢了。征伐，是上级讨伐下级，敌对的国家互相之间不能征伐。”所以懂得《春秋》的，没有人比得上孟子。
礼的根本源于百姓的情感，圣人只是顺着它加以引导罢了；礼的器物源于百姓的风俗，圣人只是顺着它加以节制和修饰罢了。圣人如果再次出现，必定依据当今的情况，对衣服器物加以节制和修饰，他所说的重视根本而亲近实用，也就是在于当时的君王斟酌增减罢了。
范纯夫闲居时，神色庄重，端坐正位，从未不戴帽子，进出行走，都有固定的地方。几案上没有多余的东西，砚台、墨、刀、笔，整年都不更换，他平生所看的书，好像手都没有触碰过。衣服稍微华丽的就不穿，十多年不更换衣服，也没有污垢，鞋子即使破了，也像新的一样。这都是出于自然，从未有意这样做。
元佑年间，议论南北郊祀之事很久不能决定，一天有旨意停止议论，依照祖宗旧例合祭。范纯夫在翰林院起草诏书，他的诏书写道：“历代圣王已经实行，应当谨慎遵奉。先朝未曾举行，担心不能胜任。”胡右丞宗愈对范纯夫说：“多么伟大的王言啊，很久没有这样的作品了。”
《资治通鉴》编成，范纯夫为司马光起草《进书表》，司马光写信感谢范纯夫说：“真能表达我心中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司马光的书信帖中没有一字不诚实。范纯夫为韩琦起草《进乐表》写道：“乐法已经在千年之后失传，乐声却想在千年之前寻求。这是极其困难的，道理似乎有所期待。”又为申公起草《遗表》写道：“才力微薄，哪里期望位列三公；疾病缠绕，怎敢奢望年过七十。”人们说这是两位公爷胸中的事。
申公去世，范纯夫委托黄庭坚起草遗表，表写好后没有采用。又曾委托黄庭坚起草《司马公休谢起碑楼表》，删改后只剩余几个字，拿给黄庭坚看，黄庭坚脸上毫无违逆之色，只是谦逊谢罪罢了。
范纯夫很少说话，不问就不说。后来范纯夫的儿子范冲从岭南护送灵柩归来，经过荆州，见到黄庭坚，讲述范纯夫的几件事，都是黄庭坚不知道的。范纯夫在史院报告丞相上马，后来给众人讲解《左传》，讲完一次就出去了。黄庭坚大概是向范纯夫学习《左传》的。
范纯夫患有河鱼之疾，在家告假时告诉彭器资。黄鲁直来探望病情，想要退下，范纯夫作揖让黄鲁直站在门外，与彭器资在门内站着交谈了很久，又作揖让黄鲁直进来，脸上毫无违逆之色。
范纯夫在元佑末年，与苏东坡多次上疏议论政事。曾经约定各自起草一道上疏，苏东坡拜访范纯夫，请求先看他所写的上疏，读完就在末尾签上名字，说：“某不敢再写疏了。”范纯夫再三请求观看，终究不肯拿出，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您的。”苏东坡（另作一条）《和纯夫月砚》诗：“上书挂名岂待我，独立自可当雷霆”，大概是记录实事。
苏东坡喜欢开玩笑的话，言语有时稍微过分，范纯夫必定告诫他。苏东坡每次与人开玩笑必定祈祷说：“不要让范十三知道。”范纯夫排行第十三。
范纯夫撰写《宣仁太后发引曲》，命令秦观制作其中一首，到了史院出示给同僚。秦观说：“内翰所作《烈文》，是《昊天有成命》那样的诗；秦观简直像柳三变。”秦观脸色大变，范纯夫对各位说：“秦观奉承长官戏弄同僚，不可以作为榜样。”
苏东坡对范纯夫说：“您的文章可以经世致用，都是不可更改的言论，像我只是涉猎写文章罢了。”
元佑年间，有客人见到伊
川先生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谓客曰：“近方见此书，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崇宁初，纯夫子冲见栾城先生于颍昌，栾城曰：“老来不欲泛观书，近日且看《唐鉴》。”
译川先生案头没有其他书籍，只有刊印的一部《唐鉴》。先生对客人说：“最近才看到这本书，自夏商周三代以后，没有这样的议论。”崇宁初年，纯夫先生到颍昌拜见栾城先生，栾城先生说：“年老后不想广泛阅览书籍，近日姑且看《唐鉴》。”
元佑中，举子吴中应大科以进卷，遍投从官。一日与李方叔诸人同观，文理乖谬，抚掌绝倒。纯夫偶出见之，问所以然，皆以实对。纯夫览其文数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语，侍坐者亦不敢问。他日吴中请见，纯夫谕之曰：“观足下之文，应进士举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误，请归读书学文，且习进士。”吴辞谢而去。
