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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医经溯洄集》，清代王履 神农尝百草论 《淮南子》说：神农曾经品尝各种草药。一天之内曾中毒七十次。我曾诵读过这部书，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感叹孟子所说的“完全相信书本，还不如没有书”。神农是建立天地准则的伟大圣人。他怜悯百姓不能完全没有疾病，所以考察那些药物性质中可以治愈疾病的，把它们留给后人。本来不必每一种药物都亲自尝过之后才知道。如果一定要每一种药物都亲自尝过才知道，那就不足以称为生而知之的圣人了。按照生而知之的圣人来说，那么即使没有亲自尝过，也可以知道。假使他所知道的事情，果真还要等待亲自尝过，那么治愈疾病的功效，就不是在疾病发生以前能够知道的了。难道神农具备了各种疾病，然后逐一试验这些药物吗？何况那些污秽的药物，是不能尝的，难道他也尝过吗？况且，药物的滋味固然可以通过品尝来知道，但它的气，它的性质，它所运行的经脉和主治病症，以及相畏、相恶、相反、相忌等情况，也可以通过品尝来知道吗？如果只尝试那些可以尝的药物，而不尝试那些不能尝的药物，对于不能尝的药物，既然也可以知道，那么对于可以尝的药物，也不必一定等到尝过以后才知道了。说他完全没有亲自尝过，不可以；说他把所有药物都亲自尝过，也不可以。然而，《本草经》在各种药物名称下面，并没有写“气”“性”等字样，唯独用“味”字作为冠首，这是因为药物进入口中，首先感受到的只有滋味。此外，药物中虽然有玉石、虫、兽等类别，但其中数量最多的，只有草类是这样，所以就说“尝百草”罢了。难道只是尝草吗？世间万物中有毒的东西，尝过后中毒，是有这种情况的。难道中毒之后，一天必定有七十次吗？假设他因这七十次中毒，偶然在一天之内遇到并记下，那么这些毒性是轻微的，本来不会死亡，而且可以解除。如果毒性很重，那就会死亡。谁还能解除这种毒呢？又有谁还能使他死而复生呢？前代先贤说，《淮南子》一书多用寓言寄托道理。难道这话不可信吗？亢则害，承乃制论 我读《内经·六微旨大论》，读到“亢则害”时，“承乃制”时，不禁感慨叹息说：真是精妙极了！这大概就是天地造化的枢纽吧！王太仆在前人那里阐发了这一道理，刘河间后来又加以阐明。圣人的深奥旨意，大概已经没有遗漏了。然而学习医理的人仍然不能释然。难道其中不仍有尚未完全明白的旨意吗？谨慎地考察《内经》的记载：黄帝说：我想听听，天地自然的规律与六节气位相应的情况是怎样的？岐伯说：在显明的右方，是君火所主的部位。君火的右方，向后退行一步，由相火主治。再向后退行一步，由土气主治。再向后退行一步，由金气主治。再向后退行一步，由水气主治。再向后退行一步，由木气主治。再向后退行一步，由君火主治。相火所主部位的下面，由水气承接它。水所主部位的下面，由土气承接它。土所主部位的下面，由风气承接它。风所主部位的下面，由金气承接它。金所主部位的下面，由火气承接它。君火所主部位的下面，由阴精承接它。黄帝说：这是为什么？岐伯说：某一气太过，就会造成危害；相承接的气便会加以制约。制约关系产生，就形成正常的变化。从外在表现来看，就有盛衰的不同。若发生相害，就会败坏紊乱。就会产生严重的疾病。我曾观察天地之间阴阳五行的运行，高亢的加以抑制，低下的加以扶举，强盛的加以折损，衰弱的加以扶助。大概没有谁特意使它这样。而是事物自身不能不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高的就会越来越高，低的就会越来越低，强的就会越来越强，弱的就会越来越弱，而这种背离常理、相互紊乱的局面就会日益发展到极点。天地还能各安其位吗？虽然如此，高的，低的，弱的和强的，也没有谁特意使它们这样，而是它们自身不能不这样。所以《易经》所说的，就是天地造化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正因为它不可能永远固定，所以神妙的变化没有人能够完全测知。正因为不能测知，所以变化不会停息。如果能够固定不变，变化就会停息了。太过就会造成危害。所谓相承接者加以制约，也是没有谁特意使它这样，而是事物自身不能不这样吗？至于王太仆、刘河间已经阐发过的内容，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至于其中尚未完全明白的旨意，请允许我进一步推演并陈述出来。从“显明之右”开始，到“君火治之”为止，共十五句，说的是六个节气所主的部位。从“相火之下”开始，到“阴精承之”为止，共十二句，说的是地理与一年岁气相应的情况。“亢则害”，“承乃制”两句，说的是抑制太过的情况。“制生则化”，到“生化大病”四句，说的是有制约时的常态，以及没有制约时的变化。“承”也就是随从、承接的意思。然而不用“随”字，却说“承”，从下方的意义来说，就有从下面向上承奉的含义。所以说“承”。虽然称作“承”，其中还包含防止其太过的意思。“亢”就是过度、达到极点。“害”就是损害其他事物。“制”就是克制、胜过它。然而，被承接的一方如果没有太过，那么承接它的气只不过随顺而已。所以虽然有承接，却看不出制约的作用。一旦发生太过，就会由能够克制它的力量来使它恢复平衡。这时承接和制约的作用才显现出来。然而，事先迎接这种变化时，却不知道它将从哪里到来。从这些迹象来看，也不知道它将止于何处。本来好像确实有无法预先确定的地方。然而可以预先确定的规律，常常存在于幽深、隐约、恍惚的状态之中，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欺骗它。刘河间说：既然太过已经达到极点，就反而好像是胜过它的气化作用。所谓“好像”，难道可以用有形的形质来求得吗？所以《内经》后篇说，厥阴所到之处，风气产生；最终又表现为肃杀之气。少阴所到之处，热气产生；最终又表现为寒气之类。其中表现为风气产生、热气产生的，是太过的作用。其中表现为肃杀之气、寒气的，是制约的作用。又如水气发动而形成冰雹、雪，土气发动而形成飘动、骤急的现象之类。其中水气发动、土气发动的情况，是太过的作用。其中形成冰雹、雪以及飘动、骤急现象的，是制约的作用。像这样的情况，大概就是天地造化的常理，不可能没有太过，也不可能没有制约罢了。至于《内经》前、后两篇，它们所论述的内容虽然有岁气、运气的不同，然而太过就会造成危害，相承接者便加以制约的道理，大概没有任何地方不是这样。正因为没有任何地方不是这样，所以把这个道理推求到人体，就会发现五脏彼此交替制约而保持平衡。如果有一个脏腑失去平衡，就由它所不能胜过的脏来使它恢复平衡。五脏便能彼此制约而保持平衡，这不正是没有太过时先加以防范吗？如果有一个脏腑失去平衡，就由它所不能胜过的脏来使它恢复平衡，这不正是已经太过之后，再由能够克制它的力量来制胜它吗？姑且拿心火来说，当它没有太过时，肾水虽然是心火所畏惧的，也不过只是防范它罢了。一旦心火有所太过，肾水就立即发动来克制它。其余各脏也都是这样。“制约产生，就形成变化。” 这里应当作“制则生化”。大概是传抄造成的错误。而那些解释、诵读这段文字的人，没有察觉到其中的道理无法贯通，于是连同后面的四句也一并遗漏而不采用。却完全不知道前面两句，只是说太过就会造成危害，造成危害之后就会受到制约罢了。

译这四句，这就是“害”和“制”之外的另一层含义。如果把这一点遗漏了，就无法看出《内经》旨意的周全完备。有制约，就能产生正常的生长变化。这正好与下文“害则败乱”相对应。文辞和道理都很顺畅。不必费力作曲折的解释，道理自然就贯通了。“有制约，就能产生生长变化”这句话，是说有所制约，六气就不会发展到太过而保持平衡。保持平衡，万物就能不断生长。而且变化无穷无尽。“化”是生长作用的盛大表现。所以生长先于变化。“外列盛衰”，是说六气分布各处并分别主治，交替表现出盛衰。这些情况清楚可见。所以说“外列”。发生损害，就会败坏紊乱。“生化大病”，是说已经太过而造成危害，却又没有任何制约，于是败坏紊乱的状态就出现了。败坏紊乱的状态一旦出现，变化就达到极端。灾害也就严重了。天下万物哪里还有不生病的呢？“生化”，是指产生和变化的事物来说的，也就是万物。因为变化达到极端，灾害就十分严重。所以说是“大病”。上面说“生化”，是从天地造化的作用来说的。下面说“生化”，是从万物来说的。如果从人体来讨论，有制约，就能产生生长变化。这就像元气在全身周流，滋养营运全身，凡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和九窍，都凭借它来维持正常的活动和静止。一旦它成为主导，就会造成生长变化方面的大病。这就像邪气肆意横行，正气耗损散失。凡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和九窍，全都不能按照正常规律发挥作用。有人把“害”解释成自我损害，有人把“承”解释成承袭，有人把“生”解释成从无到有，把“化”解释成从有到无，有人又把“生化”二字解释成一个意思，有人又把“大病”比喻为天地造化的机能停止。这些说法全都不对。况且，人的气，本来就有太过而能自我制约的情况。如果太过而不能自我制约，就用汤液、针石、导引等方法来帮助调治。至于天地之气，它太过而能够自行制约的，本来终究会恢复平衡。如果太过而不能自我制约，那又有谁能够帮助它呢？虽然如此，天地造化的规律如果变化发展到了极点，最终也一定会自行反转，重新恢复正常状态。学习医理的人如果能以王太仆、刘河间的学说为依据，再参照这篇论述，那么对于天地造化枢纽的详细道理，也差不多可以有所了解了吧。然而，《张戴人治法心要》中，却说：假设水为母，木为子。正当春季木气旺盛的时候，冬季的气令仍然存在，这就是水气太过。水气太过到了极点，木气的时令就不能到来。木气承接冬季而承受水气。水气既已太过，就会损害它所承接的木气。所以木气没有主导权。木气既然没有主导权，就无法制约土气。土气既然旺盛，水气就会受到制约。土气，是承接长夏时令的气。水气受到土气制约，就是热气克制寒气。寒气转变而成为湿气。这就是土气取得主导权。又如以火为母，土为子。正当长夏时节，温暖的时令仍然存在，这就是火气太过。火气既然太过到了极点，湿气的时令就不能到来。湿气，是承接夏季而承受火气的。火气既然太过，就会损害它所承接的湿气。所以湿气没有主导权。湿气既然没有主导权，就无法制约水气。水气既然旺盛，火气就会受到制约。水气，是严冬的时令。火气受到水气制约，就是寒气克制热气。热气转变而成为土湿之气。这样土气就取得了主导权。这种说法越推演得详细，反而就越远离经典原意。有人说：所谓《心要》，是别人替他编成的。大概是从听闻的讹误中得到的罢了。四气所伤论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春天受到风邪侵袭，邪气滞留不去，就会成为洞泄。夏天受到暑邪侵袭，秋天就会发生咳嗽、疟疾。秋天受到湿邪侵袭，湿气向上逆行就会咳嗽，发作时就会出现痿弱、厥逆。冬天受到寒邪侵袭，到了春天必定会患温病。《阴阳应象论篇》说：春天受到风邪侵袭，夏天就会发生飧泄。夏天受到暑邪侵袭，秋天必定会患疟疾。秋天受到湿邪侵袭，冬天就会发生咳嗽。冬天受到寒邪侵袭，春天必定会患温病。王启玄注说：风邪侵入体表，体内就会与肝相应。肝气侵乘脾气，所以发生洞泄，或发生飧泄。夏季的暑气已经很盛，到了秋季，暑热又收伏不去。两种热邪相互交攻，就会成为疟疾。秋季的湿气已经很盛，冬季水气又旺盛，水气和湿气相互结合，肺气又衰弱，所以侵乘肺而成为咳嗽。至于发作时出现痿厥，大概是湿气向内侵袭脏腑，就会导致咳嗽气逆；向外散布到筋脉，就会导致肢体痿弱。“厥”是说气机逆行。冬天寒气凝滞，到了春天阳气发动，寒气却不能消解，阳气郁闭在体内，寒气与阳气相互抗拒，所以形成温病。《伤寒论》引用《素问》后篇的八句话。成无己注说：正当春季，风气盛行，春天受到风邪侵袭，风气与肝相通，肝气又因春季而适时旺盛，所以即使风邪侵入肝脏，不能立即发作。到了夏天，肝气衰弱。这样以后才开始发动。风邪过盛，就会在四肢末端发生疾病。因此应当在四肢发作。夏季阳气在体外旺盛。风邪不能向外发散。所以它侵入内部，便形成飧泄。到了秋季。湿气大为流行。秋季受到湿邪侵伤。湿邪就会使肺失去濡润。肺在秋季正值旺盛。湿邪虽然侵入肺中。但不能立即发作。到了冬天，肺气衰弱。这样以后湿邪才开始发动。雨水过多，就会发生腹部疾病。因此应当发作而成为下利。冬季阳气固守在体内。湿气不能向下运行。所以向上逆行而形成咳嗽。到了夏季。暑气大为流行。夏季受到暑邪侵伤。夏季以阴气为主，居于体内。暑邪虽然侵入体内。但其势还不能发动。等到秋季阴气外出。而阳气成为体内的主导。这以后暑邪发动，与阴气相搏。于是形成疟疾。到了冬季。寒气大为流行。冬季受到寒邪侵伤。冬季以阳气为主，居于体内。寒邪虽然侵入体内。但其势还不能发动。等到春季阳气外出。而阴气成为体内的主导。这以后寒邪发动，与阳气相搏。于是形成温病。王海藏说：木在四时中对应春季。在人身上对应肝。在自然界对应风。在春季。本来应当发生温暖的时令。却反而被寒气摧折。这就是三春之月。却施行了三冬的时令。由此可知水气太过了。水气既然太过。金气肃杀之性就更加严厉。这是金所胜的木气乘势侵袭。因而任意妄行。所胜的木气乘势侵袭。那么木气虚弱就很明显了。木气既然虚弱。火的时令就不能充分发挥。这就是所生之气受到疾病侵袭。所以不能胜过它的气就会反过来欺侮它。因此，土气就侵入木气所主的部位。于是转变为飧泄。之所以在夏季发病。是因为木气在夏季衰绝。而土气在夏季旺盛。这是因为湿邪本来就具有向下运行的性质。之所以在春季不发病。是因为春季虽然风邪有所损伤。但木气正当时令而有权势。暑季就是夏季。所谓季夏。就是湿土之气。君火掌握着时令的权势。不让它的子气与自己共同掌权。所以暑湿的时令之气不能施行。湿气的时令不能施行。那么土气就亏虚了。土所胜的气便会任意妄行。木气太过。这是少阳之气旺盛。所生之气受到疾病侵袭。于是肺金之气不足。不能胜过它的气反过来欺侮它，所以水气得以侵入土气所主的部位。土对应八卦中的坤。坤位在申所对应的区域。申对应相火。水气侵入土中。那么水火二气就会相互牵制。水火二气相互牵制。于是阴阳二气相互争斗。所以形成寒热交替。又兼有木气，最终表现在三焦。这是少阳相火相合的缘故。

