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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治世龟鉴》由元代苏天爵撰写。苏天爵著有《名臣事略》，已著录在案。这本书是成化丙午年，吴江知县太和陈尧弼刊印的。篇首苏天爵的官衔，题写为中奉大夫、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考证《元史》苏天爵本传，他两次担任此官，一次在至正七年，一次在至正十二年。此书前有林兴祖、赵�二人所作的序，都标有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可知作于他再次任职之时。当时叛乱势力从淮右蔓延到江东，朝廷下诏让苏天爵统领饶州、信州军队，攻克收复一路六县。正当战乱纷扰之际，他竟能留心于治理之道，所采集的都是宋以前的善政嘉言，而主旨归于培养国家元气。其目录共有六项：曰治体，曰用人，曰守令，日爱民，日治政，最后以止盗结尾，大概有深意在其中。苏天爵的著述记载在本传中的有，《名臣事略》十五卷，《文类》七十七卷，《松厅章疏》五卷，《松厅笔记》二卷，诗七卷，文三十卷，又记载有《辽金纪元》、《黄河源委二书，未及脱稿，而未记载此书。然而赵汸的序如今载于《东山存稿》第二卷中，与此本完全相符，可知并非伪托。本传大概是偶然遗漏了，这也足以证明《元史》多有疏漏了。

序

《治世龟鉴》，是由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的赵郡苏公所编纂的。大纲共有六项：曰治体，曰用人，日守令，日爱民，日治政，日止盗。每个纲目各有其条目。这确实是前人的龟卜，不远之镜鉴。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没有一项可以遗漏。我姑且在六纲的条目中，各举其一，以类推其余。治体的条目有九项：司马光评论牛僧孺，而称其为诬蔑。现在评论治体的人，必定不会像牛僧孺那样诬蔑。用人的条目有十四项：欧阳修评论冯道，说他无廉耻。司马光认为冯道是奸臣中的尤甚者。现在用人的人，必定不会任用这样的人。守令的条目有六项：说开始制造簿书，是为了防备遗忘罢了。现在反而追求在案牍上精细，而忽视人才。这是张九龄将重任归于守令的原因，作为守令，不可不思考这一点。爱民的条目有六项：有人说放宽茶盐禁令，不是应当首先做的。这是范仲淹的话。掌管大计的人，难道可以不思考应当首先做什么吗？治政的条目有十一项，而汉建武诏书中所谓减少吏员的，难道不是当今治政的要务吗？而其止盗的条目有八项：引用孔子的话：“如果你们自己不贪欲，即使奖励他们偷窃，他们也不会偷。”这难道不是人世间最简易而容易实行的吗？我对《龟鉴》的纲目，并非有所取舍。大概各举其一，而其余无非都可以作为龟鉴。苏公著述流传于世的，有《名臣事略》，有《文类》，在《伊洛渊源录》中有序，我都曾读过。他明体适用的学问，实际上是得自鲁斋先生许衡。至正十二年壬辰年，良月吉日，三山林兴祖谨书。

从前先王兴盛之时，纪纲法度完备，子孙得以依据这些来治理国家，称为成宪旧章。而君臣上下共同借鉴前代，以保全天命、维系民心，忧虑勤勉，警惕戒惧，不敢稍忘，以此作为家法。他们在未乱之前就制定制度，所以即使有祸乱萌芽其中，也能在困难时图谋，在细微处着手，可以没有忧患。难道会有突然土崩瓦解的祸患吗？秦人不师法古人，将三代圣人用来维持天下的工具，以及其深微的意旨，全部扫除荡灭。大概不只是焚烧经书、杀害学士足以亡国。从此以后，创业的人无所因袭，守成的人无所遵循，而庙堂的筹策，侍从的论思，就成为治乱安危的根本，其不可忽视，是明显的。然而历代简策所保存的，忠言嘉谋哪里能数得尽？在当时，有的被采用，有的被采用而未究其底，有的最终未被采用，得失都可以考证得知。而从今天看来，那么他们所赞赏的都可以用来劝勉，他们所警戒的没有不可以惩戒的。至于上下古今，广泛观察而简约选取，以留给当世而示后来者，或许圣贤经世的志向能有一二显现，那么这确实是君子的用心啊！江浙行省参政赵郡苏公，曾经采集经史百家书中切合治道政要的，辑为一编，曰《治世龟鉴》。极其简略而不遗漏，非常深刻而不偏激，疏通练达而正大的规矩显著，亲切确实而公平的体制存在。确实是谋王断国者的元龟宝鉴。民有言，所贵于中国的，是因为有上世帝王以来千数百年的议论。漠然无所镜考，而徒肆其胸臫，也是苏公所深深忧虑的吗？苏公为御史，知无不言，以持宪节洗冤泽物为己任。参议政府，屹立不阿。两次典领大藩，都勤于庶事，尤其拳拳以护惜国家元气为心。曾经奉诏宣抚京畿，实际冠于诸道，旁求民瘼，秋毫无隐，而酌理道之中正，存大体于细微，不迎合于前，无顾虑于后。虽然用事者似乎不见察，而退居之日，凡可以尊主庇民的，未尝稍辍其讨论之功。大概苏公学问本于先王，而志存

译天下，那些体现在具体行事中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本书的撰写，难道是想寄托于空洞的言辞吗？至正壬辰年正月初一吉日，诸生新安赵方恭敬地书写。

译伊尹向太甲重申告诫说：“唉！上天没有偏私，能恭敬的人它就亲近；百姓没有固定的归附，有仁德的人他们就归附；鬼神没有固定的享用，能真诚的人他们就享用。天子的位置真是艰难啊！有德行就能治理好国家，无德行就会使国家混乱；与治理好国家的古人同道，没有不兴盛的；与使国家混乱的古人同做坏事，没有不灭亡的。始终谨慎地选择所同道的人，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做到。”