元佑中，承议郎游冠卿知咸平县回，纯夫同年，一日来谒，曰：“畿邑任满，例除监司，欲乞一言于凤池。”是时纯夫叔在中书也。纯夫答曰：“公望实审当为监司，朝廷必须除授。家叔虽在政府，某未尝与人告差遣。”冠卿惭沮而退。其子冲实闻此语，因问于公曰：“说与不说皆可也，何必面斥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吾故以诚告之。”
范纯夫久在经筵，进职青琐，引疾乞归蜀，章十上，得请，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帘前，太母宣谕曰：“范侍讲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请。昨日孩儿再三留他（谓哲宗），可谕与，且为孩儿留，未可求出，前降指挥不行。”于是公不复有请。
《资治通鉴》刊成，赐执政、从官及曾预编校者。张芸叟以诗谢纯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滞周南二十春。纯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紬书东洛布成均。网罗遗逸三千载，笔削兴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坟典大，上思稽古宪章新。乌台御史词谁校，头白今为汗简人。
郑闳中祭酒，闽中先生也，年老得请宫祠，太学生上书乞留，纯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戣故事，不报。公有诗送闳中云：顾我言非韩吏部，多公节似孔尚书。公称闳中长者，常论边事，闳中先生只是饶人。
雅州蒙山常阴雨，谓之漏天，产茶极佳，味如建品，纯夫有诗云：漏天常泄雨，蒙顶半藏云。为此也。
温公在洛，应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谓公休曰：“此子弟职，岂可不习？”公休辞不能。纯夫曰：“请试为之，当为改窜。”一再撰呈，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学也。”
温公事无大小必与公议，至于家事，公休亦不自专，问于公而后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恸，挽诗云：鲍叔深知我，颜渊实丧予。
富郑公在延，潞公请范纯夫作致语云：“衮衣绣裳，迎周公之归老；安车驷马，奉汉相之罢朝。”富公大喜。
范纯夫每次日当进讲，是夜讲于家，郡从弟子毕集听焉，讲终点汤而退。
元佑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讲，每造迩英过押班御药阁子，都知以下列行致恭即退。顾子敦尝与都知梁惟简一言，公大以为失体。陈衍初管当御药院，来谢，宅门数步外下马，留榜子与阍者，云：“烦呈覆，欲知曾到门下。”其后公为谏议大夫，僦居城西白家巷，东邻陈衍园也，衍每至园中，不敢高声，谓同列曰：“范谏议一言到上前，吾辈不知死所矣。”其畏惮如此。
元佑末，纯夫数上疏论时事，其言尤激切，无所顾避。文潜、少游恳劝以谓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间言之，公曰：“吾出剑门关，称范秀才，今复为一布衣，何为不可？”其后远谪，多缘此数章也。
绍圣初，籍定元佑党止数十人，世号精选，其后乃泛滥，人以得预为荣，而议者不以为当也。刘莘老、梁况之终于贬所，因尚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既没，不及再贬，故诸子尽废。范纯夫以是移化，事实不类，其子冲亦停官，竟不知当时如何行遣也。