译少阳位于湿土所主的区域。所以形成寒热交替。肺金之气不足。就会出现阵阵寒热。这些都是往来变化、尚未确定的气。所以形成疟疾。不在夏季发作。却在秋季发作。是因为湿热之气处在酉所对应的区域。这时才获得时令的权势。秋季是清肃之气盛行的时节。具有收敛和向下运行的性质。被湿邪所损伤。这是长夏的气。与秋季的时令不相合。秋季的时令之气不足。它所胜的气便会任意妄行。所以火气得以向上炎盛，进而克制金气。心火既已侵害肺气。所以肺气上逆而形成咳嗽。不能胜过它的气就会反过来欺侮它。木气向上运行。与火气具有相同的性质。是发动而不停止的。所生之气受到疾病侵袭。所以肾水亏虚了。长夏之气已经亢盛。这是三焦之气旺盛。命门是三焦之气相合的部位。所以迫使肾水向上运行。并与脾土的湿热之气。相互结合而形成疾病。因咳嗽而使脾中的湿气活动起来。因此咳嗽时有声音。并有涎液。不在秋季发作。却在冬季发作。是因为冬季阴气达到极盛。肃杀之气这时才开始发挥作用。冬季受到寒邪侵伤。这是冬季反而施行了春季的时令。本应寒冷却反而温暖。火气旺盛而水气亏虚了。水气既已亏虚。那么它所胜的气就会任意妄行。这是土气有余。所生之气受到疾病侵袭。这是木气不足。不能胜过它的气就会反过来欺侮它。这是火气太过。火土二气具有相同的性质。湿气和热气相互助长。所以形成温病。不在冬季发病。却在春季发病。是因为寒水之气处在卯所对应的区域。这时才获得时令的权势。大寒的时令。又在春季运行。腠理开张而汗液外泄。少阴不能闭藏。房事过度而劳伤。以及劳苦之人。阳气向外泄露。肾水在内亏虚。到了春季。当时木气强盛而生长。没有滋养生化的根源。所以形成温病罢了。春季受到风邪侵伤。夏季受到暑邪侵伤。冬季受到寒邪侵伤。文辞和义理都很顺畅。“时”字是“令”字的讹误。唯独“秋伤于湿”这一句。却把它解释成“令”字损伤“时”字。读者不必对此怀疑。这四种说法。都是母气亢盛。从而损害它所承接的子气。如果把“秋”字解释为损伤“湿”字。它的文辞与上面的三句话相通。但它的义理和治法就无法相通了。大体说来，义理与治法是相通的。不必拘泥于文字表面。有人说，春季受到风邪侵伤。这是说人被风邪所伤。不是这样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只应当出现头痛。怕风。自发出汗。又怎么能说夏季会形成飧泄呢？现在说春季受到风邪侵伤。这就明确说明是时令损伤了正常的时令。我考察认为。关于这四种损伤，各家注释。都没有领会经典的主旨。大概是因为推求得过分了。孟子说：道理就在近处。却偏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求。事情本来很容易。却偏要到困难之处去寻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只要用浅近平实的语言解释。那么经典的主旨自然就明白了。也不会有穿凿附会的弊病。为什么这样说呢？风、暑、湿、寒这四种气。是天地间的四时之气。它们侵伤人体。人难道能在尚未发病以前。预先知道它会侵入哪条经络。哪个脏腑。哪个部位。并形成什么疾病吗？等到已经发病以后。然后才可以进行诊察。才知道它侵入了某条经络。某个脏腑。某个部位。形成某种疾病罢了。那些作注释的人。如果错误地认为必须因疾病已经发生，才能知道疾病根源的道理。那么对于这四种损伤。不必耗费多余的力气。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了。至于洞泄。疟疾。咳嗽和痿厥。温病。都必须等到它们发动之时。形体上的症状明显显现。然后反过来推求。从而知道它过去导致疾病的根源。是受了风邪。受了暑邪。受了湿邪。受了寒邪罢了。并不是在最初受到损伤的时候。就能预先确定今天必然会患这种病。况且受到四时之气侵伤。有的在当时就发病。有的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病。有的过了很久以后才发病。有的过了时令很久，邪气自行消散。因而没有形成疾病。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邪气传变、聚集和消散没有固定规律。以及正气的虚实各不相同。姑且以受到风邪侵伤来说。如果在当时就发病，就会出现怕风。发热。头痛。自发出汗。咳嗽。喘促等疾病。如果过了时令很久才发病。就会成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疾病。这就是洞泄。所谓飧泄。只是过了时令才发作的疾病中的一种罢了。由于洞泄。飧泄这种疾病便发生了。根据形体和症状推察。就知道这是春季受到风邪侵伤。邪气藏蓄在体内而没有消散。所以导致了这种疾病。假如只是洞泄。飧泄这种疾病还没有发生。谁能知道它先前已经受到风邪侵伤。邪气将在以后导致发病呢？假如过了时令很久，邪气自行消散。而没有形成疾病。人又怎么能够预先知道呢？世上有太素脉法。虽然有时可以预先知道死亡的期限。然而也是因为脉象和症状已经明显显现。这以后才能知道罢了。夏季受到暑邪侵伤而成为疟疾。冬季受到寒邪侵伤而成为温病。其中的意思也与此相类。只是秋季受到湿邪侵伤。湿邪向上逆行而成为咳嗽。成为痿厥。它也是由疾病反推而知道病因。那么就与前三种情况相同。它的时令在相应季节运行。那么就与前三种情况不同。春季的风。夏季的暑气。冬季的寒气。都是本时令所主的气。湿气才是长夏的时令之气。为什么要在秋季说它呢？大概是因为春、夏、冬每一季。各有三个月。所以各自的时令之气也都在本时令运行。至于长夏。就只在六月这一个月中寄居而旺盛。秋季虽然也有三个月。然而长夏的湿气时令。常常侵入秋季而运行。所以说秋季受到湿邪侵伤。秋季的时令之气是燥。然而秋季三个月的前一段接近长夏。如果秋燥之气不足，就会被湿气所胜。如果秋燥之气太过，就与火气的变化相同。如果秋气平和正常，就又不会损伤人体。这就是经典在谈到时令之气损伤人体时，只说风、暑、湿、寒的原因。却不说燥的原因。有人问我说：《五运六气》七篇。所叙述的由燥导致的疾病很多，这是为什么呢？我说：《运气》七篇。和《素问》的其他篇章。本来就是两部书。由两个人所作。它们的立意各有自己的主旨。不能混在一起说。王冰认为这七篇是参入《素问》之中的。本来并不是《素问》的原文。我现在推求出的义理。才是《素问》的本来主旨。应当自成一义来看待。请说明四时之气损伤人体以及导致疾病的道理。风气。是春季的时令之气。人在春季感受了它。偶尔没有立即发作。到了夏季。邪气既没有消散。就必然形成疾病。它之所以成为洞泄。是因为风是天地间浩大流动的气。飞扬鼓动，运行不止。其来去神速而没有常规。人体也有这种情况。肠胃的职能。难道能从容地进行运化、传送、分泌和分离。而保持一贯正常吗？所以水谷不能得到分离。而一起向下。从而泄泻排出。至于形成飧泄。其中的道理也与此相类似。有人解释说：春季受到风邪侵伤，是因为风气在体内与肝相通。洞泄、飧泄。是木气乘土气。又有人说：春季不发病，是因为邪气避开木气旺盛的时候。夏季发病，是因为木气衰弱而邪气发动。我私下认为，风气既然与肺相通。那么正是“木班”之时（字义存疑）。木气最为旺盛，土气最为衰弱。按理应当乘木气旺盛而在春季立即发病。不应当反而过了时令，到夏季才发病。况且夏季是火气掌管时令。母气能够滋养子气。为什么不在土气衰弱到极点的时候发病。反而在土气受到滋养的时候发病呢？这种说法讲不通。难以作为依据。暑气。是夏季的时令之气。人在夏季感受了它。偶尔没有立即发作。到了秋季。又受到风邪和寒邪侵伤。所以形成疟疾。寒气。是冬季的时令之气。人在冬季感受了它。偶尔没有立即发作。到了春季。人体内的阳气。

译虽然起初被寒邪所郁闭。不能顺应它逐渐上升的性质。但也一定要顺应时令而向外发出。所以发作而成为温病。至于秋季受到湿邪侵伤。湿气时令在相应季节运行的道理。上文已经论述过了。前一篇所说的湿气向上逆行而咳嗽。发作而成为痿厥。并没有说要过了时令才发作。似乎是说当时就发作。但既然它与风、暑、寒三者并列而说。那么它怎么能单独成为当时就发作的情况呢？然而经典没有明文说明。最终也不敢把它和后篇相提并论。便断然认为这是冬季发病。即便如此。湿气本来是长夏的时令之气。只是侵入秋季而已。即使立即发作。也接近于过了时令才发作。这里应当只按照秋季发病来论述。湿邪从下部侵入。所以使肺失于濡润而形成咳嗽。这就叫作上逆。肺是全身诸气的主宰。现在肺既然已经有病。那么气就不能向外运行。湿邪又阻滞经络。所以四肢痿弱无力。有时还会厥冷。后篇所说的冬季发生咳嗽。既然说是过了时令。那么它与前篇的意思就很不相同了。湿气长久停留而不消散。到了冬季，寒气大为流行。肺厌恶寒气。有时就会受到损伤。所以湿气得以乘肺气虚弱之机，向上侵入肺中。发作而成为咳嗽。读者。应当按照这个意思来探求经典的主旨。或许可以有所领会吧？有人看见《素问》在论述温病、疟疾等疾病时。间或使用“必”字来说明。于是就把它看成确定不变的说法。并说这是必然的规律。唉！果真可以认为事情必然如此吗？果真又不能认为事情必然如此吗？《素问》有时说“必”。有时又不说“必”。大概就是因为不能拘泥于它，把它当成固定不变的规律。往往有人拘泥于“必”这一个字。于是说冬季受到寒邪侵伤。就必然会在春季发病。至于冬季受到寒邪侵伤而当即发病的人。反而把这种情况放在一边不加讨论。像这样的做法。难道不可以说是舍弃根本而追逐枝末吗？经典中常有看似确定不变的论述。但却不能把它们当成确定不变的规律。比如说热厥。因醉酒或吃饱后行房。而患热中、消中等病的人。都是富贵之人。刚洗完头就受到风邪侵袭。就形成首风。像这一类情况。难道每一件都必然如此吗？读者。应当灵活运用这些道理。不要拘泥执着。王启玄的注释。虽然未免拘泥于“必”字。也没有完全领会经典的主旨。然而却还不至于偏离得太远。至于成无己的说法。就似乎偏离得太远了。然而还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到了王海藏提出的理论。推求就过分到了极点。一心想要与众不同。却不知道反而穿凿附会、拼凑牵连，违背了经典的主旨。其中有多得无法尽述的地方。这就是先儒所说的。好比大军派出的游骑。跑到了非常遥远的地方。最后无处返回。姑且摘取成无己和王海藏的说法。辨析其中最为严重的一两处。成无己说，风邪过盛会在四肢末端发生疾病。因此应当在四肢发作。雨水过多会发生腹部疾病。因此应当发作而成为下利。我私下认为，“则当”这两个字。是断然肯定的说法。春季受到风邪侵伤，到了夏季阳气在体外旺盛。却不能向外发散。所以侵入内部而形成飧泄。这种说法或许还可以讲得通。经典说：木气的发生没有固定的时令。假如风邪在春天不伤人，却在其他时令伤人，又没有遇上夏天阳气向外旺盛的时候，它将向外发散吗？还是将向内攻入呢？何况风属于阳邪，与夏天的气相同。如果果真要向外发出，就应当顺着它发散、越出的势头向外发出。哪有不能向外发出的道理呢？况且风邪善于运行，变化也多，它所造成的病并不只有一种。难道它只能造成四肢的疾病吗？这就是所谓雨水过多会导致腹部疾病的道理。它不能通行的情形也是这样。至于夏天感受暑邪，到了秋天成为疟疾，大概是因为暑邪侵入人体后，藏在皮肤里面，在肠胃之外。到了秋天又感受了风邪，所以旧病就发作了。读《素问·疟论》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其中说夏天阴气主持于内，秋天阳气主持于内。暑邪发动起来，就会与阴气相搏，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冬天感受寒邪，到了春天成为温病，大概是因为寒邪之毒侵入人的肌肤，使阳气受到郁闭，到了春天，天地的阳气向外发散，人体中受到郁闭的阳气，也不能不随着向外发出，所以疾病就发作了。韩祗和说：冬天感受寒邪，阳气郁闭，到春天时，再次有所感受，然后才发作。我认为，这种说法只适用于解释有恶寒症状的温病。至于不恶寒的温病，就不能说是再次感受外邪，然后才发作的了。所以张仲景说：太阳病，没有发热却口渴，而且不怕冷的，就是温病。考察《伤寒论》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其中说冬天阳气主持于内，春天阴气主持于内。寒邪发动起来，就会与阳气相搏，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至于海藏，他又认为春天感受风邪，夏天感受暑邪，冬天感受寒邪，叫作时令伤害了相应的节令，秋天感受湿邪，叫作节令伤害了时令，所以在春天感受风邪，是说春天行使了冬天的时令，而温暖之气被寒气所折损。在夏天感受暑邪。所谓暑邪，就是季夏。季夏，属于湿土之气。君火掌握时令权力，却不与子火…… 因而暑湿之令不能运行。在秋天感受湿邪。就是说秋天被湿邪所伤。这是因为长夏的气与秋天的时令不相协调。在冬天感受寒邪。就是说冬天运行了春天的时令。火气过盛，水气不足。本应属于大寒的时令，却又在春天运行。阳气向外泄出，肾中水气在内亏虚，于是发病。又有人说，温病 是由湿邪和热邪相互助长而形成的。又有人说，四时的伤害，都是母气过亢，反过来伤害了它所承受的子气。唉！为什么要把道理说得这样支离破碎，白白耗费这么多言辞呢？经书中所说的伤风，伤暑之类的说法很多，都是说人受到风、暑等邪气的伤害。从来没有说过时令伤害了节令，或节令伤害了时令这样的意思。如果按照海藏所说的，那么《疟论》所谓夏天伤于暑，秋天伤于风，以及先伤于风，后来又伤于寒等说法，究竟是时令伤害了节令呢？还是节令伤害了时令呢？我本来就知道它不可能不在这个问题上屈服。况且暑邪属于夏天的时令，谁会不知道这一点呢？现在却把暑邪归属于季夏，归属于湿土之气。难道不值得奇怪吗？假如冬天果真运行春天的时令，人如果感受到这种异常之气，就会形成冬温病。怎么能说是春温病呢？至于他说大寒的时令，又在春天运行，温病才会发作，假设大寒的时令 不再在春天运行，那么温病应当发作，反而就不发作了吗？况且如今春天患温病的人，到处都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一定是由于大寒的时令，又在春天运行，然后才形成温病。经书说：过亢就会造成危害，承受它的就会加以制约。这句话的意思是，某种气已经亢盛到了极点。于是，能够胜过它的气就会来制约它。比如火气亢盛到了极点，水气就会来制约它。经书所谓“相火之下”，就是由水气承接和制约它。水位之下，由土气承接和制约它，就是这类情况。这些都是由能够胜过原来之气的气来承接制约。如今却把亢盛之气当作母气，把承接之气当作子气。这是想要在经书之外另求胜过经书的说法吗？还是没有通晓经书的意思呢？又比如，把能够制约其他事物的一方称为所胜，把受到制约的一方称为所不胜。这与经书所说的“气有余”，就会制约它所胜的一方，反而欺凌它所不能胜过的一方，以及病变传递到它所胜的一方，最终死于它所不能胜过的一方的宗旨，完全相反了。至于因时令伤害节令、节令伤害时令之类的说法，那些曲折繁衍出来的说法，实在没有闲暇去一一辨析。唉！我并不是喜欢斥责前人的错误，实在是因为这些说法有害于医道的大义，遮蔽、损害了经书的宗旨，从而误导后人。所以我不敢阿谀顺从，只能默默不言。然而，这也是我的罪过。这一点我自己本来就知道，是无法推辞的。只是还不知道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会作何看法。《张仲景伤寒立法考》。

译读张仲景的著作，应当探求他制定治法的用意。如果能够明白他制定治法的用意，就会知道他的著作足以成为万世遵循的法则，后人没有谁能够增加什么，也没有谁能够超出它的范围。如果不能明白他制定治法的用意，就会疑信相杂，难免在某处说得通，却在另一处发生矛盾。唉！自从张仲景以来，阐发他这部著作的人，多得数不清。然而，他们对于仲景制定治法的用意，竟然没有人将其明确阐述出来并示告世人。难道是曾经探求过，却没有得到吗？还是相互沿袭旧说，却没有去探求呢？抑或其实有人阐明过，只是我没有见到呢？我虽然不聪敏，还是请允许我把它陈述出来。至于受到寒邪伤害，有当即发病的，也有不会当即发病的。当即发病的人，在受到寒邪的当时就发病。没有立即发病的，过了一段时间，到春夏才发作。立即发病的，称为伤寒。没有立即发病的，称为温病和暑病。伤寒、温病和暑病，它们的类别虽然不同，但它们所受病邪的根源，却没有不同。正因为它们的根源没有不同，所以都以伤寒作为总称。由于它们的类别不同，所以施治时不能混同。如果因为名称相同就混淆治疗方法，当然会给后人留下祸患，使人把责任归咎于仲景的治法，从而把其中大半弃置不用。唉！假使仲景的治法，果真会给后人带来祸患，那么《伤寒论》不写出来也就罢了。假使仲景的治法，果真不会给后人带来祸患，那么《伤寒论》难道可以一天也缺少吗？后人不把责任归咎于自己见识没有达到，反而归咎于制定治法的圣贤，真可以说是掉进井里却怨恨伯益，失火了却怨恨燧人氏。仲景是医法的祖师。后人即使有所改动，直到穷尽其理，最终也没有谁能够越过他的规矩法度。正因为没有谁能够超越它，却又不能从整体上观察它，所以他的治法和方剂，难道果真可以弃置大半吗？虽然如此，那些著书立说、留下训诫的人，仍然不免在这个问题上出错。至于那些庸庸碌碌的人，本来就不值得责备了。只有那些著书立说、留下训诫的人，才会把自己的见解形诸著述，那些庸碌之人却在迟疑犹豫之余，难道不会纷纷顺从号令，争先恐后地求得一看，而把它简略处理吗？至于把他的治法和方剂弃置大半，却不知道回头，每天只把简便作为…… 这就是百姓生命没有依凭的原因，也是仲景的苦心不能被清楚阐明的原因。唉！这是治法。这是方剂。仲景专门为立即发病的伤寒而设立治法，并不是兼为没有立即发病的温病、暑病而设立的。后人如果能够知道仲景的著作，本来是为立即发病者而设，不是为没有立即发病者而设，那么即使还要遗憾他的治法散失残缺，现存的不多，也不能用来应付庸医妄治所造成的千变万化。难道果真可以因为怕麻烦，就把它或许弃置不用吗？

