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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一
节孝语録 儒家类
提要
【臣】等谨案：节孝语録一卷，宋徐积撰。积字仲车，山阳人，登进士第，元祐初以荐授扬州司户叅军，为楚州教授，厯和州防御推官，改宣徳郎，监中岳庙，卒。政和六年赐諡节孝处士，事迹具宋史卓行传。是书为其门人江端礼所録，文献通考载一卷，与今本合。其中説经之条，如释「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谓「偏」当音徧，言开徧而复合。今考礼二名不偏讳，注「偏」读为徧，则「偏」「徧」二字原相通，然以释「偏其反而」则曲説矣。其释春秋「壬申御廪灾，乙亥尝」，谓説者皆言先言御廪灾是大灾之余，而尝志不敬。其实曽子问言天子诸侯之祀，遇日食火灾防服则皆废祀，今御廪灾则尝可废而不废，是为不敬，何必谓火灾之余而尝？今考曽子问曰：「当祭而日食，太庙火乃废祭，他火灾不废也。」积槩言火灾则废，反斥公谷二传亦殊失经意。他若以论语「三嗅」为三叹，谓春秋「西狩获麟」重书僭狩非礼，不重书获麟，亦皆穿凿。至于商论古人，推扬雄而讥贾谊，至以陈平为秦汉以来第一人，殊▯平允，而误解礼记「▯欲速朽」，以近世用厚棺为非，尤为纰缪。然积笃于躬行，粹于儒术，大致皆论事论人，无空谈性命之説，盖犹近于古之儒家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节孝语录
宋 江端礼 撰
公曰：「凡人为文，必出诸已而简易乃为佳耳。为文正如为人，若有辛苦态度，便不自然。」
公曰：「为文必学《春秋》，然后言语有法。近世学者多以《春秋》为深隐不可学，葢不知者也。且圣人之言，曷尝务竒险，求后世之不晓？赵啖曰：『《春秋》眀白如日月，简易如天地，此最为至论。』」
公曰：「黄元明行已简易，论文取一切平恕。」
公曰：「为文必须读《春秋》。而士子急于为利，以求耳目之用，虽数教而不从。近世文之简古者，无如曽子固；新奇出于胷臆者，无如苏子瞻。学者能熟读二家之文，各取其所长，则尽善矣。」
公曰：「事各有所主，不得相侵。某借书，必自经谕；有急，故留门，必白直学，不敢自专也。昔霍光不罪符玺郎而赏之，光可谓识其分守，亦真用人法也。」
公曰：「某少读《货殖传》，见所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遂悟为学法。葢学能知人所不能知，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为善矣。人所共知，事可略也。」
端礼谓公曰：「友人陈师道，南丰曽子固门生也。才高学古，介然不羣于俗。今有书，令端礼致左右。公读已，曰：『一言诚足以知人。』陈君书辞不俗，必贤者也。江君称其不羣于俗，某虽未见其人，敢以为信。然某未尝以诗书入京，故不能为谢。子幸致意谢之。」
陈无已谓予曰：「徐公善论人物，试令评黄鲁直、张文▯之为人。」予问之，公曰：「鲁直诗极奇古可畏，进而未已也。张文潜有雄才而笔力甚健，尤长于骚词，但恨不均耳。然人物亦难论。孟子尝以去就行止论孔子、伊尹、伯夷、栁下惠，葢此数人皆一世之所系，故行止可以定其人。然去就有大小轻重，其小者止可以见常材，而不足以见异人，其大者无出于死生。善观人者，必于死生之际。且孔子厄于桓魋，而曰：「天生徳于予。」孟子有为兵而受餽，然不闻孟子少动也。若扬雄则云云，虽多及莽时，遂有投阁之失，此圣贤所以分也。然人必有所养，然后临事而不惑。北宫黝匹夫之勇耳，亦以养而成，则浩然之气亦在养之而已。且谢安、王坦之在晋时，无以轻重其人，及桓温之召，谢安毅然不慑，而坦之惧倒执手版，此王谢之优劣所以定。且如王俭之文学政事，可视庾杲之为奴▯，然俭世受晋宋高爵，乃啓齐簒逆之萌，及齐高祖即位，俭躬执玺绶，屏气而进，惟杲之不往贺，使者促之，亦不移疾。王俭所为如犬豕，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一
节孝语录 儒家类
提要
【臣】等谨案：《节孝语录》一卷，宋代徐积撰写。徐积字仲车，山阳人，考中进士，元祐初年因被推荐授予扬州司户参军，担任楚州教授，历任和州防御推官，改任宣德郎，监管中岳庙，去世。政和六年赐予谥号“节孝处士”，事迹详细记载于《宋史·卓行传》。这本书是他的门人江端礼所记录，《文献通考》记载有一卷，与现在的版本相符。其中解说经书的条目，如解释“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认为“偏”应当读作“遍”，意思是花开遍然后闭合。现在考证《礼记》中“二名不偏讳”，注解说“偏”读作“遍”，那么“偏”、“遍”二字原本就相通，然而用来解释“偏其反而”却是牵强附会。他解释《春秋》中“壬申御廪灾，乙亥尝”，认为解说者都说先说御廪发生火灾是大灾之后，而举行尝礼是不敬。其实《曾子问》中说天子诸侯的祭祀，遇到日食、火灾、丧服都废除祭祀，现在御廪发生火灾，尝礼可以废除却没有废除，这是不敬，何必说是火灾之后才举行尝礼？现在考证《曾子问》说：“应当祭祀时发生日食，太庙着火就废除祭祀，其他火灾不废除祭祀。”徐积一概说火灾就废除祭祀，反而斥责《公羊传》《谷梁传》，也完全违背了经书的本意。其他如把《论语》中的“三嗅”解释为三叹，认为《春秋》中“西狩获麟”重复书写“僭狩”是不合礼制，不重复书写“获麟”，也都是穿凿附会。至于评论古人，推崇扬雄而讥讽贾谊，甚至把陈平当作秦汉以来第一人，很不公允，而且误解《礼记》中“无欲速朽”，认为近世使用厚棺材是不对的，尤其错误。然而徐积笃实于亲身践行，纯正于儒学，大体上都是论事论人，没有空谈性命之说的言论，大概还接近古代的儒家。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节孝语录
宋 江端礼 撰
徐公说：“大凡人写文章，一定要出自内心且简单平易才是好的。写文章正如同做人，如果有辛苦造作的姿态，就不自然了。”
徐公说：“写文章一定要学习《春秋》，然后言语才有法度。近世的学者大多认为《春秋》深奥隐晦不可学习，这是不知道啊。况且圣人的言语，何曾追求奇特险怪，让后世的人不理解？赵啖说：‘《春秋》明白如日月，简易如天地，这最为精辟的言论。’”
徐公说：“黄元明行为简单平易，评论文章取一切平和宽恕的态度。”
徐公说：“写文章必须读《春秋》。而士子急于谋利，为了迎合耳目之用，虽然多次教导却不听从。近世文章简古的，没有比得上曾子固的；新奇出于胸臆的，没有比得上苏子瞻的。学者如果能熟读这两家的文章，各自取他们的长处，那就尽善尽美了。”
徐公说：“事情各有其主管，不得互相侵越。我借书，一定亲自告知经谕；有急事，所以留在门口，一定禀报直学，不敢擅自专断。从前霍光不怪罪符玺郎反而奖赏他，霍光可以说懂得职分职守，也是真正用人的方法。”
徐公说：“我年轻时读《货殖传》，看到所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于是领悟了学习的方法。大概学习能知道别人不能知道的，写文章能用别人不能用的，这就是好了。大家共同知道的，事情可以简略。”
江端礼对徐公说：“我的朋友陈师道，是南丰曾子固的门生。才华高深，学习古文，耿介不与世俗同流。现在他有书信，让我送到您这里。”徐公读完，说：“一句话确实足以了解一个人。陈君的书信言辞不俗，一定是贤人。江君称赞他不与世俗同流，我虽然没有见过他，敢相信。然而我未曾带着诗书进京，所以不能写回信致谢。你幸而代为致谢。”
陈无已对我说：“徐公善于评论人物，试着让他评价黄鲁直、张文潜的为人。”我问他，徐公说：“鲁直的诗歌极其奇古可畏，而且还在不断进步。张文潜有雄才且笔力很强，尤其擅长骚体词，只是遗憾不够均衡罢了。然而人物也很难评论。孟子曾经用去就、行止来评论孔子、伊尹、伯夷、柳下惠，大概这几个人都是一代所系望的，所以行止可以确定他们的人品。然而去就有大小轻重之分，小的只能看出平常的才能，不足以看出非凡的人，大的没有超出死生的。善于观察人的人，一定在死生之际。况且孔子被桓魋围困，却说：‘上天赋予我德行。’孟子有为兵者接受馈赠，然而没听说孟子稍有动摇。如果扬雄则云云，虽然多次涉及王莽时期，于是有投阁的过失，这就是圣贤分别的原因。然而人一定要有所修养，然后临事而不迷惑。北宫黝只是匹夫之勇罢了，也是以修养而成，那么浩然之气也在于修养而已。况且谢安、王坦之在晋朝时，无法轻重评价他们，等到桓温召见，谢安毅然不畏惧，而王坦之害怕得倒拿着手版，这就是王谢优劣确定的原因。况且像王俭的文学政事，可以视庾杲之为奴仆，然而王俭世代承受晋宋的高爵，于是开启齐朝篡逆的萌芽，等到齐高祖即位，王俭亲自拿着玺绶，屏住呼吸而进献，只有庾杲之不去祝贺，使者催促他，也不改变态度。王俭所做的像犬猪一样，”
而杲之之行章章不可掩，此人物所以难论，惟以死生方可定也。如防范之奇才，在古亦少其比，而终附窦宪，此为可訾。然完节之士不可多得也。
译而杲之的品行显而易见、无法掩盖，这就是人物难以评说、只有以生死来界定的原因。像防范那样的奇才，在古代也少有可比拟的，但他最终依附窦宪，这是可以指责的。然而，保全节操的士人是不容易得到的。
公尝慕诸葛武侯之为人也，端礼问其何以取之，公曰：“深探武侯之所存，不可见其涯涘。且如荐马超于先主，闗羽▯其出已右，移书问之。武侯曰：‘可与益徳并驱驰，衡然非髯将军比也。’羽闻而喜，既不掩超之美，复有以结羽之心。其深沉大略，谁及之？又□兵武功而数败衂乃下教曰：‘今非将不善，兵不众而败，葢亮未闻过耳。’诸君攻亮之过，则兵胜矣。且当时贤者与后世之士，皆忌人刺其失，而武侯乃愿闻其过，岂不诚大丈夫哉？然人有过，虽亲必诛；有功虽讐必赏。廖立軰乃其所黜，闻武侯死，至于感泣，或呕血者，葢其用法平而得人心，士亦乐为之用。此七代以来辅佐之臣，有其才者甚多，惟少徳耳。武侯诚奇人，谢安可比之。然士欲行其志，要须如此。”
公曰：「人各有所长，慎勿轻废人也。」
公闻蒋頴叔得广帅，曰：“广为雄蕃，府座出先导，以门旗夹以银槌，屠脍人次之，它镇所无也。”初至，蛮酋必以琉璃瓶注蔷薇水，挥洒于太守，不及其它。公送頴叔诗，具道其事，曰：“頴叔老，闻之应喜。”
公曰：「退之诗书记志，各有体，亦至今新奇也。若为顔子不贰过论，専欲入于规绳，故稍陈俗。」
公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某无日不为文，无时不吟哦，但苦无笔力，故不暇书耳。」
问武侯之屯五丈原，其志欲战耳。武候固知魏之不肻战，不幸而武侯死，使其不死，后当何为？岂可相守而已乎？当是之时，循渭而东，以攻长安，则三辅震动，魏必奔命可战矣。武侯不知出此，此兵法所谓分不分为糜军也。公曰：此论甚大，且以坐江淮而料京师之事，有所不可必，况在千百年之后而论千百年前之事，而其人用心未易言也。然深攷武侯之用心，诚欲以大义服天下，可其用兵之迹乃余事。传曰：「威武者，文徳之辅助。」此武侯所以不得已而用兵也。然自两汉而下，无必胜之将如武侯，真能必胜者也。以蜀之地狭土瘠，兵力孱弱，武侯将之，人人有勇，卒能强蜀而抗中原，殆节制仁义之师也。以武侯观韩信軰用兵，则皆庸将，以侥幸取胜者，亦如儿戱耳。然举兵一出，而三郡响应，马谡违令而遂败，岂非有必胜之策？当时善用兵者无如孙权，权谓司马仲达为「变化若神」，则仲达可谓能兵矣。然与武侯相拒，闭军固垒而不敢动，武侯死，曰：「吾不料死。」及观其营阵，叹曰：「天下奇材。」则仲达与武侯优劣可见矣。方是时，蜀之将闗张已先死，而姜维马超又后出，方戮力以战，时所用惟魏延、马谡数子，又皆庸将，则蜀之所恃，一武侯而已。以一武侯自用，虽魏之强不能取胜，则武侯之才未易量也。然腹背受敌，兵家所忌，而武侯又不欲乗人之隙而幸胜，故不循渭而东，恐非不知出此策也。
问管仲、萧何、武侯、王导、谢安、王猛、房杜、李徳裕、王朴得失优劣如何？公曰：孔孟论管仲详矣，诚有功于国者。萧何、房杜则忠于社稷，然何轻信流言，买田以自污，非独立不惧之君子，此▯谬者也。王导、谢安皆晋室之硕辅，然王导挟私忿而杀周伯仁，谢安有期服而不废乐，此皆所短。李徳裕有将相之略，王猛、王朴真一时之奇才，然猛不知以义自处而屡受困辱，朴亦有傅防妖祥之讥，此数君子得失相半，无全能也。若武侯则稽徳论才，无可訾毁，其最优乎？昔崔浩尝非武侯矣，然浩非知武侯者，浩不足道也。又曰：王导固贤者，然欲用赵▯而为孔愉所沮，保芘匡术而为孔羣所牾，昵于桓景而陶囘▯折，亦少阙矣。