蔡氏说：“申诰，就是重申告诫。上天所亲近的，百姓所归附的，鬼神所享用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能够恭敬、有仁德、能真诚，然后上天才会亲近他，百姓才会归附他，鬼神才会享用他。”说敬，说仁，说诚，是各自根据所面对的对象而言的。对上天称为敬，因为上天是理所在的地方，动静语默，不能有丝毫的怠慢。对百姓称为仁，因为百姓如果没有君主谁来拥戴？鳏寡孤独，都是人君应当抚恤的。对鬼神称为诚，因为不真诚就没有事物，真诚确立在这里，然后鬼神就会感应在那里。这三者都应当尽力做到，像这样人君居于天子的位置，哪里可以轻易对待呢？分开来说，是三项；合起来说，只是一种德行罢了。《太甲》中太甲改过向善不久，伊尹就用这些话告诫他，他的才能确实大大超过常人啊。德，是合敬、仁、诚而称的。有这种德行，国家就治理好；没有这种德行，国家就混乱。治理好国家，古人确实有做到的；使国家混乱，古人也有做到的。与古代治理好国家的人同道，就没有不兴盛的；与古代使国家混乱的人同做坏事，就没有不灭亡的。治理好国家称为道，大概是因为治理国家要因时制宜，有时减损有时增益，事情未必相同，但道理是相同的。使国家混乱称为事，因为亡国丧家，不过是好货色、游猎、作威作福、杀戮等事，事情相同，道理也没有不同的。治与乱的区别，只看所同道的人怎么样罢了。开始与治理好国家的人同道，固然可以兴盛；最终与使国家混乱的人同做坏事，那么灭亡也就到了。谨慎地选择所同道的人，始终如一，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做到。

张南轩说：“西汉末年，就像病人元气先已败坏，各种疾病都能侵入，都能导致死亡。当时的大臣，应当极力陈述国家根本已经动摇，劝勉君主在德行上自强，多寻求贤才来辅助自己，或许可以扶助元气，消除沉疴。如果不遵循根本，只是针对某一件事的错误、某一个人的进用指陈过失，即使纠正了一件事、罢免了一个人，也会有接着上来的人，终究没有益处。”

汉哀帝时，谏大夫鲍宣上书说：“我私下看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握权力，扰乱天下，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因此日食将近十次，彗星四处出现，这是危亡的征兆，陛下亲眼所见。现在为什么反而比从前更严重呢？朝廷大臣中没有大儒和刚直之士，议论贯通古今，忧国如饥渴的人吗？只是亲近外戚幼童，宠幸董贤等人在宫禁之中，陛下想与他们共同承受天地，安定天下，实在很难。从前尧流放四个罪人而天下信服，现在罢免一个官吏而众人都疑惑。古代惩罚人尚且使人信服，现在奖赏人反而使人疑惑。现在百姓有七种丧失：水旱灾害，是一；沉重的赋税，是二；贪婪的官吏受贿，是三；豪强侵吞，是四；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是五；郡县战鼓频鸣，是六；盗贼劫掠，是七。七种丧失还可以忍受，又有七种死亡：酷吏驱赶杀害，是一；审理案件严酷，是二；冤屈陷害无辜，是三；盗贼横行，是四；仇怨互相残杀，是五；年成不好饥饿，是六；时气疾病瘟疫，是七。百姓有七种丧失而没有一种获得，想要国家安定，实在很难。百姓有七种死亡而没有一种生存，想要刑罚搁置不用，实在很难。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暴形成的风气所导致的吗？群臣侥幸居于尊官，享受厚禄，难道有肯对百姓施加恻隐之心，帮助陛下推行教化的吗？只是在经营私家，招揽宾客，谋取奸利罢了。把苟且迎合曲从当作贤能，把拱手沉默尸位素餐当作智慧，认为像我鲍宣这样的人是愚蠢。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为上天养育百姓，看待他们应当如一。现在贫民连野菜都吃不饱，衣服又破烂，父子夫妇不能互相保全，为什么独自私养外戚宠臣？赏赐巨万，让奴仆和宾客浆酒藿肉，这不是天意。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而是天下的官爵。陛下任用不适当的人，却希望上天喜悦百姓信服，难道不难吗？孙宠、息夫躬，是奸人的首领，惑乱世道尤其严重，应当及时罢免退职。以及外戚幼童不通经术的，都应当让他们休息去拜师学习。紧急征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何武、师丹、彭宣、龚胜可以大大委任。陛下还能容纳很多没有功德的人，难道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心为心，不能只凭自己的专断快意罢了。”鲍宣的话虽然尖刻，皇上因为鲍宣是名儒，宽容了他。

唐太和六年，唐文宗对宰相说：“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你们也有意于此吗？”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没有固定的迹象，现在四夷不来交相侵犯，百姓不来流离失所，虽然不是最好的治理，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另外寻求太平，不是我能做到的。”于是多次上表请求罢免，于是出京镇守淮南。

司马光说：“君主英明臣子忠诚，上级命令下级服从，贤良在位，奸邪被疏远，礼仪修明音乐兴盛，刑罚清明政治公平，奸盗消隐，战争停息，诸侯顺从归附，四夷怀德归服，气候和顺年成丰收，家家给人人富足，这是太平的景象。”在这个时候，宦官在内胁迫君主，藩镇在外拥兵抗拒，士卒杀害驱逐主帅，抗拒命令自立，军队每年兴起

译赋税徭役日益紧迫，而李德裕却称颂为太平盛世，这难道不是欺骗吗？在唐文宗谋求治理国家的时候，李德裕身居宰相高位，进则苟且偷安、迎合取宠，以窃取官位；退则欺瞒君主、歪曲事实，以盗取名声，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

译五代后唐明宗时期，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议论时事，他说：“治理国家有五种不值得恐惧的事，六种值得深深畏惧的事。日月星辰运行失常，不值得恐惧；天象出现变异，不值得恐惧；小人散布谣言，不值得恐惧；山崩河竭，不值得恐惧；水旱灾害和虫蝗之灾，不值得恐惧。贤能之士隐居不出，值得深深畏惧；士农工商四种人改变职业，值得深深畏惧；廉洁知耻的道德风尚消亡，值得深深畏惧；毁谤与赞誉混淆真假，值得深深畏惧；正直的言论听不到，值得深深畏惧。”有见识的人都赞同康澄的话，认为他切中时弊。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每次进见皇帝，皇帝必定用实现太平盛世来要求他。范仲淹感叹道：“皇上任用我到了极点，然而事情有先后次序，在长久安定中革除弊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不久，皇帝再次下诏催促他条陈天下大事，又在大章阁召见他，赐座，给他纸笔，让他在面前陈述。范仲淹惶恐地离开座位，这才退下后条陈当时应当优先处理的事情，呈报上去。其中包括诏令天下兴办学校，选拔人才以德行优先，不专重文辞；改革磨勘制度以区分能否；减少任子入仕的名额以清除滥官；用农桑政绩考核地方长官等十几件事。

《易经·泰卦》九二爻辞说：“包容荒秽，能涉渡大河。”程颐说：“人情安逸放纵，政令就会宽缓，法度就会废弛，各种事务就没有节制。治理的方法，一定要有包容荒秽的度量，那么施政就会宽裕详密，弊端革除，事务合理，人们也就安心了。如果没有包容宽宏的度量，只有愤恨疾恶之心，就没有深远的考虑，会有暴乱扰民的祸患。深重的弊端没有去除，而近处的祸患已经产生，所以要包容荒秽。自古太平盛世，必定逐渐走向衰败，大概是因为习惯于安逸，因循守旧造成的。如果不是刚毅果断的君主，英明杰出的辅佐，不能挺立奋发，来革除这些弊端。所以说：能涉渡大河。有人疑惑，上面说包容荒秽，就是包容宽容；这里说涉渡大河，就是奋发改革，似乎相反。不知道以包容的度量，施行刚毅果决的作用，才是圣贤的做法。”