译由此可知，弃置了大半，却没有察觉这是错误的人，这是因为不能理解他制定治法的用意。如今人们虽然用治疗伤寒的治法来治疗温病、暑病，也不过是借用这些治法罢了。并不是仲景制定治法的本意。这就像六书中的假借字。即使在使用中不断转化，直到穷尽其义，终究也不是最初造这个字时的本意。仲景制定的治法，是天下后世衡量医理的标准。所以可以借用它来治疗其他疾病。虽然如此，难道只能借用它来治疗温病、暑病吗？凡是杂病的治疗，没有一种不可以借鉴它。如今人们因为伤寒的治法，可以借用来治疗温病、暑病，就说仲景的治法普遍是为伤寒、温病、暑病而设的。唉！这不是只认识流传下来的现象，却昧于根本原因吗？如果不相信我，请拿事实来验证这一点。仲景的著作中，三阴经的寒证，占热证的十分之七八。那些没有立即发病的温病、暑病，只是纯粹属于热证罢了。怎么会成为寒证呢？仔细体会三阴寒证的条文，然后就会知道我说的并不是妄言。有人或许说，三阴寒证，本来就是杂病，是王叔和增补进去的。又有人或许说，其中证候的寒，大概是由于误用寒凉药物治疗而造成的。这些说法全都不对。王叔和所增补的内容，不过是《辨脉》《平脉》以及“可汗”“可下”等篇而已。至于六经病的篇章，一定不是王叔和所能删改的。只是厥阴经中下利、呕吐、呃逆等条文，却是王叔和因为其中有厥冷逆证而附入的。于是连没有厥冷逆证而与之同类的条文，也一并附在其中罢了。至于因为药物误治，而形成变证的，那么以太阴经的情况最多。即使是三阴证，也有可能因误用寒凉药物而转变成寒证。然而，难道应当有这么多吗？正是因为后人把仲景的著作一概说成是为伤寒、温病、暑病而设，于是对所有温热剂都产生怀疑，不敢使用。韩只和虽然察觉桂枝汤难以使用，但只说今时与古时的世道不同，却没有领悟仲景的著作，本来是为立即发病的伤寒而设的。而且他所著的《伤寒微旨》一书，又完全以温病、暑病作为伤寒来立论，而对于立即发病的伤寒，反而没有提及。这已经是舍弃根本、追逐末节了。完全不能窥见仲景学说的范围和深奥之处。又说夏至以前，胸膈满闷，呕吐、气逆，气机阻塞，肠鸣，腹痛，身体拘急，手足厥冷等证候，却看作温病、暑病。说它与仲景所说的三阴寒证，脉理相同，但证候不同。于是另立温中法来治疗。仲景所叙述的三阴寒证，其实是冬天当即发病的伤寒，所以才有这些证候。如今却想用仲景所叙述的三阴寒证，来解释春夏温病、暑病，难道不是……吗？虽然如此，祗和没有领悟仲景制定治法的本意，又正好遇上温病、暑病发作的时候。他产生这样的困惑，本来是很自然的。依我看来，他的胸膈满闷，呕吐、气逆，以及气寒等证候，如果不是内伤生冷食物，就是外感暴寒邪气所致，或者是过量服用寒凉药物后发生的变证，或者是内外都受到寒邪伤害的疾病。况且祗和只是说有寒证就应当用温法，却从来没有探求形成寒证的原因。如果能够探求其中的原因，就会知道温病、暑病本来没有寒证。至于改动仲景的著作，虽然有“阴毒”这个名称，然而其中所叙述的证候，不过是面色发青，身体疼痛如同被杖打过，咽喉疼痛而已。并没有说阴寒极盛的证候。况且它所使用的方剂，也不过是升麻、甘草、当归、鳖甲罢了。并没有使用大温大热的药物。由此可知，仲景所谓的阴毒，不是阴寒之病，而是感受天地间恶毒的异常之气，侵入阴经，所以称为阴毒罢了。后来的论述者，于是把它当作阴寒极盛的证候，称为阴毒。于是引用仲景所叙述的，面色发青，身体疼痛如同被杖打过，咽喉疼痛等几句话，合在一起说。却使用附子散，正阳散等药物来治疗。我私下认为，阴寒极盛的证候，当然也可以称为阴毒。但终究不是仲景命名时的本意。看看后人所叙述的阴毒，和仲景所叙述的阴毒，本来就是两回事。怎么可以混在一起议论呢？后人所说的阴毒，也只是内伤生冷食物，或外感暴寒邪气，或因过量服用寒凉药物而发生的变证，或内外都受到寒邪伤害而形成的疾病罢了。并不是受到天地间恶毒异常之气侵袭的疾病。朱奉议撰写《活人书》，洋洋洒洒写了数万字。对于仲景的《伤寒论》有许多阐发。其中伤寒立即传入阴经而成为寒证的情况，各家都没有认识到，而朱奉议认识到了这一点。只是可惜他也不知道仲景专门是为立即发病者制定治法的。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把伤寒、温病、暑病混在一起议论，竟然没有分别。况且又把《伤寒论》看作一部包罗全部病证的书。于是把后来传入阴经的热证，和立即传入阴经的寒证，牵强附会地合并起来立论。而且说，大凡伤寒，阳明证适宜用下法，少阴证适宜用温法。但对于他所认识到的立即传入阴经的情况，

译又不免自相矛盾了。阳明证适宜用下法，本来是因为邪热进入胃中。至于少阴证，如果果真是伤寒沿经传来的热邪，也可以用温法吗？何况温病、暑病的少阴证，尤其不能使用温法。自从朱奉议这种说法流行以来，天下和后世受到其害的人，不是没有。等到成无己撰写《伤寒论注》，又撰写《明理论》，其中对经文的阐发和名义的解释，细致周全，毫无遗漏。可以说是善于辅佐和阐明仲景的人。然而，对于立即传入阴经的寒证，又不如朱奉议能够认识，更何况是立即发病时制定治法的本意呢？难怪没有人能够知道。正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对于三阴经的各种寒证，只是随着文字解释字义罢了。从来没有说明它为什么不是热证，却成为寒证。到了刘守真出现，也把温病、暑病作为伤寒来立论，而遗漏了立即发病的伤寒。这是针对这种情况所用的辛凉解散剂。本来是为那些昧于医理、误将中风和伤寒混同而治的人所犯的错误而设立的。但其中也未尝没有对桂枝汤、麻黄汤难以使用的疑惑。既然对此有所疑惑，就无法领悟张仲景创制桂枝汤、麻黄汤各有其主治。也无法明白使用桂枝汤、麻黄汤各有适当时机。所以《原病式》中说：夏季暑热时使用麻黄、桂枝之类的热性药来发汗解表，必须加入寒凉药。否则，热势就会更加严重而出现黄疸，或者出疹斑。（这种说法出自庞安常，朱奉议也随之附和。）却完全不知道张仲景创立麻黄汤、桂枝汤，本来就不是要在夏季暑热时使用的。如果能够明白桂枝汤、麻黄汤本来不是治疗温病暑病的方剂，各种疑惑就会像冰块遇到阳光一样消解。为什么呢？寒邪刚开始侵入人体表层时，会使腠理闭塞，阳气郁滞而化为热。所以如果没有辛温药，就不能打开腠理，使其中的热邪发泄出来。这就是麻黄汤创制的原因。至于风邪侵伤肌表，虽然会使腠理疏松而不能闭合，但邪气既然停留在表层，表层的正气就会受到损伤，因而不能正常流通。所以同样会发热。必须用辛甘温性的药物发散风邪，邪气去除后，腠理自然就会恢复严密。这就是桂枝汤创制的原因。桂枝汤之所以不加入寒凉药，大概是因为风寒之邪在表，又正当时令寒冷的时候，所以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的缘故。后人不了解张仲景创立治法的用意，所以有人对麻黄、桂枝的温热性质感到疑惑，有人认为使用它们会违犯春夏时令主司的气候，因而不敢使用。于是便有了必须加入寒凉药的说法。想要在麻黄汤、桂枝汤中加入寒凉药，这就是没有领悟其中所以然，所以才会如此罢了。如果张仲景是为温病、暑病创制方剂，一定不会这样做。一定会另有治法。只可惜这些方法已经散失，没有流传下来，以致后人产生了多种分歧的弊病。如果知道《仲景伤寒论》，专门是为患了伤寒的病证而作的，就会明白麻黄汤、桂枝汤为什么适合使用。除了邪气传经而形成的热证以外，那些直接伤及阴经的病证，以及太阳经没有郁积化热的病证，也就是传入阴经的各种寒证，都各有明确的归属和依据，也就不会再怀疑它们是误用寒凉药攻下所产生的了。至于春夏时节出现恶风、恶寒，完全类似伤寒的病证，大概是春夏时节突然受到风寒而新发的病。不是冬季受伤、过了一段时间才发作的病。否则，或者是温病、暑病将要发作，又再次感受了风寒，或者因为感受风寒，而引动了长久郁积的热邪，于是发作成为温病或暑病。张仲景说：太阳病，发热而口渴，但不恶寒的，属于温病。由此看来，就知道温病不应当恶寒，而应当口渴。如果恶寒而不口渴，就不是温病了。张仲景虽然没有说到暑病，但暑病与温病相同，只是又经过一个时令，所以比温病更加严重罢了。它不恶寒而口渴，与温病没有不同。春夏时节虽然也有恶风、恶寒的表证，但其中使用桂枝汤、麻黄汤，终究难以轻率使用。不要拘泥于“发表而不使热邪深入”的说法。这时使用辛凉解散药，才大概是恰当的。如果不谨慎而轻率使用桂枝汤、麻黄汤，确实不能避免出现狂躁、出斑、发黄，以及鼻衄等变证，而且也不会取得疗效。即使有时在春夏使用桂枝汤、麻黄汤而见效，也是因为它们辛甘发散的力量，偶然碰巧符合了极少数情况。绝不能把这种情况看作通常的治法而遵守。如今有人使用败毒散、参苏饮、通解散、百解散之类的方剂，不论四时遇到中风还是伤寒，都一概使用。虽然这不是最正确的治法，但与不加谨慎，在春夏轻率使用麻黄、桂枝，以至于发生变证相比，反而大概还算接近正确。然而败毒散等方如果用于春夏，也只能治疗突然感受风寒的病证罢了。对于冬季受伤、过了一段时间才发作的温病、暑病，则不适合使用。使用它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造成危害。即使有时见效，也是偶然的。至于冬季的伤寒，却使用辛凉药发表，而有时能够见效，也同样只是偶然。凡是用药治疗疾病，在病情已经见效以后，必须明白其中哪些是必然的，哪些只是偶然的。能够明白其中的必然与偶然，那么医学精微的境界，哪里还有不能达到的呢？只是因为把偶然当成必然，所以沿袭错误，反复重蹈弊病，没有人能够觉悟其中的道理，患病的人就不幸了。至于张仲景对于三阴经的病证，常常使用温热药，正是由于病情的需要，并且使用它们有适当的时机罢了。我另有论述，这里不再详述。如果一概把三阴经的寒证，看作杂病而排除在外，岂不是辜负了张仲景救济众人、利及万物的至仁之心，并且误导后世吗？自从近代那些先觉之士，没有阐明伤寒与温病、暑病应当采用不同治法的端绪，只是一味以寒凉药为主，而各种温热药剂，全都被略去了，以致后来的学医之人，看待张仲景的著作，想要依靠它，却不敢最终据此作出判断；想要抛弃它，却仍然认为它是创立治法的祖宗，而没有谁能够完全置之不顾。更严重的，甚至把它当作文书材料，再严重的，甚至把它束之高阁，说它的治法适合古代，却不适合今天。这是由于治世与乱世、安静与动荡的不同，安静属于水，动荡属于火，所以其中的温热药，不能用于如今属于火的时代。唉！这番话，果真如此吗？只要能够明白张仲景本来是为正在发病的人设立治法，那么桂枝汤、麻黄汤自然各有其适用之处。各种温热药剂，

译也都不能略去。如果说张仲景的治法，不只是为正在发病的人所设，那么对于时行病以及寒疫、温疟、风温等病，也都可以一概用伤寒六经病的各种方剂来治疗吗？《伤寒例》说：冬温之毒，与伤寒大不相同，所以治疗方法也不同。又说，寒疫与温病、暑病相似，只是治疗方法不同罢了。这样看来，温病、暑病、时行病、寒疫、温疟、风温等病，张仲景一定另有治疗方法。如今看不到这些内容，是因为已经散失了。考察其中所说的治疗方法不同，例如温疟，风温，温毒，温疫，以及脉象变化、变证和治疗方法，正如书中所说，难道不是把这些治法遗失了吗？绝不能用伤寒六经病的各种方剂一概治疗。《素问》说，人受到寒邪侵袭，就会成为发热的病证。这是说通常的情况，而没有说到变化的情况。张仲景说有时发热、有时发寒而不相同，是把通常情况和变化情况都完备地说明了，没有遗漏。张仲景所说的，是古人没有说过的内容，对古人贡献很大。即使想偏废其中一部分，难道可以吗？王叔和搜集张仲景旧日论述中散失的部分，编成这部书，功劳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只是可惜他已经把自己的说法，混杂在张仲景所说的内容之中。又把各种杂脉、杂病纷纷一并载在卷首，所以使玉石混杂，主次混乱。如果先把张仲景的论述完整保存，然后再附上自己的说法，明确写出各自的姓名，就不至于使后人迷惑，也不会连累张仲景。过去汉代儒者从秦火之后搜集整理残缺的篇章简册，又给它们加上了传注。后来议论这件事的人，说他们的功劳和过失相等。王叔和难道也不能免于后人的议论吗？我曾经想把这部书重新分类编排，把《伤寒例》放在前面，其次是六经病，再其次是相类似的病，再其次是病愈之后的病证，再其次是诊察，治疗方法，治疗禁忌，误治，病情解除，病情尚未解除等内容，再其次是这些内容。至于其中与伤寒有关的各种杂脉、杂病，就选取出来附在后面。那些与伤寒无关的，就全部删去。这样一来，大概可以使法度纯一，并且分清精华与糟粕，主次也不再混乱。然而虽然有这个志向，却一直没有闲暇。姑且先叙述这些，以等待日后再作整理。《伤寒温病热病说》有病因。有病名。有病情表现。要辨明疾病的原因，校正病名，审察病情表现。这三方面都恰当，才可以谈论治疗。其中只要有一项没有弄清，却说自己不会误诊误治他人，我是不相信的。比如伤寒，这是以疾病的病因为依据，作为病名的。温病、热病，这是以时令和疾病表现为依据，作为病名的。因为这三种病都起因于感受寒邪，所以有时把它们统称为伤寒。把它们统称为伤寒，是因为追究其病因是相同的。至于用药，却不能一概采用同一种方法。为什么呢？伤寒大概是在霜降以后感受寒邪，春分以前，但并不立即发作，郁积成热，到春夏才发作。伤寒也有在时令寒冷的时候立即发作的，寒邪停留在体表，使腠理闭塞。所以如果没有辛甘温性的药剂，就不足以驱散它。这就是张仲景的桂枝汤、麻黄汤等方剂之所以必须使用的原因。温病、热病则是在时令温暖炎热的时候后来发作，郁积的热邪从内部向外透达，使腠理郁闭，并没有寒邪停留在体表。所以如果没有辛凉药、苦寒药或酸苦药剂，就不足以解除它。这就是张仲景的桂枝汤、麻黄汤等方剂，只适合治疗外邪、不能用于这种病的原因。也是后人所采用的水解散，大黄汤，千金汤，防风通圣散之类方剂，兼能治疗内外病邪、所以可以使用的原因。至于正在发病的伤寒，有恶风、恶寒证候的，是因为风寒在表，而且表气受到损伤。后来发作的温病、热病，有恶风、恶寒证候的，则是又新近受到风寒侵袭，所以表气也受到损伤。如果没有新近受到风寒侵袭，就不会有恶风、恶寒的证候。所以张仲景说：太阳病，发热。而且口渴。不恶寒的，属于温病。温病是这样，由此可知热病也是这样。这样看来，不口渴而恶寒的，就不是温热病了。然而，也有并非新近感受风寒，却也出现恶风、恶寒证候的情况。大概是因为病人的表气本来就虚弱，热邪到达体表，又进一步损伤了表气，所以不能抵御风寒。这不是伤风证的恶风，也不是伤寒证的恶寒。只是卫气虚弱就会恶风，营气虚弱就会恶寒罢了。况且温病、热病，也有先出现表证，后来传入里的情况。大概是郁积的热邪从内部向外透达，热邪郁结在腠理，不能向外发泄，于是又返回到里，形成可以攻下的证候。这与伤寒从表证开始并不相同。有些人不能领悟这个道理，竟然在春夏温病、热病中，寻找浮紧脉，不是太粗疏了吗？却不知道紧脉属于寒脉，有寒邪才会出现紧脉，没有寒邪就不会出现。至于温病、热病，有时出现紧脉，是因为又严重感受了不正之气所致的暴寒，或者因内伤而过量食用了寒凉食物。难道这是它本来就有的脉象吗？又或者是不认识脉象的形态，只要见到弦脉就称为紧脉，断定为寒证，从而妄加治疗。大概脉势盛大而有力的，往往兼有弦脉，哪里可以错认作紧脉，而断定为寒证呢？温病、热病的脉象，多在肌肉的部位，而且不很浮。并且右手脉反而比左手盛大的，确实是因为郁积的热邪在内。如果是左手脉盛大或浮，必定是又严重感受了风寒，否则就不是温病、热病，而是突然感受风寒的病罢了。凡是温病、热病，如果没有再次感受外邪，即使有表证，也只是偶尔出现，而里证占多数。所以很少有不口渴的。在这种时候，治法应当以内里的热证为主，兼以解表。也有治疗里证以后，表证自然解除的情况。我常常看到世人治疗温病、热病，即使误用攻下法治疗里证，也没有造成大的危害。如果误用发表法治疗表证，所造成的变证就难以言说了。这足以说明其中的热邪是从内部向外透达的。其中有些误用攻下法治疗里证，却因此造成严重危害的，是春夏时节突然受到暴寒侵袭而形成的疫病证候。邪气完全在表，还没有进入里部的缘故。不能把它与温病、热病相提并论。正因为世人把温病、热病混同称为伤寒，所以总是拘泥于“寒”字，去寻求浮紧脉，以便使用温热药。像这样做，是因为名称混乱而使实际情况失真，从而残害人的生命。病名难道可以不加以辨正吗？而且医书中常常说四时伤寒，所以把春夏的温病、热病，和秋冬的伤寒，看作同一类，而不加区别。秋冬的伤寒，才是真正的伤寒。春夏的伤寒，是寒疫。它与温病、热病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病。怎么可以用同一种方法治疗呢？唉！这种弊病的由来，已经不是一天了。我逐一考察历代医方书，却没有看到挽救这种弊病的论述。它们往往彼此雷同，实在令人痛惜啊。即便如此，伤寒与温病、热病，它们攻下里证的方法，如果果真都是用寒凉药来消除热邪，固然不必寻求差异。至于它们发表的方法，绝对不能不有所区别。何况伤寒中直接伤及阴经的病证，以及太阳经虽然受到损伤，但还没有郁积成热就传入阴经而成为寒证的，应当使用温法，又与温病、热病大不相同。怎么可以妄自施治呢？有些人或许只知道其中一方面，不知道另一方面，