问谢安之立诸桓是耶非耶？公曰：荆、江二州皆据上防用武之地，固不宜与诸桓。然传称其得诸桓之心，亦合时务矣【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扵中流，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其任。其经逺无竞，类皆如此】又曰：谢安非不知人，如桓伊之贤，晋室亦不多得。诸桓分据一方，无不当处。若以桓温之迹言之，似于山东有可疑者。然坐论数十百年事，当时其势与心，亦有
译公曾经仰慕诸葛武侯的为人，端礼问他如何能达到那样的境界，公说：“深入探究武侯的内心境界，无法看到它的边际。比如他向先主推荐马超，关羽认为马超的地位已经超过了自己，写信询问武侯。武侯说：‘马超可以和益德（张飞）并驾齐驱，但终究比不上髯将军（关羽）。’关羽听后很高兴，这样既没有掩盖马超的优点，又安抚了关羽的心。他这样深沉的大略，谁能比得上？又比如他统兵作战却屡次失败，于是下达教令说：‘现在不是将领不好、兵力不众而失败，大概是我没有听到过错的缘故。’各位指出我的过错，那么军队就能获胜了。况且当时的贤者和后世的士人，都忌讳别人指责自己的过失，而武侯却愿意听到自己的过错，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然而人有过错，即使是亲人也必定惩罚；有功绩，即使是仇人也必定奖赏。廖立等人是被他罢黜的，听说武侯去世，竟然感动哭泣，有的人甚至呕血，大概是因为他执法公平而得人心，士人也乐于为他效力。这七代以来辅佐君王的臣子，有才能的很多，只是缺少德行罢了。武侯确实是奇人，谢安可以与他相比。然而士人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必须要像这样。”
公说：“人各有所长，千万不要轻易废弃人才。”
公听说蒋颖叔得到广东帅的职位，说：“广东是雄大的藩镇，府座出行时先导，用门旗夹着银槌，屠脍人次之，其他镇所没有的。”刚到任时，蛮族酋长必定用琉璃瓶注入蔷薇水，挥洒在太守身上，不涉及其他人。公送给颖叔诗，详细叙述这件事，说：“颖叔老了，听到这些应该会高兴。”
公说：“韩愈的诗文记载志向，各有体裁，至今也新奇。如果写颜回不贰过的论，专门想要符合规范，所以稍微显得俗套。”
公说：“文章要多写，多写才能思虑成熟。我没有一天不写文章，没有一时不吟咏，只是苦于没有笔力，所以来不及书写罢了。”
问武侯屯兵五丈原，他的志向是想作战罢了。武侯固然知道魏国不肯作战，不幸武侯去世，假如他不死，后来会做什么？难道可以只是相持而已吗？当时，沿着渭水向东，进攻长安，那么三辅地区震动，魏国必定奔走救急，可以作战了。武侯不知道出此计策，这是兵法所说的把不该分散的兵力分散了，导致军队溃败。公说：这个议论很大，况且坐在江淮之间来推测京师的事情，有所不可必然，何况在千百年之后来议论千百年前的事，而那个人的用心不容易说清楚。然而深入考察武侯的用心，确实想以大义服天下，他用兵的痕迹不过是余事罢了。传曰：“威武是文德的辅助。”这是武侯不得已而用兵的原因。然而自两汉以来，没有必胜的将领像武侯，真正能必胜的人。凭借蜀地狭小土地贫瘠，兵力孱弱，武侯率领他们，人人有勇气，最终能使蜀国强盛而对抗中原，大概是节制仁义的军队。以武侯观看韩信等人用兵，都是庸将，靠侥幸取胜，也像儿戏一样。然而举兵一出，三郡响应，马谡违令而失败，难道不是有必胜的策略？当时善用兵的没有像孙权的，孙权称司马仲达为“变化若神”，那么仲达可以说是善于用兵了。然而与武侯相持，闭军固垒而不敢动，武侯死后，说：“我不料他死了。”等到观察他的营阵，感叹说：“天下奇材。”那么仲达与武侯的优劣可见了。当时，蜀国的将领关羽、张飞已先死，而姜维、马超又后出，正努力作战，当时所用的只有魏延、马谡几个人，又都是庸将，那么蜀国所依赖的，只有武侯一人。凭借一个武侯自用，虽然魏国强大也不能取胜，那么武侯的才能不容易估量。然而腹背受敌，是兵家所忌讳的，而武侯又不想趁人之危而侥幸取胜，所以不沿着渭水向东，恐怕不是不知道出此计策。
问管仲、萧何、武侯、王导、谢安王猛、房杜、李德裕、王朴得失优劣如何？公说：孔孟论述管仲很详细了，确实有功于国家的人。萧何、房杜则忠于社稷，然而萧何轻信流言，买田来自污，不是独立不惧的君子，这是错误的。王导、谢安都是晋室的硕辅，然而王导挟私忿而杀周伯仁，谢安在守丧期间不废乐，这都是他们的短处。李德裕有将相的谋略，王猛、王朴真是一时的奇才，然而王猛不知道以义自处而屡次受困辱，王朴也有傅防妖祥的讥讽，这几位君子得失相半，没有全能的。如果武侯则考察德行论才能，无可指责，他最优吗？昔崔浩曾经非议武侯，然而崔浩不是了解武侯的人，崔浩不足道。又说：王导固然贤者，然而想用赵某而被孔愉所阻，保护匡术而被孔群所抵触，亲近桓景而陶回折断，也少有缺憾。
问谢安立诸桓是对还是错？公说：荆、江二州都占据上游用武之地，固不宜给诸桓。然而传称他得到诸桓的心，也符合时务了【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占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其任。他的经远无竞，类皆如此】又说：谢安不是不知人，如桓伊的贤能，晋室也不多得了。诸桓分据一方，无不适当。如果以桓温的事迹来说，似乎在山东有可疑之处。然而坐论数十百年事，当时其势与心，也有
公曰：「扬雄着《法言》，本欲刺王莽，其曰『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之类是也。然王莽之恶，愚夫愚妇皆知之，不待子云刺讥而恶自彰。如佛，不待韩愈排之，而后人知佛为非。若夫杨、墨，则迫近吾道，而能为吾儒害，则孟子曷可以不辟？」
公曰：「孔子言其略，孟子言其详，故曰孟子者，孔子之解也。」
公曰：「尝见一俗书云：『作文用事，必用新意。如论友，若使管鲍，则不新矣。』昔卓王孙云：『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能致富。』与俗书正合。此说学者宜取法焉。」
公曰：「君子言欲孙，而行欲严。葢不孙则召祸，不严则受侮。」孔子曰：「吾执御乎？」又曰：「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此虽逊，何伤也？若言媚灶，则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葢恐伤乎行，不得不厉尔。后世君子言之不孙者多矣，于行则未尝严也。
问萧望之如何人？公曰：「萧望之，近世贤者也。以圣人概之，不免为刚者。葢圣人之于夬，必待一隂至弱，然后扬于王庭，则小人决可去矣。如孝元时小人方盛，而萧生排之，既无所济，亦以自毙也。至于不肻挟持，则已受侮矣。岂若见几而不往耶？然大节已卓然矣。」
公自谓：“寻常作诗作书，美其人，皆以已所知所见而美之。又于数事取其尤长者美之，而未尝溢誉，亦未尝以传闻为虚美也。”近世士人好誉人，至言其人无所不能，有类乎圣者，岂不欺后世哉？
公言：文字须浑成而不断续，滔滔如江河，斯为极妙。若退之，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
公言：“人之为文，使古事如避犯众，盖有无意可以取祸者。如嵇康以一言而见杀，可不戒哉！”
公言人之为文，须无穷愁态，乃善。如杜甫则多穷愁，贾岛则尤甚，李白又近于放言，此皆贫贱之所忌。故退之欲人辍一飰之费以活已，又感二鸟而作赋，甚不可也。若孟子，人不知亦嚣嚣，直能受贫贱而不枉道矣。
公言“恭谨敬”三字，其义相近，而《诗》曰“敬天之怒”，则“敬”为不轻矣。然武帝云“敬举君之觞”，又陈国时两国交聘，谓“敬”为自上待下，如此，则人与在上位者书，不当云“敬”矣。
公言：“人当先养其气，气完则精神全，其为文则刚而敏，治事则有果断，所谓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气。班固之文，可谓新美，然体格和顺，无太史公之严。近世孙明复及徂徕公之文，虽不若欧阳之丰富新美，然自严毅可畏。
公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则事无▯逆，而下不能为奸。必欲和，莫若分过而不掠美。」
问公治《春秋》之法，公曰：“《春秋》之学，其大要先求经防，三传非所急也。后世必以赵、啖为善学者，大功正在此尔。至于论《春秋》所作，殊不求孟子之意，而反以为救弊为言，甚踈濶也。若乃立例求经，恐遂拘泥，不可攷合。例有变者，当须存之矣。”又曰：“治《春秋》必须存阙文，如‘夏五’之类是也。如不书即位，则诸家之说纷然矣。然某亦以为阙文而不论，葢传写既乆，不能无脱误。若便立议论，恐非圣人之本意。若《易》言‘研诸侯之虑’，则‘明’多‘侯’字矣，何必曲说。”
公曰：「西狩获麟，诸家但止论麟，不知论狩以讥非诸侯之事尔。」
公曰：「治《春秋》当以孟子为折衷，葢知《春秋》者惟孟子尔。如言无义战者，止讥其战无义者也。」
经言侵伐征者，葢侵者小其敌也，直侵之耳。伐则大矣，不惟兵车多，亦所以声其罪也。故经言侵蔡，伐楚，是以知侵小伐大也。至于征，则又大矣，如周公东征，征有苗之类是也。
公曰：「说者谓《春秋》无褒，非也。然方其时，书褒者少尔。如齐之斥夷狄而强中国，孔子言一正天下，而葵丘之防，孟子亦取之，岂非褒乎？如存卫国而有《木▯》之诗，岂得不为褒邪？」
问乙亥尝说者曰：「先言御廪灾，是以火灾之余而尝不恭，甚矣。」公曰：「曽子问言：天子诸侯之祀，遇日食、火灾、防服，则皆废祀。今御廪灾则尝可
译公说：“扬雄撰写《法言》，本意是想讽刺王莽，其中‘学问是最高尚的，言论是次一等的’之类的话就是例证。然而王莽的罪恶，连愚昧的男女都知道，不需要扬雄去讽刺讥讽，他的恶行自然就会彰显。就像佛教，不需要韩愈去排斥，人们就知道佛教不对。至于杨朱、墨翟，他们的学说迫近我们的正道，能够对我们儒家造成危害，那么孟子怎么可以不辩驳他们呢？”
公说：“孔子说的是大略，孟子说的是详细，所以说孟子是孔子的解说者。”
公说：“曾经看到一本通俗的书说：‘写文章用典故，一定要用新的意思。比如谈论朋友，如果还用管仲和鲍叔牙，就不新颖了。’从前卓王孙说：‘别人丢弃的我拿取，别人拿取的我给予，所以能够致富。’这与通俗的书正好相合。这种说法，做学问的人应当效法。”
公说：“君子说话要谦逊，行为要严谨。大概不谦逊就会招致祸患，不严谨就会受到侮辱。”孔子说：“我难道擅长驾车吗？”又说：“如果我有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这虽然是谦逊，有什么损害呢？如果说讨好权贵，就说：“得罪了上天，没有什么可祈祷的。”大概是担心伤害行为，不得不严厉罢了。后世的君子说话不谦逊的很多，但在行为上却从未严谨过。
问萧望之是个什么样的人？公说：“萧望之，是近世的贤人。用圣人的标准来衡量，他难免属于刚强一类。大概圣人对于决断，一定要等到阴气极其微弱，然后在王庭上宣扬，这样小人就一定可以除去了。像汉元帝时小人正得势，萧望之排斥他们，既没有起到作用，也导致自己丧命。至于不肯妥协，就已经受到侮辱了。哪里比得上察觉细微征兆而不前往呢？然而他的大节已经卓然不群了。”
公自称：“平常写诗写信，赞美某人，都是根据自己所知所见来赞美。又在几件事中选取他特别擅长的地方来赞美，从未夸大赞誉，也从未根据传闻来虚假赞美。”近世的士人喜欢赞誉别人，甚至说那个人无所不能，好像圣人一样，这难道不是欺骗后世吗？
公说：文字必须浑然一体而不断裂，像江河一样滔滔不绝，这才达到极妙的境界。像韩愈，接近这个境界了；然而还不及孟子的十分之一二。
公说：人写文章，引用古事就像避开触犯众人一样，大概有无意中可以招致祸患的情况。像嵇康因为一句话而被杀，能不引以为戒吗！