程颐说：“圣人发出告诫，一定在兴盛的时候。正值兴盛而不知道警戒，所以习惯于安富就会滋生骄奢，乐于舒坦放纵就会败坏纪纲，忘记祸乱就会萌生祸端，因此逐渐浸染而不自知，乱局就来到了。”

程颐回答别人展示奏稿的书信中说：“看您的意思，专以畏惧动乱为主。我想您应以爱护百姓为先。极力陈述百姓饥饿将死，乞求朝廷哀怜，进而畏惧他们将沦为寇乱，可以吗？这不仅符合向君主进言的体统，事势也应当如此。您正谋求钱财来救活百姓，如果用仁爱来分析，就应当轻财而重民；如果用利害来畏惧，就会依赖钱财来自保。古时候，得到百姓就得到天下；后世用军队控制百姓，用钱财聚集众人。聚集钱财的人能守住，保护百姓的人被视为迂腐。只应当用诚意感动，希望他们产生不忍之心罢了。”

○用人

五峰胡氏说：“治理国家必须用尽天下的人才，人才用不尽，事情就会有缺失。汉高祖罗致笼络了许多人才，所以能成功。曹操罗致笼络得不够多，所以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南宋嘉定年间，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说：“近年来，士大夫不羡慕廉洁清静而羡慕奔走钻营，不尊重名节而尊重爵位，不喜好公正而喜好圆滑，不敬重君子而敬重庸人。既然安于这种习惯而形成风气，认为苟且得到就是最高明的计策。这主要是因为前辈长老凋零殆尽，现在那些负有物望、符合公论的人，不聚集在朝廷。后生晚辈，议论没有依据，没有宗主，正直的议论更加衰微，士风不竞。希望诏令大臣精心搜求人物，必定是朝野共同归属、贤愚共同敬重的一二十人，参差错落地立于朝廷，国势自然强盛。今天的祸患，在于不致力于培养人才，台谏只有摧残，庙堂起初没有培养。况且人才是国家的根本，缺乏就培养，有了就使用。庆历年间之所以兴盛，难道是一天的积累吗？正因为不是一天的积累，所以也不是一天的使用。”

南轩张氏说：“没有比宰相利用形势利益更容易的了，有人可以任事。没有比宰相更难的了，稍有私心，就隔绝了。施政不过举其大纲，先让官员得到合适的人，君子聚集在朝廷，中等人都可以被感化而向善，小人得势，中等人都被引离。”又说：“依附不好的人，像被刺字割鼻一样，虽然想要洗刷，但痕迹还在，人们都能指出来，不再成为完人了。”

东莱吕氏说：“杀害百万生灵，灭亡数百年的社稷，都产生于士大夫害怕失去官位。”

横渠张氏说：“观察大节，一定要在小事上；观察立朝，一定要在平时。平时趋利避害，日后必定欺君卖国。平时违背约定失约，日后必定依附下属欺瞒上级。”

王旦担任宰相，对谏官韩琦说：“近日频繁看到章疏，很好，只要这样就可以了。以前像高若讷那一类人，多是选择利益；范仲淹也难免接近名声。必须纯粹致力于国家事务。”

赵抃担任御史，他的言论常希望朝廷区分君子小人。常说小人即使有小过错，应当极力排斥并断绝，以后就没有祸患。君子不幸而有失误，应当保持爱惜，以成就他的德行。所以言论虽然急切，但人们不厌恶。

徽宗初年，吏部侍郎陆佃上疏说：“君主即位，关键在于端正开始。端正开始的方法，根本在于朝廷。近来学士大夫互相倾轧争进，以善于谋求事功为精神，以……”

译把揭发他人当作刚正的风范，把忠厚老实视为反应迟钝，把沉静退让看作卑微软弱。互相效法形成风气，没有人能够制止。端正并挽救这种风气，实在应当就在今天。”又说：“如今天下的局势，就像人重病将要痊愈，应当用药物辅助调养，等待他恢复安宁。如果轻易地改变做法，这就好比让病人去骑马射箭一样。”

译《易经》渐卦九三爻辞说：“利于抵御寇盗。”程子传解说：“君子与小人相处，自己坚守正道，难道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吗？也是使小人不至于陷入不义，因此顺应正道互相保全，抵御并制止他们的恶行。”又说：“防范小人的方法，以端正自身为优先。”

邵康节说：“君子白白地做了君子，小人徒然地做了小人。”赵明诚说：“善与恶就像水与火，绝对不可放在同一个容器里。只有君主能够辨别小人并疏远他们，然后君子的正道才能昌盛，天下才能治理。如果一起收罗任用，那么小人必定得志。小人得志，那么君子必定遭受他们的祸害。”

魏了翁说：“君子虽然在朝内，但君上的心意不倾向他，就如同在朝外一样；小人虽然在朝外，但君上的心意倾向他，就如同在朝内一样。”又说：“人才以党派来论断，所以交替着败坏与兴起。古人在众人中选拔，听取国人的意见，广泛搜求并急切任用，还担心不够用。后来世风浇薄、世道败坏，人才稀少，竟然还轮流休息、交替进用。一是常常把一半人安置在闲散职位，所以才能不能周遍于任用；二是长期闲散的人多，君子而小人固然不会长期闲散；三是抛弃他们在聪明尚未衰退的时候，而任用在年老疾病交加的时候；四是小人败坏国家，逐渐不可支撑，然后才用君子来挽救。小人常处于安逸而侥幸免祸，君子常处于危难而承担责任；五是交替着消长，进退如同人多次更替疾病，元气难免受到耗伤。”

唐会昌三年六月，内侍监仇士良退休。唐武宗表面上尊崇宠信仇士良，内心实际上忌惮他。仇士良颇有所察觉，于是以年老多病为由退休。他的党羽送他回到私宅，仇士良教导他们说：“天子不可让他空闲，常常应该用奢侈靡费来娱乐他的耳目，使他日新月异、日益兴盛，没有空闲再去顾及别的事，然后我们这些人才能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看到前代兴亡，心里知道忧虑恐惧，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会被疏远斥退了。”他的党羽拜谢后离去。