译所以说张仲景的发表药，如今不能使用。而攻里之药也。才可以使用。唉！其中哪些情况可以使用、哪些情况不可以使用的道理，究竟在哪里呢？如果能够辨明它的病因，端正它的名称，察看它的形态，那么治疗方法难道还会有不恰当的吗？那些是当时流行的不正之气所导致的，以及后来又受到异气侵袭而发生变化的。那么还应当考察它发生在什么时间、受到什么气候之气的影响。参考斟酌伤寒、温热病的治疗方法，有所增减之后加以治疗。尤其不能一概按照仲景治疗即发伤寒的药方来通治。伤寒三阴病有寒有热的辨别 我曾经读过张仲景的《伤寒论》。书中在太阴病部分说：自行腹泻而不口渴的，属于太阴病。这是因为脾脏中有寒气。应当用温法治疗。适合服用四逆。书中在少阴病部分说：少阴病，得病一二日，口中感觉平和，但背部畏寒的，应当施灸。以附子汤为主方治疗。少阴病，身体疼痛，手脚寒冷，骨节疼痛，脉象沉的，以附子汤为主方治疗。少阴病腹泻，以白通汤为主方治疗。少阴病腹泻，脉象微弱的，给予白通汤。腹泻不停止，四肢厥冷，脉搏摸不到，干呕而烦躁的，以白通加猪胆汁汤为主方治疗。少阴病腹泻，排出未消化的食物，里寒而外热，手脚厥冷，脉象微弱，似乎将要断绝，身体反而不畏寒，患者面色发红，有时腹痛，有时干呕，有时咽喉疼痛，有时腹泻停止而脉搏仍然摸不到，以通脉四逆汤为主方治疗。少阴病脉象沉的，应当立即用温法治疗。适合使用四逆汤。书中在厥阴病部分说：手脚厥冷。脉象细弱，似乎将要断绝的，以当归四逆汤为主方治疗。大汗出，如果发生大泻，并且四肢厥冷，以四逆汤为主方治疗。考察仲景的这一论述，那么伤寒的三阴病，必然有寒证，应当使用温热的药剂。等到读了刘守真的著作，其中有这样的说法：伤寒的邪热在表，腑病属阳；邪热在里，脏病属阴。世俗之人妄称存在寒热、阴阳各不相同的证候，误导人已经很久了。寒病是有的，但并不是说伤寒汗病属于寒病。寒病只是杂病，终究不能把它作为伤寒汗病。况且天地化生汗液的气，本来就是阳热之气，不是阴寒之气所能产生的。虽然仲景有四逆汤证，这是因为治疗表热而里气调和的病证，误用寒凉药攻下得太早，使表热陷入里，腹泻不止。以及有的表热而里寒、自行腹泻，就应当赶快用四逆汤温暖里气，使腹泻停止、里气调和，所以还要赶快解除表邪。因此，仲景所说的四逆汤证，又有用承气汤攻下的情况。由此可见，伤寒汗病，经书直接称为热病，而不称为寒病。经典所说的三阴证，是邪热，在脏腑之中，在里，因为脏与里，都属于阴，所以应当攻下其中的热邪。《素问》论述伤寒热病有两篇，篇名都称为“热”，始终没有寒病的道理。再结合《素问》和《灵枢》的各篇，用运气和天地化生的道理来推求，那么伤寒就是热病，确实不是寒病。考察刘守真的这一论述，那么伤寒无论在表还是在里，以及三阳、三阴，全都归于热病，绝没有其中有时属于寒病的情况。这两种说法并不相同。关于它的是非判断，必然有一方处在这个问题上。因此双方反复追究、诘问其中的道理，却长久不能得到结论。即使到了精神疲惫、气力耗损的地步，也不肯放弃置之不论。还自以为这是伤寒的总纲要领。如果这个道理不明白，即使说上千言万语，也都不足以成为后学的准则。更何况还会残害百姓的生命，哪里会有穷尽呢？我原以为成无己的注释，一定有发明阐释之处，于是就依此去寻求。然而也只是随着原文略加解释，始终没有明说为什么会成为热，以及为什么会成为寒的缘故。这并不是他不想说明，大概只是因为他知道伤寒，都属于传经，所以对六经传变的说法产生了疑惑，认为全都是热证，而热没有转变为寒的道理，于是就不敢分别说明了。难道是把寒看作本脏自身的寒吗？热邪传入里部、深入其中的时候，怎么反而只见寒，而看不见热呢？况且所使用的温热药，难道不会助长传经的热邪吗？难道是把寒看作外邪所致的寒吗？这样的话，邪气在三阳经时已经形成热了。难道会传到三阴经，反而变成寒吗？成无己如果能专心思考这个问题，就一定能够领悟其中的原因了。自从仲景撰写《伤寒论》以来，没有谁不加以继承而不奉为准则的。到了关于异同的争论兴起，捕鱼的人便奔向深渊，砍柴的人便奔向山林。难怪后人不能在似是而非的地方作出判断。所以有人说，当今世上根本没有真正的伤寒病。又有人认为，当今人们所患的疾病，全都是内伤。又有愚昧的人，甚至说《伤寒论》中所有的温热药，都是因为传经热邪而使用的，这是因为三阴经属于阴。还有更为荒谬的人，则说：《伤寒论》中凡是出现“寒”字，都应当按“热”字来理解。唉！学术流传到末端所产生的弊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于是我澄清心思、安静思虑，反复涵泳其中。有一天忽然豁然开朗，仿佛有所领悟，然而也不敢断定自己的领悟是否正确。姑且陈述这些，以便遵从有道之人的正确观点。至于三阳经的病，寒邪侵犯太阳经时，寒邪使阳气郁闭，阳气不能畅通，就形成热。阳气虽然是人体的正气，一旦郁闭，就成为邪气了。使用麻黄发散表邪，以驱除寒邪，腠理就会通畅，郁积的热气就会泄出。所以出汗后就会痊愈。如果不出汗，病也不解除，其中的热邪不能向外泄出，就必然会传入里部。所以会传到阳明经，传到少阳经，有时还会进入腑。至于三阴经的病，为什么有的表现为寒，有的表现为热呢？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寒邪侵袭人体时，有的先在太阳经郁积成热，然后依次传到阴经；有的在太阳经时不传到阳明、少阳经，就直接传到三阴经；有的寒邪不经过阳经，开始就直接损伤阴经；有的虽然从太阳经开始，但一开始还没有郁积成热，就进入少阴经，而只表现出少阴证；有的开始就从太阳经，直接进入少阴经，使太阳经不可能毫无损伤；有的寒邪直接损伤阴经并进入其中，寒邪随即转变为热，以及开始为寒而最后变为热的情况。其中郁积的热邪传入阴经，以及一发生变化便转为热的，都属于热证。其中直接损伤阴经的，以及从太阳经立即进入少阴经的，都属于寒证。至于太阳经不能不受损伤的，那么就会出现少阴经的脉证，同时兼见太阳经的表证；开始时表现为寒，最后转变为热，那么先出现寒证，后来出现热证。这就是三阴经的病，有时表现为寒、有时表现为热的原因。如果就三阴经篇中的各条文，反复研读推求，其中的道理就会显现出来。至于有的传经，有的直接损伤，有的直接进入，有的先寒后热。这是为什么呢？邪气来势突然猛烈，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情势，只是因为传变并不固定罢了。所以经典说：邪气侵袭人体，没有固定的规律，有时侵袭阳分，有时侵袭阴分。至于刘守真，是极其不凡、与众不同的人。难道他是喜欢故意提出异说，用来惊吓世人吗？大概是因为他把温热病当作伤寒，

译而仲景的方剂，往往并不是针对温热病的。所以忽略了温热药剂，反而一概使用寒凉药。这是因为他把伤寒一概断定为热病而没有寒证，所以说仲景的四逆汤，是为寒凉药误用攻下，造成表热里和的证候而设的；以及为表热里寒，自行腹泻的证候，而创立的。又说四逆汤是用来温暖里部、止住腹泻的，还要赶快解除表邪。又说寒病只是杂病。唉！仲景的《伤寒论》，专门是为寒邪侵入人体后立即发病的伤寒而写的，并不是兼为寒邪侵入人体后不立即发病的温热病而写的。所以其中常有三阴经的寒证，这就是使用温热药剂的原因。因为这种病在当时表现为寒，所以用寒凉药来治疗它，本来就是恰当的。后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越是探求就越偏离，越是议论就越牵强附会。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会像庖丁解牛一样，一动手就能切中筋骨结合的关键部位。比如寒凉药误用攻下，而形成里寒的，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不是由于寒凉药误用攻下，而自身形成里寒的，难道可以说一定没有吗？却不知道阴经经常出现寒证，本来就是由于寒邪不经过阳经，直接损伤阴经造成的。以及虽然经过太阳经，却在开始时还没有郁积成热，就进入阴经而导致的。即使有因寒凉药误用攻下而形成的，大概也非常少。仲景所使用的各种温热药剂，哪里曾经都是为寒凉药误用攻下而设立的呢？况且表里有寒的证候，又哪里曾经总有赶快解除表邪的文字呢？至于里寒外热的证候，这是寒邪进入并停留在体内，把阳气逼迫到体外。或者是虚浮的阳气，自行表现出外热的样子罢了。并不是真正的热邪造成的。考察仲景论述里寒外热的证候，只是用温药治疗里寒，而不治疗外热，就可以知道他这样治疗的用意了。如果果真应当赶快解除表邪，难道不应当在里气调和之后，明白地说明这一点吗？况且三阴经的寒病，既然属于杂病，为什么还要记载在《伤寒论》中，用来迷惑后人呢？厥阴病篇各条文的上面，又为什么总要冠以“伤寒”二字呢？《内经》所叙述的三阴病，一概属于热证，说的是通常的情况。仲景所叙述的三阴病，兼有寒证和热证，说的是变化的情况。二者同时存在，并不相互矛盾。后人说伤寒本来没有寒证，难道不是只知道通常情况而不知道变化吗？然而世上那些拘守固定成方，喜欢使用温热药剂的人，反而往往把一切都看作寒证，认为没有其他证候。他们固守那一方面虽然偏颇，但用来治疗这一方面却是正确的。学医的人如果能够知道三阴经，本来确实有寒邪所造成的证候，那么仲景创立治法的本意，就可以在心中明白看清，不会再被其他说法所动摇了。有人说：伤寒这种病，必然先从阳经郁积成热，然后传到三阴经；如今您却说有的直接损伤阴经，直接进入阴经，而成为寒证，这有什么依据呢？我说：依据的就是仲景的话。仲景说：患病后发热而怕冷的，是病发于阳分。没有发热而怕冷的，是病发于阴分。病发于阳分的，七日痊愈。病发于阴分的，六日痊愈。既然说没有发热而怕冷，就知道它不是阳经郁积成热。说它发于阴分，就知道它不是从阳经传变到这里的。说它六日痊愈，那么就知道它不是从太阳经开始的。而只是从阴经发病的那一天开始计算。把那一天作为开始计数。仲景又说：伤寒病一二日，到了四五日，出现厥冷的，必然会发热。伤寒病厥冷五日，发热也五日。假如第六日应当再次出现厥冷，却不出现厥冷，就会自行痊愈。伤寒病厥冷四日，发热反而三日，又厥冷五日，病势就是在进展。患伤寒而还没有发热，就出现厥冷的，难道也是由于传经而深入的热邪，才导致这种情况的吗？如今世上的人，很多在刚开始得病时，便出现各种寒证，却完全没有发热的情况。这就是寒邪直接损伤阴经，直接进入阴经的情况。如果不能探究仲景的用心，只拘泥于凡是受到寒邪损伤，就按照“这是热病”的说法来治疗，这样做却不使人夭折、损害其天年，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阳虚阴盛、阳盛阴虚论 《难经》说：伤寒病阳气虚、阴气盛，出汗就会痊愈，攻下就会死亡。阳气盛、阴气虚，出汗就会死亡，攻下就会痊愈。唉！这大概就是治疗伤寒时采用发汗或攻下的关键吧。邪气侵袭人体，有浅有深。浅的停留在表，深的进入里。停留在表，就会使腠理闭塞，发出郁闷的热象，出现怕冷，怕风，头痛等证候。在这个时候，只有用辛温药发散解除，才可以痊愈。进入里部，就会形成燥屎，发作潮热，表现为发狂说话，说胡话，大渴等证候。在这个时候，只有用咸寒药攻下，病情才可以平定。寒邪从体外侵入。这不正是阴气偏盛而阳气虚弱吗？热邪在体内炽盛。这不正是阳气偏盛而阴气虚弱吗？用发汗或攻下法治疗，一次就能痊愈。生死的转变就在举手之间。唉！这句话 可以称为伤寒病使用发汗、攻下法的关键。难道不是这样吗？可惜解释的人却从旁处寻求依据。它的含义反而更加隐晦了。《外台秘要》说：这里所说的阴阳，是指人体的表里而言。有病的一方属虚。没有病的一方属盛。表有病而里和顺。这就是阳气虚而阴气盛。表和顺而里有病。这就是阳气盛而阴气虚。我私下认为，人体内的阴阳，均衡就安宁。

译偏颇就会生病。没有过盛或不足，就叫作均衡。有过盛或不足，就叫作偏颇。盛就是有余。虚就是不足。怎么能把有余说成和顺呢？所以《内经》说：邪气盛就属于实证。精气被夺就属于虚证。又说阳虚应当发汗，阴虚应当攻下。这样反而遗留了邪气，却反过来把正气作为论说的对象。岂不是把道理弄得晦暗了吗？《伤寒微旨》说：这里所说的阴阳，是指脉象的尺部和寸部而言。尺脉充实而大。寸脉短而小。这叫作阴盛阳虚。可以发汗。寸脉充实而大。尺脉短而小。这叫作阳盛阴虚。可以攻下。如果发汗的证候已经具备，但脉象还没有相应变化，一定要等到尺脉的力量超过寸脉之后，才可以施行发汗。攻下的证候已经具备，但脉象还没有相应变化，一定要等到寸脉的力量超过尺脉之后，才可以施行攻下。我私下认为，扁鹊设置问难，是根据病情而不是根据脉象来回答的。这就是他的回答。为什么反而要根据脉象，而不根据病情呢？况且脉象本来就是用来察知病情的。假如需要发汗或攻下的证候已经紧急，就不能稍有延缓。等到脉象出现相应变化，但它还没有出现。想不等待它，心里就会感到疑惑；想要等待它，又担心会发生变化。在这两者之间，究竟应当依据病情吗？还是应当依据脉象呢？我对此不能不感到疑惑。有人反驳我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引用了这段话，接着说桂枝汤一经咽下，阳气盛就会死亡。矛气进入胃中。这是阴气盛而导致死亡的说法。桂枝是治疗表证的药，承气汤是治疗里证的药。如果用反了，就会造成危害。这当然是对的。然而麻黄汤也是治疗表证的药。为什么没有说到它呢？况且您把阴盛解释为寒邪，寒邪本来就应当使用麻黄汤。现在反而举出桂枝汤，又是为什么呢？我说：您为什么不仔细体会张仲景的话呢？他说，凡是伤寒病，大多是由风寒侵袭而得。又说，脉象浮而紧。浮脉表示风邪，紧脉表示寒邪。又在桂枝汤的条文中说：怕冷时身体瑟缩，怕风时身体有寒冷战栗之感。在麻黄汤的条文中，却只说怕风。风和寒分开来说，那么风属阳而寒属阴。如果风恰好运行在天地间严寒凝结、凛冽刺骨的时候，它还能说是属阳吗？可见风和寒常常是相互依存的。所以桂枝汤和麻黄汤都是温热性的方剂。用温热性方剂来治疗，足以说明风邪和寒邪都属于阴邪。只是风邪伤卫气时用桂枝汤，寒邪伤营气时用麻黄汤。营气和卫气虽然不同，但它们同样都属于表证。张仲景说这番话，只是以告诫人们不要错误地使用发汗、攻下法为主，并不是专门为说明营气和卫气而说的。举出桂枝汤，麻黄汤也就包含在其中了。所谓阳盛就会死亡，是说表证已经消退，而里证已经完全形成，可以攻下而不可以发汗。所谓阴盛而导致死亡，是说里证尚未显现，而表证单独具备。可以发汗而不可以攻下。由此看来，那么扁鹊、张仲景的本来意思，大概就可以在其中畅通地理解了。辨析《伤寒》三百九十七法 我从童年时起，就常听到这句话。我以为伤寒的治疗方法，竟然会这样详尽而完备。等到我考查成无己的注本，却发现所谓三百九十七法，茫然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于是我向各位医家询问，他们也不过是熟读并背诵这句话罢了。我想要把它逐条分辨、详细分析，以便核实这个数目，却始终没有遇到能够这样做的人。于是我反复推究、寻访这件事。把有论述、有方剂的各条逐一计算，数目却达不到三百九十七。把有论述、有方剂的条文，以及有论述但没有方剂的各条一并计算，数目又超过了三百九十七。除去《辨脉法》、《平脉法》以及《伤寒例》和可以发汗、不可以发汗、可以催吐、不可以催吐、可以攻下、不可以攻下等篇章之外，只在六经病篇中，统计有论述、有方剂的条文，以及有论述但没有方剂的各条，数目也达不到三百九十七。如果把六经病篇，以及湿病、霍乱、阴阳易、瘥后劳复病篇中的内容，统计其中有论述、有方剂的条文，以及有论述但没有方剂的各条，数目也会超过三百九十七。至于只把六经病，湿病、霍乱、阴阳易、瘥后劳复病篇，其中有论述、有方剂的各条加以统计，数目又太少了。始终无法作出决定。如果把这句话，看作后人毫无根据的话而不予采信，又怀疑它或许有根据，或者出自张仲景、王叔和之手而不敢删弃，想要尊重并相信它，必定遵从它，于是又从多方面寻求与之相合的解释，却始终没有成功。宋代林亿等人校订《伤寒论》。他们在序言中说：现在校订确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共二十篇，除去辨证内容，合计三百九十七法。我于是就根据这十卷二十二篇来考察它。其中六经病篇、霍乱篇 阴阳易、瘥后劳复篇中，有用方剂治疗的各条文，按条数计算。又把它们重复编列在各篇之前。又说疾病来势非常急，仓促之间难以查找，于是又把各种可以用和不可以用的方剂及其治疗条文重新汇集起来，分成八篇。也按条数计算。编在阴阳易、瘥后劳复篇之后。其中太阳上篇，注中说：十六法。太阳中篇，注中说：六十六法。太阳下篇，注中说：三十九法。阳明篇，注中说：四十四法。少阳篇没有说明法数。太阴篇，注中说：三法。少阴篇，注中说：二十三法。厥阴篇，注中说：六法。不可发汗篇，注中说：一法。可发汗篇，注中说：四十一法。发汗后篇，注中说：二十五法。可吐篇，注中说：二法。不可下编，注中说：四法。可下编，注中说：四十四法。汗、吐、下后篇，注中说：四十八法。把注中所记的数目合计起来，得到三百八十七法。然而少阳篇中有小柴胡汤一法。它没有说明法数，恐怕是遗漏了。另外，可吐篇，却有五法。其中只说有两法，恐怕是错误。连同这四法的脱漏和错误，在三百九十七法之中，也只能得到三百九十一法罢了。与序文所说的相比，还少六法。于是又参考《脉经》，其中关于可以发汗、可以催吐等篇章之外，相比《伤寒论》又多出可以温治、可以灸、可以刺的内容，可以用水治，可以用火治，不可针刺，不可艾灸，不可用水治，不可用火治等篇章。想用这些来补足原来所欠缺的，数量却又多得太过分，不能采用。元代〔原文“HT”字样疑有讹误〕定间程德斋又作《伤寒钤法》。他的自序说：如果能够精心研究这部书，那么就会知道六经传变的三百九十七法，全都了然于胸。又说：六经二百一十一法，霍乱六法，阴阳易、瘥后劳复六法，湿病九法，不可发汗二十六法，宜发汗四十一法，不可催吐五法，不可攻下五法，可以发汗五法，可以催吐五法。我也按照他的说法一并计算，却只得到三百一十八法。在三百九十七法中，还少七十八法。看他的序文，竟然是那样说的；考查他所计算的数目，却是这样。由此可知，他还不能明确地得到确切的数目，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下文详细列举数目时，