公说人写文章，必须有无穷无尽的忧愁情态，才好。像杜甫就多忧愁，贾岛尤其严重，李白又接近放纵言论，这些都是贫贱之人所忌讳的。所以韩愈想要人们节省一顿饭的费用来养活自己，又因两只鸟而作赋，非常不可取。像孟子，别人不了解他，他也安然自得，真正能够忍受贫贱而不违背正道。
公说“恭、谨、敬”三个字，意义相近，而《诗经》说“敬畏上天的愤怒”，那么“敬”就是不轻慢的意思。然而汉武帝说“恭敬地举起国君的酒杯”，又陈国时两国交往聘问，把“敬”当作上级对待下级，像这样，那么人给在上位者写信，就不应当用“敬”字了。
公说：“人应当先修养自己的气，气完整则精神饱满，写文章就会刚健敏捷，处理事务就有决断力，这就是所谓先确立根本。”所以凡是人的文章，一定和他的气相符合。班固的文章，可以说新颖美好，然而体格和顺，没有太史公的严谨。近世孙明复和徂徕公的文章，虽然不如欧阳修的丰富新颖美好，然而自然严谨刚毅令人敬畏。
公说：“同僚之间，不可不和睦。和睦则事情没有阻碍，下级就不能做奸邪之事。一定要和睦，没有比分担过错而不掠取美名更好的了。”
问公研究《春秋》的方法，公说：“《春秋》的学问，首要的是先寻求经文的本意，三传不是急务。后世一定认为赵匡、啖助是善于治学的人，大功正在于此。至于论述《春秋》的创作，完全不寻求孟子的意思，反而认为是为了挽救弊端，非常疏远浅薄。如果确立条例来探求经文，恐怕就会拘泥，无法考证契合。条例有变化的，应当保留。”又说：“研究《春秋》必须保留缺漏的文字，像‘夏五’之类就是这样。像不记载即位，各家说法纷纭。然而我也认为是缺漏的文字而不加议论，大概传抄久了，不可能没有脱落错误。如果就确立议论，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如果《易经》说‘研诸侯之虑’，那么‘明’字多了‘侯’字，何必曲解。”
公说：“西狩获得麒麟，各家只论述麒麟，不知道论述狩猎是为了讥讽这不是诸侯该做的事。”
公说：“研究《春秋》应当以孟子作为标准，大概懂得《春秋》的只有孟子。像说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讥讽那些战争没有道义罢了。”
经文中说侵、伐、征，大概侵是轻视敌人，直接侵入罢了。伐就大了，不仅兵车多，也是用来声讨罪行的。所以经文说侵蔡、伐楚，由此知道侵小伐大。至于征，就更大了，像周公东征，征讨有苗之类就是这样。
公说：“解说的人说《春秋》没有褒奖，不对。然而在当时，记载褒奖的少罢了。像齐国排斥夷狄而强大中国，孔子说一正天下，而葵丘的盟约，孟子也采纳，难道不是褒奖吗？像保存卫国而有《木瓜》的诗，难道能不算是褒奖吗？”
问乙亥曾经解说的人说：“先说御廪发生火灾，是因为火灾之后祭祀不恭敬，太严重了。”公说：“曾子问说：天子诸侯的祭祀，遇到日食、火灾、丧服，都废除祭祀。现在御廪发生火灾，那么尝
问秋师还，说者讥其逾时，而左氏云善之也。公曰：“二百四十二年用兵多矣，独此言师还，恐非讥也。且以清人之诗验之，则以防师为弃民，而深讥其君，则师全而还，可以为褒矣。”
问盗窃寳玉大弓而不书，人纪侯大去其国而不书其防。公曰：“称盗，贱之也。如汉言‘盗高庙玉环’，唐言‘盗杀武元衡’，皆其意也。故不必书其人也。”然此讥有司慢藏也。讥有司慢藏，则时政可知也。纪侯事有二说：一云讥其不死社稷，其防之者齐也。言纪侯之大去其国，则齐之恶亦可知矣。一云“大”者，纪侯名也。讥其不能死社稷，故名以贬之。有以纪侯比去邠之事者，失之矣。正如以王莽比尧舜之禅让也。
公言：“王令之文，少所许可。如以房、杜为刀笔吏，非也。”且如庭议事，房乔谋之矣，必曰：“非如晦莫筹之。”及如晦至，卒用房防。以此观之，则其不掩善而交用其所长，固足以为贤相，所以能成天下之务。夫为相者，能不蔽人之谋，以一身而行天下人之善，岂不大哉？而后世之人，耻谋不自我出，而谓人献言为犯分，是以人受其蔽而已，不知事亦多不济也。昔魏相集贾、董所言而行之，则其知识甚高矣。然为政者，必有术，然后能立，事故王导衣綀布，谢安用蒲葵扇，不言而人从之，葢以术也。后世宰相之行事，乃欲以势力而刼制天下，又怨人之不从已，岂不愚哉？
公曰：欲求圣人之道，必于其变。所谓变者，何也？葢尽中道者，圣人也，而中道不足以尽圣人。欲求圣人之道者，必观于变。葢变则纵横反覆，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贤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与权。」孟子恶其执一也。然善论圣者，必观其世。且如孔子处周之季，天下如何哉？所以车辙马迹徧于天下，而不自以为劳，岂好为哉？冀一得用，以行其道，而济斯人尔。至于见佛▯南子而不自为污也。然圣人之变，疑卓尔不可及，有志者跂而学之，亦何难哉？此孟子所以学而至之，荀杨则不及也。且在书则如尧、如舜、如汤、如武、如平康、如疆弗友、如燮友，其世不同也。在《易》则如泰、如否、如丰、如剥、如小过、如大过，其世亦不同也。若以汤武之时而行尧舜之事，如以治丰、治泰之道而行于剥、于否，岂不倾覆无功乎？此尧所以禅，而舜所以受，汤所以革夏，而武所以造周，伊周所以摄也。葢皆用大过之道，而适于变者也。学者不知此，乃妄生议论，非也。《诗》曰：「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偏当音徧，以言开徧而复合也】岂不尔思？室是逺而言。权之逺而不可及，故孔子曰：「未之思也。」葢讥其言不合道也【此乃逸诗，着此以见孔子删诗之法，务去其不合道者也】善乎晁错云：「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此言出《六韬】后世学者，其言其学，俱有可取，至其临事制宜，则或悖乱或拘泥者，以其不通乎世变也。苟不通乎世变，则利不可兴，害不可除，事虽至于隳败，而不能救者，以此耳。
公曰：「扬子投阁，后人乃为扬子讳。云无此事，则是汉史所书，皆不足信也。况此事甚明，然扬子实未至于圣人，而不适乎变，虽有此，亦何妨为大贤乎？且如孟子曰：『尧以天下与舜，则是禅也』，明矣。韩退之对禹问，乃反此说，而后世学者又为退之讳。云此非退之文，何其迋论以自欺也？就如为退之之文，亦不害为退之矣。此皆好奇而不适于简易之过也。」
公曰：「治河诚大事，然利害有可以坐而言决者。尝因大禹治水之法而亲观其势，且自陜以西登高东望，左丘陵，右冈阜，河乃行于其中。所以自古以来，河未尝决于陜同之间也。行而至于河北京东之界，则地形益下，而悉平原，山足复软，不足以为之固，所以酾为二渠，又为九河，以杀其怒势而决泄之。河所以趋于海，而三代之时无水害也。而今之言河者，必归之于天，胡不折之曰：周之时，王与列国之君未尝无失道者，而不闻河为患者，何也？葢有禹之遗迹也。若必欲以人力治，亦恐无功。葢今
译有人问：秋师回国，议论的人讥讽他超过了期限，而《左传》却称赞他。公说：“二百四十二年间用兵很多，唯独这里说‘师还’，恐怕不是讥讽。况且用《清人》这首诗来验证，那么把防地的军队视为抛弃百姓，而深深讥讽他们的君主，那么军队保全而回国，可以算是褒奖了。”
有人问：盗窃宝玉和大弓却不记载，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却不记载他的防地。公说：“称‘盗’，是轻视他们。就像汉朝说‘盗取高庙玉环’，唐朝说‘盗杀武元衡’，都是这个意思。所以不必记载具体的人。”然而这是讥讽主管官员保管松懈。讥讽主管官员保管松懈，那么当时的政治状况就可以知道了。关于纪侯的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讥讽他不为国家死节，他的防地被齐国占领。说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那么齐国的罪恶也可以知道了。另一种说法是“大”是纪侯的名字。讥讽他不能为国家死节，所以用名字来贬低他。有人把纪侯比作周文王离开邠地的事，这是错误的。就像把王莽比作尧舜的禅让一样。
公说：“王令的文章，很少许可别人。比如把房玄龄、杜如晦当作刀笔吏，是不对的。”况且在朝堂议事，房乔已经谋划了，一定说：“没有如晦不能筹划。”等到如晦到了，最终采用房乔的计策。由此看来，那么他不掩盖别人的长处而互相利用各自的长处，本来就足以成为贤相，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做宰相的人，能不遮蔽别人的计谋，以一人之身推行天下人的善政，难道不是伟大的吗？而后来的人，以计谋不是自己出的为耻，而认为别人献言是越分，因此别人受到他的遮蔽，不知道事情也大多不能成功。从前魏相汇集贾谊、董仲舒所说的并实行，那么他的见识很高了。然而执政的人，必须有方法，然后能建立功业，所以王导穿粗布衣服，谢安用蒲葵扇，不说话而人们顺从，大概是因为方法。后来宰相的行事，却想用势力来胁迫天下，又怨恨人们不听从自己，难道不愚蠢吗？
公说：想要寻求圣人的道，一定要观察它的变化。所谓变化，是什么呢？大概完全符合中道的是圣人，而中道不足以穷尽圣人。想要寻求圣人的道的人，一定要观察变化。大概变化就纵横反复，不固守旧常，而都符合道，这不是贤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孔子说：“不可以通权变。”孟子厌恶那种固执一端的人。然而善于论述圣人的人，一定要观察他的时代。况且孔子处在周朝的末年，天下怎么样呢？所以车辙马迹遍布天下，而自己不以之为劳苦，难道是喜好这样做吗？希望一旦得到任用，来实行他的道，而救济这些人罢了。至于见南子而自己不以之为污秽。然而圣人的变化，似乎卓越得不可及，有志的人踮起脚来学习它，又有什么难的呢？这就是孟子所以学习而达到，荀子、杨朱则不及的原因。而且在《尚书》中，像尧、像舜、像汤、像武王、像平康、像疆弗友、像燮友，他们的时代不同。在《易经》中，像泰、像否、像丰、像剥、像小过、像大过，他们的时代也不同。如果用汤武的时代而行尧舜的事，像用治理丰卦、泰卦的道而施行于剥卦、否卦，难道不倾覆而无功吗？这就是尧所以禅让，而舜所以接受，汤所以变革夏朝，而武王所以建立周朝，伊尹、周公所以摄政的原因。大概都运用大过的道，而适应变化。学者不知道这个，就妄生议论，是不对的。《诗经》说：“棠棣的花，普遍地开而又合【偏应当读遍，以说明开遍而又合】难道不思念你吗？因为居室遥远而说话。权变遥远而不可及，所以孔子说：“没有思考它。”大概讥讽他的话不符合道【这是逸诗，著录在这里以显示孔子删诗的方法，务必去掉那些不符合道的】。晁错说得好：“能明了他的时代的人，称为天子【这话出自《六韬》】。后来的学者，他们的言论和学问，都有可取之处，至于他们遇事制宜，却有的悖乱有的拘泥，因为他们不通晓世变。如果不通晓世变，那么利益不能兴起，祸害不能消除，事情虽然到了败坏的地步，而不能挽救，就是因为这个。”
公说：“扬子投阁，后来的人却为扬子讳言。说没有这件事，那么汉史所记载的，都不值得相信了。况且这件事很明白，然而扬子确实未达到圣人，而不适应变化，虽然有这件事，又有什么妨碍他成为大贤呢？况且孟子说：‘尧把天下给舜，这就是禅让’，很明白了。韩退之回答禹的问题，却反对此说，而后来的人又为退之讳言。说这不是退之的文章，为什么这样强辩来自欺呢？就算这是退之的文章，也不妨碍他是退之。这都是好奇而不适应简易的过错。”
公说：“治理黄河确实是大事，然而利害有可以坐着谈论而决定的。曾经因为大禹治水的方法而亲自观察地势，而且从陕西向西登高向东望，左边是丘陵，右边是冈阜，黄河就在其中流淌。所以自古以来，黄河没有在陕西、同州之间决口的。走到河北京东的边界，那么地形更加低下，而全是平原，山脚又松软，不足以作为坚固的堤岸，所以分流为两条渠道，又分为九条河流，以减弱它的怒势而决口排泄。黄河所以流向大海，而三代的时候没有水害。而现在谈论黄河的人，一定归咎于天，为什么不反驳说：周朝的时候，王和列国的君主没有不违背道的，而没有听说黄河为患的，为什么呢？大概有大禹的遗迹。如果一定要用人力治理，也恐怕无功。大概现在
之河身既狭，又地软，无丘陵冈阜为之固，又无二渠，复无九河以分泄其怒势，独行乎一道。以孟子言之，乃掘地而注之海；今则以人所筑堤为之扞，乃水行乎地上，则安得不决也？其不决者，幸而已然，不可保万全，不决于今年，必决于明年，或二三年，断然矣。莫若略依古法，分为数道，随其所趋而利导之，寛为河身，纵其防波而不壅塞，则河之患庶乎少矣。」