范氏说：“小人没有不培养君主的欲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使他的君主行动而不安静，做事而不止息，那么小人就能施行他们的计谋了。难道只有奢侈靡费的娱乐足以荡涤他的心吗？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有的积聚财货利益，有的修治宫室，有的开拓边境，有的监察臣下，随着他们所喜欢的来窃取权力和宠幸。君主乐于得到他的欲望而不知道这是对天下的祸害，因此政治日益混乱而自己不知道。只有亲近正直的人，疏远奸邪谄媚的人，就可以免除这种祸患了。”胡氏说：“仇士良狡猾奸诈，思考用来迷惑君主的方法很周密了。然而知道他的利益而不知道他的祸害。已经没有被疏远斥退的方法，用忠信谨慎厚道来履行他的职责，又何必要迷惑君主然后才能安心呢？如果为了自己安心而迷惑君主以至于危亡的地步，那么哪有君主灭亡而我存在的道理？他的祸害难道仅仅止于被疏远斥退吗？所以仇士良的方法，自以为聪明，实际上却是愚蠢的。”黄氏说：“仇士良告诫他的门徒不要让天子有空闲，有空闲就会看书，亲近儒生。不如积聚财货，兴盛鹰犬马匹，每天用球猎声色来迷惑他的心。唉，这究竟是什么心呢？然而仇士良暗中使用他的方法，虽然对一时有所损害，史臣明确记载他的话，实际上对万世有益。假使拥有天下的人常常抄写仇士良的传记一篇，张贴在座位旁边，早晚观看反省。那些挟持仇士良方法的人，又怎么能得逞呢？”

五代后周显德初年，太师中书令瀛王冯道去世。冯道年轻时以孝顺谨慎闻名。唐庄宗时代，开始显贵。从此历经多个朝代不离将相之位，公师之位做得最久。清廉节俭、宽厚弘大，人们无法推测他的喜怒。诙谐机智，随波逐流以求容身。曾经撰写《长乐老叙》，自述历经多个朝代荣耀待遇的状况。当时人往往以德行度量推崇他。

欧阳公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四个支柱不树立，国家就会灭亡。何况身为大臣而没有廉耻，天下难道有不混乱的，国家难道有不灭亡的吗？冯道可以说是没有廉耻的人了，那么当时天下国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我在五代得到保全节操的士人三个，为国事死节的臣子十五个，都是武夫战卒。难道儒者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莫非是高节之士厌恶时世的混乱而不肯出仕吗？曾经听说这时有个叫王凝的人，家在青齐之间，担任虢州司户参军。因为卒妻李氏背负他的遗骸回去，向东经过开封，停在旅舍。主人不接纳，拉着他的手臂把他赶出去。李氏仰天痛哭说：‘我作为妇人，不能守节，而这只手被人抓住吗？’立即拿起斧头砍断自己的手臂，看见的人为之叹息哭泣。开封尹听说后，把这件事报告给朝廷，厚恤李氏而鞭打那个主人。唉！士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忍受耻辱苟且偷生的人，听到李氏的风范，应该稍微知道羞愧吧！”司马公说：“天地设立位置，圣人效法它，来制定礼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妻子跟随丈夫，终身不改；臣子侍奉君主，有死无二。这是人伦的大纲。如果废弃它，没有比这更大的混乱了。范质称赞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然朝代更替，人们没有非议，屹立像大山，人们不能转动。做女子不端正，即使有容貌的美丽，纺织的巧妙，也不值得称赞了；做臣子不忠诚，即使有才能智慧的多，治理政绩的优，也不值得贵重了。为什么呢？大节已经亏损的缘故。冯道的大节如此，即使有小善，哪里值得称赞呢？有人认为在这个时候，丧失臣节的不只是冯道一个人，难道能单独归罪于冯道吗？忠臣忧国如同忧家，见到危险献出生命；智士有道则见

译没有道义就隐居。如今道受尊崇宠爱，地位超过三师，权柄位居诸相国之首，国家存在时窃取高位、白吃饭不做事，国家灭亡时却去迎接劝进。这简直是奸臣中的极端，怎么能和他人相比呢？有人说道能在乱世中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这也算是贤德了。然而君子有杀身成仁的气节，难道专门以保全自身、远离祸害为贤德吗？况且不正派的女子，中等水平的士人羞于娶她为妻；不忠诚的人，中等水平的君主羞于任用他为臣。如果道作为臣子却不被诛杀也不被抛弃，那也是当时君主的罪责。

译○守令

汉朝建立之初，为了纠正秦朝的弊政，让百姓休养生息，凡事力求简便，法网宽松。相国萧何、曹参以宽厚清静作为天下的表率，百姓为此唱起“画一”的歌谣。孝惠帝垂衣拱手，高后作为女主，不离开宫室，天下却安宁无事，百姓致力于农耕，衣食日益丰足。到了文帝、景帝时期，风俗得以改变。这时循吏如河南郡守吴公、蜀郡守文翁等人，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以廉洁公平治理，不依靠严刑峻法而百姓顺从教化。孝武帝时期，对外抵御四方夷狄，对内改变法度，百姓因此困顿凋敝，奸邪行为无法禁止，当时很少有能以教化治理著称的人。只有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在任上有可记载的事迹，这三人都通晓儒学，熟悉世务，精通法律条文，用经学来润饰行政事务，天子器重他们。孝昭帝年幼，霍光执掌政权，承接奢侈和战争之后的局面，海内空虚耗损，霍光因循守职，没有进行改革。到了始元、元凤年间，匈奴归顺教化，百姓逐渐富裕，朝廷举荐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于是废除酒类专卖并讨论盐铁政策。到了孝宣帝，他从卑微地位登上至尊之位，兴起于民间，深知民间事务的艰难。自霍光去世后，他开始亲自处理万机，励精图治，每五天听取一次政事汇报，丞相以下官员各自履行职责进言。等到任命刺史、郡守时，他亲自接见询问，观察他们的来历，退下后考察他们的行为，以验证他们的言论，如果发现名实不符，一定追究原因。他常说：“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而没有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能与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优秀的郡守吧！”他认为太守是吏民的根本，频繁更换会导致下属不安，百姓知道他将长期任职，不敢欺骗蒙混，于是服从他的教化。所以郡守有治理成效，就立即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禄赏赐金钱，有的甚至封为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时，就从这些被表彰的人中依次选拔任用。因此汉代优秀的官吏在此时最为兴盛，被称为中兴。