译只是重复叙述六经、霍乱、湿病、阴阳易、瘥后劳复等篇中的各法罢了。至于那些可以发汗、不可发汗等各种法，就不再重复叙述了。近来批点《伤寒论》的人，为什么不考察其中的错误，反而只奉行他所标注的字号呢？竟然不敢稍作改动？我因此摒弃了他的说法，只就《伤寒论》原文，日夜与它相伴，反复推究。终于有一天豁然开朗，才悟到他所计算的数目，在道理上是行不通的，并不是张仲景、王叔和的说法。《伤寒论》是张仲景所著。到了王叔和的时候，已经散失了很多。虽然王叔和搜集整理而成书，终究不能恢复它原来的面貌。那么现在流传下来的，就不是完整的书了。这是很明显的。后世那些昏昧不明的人，却不察觉这一点，一定要把它当作完整的书来看。还把它用符号标记、分类概括，断言说：某一经有多少证候，某一经有多少证候，以此作为伤寒的治疗方法。说得好像其中再没有任何遗漏了。殊不知其中有论述而没有方剂的情况很多。至于前篇引用《内经》所叙述的六经病证，除去太阳证和少阴证，作为后篇所有内容之外，阳明篇没有目疼，少阳篇说胸胁胀满，却没有说疼痛。太阳篇没有咽喉干燥，厥阴篇没有阴囊收缩。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原本全都没有这些内容，一定是原来有，后来脱漏了罢了。即使如此，那些用符号标记、分类概括的人，却像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一样拘泥。他们只知道王叔和重复编载了内容，却不知道他之所以重复编载的用意。王叔和既然在搜集所得的基础上编次成书，又重复编载各篇中方剂和治疗的内容，以及各种可以用和不可以用的方剂及其治疗内容，并不是别有原因，不过是担心人们被纷繁混乱的内容迷惑，所以用简明方便的方式展示给人们罢了。林亿却没有理解他的用意。于是也不管内容是否重复，一概把它们合并计算，用来列出总目。为什么不看看重复编载的八篇之中，其中那些有方剂和治疗内容的，只有十五条，是六经篇中没有的；其余一百五十三条，都是六经篇中已经计算过的。哪有一法应当重复计算两次的道理呢？虽然程德斋在取舍方面，与林亿颇不相同，然而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仍然是五十步笑百步。他没有把发汗后，以及催吐、发汗、攻下后等各法重复计算，这本来是对的。至于宜发汗的四十一法，却又都是一法重复计算两次的情况，这与林亿所计算的有什么不同呢？推究其中的原意，似乎他也没有看到林亿所计算的详细数目，只是听说三百九十七法这个总目，于是就从论述本身入手。于是查找并计算它们。想以此核实总数。然而最终还是无法核实。所以才作出这种含糊的说法，用来欺骗后人。反而还比不上林亿所说的。我私下曾经思考过这件事。即使“三百九十七法”这个说法，不是出自林亿等人，而是出自林亿以前的人，也不足以采用。这句话一经说出，那么后世听到它的人，本来应当重新考辨其中的是非，使它归于正确。却反而遵守、听从它，把它当作千百年不可改变的定论。真可悲啊！如今我在三百九十七法之中，除去重复的，以及没有方剂和治疗内容的，只把有方剂和治疗内容的，并且不重复的加以计算，得到二百三十八条。并且把“法”字改成“治”字，说成二百三十八治。这样或许还可以说得通。如果把“法”理解为治疗方法，那么张仲景这部书中没有一条不是法。难道只有有方剂的内容才算作法吗？比如论述证候、论述脉象，以及反复而恳切地教导告诫，使人据此作为望、闻、问、切的准则，难道可以说它们是法吗？难道又不可以说它们是法吗？即使如此，六经之外的各条，两家在取舍方面并不相同，本来不必加以辨析。然而在六经篇中，尤其常有违背道理、说不通的地方。姑且陈述一两处。比如太阳病，经过三天，已经发过汗，如果又催吐，如果又攻下，如果又用温针，病情仍然不缓解，这就是误治造成的坏病。不应当再给桂枝汤。观察他的脉象和证候，就能知道犯了哪一种错误，再根据证候进行治疗。桂枝汤本来是用来解肌的，如果这个人的脉象浮而紧，正在发热，却不出汗，就不可以给他服用桂枝汤。必须经常牢记这一点。不要让治疗发生错误。如果是嗜酒之人的病，不可以给他服桂枝汤。服用后就会呕吐。这是因为嗜酒之人不喜欢甘味。有喘息宿疾的人发作，桂枝汤中加厚朴、杏子最好。凡是服桂枝汤后呕吐的人，以后必定会吐出脓血。林亿校订的版本，则从太阳病起，只说不要让治疗发生错误。算作一法。从“如果是嗜酒之人的病”开始，只说加杏子最好，算作一法。从“凡是服桂枝汤”开始，只说吐脓血，于是把它作为证候，而不作为治疗法。程德斋的《伤寒钤法》，则从太阳病起，只说随证候治疗，算作一法。从“桂枝汤本来是用来解肌的”开始，只说以后必定吐脓血，算作一法。另外，林亿的版本中，对于患病时胁下素来有痞块，痞块连接到脐旁，疼痛牵引至小腹并进入阴部筋脉的人，这叫作脏结。属于死证。这是一条。于是把它算作一法。至于其余那些死亡而无法救治的，就都不再计算。程德斋的《伤寒钤法》，对于阳明病，出现下血、谵语的人，这是热邪进入血室。如果只是头部出汗，针刺期门穴，根据实证泻除邪气，这样出汗后就会痊愈。这是一条。却不把它计算在内。至于太阳病针刺肝俞穴、肺俞穴、期门穴，这些条文，却又把它们计算在内而没有遗漏。其余像这两条同类的情况，一处说应当发汗却没有方剂，一处说应当发汗而且有方剂，于是取有方剂的那一处，略去没有方剂的那一处。又有应当取用却没有取用，以及不应当取用却取用了的情况，大概也很多。不能全部列举。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违背道理，无法贯通。这两家都免不了这种问题。也就是说，楚国固然错了。齐国也不能算是正确的。如果仔细研读《伤寒论》的原文，再拿它来与这些说法相比较。那么其中的疏漏就会显露出来。《伤寒》四逆与厥的辨析 成无己在《伤寒论》的注释中。这样说。所谓四逆。就是四肢不温。所谓厥。就是手脚发冷。伤寒邪气在三阳经时。手脚一定发热。传到太阴经。手脚自然会温暖。到了少阴经。邪热就逐渐深入。所以四肢反而不温。等到了厥阴经。手脚就会厥冷。这又比四逆更加严重。医经说。少阴病。出现四逆。患者有时咳嗽。有时心悸。有时小便不畅。有时腹中疼痛。有时泄泻、痢疾，并有里急后重。用四逆散主治。方中用柴胡、枳实、芍药、甘草。这四味药都是寒凉之物。却专门主治四逆这种病证。由此可知，四逆并不是虚寒证。四逆与厥相近，但并不是一回事。医经说，凡是四逆、厥证。都不可用下法。这说明四逆与厥有所不同。唉。这种说法。难道就是所谓越接近道理，反而越严重地混淆真相吗？我曾经私下考察过这个问题。仲景论述四逆和厥的地方不止一处。有时称为四逆。有时称为厥。有时称为厥逆。有时称为厥冷。有时称为厥寒。有时称为手足逆冷。有时称为手足厥逆。有时称为手足厥冷。有时称为手足厥逆冷。仔细推究其中的含义。全都是在说寒冷罢了。所以“厥”“逆”这两个字。

译常常可以互相使用。从未把“逆”解释为不温，把“厥”解释为寒冷。厥就是寒冷。然而，“四肢”和“手足”还是有所区别的。把“四”字加在“逆”字前面的。是概括指手足以及臂、胫以上的整个肢体来说的。把“手足”二字加在“厥逆”“厥冷”等词前面。以及不加“手足”二字的。则只是单指手足而言。既然说是不温。那就是寒冷了。这还有什么不同呢？仲景所说的各种四逆、厥证。都不可用下法。大概是因为四逆。是四肢全部发冷。厥则是手足单独发冷。而臂和胫以上的部位并不寒冷。这并不是说“逆”和“厥”。分别有“不温”和“寒冷”的区别。所以又说。厥就是手足逆冷。这是用“逆冷”二字来解释“厥”字。由此足以看出，“逆”就是“厥”。“厥”就是“逆”。所以字书说。厥就是逆。虽然如此。逆和厥都属于寒冷。但其中却有阴阳的不同。由于热到了极点而形成逆厥的。是阳气到了极点而表现得像阴证。由于寒到了极点而形成逆厥的。是只有阴而没有阳。阳气到了极点而表现得像阴证。当然应当用寒凉药。只有阴而没有阳。当然应当用温热药。仲景用四逆散中的寒凉药治疗四逆，有这样一条记载。这是阳气到了极点而表现得像阴证的四逆。至于没有用四逆汤中的温热药治疗四逆的条文。怎么知道不是原本有这样的条文，只是后来散失了呢？况且“四逆汤”这个名称。就是根据四肢寒冷而命名的。如今又用四逆汤治疗手足厥冷。难道这不是说明逆和厥没有区别吗？既然把四逆解释为四肢不温。把厥解释为手足单独发冷。为什么不把治疗厥证的药称为“四厥汤”呢？成氏在解释四逆散治疗四逆的条文时。说。四逆是热邪造成的。到了《明理论》一书中。却说。四逆并不是虚寒证。至于少阴病死证的两条下面。却又说。四逆是寒邪过盛。这样一来，您岂不是自己违背了自己的说法吗？由此可知，四逆也像厥一样，有寒证和热证之分。当然不能说四逆一概属于寒证。完全是热邪造成的。只是四肢全部发冷。与手足单独发冷相比。还是有所差别的。所以仲景说。少阴病。出现呕吐、泄泻。烦躁不安。并有四逆。就会死亡。又说。少阴病。出现四逆。怕冷，身体蜷缩。脉搏不能触及。不烦闷而只是躁动的。就会死亡。又说。少阴病。出现呕吐、泄泻。手足厥冷。烦躁不安，痛苦得像要死去一样。用吴茱萸汤主治。这三条。其中两条会导致死亡。一条可以治疗。虽然都是因为各种症状同时出现才形成这样的情况。但会死亡的情况用“四逆”来说明。可以治疗的情况用“厥冷”来说明。这样也就可以看出。四逆与手足厥冷有轻重、浅深的不同。四肢全部发冷。这种病情较重。手足单独发冷。这种病情较轻。即使妇女和小孩也能明白这一点。成氏却说厥比逆更严重。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能够知道四逆和厥之所以不同。在于厥只指手足而言。而四逆还包括臂、胫以上的部位。就不必创立“ 不温”和“寒冷”这种牵强的说法。其中的道理自然就贯通了。呕吐、干呕、哕、咳逆辨析 我曾经读过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其中说。呕，是。有声音的呕吐。俗称为【缺字】。吐，是。把胃中的东西吐出来。所以有“干呕”。却没有“干吐”。因此说到呕。就说吃了谷物后想要呕吐。至于吐。就说饮食一入口便吐出来。由此可知，呕与吐有轻重之分。又说。哕，是。俗称为“咳逆”，就是这种情况。我私下对此感到怀疑。于是就依据仲景的《伤寒论》。来考察其中的是非。以订正他的说法。《伤寒论》说。呕。称为吐。称为干呕。称为哕的记载最多。称为咳逆的。就只有两处而已。把同类内容归在一起考察。呕，是。东垣所说的声音和东西同时出来。吐，是。东垣所说的东西出来而没有声音。至于干呕和哕。都是只有声音发出而没有东西出来。东垣只是把它们都归入哕。而没有论述干呕。干呕和哕。它们的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呢？不过是轻微和严重的区别罢了。所以仲景论述干呕时。都用平易的语言来说明。至于哕。则说。太阳中风。用火攻的方法。发汗以后。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谵语。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哕。又说。阳明中风。如果不大便。腹部胀满并出现哕。就无法治疗。又说。剧烈呕吐。剧烈泄泻后极度虚弱。又极度出汗的。因此出现哕。虽然也间或有用平易语言说明的情况。但与说干呕相比。两者相差很远。我私下又思考这个问题。干呕和哕。东垣把它们看作一种情况。仲景把它们看作两种情况。从把它们看作一种情况来看。它们固然都是只有声音发出的情况。从把它们看作两种情况来看。那么干呕就是哕的轻微表现。哕就是干呕的严重表现。干呕。声音轻小而短促。哕。声音洪大而悠长。声音长的虽然有轻微和严重的区别。大概还是同一种证候。如今成氏却把呕解释为有声音。把它和干呕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又把哕解释为咳逆。如果是这样。我不能认同他的说法。仲景把声音和东西同时出来的情况称为“呕”。把只有东西出来的情况称为“吐”。把只有声音出来的情况称为“干呕”。只是因为呕同时包含声音和东西。所以没有东西而只有声音空响的情况。才称为“干”。“干”就如同空无一样。至于吐。那就一定有东西吐出来。这能称为“干”吗？仲景在“呕”字上加一个“干”字。只是为了把干呕与声音、东西同时出来的呕区别开来。成氏却把呕解释为只有声音。于是就和干呕相同了。这岂不是失去了仲景措辞的本意吗？仲景说。经常呕吐而且有痈疮脓液的患者。不必治疗呕吐。等脓液排尽后就会自行痊愈。既然说呕吐可以把脓液排尽。怎么能把呕解释为只有声音呢？至于说服用汤药就呕吐。吃了东西就呕吐。饮食入口就呕吐。以及贪饮水而一定呕吐之类的说法。也不能把呕解释为只有声音了。又如少阴病。出现下利。有用通脉四逆汤的一条。其中所叙述的各种症状。既然有干呕的文字。为什么在下面的加减法中。

译又说。呕吐时加生姜呢？假如仲景果真把呕解释为只有声音。那么就不应当又另立“干呕”这个名称了。看他既然说“呕”。又说“干呕”。可见两者的含义是不同的。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况且仲景曾说想要呕吐。又说想要吐。却从未说想要干呕。也从未说想要哕。“欲”字的含义。是将要出来但还没有出来。是预先有所感觉的说法。将要出来但还没有出来。而能够预先感觉到的。只有有形的东西才会这样。无形的声音。就不是这样了。有形的东西。将要从胸膈之间出来。即使还没有出来。也可以预先知道。如果是无形的声音。就不能预先知道。它将要出来。一定要等到已经出来。然后才能知道。呕和吐。主要是针对有形的东西来说的。所以可以说“欲”。干呕和哕。主要是针对无形的声音来说的。所以不能说“欲”。成氏引用“食谷欲呕”。和“饮食入口即吐”这两句话。认为呕吐有轻重之分。他的意思大概是把“呕”解释为想要呕吐。所以属于较轻的情况。把“吐”解释为立即吐出。所以属于较重的情况。怎么知道说“欲”和不说“欲”。本来是为有形和无形而设的。而不是为了区别轻重。如果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么服用汤药就呕吐。吃了东西就呕吐。心中温温地想要吐。气逆而想要吐之类的说法。难道不是出自仲景吗？又引用“俗称为【缺字】”一句来证明呕。至于“【缺字】”和哕。大概只是字形不同而读音、意义都相同。用它来证明呕，也就很不严密了。虽然如此。把呕和吐相比较。吐比呕轻。把吐和干呕相比较。干呕比吐轻。然而这三者各自也有轻重之分。不能拘泥于固定的说法。只是把呕、吐、干呕和哕相互比较。那么哕属于更重的情况。必然不能与前三者相提并论了。所以《太素》说。树木衰老。它的叶子就会落下。病情深重。声音就会出现哕。哕虽然也有病情较轻而可以治疗的。也有病情严重而无法治疗的。然而病情发展到哕。那么要治疗它。终究是不容易的。况且咳逆。俗称为“吃逆”和“吃忒”。然而“咳逆”这两个字。只见于《伤寒论》的开头。在《辨脉法》《平脉法》中。至于六经病篇。以及关于汗法、下法是否可用的各篇。都没有这种内容。其中提到的只有哕。后人因为看到六经病篇。以及关于汗法、下法是否可用的各篇。只看到哕而没有咳逆。于是就认为哕就是咳逆。并且说所谓咳逆。就是哕逆这个名称。唉。这种说法。孙真人首先倡导这种说法。朱奉议、成无己后来又附和它。因此哕和咳逆的名称、含义就混乱了。《金匮要略》说。患者胸中好像喘，却又不是喘。好像要呕吐，却又不是呕吐。好像要哕，却又不是哕。胸中心中都感到贯通不适。昏昏沉沉的。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用生姜半夏汤主治。干呕、哕。如果手足厥冷。用橘皮汤主治。哕逆。用橘皮竹茹汤主治。由此看来，仲景所说的哕逆，只是指与干呕同一类的情况。哪里曾经是指咳逆而言呢？咳逆和哕逆并不相同。咳逆是说声音刚发出就突然停止。虽然有发出、停止连续出现而达到几十声的。但声音短促而不长。有些像咳嗽时发出的咳声。所以称为咳逆。哕逆则是说好像想要把东西呕吐出来。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是声音浑浊难听、长而有力。一直到气息耗尽后才停止。不像干呕那样声音轻而不严重。所以称为哕逆。这两种情况都是气向上逆行造成的。所以都用“逆”字来称说。孙真人却把哕逆当作咳逆。这是为什么呢？他所说的伤寒。虽然把《辨脉法》《平脉法》中的咳逆。以及咳逆上气。看作吃忒。但怎么知道它不是咳嗽而气逆的病证呢？所以如今不敢断定它一定就是吃忒。《金匮要略》说。患咳逆。寸口脉微弱而频数。这是肺痈。咳逆上气。不时吐出浑浊的痰液。只是坐着。不能入睡。用皂荚丸主治。咳嗽并且气息向上冲。喉咙中发出像水鸡叫一样的声音。用射干麻黄汤主治这种病。这三条所说的情况，都是咳嗽而气息上逆的病。难道能因为有咳嗽气逆，就专门说它是吃忒吗？如今《伤寒论》中本来有吃忒这一病，可是论述六经病的篇章中，以及论述可不可以发汗、攻下等篇章中，却没有提到它，一定是在散佚残缺的过程中遗失了而已。虽然吃忒在六经病篇，以及论述可不可以发汗、攻下等篇章中没有记载，也绝不能把它称为哕，把它说成是吃忒所导致的咳嗽气逆；也不能把哕，说成是咳嗽而气息上逆的咳嗽气逆。有人问道：您把《要略》中所说的哕逆，认为不是吃忒这种病，那么后世治疗吃忒的人，为什么使用橘皮竹茹汤却能治愈呢？我回答说：橘皮竹茹汤是由辛味、甘味药物组成的方剂。具有疏散的作用，具有缓和的作用，具有调和的作用，也具有补益的作用。哕逆、吃忒虽然是不同的病，但都是邪气和正气相互郁结、扰乱所导致的，所以用这个方剂治疗都能痊愈。即使哕逆和吃忒，可以用同一种药物治疗，可以把它们看作同一类情况，却不能把它们看成完全相同。辨析中风 有人突然僵直倒地，有的半身枯萎不遂，有的四肢不能活动，有的神志不清，有的死亡，也有的没有死亡。世人把这些情况都称为中风，方书也都用治疗中风的方法来治疗它们。我曾经考察《内经》的有关论述，其中说，风邪是 各种疾病发生的开端。又说，风邪是 各种疾病中最居先导地位的因素。等到它发生各种变化，就会转变成其他疾病，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剂。又说，风邪 善于运行，且变化频繁。又说，风邪伤害人体时，有时会形成寒热往来的症状，有时会形成热邪侵入人体的病证，有时会形成寒邪侵入人体的病证，有时会形成疠风病。有时表现为半身偏枯。有时就是风病。其中有的会突然僵直倒地，不省人事，有的四肢不能活动，对此都没有论述。只是有“偏枯”这一句话罢了。后来我又考察《千金方》，其中引用岐伯的话说：中风大体有四种。第一叫偏枯。第二叫风痱。第三叫风懿。第四叫风痹。解释这些病证的人，说：偏枯，就是半身不遂。风痱，身体没有疼痛，但四肢不能收持自如。风懿，就是突然之间失去知觉，不省人事。风痹，是各种痹病都呈现出类似风病的症状。《金匮要略》的中风篇说：寸口脉浮而紧。脉紧表示有寒邪，脉浮表示正气虚。寒邪与虚弱相互交搏，邪气便停留在皮肤之间。脉浮表示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能被排出，所以病变有时在左边，有时在右边。邪气反而迟缓，正气就变得急迫。正气牵引着邪气，便会使身体偏侧而不能随意活动。邪气停留在络脉，肌肤就会麻木不仁。邪气停留在经脉，身体就会沉重，难以承受。邪气进入腑，就会不认识人。邪气进入脏，舌头就难以说话，口中吐出涎沫。由此看来，可以知道突然僵直倒地、不省人事、半身偏枯、四肢不能活动等证候，确实都是由于风邪所导致的。所以使用大小续命汤、西州续命汤、排风汤，以及八风等各种汤剂、散剂来治疗。到了近代，刘河间、李东垣、朱彦修三位医家相继出现，他们的论述才开始与前人的说法不同。河间说：中风而瘫痪的人，并不是说肝木之风过于旺盛，而突然中于它，也不是外界的风邪侵袭人体，而是由于调养休息不当，心火突然过于旺盛，肾水虚弱衰败，不能制约心火，于是形成阴虚阳实，