译黄河河道既然狭窄，加上土质松软，没有丘陵山冈作为稳固的依托，又没有两条支渠，更没有九条河道来分散宣泄其汹涌的水势，只能独自沿着一条河道奔流。用孟子的话来说，这就像是挖开大地让水直接注入大海；如今却用人工修筑的堤坝来阻挡它，使得水流在堤坝之上运行，这样怎么能不溃决呢？那些没有溃决的情况，不过是侥幸罢了，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今年不溃决，明年必定溃决，或者在两三年内溃决，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如大致依照古代的方法，将河道分为几条，顺着水流趋向加以有利的引导，拓宽河道，任凭波浪冲击而不造成壅塞，那么黄河的祸患或许就能减少了。」
屈平自沉于江，虽曰▯心，亦可谓不幸。然圣人亦有不幸，而有以处不幸；亦有不得已，而有以处不得已，必不至于自戕。故如屈平、孔孟不为也。
作诗切不可斥言事，至于美人亦不可斥言。试观诗之风、雅、颂，所美所刺，未尝不婉顺而归之于正。
问象以典刑。孔安国曰：「象，法也。法用常刑也。」汉儒则曰：「唐虞画象，又曰画衣冠为戮，何也？」公曰：「有曰象魏，有曰两观。观言其高大可观，法也。象则自然高大，魏则有巍巍之意，皆有可观可法也。则象所以言其法，犹天之垂象。唐虞之刑虽不经见，如萧何之律，轻重大小各有定式。然恐古自有定式也。观其放四凶而人以为宜，则是刑有常式，故民听不惑。所谓象以典刑者，葢法用其常刑而无过差也。」
问诸言明堂者曰：「布政之宫，又曰在国之阳七里。」蔡邕以为天子之太庙也，其说不同。公曰：「明堂者，布政之宫，则是矣。葢取其向明而治之意，故孟子曰『王者之堂也』。其曰『在国之阳七里』，则固缪矣。」然歴代诸儒之论纷纷无定。汉武则牵于方士之言，以茅葢通水。惟隋宇文恺之论为当然，必欲兴作，则请用魏郑公所谓「自我作古，可也。断而行之，在我而已」，众说不能改也。
问晁错、张敞请入粟以赎罪，无乃刑失有罪乎？公曰：「书有金作赎刑，则所犯有诖误可恕者，使赎之，则刑不失有罪矣。」错等葢取此意而作此说。况权时定宜，以济其急，与其重敛于民，不若为此，犹成无费之利也。且今之富人，有入赀而为祠郎、室长者矣，意亦求庇其身，而朝廷实无奬进之道，故仕则竭力奉公，不敢为过失，有加于儒生、世胄而仕者也。然上之人避嫌而不敢举，朝廷亦无陞进之法，所以多有才力可称者，而卒阨以死也。且张释之以入赀为郎，则是人材不可决定于所取也。况汉帝之诏曰：「使乆立于庭下，宜旌异之。」
问：汉武帝筑朔方，而公孙▯谏曰：“不可。”及朱买臣发十说难之，而▯不得一，亦终筑之，何也？公曰：“汉武好兴作，而▯谏之者，欲以静正之也。然买臣、严助軰方欲自鬻其说，又挟武帝之威以压之，则▯何敢不从？所以曰‘鄙人不知’也。然武帝疲弊中国而失民心，防防天下，其本葢买臣导之也。吁！为天下者，可不审其所用乎？”
治诗者必论其大体，其章句细碎不足道也。且诗何必分二南为国风，而雅有大小，又为颂也？葢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王之化，正于闺房祍席之间，以至乎人化之。葢风为治家之始，而小雅者治国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颂者成功之始，是谓四始也。其余刺恶之诗，乃删诗时分附于诸篇，其恶之大小，自可各见，别无意也。故惟箴刺之诗不专立名也。且十五国风者，乃谓车同轨，书同文，孟子所谓地丑徳齐者也，故无所分别先后。且季札谓小雅周之衰，而王通乃为周之盛，其防异矣。葢当时乐歌适闻所刺之诗，所以为衰；而王通原鹿鸣以下之大防，所以为周之盛，各以所见云尔，非不同也。
人必有威，然后不为人之所慢侮，而事可立，亦可以应猝然之变。且如子路，片言折狱，以其有威，所以能得人之情，而下不能欺。且易于丰于噬嗑，有雷电之威明，故皆能折狱。若贲，则小明不足以立事，所以曰「无敢折狱」，葢无雷之威也。
问刘歆：郑康成谓《周礼》者，周公致太平之迹，而何休、林孝存毁之，何也？公曰：惟《春秋》、《诗》、《易》、《书》、《语》、《孟》为圣人完书，而无后人増益者，其余经籍皆有可疑。如《王制》，乃汉时博士为之；《月令》，亦吕不韦所纂；而《中庸》，则子思语也。其余杂汉儒者甚众。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则制度防亡矣。」此《周礼》所以为疑也。然又不可全以为非要，须攷其所言，合于圣人而不悖者取之，其不合者勿强为之说，斯可矣。
问季札见舞象箾，曰：“美哉，犹有憾也。”服防曰：“憾，
译屈原自沉于江，虽然说是出于一片忠心，也可以说是很不幸。然而圣人也有不幸的时候，但有办法来应对不幸；也有不得已的时候，但有办法来应对不得已，必定不至于自残生命。所以像屈原、孔孟那样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作诗切不可直白地斥责时事，至于美人也不可以直白地斥责。试着看看《诗经》中的风、雅、颂，所赞美和所讽刺的，没有不是委婉顺从而归于正道的。
问：“象以典刑”是什么意思？孔安国说：“象，就是法度。意思是依法使用常刑。”汉代儒生则说：“唐尧虞舜时期画象示众，又说画衣冠作为刑罚，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有叫‘象魏’的，有叫‘两观’的。‘观’是说它高大值得观看，是法度的象征。‘象’则自然高大，‘魏’则有巍巍高耸之意，都有值得观看和效法的意义。那么‘象’用来表示法度，就像上天垂示天象一样。唐尧虞舜的刑罚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像萧何制定的律法，轻重大小各有固定的格式。然而恐怕古代自有固定的格式。看他们流放四凶而人们认为适宜，这说明刑罚有固定的格式，所以百姓听从而不疑惑。所谓‘象以典刑’，大概是依法使用常刑而没有过当或偏差的意思。”
问：那些谈论明堂的人说：“明堂是颁布政令的宫室，又说它位于国都南面七里处。”蔡邕认为明堂是天子的太庙，他们的说法不同。先生回答说：“明堂是颁布政令的宫室，这是对的。大概是取它面向光明而治理天下的意思，所以孟子说‘那是王者的殿堂’。至于说‘位于国都南面七里处’，那肯定是错误的。”然而历代儒者的议论纷纷，没有定论。汉武帝则受方士言论的影响，用茅草覆盖并开通水道。只有隋朝宇文恺的论述是合理的，如果一定要兴建，就请采用魏郑公所说的“自己创立古制，也可以。果断地实行，在于我自己罢了”，众人的说法就不能改变了。
问：晁错、张敞请求百姓纳粮来赎罪，这难道不是刑罚失去了对罪犯的惩罚吗？先生回答说：“《尚书》中有‘金作赎刑’，那么所犯的罪如果有因误会而可以宽恕的，让他们赎罪，那么刑罚就没有失去对罪犯的惩罚了。”晁错等人大概是取这个意思而提出这种说法。况且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以解救急难，与其向百姓征收重税，不如这样做，这就像是成了不费钱的利益。况且现在的富人，有纳资成为祠郎、室长的，他们心里也是想庇护自身，而朝廷实际上没有奖拔进用的途径，所以他们做官就竭力奉公，不敢犯过失，这比那些靠儒生身份、世家子弟身份做官的人还要好。然而上面的人避嫌而不敢举荐，朝廷也没有升迁的法度，所以很多有才能值得称道的人，最终困顿而死。况且张释之靠纳资成为郎官，这说明人才不能由选取的途径来决定。况且汉帝的诏书说：“让他们长久地站在庭下，应该表彰他们的特异之处。”
问：汉武帝修筑朔方，而公孙弘劝谏说：“不可以。”等到朱买臣提出十条理由来驳难，而公孙弘不能反驳一条，最终还是修筑了，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汉武帝喜好大兴土木，而公孙弘劝谏他，是想用清静正道来匡正他。然而朱买臣、严助这类人正想自我推销他们的学说，又挟持武帝的威势来压制他，那么公孙弘怎么敢不服从？所以说‘鄙人不知道’。然而汉武帝使中原疲弊而失去民心，防备天下，其根本大概是朱买臣引导他的。唉！治理天下的人，能不审慎地考察所任用的人吗？”
研究《诗经》的人必须论述它的大体，那些章句细碎之处不值得谈论。况且《诗经》何必把二南分为国风，而雅有大小之分，又分为颂呢？大概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在自身。所以二南讲述文王的教化，从闺房床席之间开始，以至于教化百姓。大概风是治家的开始，小雅是治国政的开始，大雅是治天下的开始，颂是成功的开始，这叫做四始。其余讽刺恶行的诗，是在删诗时分别附在诸篇中的，恶行的大小，自然可以各自看出来，没有别的用意。所以只有箴规讽刺的诗不专门设立名称。况且十五国风，是说车同轨，书同文，孟子所说的地丑德齐，所以没有分别先后。况且季札说小雅是周朝衰败的表现，而王通却说是周朝的兴盛，他们的看法不同。大概当时乐歌恰好听到所讽刺的诗，所以说是衰败；而王通推究《鹿鸣》以下的大体，所以说是周朝的兴盛，各自根据所见的情况而言，并不是不同。
人必须有威严，然后才不被别人轻慢侮辱，事情才能建立，也可以应对突然的变化。况且像子路，凭片言只语就能断案，因为他有威严，所以能了解人的真情，下属不能欺骗他。况且《易经》中的丰卦和噬嗑卦，有雷电的威明，所以都能断案。至于贲卦，则是小光明不足以建立事情，所以说“不敢断案”，大概是没有雷的威严。
问刘歆：郑康成认为《周礼》是周公实现太平的遗迹，而何休、林孝存诋毁它，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只有《春秋》、《诗》、《易》、《尚书》、《论语》、《孟子》是圣人完整的书，而没有后人增补的，其余的经典都有可疑之处。比如《王制》，是汉代博士所作；《月令》，也是吕不韦编纂的；而《中庸》，则是子思的言论。其余杂糅汉代儒者言论的很多。孟子说：“诸侯厌恶它危害自己，都去除了它的典籍，那么制度大概就亡失了。”这就是《周礼》可疑的原因。然而又不能完全认为它不重要，必须考察它所讲的，符合圣人不违背的就取用，不符合的不要强行为它辩解，这样就可以。
问季札观看舞象箾，说：“美啊，还有遗憾。”服虔说：“憾，
恨也。恨不及已，诛纣也。”书言四岳举舜，孔安国曰：“四岳知舜之圣，不得已而举之。”夫二子之言，固为妄，然何为而言之？公曰：“恨可曰惭也。言文王不能正纣，已有惭徳，可也，何必曰恨也？”四岳之所举用，悉以丹朱、共工为言，尧屡却之，然后举舜，岂非安国便据此而生文乎？
译遗憾啊。遗憾没能来得及亲自诛杀纣王。”《尚书》记载四岳推举舜，孔安国说：“四岳知道舜的圣德，不得已才推举他。”这两人的说法，固然荒谬，但为什么这样说呢？公说：“‘恨’可以解释为‘惭愧’。说周文王未能纠正纣王的过失，自己感到惭愧，这样说也可以，何必非要说‘恨’呢？”四岳所推举任用的人，起初都只提到丹朱、共工，尧多次拒绝之后，才推举舜，这难道不是孔安国借此附会而编造出来的吗？
问司马迁作《史记》以孔子列于世家，而豫让名为刺客，可乎？齐鲁大国也，而首书太伯，叙传则尊道术而薄六经，何也？公曰：士要须所养者醇，所学者醇，所师者醇，所友者醇，然后所言所行皆醇也。如马迁所养、所学皆不能醇，其所师、所友亦或如之，故其言多驳杂，无足怪也。以《春秋》攷之，尝讥世卿，则世禄可矣。葢惟诸侯方得世，而卿大夫皆不可以。孔子乃曰“世家”可乎？豫譲天下义士也，其节凛凛可畏。以齐、晋、周、陈之臣观之，其祖、其父、其身皆食其国之禄而享其位，至其易主迁代，则又泰然就它主之禄而无惭色，甚者赞成其簒夺之祸，如王俭軰是也。以此观豫譲所以报徳者，岂非为义士乎？列于刺客，非也。泰伯三以天下譲，则齐鲁开国固在其后，然亦马迁之意重其譲而取于道也。其尊道术而薄六经，乃其所学所见之不醇也。