黄霸担任颍川太守，让邮亭和乡官都饲养鸡猪，用来赡养鳏寡贫穷的人。制定条令在民间推行，鼓励行善，防范奸邪，致力于耕种桑麻，节约用度，积累财富，种植树木，饲养牲畜。起初看起来琐碎繁杂，但他精力充沛，能够推行落实。官吏百姓见到他，谈话间他就能推究细节，询问他们隐藏的私情以相互印证，他聪明识事，官吏百姓不敢有所欺骗。奸恶之人逃往其他郡县，盗贼日渐减少。黄霸大力推行教化，然后才施行诛罚，务求成全保全百姓。长吏说：“频繁更换长吏，送旧迎新的费用，以及奸吏趁机销毁账簿、盗窃财物，公私耗费甚多，都应当由百姓承担。更换的新官吏，又不一定贤能，有的还不如原来的，只是徒增混乱。大凡治理之道，去掉那些过于严重的弊端罢了。”黄霸外表宽厚内心明察，深得官吏百姓之心，户口逐年增加，政绩天下第一。被征召担任京兆尹。

汉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下诏说：“俗吏矫饰外表，似是而非，我非常厌恶，非常痛苦。安静的官吏，诚恳朴实不浮华，每天看来成效不足，每月看来却有余裕，像襄城令刘方，官吏百姓同声称赞他不烦扰，虽然没有其他特殊表现，这也差不多接近了。把苛细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精明，把轻率当作恩德，把严酷当作威严，这四种情况如果兴起，下面就会产生怨恨之心。我的诏书多次下达，使者车盖在路上接连不断，但官吏治理没有加强，百姓有的失去生计，这过错在哪里？努力思考以往的政令，符合我的心意吧。”

唐开元年间，张九龄上疏说：“违背政令的气运，会引发水旱灾害。天道虽然遥远，但其感应非常近。从前东海郡枉杀孝妇，天旱很久。一个官吏不明察，一个平民妇女非正常死亡，上天就昭示她的冤屈。何况天下众多百姓，性命寄托于县令，生计依托于刺史。陛下与他们共同治理天下，他们不是最亲近百姓的人吗？如果不任用合适的人，水旱灾害的原因，难道只因为一个妇女吗？现在京畿和重要望郡的刺史，还很少选择合适的人。江淮、陇蜀、三河等大府之外，稍微有些不合适的人。由京官外放的，有的自身有污点，有的政绩无状，把牧守的职位当作排斥贬谪的地方。有的凭借依附攀附上位，等到权势衰落，就说他们不称职，从京职外放为州官。武夫、流外官积累资历而获得职位，不考虑才能。刺史尚且如此，县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重视根本的职位，却被好进身的人轻视。承受弊端的百姓，遭受不肖之人的骚扰。圣明的教化从此消沉郁结。不选择亲近百姓的人，从而造成这种弊端。古代刺史入朝担任三公、郎官，出外治理百里之地。现在朝廷士人入朝而不外放，对于计较私利来说，非常自得。京师是衣冠聚集之地，身名出处所在，从容依附攀附，不勤劳就能成功。这是大利在于内，而不在于外。有智慧才能的人，怀着求利之心，怎么肯再外放担任刺史、县令呢？国家依靠智慧才能来治理，而常常没有亲近百姓的人，这是因为陛下没有用法律来革除的缘故。臣愚以为，治理的根本，不如重视守令。守令受到重视，那么有才能的人就可以行动。应该规定他们的资历，凡是没有担任过都督、刺史的，即使考第很高，也不能担任侍郎、列卿。没有担任过县令的，即使有善政，也不能担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即使偏远，也不让在外任职超过十年。如果不这样做，而想补救过失，恐怕天下还不能治理。又古代选拔士人，只取称职的，因此士人修养平时的品行，而不做侥幸之事。奸伪自然停止，流品不混杂。现在天下不一定治理得比上古好，而事务却比以前加倍，实在是因为没有端正根本，而在末节上设置巧诈的缘故。”

译所谓末节，是指吏部的条令规章，多达千百条，那些擅长文书的小吏，沉溺于文字细节，巧诈的史官、狡猾的徒隶，凭借奸巧而得势。我认为，起初制定簿籍文书，只是为了防备遗忘，现在反而在案卷文书上追求精细，却忽视了人才，这就像把剑掉在江中，却在船边刻记号来寻找一样。凡是称赞吏部能干的，就说：“从县尉到主簿，从主簿到县丞，这是熟悉文书并知晓官阶次序的人。”却不考察他们的贤与不贤，难道不荒谬吗？吏部尚书、侍郎，是因为贤能才被任命的，难道不能识人吗？如果能识人，难做到十个人中提拔五个罢了，这就够了。现在拘泥于条令，依据资历分配职位，为职位挑选人，起初就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当时的人有“平均分配”的讥讽，官府没有得到贤才的实际效果。我认为选拔官员的制度，弊病在于不变。现在如果刺史、县令仔细考核属员，那么辖区内每年应当选拔的人，让他们考核才能品行可以进入流品，然后送往吏部，再加选择。以所用人才的多少作为州县考核的优劣，那么州县就会慎重推荐，可任官的人才就多。吏部依据他们的工作成果，就没有冗杂的人了。现在每年选拔多达万人，京师的米粮物资因此消耗，难道真是士人多吗？大概是冒滥充数导致这样罢了。正用一首诗、一篇判文来决定是非，恰好使贤人遗漏，这是明代的缺失政令。天下虽然广阔，朝廷虽然人多，必定使毁谤与赞誉相混淆，听取接受不明，事情就完了。如果知道他们的贤能，各有等级，每一个官职空缺，不按次序任用，难道不可以吗？如果各重要部门以下的官员凭低等资历侥幸晋升，这是议论没有高低，只有得到与不得的区别。所以清议不能确立，名节不能修养，善士坚守志向却落后于时，中等人进取求取而容易改变操守。朝廷能用好名声晋升，人士用修养名声获取利益，这是利益超出众人所趋的。不这样，那么小的方面得以苟且求取，一变而至于阿谀利益，大的方面许诺以分义，再变而成朋党了。所以在用人方面，不能不评定其高低。高低有次序，那么就不能妄自干求。天下的士人，必定刻意修养，而刑法政令自然清明，这是兴衰的大端。

译刘安礼问如何治理百姓，程子说：“让百姓各自能够倾诉他们的实情。”问如何驾驭官吏，回答说：“端正自己来端正事物。”又说：“教育人，要培养他们的善心，那么恶念自然消除；治理百姓，要引导他们恭敬谦让，那么争斗自然平息。”

宋孝宗初年，朱子应诏上奏章说：“天下的利弊，关系到百姓的安危；百姓的安危，关系到地方长官的贤良与否。而根本所在，在于朝廷。如果不从朝廷选拔监司来监察州县，即使今天下一道诏书，明天推行一项政事，想要惠民却反而增加骚扰，想要兴利却反而加重危害。”