译热气郁结不散，心神昏乱蒙蔽，筋骨不能发挥作用，于是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多数是因为喜、怒、思、悲、恐这五种情志过度，突然发生中风。这是由于五种情志过度，都能导致热邪过盛的缘故。俗话说：所谓风，是只说了末端现象，却忘记了根本原因。东垣说：所谓中风，不是外来的风邪，而是人体自身正气发生了病变。一般人到了四十岁以后、正气开始衰弱的时候，有的因为忧、喜、愤怒损伤了正气，往往会患这种病。年轻力壮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如果身体肥胖壮实，偶尔也会有这种病。这也是形体虽盛而正气衰弱，所以才会这样。彦修说：西北地区气候寒冷，被风邪侵袭而发病，确实有这种情况。东南地区气候温暖而土地多湿，那里有些表现为风病的疾病却不是风邪所致。都是湿土生痰，痰又生热，热又生风。三位医家的论述，河间以火为主要病因，东垣以气为主要病因，彦修以湿为主要病因，反而把风看作一种虚假的表象，这与前人的说法大不相同。唉！这是前人的说法，这是三位医家的说法。究竟哪一方是对的呢？究竟哪一方是错的呢？如果认为三位医家是正确的，前人就是错误的，那么在三位医家出现以前，本来就有遵循前人的方法而治愈疾病的人了。如果认为前人是正确的，三位医家就是错误的，那么在三位医家出现以后，也有遵循三位医家的方法而治愈疾病的人了。所以不善于读这些医书的人，往往会因此陷入混乱。依我看来，前人和三位医家关于中风的论述，这些说法都不能偏废。只是三位医家把与中风相类似的疾病，也视作中风来立论。所以使后人疑惑不定，无法作出判断。却不知道由风邪所导致的，才是真正的中风。由火邪所导致的，以及由气、由湿所导致的，只是与中风相类似，并不是真正的中风。三位医家所论述的，本来就是由火所导致，由气所导致，由湿所导致，因而成为突然发作的疾病，甚至突然死亡的证候，与风邪有什么关系呢？例如《内经》所说的：三阴三阳经发病而出现半身偏枯、痿弱易变，四肢不能抬举，也未必一定是由于风邪，然后才会这样。风、火、气、湿各不相同，望、闻、问、切四诊也各不相同，难道没有可以辨别的地方吗？辨别为风邪所致，就遵循前人的方法来治疗；辨别为火、气、湿所致，就遵循三位医家的方法来治疗。这样一来，大概就能把病理分析清楚，而且使用的治法也会恰当。只是他们把由火、由气、由湿所导致的证候，硬要与风邪合在一起论述，所以才使真伪无法区分，名称和实际病情相互混淆。如果把由火、由气、由湿所导致的证候分别辨析出来，那么真正的中风病就清楚了。所谓西北有中风、东南没有中风的说法，果真是这样吗？还是并非如此呢？辨析中暑与中热 洁古说：安静状态下受到暑邪而得病的，叫作中暑；活动状态下受到暑邪而得病的，叫作中热。中暑属于阴证，中热属于阳证。东垣说：为了避暑热而进入深堂大厦中，却因此得病的，称为中暑。这种病必然头痛，怕冷，身体拘急，四肢关节疼痛，心中烦闷，肌肤发热，而且没有汗。被房屋中的阴寒之气所阻遏，使全身的阳气不能舒展透达。用大顺散主治。如果是行路的人，或者农夫，在正午劳作而得病的，称为中热。这种病必然头痛得很厉害，烦躁发热，厌恶炎热。触摸他的肌肤，会感到非常灼热。必然非常口渴，不停地喝水。汗液大量流出，身体没有气力活动。这是由于天气炎热从外部损伤了肺气。用苍术白虎汤主治。我私下认为，暑热是 夏季的时令之气，广泛运行于天地之间。人有时劳作，有时饥饿，元气因而亏损不足，不足以抵御夏令之气过于亢盛，于是受到损伤而发病。称为中暑，也称为中热。其实是同一种病。如今却根据活动或安静来加以区分，这又是为什么呢？所谓中暑、中热，本来大多发生在劳作的人身上。劳作就会使正气虚弱，正气虚弱，邪气就会侵入，邪气侵入就会发病。如果正气不虚，即使时令之气非常亢盛，也没有办法损伤人体。那些为了避暑而待在深堂大厦里，却出现头痛、怕冷等证候的人，大概也只是伤寒一类的病罢了。不能称为中暑。至于心中烦闷，以及肌肤发热，并不是暑邪所致，而是体内的阳气受到阴寒阻遏所造成的。既然不是暑邪，怎么能称为中暑呢？如果想要治疗它，就应当使用辛温而能轻扬的药剂，发散邪气即可。至于大顺散这个方剂，甘草用量最多，干姜、杏仁、肉桂的用量次之。除肉桂以外，其余三味药都经过炒制。推究这个方剂最初的用意，本来是为了解除冒犯暑邪、暑热伏藏，以及饮水过多，脾胃受到湿邪，导致呕吐，水液与饮食不能分化。这是针对脏腑失调而设立的。所以甘草、干姜都经过火炒制成熟。而且用的是肉桂，不是桂枝。因为这是温暖中焦的药物。方中还有杏仁。不过是取它能够下气的作用罢了。如果用这个方剂，治疗在安静状态下得病的证候，我恐怕不能解除病邪，反而会增加体内的烦热。如今世俗之人，往往不明白这一点，动辄说：夏季阴气在体内，大顺散是必定要用的药。唉！这种错误，不是太严重了吗？阴气并不是寒气。因为夏季阳气向外发散，而阴气则留在体内罢了。难道能仅仅因为阴气在内，就把它看作寒气，而使用温热药物吗？如果阴气果真就是寒气，那么为什么夏天还要饮水呢？苍术白虎汤虽然应当使用，然而又怎么能把它看作普遍适用的药方呢？必须参考各种治疗暑病的方剂，根据所见到的证候来使用，这样才合乎医理。至于所谓在安静状态下得病的证候，即使正值暑月，也不是暑病，应当把它分别辨析出来，不要让后人，产生似乎相同、实际不同的疑惑。论积热沉寒 人赖以生存的，是气。气是什么？就是阴阳。阴气和阴气之间，可以调和而达到平衡，也可以背离而失调（原文“HT”疑为缺字或乱码）。善于调摄与（原文“HT”疑为缺字或乱码）。吉凶也就由此分开了。只是调摄阴阳也不能使它们始终都处于良好状态。所以偏寒、偏热的病，最终都不能逃脱阴阳背离（原文“HT”疑为缺字或乱码）所造成的后果。虽然如此，寒证也好，热证也好，如果还没有严重到极点，普通的医工治疗起来并不困难。假如热邪积聚而寒邪深沉，即使高明的医家也无法想出办法治疗，更何况医术低下的人呢？这可怎么办呢？世俗之人崇尚蒙昧，拘泥于谨守方药，越是投药，病势反而越盛。迷惑而不知回头。哪里知道要从根本上着手，澄清病源呢？其中包含极其深刻的道理。掌握其中的关键，各种精妙的道理就都会显现出来。姑且拿积热的病证来说，开始时用凉药调和，随后又用寒药治疗。用了寒药仍不痊愈，于是便顺着热势而用治热的方法，这样治疗仍不痊愈，就说明医术已经用尽了。因此年年苦于寒药，却始终不能停止。再拿沉寒的病证来说，开始时用温药调和，随后又用热药治疗。用了热药仍不痊愈，于是便顺着寒势而用治寒的方法，这样治疗仍不痊愈，就说明医术已经用尽了。因此年年使用辛热药，却始终不能停止。唉！苦寒之药越来越重，而体内积热反而越来越炽盛。辛热药用得过多，而沉积的寒邪反而更加滋长。如果不是大圣人慈悲仁爱，明确揭示了其中的关键和使人获得生机的道理，谁还能依从这些道理来保全病人呢？医经典籍说：用寒药治疗仍然发热的，应当从阴分求治；用热药治疗仍然发寒的，应当从阳分求治。这就是所谓探求病证所归属的根本。所谓归属，正是医理关键所在吗？这个道理，王太仆明白它，所以说：增益命门之火的根本，用来消除阴寒的蔽障；增强肾水的根本，用来制约亢盛的阳气。又说：治疗心，不一定都要使用温热药；治疗肾，也不一定都要使用寒凉药。

译只要增益心的阳气，即使使用寒凉药也可以流通运行；只要增强肾的阴气，即使使用温热药也还可以。唉！这些道理混杂在千言万语之中，大概就像和氏璧还埋藏在璞石中一样。它的宝贵之处长久被埋没，难道不是因为人们把它当作石头经过，却不肯凿开它吗？我冒昧地把这些道理推演阐发出来。至于偏寒、偏热的病证，能够幸免的，本来就是千百人中的一两个。而积热、沉寒的病证，恐怕还没有达到屡屡可以见到的程度。然而经常见到这种病证，难道不是因为普通医工不知道探求病证归属的道理，不能在病情尚微时预防、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加以杜绝，最终使病势蔓延，难以收拾，才造成这种结果的吗？所谓用寒药治疗仍然发热的人，只是知道用寒药治疗热证，却不知道热势不衰退，是因为真水不足。用热药治疗仍然发寒的人，只是知道用热药治疗寒证，却不知道寒势不衰退，是因为真火不足。不知道真水、真火不足，却贸然用寒药、热药来治疗它。不但脏腑习惯了药性，药物反而被病邪同化，结果已有的病邪不能除去，没有的正气也不能到来。所以应当从阴分求治，用来补益肾水的不足，使它能够制约过盛的心火。应当从阳分求治，用来补益心火的不足，使它能够制胜过盛的肾水。这里所说的，是水火；“属”仍然是指主宰，也就是指心和肾。所谓探求病证的归属，是说水火不足，却要到心肾去求治。所谓火的根源，就是阳气的根本，即心。所谓水的主宰，就是阴气的根本，即肾。并不是说火对应心，而火的根源对应肝；水对应肾，而水的主宰对应肺。寒药也可以补益心火，热药也可以增强肾阴。这是王太仆在固定的规则和标准之外，通达了深奥的医理。不是那些迂腐之士、浅陋之生所能达到的。那些迂腐之士、浅陋之生，不明白寒热病中真水、真火的关系，也不知道有必须制约、必须制胜的道理，只说是药力还没有胜过病邪，就长久地等待它自然见效。因此拘泥于谨守方药，越是投药，病势越盛，最终导致死亡，却没有人明白其中的原因。呜呼！真是可悲啊！我见到治疗积热、沉寒病证的情况，每每都重蹈覆辙。因此把这些道理写出来，以此劝诫世人。泻南方补北方论 《难经》第七十五篇说：医经典籍说：东方实，西方虚，应当泻南方，补北方。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是这样。金、木、水、火、土应当相互制约、相互平衡。东方属木。西方属金。木气有余而实。应当使金气平和地制约它。火气有余而实。应当使水气平和地制约它。土气有余而实。应当使木气平和地制约它。金气有余而实。应当使火气平和地制约它。水气有余而实。应当使土气平和地制约它。东方所对应的是肝。由此就知道肝气实。西方所对应的是肺。由此就知道肺气虚。泻去南方所属的火气。补益北方所属的水气。南方属火。火这种五行之气，是木的儿子。北方属水。水这种五行之气，是木的母亲。水能够克制火。子气能够使母气充实。母气能够使子气虚弱。所以应当泻火、补水。这是为了使金气不能平制木气。医经说：不能治疗它的虚弱，又何必追问其他方面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平日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感叹越国那位医人能够领会医经的宗旨。也没有一次不为后人失去了医经的宗旨而感到惋惜。前代贤哲曾经说过：凡是读书，都不可以先看注解。应当先把经文反复阅读，仔细体会其中的意味。等到自己有了新的理解，再拿注解来相互参照校验。这样或许能够使经文的意义清楚明白，而不被其他人的说法所蒙蔽。如果先看注解，就会被注解中的说法充斥自己的胸中。自己最终就不会再有新的理解了。我一生都很敬重并奉行这条训诫。从中得到的益处非常多。就拿《难经》的这一篇来说，其中的论述周密完备而纯正，足以作为万世后人的准则。后人纷纷提出的议论，难道可以作为凭据吗？病证实，就泻去它。病证虚，就补益它。这是通常的治疗原则。实证就泻它的子气。虚证就补它的母气。这同样是通常的治疗原则。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现在肝气实而肺气虚。却不泻肝，反而泻心。这一点人们也是知道的。至于不补肺、不补脾，却去补肾，这一点人们就不能理解了。只有越国的医人能够理解。子气能够使母气充实。母气能够使子气虚弱。按照通常的情理来看，就会说：心火实，以致肝木也实。这就是子气能够使母气充实。脾土虚，以致肺金也虚。这就是母气能够使子气虚弱。心火实，固然是由于它自身旺盛。脾土虚，却是由于受到肝木的制约。治疗方法应当泻心、补脾。这样肝、肺就都能平和了。越国的医人却不是这样。他说，子气能够使母气充实。所谓子，是指火。所谓母，是指木。这本来与通常的情理没有不同。他说，母气能够使子气虚弱。所谓母，是指水。所谓子，是指木。这就与通常的情理不同了。所以说，水这种五行之气，是木的母亲。“子气能够使母气充实”这句话，说的是发病的原因。“母气能够使子气虚弱”这句话，说的是治疗方法。它的意思大概是说：火是木的子气。子气反过来助益母气，使母气过于旺盛而成为病变。现在应当怎样处理这种情况呢？只有采用补水、泻火的治疗方法罢了。那么，所谓补水，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水是木的母气。如果补益水气的虚弱，就能使水的力量足以胜过火。火势退去，水势也会随之退去。这就是母气能够使子气虚弱的道理。这就是所谓不直接治疗而达到治疗效果。（这里“虚”字的含义，和“精气夺则虚”中的“虚”不同。后一个“虚”，是说耗损其真气而导致虚弱。这里的“虚”，是说抑制它的过盛之势，使它趋于虚弱。）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母气能够使子气虚弱”这句话，难道要把它归结到脾、肺吗？既然归结到脾、肺，现在为什么不补脾呢？五行运行变化的道理，它所畏惧的，就是畏惧能够克制自己的五行。现在火气非常旺盛，水气却大为亏虚。火还畏惧什么呢？正因为它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所以它怎么会不越来越旺盛而无人能够制约呢？如果不是滋补水气来求得胜过火气，还有谁能够胜过它呢？“水胜火”这三个字，正是越国医人寄托深意的地方。应当仔细体察这一点，不要轻易忽略。虽然泻火、补水两种治法都已说到，但其中的关键又在于补水。后人却说只需泻火，而不必采用补水之法。又说泻火，就是补水。这岂不是大大违背了越国医人的意思，也违背了医经的宗旨吗？如果果真不采用补水之法，医经就一定不会说要补北方之水。越国医人也一定不会说补水了。即使如此，如果水气并不虚，而只是火气特别暴盛，固然不必补水也可以。如果起初是因为水气虚，从而导致火气旺盛，难道可以不补水吗？水气虚而火气旺，却不补水，那么药力一到，病势只会暂时平息，药力过去，病势就会再次发作。这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将没有穷尽。怎么能够断绝它的根源呢？即使使用苦寒药物，也不过都是抑制阳气、扶助阴气，不过是泻去火邪罢了。终究不是补益肾脏的本类药物，不能用来滋养北方所属的真阴。如果想要滋养真阴，除了地黄、黄柏这一类药物，就不行了。况且，肝气实，其原因有两个。心气助益肝气，这是肝气实的第一个原因。肺气不能制约肝气，这是肝气实的第二个原因。肺气虚，其原因也有两个。心气克制肺气，这是肺气虚的第一个原因。脾气受到肝气的克制，因而不能生养肺气。这是肺气虚的第二个原因。现在补水而泻火，火气退去，木气就会削弱。又因为金气不受克制，反而能够制约木气。东方所属的木气就不实了。金气也得到平衡。又因为土气不受克制，能够生养金气。西方所属的金气就不虚了。如果按照虚证应当补母气的说法，肺气虚就应当补脾。哪里知道肝气正处于旺盛之势，对土气的克制又非常严重。