问三代称用肉刑而治，后世用行之则病于伤民，今可行乎？公曰：肉刑之法，前人论之详矣，徒为纷纷。尝观唐太宗曰：“不行井田、肉刑，不可致治，大非也。”葢前世之法，有不可以下行于今世；今世之法，有不可上通乎古者，正欲观时变尔。且孝文以仁心废肉刑，是也。纵云有轻刑之名，而其实杀之，亦非本意也，不幸而已。故人疑孝文以严致平，然法无病民者，要须得良吏乃可行。必欲行肉刑，须得臯陶者乃可行，臯陶不可得，得有臯陶之用心者，亦可矣。此人不可得，则肉刑未可轻行也。
左氏云：「十六相，尧不能用；四凶，尧不能去。」宜云「不用，不去」，不当云「不能」也。葢尧若用之、去之，则无以成舜功。此孔子所言：「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也。
君子无所争，于文则不可不求胜人。凡作文，必须自立，令前不见古人，后不容来者，乃善。不善其立意，自戕。
礼文残阙，甚可闵伤。仪礼粗为完书，然决非尽出乎圣人。何以知之？且礼者，出乎人情也。而仪礼有曰：“父母在，不可以为三年之服。”又曰：“嫂叔无服，所以避嫌也。”又曰：“师无服。”此岂人情哉？可以决知非圣人所为也。葢多出于汉儒，喜行其私意，或欲用其师说，或利其购金，而妄言耳。甚可闵也。
问：“今兵冗矣，欲复民兵如何？军储乏矣，欲复屯田如何？”公曰：“今兵势患乎一定而不得动，如一路中复置如汉之奔命者数百人，使往来赴急，不可如驻泊者，则盗贼不敢作矣。屯田诚难复，葢古者兵取于农，而其势顺，故耕者皆兵也。后世兵民既判，名已不同，况今之兵骄惰不可使，岂可令耕乎？必不肻矣。且兵患不精，不患少，昔李勣以三千而平定襄，古人有以少击众者，是兵虽冗，无益也。”
问：卫青不斩禆将，王猛弃军迎苻坚，与穰苴、亚夫异矣。公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是也。若卫青不斩禆将，可为保功名者，非将法也。王猛弃军迎苻坚，坚责之，是矣。”
问人固难知，然孔子谓由不得其死，孟子谓盆成括必见杀，后果如其言，何也？若萧何谓韩信国士无双，武侯谓蒋琬非百里之才，后亦果成功，何也？公曰：子路、盆成括有取死之道，孔孟观其所行而知之，纵使幸而免，孔孟之言犹信也。萧何知韩信之为可用，而不能知其终；武侯之明，固能知蒋琬为可用，然人亦难知，武侯不免失于马谡也。
问：国之本在兵，兵之本在将，则将才难矣。必欲选将，当以何术？使将能静，则折奸谋而不作；动则破大敌而制其命。其用何术？古人谁能之？公曰：将诚难事，不可易言之。古之名将，各有所长。所谓静能折奸谋者，所谓上兵伐谋，伐谋者能破敌之谋，不得用是也。不必见于用兵，然亦无迹。如李牧在雁门二十年，而匈奴不敢加兵；王霸在上谷亦二十年，而敌人不敢窥边。近之矣。然以数子之才，犹须乆任然后有功，则将不可遽移易也。所谓动则制其命者，必胜之将也。自古必胜之将，惟武侯一人，以其兵有节制而不妄动。其余皆幸甚尔。以李光弼犹战，则纳短刀于
译有人问：司马迁写《史记》，把孔子列入世家，而把豫让列为刺客，可以吗？齐鲁是大国，却首先记载太伯，在叙传中推崇道术而轻视六经，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士人必须所涵养的纯正，所学习的纯正，所师从的纯正，所结交的纯正，然后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才纯正。像司马迁所涵养、所学习的都不纯正，他所师从、所结交的也大概如此，所以他的言论多驳杂，这没什么奇怪的。用《春秋》来考察，曾经讥讽世袭的卿大夫，那么世袭的爵禄是可以的。大概只有诸侯才允许世袭，而卿大夫都不可以。孔子却称“世家”，可以吗？豫让是天下义士，他的节操凛然可畏。拿齐、晋、周、陈的臣子来看，他们的祖父、父亲以及他们自己，都享受国家的俸禄并占据职位，等到改朝换代，就安然地接受新主的俸禄而没有惭愧之色，更有甚者，还赞成篡夺的祸乱，像王俭这类人就是如此。由此来看豫让报恩的行为，难道不是义士吗？把他列为刺客，是不对的。太伯三次让出天下，那么齐鲁的开国本来是在这之后，但这也是司马迁看重他的谦让而取法于道。他推崇道术而轻视六经，是因为他所学习、所见识的不纯正。
有人问：夏商周三代使用肉刑而天下大治，后世使用它却弊病在于伤害百姓，现在可以实行吗？先生回答说：肉刑的法度，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徒然争论纷纷。我曾看到唐太宗说：“不实行井田制和肉刑，就不能达到大治，这大错特错。”大概前代的法度，有的不能向下推行到当今；当今的法度，有的不能向上通达于古代，这正是想要观察时势的变化罢了。况且汉文帝以仁爱之心废除肉刑，这是对的。纵然说有轻刑的名义，但实际上却杀人，也不是本意，只是不幸罢了。所以人们怀疑汉文帝以严刑达到太平，然而法度本身没有伤害百姓的弊病，关键在于必须得到良吏才能实行。一定要实行肉刑，必须得到皋陶那样的人才能实行；皋陶得不到，得到有皋陶用心的人，也可以了。这种人得不到，那么肉刑就不可以轻易实行。
《左传》说：“十六位贤相，尧不能任用；四个凶恶的人，尧不能除去。”应该说“不任用，不除去”，不应当说“不能”啊。大概尧如果任用了他们、除去了他们，就无法成就舜的功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尧效法它。”
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但在文章方面则不可不力求胜过别人。凡是写文章，必须自立门户，让前人看不见古人（的踪迹），后人不容许后来者（超越），这才算好。不善于立意，就是自毁。
礼制的文献残缺不全，非常令人痛惜。《仪礼》大致算是完整的书，但决不是全部出自圣人。怎么知道呢？况且礼是出于人情的。而《仪礼》中说：“父母在世，不可以穿三年的丧服。”又说：“嫂子与小叔子没有丧服，是为了避嫌。”又说：“老师没有丧服。”这难道是合乎人情的吗？可以断定这不是圣人所做的。大概多出自汉代儒生，喜欢推行他们的私意，或者想运用他们老师的学说，或者贪图购书的金钱，而妄加言论罢了。非常令人痛惜啊。
有人问：“现在军队冗杂了，想要恢复民兵制度怎么样？军需储备匮乏了，想要恢复屯田制度怎么样？”先生回答说：“现在军队的弊端在于固定不动而不能调动，如果在一路之中再设置像汉代‘奔命’那样的数百人，让他们往来奔赴急难，不要像驻泊军那样固定，那么盗贼就不敢作乱了。屯田确实难以恢复，大概古代军队取自农民，形势顺遂，所以耕种的人都是士兵。后世兵民既然分开，名义已经不同，况且现在的士兵骄横懒惰不可驱使，怎么能让他们耕种呢？必定不肯。而且军队担心不精锐，不担心人数少，从前李勣凭借三千人平定定襄，古人有以少胜多的，所以军队虽然冗杂，也没有益处。”
有人问：卫青不斩杀副将，王猛抛弃军队去迎接苻坚，这与穰苴、周亚夫不同啊。先生回答说：“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这是对的。如果卫青不斩杀副将，可以作为保全功名的人，但不是将帅的法度。王猛抛弃军队去迎接苻坚，苻坚责备他，这是对的。”
有人问：人本来就难以了解，然而孔子说子路不得好死，孟子说盆成括必定被杀，后来果然如他们所说，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萧何说韩信是国士无双，诸葛亮说蒋琬不是治理百里小邑的人才，后来也果然成功，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子路、盆成括有招致死亡的品行，孔孟观察他们的行为而知道这一点，纵使侥幸免于一死，孔孟的话依然是可信的。萧何知道韩信是可以任用的，但不能知道他的结局；诸葛亮的明智，固然能知道蒋琬是可以任用的，然而人本来就难以了解，诸葛亮不免在马谡身上失察啊。
有人问：国家的根本在于军队，军队的根本在于将领，那么将才就难得了。一定要选拔将领，应当用什么方法？使将领能静，就能挫败奸诈的计谋而不生事；动起来就能击破大敌而控制其命运。用什么方法？古人谁能做到？先生回答说：将领确实难当，不可以轻易谈论。古代的名将，各有所长。所谓静能挫败奸谋，所谓上等的用兵是挫败敌人的计谋，挫败计谋的人能破除敌人的谋划，不能任用这种方法。不一定体现在用兵上，然而也没有痕迹。比如李牧在雁门二十年，匈奴不敢进兵；王霸在上谷也是二十年，敌人不敢窥探边境。接近这种情况了。然而凭借这几位的人才，还需要长期任用然后才有功绩，那么将领不可以轻易调动更换。所谓动起来能控制其命运，是必胜的将领。自古必胜的将领，只有诸葛亮一人，因为他的军队有节制而不妄动。其余的都是侥幸罢了。以李光弼为例，还曾作战，就把短刀纳
鞾，知其不能必胜也。夫以马隆之才，武立标募卒，得骁勇者三千五百人，又请自至武库选仗。有此三者，所以能多克胜。昔髙崇文伐蜀，卯时受诏，辰时出师，兵仗器物皆不假借而毕集，以其有素备也。所以觧剑门之围，平刘辟之乱。呉时有将【阙】无事时常作出兵计，故敌人畏之而不敢妄动。此正用兵者当法此也。然用兵必有骁将，必有敢死士。故古人去敌百歩犹选敢死士，葢敢死士则能壮兵威，而骁将则能夺敌之气。
译鞾，知道他们不可能一定取胜。凭借马隆的才能，在武立招募士兵，得到勇猛矫健者三千五百人，又请求亲自到武库挑选兵器。具备这三点，所以能够多次取得胜利。从前高崇文讨伐蜀地，卯时接受诏令，辰时出兵，兵器装备等物品都不假借他人而全部齐备，这是因为平时就有准备。所以能够解除剑门关的围困，平定刘辟的叛乱。吴国时有将领【缺】，在无事时常制定出兵计策，所以敌人畏惧他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正是用兵之人应当效法的。然而用兵必须有勇猛的将领，必须有敢死之士。所以古人距离敌人一百步还要选拔敢死之士，大概是因为敢死之士能够壮大军队威势，而勇猛的将领能够挫败敌人的士气。
传曰：「智、信、仁、勇、严，将之事也。」则为将，必须严。严则有威，有威则号令明，而人畏之。然威必素立，乃可猝然办事。李晟之卒，有折人之七筯者，斩之。而李光弼欲斩贵臣，虽天子欲増秩使免死，而光弼亦斩之，所以威立而人畏之也。然郭子仪仁厚，得士心，而卒伍少▯。及李光弼领其兵，皆股栗。此可见有威者，人乃畏也。
易》言忠信所以进徳，又曰果行育徳，则信与果皆入徳之本，士君子所不可须臾忘也。而《论语》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而自汉以来说者，皆以为小人之事，无乃害徳乎？葢孔子以子贡之所问者愈卑，而又问其次，故曰“言必信，行必果”，恐▯问其次，故特举其▯下者曰“硁硁然小人哉”。“硁硁”，空虚之谓也。则是“言必信，行必果”与“硁硁然小人哉”，皆义不相续，各是一段也。或曰：孟子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者为大人，故此以“言必信，行必果”为小人也。殊不思，大人者，成徳之称，其“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则如从心之谓，惟大人能之。而《论语》所言者，士也，曷可比大人哉？
浩然之气与北宫黝之勇、孟施▯之勇，皆以所养而致之。然孟施▯养成匹夫之勇，故不动心而无惧，所以视不胜犹胜也。孟子曰：「若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防，则必经于思虑而动其心矣。」故其文势宜自犹胜。以上言孟施▯其量敌，以下孟子言施▯不能如此，非一段事也。
书者，天子之事也。终于文侯之命也。费、秦二誓，何以与焉？葢书之文，乃旧史之文，其篇章之次第，乃孔子删而定之。故断自唐虞，所以明治世教化之本。然尧典亦谓之虞书者，以尧所以治天下之道，非舜以成之，则其仁民爱物、经纶世变之道，不得而显也。然尧舜之时，道隆也，故大禹、臯陶之谟，皆谓之虞书。夏书以往，有戒之深防焉。故夏书之末，继之以商书，以商警夏也。商书之末，继以周者，以周警商也。周之末，继以文侯之命，所以警周也。其意以为，周徳既衰，而晋强盛矣，宜知所以杜絶簒乱也。又继以费，所以见鲁公之僭；又继以秦，以见秦之强大，皆以警于周，而周不悟，所以卒为秦所防。故曰：费、秦二誓，所以戒周，亦所以警后世也。