纯夫谏疏多自毁去，平生为文，深不欲人知。京师刊行《唐鉴》，公欲为文，移开封毁板，后其子冲陈不可，乃已。纯夫荐士，后多贵显，人无知之者。纯夫子冲问：“欧公知圣俞为深，相与至厚。然不闻荐引，卒使沈于下僚，何也？”公曰：“前辈不以朝廷官爵私于朋友故旧。”（别作一条）公言：“旧日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则难立朝矣’。”
纯夫著作郎兼侍讲，谒告省蜀公于许。上以手诏抚问蜀公，并赐茶药，又遣中使赐纯夫银百两为路费
译元祐年间，举子吴中参加大科考试，带着进呈的试卷，到处投递给从官。一天，他与李方叔等人一起观看，发现文章文理错乱荒谬，便拍手大笑，几乎笑倒。范纯夫偶然出来看到这一幕，询问原因，大家都如实回答。纯夫翻阅了他的几篇文章，不笑也不说话，合上卷子谈论其他话题，侍坐的人也不敢询问。后来吴中请求拜见，纯夫告诉他说：“看你的文章，连参加进士科考试都不行，何况是大科呢？这一定是有人误导了你，请回去读书学习写文章，先练习参加进士科考试。”吴中辞谢后离开。
元祐年间，承议郎游冠卿任咸平县知县期满回京，他是纯夫的同科进士，一天前来拜见，说：“京畿地区的县令任期届满，按惯例升任监司，我想向凤池（中书省）求取一句话。”当时纯夫的叔父在中书省任职。纯夫回答说：“您的声望确实应当担任监司，朝廷一定会任命。家叔虽然在政府任职，但我从未替人请求过差遣。”游冠卿羞愧沮丧地退下。他的儿子游冲听到这话，因此问纯夫说：“说与不说都可以，何必当面斥责他呢？”纯夫说：“这样做是欺骗这个人，所以我用诚意告诉他。”
范纯夫长期在经筵任职，晋升为青琐（中书舍人），称病请求回蜀地，奏章上了十次，才得到批准，以待制的身份担任梓州知州。第二天，丞相在帘前奏事，太皇太后宣谕说：“范侍讲请求离去非常坚决，所以勉强顺从他的请求。昨天孩儿（指哲宗）再三挽留他，你可以告诉他，暂且为孩儿留下，不要请求出京，之前下达的命令不要执行。”于是纯夫不再请求离职。
《资治通鉴》刊印完成后，赐给执政官、从官以及曾经参与编校的人。张芸叟写诗感谢纯夫说：“我投奔湘水五千里，您滞留周南二十春。”纯夫和诗说：“六世承平有史臣，整理书籍在东洛布成均。网罗遗逸三千载，删削兴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坟典大上思稽古宪章新。乌台御史的词章谁校勘，头发白了如今成为汗简人。”
郑闳中任国子祭酒，是闽中的先生，年老后请求担任宫观祠禄官，太学生上书请求挽留，纯夫上疏引用韩愈挽留孔戣的旧例，没有得到回复。纯夫有诗送别郑闳中说：“顾我言非韩吏部，多公节似孔尚。”纯夫称赞郑闳中是长者，常谈论边事，郑闳中先生只是宽让人。
雅州蒙山经常阴雨，称为漏天，出产的茶极佳，味道像建州茶，纯夫有诗说：“漏天常泄雨，蒙顶半藏云。”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司马光在洛阳时，应用的文字都由纯夫起草，一天对纯夫说：“这是子弟的职责，怎么能不练习呢？”纯夫推辞说不能。纯夫说：“请试着写一下，我会修改。”一两次撰写呈上，已经可以使用。司马光高兴地说：“没有像这样好学的子弟。”
司马光事情无论大小一定与纯夫商议，至于家事，纯夫也不独自专断，询问司马光后才行动。纯夫去世，司马光痛哭，挽诗说：“鲍叔深知我，颜渊实丧予。”
富弼在延州时，韩琦请范纯夫作致语说：“衮衣绣裳，迎接周公归老；安车驷马，奉送汉相罢朝。”富弼非常高兴。
范纯夫每次轮值进讲，当晚在家讲学，郡中的从弟子弟都聚集来听，讲完喝完汤就退下。
元祐初年，范纯夫以著作佐郎兼侍讲，每次造访迩英阁经过押班御药阁子，都知以下官员列队致敬后退出。顾子敦曾经与都知梁惟简说了一句话，纯夫认为这是失礼。陈衍刚掌管御药院，来致谢，在住宅门外几步处下马，留下名帖给守门人，说：“烦请呈递回复，想知道是否曾到门下。”后来纯夫任谏议大夫，租住在城西白家巷，东邻是陈衍的园子，陈衍每次到园中，不敢高声说话，对同僚说：“范谏议一句话传到皇帝面前，我们不知道死在哪里了。”他畏惧忌惮到这种程度。
元祐末年，纯夫多次上疏议论时事，言辞尤其激切，无所顾忌回避。文潜、少游恳切劝说他认为不可以，纯夫心意终究不改变。他的儿子范冲也趁机进言，纯夫说：“我出剑门关，自称范秀才，现在又成为一个布衣，为什么不可以？”后来被远谪，多因这几篇奏章。