译即使每天补脾，又怎么能够抵挡肝气正盛的势头呢？即使土气能够生养金气，金气又受到火气的克制，所得的补益也抵偿不了所受的损失。这就是不补土，而要补水的原因。有人疑惑说，木气旺盛却补水，恐怕水气会生养木气，使木气更加旺盛。所以一听到只泻火，不补水的说法，就欣然听从了。却完全不知道木气已经旺盛了。哪里还需要等到水气来生养它呢？何况水气本来就虚，即使大力补益，也尚且不能恢复它原有的气，哪里还有余力去生养木气呢？如果它还能生养木气，那就也能够制胜火气了。又有人说：所谓补水，是想让水气不再被木气所消耗。水气不被木气所消耗，金气就会恢复。哪里知道火气克制金气，土气又不能生养金气。金气的虚弱已经到了极点，尚且不能供养自己。水气即使想要供养它，又拿什么来供养呢？如果这样说，那么金气虚弱就不是由于火气克制，也不是由于土气不能生养，而是由于水气消耗它罢了。这难道合乎道理吗？即使水气不消耗金气，金气也未必能够恢复正常。“金不得平木”这句话，多了一个“不”字。所以采用泻火、补水的治法，正是要使金气能够平制木气。“不”字应当删去。不能治疗它的虚弱，又何必追问其他方面呢？这里的“虚”字，是指肺气虚而言。泻火、补水，使金气能够平制木气。正是所谓能够治疗它的虚弱。不补土，也不补金，而是泻火。补益水气。使金气自然得到平衡。这就是治法巧妙的地方。如果不能明白这个治法，又不能治疗这种虚弱，那么其他方面就不必再问了。这样的人一定是没有能力的医生。所以说：不能治疗它的虚弱，又何必追问其他方面呢？至于上文所说金、木、水、火、土相互平制的道理，不用费力解释，自然就明白了。因此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越国医人的成就仅次于圣人。他的论述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我岂敢不整理衣襟、恭敬对待呢？只是遗憾解说的人用“HT”字样所表示的内容损蚀了它。所以加以辨析。《五郁论》。论述治疗五郁的方法。我曾经听王太仆讲过这个道理。他在解释《内经》时说：木郁应当使它条达。意思是用吐法，使木气条畅舒达。火郁应当使它发散。意思是用汗法，使火气疏散。土郁应当使它通泄。意思是用下法，使其运行通畅而没有阻塞。金郁应当使它疏泄。意思是通过渗泄、解表、利小便来治疗。水郁应当加以折制。意思是加以抑制，控制水气的冲逆。自从王太仆这样解释以后，没有人不以他的说法为宗旨。然而我心里却不能完全感到满意。我曾经仔细考察过，似乎还有可以说明的地方。尤其是“折之”这一句，与上面的四句话相比，尤其难以理解。因此我反复研读经文，来探求它的究竟。按《内经》记载：黄帝说：郁结得非常严重的，应当怎样治疗呢？岐伯说：木郁应当使它条达。火郁应当使它发散。土郁应当使它通泄。金郁应当使它疏泄。水郁应当加以折制。但还要调和它的气机。对于过盛的，就用能够折制它的方法。因为它畏惧这种能够制约它的力量。所谓“泄之”等内容，共有十三句，合起来构成一章。应当分为三节。从“黄帝说”开始，到“木郁应当折制”九句为一节。这是关于治疗郁证方法的问答。“但还要调和它的气机”这一句，作为一节，讲的是治疗郁证的其余方法。对于过盛的，就用能够制约它的方法。因为它畏惧这种能够制约它的力量。所谓使它疏泄，这三句话为一节。讲的是调和气机的其余方法。这五种治法，医经虽然是针对疾病由五运郁滞所导致而制定的，然而把它推广并充实开来，也未尝不可以用于其他情况。况且凡是疾病的发生，大多是由于郁滞。所谓郁，就是停滞而不能通畅的意思。有的是因为受到所乘之气的影响而形成郁滞，有的并不是因为受到所乘之气的影响，而是本气自行郁滞；这些都属于郁证。难道只有五运的变化才能造成这种情况吗？既然郁滞并不局限于五运的变化，就应当使它条达，使它发散，使它通泄，使它疏泄，以及采用折制的方法。这些方法本来都可以推广并充实开来。这样就可以推广并充实它们，这难道就是治疗时能够随机应变而没有穷尽的道理吗？姑且把它列举如下。木郁，应当使它条达。所谓条达，就是使气机通畅。例如肝性情急躁，容易动怒，气机上逆，胁部有时胀满，火气时常向上炎盛。用苦寒、辛散之法治疗却不见好，就使用升发之药，再配合厥阴经的报使药，采用顺着病势反向治疗的方法。又如久受风邪侵入体内而成为飧泄，以及并不是由于外风侵入，而是清阳之气在下而成为飧泄，就用轻清升扬的药剂把清气提升起来，使其发散。凡是这一类情况，都是使木气条达的方法。王氏说应当用吐法，使木气条畅舒达。这是针对木郁而使其条达。李东垣说，这是因为食物堵塞在胸中。食物属于坤土。胸部属于金气所主的位置。金气主掌肃杀。它与坤土都处在上部，并且在天时作用下旺盛。金气能够克制木气。所以肝木生发的气，潜伏在地下。这不是木郁又是什么呢？用吐法去除上焦属阴的土气之物，木气就能舒展通畅，郁结也就消除了。这就是所谓木郁而使其条达。我私下认为，王氏 把“吐”解释为“达”，这是不能使人没有疑问的地方。如果认为这是肺金旺盛而压制肝木，那么就应当泻肺气，提升肝气，这样就可以了。不必使用吐法。如果认为是脾胃的浊气向下流，而少阳的清气不能上升，那么就应当补益胃气、升提阳气，这样就可以了。也不必使用吐法。即使如此，木郁本来确实有使用吐法的道理。现在把“吐”这个字，总的说来应当改作“达”字。那么凡是木郁，就都应当使用吐法了。这难道可以吗？至于东垣所说食物堵塞在肺气所属部位，是由于金气和土气在上部旺盛，从而克制木气，也不能使人没有疑问。金气克制木气，是五行运行的通常规律。本来不必等到外物损伤木气以后才会发生。况且既然已经受到外物损伤，哪里有反而更加旺盛的道理呢？如果说吐出堵塞的食物，是为了舒展木气，那实际上是反过来针对木郁施治，而不是针对食物损伤施治了。食物堵塞在胸中而使用吐法，正是《内经》所说的：病邪在上部，就因势使它越出。恐怕不必费力引用木郁的说法，反而把它弄得混淆不清。火郁，应当使它发散。所谓发散，就是使它发汗。也是使它升提。例如腠理闭塞在外，邪热郁结不散，就应当解表取汗，使邪热发散。又如龙火在体内郁结得很严重，不是用苦寒而性沉降的药剂能够治疗的，就使用升浮之药，辅以甘温之药，顺着它的性质，采用顺从病势的反治法。使它的势头自行衰竭而停止。比如东垣的升阳散火汤就是这样。凡是这一类情况，都是使火郁发散的方法。土郁，应当使它通泄。所谓通泄，就是攻下。用攻下的方法使它衰弱。例如邪热进入胃中，就用咸寒之剂攻下而除去它。又如胸腹胀满，湿热在体内非常严重，患者体质壮实、正气充足，就应当用攻下法治疗。如果病势有时很盛，不能一下子完全消除，就应当攻取、削弱它的势头，使它逐渐衰弱。又如湿热导致痢疾，有的不是用药力轻缓的药剂所能治疗的，就可以用攻下法或劫夺法，使病势平息。凡是这一类情况，都是攻夺病势的治法。金郁，应当使它疏泄。所谓疏泄，就是通过渗泄来利小便。也就是疏通它的气机。例如肺金是肾水的上游源头，金气受到火气熔炼，它的肃降之令不能施行，源头郁滞，水液渗泄的通道也就闭塞了。应当整肃金气的运行，使其得到滋润，以利于水液通行。又如肺气壅满，胸部胀满，只能仰靠着呼吸，不是使用能够利肺气的药剂，就不足以使它疏通。凡是这一类情况，都是使它疏泄的治法。王氏说，所谓疏泄，就是渗泄、解表、利小便。这是针对金郁而采用疏泄的方法。渗泄、利小便，固然是疏泄金郁。至于“解表”这两个字，

译我却不能明白它的意思。难道是因为人体的皮毛属于肺，皮毛受邪而成为金郁，所以解表就是疏泄金郁吗？我私下认为，如果这样说，那么凡是筋的病就都是木郁吗？肌肉的病就都是土郁吗？这两个字在道理上是不恰当的。现在删去它们。而且把“解表”插入“渗泄、利小便”之中，就成了渗泄、利小便两种治法。如果把渗泄理解为滋养肺气、生成水液，把利小便理解为直接治疗膀胱，那么就是直接治疗膀胱，既然责任不在肺，为什么还说是金郁呢？这也是说不通的。所以我把它改为：通过渗泄来利小便。水郁，应当加以折制。所谓折制，就是制约和控制。就是攻伐它，使它受挫。逐渐削弱它的势头。例如肿胀一类的病，水气泛滥，水液渗泄的通道因而闭塞。水气所不能胜过的，是土气。现在土气衰弱，不能制约水气。所以反而受到它的欺侮。治疗应当充实脾土。帮助脾土发挥运化功能。使它能够制约水邪，使水邪不敢侵犯。这样水液疏泄的通道就会畅通，病也就痊愈了。有时病势已经很盛。不是上述方法能够立即制伏的。就使用能够泄去水邪的药物来攻伐它，使其势力受到挫折。有时还要消除郁积的病邪，打开汗孔，使膀胱等水液排泄之府清利。这三种治法都要完备地施行。交替使用这些方法，使病势逐渐平复。王氏所说的抑制它，就是制止水邪冲逆。正是要挫折它泛滥的势头。充实土气，是防守。泄去水邪，是进攻。兼用这三种治法。就是既采取全面的策略，又采取简要的策略来决定胜负。这是防守。这是进攻。这是全面和简要兼施。虽然都是治疗水邪的方法。但是如果不审察患者正气的虚实。病程的长短。病邪的浅深。把这些情况混杂在一起而妄自施治。那么不倾覆失败的人就很少了。况且五郁之病。本来就有相应的方法可以治疗。但是邪气长期滞留体内。正气必然会受到损伤。现在邪气虽然已经去除。正气哪里能够立刻恢复平和呢？如果不调和正气。使各脏腑都安守其位。在治疗郁病之后恢复正常。那么仍然不足以完全发挥治法的妙处。所以又说。还要调和它的气。如果调和了它。但它的气势仍然可能过盛而没有平服。那么就应当增强它所不能胜过的那一行，以制约它。例如木气过盛，就应当增强金气。金气能够制约木气。这样木气就会平服了。所谓所不胜，就是它所畏惧的力量。所以说。对于过盛的力量，要用它所畏惧的力量来挫折它。能够制约某一事物的力量。正是该事物所希望的。受某一事物制约的力量。正是该事物所不希望的。顺应它所希望的，它就会感到舒畅。违背它所希望的，它就会感到厌恶。现在用它所厌恶的力量来违逆它。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泻法。王氏把用咸味泻肾。用酸味泻肝这一类说法。还没有完全阐明其中的宗旨。虽然如此。从“调和它的气”以下。大概就是经典的根本宗旨。所以我推究其中的意义，得出这样的解释。如果扩充它，以供临证应变之用。那也不一定完全如此。《二阳病论》。经典说：二阳经的病，发病会影响心和脾。有的会出现不能进行房事的情况。女子则月经不来。解释这段经文的人。认为男子是脾受到病邪影响。因而饮食精微不能得到运化。所以精液减少。女子则是心受到病邪影响。因而血液不能流通。所以月经不来。把心、脾分开来说，认为男女各自受到不同脏腑的影响，并以此立论。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二阳就是阳明经。也就是胃经和大肠经的脉。肠胃有病。心和脾就会受到影响。所谓“发心脾”。就是说病邪会牵连到心和脾。虽然如此。脾和胃相互配合。胃有病而牵连到脾。按道理本来是合理的。大肠和心。本来并不是相互配合的关系。现在大肠的病却牵连到心。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胃是接受和容纳饮食的腑。大肠是传送和转化食物糟粕的腑。食物进入胃中。其中的浊气归于心。饮液进入胃中。再把精微物质输送给脾。这是因为胃能够受纳。大肠能够传化罢了。肠胃既然有病。就不能接受饮食。也不能运化。心和脾还凭借什么来获得滋养呢？心和脾既然没有可以凭借的滋养来源。就无法进行运化。也就不能生成精和血了。所以肠胃有病。心和脾就会受到影响。于是男子精液减少。女子月经不来。这里的心、脾应当合起来说。不应当把男女分开解释。至于不能进行房事和月经不来。才可以分别说明。至于像那位解释者所说的。那么男子的精液。就只是依赖脾的运化。而不依赖心的作用。女子的血。而只是依赖于心。而不依赖于脾。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大概男女的精和血。都是由于五脏六腑相互滋养，然后才形成的。怎么能说男子的精只依赖于脾。女子的血只依赖于心呢？经典原文说，男女都有心脾方面的病。只不过男子。表现为房事功能不利。女子。则表现为月经不来罢了。《煎厥论》。《内经》说。阳气。如果烦心劳累，就会张盛亢奋。精气就会耗竭。并且积聚郁结。在夏季就会使人发生煎厥。眼睛失明，不能看见东西。耳朵闭塞，不能听见声音。气势汹涌，就像都城崩坏一样。似乎无法止息。王氏注释说。“张筋脉”，就是筋脉张胀的意思。“精绝”。就是精气耗竭断绝。既然损伤了肾气。又损伤了膀胱。所以到了夏季。就会使人发生煎厥。这就是房事过度造成的病患。既然眼睛失明，不能视物。又耳朵闭塞，不能听声。那么人的意志。心神。筋骨。肠胃。都会动荡不安，仿佛要崩坏一样。因而感到烦闷。而且无法止息。我私下体会这段经文的宗旨，实在十分明白。似乎并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地方。为什么注释却偏离原意到这样的程度呢？请允许我重新解释这段经文。所谓阳气。就是人体中使阴阳保持调和的气。所谓烦劳。凡是活动过度，都属于烦劳。所谓张。就是主持、主导的意思。是说阳气亢盛到了极点。所谓精。就是阴气。所谓“辟积”。就像层层积聚一样。是说气机郁结不畅。衣服的褶皱称为“襞积”。也是取层层积聚的意思。积聚的水液奔涌散乱。所谓“溃都”。就像堤防一样。（原文缺字。） 水流动而不能停止。充满人体的。只是同一种气罢了。本来没有不同的类别。只是根据它所发挥的作用和所患的病来说。于是才有了不同的名称罢了。所以，平和时就称为正气。亢盛时就称为邪气。阳气，是因为它和调而能够滋养人体，所以这样命名。等到它活动过度而张盛。也就是阳气亢盛到了极点而化成了火罢了。阳气旺盛，阴气就会衰弱。所以精气耗竭。阴水不能制约阳火。所以阳气更加亢盛。火邪郁积得非常严重。又正当夏季火气旺盛的时候。所以使人烦热到了极点。好像受到火煎迫一样。而气向上逆行。火气炽盛，气机上逆。所以眼睛失明，耳朵闭塞。因而什么作用也不能发挥。这是阳气亢盛到了极点，渐近衰绝。所以精气败坏，精神离散。不能再恢复生机。就像堤防崩坏一样。其中储积的水就奔涌散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了。病到了这种地步。就是败坏到了极点。王氏竟然因为不懂“都”字的意义。于是略去了这个字。而把它解释成“好像崩坏”。这样做难道可以吗？又把这种病完全说成房事过度所致，把“张”解释为筋脉胀满。把（原文缺字）解释为烦闷。这些解释都不对。《八味丸用泽泻论》。张仲景的八味丸使用泽泻。寇宗在《本草衍义》中说。不过是用泽泻引导桂枝、附子等药归入肾经。没有别的意义。王海藏赞同这种说法。我认为八味丸以地黄为君药。其余药物作为辅助。并不只是补血的方剂。大概还兼有补气的作用。气。是血的母体。正如东垣所说。阳气旺盛。就能够生成阴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果真只是为了补肾。并使药力归入肾经。那么地黄。山茱萸。