春秋鲁史，也是诸侯之事也。而书曰「西狩获麟」，何也？葢孔子所以删《春秋》者，用意深微，故用一字有重轻。其言「获麟」，诸家止说麟，而不论「狩」，非孔子意也。葢「狩」乃天子之事，而诸侯云「西狩」，所以讥僭也。
诗之有颂，所以明盛徳而告成功。虽有文王之业，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则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继之鲁颂，又附之商颂，何也？葢自二南言治家之始，小雅言治国之始，大雅言治天下之始，颂言成功之始，所以见周家终始之道一隆也。其终有鲁颂、商颂者，何也？葢鲁实僭天子，今观鲁颂之事，岂足为盛徳，而岂可告于神明？故言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是颂，则以周室既微，明鲁之强而僭也。其商颂防亡，特附之而已。故曰得商颂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絶一代之事，因其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贬也。
易》之书，未尝不戒，故以未济终焉。而说者以为既济，岂圣人之意乎？葢闗朗、子明以六变之说觧《易》，故其言曰：「《易》以既济终焉。」然子明所论六变，上不见乾坤，下不见未济，又疑其法止论终于既济，非谓不可终于未济也。
二礼所载，终始不同，何也？夫礼乐不明，良可惜也。惟仪礼稍为完书，然皆说士礼，故知论礼者以士礼陞而上之至于天子也。然仪礼始于冠昏，其法是也，终于有司，葢以为追逺乃人之大事，所以防葬而继之以祭之礼也。至于戴礼之所记，驳杂讹舛，不可胜道，葢多出于汉儒之私见，其首不以冠昏，而以曲礼，其终乃以防服四制，而制度又多舛杂，而不近于人情，极可怪也。然诗首于闗雎，书首于厘降，春秋首于聘娶，易下经首于咸恒，故于礼宜首于冠昏，乃为相近，而礼
译经传说：“智、信、仁、勇、严，是将领的职责。”那么作为将领，必须严明。严明就有威严，有威严则号令清晰，人们就会畏惧他。然而威严必须平时就树立起来，才能在突发情况下处理事务。李晟的士兵中，有折断别人七根肋骨的人，李晟将他斩首。而李光弼想要斩杀权贵大臣，即使天子想增加官阶让他免死，李光弼还是将他斩首，因此威严树立，人们畏惧他。然而郭子仪仁爱宽厚，深得将士之心，但士兵对他少有畏惧。等到李光弼统领他的军队，士兵们都吓得大腿发抖。这可见有威严的人，人们才会畏惧他。
《易经》说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又说果断行事能培养德行，那么诚信与果断都是修德的根本，是士人君子片刻不可忘记的。而《论语》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那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而从汉代以来解说的人，都认为这是小人的行为，难道不是损害德行吗？大概是因为孔子认为子贡所问的境界越来越低，又问次一等的，所以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恐怕再问次一等的，所以特别举出更低劣的情况说“那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硁硁”，是空虚浅薄的样子。那么“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与“那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在意义上并不连贯，各自是一段话。有人说：孟子说“说话不一定守信，做事不一定果决”的是大人，所以这里把“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视为小人。这完全没考虑到，大人是德行成就的称呼，他的“说话不一定守信，做事不一定果决”，就像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一样，只有大人能做到。而《论语》所谈论的是士人，怎么能和大人相比呢？
浩然之气与北宫黝的勇气、孟施舍的勇气，都是通过修养而达到的。然而孟施舍修养成的是匹夫之勇，所以内心不动而无恐惧，因此看待不能取胜的情况如同已经取胜一样。孟子说：“如果衡量敌人强弱然后才前进，考虑胜利然后才防备，那就必须经过思虑而动摇内心了。”所以文章的语气应当从“如同已经取胜”这里断开。以上说的是孟施舍衡量敌人的情况，以下孟子说孟施舍不能做到这样，不是同一件事。
《尚书》记载的是天子的事迹。以《文侯之命》结尾。《费誓》、《秦誓》两篇，为什么也收录其中呢？大概《尚书》的文字，是旧史官的文字，其篇章的顺序，是孔子删定确定的。所以断代从唐尧虞舜开始，是为了阐明治世教化的根本。然而《尧典》也称为《虞书》，是因为尧治理天下的道理，如果不是舜来成就它，那么他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治理世事变化的道理，就不能彰显。然而尧舜时代，道德兴隆，所以大禹、皋陶的谋议，都称为《虞书》。《夏书》以后，有深刻的警戒和防备。所以《夏书》的末尾，接着是《商书》，是用商朝来警戒夏朝。《商书》的末尾，接着是《周书》，是用周朝来警戒商朝。周朝的末尾，接着是《文侯之命》，是用来警戒周朝的。其意图是认为，周朝德行已经衰微，而晋国强盛了，应该知道如何杜绝篡乱。又接着收录《费誓》，是为了显示鲁公的僭越；又接着收录《秦誓》，是为了显示秦国的强大，都是为了警戒周朝，而周朝没有醒悟，所以最终被秦国所防备。所以说：《费誓》、《秦誓》两篇，是用来警戒周朝的，也是用来警戒后世的。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的是诸侯的事迹。而书中说“西狩获麟”，为什么呢？大概孔子删定《春秋》，用意深微，所以用字有轻重之分。他说“获麟”，各家只解说“麟”，而不讨论“狩”，这不是孔子的本意。大概“狩”是天子的事情，而诸侯说“西狩”，是用来讥讽僭越的。
《诗经》中有颂，是用来阐明盛大德行并告祭成功的。虽然有文王的基业，武王的功绩，如果没有成王、周公，就不会创作了。这是太平盛世的事情，而接着是《鲁颂》，又附上《商颂》，为什么呢？大概从《二南》说起治理家庭的开始，《小雅》说起治理国家的开始，《大雅》说起治理天下的开始，《颂》说起成功的开始，所以可以看出周家始终之道是一脉相承且兴隆的。其末尾有《鲁颂》、《商颂》，为什么呢？大概鲁国实际上僭越了天子的礼制，现在看《鲁颂》中的事迹，哪里足以称为盛大德行，又哪里可以告祭神明？所以说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命而创作这首颂歌，是因为周王室已经衰微，表明鲁国强盛而僭越。那《商颂》防止亡佚，只是特别附上罢了。所以说得到《商颂》十二篇，由此可知孔子不想断绝一代的事情，根据所得到的而附上，并不是有所褒贬。
《易经》这本书，没有不警戒的，所以以《未济》卦结尾。而解说的人认为以《既济》卦结尾，这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大概关朗、子明用六变的说法解释《易经》，所以他们说：“《易经》以《既济》卦结尾。”然而子明所论述的六变，上面看不到乾坤，下面看不到未济，又怀疑他的方法只论述终于《既济》，并不是说不能终于《未济》。
《周礼》、《仪礼》所记载的，终始不同，为什么呢？礼乐不明，实在可惜。只有《仪礼》稍微算是完整的书，然而都解说士人的礼仪，所以知道论述礼的人是从士礼提升而上达于天子。然而《仪礼》始于冠礼、婚礼，这个方法是正确的，终于有司之礼，大概认为追念远祖是人的大事，所以用葬礼接着祭祀的礼仪。至于《礼记》所记载的，驳杂错误，说不完，大概多出于汉代儒者的私见，开头不用冠礼、婚礼，而用《曲礼》，结尾却用丧服四制，而且制度又多错杂，不近人情，极其奇怪。然而《诗经》开头是《关雎》，《尚书》开头是《厘降》，《春秋》开头是《聘娶》，《易经》下经开头是《咸》、《恒》，所以对于礼应当开头是冠礼、婚礼，才相近，而礼
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言岂特见于事者，各有所止而不可出，虽心思之运，亦不可出矣。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
扬子称孟子之不动心曰：「贫贱富贵不能动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长往之士，岂不能以贫贱富贵不动其心？而世之匹夫之勇者，岂非所以死生不动其心也？如此，则孟子之不动心乃常人尔。葢本谓孟子充养之至，万物皆备于我，而万变悉昭于胷中，故虽以齐国卿相之重位，亦不动心。思之经营而可治，故言曰「不动心」，以其养之至也。犹之北宫黝之軰，虽不足道，亦以其养之至也。
孔子言山梁雌雉，谓梁高也。如屋之有梁，桥之有梁，以其山之高者而雌处其上，可谓得所，亦犹小人居乎高位也。子路多言者，忽于此能黙而识之，共以致敬，三叹其事焉。嗅当作叹，葢字之误也。扬子亦不详孔子之防，而其论雌雉极不稽，后之学者信以为然，良可怪也。
问歆向言仲舒是非孰当？公曰：「伊吕圣人之佐，不得则不兴。管晏特一时之豪杰尔。以仲舒所学醇正，而其三策该通当世之务，非俗儒也。其荅江都易王曰：『伐国不问仁人』，此论又几于孟子矣。殆贤者也。谓如伊吕则过之，其曰『未及防夏』，似少贬矣。然但称其所长，自足为一时之贤，何必远拟古人也？」
问丙、魏、姚、宋孰优？公曰：「丙得宰相之体，魏有宰相之量，姚有经纶之才，宋有操持之节，皆贤相也。然宣帝雄杰明达，力能自致中兴，虽无丙、魏，亦可矣。若明皇，则中才之君，可兴为善，可与为恶者也。故姚、宋在而成开元之治，姚、宋亡而致天寳之乱也。然宋则刚者也，刚故无私无邪，能断能明矣。姚喜任数，兹【阙】
贤人不可多得，葢天地亦自爱惜，况于朋友，况于同类，况于用人者，可不惜之乎？且天地若不爱惜人材，何以孔子后无孔子，孟子后无孟子也？
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近世拜官，徒为饰词，已足耻矣。而朝廷又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辞免。”是教人为伪也。其两府有除命，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自不正。葢贤者当以礼进，以义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也。
近世讲辨之学废，夫讲辨所以发明义趣，而起已之志虑。如陈平之智，固宜料天下事无疑。方吕氏未诛，而平之沉思未决，闻陆贾之言，然后志思焕然，得与周勃交驩。则士之智虑未及陈平者，曷可废讲辨乎？
问：肆大眚何也？公曰：眚灾之名也。五行传曰：青眚，赤▯，是也。据书言“眚灾肆赦”，则是不可常行也。故蜀先主言：“吾游于郑康成、陈元方之间，未尝言赦。”而武侯治蜀十年不赦，所以刑平而下无幸免之民。此言“肆”者，赦之别名。又曰：“肆大眚”，言非其事也。然赦过宥罪，天子之事，而诸侯行之，可知非礼矣。其三年因郊而有赦有赏，惟王彪之传论之，别不见所起。
问吕后欲王诸吕，陈平以为可，而王陵以为不可，孰是？公曰：「陈平有包天下之量，自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问人之治身，何者为先？人之所戒，何者为急？公言《易》曰：“闲邪存其诚。”孔子曰：“思无邪。”则是人之治身，以诚为本，而所戒者，以邪为急。葢正心诚意而行乎正，则动容举措无非正也。正之气充于四体，发于面目，可以望而知其为正人也。苟不正心诚意而存乎邪，则形容动作亦皆不正，充于四体，发于▯目，可以望而知其为邪人也。至于国之兴亡，亦以正与不正，况于人乎？然孟子云：“志气之帅，气体之充。”此言精防学者宜思之。葢以谓志则在心，而心为有知，有知则所好亦有节，而所恶不过分，纵过而逾节，亦知自反也。若气则防然无知，特可以充养四体，纵之而不已，则喜怒为气之所使，必至于过分逾节矣，此小人之事也。若君子则学而能正能诚，所以志能帅气，而喜怒不过。惟小人为气所鼓，方其喜怒之际，不知形色之变，至于不闻人之