○ 爱民

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严肃认真地办理政事并讲求信用，节约用度并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朱子说：“道，就是治理。千乘，指诸侯的国家，其土地足以出兵车千辆。敬，是指专一而不旁骛。事而信，是指严肃认真地办理政事并在百姓中建立信用。时，是指农闲的时候。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要点，在于这五项，这也是致力于根本的意思。程子说：“当时的诸侯如果真能做到这些，也足以治理他们的国家了。如果推究到极致，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杨氏说：“上面不严肃认真，下面就会怠慢；不守信，下面就会怀疑。下面怠慢且怀疑，事情就办不成了。严肃认真并守信，是要以身作则。《易经》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因为奢侈浪费就会损害财物，损害财物必然导致伤害百姓，所以爱护百姓必须先于节约用度。然而役使百姓如果不顺应农时，那么从事农业的人就不能尽力，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百姓也得不到恩泽。”

孟子回答梁惠王说：“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轻刑罚，降低税收，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壮年人在闲暇日子修养孝顺、友爱、忠诚、守信的品德，在家侍奉父兄，出门侍奉长辈上级，这样即使让他们拿着木棒，也能击败秦国、楚国那些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

朱子说：“百里，是小国。但能施行仁政，天下的百姓就会归附。减轻刑罚，降低税收，这两项是仁政的大纲。君主施行仁政，百姓就能在农田中尽力，又有闲暇日子来修养礼义，因此尊重君主、亲近上级，乐于为国效死。”

晁错上奏章说：“圣明的君王在位，百姓不挨冻受饿，并不是君王亲自耕种让他们吃饭，亲自织布让他们穿衣，而是为他们开辟了获取财物的途径。所以尧、禹时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旱灾，而国家没有抛弃瘦弱的人，是因为积蓄多且准备充分。现在天下统一，土地和人口的众多，不亚于商汤、大禹之时，加上没有连续几年的水旱天灾，而积蓄却不及从前，为什么呢？是因为土地还有剩余的利益，百姓还有剩余的劳力，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泽的利益没有全部开发。游手好闲的人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百姓贫穷就会产生奸邪，贫穷产生不足，不足产生于不从事农业，不从事农业就不安于土地，不安于土地就离开家乡、轻视家庭，即使有高深的城墙，严厉的法制和沉重的刑罚，也不能禁止。寒冷对于衣服，不等待轻暖；饥饿对于食物，不等待甘甜美味。饥寒交迫，就不顾廉耻，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饿，一年不做衣服就冷。肚子饿得不到食物，皮肤冷得不到衣服，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住她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圣明的君王知道是这样，所以致力于让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增加积蓄，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所以百姓才能被拥有。”

唐太宗时，魏征上疏说：“陛下的志向和业绩与贞观初年相比，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有十条。第一条，认为近年轻易役使民力，却说百姓无事就会骄纵放荡，劳役就容易驱使。自古以来没有因为百姓安逸而败亡，因为劳役而安定的，这恐怕不是兴邦之言。”

范祖禹说：“拥有国家的人不担忧百姓贫穷，却怀疑他们财物有余，索取不停；不体恤百姓劳苦，却怀疑他们力气有余，役使不停。这两点，是灭亡的道路。君主为什么不反求诸己？自己希望富有而厌恶贫穷，希望安逸而厌恶劳苦，那么富有和安逸，是百姓所希望的。给予百姓所希望的，去除他们所厌恶的，而不称王的，从来没有过。”

唐明宗自从即位之初，裁减罢免官员，伶官被废，内藏库四方进献的物品都交给有关部门。广寿殿发生火灾，有关部门处理，请求增加彩绘装饰。他感叹说：“上天用火来警戒我，怎么适宜增加奢侈呢？”曾经发生旱灾，后来大雪暴降，他坐在庭院中，下诏给武德司：“宫中不要扫雪。”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多次询问宰相冯道等人民间的疾苦，听到冯道等人说粮食丝帛便宜，百姓没有瘟疫，就高兴地说：“我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恩德？应当与各位做好事来报答上天。”

宋庆历年间，议论放宽茶盐的禁令，以及减少商税。参知政事范文正公认为不可以。茶盐商税的收入，只是分减商贾的利益罢了，实行于商贾，还没有很大的害处。现在国家用度没有减少，每年的收入不可缺乏，既然不从山泽商税中取用，现在的计策，不如先节省国家用度。国家用度有余，应当先放宽赋役，然后才轮到商贾。放宽禁令，不是应当首先做的。这个议论于是停止。

○ 为政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六月辛卯日，下诏说：“设置官吏，是为了百姓。现在户口减少，官吏的职事还繁杂。命令司隶、州牧核实所辖地区，精简官吏。郡县不足以设置长官的，可以合并的，上报大司徒、大司空两府。”于是条陈奏请合并精简四百多个县。

程子说：“为民

译确立君主，是为了养育百姓。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百姓的劳力充足，那么生计和养育就能顺利；生计和养育顺利，那么教化就能推行，风俗就能美好。所以治理政事要以百姓的劳力为重。《春秋》凡是动用百姓劳力，必定记载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且违背道义，固然是一种罪过。即使合乎时宜且符合道义，也必定记载，这是为了显示劳役百姓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然而也有动用百姓劳力很大却不记载的情况，这其中的教化意义是很深的。僖公修缮泮宫，重建閟宫，并非没有动用百姓的劳力，但是却没有记载。这两件事是恢复古制、振兴废弛的大事，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像这样动用百姓劳力，是理所应当的。君主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治理政事的先后次序和轻重缓急了。

译东莱吕氏说：“杨炎将租庸调合并为两税，规定在两税之外不许再搜刮一文钱，他却不知道这制度保持不住。后来凡是治理财政，最不可破坏旧法，最不可合并削减名目。”