译白茯苓。牡丹皮。这些都是归入肾经的药物。本来就不需要借助泽泻的引导。然后才能到达肾经。其中的附子、官桂。虽然不是足少阴经本经的药物。但是附子是右肾命门的药物。何况它在浮、中、沉三部都能到达。又是能够通行各经、作为引药使用的药物。官桂能够补益下焦相火的不足。这也是右肾命门的药物。易老也说，补肾要用肉桂。既然如此。桂枝、附子也不需要借助泽泻的引导。然后才能到达肾经。只有干山药。虽然单独归入手太阴经。但它的功效也能强健阴气。况且手太阴经是足少阴经在上部的根源。根源既然得到滋养。它的流动和输布难道会没有益处吗？至于用地黄作为君药。是为了大力补益血虚不足。同时也有补肾的作用。用其他药物作为辅助。是取山药强健阴气、补益元气的功效。是取山茱萸强健阴气、补益精气的功效。并且壮旺元气。是取白茯苓补助阳气、滋长阴气的功效。并且补益元气。是取牡丹皮泻除阴火的功效。并且治疗神志不足。是取泽泻滋养五脏的功效。补益气力。振起阴气。并且补益虚损。以及五劳。是取桂枝、附子补益下焦火气的功效。由此看来。那么我所说的兼能补气。并不是主观臆测。况且泽泻。虽然说咸味能够泻肾。但它泻的是肾邪。并不是泻肾的本体。所以五苓散使用泽泻。难道不正是为了泻除肾邪吗？白茯苓也能攻伐肾邪。这正是用来补益正气的。这样看来，八味丸使用泽泻。没有别的原因。大概就是取它泻除肾邪。滋养五脏。补益气力。振起阴气。补益虚损。以及五劳。的功效罢了。寇氏为什么反而怀疑泽泻是泻肾的药。而提出它只是引导桂枝、附子等药的说法呢？况且泽泻本来确实能够泻肾。但它处在众多补药之中。即使想要泻肾。但它的力量也无法施展了。所以当归与参类药物同用。就能够补血。与大黄、牵牛同用。就能够破血。与桂枝、附子、吴茱萸同用。药性就偏热。与大黄、芒硝同用。药性就偏寒。这并不是药物没有固定的性质。而是受到药物群体配合之势的影响。因而不得不表现出这样的作用。虽然如此。也有人说。八味丸以附子作为通入少阴经的向导。至于补益的作用，自然是以地黄为主。大概是取山药健脾并向下运行的性质。来推动地黄所造成的滞碍。这样才能使药力达到较深较远的部位。我私下认为是这样的。那么地黄造成的滞碍。没有附子就不能达到下焦。然而钱仲阳的六味地黄丸。难道有附子吗？八味丸。大概是为兼有阴火不足的人而设。六味地黄丸。则只是阴虚的人使用它。《小便原委论》。有人问我说。《灵枢经》说。水谷。经常一起停留在胃中。形成食物糟粕。一起下降到大肠。这就形成了下焦。水液渗行而一起向下。再分泌出清浊不同的汁液。沿着下焦。渗入膀胱中。王冰说。水液从回肠分泌出清浊不同的汁液。渗入膀胱的胞中。通过气化而成为尿液。再排泄出去。杨介说。水谷在小肠中由阑门承接。以此来分别清浊。其中的水液。就渗灌进入膀胱的上口。而成为小便。详细考察以上三种说法。那么小便就是由分泌出来的水液。渗入膀胱后排出的。《素问》则说。饮液进入胃中。精气在体内流通散布。向上输送到脾。脾气把精微物质散布开来。向上归聚到肺。由肺通调水液运行的通道。再向下输送到膀胱。那么小便又好像是由水饮中的精微之气形成的。这些精微之气向上升到脾和肺。经过运化以后才形成小便。这两种说法彼此不同。将要以什么作为依据呢？我说。依据其中的道理罢了。况且小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不过就是水罢了。水向下流。这是它本来的性质。所以饮液进入胃中。它的精气虽然不能向上升。但饮液本身。本来就不能向上升。这是它的形体属性。既然不能向上升。那么怎么能说小便。只是由气化形成的呢？正因为它不能向上升。就必然要依靠能够向上升的力量。来作为它的先导。所以《素问》又说。膀胱。是藏纳津液的腑。经过气化，津液才能排出。况且水。是气的子。气。是水的母。气运行，水也运行。气滞留，水也滞留。也有人说。小便完全是由水液分泌分别出来的。并不是通过运化形成的。这是因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虽然如此。膀胱。本来就称为藏纳津液的腑。至于承受和盛纳津液。又有一个胞。处在膀胱之中。所以《素问》说。胞中的热传移到膀胱。《灵枢经》说。膀胱中的胞薄而柔润。《类纂》说。膀胱。是胞的居室。况且胞处在膀胱之中。有上口而没有下口。津液既然充盛在胞中。不能自行排出。必定要依靠气化。然后才能逐渐浸润到胞外。积聚在胞下的空处。于是成为尿液，从前阴排出。《素问》所说的“膀胱藏纳津液”。大概是举膀胱来概括胞。如果说胞下没有空处。那么人在小便急迫时到了厕所。怎么能够立即排出呢？正因为胞下的空处积满了尿液。不能再容纳。所以感到急迫。急迫时一到厕所就能排出来了。有人说胞有下口。而没有上口。有人说胞上下都有口。有人说胞有小孔，是尿液下注排泄的通道。这不也是妄加推测吗？《内伤余议》。应当考察东垣李氏所著的《内外伤辨》。其中说。外感风寒、邪气停留而有余的病。应当用泻法。不应当用补法。内伤饮食、劳役而导致不足的病。应当用补法。不应当用泻法。自从这个论断提出以后。天下后世的人。才知道内伤和外伤有所区别。而张仲景的治法。就不能一概照搬使用了。这是它带来的恩惠。难道不是很大吗？虽然如此。平心考察他的言论。仍然有一些地方值得怀疑。我不敢阿谀奉承。冒昧地逐条加以说明。例如他说。因饮食、劳倦损伤而出现内热的人。是阴火乘犯了坤土所在的位置。所以内热蔓延到了胸中。又说。《内经》中有这样的话。劳损的，要用温法治疗。虚损的，也要用温法治疗。只宜用温性药物来补益元气。同时泻除火邪。《内经》说。温法能够消除大热。所以治疗这种病必须使用温性药物才行。又说。饮。是无形的气。如果它受到损伤，就应当发汗。并使小便通利。使上下分开消解其中的湿邪。（此处所说的“饮”指酒）食。有形体的东西。损伤它，就应当减少谷食。其次没有比消食导滞更好的办法。像这样说，都不能使人没有疑问。

译谨慎地考察《素问·调经论篇》说：黄帝问道：阴虚会产生内热。这是为什么？岐伯回答说：因为有所劳累。形体和正气都衰弱减少。谷食之气不足。上焦的气机运行不畅。下脘部不通。胃气发热。热气熏蒸胸中。所以产生内热。唉！这大概就是内伤学说的根源吧。请允许我在下面解释其中的含义。人体的阴阳，有从表里来说明的。有从上下的分别来说明的。有从气血来说明的。有从身体的前后部位来说明的。有从脏腑来说明的，也有从升降、呼吸之气来说明的。此外，像动与静，说话与沉默，起居之类的情况还有很多。不必全部列举。这里所谓“阴虚”的阴，所指的含义与前面所说的几种阴都不同。这是由于劳作过度。这样一来，阳和之气 都会亢盛到极点而转化为火。何况水谷的滋味又摄入得少。所以阳气更加旺盛，而阴气更加衰弱。这就是“阴虚”的阴。大概是指身体中的阴气，以及水谷的滋味。有的把阴解释为下焦的阴分，有的把阴解释为肾水真阴，这些说法都不对。凡是有所劳作服役的人，活动过度就属于火。形体和正气衰弱减少，是因为过盛的火会消耗正气。谷食之气不足，是因为劳累损伤了元气。于是食量减少，气也衰弱了。上焦运行不畅，是清阳之气不能上升。下脘不通，是浊阴之气不能下降。胃接受水谷，所以清阳之气上升，浊阴之气下降，从而使水谷得以传送、化生和排出，滋养和荣润全身。如今胃不能容纳食物。谷食之气也衰弱减少。于是清阳之气不能上升。浊阴之气也不能下降了。所以说：上焦运行不畅，下脘部不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能运行、完全不能通畅。只是与平常没有疾病的时候相比，就称作运行不畅、通行不利罢了。上面运行不畅，下面通行不利，就会形成郁滞。郁滞之后，原本不太旺盛的火也都会变成壮火。而胃处在上焦和下脘两者之间。所以胃气发热。发热就会向上炎烧。所以热气熏蒸胸中，从而形成内热。李东垣所说的劳役形体，以及所谓饮食失去节制，而导致发热的情况，这正好与《调经论篇》的宗旨相合。本来应当引用这一段经文，作为辨别内伤和外伤，并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可是他反而不引用这段经文，却说阴火侵犯了脾土所在的部位，所以产生内热，并波及胸中。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阴火”这两个字，《素问》《灵枢》和《难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李东垣却一再这样说。《素问》只说有七节之膀。其中有“小心”两句。刘守真据此推论命门属火而不属水，并引用《仙经》所说心为君火，肾为相火的说法，作为这一观点的依据。然而他也没有把它称为阴火。那么，称作“阴火”的说法，难道是从李东垣开始的吗？我私下认为，内热的发生 并不都是阴火造成的。只是气机有所郁滞，就会形成热罢了。虽然说心属于君火，君火并不主持号令。然而《素问》所叙述的各种疾病中，属于热证的非常多。这些都是君火所致的病。难道君火就不能致病，而只想把它们全都归于阴火吗？《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劳累的，应当用温法调养。虚损的，应当用补益法调治。劳累，是因为活动过度，因而精神不得安宁。所以要用温法调治。所谓温法，就是调养。采用温养的方法，是为了调节饮食，使起居适宜。使心神清静，排除忧虑。从容安静地等待真气恢复正常。《礼记》所说的“用柔和的脸色来使他温和”。这个“温”字，正与这里所说的意思相同。有时也可以用药物来扶助它。这同样属于调养。如今李东垣却把“温”解释成温凉之“温”。认为应当用温性药物来补益元气，同时泻除火邪。又把“损者益之”改成，“对于虚损的，就用温法调治”。又说温法能够消除大热，说这是《内经》所说的。可是我遍查《内经》，并没有这句话。这也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然而，温性药物能够补益元气，并泻除火邪，也只有药性温和而味甘的才可以这样。因为温性能补益气，甘味能帮助脾，并缓和火势。所以元气得以恢复，火邪也就熄灭了。适宜使用温性药物，把它作为治疗内伤虚弱的方法，这样是可以的。但如果把它作为“劳者温之”的注释，就不可以了。《阴阳应象论》说：所谓形体不足，是用气来温养它。其中“温”字也是滋养的意思。并不是指使用温性药物。形体不足，就是阳气虚弱而不能充实。这里所说的气，是药物的气性。药物有气性浓厚的，有气性浅薄的，有味道浓厚的，有味道浅薄的。味道浓厚的药物属阴，能够滋养精气。气性浓厚的属阳，能够滋养形体。如今如果用气性浓厚的药物，难道不是既能滋养阳气，也能兼顾形体吗？所以说：形体不足的人，要用气来温养。即使使用药物来温养，也未尝不同时调节饮食，使起居适宜，并且使心神清静、排除忧虑。“温”字固然有这两层意思，但终究不能把它看作温凉之“温”。如果只是用补法，或用药物消除它，抑制它，提升它，疏散它等说法，把这些相互类比来观察。那么其中的道理自然就显明了。金、木、水、火、土，运行于天地之间。在运行时，没有可以观察到的形体和质地。它们附着于大地，就有了形体和质地。金、木、土、水，是有形体、有质地的东西。火，是有形体而质地不实在的东西。酒的性质虽然体现在发热，但仍与水相同。如今李东垣却说，饮是没有形体的气。这也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既然还要等到通过发汗、利小便来把它排除，怎么能说它是无形的气呢？况且劳倦所造成的损伤，和饮食所造成的损伤，这两种情况，虽然都属于内伤，却不能混同为一回事。《难经》所说的饮食劳倦，会损伤脾，大概是因为脾主宰饮食，四肢也归属于脾。所以饮食失去节制，劳作使四肢过度疲倦，都能够损伤脾罢了。并不是说这两者属于同一类，因而没有区别。劳倦所造成的损伤，饮食所造成的损伤，虽然与风、寒、暑、湿等有余之病不同，然而饮食所造成的损伤，又与劳倦所造成的损伤不同。劳倦所造成的损伤确实属于不足。饮食所造成的损伤，则尤其应当在不足之中，分别辨明其中有余和不足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饥饿而不饮食，与饮食过量，虽然都是饮食失去节制，但必须明确区分这两种情况，这样才算穷尽其中的道理。所谓节制，是什么呢？就是在不过少、不过多之间遵循一定的原则。饥饿而不饮食的人，胃气空虚，这是不足。当然也是饮食失去节制。饮食增加到平常的两倍，因而停滞不化的人，胃气受到损伤，这是在不足之中兼有有余。同样也是饮食失去节制。如果从受到损伤的方面来说，就是不足；如果从停滞不化的方面来说，就是有余了。正因为它有不足，所以要加以补益。正因为有余，所以要用消食导滞的方法。也有食物停滞而损伤气的情况。必须同时进行补益和消食导滞。也有食物只是暂时停滞，而气并没有受到严重损伤的情况。适宜单独使用消食导滞的方法。不需要补益。也有食物已经停滞，不能再自行消化的情况。不需要消食导滞，只应当补益。或者也有不需要补益的情况。如洁古的枳术丸，东垣的橘皮枳术丸，木香枳术丸之类。

译这些方剂虽然说是消食导滞，其中本来就包含着补益的意思。其他如木香分气丸，导气枳实丸，大枳壳丸之类。虽然没有补益作用，然而用于食物暂时停滞，气没有受到严重损伤的情况，难道不可以吗？只是不能把它们看作通用的药物罢了。况且所停滞的食物，并不是枳术丸的力量所能排除的，又怎么可以拘泥于消食导滞，而不知道根据情况变化呢？所以还要使用备急丸，煮黄丸，感应丸，瓜蒂散等具有推逐作用的方剂。洁古和东垣也从来没有把这些方剂弃置不用，而是完全不使用。所以善于领兵作战的人，进攻也恰当，防守也恰当。不善于用兵的人，该进攻时却采取防守，该防守时却采取进攻。他失败，并不是兵器的过错，只是用兵之人的过错罢了。观察这些道理，就能明白消食导滞、补益和推逐的道理了。至于劳倦所造成的损伤，就纯粹应当采用补益的方法。本来就不必讨论了。虽然李东垣再三郑重地告诫，可是世人仍然常常使用苦寒的药剂，希望消除劳倦损伤所造成的热，等到病情不但没有痊愈，反而更加严重，从严重发展到危急，他们只说病势已经到了极点，是药力不能胜任罢了。医生，病人，以及主持此病论述的人，全都把它交给天命。都糊里糊涂，不能觉察这是错误治疗造成的过失。唉！仁爱的人和君子们，难道能不为此痛心吗？李东垣是古代先贤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我哪里敢轻率地议论他。只是遗憾他的完美之中略有瑕疵，有时会给后人留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祸患。所以不得不越过常规加以辨正。真正了解我的人，请明察我的用意。论外伤与内伤所受经文的异同 有位客人或许质问我说：《素问·阴阳应象论》说：来自上天的邪气，感受之后就会损害人的五脏。水谷的寒热，感受之后就会损害人的六腑。《素问·太阴阳明论》说：遭受贼风和虚邪的，由阳分承受它。饮食没有节制，起居没有规律的，由阴分承受它。阳分承受邪气，邪气就进入六腑。阴分承受邪气，邪气就进入五脏。这两种说法正好相反。希望听听其中的解释。我回答他说：这属于看似相反，实际上并不相反的情况。凡是感受上天的邪气，遭受贼风，以及虚邪，这是外伤、有余之病。凡是感受水谷的寒热，饮食没有节制，这是内伤、不足之病。这两种损伤，脏腑都曾经承受过。只是随着邪气所循行的途径，以及发病的部位，而形成不同的病罢了。不能因为这两种说法不同，就产生疑问。因为它们可以并行存在，并不相互矛盾。读者应当把这些内容合起来观察。这样其中的主旨才算完全明白。如果说不是这样，请用各处经文所论述的内容来加以证明。《素问·金匮真言论》说：风邪侵袭五脏，邪气就会发病。《素问·八正神明论》说：所谓八正时令所带来的虚邪，是因为人体正气虚弱，又遇到天气的虚弱失常，人体与天气的两种虚弱相互感应，邪气就会深入骨髓，进入体内就会损伤五脏。《灵枢经》说：五脏受到风邪侵袭。又说：东方的风伤害人，邪气在内停留于肝。南方的风伤害人，邪气在内停留于心。西南方的风伤害人，邪气在内停留于脾。西方的风伤害人，邪气在内停留于肺。北方的风伤害人，邪气在内停留于肾。观察这些内容，那么来自上天的邪气，本来就会损伤五脏了。《灵枢》又说：邪气侵入人体，并没有固定的规律。邪气侵入阴分，就会流入六腑。又说：虚邪侵入人体，开始是从皮肤进入。它的传变，从络脉传入经脉，再传入输脉和伏冲之脉，最后到达肠胃。又说东北方的风伤害人，邪气在内停留于大肠。西北方的风伤害人，邪气在内停留于小肠。东南方的风伤害人，邪气在内停留于胃。观察这些内容，那么来自上天的邪气，难道不会损伤六腑吗？《素问》说：饮食增加到平常的两倍，肠胃就会受到损伤。观察这些内容，那么水谷的寒热，本来就会损伤六腑了。《灵枢》又说：形体受寒而又饮用寒凉之物，就会损伤肺。《难经》说：饮食和劳倦会损伤脾。观察这些内容，那么水谷的寒热，难道不会损伤五脏吗？至于大地的湿气，也未必只损害皮肉、筋脉，而不能损害脏腑。邪气和水谷，也未必只损害脏腑，而不能损害皮肉、筋脉。只是因为邪气没有形体，脏腑主管收藏精气，所以按照同类相应的原则，邪气多损伤脏腑。水谷是有形之物，腑主管传送和转化食物，所以根据它们各自所属的性质，所以多半损伤六腑。湿气具有浸润的作用。它的性质缓慢。它侵入人体也是逐渐进行的。开始时从足部侵入。所以由下向上，由浅入深，而且多半损伤皮肉、筋脉罢了。谁能说湿气完全不会影响脏腑呢？至于“起居不时”这句话，大概是说劳作所造成的损伤之病，与上文所说的，内外伤的异同，并不相关，所以不在这里论及。