译艮卦的卦辞说：“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这正是用来告诫身居职位的人。意思是说，岂止是行事各有界限不可逾越，即使是心思的运作，也不可以越界。至于求学的人，则没有什么不可思虑的，没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因为他们没有职事责任，可以实行自己的志向。如果说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那就是自己放弃而陷入浅陋的学问了。
扬雄称赞孟子不动心，说：“贫贱富贵不能动摇他的心”，这大错特错了。古代那些隐居山林、远离尘世的人，难道不能以贫贱富贵不动心吗？世间那些匹夫之勇的人，难道不是以死生不动心吗？像这样，那么孟子的不动心就只是常人的水平了。大概本来是说孟子修养达到极致，万物都具备于我，而千变万化都清晰地显现在胸中，所以即使是齐国卿相那样尊贵的职位，也不能动摇他的心。思虑经过经营可以治理好，所以说“不动心”，是因为他修养达到了极致。就像北宫黝这类人，虽然不值一提，也是因为他修养达到了极致。
孔子说山梁上的雌野鸡，是说山梁高峻。就像房屋有梁，桥梁有梁，因为山的高处而雌野鸡栖息在上面，可以说是得到了合适的处所，这也好比小人居于高位。子路是个多话的人，忽然在这里能沉默而记住这件事，共同表示敬意，三次感叹这件事。嗅应当是叹，大概是字的错误。扬雄也不详知孔子的防备，而他论述雌野鸡极不查考，后来的学者相信以为正确，实在可怪。
问：刘歆、刘向说董仲舒的是非谁恰当？公说：“伊尹、吕尚是圣人的辅佐，得不到他们就不兴起。管仲、晏婴只是一时的豪杰罢了。因为董仲舒所学纯正，而他的三策贯通当世的政务，不是俗儒。他回答江都易王说：‘讨伐国家不询问仁人’，这个议论又接近孟子了。大概是贤人。说像伊尹、吕尚就过分了，说‘不及周公、召公’，似乎稍微贬低了。但是只称赞他的长处，自足以成为一时的贤人，何必远拟古人呢？”
问：丙吉、魏征、姚崇、宋璟谁更优秀？公说：“丙吉有宰相的体统，魏征有宰相的气量，姚崇有经纶的才能，宋璟有操持的节操，都是贤相。然而宣帝雄杰明达，力量能够自己达到中兴，即使没有丙吉、魏征，也可以了。如果是明皇，则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可以兴起善政，也可以作恶。所以姚崇、宋璟在位而成就开元之治，姚崇、宋璟离去而导致天宝之乱。然而宋璟是刚直的人，刚直所以无私无邪，能决断能明察。姚崇喜欢任用权术，这【缺】
贤人不可多得，大概天地也自己爱惜，何况朋友，何况同类，何况用人者，能不珍惜吗？而且天地如果不爱惜人才，为什么孔子之后没有孔子，孟子之后没有孟子呢？
尽自己的力量担任职位，不能胜任的就停止。而近世拜官，只是作为修饰的言辞，已经足以羞耻了。而朝廷又为此制定法规，说：“达到某官职才可以辞免。”这是教人虚伪。两府有任命，没有接受任命，必须先押入他的名字，自不正当。大概贤者应当以礼进，以义退。既然可以押入，必然可以押出。
近世讲辨的学问废弃，讲辨是用来发明义理趣味，而起发自己的志虑。像陈平的智谋，固然应当料定天下事无疑。当吕氏未被诛杀，而陈平沉思未决，听到陆贾的话，然后志思焕然一新，得以与周勃交好。那么士人的智虑不及陈平的，怎么可以废弃讲辨呢？
问：肆大眚是什么意思？公说：眚是灾的名称。五行传说：青眚，赤〇，就是这样。根据书说“眚灾肆赦”，那么这是不可常行的。所以蜀先主说：“我游于郑康成、陈元方之间，未曾言赦。”而武侯治蜀十年不赦，所以刑罚公平而下无侥幸免罪的百姓。这里说“肆”，是赦的别名。又说：“肆大眚”，说不是他的事。然而赦过宥罪，是天子的事情，而诸侯实行，可知非礼了。那三年因为郊祀而有赦有赏，只有王彪之传论述它，别不见所起。
问：吕后想封诸吕为王，陈平认为可以，而王陵认为不可以，谁是对的？公说：“陈平有包罗天下的气量，自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问：人的修身，什么为先？人的所戒，什么为急？公言《易》说：“闲邪存其诚。”孔子说：“思无邪。”那么人的修身，以诚为本，而所戒的，以邪为急。大概正心诚意而行乎正，那么动容举措无非正了。正的气充于四体，发于面目，可以望而知其为正人。如果不正心诚意而存乎邪，那么形容动作也都不正，充于四体，发于〇目，可以望而其为邪人。至于国家的兴亡，也以正与不正，何况于人呢？然而孟子云：“志气之帅，气体之充。”这话精防学者宜思之。大概以谓志则在心，而心为有知，有知之则所好亦有节，而所恶不过分，纵然过而逾节，亦知自反。若气则防然无知，特可以充养四体的，纵之而不已，则喜怒为气所使，必至于过分逾节了，这是小人的事。如果君子则学而能正能诚，所以志能帅气，喜怒不过。惟小人为气所鼓，方其喜之际，不知形色之变，至于不闻人之
声音，不觉已之忤物，或报仇复怨，辱人以自快，或至于受辱而不惭，或至于杀人，或至于杀身者，皆为气之所使，而不能帅气也。故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者可不知此乎？然自孔子以来，非孟子，诚不知此。
译说话行事，不知不觉就违背了常理，有的为了报仇雪恨，侮辱别人以图自我痛快，有的甚至遭受侮辱也不感到羞耻，有的甚至发展到杀人的地步，有的甚至发展到自杀的地步，这都是被意气所驱使，而不能驾驭意气。所以孟子说：“坚守自己的志向，不要放纵自己的意气。”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这一点吗？然而自从孔子以来，除了孟子，确实没有人懂得这一点。
问公尝言贾谊笃好管子，几为管子所误，何以见之？公曰：管仲诚奇才，所言所行皆适于时宜，其言防官则非也。贾谊亦一时之豪士，其法于管子者非一。且如言色用黄，数用五，殆为防官所误也。读谊之文，则汉儒之文皆不足观。及读仲舒之三策，然后见谊学未至，非醇儒也。仲舒之言防如孟子矣。然孔子之为政于卫，止欲正名而已。子路不能知，顔子黙而识之，至于发问，其所答亦不过数事。而管仲所以说其君者，累数万言。而王通一见隋炀帝，陈十七策，弟子编为三卷。文帝不用，退而作皇极之歌，此自取亡宗赤族有余。拟法《论语》，何足道哉？传言信而后諌，岂有一旦遽为人陈十七防？何其多也！有异于孔子矣。
人之徳有诸中，必形诸外。而盛徳者，犹且容貌若愚，况无诸中者乎？语曰：「有若无，实若虚。」则学者不可不知此也。
让不可以苟为之。若伊尹三聘而后起，此以礼而让也。孟子于齐餽而不受，此以名而让也。后世让官不合于礼义，又非避名而朝廷又立为格，使至某官而让，皆非也。黄宪闻召即起，受官即拜，此皆有以过人也。
安定先生居湖，其倅不甚加礼。一日，公欲往见之，问先生宜何以荅之。先生曰：「若思而后往，便是不诚；直已而往可也。」公闻此语，遂大开悟。
安定说：中庸始于情性。葢情有正与不正，若欲亦有正与不正，徳有凶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若天地之情可见，圣人之情见乎辞，岂得为情之不正乎？若我欲仁，斯仁至矣，岂为不正之欲乎？若枨也欲，凡言寡欲皆不正也。故以凡言情为不正者非也，言圣人无情者又非也。圣人岂若土木哉？强哉矫！葢矫者强之甚，大木之曲者性也，能矫而为正，岂不强乎？
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穷天下，周八极，霜露所坠，人迹所及，皆可至焉，则道岂不六通四辟乎？然有径有支，皆道也，故必在人之所择而行之。
中庸所以独取舜顔渊者，所以为中庸之法也。葢自诚明者，圣人也。舜顔渊积勤不已而至，非至诚不能也。舜自匹夫积仁累义，至于圣人，使其父母为圣人之父母，使其父母为天子之父母，至于以天下养其父母，其积徳可知。孔子曰：「吾见其进，则顔子之至诚亦可知矣。」
人之大事，不可以不谨者，祭祀是也。葢▯神不可知尔，事不可知者，安可以不至诚奉之？
上丁释奠，皆荐生，非也。葢事天神，则当用生，若孔子，则宜以人▯之礼事之，而荐熟。州郡牵于微末之胙，而不肻变。又朝廷以令文拘之，不知议礼者何，不知其非也。
安定先生不令诸生学字，曰：“字若稍可观，便为人役。观魏韦诞题凌云殿额，岂不谓之人役乎？”王献之之对谢安，可谓大丈夫矣。
公尝教其子曰：「若在贵人之前，堆黄金，积白璧，呼之使来，不可往也。况以艺易之乎？」故孟子自欲见齐王可也，及使人要之，则称病不往，其不可屈须如此。
台諌之任甚重，不可以苟然居之。非徳业早著，名誉素闻，则君未见知，而言不尽听，近于未信而諌矣。说者以谓阳城居諌职与屠沽出没果然则岂能使其君听其言哉？若杨绾用而人至损音乐减驺御则人岂可不素有养素自重耶？
孔子云：“三年之防，自天子达。”而汉文行以日易月之制，甚非也。后世因循，无人议之，亦可惜也。然汉以三十六日，而后世以二十七日而释，尤非也。宜称时制，为衣服以软巾、墨缞以临，便坐见羣臣，亦可也。
凡评论人材，必以不得已处之，则近于孔孟所谓恕。若其人得已而不已者，乃可罪也。如仲尼见阳虎微服而过宋，皆不得已矣。孟子言五人者无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亦不得已者，且以居防不可以出也。墨缞惟军旅宜用之，然其人无田园衣食之奉，岂特守礼拘拘？与其亲戚坐以饥冻，则其出不得已也。
公论赵盾之事曰：“孔子言之矣。然人虽累千万言，岂足垂信？若信后人而不信孔子，其人可知矣。”然杀高贵乡公者，成济也；其使之者，司马氏也。晋
译有人问您曾说贾谊非常喜爱《管子》，几乎被《管子》所误导，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您回答说：管仲确实是奇才，他所说的和所做的都符合当时的时宜，但他关于“防官”的言论是错误的。贾谊也是一时的豪杰之士，他效法管仲的地方不止一处。比如他说颜色要用黄色，数字要用五，这大概是被“防官”的说法所误导了。读贾谊的文章，那么汉代儒者的文章都不值得一看。等到读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这才发现贾谊的学问尚未达到极致，不是纯正的儒者。董仲舒关于“防”的言论就像孟子一样了。然而孔子在卫国执政，只想正名分罢了。子路不能理解，颜回沉默地领会了，至于发问，孔子所回答的也不过几件事。而管仲用来游说他君主的话，累计有数万言。王通一见隋炀帝，就陈述十七策，弟子编成三卷。文帝不采纳，他退而作《皇极之歌》，这足以导致灭族杀身有余。模仿《论语》，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传言说“信任之后才进谏”，哪有刚见面就立刻给人陈述十七策的道理？怎么这么多呢！这与孔子不同了。
人的德行存在于内心，必定会表现在外面。而德行盛大的人，尚且容貌看起来像愚钝，何况内心没有德行的人呢？古语说：“有好像无，实好像虚。”那么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
谦让不可以随便做。像伊尹三次聘请后才出仕，这是依礼而让。孟子在齐国不接受馈赠，这是依名节而让。后世让官不符合礼义，又不是为了避名，朝廷又设立成例，规定达到某官职就要让位，这都是不对的。黄宪听说被征召就立即起身，接受官职就立即拜谢，这都是超过常人的地方。
安定先生住在湖州，他的副手对他不太礼貌。有一天，您想去见他，问先生应该怎样回答他。先生说：“如果思考后才去，便是不真诚；直接前往就可以了。”您听到这话，于是大为开悟。
安定先生说：《中庸》从情性开始。大概情有正与不正，欲望也有正与不正，德行有凶有吉，道有君子和小人。如果天地之情可见，圣人之情见于言辞，怎么能说是情不正呢？如果我想要仁，那么仁就到了，这难道是不正之欲吗？如果原宪有欲望，凡是说寡欲的都是不正的。所以认为凡情都是不正的是错的，说圣人无情也是错的。圣人难道像土木一样吗？多么刚强啊！大概“矫”是刚强的极致，大木弯曲是它的本性，能够矫正而变正，难道不刚强吗？