唐朝自从安史之乱后，天下的户口十之八九逃亡，各地驻扎重兵，费用无法估量，都依靠转运使刘晏来筹办。刘晏精力充沛，富有智谋，变通有无，巧妙运用得淋漓尽致。他常常用丰厚的报酬招募善于奔走的人，设置驿站相望，侦察报告各地的物价，不出几天都能送达。粮食物资轻重贵贱的控制权，全都掌握在他手中，国家获得利益，天下没有物价极贵或极贱的担忧。刘晏认为办理众多事务，关键在于用人，所以必定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干练、廉洁勤勉的人才来任用。他常说：士人如果陷入贪污受贿，就会被当时社会抛弃，名声重于利益，所以士人多清正自守；官吏虽然廉洁，最终也没有显赫的荣耀，利益重于名声，所以官吏多贪污腐败。那些勾稽检查账簿文书、出纳钱粮的事务，即使再细微，也必定委托给士人，官吏只负责书写符牒，不得轻易发表意见。他的下属官员即使远在数千里之外，奉行教令就像在眼前一样，不敢欺骗。权贵因亲戚故旧的关系托付他，刘晏也答应他们，俸禄的多少、升迁的快慢，都如他们的意愿，但这些人不能亲近职事。刘晏又认为户口增多，赋税自然扩大，所以他理财常以养育百姓为优先。各道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一个月，将雨雪丰歉的情况上报，丰收时高价收购粮食，歉收时低价出售粮食，有时用粮食交换杂货供给官府使用，然后在丰收的地方卖出。知院官刚看到收成不好的苗头，就先申报到某月需要免除多少赋税，某月需要多少救助，到了期限，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奏请施行，不等到百姓困苦流离饿死才去赈济。因此户口繁衍增长，刚任转运使时，天下现存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任职末年竟达三百多万，不是他管辖的地区也没有增加。起初财赋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末年竟达一千多万缗。刘晏专门采用榷盐法来充作军国费用，当时从许州、郑州以西都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主管；汴州、蔡州以东都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刘晏认为官吏多则百姓受扰，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官吏，收购食盐转卖给商人，任凭他们运往何处，那些离产盐地远的地方，转运官盐在那里储存，如果商人断绝导致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称为常平盐。官府获得利益，而百姓不缺乏食盐。起初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末年竟达六百余万缗。因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苦。先前运送关东粮食进入长安的，因为河流湍急凶悍，通常一斛只能得到八斗，运到的就算功劳，接受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江、汴、河、渭的水力不同，各自根据便利制造运船，教导漕运士兵沿水路设置仓库，转相接收供给，从此每年运粮，有时多达百余万斛，没有斗升沉没翻船的。船十艘为一纲，派军将领带领。十次运输没有损失，在扬子授予优劳官，设置船场造船，给予一千缗。有人说费用不到一半，请求减少。刘晏说：不对，谋划大计不可吝惜小费，凡事必须为长远考虑。现在刚设置船场，管事的人多，应当先让他们私用不奢侈，那么官物就坚固完好了。如果立刻与他们斤斤计较，怎能长久实行呢？日后必定有减少的人，减半以下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就不能运输了。五十年后，有关部门果然减半。到了咸通年间，有关部门按费用供给，没有多余，船只更加脆弱单薄，漕运于是废止。刘晏为人勤勉，事情无论闲杂还是繁重，必定在一天中决断。后来谈论财利的，都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胡氏说：“刘晏说，出纳必定委托给士人，理财以养育百姓为优先，官吏多则百姓受扰，谋划大事不计较小费，事情必定在一天中决断，这些都可以效法。”

唐武宗时，李德裕任宰相，削平叛乱，威令显赫。皇上厌恶僧尼耗费天下，想要去除就先毁坏山野的招提兰若。不久下诏上都、东都各保留两座寺庙，每寺保留僧人三十人；天下各镇节度使各保留一座寺庙，寺庙分三等，保留僧人有差别。其余僧人和尼姑都勒令还俗。寺庙都规定期限毁坏撤除，并派遣御史分道督促。财物田产都没收归官府，寺庙木材用来修缮官署驿站，铜像钟磬用来铸钱。总共天下毁坏的寺庙四千六百多处，招提兰若四万多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

五代周世宗因为官府很久不铸钱，而民间多熔化钱币做器皿及佛像，钱币越来越少，下诏设立铸钱监采铜铸钱。只有法物、军器以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允许保留，此外民间铜器、佛像五十天内上缴官府，接受补偿。过期隐藏五斤以上的，处死；不足的按罪行轻重分别论处。他对侍臣说：“佛用善道教化人，如果立志于善，这就是奉佛了。那些铜像难道是所谓的佛吗？况且我听说佛的志向在于利于人，即使是头目也舍弃用来布施。如果我的身体可以救济百姓，也不是我所吝惜的。”

司马光说：“像周世宗，可以说是仁德了，不爱惜自己而爱护百姓。像周世宗，可以说是英明了，不因无益的事废弃有益的事。”

周世宗留心农事，常刻木头做成农夫、蚕妇，放在殿庭。想要平均天下的租税，先拿元稹的均田图赐给各道。于是下诏散骑常侍艾颕等三十四人分赴各州，均定田租。又下诏各州及乡村，都以百户为一团

译，设置三位耆长。另外，各类杂税户和俸禄户，都强制划归州县管理。那些幕职官、州县官，从今以后都发放俸禄钱以及米麦。

译张九龄说：“读书人崇尚游历，不熟悉民间事务，轻易进献计策，不知道一旦实施，一纸命令发出，亿万百姓就会遭受祸害。”

黄震说：“宋朝的名相只有李沆，对于人们上报的利弊建议一概不予采纳，而每天只向皇帝奏报各地的盗贼和水旱灾害。在汉代只有魏相也是这样，后来担任宰相的人则喜欢改变祖宗的法度，厌恶听到天下的灾异现象。”

赵普担任宰相时，在厅堂后面放置两个瓮，有人投递关于利弊的文字，都放在其中，满了就在大街上焚烧。李沆担任宰相时，自称在位对国事没有补益，只是对于各地上报的利弊建议，未曾实行过一件，姑且以此报效国家。从常理来看，这两位公卿似乎像是苟且偷安、废弃政事的人，然而当时国家安定太平，百姓富足，这是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不可轻易更改，兴办一项利益必然伴随一项祸害。今天对百姓有益的事，将来或许会对百姓有害。所以法令不至于非常弊坏，坚守旧法就可以了。保持清静无为，百姓就能安宁。汉代的曹参也是这样。

《少仪》传中说：“现在为后世谋划的人，不过多经营生计来留给后代。田地连接阡陌，店铺横跨街巷，粟麦装满粮仓，金银布帛塞满箱柜。贪得无厌地追求还觉得不足，洋洋自得地认为子孙后代几辈子享用也用不完。然而不知道用道义来训导子孙，用礼法来整顿家庭，自己在十几年间勤劳身体、辛苦劳作来积聚财富，而子孙在一年之间奢侈浪费、游荡挥霍来散尽家财，反而嘲笑祖辈愚蠢，不懂得自我娱乐，又怨恨祖辈吝啬对自己没有恩情而加以咒骂。起初欺骗偷窃来满足欲望，不够就立约向人举债，等待祖辈死后偿还，看他们的意思，只怕祖辈长寿。严重的甚至祖辈有病也不治疗，暗中下毒，也有这样的事。那么，先前用来造福后世的，恰恰足以助长子孙的恶行，而给自己带来祸患。”