绍圣初年，登记确定元祐党人只有几十人，世人称为精选，后来才泛滥，人们以能列入为荣，而议论者认为不恰当。刘莘老、梁况之最终死在贬所，因为尚洙的话，朝廷认为两位公既已去世，不及再贬，所以他们的儿子都被废黜。范纯夫因此被移任化州，事实不类似，他的儿子范冲也被停官，终究不知道当时如何处置。
纯夫的谏疏多自己销毁，平生写文章，深不愿让人知道。京师刊行《唐鉴》，纯夫想写文章，移文开封府销毁书板，后来他的儿子范冲陈述不可以，才停止。纯夫推荐士人，后来多显贵，没有人知道。纯夫的儿子范冲问：“欧阳修深知梅圣俞，交情至厚。然而不听说推荐引荐，最终使他在下僚沉沦，为什么呢？”纯夫说：“前辈不把朝廷官爵私相授受给朋友故旧。”（另作一条）纯夫说：“以前子弟赴任有请求蜀公写信的，蜀公不允许。说：‘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就难以在朝廷立足了’。”
纯夫任著作郎兼侍讲，请假回蜀地探望司马光于许昌。皇上以手诏抚慰询问司马光，并赐茶药，又派中使赐纯夫银百两作为路费。
元佑初，讲《论语》彻章，锡宴东宫，上赐御书，讲读官各上书并表记。纯夫表云：“愿陛下笃志学问，亦如好书；益进道德，皆若游艺。则圣神可至，事业可成。如天之积高，地之积厚，广大深远，不可得而量也。”公遇事必规，皆类此。
纯夫自宾移化，朝旨严峻，郡官不敢相闻。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币来献。纯夫谢遣之，一无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见大星殒门外，中夜闻传呼开门，果然是夜公薨，后三日，殡于寺中。宾州人李宝善地理，谓纯夫子冲曰：“寺当风水之冲。”指寺北山一亢曰：“此可殡，不难安稳，岁余必得归。”遂卜之改殡。是年飓风作，屋瓦皆飞，大木尽拔，独北山殡所不动，次年归葬如李言。后有自岭外来者云：土人至今庙祀公于北山。
纯夫云：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庙登遐，追百官班。徐王、荆王皆在殿门外，已闻禁中哭声，二王徘徊忧惨，殿门尚闭，不得进，少顷，开门，同百官入。范公时为奉议郎秘书省正字。神宗服药已久，徐王、荆王数入问疾，太母谕之曰：“自此不须来。”其后更不敢至禁中。太母严礼法，其意止为宫人难回避也。出《温公记事》。
司马植云：“神宗疾大渐，太母谕梁惟简曰：‘令你新妇作一领黄背子，十来岁孩儿着得者，不得令人知。’次日惟简袖进。哲宗即位柩前，衣此背子也。”
邵成章云：“元佑中，太母下诏，苏轼视草云：‘苟有利于社稷，予何爱于发肤？’纯夫云：‘此太后圣语也，子瞻直书之。’”
世传铜雀台瓦验之有三：锡花、雷布、藓疵三者是也。然皆风雨雕镌，不可得而伪。
范文正公一日内殿讲《论语》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乃云若《无逸》所谓‘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谨和缓。”其人云：“勤谨和已闻命矣，缓字未谕。”李云：“甚事不因忙后错了？”
刘器之云：“富郑公年八十，书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张文孝公观座右铭云：“怒者变常而逆德，戕贼和气，和气为性命之本，可不宝之？和顺积中，大盈若冲，保其宗，施于公，吾与之终。”
温公以杨子论性为近，不取孟荀。又谓：“性如地，善如五谷恶如莨莠，地岂容只生谷而不生莠耶？学者当除莠养谷耳。”
或专说学问求放心，余曰：“曾于何处放，今何处求。如人失物下榜寻求，须画个样子于榜上，方始可以寻求。却烦孟子画个心样子，使后世学者求放。这回若寻得，深藏牢闭，将诚紧紧守定，应是不教失了。十年二十年一世二世，开放门，依旧不见。操之则存，向甚处着？舍之则亡，向甚么处去也？心是何物？操是何人？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背后底。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作一件大大事，斩却生根，自无死蔓。如何是生根？无明是。如何下手？斩得把将来。”