道本身就是道，这里暂且用道路的道来说，凡是穷尽天下，周遍八方极远之地，霜露所降，人迹所到，都可以到达，那么道难道不是六通四辟吗？然而有捷径有支路，都是道，所以必定在于人的选择而行走。
《中庸》之所以独取舜和颜渊，是因为他们是中庸的法则。大概从真诚到明理的是圣人。舜和颜渊勤勉不止而达到，没有至诚是不能的。舜从平民积累仁义，直到成为圣人，使他的父母成为圣人的父母，使他的父母成为天子的父母，直到用天下奉养他的父母，他积累的德行可想而知。孔子说：“我看到他进步，”那么颜回的至诚也可以知道了。
人的大事，不可以不谨慎的，祭祀就是。大概鬼神不可知，事情不可知，怎么能不以至诚来侍奉呢？
上丁祭孔，都进献生肉，这是不对的。大概侍奉天神，应当用生肉，如果是孔子，就应当用祭祀人的礼仪来侍奉他，而进献熟食。州郡拘泥于微小的胙肉，而不肯改变。又朝廷用法令拘束他们，不知道议礼的人是谁，不知道这是不对的。
安定先生不让诸生学书法，说：“字如果稍微可观，就会被人役使。看魏国韦诞题写凌云殿的匾额，难道不被人役使吗？”王献之回答谢安，可谓大丈夫了。
您曾经教导您的儿子说：“如果在贵人面前，堆黄金，积白璧，叫他来，也不可去。何况用技艺去交换呢？”所以孟子自己想去见齐王是可以的，等到派人去邀请他，就称病不去，他的不可屈从必须这样。
台谏的职责很重，不可以随便担任。如果不是德行功业早著，名誉素来闻名，那么君主没有了解你，言论不会完全听从，就近于未信而谏了。有人说阳城担任谏职与屠夫酒贩混在一起果然如此，那么怎么能让他君主听从他的言论呢？如果杨绾被任用而人们减少音乐减少车马侍从，那么人们难道可以不素来修养素来自重吗？
孔子说：“三年的丧礼，从天子到平民都适用。”而汉文帝实行以日代月的制度，非常不对。后世因循，无人议论，也很可惜。然而汉用三十六天，而后世用二十七天就除服，尤其不对。应当称量时制，制作衣服用软巾、墨缞来临丧，便坐见群臣，也可以。
凡是评论人才，必定以不得已处之，那么就近于孔孟所说的恕。如果那个人可以停止而不停止，才可以怪罪。比如孔子见阳虎微服而过宋，都是不得已了。孟子说五个人没有献子的家，就不与他们交友，也是不得已的，况且因为居住的地方不可以出去。墨缞只有军旅适宜使用，然而那个人没有田园衣食的奉养，难道只是守礼拘谨？与其亲戚坐以待饥冻，那么他出去是不得已的。
您评论赵盾的事说：“孔子说过了。然而人虽然累计千万言，难道足以垂信？如果相信后人而不相信孔子，那个人就可知了。”然而杀高贵乡公的，是成济；指使他的，是司马氏。晋
山阳公死，书曰：“宋志也。”此推本而诛之耳。王导曰：“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以死。”则其事亦可见矣。然王导、禇遂良皆贤者，导以疑杀伯仁，而遂良谮死刘洎，皆可惜也。
译山阳公去世，史书说：“这是宋国人的意愿。”这是追究根本并加以谴责罢了。王导说：“我虽然没有杀伯仁，但伯仁却因为我而死。”那么这件事的真相也就显而易见了。然而王导和褚遂良都是贤人，王导因为猜忌而害死伯仁，褚遂良因为进谗言而害死刘洎，这都是令人惋惜的。
问：依世违俗，如何论？公曰：不必言依与违，但论正与不正，而顾其义如何耳。
论经义要寛裕而不迫，正如折狱须先定其大情，然后求其微情，则无不得矣。然大情未正而先求微情，则纷乱不决矣。
天下之事，有可以悬论而利害可定者，有必待行之而后利害可见者。故自古以来，创法之初，非不深思熟讲，及其施之，而有不可行者，葢有利害不可以悬料者也。
郑云叟罗隐之真隐者也
种放文章极严，其诗文未尝不在云山，是可髙也。然真宗禄之以尚书，与之握手，登龙圗阁，其待之可谓厚矣。亦可留而行其所言，然终不可留，其志又何也？
韩退之与故人书，忧其米盐不给，恳恳有情，真义士也。老杜诗多称人名，非也。葢孔子惟弟子乃称名耳。董仲舒不惟道学深醇，亦精于论议。所谓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防而不贪鄙者，真厉世之法也。
裴行俭言：「士之致逺，先器识，后文艺。」与卢毓之论同，此诚取人之法也。
安定，云头容直，此所以检其外也。
礼云：葬欲其速朽，欲体▯早归于土也。故棺不贵厚，近世用厚木使体▯隔絶，数十年不朽，非礼也。古人悬棺而葬，不为坠道。又记曰：封之崇四尺，则古之四尺，今之一尺有余尔。近世用坠道，兴墓务高广，使后人妄意其中，往往啓盗之心，于死者殊无益也。
諌诤，大事也。孟子言：“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则非一朝一夕之故。昔汉武，暴君也。见严助诸人，恨得之晚，而其余皆以诛死。任公孙、霍光，可谓笃矣，亦未尝以礼遇之。惟见汲黯，则不冠，不见，可知汲黯所立如何。尔黯尝毁儒，▯触如汲黯所行，旷世絶代，未见其比。惟失之少▯，葢非圣人不能无弊。伯夷、伊尹之徒，皆有弊。要之，不可以圣人责之，不失为贤人也。若黯，真諌争之臣也。或论阳城之不言，以谓养其勇，大非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城居諌职，与屠沽出没，而日沉于酒，言不闻于人，行未信于上，一旦悻然而强谏，特一醉人语尔。宜乎其君不听。董仲舒言：“下髙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亷而不贪鄙，则士必贵于素有所树立，况谏争乎？曷可暴也。”
公问崔子方秀才何如人？端礼曰：“与人不苟合，议论亦如此。”公喜曰：“不必论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正者，大本也。”昔杨绾以清俭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为俭，以求合于绾。惟武元衡素好鲜美，不改所为。至其论议，则未尝苟从。葢恶衣食未足以为贤，至其不苟合，乃可以见其人。
问：“率性之谓道，何也？”公曰：“孟子曰：‘志者，气之帅也。’率其气者，是在其所志也。率其性者，岂不然乎？率其性而行之，足以为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问：“名世何如？”公曰：“名世者，自名也。非特自名而已也，能言之类，莫不名之也。名之如何？方斯之世，而有斯人焉，济斯世者，必斯人而已也。是以其人而名乎其世也。是以天下之重而任乎斯人者也。为斯人者如何？其自任以斯世之重也。方斯之时，济斯世者，舎我其谁乎？是以其身而名乎其世也。以身而名乎其世者，谓之知天。知天之所以命我而出乎斯世，则我之所以为斯世者，其敢废天之命乎？”
问《公》《谷》三传何如？公曰：“子心之所自得，必已多矣。此其大本也。至于古今论议，择而取之，辅其所自得者也。”啖、赵二氏有大功于《春秋》，但未能全尽耳。攷其所学，盖不止于《春秋》，贯穿经义，穷极是非，所论不苟。如斯人者，岂易得哉？所谓有志于圣人之道者也。
公恵书云：「毁誉不可防，至于操心虑患而防之者，要在于防防也。」临别一说，千万秘之。
节孝语録
译问：依顺世俗与违背世俗，该如何评判？先生回答说：不必去说依顺还是违背，只论正确与不正确，而看其是否符合道义罢了。
讨论经义要宽裕从容而不紧迫，正如审理案件必须先确定大致案情，然后探求细微情节，这样就没有得不到的了。然而如果大致案情尚未厘清就先探求细微情节，就会纷乱而无法决断。
天下的事情，有可以凭空推论而利害就能确定的，也有必须等到实行之后利害才能显现的。所以自古以来，创立法度之初，并非不深思熟虑、反复研讨，等到施行时，却有不可行的情况，大概是因为利害无法凭空预料。
郑云叟、罗隐之是真正的隐士。
种放的文章极其严谨，他的诗文未尝不在云山之间，这是可以称高的。然而真宗用尚书的俸禄供养他，与他握手言欢，让他登龙图阁，对待他可谓优厚了。他本可以留下来实行自己的主张，然而终究不肯留下，他的志向又是怎样的呢？
韩愈给老朋友写信，担忧他米盐供给不足，恳切深情，真是义士。杜甫的诗多称人名，是不对的。大概孔子只有对弟子才称名。董仲舒不仅道学深醇，也精于论议。所谓下属推崇他的品行而听从他的教化，百姓感化于他的廉洁而不贪婪鄙陋，这真是激励世人的法则。
裴行俭说：“士人想要成就远大事业，先看重器量见识，后看重文艺。”这与卢毓的议论相同，这确实是选拔人才的方法。
安定的云头容直，这是用来检束外在表现的。
礼书上说：埋葬希望尸体尽快腐朽，希望身体早日回归泥土。所以棺材不贵厚重，近世使用厚木使尸体隔绝，数十年不腐朽，是不合礼的。古人悬棺而葬，不为坠道（指不认为坠入道中是坏事）。又《礼记》说：封土的高度为四尺，那么古时的四尺，相当于现在的一尺有余。近世使用坠道，修墓务求高广，使后人妄图其中，往往引发盗墓之心，对死者毫无益处。
进谏争辩，是大事。孟子说：“只有大德之人能够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这就不是朝夕之间的事。从前汉武帝，是暴君。见到严助等人，恨得到他们太晚，而其余人都被诛杀。任用公孙弘、霍光，可谓笃厚了，也未尝以礼相待。只有见到汲黯，就不戴帽子，不见面，由此可知汲黯所坚守的道义如何。然而汲黯曾诋毁儒生，至于像汲黯那样的行为，旷世绝代，未见其比。只是稍失之少（指稍显不足），大概不是圣人就不能没有弊端。伯夷、伊尹等人，都有弊端。总之，不能用圣人的标准去苛责他们，不失为贤人。像汲黯，真是进谏争辩之臣。有人议论阳城不言，认为是在培养他的勇气，大错特错。孟子说：“没有委屈自己而能端正他人的。”阳城担任谏官，与屠夫酒贩混迹，而每天沉溺于酒，言论不为人知，行为不被君主信任，一旦愤然强谏，不过是一醉汉的话罢了。难怪他的君主不听。董仲舒说：“下属推崇他的品行而听从他的教化，百姓感化他的廉洁而不贪婪鄙陋，那么士人必定贵在平日有所建树，何况是进谏争辩呢？怎么可以突然爆发呢？”
先生问崔子方秀才是什么样的人？端礼说：“与人不随便苟合，议论也是如此。”先生高兴地说：“不必论及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他所坚守的正道。正道，是根本。”从前杨绾以清廉节俭在位，天下的士人多穿破旧衣服以示节俭，以求迎合杨绾。只有武元衡素来喜好鲜亮华美，不改所为。至于他的议论，则从未苟且盲从。大概厌恶衣食不足以成为贤人，至于不苟且盲从，才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格。
问：“率性之谓道，是什么意思？”先生回答说：“孟子说：‘志是气的主帅。’率领气的人，在于他所志向的。率领本性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遵循本性而行动，足以成为道了。《易经》说：‘成就本性并不断保持，是道义的门户。’”
问：“名世是什么意思？”先生回答说：“名世者，是自己命名于世。不只是自己命名而已，能言善辩的人，无不给他命名。如何命名？在这个时代，有这样的人，拯救这个时代的，必定是这个人罢了。所以用这个人来命名这个时代。所以天下的重任而托付给这个人。作为这个人如何？他自任以这个时代的重任。在这个时代，拯救这个时代的，除了我还有谁呢？所以用他的身体来命名这个时代。用身体来命名这个时代的，叫做知天。知道上天之所以命令我而出现在这个时代，那么我为这个时代所做的，岂敢废弃上天的命令呢？”
问《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如何？先生回答说：“你心中所自得，必定已经很多了。这是根本。至于古今议论，选择而取之，辅助你所自得的。”啖助、赵匡二氏对《春秋》有大功，只是未能完全穷尽罢了。考察他们的学问，大概不止于《春秋》，贯穿经义，穷尽是非，所论不苟且。像这样的人，岂是容易得到的？所谓有志于圣人之道的人。
先生惠书说：“毁誉不可防备，至于操心虑患而防备它的人，关键在于防备防备之心。”临别一说，千万保密。
节孝语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