○止盗

《易经》大畜卦六五爻辞说：“阉割公猪的牙齿，吉祥。”程子传解说：“事物有总括的关键，事情有变化的契机，圣人掌握了要领，那么看待亿万民众的心就像一颗心一样，引导他们就行动，制止他们就收敛，所以不劳苦就能治理，其作用就像阉割公猪的牙齿一样。猪是刚猛急躁的动物，如果强行压制它的牙齿，那么费力劳累也不能制止。治理阉猪，去掉它的性势，那么牙齿虽然还在，刚猛急躁自然停止。君子阐发阉猪的道理，知道天下的恶行不可以用强力制止，就考察其契机，掌握其要害，断绝其根源，所以不借助严酷的刑法，恶行自然停止。比如制止盗贼，百姓有欲望之心，见到利益就行动，如果不加以教化，而又迫于饥寒，即使每天施行刑罚杀戮，能胜过亿万百姓追求利益欲望的心吗？圣人知道制止盗贼的方法，不崇尚威势刑罚，而是修明政治教化，使他们有农桑的产业，懂得廉洁羞耻的道理，即使奖赏他们也不偷窃了。”

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请教。孔子说：“如果你自己不贪求，即使奖赏百姓让他们去偷窃，他们也不会偷窃。”

朱熹说：“你不贪求欲望，那么即使奖赏百姓让他们做盗贼，百姓也知道羞耻而不偷窃了。”

孟子派阳肤担任狱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实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高兴。”

谢氏说：“百姓离散，是因为让他们处于无道之中，平时没有教化，所以他们犯法，不是迫于不得已，就是陷入于无知。所以查明了实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高兴。”朱熹说：“百姓的生计不丰厚，教化不修明，内心没有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思想，外面没有侍奉长辈、养育后代的依靠，因此恩情疏远、义理淡薄，不能相互维持，而每天都有离散的心思罢了。”

汉宣帝地节年间，渤海郡连年饥荒，盗贼同时兴起。皇上选择能治理的人，丞相和御史推荐龚遂，任命为渤海太守。召见时，问用什么方法治理盗贼。龚遂回答说：“海边偏远，不沾受圣上的教化，百姓困于饥寒，而官吏不体恤，所以使陛下的子民在污水池中戏弄陛下的兵器罢了。现在陛下是想让我战胜他们呢？还是安抚他们呢？”皇上说：“选用贤良，本来就是想要安抚他们。”龚遂说：“我听说治理混乱的百姓，就像梳理乱绳，不能急躁，只有慢慢梳理然后才能理顺。我希望丞相御史不要用法度拘束我，让我一切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皇上答应了，赏赐黄金，赠送车马让他到渤海边界。郡里发兵迎接龚遂，他都遣返回去。发文书告诫属县，罢免追捕的官吏，凡是拿着农具的都是良民，官吏不得询问；拿着兵器的才是盗贼。龚遂单车到达府衙，盗贼听到龚遂的教令，立刻解散，扔掉弓弩而拿着锄头。于是全部平定，百姓安居乐业。龚遂于是打开粮仓借贷给贫民，选用好的官吏安抚养育他们。齐地风俗奢侈，喜好末业技巧，不从事农耕，龚遂亲自率领大家节俭，劝勉百姓务农桑，按人口规定种植树木和饲养牲畜。百姓有携带刀剑的，让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犊，说：“为什么要带着牛和佩着牛犊呢？”慰劳巡视郡中，百姓都有积蓄，诉讼停止。于是召他担任水衡都尉。

梁代罗研担任益州别驾，齐狗儿作乱。临汝候嘲笑罗研说：“你们蜀人喜好祸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罗研回答说：“蜀地的积弊，实在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百家为一村，不过几户人家。有吃穿穷困的人，十户中有八九户。束缚驱使他们的，十户中有二三户。贪乱乐祸，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让每家养五只母鸡，一头母猪，床上有一百钱，有布被，瓦罐中有几升麦饭，即使苏秦、张仪在面前巧言劝说，韩信、白起在后面按剑威胁，也不能使他们……”

译一个人尚且会做强盗，何况是贪图趁乱谋利呢？

译唐自懿宗以来，奢侈之风日益严重，战争不断，赋税征收更加急迫。关东地区连年遭受水旱灾害，州县官员不据实上报，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荒野，无处申诉，于是聚集起来成为盗贼，所到之处纷纷起事。州县兵力薄弱，百姓不习惯作战，每次与盗贼相遇，官军大多战败。唐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聚集数千人的队伍，在长垣起事。第二年，王仙芝及其党羽尚君长攻陷了濮州、曹州。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攻打他们，未能取胜。冤句人黄巢擅长骑射，喜好行侠仗义，曾经与王仙芝一起贩卖私盐，此时聚集众人响应王仙芝，攻掠州县。那些因沉重赋税而困苦不堪的百姓，争相归附他，几个月之间，部众达到数万人。此后朱温相继起兵，最终导致唐朝灭亡。

范祖禹说：“自古以来，盗贼兴起、国家败亡，没有不是由于暴虐的赋税和沉重的剥削使得百姓失去生计的人众多造成的。唐朝末年，政令出于宦官之手，不仅赋税剥削，还贩卖各种物品，完全夺取百姓的利益，所以有贩卖私盐的盗贼，使得百姓没有衣食的来源，想要不灭亡，怎么可能呢？”

五代刘知远时期，天下盗贼众多。宰相苏逢吉亲自起草诏书，下发州县，凡是盗贼居住的本家以及邻里保甲都要被灭族。有人对苏逢吉说：“对盗贼灭族，已经不符合王法，何况是邻里保甲呢？”苏逢吉吝惜地认为这是对的，不得已只去掉了灭族这一条。于是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了平阴县十七个村庄的数百名村民。卫州刺史叶仁鲁，听说辖区内有盗贼，亲自率领军队去捕捉。当时十几名村民，共同追赶盗贼进入山中，盗贼都四散逃走了。叶仁鲁随后赶到，看见捕捉盗贼的百姓，把他们当作盗贼，全部擒获，割断他们的脚筋，暴晒在山脚下，他们辗转呼号，几天后才死去。听到的人无不感到冤屈，而苏逢吉却认为叶仁鲁能干，因此天下因为盗贼而滥杀无辜的现象更加严重。

南安监狱有个囚犯，按法律不该判死刑。转运使王逵想要从严惩处他。王逵苛刻严厉，官吏没有敢与他争论是非的。濂溪周敦颐当时担任司理参军，独自极力争辩，王逵不听，周敦颐就放下手板回家，拿出官告文书丢下离去，说：“像这样还可以做官吗？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王逵也被感动醒悟，囚犯得以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