仁义根于心，不知根那个心。识得心之体，便知得身之体，知得身之体，不妨说个“▯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译元佑初年，讲解《论语》完毕，在东宫赐宴，皇上赐予御书，讲读官各自呈上书籍和表记。纯夫的表文说：“希望陛下专心致志于学问，也如同喜爱书法；增进道德修养，都好像游艺一般。那么圣明神武的境界可以达到，功业可以成就。就像天空积累得高，大地积累得厚，广大深远，无法测量。”纯夫遇事必定规劝，都类似这样。
纯夫从宾州调任化州，朝廷旨意严峻，郡中官员不敢与他往来。刚到城外，父老居民都出来送行，有的人拿着金银钱财来献。纯夫推辞并遣散他们，一概不受，大家都感动流泪离去。化州城外的寺庙僧人，一天晚上看见大星陨落在门外，半夜听到传呼开门，果然那天夜里纯夫去世，三天后，在寺中停灵。宾州人李宝擅长风水，对纯夫的儿子李冲说：“寺庙处在风水的冲要之地。”指着寺庙北边山的一处高地说：“这里可以停灵，不难安稳，一年多必定能归葬。”于是占卜后改葬。这一年飓风大作，屋瓦都飞起，大树全部拔起，唯独北山停灵的地方不动，第二年归葬正如李宝所言。后来有从岭南以外来的人说：当地人至今在北山建庙祭祀纯夫。
纯夫说：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皇帝驾崩，追召百官列班。徐王、荆王都在殿门外，已经听到宫中的哭声，两位王徘徊忧虑悲伤，殿门还关着，不能进去，过了一会儿，开门，同百官进入。范公当时任奉议郎秘书省正字。神宗服药很久，徐王、荆王多次入宫问安，太母告诉他们说：“从此不必再来。”此后更不敢到宫中。太母严守礼法，她的意思只是担心宫人难以回避。出自《温公记事》。
司马植说：“神宗病危，太母告诉梁惟简说：‘让你媳妇做一件黄背子，十来岁孩子能穿的那种，不要让人知道。’第二天梁惟简袖中进献。哲宗在灵柩前即位，穿的就是这件背子。”
邵成章说：“元佑年间，太母下诏，苏轼起草诏书说：‘如果有利于国家，我哪里吝惜头发皮肤？’纯夫说：‘这是太后的圣语，子瞻如实写下来。’”
世人传说铜雀台瓦验证有三样：锡花、雷布、藓疵这三样。然而都是风雨雕琢而成，无法伪造。
范文正公一天在内殿讲《论语》说：“‘别人不了解自己却不生气，不也是君子吗？’又说像《无逸》所说的‘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则君王自己恭敬德行’。”
李若谷教导一位新官说：“勤谨和缓。”那人说：“勤谨和已经领命了，缓字没有理解。”李说：“什么事不是因为忙后做错了？”
刘器之说：“富郑公八十岁时，在座屏上写：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张文孝公看座右铭说：“愤怒是改变常态而违背德行，伤害和气，和气是性命的根本，能不珍视吗？和顺积累在心中，大盈若虚，保住宗族，施于公家，我与它始终如一。”
司马光认为杨子论性较近，不取孟子和荀子。又说：“性像地，善像五谷恶像杂草，地难道能只长谷而不长杂草吗？学者应当除草养谷。”
有人专门说学问求放心，我说：“曾在何处放，现在何处求。像人失物贴榜寻求，须在榜上画个样子，才能寻求。却烦孟子画个心的样子，让后世学者求放。这回若寻得，深藏紧闭，将诚紧紧守住，应是不教失了。十年二十年一世二世，打开门，依旧不见。操之则存，向何处着？舍之则亡，向何处去？心是什么？操是谁？站立时看见它参于前，在车上看见它倚于衡背后。朝闻道，夕死可矣。当作一件大事，斩断生根，自然没有死蔓。什么是生根？无明是。如何下手？斩得拿过来。”
仁义根于心，不知根哪个心。识得心之体，便知身之体，知身之体，不妨说个“油然而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肢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